时间：2023-05-30 10:45: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杨震字伯起，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雁泽，又号西峰居士，福建侯官人。他的好朋友黄汝亨在《两君咏》之《曹民部能始学佺》中写到："彼美南方人，飘飘凌云端。密坐有余盻，缟带结所欢。玄心映冰玉，清姿出衣冠。尘轨纷错轸，高步疏遐观。文言贲千载，智效匪一官。美服集多指，将无惧金丸。渊停有安流，洪涛任漫漫。"1葛一龙《葛震甫诗集o佛客斋集》之《十怀诗》其一《曹能始先生》称赞曹学佺："仙隐以南暑，宪出亦西淸。性灵发正始，山水胶平生。"2这是对曹学佺的真实写照。他醉心山水，资助贫士，提携布衣诗人，朋友遍布天下；他谈诗论艺，卓然独立，振兴闽中诗风，使闽诗发扬光大；他博闻广见，著述颇丰，且致力于藏书事业，提出了儒、释、道三藏鼎立的言论；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且与国家同存亡，最终殉节而死，实现了"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的遗愿。本文着重探讨曹学佺的诗歌理论。
作为闽中诗坛的领军人物，曹学佺的诗歌理论，带动了闽中诗坛的繁盛。他提出："夫古今之评文，大抵评己文耳。"的确，曹学佺为很多诗人所作的序言，体现出他的诗歌理论。
朱大复云："能始天才典赡，研讨精深，轩轾三唐，吐纳汉晋。貌境必似，造语斯真。气峭以洁，而操调极平；意锻以炼，而摛辞若朴。兴会所至，神情独往。"曹学佺如此独特的诗歌魅力，来源于其独特的诗歌理论。曹学佺在《苍霞集序》中明确指出明诗弊端，序云："我明崇重文教，二百余年间，作者彬彬称盛矣。要而论之，何以不古若也？其弊有四：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汉人上封事，必借秦为喻，所从来矣。今谓非左史、两汉不可用，至唐宋胜国，不一寓目焉，一也。且叙事与议论，歧而为两，不能反复交互，二也。好以古人之事传（注:原文为"传"，刊刻错误。实应为"傅"。）会今人，使读之难辩，三也。非溢美之言，则多隐讥之语，为谀为诋，四也。前乎二者之弊，北地、毗陵不能免也。后乎二者之弊，济南、弇州不能免也。而况其凡者乎？"3曹学佺在认识到明诗弊端的同时，也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理论。
第
一、曹学佺"神气"说。曹学佺在很多场合谈到诗歌中禅理的运用，认为诗歌和禅理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犹如水和盐的关系，禅理就是盐，恰当的运用可以改变水的平淡，进而有韵味。如何恰当运用呢？那就是用神气贯穿其中，弱化盐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曹学佺在《丘文举诗序》中有详细的阐释："唐诗王摩诘禅理自深，孟浩然有莲花不然之句，稍露其绪耳。今人不通禅理而学王孟，多失之浅弱，是未得其味也。夫神气不存，则其容色立槁矣。刘须溪评’寥寥有趣，是于壁上淡影而仿佛见之’，严沧浪、高廷礼之所取皆此味。二公皆闽人。闽之祖王孟者，十室而九也。海内言诗有闽派不失正调，但有弱而不振之弊，非诗之罪也，亦非其地与人有限之也，苦其解禅理耳。"3袁中道在《珂雪斋近集》卷九《寄曹大参尊生》称赞曹学佺："先生诗清灵俊逸，实中心佩服。"曹学佺"神气"主要是指禅理，禅理在则神气存。曹学佺认为，孟浩然向王维一样深谙禅理，所以孟浩然的诗句有"莲花不然之句"5。现在学习王孟诗歌的人，大多数不通禅理，因而多浅弱的毛病。曹学佺认同刘辰翁和严羽的观点，即"于壁上淡影而仿佛见之"，这才是禅理，才会有神气。
曹学佺在《谢耳伯文集初序》中通过谈玄的得失，再次深化了"神气说"。序云："耳伯明人，而远溯西汉太玄之脉以为文，不亦好奇乎哉？世有尚玄者，未有不好奇者；有好奇者，未有不奇耳伯之者也。然太玄有意以拟易而易理隐，耳伯未尝有意以拟玄而玄理彰，何者？文不可以有意为，而易尤不可以有心拟也。有心以拟易而去之者远，无心以拟玄而去之者近，岂非贤圣之辨哉。"6诗歌中有玄理，是否伤害诗歌的意蕴，关键在于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谈玄则失其真，无意涉及则玄理彰，谈禅理也要自然而然，这里的诗歌主张又体现了"自然"说。
第
二、曹学佺"自然"说。中国古典诗歌贵在言志言情，如《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如果诗歌没有了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就没有灵魂，怎么能不僵硬。明朝诗风多变，《明诗综》云："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征嫌尚沿元羽。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毗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闽粤风气始终不变，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粤自五先生后，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维敬、己用孺辈，犹是五先生之调也。"7。明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造成一定的弊端。公安三袁以"独抒性灵"说对其进行纠弊。曹学佺和公安三袁有很深的交往，也互相欣赏彼此的诗歌主张。"性灵"说和"自然"说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强调诗歌要抒发真情实感。曹学佺在《折酲草序》中，详细地阐释了"自然"说。序云："夫诗以自然为宗。自然者，气之所为也。气在人，未有始以前至足矣，行之于八极之表而人不知者，风也。惟夫气有淳漓，故风有高下也焉。风之敝，至令人中心惨怛，生病造热，讵不危哉？达生之士愤风气之日趋于浮薄，往往托之于酒，以补其所不足，故曰’五斗合自然’，又曰’醉者，坠车而不伤，其神全也。’不闻大风乎？清清冷冷，愈病折酲。夫彼故终日醉而未尝醉也，苐有所托，以陶养其气耳。唯浩然之气无害，乃得为大王之风也……"8"诗宗国风，尚矣。国风者，好色而不者也。好色何取？曰’风者，涣而无迹之物也，必待色而乃著，色斯情，情斯风矣。’与何别？曰：’虚实之谓也。虚者，可以风，可风谓之好色矣，而不兴焉。然则国风可得而言乎？曰：二南尚矣。夫士之慕女，亦女之悦与士也。是故有寤寐之求者，而必有卷耳之思也；有怀春之诱者，而必有摽梅之墍也。此之谓至情，匪情则伪物矣。"9诗贵自然。合乎自然者，无疑可以得到天地之精华，诗歌便有了灵气。
在曹学佺眼中，"自然"又是和"神气"相通的。诗歌之所以自然，是因为神气所在；诗歌之所以神气，是因为自然而发。总之，诗歌不能模仿，而要发自肺腑言志言情。这样，诗歌才能有灵魂，有个性。
第
描述甲骨卜辞、铭文隐含叙事歌形态，从《易经》爻辞保存的古歌和《诗经》《楚辞》及其逸诗提供的叙事诗中分析其基本状况及叙事形态多样化特点。基于叙事文学渊源的探讨，本文对先秦叙事诗基本情况及相关研究进行考察。
一
根据人类文化学与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人类早期维系生存的狩猎和巫术融为一体，是重大的社会活动①。保存在《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中的《弹歌》被认为是原始猎歌②，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叙事诗歌。《弹歌》是两字歌，全是无主动宾词组，歌中“做…什么”表达的十分明确，突出了对动作性质的关注和区分，以及对目的性的强调。这种表达方式也见于《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中的《候人歌》。《候人歌》虽仅有两实字，但表达语义完整，反映出对动作及其性质关注和区别的思维方式。在《弹歌》里“做”和“什么”捆绑在一起，动宾词组构成最小的叙事单位，其序列构成开端一继续一实施一结果接续的表达方式，表现了关注实现方式和过程的民族叙事特点。
《弹歌》简洁表达方式，与我国早期书面语言记录材料、记录方式及其限制有关。如甲骨卜辞：
王占曰：有崇。八日庚戍，有各云自东，宦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③
甲骨文因刻写限制（包括铭鼎铸字）要求叙事简洁，但简洁的卜辞把时间、地点、原由、引发的现象、结果陈述的十分清楚。若把上述卜辞的个别连
词和副词去掉，顺序排列：
八日庚戍，
有云自东，自北出虹，
（龙）饮于河。
即为歌。这段卜辞含韵，“庚”“云”“东”“虹”“饮”分别为耕部、文部、东部、蒸部，为阳声合韵，谐声主要在句尾。占卜活动伴有巫术歌舞，甲骨卜辞有吸收叙事歌谣的可能，一些卜辞隐含诗歌形式，存在比《弹歌》复杂的叙事形态。甲骨卜辞多以设问方式陈述，叙事形式上属问答式。有的甲骨卜辞采用重复形式，如据李圃《甲骨文选注》三十四释文：
戊午卜，贞：
王其田，往来亡灾?戊辰卜，贞：
王其田，往来亡灾?壬午卜，贞：
王其田，往来亡灾?
有的以不同方位组合，据上书四：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丰风曰夷，北方曰勹风曰冽。
尚有众所周知的如王宇信《甲骨文精萃》释文：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相对稳定的语言组织形态，透露出当期的叙事歌存在问答式、方位式和重复组合式叙事特点。
商周时期国家礼祭活动和宗庙祭祀告示的铭文，是继甲骨文后的文字材料。西周早期武王大丰簋铭文中已出现韵语，西周后期虢季子白盘铭文中明确使用了音韵。后者采用了重复形式：
王曰伯父，孔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④
在形态上表明同样与叙事歌存在一定联系。
协韵是歌唱的自然现象和必然要求，歌唱为韵文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来源。西大的礼乐文化促使书面语言吸收歌唱的形式，促进了韵文的定型⑤。事伯硕父鼎铭的“万寿无疆”、吴王光鉴铭的“惟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句都不宜作散文看待，有吸收歌谣表述的可能。由前述铭文反推，殷商存在不分章的叙事诗歌，详细情况有待研究。周铭文的同期的叙事歌已见记录于《诗经》的《周颂》里。从《周颂》叙事歌如《昊天有成命》，及以《烈文》用语“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於乎!前王不忘”，与吴王光鉴铭“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孙勿忘”，及事伯硕父鼎铭“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用语的比较，表明铭文时期存在叙事诗歌现象。这类叙事诗歌内容多与历史相联系。
二
占卜是先民重大的社会活动，卜辞是观察早期叙事文学重要文献。《易经》出现的时代，晚周人已经不能确言，概成书于周初，其中又有后来的补订纂入书中。书中的一些故事，最晚当在文、武之世⑥。据高亨考，《易经》的卦辞、爻辞先秦人皆称之曰“繇”，又称为“颂”，《周礼?大卜》郑注：颂为繇也。颂与歌唱相关。《易经》中保留了上古歌谣，其中的短歌是《诗经》民歌的前驱⑦。《易经》古歌，黄玉顺《易经古歌考》辑出68首，笔者采用保守方法辑出42首，有些古歌是文学史著常引用的如：
屯，六二：吞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
媾。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羊无血。
贲，：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蔻婚媾。
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疲，或泣或歌。
有的爻辞明显地与歌曲有关，如：渐，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磐；九三，鸿渐于陆：，鸿渐于木；九五，鸿渐于陵。渐卦里的五篇均显示来自同一类诗歌⑧。
有的古歌类似《诗经》的篇章，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糜之。这与《诗经》里的《伐木》、《鹿鸣》相近。根据高亨《周易筮辞分类表》统计，《周易》卦辞爻辞450条，记事之辞98条，得以验证为前代故事的占21.6%；取象之辞191条，占42.4%；说事之辞142条，占31.5%。取象之辞与说事之辞仅两条重叠，及记事之辞与取象之辞和说事之辞有11条在统计比例上有重叠外，三项爻辞叙事因素占到95%，古歌主要集中在取象之辞。由此，《易经》中的古歌基本上属于叙事歌。
《易经》中吸收的古歌，从叙事方式看分别有：
1、完全采用序列方式，如前述屯，六二、归妹，上六、贲，、离，九四、中孚，六三。有的古歌序列性很强，如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2、隐含上古故事方式，如旅卦，旅即次；九三，旅焚其次；九四，旅于处；六五，射雉一矢之；上九，鸟焚其巢，都和殷王亥的故事有关。借故事来指示休咎，属于故事叙事。
3、采用象征方式，八卦象征天、地、火、水、风、雷、山、泽⑨。
4、取事物征象方式，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知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5、用寓言，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人。井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⑩。
6、采用直叙，如中孚六三、离九四，“直说人之行事指示休咎”，古歌多用直叙。
7、采用比喻，如大过九二、九五用“枯杨生梯”“枯杨生华”来比喻年老得福11。上述表明凡用韵的地方，筮辞内容往往是属于叙事，是一些具体生动的形象，采用类似民歌如排比，反复等的手法。凡不用韵的地方，是关于吉凶祸福的断语，使用大致相同的术语。在用韵方面有一爻是不谐韵的，全卦却是音韵和谐的现象，表明《易经》把一首诗歌在一卦中拆开使用。换言之，一卦的各爻辞和起来是一首古歌12。爻辞借用了周初甚至更早时期叙事古歌。
在《易经》古歌研究史上，顾颉刚提出采用古代故事说，高亨提出卦爻辞称繇之说，李镜池提出比与兴两种诗体，都认为卦、爻辞中有散体筮辞和韵文诗歌的两种文字体制13。高亨把《易经》“短歌”分为四类，提出由《易经》中的短歌到《诗经》民歌，显示出《周易》时代到《诗经》时代的诗歌演变。黄玉顺提出打破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界线，从音韵角度区别象辞与占辞，认为象辞为殷周歌谣，《易经》六十四卦无不征引古歌，三百八十四爻辞绝大部分都有古歌14。这些都是有创建性的观点。
《易经古歌考释》为考察《诗经》前的歌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如从未济卦里辑出的《狐狸之歌》。辑出类“颂”的祭礼歌曲，如《东邻》、《归妹》、《升》、《决》、《离》、《比》、《师》、《讼》，类“雅”的古歌，如《中孚》、《节》、《艮》、《鼎》、《革》、《井》、《萃》《损益》（益卦）、《解罕》、《蹇》、《明夷》、《晋》、《恒》、《颐》、《观》、《临》、《蛊》、《随》、《同人》、《履》、《即鹿》（屯卦）。
《易经》中的古歌，有二言句式，如《坤》：“履霜，坚冰。直方，含章”，有三言句式，如《需》：“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致寇至”，有四言句式，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知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三、四言句式在《易经》中较多。可以说《易经》古歌涵盖了《诗经》前多种诗歌形式。
句法上采用重复和叠音方式，如《渐》中“鸿渐于干”“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古歌中“谦谦，鸣谦，劳谦，谦”，“鸣豫，盱豫，由豫，冥豫”，“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干父之蛊，裕父之盅”，“咸临，威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的前或后的叠音，促使诗歌走向规整化。
存在叠句叠字现象，如“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笑言哑哑”、“长子帅帅”、“履道坦坦”、“束帛戋戋”、“憧憧往来”、“家人（he），妇子嘻嘻”、“震苏苏，视矍矍”，这些运用增强了歌唱性，促进了创作中字声音韵的自觉的使用。《小过》“飞鸟遗之音，翰音登于天”，表明对音乐叙事功能有了相当的认识。
《易经》中《艮》有“艮有辅，言有序”的说法。按“序”，《周礼?春官宗伯?职丧》：“序其事”，同书《乐师》：“掌其序事”，唐代贾公彦疏为“叙事”，刘知几《史通》提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的说法15。由此表明《易经》有明确的叙事观念。古歌涌现出多种叙事形态：
接续式叙事，如《蒙》：“发蒙，包蒙，困蒙，击蒙”。这一形式类乎《弹歌》，用跳跃的行动点接续叙事，实现了叙事的诗化。
线性叙事，如《解》：“田获三狐，得黄矢。负且乘，致寇至。解其拇，朋至斯。”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
场景式叙事，《屯》：“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求婚媾，吞其膏。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到羊无血。”场景式叙事，不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强调场景中多方面情况，视觉性强，运用视点移动的方式。
分述叙事，如乾：“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与通常叙事手法的“有的…有的…”相类，写出了态势，产生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陈述行动的去向和环境来叙事，如坤：“履霜，坚冰。直方，含章。括囊，黄裳”，写出了由南方到北方，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和紧束行装的负役人16。通过外部情势反映心理来叙事，《需》：“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需于酒食，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写出了期盼、担心、焦虑和惊讶的心情17。
有些古歌叙事要素比较完整，如《讼》：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
不克讼，复即命。带或赐之，终朝三褫之。
诗中人物，事件、情节具备。这一类型的诗尚有《同人》《习坎》《涣》《旅》。通观《易经》古歌，叙事因素占据了很大比重，诗歌中的叙事和抒情的分野尚不明显。
三
中国诗歌，至《诗经》成为四言诗的时代。学者就《尚书》和《周颂》的早期篇章考察，推断四言是上古书面语共用句式18，四言诗的形成与当时的官方文件用四言有关。其深层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歌唱的原因。《尚书?舜典》提及的八音中的石、革、金较为古老。《周颂?有瞽》的“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应田县鼓，磐圉”，宫廷演奏所悬大型乐器，除庄严肃穆的要求外，乐器操作缓慢。由此，歌曲字数不能过多，过多字数行经换气，实际还是短辞，表达上适于四言句式。《小雅?四月》“君子作歌”和《小雅?巷伯》的“寺人”的记述，表明音乐整理过程对四言句式的选择。四言句式的重叠建构源于民歌上下句对答式，由此构成方整结构，满足语义群的表达。
《诗经》的“赋”是重要的叙事手法，比、兴源于歌唱的修辞。有学者认为“比”含隐喻叙事19，“兴”利用相似性拉动叙事序列。“卫风”中的《氓》是典型的线性叙事。《诗经》叙事诗的分章叙事，构成从不同侧面叙事的类型，如《长发》。“大雅”“小雅”“国风”中有许多篇是叙事诗，已为学者指出了。
楚辞中有许多是叙事诗。《离骚》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湘君》和《湘夫人》是叙事的，隐含着故事性。《国殇》写了战斗过程，诗中采用第二人称“子魂魄兮为鬼雄”，拉近对象间的距离，增进了亲切感。《卜居》《渔父》是叙事的。《九辩》《招魂》《大招》也包含着叙事因素。楚辞所以感人是因其所具有的事情感人，而不在咏叹。
《诗经》、楚辞外的叙事诗，清杜文澜《古谣谚》涉及上古16种书目，辑先秦谣谚86首，叙事诗为18首20。逯钦立纂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涉及上古26种书目，辑先秦诗77首中叙事诗14首21。163首诗歌中叙事诗共32首。杜文澜《古谣谚》“凡例”对谣、谚、讴、吟、诵、噪、词（辞）、赋的概念作了考索界定，训谣为徒歌。《汉书?艺文志》训作“不歌而诵谓之赋”，是汉代人的看法。
杜文澜据《左传》僖公五年和《史记?晋世家》“赋作歌”，及《左传》隐公元年“公如而赋”“姜出而赋”，训赋为亦有歌义，赋诗、歌诗可以通用。讴有徒歌之训。吟本训歌，与讴谣之义相近。诵亦可训歌。噪有罐呼之训，呼亦歌之声，并与讴谣之义相近。故谣可借讴称之，又可借吟唱诵噪以称之。词有歌义。
楚国受到的中原文化影响，仅在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据《说苑?善说》所记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说明当时方言各异。因之，《说苑?善说》所记《越人歌》、《战国策?燕策》三所记《荆轲歌》、《古文苑》一所记《讽赋歌》、《孔丛子?记问》所记《楚聘歌》、《吴越春秋》所记《渔父歌》《河上歌》《穷劫歌》《乌鹊歌》《采葛妇歌》《别离相去辞》《河梁歌》，反映了《楚辞》之外楚越地区的诗歌情况。对此观之，楚歌句中助词多用“兮”“之”“乎”外，尚喜用叠词。叠词使用与《荀子?成相》有共同特点。如《河梁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穷劫歌》：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白氏族几灭。
研究者认为《成相》采用民歌形式22，保留了一定口语歌唱的形态，语言上大量运用了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作譬喻，形象化，通俗和说理性强。
早期叙事诗许多未被记录下来，《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记皋陶作歌颂大禹的《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尚书?大禹谟》舜时以舞征苗，舞干羽于两阶，七旬。《周礼?大司乐》记黄帝时乐舞《云门》，乐六变；尧时乐舞《咸池》。《尚书?益稷》和《山海经?大荒西经》及郭璞注《韶》的乐舞有九变，据《离骚》夏启时用于宫廷，据《周礼?大司乐》周朝仍用这个乐舞。《周礼?大司乐》记教国子的乐舞还有《大卷》《大磬》《大漫》《大武》。《大武》规模庞大乐舞六成，乐舞素材来源与叙事歌紧密相联23。这说明上古存在着大型史诗。
先秦叙事诗类型中线性叙事、多侧面叙事、场景叙事成为主要叙事类型，奠定了中国叙事诗的特色。中国叙事诗的叙事不以情节取胜，常常在叙事中抒情，形成跳进推进式的叙事形态。先秦叙事歌呈现经由狩猎歌、宗教祭祀歌、历史和民间故事歌及关注国家命运歌的演进轮廓。
注释：
①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43、1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2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17页、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释文据李圃《甲骨文选注》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④谭家健《先秦韵文初探》，《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⑤周锡《〈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4期。
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1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周锡《〈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认为写定时间为西周晚期。
⑦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第4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⑧⑩1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1、48、49页。⑨高亨《周易琐语》云此种象征起于何时，当时有何用途，亦莫能明也。《周易古经今注》第7页。12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第9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3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之故事》、《周易筮辞考》，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6、17页。
14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2至6页。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见另文。
15见杨义《中国叙事学》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从黄玉顺说，《易经古歌考释》第16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7从黄玉顺说，《易经古歌考释》第34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8葛晓音《四言诗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9见傅延修《先秦叙事研究》第127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0分别是《帝舜歌》、《皋陶赓歌》（《尚书》），《帝载歌》、《夏人歌》、《麦秀歌》（《尚书大传》），《孔子述河上人歌》、《夏桀群臣歌二则》（《韩诗内传》），《雒谣》（《诗纬》），《曳杖歌》、《成人歌》（《礼记?檀弓》下），《卜偃引童谣》（《左传》僖公五年），《宋城者讴》（《左传》宣公二年），《声伯梦歌》（《左传》成十七年），《鲁国人诵》（《左传》襄公四年），《南蒯乡人歌》（《左传》昭卜二年），《齐人歌》（《左传》哀公十三年），《五老游河歌》、《孔子述洞庭童谣》（《论语纬》），共十八首。
OFDMA测距中一种新的定时偏移估计算法倪浩 任光亮 常义林 (783)
无线Ad Hoc网络单信道并行传输的博弈解决策略李晓记 陈晨 仇洪冰 莫玮 (789)
LDPC码串行译码策略的收敛速度分析杨洋 陈超 白宝明 王新梅 (795)
IP/WDM网络中自适应区分权重的HTA动态业务流疏导算法徐展琦 丁秋菊 陈晓辉 丁喆 (801)
混合双基地雷达系统结构对方位估计性能的影响刘志国 廖桂生 王亚利 (808)
LTE系统中可配置FFT/IFFT的设计与实现刘德福 雷天民 马卓 李颖 王旸 (813)
一种超模糊熵ULPCNN图像自动分割新方法刘勍 许录平 马义德 苏哲 王勇 (817)
一种非局部扩散的图像修复模型郝岩 冯象初 许建楼 (825)
一种高效的非均匀转动目标成像方法王虹现 李亚超 全英汇 张守宏 (829)
一种基于L1稀疏正则化和非负矩阵分解的盲源信号分离新算法殷海青 刘红卫 (835)
新型低复杂度心理声学模型马鸿飞 夏雨 郭泽华 (842)
免疫非支配自适应粒子群多目标优化马晶晶 杨咚咚 焦李成 (846)
求解约束优化问题M-精英协同进化算法慕彩红 焦李成 刘逸 (852)
一种新的改进粒子滤波算法杨璐 李明 张鹏 (862)
一类广义混杂系统的随机稳定性及稳定化杨莹 李俊民 陈国培 (866)
分布式调试中基于事件模型的确定性重演策略李青山 李珺 叶宏 杜林 (872)
改进的NURBS-PO法分析电大平台附近天线方向图黄锴 贺之莉 梁昌洪 (879)
一种新型的微带三通带滤波器设计赖鑫 梁昌洪 李良 温海宾 (884)
一种提高稀布线阵优化布阵效率的方法张帅 龚书喜 路宝 龚琦 (888)
适用于裁剪NURBS曲面RCS预估的改进的物理光学法关莹 龚书喜 徐云学 张帅 姜文 (893)
集成Si基低噪声放大器的注入损伤研究柴常春 张冰 任兴荣 冷鹏 (898)
一种R-C-R组合式12位逐次逼近A/D转换器佟星元 陈杉 蔡乃琼 朱樟明 杨银堂 (904)
一种二阶曲率补偿的高精度带隙基准电压源来新泉 郝琦 袁冰 陈雷 叶强 (911)
模块密度谱分的网络社团发现方法付立东 高琳 (916)
低功耗无磁流量测量MCU的系统设计朱起淅 车德亮 沈绪榜 (921)
一种新的红外复杂背景自适应抑制算法汪大宝 刘上乾 张峰 (927)
特征选择对FHMM性能影响研究陈昌红 赵恒 梁继民 焦李成 (934)
小波域中的广义非局部平均去噪算法冯象初 刘涛 李亚峰 (941)
双瑞利衰落下AP中继车际通信系统误符号率分析李兆训 李峰 仵国锋 胡捍英 (947)
异构网络中多媒体业务的联合呼叫接纳控制王亚楠 夏海轮 冯春燕 (953)
水下航行体目标成像及处理研究王志杰 杨宝民 (960)
一种宽频带低交叉极化伞形印刷振子阵列天线陈盼 曹祥玉 高军 (966)
用于全局优化问题的混合免疫进化算法刘星宝 蔡自兴 王勇 彭伟雄 (971)
MU-MIMO下行链路双阈值有限反馈机会通信策略李钊 杨家玮 赵林靖 (581)
高性能EBCOT编码加速算法及其实现结构刘凯 李云松 郭杰 (587)
IEEE1900.4框架下一种有效的终端重构策略张文柱 曾业 孙晓艳 (594)
基于时变AR模型的雷达ESM信号多径抑制李林 姬红兵 时银水 (602)
双环控制单周期PFC转换器高层次模型及电路李娅妮 杨银堂 朱樟明 (608)
足球视频的语义颜色提取与语义镜头分割牛振兴 李洁 高新波 (613)
MIMO中继系统的最优联合MMSE决策反馈收发机设计李川 刘伟 李建东 周利华 (619)
一种多小区MIMO系统的分层预编码方案郝东来 葛建华 (624)
一种FFT并行处理机的设计与实现张犁 李双飞 石光明 李甫 (630)
采用粒子滤波和模糊聚类法的非线性多目标跟踪张俊根 姬红兵 (636)
一种社会网络搜索免疫优化算法孙奕菲 焦李成 (642)
DS-UWB系统中基于线性预测的盲多用户检测康晓非 杨家玮 (648)
随机集粒子滤波的快速被动数据关联算法杨柏胜 姬红兵 高小东 (655)
采用相干单距离多普勒干涉的太空碎片成像刘亚波 张磊 邢孟道 保铮 (660)
认知无线电中自适应分步合并协作频谱感知算法丁汉清 杨家玮 赵志远 (665)
测量目标高度的双基地MIMO雷达虚拟阵元技术金明 李军 廖桂生 黎薇萍 (671)
脉内聚束SAR方位高分辨率宽测绘带成像武其松 邢孟道 刘保昌 保铮 (676)
块迭代线性预测的超光谱图像分布式压缩算法吴宪云 李云松 吴成柯 孔繁锵 李文明 (683)
一种设计DFT调制滤波器组的新算法蒋俊正 王小龙 水鹏朗 (689)
非理想互连的传输线模型及串扰分析丁同浩 李玉山 张伟 曲咏哲 闫旭 (694)
一种改进的准循环LDPC码环消除算法崔俊云 白宝明 郭旭东 (700)
一类逼近容量LDPC纠删码的二部图构造算法慕建君 焦晓鹏 曹训志 (705)
基于S变换的混合DS/FH扩频信号参数估计朱明哲 姬红兵 (710)
一种简单的UWB-TOA估计方法熊海良 汪俊 田红心 杨宏 易克初 (716)
图像去噪的改进迭代非局部平均滤波方法冯象初 郝彬彬 朱见广 (722)
利用PSO同时优化阵列天线的辐射和散射特性张帅 龚书喜 路宝 凌劲 查锋涛 (726)
均匀椭球粒子的彩虹角分析李祥震 韩香娥 (731)
动态改变邻域空间和搜索步的自由搜索算法李团结 曹玉岩 孙国鼎 (737)
基于循环平稳的级联空时GPS抗干扰方法石斌斌 程翥 钱林杰 皇甫堪 (743)
融合灰色预测和HOGI特征的红外目标跟踪方法张齐 曹琦 王晓薇 毕笃彦 (751)
快变信道环境下OFDMA系统的信道估计算法李丹 冯穗力 叶梧 庄宏成 (758)
混沌映射的粒子群优化方法刘道华 原思聪 兰洋 马新建 (764)
一种邻域一致性的NSCT域多传感器图像融合算法霍冠英 李庆武 石丹 (77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征稿简则 (F0003)
MIMO链路adhoc网络中一种新的MAC协议陈丹 李建东 李长乐 (385)
认知无线电中衰落信道下的能量检测信噪比墙闫琦 杨家玮 张雯 董伟 (391)
一种自适应的关键帧量化参数确定方法李明 常义林 杨付正 万帅 (396)
基于网络编码的SVC高效传输系统卢冀 肖嵩 吴成柯 (405)
一类具有低密度生成矩阵的非二元准循环LDPC码陈超 白宝明 王新梅 (412)
一种低速率多模MBE线性预测语音编解码器梁彦霞 杨家玮 李烨 (417)
CPM信号的多分支分数多比特差分检测孙锦华 吴小钧 (423)
基于张量局部和全局信息的人脸识别算法温浩 孙蕾 (429)
基于循环正交序列和广义AIC的信道估计李丹萍 张海林 (436)
一种高分辨的稀疏孔径ISAR成像方法李军 邢孟道 张磊 吴顺君 (441)
基于最小化测量误差的被动定位算法陈金广 李洁 高新波 (447)
利用先验知识的空时自适应检测方法周宇 张林让 刘楠 刘昕 (454)
快速增量主分量算法的近似协方差矩阵实现曹向海 刘宏伟 吴顺君 (459)
高效的宽带数字信道化接收机设计常虹 赵国庆 牛新亮 (464)
解线频调步进频率ISAR成像研究刘亚波 李军 李亚超 邢孟道 (469)
一种用于低压Boost型DC-DC转换器的启动电路陈富吉 来新泉 李玉山 叶强 袁冰 (476)
窄带信号频率和角度估计新方法刘晓军 刘聪锋 廖桂生 (481)
一种宽带数字信道化接收机王宏伟 赵国庆 王玉军 鲍丹 (487)
融合Ratio边缘信息的水平集SAR图像分割方法吕雁 冯大政 (492)
共形天线阵列方向图分析与综合张凡 张福顺 赵钢 林晨 (496)
电大尺寸辐射问题的预修正多层快速多极子分析王元源 谢拥军 王鹏 (502)
一种传感器网络访问控制机制刘云 裴庆祺 (507)
考虑电感效应和工艺波动影响的互连延时建模与计算杨杨 柴常春 董刚 杨银堂 冷鹏 (513)
（4，4）碳纳米管／碳化硅纳米管异质结的输运特性刘红霞 宋久旭 张鹤鸣 (520)
一种空时域结合滤波的运动弱小目标检测方法王博 张建奇 (524)
一种检测局部放电信号的新方法李亚峰 王保保 冯象初 (529)
图像特征匹配中一种快速关键维过滤搜索算法何周灿 王庆 杨恒 (534)
一种细节保持的Retinex图像增强算法马时平 张明 毕笃彦 许悦雷 (541)
传感器网络密钥传播与进化刘文菊 刘志宏 裴庆祺 杨超 (547)
一种容量上界最大化的量化反馈方法解芳 袁超伟 程铁铮 赵伟 (554)
框架时序逻辑语言MSVL中面向对象机制的实现王小兵 段振华 (559)
记忆功放的BP神经网络分离预失真方法崔华 赵祥模 艾渤 (565)
一种高性能低复杂度的V-BLAST检测方案郭明喜 贾冲 沈越泓 高媛媛 (570)
基于正交投影的宽带相干信源空间谱测向算法谢锘 张润生 葛建华 张建立 (576)
相关信道下多用户MIMO系统联合收发机设计陈睿 李建东 刘伟 李川 (181)
认知网络中快速自适应功率控制算法李建东 薛富国 杨春刚 李维英 石华 (186)
采用独立分量分析的多用户MIMO下行传输策略李钊 杨家玮 姚俊良 陈婷 (192)
导向矢量不确定集约束的稳健Capon波束形成算法刘聪锋 廖桂生 (197)
一种最小模级联相消器黄庆东 张林让 卢光跃 (204)
一种直接回波数据域雷达自适应通道均衡方法刘向阳 廖桂生 朱圣棋 毛志杰 (210)
组网无源雷达变数目多目标跟踪算法时银水 姬红兵 杨柏胜 (218)
一种复合的SAR图像去噪算法尹奎英 胡利平 刘宏伟 金林 (224)
双站SAR图像几何失真校正方法研究易予生 张林让 刘昕 刘楠 张波 (231)
机载三通道SAR/GMTI快速目标运动参数估计钱江 吕孝雷 邢孟道 李凉海 张振华 (235)
基于实值特征子空间迭代的DOA估计算法杨雪亚 陈伯孝 朱根生 (242)
自适应的改进Goldstein干涉相位图滤波算法严卫东 倪维平 赵亦工 芦颖 吴俊政 (248)
一种新的Contourlet域鲁棒水印算法同鸣 冯玮 姬红兵 (254)
高分辨距离像数据的检测新方法夏宇垠 冯大政 李涛 (260)
一种新的非相干积累算法李涛 冯大政 夏宇垠 (267)
对动目标检测雷达的正弦波调频干扰朱燕 崔艳鹏 赵国庆 (273)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移动性支持自适应MAC协议陈晨 高新波 (279)
基于模糊函数零点切片特征优化的辐射源个体识别王磊 姬红兵 李林 (285)
一种宽带低散射印刷振子天线阵列袁宏伟 龚书喜 王文涛 张鹏飞 (290)
一种微带贴片天线RCS减缩新方法凌劲 龚书喜 张鹏飞 袁宏伟 路宝 王文涛 (295)
结合波原子和Cycle Spinning的图像去噪宋宜美 宋国乡 (300)
一种实用的传感器网络广播认证协议杜志强 沈玉龙 马建峰 周利华 (305)
一种Tanner图短环计数新方法焦晓鹏 慕建君 周利华 (311)
一种用于14位1.28MS/sΣΔADC的数字抽取滤波器设计杨银堂 李迪 石立春 (315)
全数字接收机中一种低功耗插值滤波器结构及其VLSI实现邓军 杨银堂 (320)
降低OFDM信号PAPR的低复杂度PTS方法王进祥 吴新春 毛志刚 周彬 (326)
一种全速率的多天线中继STBC协作机制张天魁 程婕 冯春燕 (334)
一种无需次级通道模型的有源噪声控制算法张瑞华 谢智波 (340)
结构相似性灰关联在强噪声图像增强中的应用马苗 焦莉莉 (346)
采用遗传算法的双频Wilkinson功分器的优化设计王巍 李文宬 兰中文 陈丹 张凯 (353)
一种用于实时业务的无缝切换方案张载龙 孙建 张顺颐 孙雁飞 李君 (359)
基于指数小波分形特征的SAR图像特定目标检测刘冬 张弓 (366)
一 东邻、西家、东家、西邻及其婚姻相感事象
东邻、东家、西邻、西家在《易林》中出现频繁，分别计12次、9次、6次、2次。将邻与家这两个语素和方位词搭配使用，在南和北中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次也没有出现。《易林》中多次出现的东邻、东家、西邻、西家这些方位词，注释家往往从卦象上进行解释，比如，“震为东邻” [1]46、“离为东邻”[1]806、“坎为西邻”[1]100，从卦象上推理，乾为南邻、坤为北邻也是存在可能性的，为什么只有东邻、西邻、东家、西家而没有南邻、北邻、南家、北家呢？可见从卦象上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只能另寻答案。
《易林》的作者焦赣，《汉书》记载道：“（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2]3160从这段话中可知，焦赣年轻时得到梁王的宠爱，学成之后一直未曾离开过梁地的小黄，梁地属汴州，是典型的黄河流域文化。“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房屋走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许多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点。”[3]106这种建筑传统“母系社会时就是如此，并且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保持到今天”[3]106。家家户户居住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若以自己的屋舍为基点观察周围邻居，则必然是东邻、西家、东家、西邻居多，而北邻、北家、南邻、南家极少，关系的融洽也以共用同一屋檐或处于同一水平线者为亲，俗语中的东家西舍、左邻右舍就是这一居住习惯的真实反映。这种生活的真实反映到文化中，使诸多典籍密集出现这类方位名词，如《淮南子·齐俗训》篇写道：“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4]376这是东家和西家较早以对举形式出现的记载，于《说山训》篇再次提及，相关文字是这样的：“东家之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4]549在这里，同样涉及到了东家和西家之语，类似的文献记载甚多，不胜枚举。可见，典籍中对东邻、西家等的使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文化结合使然。这也是《易林》频繁出现东邻、西家、东家、西邻的真正原因。将邻居与东或西结合而不与南或北结合，在同样是产生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易经》中也能得到印证：“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3]33这则爻辞见于《既济》卦，提到“邻”的时候，方位合成词语素的选择仍然是东和西，而不是南和北。
东邻、西邻、东家、西家是一组贴近现实生活的词汇，《易林》中和它们相关联的事象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琐事，具体形象，内容丰富而多彩。“吾有骅骝，畜之以时。东家翁孺，来请我驹。价极可与，后无贱悔”（《豫》之《震》），这是以农村简单的物品交换为描写对象。“饮酒醉酗，跳起争斗。伯伤叔僵，东家治丧”（《大畜》之《晋》），这描写的是一件因醉酒引发斗殴，导致邻里死亡的悲伤事件。“东邻愁苦，君乱天纪”（《恒》之《萃》），“西邻孤媪，欲寄我室”（《睽》之《谦》），这是描写邻里忧愁而悲伤的情感。除了忧伤外，在与这组方位词相伴的事象中，表达喜悦之情的婚姻嫁娶事象所占数量最多，如：
宜昌娶妇，东家歌舞。宴乐有绪，长安嘉喜。（《需》之《大过》）
东邻嫁女，为王妃后。庄公筑馆，以尊王母。归于京师，季姜悦喜。（《泰》之《豫》）
西家嫁子，借邻送女。嘉我淑姬，宾主俱喜。（《姤》之《既济》）
上述这些《易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都是婚嫁，相同或类似的用例编排还见于《屯》之《观》、《否》之《既济》、《剥》之《无妄》、《家人》之《遁》、《随》之《睽》、《萃》之《归妹》、《无妄》之《豫》等。为什么会如此密集的出现东邻、西邻、东家、西家与婚嫁事象相连的现象呢？这从文化生成的相关现象中能找到答案。
东家、东邻等词语在先秦典籍中刚开始抛头露面的时候，就已经和年轻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孟子·告子下》有这样的记载：“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5]274这是孟子与屋庐子之间的一小段对话，其中“东家处子”指的就是邻家女子。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则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描写：“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6]80文中的东家少女，天然素美，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宛若一位超凡的小仙子，久久让人羡慕。这是文学作品中“东家”一词的较早出处，可谓一经出现，附加的文化意义就旋即定型，东家即东邻，成了后代文学中以“东邻”代指“美女”的最早源头，传诵于千载之后。先秦时期对这些方位词的使用是如此，两汉时期更是如此。司马相如《美人赋》写道：“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在这里，东邻之女同样楚楚动人，和宋玉笔下的东家之子可谓平分秋色。
类似的文献记载很多，由此可见，东邻、东家等和女子相连的文化传承无疑是《易林》中婚嫁事象与东家、东邻等相连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嫁事象除了和东邻、西邻、东家、西家紧密相连外，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和“东”或“西”相连，一是和含有“东”“西”语素的合成词相连，同样都是频繁而突出的，如《乾》之《升》中的“卫侯东游，惑于少姬”，《屯》之《蹇》中的&ldquo ;为季求妇，家在东海”，类似的还有《坤》之《坎》、《需》之《丰》、《大过》之《姤》、《履》之《乾》、《家人》之《颐》等，若计重复的林辞，则会更多。相比之下，与“南”和“北”方位词相连的婚嫁爱情辞很少，多为《涣》之《巽》和《恒》之《晋》的重复出现。
和婚嫁事象相连的这些词，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含有方位“东”或“西”，为什么婚嫁事象屡屡与方位“东”或“西”结合而密集出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人关于“东”和“西”的哲学观念入手，《周易·说卦》有这样的揭示：“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3]41这是古人根据阴阳五行理念将东方与万物苏醒、西方与万物休憩相联系的较早文字记载。在五行相配的体系中，东方属春、属木，西方属秋、属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总结为：“金为秋，土为季夏，木为春，春主生……秋主收。”[7]315可见，东方和春天相连，主生，西方和秋天相连，主死。一生一死相反相成。人类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春天人们伴随万物的苏醒，“务在劝农桑”，秋天“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则“大理司徒也”。对应人的生命历程而言，生和死是人得以繁衍和更替的起点与终点。面对生命的这两个拐点，死是不可选择的，那么对于生，人们是否有意识的按照某一规律来行事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代表“生”的婚嫁事象中找到答案，进而能寻找到打开婚嫁事象多与方位词“东”和“西”相连之谜的钥匙。古人的婚嫁习俗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讲究的，从他们对婚嫁季节的选取能得到很好地证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这是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举行婚嫁，“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这是在秋季。类似的文献记载很多，两种婚嫁季节尽管存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春季娶女主要分布在夏文化区……秋冬娶女流行于商、周文化区”[8]31，但都是人们普遍认可和婚嫁密切相关的季节。《易林》中对婚嫁事象的描写于这两个季节都有选取，“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为邦君”（《解》之《归妹》），这是在春季；“姬姜既欢，二姓为婚。霜降和好，西施在前”（《夬》之《复》）、“刚柔相呼，二姓为家。霜降既同，惠我以仁”（《渐》之《离》），这是在秋季举行婚嫁。为什么婚嫁常选择在春季、秋季？郑玄注《周礼·媒氏》时对春天举行婚嫁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中春，阴阳交，以成婚礼，顺天时也。” [9]1040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对秋冬举行婚嫁进行了归结：“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7]450这反映出古人婚嫁季节的选取和阴阳的升降运行是息息相关的，春天阳气上行可以达到阴阳交合的目的，秋天阴气上行，同样可以达到阴阳结合的目的，阴阳二气的交合与“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婚嫁事象相吻合。人们对“生”的关注借助于婚嫁事象得到了完美体现。而按照五行对应理论，恰恰与春天相配的是东方，与秋天相配的是西方，故《易林》选取“东”、“西”与婚嫁相配而不选取“南”、“北”与婚嫁相连不是偶然的，是哲学理念的深层驱使所致。东、西与婚嫁的季节相连，表面是化空间为时间的联想方式，内里则是阴阳观念作用使然。这一客观作用的存在，也是东邻、西邻、东家、西家等与婚嫁事象密集相连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内因。
由此可见，东邻、西邻、东家、西家作为词语频繁使用，活跃于《易林》的各则繇辞里，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和古代建筑的布局走向分不开的，将东邻、西邻、东家、西家和婚嫁事象大量结合，则与古代特有的文化生成相连，且与构成这组词的语素“东”、“西”密不可分，是人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认知观念在具体事象上的外现。
二 南山及其舒展事象
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在《易林》中都有出现，频率分别是15次、4次、29次和3次。南山以超出西山、北山、东山总和还多的数量高居其首，所蕴含的意义也最为丰富多彩。历来先贤在为南山作注解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卦象与辞的结合，难以让人真正信服。尚秉和先生的注解为“震为南，艮为山，故曰南山”[1]55，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逻辑上推，卦象结合出现南山的可能性和卦象结合出现东山或者西山、北山的可能性是一致的，可见，南山为什么会在《易林》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而，不能仅仅从卦象与辞的结合上去探讨，还得寻找另外的原因。
《易林》中的南山和《诗经》中的南山使用情况是一致的，李炳海先生在《〈诗经〉中的空间方位选析》一文中指出：“坐北朝南的房屋走向是为满足先民生存需要而出现的建筑样式，但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文化现象……在文学领域，则是南山频繁在《诗经》中出现，人们的联想思路更多的是向南山延伸，并成为稳固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模式，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10]106这种揭示是很正确的，《诗经》等先秦典籍所反映出的民族心理结构，指向南山的思维定势在《易林》中同样存在，这是南山一语在林辞中反复出现的深层原因。《易林》不仅本身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产物，而且大量南山物象更是直接化用《诗经》中的语料。“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皆憎为仇”（《谦》之《复》），《南山》是《诗经·齐风》诗篇名，“昊天”出自《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的篇名，毛诗序在解《南山》篇时曰“刺襄公也”[11]383，繇辞的寓意也全是如此。“南山之杨，其叶牂牂。嘉乐君子，为国宠光”（《革》之《大有》），在这里，繇辞是将《诗经·陈风·东门之杨》中“东门之杨，其叶牂牂”进行简单改 写而成。类似的化用还见于《归妹》之《恒》、《乾》之《临》等。
相比较《诗经》中与南山相关的事象，《易林》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南山所承载的事象内容更加丰富，相关的事象种类更加繁多，值得进一步辨析。首先是南山上的植被，“履不容足，南山多叶。家有荣兰，乃无病疾”（《归妹》之《姤》），这是描绘南山之上树木丛密，枝叶繁茂的场景。“南山兰茝，使君媚好。皇女长妇，多孙众子”（《井》之《艮》），这是以南山之上的香草兰、茝起兴，寓意美好的兰、茝能带来子孙满堂的福气。“南山芝兰，君子所有。东家淑女，生我玉宝”（《萃》之《同人》），这里同样是描写南山之上的香草，和后两句中的淑女相应。《易林》中涉猎的这些香草，无疑不是着重于它们的异，而是看重于它们的同。
兰，《说文》曰：“香草也。” [12]25屈原《离骚》有“纫秋兰以为佩”，洪兴祖《楚辞补注》：“香草也。” [13]5兰草除了作为佩饰喻德之外，还与人的生命力相沟通，和生育得子相连。《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生穆公，名之曰兰。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14]675这是郑穆公将兰草和自己的生命旅程相关联，从生到死都与之不分，周建忠先生将这一“致兰得子”故事视之为“兰图腾”崇拜的影响[15]5，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兰图腾崇拜的内涵，除了男女相爱，生子之祥外，还有拂除邪恶之功能”。可见，兰草是一类与人生命力相连的灵草。
茝，《说文》：“嚣也，齐谓之茝。”[12]25《史记·礼书》记载：“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17]982茝与兰等并列，能养鼻，同样是一种香草名。《楚辞·九歌·湘夫人》有“沅有茝兮醴有兰”，洪兴祖《楚辞补注》写道：“茝，一作芷。” [13]65茝即是芷，后世《本草纲目》对于芷的功能有这样的介绍：“主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
芝，《说文》：“神草也。”[12]22《楚辞·山鬼》篇：“采三秀兮山间。”洪兴祖《楚辞补注》：“三秀，谓芝草也。” [13]80洪兴祖转述的是汉代学者王逸对芝草的认识，芝草能一年多次开花，同样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总之，生长于南山之上的植被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奇树异草，《易林》用南山之上的植被起兴，看重的正是这类香草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和人的生命力相比拟，带给人以幸福。为什么《易林》中的南山会与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相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南山所处的方位入手。山本是一种常见事物，属于各个方位都存在的普通物象，然而加上方位词之后的南山却成为了一个特指的概念，《易林》中南山的组合不再是某座具体山的名字，而是“南”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山”这一物象在意义上的叠加，是哲学理念与地域文化融合的显现。
在阴阳五行体系中，南方属火，《尚书》对火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释：“火曰炎上。”[17]296炎含有炎热、光明的含义。南在时令上属夏，夏季太阳照射最为强烈，古人认为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这一观念在《周易》的卦象中也能得到印证，南在卦象中属离，《说卦》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3]41随后在卦象与具体象征物相联系时又写道：“离为火，为日。”[3]42可见，南方属夏，是阳气最盛，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时候。南山位列于南方，生长、生活于其间的各种事物必然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除了上述的香草系列外，这在另外的物象中也能得到很好地佐证，比如“南山松柏，长受嘉福”中的松柏；“南山黄竹，三身六目”中的黄竹；“南山之阳，花叶将将”中的茂盛花叶；“南山大獗，盗我媚妾”中的动物大獗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生命力旺盛的舒展之物。将南山和生命力旺盛相沟通，与亘古长存相连，借助类比思维，从而达到延续自己生命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易林》本身就有清晰地表述，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复》之《贲》写道：“孟春醴酒，使君寿考，南山多福，宜行贾市，稻梁雌雄，所至利喜。”在这里，将醴酒、寿考、南山、贾市、稻梁、雌雄等众多物象一并串联，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熔铸在同一则林辞中，可见，南山和寿考等物象本身是相通的，具有一致性。
其次，除在植被描写上的扩充外，南山在《易林》中多次与诸神灵、真人相连缀出现的现象也不容忽视，“禹召诸神，会稽南山。执玉万国，天下康安”（《讼》之《遁》），这是将诸神召集于会稽南山之上，召集者是治水英雄禹。将大禹和南山相连，《诗经》中有这样的表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郑玄笺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在这里，《诗经》采用的是写实性的语言歌颂禹的功绩，相比之下，同样是“奉禹功”，林辞加入禹对神灵的召集和调遣成分，则显得极尽浪漫与歌颂之能事，更具艺术感染力。又，“南山之峻，真人所在。德配唐虞，天命为子。保佑歆享，身受大庆”（《否》之《豫》），真人是道家学说中虚构的理想人物，“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能与自然合二为一。将真人的生活场景想象在南山之峻或“南山之蹊”（《贲》之《解》），正是注意到真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类似的描写或同一繇辞的复现还见于《屯》之《革》、《损》之《旅》、《姤》之《临》、《鼎》之《艮》、《兑》之《讼》、《贲》之《解》、《复》之《比》等林辞中，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谓不丰富。
关键词：历文 出土文献 近代汉语
敦煌历文是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有关会计的文书，多属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可分为“寺院、官衙、社邑”三类，其中尤以寺院文历数量最多，包括诸色入破历、常住什物点检历等方面。敦煌历文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中外交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在经济方面，更是研究唐五代时期我国经济制度以及寺院经济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历来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实际上，从语言角度看，敦煌历文口语性强，方俗语词夹杂其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今选取敦煌历文中出现的几个词语试加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1.涝篱 Ch①九六九——七二号《唐（开元九年？）于阗某寺支出簿》：“出钱三拾文，买涝篱两个供厨用。”
“涝篱”，池田温释为“牢篱，篱栅、篱障之类”，误。从文意看，“涝篱”是“供厨用”的，应为厨具。“涝”通“捞”，《广韵》同为鲁刀切，音同可通。“涝篱”即“捞篱”，“捞篱”即“笊篱”，指用竹篾或金属丝、柳条编成蛛网状供捞物沥水的器具。盖“笊篱”的用途主要是捞东西，故又名“涝篱”。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拣取均者，熟蒸，曝干。须即汤煮，笊篱漉出，别作臛浇。”又作“洒篱”，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卷一九“笊篱”条：“洒篱，《传灯录》：‘龎居士女灵照常制竹洒篱，卖以供朝夕。’按，洒篱即笊篱，用以捞物也。”关于“笊篱”的起源，清陈元龙《格致镜源》卷五二“箕”条：“笊篱，《事物原始》：‘黄帝命元妃西陵氏养蚕，制笊篱以捞蚕蛹，以竹为之’；《开元遗事》‘明皇赐安禄山什物有银丝笊篱’。”敦煌历文又有“爪滤”，亦应为“笊篱”，P.3638《辛未年（911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铜爪滤壹。”
2.殍刺 P.2032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面贰斗伍升，窟上殍刾，僧食用……麸四斗，窟上殍刾时，喂马用。”
“殍”，《广韵》有平表和符鄙两切，义为“饿死”和“草木枯落”。“殍刺”之“殍”，显然应为“草木枯落”义。“刾”同“刺”，《集韵·寘韵》：“刺，俗作刾。”敦煌历文中，“刺”常用作名词，指各种长满针刺的柴草，如“白刺”“柽刺”“刺柴”等。那么，“殍刺”何义？张小艳认为“殍刺”为动宾短语，意为“等这些长有针刺的柴草枯萎、雕落时，将其砍伐，以清理窟岩”，并说：“众所周知，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虽属佛教圣地，但因远离城区，人们只在举行特定的活动（如‘上水’‘开窟’‘造檐’‘上泥’‘上梁’‘燃灯’等）时才到窟上去，平常则很少有人前往。因此，在‘人迹罕至’的窟岩上，难免会荆棘丛生。这样，每当人们到窟上进行某种活动时，首先便得将那些遍布窟岩的刺柴‘殍’掉，将其砍伐清理干浄。”此论恐误。若如张氏所言，“殍刺”为动宾结构，“殍”为动词“砍伐”义，辞书或文献典籍应有记载，但翻遍诸辞书，“殍”并无动词义，张氏所释，纯属主观臆断。那么，“殍刺”究竟作何解呢？“殍”为“草木枯落”，应无异议，正如张氏所言，在窟前草木枯萎、凋零的时候，要定期进行砍伐清除，“砍伐”义从何得之呢？我们认为得之于“刺”。“刺”有动词“铲除”“清除”义，古注多见，《仪礼·士相见礼》：“凡自称于君……庶人则曰刺草之臣。”郑玄注：“刺，犹刬除也。”《荀子·富国》：“掩地表亩，刺屮（草）殖谷”。杨倞注：“刺，绝也”。“绝”即清除干净。明郝敬《仪礼节解》卷四：“刺草犹言采薪也”。从上举历文看，“殍刺”多由莫高窟附近寺院的僧人来完成，故有支出粮食的账目记载；又清除的草木可作柴用，需要马车运载，故有“喂马”之“麸”支出的记载。
3.鑺 BD7384V《丑年到未年都司仓入破历》：“又鑺一具，折麦贰硕二斗。”
“鑺”是“瞿”的后起分化字，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或认为戈属，或认为矛属。《说文新附·金部》：“鑺，兵器也。”清郑珍新附考：“古止作瞿，加金后出。”清钮树玉新附考：“《书·顾命》：‘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孔传：‘戣、瞿皆戟属。’正义引郑注云：‘盖今三锋矛。’据此，知瞿即鑺矣。”清严可均《铁桥漫稿·书后》：“瞿，戈属，非矛属。戈，平头戟也；戟，有枝兵也。瞿平头而孔传以为戟属，亦非也。”又同“戵”，《集韵·虞韵》：“鑺，戟属，或从戈。”上举历文为寺院常住什物，作为佛门圣地，不大可能储藏兵器，疑为“镢”之形讹字，两字形近易混。五代释静、释筠《祖堂集》卷四：“经一二载余，石头大师明晨欲与落发，今夜童行参时，大师曰：‘佛殿前一搭草，明晨粥后刬却。’来晨诸童行竞持锹镢，唯有师独持刀、水，扵大师前跪拜揩洗。大师笑而剃发。”孙昌武等点校：“镢，原作‘鑺’；本书‘镢’字凡十一见，六例作‘鑺’，五例作‘镢’，其中四例‘镢头’连用。”又《祖堂集》卷七：“师令大众鑺地次，佛日倾茶与师。师伸手接茶次，佛日问：‘俨茶三两垸，意在鑃头边，速道，速道。’”吴福祥、顾之川点校：“‘镢’原作‘鑃’，下同。”孙昌武等认为“镢”原作“鑺”，而吴福祥、顾之川却认为“镢”原作“鑃”，孰是孰非呢？吴福祥、顾之川点校本以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的影印本为底本，参考了柳田圣山《祖堂集索引》所附断句本，日本花园大学禅学研究所影印本以及刘坚《近代汉语读本》，刘坚、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数据汇编（唐五代卷）》等有关的点校成果。而孙昌武等点校本以日本禅文化研究所基本典籍丛刊本为底本，这个本子又参考了花园大学藏本及太田辰夫、柳田圣山等相关研究成果；另外该点校本还参考了韩国东国大学影印的另一传本，收入《高丽大藏经补遗》第四十五卷。应该说，这是目前最可靠的《祖堂集》点校本。因此，吴福祥等所校“鑃”恐为“鑺”之误。
“镢”指大锄，古代的一种农具，《说文·金部》：“镢，大鉏也。”王筠句读：“其用与鉏同，其形与鉏异，老圃用之，其名不改……可以斫地，因名曰斫。”《淮南子·精神》：“今夫繇者揭镢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高诱注：“镢，斫也。”《玉篇·金部》：“镢，居缚切，锄镢。”元王桢《农书》卷一三：“盖镢，斸器也，农家开辟地土，用以斸荒。凡田园、山野之间用之者，又有阔狭大小之分，然总名曰镢。”“镢”在其他敦煌文献中也多见，应为当时一种较为常见的农具。P.2685《沙州善护遂恩兄弟分家契》：“大郎分：镢壹具……遂恩：铜灌子壹，镢壹具。”P.3649《丁巳年贺保定雇工契》：“更若畔上失他（却）主人农具铧耩镰刀铁镢袋器什物者，陪在作儿身上。”“镢”又有动词“铲”“掘”义，《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田田相如，鐇镢株林。”李贤注：“《埤苍》云：‘鐇，铲也。’谓以铲镢去林木之株蘖也。”《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李佑、李忠义镢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胡三省注：“镢，锄也。”
4.覆 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麦叁硕捌斗，西库内付酒本冬至岁僧门造设兼纳官冬坐局席并西窟覆库等用。”
“覆”此处为“审核”“核查”义，《尔雅·释诂下》：“覆，察也。”《周礼·考工记·弓人》：“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郑玄注：“覆，犹察也。”《管子·五辅》：“下愈覆鸷而不听从。”尹知章注：“覆，察也。”《韩非子·内储说下》：“韩昭侯之时，黍种尝贵甚，昭侯令人覆廪，吏果窃黍种而粜之甚多。”唐高适有《单父逢邓司仓覆仓库因而有赠》诗。宋王《唐语林·补遗二》：“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其刻处，皆如上清言。”“覆廪”犹“覆仓库”，即审核、计算库存情况。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韩非子”条：“覆廪即近世所谓盘量。”而“盘量”即“计算”“盘点”。宋苏轼《与朱鄂州书》：“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
“覆”又与“核”同义连文而成“复核”“覆察”，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五“王起”条：“起，字举之，元和末为中书舎人。穆宗时，钱徽坐贡举失实，贬，诏起复核。起建言以所试送宰相阅可否，然后付有司。”《三国志·魏书·梁习传》引《魏略·苛吏传》：“（刘类）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辄使小吏随覆察之。”
5.气 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粟贰斗，寒苦店内付本雷教受气袈裟用。”
“气”，《广韵》有许既切，指赠送人粮食，后作“饩”。《说文·米部》：“气，馈客刍米也……《春秋传》曰：‘齐人来气诸侯。’”今本《左传·桓公十年》作“齐人饩诸侯。”段注：“按从食而气为声，盖晚出俗字，在假气为气之后。”然上举历文“气”显非此义。疑“气”通“乞”：“气”，《广韵》一音去既切，溪母未韵；“乞”，《广韵》丘既切，溪母未韵，音同可通。“乞”为“给”“给与”义，《广雅·释诂三》：“乞，予也。”《广韵·未韵》：“气，与人物也。今作乞。”《集韵·未韵》：“乞，与也。”《正字通·乙部》：“乞，凡与人物亦曰乞。”《汉书·朱买臣传》：“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宋书·萧惠开传》：“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责。”唐杜甫《所思》诗：“世已疏儒素，人犹乞酒钱。”仇兆鳌详注引郝敬曰：“乞，分给之也。”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之五八：“长官头脑多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金王若虚《别家》诗：“谁能置我无饥地，却把微官乞与渠。”“乞”既有“予”义，又有“取”义，一身兼二职义，古人所谓“美恶不嫌同辞”，属于“反训词”，往往通过声调加以区别，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假借乞》：“乞之与乞一字也。取则入声，与则去声。”
注 释：
①“Ch”指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现
已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P.Pelliot）编号的敦煌文献；“BD”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献；“V”指背面。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402.
[2][日]池田温.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A].段文杰敦煌
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221.
[3]张小艳.敦煌籍帐文书释词[A].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
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43.
[4]孙昌武.《祖堂集》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0.
[5]吴福祥，顾之川.《祖堂集》点校[M].长沙：岳麓书社，1996：
关键词：水上奏乐 三都赋 京都赋 畋猎赋 祭祀
左思的《蜀都赋》中有段关于卓王孙、郄公之徒狩猎的描写。文中写他们在陆上大肆田猎后来到滇池，“集于江洲”，登上舟船，“罨翡翠，钓”。这时候船上忽然开始奏乐：“吹洞箫，发棹讴。感鱼，动阳侯。腾波沸涌，珠贝汜浮。”而同为其《三都赋》之一的《吴都赋》在写吴王狩猎时也有类似的描写：吴王在将陆上禽兽捕猎一空之后，“回靶乎行邪，睨观鱼乎三江”，来到彭蠡，开始猎水禽：“棹讴唱，箫籁鸣。洪流响，渚禽惊。弋放……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缗。”――赋中出现音乐演奏的场景并不奇怪，而这两段文字的殊可留意之处在于，文中所写的奏乐是在水上；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水上狩猎时。
不过这里的情况倒并不是孤立的，写水上奏乐也不是左思的首创，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
一、游目娱耳
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写到天子狩猎完毕犒赏凯旋，“憩乎昆明之池”之时，“命舟牧，为水嬉”，于是：
齐女，纵棹歌。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1]
显然左思的两段文字是从张衡《西京赋》中化用而来。《蜀都赋》中除了将张衡赋中相关名词做了少量替换外（如“齐女”作“吹洞箫”，“感河冯”作“感鱼”等），做的较大改写是将奏乐的时间由张衡赋中的渔猎之前推迟到了渔猎之后。而在《吴都赋》中，则是先奏乐，后渔猎，其顺序与张衡赋中相同。
张衡赋中的描写又肇自于班固。班固的《西都赋》写天子田猎之后，容与徘徊，“临乎昆明之池”，而后宫之人“登龙舟，张凤盖”，然后：
棹女讴，鼓吹震……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2]
张衡继承了班固之作中的地点（昆明池）、节奏（三字一顿），以及先奏乐后渔猎的顺序。
而比班固更早，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楚王“怠而后发，游于清池”的情形是：
罔瑁，钩紫贝……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3]
《子虚赋》中渔猎（“罔瑁，钩紫贝”）之后，金鼓、籁、歌声大起，山川为之震动，气势恢宏。开了大赋中水上奏乐的先河。
《西都赋》、《西京赋》和《三都赋》后被萧统编入《文选》，归入“京都赋”，并将该类赋作置于书首。作为一种逐渐程序化的赋类，后起的京都赋作者常常因袭拟写前代之作，如范晔《后汉书》载：“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十年乃成。”左思自序言：“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而京都赋中每每涉及到畋猎，其畋猎描写亦往往受惠于此前的“畋猎赋”。因此《子虚赋》中的一个场景（即“水上奏乐”）在京都赋中频频出现是不足为怪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逐渐成为一种类型的场景本身所蕴含的意义。
不妨把京都赋、畋猎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后世将此类赋称为“体物大赋”，成其大者，不徒篇幅长，更在于其气势磅礴、规模宏大也。京都畋猎赋摩壮观（如《西都赋》：“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囿。”《吴都赋》：“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之景。虽意在“劝一讽百”，但因“极靡丽之辞”而“犹骋郑卫之声”。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大赋的主要效果实在于游目娱耳。赋中多用“览”、“观”、“”、“游”（如《上林赋》：“周览泛观”，《南都赋》：“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等字眼作空间转换，这种用笔使读赋的人仿佛随着赋中人物而驰骋上下，周游往还。
游目因而写到各种瑰怪绮丽之物，娱耳于是设置各种奏乐欢闹的场景。京都、畋猎赋中的奏乐场景，以置酒宴饮为首（如《上林赋》：“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东都赋》：“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其次就是水上的奏乐。写这种奏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营造热闹、宏大的气势。像《子虚赋》中“石相击，。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和《蜀都赋》中“腾波沸涌”、“若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奏乐引起山川与之相和的浩大声势就很符合当时渔猎中舟船竞逐的狂欢场合。
另一方面，“水上奏乐”调节了部份赋中的叙事节奏。《蜀都赋》中奏乐之后，是“将飨獠”，大宴众猎者；《子虚赋》中奏乐之后，是“将息獠”，宴饮于云阳之台。在这两篇赋中，音乐是仿佛对之前畋猎过程中的喧嚣场面的一个再现和总结，奏乐之后，事件转到宴饮，节奏趋于缓慢。
二、祓禊之俗
但《三都赋》中水上奏乐更为直接的来源可能是古代的祓禊。张衡的《南都赋》中记载了东汉时的祓禊之事：
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坐者凄欷，荡魂伤精。[4]
祓禊是古代的重要习俗，周代即已盛行，《周礼・春官》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汉代照旧，《后汉书・礼仪志》载：三月“上巳，官民皆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祓禊最初是洗濯以除灾去凶。但是到东汉，宴饮取乐已成了禊事的一部份。除了张衡《南都赋》中的那段记载外，《后汉书・左周黄传》亦载：“（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燕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大将军梁商在上巳日会宾客于洛水边，“酒阑倡罢”后奏以悲歌。“倡罢”，说明当时很可能有倡乐。
祓禊逐渐丰富，渐渐地将宴饮纳入习俗的一环。因此，每逢祓禊之时，游人云集，歌舞不断，这种在水边进行的消灾、娱乐活动变得热闹非凡。文人将这种场面写入赋中，铺陈渲染，更见恢宏。但这与后来赋中的“水上奏乐”还有一些区别。祓禊的奏乐是在宴饮中，位于水边，并且与狩猎无关。祓禊奏乐演变何以为大赋中的“水上奏乐”场景，我们似乎可以从扬雄的《蜀都赋》中找到一点端倪，《蜀都赋》的结尾写道：
尔乃其俗，迎春送腊。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倍春之阴，迎夏之阳……凄秋，发阳春。罗儒吟，吴公连。……若其游怠鱼弋，却公之徒，相与如乎阳频巨沼，罗车百，期会投宿。……惊雌落兮高雄，翔挂兮奔萦毕。俎飞脍沈，单然后别。[5]
扬雄文中“尔乃其俗……若其吉日嘉会……若其游怠鱼弋……”的框架很可能类似今天所说的“总分分”结构，即“其俗”有“吉日嘉会”和“游怠鱼弋”。况且其前面几个部份也是说“尔乃其人”、“尔乃五冯戎”、“尔乃其”的，以“尔乃其俗”结尾，正好与赋中的大框架相合。文中的俗虽未说是祓禊，但是说“迎春送腊”、“期于倍春之阴，迎夏之阳”，而且是在水边（“观鱼”），可以推断也是一些类似在春季前后祓禊、宴乐于水边的习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俗”部份共写了三种人的行为：百金之家、千金之公的观鱼于江；侯罗司马、郭范杨的置酒荥川、高堂；却公之徒的如乎阳频巨沼。“阳频”，李善在《南都赋》中注引中作“阳濒”――也就是《南都赋》里的祓禊之处。换句话说，在扬雄文中，一部份人临水观猎；一部份人置酒宴饮，伴有美妙歌舞；另一部份人猎于阳频巨沼。而在实际生活中，三种人的行为未必会分得如此清楚：观鱼的也可能宴饮，宴饮的也可能亲自出去畋猎。
与《蜀都赋》不同的是，无论是此前的《上林赋》，还是此后的《吴都赋》，其描写王孙公子时都没有像扬雄这样做个区分，在这些人的赋中，文中的主人翁只有一个楚王或吴王，所以其行为往往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一人身兼了数职）。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为了使赋中的场面更加壮观，赋作者结合当时的祓禊之事与渔猎情况，创造出了一个更为热闹、丰富的“水上奏乐”的场景。
除此之外，《三都赋》中的“水上奏乐”场景也可能也带有某种早期水边祭祀仪式的痕迹。传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中写到有巫祝完毕之后奏乐，而后畋猎：“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凄，胁息增欷。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畋猎前所用的乐是悲乐，乐声悲伤动人。同样是《高唐赋》，它写写草木的感人时也说：“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将草木的声音比作悲乐，令人心动。与此类似，《西京赋》中乐声“感河冯，怀河冯。”而《蜀都赋》中所奏之乐“感鱼，动阳侯。” 河冯、河冯、阳侯为水神、水伯，渔猎中先用音乐感动水神，以求平安和丰收，这与世俗信仰颇为类似。赋中这类场景的描写很可能是一种祭祀仪式。
假如抛开狩猎不谈，那水与音乐间似乎总有某种神秘缘分。左思之前，曹植的《洛神赋》中有“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左思之后，苏轼的《前赤壁赋》里有吹洞箫，“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淡淡清波，临水而歌，人与自然在此间妙合。
注释：
[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页。下同。
[2]《文选》卷一，第29页。
[3]《文选》卷七，第121页。
[4]《文选》卷四，第71页。
[5]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三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2页。同时参考章樵注：《古文苑》卷四， 四部丛刊景宋本，第36页。
参考文献：
[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 陈元龙：《历代赋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章樵注：《古文苑》，四部丛刊景宋本。
[4] 王辉：《洛阳纸贵未必佳作――论左思》，《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01期，第59-64页。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低俗作品请删除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嬴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于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州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薄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
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军而南。壁于洛水，寻进屯宣阳门，曜屯上东门，弥屯广阳门，景攻大夏门，聪亲祈嵩岳，令其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东海王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朗，斩之。聪闻而驰还。厉惧聪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衮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元海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王弥出自轘辕，越遣薄盛等追击弥，战于新汲，弥师败绩。于是摄薄阪之戍，还于平阳。
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
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元海疾笃，召欢乐及洋等人禁中受遗诏辅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子和立。
【摘要】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丰富，其中有《文子》，存简277枚，内容多与今本相同，但也有少量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过去有人怀疑《文子》出于后人的伪托，这批汉简的发现，证明《文子》是一部可信的古代典籍，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河北省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所出汉简中有《文子》，存简约277枚，2790字，保存情况很差，无法恢复原貌。今本《文子》的真伪，过去有争议，持与汉简本相校，异文颇多。现就汉简《文子》中的一些内容略作考证，列叙如下。
一
汉简《文子》云：
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2482、0756）
今本《文子・道德》云：
老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今按：“以耳听者”是常人，“以心听者”是君子，“以神听者”是圣人。《荀子・哀公》云：“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荀子・修身》云：“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
“听”是指如何通过语言而判断是非。《论语・公冶长》云：“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凡“听”必经过学习，故上引《文子》云：“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吕氏春秋・听言》云：“凡人亦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所谓“习其心”者，如同孟子所说的“尽心”，《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人之本性，乐生而恶死。修身养性可以由己而推知他人，如《论语・卫灵公》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郭店楚简《尊德义》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察者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明察性理之人是“察者”，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命。《论语・尧曰》云：“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吕氏春秋・谨听》云：“夫尧恶得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于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观夫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天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
“以神听者”是庄子学说中的“心”，《庄子・人间世》：“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也。”所谓“听之以气”近于“以神听者”，成玄英注云：“心有知觉，犹起攀缘，气无情虑，虚柔任物，故取彼知觉，取此虚柔，遣之又遣，渐阶玄妙。”“以神听者”超脱一己之私利，无爱恶之心，《吕氏春秋・知度》云：“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于朝，上服性命之情，则礼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
“虚无”则“静”，《释名・释姿容》云：“听，静也，静然后所闻审也。”《尚书・洪范》中有“敬用五事”，其四曰“听”，郑玄注云：“听属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云：“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己于道矣。”《庄子・天道》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儒家亦主张“静”，《礼记・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听之以气”近于孟子“知言养气”之说，《孟子・公孙丑上》云：“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二
汉简《文子》云：
产于有，始于弱而成于强，始于柔而成于刚，始于短而成于长，始于寡而成于众。始……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强。（0581、2331、1178）
简文云“始于足下”，今按：《老子》第64章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河上公注云：“从小成大。从卑立高。从近至远。”
简文云“千方之群，始于寓强”，今本无。“千方”如言“多方”，《尚书・多方》云：“王若曰：猷告而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书序》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群”，读为“君”，指天子。《荀子・王制》云：“君者，善群也。”《逸周书・太子晋》云：“侯能成群谓之君。”《春秋繁露・灭国》云：“君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三纲六纪》云：“君，群也，君下之所归心也。”
“寓强”，文献中多作“禺强”，北方之神。《庄子・大宗师》云：“禺强得之，立于北极。”《吕氏春秋・求人》云：“禹北至人正之国，禺强之所。”《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大荒北经》云：“禺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曰禺强。”又名“禺京”，《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
今本《文子・道德》云：“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老子》第39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九宫之数，北方为一。一为圣人之位，《周易・系辞下》云：“圣人之大宝曰位。”《六韬・大礼》云:“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五行学说中北方为水，《老子》第78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之王。”马王堆帛书《称》云：“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
三
汉简《文子》云：
弱小有道，则不诤得识。
今本《文子・道德》作：
小弱有道，不争而得。
今按：“识”读为“职”。《庄子・缮性》云：“心与心识。”《释文》云：“识，向本作职。”战国秦汉时代的习语中有“得职”，《易林・〈萃〉之〈震〉》云：“得职蒙恩。”《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又作“得主”，《尔雅・释诂》云：“职，主也。”《周易・坤》卦辞云：“先迷后得主。”《管子・形势解》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
银雀山汉简《为国之过》云：
四为国之过，欲民之和劝，不可与虑它也，而民无恃上之心。（0439）
今按：《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皇侃疏云：“和，谓心不争。”《吕氏春秋・上德》云：“不赏而民劝。”高诱注：“劝，善。”“不可与虑它”者，精专之义。《韩诗外传》卷2：“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优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博，博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人民“和劝”而“精专”，有道之义。“恃”者，依赖之义。所谓“民无恃上之心”，人民可依自我的判断而知善恶是非，即汉简本《文子》所云：“不诤（争）得识（职）。”
四
汉简《文子》云：
闻之传曰：道者博。（0741）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0722）
今按：“闻之传曰”，古代学术师徒相传，口耳相受，郭店楚简《君子》（旧题《成之闻之》）云：“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贾子・耳》云：“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
《荀子・修身》云：“多闻曰博。”老子反对“博”，《老子》第5章云：“多闻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81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言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儒家主张“博”，《周易・大畜・ 象》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君子修身正心，要学习先圣的教诲，效仿前贤的行为。《论语・ 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皇侃疏云：“博，广也。”《论语・子罕》云：“博学而无所成名。”又云：“博我以文。”《论语・子张》云：“博学而笃志。”老子亦反对“学”，《老子》第20章云：“绝学无忧。”
《广雅・释诂一》云：“博，大也。”《素问・病能论》云：“博者，大也。”《礼记・中庸》云：“致广大而尽精微。”郑玄注：“广大犹博厚也。”《逸周书・命训》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福。立明王以顺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则敬，有常则广，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马王堆帛书《五行》云：“圣始天，知始人。圣为崇，知为广。”凡圣智者必“博”。
汉简《文子》屡言“圣知”：
平王曰：何谓圣知？文子曰：闻而知之，圣也。（0896、1193）
知也，故圣者闻。（0803）
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1200）
【刑】，而知择行，故闻而知之，圣也。（0765）
经者，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0909）
老子亦反对“圣智”，《老子》第19章云：“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五
汉简《文子》云：
积怨成亡，积德成王，积（0737）
天之道也，不积而成者寡矣。（2315）
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2249）
《广雅・释诂四》云：“积，重也。”《老子》第59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皂服，皂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荀子・强国》云：“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周易》有卦名《渐》，《象》云：“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春秋繁露・天道施》云：“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渐、浸义通，《荀子・修身》云：“知虑渐深。”杨注：“渐，浸也。”郭店楚简《君子》云：“君子之于教也，其导民也不寝（浸），则其淳也弗深矣。”
道德修养需要积累。马王堆帛书《五行》云：“索达诸君子道，谓之贤。”“索”者，如言“丝缕缕”。索、素古通。《礼记・杂记下》云：“纯以素。”郑玄注：“素，生帛也。”《广雅・释器》云：“缕，也。”君子之道如素帛，由丝一缕一缕地组成，道德修养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不可急躁。
六
汉简《文子》云：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听圣人守道（0766）
“听圣人”，战国古语。《商君书・徕民》云：“且古有尧舜，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也，是非王贤立今时，而使后世为王用乎？然则非圣别说，听圣人难也。” “别”，如今语所谓“另外”。“非圣别说”，不是圣人的概念另有解说。《周礼・乡师》云：“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郑玄注：“听，谓平察之。”
七
汉简《文子》云：
【天】地，大器也。不可执，不可为，为者贩，执者失。（0870）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0593）
下正。平王曰：见小守静奈何？文子曰（0775）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0908）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0806）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0864）
今本《文子》作：
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执者，见小也，见小，故不能成其大也。无为者，守静也，守静能为天下正。
在老百姓眼里，朱可不是一般的皇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宠爱的惠妃所生。惠妃的父亲是对朱元璋有栽培之恩的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因此朱元璋对她是恩宠有加，对其所生的爱子朱，自然也是十分偏爱，十二岁时便封他为谷王，统领上谷郡地和“长城九镇”之重镇――宣府。老百姓觉得朱不一般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辅佐谷王的长史（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小丞相）是在民间有着旺盛人气的刘伯温刘丞相的次子刘。当然，刘伯温事实上并没有担任过丞相，但在老百姓眼里，“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他是高人，是神人，不是丞相，胜似丞相。总之，宣化城的老百姓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而更感到骄傲的则是宣府这座城本身。
宣化城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城池。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郡县之一。早在战国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便在此设立了上谷郡，而且军事战略位置一直非常重要。燕昭王时秦开破东胡，西汉时李广击匈奴，都以此为重要据点，莫不是看中了宣化城的优越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正如《宣府镇志・形势考》所言：“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居庸迄险于左，云中固结于右，群山叠嶂，盘踞峙列，足以拱卫京师，而弹压边徼，诚北方重镇也。”宣化城建在地势平坦的河谷带状平原上，城北面海拔千米的烟筒山群山环拱，形成主靠山，东西两侧山势险要，成左青龙右白虎之势，与南面案山山脉共同托出山间之“龙穴”。其城西南邻洋河，城西邻柳川河，城东有大泡沙河、小泡沙河，镇城四周河流环绕、紧靠水源。这样“藏风”、“得水”的宝地，战时便于守护，平常易于屯种，真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防御要塞。当年，颇有军事眼光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在此修建雄武军城，“外示御寇，内储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作为他阴谋反唐的后勤基地。
到了明代，宣化城作为屏捍帝国北疆的长城“九镇之首”，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宣府镇城的规制营建上，便可以体现出它的重要性来。洪武二十七年(1394)，也就是在谷王朱就藩的前一年，宣化城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建设。在元朝宣德府旧城的基础上，按王城的规格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向北向西展筑，形成了边长6里13步、周长24里多的城池，并且修有7座城门(南3、北2、东西各1)。修建后的宣化城，“雄阔甲于他郡”，不但在北边诸镇中首屈一指（是当时大同城的4倍），即便是在全国的城池规模中也数一数二，甚至超过了同期的西安城和太原城。由于修建镇城耗资巨大，明太祖朱元璋还专门为此下旨豁免了宣府镇当年的夏税和秋粮，作为对工程建设耗费当地人力物力的补偿。不过，当时受时代和财力所限，这么大的一座城池，城墙全为土筑，也没有设置城楼和角楼。
宣化城在“长城九镇”中不但城池规模最大，驻军也是最多的。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官方数据统计显示，当时宣府镇官兵总额达126395员名，其中镇城56152员名。在明朝前期，宣府镇驻军几乎占全国总兵力的1/9，九边大约陈兵60万，而宣府镇约占1/5还多。
朱元璋之所以对宣化城如此重视，对谷王朱的偏爱只是表象，其实更大层面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考虑的。自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政权后，便敕令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向元三都发起进攻。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常遇春也率军攻占了宣化府和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第二年李文忠率明军攻占了兴和（元中都，今张北），四年后蓝玉又率军重新攻占兴和。而上都和中都当时都属于宣化府的辖地，因此退据漠北的元兵，由于不甘心失败，经常出没塞下，越过居庸关、紫荆关，到北平附近骚扰。为此，作为关键军事防御中心的宣化城，自然需要修得高高大大、体体面面，一来从军事上强化边疆军队的后勤保障和防御水平，二来从政治上展示大明帝国的政治决心和国家实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明初宣化府一带曾是水草肥美的沃野草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宣化府保安马坊所养军马“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据《皇明九边考・军马考》记载，当时宣府镇官兵原额是58612名（含舍余、土壮、勇兵等非正规部队），而军马原额则达45543匹。可以想象，这是一支多么强大的王牌骑兵部队，其机动性和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二
谷王朱就藩宣府时年仅16岁，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高大坚固的宣化城墙并不能庇护着他从容长大，给他展示才华、挥霍资本的机会，短短的4年时光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过后，宣化城便不再属于他，城还是那座城，只不过城上的大王旗发生了变化。
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燕王朱棣开始内部造反，史称“靖难之役”。作为“边防重地”的宣化城，对付外患可能很有一套，对内乱却显得无所适从，只是缘于紧靠燕王领地的“地理之便”，无奈早早成为朱棣的囊中之物。谷王留给这座城池的唯一印记，便是在逃跑前为了消靡宣化城的王气，封堵了2个南门，只留下了昌平门，同时封堵了1个北门，只留下了威远门，从而形成了一直保持至今的东南西北各一门的四门格局。本想做忠臣的朱，没守住宣化，后来跑到南京替建文帝守护卫金川门，也没守住。打也打不过，跑又没处跑，终于学聪明了的朱索性主动打开城门，迎王纳降，后来被封到长沙享福去了，倒是一直跟随他的刘，不愧是忠臣的后代，坚持原则，最后自杀在朱棣的监狱里头。
宣府对于朱而言，可能就是南柯一梦罢了，但对于朱棣来讲，意义却非同一般。也正是因为“靖难之役”，跟着造反的兀良哈三卫骑兵因“从战有功”，朱棣便将长城外三卫之一的大宁卫（内蒙古宁城西）让给兀良哈部，作为报答，后又将兴和（张北）守御所内迁至宣化城，让（弃）地200余里。如此一来，不但失去蒙古高原南部大片疆土作为缓冲地带，而且造成本是长城九镇“总后勤基地”的宣化，也一跃成为防御蒙古族南下的“前线战场”。为此，明成祖朱棣一直高度重视宣府镇的城防建设，在政策和投入上都予以倾斜和照顾，“分屯建将倍于他镇”。特别是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去京师不足四百里”的宣府镇更是成为“锁钥所寄”的要害之地，正是“譬则身之肩背，室之门户也，肩背实则腹心安，门户严则堂奥固”。
除此之外，为扫除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确保北疆的边防安全，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1410～1424）的14年时间，朱棣还以宣化府为基地，屡出六军，五次亲征漠北。朱棣的五次亲征，离不开宣府，也离不开宣府的军队。朱棣对当时驻宣府部队指挥官――万全都司总兵官郑亨（佩镇朔将军印）偏爱有加。郑享初征时已经54岁，最后一次出征，更是68岁的高龄，虽是一员老将，但虎虎生威，从不服老，敢打硬仗，也善打硬仗。《明史》上说他每次出征，都是“帅众先”，而且“论功为诸将冠”。
郑亨厉害，他所率的“宣府之兵”也个个身手了得，素以“敢战”勇猛著称。因此郑亨及所率士卒，五次出征时都被列入战斗序列，独当一面，或左哨军，或右哨车，或中军，成为亲征六军中最重要的精锐战斗部队。由于宣府军直属北京五军都督府的皇家嫡系部队，所以配备精良，训练得法。明朝军队的兵器配制，在当时称得上先进，其中火器已成为明军最常规的制式兵器之一，根据明军的正式编制，一般构成是“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比例占到10％。当时明军还成立了全火力配备的机动化神机营，全营兵力达5000人。其中，骑兵1000人，步兵3600人，全部配备霹雳炮（步兵火铳），炮兵400人，配备盏口将军（野战重炮）160位和大连珠炮（多管火铳）200杆，此外，每个炮兵还配有手把口（炮兵防身用手铳）400杆。
此外，“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的宣化城及其所辖卫所要地，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破坏力最强大的武器――神铳炮。这种炮有的重达数千斤，其威力可“洞裂石城，声震数十里”。这种“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的神器，在当时是作为明军的秘密武器使用的。宣德五年（1430），皇帝就特别敕告宣府总兵官谭广道：“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即便是到了正统六年（1441），边将黄真、杨洪曾在宣府独石设立了“神铳局”，本想加大火力配置，防御强敌，但当时的皇帝因怕“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而紧急叫停。大概正是因为拥有如此众多的神器，加上朱棣指挥英明，将士勇猛，所以五征漠北，凡战皆胜，鞑靼称臣，瓦剌谢罪，最后一次北征，竟然到了“各军搜塞北山谷，数百里不见敌”的地步。被打残了，打怕了的北元军队，此后数十年都没有恢复元气，自然也就无法对明朝北疆构成威胁。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在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带着未了的心愿，崩逝于宣府开平卫西北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按朱棣的战略意图，可能是想一举把蒙古残余势力全部消灭干净，然而天却不遂人愿。这一年的秋天，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明仁宗，他派来永宁伯谭广来接替武安侯郑亨，出任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此时的谭广也终于可以安然享受这胜利的果实，趁着这和平的间隙，“修管垒，缮甲兵，严斥堠”，把四座城门包砖以加固，建起四座宏伟的城门楼（如今仅存南城门楼拱极楼）和四个漂亮的角楼，此外也有心情和财力，修祭坛，建学堂，修庙宇。当时的大学生杨士奇在《万全都司学说》里拍马道：“期月之间，声威宏振，敌迹远遁，疆场千里，纤尘不作。”其实这都是拜先皇帝朱棣和前任郑亨的功劳呀。
三
正统五年（1440）三月，宣化城的老百姓又迎来另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身份巡抚宣府、大同的广东东莞人罗亨信。罗亨信是个干实事的人，也颇有忧患意识。虽说当时边城“二十年间，边燧不兴，兵民安于无事”，一派太平景象，但罗亨信一直奔波在塞北边疆一线，深知蒙古新势力瓦剌部也先正在重新崛起，而关内武备松弛，边患隐伏的现象令他非常忧心。特别是作为控御边陲的重镇宣府，其土城墙竟已50年没有修葺，墙体因水土侵蚀，风化严重而变得脆弱不堪，尤其是雨季经常坍塌，非常不利于防守，一旦遇到强敌入侵，更是很难实施有效防御。
为此，罗亨信决定给皇帝上疏请求用青砖包城，升级宣化城的防御系统。需要说明的是，明朝以前中国的城墙大多是夯土或山石筑成，到了明朝中期，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烧造青砖技术日趋成熟，青砖在军事和民间领域，已被广泛应用。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重积极因素，宣化城终于迎来了“改头换面”的历史机遇。这项庞大的边防工程从正统六年（1441）夏天开始，一直到正统十一年（1446）秋天完工，历时6年之久。由于宣化是典型的军镇，根据当时“战时守边，平时耕垦”的传统，其庞大的军队可以随时转换为建设兵团。因此在高度军事化的作业制度下，“伐石陶甓，炼石为灰”，建设进度非常快。因为是“军工产品”，所以建设质量也非常过硬。修好后的城墙厚4丈5尺，墙高3丈5尺（其中垛口高8尺），而且城墙底部砌基石3层，高1米，基石以上砌砖直至垛口，而且包砖达到1~1.5米的惊人厚度。
此外，由于朝廷财政拨款充裕，而且宣府本身也家底厚实，屯垦经济发达，边市贸易繁荣，使得“军中庶富”，因此修建过程中，用料和建制，都颇为大方。城墙修筑完好后，又重修了四座城门，而且每座城门又加筑了瓮城，瓮城之外，又筑有月城，月城之外再设吊桥。如果用“金城汤池，铜墙铁壁”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在本次工程中，还特地在城东偏之中修筑了一幢宏丽的镇朔楼。这幢重檐九脊歇山顶式建筑，共分两层，加上墩台，通高25米，占地面积1052.3平方米，整个建筑雄伟壮观，古朴庄严，南面匾额曰“镇朔”，北面匾额“丽谯”，盖取镇靖高华之义。当时楼上还设置有报时漏刻鼓角，平常用于报时（战时也可以用于报警），故老百姓又俗称其为鼓楼。
除却硬件升级外，罗亨信对于宣府的兵备工作，也非常重视。大概也是在他的努力和举荐下，正统十三年(1448)秋，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人杨洪，受命挂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取代皇戚郭，镇守宣府。杨洪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当时，迤北诸部敌人深知其厉害，都十分惧怕他，称其为“杨王”。因此，当他就任宣府时，府城将士因喜得良帅而“欢声动地”。而当时宣府也是兵强马壮，虽说驻兵已不如明朝初期多，但据《宣府镇志》记载，至少保持在3万人左右，其中，军马也基本保持在1万余匹，此外，自正统二年（1437）开始“储火器为备边”，当时宣府已经储备大量火器，其中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
然而，纵是宣化城修得再坚固，配备的兵器再优良，纵是罗亨信再远虑，杨洪再威猛，却也阻挡不住历史荒诞的进程。正统十四年（1449）秋，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欲效法明成祖朱棣北伐，贸然率师亲征漠北。与久经沙场，深谋远虑的朱棣相比，年仅22岁的朱祁镇只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愣头青，竟将军国大事当成儿戏一般。由于组织不当，加上一切军政事务皆由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王振专断，这场本是一场闹剧的军事秀，终是酿成一场巨大的战争悲剧。结果是随征的近30万大军，损失殆半，明军精锐尽被“杀掠殆尽”，而英宗自己也在土木堡成为瓦剌军的俘虏。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或“己巳之变”。
由于皇帝被俘，敌寇气焰更炽，边城官兵自相惊乱，丧失斗志，纷纷弃城逃散，而当时处于风暴中心的宣化城，已陷入“四面皆贼寇”的危难局面。当时许多朝臣认为宣府难守，朝议速召该城官兵入卫京师，城中诸将师也皆欲弃城，唯有罗亨信和杨洪持“死守宣府”的坚定立场。当时已经73岁的罗亨信拔出佩剑，坐在城门正中，面若秋霜，凛不可犯。他下令说：“敢出城者，斩！”于是城中军民安定下来，老幼欢呼说：“我们有生路了！”诸官兵深受感动，同仇敌忾，誓与宣府共存亡。随后，瓦剌军首领也先把人质英宗挟持到城下叫门，昏庸怕死的英宗完全听任也先的摆布，竟传命开城。如果遵命献城，军民将尽遭杀戮，京城最后的屏障就被拔除；如果抗命守城，那就犯欺君抗旨之罪。此时的罗亨信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断然回答：“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开城门。”因而拒绝献城。而当时身在现场的李贤，曾在《天顺日录》中抱怨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其实，那个时候，面对乱得不能再乱，坏得不能再坏的局面，闭门坚守方是上策，能守住宣府，便是最大的功绩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罗亨信重造了宣化城，并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当时的宣化城，同时也使一城百姓免受战火涂炭。《皇明通纪》云：“幸罗亨信忠义誓死以守，不独一城蒙福，而京师实赖之。世谓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但吊诡的历史却开了一次恶意的玩笑，被俘的明英宗不但很快被放归，而且通过，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于是，罗亨信的“安社稷之功”突然变成了当权者最大的忌讳。不但朝廷刻意淡化他的功劳，所赐奖赏，“仅循常例”而已，便是百年之后所立的墓碑铭里，撰写者也遵照上头的意思，讳言土木堡和宣府之事。
好在老百姓心里另有一杆公平的秤。宣化城里后来特地为罗亨信兴建了功臣庙，立其塑像于庙内，供后世瞻仰。而有关他的事迹，也被后人世代传诵。成化年间，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参政祁顺记亨信事迹，曾这样写道：“自公归老，边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余年而威德在……”
四
有意思的是，宣府似乎总是与明朝的皇帝有缘。
一座小小的边城，曾深刻见证了一个帝王的雄韬伟略，一个皇帝的昏庸无知，以及一个皇帝的荒诞不经。如果说前两者分别指的是明成祖朱棣和明英宗朱祁镇，那么后一个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了。
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26岁的明武宗朱厚照放下皇帝的架子，急装微服，兴冲冲地赶往距京城三百余里之外的宣府，计划巡游一番。陪伴他的是一位魁硕有力的大汉，名叫江彬，是地道的宣化人。朱厚照之所以愿意放下皇帝的架子，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想当皇帝，做个杰出的流氓倒好像是他最大的追求。他最大的喜好便是打架（仗）、喝酒、。而善察言观色的江彬正是抓住了皇帝声色犬马的本性，摆出了让其怦然心动的三大理由：一是宣化地处北疆，地域辽阔，风光秀美，可“瞬息驰千里”，又可以在一线战场，以实战的状态排兵布阵，舞刀弄枪，玩起来可以尽情地疯，远比在北京城里“为廷臣所制”要快活许多；二来宣化美女多，此处长期胡汉杂处，人员南北汇集，通婚融合下，妇女多貌美，风情更多样；三来宣化乐舞发达，辽、金、元时期的各种音乐，都在那里生过根，发过芽，多种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下的音乐风格，自然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至少对朱厚照而言，充满了异域情调。
因此，他来了。因为他是流氓，又是皇帝，所以带着极大的破坏能量来了。据《明史》记载，这个正德皇帝经常夜里带着江彬，闯进美貌女子之家抢夺妇女。如果说他风流，都有点污辱这两个字。他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变态行为，或者用科学的术语分析，恐怕他患有性瘾，只不过那时没有心理医生。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字叫朱寿，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加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并要求享受每年5000石俸米的公爵待遇。此后凡往来公文，竟不管国朝体面，竟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为此，《明史・武宗本纪》感叹道：“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然而，感叹归感叹，谁让他是皇帝呢？既然是玩，皇帝也有皇帝的玩法和气派，他刚到宣府，便命令“输帑银一百万两于宣府”，以期作为他游戏的启动资金。而为了玩得更尽兴，又在江彬的蛊惑下，“靡费亿计”，大肆修缮镇国府，同时还将京城豹房内的奇珍异宝，以及四处巡游收来的各色妇女，都一并运来，填充镇国府。在宣化所做的一切，都让朱厚照感觉很刺激、很好玩，远离京城的政治负担和君臣纠缠，也让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和自由感。因此他这一待竟是大半年的时间，至第二年过完春节才回到京城。此后两三年间，他又曾几度巡游宣府，并亲切地称宣府为“家里”。
朱厚照虽然很疯狂，但他一点都不傻。这体现在他带兵打仗一事上。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朱厚照得知敌情，非常激动，亲自布置，准备与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役十分激烈，明军曾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朱厚照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忖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与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的糟糕表现相比，明武宗朱厚照真要算得上有勇有谋，他亲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指挥得法，战术正确，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应是朱厚照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页。其实，在他疯狂的背后，内心深处一直暗藏着一个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边功的梦想。这大概也是他一直迟迟不愿离开宣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他的才华也好，理想也好，终被他的疯狂淹没和摧毁了。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他因溺水得病而崩逝于豹房内，临终时发出了“前事皆由朕误”的忏悔。他死后，他的一切疯狂行为，都开始被一一校正，“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宣府行宫的金宝也归还内库。从此，宣府的异样荣光也随之暗淡，躲藏在历史的阴暗之处，却又一直活在老百姓的口头舌间。
五
自清代以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国防重心外移，宣化城的军事战略位置便不再重要，与皇帝的关系也愈来愈远。顺治年间，宣府的作用也就是给皇帝喂养御马，“每年秋末到宣，次年四月出口，共计二十四圈”。康熙三十二年（1693），朝廷下令“废宣府卫所”，并取宣扬教化之意，改置宣化府，这也正式宣告了宣化城的国防使命正式结束。虽说此后康熙两次北征噶尔丹、四次塞外出巡，都曾在宣化驻跸，但也只是路过罢了，而不像当年朱棣北伐时那么倚重了。
乾隆十年（1745）九月，清高宗乾隆皇帝巡幸木兰，回京时路过宣化，在演武厅阅兵，并亲笔御书“神京屏翰”，由当时直隶总督那苏图刊悬在镇朔楼的北边城楼上。这块巨大的御赐书牌匾，应是帝王对宣化最后的褒奖了，而且在当时的乾隆眼里，已经有幽思怀古的味道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七日，宣化城与帝王发生最后一次机缘。当时，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大阿哥及亲王大臣等狼狈西逃，路经宣化时，曾在上谷公所（现宣化区文保所）停留三日。这一次，太后也好，皇帝也好，不再有心情怀古，也不再有兴趣题词，他们只是稍作休息，便继续逃亡。历史在这一时刻，恶意地重复了一个玩笑，要求宣化城的百姓再一次为一个王朝的存亡奉献尊严。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外国联军兵临城下，屯兵南关三日，扬言要炮轰宣化城。其实，他们只是以游戏的心态和无赖的手段在羞辱这个老大帝国的皇帝和民众罢了。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转贴于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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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关键词：黄河上游沿岸带；旅游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108-04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由“沿海经济”向“江河经济”跨越，现代文明随之向广袤的内陆地区转移，向贫困地区推进，特别是向人烟稀少的资源富集地区推进。在拓展人类生存的发展空间、改变地球表层人类分布结构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人类科学文化、经济技术、区域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劳动地域分工原理的制约下，在相关区域优势互补、负嫡互流、协同发展的导向下，经济区、经济带的协作开发大大热了起来[1]。
1.相关研究综述
沿江河开发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思想。祖强、薛莉（2003年）在系统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大江大河开发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经济实际情况，提出加快江苏省沿江开发的对策。 关于沿江河开发在空间上如何具体实施，各地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相继提出了“旅游带”、“旅游圈”等概念。骆永菊（2005年）提出构建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黄金带的框架及支撑体系研究。刘玉（2004年）将江苏环太湖旅游带作为一个整体旅游区域,总结了江苏环太湖旅游带旅游开发的针对性发展战略。黄震方、丁正山、李想 (1999年)对环太湖旅游带旅游业联合发展优势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太湖旅游带联合发展的战略思想，把环太湖旅游带建成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旅游区域。丁季华（1999年）指出将苏、锡、常环太湖旅游带与上海旅游目的地之间通过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形成无形结合，构建“上海旅游圈”，塑造“环太湖旅游带”个性。王健、张磊、董雅文在（2002年）提出沿太湖建设生态旅游带的构想。黄朝永（2001年）提出构建重庆南部旅游带及其开发战略构想。靳英敏提出建设黑龙江省沿边旅游带的发展构想。
从这些研究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小区域之间的联合构建一个个“圈”或“带”，“圈”与“圈”之间、“带”与“带”之间，以及“圈”与“带”加强联系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已成为当今的潮流、趋势，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跟踪的热点。对旅游带的研究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沿江河旅游带，沿交通干线、沿边旅游带，有环湖、环城旅游带、生态旅游带的建设。研究逐步深入、细化，关注到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从研究内容的广度来看，战略的研究―战略举措―具体实施办法等全方位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从区域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来看，对发达地区的局部范围的研究有深度、有广度，而且点―轴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已经结合起来，而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旅游带的构建战略、构想、举措以及“带、圈”之间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甚少，出现严重中的“东重西轻”和“南重北轻”。
2.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提出
早在1988年中国民盟主席和钱伟长曾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沿黄青、甘、宁、内蒙4省区的热切响应。该经济区是指青海龙羊峡以下黄河干流所流经的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中北部、内蒙西部沿岸地带，总长约1 800公里，平均宽约120公里，面积为21×104平方公里的带状经济区。该经济区的建立旨在开发黄河上游丰富的资源，强化原有基础产业，建设国家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以形成大西北的经济核心带，最终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发展，促进民族繁荣。
傅伯杰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94年3月）一文中认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地域广阔，包括从青海龙羊峡至内蒙古托克托的沿岸及其相关的53个县旗和27个市辖区。而且该区资源丰富、多民族聚集，优势明显，进行重点开发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重大，是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中综合开发重点地区之一,应加强该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张复明、仪庆林、徐保根、安祥生在《黄河经济协作区联合与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9期）提出“黄河经济协作区”的概念，指出应以黄河和欧亚大陆桥为纽带，通过联合与协作，有效增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9省11方组成的黄河经济协作区的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根据以上相关概念的提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结合黄河上游沿岸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提出“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概念。
3.研究范围的界定
借鉴“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范围界定，根据黄河上游沿岸的实际情况，结合旅游业的特点，确定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从青海玛多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沿黄河干流所流经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沿岸地带，总长约1 800公里的带状区域。该旅游带以黄河为中轴线，向两岸分别延伸60公里，形成总宽度约为120公里的核心带；依据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资源的等级、密集程度，以及考虑到旅游通达性及游客感知距离和不适程度，在核心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延伸约300公里,在两岸分别形成约300公里的区。至此，黄河上游沿岸带总宽度约为720公里范围的带状区域。
黄河上游沿岸带（包括核心带和带）各段研究范围具体到市、区、县、旗。其研究范围涉及甘、青、宁、内蒙四省区的140多个市、区、县、旗。笔者以为，整个旅游带并不是整齐划一、等宽度的，这和旅游资源的品位等级、地形地貌、交通条件、人口密度、与依托城市的关系、经济发展条件息息相关。例如，有些临近沙漠的地带旅游带相对较窄，有些旅游条件好的地区旅游带相对较宽。
4.旅游带的基本特征
从把黄河上游沿岸带建设成为西北重要的旅游区、经济增长区，联动全国青藏铁路沿线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丝绸之路旅游四大旅游大区域，成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旅游枢纽，东联西出的咽喉要道这个高度来看，该区域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区域性。这是旅游经济结构在地域空间上的特殊表现形式，首先应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即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地理背景等整体性；其次旅游带的资源开发利用要形成鲜明的区域旅游活动特征；再次要有可以依托的、特色鲜明、格性突出的旅游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交通旅游交通网络。（2）层次性。旅游资源的组合效应、旅游区域的通达性、旅游市场的形象定位和旅游区域的社会背景等在旅游带内表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例如，核心带、带以及各级旅游节点城市的形象定位、形象设计等具有层次性。（3）开放性。黄河上游沿岸带作为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除了带内紧密联系外，必然与带外支撑系统保持物流、商品流、客流、信息流等方面的交换关系，具备沟通国内发达地区、国内客源市场和国际旅游市场的能力。（4）协调性。黄河上游沿岸带，它必须具备维持整个旅游带的繁荣、发展、进步的协调能力，才能有效地配置旅游资源和科学的组合市场要素，合理布局旅游产业结构。（5）效益性。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最根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培植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类型效应、集聚效应、强度效应和种量效应；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强化规模产业优势（SealeProperty）或乘数效应（Multiplies）――交易乘数、产出乘数、就业乘数和收入乘数；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形成聚集经济效应（AgglomerationEconomies）[2]。
5.开发模式与布局思路
5.1 开发模式
黄河上游沿岸带以“点―轴”开发为主要模式，结合据点开发、扶贫开发、旅游圈层开发、景区内涵提升等开发模式,做到统一规划，分级开发，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合理利用，全面发展。“点―轴开发”对于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程度不高、旅游开发的空间结构还不完整的黄河上游沿岸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黄河上游沿岸带的铁路、国道等交通干线沿黄河蜿蜒而行，黄河两岸大中小城镇、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是适合于点轴开发模式。“点―轴系统”理论能够科学地处理集中与分散、公平与效益、从不平衡发展到较为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黄河两岸大中城市对旅游带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旅游带的可达性，实现由“点”到“线”到“面”的空间开发和发展状态发挥指导作用。
5.2 总体思路
黄河上游沿岸带旅游生产力空间优化布局以“资源为依托，产品为基础，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为根本宗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旅游精品战略、旅游扶贫(即PPT战略:pro- poor tourism)战略、旅游现代化战略。大力开发黄河风景、草原大漠风光、高原湖光山色、丝路古迹、民族风情、黄土风情、航天原子科技等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策划和实施一批潜力较大、品位较高，对国际、国内游客有较大吸引力，投入产出效益好，对各地旅游业发展起到重要牵头推动作用的旅游项目。
在以青藏铁路沿线旅游、香格里拉区域旅游、环太湖健身度假旅游圈、大长江三角洲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粤港澳旅游、湄公河跨区域旅游、丝绸之路旅游等九大区域为国家重点发展规划区域的前提下，力争把黄河上游沿岸带纳入第十个国家重点旅游规划区。在该区内，进一步确立黄河为旅游开发的概念性主轴线(一级发展轴)；以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丝绸之路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为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功能协作区；以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为旅游带的四大增长极，构筑兰州、西宁、银川和呼和浩特四大旅游圈(二级旅游圈)；以夏河、合作、天水、平凉，同
仁、海晏、乐都、共和、玛多，同心、固原、中卫、石嘴山，乌海市、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等城市为增长点。以国道109线、315线、214线，213线、212线、316线、312线、309线，211线，110线（一级轴线）和各省区相关省道（二级轴线）为依托，重点建设西陇海―兰新（武威―兰州―天水）、呼包―包兰―兰青、兰州―西宁三条旅游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重点建设六大旅游区。形成一带(黄河上游沿岸带)、一站（兰州―欧亚大陆桥上国际性旅游中转站）、三轴线(三条一级轴线)、四极（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四圈、六大旅游区的旅游空间格局。
2.1 三条轴线
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依据点轴开发模式，把黄河上游沿岸各省区的城市、旅游景区景点和未开发的、具有很高旅游价值的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由于黄河不连续通航，黄河只能作为一个概念性的主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只能依托现有的沿黄铁路、国道、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来实施旅游。重点建设西陇海―兰新（武威―兰州―天水）、呼包―包兰―兰青、兰州―西宁三条旅游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
2.2 以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为四大旅游增长极
城市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都市旅游、城市文化旅游、会议公务旅游、商贸购物旅游、交通枢纽等多种角色。之所以确定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为旅游带的四大旅游增长极，不仅仅因为它们集省会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于一身，还因为四城市的综合实力居该旅游带内众多城市前列，以此为旅游带内四大旅游增长极能够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促进作用。
2.3 四大旅游圈
从经济地理学、旅游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依托各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及其区位优势和优良的基础设施，构建兰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四大旅游圈（见图1），在积极开展传统的会议旅游、商贸旅游、修学旅游、购物旅游等旅游活动的基础上，发挥本地节假日都市休闲娱乐旅游中心作用，并成为启动黄河上游沿岸带四省区段的旅游集散地和中转站，从而形成“城市―区域”、“资源―市场”共扼型的旅游空间结构综合体。构建四大旅游圈既有利于带内城市之间的互动，又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2.4 六大旅游区
黄河上游沿岸带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历史遗产，应努力充分发掘，使黄河上游沿岸带美丽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资源相映生辉。为此，对黄河上游沿岸带文化旅
游资源，依据其文脉，组合临近其他类型旅游资源，划定以下六大旅游区（见图2）：
（1）西兰多民族文化旅游区。该区是以塔尔寺和拉卜楞寺为双核心的多民族文化旅游区。以塔尔寺为核心,融和塔尔寺宗教文化、互助土族风情、柳湾墓地、瞿坛寺为重要景点，形成塔尔寺多民族文化旅游小区；以夏河拉卜楞寺为中心，东接甘南合作，西邻青海同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贵德文化城、循化(街子撒拉族风情、十世班禅故居、喜饶大师纪念建筑、孟达天池)等旅游资源的夏河拉卜楞寺多民族文化旅游小区。两个多民族宗教、文化旅游小区，区位相临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双核结构的民族宗教文化旅游区。
（2）青海湖藏族风情旅游区。青海湖是青海省的象征，以青海湖为核心，充分挖掘青海湖的历史及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用历史文化的重彩装点青海湖。在整合、挖掘原子城、金银滩草原（王洛宾采风处）、刚察大寺、祭海台、五世达赖泉、沙陀寺、哈龙岩画、布哈河、沙岛、尕海、月牙湖、白佛寺、151基地等现有资源的同时，加快伏俟城（共和县）、察罕城（倒淌河乡）、海神庙（海神庙遗址距察罕城西北百米处）、应龙城（应龙城遗址在青海湖海心山上）的修复工作，营造湖怪、西王母等新景点。赋予历史上的“祭海”活动以新的内涵，并以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祭海典礼，恢复祭海典礼，使青海湖成为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全方位展示青海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的大舞台，有效地提高青海湖和青海省的知名度，从而带动旅游事业蓬勃发展[3]。
（3）黄河源生态旅游示范区。以青海玛多为该旅游区中心，将果洛左哈龙沟、哈龙冰川、久治年保冰川、久治仙女湖、妖女湖，黄南金鱼湖、右哈龙沟雪山下藏族风情、班马民居雕楼、藏医药、阿尼玛卿山、玛卿岗日峰以及约古宗列曲、卡日曲、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侧重个性旅游、探险旅游、探秘旅游、生态旅游，把黄河源生态旅游示范区建成全国首屈一指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4）始祖文化、道教文化、回族风情旅游区。以天水―平凉―固原为轴线，与包兰铁路成“丁”字型结构，贯穿清水、张家川、华亭、平凉、彭阳、固原、西吉、静宁、秦安、天水形成一个闭合的旅游区，以崆峒山、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麦积山石窟文化艺术、伏羲文化、西吉火石寨等主要旅游资源，形成天水始祖文化、崆峒道教文化、固原回族风情组合在一起的多文化旅游区。
（5）西夏文化、塞上江南旅游区。以中卫市为起点，乌海市为讫点，形成包括银川市、石嘴山市，以及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卫县、中宁县，以中卫高庙、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石空寺石窟、水洞沟遗址、西夏王陵覆盖宁夏全境，形成以西夏文化和塞上江南景观为特色的旅游区。
（6）河套文化、蒙古族风情旅游区。以巴彦淖尔市为核心，以乌海市为西起点，到包头市、呼和浩特，贯穿五当召、美岱召、百灵庙、响沙湾、大窑文化遗址、大皇城(城圃圃)、云中城古城址、喇嘛召、将军府、玉泉井、崇福寺、乌素图召、大昭寺、席力图召、万部华严经塔（白塔）、金刚座舍利宝塔、五塔寺、成吉思汗陵、汉墓壁画等旅游资源，形成河套文化旅游区(本文所指的河套平原是指前套和后套平原，而不包括宁夏平原)。
6.结语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整合和区际旅游产业合作是旅游业发展趋势，也是国家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然而现有的行政区划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人为地割断黄河上游地脉、文脉及两者之间的固有联系，各省区旅游业各自竞相发展、激烈竞争，削弱了黄河上游旅游业的整体优势。我们在遵循空间结构规律的前提下，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优化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生产力空间布局，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旅游业联动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市场互享、营销互动、合作双赢的目标。
通过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一方面填补了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丝绸之路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这四大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规划空白区；另一方面衔接四大区域，加强四大区域的旅游业合作，再次深度整合四大区域和黄河上游沿岸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企业，进一步提升黄河上游的旅游竞争力。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对于各民族的团结、共同繁荣进步、边疆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黄河中下游，乃至全流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者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共赢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黄河上游沿岸带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黄河上游沿岸旅游业的整体发展，以黄河上游沿岸带的发展带动各省区旅游业的发展，以各省区旅游业的发展支撑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整体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使旅游产业作为强势产业在黄河上游沿岸带的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中隆起，为带动黄河上游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注 释：
①祥.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资源开发战略［J］.干旱区地理,1994,（6）.
②马勇等. 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1996，（6）：100-101.
③谢佐, 程起骏,谢承华.关于深度开发青海湖旅游产业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0,（2）.
参考文献：
［1］陆大道, 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27-133.
［2］张文尝，金凤君，樊杰. 交通经济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杨桂花. 旅游资源学［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4］刘锋. 中国西部旅游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
［5］苏文才，孙文昌. 旅游资源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中国自助游编写组. 中国自助游［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7］中国地图册［M］.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3.
［8］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交通全图［M］.河北：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
［9］中国分省行车地图册［M］.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