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5: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企业经营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稻盛和夫理论 企业管理 启示
目前，欧债危机前景不明朗使得低迷的全球经济更加不景气。受全球经济萎缩的影响，加之内部结构失衡的原因，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也较为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8.1%之后，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下滑的经济增长趋势引起世人关注。提供有关工业活动状况的汇丰（HSBC）的采购经理指数预览值（flash PMI）预示我国经济疲软的迹象。5月24日汇丰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为48.7，低于4月份的49.3。已经连续第7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下，显示工业活动一直在趋弱。5月份时，已有铁矿石及电煤合约的中国客户寻求推迟交货甚至违约。这似乎表明，中国的钢厂、建筑工地和工厂有一些不妙的情况。从发电量、铁路货运到银行贷款，其他经济风向标也似乎表明了经济“急刹车”。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4月14日的《2012一季度千户企业经营状况快速调查报告》显示，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比2011年有所下滑，企业盈利空间缩小。调查显示，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比2011年有所下滑。订货减少，产销量走弱，产品销售价格回落。与此同时，企业成本继续上升，社保税费负担依然较重，导致企业盈利空间缩小。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怎样才能在危机时代度过难关得以持续经营呢？稻盛和夫经营之道或许能为我国企业经营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一 稻盛和夫的企业经营策略
被誉为“当代松下幸之助”的稻盛和夫是日本的“经营四圣”之一，他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名“京瓷”）、52岁创办第二电电企画株式会社（现名“KDDI”，是日本第二大通讯公司），一手打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他缔造了京瓷40余年从未亏损的奇迹，带领企业冲破了两次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深谙危机中的经营之道和企业经营的智慧哲学。2010年又临危受命，接掌日航CEO帅印，同时被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任命为内阁特别顾问。并成立“盛和塾”，以培育新时代经营者，其经营哲学被日本企业界奉为圭臬。
1．“敬天爱人”与“利他”的经营哲学
“敬天爱人”和“利他”是稻盛哲学的圭臬。“敬天爱人”是京瓷的社训，是稻盛和夫先生一生最为信奉的经营哲学。“敬天爱人”出自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的《西乡南洲翁遗训》，这里的“天”是指客观规律，也就是事物的本性。所谓“敬天”，就是按事物的本性做事。而“爱人”，就是按人的本性做人，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以仁慈之心关爱众人就是“爱人”。这里的“爱人”就是“利他”，“利他”是做人的基本出发点，利他者自利。要从“自我本位”转向“他人本位”，以“他人”为主体，自己是服务于他人，辅助于他人的。
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利他经营”。这个“他”是指客户。广义的客户包括顾客、员工、社会和利益相关者。要从“企业本位”转向“客户本位”，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只要为客户创造了价值，企业也就可以从中分享价值。做人应该做正确的事情，把员工放在首位，这就是稻盛和夫对“敬天爱人”的诠释。稻盛和夫相信，所谓经营只能是经营者人格的投影。因此，只要具备做人的正确的判断基准，就一定能在经营实践中有效发挥他的作用。企业的利他行为可以协调、缓解利益各方矛盾，而且可以给企业赢得更好的荣誉，建立良好的形象，增加更多的获利机会。
2．阿米巴经营法则
阿米巴又称变形虫，最大的特性是能够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阿米巴经营”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像自由自在的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虫——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自行制订计划，独立核算，持续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员参与经营，这样既提高了员工的成本意识和经营头脑，又提高了员工的职业伦理和个人素质，将阿米巴塑造成一个不断挑战的创造性团队。阿米巴经营提示我们只有以最少费用换取最大销售额的绞尽脑汁的“人”的团队，这才是可以创造的无限附加值。将员工的发展放在首位，是稻盛和夫最大的秘密，也是“阿米巴经营”的最大成效。
3．十二条经营原则
稻盛和夫坚持以“将正确的事情用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为准则，提出了十二条经营原则。也即：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设立具体的目标；胸怀强烈的愿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追求销售额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定价决定经营；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燃起斗志；拿出勇气做事；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以关爱和诚实之心待人；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十二条经营原则是稻盛和夫对自己的经营实践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也是稻盛先生创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动纲领。稻盛先生认为，经营成败取决于经营者的行动。有人说经营是一门技巧，有人讲经营是一项艺术，这类说法当然都有它一面之理。从经营十二条看，经营与经营者的人格、意志、精神力之间的关系更大。与其说经营是技巧，是艺术，不如说经营更是一种哲学。
4．六项精进
“六项精进”指的是：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忘却感性的烦恼。
关键词：现代企业；道德经营；研究；评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017-02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志丹博士的专著《道德经营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已经出版，我有幸捷足先登，拜读了此书，在饱览清晰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创新深刻的学术观点的同时，深感敬佩。我们知道，经济伦理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兴起，渐成为“显学之显学”，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涵盖了企业伦理、劳动伦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伦理等在内的诸多领域，学科体系日渐完备，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更是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一个前人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领域，想要再开辟新的研究视阈，提出新的论题并系统论证之则实属不易。难能可贵的是，志丹博士却另辟蹊径、锐意创新，一改以往纯学理研究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路，聚焦企业究竟应该如何“用德”、“践德”，进行企业道德经营的研究。可以说，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更蕴含着一种新时代的经营哲学的诞生。
《道德经营论》一书主要内容和基本脉络是：该书由王小锡教授的“序”、“绪论”以及十章内容组成。“序”里重点对“道德经营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该书的创新点”进行了高屋建瓴地分析厘清；在“绪论”里重点论述了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基点、研究发展趋势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章“道德经营的概念”重点梳理了以及道德经营概念、强调“道德经营”的缘由）；第二章“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着重分析了宏观层面的经济道德本质维度、中观的企业道德本质维度以及微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道德本质维度以及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危害四方面驳斥企业非道德经营神话，从而论证了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第三章“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主要分析了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义利统一的概念和正当性、企业义与利的概念、统一及其三个层面；第四章、第五章“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着重阐述了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绿色发展和合理慈善；第六章“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基于领导力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并深入地阐述了企业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就是道德领导和道德决策；第七章“道德经营的人格范式”揭示了经济道德人的合法性根据、合理性边界及其互利的行动原则，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主体依托和主体模型建构的问题，并深入而全面地回击了对互利主义的质疑；第八、第九、第十章“道德经营的时代境遇”则集中分析了当代道德经营遭遇到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时代性问题，使得道德经营植根于当代实践的沃土、直面时代性的伦理问题。
纵观全书，其特点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1.概念范式创新。著者在企业伦理学与企业经营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企业“道德经营”的概念范式，这在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尚属首创。著者认为：“所谓道德经营，是指在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主张道德价值观驱动经营活动，坚持义利统一的基本原则，以及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保护生态和合理慈善等基本价值，遵循伦理道德理念与规范来规约自己的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保持经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合目的性和合理性之间的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与道德目标相统一的战略性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1]简而言之，道德经营就是企业按照道德理念来指导自身的经营行为，合乎道德地谋取正当的利益，从而真正建构起企业的战略经营模式。这一崭新的概念范式，既是企业伦理学、企业经营学以及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新范式，也是分析企业问题的理论新范式。
除此之外，这样的概念范式或论题的创新在专著中还有很多，如“道德竞争力”、“经济道德人”、“互利的边界”、“慈善责任的合理性边界”、“时间伦理“、”空间伦理”、“道德致用主义”等。这些原创概念不仅对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深化拓展的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学科方向的研究也具有范式创新的意义。
2.分析视角独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伦理学科体系的完善，经济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和精神资本，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原则。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能够真正“面向实践”（恩德勒语），为企业经营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更具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和担当意识，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选择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
与以往的研究相异，本书的著者在挖掘企业经营哲学范式嬗变的历史脉络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道德经营这一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企业道德经营为切入点，关注企业如何“践德”和“用德”，力图整合经营与道德，实现两者的交融互涉、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专著对道德经营之“道德”的强调，对道德经营合法性的本体论论证，对道德经营人格范式的诠释等，都不仅为企业伦理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大大增强了立论的力度。
3.体系构建完备。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问题的研究总是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始终是前提，唯有特色学科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才能奠定学科应有的地位；而问题的研究也必然是理论的依据和基础，唯有关注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感”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才能诠释伦理道德之于经济生活的应用价值。因此，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是“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产物。
专著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道德经营问题，构建了道德经营的基本理论体系，不仅深入系统地聚焦了道德经营的一般逻辑，探讨了道德经营的概念、合法性、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关键环节、人格范式，而且多层面地透析了道德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将道德经营遭遇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突出的富有时代意蕴的论题都涵盖在内，可谓体系完备、逻辑合理、自成一体，堪称经济伦理学“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最新成果。
4.研究视野开阔。专著以中国与西方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互涉的“视阈融合”方式，深刻而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概念解析、原因探秘、实践路径和时代境遇等四大问题，涉及的论题广泛，研究视野十分开阔。
比如，书中对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的探讨，就是研究的亮点之一。企业道德经营离不开时空元素，而经济伦理学中时空伦理的研究却相对贫乏。著者从人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时空”出发，探讨了时空的伦理意蕴，揭示了现代企业经营所要面对的主要时空伦理问题—企业劳动伦理和企业经营的空间正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者以生存论意义上的社会之间概念为基点来透视时间伦理，以资本逻辑与空间伦理建构为主线来研究空间伦理问题，这种大胆而深刻的探讨，对目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具有补白之功。
除此之外，对企业目的幻象的批判的角度来论证财富伦理，从企业信息主体对待和处理企业信息的伦理方式与态度来切入信息伦理，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资源来阐述责任伦理，从女性歧视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来拓展性地研究企业经营中的人权伦理问题等，无一不展现了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5.学术资源丰富。著作不仅用一定的篇幅阐释了国内外关于道德经营理念以及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脉络，而且在全书中贯穿历史分析与对比研究方法，融合了大量跨学科的学术资源。例如，书中从中西思想史的不同视角道德经营的概念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和界定透析；在阐释道德经营（而非“伦理”经营、道德“营销”、道德“管理”）的缘由时，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一是梳理了在严格道德哲学意义上，中西对“伦理”、“道德”概念的必要区分，使得“道德”经营能更强调主体经营的主体性、自主性、自律性以及应有的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二是探究了西方对“形式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提出了企业经营范式的核心价值诉求，即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心性品质的培养之于企业的价值意义；三是理性批判了西方强势文化对国内学术概念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的道德本质[1]。为了分析的透彻清晰、具有说服力，著者的研究决不拘泥于学科门户之限，广泛爬罗剔抉、灵活地整合了古今中外诸多门类的学术思想资源，所涉及学科涵盖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经济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构建了全面丰富的学术信息平台，从而使得分析说理具有充分的穿透力和说服力。
道德经营确是一个宏大课题，也是极具挑战性、复杂性和时代性的战略问题。对此研究域，志丹博士心仪已久，凭借着巨大的学术勇气、深厚的学术功底、清晰的学术理念、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这部洋洋35万余字的力作。可以说，这部书是他博士后三年的倾心之作，更是他学术理念和学术境界的真实反映，尽管其中或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它给后续研究留下的高水准的研究平台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认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伦理学领域中，本书的开创性价值必将载入史册，其学术和现实意义也必将不可磨灭。
[关键词] 南柏经营哲学 中国企业 经营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名言：是否持有优秀的“思维方式”、“思想”，这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经营也一样，企业业绩乃至企业寿命全部取决于是否具有出色的“思维方式”。
他在这里所说的企业经营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经营哲学。正是依靠独创的“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他才取得了许多彪炳史册的经营成就，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企业界的“圣人”。
近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已经逐渐领悟到了经营哲学的重要性，其中一些并且意识到了，中国的企业更需要适合中国国情和独具中国特色的经营哲学。而“南柏经营哲学”的横空出世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式经营哲学”的空白，受到了许多中国企业家的欢迎和期待。
一、南柏经营哲学闪亮登场
2011年10月13日，“2011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如期举行。众多中国企业家不仅分享了“日本经营之圣”关于企业经营和人生的精彩演讲，而且聆听到了南柏先生关于中国式经营哲学的阐述，领略到了“南柏经营哲学”的独特魅力。
南柏先生在论坛上明确提出，除了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以外，中国企业家更需要中国式经营哲学。他从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何不同讲起，深刻剖析了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困惑，进一步详细探讨了经营哲学这个概念，并且利用一幅太极图形象生动地演示了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经营哲学、中国式经营哲学究竟能解决什么困难、中国企业家究竟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哲学等问题，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用他自己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讲解得通俗易懂。
那么，“南柏经营哲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据南柏先生介绍，其核心思想为“道法自然，多维思考。”具体内容可以表述如下：
究一维根本――太极――道法自然，解决企业发展思路的问题；生二维能积――二仪――厚德载物、以人为本，解决企业福报的承载问题；循四维消长――四象――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文化资本、人才资本，解决企业的战略问题；观多维变化――八卦――多维和谐（天时、地利、人和、众合、心安、诚信、他利、势成），解决企业的战术问题。
此外，南柏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哲学程式，他认为一个人的人生结果=思考方向*（德商+量商+才商）。其中思考方向意为定力和正确的思维，德商量商才商分别代表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志向大小和天赋天分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能否取得成功和得到快乐。
参会的许多企业家纷纷表示，与稻盛和夫先生比较起来，南柏先生的经营哲学或许更适合中国企业家，因为毕竟南柏先生更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许多企业也正面临着发展瓶颈和转型的问题，“南柏经营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们的一场及时雨。
二、中国企业需要中国式经营哲学
在过去的30年，中国企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些负面影响，仅靠方法、工具、手段等策略上的改进已经不够了。企业的经营者必须发自内心改变自己的经营之道，改变自己的处事哲学，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企业发展到了必须遵循经营哲学的时代了。事实上，一些中国企业家已经依靠“经营哲学”给自己的企业找到了长久发展的动力，“罗莱家纺”即为一个有力的例证，这家企业正是在“经营哲学”的影响下成功实现了企业转型。
同时，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在思考，应该如何导入适合自身企业的经营哲学体系？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中，“中国式经营哲学”是相对空白的，大部分企业都在借鉴来自欧美以及日本的成功经验，“世界500强”成为争相模仿的榜样。然而如前所述，中国企业发展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到了必须面对“人”本身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企业是中国人的企业，必定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只有符合中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才能创造出最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柏经营哲学”应运而生。据了解，“南柏经营哲学”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纸上谈兵式的空乏理论，而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经营哲学，其“道法自然，多维思考”的核心思想早已被广大企业家所熟悉并尊崇。多年以来，南柏先生以及他所在的东方智慧开发研究院已经为推广和传播这套经营哲学做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因为根植于5000年华夏文明，“南柏经营哲学”更是深得中国式经营哲学之精妙，从而受到了更多中国企业家的欢迎和追随。
据了解，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们有很多都非常关注中国哲学和文化，都希望能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到适合自己企业经营发展的智慧。“南柏先生的经营哲学让我受益匪浅。其实我自己在经营中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这些问题，今天听到他的论述，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位同时也是诗人的参会企业家感叹道。
三、南柏经营哲学是企业家“心灵鸡汤”
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自认幸福指数低。这表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正面临来自企业价值观、企业传承等多种困扰，患上了“习惯性纠结症”。
“赚钱不再能够让人快乐”成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共同困扰：83.5%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很难感受到幸福。在阐述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位居榜首的原因是“新增财富的增加不再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
调查结果显示：65.8%的企业家表示自创业至今，企业价值观（为什么做企业）产生了变化：其中53.1%表示“有变化，最初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近年来越来越转向自我价值的实现”，而12.7%则表示“有变化，最初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近年来有些盲目”。而另外有34.2%的企业家表示自己的企业价值观从未发生变化。其中有20.2%的人表示一直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仅14%的人自始至终就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些困惑无疑阻碍了许多中国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如果说，西方经营管理哲学教企业家们如何把事情做好，把企业做好；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人。”南柏先生表示：“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不仅有效，同时也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平衡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正是南柏经营哲学诞生的基础，也是中国企业家最迫切需要的“心灵鸡汤”。
据介绍，南柏先生开创的东方智慧开发研究院被誉为“中华儒商学院”，已经培养拥有经营智慧、文化涵养和社会责任的各行业企业家近万名。于2007年创立的“十分孝心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培养人们的孝道、忠诚等传统美德，受益社会学员近10万。2010年创立的“南柏讲堂”常年面向社会讲授国学经典，将优秀传统文化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普及给社会各界。南柏先生因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与教育的卓越成果，2009年被录入《世界华人名人录》，也被中国企业家们誉为中华传统经营智慧的“活水源”。
目前，中国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眼光的中国企业家应该看出来了，单纯“掠夺式”的企业根本无法做大做强，中国企业必须遵循经营哲学规律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时代呼唤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式经营哲学，“南柏经营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闪亮登场，必将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姜汝祥.中国企业需要新管理哲学[J]. 商学院,2010(01)
【关键词】 佛家思想;企业管理;运用
一、佛家布施的思想可以帮助现代企业明确经营理念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使命与经营理念,使命是一个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的目的,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动机与出发点,经营理念代表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具有强烈而高尚经营使命以及明确价值观的企业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佛家思想能够为企业使命及经营理念的确定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与借鉴,佛家思想产生与存在的目的在于解决生命意义问题,解决人的精神的发展与归宿的问题。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实体,经营活动目的之一固然要获取物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借鉴佛家思想把人的精神追求、心性的超越、提升列为企业经营活动目的,企业员工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平衡与协调应该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使命。一个仅仅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员工精神成长的企业,其员工的精神必然是势利、世俗的甚至是迷茫的,这样想建立起积极、丰满、和谐、超越的企业精神是不可能的。
称为“经营之圣”日本企业家稻胜和夫先生,笃信佛法,他把佛家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最终谛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他认为经营必须明确事业的目的,其目的必须是尽可能远大、高标准的,事业的目的必须是员工都能够从心里接受,能够实实在在地共同遵守。公司就能凝聚成以经营者为核心的整体,成为一个战斗力旺盛的集团。他在京都制陶公司成立的第二年起就确定了这样的经营目的:“在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佛家思想强调利他,认为得到财富的因是布施,布施也就是为他人的付出与服务,认为这种利他的奉献与服务才是企业最终获得财富的原因,强调企业应采取正当的手段与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这也和通常所说的商业理念“顾客是上帝”的思想不谋而合。佛家思想同时强调盗窃是导致贫穷的原因,认为如果一家企业不能在诚实守信,在进行经营活动中采取欺骗的手段,其结局迟早是会失败。佛家思想有助于企
业注重商业道德,有助于企业确定正确的经营理念。
二、佛家无常思想可以帮助企业正确地进行决策
首先,管理者在作决策时应当认识到,事物永远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中,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就需要决策者不执著于既往成功的经验、模式,要具有审视、考量事物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缘条件的智慧,具有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的能力,要能够与时俱进,善于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策略,把握发展机遇,领导事业的发展。
其次,无常的观念要求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保持一种不执著的超然心态,不执著并不是无所谓、浑噩放任,而是指一种不为过往的认识所局限而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态度。决策者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受自己的主观成见的影响,使决策自觉、不自觉打上了主观烙印,这也是很多决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了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使决策符合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就需要决策者进行心态上的修炼,减少我执对决策的干扰,通过对事物客观而周全的考察从而形成恰当的决策,提高决策者的正确决策的能力。
再次,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认为:佛家苦、集、灭、道的思想为企业问题决策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完整的程序:苦,面对问题,确定问题之所在;集,认识问题,找出问题原因;灭,超越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目标;道,实现自己,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加以执行和检讨,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发挥自己的潜能。佛家这种苦、集、灭、道的思维模式与现代决策程序是一致的。
三、佛家缘起性空的思想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良性的运行管理
佛家高明智慧体现在中观哲学方面,中观思想认为:事物可以从事、理二谛两个角度来认识,事谛是指事物的现象,包括所有的存在,都是缘起的作用,遵循因果的规律;理谛是从本质上、性质上来理解事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众缘和合而成,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的存在。把握了这种中观的辨证智慧,对于企业运作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本质上观察,因为空性,事物都是依赖于各种条件而生灭,人才可能大有作为,事物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事业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空性的思想说明了事物本身蕴含各种潜在发展的可能性,企业的成与败都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创造的结果。
从现象上观察,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本性是空但缘起缘灭的作用不空,因果的作用不空,作为企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高度重视缘起、因果的作用,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要不断积聚良好行为,要不断克服不良行为。要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断恶行善,断恶就能使企业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行善就能使企业种下成功的种子,并不断发芽、成长壮大,这样企业经营活动才能处于良性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注重缘起的作用体现在要尽可能地创造善缘、利用顺缘、排除逆缘。创造善缘就要尽量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创造一个和谐、良好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创造一个能让员工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利用顺缘。就是尽量地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条件如人才、资金等,抓住市场机遇。企业经营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发挥好企业现有资源,为顾客提供优质产品以及良好服务,建立自身品牌形象,满足顾客、市场的需求,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发展过程中的条件与机遇,企业成功便可以指日可待、水到渠成。另外企业经营还要排除逆缘,要避开或排除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条件。
四、佛家思想有助于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
1.有助于互信互助的团队精神的建设。前文曾经提到佛家缘起的思想,宇宙万物包括企业的经营活动都是依因缘条件而存在,皆需要众缘和合,企业经营活动的成功需要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帮助,需要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来说,要信任员工,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去帮助员工,诚心诚意去善待下属,创造条件帮助员工施展所长,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为员工圆满完成任务创造良好的条件。作为员工来说,应信赖领导,积极支持、配合领导交给的任务,要能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这样上下紧密配合、团结一心,才能创造成企业辉煌的前景。
关键词：宗教伦理；企业伦理；人生坐标；企业家精神；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75-04
世界三大宗教虽然教义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以教人平等、友善、慈悲、利他和诚信为其要义。这样的伦理诉求，正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经就宗教伦理对人的影响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我们所寻求的宗教，不是从外部对人们施以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是在精神上赋予人们智慧和自律心，使每个人都能自发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培养这种精神力量，才是宗教的真正本领。” [1]
一、宗教伦理契合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是企业处理与员工、社会、顾客关系的行楣娣蹲芎停是现代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世界上任何一家长寿企业，无不具有良好的企业伦理，而宗教伦理是企业伦理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之后，都有一种无形的能够支撑这一事业的伟大力量。这种具有社会精神气质的伟大力量又往往与其社会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并在特定条件下影响此项事业的成败与得失[2]。韦伯通过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关系的研究，阐明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新教伦理的“预定论”“天职观”“世俗禁欲主义”，使“财富”与“伦理”“信仰”等形成了十分完美的结合，由此催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2]。
当前，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深刻地彰显出人们对宗教伦理精神的强烈诉求。客观上讲，几大宗教的教义贯穿于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把握，可以看到其伦理中所蕴涵的那种古老而普遍的人类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诸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佛教的“缘起”说，强调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关系，伤害他人，破坏环境，就如同毁灭自己。基督教强调，人类可以支配和利用自然，但必须要善待自然。《古兰经》说，真主为人类构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相互依存的大家庭。人类必须善待万物，保护生灵，使世界走向繁荣[3]。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宗教伦理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能够有效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如佛教的“慈悲为怀”、基督教的“众生平等”、伊斯兰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都体现了一种和谐、平等、宽容和利他的伦理诉求，尤其是伊斯兰教为了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专门在教法中列有一项“盟誓”，要求每个穆斯林不仅要履行与真主间的盟约，还要完成与他人间的各种盟约，做到不妄言、不欺人、不害人。为达到这一要求，还要求每个穆斯林必须经常进行艰苦的自我修养，努力提高自己的品行，维护穆斯林的形象[4]。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企业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结果导致诚信缺失、私欲膨胀、市场混乱。宗教伦理中普遍提倡的“节欲”“利他”“进取”伦理观，在精神层面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一种具有终极标准和精神家园的伦理要求，引导企业家在神圣的伦理氛围中受到精神、道德上的熏陶和鼓舞。因此，借鉴宗教伦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无疑对解决目前企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宗教伦理毕竟与企业所遵行的伦理规范有所不同，必须结合企业经营规范进行现代性转换。一方面，积极寻求与世俗道德的对接和沟通；另一方面，主动参与不同宗教伦理观的对话，以此培育和形成与企业经营管理相适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5]。
二、宗教伦理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人生坐标
其一，宗教伦理是企业经营者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的重要特征就是将追求人生“终极”目标作为生活的意义。而信仰在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评价主体价值观的前提和内核。所以，马克斯・韦伯在总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曾经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中，由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职业伦理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2]。
其二，宗教伦理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道德修炼的重要标准。世界三大宗教的伦理境界就是要信徒达到理想人格的“完美状态”。其修行流程是以利人为手段，利己为目的。如作为佛教根本大法的“三法印”，就强调“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引导人们认识生死轮回的痛苦，达到无生无死、永无烦恼的“涅■”境界。但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既不在他人，也不在佛，而在于自己。又如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其本质是全善、至善或善本身。全善是指上帝或基督身上不存在任何恶。至善是说上帝或基督身上存在的善，不是普通的善，而是最高等级的善。善本身则是说上帝或基督无他，其善乃万物之为善的根柢，属于“万善之善”。不难看出，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实则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是所有人敬仰的精神偶像[6]。同样，伊斯兰教从“认主独一”的信仰出发，形成了以“敬主、顺圣、修身、爱人”为核心的人格修养模式[7]。《古兰经》一方面劝诫信徒“要享用真主恩赐的佳美物品”，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滥用物质资源，反对非法获取别人财物，限制财富过于集中。通过其伦理要求，力求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共同遵循的经济伦理关系[8]。日本的稻盛和夫一生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实他的“自利利他”的商业精神和经营哲学却深深根植于佛教的道德伦理之中。他在《活着》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如何将佛法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9]，并用其一生践行“如法获财”“自利利人”的佛学智慧。
其三，宗教伦理成为企业经营者获得心理调适的有效方法。宗教其所以能够绵延上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满足社会个体和群体进行心理调节的需求[10]。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严酷的逆境能够引导和加剧人们寻求宗教的关怀[11]。一方面，宗教通过对世俗价值的贬抑和神圣价值的推崇，以及对因果报应的企盼和美好来世的向往，有效缓解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过度追崇，使之将原本失衡的心态调节至相对平衡；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忏悔和积德行善等方式，也为人们提供了寻求心理平衡的可操作路径，使那些处于迷茫和困惑的人们找到了获得心灵慰藉的良药。此外，宗教还通过诸如佛国天堂、极乐世界等终极完美世界的描述以及超越美感的召唤，使之发挥更高层次的心理调适作用，为市场竞争中备受折磨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个足以神往的世外桃源，使其消除不良心态，摆脱现世的烦恼和痛苦，产生一种超凡脱俗般的精神力量和美感享受。有资料显示，近年在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由信教企业家组成的“团契”（基督教徒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成员定期或不定期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宗教经典，相互交流经商心得，用宗教伦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升企业软实力[12]。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科技愈发达，宗教也愈兴盛的真实原因所在[10]。由此，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远未使人们脱离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力，故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便越来越明显。
其四，宗教伦理给企业经营者带来了人生的希望。中的未来虽可望而不可即，但却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理想的愿景，它往往带给人们许多崇高和美好的期盼。正是这种期盼，成为人们对历史、社会、人生以及企业经营本质认识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企业家投身公益、扶危济困的精神动力。如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洪以“广植德本，勿犯道禁，慈心专一，忍辱精进”为座右铭，积德行善，助人为乐，设立“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请普陀山普济寺的明治法师为顾问，在全国各地开展扶贫和助教事业，仅中国大陆实施的慈辉援助项目就达上千个，累计投入资金超亿元人民币[13]。所以，爱因斯坦曾断言，人生的希望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14]。
三、宗教伦理有利于培养现代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虽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但离不开敬业、创新、合作、诚信、利他这些基本元素。
首先，宗教伦理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敬业精神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关于敬业精神，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称其为企业家达到狂热程度，超越了身家性命追求利的精神[15]。在三大宗教中，每一种教义中都将勤奋劳动、努力工作作为对信徒的基本要求。如基督教将大胆赚钱看作是上帝的恩宠和祝福，并将此转化为一种 “至高之善”的伦理要求。佛祖告诫信徒，要想获得“现法安乐”，就必须以“精勤修行”的工作态度去从事各种职业。敬业精神必然引发企业家的创新意识，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宗教伦理虽然不强调冒险，但却强调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佛教中的“慈悲利他”观念、基督教的 “救赎”观念，其原动力都在于自我实现、不断追求完美。所以，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当人们将工作当作一种天职的时候，也就是将宗教伦理转化成了一种现实的依附关系，它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美德和价值[16]。所以，宗教伦理中对人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和规定，不仅对一些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宗教伦理有利于强化企业家的合作精神。竞争越激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艰难，在此环境下，企业家的合作精神就显得越重要。只有不断形成强强联合的态势，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恰如意大利诗人卢恰诺・德克雷申所言：“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着才能一起飞翔。”[17]良好的合作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遵守公平原则；二是增强规避风险意识；三是坚持“双赢”理念。在宗教伦理中，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基督教要求信徒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群关系和人―物关系，这些关系被看作是基督教伦理的根本原则。人―神关系的主旨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是人对神所负的责任；人―人关系涉及到的是主体自我与其他客体间的关系，核心是“爱人如己”；人―群关系面对的是个体与群体的伦理关系，需要界定的是个体与团体间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人―物关系则是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人对自然使用和保护的责任[18]。佛教则主张“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和“八正道”，以此教化人们重视道德警戒，不留邪念，不滋生虚荣和嫉妒，不贪念功德，对人对事要谦虚和蔼，加强合作。有人研究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融合问题，认为伊斯兰教的思想具有一种柔软性。伊斯兰教与印度教能够共存共荣，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伊斯兰宽容性的必然结果[19]。这种宽容性不仅将伊斯兰的伦理道德推向了更高境界，也集中彰显了其合作精神的深刻内涵。
其三，宗教伦理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就企业而言，包括对员工、对顾客、对社会和对投资者多个层面的诚信。企业家缺失诚信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也会危及社会。提高企业家的诚信意识，一要加强对企业家素质的培养；二要强化企业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三要形成有利于培养企业家诚信意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基督教通过“预定论”塑造资产阶级的典型人格，然后通过教徒的天职观转化，在引发教徒世俗功利主义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世俗生活的理性化。通过感恩上帝追求完美，培育了资产阶级追求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格[2]。佛教教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诚信”一词，但却有许多与诚信词义完全相同的规约和戒条，如《四分律》和《梵网经菩萨戒本》中的妄语戒，以及“八正道”中的正语等，都反复强调坚守信用和诚实、不妄语与正语在社会交往和教徒修行中的重要意义[20]。伊斯兰法规对穆斯林经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甚至与相联系[21]。它要求穆斯林诚实守信，不得以非正当手段谋求财富[22]。如果有信徒为了侵吞别人的财产而发伪誓，真主必将在其后世予以谴怒[23]。
其四，宗教伦理有利于形成企业家服务或利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家的服务和利他行为是考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有人认为，虽然利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尚缺少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其基本要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活动主体的行为主要目的是能够为他人带来好处；二是活动主体的行为至少没有完全将扩大自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24]。在宗教伦理中，鼓励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是所有宗教的普遍教义，如基督教要求信徒“爱邻如己”；佛教徒要有“慈悲心怀”；伊斯兰教的信众不仅要崇拜真主、孝敬父母、优待亲戚，还要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邻居和伴侣[25]。宗教伦理形成了对企业家从事服务或利他行为强有力的信念支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稻盛和夫将其企业经营哲学直接归结为宗教伦理的心路历程。他在《企业经营为何需要哲学》中反复强调，要建立现代企业家精神，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初的“原动力”――基督教伦理中去寻找精神源头[26]。
四、宗教伦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影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也许很多，但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够站在企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审视企业利益，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考虑在一起，那么，企业就能够健康持续发展。反之，则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甚至破产或倒闭[27]。据一些学者研究，日本企业其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企业文化中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其重要原因[28]。日本企业把宗教文化融入其经营哲学中，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应承担的义务。许多企业和企业家往往用“因果报应”“顺应同化”等宗教伦理来解释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上司、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断强调用“仁爱”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经营理念，由此很好地协调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并将企业普通员工的思想认识提升到了企业所期望的愿景，使企业内部容易形成了思想统一，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日本企业家在探讨企业发展目标和经营哲学时，与其说是在讲经营心得，不如说是在传播宗教教义。一些企业管理者不厌其烦地将宗教伦理引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不断地用这些带有浓厚宗教伦理色彩的经营哲学灌输给员工。如丰田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的经营理念，就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企业员工要尊崇宗教伦理，用感恩之心投入工作和生活，以此报效企业和国家。为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是日本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它对日本企业员工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可低估的，而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则强有力地推动其技术和生产的发展[28]。
实际上，宗教伦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中国企业中也不乏其例。民国时期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创始人宋斐卿就坚持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要求自己，并自觉将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作为企业应尽的责任，将“为一般平民谋福利”作为公司的“四大主义”之一，由此成就了一代著名企业[29]。在现代企业中，如中芯国际的张汝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海航总经理陈锋、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不仅是虔诚的者，还将宗教伦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信条，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关于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社科院宗教所的高师宁有一项调查发现，虽然可以作为一种个人的价值取向，但如果这种个人信仰一旦被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信仰后，就必然会为企业提出一个超越世俗利益的崇高目标，并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本[30]。因此，面对市场竞争导致的全球性道德危机，宗教伦理以其神圣性、崇高性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而发挥着颇为独特的作用，从而为许多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丰富的伦理资源。毋庸讳言，如果在普世伦理的视域下考察宗教伦理的现代意义，其价值不仅对宗教本身，即使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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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之处，光芒闪耀。
只是，万物皆有其必然规律，事物总会回到它的本质上来。2015年之后，创业和投资热潮过去，那些缺少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下。飓风过冈，伏草唯存，市场的主角仍然是那些耐得住寂寞，踏实经营并做好产品的企业。在朴素的生存哲学之下，中国有了老干妈这种小而美的企业，也有了华为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上世界之巅的巨人。
当我读到《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一书之后，更是被华为人的奋斗精神所感染，也被任正非务实和专注的经营哲学所折服。在华为人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投机、不取巧，傻傻地努力，专注于一点，以数十年之功征服世界的大智慧。
在《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一书中，作者从聚焦愿景、艰苦奋斗、内部持股、人才牵引、专注研发、成果导向、居安思危等12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华为不上市背后的逻辑。书中处处充满任正非的哲辩思维，还有华为最新的商业动向和相关案例。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了解到，华为作为一家员工内部持股的500强民营企业，每每遭受上市谣言侵扰之时，任正非和华为的轮值CEO们就不得不出来解释一番，并强调华为50年内都不会上市。对资本市场的敬而远之，以及任正非在营思考上的远见和华为人的朴素坚守，在这一刻得到充分的展示。伟大的突破需要坚韧的战略定力和耐性，因为是非上市公司，华为的经营可以做到不只是考虑当下阶段以及短期利润，而且可以更多地着眼于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构建，所以这也让华为可以比别的企业更前瞻，走得更快。
华为的不上市，也使得华为人能够更加沉心于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指出：“产品、管理和服务，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忽略的问题，在资源和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竞争的要义是什么？就是看谁的质量好、服务好，看谁的管理能够跟得上竞争的步伐。这是传统企业竞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华为所坚守的，正是最务实的商业真谛，他们并不希望在资本冲击之下，丢了艰苦奋斗之本，丢了以客户为中心之魂。不媚资本，不做资本的机器，华为是华为人的企业，更是华为客户之企业，这也是《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一书给我的最大的感悟和感触。
所谓大智若愚，大道从简，华为给了我们最生动的演绎，本书也给了我们最精彩的表达。
这样的艰苦奋斗精神，这样的专注、务实的行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20世纪60年代的大庆精神，改革开放后的深圳速度无不透着这样的生存和发展哲学。这样的艰苦奋斗，更是被任正非视为一种资源，他一再强调：“华为没有背景，也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更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唯一的资源就是艰苦奋斗。”在任正非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特色，也理应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阐述企业经营时，也着重强调：“经营管理的有效性没有秘诀，唯一的技巧就是‘专心’，有效的管理者做事时必‘先其所当先’（firstthingsfirst），而且‘专一不二’（doonethingatatime）。”为了达到务实的效果，在通用电气公司，德鲁克所提倡的不仅仅是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还要求管理者和员工都要拿出实际的工作成果。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会根据这些成果，理性地评价其工作价值，并决定是否给予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奖金。德鲁克还规定，通用电气公司的全体成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在绩效评定时都有一条关于“理性执行，踏实劳动”的标准。这一规定也帮助德鲁克更好地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落到了实处，更帮助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想，这也是作者将《华为为什么不上市》副书名定义为“在艰苦奋斗和层层做实中蜕变”的原因吧！
就像任正非在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华为的乌龟精神不能变，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因为它不能点燃华为基站供电。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要以创造价值为基础。”
一、 企业文化影响经营思路，经营思路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
企业文化的内涵主要由价值观、行为准则、经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企业精神等构成。其中的经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对企业的经营思路起主导作用。即：有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就有怎样的经营思路。管理的哲学思想、经营理念先进并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发展规律时，经营思路就先进正确，就符合企业的发展要求，企业就发展、就进步。所谓顺应时势、应天顺人就是这个道理。反之，就落后、就倒退，企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吐哈油田西安办事处成立于1996年。近20年来，办事处、陕西吐哈石油大厦、基地管理处、高层住宅建设项目部等几个单位分分合合，酒店经营、物业管理、离退休服务、外联接待等业务功能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一直没有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目标没有和员工愿景有机结合，因而企业意志也难以在统一的思想和行动中得以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体现在效益上就是一年一年靠吃油田补贴过日子，体现在员工队伍中就是“老毛病”在不断延续，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服务质量差、领导头疼、群众诟病。一段时间内，告状信、匿名短信、流言蜚语等接连不断，经常是闹的单位人心惶惶，闹的领导晕头转向，闹的油田风生水起。
他们面对西办的实际不怨天、不尤人，首先从转变企业经营思路上做文章，在提高服务品质上下苦功。他们摸清底数，结合制定企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为油田服务、为离退休老同志服务、为客人服务”的“三服务原则”和“‘吐哈最美、西办最亲’、‘ 建西安市特色突出一流酒店，创油田驻外机构第一’和‘打造品牌、效益突破’、‘员工收入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等企业目标和员工愿景目标。以此为基础，班子成员率先从自身做起、从抓管理做起、从整顿作风做起、从企业文化建设做起、从以人为本做起。这些做法，紧紧地凝聚了员工们的精神和力量，也深深地吸引了广大离退休老同志们的眼球。仅半年多时间，西安办事处效益创建办以来历史最高，当年经营收入比上年增加704万元，首次实现扭亏为盈。思路顺了，经济效益上去了，老人们乐了、员工们笑了，油田领导们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企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员工收入大幅增长，经营成果也同时惠及到居住西安的七百多名离退休老同志，企业的文化建设更是随之“水涨船高”。
二、 企业文化为产品注入品质魅力，产品品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品品质，其实质就是以质量为基础的“美誉度”，它包括质量、外观、包装、性能和使用价值等直观印象，也包括其在市场上的被认知程度，如品牌效能、文化底蕴等隐形元素。产品质量是一个“硬性”的指标问题，如规格、尺寸、外形及内在质密度是否符合规定性要求等；产品品质则是附着在产品之上、由里及表的“柔性”感受，如美感度、舒适度和文化含量等。两者相互包容，互为依托。不难发现，在诸多名牌产品中，我们无不从其优良的品质魅力中感受到本企业和当地乃至于民族的文化色彩。而在企业经营中，只有其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品质这两个方面实现有机结合后，才能使其产品的文化元素大放光彩、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赢得市场、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吐哈油田西安办事处作为一家服务型企业，其主要产品就是服务，它不同于有形产品的区别，就在于服务是通过员工的一言一行具体“表现”出来。这种品质，就是客人对服务的期望和接受服务后的感觉差距，即服务品质=认知的服务-期望的服务。那么，从中可以看出，客人对这种“认知和期望”的“表现”感受差异愈小时，服务品质愈高；反之，则愈低。高品质的服务，其实质就是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否对服务对象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存在。
西安办事处在近20年的经营历程中，几经重组整合，差点解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文化建设，企业经营疲于应付，对于服务（产品）质量（品质）的反映，则表现为群众（市场或客人）诟病、领导头痛、员工懈怠，当然经济效益也是日渐萎靡。2011年新班子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抓住产品质量（服务品质）这个“牛鼻子”，先从企业文化建设抓起，根据单位工作实际，在酒店经营上引进“国际皇金管家机构”“精细、周到、圆满、美好”的御式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并派出骨干赴国内同行业一流酒店跟班学习；在物业服务和离退休管理上，借鉴、推行“星级”服务标准和“皇金管家”的御式服务理念；提出了形象管理的“绿化不见土、保洁不见尘、设备不带病、服务无投诉（无越级投诉）”和打造“吐哈服务”品牌的目标要求，每月坚持组织“安全环保、绿化环卫、服务质量、设施设备”“十六字”大检查，组织到长庆和周边等先进单位取经学习，多措并举、引进和“种植”先进的企业文化元素。同时在管理上一切围绕“高标准、严要求、细管理、见实效”下苦功，迈开了“创一流”的企业发展步伐。
严格有序的管理和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以人为本、以提升服务品质为抓手，人心拢起来了，人气聚起来了，“散”力量攥成了硬拳头，员工队伍中的正能量被激发出来，服务品质（产品质量）大幅提升，经营效益也跟着上去了。如在酒店客房经营中，原来为了招徕顾客，每房最低销售价只卖80元/天；而现在平均房价每间最低提升到260元/天，仅客房一项收益增加三倍以上。其他服务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赞誉。油田来过西办的一名职工在西办物业服务的QQ 群中留言说：“2011年去过一次西办，感觉不一般，这样的服务五星级都不止！”
三、 企业文化助推经济发展，经济效益推动企业文化进档升级
优秀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核心竞争能力，毋庸置疑地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度和力度，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吐哈油田西安办事处的实践证明，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其主要产品 ——服务品质的提升，进而有力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益的快速增长，而良好的经济效益又不断促进着企业文化进一步向更高层级发展，企业形成了文化促效益、效益促文化的良性循环。
人们都说胡成中的成功始于他超前的创新意识。今年2月底，在胡成中赴北京参加两会前夕，本刊记者请他结合目前的经济形势谈谈自己的一些创业看法。
“质量、价格、服务”三件宝
据一份权威资料统计，世界上约八成的亿万富豪出身贫寒或学历较低，他们白手起家创业，却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和名誉。胡成中当属此类。他出生于裁缝之家，在学裁缝的日子里，质量意识就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萌芽，这时候的他便形成了“质量、价格、服务”的意识。尽管这段当裁缝的经历并不长，却成为胡成中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1984年，年仅20岁左右的胡成中、胡成国兄弟与朋友南存辉合作，创办了求精开关厂。他们从产生办企业意念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紧紧拧紧质量之弦。然而令胡成中想不到的是“求精”产品并不好卖，连续两年产值在几万元之间徘徊。胡成中渐渐琢磨出这是因为产品没有特色的缘故。“质量的含义不光是做工精细，还要上档次上水平，这样产品才有竞争力。”
“于是我们就凑了8万元，从上海高薪聘来高级工程师，终于在1986年底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营企业创办的热继电器实验室。”胡成中至今记忆犹新。新产品出来后，销售一下子得到快速增长。尝到了技术创新的甜头后，胡成中又开始逐步完善产品质量管理、科技管理制度，强烈的质量意识和技术创新意识，使胡成中在初期的创业中把握住了先机。
8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短缺时代，许多产品的需求量都很大，全国许多的私营企业和个体作坊一味追求产品数量，而忽视了产品质量，有的人见有利可图，干脆进行假冒。当时的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许多企业成了打假对象时，求精开关厂却反而成为重点扶植对象。突然之间，胡成中的小厂产品供不应求，首次突破了1000多万元。
“质量、价格、服务是我的三件宝。”胡成中说，“我们之所以能抓住机会就在于我们当时一直把‘质量’、‘价格’、‘服务’当作企业的生命来对待。”
但是要长期坚持“质量、价格、服务”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为此，胡成中针对温州电器行业规模偏小但重复生产过多的现状，提出了以品牌为纽带走向大联合的创新思路，其宗旨就是以“德力西”品牌为旗帜，全面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促进低压电器行业“质量”、“价格”、“服务”再上新台阶。胡成中抛出这一想法后，很快得到了当时温州20多家中小企业的积极响应。1994年5月，胡成中以“浙江德力西电器实业公司”为核心组建了浙江省第一个省批股份合作制电器企业集团――浙江德力西集团。
1996年，企业晋升为全国大型乡镇企业、全国无区域企业集团，注册资金达1.1亿。胡成中从此确定了企业新的发展思路，开始打破所有制界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本大重组、产品大联合、市场大拓展、技术大提高。通过资产重组，集团形成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以及非公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企业还在国外以制为主，设立了40多个营销机构，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到本世纪初，企业产值上升至30亿元，资产总额10亿元。
“德力西不断跨越的背后，蕴含着一种永远进取的动力――创新。”多年来，胡成中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开阔的创新思维带领着德力西的全体员工，进行不断的、系统的创新。
成功源于创新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胡成中道出了他事业成功的奥秘。胡成中将之归结为创新。“创新已成了德力西文化的精髓!”他说。
对于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胡成中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管理企业既不愿意照搬照抄别人的做法，又不喜欢“轻举妄动”，他十分注重市场调查研究，在看重社会效益的同时，作为一名商人他更看重经济效益。当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到“两轮齐驱”则是他最喜欢做的。
早在2000年4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成立了德力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使德力西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同时，胡成中也将自己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探索进行提炼，结集出版了《企业集团创新论》专著，其提出的“新温州模式”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
中国很多的民营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抓住市场机遇，靠企业经营者的大胆、敏锐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往往发展很快，衰败也很快，这和企业家的创新素质有很大关系。对此，胡成中有自己的看法。
“企业壮大了，企业经营不断出现新的情况，不断要接触一些新的项目，如何驾驭?这就逼迫我不断地要去学习。”胡成中经常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比如从最初的在温州大学学习，到后来参加中央党校、上海中欧工商学院、美国加州大学的学习，以及不间断地去清华、北大学习，使得胡成中不断了解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这促使他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从而带来创新的源泉。胡成中学哲学。有人觉得很奇怪，搞企业为什么去学哲学?但他认为“无用大有用”。“比如以往哲学上讲一分为二，通过学习我就接触到一分为三、一分为多的哲学观点，如做事的天、地、人要素，做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分离，谁说这些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点对企业经营没有用处呢?”
胡成中认为，做企业如果只是专注于做企业，未免有点就事论事，那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学一点哲学，让自己跳出来看自己，在世界观、方法论这个层面上让自己提高，培养自己有更高的眼界，避免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鼠目寸光。”胡成中说。
对于创新，胡成中有两方面的认识：―方面，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适应社会就是最大的创新，强调创新工作的朴实性和踏实性。德力西的创新工作，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产权制度的改革、管理制度的创新、经营方式的变革、营销体系的创新、研发体系的创新、经营方向的调整、企业文化的提升等等，企业的每个方面都必须不断地创新，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每个阶段的创新都有其重点，目前德力西主要抓研发体系和营销体系的创新。研发创新，主要抓好德力西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并同时与国内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产品，保证TCb业有很强的发展后劲。
“德力西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性的企业，要能够与国际上的大公司抗衡，但我们目前实力还不够。”
胡成中强调，企业在发展，可能
每天都有不适应的情况出现，要在动态中追求这种适应与平衡。德力西目前产权结构、制度体系，只能说是大致符合企业发展的现状，但是还要大发展，就必须有大变革和创新，这是必然的。
“市场的法则是，要么是生存，要么就是消失。对生存残酷性的认识，从我过去跑供销睡在火车座位下面到现在坐在奔驰600中，始终都是一样。”
穿好“过冬的棉袄”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2009年元旦过后，我们连续6天分别召开各产业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应对措施作了分析和研究。”胡成中一脸的严肃。
寒流来了当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必过分悲观。“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金融危机给我们企业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200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德力西将顺应趋势，夯实生产经营、拓展资本经营、提升品牌经营，实现‘美丽的转身’。”
实现“美丽的转身”，就是要从“企业经营”转向创新型的“经营企业”。
胡成中告诉记者，德力西正在组建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雏形中国德力西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成立，集团已经在进行内部重组，拟将德力西集团名下的私募基金，部分全资、控股、参股的股权类资产和其他形式资产转入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届时，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将成为一个集资本营运、品牌营运、产业营运为一体的大型集团。由此顺利地从“企业经营”转变为“经营企业”。
“最近，德力西电气公司和德力西电器股份公司被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对我们技术改造是非常有利的。在当前国家出台扶持企业发展的措施中，有不少鼓励技术改造的优惠政策，我们要把政策用足，使我们的传统产品尽快升级换代。我们将设立奖励基金，对2009年研发有~30，A员给予奖励。”
胡成中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审时度势，你困难，别人也同样困难。在抓好现有企业管理的基础上，扩大辐射、提升价值。在市场低迷的时期，要敢于出击，寻求优质投资项目，通过重组和并购等手段，实现低成本扩张。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世界提供给我们中国企业百年一遇的投资机会。 “德力西发展的定位基础，应该是进入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创新型高科技行业或领域。”
去年，经国务院批准，我们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使德力西成为首家冠以“中国”称号的民营企业。德力西在上海繁华地段购买了近8000平方米的房产，作为德力西在上海的总部大厦，将于今年投入使用。“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充分利用上海的各种优势，还将使德力西进一步融入长三角。”胡成中说。
“我们还要看准时机，到世界市场上攻城掠地，实现国际化的战略布局。”
胡成中指出，面对目前的困难，企业要沉着应对，穿好“过冬的棉袄”。企业是一个生命体，外部环境就是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经济的严冬还刚刚开始，也许，以后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强大冷空气袭击的时候，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就会冻出病来、伤风感冒甚至大伤元气，因此，我们应该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要有详细的预案，把“过冬的棉袄”准备得厚一些。开动脑筋，在危机中捕捉商机，在逆境中开拓市场，努力拓销、促销，适时、适度地调整产品售价，变坐商为行商，开辟新市场，开拓新用户
关键词： 扇形开发 杂交开发 反求开发 个性开发
一、扇形开发新思维
扇形开发新思维——发散思维，它是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由于它较少受传统观念束缚，不轻易苟同于一种现成的说法或不急于归一，且往往能因此出现一些奇思异想，所以也称作“开放式思维”。发散思维，使思维从一种事物发散到多种事物，从而跳出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势，有助于启发经营，创造灵感。一些企业家借助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扇形开发的经营开拓方式，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功效。如美国历经百年风化的自由女神铜像翻新后，现场存有200吨废料难以处理。一个名叫斯塔克的人自告奋勇地承包了这件苦差事。他把废料进行分类使用，把废铜皮改铸成纪念币、废铅铝做纪念尺、水泥块整理成小石碑、把朽木泥巴装在玲珑透明的小盒子里，让大家作为有意义的纪念品选购。这样一来，一文不值、难以处理的垃圾，顿时身价百倍，人们争相选购，200吨垃圾争抢一空，斯塔克也由此大获其利。从这一实例中不难看出，斯塔克就是借助和运用了发散思维，从垃圾这一点，伸展出多向利用的放射线，使开发呈现出扇形状态，从而拓宽了经营开发范围，创出了变废为宝的佳话。
发散思维与扇形开发在企业经营中的运用，不仅仅限于产品开发，在产品营销、人才的多向培养与综合利用等方面都可借助和运用发散思维进行扇形开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企业负责人，还未跳出人们固有的单向思维定势，不善于窥一斑而知全豹。在企业经营中，不能由此及彼，因此，市场难以不断拓展扩大，人才难以不断涌现，企业经济效益难以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要搞好企业各方面的开发，厂长、经理就必须注重自身思维方式的改造，努力跳出固有的那种狭窄、单向的僵化思维定势，学会进行科学的发散思维，在企业经营中，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维由一点发散到多点，从而培养起由一事物到多事物的由此及彼、扇形开发的多向思维能力。
二、杂交开发新思维
杂交开发新思维——辐合思维，它是以已有的事实或命题为起点，遵循传统思维逻辑，沿着归一的或单一的方向进行推导，并找到一种合意的答案，这种呈集中型或直线型的思维模式。由于它是在已知前提下从一些事实中引出惟一的或习俗上可接受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也称作“求同思维”。辐合思维使思维主体将多路思维集中向一个中心点，从所给予的信息中产生逻辑的结论，这种创新思维对于开拓新特色，创出超凡出众的新优势，具有点石成金之功效。因此，它得到了许多企业家的青睐，尤其在新产品开发中运用较多，成效卓著。如江苏省宝应市的一些厂家，运用辐合思维进行杂交开发，他们掌握了消费者日益重视自身保健和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两则信息。本来，曾有过利用这两则信息分别研制适销产品的打算，后来，运用辐合思维，将两路思维引向一个交结点，杂交创新，培育出了药膳疗效食品。投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这的广泛欢迎，并飘扬过海，出口创汇。此外，如把人们爱香、爱美和服装日趋高档化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既香又美的微囊上香剂羽绒服;把富裕起来的人们爱旅游和爱美容两则信息勾起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小巧玲珑、便于携带的旅游化妆盒;把城市环境污染亟待清除和建筑材料正朝隔音、保温、抗压方向发展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一种以城市垃圾为原料的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等等。
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需要掌握抽象、概括、判断的基本功，还要有能力把遐想千里的各路思维牵引回来，在思维交结点发起攻势。在思维攻势中，还要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思考，不但在时间上要连续不断，而且在空间上还要组织好“火力网”。不少企业家，善于运用辐合思维，使经营谋划中纷繁复杂的思维资料，得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挥出提纲挈领、收拢梳理、集中使用的功能，进而使思路逐步清晰、理顺，本质渐渐显露，最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
辐合思维对于企业确定营销地域、扩大外引横联、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多角化经营等，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因此，目前对辐合思维的运用偏狭，影响了企业经营创造性的广度开发和深度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撼。好在许多企业已看到了这一点。随着创新思维在企业经营中越来越多地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的领域定会越来越宽广，在企业经营的创造性活动中，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反求开发新思维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求异思维在企业经营中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且运用范围也比较广泛，特别在一些企业的个性化经营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十分精于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德国企业，就很注重运用求异思维指导个性开发。该国有一个补齐公司，专门生产和出售消费者在别处无法买到的商品，如六指头手套、少一只袖子的西装、跛足者皮鞋、断腿者裤子等，都可以在那里补齐。这种迥别于他人的特异经营，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特异消费者慕名前来，企业生意很是兴隆。由此可见，求异思维指导下的个性开发，的确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高招。它非同于寻常和有异于传统的开发方式，带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取得了“以特为贵，以异为俏”的市场竞争优势。
求异思维与个性开发技艺，说出来并不神秘。在企业创造实践中，外延很大，除指产品的功能、款式创新外，还包括质量优、价格廉等等。通俗地讲，这一技艺，就是企业界都很熟悉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的竞争术，不过它在许多方面更多地采用了“人弃我取”的经营方针，因而，更有效地坚持了求异思维的创造真谛。近来，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又创出了“人易我难”的求异思维路子，他们上的新品，都是别人很难上得去的高新技术含量产品，因而站到了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使产品的个性化特色更加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利用创出名牌这一新潮竞争手段制胜市场，也是新形势下求异思维和个性开发的好路子。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关键词】儒商；儒商精神；企业文化；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7-0148-2
一、儒商精神的诠释
儒家思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石，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被贬为末业，统治者也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当中，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儒商”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中国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不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人并非都是奸伪狡诈、奢靡挥霍，商人也可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商业道德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把儒家思想融入经营活动的商人，以诚信为主，重义轻利的浓郁企业文化氛围，使员工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关于儒商精神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与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有人提出儒商精神是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结合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儒商就是爱国商人。尽管众说纷纭，儒商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大家公认的。
重义轻利的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领域的核心思想。儒家主张，义是取得利的保证，谋求获取的利使义得以实行，主张用义对人们的求利之心得以限制。“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孔子言：“罕言利”，“义以生利”。儒家思想反映在中国商人经营思想上即“买卖不成仁义在”，“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奸商与良商的重要区别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良商，取利守义，以义来规范求利活动；奸商则唯利是图，不讲义。明清的徽商主张“以义获利”，“生财有大道，以义生利，不以利生利”的经商原则，使他们获利不小。
二、企业文化是企业必需的精神支柱
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的作用，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文化是企业立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能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提出做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它的信息渠道、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
三、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的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儒商文化传统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健康发展。例如，晋商曾经在中国商业的历史舞台上驰骋纵横500多年，一度掌握着全国的金融命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商帮，靠得就是“诚信”经营理念。又如，中药老字号同仁堂，至今已存在了300多年。同仁堂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其秘诀就是一直坚守“德、诚、信”的经营理念，以为百姓制好药为本分，一以贯之地坚持诚信为本的药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堂训。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清楚地认识到，儒商文化传统对于企业经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信奉儒商文化传统的现代儒商企业家，运用儒商文化指导企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现代儒商企业家取得经营成功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儒商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经营仍然具有其行之有效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儒商的诚信经营理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也会为企业经营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促进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儒商的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则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性，强化了其内在动力，同时也弘扬了一种崇高的商业理想，净化了市场交易的风气，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声誉，从而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相反，如果儒商文化传统失落，企业经营者放弃了先义后利、诚实守信等经营理念，就会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从而严重扰乱市场交易的秩序，妨碍正常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给企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就拿“三鹿奶粉事件”来说，偌大一个著名的三鹿企业集团，却因贪图蝇头小利，把有毒的三聚氰胺注入到婴儿奶粉中，结果被三聚氰胺一下子打倒在地，可谓利欲熏心搞垮了企业。再如完达山问题注射液、山西太行药业茵栀黄注射液致死事件等等，使得如日中天的企业瞬间陷入困顿。
由此可见，儒商文化传统所强调的重诚守信、先义后利等经营理念，将可以促使人们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从而强化企业经营的内在动力，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最终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好的经营条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总之，儒商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企业经营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价值，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民营企业文化汲取儒商精神
民营企业文化汲取儒商精神，首先需要厘清儒商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对适合民营企业文化的儒商精神进行现代转换。
在儒家思想中，忠恕思想主要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论述，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典，在他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一直讲求“忠恕”之道，被称为一代儒商。新加坡前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李光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这些价值观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贡献。”民营企业的运作中需要明晰忠恕之道，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国一些企业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为了企业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导致了合作者都离自己远去，最终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并被淘汰。
民营企业需要将自强不息作为发展的圭臬，不断总结自身的不足，寻找环境中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谋求发展机遇。在困境中更要坚忍不拔，富有饱满的斗志是商道的关键。这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日趋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汲取自强不息的儒商精神，构筑起“奋斗与创新”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谋求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必备条件。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提倡运用SWOT的技术方法来分析企业环境并作出具体的企业应对策略，儒商精神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则从信仰而非技术的高度来应对复杂的市场情势。因此，民族企业要应对国外先进企业的强劲冲击，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自强不息的儒商精神来构筑企业文化，不断创新进取，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品牌。
五、以儒商精神打造企业文化
儒商精神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建议积极开发儒商伦理文化遗产，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由信而和，由和而亲。可利用大专院校的研发力量并加以辩证，使儒商精神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要促进儒商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倡导重“义”，是守法经营，重视环保，创效益，回馈社会；重“诚信”，是保证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避债务；重“仁爱”，是关心员工切实利益；重“人和”，是对内凝聚国际精神，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
儒商精神正是以诚信和博大，构建品牌的基础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儒家讲利义，是强调商人利益不曾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不会因谋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要将儒商文化构建成与世界连接的平台，为祖国统一做贡献。提倡儒商文化，不单只改善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加强现代企业管理，而且也是连接海内外华商以及世界各地联系交流的渠道。
真正成功的商人都知道义之所贵。特别到了资讯发达，法律健全，公众素质提高的现代知识社会，提倡双赢、利人才能利己。所以说君子未必固穷；商人首先也要是君子。儒与商的结合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华人企业家、不断涌现的儒商们的成功实践，让/中华文化与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0的判断成为历史谎言。/儒者0的/道德文章0与/商人0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让我们为更多的中华文人成为商海的弄潮儿而鼓与呼！
总之，儒与商相结合，不仅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还让商业焕发勃勃生机。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伦理、道德、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心理因素从古至今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关键词：煤矿；安全；精神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TD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2
随着我国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较之以前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煤矿的安全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煤矿安全文化研究就是力图利用文化的手段，通过促进煤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提高，发挥人的积极能动作用，来实现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目标。
一、煤矿精神文化的概念和构成
从一般意义上讲，企业精神文化是相对于企业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来说的，企业精神文化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在整个企业文化系统中，它处于核心的地位。
企业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它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道德、企业价值观念、企业风貌等内容，是企业意识形态的总和。它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的升华，是企业的上层建筑。
企业安全精神文化包括安全哲学思想、企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思维方法、安全生产心理素质；安全生产心态与环境、企业安全风貌、企业安全形象、工业安全科技水平、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安全生产机制、安全文明氛围；安全审美意识(安全美学)，安全文学、艺术，包括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安全科学理论。例如，安全法学、安全经济学、安全心理学、安全人机工程学、安全管理学等。企业安全精神文化从本质上看，它是企业员工的安全文明生产及经营活动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综合表现，它是员工在外部客观世界和自身内心世界对安全的认识能力与辨识结果的真实体现，安全精神文化是企业员工长期实践形成的心理和思维的产物。反映在对“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贯彻，对安全法规和企业安全规章制度执行的态度和自觉性；反映在企业的安全形象的塑造、安全目标的迫求和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上；反映在安全生产的全过程，保障安全操作和安全产品的质量上；反映在关心企业、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安全态度和风貌上；反映在自觉学习安全技能、自救互救的应急训练的热情和对企业安全承诺和承担维护安全的义务和行动上。企业安全精神文化在社会群体的文化结构中，在企业生产经常活动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作为企业文化一般理论、具体化的煤矿安全文化，自然也包括着煤矿安全精神文化，从一般的企业精神文化引申出来的煤矿安全精神文化，是煤矿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煤矿安全生产的认知而形成的精神成果，它主要包括了体现在煤矿企业精神、煤矿企业哲学和煤矿企业价值观中的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意识形态内容。
从煤矿安全精神文化的构成来讲，一般应包括煤矿企业精神、煤矿企业哲学和煤矿企业价值观三个部分。因此，煤矿安全精神文化的建设实践也就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开展。
二、煤矿企业精神建设
企业精神是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结合的一种群体意识。每个企业都有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它往往以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形式加以概括，通常通过厂歌、厂训、厂规、厂徽等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来。
一般地说，企业精神是企业全体或多数员工共同一致，彼此共鸣的内心态度、意志状况和思想境界。它可以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企业精神作为企业内部员工群体心理定势的主导意识，是企业经营宗旨、价值准则、管理信条的集中体现，它是构成企业文化的基石。
企业精神源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践之中。随着这种实践的发展，企业逐渐提炼出带有经典意义的指导企业运作的哲学思想，成为企业家倡导并以决策和组织实施等手段所强化的主导意识。企业精神集中反映了企业家的事业追求、主攻方向以及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基本指导思想。企业精神常常以各种形式在企业组织过程中得到全方位强有力的贯彻。于是，企业精神又常常成为调节系统功能的精神动力。
企业精神总是要反映企业的特点，它与生产经营不可分割。企业精神不仅能动地反映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本质特性，而且鲜明地显示企业的经营宗旨和发展方向。它能较深刻地反映企业的个性特征和它在管理上的影响，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
企业的发展需要全体员工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将企业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企业的经营目标上去。企业精神恰好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最难把握的因素。现代管理学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和人本管理，其最终目标就是试图寻找一种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共同理想，将全体员工团结在企业精神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精神渗透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给人以理想、以信念，给人以鼓励、以荣誉，也给人以约束。
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投资效益
企业文化被定义为企业成员共有的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假定、期望、态度和道德规范。在企业追求其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企业文化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基本原因。从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它已经被公认为影响企业组织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会影响到企业投资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国经营之路，成为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所有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来获取高额回报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视这种差异，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经营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维•利克斯所说：“凡是跨国公司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相反，那种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当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经营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实现企业文化的本土化，从经营理念到经营方式都要适应所在国的国情、制度和传统。无数事实证明，跨国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投资目的地选择在中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纷纷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并不断加快步伐。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在拓展业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更多学者从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和国内竞争伙伴带来的利弊进行分析。从文献方面看，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层面。无论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还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辩，其研究思路大体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关于企业文化简单价值判断的逻辑，而把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等各种技术因素视为一类，它们都属于企业经营中的技术因子。正如企业管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不仅发挥着理念、信仰和道德规范作用，而且是一个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因子，可以影响和制约企业的投资效益。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技术含量在母公司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差异。本土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在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企业中的“人”来实现。这就是企业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资源同化现象。本土化是一个长期、渐进而持续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实施本土化的跨国企业完全不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而纯粹把本土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像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准则一样可以被企业经营者或员工掌握的实用技术，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业的管理理念之中。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为实用技术的文化因子始终与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种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的具体决策和经营行为。实际上，所有有实力拓展海外业务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有一种体现在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顾客，如何确立规范，如何创新等，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观察，如图1所示。
由于与文化因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具有可测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场拓展能力的衡量。对待客户的态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的一把标尺。第二，内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对待企业内部员工或人力资本的态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业内部凝聚能力的标尺。第三，经营标准化能力的衡量。对待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标准化能力的一把标尺。第四，全面责任能力的衡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利己又利人，这是企业具备全面责任能力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全面责任能力的标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个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这种实用技术的几个维度。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还存在一些可以观测和评价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素质的体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过企业中的经营者和员工来体现；兼容性。在一个企业组织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共存；滞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过一段时间以后的投资效益来证明，而不能以现有的会计数据直接反映出来；差异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由于它们的渊源、规则和实践者（即它们的寄生体或宿主）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们对投资效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长效性。和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因素一样，文化因子也可以产生投资收益，只不过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比较显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几个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异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够度量的前提条件；滞后性和长效性则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不同文化的兼容性。这种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顺利跨越输出资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资本的东道国之间的障碍。
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载体。其中，企业经营者主要是指企业的投资者或所有者，而企业员工则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它们是企业具体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就投资战略而言，企业经营者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文化因子对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力。不过，就一般规模的企业而言，员工在企业总人数中占大多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都需要通过他们来实现。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是企业文化因子的主要载体。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们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国公司员工身上的一项特定技术，简称为“文化因子－技术”。员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之后，在投入生产活动过程中，可以发挥更高的效率，从而间接地促使企业经营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将面临企业的淘汰。借助这个淘汰机制企业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
本文假定，跨国公司已经决定将资本投资在中国（东道国），它需要在中国的劳动市场找到能够实现其投资战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异性，跨国公司内部需要在母公司企业文化和东道国企业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和谐共存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许多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并不是选择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施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让不同文化因子分期进入。假定在一个投资周期中，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企业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A”；第二期，企业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东道国文化转化，即本土化，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B”。在本土化过程中，寄生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在不同时期将有不同表现。
（一）第一期
t=1，跨国公司实施母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时期，跨国公司的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本国雇用员工，将他们外派到公司投资目的地中国。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跨国公司外派员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对母公司企业文化很熟悉，则可以认定他们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备这种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来自本国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劳动可以创造的收益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所创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显然，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能够创造更多投资收益。
2.如果跨国公司鼓励边干边学，那些已经受雇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就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素养，并最终成为“文化因子-技术A”的拥有者。假定他们的努力水平为a∈[0,1]，则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概率为s-(1-s)a，其中，s是当a=0时本国员工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某种甄别技术来识别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假定跨国公司不允许外派员工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那么，对于那些即使通过努力也无法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企业将不得不淘汰他们。因此，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通过淘汰机制确保那些来自本国的员工具备企业所要求的文化素质。
（二）第二期
t=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这时期，跨国公司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投资目的地中国雇用本地员工，这些中国员工可能熟悉跨国公司业务又熟悉当地情况并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也可能不具备这一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本地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那么，那些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或者称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ΔB，且ΔBf0。
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是本土化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大于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母公司的员工可能有一部分将要被本土化员工所取代。
3.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力资源比较充裕，跨国公司对于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就业竞争促使所有希望获得工作岗位的员工在入职前就应该完善自己的职业技术条件，而不是在入职以后再通过自己努力来提高其文化技术素养。这样，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跨国公司将能够获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员工，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
4.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程度。假定跨国公司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员工入职前已经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素养的概率，μ是衡量跨国公司母公司文化与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参数。如果μ的值较大，则意味着两种文化较为接近，此时，母公司员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现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则意味着两种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员工将不能适应本土化文化。
为了方便起见，假定每个员工入职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资w，那么，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要达到效益最大化目标，必须使每个员工创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资成本，即使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条件的员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国公司雇用的员工创造的收益必须满足最低条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员工自然能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多投资收益。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条件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其投资策略，而不是相反。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时，对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以企业的战略利益为导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放弃其从母公司所传承下来的企业文化，它所放弃的仅仅是那些不利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文化技术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迎合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它只是利用东道国的便利条件和比较优势来达到最大化其投资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接受东道国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宁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向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的范围和深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投资策略。
根据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员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为他们承载着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东道国转化的“文化因子-技术B”，而且，ΔBfΔA，他们所创造的投资收益比单纯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要多。假定跨国公司以同一标准支付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无论是来自母公司的员工还是当地员工，他们得到的工资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则他们的工资为零。那么，一个母公司员工给企业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A，而一个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B。所有母公司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N是母公司员工总数；所有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M是本土化员工总数。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
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资收益，本土化战略也要服从这一目标。因此，本土化的实施必须获得超过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C，从员工本土化中获得的总收益为R，则跨国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条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满足这一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才会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实施本土化，否则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本土化优势与投资效益
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实践来看，本土化的优势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业经营中的比较、适应和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够带来更好的投资收益，因而更符合企业经营者（投资者）的利益。
在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的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的概率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其概率为s-(1-s)a]在内，具备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企业中所占比例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国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员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
ΠA=(R-w)+LAΔA。
如果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的概率为Pr[Bm]=s+(1-s)sμ，而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在企业所占比例为：LB=s+(1-s)sμ+(1-s)2sμ+a(1-s)3μ。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ΠB=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据ΔBfΔA的假定，显然，ΠBfΠA，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创造的投资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员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考虑在内，修正跨国公司对本国员工与本土化员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资效益将更加明显。
结论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