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6: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盼了多少年，转了多少圈，诺贝尔奖的桂冠终于落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莫言，让我们终于可以在诺贝尔奖的季节里大声呼喊：诺奖来了！再不用纠结李政道们的国籍，这次真的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籍作家。
每年的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一场赌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押对赌注。在诺奖开奖前，莫言在诺奖赌盘上位列第一。把莫言的作品翻译到瑞典的汉学家陈安娜在微博上说，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诺贝尔奖，但当一次又一次地与它擦肩而过，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家乡高密文化馆挂出了横幅，“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一句话，意味深长。中国很高兴，因为诺贝尔奖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承认。
当莫言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是惊喜而惶恐的，事实上，惊喜而惶恐的不光是莫言一个人。当闪光灯对准高密已经消失的高粱地，当祝贺的横幅挂满与莫言有关的各个角落，当这位诺奖获得者的作品瞬间脱销……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遗症”已经出现了。
惊喜而惶恐的高密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莫言本人更高兴的要数莫言的故乡高密。莫言旧居前，指示牌立了起来，短短几天，行道旁便新栽了绿色的灌木，村口那座桥的栏杆也用白色和蓝色的油漆粉刷一新，书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早已挂上了墙。高挂的灯笼，显眼的条幅，还有过年般的鞭炮，甚至传言说已经有了亿元打造高粱地的计划。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城瞬间沸腾了。
因为莫言，高密不再只是青岛的后花园，这个小城甚至想象青岛也会成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故乡”的城市；高密招商局开研讨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管委会也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甚至牵扯上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东营一所大学要在莫言文学馆建立实习基地，相关与不相关的单位争着要当莫言研究会的理事，农家乐老板与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更争相要种红高粱。
一座突然世界闻名的小城像迎接上级领导一样迎接着媒体、游人与文学爱好者，它欣喜而惶恐地歆享着这一切荣耀，并努力地表达着对莫言的感激之情。一个诺奖成了一座小城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典型案例。
追星莫言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这是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为了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想好的辞令。莫言已经不单单是莫言，他成了高密的公共资源。
莫言惊喜而惶恐地接受了这个奖项，然后疲惫地应对各种采访。央视《面对面》的主持人董倩问他，你幸福吗？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除去获奖的喜悦，不知莫言是不是真的幸福，外界甚是热闹，但接连几天的采访，让他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连续两天两次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宣布，他不再接待任何人。
在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们的一封信中，莫言说，“获诺奖确实像件大事，但绝没大到媒体渲染的程度。等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够让一个作家青史留名的还是作品，对此我十分清楚”。除去当初的惊喜，半个月的炒作，已经让莫言对这一切的热闹麻木了，无所谓了。
“惊喜而惶恐”的莫言觉得中国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非常多，是这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比较青睐他，要是换一批人当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话，也许别的中国作家就会获奖。但事实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这个叫莫言的人，今后无论出席怎样的场合，他的头上都会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光环之下，他的作品得经受住更多尖刻的评价，他得应付各种商业活动，他的行踪也会“享受”追星式的报道，就连他在高密县城的家也已经被出租车司机提前曝光。这追星式的追逐打破了作家原有的平静，接下来莫言要想在故乡清静清静都比较难，他得另觅创作之地了。
文学的缺憾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中哪些人有直接关系的话，就是文学界了。莫言获奖不啻于是中国文学证明在世界上地位的好时刻，值得文学界引以为傲。但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与莫言竞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比莫言还高。如果不是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知道莫言、读过莫言作品的人能有多少？
在莫言得奖后的一堂课上，北师大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赵勇教授问了台下学生一个问题：你们读过莫言吗？举手者寥寥无几，就连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读过莫言的也是少得可怜。
莫言获奖后，各大书店脱销的《蛙》、《红高粱》、《生死疲惫》预示着瞬间引爆的“莫言热”，但这种追风似的脱销究竟会持续多久，这种热潮又是否能真正唤醒人们的文学情结，只能由时间来给出答案，而需要时间解决的还有作品的翻译问题。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无法传到外国，或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莫言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及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正是他们精准的翻译使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了莫言，甚至陈安娜被人们戏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最重要的女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翻译对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性。但像莫言在海外一样幸运的作家并不多，语言障碍带来的缺憾需要我们慢慢弥补。
翘首以盼的媒体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社会中掀起了涟漪，更带来了媒体的喧闹。一名科技记者曾报道诺奖6年，他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诺贝尔奖成了每年必修的功课。每年他都要在那些看起来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中，寻找最可能有故事的人来写。现在这个问题有了合理的答案：因为莫言，因为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
媒体的狂欢开始了。同一架飞机上坐满了去高密采访的记者，宾馆里涌进了等候莫言的话筒，就连莫言92岁的老父亲都不堪媒体的打扰，一位当地干部无奈拜托媒体，让老人家歇一歇吧。当兵的管谟业、作家班里的莫言，从评论别人的作品到自己的作品被评论，从因梦而得的《透明的红萝卜》到《蛙》里面的姑姑，莫言创作生涯中重要或不重要的每一个时刻都被挖掘了出来。获奖后的高密东北乡，全是前来寻找莫言小说原型的记者、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两天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不得不“闭门谢客”。
有人曾对莫言获奖后的事情做了一个猜测：罗玉凤会宣布爱上了莫言；韩国会宣布莫言有韩国血统；方舟子会声称找到了莫言的铁证；鲁豫会约莫言做一期访谈《莫言的诺贝尔之路》；民主人士会不断追问，还有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吗？作协召开座谈会：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理性看待诺贝尔奖。当然，媒体还会猜测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是谁。
之后，莫言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有关莫言的研讨会；鲁豫真的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只不过名字与猜测有所出入，叫《莫言——诺贝尔奖背后的文学路》。
2012年10月11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瑞典学院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融合于一炉”的理由，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是否“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法，是异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这里丝毫没有贬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获奖者，本就是每个评委应有的权力和分内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
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好事，作为当代创作最勤勉、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纯文学作家”之一，作为当代屈指可数、既能跻身文学殿堂又能确保一定出版发行量的中国作家，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家庭、创作勤勉的努力作者，作为一个既为体制内所接受、又敢于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针砭的文学人，作为当代中国在海外发行作品最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获得外国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工作、辛劳和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真评价。
莫言的获奖，不仅有助于世人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有助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
公众关注诺贝尔获奖者买不起大房，并使之成为热点，无外乎这一事实折射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经久不破的困境，反映并强化了公众在高房价面前的无力和无助的感受。
莫言越来越幽默——这是他在荣获诺贝尔奖后这一段时间里留给我的印象。比如说，当有记者追问他750万元奖金的用途时，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米，750万也就是120多平米。”在接受CCTV电视访问时，莫言也被时髦地追问了一番“你幸福吗？”莫言的回答是“不知道”。——联想到他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幽默感也就滑溜溜地油然而生了。
其实，买得起大房抑或获得诺奖，跟幸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常识是，幸福出自个体感受，并无整齐划一的标准，故而也就不具备普适功能，究其言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例如，去问某些动辄拥有数套乃至更多房产的官员们“你幸福吗”？在被调查前后答案就可能截然不同。
不过，莫言所获的诺贝尔奖金金额仅够买120平米房子这个事实，倒是能凸显当下颇让人关切的社会现象，涉及普罗大众安居乐业问题。
据说是今年诺奖有力竞争者的村上春树，结集出版过一本名为《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随笔集。这个书名是村上套用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些什么》的标题以示致敬。如果再次循环利用一番，则不妨表述为，我们在谈论诺贝尔奖时，我们固然会谈论诺贝尔奖所涉及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和平和经济等领域，但也总是会谈论奖项、奖金的数额和奖金的用途。
仅就文学奖而言，各国多有设立。其中，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最有国际性，奖金额也最高。查阅资料可知，爱尔兰的都柏林文学奖在全球单一文学奖中金额最高，但仅10万欧元。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则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其余的知名文学奖项，无论是英国的布克奖，还是美国的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日本的芥川文学奖，或者有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之称的德国的毕希纳文学奖，奖金金额均不以丰厚见长。如果将这些奖金用途与房价加以关联，不难看出，文学奖奖金所得普遍无法购买大房，是一个世界现象，莫言的诺奖奖金和北京房价之间的差距，绝非一枝独秀。
可见，诺贝尔奖和奖金用途，其实只是人们方便表达的一个话头，一个用以谈论自己所关切的问题和现象的支点而已。这样的支点用途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被热衷作秀的人蹭鼻子上脸加以滥用。事实上，虽然单凭诺奖奖金的确买不起大房，但加上诺奖效应带来的周边收益，莫言只要愿意，还是买得起的，更何况还有陈光标这种热衷借势攀附社会热点的富人，慷慨赠送繁华地段豪宅——当然莫言明智地拒绝了。故而，公众关注诺贝尔获奖者买不起大房，并使之成为热点，无外乎这一事实折射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经久不破的困境，反映并强化了公众在高房价面前的无力和无助的感受。
关于中国的房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2010年的获奖者英国经济学家K·皮萨里德斯去年来访时称，房地产调控措施是积极的，期望房价大跌则不太现实。2004年获奖者美国E·普利斯科特最近则表示，中国土地供应少，人口密度大，城市化进程迅速，房价高在预料之中，“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在说，房价会升上去，房价就有可能跌得很惨。”最近还有地产商王石“中国人不配住大房子”的说法。林林总总，给人的印象是，在土地资源行政垄断的地产行业现实中，这好比握有房地产这把锈蚀大锁钥匙的人不为高房价所动，行家们也就只能显得莫衷一是，公众也更加无所适从了。
回到诺奖奖金买房问题上，历史上是有先例的。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1975年用奖金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买下了一座庄园。其间5年间隔有不少曲折，但似乎并无持币观望等房价下跌的情节——这则往事，或可供莫言用作购房参考。
回顾2012年热点人物，不得不提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瑞典文学院消息不久，李长春即致信中国作协表示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几天后，莫言家乡山东高密政府表示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等，并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赔本也要种”。
【热点解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本只是一个作家获得了文学领域内的荣誉，但在今日的中国，却已然成为一个社会事件。
在政府有一些相应措施之外，市场经济给莫言获奖的事件加上了更多关注的砝码。大大小小的书店，迅速为莫言作品设立专柜，柜台上明明空空如也，却可以堂堂正正地称之为“销售一空”。印刷厂接到大量莫言全集的订单，响应市场需求，连夜加班印制。各种临时上马的小册子，如《莫言散文》《莫言小说选》充斥市场，一派繁荣。诸多影视公司开始密切关注莫言作品，联系版权购买和改编事宜。一位工程师数年前花1 000元注册的“莫言醉”酒类商标转手卖出1 000万的高价，在当下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回“一本万利”的人间喜剧。
种种现象，不得不让人疑惑，这是又一次国民虚荣的短暂胜利，或是可以期待着将充斥市场的通俗读物转化成纯文学回归的大好契机？作家莫言，因何能影响到酒类商标的市场价格？究竟是文化推动了经济，还是经济“”了文化？
民间舆论从来并非只有一种声音。一些知名或非知名的作家或公知，此时都积极地发表自己对莫言的评价，有些人阐明了文学理念不同，无法欣赏莫言的作品；有些人则抬出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曾获诺贝尔奖的世界名家，以此彰显莫言的分量不足；也有一些人，冷嘲热讽地一句“诺贝尔，凭他也配？”仿佛指摘莫言的不足，就能彰显自己学术高深或特立独行一样。
年轻的读者去书店买了一本莫言小说，兴高采烈地拍了照片发在微博上，理直气壮地说“我从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只听说红高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去书店里抢了一本回来，好开心”。
也有读者心态微妙地表示：“我一直都很喜欢莫言的作品，但现在他这么红，这么多人追捧，我反而觉得心里怪怪的，不愿意再对人说我喜欢莫言了。”
从众心理与拒绝平庸，喜欢的人不愿意说出来，不喜欢的人却热衷于附庸风雅。到底附庸者跟风，还是讳言者做作？而那些粗暴的否定与抨击，常常只是心理卑弱的表现。
此刻身处巅峰的莫言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只平静地说：“得奖不代表我就是最好的作家，这不是体育比赛，我清楚中国有很多作家写得和我一样好，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如果因为这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没有意思了。应该尽快忘掉这件事，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当被人问及“您是否幸福”时，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继而补充，获这个奖，给他的压力很大。
而当莫言的微博关注在短短几天内从几十万激增至几百万时，他只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大家风范，自当如是！
【运用方向】
话题一：“随”有时是一种盲从，源于内心的动乱。
话题二：面对非议，心怀感激。
【作文片段一】
今年，货真价实的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普罗大众自然开心，一种所谓的民族荣誉感不由分说地涌上心头，仿佛获了诺奖就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此登堂入室，即便自己从未拜读，也要与有荣焉；领导自然也开心，这是不请自来的政绩，莫言获奖，当然要归功于领导有方，体制有功。但在领导们沾沾自喜的时候，又有公知忙不迭地跳出来，论说莫言其实名不副实，一些民众听了跟着频频点头，随即调转枪头非难莫言，臧否名人向来是那些空虚鄙薄之人发挥的最好舞台。
可是，莫言去哪儿了呢？谁在乎莫言辛苦耕耘的文字？莫言被人为地符号化了，夸他的人视之若圣，贬他的人又待之如魔，而符号化了的莫言背后，真正的莫言只能变成一个旁观者，无奈地看着自己被不停地从一个舞台推向另一个舞台。
其实，只关注诺奖，不关注作品，是一个民族缺乏文艺鉴赏力，又对本国文学缺乏自信的心态之下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对诺奖的看重，起码表现出一个民族对文艺仍然有关注和期许，从这点看来，倒也不算无可救药。
（芦浩）
【作文片段二】
官方捧杀莫言，民间挤兑莫言的现象，让我想起鲁迅的作品《捧与挖》，这样做会毁了一个作家的灵感与创作。我相信，并没有一个作家纯粹只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学本身，而非聚焦于个人。
但同时，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希望我们可以拿出自信，从容应对种种关注的目光，毕竟，现在的我们距离一个文化强国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丁晶）
【作文片段三】
奖杯何重，毁誉何轻，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看到身处热议之中的莫言先生，没有辩白，也没有陈说，只是在等这些人厌倦，等这件事淡去。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不说，只做，一切自然就如水到渠成。
（樊静妍）
【作文片段四】
其实，从抓着“诺贝尔奖”喋喋不休开始，众人的天秤就已经错误地倾斜了。诺贝尔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那些在某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是为了让世界一起肯定这些执着的人所做的贡献。而现在，一切都相反，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这四个字的关注度已远远超过了其内涵，人们忘却了奖项设立的初衷，甚至忘却了它只是这个地球上众多国际奖项中的一个而已。
多年以来，国人为什么总抓着诺贝尔奖不放？为什么拿到手后又迫不及待地摆出一份唾弃之的姿态？
我认为，国人总抓着诺贝尔奖不放其实是一种自卑心理的体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想获得世界的认可，盛世大唐成为了最令人自豪也最令人不甘的久远历史。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哪一项不是斥资亿元以博世界人民一叹？内销产品粗制滥造，出口商品却质优价廉，难道本国在国外的声誉比国民自身的幸福生活更重要吗？正因为自己没有底气，才更要从别人那里获得些许的安慰，但说到底还是心虚自卑在作怪罢了。
作家得了文学奖，人们不关注作品内涵反关注奖项；演员出了名，人们不关注演技，反关注绯闻，歌手成了名，人们不听歌声，反评论长相。急切而错误的心理不断误导着众人，对于声望名气的过度关注使我们错过了许多本应关注的美好本质。
诺贝尔奖算是我们的老熟人了，莫言借此机会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熟人。但多年后，当人们提起他时，能想到的是否只剩下了文学奖和一本《红高粱》？如果是的话，作家莫言未免太可悲了。
10月11日，备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如果说大家对莫言的名字还不熟悉的话，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的《红高粱》恐怕是无人不知了。《红高粱》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影展，最后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今它的原创者也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莫言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主要作品包括《丰乳肥臀》《蛙》《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善于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瑞典文学院对其的评价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仅令文艺界沸腾，也令证券市场振奋。莫言获奖，其书籍销量必将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出版社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加上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的称号，概念的稀缺性和新颖性都吸引游资敢死队借风炒作出版传媒股。10月12日，两市小幅高开，传媒板块个股全线飘红，一度出现6只个股涨停的壮观奇景。
由于此前就有“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流传坊间，出版传媒股在“十一”长假后的走势一直表现不俗。与莫言关系最“蜜”的新华传媒(600825)股价已在“莫言概念”的影响下连续多天股价上涨。10月11日当天，沪深股指双双以下跌收盘，两市出版业公司中，仅有新华传媒一家逆市上涨，涨幅为4.81%，周五开盘即告涨停。本周新华传媒累计涨幅18.67%。
2011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与新华传媒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出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出版、发行为主的两大集团从此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打造数字出版产业。资料显示：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成员单位，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是新华传媒大股东新华集团的股东，持有新华集团5.1%股权。
上海文艺曾出版过莫言的18部作品，几乎将莫言现有作品全部囊括在内。新华传媒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发行商，拥有可观的渠道。因此，如果莫言作品因获奖事项而销售火爆，公司也将随之受益。
除上海文艺出版社外，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一部《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上市公司长江传媒(600757)的全资子公司，2012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为上市公司贡献的现金红利为915.48万元。
国庆节前后市场实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传媒行业的各个子板块也均表现较好。主要原因：一是传媒行业3季度业绩依然稳定增长，随着三季报披露时点的临近，一些具备业务优势以及高成长性的个股有望在近期领涨行业；另一方面，“十”召开时间已确定为11 月8 日，市场对“十”上推出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预期持乐观态度。
“十一”过后行业的强劲表现也验证了市场对于行业的普遍看好的观点。莫言此番获奖有望成为提振文化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带动这一行业实现新的发展。
Through a mixture of fantasy and reality，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Mo Yan has created a world which is reminiscent of those in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Gabriel Garcia Marquez， at the same time finding a departure point in o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 oral tradition.
Chinese writer Mo Yan was named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n Oct.11. If past recent winners are any indication， Mo Yan’s previously published books will now find plenty of new readers.
In the year since Swedish poet Tomas Transtromer won the 2011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is 2006 book， The Great Enigma： New Collected Poems， sold about 17，000 copies in the U.S. in all formats. Until the prize was announced， the book had sold about 3，000 copies.
“It’s a really great performance for a book of poetry，” said Jeffrey Yang， an editor at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 who acquired the book.
“The works of Peruvian-born novelist Mario Vargas Llosa also showed ‘a marked bump’ after Mr Vargas Llosa won the 2010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aid James Meader， a spokesman for Picador， a paperback house owned by Verlagsgruppe Georg von Holtzbrinck GmbH’s Macmillan publishing arm.
In the month directly following the prize announcement， Picador shipped more than 100，000 copies of the 10 books written by Mr. Vargas Llosa that it had in print， including one of his most popular titles， The Feast of the Goat. This was several times more than Picador had shipped during the entire previous yea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a sister imprint that originally published the hardcover editions， subsequently acquired the digital rights and issued the works as e-books in March 2011.
“What happens after you have a winner is that a lot of scrambling takes places，” said Mr Meader. “We made sure we had enough books out there. And we put a seal on every copy of every book， stating that the author had won the Nobel Prize. A few months later the books were redesigned so that they’d have a uniform look.”
Among Mo Yan’s titles published in the U.S. is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reissued by Arcade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Skyhorse Publishing.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莫言的作品将幻想与现实、历史和社会视角等融合在一起，他作品中营造的世界，会令人同时联想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又从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口头文学传统中寻找写作的出发点。
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被评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最近几届获奖作家的情况能带给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么莫言此前出版的作品如今会找到很多新的读者。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的一年内，他2006年的作品《巨大的谜语》在美国各种版本的销量总计达到1.7万册。而在他获奖之前，这本书总共只售出了大约3，000本。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出版了特朗斯特罗默的上述作品。该社编辑Jeffrey Yang说，“对于一本诗集来说，这样的销售情况真的是很不错了。”
平装书出版社Picador的发言人米德说，“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销量也明显增加。”Picador为德国出版控股集团Verlagsgruppe Georg von Holtzbrinck GmbH旗下麦克米伦出版社所有。
在巴尔加斯・略萨获奖的消息公布之后的一个月内，Picador卖出了逾10万册已经出版的10部略萨作品，其中包括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公羊的节日》。这一数字是Picador此前整整一年出货量的好几倍。
和Picador同属一个出版集团的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随后收购了略萨作品的数字版权，并在2011年3月发行了略萨作品的电子书版本。Farrar， Straus and Giroux最初出版的是这些作品的精装版。
2013年，中国出了一件喜事——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
这本是一件为国增光的好事，可是从这件事上，便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为什么说“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是因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刚不久，来莫言旧居旅游的人就把门槛踏平了。不光踏平了门槛，还拔光了院子里的萝卜、树苗。一个后来者没东西拔了，只好扯了一把旧居墙外的树叶：“让儿子沾沾文曲星莫言的光，保佑儿子明年考上北大。”“文曲星”这个说法不免有些封建思想作怪，成功全在个人的勤奋和拼搏，与别人何干？更没有“文曲星”这一说了。从此事件中，便可以看出，我国的国民素质如何。
不仅是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中可以看出国民素质。
众所周知，是中国的国土，日本却要强占，这便是“中日争端”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在事件刚的时候，国人的爱国热情也都随之高涨。爱国，这是好事，也值得支持和鼓励。可随之出现的不仅仅是爱国热情，还有砸日产车、砸4S店、打日产车司机、毁坏日产的所有货品……我们应当一致对外、拒买日货，这样毁坏同胞的财产是不理智爱国，是国民素质低下的显现。
爱国，是正确的，可要理智爱国，更要提高我们的个人素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这才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
诸如各景点的文物上被刻上了“XXX到此一游”之类的“纪念”。这不仅是毁坏文物亦是素质低下的表现。
通过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发展经济，更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而提高国民素质，更要靠我们的自律！
河南商丘虞城县虞城一中高一:李博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王蒙、李敖等获提名的消息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这是有违诺奖评选规范的。我们可从这位前院长的演讲中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在无数的提名中，抛去重复的，大概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终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很多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为瑞典学院讨论用的，他们并没有决定权。换言之，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鲁迅曾拒绝诺奖提名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便可以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缘做一番梳理。先说鲁迅，这段话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的恒定版本――“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由以上程序，我马上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也就无以谈起。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就引出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80多年前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的中国作家，仍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认为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入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老舍并非差点儿获奖
现在流行的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版本大体是这样的：1968年（最开始的说法是1966年），中国正值“”。而老舍就在这一年获诺奖提名，到了最后5名决赛名单中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方面多方打探老舍下落，后推断老舍已经去世。按诺奖规矩，只授健在者，不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若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川端是捡了中国老舍的便宜。甚至会有国人心底在说，如果老舍在世，就轮不到日本人获奖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思考不简单的问题。而这听上去又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想其中无法解释的矛盾――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50年。既如此，谁又能、并如何能知道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评选的最后五人决赛圈？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奖提名，都无损于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天才小说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
沈从文极可能得奖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唯一通晓中文的马悦然先生，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之间，扮演着一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除了莫言，其他中国作家均与获奖无缘。
答非所问，闪避有术：“这个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贺信”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言便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有记者问莫言：“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带有怎样的特征？”莫言答道：“得了奖之后要用10分钟忘掉它。即使10分钟忘不掉，也不能超过10天。”记者又问他：“请问这个奖能给你带来什么？此奖有多大的意义？”莫言故技重施地答道：“这个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祝贺短信。真正的意义就是获奖并不代表能力最高，仅是让我今后的作品必须保持与这个奖一样的质量，甚至比其更高。”
点评：作为中国大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莫言的火热程度可想而知。然而，面对记者们的赞美，莫言并没有对自己吐露半句溢美之词，反而是接连施展闪避之术，可见其面对荣誉的清醒和谦逊敦厚的高尚品格。而这样的闪避妙语中，同样不乏幽默之词，让人滋生一种“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欣喜！
正话反说，话里有话：“它简直就是‘反人类’‘’”
2012年，央视热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莫言谈谈《舌尖上的中国》的感想。莫言说道：“我对这个片子的评价就是两个字——‘讨厌’。为什么说它讨厌呢？因为它总在夜深人静，马上要入睡，而且肚子里已经消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它给你讲美食，它简直就是‘反人类’‘’”。此言一出，场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点评：正话反说，说话者故意从反处说起，用意思相反的话来表达本意，运用了，令话语含蓄风趣，别具趣味。莫言明明对纪录片欣赏万分，却用“讨厌”等反义词来评价，形贬实褒，跌宕起伏，不仅吊足了现场观众的胃口，提升了现场的互动氛围，更是彰显了自己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巧用对比，不卑不亢：“我就是中国的莫言”
莫言曾被冠上“中国的马尔克斯”名号。对此，莫言幽默地说道：“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师承，马尔克斯也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也有师承——马尔克斯从卡夫卡和福克纳那里汲取了许多灵感。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很容易被迫融化。但是这两位风格化的作家，就像鸦片一样，一旦吸到之后，很容易上瘾。他们会产生极大的磁性，吸引你去模仿。这就像是《百年孤独》中，吉卜赛人带到马贡多的磁铁一样，会吸走许多东西。以前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我无所谓；但现在我会不高兴，因为我就是中国的莫言！”此语一出，台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点评：面对“中国马尔克斯”这一赞誉，莫言并未接纳，而是巧用马尔克斯师承卡夫卡和福克纳这个例子来对比，言语中透露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唯一性和自我性；接着，又巧用比喻，坦承自己受了马尔克斯的许多影响；最后，更是不卑不亢地表示，自己是中国的莫言，是一个文品和人品都独立于世的作者，十足的底气与自信让人拍手称赞。
妙用曲解，闪转腾挪：“莫言也没有睡着”
2009年6月19日，莫言登上“农行金钥匙·读书论坛”。讲座后的互动阶段，有读者问：“有人说‘中国的作家除了余华之外，别的都睡着了’，您怎么看？”莫言捋了捋头发，机警地答道：“余华前一段时间确实失眠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凌晨2点钟就醒了，这让他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余华，莫言也没有睡着。”莫言这一自信而又幽默的回答，引得全场哄堂大笑，随之更是掌声如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勤勉而坦率的一个。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对西方作家作品的学习，他的作品风格多变，一度被贴上“先锋派”的标签。而莫言对外来文学影响的态度则代表了中国作家学习借鉴外国作家作品不同阶段的典型心态。
1 初期的震惊与模仿
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初，都身处庞大的外国文学体系的影响中。20世纪末期的中国，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已赫然列为经典，对于莫言来讲，这些都是随手可取可用的文学资源，他公开宣称在写作的初级阶段就应该去大胆地模仿、借鉴。其处女作书信体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1）就是借鉴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文体与语言表现技巧。
初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莫言表现出的震惊带有普遍性。传统小说表现以情节为主线，语言繁复，而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与技巧有了巨大的革新，简洁的现代语言，奇异的文学意象，都与传统小说迥然相异。莫言不由得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20世纪90年代初，莫言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成长为熟习外国作家作品的学者型作家。在这一时期，莫言学习借鉴外来文学经验，革新文学观念，模仿外国作家作品形式技巧，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进行语言实验，因此他被冠以“先锋派”作家的称号。
2 焦虑与逃离
然而，莫言的小说革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初期的简单模仿多有失败之处。莫言熟悉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及其作品，特别推崇其名篇《死者》，在创作中多模仿其笔法，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画虎不成反类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中外文学交流史，是乐观而颇有成效的黄金时期。学习西方文学文化的热情，“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中国作家在模仿外国作家作品时的顾虑，作家们自主自为，坦然将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名著、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一概囊入，表现出极度的震惊与欣喜。同时面对异质文化的庞大文学系统简单化的模仿，难得其神，与本民族文化龃龉难入，也使他们陷入茫然与无措之中。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表现在内容的民族性，创作手法的个人化特色。随着创作的深入，作为中国作家的民族主体性诉求，要表现的民族历史与话语空间的独特性，在学习与借鉴中如何开拓自己的文学世界，都是莫言等中国作家要面对的现实难题。莫言感受到外来影响所带来的巨大焦虑感。1986年，对莫言而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仍然是“灼热的高炉”，而莫言已自喻“冰块”，他只能选择“逃离”。
3 超越模仿：以民间的姿态消解影响的焦虑
此后十数年间，莫言勤于创作，坚持文学实验与革新。在创作中，他依然致力向外国作家作品学习，但其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中国的发现，使他的创作根植于挖掘中国民族元素，同时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及政治运动，其中民族精神的彰显与民族性的批判同在。《红高粱家族》（1987）大胆的表现与抗战激情，《生死疲劳》（2006）审视政治运动中对“人”的立场的坚持，《蛙》（2008）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粗暴实施中对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这些都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普遍价值观，并且在国内外获得了普遍认可。2008年10月，莫言获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当代中国作家。经历了无数艰苦的文学耕耘，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除上述提到的作品之外，还有《透明的红萝卜》（1985）、《白狗秋千架》（1988）、《天堂蒜薹之歌》（1987）、《酒国》（1992）、《丰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等。这些作品，坚持了现实的中国的摹写，同时没有中断过文学技巧的学习与实验。
多年来面对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焦虑已然逐步消解。2008年，在国内某文学研讨会上，莫言作了以《影响的焦虑》为题的发言，表明了在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没有必要焦虑，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也是在广泛、大胆地向同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他提出中国作家要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向国外学习，同时要挖掘本土民间的资源。
二
中国当代作家面对庞大的西方现代文学体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现代西方作家作品裹携着异质文化观念，丰富的文学技巧，极致的文学实验，既使中国作家感到新异的刺激，又要面对东西方不同文化文学系统之间行走的艰难。与美国理论家布鲁姆对西方文学体系中后辈诗人基于文学自我性对前辈诗人的抗拒误读不同，中国作家在面对外来影响时情况要复杂的多。现代性在东方世界的确立，带来了“人”的文学立场，挑战了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的人伦体系，“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自鲁迅以来影响深远。然而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决定了文学观念接受的复杂性，其间归化、抗拒与融合皆有，阻隔从未消失。
近代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肯定了形式上的“拿来主义”的合法性，所以，中国作家坦然地学习和承续了现代以来的文学技巧。20世纪种种文学思潮几乎都在中国实验了一番，中国文学面貌大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然而，文化观念的障碍注定中国作家“走出去”的道路艰难坎坷。技巧与语言方面的学习与借鉴，必须以民族、民间的生活为表现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以莫言对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的创作的学习和借鉴为例。
莫言对乔伊斯《尤利西斯》作品的语体特点、语言变异的借鉴很是生动，颇为有效地增强了本土文学的表现效果。他作品中充满气势磅礴的响音字、形式丰富的叠音词、形象生动的拟声词、生动轻灵的儿化词，与表现主观情绪的色彩描写，陌生化的语言变异包括词的理性意义、色彩意义、语法意义的变异，和词语变形等语言表现的实验，其中多有模仿乔伊斯的痕迹，只是他用得较为保守。《红高粱家族》中奶奶被迫嫁给麻风病人的 一段描写，其中用了“嘀嘀嗒嗒……哞哞哈哈……吗哩哇啦……咿咿呀呀……叽哩（炎欠）啦”五个极其形象并且互相押的韵拟声词，表现主人公内心歇斯底里之感。意识流表现与传统戏剧语句模式和情绪的搀用，使这段文字生动而颇有感性色彩。《欢乐》中“绿浓血”让人想到斯蒂芬回忆母亲临死前吐出的“浓浓”的“绿色胆汁”，“唯二的衬衣”无疑是对斯蒂芬提到的莎士比亚留给妻子的“次好的床”的模仿。
中国当代作家几乎都熟知乔伊斯《尤利西斯》中莫莉那段长达一章的无标点独白文字。莫言早期作品《酒国》（1993）第九章第四节也模仿了这段文字的意识流手法，“想起了幽灵般的非法卖馄饨的老汉和看守陵园的老革命以及那扎着红绸腰带跳舞的茅台酒的精灵和那匹威风凛凛的金毛大狗”，这段文字只采用了小段个人话语独白形式，而非人物内心意识流程的再现。前世界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欧洲文学理论家佛克马认为莫言《酒国》是中国作家成功学习借鉴《尤利西斯》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典型个例。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难度，莫言的标点去得不够干净彻底，有意犹未尽之感。当然，在面对乔伊斯时，中国作家的焦虑感十分强烈，乔伊斯对20世纪小说观念巨大的、无以避免的影响曾经让贝克特等西方作家都感到无以逃脱，何况刚刚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中国作家。但这段文字中，莫言可以在民间的、民族化的意象与语汇之中，实现民族化的文学表达，他实现了“挖掘本土民间资源”，借鉴文学技法用于本土文学表现，传统的文学语言鲜活了，民间形态的价值观被赋予新的生命。
《酒国》在文体的杂糅方面也颇得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的影响。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授予《酒国》，认为这部作品是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融汇了种种小说文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正是这种作品，以反讽、戏仿和悖缪的话语方式成功地表现了作家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书中人物丁钩儿墓志铭写道：“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这句话以控诉的姿态表达了面对人性黑暗的绝望和无奈。莫言以乔伊斯式的文体杂糅，沿袭了鲁迅“吃人”批判主题，成就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成功的借鉴和与本土化的书写。这部作品长期被批评界忽视，但莫言却认为这部作品是他完美的长篇。
三
在学习与借鉴中，莫言以他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大胆的态度，成功地克服了中国作家身处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创作繁荣期之后，丰富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巨大的焦虑感。他坦然地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莫言提出中国作家要走出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他以身践行，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个人友谊和文学交流，展现了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界的良好沟通交流。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成为首此获此殊荣的中国本土作家。其获奖作品《蛙》中虚拟的日本友人关注中国，家有病儿，读者会自然理解为大江健三郎。而莫言这次之所以能诺奖折桂，与大江健三郎的高调认同也不无关系。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演说中就曾提到当时在世界文坛还名不见经传的莫言：“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外文学交往的成功例证。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是东方作家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成功例证，他学贯东西，精通英文和法文，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感言《在暧昧的日本的我》中，大江健三郎提到的影响其创作的作家、学者就有乔·奥威尔、米哈伊尔·巴赫金、米兰·昆德拉等十三位之多。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学系统的整体把握与学习，大江健三郎才能创造出根植于日本却具有普遍性的“形象系统”。莫言也曾坦言对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欣赏，言语中间接表达了对西方文学的认同与学习态度。他认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立足日本的现实，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形成风格鲜明的“大江体”文学。大江健三郎在造访莫言老家时更是称其是世界文学的同行。这是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与借鉴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基点，而以民族民间生命的姿态书写，超越文学技巧与文化域限，彰显文学的普世价值则是他们成功走向世界的原因所在。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成功，没有尖锐的政治对立，却有观念的根本革新，坦然外来影响带来的焦虑，却能于民间的生命姿态挖掘之中，吸收新的文学文化观念，革新并超越技巧。莫言的创作是中国作家在大胆借鉴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的观念与技巧，发掘与重整中国民族、民间的价值观念与话语表达之后的成功，在这条路上耕耘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但莫言是其中最为大胆和坦然的一个。他以民间的姿态消解了外国作家作品影响之下的焦虑感，确定了其创作的民族性主体价值与个人化表达方式。莫言的成功肯定了中国作家学习借鉴西方小说技巧，掌握民间民族话语权力的合法性与光辉前景。
参考文献：
[1]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2] 莫言：《影响的焦虑》，《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这几天，最热的要数莫言，尽管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让我们“莫言”，但人人都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只是我，自觉连凑热闹的资格都没有，我从书架上抽出《莫言文集》，翻看几页，又合上。
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一个小县城里买的，卖书的小贩推着一辆三轮车走街串户，厚厚的一本《莫言文集》标价五十二元，我只用五块钱就买到手，同时还买了一本《王朔文集》。我像捡了便宜似的飞逃回家，生怕小贩会反悔。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盗版书，无数的错别字明目张胆地出现在每一页纸上。现在回想起来，只觉无奈，当时我刚参加工作，工资每月四百多元，哪里舍得花几十元钱买一本正版书。倒是要感激这些盗版书，让我接触到当时的先锋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那时，我一边抱怨着圈改书中的错别字，一边兴趣盎然地读完那本比砖头还厚的《王朔文集》。但当我以同样的心情兴奋地翻开《莫言文集》时，得到的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无论长篇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还是中篇的《透明的红萝卜》、《幽默与趣味》，我总是读了几页开头，就再也沉不下心看下去。那时我就知道，读书就如一个人的口味，有人喜欢酸辣，有人中意甘甜，自己不喜欢的书，硬读下去只怕会引起消化不良。
这本《莫言文集》于是束之高阁十数年，若不是其作者获得了振奋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它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我从书柜的最顶格上取下来。但是，我发现十多年过去，我的口味也没有多大改变，莫言的旧作仍不是我的佳肴。看网上新闻，说这几天莫言的书全部卖断货，图书馆里他的书也被借空。而我，也在网上预订了的莫言的新作《蛙》和《生死疲劳》——诺奖得主的作品是值得一读的，但如仍不是我之所好，也不妨仍让他人去读好了。
由此再看“莫言热”，就感受出一点悲凉来。获奖永远是个人的事，与他人、与国家能有多大的相关？诚然，会有人认真阅读并从莫言的文字中得到精神和审美的滋养，但肯定也会有人和我一样感到不对胃口吧？更多的人是凑个热闹，他们不在意也不寻找自己心灵所好，纵然锦衣玉食，内心依旧空虚而瘦弱。
没有得到滋养而唱响的颂歌，朝着图腾的迷途行进。有人说莫言获诺奖，比中国人第一次夺得奥运会金牌还要有纪念意义，并将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但说这话的人想必自己也很清楚，得一块奥运金牌，并不能看做国人就因此重视体育并能从中培养出勇敢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同样，一个中国人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来自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也无法期望国人从此走出拜物主义的迷茫，在文学中关注自己的灵魂。毕竟，文学不是一时之热，也不是作家们的竞技，它是心灵的事业，它追寻的是人类精神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而不是其他。
在网上预订莫言新作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悲伤从我的心底涌上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莫言并不是第一个，但他比之前高行健幸运多少倍啊！我想起了我曾多次在书店和网上寻找高行健的书而不遇。这样的悲伤是带着气愤的，就像多年前我在电影院里看《色·戒》感到剧情莫名其妙时的感觉，那时我多么羡慕能去香港看完整版的朋友。
王小波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他的父亲不让他的兄弟姐妹学文科，因为在他们成长的时代里，写文章容易惹来麻烦。但最终选择了写小说的王小波并没有经历那样的恐怖，比他健康的莫言也比他更幸运。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比过去的爱书的人有了更多更广的阅读选择。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国度能有更多的宽容，比如可以早日在国内买到高行健的书，能看到没有被删剪的电影，作家和读者都能独立思考，能够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些，比奥运金牌榜第一，比任何大奖，都更值得我们庆贺。
【原载2012年10月19日《北海晚报·同题随笔》】
2012年12月11日晚，莫言终于身穿燕尾服，在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证书以及奖金支票。从现场照片来看，那身黑色燕尾礼服搭白色领结，再配上莫言中国味道的面孔和身躯，一切均可称得上“完美”。
事实上，无论是此前穿西装还是宣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演讲题目为“Storyman”）时穿的新式中山装—不管哪种场合，莫言这一次都表现得从容而得体。这个来自乡村的农民之子，毫不费力地跨越了种种沟堑：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世纪，乡村与城市，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国家作协副主席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这个时刻及以后，作家莫言和他的作品一起从此不朽。
在经历种种情绪之后，必须承认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地方，硕大吊灯里其实没有巨蟒。由此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莫言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让莫言从此“不朽”？
答案一开始就很清楚，是这个国家。正是国家的神奇，让莫言的文学变得足够神奇。颁奖词中称，莫言的天赋能力是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实际上，莫言比他的作品更真实。作为作家，他的外表看似木讷，实则内心清明。他的人生哲学是“活着并更好活着”，他善于在夹缝中寻找道德与危险的平衡点，他刻意保持一种含混的价值观，他在是非面前本能地展示出一种机敏与灵活—这实在是眼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
另一方面，在莫言的文学王国里，“饥饿”（无论是食物的缺乏、性的缺失或人之品行的匮乏）这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正是中国人曾经生活的最真实写照。莫言最终以自己讲故事的天赋，以魔幻的表达方式回应了种种神奇，并创造了另一个犹如现实镜像的国度。实际上，如同李安电影中、少年pi所讲的两个故事一样，很难说，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世界是虚拟的。
当莫言用略带山东口音但已足够标准的普通话发表演说的时候，那一刻，他和传统的讲故事的人比如蒲松龄如此接近。没错，讲故事的传统属于中国，但是，讲故事的莫言已经并非蒲松龄的天才继承者，因为传统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莫言的“Storyman”演讲稿，国内议论无数。面对这片混乱，莫言呈现出了他的民间立场，这也是他演讲中最重要的一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间呢？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在为莫言领奖致辞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民间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而在莫言的文学作品里，中国民间是历经种种压迫之后只能笃信活着的民间，是不得不凭借常识和本能努力活着的民间。
只要这样的民间还在，只要中国还处于神奇之中，莫言建立在高密东北乡地图之上的文学王国就会不停地建构下去，直至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王国。正是中国的神奇让莫言拥有了完美的文学之旅，而这样的旅行不会因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结束而终止。虽然莫言说，文学是个人的事情—但，他仍旧必须感谢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