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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献综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T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224-01
1缺失值的概念
John R. Gerlach (2009)等指出:缺失=在数据步中应用且区别于“缺失陈述”的系统选项。“缺失陈述”中认为在原始数据中,缺失值就代表数值型数据。从近几年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对缺失值的处理方法可概括为两大类:删除(忽略)和插补。
2近几年国内外对缺失值问题处理方法的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1)缺失值处理方法比较分析。
B. Mehala等(2009)分别用C4.5和K均值算法在不同的缺失率、不同的属性中的情况下,对缺失值进行估计。并通过实验证明K均值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得结果更好。
(2)缺失值处理方法的改进、扩展研究。
近年来,国外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这方面。Shichao Zhang等提供了一种基于数据聚类的不含参数的计算缺失值的方法:CMI(Clustering based Missing value Imputation);Luai Al Shalabi等基于GRNN(Generalized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s)的概念提出了一种非参数多重插补的新方法:GMI;Michinori Nakata and Hiroshi Sakai研究了量化容量关系(Valued tolerance relations)方法处理不完整数据的适用性。
2.2国内研究现状
郭超、陆新建(2010)针对工业生产过程中数据确实的问题,首次提出运用MI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处理;张国毅等(2010)针对机械观测平台侦收辐射源目标信号时由于条件限制和外界干扰导致观测量缺失的情况,根据缺失数据的性质,提出利用最小二乘多项式拟合法填补观测数据的缺失值,通过仿真分析得出该法具有较强的工程应用价值;刘凤芹(2009)对收入变量的缺失值问题,将一种基于链式方程的多重插补方法应用到实际数据集,结果表明此方法适用于通常计量分析中绝大部分的收入变量和数据集。
3总结
目前关于缺失值的处理方法大多数都是针对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缺失值问题,而且考虑的环境影响因素很有限。影响缺失值处理方法的环境因素主要是:缺失值的类型、缺失率、缺失属性的相关性、属性的类型、缺失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关系以及操作性等等。而目前的处理方法考虑的范围很有限。同时,从理论上讲,在各种方法中,多重插补法是最合适的,但是在实践中要正确地运用多重插补却并非易事,因为没有一种方法能使用于全部的缺失问题,在实践中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郭超,陆新建.工业过程数据中缺失值处理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0,31(6).
[2]张国毅,宋德亮,王长宇,李冬梅.相位差变化率定位法中缺失值精确填补研究[J].吉林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0,28(1).
[3]伍丁辉,阳小华,尹继元.基于同分布无偏样本的伪缺失值检测方法[J].计算机与现代化,2010,(4).
关键词:设计性研究 综述
引言
教育技术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实践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教育技术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受到诸多的批评。在最近十多年,许多科学家与教育技术学家,已经逐渐把基于设计的研究引入教育技术领域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典型案例,而国内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仍是一个非常薄弱或空白的领域。
一、基于设计的研究(DBR)的来源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习科学研究领域是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最早来源。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反对传统的基于实验室的学习研究方式,认为实验研究的控制条件不能完全理解自然发生的学习结果本质,其研究成果脱离了真实的情境,很难迁移到现实社会中来。而基于设计的研究,聚焦于自然情境的学习的和有效学习环境的设计。
1992年,学习科学家Allan Collins和Ann Brown提出了一种称为“设计实验”的研究方法,标志着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诞生。1999年到2005年是“基于设计的研究”体系形成阶段,并且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有了相对稳定的科学共同体,二是开始关注矢代循环的问题,并将研究触角从科学性较强的数学、物理和生物等领域延伸至阅读领域[1]。
基于设计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尚未完全成熟。在我国还仅限于理论探讨阶段,应用实践案例很少,所以在此领域我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二、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定义
目前,基于设计的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许多问题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关于其内涵与特征的探讨还在继续。如ODonnell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在真实自然的教育情境下而非在实验室情境下开展的教育研究和评价。该观点表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基于真实情境的研究。Wang and Hannifan 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系统而灵活的方法体系,在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重复性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来促进教育实践,并产生针对现实情境的设计原理和理论,该定义说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2]
在国内,梁文鑫、余胜泉(2006)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旨在通过形成性研究过程,采用‘逐步改进’的设计方法,把最初的设计付诸实施,检测效果,根据来自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进设计,直至排除所有缺陷,形成一种更为可靠而有效的设计[3]。杨南昌(2007)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探究学习的方法论,旨在于设计一些人工制品(如软件、工具、学习环境)作为一种教学干预或革新应用于实践,以潜在影响自然情境之中的学与教并对其作出阐释,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论支持持续的教育革新,即促进教育实践和学习理论的同等发展”[4]。
三.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特征
(1)自然情境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它将实验转向了自然情境,强调要关注教学中复杂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把真实的课题情境当做实验室,设计学习环境来促进教学和学习,无需人为地控制过多的变量,研究结果是和研究过程和情境相关的。
(2)整合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将教育研究中的多种方法整合在一起,提高了研究的信度,不仅全面详细地收集整理了数据信息,还客观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情境,随着新的需求和问题的出现,在不同的阶段方法和研究的重点也会随之改变。
(3)互动性、迭代性、灵活性
互动性:设计人员参与到设计过程中,与参与人员一起合作;
迭代性:过程是分析、设计、实施和重新设计的迭代循环过程;
灵活性:最初的方案不够详细,所以在需要时设计人员可以做出细微的改变。
(4)实用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同时完善理论和实践,对理论的价值的评价在于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实践。
(5)扎根性
设计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展开的,设计的过程镶嵌在整个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过程中,而且,设计是理论驱动的,扎根在相关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之中。
四.DBR与行动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一,行动研究通常以一线实践者的参与为特色,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两种研究都强调问题解决,都依赖于对理论概念和其他情景的反思与概括;在行动研究中,研究团队成员中实践者是至关重要的。
二,行动研究追求的是实践问题的解决。而基于设计的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同时还有理论追求跟技术手段。
三,行动研究是基于设计的研究与具体实践活动之间的桥梁。
四,用户的作用:在行动研究中,有一个用户;在基于设计的研究中,既可以有一个现有的用户,也可以是一个假设的用户。
五、基于设计的研究存在的问题
基于设计的研究赢得了许多赞誉,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跟解决。
梁文鑫、余胜泉系统地分析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本身存在的不足:“首先,由于该研究的‘情境化’,使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其次,该研究是否可重复也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因为背景的客观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使得研究仅仅只能够在相类似的情境中起作用,而无法重复相关研究。[5]焦建立指出,目前学界研究基于设计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 “一大堆名称和称谓,而名称和称谓上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主体在认识上的不一致。[6]
总结
基于设计的研究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它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同步发展。该研究着眼于解决现实情境中的教育问题,“真实情境性”是该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牵涉研究人员众多,包括管理者、研究者、设计者和实践者。研究结果没有最终定论,具有“迭代性”,即循环往复性。每一次的研究结果都将被再次运用到真实的教学情境中,检验其真实合理性,直到达到“理想”的设计目的。因其“现实情境性”和“设计性”的优点,基于设计的研究具有强大的推广力,在现实的教学情境中适用性极强。它不仅能极大地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也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也能得到极大地提高。此外,基于设计的研究因充分关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发展的同时,实践性也相应得到发展,因而理论与实践能紧密结合,理论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文静.“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兴起与新发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9,(11):61-66.
[2] 张文兰,刘俊生.基于设计的研究――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J].2007,(10)13-17.
[3] [5] 梁文鑫,余胜泉.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过程与特征[J].电化教育研究,2006,(7).
【关键词】实物期权 价值评估 综述
一、理论背景
人们在对现资决策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投资决策不同程度上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投资必定存在初始沉没成,本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人们在投资时机上有选择的余地。这些特征使得传统价值评估方法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不断显示出其局限。鉴于传统评估价值方法的局限性的不断暴露,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方法去弥补这种局限,从而期权定价理论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即实物期权方法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期权理论的发展是对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的改进和弥补,那么实物期权的研究现状如何,本文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分析。
二、国外研究现状
期权定价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提出的巴舍利耶模型,而伊藤清发展了巴氏理论,其后就是卡索夫模型,期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斯普林科的买方期权价格模型、博内斯的最终期权定价模型、萨缪尔森的欧式买方期权定价模型,而1973年Black和Scholes的经典论文的发表标志了期权定价理论的最终形成,而Merton、Cox、Ross以及Rubinstein等专家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期权定价理论。
最早将期权定价理论引入项目投资领域的是教授Steward Myers,他于1977年首次提出将投资机会看成增长期权的思想,他认为基于投资机会的管理柔性存在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用金融期权定价模型来度量,由于标的资产为非金融资产,Myers教授称之为实物期权。1984年Myers教授在“Finace Theory and Financal Strategy”中又讲述了项目战略的期权意义。Dixit和Pindyck于1995年指出“在确定投资机会的价值和最优投资策略时,投资者不应简单地使用主观的概率方法或效用函数,理性的投资者应寻求一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于是,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成了研究的焦点,Joseph认为,与金融期权相比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为大部分投资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寻找标准化实物期权的可能性不大。为此,Timothy于1998年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造合适的期权形式,从而使实物期权的价值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金融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而Amaram和Kulatilaka(1999)又提出了一个实物期权应用框架,使得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进一步成熟。
利用实物期权研究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始于McDnald&Siegel(1986)研究不可恢复投资计划的最佳投资时机,讨论延迟期权的评估,并推导出最佳投资时机的决定方法。同时McDnald&Siegel利用仿真的例子指出延迟期权的重要性,结论指出投资计划的最佳延迟时机大约是在当计划价值为投资成本的两倍时。Smit&Ankum(1993)则利用二项模式与博弈论来探讨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中,延迟期权和竞争者存在的情况对于投资决策时机的影响。
三、国内研究现状
范龙振和张子刚(1996)是国内较早进行投资机会价值期权方法研究的文章。范龙振(1998)比较实物期权与金融期权的异同,研究企业经营柔性中的时间选择型实物期权。范龙振和唐国兴(1996)假设项目价值和初始投入均服从几何布朗运动,在Pindyck(1991)的研究基础上,拓展分析了投资时间选择期权的价值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范龙振和唐国兴(2000)在项目价值和初始投入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推迟投资时间有限的假设下,把项目投资机会看作美式看涨期权,并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求解。范龙振和唐国兴(2000)把项目产品的价格运动路径假设推广开来,分别在几何布朗运动、均值回复过程和更一般的随机过程这三种情况下,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和二叉树法得到数值解,进而讨论了项目暂停生产的管理柔性价值及影响。
黎国华、黎凯(2003)运用实物期权原理分析了不确定性对项目投资评价和决策的影响,通过风险中性概率方法将这些影响予以定量化,并进一步对实际投资行为做出了解释。
梁铄、唐小我、马永开(2004)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肯定了实物期权理论对企业经营投资行为的现实意义。他们认为战略管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创造和保持灵活性,为未来不利的变化做准备,为抓住机会做准备。通过将实物期权思想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使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管理有合适的思维工具。
丁正中、曾慧(2005)在二项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三项式模型,为期权定价方法的改进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二项式模型,三项式模型的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在专利权和许可证估价领域,实物期权方法同样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技术至上,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和创意价值的时代,无形资产尤其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香港中文大学的谭跃、何佳(2001)借助方程,分析了牌照实物期权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和中国联通通信公司的价值。他们的结论是,牌照对中国的两家移动通讯公司具有重要意义,其带来的期权价值尤其应当重视。
杨春鹏(2003)探讨了实物期权理论在专利权定价、无形资产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学者们指出,对于生物制药、网络媒体等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风险较大的行业,实物期权理论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相比于传统评估方法,实物期权理论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这些不确定性。
实物期权理论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限于上述领域。例如,瞿卫东(2004)将实物期权应用于不动产商务租赁定价的应用。张梅琳(2004)认为,非共识项目的特点和重要性使得其决策很困难,实物期权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实物期权理论在土地开发决策方面也有应用。研究表明,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开发是一种等待型实物期权,可以通过实物期权定价方法进行决策(张金明、刘洪玉,2004)。
四、进一步研究
但实物期权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应用上的障碍。由于使用了较为复杂的数学方法,因此实物期权方法的计算量相比于传统方法要大。特别地,在期权定价公式中的波动率参数很难取得,一直困扰期权理论的应用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梁铄,唐小我,马永开.实物期权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软科学,2004,18.
[2]杨春鹏.实物期权及其应用.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摘要:文章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相关文献,并从4个方面对内部控制文献进行了述评,最后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内部控制 国内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问题逐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内部控制的研究进行系统地回顾。
一、关于内控理论研究
(一)控制论
吴水澎等(2000)从控制论原理出发,对内部控制做了多层面的理解,在研究了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进展,即COSO报告出台的背景、具体内容及创新特点之后,提出该报告对构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综合框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完善企业的控制环境、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设立良好的控制活动、加强信息流动与沟通、加强企业的内部监督;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和团体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准则或指南,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一个框架和参考。
(二)委托理论、组织学理论
程新生(2004)以委托理论、组织学理论解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以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为核心,以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为纽带,建立治理型内部控制,指出对治理效率和经营效率的共同追求推动了内部控制演进。
(三)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谢志华(2000)指出为了控制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相继产生了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等框架。从历史回顾和逻辑推理的角度,探讨了三者本质的相同性,以此为基础,对三者进行了整合,构建了基于风险管理的整合框架。这既避免了企业管理体系的交叉、重复,又实现了各种管理体系的一体化。
(四)管理学和审计学
扬胜雄从经济学、管理学、审计学等相关理论研究入手,提出内部控制研究只有运用丰富的公司治理理论并以管理控制口径来定位,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形成有效指导内部控制实务的理论成果。
二、关于内部控制的实施
邓春华(2005)通过采用探索发、归纳推理法、实证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实困境,并将之与国外和台湾地区的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面临现实困境的主要原因,并对内部控制的发展提供了建议。
朱荣恩(2001)认为我国应该注重内部控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加强对内部控制实务的指导,运用业务循环法来设计企业内部控制。同时要重视内部管理控制与现行体制、法规的协调统一,重视对单位负责人进行内部控制的宣传。
陈志斌、何忠莲(2007)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建立分析框架,针对我国提出建立统一的内控标准体系,并适当地引用信息机制和声誉机制,强调责任主体的落实和监督检查,家里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承贷机制,以保证内部控制标准的有效实施。
三、关于内部控制评价的研究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的研究方面,王立勇(2006)用定量评价的方法,探讨了如何运用可靠性理论提高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和评价的效果。采用模型评述企业管理层在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和评价时,应根据企业业务流程图设计内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框图。
构建内部控制指标体系研究方面,张谏忠,吴轶伦(2005)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在宝钢的运用为案例,详细说明了宝钢运用调查问卷,作业层级评价标准分析风险控制点,制作“风险控制矩阵”并实施整改的过程。
其他方面,陈汉文、张宜霞(2008)认为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为相关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而我国内部控制的法规建设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我国企业传统的体制和习惯等控制环境因素难在短期内得到改正。通过比较详细评价法和风险基础评价法。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提供建议。
四、内部控制披露的研究
内部控制披露的重要性方面,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2000)和饶盛华(2001)分别对亚细亚和郑百文两家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这两家公司由小到大、从盛到衰固然有其战略、决策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其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控制不健全、内部监督缺乏。由此他们建议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健全其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外部监管力量。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方面,李明辉、何海、马夕奎(2003)对我国2001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内控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且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动机不强。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审核方面,陈关亭、张少华(2003)认为我国应当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该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方面,杨春方(2009)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内部因素如出口强度、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财务状况:以及外部因素如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显著正相关。
五、启示与展望
【关键词】导师指导模式;学生满意度;研究生
1引言
高校博士生是许多研究项目的知识生产者,是一个国家未来科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可以说,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下统称为研究生)专业知识的拓展,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及最终学业的顺利完成等方面都离不开导师的帮助和指导。研究表明,无法成功完成学业的博士生一般与导师关系差、及与导师没能提供良好的指导有关,只有极不寻常的博士生才能在弱的指导下顺利完成研究工作并毕业。笔者通过对“导师指导模式”进行重点检索,整理分析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从导师指导模式的定义、导师指导模式的类型、与学生满意度的关系以及指导效果的考核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2导师指导模式的相关研究
2.1导师指导模式的定义
高等教育的导师制度源于英国牛津大学,是作为一种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学术指导和教学的制度而产生,后成为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对于研究生指导模式确切是什么,我国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研究生指导模式就是研究生培养模式,也有学者则认为研究生指导模式是一种管理模式。许克毅等人提出,“导师的指导方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管理的宽严尺度。”胡晓阳提出“学生与导师之问的互动特点,以及导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人才成长规律和社会需要,为学生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方式和过程,就构成了导师的指导模式”。通过对比,笔者发现这些定义的本质上并无巨大差别。无论是指研究生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模式,它们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相互渗透、难以分割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涉及导师和研究生双方,既有学术互动也有日常交往互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关系体系。
2.2导师指导模式的类型
导师的学术指导和师生关系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很多学者对导师指导模式的类别进行了划分。英配昌、安桂清将导师指导模式归结为两种典型:“放任自流型和拔苗助长型”。Murphy通过访谈将指导模式归纳为四种取向:控制信念取向(带学生做研究)、指导信念取向(对研究过程进行指导)、任务中心取向(指导过程更多关注所要完成的任务)和个人中心取向(更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这四个维度划分的依据实则是导师指导的中心任务,现如今以最终学位论文质量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评价方式是对任务中心取向的肯定。加拿大学者阿克(Acker)等将导师指导模式分为“技术理性(导师扮演管理者角色)”和“协商秩序(师生间存在互动、对话关系)”两类。而更多的学者则没有明确对导师指导模式的类别进行划分,而是选取了能够代表导师指导模式的几个关键点去考虑。Severinsson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验证式因素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等方法指出导师指导模式有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问题解决,研究准备程度以及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其认为导师进行指导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监督研究过程并给予鼓励和对于论文初稿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同时论文能否成功顺利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导的质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导师对于研究课题的兴趣和擅长程度。
2.3与学生满意度的关系
何种指导模式、具有怎样特点的指导模式可以对于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学位论文质量乃至个人发展有着更大帮助,令学生最为满意,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目前测度学术指导质量比较成熟的工具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生经验问卷和美国学者Rose的“理想导师量表”。与之前已有的调查理想导师模式的问卷(通过让学生对自己目前被指导模式的特征进行评价,比如研究技能的指导等)不同,理想导师量表则是让学生对他们认为理想导师所具备的特质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打分。据这些量表进行的调查和访谈,尽管在调查地区、学科背景、样本数量等方面不尽相同,但结果却趋向一致。也有学者提出质疑,Dedrick通过测度选项的错误共变性发现理想导师量表中的个别选项相似性偏高,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准确性。他认为应将这些相似选项合并或者剔除多余的选项来改善理想导师量表。尽管如此,Dedrick仍对理想导师量表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多数选项的荷载都是适度的,可以反映出博士研究生对于理想导师所具有特性的侧重程度。Dedrick还创新性的探讨了性别不同是否影响对于理想导师的判别。根据理想导师量表中各分项的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对于理想师的度量并无显著差异。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不少学者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周文辉在对不同学科研究生的评价的分析中同样表明,工科研究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学科研究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综合相关文献的调查结果,笔者发现对学生学术指导越频繁、指导内容越为具体和明确、师生之间的科研兴趣点越契合、导师精力的投入越多,则学生的满意度越高。笔者综合多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发现,研究生对目前的导师指导模式及师生关系总体上还是满意的。
2.4指导效果的考核
张华提出可以将管理学中目标管理的思想应用到指导模式当中,建立目标导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模式。他认为目标是导师期望和学生期望双方相平衡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设置合理的目标会使双方更具方向感,激励其努力实现共同设置的目标。如今普遍存在的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作为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结果习性指标的思想就是目标管理的体现。Severinsson同样认为导师进行指导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监督研究过程并给予鼓励和对于论文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可以通过此类结果性指标去衡量指导效果。但施亚玲则提出对于导师指导工作的评价上应转变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即对指导过程进行全程性的考察评估。她指出可以通过对指导模式的组成要素的效果评价来考核指导过程的效果,这就使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效结合。
3目前导师指导模式相关研究的局限性
3.1针对现有指导模式存在的不足如何去修正、完善很少提及
对于目前导师指导模式的现状(分类、与学生满意度的关系、缺陷等)的研究相对丰富,但基于此之上进一步提出如何去修正、完善从而提高指导质量的研究却很少见。当然这与现实中的指导模式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况有巨大的关系,我们无法去寻找一个在任何情境下都行之有效的指导。但提出一个相对指导性的准则是必要的。
3.2很少涉及到除师生外的其他因素对指导模式的影响
现存的有关于导师指导模式的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基本都集中在师生双方上,而罕有去考虑学校政策制度、宏观教育环境等外界因素对于导师指导模式的影响。虽然导师与学生作为直接主体,对指导模式的作用是重大的。但双方同处在学校的相关政策下、社会整体教育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因素研究很少涉及。例如国家若对教育足够重视、积极引导和推行教育制度和方法的革新,则也会促进指导模式的完善和进步。师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于导师指导模式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应该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4研究展望及启示
在指导形式上,相较于早期的单一导师制,目前存在的双导师制和导师组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可见,我国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指导模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尽管双导师指导模式、导师组指导模式目前都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运行机制上易于产生责权利不清晰的问题。但其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方面,多导师制克服了单一导师制中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特别是在面对前沿问题、复杂问题、跨学科问题时,使导师指导从独立走向协作、从单一负责走向集体分工负责。当下,双导师指导模式和导师组指导模式并未得到广泛推广,即使某些实行了双导师和导师组指导模式的高校,其实际运行时仍然是单一导师在主要负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过,笔者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开始,接下来在导师指导模式方面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创新。
在指导模式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问卷及分析方式都大同小异,因此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发现。而且,各类问卷的质量良莠不齐,问卷中各选项设置的相关性和合理性也有待改进。因此更为完善的分析体系和独特的分析视角是导师指导模式的相关研究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硕士研究生在论文写作和学术科研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源于对于研究思路及研究过程设计的错误、不准确及不充足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等。而这些根本上碜杂谘生自身经验的不足和导师指导的匮乏。据调查,很大比例的研究生由于不充分的研究指导、研究支持和研究环境而最终导致未能顺利完成他们的学业。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重视,与此相关的研究更应该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下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物资产 生物资产核算 信息披露 研究综述
一、文献回顾
(一)会计准则相关研究综述。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2001 年 2月22日正式公布《国际会计准则第 41 号——农业》,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在2004年7月颁布了AASB141,而另外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规范生物资产计量的相关规定,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制定的农业会计政策都与 IASB 制定的农业会计政策内容基本一致。而我国知道2006年2月才正式《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
关于生物资产会计准则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准则的实施方面,Josep Maria Argiles 和 Eric John Slof(2000)探讨了 IAS41 之后,在欧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生物资产进行计量的可行性。Simon Riley(2002)提出IAS41 将对经济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而产生收益的生物资产所进行的农业活动影响显著。我国的学者主要对我国准则与国外准则进行比较。綦好东(2006)将我国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与IAS41进行比较后提出从长远看,生物资产的计量应逐步由以历史成本为主转为以公允价值为主。周霞(2007)提出要与国际会计协调和接轨,我国目前仍然必须重视对公允价值的研究。
(二)生物资产确认及计量相关研究。
对于生物资产计量方式的选择,F. Hoffmann La Roche(2000)认为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通常并不可靠,因此反对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生物资产进行计量。Charles Elad(2004)认为,虽然采用市场价值可能使得不发达国家的税收增加。Richard Perry (2007)提出,生物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引起税前利润的显著变化。而张心灵、王平心(2004)认为我国农业企业生物资产计量应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混合使用的计量模式。
对于生物资产的价值评估,我国学者对各类不同的生物资产提出了相应的确认方法。岳上植(2003)提出在不同的情况下应采用不同的方法确定森林资产的公允价值,主要以活跃市场的报价为基础。范文娟(2010)结合渔业生物资产的生长规律,建立了渔业生物经济模型,提供了一种渔业生物资产价值评估的新思路。张小有(2013)认为国有林场生物资产成本核算可以应用作业成本法,并提出了其流程及计算模型。胡海川(2013)构建了一个生物资产的评估体系,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指标、经济参数及评估方法对生物资产进行评估。
而在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方面,余建明(2008)对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列报方式、郁闭及借款费用处理进行分析探讨,并以造纸用材林为例,提出了借款费用处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孔莉(2010)提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应采用前期直线法和后期加速折旧法相结合的两阶段折旧方法,才能充分反映其创造经济利益的过程。刘卫华(2009)提出我国的生物资产准则取消加速折旧法,会造成会计信息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可比性下降。
(三)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相关研究。
Bennett Shane.Self(1996)认为在会计报表中自生和再生资产应该被单独披露,家禽和森林资产应该按当前市场价值计量,由于价格变动引起的价值改变部分应该在会计报表的补充说明中标明。Me Uru Kahikuea(2005)认为新西兰报告准则委员会提出的新准则主要是对生物资产的类型加强披露进行了规范,但是不对生物资产本身进行披露,而且对农业活动的实物信息披露的比较少。
王乐锦(2008)提出生物资产增值信息披露是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的必然要求,而生物资产增值信息披露的难点是如何使其具有可验证性。贾莉莉(2008)应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存货、固定资产、关联方交易等主要生物资产信息的角度来分析,提出披露充分的生物资产信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张宝芳(2012)根据问卷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专家学者对消耗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看法,提出经营主体应重点披露林木资产的实物量与价值量,实物量与价值量的增减变化和林木资产的类别等信息。
二、简要评析
从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生物资产的研究开始较早,生物资产会计核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健全,内容丰富齐全,涵盖了生物资产会计核算、披露等各个方面,并且国外学者对生物资产的研究也较为系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生物资产的研究也逐步增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目前关于生物资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资产的会计准则,生物资产初始价值的确定,计量方式的选择等方面,而对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以及生物资产的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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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过度投资 问题 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大量资本投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使得中国资本利用效率降低。同时,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经理经常不能进行最优的投资行为,利用过度投资来获取个人利益,从而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的实现。
二、问题与企业投资行为
从国内外文献来分析问题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从股东一经理人冲突、股东一债权人冲突等角度进行展开。
(一)股东一经理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
Bebchuk 和Stole(1993)指出经理人的短期行为会导致投资行为的低效率,过度投资的发生与经理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风险紧密联系。strobl(2003)认为如果经理的报酬契约与企业的股票价值联系在一起,可能会致使经理人作出过度投资行为。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胡国柳等(2006)的研究却发现,他们认为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限制了资本支出水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本支出额显著负相关。支晓强、童盼(2007)发现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不仅受到受到了股东一经理问题的影响,而且受到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的影响;孟琳(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而且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一定水平时,大股东通过过度投资获取个人收益。
(二)股东一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
委托理论认为,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会引起企业的投资不足在给定股东的有限责任条件下,股东往往会投资于比贷款约束条件风险更大的项目。由风险与收益均衡理论知道,一旦投资成功,股东便能获得较大收益;如果投资失败,债权人将承担大部分损失(Jenscn和Meckiing,1976)。
Hart、Moore(1995)等指出,经理通过建造“企业帝国”来实现自己的各种利益。童盼、陆正飞(2005)在分析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时,发现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而朱磊、潘爱玲(2009)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负债融资与负债融资期限结构也无法抑制企业的低效率投资行为。
三、信息不对称与企业投资行为
Jensen(1986)提出,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会出现管理者过度投资问题。Myers等(1984)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企业投资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内外部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取得现金流量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会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投资失败。Narayanan(1988)认为当企业管理层比投资者掌握更多的投资信息,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项目NPV小于零的机率大大提高。Heinkel和Zeehne(1990)的研究建立了企业债务、普通股和优先股三者最优组合模型,认为企业如果没有债权融资,即只有股权融资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Bebchuk和Stofe(1993)通过实证研究,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存在短期投机行为。
潘敏、金岩(2003)运用含有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在内的股权投融资决策模型,对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企业同股不同权、流通股比例偏低的股权制度设置也会导致过度投资。欧阳凌等(2005)发现,当信息不对称时,企业质量越差,企业投资过度越严重。
四、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行为
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量水平也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Harford(1999)、Bates(2005)、Richardson(2006)等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举债可以增强企业经营的风险,从而减少过度投资行为。
在国内,刘昌国(2006)从自由现金流量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并探讨了独立董事等三个治理机制抑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性。李鑫(2007)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而且近几年恶化的趋势仍在上升。程仲鸣和夏银桂(2009)的研究发现正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并且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导致过度投资机率要更大。龚光明、刘宇(2009)从投资自由现金流的相关性出发,发现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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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控制权;市场时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是企业筹资决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资本成本的高低。企业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影响因素之上,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最佳资本结构,以降低资本成本,促进企业发展。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及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做了简单梳理。
1.控制权理论
20世纪 80年代,美国企业兼并与接管活动开始盛行,许多学者发现资本交易产生剩余控制权分配问题。由于普通股融资方式,股东享有表决权,而债务融资债权人只享有请求权,无表决权。进而管理者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来改变企业表决权的分布,影响兼并与接管,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由此产生。控制权理论侧重于研究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Harris和Raviv是最早研究资本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控制权分配理论的学者。他们认为对于经理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权衡;即随着经理股份的增加,收益随着其掌握控制权的概率增大而增大;如果经理股份增至一定程度则更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成功取代经理的可能性则减少,企业股权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相应经理的股份价值就会减少。所以最优的所有权份额是当掌握控制权带来的任何个人收益同自有股份的资本价值损失相权衡时所形成的。
Novaes模型分析了当企业面临被接管和破产的威胁时,经理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怎样选择债务融资的问题。分析说明经理人只有在面临强烈的接管威胁并伴随着特定的接管成本下,才会选择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负债,此时的接管成本是最适宜的。Lins(2003)实证研究表明大股东的现金流控制权越大,公司价值就越高。因此,大股东加强对现金流的控制,将有利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的趋同,产生控制权共享收益或激励效应。Durnev和 Kim(2005)研究发现:由于大股东控制权的公共利益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股权集中度的增强,将促使大股东保持对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控制;从而大大减弱了大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使小股东遭受损失的动机。Cheung、Rau和 Stouraitis(2006)从香港上市公司选样经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优势通过某些交易或安排从上市公司牟取利益,使小股东遭受损失。由此可见,不同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导致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差异的一大因素。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各国企业股权集中度和相关投资者保护政策也会影响控股股东的私有收益。Fama 和French(2005)研究表明合并以及员工股票所有权计划中的股票发行占了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活动的很大比例。这种现象符合真实决策和资本结构决策是联合决定的思想。即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收购以及其被收购的可能性,而收购也影响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资本结构。Malmendier,Tate,and Yan (2010)把管理者个人特征与公司财务政策联系起来,他们发现有过不好融资体验的管理者们会倾向于使用更少的外部融资,Malmandeir发现过于自信的管理者会更多的依赖内部融资。Edith Ginglinge和Khaoula Saddour-Dridi(2012)研究表明股权分散的公司拥有较少的现金,控制权偏差使得公司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以使他们在没有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利用权益融资。Zohar Goshen和Assaf Hamdani(2013)认为对管理者来说,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有助于增强他们获得高风险收益的能力,但也会增加成本。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控制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基于不同的市场、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于受不同行业、不同市场、企业特性以及管理者个性等的影响,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研究结论也难于趋于一致。
2.市场择时假说
市场择时假说也叫机会窗口理论它是在资本市场有效性得到质疑的前提下产生的。机会窗口理论关注的是市场效率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贝克和鲁格勒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往往根据资本市场变化选择融资时机。企业融资行为与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存在紧密联系。Welch(2004)通过研究股票价格变动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股票收益变化因股票市场持续错误定价而受影响,而公司的资本结构又会受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进而支持了股票错误定价市场时机模式理论。Huang和 Ritter(2005)从新的角度出发,通过运用股权融资成本检验融资决策模式和分析各种融资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验证市场时机资本结构理论,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时机是公司选择发行股票或债券的重要决定因素。Henderson、Jegadeesh和Weisbach(2006)调查发现,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是市场时机,所选样本公司在股票市场收益率较高时趋向于发行股票。Baker和Wurgler(2010)研究发现低财务杠杆公司趋向于在他们公司价值被市场高估时筹资,而高财务杠杆公司则在公司价值被低估时筹资。市场时机理论解释了公司管理者根据资本市场变化选择融资方式和时机的行为。市场时机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会等待时机成熟,股票发行前其收益率较高而且此时财务资料可能会有较大的虚假成分。对于其他与市场时机有关的问题,学术界却还没有统一结论,所以仅靠市场时机理论来解释所有资本结构的异常现象显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而且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提出一个成熟的市场时机理论模型,学者们在解释市场时机理论时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
3.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
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有关学者把资本结构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融合,形成了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把行业因素、市场特性等加入到资本结构研究领域。西方许多学者对此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了许多贡献,现主要介绍如下:Frieset分析了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受竞争性行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发现公司债务需求受利率的影响程度是行业产出重要因素之一。Brander和Lewis通过建立二阶段寡头垄断模型,认为在产品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产量竞争型的企业基于债务的有限责任通过债务融资来提高其竞争优势。Schuhmzcher通过了生产能力――价格模型的研究,分析了企业负债水平对产品竞争的影响。认为寡头垄断市场的不确定性类型影响了企业对债务融资的选择,当需求不确定时,负债的增加将不利于公司利润的增加,但当成本不确定时,公司的利润反而会随着债务的增加而增加。
Kanatas和 Qi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研究得出:当企业选择短期债务融资时,由于短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期短,融资周期短,融资次数较长期负债频繁,该企业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向投资者传递隐晦或虚假的信息。而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债务将有利于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Wanzenried从产品的可替代性和需求的变动性角度分析了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认为产品和竞争的类型是负债影响企业赢利能力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竞争类型下,负债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影响着企业利润的波动。同时企业负债水平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又会影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在关于资本结构的产业组织文献的存在一个这样的潜在假定:由于融资和真实决策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将资本结构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进行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把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融合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为消除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差异的影响,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普遍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但由于资本结构决策和市场竞争决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这种方法也无法充分保证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差异的影响会因虚拟变量的引入而消除。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把资本结构与行业组织联系起来,为学者解释管理者融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4.国内研究现状
在最近几年中,在协调企业各产权主体的财务冲突,寻求均衡的制度安排的 “财务治理”问题已成为我国会计和财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且方兴未艾。财务治理问题与西方内生性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伍中信,2005)。许多学者直接利用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指导解决现实的财务治理问题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成果。从股权结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来看,肖作平(2004)通过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和公司债务比率正相关。从企业绩效角度研究资本结构来看,顾乃康和杨涛(2004)、曹廷求和孙文祥(2004)研究表明企业业绩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企业更喜欢股权融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从累计融资总额角度分析,截止2003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累计融资总额中有 95.63%属于股权融资,而债券融资仅占4.37%,债券融资额大大低于股权融资额。(2006)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股权融资偏好。可见,股权融资在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中一直占优势。王忠文和冯涛(2007)发现我国的股权融资结构和融资顺序与西方发达国家恰恰相反,股权融资额要大于债券融资额。融资顺序则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融资优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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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德与社会 课程标准 教材 课程资源
一、对《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探讨
课程标准是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以及课程实施、开发和评价的基本依据,对《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研究,对其课程标准的探讨是研究的起点。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关于课标的研究角度主要是集中在新旧课标的对比解读,课程性质,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的新理念,课程的内容标准等多方面的分析,比较有代表的文献如下:
汪骁勇在《探寻品德与社会教学发展新方向――基于新旧课标的对比解读》一文中将新旧版本的课标放在一起对比解读,概况出几点新的变化:1.“新版课标”价值指导的指向性更明确;2.“新版课标”对教学的指导和课程的具体实施要求更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3.“新版课标”在评价方式上更务实。
张茂聪,李成泉在《品德与社会》一文中概况了几点新的课程理念:1.课程倡导融合性、综合性;2.课程倡导生活化;3.课程倡导为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宗旨的公民性。
二、对《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方法策略的探索
对于任何一门课程,课程的设置只是前提,但将课程真正落实到实际的教学中才是关键。而如何更好的实施《品德与社会》这一课程又是落实课程的保障。因此,课程教学方法策略的研究也是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在现有文献中,大多都提出要灵活使用教材,让课程贴近学生的社会生活,与学生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如下:
刘建效概况了一些实施的策略:1.站在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2.遵循学生生活的逻辑;3.淡化教育痕迹,追求“润物无声”的意境;4.建立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5.用好引发学生学习活动的工具――教材。
霍素辉概况了品德与社会课实行开放式教学的几点方法:1.正确地选择教学方式,如换位体验式,情境模拟演练式,公益活动式等;2.真诚地扮演教师角色;3.科学地评价学生;4.精心调控教学秩序。
梁巧华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几点策略更好的促进课程的实施:1.贴近生活,创设情境多样的学习活动;2.走进社会,组织个性体验的学习活动;3.超越教材,开展学生需要的学习活动。
杨今宁概况了几点策略指导教学实践更好的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1.正确认识和使用教材;2.教学中密切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3.突出教育的实效性,及时解决学生反映出来的问题;4.加强对小组合作学习。
王达明概括了几个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策略:1.运用实例,深入明理;2.联系社会,引导实践;3.生动活泼,加深理解;4.研究课艺,激发兴趣;5.课外活动,培养习惯。
三、对《品德与社会》教材比较的研究
(一)同地区教不材的对比
对于不同地区教材对比研究,中外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中美,中日,中韩,而内地教材与台湾、香港教材的对比分析也是研究的一个集中角度。之所以学者们普遍选择这些地区,主要是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高,品德社会科的设置比较成熟,教材的发展相对完善,与这些地区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借鉴他人的经验,促进我国教材的进一步完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如下:
陈晔选取日本东京学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社会》教材与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社会》教材,从教材内容知识点的数量、交往性、深度、广度方面,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方面,教材内容的组织方面教材内容的显现方式方面均作出比较,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借鉴他国有益经验,更好地处理好道德与社会教育的关系;钱扑、辛敏芳以美国《学校与家庭》和中国《品德与社会》为例,对中美两国小学社会科教材,从教材目标、教材内容、编写体例等角度作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探索共性与差异,为完善我国同类教材提供改进的思路。徐娜对中美小学科社会科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呈现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又如程夏就框架结构、内容、呈现方式,对沪教版《品德与社会》与美国的Social Studies迸行了比较。易晓明,韩吟在探讨课程改革共性的基础上,思考教科书设计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我国现有教材中不同版本的对比研究
从新课程的改革开始到现在,《品德与社会》的新版本也大量的出现,每个版本的组织构建与内容还有设计理念等方面都有一些类似的特征。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各个学校所选择的教材是不是合适自己。经过对不同版本教材的研究分析,可以明确品德与社会可能的发展需要;会对将来教材的修订与编写提供更为完善的参考;将为各地方教材的选用和评价提供一定的标准;将为广大教师积极参与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一定的依据;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品德与社会课的设置和实践提供一定价值的理论参考。探讨不同版本教材对比分析有代表性的文献有:
游雁选取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通过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对两种教材进行研究,总结出编写教材的合理经验;而且还从使用情况、内容设置、呈现方式与结构编排等方面对教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期待教材的编制更符合教育规律与教育实际。
李艳辉选取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至六年级教材,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文本解释和图表分析三种研究方法来对教材文本进行解读的。通过比较与分析,得出两个版本教材编写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及两个版本教材编写存在的不足之处。针对两个版本教材编写的不足之处,分别对人教版与鄂教版这两个版本的教材编写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然后是对这门课程的教材编写提出一些建议。
衣艳艳选取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三套教材在教材的特点概况,价值取向,内容结构,呈现方式,达成目标,图文比例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与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了教材在编制理念、内容选择、呈现方式等方面的众多启示,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品德与社会课的设置和实践提供一定价值的理论参考。
(三)针对教材中具体某个内容的分析
教材中具体某个内容的分析也是研究的落脚点之一。详细地分析具体的内容,更细致地对教材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从而总结现有教材的特色与不足,从而提出改善建议,促进教材的完善。这一研究角度比较有代表的文献如下:
王莉把人教版第一册教科书中的“插图”定位于自己的研究视角。旨在厘清“儿童生活”的内涵及“回归”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教科书文本分析,集中讨论两大问题:一是从课程标准及单元教学目标出发,分析本册教科书“插图”在回归儿重生活这一点上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给子数据上的支持;二是立足“儿童生活世界”的现买及理论分析,同时结合儿重心理学知识及单元、课时目标,针对“插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插图完善建议。
沈晓敏、【韩】权五铉以《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科书为例,考察社会科教科书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特点,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研究的课题。
阮青青,刘力探讨小学新课标实验教材中成人的性别角色和形象地位。四套实验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特别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两套教材,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形象有所改变,但仍有不少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特征的描绘。这个结果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对儿童所灌输的两性的形象地位。
从对《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探讨,对课程教学方法策略的探索,对教材比较的研究,对教材中具体某个内容的分析等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对《品德与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现有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脉络。同时,在梳理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多,但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现有的文献中,以思辨性的研究以及经验之谈居多,实际案例的支撑的文献比较缺乏。结合实践,分析《品德与社会》这一课程是现有研究中比较欠缺的。如何开设这门课程,选取何种教材,选取的教材与课标的结合如何,教师如何实施教材,如何更有效的促进课程的展开等角度是今后研究的思考点及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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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盈余管理是目前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梳理了盈余管理的发展历程、盈余管理动机,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IPO
【作者简介】潘红洋,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的研究上世纪80 年代起源于美国,其定义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理解。威廉姆·斯考特(William·Scott,1977) 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为了让企业信息正常流通,减少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损失,“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保罗·M·希利和詹姆斯·M·瓦伦(Paul·M·Healy,James·M·Wahlen,1999 ) 在《会计瞭望》中的论文中认为,公司管理者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对财务报表的编制以及交易的规划方面进行相关调整,目的在于误导使用这些财务数据的相关者,从而对公司的业绩等相关信息进行管理。雪普(Katherine Shipper,1989) 在信息观的基础上提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目的地干预公司的财务报告,通过财务报告的信息实现自身的利益。由于他的观点是在信息观的基础上提出的,通常他的观点也被说成在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分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Roychowdhury (2006) 认为,真实的盈余管理是在管理层(总经理、高管、部门管理者) 的意愿下改变企业的融资活动、投资活动的时间节点或结构,有目的地偏离公司的最优运营模式, 从而实现管理层的目的。Zhao, y.et al.(2011) 在Roychowdhury 的研究基础上认为,真实的盈余管理是管理者者为了短期利益而偏离企业最优经营结构。Dechow&Skinner (2000) 认为,应计盈余管理是在临近会计经营期,通过会计手段包括会计估值和会计政策,例如通过折旧计提、资产重新估值等方法对盈余进行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只能对各期的分配进行调整,对总的盈余是不影响的,也不对现金流产生影响。
二、盈余管理的动机
从最早的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的概念,理性经济人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所有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这个假设一直在财务学中应用,当然在文献的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假设仍然被沿用,同时信息不对称理论也在盈余管理中应用
(一) 管理者激励中的盈余管理
Healy(1999) 认为,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因为奖金的存在,现代制度中的管理者和企业所有者是分离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企业经营者的财务数据或经营情况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奖励。Holthausen 等人(1995) 发现,当管理者的盈余超过了奖金的额度时,管理者有将盈余调低的倾向。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能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只能通过经营数据来了解企业的情况,通过这些信息判断管理者的经营情况并给予特定奖励。何威风, 熊回, 玄文琪(2013) 通过对晋升激励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晋升激励下,管理者盈余管理的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高的盈余管理来提升自己的职位。袁知柱, 郝文瀚, 王泽燊(2014) 发现管理层持股以及薪酬激励总额与应计盈余呈正相关,与真实盈余呈负相关,通过验证发现管理层的持股计划对整个盈余管理影响不显著,但是管理层的货币激励能够明显地降低盈余管理,这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是不同的。
(二) 首次公开募股中的盈余管理
Teoh,Welch 和Wong (1998) 发现,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在前一年中有调整盈余,对公司的应收项目进行调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在首次公开募股后的几年内公司还是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公司会通过折旧政策和调整坏账准本金率来增加公司盈余。张宗益和黄新建(2003),陈共荣和李琳(2006)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发现,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也有对盈余管理的动机,通过盈余调整在市场上表现出良好的业绩。蔡春,李明,和辉(2013) 认为,首次公开募股企业不仅选择盈余管理,而且采用真实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发行价格最大化,当企业面临较低管制水平时,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发行价。黄福广,李西文,张开军(2012) 对国内创业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对首次公开募股的盈余管理并不明显,VC 的投资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发现我国的风险投资的盈余管理水平和国外不同。孙威,郝洪(2012) 通过盈余程度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在随后的时间内公司的业绩有明显的下降,说明企业在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明显地提高了利润,进行了高程度的盈余管理。
(三) 再融资SEO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中的盈余管理
Dechow (1996) 发现,违规之前的企业都会向上调整盈余。Rangan (1998) 和Teoh 等人(1998), Loughran 和Ritter (1995, 1997) 和Spiess 和Affleck-Graves (1995) , 陈龙水(2002),张继伟(2006) 等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增福, 郑友环, 连玉君(2011)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短期的业绩下降,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综合分析来看,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股权再融资之后一段时间内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章卫东, 刘珍秀,孙一帆(2013) 研究发现,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中有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和公开增发新股中都有盈余管理行为。
(四) 配股中的盈余管理
陈小悦等(2000)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的研究中发现,公司为了获得股权会对公司的利润进行操作, 也就是进行盈余管理。刘星和徐腾(2003), 陆宇建(2003) 陆正飞和魏涛(2006),张少岩和李希富(2006) 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王良成, 陈汉文, 向锐(2010) 对上市公司配股后经营业绩下降的研究发现,业绩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的存在。
(五) 亏损公司避免退市的盈余管理
雷光勇和刘慧龙(2007) 的研究发现,在出现亏损时,公司通过利益输送的调整进行盈余管理。我国上司公司规定三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将面临退市的风险,在公司出现了亏损后面临的退市风险增大,公司通过相关的会计政策调整自己的财务情况对盈余进行管理。于文君(2013)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亏损后,管理者出于税收、债务等目的进行盈余管理,通过会计政策等的调整,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谢柳芳,朱荣,何苦(2013) 通过对退市机制颁布前后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在退市机制之前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在退市机制颁布之后公司更多的采用的是真实的盈余管理。
(六) 债券融资中的盈余管理
Spiess 和Affleck-Graves (1999) 的研究发现,当管理者意识到股票的价值被高估会通过发行债券或是股票的形式发出价值被高估的信号,从而通过这种手段对公司的盈余进行管理。刘娥平, 施燕平(2014) 的研究发现,发行公司在信用评级之前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在信用评级之后公司存在明显的负向盈余管理的趋势,公司的盈余管理使得信用评级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曹崇延,王阿静(2013) 对公司借款的研究也发现,公司在有借款行为的时候盈余管理的使用的频率明显增高。
(七) 迎合证券分析师和企业经理人员预测的盈余管理
Burgstahler 和Eames (1998) 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为了满足分析师公司的预测,公司管理人员通过盈余调整迎合分析师的要求,当分析师预测公司的盈余高于企业盈余的时候,企业的管理者会通过调整盈余以满足分析师的分析预期。韦德洪,文静(2013) 通过对证券分析师对盈余的预测和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发现,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期在0%~20%,大于20%的公司以及在-20%~0%范围内,这些公司都会根据分析师的预测对盈余进行管理,在不同的期间管理的程度有差别。苏春江(2013) 研究发现,分析师的跟踪能使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降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盈余管理中由于分析师的影响更加敏感。
(八) 政治成本动机
Jones (1991) 发现,公司在申请进口减免税的时候倾向于进行收益递延,通过盈余管理在后期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张晓东(2008) 对石油业的研究发现,出于政治规避的需要,在油价上升的时候石油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以调低利润,但是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
三、盈余管理的新发展
喻凯(2014) 通过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盈余管理的一个新的视角。他发现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导致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也不同。汪健,曲晓辉(2014)通过研究关联交易、资本结构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只有把公司的整体关联交易看成一个整体才和公司盈余管理有显著关系。何威风(2012) 通过管理者异质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发现,不同背景的管理者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他在2014年对高管垂直特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有些垂直特征(性别、学历、任职期限) 会对盈余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产生显著影响。
通过以上研究内容我们发现,盈余管理开始更多的和企业的特征、管理者的特征相联系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逐渐放开一些条件,让盈余管理研究更契合现实情况。笔者以为未来的盈余管理将从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财务信息利用者的角度,财务信息更加真实有效,能通过财务信息看到企业的真实情况;二是企业管理者的角度,财务数据更能传递企业想要表达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也能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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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考试伦理;功利性;诚信;体制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2)04-016-04
一、当代考试伦理现象
从古至今考试一直是社会、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它不仅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来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很好地分配了整个社会资源,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随着考试的功能不断扩大,考试的功利性也日益突显。在充斥着各种考试的今天,每一次考试对于个人的利益应该是人们最关心的。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们会开始权衡各种利益得失,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甚至将法律和道德丢弃到了脑后,采取各种作弊的手段来帮助自己。近年来,考试作弊的现象已经从个别现象发展成为了社会现象,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如2011年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吉林四平考研学生耳机接受答案事件;2004年6月广西南宁英语四级考试泄题事件等。面对近年来各种考试作弊现象层出不穷,考试作弊呈现出普遍化、作弊主体多元化、作弊手段现代化和集体职业化等特点。(1)考试作弊现象的普遍化。考试作弊现象已经不是相对于以前传统的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偷小摸式的作弊了,现阶段的考试作弊现象相当的普遍而且作弊人数也在不断攀升。(2)作弊主体多元化。在各种大型的作弊案例中,作弊主体不再是考生个人,还包括考试的组织者、监考人员、考务人员、出题人以及提供答案的第三方。这种大范围的作弊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考试作弊现象,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3)作弊手段现代化。早期的作弊手段仅仅只是夹带、考生相互之间传递纸条或者交头接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弊技术也是日新月异。小型录音机、作弊笔、透明纸印刷、耳机、手机信息等常常出现在考试作弊之中,监考人员防不胜防,使人们不禁唏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4)考试作弊集体职业化。为了更好地“服务”作弊,“”、“助考公司”这类新兴的职业与产业应运而生,专门代替考生考试。考试作弊产业化、集团化的趋势已经难以阻挡。透过种种的考试现象,我们看到了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每个人都绞尽脑汁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临这些危机,我们应当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考试作弊的现状,问题的根结在何处?
首先确立考试的伦理性。考试是否具有伦理性,在考场上考生是否应该遵守伦理道德?所谓伦理“是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实际上,考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所导致的活动,所以,考试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也具有伦理性。那么为了保证在如实反映考生实际水平的前提下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性,考生以及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不仅应当恪守规则、尽忠职守而且还应该遵循道德的引导。
二、对于导致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分类
1.考生通过考试作弊来投机取巧。这类考生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就不认真,学习无动力,精神状态萎靡,对所学内容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认识,对知识概念也都模糊不清,而到了考试前他们就临时抱佛脚,怀着侥幸的心理企图采取各种作弊手段来通过考试,来获得高分、奖学金、升学和上岗的机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在考试过程中监考力度的不严格以及惩罚力度不够大而使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希望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2.社会环境给考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考察考试作弊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把与考试有关的群体分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成年人4类,随着年龄的增长考试作弊愈]愈烈。凭心而论,小学生是最诚实的,他们一般不会在考试中作弊,在学生群体中大学生作弊最多,而以成年人为主体的各种社会考试,作弊的普遍性和公开性令人瞠目。在教育心理学中,人行为的发生而导致考试诚信或者作弊是知识、情感和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基本知识相同的基础上(考试不能作弊),左右考生的就是情感与意志这两种因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所接受的教育使他本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仅指学校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教育有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之分,相应的教育功能也有正负之分。在学校中,老师当然应教育学生不仅在考试,而且在生活中也应当诚实守信,这属于正面教育。反面教育自然是那些教唆学生在考试中无视考试道德的反面影响,这些反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伴随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来影响个人的成长,而社会教育则是各种不利影响中最直接、最常见的反面教育,这与社会之中不讲诚信,乐于投机取巧的风气是分不开的。要解决考试作弊问题,需树立学生的诚信道德观,在社会上提倡一种正气。诚信是人一生中最重要也是走向成功所必须的品德之一,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当今所处时代最需要的一种道德品质。当前,考生在考试中作弊的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这样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诚信考试的风气,而且在作弊中所出现的一系列连锁效应也会对整个社会不正之风起到助长的作用,严重妨碍了社会的诚信道德建设。
3.考试制度的不完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著名哲学家罗尔斯通过他的著作《正义论》提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两条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论思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反映出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高度关注。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就明确地提出,社会正义之一就应当是一切为之平等地向所有的人开放。如上所述,人们平等地参加各种形式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来决定各种利益的分配,正是实现这种正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罗尔斯的理论主要是注重制度层面的公正性,也就是说,从制度的角度来保证人们之间竞争的公平性,如果说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那么一套健全与完善的考试制度是前提。那么有人就说了,考试不能作弊这人人都知道,考试作弊也会受到惩罚,制度一直都摆在那里,为什么以前作弊的现象就很少呢?他们觉得是市场经济使人们过分注重利益,不管是考生还是想通过考试来获取利益的人都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而弃伦理道德于不顾。而韩东屏教授在《考试伦理的失落与拯救》这篇文章中指出:“从市场经济社会的层面对此做出解释似乎是很有说服力,也能顺理成章地说明为何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考试舞弊问题――因为那个社会不重利益重革命,那时的人们学习也都不是为了自己。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该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社会吧?可是当我们管教育的官员向他们询问他们国家的考试舞弊现象时,他们先是不解其问,继而甚至惊奇,因为他们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既然同是市场经济社会,同样是要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和决定个人前途的西方国家没有考试舞弊问题,这就表明,市场经济社会无论如何看重利益,也不会是导致考试舞弊问题发生的必然原因。”进而指出中国的考试伦理现象问题是出在考试制度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是指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说中国没有考试制度或者说中国的考试制度不好。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精神文明建设的脚步却没有紧紧地跟随而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法律与道德所制约的真空地带,随之而来的便是淡漠法制观念和不尊重伦理道德的现象。全国每年约有40多万人参加司法考试,但现实中,存在一种现象,考生在报名时,人为移民,在分数优惠地区报名参考,取得司法资格。司法资格的取得,采用的是每次开考后根据国家计划人数确定分数线,并对不发达地方给予分数上的优惠,因此,司法考试的移民对分数的确定也会产生影响,因为移民的增多,必然拉高不发达地方的考分,从而造成本土考生的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国家司法考试应试规则》等法律和规章,均未在司法考试考生居住地的年限上有强制性的要求或有禁止性规定,此点是法律规定上的漏洞。我们不能说这些考生就是违反了法律法规,他们这种考试移民的现象实际就是属于考试作弊,但是司法资格的取得,即意味着就业实现的可能,尤其是律师业的高收入,会取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身份上、政治上的等等。这些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参加考试的人,因其所受教育明显较不发达地区的考生有优势,无形中等于获取了不当利益。这种现象影响了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损坏了司法考试的权威与形象,也对建立诚信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这种现象的产生为有关部门完善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敲响了警钟,呼唤建立一套现代考试制度,加强组织规则和制度建设。
4.现代社会对考试功能的“解读”。这点在前文中也有所提到,之所以将这点单独提出,笔者个人觉得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已经将考试的作用及其他为人们所带来的利益放到了一个极其不恰当的位置。在哲学中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考试就其本来意义是教育管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服务于教育教学,借助考试不仅对教学效果作出评价,而且对学生的能力进行测定。如果我们将其本末倒置,学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为了奖学金等等而去考试,最后沦为考试的奴隶,难道不是现代社会对考试功能的异化吗?归根结底是分数背后的利益在作祟。在现实生活中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赋予考试的功能太过强大,而其自身承载的功利性也太重了,谁人曾想一场考试竟有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俗话说“一考定终身”就是这个意思。由于考生在考试中能获得的利益越大,则考生考试作弊的动机也就越明显,有很多研究人员就试图从经济博弈的角度分析考试作弊行为,通过对模型的建立和推倒得出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并通过对策略空间(考生作弊空间和监考教师监考有理空间)的分析,提出对考试作弊这种现象的控制和减少的合理建议。
三、现阶段我国考试伦理建设
1.注重诚信教育,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我们应该把诚信当作一项长期的工程来看待,它不是一段时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建立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是一代代人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目标。(1)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要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继续教育几个方面依次展开,形成一个立体、梯状的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诚信教育中,主要为学生培养一种潜意识的诚信道德感,树立基本的价值观念。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考试伦理方面着重树立基本的理念及准则。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紧密联系思想上的引导,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不诚实的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要求学生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仅如此,一个完善的伦理教育体系,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和公民的伦理素质。(2)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借助舆论力量,加大对诚实守信的宣传,对不诚信的行为和事件及时公开,通过公众的压力,使人们对不道德的事情感到可耻,同时这也是对相关部门一种无形的压力,营造一种良好的诚信教育氛围。
2.建立现代考试制度,加强组织规则和制度建设。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并不完善。从考试的公平性制度、考试的保密制度、考试的管理监督制度、考试的诚信制度等等各个方面,通过实行责任到个人的制度及内部监督机制、回避机制,建立一支合格的考试管理队伍,并且制定科学、灵活的考试形势,寻求恰当、适宜的考试方法,建立起一套完整、严密、适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我国国情特点的现代考试制度。
3.实行依法治考,制定专门的考试法。依法治考是考试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规范缺位客观上造成了考试管理不统一、不规范、不透明,这也是一些地方秩序混乱,发生考试伦理沦陷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考试这个众人瞩目的问题上制定单行法律,对考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就不是一事一法的“泛法律主义”,而是维护考试正常秩序的现实需要,是确保考试公平竞争、有信度的明确选择。对于整个考试的门类、考试的基本程序、考试的主管机构、考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可能违法的、违纪及作弊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将考试置于法律面前,把作弊行为从性质上由违纪行为上升到违法行为的层次,明确各个考试主体作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考场会严肃的多。如果说要改善考试伦理的种种不良现象,单是制定法律法规是不行的,我们还应该加大处罚的力度,严惩考试作弊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现状。
笔者认为现在社会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全才,我们不应该要求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是每个人都是博览群书,才富五车的大师,个人精通一门专业知识更加能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笔者个人对足球项目比较关心,万达集团与中国足球协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万达将在3年内至少出资5亿元人民币,振兴中国足球。万达集团的5亿元支持包括冠名中超联赛、女足国家队,为国内职业联赛提供资金支持;与中国足协共同选拔青少年球员赴欧洲留学;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足协选聘世界级外教;大幅度提高裁判员的待遇以“高薪养廉”等。在万达赞助中国足球的框架协议中,第五条明确提到要提高裁判员待遇。目前,中超联赛主裁判执法一场联赛的收入是2500元。而日本J联赛主裁判的收入是一场8000元,韩国是5000元。万达投资后,准备将裁判的待遇提高至10000元一场,这和现在相比翻了4倍,将超过日本裁判的收入。此次万达注资中国足球,同时很看重青少年球员的培养,框架协议中,前两条是关于青少年留洋计划和青少年联赛的,会派孩子们到德国、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踢球。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现在中国足球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大,这是振兴中国足球的必然结果,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逐渐完善的社会体制,人才专业化是一个今后教育发展的趋势。笔者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自由,会更加敢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毕竟兴趣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而是否全面则可以归结于谁后天更加努力,如果你自己对你的人生做出选择,相信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这样势必会从人的心里减少考试作弊的动机。另外,笔者觉得将诚信度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非常可行。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将每个人在考试中的表现记录在个人诚信档案中。诚信档案可以作为学生申请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岗位、奖学金、评优、入党及今后就业、个人贷款的依据,并可供社会查询,为社会用人、选人提供参考,以此杜绝考试违规者的获利空间,从而使考试违规者不愿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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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Ethical Phenomenon in Examination
LUO Yu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0,China)
【关键词】财务管理 假设
财务学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先前的理论研究中,对于财务管理假设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财务管理的假设研究的投入不如会计假设或经济假设。本文将梳理学者先前对财务管理假设的研究,对文献进行综述,为下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假设的性质
财务假设理论是整个假设理论的组成部分,探明假设的基本性质和整体性质,也就可以弄清财务管理假设的性质(李沪江,1994)。李沪江在文中认为假设的基本性质为:重要性;公理性,假设是不证自明的,但也应该是符合事实的;适时性,假设会跟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合适的假设需要摒弃。而假设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如下性质:同一性,假设之间是协调的;贡献性;排中性,假设之间不能矛盾;独立性,假设不能由其他假设推导出。后有学者提出假设的性质需加上简洁性,不过笔者认为简洁性是内涵于李沪江提出的几种性质的。之后的研究中,学者多以此为基础。而财务管理假设就是财务管理学科中的假设,假设同样需要满足一下的性质。
而对于财务管理假设的定义,财务管理假设是指财务管理人员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经济和财务现象所做出的一种符合逻辑、情理的估计和推断(王世新,2013)。笔者认为此定义,是对上述假设的一般性质的在财务管理假设中细化。其明确了,假设是对未确切的现象的估计和推断。
二、财务管理假设的发展
财务管理假设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大概为:1989-1994,1995
-2000,2003-2009(朱文莉、郑少锋,2007)。分别为:初创期、发展期、停滞期(创新期)。不过其他学者(吉丽丽,2009),阶段的时间划分有些许不同,不过大体一致,重要的是她将最后一个阶段定义为创新期。不过笔者认为第三阶段虽然文章的数量增长迅速,但就质量而言,并没有提出任何创新的观点,主要还是整理前面两个阶段的观点。
在1989年王广明和刘贵生开创国内财务管理假设研究的历史时,财务管理假设被称为财务假设。在2000年以前,国内学者一般沿用“财务假设”这一名称;而2000之后学者多用“财务管理假设”来表达同一事物(杨旭、熊若岚,2010)。原因在于,学者认为“财务是关于钱财的事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范畴,它本身不存在假设问题”(王化成,1999)。
不过对于具体是该采用“财务管理假设”,或者“财务管理基本假设”,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财务管理假设”应该分为广义和狭义(郭收库,2006)。他认为广义的假设还应该包括财务管理基本假定、财务管理假定和其中衍生出来的财务管理原则。不过笔者认为,这些提法不过是做文字游戏。应该区分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惯例、财管管理原则与财务管理理念,而不应将之混为一谈(王世新,2013)。如果根据最开始的假设的性质以及含义来说,财务管理假设就只是郭收库提出的狭义的财务管理假设。
三、财务管理假设的内容以及体系
在较早的文献中,财务管理假设包括:财务主体假设、资金市场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财务风险假设和管理行为假设(李沪江,1994)。
王棣华(2003)将之分为:独立理性主体假设、资金增值假设、货币时间价值假设、财务风险与收益相关假设、财务关系假设、利益分配假设、环境文化决定假设、财务可管理假设、财务理性人假设和持续经营假设。
其他学者也有提出包括:资金增值假设、成本假设、所得税影响决策假设、现金流量至上假设、财务信息可靠假设等。
财务管理的体系构建和逻辑框架,最开始由张家伦(1995)提出。他将财务假设分为一级假设和二级假设,一级假设包括,财务依据假设、财务主体假设和财务可控性假设。其中,财务依据假设包括二级假设:财务资料可选择性假设、财务关系多重性假设。财务主体假设包含:法人理财主体假设、财务理性人假设。
之后李双(2006)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财务管理假设体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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