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5: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众传播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非诚勿扰;施拉姆;大众传播;运用
1.施拉姆大众传播理论
施拉姆是传播学科集大成者及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 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施拉姆认为：(1)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在获取或接到信息源发出的信息后，要经过译码者(记者)、释码者(编辑)和编码者的加工和整理，从而变成可以被传播出去的符号(讯息)；(2)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3)信息在群体中的传播过程中，会得到再解释或加工。(4)大众传播的受传者在接到信息后，会给传播者发出反馈信息。(5)每个受传者和传播者都扮演着译码、编码和释码的角色。虽然与传统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相比，施拉姆的传播模式有了突破，强调了信息传播的双向性，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得到再加工，受传者在接到讯息后会对传播者产生反馈，但施拉姆的传播模式仍然属于线性传播模式。1954年，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中，提出了新的过程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循环性。这就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信息会产生反馈，并为传播双方所共享。另外，它对以前单向直线模式的另一个突破是：更强调传受双方的相互转化。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直线单向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2.施拉姆大众传播理论在非诚勿扰中的运用
2.1《非诚勿扰》所体现的传播学特色
《非诚勿扰》表现为一个很完整传播过程，所体现的传播学特色更是可以从传统的传播模式图中抽象得出。《非诚勿扰》现象的产生，有它在商业上的运作因素，但是在更加深度的层次上来讲，《非诚勿扰》热的现象深度表现的是在传播社会学上所具备的完整的传播过程。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这几个传播要素都在《非诚勿扰》现象中有所特殊表现。作为一个典型传播现象，《非诚勿扰》的大众传播活动，符合了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揭示了传播的本质。 从传播学上讲，《非诚勿扰》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运营模式，它的发展也让我们的媒介民主化运动更加的有目的，让大量的读者提前嗅到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同时这次风潮的兴起也让多种多样传播方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网络视频、手机新闻、电视展示……等等以后都在日趋成熟
2.2走平民路线加强节目互动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一档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精良节目制作和全新的婚恋交友模式得到观众和网友广泛关注。新节目的互动形式将完全突破过去传统的交友方式，完全体现新时代男女的婚恋观。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报名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规则来决定男女嘉宾的速配成功。
《非诚勿扰》参加节目的女嘉宾是广泛选取的，主要走的是平民化路线，其报名的条件是面向全国的，主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年满20周岁单身男女，具备良好表达能力，愿意在镜头前展示自己，愿意在电视上征婚， 年龄无上限，有无婚姻经历均可，只要现阶段是单身，学历、相貌、身高、收入均无限制，节目组将会及时整理选手资料，如果被选中，节目组编导会通过电话通知。参加人必须配合节目组录制时间的就可以
2.3抓住“有意受众”做好“温情传播”
首先，抓住“有意受众”，对受众身份以及受众群体进行分析，从而利用女嘉宾这一强大品牌和优势资源，请用她们作为《非诚勿扰》的主角。其次，考虑和认识到受众心理，受众情感对电视节目设置的影响，从而做好“温情传播”，创造了“广泛感召力”。最后，将《非诚勿扰》的主题定为“架起婚姻幸福的桥梁”，这样树立了媒体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盛大的活动场面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了，江苏卫视作为如今国内的“品牌媒介”背后强大的制作实力。它有着一支智慧创意队伍，有着雄厚资金支持，事实证明它完全把《非诚勿扰》做到了国内一流电视娱乐节目的水准
2.4利用大众传播的普遍性和累积性，把赛程加长累积关注
每期节目有女性参与眷24名，男性参与者5名。每次让1名男嘉宾上场，将他心动女生的号码输入电脑；然后，24名女性参与者根据第一印象选择亮灯或灭灯，称之为“爱之初体验”环节；如果有2盏或2盏以上的灯亮着，就进入了“爱之再判断”环节，主要是关于男嘉宾的一段“VCR”，介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如家庭背景、经济状况、职业收入、性格爱好等，女性参与者再作出选择。如果有2盏或2盏以上的灯亮着，进入“爱之终决选”阶段。也是关于男方背景资料的视频，有时是男嘉宾亲友对他的评价，女方据此进行抉择。在规则中，通过“过三关”来了解一位男生，在此期间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灭灯表示不愿意，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同意则速配成功，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此男生必须离场。在三关之后仍有多位女生亮灯，则权利逆转，进人了“男性权利”阶段，由男性来选择女性参与者。男生将有机会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不再像以往的婚恋交友节目双方互选，24对1的模式，拉长了节目的时长，也曾加了可看性。
2.5“三网互动”开辟了收视率的新高
《非诚勿扰》的进行无疑是“庶民的胜利”与传媒的突围。《非诚勿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红遍大江南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去单一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恰倒好处地整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这四大媒介，并通过电视及网络为主导，广播及报纸为补充实现了其传播效果。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手机作为“第五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样，包括手机信息在内的五大媒介整合，给江苏电视台带来了巨大收益。同时，江苏电视也为互联网、移动通信网、有线电视网三网互动开辟实验田。《非诚勿扰》与观众的互动也使微博和电子邮箱的使用率大大提升，并且形成了专属自己的粉丝团体。
娱乐化趋势己不仅是一种影视现象、娱乐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正引领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传播学角度对娱乐节目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玉庭.电视娱乐节目发展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5）:79~89.
>> 大众传播视阈下的淮剧人才培养 关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思考 大众传播“弱效果论”视阈下的3Q之争 大众传播视角下的中国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对武术传承的意义 大众传播视域下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大众传播时代的客家文化传播策略 论大众传播媒介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人际传播路径下的大众传播新模式 大众传播的偏向 文化:大众传播的深层影响力 现代大众传播的“中庸”缺失思考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小众营销 大众传播语境下广告符号的生产 论大众传播背景下的编辑素养 关于大众传播环境下的控制分析 当代大众传播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风歌曲 大数据背景下的大众传播变化研究 谈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新媒介素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② 参见百度百科关于“大众传播”词条的解释，。
⑤ 参见百度百科关于“文化市场”词条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杜保明.浅谈古琴的文化意蕴[J].新闻爱好者，2011（5）.
[2] 张晓娟.中国弦乐史研究六十年（1949―2009） [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3] 王萍.中国古琴文化初探[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749.
[4] 郑敏.网络环境中古琴音乐的传播与继承[J].黄钟，2013（2）：146153.
[5] 朱博.近现代贵州古琴艺术的历史沿革及发展[J].贵州文史丛刊，2014（2）：107109.
[6] 周倩倩.大学校园――古琴文化传播新领地[J].大众文艺，2010（22）.
[7] 张艳.再续兰亭，品一次传统音乐之美[J].人民音乐：评论版，2012（2）：8082.
[8] 彭岩.对古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J].中国音乐学，2009（2）：91.
Think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qin Cul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ommunication
WANG Hui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关键词：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
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在当前的媒体市场中，传播者愈发重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受众细分、受众调查等方式或手段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过程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也更加明显，受众的研究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媒介效果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受众状态及其与传播者关系的争论，而传播效果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承认受众的过程。正如同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的梳理：“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 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 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由“信息来源主宰(source-dominated)理论”到“受众中心(audience-centered)理论”
经验研究刚刚开始时最早的广泛流传的“魔弹论”中，研究者将人类群体描述成由无理性的生物组成，他们可以被精心设计的大众传播刺激动摇并被控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受众被认为只能被动的接收传播者传递的信息，研究重点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个人的差异和两种听众在社会分类方面的特性并且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一研究最初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了解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只是一项对恐慌行为的研究。在“人民的选择”中，重点在于大众媒体对选民影响的研究，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社会关系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但直到赫塔·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人们才开始研究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分析受众心理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从众多媒介内容中选择某一特定讯息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应该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分析的先河，随后也有学者对“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之后的里程碑研究中，我们也可或多或少的看到关于受众分析的内容：衣阿华杂交玉米种研究中，布莱斯@瑞恩及其助手指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接受者与晚期采用者在经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耶鲁研究中，霍夫兰领导的团队分别从群体归属和个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不同儿童对电视的使用存在的差异来源于：年龄、性别、智力、社会阶层背景、儿童社会关系的质量（如亲子关系等）。
尽管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受众分析的部分，然而，媒介效果研究真正实现从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到受众中心理论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积极的受众和寻求满意度的受众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却与功能分析混淆在一起。针对这样一种误解，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就曾指出：要理解功能主义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有必要对功能（日常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后果）和传播活动的效果加以区分。她还表示，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否则媒介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所以，只有足够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二、受众理论的类型梳理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受众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理论，根据对手中地位的不同认识，可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九种，即：属于“附属论”的靶子论、商品论，属于“主动论”的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参与论和文化规范论，属于“中心论”的顽固受众论和自助餐理论。
对手中的研究实质是围绕主动或者被动而展开的，而说到底，受众的地位实际上是附属和中心、主动和被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只有受众接收才有意义，换言之，受众接收何种信息、接收信息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同时扮演着大众媒介消费者、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四种角色。而另一方面，尽管受众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归宿，也只能接收传播者传输的内容，他们只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夸大传播者地位的“附属论”或者强调受众地位的“中心论”都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丹尼斯，麦奎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
[3][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4]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5]李新祥，受众理论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Z]. 第二届（2008）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论文
[6]Schramm，Wilbur.Men， Messages，Medi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3
[7]Stanley J. Baran， Dennis K.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2nd Edition)[M]. Wadsworth， 2000
关键字:《超级女声》;受众;传播效果
一、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1、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麦奎尔和温达尔认为,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认知层面上的效果,是对“思考对象”的影响,也就是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里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该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该理论还按时了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2、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的理论。纽曼认为,人们在与自己周围的人打交道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时候,会了解到现在哪些观点占主流地位,哪些观点则不是。一个人如果确信自己的观点属于后者,就会因为害怕孤立而保持沉默。但是,这些非主流观点的人即所谓“沉默的人”,一般都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固执几见而受到孤立,所以在其周围人的影响以及传播媒介的压力这两个因素长期的综合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就像一个上大下小的“螺旋”,最后“沉默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持非主流观点的人最终虽然仍有可能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也可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即出现认同反应。
3、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培养”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4、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知沟”理论。“知沟”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二、《超级女声》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当今社会的快节奏发展,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超级女声》的定位首先是一档娱乐性节目,既然是娱乐性节目,那么当然可以为受众提供消遣和娱乐,从而暂时性的帮助人们缓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超级女声》用轻松的音乐帮助人们在忙碌之余找到了个释放压力的渠道。《超级女声》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与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人们通过谈论比赛内容,通过谈论一个大家都很了解的话题,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满足了受众作为“社会人”的需求。《超级女声》中的参赛选手都是平民歌手,她们的出现首先就让观众有一种亲和感,观众对出场的选手产生一种“熟人”或“朋友”的感觉。《超级女声》是一档平民歌手选拔节目,为爱好音乐的少数人提供展示平台的栏目。观众中势必有一批同样爱好音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比赛的人。该档节目在播放选手的比赛实录的同时,就可以为那些有着遗憾的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通过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观众在观看选手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内心的“明星梦”。人们通过观看电视《超级女声》,可以获得自己所感兴趣的信息,从而满足了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在选手的层层晋级的同时,也把比赛的残酷面展示给观众,观众在观看比赛时,一方面可以缓解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压力,同时也看见比赛境地的残酷选拔,担心选手的成败。
三、《超级女声》贴近受众
电视节目的选择权在受众,正因为如此媒介才在市场化的同时走向通俗化。《超级女声》贴近受众表现在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和比赛内容、评判标准的通俗化。《超级女声》满足了观众表演的欲望,并且它的低门槛的参与方式,使它成为大众的平民娱乐性节目。很明显它与专业性的歌唱比赛相比,选手的专业性不强,但它作为一档娱乐性节目,它是成功的。该档节目的娱乐内容就是选手利用麦克风来演唱歌曲,这与广大受众的日常爱好是一致的。而且每个受众都是个评判,他们可以通过观看比赛,从而感性地选择自己喜爱的选手,并为她投上一票。选手是大众的一员,评委也是大众的一员。观众投票的标准不是像专业性歌手比赛的标准一样,《超级女声》的投票的标准就是受众的喜好。通过《超级女声》选的选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就是得到受众喜爱的歌手。其实,这样受众和举办方也就获得了双赢的成果。
四、《超级女声》与受众的互动
“美国学者J.A.巴隆首次提出‘媒介接近权’的概念。”所谓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2]
《超级女声》与受众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受众对媒介的接近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选手与现场亲友团的互动。亲友团们高举自己喜欢的选手的画像或加油词,高呼她们的名字,选手在舞台上的时候也与亲友团进行近距离的互动,从而不断推动比赛的式发展。二是观众的互动投票。《超级女声》中的PK赛中,选手的去留权在大众评委手上。其次是短信投票方式,在《超级女声》中设置的短信投票环节,采取了大众短信投票决定选手去留的方式,观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手。在直播过程中,观众可以看到选手的表现,现场亲友团的呐喊助威,观众从观看选手表演、自己投票、到最后结果的公布,都是在参与节目。相对透明的评判标准,使他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充满了自信。三是受众的反馈意见。观众的反馈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传播起反作用。《超级女声》的观众在参与节目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得到了传播者的关注,观众不断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传播者,这也是《超级女声》与受众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传播学理论体系创新
Abstract:ThebooktitledJournalism&Communicationisonecreativeworksincommunicationtheorystudyfield.Itslogicalstructurereflectstheauthor''''sinstructiveattempttosystemizethecommunicationtheory.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oreticalsystem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page_break]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传播学研究应关注什么
在西方传播学界一贯推崇的内容和效果研究声中，麦克卢汉独辟蹊径，选择了媒介本身，甚至是媒介的技术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表达了对以往研究路径的批判，引起了强烈反响。
被西方视为传播学的先驱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以其著名的5W传播模式，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并清晰地阐释了大众传播三功能说，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并认为“过去人们对媒介的心理和社会后果意识不到”，因此，在《媒介即讯息》一文中，麦克卢汉开篇宗义：“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务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务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讯息，我们难免感到有些吃惊。”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认为媒介不过是信息传送的介质，至多能与传播的其他几个要素相提并论。麦克卢汉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传播学的内部，并未仅仅将媒介视为传播学的五个要素之一，他的视野转向了媒介的属性特征――媒介作为工具，一种能够大规模复制并传送讯息的装置，因此也就转向了考察生产工具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贡献。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内容’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和转移看门狗的注意力，这是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
如果我们回首人类文明传播的发展史，我们就能体会麦克卢汉所说的“魔力”。
在前语言时代，没有传播媒介，人类只能说是处于野蛮时代。语言――传播最基本的介质的产生，使人类第一次和他们所表达的对象在时空上相分离，人类社会进入部落化，人类开始迈向文明社会。文字的出现使传受双方在时空上可以分离，纸张的发明让传播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人类的个体能够通过文字记录的信息，获得人类整体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手抄传播的成本和效率制约了传播的范围和广度。无论是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历史性开创，还是德国古登堡印刷术的批量使用，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文明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媒介的作用逐步超越了其他的社会机制，成为现代政治重要的力量之一。自19世纪末起，电子媒介的风起云涌更使得人类文明的传播在消弭时空上迈进了一大步，拟态化的传播使人们得以见证历史。数字媒介――互联网的出现更是让参与其中的人不仅可以见证历史，甚至可以参与构建历史。
可见，传播媒介的本身已然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恐非具体的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所能比拟，媒介自身的研究价值也就显得格外突出。
媒介的讯息究竟是什么
媒介本身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至关重要性和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的作用从人类传播史中可见一斑，但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文章开篇之后说到：“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也就是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其实就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不仅从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学作品中获得灵感，麦克卢汉还从他人的医学理论著作，经济学家的学说，电影、绘画和戏剧艺术，甚至从军事历史中获得大量的旁证，以阐述“媒介即讯息”这一思想的普适性。
“媒介即信息”的含义就是，对于整个人类史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信息，而是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媒介本身。这些媒介改变着我们传播和接收信息的方法，造就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本身。甚至在麦克卢汉看来，不仅媒介本身即是讯息，而且应该是任何一种划时代的技术都因其引入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而带有不可磨灭的“讯息”，“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
批评与辩证
“媒介即讯息”论断中所包含的偏重技术本身，忽略了媒介内容和传播者的倾向，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内受到激烈的批评。对于新的技术，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认为技术意义不在机器本身，而是人们利用技术所做的事情。
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等学者认为“媒介即讯息”是“断言媒介的技术决定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掩饰了统治权威关系如何建构文化生产、文化内容和文化接受，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因此在事实上非社会化了媒介分析。
针对麦克卢汉所指认的“媒介成分和内容的研究绝对不可能揭示媒介影响的动力学”，尼克・史蒂文森认为“麦克卢汉转移了人们对权力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历史世界中的影响的注意力。他在理论上忽视大众传播对象征意义的生产和对各主导性社会关系的维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情况排斥了与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组织相关的各种批判性问题”。
他们的批评观点很有代表性，多数批评者的确认为麦克卢汉绕开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对资本主义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忽视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的主体意识，掩饰和忽视了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批评者认为，媒介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总是和所处地带的政治、经济因素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这种批评论调和麦克卢汉媒介思想产生时候的大众传播环境有关。
在传播学上，有关“大众传播”的定义不胜枚举，但基本要素大致相同。以德弗勒的定义为例：“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也就是说，“大众传播”的要素中，除了能够“大规模复制并发送讯息”的传播机器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组织化的传播者，而传播者――机构或人的主体意识是传播产生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占主流地位的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其实是精英分子所主导的点对面的传播。传播者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少数人凭借庞大的传播设备向多数人传播)，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当少数人控制传播机器时，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麦克卢汉似乎忽略了控制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一个缺陷。
麦克卢汉与雷蒙德・威廉斯等人的矛盾焦点是：麦克卢汉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电话、电报等运用了电力传播技术的媒介，对人的心理和社会造成了非集中化的效果；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认为，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有可能被资本主义或其他权力机构利用，造成集中化等反民主的后果。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理论所处的环境。随着196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4台计算机实现联网，网络世界宣告到来。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逐渐走向商用和民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让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感到“地球村”不再是梦想，甚至在2006年互联网使用者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在网络传播时代，讯息传播方式从少对多变成多对多，从中心辐射变成多节点的传播环路，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传者与受众“内爆”，内容控制的重要性下降，而传播技术本身的理论重要性日益上升，此时，麦克卢汉的理论日益显示出其独到的阐释和批判功能，也体现出该理论的前瞻性。
理论的现实意义
网络传播媒介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前者是后者的补充而非替代品，它们在当今社会的交流领域处于并存的局面。以网络为标志的数字化媒体凭借其独特的技术属性，改变着报纸之类的纸媒介传播信息的方式，也就改变着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同时，数字化媒体越来越在传统媒体的变革中充当战略意义的重要角色。如《纽约时报》公司研制的识报器可以对浏览的文章进行阻塞和评阅，从而戏剧性地改变了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哥伦比亚报纸已经通过传媒显示器为读者提供了全球300多张报纸的阅读和下载服务，读者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下载进行离线阅读。英国美伦电讯网向读者出售阅读服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我国，几乎所有市级以上的报纸都有自己的电子版，许多还推出了手机报。
美国学者波斯特的著作《第二媒介时代》将大众传播划分为“第一媒介时代”(广播、电视等中心辐射传播模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等双向去中心化交流模式)。波斯特认为，只有进入互联网时代才是“第二媒介时代”，手机是“第二媒介时代”的代表性媒介。第一媒介时代是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和；而第二媒介时代则是“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它是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尼葛洛庞帝所指出的数字化生存的四个特征之一“分散权力”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媒介即讯息”或许是麦克卢汉的一种极端化、夸张的表述，但我们不能将它拿来作极端的理论应用。它是回顾传播史的一种方式，是进行当下媒介研究的一个视角。他的思想其实与“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从而影响生产关系”的黑格尔和的辩证法一脉相承。
传播的意义不是主要体现在讯息显层的内容上――这一思想可谓是麦克卢汉最为不朽的洞察。麦克卢汉直接把媒介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开创了媒介研究的全新视角，特别是他把媒介技术与社会文明的进程联系起来，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我们已不必像乔伊所说的那样，花300年的时间来理解麦克卢汉了。
参考文献：
1.McLuhan.M.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C〕.In Durhan.M.G，&D.M.Kellner(eds).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s(revised edition).Oxord：Blackll Publishing.2006。
2.麦克卢汉.T.E.、秦格龙.F.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municati ons and History：Theories of Media，Knowledge，and Civilization，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8.
4.史蒂文森.N：《认识媒介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德弗勒.M.L、丹尼斯.E.E著，王怡红等译：《大众传播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徐凌、李宁：《对“媒介即讯息”的再审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7.顾宁：《论麦克卢汉媒介论预言的开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
8.郭建斌、吴飞：《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以微博为代表的传播媒体的诞生宣告了微时代的到来。各类便携移动终端显示了巨大威力，以短小精练为特征的传播内容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即小众传播出现。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就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传媒未来面临着分众化、小众化趋势。而继网络时代之后，微时代的到来再次印证了阿尔文・托夫勒的预言。以琐碎、迅速、扁平化为特点的微传播是典型的小众传播，小众传播是一种相对概念，相对于大众传播具有如下特点：
1.点对点的传播
大众传播面向的是分散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受众是匿名的，无阶层和群组之分，大众媒体通过大批复制并迅速地传播信息，从而影响庞杂的受众。而小众传播则是点对点、一对一的传播，传播内容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传递几乎个人化的信息。
2.内容细化
相对于大众传播的内容分类，小众传播的内容更加细化，针对性更强。
3.受众集中
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小众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对受众进行了分类，将内容直接传递到指定受众。这一类受众由于在某些方面拥有的共同特征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小集体。
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理性与焦虑并存
1.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崛起
在微时代，权威开始消解，受众逐渐崛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一文中指出：小众双向、分享的传播效应可与单向大众传播相抗衡，甚至超过大众传播。①小众传播的受众互动更加明显，受众对信息的分辨力更高。他们可以选择接收也可以选择反对，可以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多是根据自己已有的信息结构进行的补充或自身价值观的表达，并继续对信息进行转发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信息量和信息含义都随之改变，而受众的身份也由信息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在反复的沟通、分享和传播的行为中，受众体验了在大众传播中无法实现的自我表达，传播和反馈不再为精英阶层所特有。
2.主动的受众
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说到底是满足各种需要。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②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纷繁庞杂的信息，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有价值的信息。这种强烈的需要只要在条件具备时就会转化为行动。在小众传播中，受众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努力去做和自己身份相符合的事情，他们不再仅是受众，也是主动的信息传播者。
以微信传播为例，微信用户注册登录微信建立自己的交友圈的方式有两种：通过手机通讯录添加好友或与腾讯QQ绑定。用户在使用微信时，可以利用微信的功能，将最新消息迅速传递给好友。在这个平台上，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沟通方式，通过、评论和转发信息实现新的沟通。此外，由于微信多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使用，用户便可以随时随地传播信息。除了主动传播信息外，他们还会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分析，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部分，进行反馈和再接收，并同时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受众是主动的、从容的，表现得也尤为理性。
3.被动的受众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道：“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③移动媒体的出现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对媒体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痴迷程度，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都在使用着同样的媒体工具，他们和外界的交流联系都必须依赖于媒体，他们乐此不疲地在虚拟的世界里展示自己和与他人沟通。在这种行为里，趋于麻木的受众变得被动和焦虑。大众传播的复制性信息让他们失去了兴趣，而小众传播的针对性信息又让他们迷失了自我。在这种传播里，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他们传播的信息都经过一再地思考、包装。无论是作为受众还是传播者，他们都显得被动和不安，甚至无法完全相信自己。对传递的信息渴望得到反馈，对自己的信息不被认可表现得焦躁和急于改变，如微博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急于发声，又不愿认可他人，一度依赖的媒体成为发泄的工具，在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时，又采取删除微博、逃离媒体的方式，完全为媒体所奴役。
小众传播的受众心理效应
心理效应是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某种人物或事物的行为或作用引起其他人物或事物产生相应变化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④受众的心理效应，是指传播活动中的一些心理现象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影响。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效应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小众传播中的威信效应
大众传播中的威信效应是指传播者个人或群体的权威性、可信性对受众的心理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传播学研究认为，当受众把传播者或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性、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就会转变为对信息内容的相信。小众传播中威信效应同样适用，如微博中的大V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不亚于大众传播，因为新浪微博上这些大V影响的受众多是长期关注他们的粉丝。就算他们99%的微博只有几千个读者也没有关系。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即使是1%的份额也是千位数的。而无数个l%就能组合成不亚于许多大众传播的繁荣的信息市场。⑤
2.小众传播中的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在真实的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在认知上或行动上以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为准则，进而在行为上努力与之趋向一致的现象。小众传播目标明确，群体团结，对不一致的方向会极力排斥，受众的理性在群体的压力下转向被动接受，最终形成统一的思想或行为。
注释：
①⑤陈力丹 霍仟：《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1课程实践重难点及处理方法
1.1课程特点及教学目的的满足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为国外原版引进，由全英文编写，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要求较高，大量使用英语的课堂环境则要求学生英语听力、口语能力有较高标准，课后作业的完成则通常基于学生对英语写作技能的掌握。而与这些课程教学要求相矛盾的实际情况则在于教学对象英语基础较弱，程度较低。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不协调好，学生上课将无法听懂、活动无法进行、作业无法完成，甚至造成对学生自信心的打击，从而使其丧失学习兴趣，最终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基于本课程教学重点及所面临的实际难点，要做到让学生想学，在教师启发下会学、学会，在授课过程中，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1.2教学对象长期目标要求的满足
教学对象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出国意愿，并有考过雅思出国进修的计划，而作为使用中英文双语授课的专业课，除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外，同时也担负着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助其通过雅思考试，及提前适应国外大学学习方法的重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雅思技能训练及国际视野的开拓。
虽然教学对象长期目标为通过雅思考试，进入国外大学学习，但专业课程中又不能过分强调雅思，或者完全成为英语语言课程，因此既要做到使针对雅思考试特点的活动贯穿课堂中，又不能使学生由于过分关注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专业知识的掌握。
根据多年教学实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提雅思考试，但时时将雅思考试各项技能的训练融入其中。如讲授过程中进行大量的paraphrase(改述)，帮助学生理解、学习英语单词；注意控制中英文使用比例，提高其英语听力能力；布置好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任务，课堂中让学生迅速在众多的课本内容中定位所讲重点或寻找所提问题的答案，从而提高其英语阅读技能；课堂上采取英文问答、小组讨论、转述要点、英文演讲等方式来进行英语口语训练；课后则要求学生完成相关习题，使其英语写作能力有所提升。简言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将大众传播领域相关专业知识作为英语学习的材料，让学生在日常专业课程中就能为参加雅思考试做准备，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此外的英语课程和雅思培训，使学生减轻负担和压力。
1.3教学内容的取舍
对大众传播领域内容覆盖较广，知识点、数据等更新较为及时，同时对于思维能力的训练也较为实用，因此教学中应做到有效利用该教材内容。
该教材涵盖面较广，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将所有内容都涵盖。其次，全英文的撰写使学生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产生障碍。再者，由于该教材由美国出版，书中大量使用来自美国的机构、事件、人物作为案例，具有较强的当地特色，因此容易造成学生对一些理论和知识点的理解困难。
因此，在安排课堂活动时，教师通常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增减，而不是对教材内容照单全收，做到因材施教和因时施教。对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使用中国本地的案例，或增加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实例，令学生一方面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习的兴趣，同时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2启示
综合“大众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特点及重难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意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建议通过导入、总体介绍、事例列举、分组讨论、自我归纳总结、课堂游戏竞赛等组织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乐趣，做到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习得枯燥的理论知识。用启发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自我归纳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满堂灌的形式，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除了掌握知识外，更能掌握学习方法，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太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传播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当时在19世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已经俨然是传播学的学科土壤了。这些原因导致传播学尤其与一般人之间存在隔膜。从1980年到现在，这种隔膜的状况好了许多，至少我回答别人教什么时，对方还知道有个传播学。但具体传播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多数人又不甚了了，或者狭义理解为教新闻的。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高校教育中最难的是本科生教育，既要帮助学生度过人生最后的成长阶段，又要在课堂上让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入门，且发生持久的兴趣。教材编写适当，追寻理论的兴趣和热情也会不同。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学起传播学理论来一个学期就够了，如果只满足让学生知道些什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难的是，许多人没有上过一天新闻专业，新闻做得倍儿棒，而学过的不过如此。长处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支持技巧的理论，传播学课堂应当有延时的效应：在他/她以后的实践中，不仅应用理论，还对理论予以反思和持续的学习。我们因此必须有这种期待：一类重在激发想象、启发思考、强调怀疑的传播学教材面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这说明新闻发言人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结果，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使政府的活动更加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所说的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同一概念。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非典”暴发，促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后，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明显加快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步伐。
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政府传统的宣传模式，由原来的绝对的“喉舌”式的宣传控制逐渐过渡到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直接公开政府信息，从而达到间接地、有技巧地引导公共舆论的目的。同时，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本身就是政府塑造良好形象并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公共关系活动。正如赵启正所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
另外，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发言人的形象代表着他所代表的政府的形象，所以新闻发言人需要具备良好的大众形象才能有公信力，为政府和大众的沟通建立起良好的桥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曾经讲过：“我们国务院新闻办与记者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凤凰台评论员首景行曾经把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比喻成“推销关系”：“我是一个买的，是接受者，你是一个供应商。”
我国在2007年4月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提供了可行的方式。
新闻发言人背后的理论基础
新闻发言人是一种传播现象，是一种传播形式，更是一种传播制度，所以，新闻发言人背后就深藏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1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
作为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其实质是人们通过符号互动而结成一种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的落脚点。新闻发言人无论是直面媒体记者新闻、回答提问，还是通过电话或信件接受采访，其活动均属于人际传播过程，但是这个人际传播的效果，是通过大众传播效果来得到的，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离开了大众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将失去效果。因此，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理论观点来看，新闻发言人是一位与媒体记者“会话”的“谈话者”，而“会话”的效果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平台而达到的。
2 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
大众媒介不光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还可以告诉人们如何想。面对复杂纷乱的外部世界或是不熟悉的领域，受众往往需要大众传媒为其认识事物指明方向。所以新闻发言人突出或是淡化什么，往往会影响受众重视或是忽略什么。新闻发言人公开什么以及公开信息的尺度、措辞都间接左右着公众的想法。
3 拟态环境
在当今社会，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会或记者招待会，就是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新闻发言人所展示给受众的信息，乃至新闻发言人本身在公众脑海中的形象，都是被媒体化了的影像。政府公开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新闻发言人在大众传媒的，多少、快慢、内容都是政府和大众媒体控制的。所以受众所知的只是拟态环境。
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的现实意义
1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保护了公民知情权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设立，表明了政府的角色由宣传控制者转变为信息提供者。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在宪法的第41条又规定了公民批评、监督政府(人员)的权利，第4l条所规定的舆论监督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即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之间是一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公民通过新闻媒介知晓信息的权利，让新闻媒介真正成为政府舆论引导和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让媒介能够为舆论提供自由的公共领域，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真正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良性关系。信息公开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知情权，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
2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民主政治的要求
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之一，它更加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民主化的最高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化不仅注重民主的真实内容，而且注重民主的具体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各方面情况，尤其要让公众知晓有关其切身利益的政府工作情况，取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支持和谅解，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在法律上明确保障公众的政府信息获取权，将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将有效促进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3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快了政治文化建设
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快了政治公开化进程，扫除了政治封闭性、神秘化的色彩，使政治生活具有清晰度、透明感。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用多种形式让公民了解政府的情况，了解国家及地方的政治事务。实行政治公开化，是基于政治的公共性质和公民有知情权的政治理念。另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已逐渐由过去单纯的政治统治，转向公共管理和社会事务。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的程度日益提高，政府不再依赖单纯的行政命令，更多的是政府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这是当今行政的重要趋势。政府信息公开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方便渠道，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从而消除了小道消息产生的可能。事实的澄清也有利于消除人们的猜测，稳定社会人心。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越轨事件
一、社会越轨事件与后现代主义在特征上的重合
社会越轨事件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讲是“恶”的。什么是邪恶？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讲到，邪恶基于人的无限意志，当人开始追求无限、人类历史开始追求无限的时候，他会将一切有限的事物视为绝对障碍，不惜一切对其进行摧毁，便成就了邪恶。
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中心点是“颠覆”、“解构”，这两个词恰到好处地解释了社会越轨事件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形态。
（一）批判性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来看，大众传播媒介“异化”了受众，它们向受众传播一种“虚假的需要”，使人的劳累、攻击性、痛苦、不义永久化。
在大众媒介的助力下，人们沉溺于物质需求，在消费过程中得到虚假的满足，人们以为享受了生活，但实质上却被媒介操纵，沦为物质的奴役，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是对人们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在对社会越轨信息的传播研究中，经验学派主张从既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出发，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批判学派由此拓展，主张从符号信息着手，厘清其对公众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异化”的作用。
而后现代主义彻底批判理性，批判以理性为准则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一切理性、约定俗成的秩序，希望打破社会的同一性，来建立多元化、不存在文本范式的世界。
（二）颠覆性
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中心主义和现有思想，和一切理性的、常规的做对抗。后现代解构主义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能够打破僵局，颠覆固有规则。解构主义不但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并且解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现实社会中，常常会有人妄图通过非常规手段打破平衡，与公共制度和法规斗争，以期自己心态上的“公平”，于是，犯罪就这样产生了。社会越轨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颠覆，并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和损害。越轨者试图对社会公共道德法制进行挑战，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需要控制越轨行为，这是深切而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非理性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将理性上升为统一的理论模式和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压制了多元性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学者希望能够用非理性的视角打破一切理性的统一秩序，形成与现代社会普适价值观所截然相反的多元价值观。
社会越轨行为同样具有非理性的特质。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巧妙平衡，是由于道德法制的制约；之所以能和谐，是由于理性思维的桎梏。以理性为基础、道德伦理为底线的法律维持着社会机器正规运行，而越轨者打破了这样理性的平衡，在不理智、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完成了犯罪过程。社会越轨行为就是对理性的背离。
二、社会越轨事件传播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传播渠道
Web2.0时代的互联网载体，赋予了自媒体更多的表现形态。自媒体因传播效率高、信息生产成本低，占尽先天优势。报纸不鲜活、电视有空间局限、受众早已迈入读屏时代，“魔弹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传统大众媒介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走向媒介融合之路。集文字、图片、影音为一体的拼接式信息更能被受众青睐。
用人类学视角观大众传播的演变，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闻信息技术的革新并不是主题，而在传播过程中因为传播形态发生改变，给受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使受众有轻松愉悦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把传统媒介精英形象拉下神坛，使技术真正造福大众的“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论、摒弃精英文化的理念。
“个人是媒介的延伸”，当社会越轨事件发生，自媒体因其天然的方便快捷性抢占信息鳌头，民众作为信息的介质，也参与信息传输和再加工的过程，随后传统媒体投入行动，进行深度报道，向市场投放新闻信息。复旦投毒案最先由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微博信息，随后受到网友大量转发和讨论，紧接着网络大V和主流媒体也成为舆论推手，“复旦研究生被室友下毒杀害”这一话题引爆网络，此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一直到犯罪嫌疑人林森浩被执行死刑，这场声势浩大的典型社会越轨事件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二）传播内容
哲学家杜威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有能力自主辨别信息，公民应该成为掌控信息的一方。杜威的思想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时代有了技术支撑，公民成为传播的主体，“全民记者时代”得以实现，“我即媒体”的理念应运而生。公民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工为舆论势力，影响媒介议程设置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在邓玉娇案中，即使邓玉娇有确凿的杀人证据，但由于强大的网络声援将邓玉娇塑造成了一个“反抗的侠女”，最终影响了司法审判，邓玉娇被判正当防卫。
后现代主义在表意上的矛盾和零散化，决定了其在内容呈现形式上的繁杂性和碎片性。社会越轨事件往往事发突然，给予媒体的反映时间极短，限制了媒体宏观叙事。媒体在此情况下需保证尽量将新闻最朴实简短地还原；社会越轨事件纵深长，波及范围和后续情况都难以预料，媒介需要随时跟进，小块的信息被不断挖掘和反馈；在社会越轨事件发生后，媒介往往力有不逮，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媒介融合进一步强化使新闻完整性得以维持，受众获取的都是媒体获得的信息与“草根记者”们提供的文字、语言、影音资料的整合……因为以上原因，社会越轨事件很难不落“碎片化”的窠臼。思想的深度、逻辑的缜密、表达的精致在新闻真实性、及时性面前一再让位，零散化的“小叙事”当道，这是后现代主义秉承解“元叙事”的重要表现。
（三）传播效果
在社会越轨事件中，各传播主体编成网格化的传播图像，各组信息交织，在每一个节点又可延展出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固定的阵营，也不被普适的价值观所缚，而是根据被传播者预设的立场所生。在这样交互式的传播环境下，价值体系被解构，重构成多元价值观。多元传播观念下，没有传播者和受众之分，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信息的主次特性也荡然无存。
投身大众传播极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自我价值，公众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大大提升，这无疑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由于信息交互平台具有极大开放性，民众被这一默许的自由权利所激励，对于恶性社会越轨事件进行狂欢式解读，过度重视自身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略了媒体的引导教育意义。一味鼓励个人意志的释放，会使网络监管机制式微，受众模糊媒体焦点，社会失德现象难以遏制。（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