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世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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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政教关系；克吕尼运动；格列高利改革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36-04

欧洲中世纪政教斗争的实质是不同集权路线间的竞争。11世纪晚期，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教皇革命，既是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分水岭，亦构成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克吕尼运动是格列高利改革的主要渊薮之一，研究者遂多称之为政治运动。[1]（P11～12）事实上，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但它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克吕尼运动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及其与道德革新运动的关系。

一

近代以前，无论东西方，道德问题一直在史传政论中占据核心位置。就西方思想史而言，自希罗多德直到卢梭，道德问题始终是理解治乱兴衰的关键。道德风尚既为一时代的枢纽，自然不能如现代政治经济学般，将之归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并列的条目中，作为综合控制的一个方面看待。事实上，迄至近代，道德风尚仍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且要求这许多方面共同效力于移风易俗。道德风尚的优劣，与其说是时代的一个方面，不如说是时代的整体表征，且其含义中，修齐治平的意味极重。所以，“世而后仁”“百年而礼乐兴”等说法，并非中国特产，实是近代以前中西主流思想界的共识。

古人论世事成败，多本道德；历来教会改革，多因败俗。所以历次教会改革，多是要振兴气象、改善风俗。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作为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看待的。格列高利改革之前，已有数次规模宏大的道德振兴运动。改革（reformare），其意初非革新，而是返回。大概人性中本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振作与堕怠相互缠斗所遗留的辙迹，似乎指示出一条不变的法则：道德风尚的兴衰正如夏冬交替般，循环不已、无始无终。这种经验式的结论遭到克吕尼运动的挑战。克吕尼运动不仅意在振风淑世；随着运动的进展，又逐渐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即能否依靠制度克服人性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2]（P75）

二

严格而言，克吕尼运动只是10世纪以来诸多道德振兴尝试之一支。然而，由于克吕尼运动发展顺利，影响甚大，且与11世纪中叶开始的教皇革命关系密切，遂成为10世纪至12世纪教会改革的旗帜。与当时其他教会改革者的主张相似，克吕尼要求整肃宗教礼仪，强化本尼迪克教规，力返以守贫、守贞、服从为要旨的基督教德行，反对地方世俗权贵对修道院人事权和财产权的干预。[3]（p72～73）

从其主张来看，克吕尼运动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克吕尼之所以当世成功、垂鉴后世，主要不在其主张的新奇，而在于其达到目标的手段十分有效。这个有效的手段即是集权。集权使克吕尼运动化腐朽为神奇，开启了教会史上的崭新一幕。[4]（P271）

在外部关系方面，克吕尼的集权表现为摆脱地方权贵，直接隶属教皇。909年，阿基坦公爵威廉授权在克吕尼营建修道院，准其不受地方权贵干预，直接隶属教皇管辖。931年，约翰九世即确认克吕尼的自由和特权。1027年，教皇约翰十九世宣布主教无权对克吕尼施以诅咒或惩罚，从而使之超脱于所有主教管辖之外。1032年，克吕尼又正式摆脱一切世俗权贵的控制。[1]（P68-69）一百余年里，克吕尼逐渐摆脱各种教俗权贵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克吕尼也日益落入教皇手中。这里的悖论是，当克吕尼彻底超脱各类权贵干预之日，正是它无可避免地沦为教皇私产之时。[5]（P264）

在内部关系方面，克吕尼的集权则体现为一种科层分明的等级制度。由于教皇及不少教俗权贵的支持，克吕尼的改革颇见成效。于是，旧式修道院纷纷效法克吕尼，按照克吕尼模式新建的修道院也不断诞生。为保证改革的方向和效率，这些修道院逐渐与克吕尼建立起程度不等的隶属关系，遂形成影响巨大的克吕尼派。[6]（P135-136）至11世纪前半期，当圣奥迪洛任克吕尼院长时，克吕尼派已建立起等级明晰的体系。克吕尼居于等级制的顶点，其他修道院则为下属机构，其负责人称分院长（Priory）。这些加入克吕尼体系的修道院，除受克吕尼管辖外，不受任何主教或世俗权贵控制。各分院的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克吕尼修道院长手中，不但各分院长，且各分院修士都要定期向克吕尼述职。此外，克吕尼体系中的所有修道院须遵循统一的教规和仪礼。[4]（P104）

尽管有上述内外两方面表现，克吕尼的集权并不如我们所想的彻底。一方面，克吕尼并未将赌注全部压在教皇一边。它虽明确要求摆脱地方权贵，但对于皇帝和国王的宗教权威并无异议，反倒有所依恃；教皇虽长期为其庇护，但克吕尼终不为教权高于皇权的主张张目。[7]（P86）另一方面，各分院对克吕尼的依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分院保留修道院长一职，有的分院则有隶属时限。[6] （P82-84）虽然集权趋势明显，但克吕尼的实际管理体制却较为松散灵活。尤为重要的是，克吕尼并未控制各分院的财产，在日常事务方面也多任其自理。这就使人事权控制独木难支，更多地表现为私人性的而非制度性的。11世纪中叶起，日益庞大的中层官僚集团掌握了克吕尼体系内大部分事务，克吕尼修道院长的权威则逐渐沦为某种象征。[1]（P133）

寻找或制造新的、更有朝气的修会以代替克吕尼派势在必行。这样的替身或继承者，在12世纪有西多会，在13世纪有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16世纪则有耶稣会。只要教皇权力奠基于道德革新，这样的兴替就无可避免。道德革新成就了教皇权力，也束缚着教皇权力，它使这种权力依赖于道德亢奋和政治浪漫情怀，最终在现实生存的低俗欲望面前付出巨大代价。13世纪屠灭法国南部阿尔比异端，14世纪至15世纪教会大分裂，16世纪至17世纪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等都是明证。这种有缺陷的权力结构依赖道德革新，也滥用着道德革新，直到道德与生存被扭曲为水火不容的两极。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使命即是重新厘定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长期滥用道德以服务于权力目的，最终导致道德与政治疏离，在这矫枉过正的漫长历程中，道德与政治的正当关联也隐而不显。以道德革新开端的政治集权，竟以道德与政治长期疏离而告崩溃，这正是历史的嘲讽和可鉴之处。

[参考文献]

[1]H.Cowdrey， The Cluniacs and the Gregorian Reform，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70.

[2] 弗里德里希.欧洲思想史[M].赵复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D.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London： Longman， 1988.

[4]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盛葵阳，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W.Ullmann，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n， 2004.

[6]G.Tellenbach， The Church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Tenth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G.Tellenbach， Church， State and Christian Society at the Time of the Investiture Cont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3.

[8] W.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1n， 1961 .

[9] A. H.Thompso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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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F.Cantor， Church， Kingship and Lay Investiture in England， 1089-113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M].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