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6: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屈原的离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离骚》 屈原 生命 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6-0-01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算得上是直面死亡、言及死亡最多的一位诗人。其中，在其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就有七次：“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佤兮”、“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阽余身而危死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以最彻底、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理想、对待信仰、对待他人生中的一切，即便是对死亡。其生死观的基础是情感和坚持，是“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理想的双重固持”，即积极的生命态度与准备好了的死亡选择，看似矛盾实则形成高度统一的观念、心理，它们构成了屈原生死观的特殊性与永恒性。
首先，《离骚》反复表现出屈原随时准备终结自己生命与对时间流逝的紧迫感的矛盾。
一般来说，一个准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对时间的流逝是不太在意、不太关心的。屈原却相反，他对时间有着超乎常人的紧迫感，有着特别的个人时间体验：“汩馀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通常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此时他对楚怀王仍寄以希望，对楚王室的幻想仍然没有最后的破灭和绝望。暂的政治失势使屈原更加珍惜时间，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而是要“及前王之踵武”、“謇吾法夫前修”，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是“恐皇舆之败绩”，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而担忧。
其次，《离骚》反复表现出屈原随时准备终结自己生命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名之不立”的焦急感的矛盾。
“恐名之不立”，即担心自己的美名不能早一点确立。这种生命观是积极的，屈原并不在意于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在意于个人作用的社会承认，而是全身心关注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至于“名”，可以称得上是屈原个人的审美追求和信仰，他希望自己达到一种审美的最高境界。他以“丽服”、“精玉”暗喻对美的追求，以兰草、芰荷象征人格的高洁，甚至连他的政治理想也以“美政”来命名，而屈原对时光的极度珍惜是以对理想、对至美的追求为终极条件的，在死亡与这种追求之间，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会放弃追求。
最后，表现出屈原随时准备终结自己生命与热爱生活、热爱故土和民族的矛盾。
一般而言，一个对生活极度灰心、悲观厌世的人才会自杀。而屈原却恰恰相反，准备走向死亡却丝毫未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屈原对民族、对人民、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在其诗作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为民生的艰难而痛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为人民的痛苦忍耐，“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甚至为民众的苦难敢于责骂上苍，“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离骚》中，在屈原看来，生命的本义在于本性的保持，人要为自己的理想（包括人格、政治、社会三种理想）生存，而人的一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为此他才有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假如人不能按自己的理想生存，那不如不生存，这样活下去并没有意义。因此，正是对生命、对民族的热爱，对美的至爱，屈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汩罗自沉；也正是汩罗自沉，更显示出屈原对生命、对民族、对国家、对美政的激情和追求。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代的儒家、道家理论中也有对生命、对生死的阐释和宣扬，并对中国人的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将屈原和儒、道两家一起作个简略的对比。
道家的生死观集中表现在《庄子》一书之中，“庄周梦蝶”与“妻死，庄子鼓盆而歌”两个故事生动、形象、典型地代表了道家的生死观：生与死都是虚无一体的，此生即彼死、此死即彼生。将梦与醒、生与死强加确定、区分，只能是受外物之羁绊、束缚，而顿生计较之心，此无异于对生命之残害。因此，像样的对时间的紧迫感、焦急感，在道家看来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庄子就是要用这种极端反常的判断打破人们对时间的固有概念，从而进入一种“天人合人”的无时间境界。
儒家生死观与道家生死观大多是相对的。儒家注重生，对死则取回避态度。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儒家并不是怕死，“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儒家也认识到人之生死为自然变化之常理，主张对死亡泰然处之；然而因为认识到死亡的必须性，才能注重在世时建功立业。儒家最为显著的是进退观，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当个人利益与道义不能两全的时候，儒家坚决主张舍生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x也”（《孟子・告子上》）。
综上，屈原的生死观是不以理性判断为主，而是个人情感的力量占主导，它出于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对生命的珍惜、对国家、对民族、对信仰的赤诚，是“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理想的双重固持”。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 中华书局 2008年11月第6版
[2]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中华书局 2004年9月第1版
[3]金开诚：《屈原辞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
摘 要： 江苏编写组推出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语文》节选了屈原《离骚》前二十四句，并将之分为三个层次，逐一分析与点拨，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苏教版必修三《语文》 《离骚》 美政大业
一
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编写组（以下简称编写组）推出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语文》（必修三），节选了屈原《离骚》前二十四句，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它在全诗中具有总纲性质，能具体代表《离骚》的内容和风格。为了指导广大师生解读《离骚》，编写者像对待其他较艰深的课文一样，专门设立了“对话专栏”。所谓对话专栏，就是编写者开辟了一个读者与作者互相对话交流的天地。在对话专栏中，将节选的二十四句分为三个层次，每层都为八句，对每个层次都作了分析与点拨，集中体现了编写者对《离骚》（节选）的基本观点。编写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却打了折扣，甚至对《离骚》（节选）的解读作了误导。同时，与《离骚》（节选）教材相对应的教学参考书有关资料，基本上是该对话专栏内容的强化。此套教材发行了七年。江苏是教育大省，外省也有不少学校用此教材，毫无疑问，编写者对《离骚》（节选）误导的消极影响较大。因此对《离骚》（节选）的解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那么，怎样对屈原的《离骚》（节选）进行正确的解读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循鲁迅先生提出的“知人”、“论世”、“顾及全篇”评价作品的原则。具体来说，我们必须抓住《离骚》的主旨与核心美政，即屈原的政治理想，并结合离骚的结构加以剖析。回顾《离骚》的全文：作者首先叙述自己的身世、生辰、担当大任的条件和为王“弃秽改度”、“导夫先路”的决心；其次艺术地再现与党人斗争的经过和悲剧结局；再次通过“四次对话”、“三次神游”，表现屈原斗争失败后上天下地、留楚不能，去楚不忍的极其矛盾而痛苦的心情；最后作者写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懐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美政”，没有人同我一起去实现，我将如殷代的彭咸那样投水而死，以死报国。此是篇末点题，卒章显志。“美政”二字如一轮红日照亮全篇，使全篇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的含义，都找到归宿。从结构上说，当代楚辞研究大家萧兵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中指出：“应该说，《离骚》的艺术构成相当严整，例如开头是追溯自我的诞生，结尾则暗示自己死亡。首尾呼应，浑然天成。”所以，应当从屈原的生平与理想、《离骚》的主旨与结构方面去解读节选部分的《离骚》，否则，就易陷入解读的误区。江苏编写者就是这样。为了具体指出其问题所在，我们按照《离骚》（节选）的三个层次对对话栏的内容依次加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努力挖掘在语言表象下隐藏的伟大灵魂，并以此与江苏编写组诸先生商榷。
二
《离骚》（节选）第一个八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编写组解读道：“开头八句，叙说高贵的出身，降生的祥瑞和美好的名字，表现出高度的庄重自爱。”这样解，未免太不确切，太不了解屈原，甚至歪曲屈原形象了。屈原为什么强调自己是古帝高阳的后代？为什么自报其父的名字？为什么又强调父亲给自己起的是一个嘉名？难道屈原真是为了表现自己“高度的庄重自爱”？非也。因为屈原处于战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非常时期”，但由于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一直在走下坡路。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宗，楚国的贵族，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不能坐视楚国一天天的衰败，没落乃至灭亡。他说这些表明他不愿做楚国的不肖子孙，挽救楚国的危亡，振兴楚国，实现美政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曾经为高校培养楚辞研究人才的专家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中，对这几句做了准确而到位的评点：“初度之美与生辰之吉，一切条件毕具，则使用降字，以比于世之大任，盖当之无愧也。”
《离骚》（节选）第二个八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对前两句编写组解读道：“内美句承上，修能句启下。体现了诗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这种结论不确切。内美指的什么？即内在的美德；“修能”即美好的才能，这两句是承上面第一个八句而来。如果说第一个八句，通过写出身的高贵、姓名的美好，主要是表现自己具备担当的历史大任的条件，那么这两句则是从“内美”与“修能”两个方面进一步表现自己具备担当历史大任的条件。总之，这里从出身、品德、才能几个方面集中表现自己担当历史大任的条件优势。怎么能说是诗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呢？那么美德、才能从哪儿来的呢？屈原深知：“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抽思》）于是，他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就艺术地告诉人们：“内美”与“修能”，是“扈江离”“纫秋兰”博采众长的结果。最后编写组总结道：“以上八句，焦虑之情，忧患之意，溢于言表。”这个结论也不够全面、不够到位。诗人到底焦虑什么，忧患什么，编写者没有说。说这是指“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则较确切。为什么诗人这么说？因为屈原写《离骚》时，正处于“老冉冉其将至”的盛年。即屈原被第一次流放的楚怀王时期，其时四十岁左右，正是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年龄，也是时光稍纵即逝的年龄，所以屈原担心“恐年岁之不吾与”。时间不等人，这就表现诗人对振兴楚国、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决心大显身手、一展其能的迫切心情。那么，当还未被君王任用时怎么办呢，那就“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作者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搴木兰，揽宿莽”，进德修业，时刻为君王召唤，担当大任做准备。这才是正确的理解。
《离骚》（节选）第三个八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编写组解读道：“‘草木’二字总承上文芳香之草类，久固之木类；‘美人’二字，兴中有比，寄意于君。”这是对第三个八句前四句的分析，未必准确。对君“寄意”什么？编写者没说。“日月忽其不远兮，春与秋其代序”，对这两句，编写者更未置一词。日月不停地运行，春与秋互相更替，此两句富有哲学意味，写时光易逝，规律无情，所以才会有下两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想到草木也要凋零，我担心君王也要变老，那么振兴楚国的大业就会成为空谈，这表现了诗人对君王的担心和对祖国的忠诚。对“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这两编写者句评道：“上句词直，下句意婉。”是这样吗？不是。实际上，这两句句式和语气都是一样的。上一句“不抚壮而弃秽兮”前是承下省一个疑问代词“何”字，意为：为什么不趁壮年抛弃秽政？（按：编写者将“弃秽”注为“丢秽恶的行径”，显然指的是君王，当然也通，但笔者以为“秽”解为“秽政”更好，与“美政相对；着眼于国家大政。）为什么不改革这种不善的法度？二者都是用反问句式表示肯定的内容。因此，两句皆“词直”意亦直，写屈原对楚王的规劝：抛弃秽政，改革法度，表现屈原的坦率，对楚王的忠诚和对振兴楚国的设想。屈原早在受到楚怀王信任当左徒时，曾受怀王的委托，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于是上官大夫对屈原竭尽谣诼、诬蔑、挑拨离间之能事。于是，不仅使这次变法流产，而且使怀王“怒而疏屈平”（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屈原始终念念不忘变法，于是就在《离骚》中艺术地表现出来了。他以大胆、直率、几乎大逆不道、带有几分责备的口气说：“何不改此度？”这哪儿有一点意婉？对“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两句编者点拨道：“崇仰真理，当仁不让。强烈的道德觉醒。”对此论我更不敢苟同。这两句是崇仰真理吗？非也。当然，不是说这两句与真理毫无关系，而是说这两句主要说的不是真理，更不是讲对真理的态度，而说的是振兴楚国，“弃秽改度”的大业。所谓当仁不让，也应该指此。至于“强烈的道德觉醒”云云，屈原这里讲的是道德吗？不是，更不是道德觉醒，而是表达诗人在未来的实施美政、完成统一的大业过程中，愿为王前驱，冲锋陷阵，充分地显示了诗人的志气、勇气与豪气。屈原这两句诗正如萧兵所分析的：“这虽不是‘神游’、‘飞行’的开始，却反映他对光明对理想、对‘美政’一贯固执的追求，而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相一致。”而江苏编者却说是“道德觉醒”，我觉得江苏编写者这样解读《离骚》太臆说、太随意。
总的来说，《离骚》节选部分，作者通过叙述与比兴手法，表达了自己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先辈的美好期望，表明自己具备担当大任的条件及对建功业的渴望，对君王的规劝与忠诚，抒发了在未来的美政大业中决心为王前驱的壮志豪情。综观《离骚》全诗内容，就是艺术地表现屈原在为实现美政理想的过程中，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毁灭的过程，表现了屈原坚持真理、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节选的这二十四句，实际上是《离骚》全文的纲领。它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编写组在对话栏的点拨与分析，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倾向是很难成立的，而且编者用“庄重自爱”、“自我价值”、“道德觉醒”等现念来解读，分析概括《离骚》和屈原的精神，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岂能如此解读《离骚》？我才疏学浅，不揣冒昧，愿以此与江苏高中语文编写组诸位专家商榷。
（本文涉及到江苏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二单元，2008年第四版）
摘 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2人教版第三单元第二课节选了屈原《离骚》的一部分。课文注释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中的“民生”理解为“百姓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另一种说法，作“人生”理解。到底哪种理解更符合原意，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本文着重从《离骚》标题含义及创作动力，节选部分内容及行文逻辑、全诗的叙述角度等几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词： 《离骚》 民生 人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2人教版第三单元学习先秦到南北朝的诗歌。其中第二课节选了屈原《离骚》的一部分。课下注释将第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中的“民生”注解为“百姓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另一种说法，作“人生”来理解。查阅相关资料，矛盾重重，说法不一。如王逸《楚辞章句》云“乃太息长叹，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难，以陨其身，申生经，子胥沉江，是谓多难也”。一方面解释“民生”为“万民受命而生”，把“民生”理解为百姓，另一方面又说申生自缢子胥沉江就是多难的证明，说明屈原有与之相同的遭遇。那么，“多艰”的到底是百姓还是屈原自己？我们在该课的教学中到底是把“民生”理解为“百姓的生活”还是“人生”？这值得我们去思索去探究。因为这有助于学生深入准确地理解作者及作品。
笔者认为，按照对整部《离骚》的整体把握及节选部分内容的理解，把“民生”理解为“人生”更准确，具体说来，就指屈原“坎坷而艰难的人生”。
具体理由如下：
从《离骚》标题含义及创作动力来看，离犹“罹”也，指遭受或遭遇了某种挫折或磨难。“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之怨生也”。由司马迁对《离骚》标题含义的解释及创作动力的说明可以看出，屈原写作《离骚》重在抒发自己满腔的怨恨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屈原列传》也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为了重振国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由此可见，整部《离骚》都在表现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忠怨之情，都在为自己人生的不幸遭遇大声疾呼！
由节选部分内容可知，该部分内容主要叙述作者因崇尚美德，坚持美好的品行受到周围众人的嫉妒和诽谤，君主也冷落了他。他一方面表明誓死坚持正道，不与群小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当初选择的道路的后悔，同时决定隐退，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好德行永不改变。该部分正如戴震在《屈原赋注》中所述“言君信谗之故，而已终不随流俗”“设为退隐之思，言事君虽不得，而好修不变”。可见，节选部分不涉及百姓或人民，只是谈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及对待此事的坚定态度。
从节选部分的行文内在逻辑来看，把“民生”理解为“人生”也是合适的。我们试以节选部分第一段为例分析其行文内在逻辑。选文第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谈到自己的遭遇或人生的不幸，所以才“长叹息”“掩涕”，接下来，作者谈到了不幸遭遇的表现。“余虽好修以羁兮，又申之以揽。”接着表述自己对待此事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怨愤，怨的对象有三：一怨灵修，二怨众女，三怨时俗。因此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接下来，作者表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的生存状态“郁悒余傺兮，吾独穷困乎此事也”。接下来，继续陈述自己的决心或态度“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接下来，通过比喻说明自己的这一决心“鸷鸟之不群兮，至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夫孰异道而相安？”，接下去，继续表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最后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总的来说，课文表现出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遭遇――表现――原因――决心――怨愤（灵修、众女、时俗）――处境――决心――说明――处境――决心。可见，在选文部分，他只是谈到自己处境的艰难及造成其“穷困”的主客观原因，并多次重申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由此看来，只有把“民生”理解为“个人遭遇或人生”才能符合这一逻辑关系。
从全诗的叙述角度来看，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的，分别使用了“朕、余、吾”等称谓抒写自己的不幸命运及遭遇，表述了他遭受迫害后的心情，并表示他会坚持正道，九死未悔，也就是说叙述对象是屈原自己，所以，应将“百姓的生活”改为“个人遭遇”。另外，如把“民生”理解为“百姓的生活”，那么，“哀民生之多艰”一句的主语即为“民生”，而选文当中并没有表现百姓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辛，反而却在表述自己命运的坎坷与不幸。这不是与文章内容违背吗？同时，也与下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矛盾，百姓生活既已如此多艰，哪有什么喜乐爱好可寻！
综合以上几点理由，选文部分应将“民生”理解为“人生”，至少应将“人生”列为第一注解更为准确，也更容易为学生理解把握。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晞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内容，它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艺术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著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总结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攄：《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千古之人，际遇所苦多矣，但我却独怜屈原。《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由于朝政混乱，权贵勾结，楚王昏庸无能，屈原很快被疏远，终遭流放到汨罗江畔。
怀着对屈原的好奇，我按下了时空遂道的键，来到了汨罗江畔。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屈原脸色憔悴，形体枯瘦，双日正远望着远处，又好像要投江自尽一般。我忙呼道：“慢哉！慢哉！”
我说：“你为何要这样呢？”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话毕，我深深一颤，平时只在书上看到这句话，可是此时的屈原说出来却别是一番感觉，那种坚定，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在他的身上凸显得淋漓尽致。
我又问：“凡是聪明的圣德之人，都不固执已见，而能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然世人都是混浊的，你为什么不随着大潮糊里糊涂往前混呢？”屈原答道：“我宁可跳进常流常清的江水，葬身于江鱼之腹，又怎能让自己高尚的品质蒙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呢？”
屈原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我一时无言以对。在我未反应过来时，屈原怀抱一块大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江面只留下一片涟漪。
也许，有的人会说屈原愚笨，不懂得变通，何苦要这样呢？可是，他是在执着自己的理想、事业。为自己理想执着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说：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愚笨。
屈原一生创作很多，他敢于直抒胸臆向老天提问，便有了《天问》，后又有《离骚》。鲁迅更是对此评价甚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10个字中也肯定了《离骚》重要的艺术价值。
面对着那一片片涟漪，我的所思所感慢慢的飘向了远方，长久地景仰着一代伟人。
关键词：离骚；神曲；综述；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对《离骚》和《神曲》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就但丁和屈原出身家世、时代背景、人格精神等进行的比较研究。如1988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屈原和但丁》一文，[1]从两位诗人的出身家世、生活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写作技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研究。
蔡守湘先生《屈原与但丁》一文，通过二者比较研究来探讨世界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规律，指出屈原与但丁创作浪漫主义文学的心理机制相同，形成这种心理机制的主客观条件也类似，他们强烈的集体意识和鲜明的个体意识结合，凝结为创作的主体意识，成为创作内驱力；之后探讨了构成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要素：“驰骋想象，纵笔虚构；取材诡异，进行超现实的描写；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最后论述了二者的相异之处及原因，得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即无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浪漫主义文学，都是从古代神话发源，以主体意识作为内驱力，进行虚构，运用象征手法，进行超现实艺术描写奇特诡异的题材，借以评判现世人生，表达作者的理想。[2]该篇文章立意较高，力图通过对两位作者及作品的比较探究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规律。
李昌云等《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一文，结合两位诗人身世、作品，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两种不同的人格核心：求诚与求真，屈原一生只为对君主表明其诚心，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君主，未能获得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但丁的人格核心是求真，即对真理的追求，“西方知识分子求真，首先是针对自身的，即是认识真正的我，对自己人性中的善恶都要进行梳理”；中国知识分子“求诚”，解决的是一个人应该怎样的问题，而西方知识分子“求真”，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人是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更好的问题；最后探究了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中西方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的产生方式等。[3]这篇文章挖掘比较深刻，通过两位作家作品比较，深入到了各自的文化内核，以各自的文化系y作为参照背景，触及到了中西方知识分子人格核心等深刻问题。
常勤毅《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一文，探讨两位有诸多相似的诗人如何得以产生及他们作品不朽的美学特质。该文指出，孕育着改革风暴的动荡时代，矛盾、复杂又开放的思想和忧患意识，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涵的高洁人格，具有开拓性的艺术独创等是一个伟大作家得以产生的条件；指出两位作家作品的不朽在于规模宏大的体制及浪漫主义表现手法。[4]
可以看出这一类文章中有的挖掘比较深入，丰富了比较研究成果。此外还有几篇也属于这一类文章，但是相对来说属于浅层的比较，论述需要进一步深入，此不多做介绍。
第二类比较研究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黄颇《比较论》从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出身的阶级、个人的社会理想、政治遭遇和才情学识出发，比较二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指出二诗都塑造了诗人理想化的美女形象，都采用了梦幻文学形象。[5]
吕永《与》指出两者在“匡恶顺美、激浊扬清”上的相似性，两部作品采用幻游形式，采用了当地民歌格律，都吸取了方言俗语入诗。[6]
翟振业指出《离骚》和《神曲》都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都批判现实社会，艺术上两者比喻和象征的运用都十分出色；指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将直陈与象征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象征性艺术形象；《神曲》擅长明喻，使用明喻有两种方式，一是先写主体，后以客体作喻，二是先写客体，后与主体相比；《神曲》的象征则有丰富的表现，有的人物是象征的，有的事物是象征的，作品结构也是象征的。[7]
这类文章都遵循了一定的模式，即先谈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再讨论艺术特色。这些文章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从作家身世、时代背景、人格精神等出发进行研究的方法，但是开始聚焦于两部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比如翟振业《与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对两部作品的比喻和象征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但是由于仍旧是采取主观阐释的方法，论述起来层次不怎么分明，没有看到象征实质上是位于文本不同层级上的。
第三类文章聚焦于比较研究两部作品的审美特性或者文学性。李万均比较了《离骚》和《神曲》的戏剧性，指出《离骚》中的灵氛、巫咸等就是扮演的戏剧角色，《神曲》的天堂篇几乎全部由对话体组成；此外还比较讨论了两部作品的象征性及形象塑造，指出它们的比喻多具有象征性，分析了丈夫、美人、花草、太阳、动物形象等的不同象征意义，辨析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8]李万均的论文摆脱了从作家生平身世、时代环境出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涉及到了两部作品的审美特色，就戏剧性、形象塑造、象征意义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对于从美学特征上认识两部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古人与草木为伴，人们相信草木具有祀神悦神、驱邪祛毒、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浴兰汤兮沐芳”说的就是用兰、蕙、芷等草木洁身，而熏烧香草以示虔诚。
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被称为“离骚体”。在《离骚》中，屈原哀婉缠绵、如泣如诉的情感跃然纸上，他引领世人来到一个香草美人的浪漫国度，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今日我们重读《离骚》悲歌，重读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重读他的抱负、遭遇以及全部的喜怒哀乐，无不为屈原美丽而又纯粹的心灵而震撼。那么，《离骚》中这些被屈原深深喜爱着的香草你认识几种呢？
江离、辟芷和秋兰
江离亦作“江蓠”，又叫 “川芎”、“蘼芜”。据辞书解释，这种植物叶似当归，香气似白芷。“芷”的本义是说香味令人止步的草，辟芷即白芷，《朱熹集注》中又将辟芷解释为生长在幽僻处的芷草。秋兰，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多在秋天开花，故而得名。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译文：我把江离和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在身上。光阴似箭我惟恐跟不上，岁月不等待人令我心慌。
木兰和宿莽
木兰科植物大多花色鲜艳，香气浓郁，因其花香如兰似杜，也被称为“杜兰”、“林兰”。木兰的花蕾可入药，用作药材时称“辛夷”。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兰桂常常一起提到，象征君子志行。宿莽即紫苏，可入药，具有特异的芳香，原产于我国。
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译文：早晨我在大坡采集木兰，傍晚在小洲中摘取宿莽。时光迅速逝去不能久留，四季更迭，变化有常。我想到草木已由盛到衰，恐怕自己的身体也在逐渐衰老。
申椒、菌桂和蕙兰
申椒即花椒，全株均具香味，果实至今仍是重要的食品调味料。花椒种子在古代常用于泡酒，除具特殊香味外，也有辟邪驱毒的作用。花椒植株果实累累，子多而香，极易繁衍，古人多用于比喻子孙满堂。汉代称皇后的居所为“椒房”，亦取“蔓延盈升”的吉兆。用椒和泥涂墙，有满室温暖之意，长乐宫染陀薪贩康睿后来泛指后妃居住的宫室。
菌桂即香木，又名“肉桂”，也是我们常说的平安树。蕙兰别名“中国兰”、“九子兰”、“夏兰”等，在我国一花称“兰”，多花称“蕙”，古人称一茎九花为“蕙”，也称“蕙花”。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
译文：从前三后公正德行完美，所以群贤都在那里聚会。杂聚申椒菌桂似的人物，岂止是优秀的蕙和。
留夷和杜衡
留夷即芍药，被人们誉为“花仙”和“花相”，且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五月花神”，因自古就作为爱情之花，现已被尊为七夕节的代表花卉。古时男女惜别时常互赠此花，因此芍药又名“将离”、“离草”。芍药在《红楼梦》中也是一种重要的花，史湘云醉眠芍药茵是《红楼梦》最美丽的情景之一。
杜衡又名“杜葵”、“马蹄香”、“土细辛”等，生于阴湿有腐植质的林下或草丛中。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译文：我已经栽培了很多春兰，又种植香草秋蕙一大片。分垄培植了留夷和揭车，还把杜衡芳芷套种其间。我希望它们都枝繁叶茂，等待着我收割的那一天。它们枯萎死绝有何伤害，使我痛心的是它们的质变。
秋菊
秋菊即，别名“九华”、“黄花”、“帝女花”，是名贵的观赏花卉，也称“艺菊”，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约在明末清初传入欧洲。国人极爱，在古代曾被赋予吉祥、长寿的含义。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下面让我从《橘颂》谈起。先看原诗：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宜，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橘颂》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半部分重在描述橘树本身，后半部分缘物抒情，由颂橘转为颂人。全诗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并借以表现自己的美好品质和追求理想的坚定意志。诗中“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二句，更是诗人一生的写照。
深固难徙是屈原的天赋品格
屈原在以橘拟人的过程中，首先强调了橘树生来的秉性不凡，这就是诗歌的前六句：“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按王逸的解释：“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习南土，便其风气。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有异于众也。”这个解释很好。这让我们想起《离骚》的前十二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于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我们将《橘颂》与《离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诗人将橘树看成是皇天后土造就的与众树独异的嘉树，这不与《离骚》开头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一样吗？诗人说橘树自幼便只能服习南国，“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这与屈原宁死也不肯离开楚国不也是一样吗？接下来屈原用十句话描写橘树的品质不凡，“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宜，而不丑兮。”这不与《离骚》中所言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同质吗？
读过《离骚》，我们都知道，在这篇长诗的开端，诗人用自叙的笔法，先介绍自己出身的高贵，接着介绍自己的生年和名、字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灵异和才能的不凡。这两点极其重要，他是屈原性格得以养成的天赋，是他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的基础，也是其坚持独立的个人节操的由来。因为他是帝高阳之苗裔，与楚国血脉相连，所以他的一生都离不开楚国。这也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橘树的天赋品格。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生坚持伟大的理想，追寻前王的踪迹，谋求楚国的强盛，为此宁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美政”理想是屈原的终生追求
屈原“独立不迁”的精神之所以伟大，不仅仅表现为他的故土之爱，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故土之爱转化为对“美政”理想的终生追求。所谓“美政”理想，就是楚国的繁荣昌盛。在屈原看来，要达到这种“美政”理想，关键在于楚王，他应该像前代圣王一样有纯粹的品格，畏天敬贤、举贤授能、遵循法度、关爱人民。他坚信“美政”理想的正确性，因为他来自诗人对前世王朝盛衰治乱的理性分析：“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为此，屈原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群小的谗言诽谤而一再进谏：“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对于屈原这种敢于直言进谏的精神，后人往往将其称之为“忠”，如王逸《楚辞章句》就说：“言怀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谗言而疾怒己也”“謇謇，忠贞貌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谏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屈原也自称这种行为是“忠”，《惜诵》：“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思君其莫我忠兮”“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屈原之“忠”与专制社会所标榜的“忠君”做一区分。在秦汉以后的专制社会里，所谓“忠君”，就是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泯灭个体人格。这并不是先秦时代“忠”字的本义。何谓“忠”？《说文解字》说：“忠，敬也。”《左传・僖公九年》：“（晋献）公曰：‘何谓忠贞？’（荀息）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忠”，主要指的是内心的诚、敬、关心民生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在关键的时候敢于为国牺牲。屈原心中的“忠”，就是忠于民、忠于国家，而绝不是忠于君主个人。他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地向楚王进谏，不是献媚讨好，谋取个人私利，而是要通过楚王的施政来实现“美政”理想。在他心中，他与楚王虽是君臣关系，但并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因此，为了追求理想，他敢于批评楚王，敢于作楚王的前导：“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所以，屈原之“忠”，不同于后世专制社会所标榜的“私忠”和“愚忠”，而是为国为民的“公忠”和“大忠”。这也是他坚持独立人格的重要基础。
对个体人格的终生坚守
屈原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出身高贵，秉赋不凡，他自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肯有半点的懈怠。“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览洲之宿莽。”他把加强个人操守看得特别重要，一生从未放弃。他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於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他把保持高尚的个体人格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独立不迁”品性。
屈原对自己高洁人品的追求，与他的“美政”理想追求是相辅相承的。他所以把个人的操守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要实现伟大的“美政”理想，就必须有非凡的个人才干和敬德修业的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非凡的才干，楚王当初又如何能够信任他并委之以重任？如果没有非凡的才干，屈原何以至死都对自己的理想追求充满了自信。可以说，高尚的个体人格追求，是屈原实现“美政”理想的基础。
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屈原对个体人格的追求，与他的“美政”理想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在楚国那个污浊的社会里，他对个体人格的追求反而成为小人们攻击的对象，从而使他的现实处境极为艰难。屈子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决不同流合污，在与世俗的抗争中愈发显出其人格的伟大。他在《橘颂》中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离骚》中亦有类似记载：“余虽好以Z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v兮，又申之以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既是他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最好的内心表白，为此他宁愿像彭咸一样投身而死，用宝贵的生命践履人生的理想。
“美政”理想的实现和个人品行的不断完善，这两者都是屈原毕生的追求，是诗人宁死也不肯放弃的。这也是在《离骚》《九章》等诗歌中，诗人为后世所树立的伟大人格形象。所以，对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我们决不能用“爱国”两字来进行简单的评价，更不能用“爱国”两字遮蔽了体现在他身上的高尚个人品格。屈原所爱的并不是抽象的楚国，而是希望在楚国实现“美政”理想，为此他奋斗了一生，坚守了一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他那高尚的道德节操和独立人格。没有这种坚守，屈原所谓的“爱国”便成为一个空洞的说教，也无以成就屈原的伟大。因此，充分认识体现在屈原身上的高尚道德节操和独立人格，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屈原的根本所在。
弘扬屈原个体精神的现实意义
今天，如何认识屈原呢？我们应该将屈原回归到他所生活的时代，从其作品中发掘出更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精神。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大解放的时代，也是士阶层个体人格张扬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除了诸子百家学说对后世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外，在个体人格的追求上也有几位杰出的人物。第一位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孟子。第二位是拒绝与统治者合作，追求绝对自由精神的庄子。第三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宁可献出生命也绝不妥协的屈原。和孟子、庄子相比，屈原是一个更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坚持完美的社会理想，又坚持高尚的个人品格，为践履理想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这种独立的个体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现代人格。
关键词：依经立义；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经典；权威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87—06
金克木先生说：“按照古代惯例，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好比新开店也要用老招牌，不改字号。中国儒家是‘言必称尧舜’，其他家也多半这样标榜祖师爷。外国古代也不是例外。从印度到欧洲古代总要引经据典，假借名义，改窜古籍，直到‘文艺复兴’还要说是‘复兴’（再生）。其实古书的整理和解说往往是已经‘脱胎换骨’了。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已是柏拉图自己了。中国汉代‘抄书’整改了一次，宋代‘印书’又整改了一次。”①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②
刘泽华先生说：“‘五经’与圣人之言被普遍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引经据典，联系实际便成为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和套套。许多人的聪明才智用来进行两者的结合。”③
金先生说是“古代惯例”，刘先生说是“套套”，其实也就是“俗套”，有“套路”、“惯例”的意思，只不过是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冯先生没有说是什么，但他“旧瓶装新酒”的比喻与金先生的“新店老字号”差不多，都是指儒家“言必称尧舜”之“古代惯例”。金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应用很广，不仅是儒家，其他各家，乃至外国，从印度到欧洲古代都是如此，“言必称尧舜”与“言必称希腊”异曲同工；冯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历史悠久，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从汉代到清朝，整个经学时代都是如此。刘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影响很深，许多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上面去了。
那么，它叫什么名字？这是最有意思的，诸位先生都没有给它命名！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无从指称。不过，诸位先生就自己的理解给出了他们的解释。金先生说是“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冯先生说：“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
收稿日期：2012—07—19
作者简介：曹顺庆，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成都610064）。
王庆，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成都610064）。
以其所见。”刘泽华先生说是“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并认为这是我们“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可是绕来绕去，我们究竟有没有名字来指称它呢？“依经立义”一词，可以准确地指称这个“古代惯例”。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就试图从文化范型和话语方式构建的角度重审孔子的地位与影响，以“儒家‘解经’话语模式及其‘依经立义’意义建构方式的奠定”为题论述孔子的地位和意义。“孔子以‘述而不作’的解读经典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解读方式，或者说建立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以尊经为上、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弥漫着浓郁的复古主义气息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并由此产生了‘微言大义’、‘诗无达诂’、‘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等等话语表达方式，对中华数千年文化及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和极为深远的影响。”④近年来的思索使笔者更加认识到“依经立义”对中国文化构型影响至深，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依经立义”一词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拈出来的。它来自于汉代以来关于屈原的论争。两汉时，如何评价屈原是文化界的大事。班固说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而王逸却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两人对屈原的评价立场相反，态度迥异，但都以是否合乎经典为标准，这就有意思了。刘勰总结汉家论《骚》各派：
悼屈原
——端午节有感
昨夜子规声啼催，今朝汨罗带泪归。
《离骚》一曲哀民生，谁人诵之不含悲。
屈原，这位本欲厉治革新的伟大诗人，因小人谄害，终未被重用，且横遭流放，眼见国破民苦而无力回天，痛不欲生，投了汨罗江。
"长太息以掩啼兮，哀民生之多艰。"人民的流离失所，撕扯着他的心肺，空怀着满腔的报国志而无法施展，他的苦闷可以想见，投江，成了他解除痛苦的唯一选择。
人民为纪念他，因之有了粽子，有了赛龙舟，有了端午节。
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农民，不仅免去了农业税，还有了粮食补帖。从农民的笑脸中，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伟大的诗人屈原若在，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政治昌明，祖国昌盛，一定会重写《离骚》将其诗句改为："长欣喜以欢呼兮，兴民生之多光。"
祖国正向富强迈进，人民正向小康飞奔。欣逢这样的盛世，汨罗江不再呜咽，欢快地向前奔流着……
每到端午节，伟大的诗人屈原，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历史反思。
读好《离骚》，你会发现，自己整个心灵都受到了净化还有对情感的升华，没错，面对生活，人生的道路，我们都要持有自己的原则，屈原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玿质其犹未兮”一说，哪么我们又何尝不可有自己的看法与坚持!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离骚的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离骚的知识点1.写出下列通假字的本字，并解释其义
(1)错：偭(miǎn)规矩而改错(通“措”，措施)
(2)邑：忳(tún)郁邑余侘(chà)傺(chì)兮(通“悒”，忧愁苦闷)
(3)圜：何方圜之能周兮(通“圆”)
(4)离：进不入以离尤兮(通“罹”，遭受)
(5)章：芳菲菲其弥章(通“彰”，明显，显著)
(6)反：延伫乎吾将反(通“返”，返回)
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实词
(1)掩涕：长太息以掩涕兮(掩面拭泪)
(2)谇：謇(jiǎn)朝谇(suì)而夕替(谏争)
(3)替：謇朝谇而夕替(废弃，贬斥)
(4)虽：虽九死而未悔(纵然，即使)
(5)众女：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喻指许多小人)
(6)蛾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喻指高尚德行)
(7)遥诼：谣诼(zhuó)谓余以善(造谣，诽谤)
(8)偭：偭(miǎn)规矩而改错(背向，引申为违背)
(9)度：竞周容以为度(法度，准则)
(10)溘：宁溘(kè)死以流亡兮(突然，忽然)
(11)异道：夫熟异道而相安(不同道)
(12)尤：忍尤而攘诟(罪过)
(13)伏：伏清白以死直兮(守，保持)
(14)相道：悔相道之不察兮(观察，选择道路)
(15)及：及行迷之未远(趁着)
(16)止息：驰椒丘且焉止息(停下来休息)
(17)初服：退将复修吾初服(当初的衣服，比喻原先的志向)
(18)岌岌：高余冠之岌岌兮(高耸的样子)
(19)游目：忽反顾以游目兮(放眼观看)
(20)缤纷：佩缤纷其繁饰兮(繁多)
(21)未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不会改变)
3.解释下列加点的古今异义词的古义
(1)浩荡：怨灵修之浩荡
①古义：荒唐。
②今义：形容水势广阔而壮大
(2)工巧：固时俗之工巧兮
①古义：善于投机取巧。
②今义：技艺巧妙
(3)改错：偭(miǎn)规矩而改错
①古义：改变措施。
②今义：改正错误
(4)穷困：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①古义：处境困窘。
②今义：经济困难
(5)流亡：宁溘(kè)死以流亡兮
①古义：随流水而消逝。
②今义：因灾害或政治原因被迫
4.指出下列加点词语的活用类型并释义
(1)鞿羁：余虽好修姱(kuā)以鞿(jī)羁兮(名作动，约束)
(2)：谣诼谓余以善(动作名，的事)
(3)群：鸷鸟之不群兮(名作动，合群)
(4)死：伏清白以死直兮(为动用法，为……而死)
(5)屈、抑：屈心而抑志兮(使动，使……受委屈，使……受压抑)
(6)步：步余马于兰皋兮(使动，使……步行)
(7)高：高余冠之岌岌兮(使动，使……加高)
(8)长：长余佩之陆离 (使动，使……加长)
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5.指出下列句子的句式特点
(1)不吾知其亦已兮(宾语前置)
(2)唯昭质其犹未兮(固定句式)
(3)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定语后置)
(4)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被动句)
(5)虽体解吾犹未变亏(被动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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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6.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余虽好姱(kuā)以鞿(jī)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译：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约束自己啊，早上进谏而晚上即遭贬黜。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译：这也是我心向往的美德啊，纵然九死也不后悔。
(3)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译：宁愿突然死去，随水流而长逝啊，我也不肯做出世俗小人这种丑态。
(4)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译：到朝廷做官而不被(君王)接纳，又遭受指责啊，就退隐了， 重新整理我当初的衣服。
(5)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译：裁剪荷叶做上衣啊，缀缝荷花花瓣做下装。
(6)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译：不了解我也罢了啊，只要我本心确实是美好的。
(7)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译：再加高我高高的帽子啊，再加长我长长佩带。
(8)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译：世上的清芳和污浊杂糅在一起啊，唯独我明洁的品质还没有亏损。
(9)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译：即使被肢解我还是不会改变啊，难道我的志向是可以挫败的吗?
屈原离骚读后感品鲁迅之作，感慨万千;读冰心散文，细腻委婉;然而，屈原诗歌，给人留下的却是无限激情与对祖国的忠诚!
端午节——是中国人的民族节日，为了纪念屈原而产生。
有人曾说过：“初读好书，似遇新友，重读此书，似会旧友。”的确如此，第一眼见到《离骚》二字，就觉得这是一本意味深刻的书籍。果然，大约一看后，无法真正明白作者想要通过书来表达的情感。反复斟酌后才略知一二。
“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句是我最难忘的一句。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却在字里行间充分的透露出作者希望报效祖国，为国家效力的热衷这情，“我委屈着自己的心智，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暂且认同把谴责和羞辱一起承担。”
是啊，也许屈原那热血沸腾的心我们终生无法亲身体验，可我相信，就如他所说的：“我不能和今人志同道合，但却心甘情愿沐浴彭咸的遗辉。”好一幅幽美恬静的水墨画卷，好一种看破世俗，红尘的浩荡之气，好一位用生命来铸成宏伟诗篇的屈原。
读好《离骚》，你会发现，自己整个心灵都受到了净化还有对情感的升华，没错，面对生活，人生的道路，我们都要持有自己的原则，屈原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玿质其犹未兮”一说，哪么我们又何尝不可有自己的看法与坚持!
读好《离骚》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却知道了为何它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珍瑰宝——它是一部感动人们，激发人们，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作品。
离骚的构思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
我揩着眼泪啊声声长叹，哀叹人民的生活多么艰难。
我虽爱好修洁严于责己，可早晨进谏晚上即遭贬。
他们弹劾我佩带蕙草啊，又因我采白芷加我罪名。
这是我心中追求的东西，就是多次死亡也不后悔。
怨就怨楚王这样糊涂啊，他始终不体察别人心情。
群臣都妒忌我的丰姿，造谣诽谤说我妖艳好。
庸人本来善于投机取巧，背弃规矩而又改变政策。
违背是非标准追求邪曲，争着把苟合取悦作为法则。
忧愁烦闷啊我失意不安，现在孤独穷困多么艰难。
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媚俗取巧啊我坚决不干。
雄鹰不与那些燕雀同群，原本自古以来就是这般。
方和圆怎能够互相配合，志向不同何能彼此相安。
宁愿委曲心志压抑情感，宁把斥责咒骂统统承担。
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
后悔当初不曾看清前途，迟疑了一阵我又将回头。
调转我的车走回原路啊，趁着迷途未远赶快罢休。
我打马在兰草水边行走，跑上椒木小山暂且停留。
既然进取不成反而获罪，那就回来把我旧服重修。
我要把菱叶裁剪成上衣，我并用荷花把下裳织就。
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罢了，只要内心真正馥郁芳柔。
把我的帽子加得高高的，把我的佩带增得长悠悠。
虽然芳洁污垢混杂一起，只有纯洁品质不会腐朽。
我忽然回头啊纵目远望，我将游观四面遥远地方。
佩着五彩缤纷华丽装饰，散发出一阵阵浓郁清香。
人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啊，我独爱好修饰习以为常。
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改变，难道我能受警戒而彷徨?
2、赏析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