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6: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传播，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例一：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具有传播渠道多、方法灵活、意义丰富、反馈及时的特点的文化传播方式是
A. 手机 B. 电视广播 C. 互联网 D. 人际传播
例二：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是
A. 大众传媒 B. 人口迁徙
C. 商人的贸易活动 D. 现代教育
例三：以下各项属于文化传播方式的是
A. 教育 B. 报纸、杂志
C. 用手机短信发送信息 D. 电视、互联网
以上是学生在测验中错误较多的三道题，必须指导学生正确把握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传播手段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
文化传播方式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它指的是文化传播中的具体方式、行为，如商人进行贸易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小到亲朋聚会、外出旅游，大到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可视为文化传播的途径（方式）。
文化传播手段是指文化传播总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实现，这些传播媒介，就是文化传播手段。烽火狼烟，晨钟暮鼓，驿寄梅花，鸿雁传书，从这些古语中，我们看到古代的各种文化传播手段，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等发展阶段。
例一中的手机、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属于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播的手段，而不是文化传播方式，只有人际传播是文化传播方式，而且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具有传播渠道多、方法灵活、意义丰富、反馈及时的特点，故选D。而例二中的人口迁徙、商人的贸易活动和人际传播，是文化传播方式，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只能选A。
（2）联系：
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传播手段也有密切的联系，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所以文化传播方式（途径）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播手段。
文化传播手段是文化传播方式的媒介，但对文化传播手段的运用则属于文化传播方式，如报纸、杂志、书籍属于文化传播手段，但阅读报纸、杂志、书籍则属于文化传播方式；电视、互联网是文化传播手段，而利用电视、互联网新闻属于文化传播方式；手机是文化传播手段，而利用手机短信传递信息则属于文化传播方式。
【关键词】异化翻译 文化传播 关系 作用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4-0025-02
一、引言
在如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外国语言文字材料引入国内，通过各领域翻译工作者的努力，国内民众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人们希望了解外国文化的这种需要也在不断上升。这便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将外国的语言、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展现给国内读者。从翻译策略上来讲，异化翻译策略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良好途径，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异化翻译的涵义及其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一）异化翻译的涵义
谈到异化翻译，便不得不提到归化翻译。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两者主要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划分的。归化翻译是指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倾向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则是指在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上倾向于源语的翻译策略。
（二）异化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的活动，以沟通两种语言文化。使一种语言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翻译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翻译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文化传播。可以说，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两种主要策略。
另一方面，异化翻译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这是由异化翻译的特点决定的。异化翻译强调保留源语的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化意象和语言表现形式，译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及再现原文的异域性。韦努蒂把异化翻译定义为“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因此，异化翻译避免了归化翻译造成的源语文化的缺损，将译语蕴涵的外国文化尽可能完整地展现给了国内读者，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三、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异化翻译的理论依据是语言的开放性与渗透力，因为语言文化不是封闭的，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吸纳、包容能力。因此，异化翻译可以将大量的源语表现形式引入本族语之中，充实和丰富本族语的表现形式，在本国文化中注入异域文化，使本国民众和译语读者感受异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并且增进文化间的了解、缓和文化冲突。
（一）异化翻译能够极大地丰富本族语的语言
异化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处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时，必然会将一些不同于母语的新的表现形式引进到本族语之中。而这些新的表现形式蕴涵着原民族的文化内涵，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使这些本民族原本不存在的新兴语言进入到本族语之中，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增强其生命力。
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外来语在本族语之中都很难找到与之对等或文化意义匹配的表达，尤其是英语习语。译者除了忠实地表达原文习语的意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原文习语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修辞效果以及其民族、地方特色等。这时，采用异化翻译就可以尽量保留源语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例如，早年“honeymoon”一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林纾将这个合成词的两部分分别按字面意义译出（honey“蜜”，moon“月”）构成“蜜月”一词，指“新婚后的一月”。如今，该词已从最初的洋味十足变得人人皆知，完全融入本族语体系之中。
（二）异化翻译有助于拓宽读者文化视野
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即尽可能把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译语读者。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译文要“保留原文的丰姿”。而且，越来越多读者希望通过译文欣赏外国作品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底蕴，了解中外之间的异同。因此，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翻译时，应着力于全面、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介绍源语作品的全部文化意蕴。异化翻译更强调保留源语作品的语言表现风格和文化蕴涵，并且使译文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异域特征，因此能在文化交流和拓宽读者文化视野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其实，中国文化本来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始终善于甚至急于接受异质事物”。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英语谚语、习语通过异化翻译进入汉语，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滚石不生苔)。
对于英语谚语翻译，“千万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因此，像那些在汉语之中根本没有对等或者类似表达的英语谚语，异化翻译能够把原文所承载的有关异域历史背景、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信息如实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从而有助于通过丰富读者的阅读经验，拓宽其知识面和文化视野。
（三）异化翻译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球村”、“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熟悉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异化”翻译便架起一座桥梁、搭起一个平台，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能让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直接接触西方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树立文化差异意识，通过了解进而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改变对策，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例如在英语和汉语一些谚语中，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同一个词语在英语和汉语中的指代意义也完全不同。如英语谚语“as timid as rabbit”，按归化译法可以译为“胆小如鼠”，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文化上的减损；而采用异化翻译将其直译为“胆小如兔”，就能够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可以将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和汉语中的形象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文化传播是翻译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而异化翻译是源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的翻译，异化翻译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异质，从而有助于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文化体系，使译语读者了解更多的源语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并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必将涉猎更多的领域，为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2]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中国翻译,2000,(2)
日本政府力推“国民酷产值”
2009年3月，日本外务省任命3名少女为“日本流行文化传播员”，作为向海外传播日本流行文化的大使，因为她们的形象被认为符合日本流行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卡哇伊”。
所谓“卡哇伊”，在日文中本意是“可爱”。这三位“日本流行文化传播员”，代表着“卡哇伊”的三种流行风格：短裙学生校服、甜美的淑女妆扮和公主般的“洛丽塔”形象。
在“卡哇伊大使”的仪式上，日本外务省官员吐露了推广流行文化的另一目的:希望她们在帮助日本摆脱当前经济衰退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其实，从新世纪之初，日本政府在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推广上做足了功夫，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坏和随之而来的长达十余年的所谓“平成萧条”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日本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在世界市场的受挫，也许日本政府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传播上的“国民酷总值”。
2002年，ACG(既包括动画和漫画，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商品生产、服务和流通，如流行音乐、电玩及其对服饰的影响)堂而皇之登上了严肃的学术杂志《外交政策》，美国政治分析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敏锐地注意到ACG已经成为日本“软实力”的标志，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将其称之为“国民酷总值”(GNC，Gross National Cool)。2003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出关于日本大众文化的特辑，指出日本正从一个“制造国日本”向“文化国日本”转变，ACG及其衍生物甚至取代了电子产品和汽车的地位，成为代表“日本”的符号。
一向敏感于西方国家评价的日本政府很快注意到了这一风向。
2005年，日本民间组织“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向政府提交了专门的报告书，分析了包括GNC在内的日本文化引起的世界关注，建议政府采取主动的文化输出政策，通过向海外宣传日本文化的魅力，使世界各国的民众自觉地对日本形成亲近感;同时，接纳来自海外各个领域的人才，进行能进一步吸引世界、影响世界的文化再创造。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不仅要求提高GNC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希望日本能成为世界文化再造的核心据点，甚至要从日本文化中生发出足以改变世界的普世价值。这个充满漫画色彩的提案得到了小泉政府的回应，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一环，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专门的“文化交流部”推动软实力建设。
2006年5月，当时小泉政府的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动漫文化“圣地”秋叶原的一次活动中提出以流行的动画、漫画为中心的“文化外交”概念，倡导通过外务省与民间的通力合作，推进日本的动画、漫画、音乐和独特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举行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外交使节就任仪式”，任命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动漫文化大使”。在这个高调的仪式上，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十分客气地请求机器猫“作为动漫文化大使奔走于世界各地，介绍日本是个怎样的地方”，而“大使”则愉快地抱着一堆红豆饼回应大臣，他会尝试向世界传达普通日本人在思考什么，想创造什么样的未来。
日本政府认为，一只诞生于1969年、已经操着数十种语言征服了世界各地无数观众的笨拙善良的“猫”，要远比那些政府宣言和口号更有说服力，也是提高“国民酷总值”的最好办法。
法国人给文化贴上“标签”
说起法国，浪漫、精致、自由、唯美、崇尚艺术……这些文化符号甚至“标签”，会伴随着头脑中有关法国的电影片断，一起涌入你的脑海。法国人善于使用各种手段给自己贴上一切美好词汇的标签，围绕这些标签的文化产品不断地受到推广和追捧，并最终成为法国文化的代名词。
以法国电影为例。法国影片海外发行单位法国电影联盟成立于1949年，受法国文化部国家电影中心领导，同时也接受法国外交部的“政策取向”的赞助资金。通过在世界各地举办法国影片专题电影节，法国电影联盟为最新的本国电影巡回造势，吸引众多影迷的关注，以扩大其海外发行，推动法国电影“走出去”。
《天使艾米莉》的精灵古怪、《放牛班的春天》的优美温馨、《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内敛，这些风格不同的法国电影被鲜明地打上了“小众”、“艺术电影”等标签。长镜头、蒙太奇的运用、少得可怜的对话、挖掘人物最内心的独语等特点已经成功地使标签具体化。电影这个重要的大众媒体，成为了法国文化最生动的“推销员”，将法国特色推广给了世界各地的影迷和观众。
除了将本国电影推广出去，法国政府还试图将国际上的摄像机“拉过来”，向更多的电影观众传递法国风情。2008年底，法国文化部长和巴黎市政府纷纷表示，欢迎更多的国际摄制组来巴黎拍片，尤其是国际大片的剧组，并许诺只要国外摄制组在法国的花费超过100万欧元，就可以得到法国政府的经济补贴。
尽管从商业上来讲，巴黎作为艺术中心的地位如今已经被纽约、伦敦等地所取代。但法国电影在应对市场化冲击的同时，始终坚持孤芳自赏的态度，极少放弃自己的艺术特色，这也是法国文化的又一大标签。
美国:大环境保证企业创造力
2009年3月9日是芭比娃娃的50岁生日。虽然芭比只是女孩子们手中的玩伴，但不要小看这个娃娃玩具，因为从她50年永不衰老的花样年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在社会环境和政府力量的支持下如何将本国文化成功传播到世界各地。
虽然现在大部分芭比都产自中国的玩具工厂，“她”却拥有45个不同国籍，足迹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调查显示，72%的波多黎各女孩和49%的智利女孩人手一只芭比;在欧洲国家，芭比仍然是销售第一的女孩玩具……
芭比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她的百变形象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更成为美国时代变迁的缩影。
在美国，企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能充分发现需求，充分发挥创造力，不断制造满足最新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并在需求中打造市场。正是这些环境因素悄悄地支持着芭比创作者和公司团队不短创新，延续着芭比的文化传播力。
被员工戏称为“粉红帝国”的芭比的老板――美泰研发中心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芭比娃娃的大本营。这里有 50多位顶尖设计师、12位知名造型师和一支庞大的市场营销团队。虽然时下的美国经济不景气，这个“粉红帝国”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降至19.4亿美元，净利润约1.76亿美元，其中由芭比娃娃产生的利润只占约四分之一，但更多的利润来自于芭比品牌的周边产品。
如今，天命之年的芭比并没有止步退隐的想法，反而把中国和亚洲作为自己新事业的落脚点。现在的上海淮海路，就开设了一家6层高、面积3500平方米的“芭比上海”旗舰店。
另外，美国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对企业的支持也具有积极作用。和韩国政府通过法律推动本土影视产业发展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除了法律保护和规定外，并不会过分介入市场和企业的运作。所谓人性化的管理和支持，指的是企业在申请具有创新意义的产品时，不太会受到政府的束缚。芭比娃娃在推出女兵芭比时，正是经过美国国防部特批，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女兵芭比走入市场。
（一）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沉淀并且传承下来的珍贵财产，它一方面是值得我国公民自豪的文化，另一方面更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文化与传播从始至终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文化传播可以被划分为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内部传播是指拥有本质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外传播则是指拥有本质不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内传播，可以让本民族本群里的同质文化产生互动与融合，由于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群体组成较为一致，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亦较为容易被受传者所接受，因而使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与发展。对外传播，由于群体组成差异性较大，每一群体受到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容易遭受到文化的冲突以及传播障碍，并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因此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民族的认同感与文化传承，而对外传播上，不仅仅只是文化输出，更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新筛选，选择适合的文化对外传播，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不同的传播策略与手段，运用科学的传播渠道与媒介，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更是一种完善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
（二） 文化传播有助于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尽管我国拥有着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却并未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并对外进行传播。这也导致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并不对等。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也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对我国文化不了解的国家，对我们产生抵触思想。《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的作者，雷蒙・道森，曾在这本书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有时是富裕的、先进的、美好和诚实的；有时却又是愚昧的、可怜的、虽弱和狡猾的。”其实，中国一直都是和谐的、友爱的、文明开放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错误的理解，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进程造成了阻碍。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更主要的还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帮助外界对我国文化有一个更好地了解，并深刻意识到我国崇尚和平与和谐，并通过这一途径，在国际社会营造我国良好的形象。
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提升软实力，都可以通过对本身优秀文化的借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同与包容。而我国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当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具备了独特的文化元素以及丰富的内涵，更应该努力去把它传播出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从而加强我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我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展现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三）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先进文化普世价值、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对外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快中国优秀文化普世价值的实现步伐，进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向世界输出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多种文化与文明的碰撞，相互冲突与融合。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源于文明间的歧视，即自认为处于文化主导地位并拥有强大民族优越感的族群，为实现某种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发展路线相背离，进而产生对外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行为。所以说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当处于某种文明里的人群执意将自己族群的文明冠以普世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时，其他民族或国家文化为了捍卫与抵御文化入侵，流血牺牲也就变成一件在过于正常的行为了。
因此霸权文化的传播只基于霸主国家自身对其文化的认同，不能代表全世界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积极向外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此来提升整个世界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增强本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这种背景下，只有真正优秀的、基于民族文化平等观念传播的文化才更容易实现其普世价值。而一个具备普世价值的文化应该是和谐、友爱、平等的。
因为中华文明积极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和”字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中国文化里常说的“以和为贵”传播的便是一种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相互包容的思想。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它肯定了文化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博爱、奉献、变通等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用它宽和包容的胸怀与的理念化解了诸多矛盾冲突，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所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是全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阳明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定位
一、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尚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确切定义，相关的理论探讨也鲜见。郝朴宁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可视为较系统性地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传播主体、符号和内容、传播介质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揭示了传播在民族文化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与力量，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构建民族文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有几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文化的维模功能、文化适应、文化的圈层性、文化融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他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点建构于民族文化的延存、传播、传承之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七个层次的建构要求。同时，作者应用传播学的方法与框架，将民族文化传播放在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大视野下，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现代建构内容。这些思路和观点，尽管尚未达到建构起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层次，但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播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传统大众传媒的民族文化传播效力
传统大众媒体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也是覆盖面和渗透力最为广泛的媒介形式。配合国家的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大量涉及民族内容的节目和栏目、专刊等被制作并广泛传播。对于大众传媒在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优势，基本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实践中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实际效力，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和评判。张燕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方面具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其实际存有的功利性，导致传播初衷与实际的议程设置效果之间产生了偏差，造成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的某种异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原本的文化品质。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丧失了民族文化最真实的面貌。故而她强调，大众传媒应充分尊重和维持民族文化的本真状态，从整体和细节上做到真实展现，才能真正发挥大众传媒传播民族文化的效力。刘祥平在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指出，大众传媒在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宣传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大众媒体是很难完成传播地区民族文化，促进当地旅游形象建设的任务。唯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形式，同时配合外部优势媒体的传播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传播的作用，提升传播效果。另有学者从个案出发，探讨了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从电视节目的主体元素角度探讨了大众传媒如何提升民族文化传播效力的问题。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有关网络、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相关探讨数量最多，这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庄晓东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为背景，探讨了网络媒介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互动，以及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实证考察，作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和网络环境下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考察，提出了当地网络媒介建构民族文化的新模式，尤其强调并分析了民族意识建构的相关情况。陈峻俊认为，网络以其传播优势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面貌，不仅扩展了民族文化传播的视野，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模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观念。通过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可极大地开发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潜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对于网络保护抑或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争议，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低门槛、互动性、自媒体特征，使得族群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不但不会导致某个民族文化的退化，反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和谐，更好地平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阎敏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与具体的策略性措施，建议通过联合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地打造文化传播精品内容；同时根据民族文化的特色，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细分传播内容，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集中性与针对性；提倡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体验式民族文化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特色。孔钰钦以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为基础，分析了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可行性，提出从“建立新媒体动态生态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少数民族新媒体书店”、“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链”几个方面入手，开辟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渠道。相比前两类微观层面的策略性探讨，张竞月和王金磊从宏观上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民族文化消费畸形”、“对外传播受限”、“文化符号机械复制”等问题，并给出“构建国家共同文化”、“进行民族分层化传播”、“民族文化大数据传播”等建议，同其他学者一样，他们也主张建立民族文化传播的产业链，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从而在吸引更多关注者的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学者针对“微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微信、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各种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都将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建立信息化平台，制定出符合具体民族文化内涵的微信息传播方式与路径，从而有效地拓展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提升传播力度。此外，自2008年开始举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平台，会议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积极探讨了有关新媒体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问题。
四、民族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另一大成果集结领域。在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不断与他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部分交融的动态过程。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必然绕不开它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情况，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现实，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利与弊、得与失，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在同族外文化的互动中得到传扬与承续，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杨芳芳从宏观视角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民族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特性。且随着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得各族文化之间在相互适应与融合的同时，也造成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异化与原有文化传统的消解。因此，她从全球传播和文化霸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文化只有平衡好汲取外族文化的文明成果与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和文化主旨的关系，增强文化传播力方能得到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李娜用传播学的框架，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方式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爬梳了三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形态与途径，并从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上对传播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此为基础，提出少数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特质，即“生产生活的需要”、“娱乐化”、“地缘特质”，这三个方面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影响。另有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良性传播与互动对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还有不少研究者针对民族文化的表层结构，如民族服饰、舞蹈、音乐、习俗、体育等的跨文化传播价值与策略进行了专项研究，个别学者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影视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和效果给予考察，倡导通过这些可以跨越民族间差异的方式，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以促进本族文化的外部认知与传扬，从而完成保护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任务。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禁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以少数民族禁忌在传播中的特殊性为基础，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从传播者、传播系统和受众三个层面分析了民族禁忌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情况与机制，为更好地控制跨文化传播中的这种负面因素，提高传播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与人类文明的创造历程相始终。这是广义上的文化传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此意义而言，文化传播伴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诞生、发展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着具体民族文化的自身变化发展逻辑，也是一个不断同外部环境和外族文化博弈、汲取、交融、再生的过程。因此，讨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需明确具体民族的文化衍生逻辑与路径、文化的实质性内涵，以及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与条件等基础性信息。通过考察一个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可间接性地窥见该民族的文化变迁轨迹，进而为有的放矢地提出有效的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提供依据。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对于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具体的某个民族或民族地区为例而展开，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现代化、全球化、新媒体环境等外部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上，通过揭示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化传播的策略，进而为该民族或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传承保护服务。王海飞以裕固族为对象，探讨了外来文化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途径概括为媒介传播、教育传播和社会文化传播三种模式，对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的产生过程中，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通过揭示裕固族文化变迁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文化变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播生态建构和重构的可能性与过程张春辉通过对三少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描述，对三少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内容、受众、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三少民族文化的现代装型与文化传播策略。葛艳玲以石河子地区的汉族移民为对象，研究了其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历史，她以考察石河子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历史来源与迁移原因为基础，通过实地访谈与调研，提出了当地汉族移民的文化传播与变迁机制。相比较同类的研究，葛艳玲在考察所研究民族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时，对其文化形成的历史与原因进行了分析。但遗憾的是，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缺乏对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的文化传播机制的考察，研究多集中于现代的语境，从而割裂了文化传播在民族文化形成与历史发展中演进的逻辑脉络。这就使得在探讨民族文化保护的文化传播策略时，缺少纵向层面的关照和动态地、历史地眼光，一些措施与方案的提出也因此而显得根基不牢。未来的研究在加强民族文化传播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探讨的同时，应着重于开拓对各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研究领域，或可探讨分区域、分类别地实施民族文化保护战略与措施，将微观的研究更加细化、具体化，使之更具操作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石蓉蓉 单位：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
什么是文化?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的问题，就象钱钟书老先生说的那样：“文化到底是什么?本来还清楚呢，你一问倒糊涂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这说明，在每一个学者心日当中，都有一个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化定义。我国学者在使用文化概念时，主要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大维度。广义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总之，不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成果。
文化不仅需要创造，还需要传播。任何文化的发明创造，都凝结着人类巨大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为私有财产藏匿起来，那它的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文化的价值，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体现；也就是说，人类不仅要创造文化，还需要传播，让更多的人分享它，实现它的价值。即文化是传播的产物，文化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体现其价值。由此可见，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传播指的是文化从一社会到另一社会、从一区域到另一区域以及从一群体到另一群体的互动现象。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构成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交融实现文化的传播。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人们共享文化的过程，是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不断被传送、强化和使人们接受的过程。
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文化传播方式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或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它指的是文化传播中的具体方式和行为。文化传播的方式有很多，语言是人类早期用来交流思想、情感。相互理解的主要方式；然后是书籍；接着是广播、电话、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以及网络等现代传播工具。文化传播手段是指文化传播总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实现，这些传播媒介，就是文化传播手段。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等发展阶段。
二、文化传播与德育
一般说来，德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传习一定的社会意识、社会规范，形成受教育者一定品德的活动。具体说来，德育是教育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在教育者施教传道和受教育者受教修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政治准则和法纪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法纪、道德品质的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德育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文化的社会活动。文化传播丰富了德育的内容、开阔了德育工作的视野，增强了德育的感染力，推动着德育现代化的发展。
(一)文化传播开阔了德育的新视野
鲁洁老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自觉地在文化层面上来思考道德教育问题，这实际上限制了我们对道德教育的全面认识与理解。我们应该把包括德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把它放入文化学的视野加以审视和剖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拓宽了我们对于教育包括德育现象理论认识，使我们得以更为充分地把握其内在规律，更加自觉地全面发挥它的功能。
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地域和国界的信息传播交往空间，内容极为丰富，实现了全球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共享。可以这样说，人们通过这些文化传播方式获取知识，了解国际社会动态，发表议论，交流思想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已成为人们开拓新视野的主要工具。第一、它们使信息实现了跨时空、跨国家、跨民族的大交流，它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更利于人们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文化扩散到世界各地，从而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第二、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更有利于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第三、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科技含量较高，它使人们意识到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从而有利于激活人们的创新意识。
随着文化传播的发展，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使用，让我们应改变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采取新的对策，充分利用它们的特点，使我们德育的视野越来越宽广。
(二)文化传播开辟了德育的新渠道
文化传播开阔了信息共享空间和渠道，使人们可以及时获取所需信息。人们利用那些先进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使那些本来枯燥无味的内容，经过加工制作成为形象逼真、趣味生动的内容使学生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其中，网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人际交流环境，大家在这个环境中交流时既不存在空间的隔阂问题，也不存在交流者的身份、地位、职业和年龄问题，相互之间也无须见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和心理戒备，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家可以在其中推心置腹的讨论问题。人们可以利用网络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正确的思想信息来教育与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为我们的德育工作开辟了新渠道。
关键词新媒体；档案；传播；策略；探析
1新媒体给高校档案文化传播带来的影响
1.1新媒体的普及
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媒体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媒体主要是体现在报纸、广播等方面，现在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为主体来进行信息的传播，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与支持。档案文化信息的传播也不例外，档案文化工作者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海量信息等巨大优势随时把档案信息传递给他人，这样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手机、微信、微博等方式及时地阅读各种信息，并且可以进行相关交流。
1.2档案文化传播
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和储存，真实的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及活动方式的转变，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档案储藏文化、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档案文化的传播引领人们不断向前。人类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更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档案文化的需求。档案文化传播的媒介有许多，如报纸、杂质、广播、图书等，档案文化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有论文、著作、原始档案、照片，还有录音录像等。档案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2当前档案文化传播现状
2.1档案文化传播有一定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档案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档案文化的传播还仅仅是局限于档案管理工作者当中，并没有被大众所熟知，所以说档案文化的传播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档案文化传播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媒体为主
目前档案文化传播主要依赖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的主要方式还是档案讲座、档案文化沙龙等，这种传播方式速度非常慢，而且受众面积小，传播的内容不能及时更新。
2.3利用新媒体进行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低
新媒体的出现对档案文化的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档案机构开始寻找新的传播方式，譬如手机、微信等等，但是由于档案管理部门各方面的限制，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还没有真正地运用到档案文化上。
3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途径分析
3.1新媒体环境下要求档案工作管理者必须具有档案文化传播营销意识
档案工作者不是单纯的将其整理、归纳、保存，更重要的是树立文化传播营销意识，将档案文化传播开来，档案是真实的记录，它不是一潭死水，原原本本的保持在档案馆里，只有将档案文化传播出去，才能体现它的重大意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已经在其他文化传播的各方面凸显出效果，所以，作为档案管理工作者也必须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及时地更新传统的观念，不断的引进新的品牌理念，促进档案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3.2提升档案文化传播工作者素质，熟悉并掌握新媒体知识和技能
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还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业绩关键在于档案工作管理者的自身建设，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新媒体对档案工作的新需求的任务刻不容缓。现阶段档案工作者思想比较保守，对新媒体的认识还保留在比较浅显的阶段，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利用新媒体技术将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最大化的利用。所以针对此现象，应当对档案管理工作者进行相关的培训，首先，要对档案工作者进行新媒体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其次，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的洗礼，取长补短，主动进步，促进档案文化传播取得质的飞跃。
3.3重视与用户的互动沟通，增强档案文化传播的交互性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特点。所以，档案管理者应该及时的了解人们的兴趣，并积极的与其沟通、互动。借助新媒体的渠道搜集人们不同的意见，并积极整理和反馈，新媒体的交互性营造了一个开放式、共享性的交流氛围，让档案管理者与人们交流的同时，轻松开展了档案文化的传播工作，提高了档案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准确性。
3.4搭建档案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媒体形态不再局限于报纸、电视等，大批的新兴媒体开始涌现出来，为档案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的新媒体平台，如网站、微博等。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这种便捷的方式来获取需要的信息。档案工作者可以建立档案网站，通过声音、文字、图像或视屏等将档案内容切实的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交流学习，这种方式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促进档案文化的信息化、网络化有重要的意义。
4结束语
档案文化传播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档案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档案管理者要尽快树立文化传播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以公众为服务对象，利用新媒体优势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这样才能为档案文化传播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促进档案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菲，李灵风.大众化：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利用的发展路向[J].山西档案，2011（1）：21-33.
[2]钟立扬.新媒体技术背景下高校档案工作的创新路径[J].浙江档案，2010（4）：35-36.
一、认知模式传播：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具体的跨文化行为进行研究，因此创立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1．减少传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理论是由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阐述了焦虑程度以及心理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人们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是否自信是直接影响焦虑程度、群体的相互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的根源。由于文化的差异，外籍听众在收听节目时难免对中方主持人所表述的信息产生误判，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信息就会存在一定的怀疑和误解。上文提到的在外语广播播出中设立中外主持人，由于外籍嘉宾及主持人在文化背景上与外国受众相同，因此外籍受众就能够从心理上找到安慰，从而有助于信息的理解。在王牌英语教学节目《英语PK台》中，每期节目都是由一名中国主持搭配一名外教进行节目的互动，其主要针对国内热爱英语、渴望学习如何准确运用英语的受众。外教有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而又以母语为英语的身份在受众间确立了威信，这样就能够打消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质疑，让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英语实践中更加自信。随着对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原因也取决于文化差异中的个人因素。受众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参与者，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对于同一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难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设置受众互动平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受众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平台将自己的疑问进行互动，从而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回馈。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在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中设立了网络受众的留言区，受众可以根据当前直播的节目内容与主持人进行网页的互动。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主持人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从而选择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解答或是在网站的互动主页上回答受众的问题。《英语PK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受众在微博、微信或者独立站点互动区为主持人留下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且单独设立了下载页面，把节目中的问题以及回答制作成文本形式方便受众的下载，让受众更加直观深刻地面对问题。
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
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
2．心理上强调传播者以及受众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消除自身对于异文化的刻板印象；
3．在行动上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实现跨文化传播行为。北京外语广播的人员构成以年轻的员工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曾拥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因此他们在节目的采编以及制作上都能够以跨文化的国际视角进行节目的制作，从而使节目内容能与外籍受众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此外，每个节目中外主持人之间的配合也相对默契，若遇到在某一话题上的观点冲突，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因双方观点上的冲突使节目本身受到影响。
作者：范乐頔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一、《甄嬛传》在美国市场遇冷的原因
（一）与美国主流价值观相背个人主义和追求平等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个主流价值观。本文通过分析《甄嬛传》中价值观与这两个价值观的相背解释其遭遇“文化折扣”的原因。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强调以“我”为中心，对集体，如家庭和公司的忠诚度要让位于个人目标。但是，《甄嬛传》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各位嫔妃的荣辱兴衰无不和家族的沉浮紧紧相连。例如，家族的兴衰控制了年世兰一生的浮沉跌宕：康熙驾崩后，雍正在重臣年羹尧的扶持下击败对手，顺利登上皇位。年世兰也因此仗着家族的实力，备受皇帝宠爱。年羹尧西北战事大胜，年氏一族风光无限，有哥哥撑腰的华妃除了皇上不把任何一个人放在眼中。为防备年氏一族势力过强，皇帝和太后联手在给她专用的欢宜香中添加了大量麝香，致使其终身不孕。由此可以看出，年世兰一生的荣辱兴衰完全受到家族的控制，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观众对这样的家族命运控制一生的价值观的心理认同度较低，因此也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另一个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追求平等。美国人普遍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成功，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和教育来确保这一权利。然而，森严的等级制度贯穿了《甄嬛传》。例如，嫔妃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妃嫔在服装、配饰、用具、月俸、赏银、例银、用具、房间大小、服侍人员配备上也有着严格的区分。不仅如此，等级低的嫔妃不仅在礼仪上要对等级高的嫔妃表现得毕恭毕敬，更是会受到来自等级高的妃嫔的威胁。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美国人所追求和看重的平等主义相背离，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障碍，成为造成《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另一个原因。
（二）语言障碍美国著名诗人爱默生以短小精炼的句子“语言是历史的档案馆”道出了语言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性。语言对人类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人类正是依赖语言和外界事物以及他人进行交流。所以，研究语言对分析《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原因十分必要。《甄嬛传》在国内掀起收视狂潮除了扣人心弦的剧情，华美绚丽的服饰，演员们精湛的演技，精美绝伦的妆容，其语言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甄嬛传》台词非常考究，古色古香。但是，这也大大增加了该剧在跨文化传播时的翻译难度，同样加大了美国受众理解的难度。第一，由于中美各自文化历史的不同，大量英汉词汇不对等出现。例如，句中各位人物的身份，从皇后、皇贵妃到答应、官女子，英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即使在美版的翻译中已经尽量意译，但是美国观众依然很难理解其背后森严的等级制度。第二，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在语言交际中更倾向使用委婉的、非直接的语言，这和美国观众的价值理念和知识结构十分不同，从而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遭遇“文化折扣”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臣妾觉得今儿风和日丽，一方面可以出去舒展筋骨，另一方面这么好的太阳乃是皇上恩泽重大，若是这恩泽照耀在身上，岂不是在皇上的庇护下可以更好地成长生活吗？这温暖能亲自体会这便是极好的。”这一段话直接说出来就是：“今天天好！我要出去玩。”说话直接，讲究重点的美国观众对这样古色古香、用语委婉的“甄嬛体”心理认同度较低。
（三）中美分属不同的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爱德华•霍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他把世界上文化根据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对语境依赖程度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两大类。高语境文化由于历史悠久，成员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信息网络，人们对相似的信息总是给予相似的反应。因此，在高语境文化中，信息的主要来源不是清晰解码的语言，而是来源于语言交际产生的语境、背景知识等。相反，低语境文化由于缺乏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经历，交际时双方需要详述背景信息，清晰解码的语言成为其信息的主要来源。根据爱德华•霍尔的分类，中美分别是高、低语境文化的典型国家。《甄嬛传》剧中人物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信息结构和交际习惯对美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且不习惯的，也因此更加大了美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该剧的困难，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跨文化交际传播中出现“文化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提升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进入21世纪，国力竞争已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了国力竞争的中流砥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然而，中国电视剧在跨文化传播上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因此，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迫在眉睫。
（一）国家给予政策鼓励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多样化，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鼓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跨文化传播。对内，要制定政策法规，保证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对外，要支持鼓励国内优秀的电视剧走出国门。例如，韩剧的风靡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植。1999年韩国政府给演艺产业投资了85亿美元，到2003年这笔款项已经飙升到435亿美元。除了经济上的支持，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一系列战略政策，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以支持韩剧的跨文化传播。
（二）市场细分，争取不同文化圈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消费群体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因此要想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首先要细分市场，准确把握不同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辐射力较强，这两个市场对中国文化理解能力较高，对中国电视剧有着相对较强的消费诉求。因此，提升中国电视剧在这两个市场上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依赖于提升影视剧制作水平和营销水平。然而，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和价值观认同度较低。因此，在欧美市场上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除了要保证制作精良以外，更需要了解受众的诉求，了解受众喜欢的题材和价值观。
三、结语
论文摘要:在现如今的文化大环境下，动漫不单单具有娱乐功能，同时兼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本文从文化视角下动漫的内涵展开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动漫传播文化的方式进行相应的阐述，努力使人们改变对动漫的偏见，重新认识动漫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
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上。动漫是文化全球化跨文化传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当下世界各国民族文化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动漫作为文化领域的一个分支，由于其跨国界性和易传播性，可以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每一个受众，并使受众产生文化认同，进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鉴于动漫跨越疆界的文化辐射力，它在体现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更肩负着树立国家形象的职责，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正是鉴于动漫在跨国界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本文在对文化视角下动漫的特点进行详细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它所具有的潜在的文化输出功能与形式，希望能为我国动漫作品制作中的民族文化呈现提供一些借鉴。
文化视角下动漫的内涵
动漫是一种视觉文化。动漫首先是一种文化，再者它是以视觉影像为中心的，是一种视觉文化。所谓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动漫同样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它主要凭借视觉图像传递文化信息，因此从视觉文化的定义可以得出动漫也是一种视觉文化。同时，动漫还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往往呈现出“浅显”与“通俗”的特征，常常表现为一种可视化的形象狂欢，这种视觉形象所传递的信息很容易被广大受众理解与接受，也正是这种视觉上的形象狂欢使动漫逐渐成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视觉文化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动漫中的视觉图像能够轻松地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语言文字的障碍，而且这种视觉形象往往承载着一定的民族文化，在动漫传播过程中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视觉形象能够直达人的心灵，使受众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和是非善恶观受到动漫中所承载的他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改变，并能使传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轻松地渗透到被传播国，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良好的国家形象。
动漫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载体。美国著名学者Napier认为，“动漫是一种媒介，而不单单是电视或电影，更不单单是一种艺术风格”。动漫作为一种媒介，是对民族文化的再现，也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要很好地理解动漫，对传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唱动漫正是靠这一点来激发受众产生了解传播国文化的欲望，一方面它通过本身所承载的内容来传播文化，让受众通过动漫内容了解文化;另一方面它能够使受众产生了解传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即试而使受众主动去了解传播国的文化。动漫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载体，首先体现为一种视觉形象，需要人们通过视觉去感知，在人们感知的过程中将文化传播出去并植人人的心灵。而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动漫无疑也承担起了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由干动漫有着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巨大力量，能够使受众在享受视觉形象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传 播国的文化，并使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受到传播国文化的熏陶与改变，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播载体，动漫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是其他文化传播载体所不能比拟的。
动漫中文化的传播
题材。动漫的题材直接关系到动漫产品的故事内容与文化氛围，因此是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早期的动漫作品大都改编自童话、神话、经典小说等，当时在动漫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采用此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_L降低风险，因此各国早期的动漫大都是通过题材来传播本国文化的。例如，迪士尼早期的电影动画片大多从欧美传统文化中取材，如《白雪公主》、《罗宾汉》等，这种题材取自传统文化的动画片都打着鲜明的美国文化的印记。
动漫题材之所以会成为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是因为动漫题材中往往包含着属于一个民族的特定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能够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典型的民族文化背景，它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动漫传播的过程中，这种题材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与受众原有的知识背景产生共鸣，并对受众记忆中的知识体系产生强化，从而使这种带有明显国家烙印的文化信息通过动漫题材传递给每一个受众，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传播国的文化。动漫的题材虽然可以进行文化输出，但是在题材的选取上，一定不能照搬照抄已有的作品，不能没有创新。我们在通过动漫题材进行文化传播时，既要对传统题材中思想文化的精髓进行吸收，又要根据时代的文化风尚和意识形态进行改编，使剧本既保留民族文化色彩又不失时尚感，这样才能通过动漫题材将本国的文化思想传遍世界。
场景。动漫场景中有些元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意义，这些元素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很容易被受众识别，使受众在识别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动漫中的民族文化所感染，产生一定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场景中添加一些符合剧情大背景且 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传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场景中加人适当的民族文化元素，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是日本，在日本动画片的许多场景中都能看到诸如樱花、和服、武十刀、富士山等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元素。漫天飞舞的樱花、漂亮的和服、代表英勇气质的武士刀以及雄伟壮观的富 十山等一系列元素不仅仅是被简单地罗列在场景之中，而是通过动画技术将这些元素的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使受众在审美的过程中对这种民族文化产生憧憬与向往，并在受众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也正是动漫区别于其他文化传播形式的关键所在，它可以通过动画的完美表现，在世界各国树立起本国的良好形象。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动漫这种独特的文化输出功能，也因此提出:希望通过本国的动漫艺术进行“动漫外交”和文化输出，争取做到让人一听到“日本”，就立刻想到“明快、温暖、漂亮和Cool。动漫场景中的元素可以借助动画技术将一个民族的形象与文化表现得非常唯美，这也正是其他文化传播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人物形象、。动漫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以动漫形象为基础，动漫文化是通过动漫形象来进行提纯，并将某种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附着在动漫形象上由于动漫形象能传达角色性格、个性特征与故事情节，其气质个性、动作举止、外在形式都能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能够直接体现动漫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对于受众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因此它也是动漫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
在动漫传播的过程中，动漫形象会逐渐转化为财富，并转变成一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的性格、生活习惯等都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和是非善恶观念。迪士尼一只小小的米老鼠，竟然不动一刀一枪地把美国价值观轻易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但极大改善了美国人在当地的口碑，而且也影响了各国的价值标准、审美情趣甚至生活习惯产正是这种具有品牌效应的动漫形象才能有强大的力量，跨越国界将传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只有这种具有品牌效应的动漫形象才能更好地诊释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而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民族气质传递给受众，这也正是动漫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化传播中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西去东来》；文化交流；孔子学院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相比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视剧，纪录片是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最好形式。纪录片以其独有的纪实性和多样化的题材吸引着八方来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纪录片是承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体现人文价值和社会观念的载体。在中国播出了中美联合摄制的《故宫》、中英共同摄制的《美丽中国》之后，央视又推出了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型纪录片《西去东来》。本文尝试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孔子学院总部推出的纪录片《西去东来》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以期为中国纪录片增强对外传播能力提供一些思考。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提出
跨文化传播是指发生于来自两个文化之间人们互动的过程。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EdwardT.Hall所著的《无声的语言》首次提出“跨文化张力”和“跨文化问题”概念。Hall把文化的概念带到了传播学研究领域，指出了跨文化传播的具体研究方向，如声音、手势、时间、空间等。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个体和团体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跨文化传播应运而生。我们可以认为，跨文化传播是不同个体、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文化共享，它的目的是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文化交往日益繁荣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通过跨文化传播渠道争取国际认同，使本国文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二、纪录片《西去东来》简介
（一）全片构成
《西去东来》由孔子学院总部出品，是首部呈现东西方语言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展现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历程的文化纪录片。全片共分“语言的力量”“文化的命运”“春天的脚步”“大象原无形”“美丽的差异”“未来的呼唤”6集，每集50分钟。
（二）创作背景
这部纪录片创作历时两年，班底由曾拍摄过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晋商》《汉字五千年》的主创人员组成。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教授担任本片总顾问。摄制组曾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波兰、埃及、坦桑尼亚、玻利维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采访了200多位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和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教师、志愿者。
（三）故事概览
《西去东来》全景式地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脉络，聚焦孔子学院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波澜壮阔的跨越式发展历程，讲述了无数中外人士为之呕心沥血的动人故事，通过汉语传播和文化交流，对中外各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奇妙“化学反应”，演绎了一幕幕人与人、心与心交流的新传奇，凸显了孔子学院从语言入手，用文化交流交融，筑建中国和各国人民互联互通的平台，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多元多彩世界文明发展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西去东来》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一）语言和文化交织：《西去东来》为宣传孔子学院贡献力量
影片第一集，孔子学院就在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等各国语言文化机构中“崭露头角”，片中追溯到1883年为了拯救即将沉沦的法兰西精神而应运而生的法语联盟，回顾这些语言机构创办之初的场景。语言是敲开文化认知大门的一扇窗户，中国在积极学习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也通过孔子学院将汉语推广至世界各地。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之日起，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已有孔子学院512所，孔子课堂1073个。①以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为主的孔子学院在海外高校落地生根，但是仍有很多国人不了解孔子学院的内容和办学宗旨。纪录片《西去东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播出，给迷惘中的民众带来了精神洗礼。不少看过《西去东来》的网友表达了对汉语的热爱，并发声支持孔子学院的传播。在“美丽的差异”这一集中，我们看到了曾风靡网络的《东西相遇》小画册，简笔画勾勒出明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我们还见证了外派的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王琼的成长，从一个惶恐不安的异乡人到庞卡城的中国“名人”，她做好了一个中国人的榜样，她对人们的热情让她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总的来说，《西去东来》凸显了孔子学院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共同之处，即从语言入手，筑建各国人民互联互通的“心灵高铁”。同时也反映了孔子学院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多元多彩世界文明发展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二）孔子学院网站：中国语言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良好平台
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的对外推广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作为孔子学院的坚实后盾，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方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在传播途径上，国家汉办网站满足了大量、及时的信息需要。孔子学院的院长、汉语教师、志愿者在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真实及时的信息就会通过汉办官网出来，以供更多的人了解孔子学院的发展进程和孔院工作人员的生活点滴。《西去东来》除了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之外，还同时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官方网站上陆续推出，以周播剧的形式呈现，为热衷于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志之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途径，也为研究孔子学院的学者贡献宝贵的资料。
四、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发展现状
（一）纪录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
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要想快速高效地把中国的形象向外推广，纪录片是最好的形式。纪录片内容的纪实性、表现手法的丰富性，都让它更容易营造一种亲切的“真实感”，从而获得国际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的理解与认同。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该剧播出后，不仅引起国内观众竞相追捧，还名扬海外。该片海外授权地区遍及东南亚、欧洲、美国等27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的最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西去东来》在拍摄过程中，剧组辗转多个国家，获取一手的文化资料，走访了世界各地不同语言文化机构的高层代表、高校的历史研究员、教师、学生等人，以访谈的形式探寻语言对外推广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语言文化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系。
（二）中国纪录片在国外的市场分析
1.中国纪录片走上国际化道路
近年来，在国家主流旋律的引导下，一些优秀国产纪录片走出国门并受到境外主流播出机构的欢迎。纪录片《故宫》被制成2集国际版后，通过美国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GeographicChannel)以26种语言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由中视传媒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合拍的纪录片《美丽中国》不仅获得了美国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多项大奖，还在全球50多个电视频道播出。由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合拍的纪录片《中国建筑奇观》通过探索频道的全球播出网络向1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观众播放。
2.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仍存在局限性
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上逐渐走远，但是以《西去东来》为代表的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上仍存在局限性。第一，定位不够清晰。虽然都是面向全球，但是相比《舌尖上的中国》从饮食来渗入文化的手法，《西去东来》做得还不够好。首先在定位上稍显模糊，从语言来反映文化，录制的也是关乎世界各国语言的历史发展，但受众面较窄，有些局限在孔子学院的范畴中。《西去东来》播出后并没有收到极大的反响，无法与《舌尖上的中国》当时获得的热烈追捧相比拟。第二，题材选择存在局限性。中国的纪录片走出国门的大多是大型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或涉及中国悠远的古代历史，或是对地理版图的诠释，都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缺乏专注于某一类具体的题材。《西去东来》中明显在追溯历史中嵌入文化内涵，主流价值观色彩浓烈。第三，正视文化差异不够。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在纪录片创作中往往被忽略。中国纪录片在情感表达上具有独到之处，但是多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事实，没有考虑到外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以《故宫》为例，其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播出只有两集，是在原版本的压缩、剪辑和重写解说词的基础上重构的，更名为《透视紫禁城》，共90分钟。这也说明中国纪录片在叙事和表达上还不够全面。
五、跨文化传播环境下的中国纪录片反思及建议
【关键词】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体验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在我国方兴未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老而神秘的佛教寺院吸引了众多国际游客流连忘返，体味佛教的哲理、教义与经典内涵。据统计，中国现有佛教寺院2万多家，仅河南就有少林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白马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大相国寺（宋代皇家寺院）等寺院享誉中外。由于很多佛教用语涉及梵语的本义，其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与可译度成为佛教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也是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实质
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的任务是用目的语中恰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与表达源语文化，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尽可能减少信息传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1]。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有权在信息取舍、策略选择、译文制造等方面做必要的变通，尽可能将文化不可译性转化成可译性，追求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对等”，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2]。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在译文制造过程中，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体现语言反映的世界。译文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掌握程度，即跨文化能力。作为文化中介者，译者要“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流，即通过构建或平衡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来释译他们之间的表述、意图与期望”[3]，以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
中国译者要了解外国文化，尤其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将这两种文化加以比较，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给外国读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二、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佛教文本翻译原则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学说。该理论创始人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每一文本都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并服务于这一目的”，“结果决定手段”[4]。因此，包括直译、意译在内的任何合理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均可灵活使用。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翻译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翻译即文化互动。翻译过程遵循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翻译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连贯原则，指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要连贯且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忠实程度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及原文的理解程度。
功能目的论补充与发展了传统的对等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目的论于1987年传入我国，不仅拓宽了国内的翻译研究视野，而且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应用翻译的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对解决忽视读者和传播效果等因素造成的硬译、死译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在跨文化传播中，译文的功能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传播信息、感化受众。根据目的论，译文应发挥与原文在其文化语境中的同等功能，顺应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信息接受的思维模式，即译文与读者的认知环境必须是连贯的。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心理感受，充分考虑文本的特点与功能，在正确传达原文文本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发挥译文的优势以增强感染力。
佛教西汉时从古印度传入我国，与道教、儒教等本土宗教结合，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目的论，佛教文本的对外翻译是为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从而达到文化出口的目的。因此，翻译原则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5]。“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要尽量保留文化信息，满足外国读者探知中国佛教文化的阅读期待。“以译文为重点”，就是要从读者角度出发，适当调整信息的针对性，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促进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
三、佛教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佛教是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体系之庞大、影响之深刻，决定了对外翻译的复杂性。根据目的论，译者一定要认真分析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选择正确的翻译方法，制造出有价值的译文来。常见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包括直译法、意译法、释译法等。
1.直译
佛教用语中包含很多梵语音译过来的词汇。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由于人们对梵语所知甚少，翻译中出现了不少误译、死译现象，影响了翻译效果。大多数佛教用语的翻译可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
梵语词汇翻译时不能以汉语为源语，而应找到其真正的源语――梵语，直接引用梵语音译，既省时省力、忠于原作，又保留了梵语原文的神秘色彩，直接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直译作梵语为“Sakyamuni”，其中“Sakya”是种族名，意为“能”；“muni”是尊称，意为“仁”，其他诸如“the Blessed Lord” 或“the Salvation”的译文都不够贴切，有可能引起误解。
实践证明，佛教尊称和常用术语的音译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其独有的文化韵味有助于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缩短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阿弥陀佛Amitabha Buddha、阿育王Asoka、如来佛Tathagata、轮回Samsara”等。
就交际负荷而言，各类交际信息中至少有50%称得上是“冗余信息”[6]。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限度，恰当调整原文的信息负荷，做到忠实直译。以“殿内立有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为例，“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即属于交际价值不大的低值信息；若一对一地直译为“divinities such as Jialan，the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and Jiedi，the Guardians of the Law”时，无异于为外国读者设置文化障碍，降低说理连贯性与交际流畅性。在改译成“all divinities”的过程中，译者果断地删减了部分低值信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传达出原文的内涵意义，以不等值的对应信息换取了等值的接受效应，可谓真正忠实于原文的直译。
2.意译
佛教语言大多来源于佛教教义，宗教文化的差异为翻译造成了大量的跨文化冲突。译者在正确理解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必要时可使用意译法，将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译文流畅、简洁与可读，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联想，以收到弥合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传播之功效。
以佛教词汇本土化为例，大量佛教词汇已融入汉语词汇中，常见的佛教用语“缘”就是一个体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词汇，文化个性十分突出。佛教定义的“缘”指人对外界的主观反映，在梵语中对应“pratyaya”的译意。“缘”字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报应、幸运、因缘”等意思。译者可根据上下文语境，分别翻译作“fate、luck”或“reason”等，帮助读者体悟一词多义的丰富内涵。
“菩萨”形象来自印度佛教，是如来佛的得意弟子。有译者将其理解为仁慈的圣人，用“a kind and saintly person”意译出该专有名词的联想寓意，同时还兼顾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可谓煞费苦心；但从另一角度看，该翻译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佛教文化的中国风味，宗教色彩的缺失意味着剥夺了外国读者接触、感知异域文化的机会。因此，在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意译法。
3.文化释译
对那些影响理解的专有名称、佛教尊称等用语，译者在对该概念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意译加注释详述其意义，从而使缺省的文化在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中发挥作用。从对外传播角度看，这种异国文化的新鲜血液有助于补偿目的语读者可能产生的意义真空，是推广佛教文化的绝好方法。实践证明，适当的背景解读与释义有助于提高文化的传达率。
语言与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各民族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在的文化融合中，译者若能将阐释法与类比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借用目的语中类似比喻来表达源语文化内容，有助于缩短读者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慈悲”一词在我国多用来形容女性，“观音菩萨”常被译作“Bodhisattva，the Goddess of Mercy”；但外国人对此不甚了解，西方佛教经典中观音菩萨也通常为男性形象。这时，译者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文化补充，或再将“观音菩萨”与“圣母玛利亚”进行类比，可以让读者看出两者“慈悲”的异同，更容易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动态”滚动的解读与阐释，因此，探讨翻译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人们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译者应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尊重他们的阅读习惯、欣赏水平与审美情趣，努力克服交际障碍，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学说。目的论主张，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选用各种变通手法，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忠实于原文。佛教文本侧重于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灵活的翻译策略帮助译者将各种文化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因此，功能目的论对佛教文本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广大翻译工作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7]翻译工作者不仅有义务向本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而且有责任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佛教文化旅游景区英文翻译研究”成果，编号：112400450117）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
[2]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s Mediators，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5）.
[6]Nida，E.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
[7]黄友义.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化的交流与繁荣[J].中国翻译，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