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7: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文化交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晚清70年,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由此预见到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激烈的论战中进行的,而论战的结果则是:使得文化不断交流,不断创新,从而向前更进一步。在看了丁伟志、陈菘所著的《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之后,感受到作者是以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态度,对晚清这70年作了深刻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综合和分析,使得我对这70年所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进程有了一个总体上的了解,并深深地为作者严谨的语言和精密的剖析所折服。
此书内容共分为四个阶段,作者依次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并且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与交融。而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诚如本书所著述:正是通过对于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各种文化主张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这一历程的艰难曲折,揭示这场文化剧变中各种文化见解间是非曲直的错综复杂。而作者更致力指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而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感受到本书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通过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直接让中西文化论战之激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使得读者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种种牺牲之伟大的精神,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之不易,更是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的过程中,纵然崎岖异常,但也不能阻止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在文化的发展前进中,由于“新”“旧”文化观念之本身冲突和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论战必然会发生。但唯有如此,才能让世人明“旧”文化之“弊”,懂“新”文化之“利”,从而更快地去接受它。
而作者这样的写法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不易使读者发生时空错误和混淆事件的统一性;而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明“旧”文化之“弊”;也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懂“新”文化之“利”。一“旧”一“新”,一“弊”一“利”,通过笔者所描写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论战,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去判断。譬如在本书第62页至78页的“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馆之争’”(第二章第二节),作者通过执权的中央阶层对是否要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这一具体事件的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纷争态度,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从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P87),从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深层分歧。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权最后同意“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正如此书第89页所说,此次“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发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这犹如一场高超的辩论赛,通过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辩论双方所持的理由论据都暴露在读者面前,孰优孰劣,从而任由读者仔细独尝,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读者能将晚清70年的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总体上去把握,从细处上去深化。这样的写法来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和整合,更能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而使得本书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而本书其次的特点则为:作者通过详细罗列和分析当时各家各派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晚清文化议论中心的态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论战中归纳出既不是随波逐流又能让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这也是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论战之后而得到的文化归纳点,也是给予读者在品味此书时的一个主要参考点。这点也很重要,为何?因为后人研究此段时间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个性化观点,可以说是各家之长,纷见其中。但由于种种因素,能为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却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观点能够不随波逐流,于旧中创新,使得本书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实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这正是因为其书中观点令人所折服,为人所称道。
譬如我在阅读本书的第三章――“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之兴起”(P174～275)的过程中,发现作者通过第二节“‘新学’的渊源和‘新学’的实质”的认真探讨,阐述了近代“西学”与康梁“新学”、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使得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作者更是通过对康梁两人的“‘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的分析,说明了“新学”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作者对他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们终结了“以‘中体西用’为定式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并在“‘会通中西’的宗旨下,作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试验”,更是认为“正是康梁‘新学’的出现,才子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真正吹起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场震撼人心的狂飙”。这些精湛的语言论述,可以说是在充足的论据支持下,对康梁所作出的不失公允且又合情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作者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计其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撇开文化论战的种种因素而得出的令人折服的观点。不过分考虑政治因素,只从其对文化进展得失的学术角度而作出合理评价,这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在阅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其他著作时,发觉很多书并不是说其观点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由于其作者本身已不能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角度去著书立说,而过于强调政治因素,导致了一种以政治成败论得失或以政治压阵的个人主见,丧失了一个学者思想上的独立性。就我个人认为,文化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是一个学者所应该基本具有的。
此书尚有其他优点,然而并不是以我之力可以一一阐述的,在这里我就省略不说了。尽管本书有着诸多优点,缺点也还是有的。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导致各种文化论战的发生的历史根源并没有深刻的涉及、研究、分析,而这会影响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源头的深层认识不能达到更进一步。这成了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如对其历史源头进行一定的追述,相信以作者的笔力,定能使得本书更趋完美。
但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凡事亦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对本书的评价也不可过分苛刻。作为作者,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是自己的著述得到读者的承认。本书作者所显示出来的深厚笔力、求实务真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正使得本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承认,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可多得的力作。
会计生涯平淡精彩
让时光回溯到1958年,梁学濂先生中学毕业后开始投身会计行业,他先在本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较短的一段时间后,辗转进入了国际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PMG)工作。
一次,梁学濂先生参与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同一名外国会计师一起合作,在梁学濂先生漂亮地完成了工作之后,这名外国会计师对于以梁学濂先生的职位,竟然拥有如此高水平的专业素质,感到惊讶又敬佩,遂向其老板推荐他升职。梁学濂先生始终保持着认真和高标准的专业态度,深受老板赏识,会计事务所的另一位老板甚至特意在备忘录上写着有难度的案子要交给梁学濂先生做,还让他在毕马威短期内连升两级。这对梁学濂先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
梁学濂先生一边工作的同时,还一边进修。上世纪60年代,考会计师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考“CA”,即英国的会计师。必须到英国会计事务所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考试;另一个是在香港考“ASA”,即澳大利亚的会计师或英国的会计师“ACCA”。梁学濂先生选择了“ASA”,是因为澳大利亚函授课程较能引起学习兴趣。凭着刻苦的学习,他拿到了澳大利亚认证的会计师资格。
1968年,梁学濂先生决定离开毕马威,创办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有人找他合作,提议自己提供客户,只要他负责签名就行,却被他拒绝了。因为梁学濂先生坚持的是保证真实的信誉,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创业的初期,他在业界近十年积攒下来的良好人脉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步步稳扎稳打发展着。
在发展的过程中,梁学濂先生和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断面对着各种挑战和机会,本着忠于专业道德,力求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原则,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才能慢慢由当初的小企业发展成现在的中型企业。
梁学濂先生说,多年的会计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当时一家客户准备上市,要求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来做,有人质疑,上市工作从来都是国际会计师行承办的,但客户却对梁学濂先生表示了充分的信心。面对客户的信任,梁学濂率领自己的会计团队完成了工作,客户的股票以一百六十余倍超额认购打破了保荐人最初的疑虑。但梁学濂先生并未将所有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谦逊地说:“客户的支持非常重要。”但若没有他一贯勤恳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品质、个人魅力的积攒和踏实的努力做基础,这样的机会是难以寻得的。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梁学濂先生已立志为国家开放尽一份国民的努力。
他利用会计专业知识加上香港的自由经济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基础,从下列的方向,以他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限资源,并得到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爱国华侨潘杏元女士协助,使他的理念得以实现。
(1)强调税务的收入对国民福利及服务的功能。在1989年开始为海南省(当时还未建省)税务局分三班在港举办税务研讨班,包括与香港税务局长及高级评税主任等坐谈,了解港税局的有效运作和掌握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以致资源如何分配到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2)政府审计如何保持其独立性以维持对各政府部门支出的监察及其效益,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亦向香港审计署取得了支持参与,与海南省审计a干部座谈。
(3)中国开放及吸引外资的效果有赖投资环境的优劣包括有关干部的管理质素。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举办工商管理干部研讨班,安排有关干部参观考察香港有关部门如商业登记处、公司注册处、土地证记处等的运作,从而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审批。
(4)如何使初起步的“民间审计”和较先进的国外会计接轨,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积极参与国际联网,主持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会议,并邀请中国会计师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此等会议。值此机会,使国内会计师加强对外沟通了解和交流。例如,以香港成员所的地位替国际会计师联网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和一次亚太区会议,并在内地西安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恰好中国北方十省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正副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在西安开会研究民间审计的架构和注册等问题。梁学濂先生也没有错过此机会,通过安排一课,使中外会计师共同参与和交流。虽有语言上的障碍,但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上述的培训班以海南省为开端,继而涵盖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新疆、甘肃、河南、四川、黑龙江、福建、安徽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现在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在深圳、上海都设了办事处。事务所接待的很多大客户都是一些在英国、美国、德国及香港上市的公司,以及地产发展商、国际化建筑公司,具有香港主板、创业板上市及新加坡上市、美国上市等执业业绩,是香港华人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07年8月14日,以香港作为桥梁,响应中国财政部建议,把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以配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大向国外投资的发展方向服务。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并协议,更名为“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建于1985年,是中国大陆成立最早的民办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中国目前实力较强、服务功能较齐全的一家大型会计中介机构。
梁学濂先生说:“作为一间中型的会计、财务顾问公司,而能提供跨国性财务顾问工作,使我们引以为荣。在大陆的参与,使我们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梁学濂先生表示前景广阔美好。
专业诚信 服务至上
中国儒家提倡教化,而法家则相反,大力鼓吹刑律,但耐人寻味的是,法家如韩非子,也十分讲究诚信。根在内地的梁学濂先生深深懂得诚信的道理,“人无信则不立”,这不仅是商海的规则,也是做人的根本。缘于这一点,使梁学濂先生在商海中牢牢扎根,不断前进。
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能稳健地走过四十个春秋的不凡历程,取胜于梁学濂先生的严谨诚信品质和专业优秀的服务团队。
在梁学濂先生眼里,做一名会计师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会计的标准,即对专业技能的要求;第二,严谨自律的性格,尤其是品质方面的自律;第三,做人的原则、道德的要求。三条之中除了专业技能外,两条都是对品质的要求。即使在市场人才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招聘员工都是将人品摆在第一位,会计师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排第二。
梁学濂先生介绍:“会计师的严谨和诚信,因其行业地位的特殊性,不但关乎个人的品质信誉,更关乎所服务客户的大众利益。和企业合作,会计师所签的报告是银行和其它债权人做事和决定的依据。而每项投资在进行之前,也需要有会计师来进行财务方面的核数测评和报告,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之一就是会计师的报告,包括董事局的报告等。这个报告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会计行业正面对新兴科技和新产品市场的挑战,因此专业服务必须以相当的专业知识配合,不断自我增值、吸收广泛的知识,使服务达致专业水平。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专业和服务两方面也做得极具特色、优秀。梁学濂先生说:“得到客户的认同,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在诚信为本的基础上,对于香港会计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梁学濂先生对国家的政策和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会计的发展一定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现在中国已经有相应政策及方针,希望会计师行业能够做大做强。现在国内的经济局势也已经和以前不同,以前中国都是吸引资金进口,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大,中国的企业也不断对外投资,现在变成资金净出口,中国的会计师行业跟随发展趋势配合经济发展,也要走向世界。而香港的会计行业因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国际经验较多,对走向世界这方面无疑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与国内会计师互相配合,更能响应国家对会计行业“做大、做强、做出去”的号召。
秉承传统锺情文化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为中国人,虽然学的是会计,但梁学濂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无比热爱。他特别推崇近代的黄遵宪,为黄遵宪“树碑立传”,是他的坚决意志。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是近代中国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和民俗学家。曾任清政府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外交官,被学术界誉为“近代第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2001年8月,在北京召开“黄遵宪与中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嘉应大学、云南大学的教授出席。著名汉学家饶宗颐、钱仲联为讨论会题词,祝贺首届国际“黄学”(把黄遵宪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讨论会召开。作为香港受邀嘉宾之一,梁学濂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早在本次讨论会之前,梁学濂先生就通过与香港学者、“黄学”专家怡然先生的交往,加深了对“黄学”研究活动的认识。2001年第4期《梅州侨乡月报》刊载他本人写的文章:《愿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振兴“黄学”――传达总理对黄遵宪的高度评价》。文中说“十余年前,先生刚担任上海市长,在一次接见香港客人的会谈中,手中拿着黄遵宪先生的铜像图片,倾心赞叹这位历史人物的不朽功业,肯定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变法改革先行者。”
梁学濂先生祖籍广东南海,这里曾经出过近代名人康有为。而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很多。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十分景仰,自中学时,他就读过黄遵宪的诗,对这位梅州客家人十分敬佩。他认为,黄遵宪为“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加强对黄遵宪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学史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的推崇,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先生南下香港,亲自邀请他参加首届“黄学”讨论会。
就在此次讨论会上,梁学濂先生倡议:为振兴“黄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联络海内外有识之士,
梁学濂先生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极大关注。此后不久,黄桂清女士就在广州正式发出倡议书,号召海内外热心人士为振兴“黄学”而努力。
梁学濂先生还是一位“黄学”文化的推动者,对“黄学”研究活动出钱出力。倡议成立“黄遵宪基金”和“黄遵宪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辑出版《黄遵宪全集》、《黄遵宪年谱长编》、《人境庐诗评》等书籍,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组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筹集资金修复黄遵宪墓。
摘 要：语言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中日两国的交流史来看，文化的交流始于语言。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来看，语言是从生产力较高、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流向低处的。落后的国家从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理念、制度以及语言。本文旨在通过日源外来词的定义与分类、意义等方面，深入考察语言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从日源外来词对中日文化流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日源外来词；文化；流向
作者简介：王丽莎（1985.1―）女，河北衡水，文学学士，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2-0164-01
一、日源外来词的定义与分类
1、外来词是从其他的语言中借用、并把其当成本国语言的一部分来使用的词汇。
日源外来词是指以所谓的“和制汉语”为基础的汉字词汇，是在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和制汉语”是一个有着微妙语感的词汇。“汉语”中的“汉”一字表示中国，“汉语”本来是指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词汇，但是现在日语中的“汉语”里也有日本创造的词汇，这种就叫做“和制汉语”。这些以“和制汉语”为表现形式的外来词，因为是用汉字书写，所以很容易向中国反输入进来，对中国的近代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于这部分词汇的起源，目前还未能一一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多数中国学者都把它们定义为日源外来词。
2、现代汉语研究中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始于1950年，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研究》（1984年）和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年）等。以此为依据，日源外来词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⑴日本人用古代汉语词汇来翻译西方词汇，据此给汉语增加新的含义，如“理性”、“思想”、“意识”等等。
⑵翻译印度和欧洲词汇用汉字造出新词，实际是利用古代汉语创造出新的日语词汇，这些词又直接流入中国，如“哲学”“共产”等等。
⑶其他（举二例）
引用语音直接对照汉字的词汇。以日源外来词为基础，按其发音直接对照中国的汉字，所形成的词汇，如“瓦斯”“罗曼蒂克”等等。
以汉字的字形为基础创造的词汇。汉字的字形与语意都由日本人创造，中国人直接引用，如“腺”“癌”等等。
二、日源外来词的意义
日源外来词最早是带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的，但是随着人们的使用，它们已经逐渐渗透并且融入了汉语当中。现代汉语中的日源词汇数量非常之多，据统计，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词汇有70%都是日源词汇。这些都是日本的译词，传入中国后被国人广泛使用。
日语词汇通过大量的翻译与引用流入汉语，并且迅速充斥到几乎各个行业当中。他们有的是现代日本的创新词汇，有的是给原来的汉语词汇增添了新的含义。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进程，是一个语言变得丰富和精准，使人感觉焕然一新的变化过程，这其中日语词汇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高名凯先生对此这样评价：“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日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最主要的和最大的出处。很多欧美词汇都是通过日语重新翻译后进入中国的。”
中国从日本或者说通过日本开始学习欧美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模式至今已经有了超过百年的历史，大量表现欧美现代科学思想的和制汉语融入汉语当中，不仅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更改变了汉语的表现方式。
现在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的极其丰富的汉语词汇，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打造了非常重要的平台。我们所使用的西方的概念，基本都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中国和西方，永远都会夹着一个日本。虽然汉字起源于中国但是中国却通过和制汉语来认知世界，向世界学习。可以说日源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交流的方向
语言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对近代中国西学中用以及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和日本使用同样的文字符号，所以汉字是汉语吸收和制汉语的最有利条件，但是，这也正是对日源外来词难以区分的原因。日源外来词主要在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间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两个阶段进入中国。由于社会背景和历史的原因，它们有着属于各个时期的语言特色，在现代汉语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现在汉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像之前那样的外来词汇集中输入时期很难再现，但是相信日源外来词现在仍在以各种形式、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中国。尤其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异文化交流的日常化、语言接触的多样化以及外国教育的普及等等，可以想象外来语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参考文献：
[1]史有为 《异文化的使者》[M] 上海 上海词典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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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语境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价值
新时期的一大特征，即是多元文化并存、融合、创新、发展。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以其独特的魅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它将世界地球村作为一个整体，让生活在这个整体内的各个民族有机会共享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成果。受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等研究成果的影响，应时展的需要，国内也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学习英语的狂潮以及研究英语教学手段、教育方式等的新课题。
文化的普遍性、多样性推动了英语文化的革新。毋庸置疑，这一革新对人们理解跨文化交流的种种问题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作用明显。英语教育兴起于中国近代，的滚滚浓烟惊醒了晚清中国人的泱泱大国梦，固步自封的状态被列强的破获打破，李鸿章和等人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由中诞生的“新教育”就是以“西文”与“西艺”为主，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从1879年的存养书院到1900年的东京大学，都是以教授“西文”为主的主要学堂。另外，政府还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开办的学堂也以外语教育为主。然而，传统英语教育总是遵循着死板的语法规则、句型结构、词汇解析的规律套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诞生的英语学习者在国际舞台中与外国人真正交流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文化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因缺乏跨文件交流意识造成的误解，阻碍着国人前进的步伐。如今，信息交流频繁、辩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更为直接，也给各文化提供了互相了解的舞台。为了适应国际化人才市场的需要，英语教学的变革势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语境下大学英语教学弊端
“语境”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有机结合体，在语境的组成中，“语言的上下文”和“情景的上下文”贯穿其中。中文的学习和使用，就十分注意语境的培养，追求语境的塑造。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表达“夜晚的灯光很美丽”，往往很少直抒胸臆，而是用优美的词汇构造出语境，来表达出赞美之情。在文人骚客的笔下，美丽的灯光总是跟其他美景构造成水墨画卷，如“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或“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将灯火的耀眼跟白天的太阳相比，将万家灯火跟暖暖的春风联结，在一片通明中，让人恍然想起家的温馨，感激繁华盛世带来的宁静。受中华文化固有的“高权利距”思想影响，中国人注重礼节、头衔、地位、性别与年龄等细节，再加上应试教育的要求，导致中国在英语教学中依然保留着传统教学模式，通常都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老师负责教授英语的句法结构，学生负责学习语法句型等，师生之间的交流甚少，同学之间也很少有机会互动，即使是有互动，双方也是处于同一文化语境中，难以接触到纯正的英美文化，形成了跨文化语境教学的沉默局面。
另一方面，很多学生接触到的多元文化是经过中华文化诠释了的，本身带着中华文化的烙印，并非原滋原味的异域文化。因此，真正在交流使用中，这些变了味的多元文化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大，还往往适得其反，也加强了很多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抵触情绪，多元文化语境教学的沉默局面进一步扩大。
最近20年来，跨文化语境教学的沉默局面格外突出，极大阻碍了教育产业国际化和文化交流全球化进程。顺应全球化对教育的新要求，迎接国际舞台对交际能力的新挑战，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新目标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多元文化语境的研究逐步增多。中国学生在课堂中的“沉默”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跨文化语境教学的沉默局面终于被打破，好似冰山初融，改革的涓涓细流正流向大学英语教学中，滋润缺乏多元文化洗礼的广大师生。
三、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开展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是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天堂，外来优秀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不仅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英语基础，正确的价值观，熟练的语言使用技巧，优秀的表达能力，还要求学生具备文化的自觉性和跨文化交流的良好意识。但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交流活动并非一触而就，要碰触到一种文化的内涵，是需要时间的洗礼的。大学英语课堂的时间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发挥教育最大的价值，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首先是提高教学模式的灵活性。摆脱沉闷枯燥的灌输式教育，采用一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新教育模式，课堂上形成以学生为主的教学风气，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枯燥无味的课堂氛围扼杀学生兴趣，灵活的教学方法则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强化学生的参与能力。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把学生的需求放在首位，改变传统教育方法，以最优的方法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关键词】语境；翻译；历史使命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71-01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各国文化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创新不断发展。翻译活动是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的产物，也是作为不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因此，翻译活动既要克服交流中的障碍，还要维护文化多样性。为了发挥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交流中的作业，我们应该明确翻译所要承担的使命。
首先，翻译要以促进交流为己任。人类文明史就是各国文明之间交流史，而翻译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沟通作用。利玛窦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严复的《天演论》对近代民众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林纾的翻译让中国人对西方的小说产生浓厚兴趣。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让中国文化走向给世界，同时也把让中国了解世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学习吸收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中国召开，黄友义先生说这既体现了国际翻译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发展和中国翻译事业成就的关注和认同，也体现着中国对于推动世界翻译文化进步的努力和决心，昭示着中国倡导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和追求。
其次，因为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对于维护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存价值，对于促进世界和平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翻译应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存。因此，对待不同语言，译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翻译态度。世界上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翻译能力，因此翻译者要努力挖掘语言的表达潜力。不同文化环境下语言在表现手法，语法上各有差异，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时因为意识形态等价值观的差异的问题，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会变得激烈，这都对翻译活动造成一定困难。面对这种情况，翻译者首先要以客观平和的心态，许钧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译者首先要尽力达到的，一是认识差异，了解差异，二是在传译差异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将差异溶于接受语大语境，溶于接受语文化中去，真正达到吸收出发语文化与丰富目的语文化的目的。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具有文化优越感的国家在翻译中一般采用归化的手段，虽然“归化”易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但不能保证确切表达原文意思，而且在一定程度抹杀了原文化的艺术，文化特点，不利于表达原文精神和外国文化。语言形式表达差异很大，但共同点不少。这随意对异文化采取归化手段，并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的目的。也就要求译者能采取有效的翻译手段来正确处理不同程度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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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一、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检视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国文化输出与外国文化输人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输出与文化输人同样重要。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往往注重对目的语的研究，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研究，所以中国文化在交际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近代历史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基本上都是以输人西方文化为主，很少有中国文化向西方国家输出的现象。另外，从文化的影响力来看，西方文化尤其是英语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我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强势经济对其文化的助推。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文化，进而影响和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则处于劣势，优秀的中国文化难以输出，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我国优秀文化无法输出，西方文化则大量输人。由于本国文化输出不足，跨文化交际也就演变成了文化引进和文化侵略。随着我国文化交流现象的日益频繁，在进行交流时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现象:许多中国人可以非常流利的用英语同外国人谈论国外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情人节，但对外国人非常感兴趣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武术、中医、儒家文化等却不知该如何用英语进行表达，严重的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既需要学习者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文化，确保对外交际的成功进行，还需要掌握如何用目的语准确的表达中国文化，以达到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时无法用目的语对中国文化的词语进行翻译，如许多人不知道该怎样翻译孟子”、“老子”。这样的跨文化交际既无法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也易造成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最终必然导致交流的失败。
二、跨文化交除中中团文化缺失的原因剖析
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强势造成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优势地位。在许多国家，除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外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文化。英国记者麦克雷曾指出:美国的优势和大国之尊，既不表现在天然资源的丰富，也不表现在经济规模的强大，甚至也不表现在政治影响的广泛，美国强权最为隐秘而且最具杀伤力的表现在于文化上的扩张与渗透能力。①因而有学者这样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在不断地传人中国并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则很少输出国外，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受到了极大地冲击了荆比实在跨文化交际中交流的双方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这样才能实现双向交流。但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英语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而人们往往容易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这必然造成中国文化在交流中的缺失现象。
(二)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忽视中国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由于受语言学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对语法结构的讲解，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形成了学生对语言的机械记忆和模仿。另外在讲解词汇时过分重视语言形式教学而忽视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与制约。这种教学脱离了语言具体运用的语境，即使词汇和语法掌握的再好，在运用时也会出现种种问题，更别说准确的表达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外语教学逐步重视语言教学的文化因素，但许多教师还是习惯将文化教学看作是一种理解外语的工具和手段。许多教师为避免学生在交际中出现用语和理解失误，在教学时侧重于对外语文化的介绍，却忽视了中国文化的介绍传播。这种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目的语文化津津乐道，对于中国文化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长此下去，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无法准确的用目的语表达本国文化，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自然会产生缺失现象。
(三)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处于保守的闭关状态，文化输出受到限制。解放后，时期文化交流又被封杀，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鼓励文化的自由交流和文化输出，但由于历史的长期阻断以及改革开放时间尚短，我国文化输出必然受到较大影响，这也是造成跨文化交际中出现中国文化缺失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克服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的策略与路径
(一)建立平等的丈化意识文化具有多元价值，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特殊性，任何文化都是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相适应，因而不存在绝对的和普遍的文化价值标准，也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来衡量其它文化的价值。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不同的文化。③中西文化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必须尊重交际双方的人格，在平等的意识和心态中进行。在跨文化交际中相互尊重对于交流双方起着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交流涉及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而且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目前，在文化交流中，我们最需要是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学会用目的语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的重视中国文化教育，在学习目的语的同时加强我们的母语文化教学，尤其是母语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④
千年兴衰，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基于共同语言、历史等文化现象而产生粘连效应，形成了整个丝绸之路的基石。商旅足迹所至的，正是这样一条文化过渡带。
然而，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和接受程度仍有极大提升空间。这也是若干年来中外文化交流“进多出少”、出现“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现实一针见血：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并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一系列举措。
无论从东海之滨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出发，还是从西北口岸踏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都需要自文化开放而产生的影响力作为前导。而从今日中国来说，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努力。
首先是进一步塑造开放文化。文化开放，究其根本仍需要开放文化。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拥有厚积薄发的开放文化，才能驾驭时代风向;在开放中抢占先机，才能于发展中占有先机。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促动、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大文化氛围，其实也决定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途。
其次，需要有空前的文化自信，才能破除壁垒，以坦荡心态兼容并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强势入侵，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守势”。然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空前发达，投资生产贸易遍布全球的现实下，以深远底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展现独有风采和魅力的时机已然成熟。
例如，虽然一直有人担忧互联网的无国界冲击，但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互联网企业。在此基础上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已经开始了诸多实践。
第三，实现工业化后期至后工业化的“华丽转身”。
摘要：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各自拥有独特的影响和意义。总的来说，郑和下西洋在局部范围内拥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放眼全球，地理大发现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微观与宏观，深度与广度，局部与全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虽各有特色，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打破隔绝；环球航行；商业革命；精神支柱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50-02
2002 年10 月，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出版了他的研究专著《1421 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对外宣告称中国明朝郑和船队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提出了“郑和发现美洲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由于当年由郑和亲自参加整理的、详细记载了七下西洋全过程的官方资料在600 年前一场大火中消失殆尽，使得中国丧失了古代大规模远洋航行的第一手数据，这令所有人扼腕叹息。其实，站在历史影响的角度，研究郑和是否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只能澄清史实而无法取代哥伦布的历史地位，因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各自拥有独特的影响和意义。总的来说，郑和下西洋在局部范围内拥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放眼全球，地理大发现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
一、打破隔绝
郑和下西洋发展了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关系，建立起了中国与非洲间的直接联系，推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间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技术传播，推动了文化交流[1]。因此，站在亚洲历史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角度，郑和下西洋打破了当时中国明王朝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隔绝状态，将中国的文治武功、国力强盛展示给了世人，也将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讲神秘的未知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官方探索，在之前由于航海技术不发达而导致的各方互不了解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地区一些之前没有建立联系的国家开始互访并派遣使者访问中国，使各方的友谊、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客观地说，无论郑和下西洋到过哪里，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中国与美洲、欧洲的大规模实际联系。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郑和下西洋打破隔绝的影响只局限于亚非地区。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之所以关注1500 年左右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等历史事件，是因为在这些地理大发现活动之前，亚、非、欧三大洲与孤悬海外的美洲大陆是相互隔绝的，直到1500 年前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才打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隔绝状态。伴随着1453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切断了亚欧大陆间流传已久的纽带———“丝绸之路”，迫使西欧人必须开辟另一条通往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加上对东方黄金的追求和前往东方传教的愿望，推动了西欧人一次次尝试海外冒险事业。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在1492 年8 月3 日进行了第一次航海冒险，在10 月9 日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关键性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隔绝。地理大发现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以往地域的限制，向全球性文化交流迈出了第一步。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始，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二、环球航行
随着科技、交通、信息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每一块区域都在建立全球联系。“所谓‘全球联系’，系指15 世纪以后出现的，以欧洲人为主导的，跨越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形态界限的接触与互动。全球联系的建立，造成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交换。”[2]而环球联系的形成则应当首先归功于1500 年前后的西欧航海家。当时，西欧航海技术与海战装备的进步、商业的发展、专制政府的支持都成为西欧冒险家进行早期航海冒险的有力后盾。在西欧国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地理位置优势、航海技术先进、宗教热情强烈，故而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学术界有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即16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是———地球是圆的，地理大发现的探索者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最先探寻通往印度新航路的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7—1499 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了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在1519 年9 月20 日从西班牙出发，发现了通过太平洋到亚洲去的新航路，在1522 年9 月6 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西欧人在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三、商业革命
毫不夸张地说，郑和下西洋之时，全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当属中国明王朝。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像地理大发现一样带给明王朝空前未有的财富，相反，郑和下西洋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甚至可以用“劳民伤财”加以形容。这是由于郑和的贸易活动是在朝贡贸易的形势下进行的，表现为“厚往薄来”，政治因素远远大于经济因素[3]。“从整个航海活动的开支与收入情况来看，明显是入不敷出，朝廷为了航海活动花费的财富难以计数，而带回的所谓奇珍异宝则只是为供皇帝欣赏把玩，根本没有成为贸易往来的货物，更谈不上为民间积累财富，显然没有实现经济建设层面的‘开源’。”[4]因此，在“1474年，车驾郎中刘大夏焚毁郑和航海的档案时陈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5]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带动了亚、非洲诸国间的经济交流，但无论是对明王朝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发展作用都很有限。
与郑和七下西洋劳民伤财、耗尽明朝国力而没有产生显著经济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世界市场扩大、商品种类增多、贸易中心转移的“商业革命”和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涌进欧洲而导致欧洲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价格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势力在西欧的增长，促使西欧诸国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推动西欧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6]地理大发现之所以被称为划时代的大事，是因为它“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崛起、西方优势确立、全球文化交流的局面逐步形成，从而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四、精神支柱
中国历史之所以源远流长，原因之一在于文化教化深远。中国在古代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文治而不是武功。中华文化讲求稳定祥和，其主动对外征战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淡化。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属于内敛的“大河文明”，讲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因此，郑和下西洋时虽然也“用兵海外，并不是用武力‘宣示国威’，或殖民其他国家。郑和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维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任何军事行动后都未居功要挟或奴役其国。”[7]在探索海外未知领域时仍然是以和平、稳定、厚重、交流作为精神向导，有助于东亚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形成，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有限。
西欧探索新航路的过程也逐步奠定了西方文化全球化扩张的精神支柱，奠定了“海洋文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早期的航海探索中，由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西欧人并不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财力物力支持，但没有航海地图、缺少气候预测、造船技术有限，当时的航海探索可以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冒险。西欧人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类勇气的力量，强化了征服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因此，地理大发现不仅从物质上推动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从精神上确立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坚毅、斗争、进取、征服甚至是掠夺、霸权等处于强势地位的精神支柱，在与东方讲求儒雅、平和、稳定、固守甚至是忍让、懦弱等东方文化精神相碰撞时，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近代出现冲突时，西方文化的进攻就自然处于上风状态，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精神基础。
五、结语
郑和的远航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海外诸国的声望，“皇华使者奉天敕，宣布纶音往异域”[8]，尤其是在东南亚范围内，郑和下西洋在文化交流、政治影响、人口往来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地理大发现在打破隔绝、环球航行、商业革命、精神支柱这四个方面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广泛影响。微观与宏观，深度与广度，局部与全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虽各有特色，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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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及特点
软实力（ soft pow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相对，是指一个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而这种权力由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 （或曰政治价值观 ）和国际制度所构成。 [1]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源泉：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其中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软实力，必须要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影响他人以实现有利的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学者在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作了延展，形成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界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国际竞争力。基于前一种功能，我们充分意识到了戏曲，特别是地方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的作用，保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而文化软实力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提升国际竞争力，正是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很难直观把握戏曲对外传播与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软实力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晦暗不明。其一，就结果而言，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运用相比，软实力的运用能否成功更多地是由权力运用对象所控制的。第二，软实力的效果往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得到体现。第三，软实力手段并不完全由政府掌控。尽管政府支配着政策，但文化和价值观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把软实力纳入其发展战略之中，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和价值观的积淀，这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但这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即便这种关系不甚明朗，我们也应指出，软实力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不如经济影响那样即时可显，却可能更加持久深入广泛。对艺术传播来说，这种既非经济因素，又超越美学意义的部分，只有我们正确且充分地意识到戏曲对外交流之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时，我们才能给予其全面的评价。
在戏曲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构建方面，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 20世纪 30年代的梅兰芳访美。 20世纪，梅兰芳到美国演京剧，国人当时都认为是匪夷所思之举。这个动议，最初却是好几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时的总统徐世昌提出的。因为他曾看过梅兰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辞职卸任的宴会上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芮恩施进一步强调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他深信艺术欣赏和理解是最少有国界和民族障碍的，因此用艺术“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又在美国联络、极力促成此事。显然，他们在那时就知道“软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几乎一直是“欧风美雨”向中国的单向流动，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梅兰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作为美国人，他们尽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对美“输出”，可谓用心良苦。 [2]
二、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软实力转换途径
传统艺术本身并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但它是一种能形成软实力的潜在资源。传统艺术在审美上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在呈现主题和内容上又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凝聚性体现。现阶段，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能形成国际影响的文化软实力往往经由两种途径：以文化多样性为展现特征的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服务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文化产业形式。这两种路径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两种途径，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选择一方而粗暴地否定另一方，应给戏曲的对外传播留下足够的空间。
就文化交流活动而言，主要的交流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和民间专业团体。政府渠道是指由政府出资或是主导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多表现为由政府搭建的文化年、大型文化节庆、文化交易会、文化艺术奖项以及政府之间通过文化交流协议所进行的文化团体的互访。在交流内容中，我们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选派京剧、昆曲艺术主动走出国门，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展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成果。
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渠道也一直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具有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特点。文化软实力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产生与积累起来的，所以，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可能更适合“文化使者”的角色。学术交流、演出交流、研讨会等非官方色彩的沟通渠道能够为文化软实力提供更加宽松的平台。润物细无声，营造一种彼此信任的氛围，是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关键所在。回顾中国戏曲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不难发现非政府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剧团邀演、艺术交流活动占据了很大比例。时至今日，民间艺术机构团体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
虽然戏曲对外交流次数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但戏曲作品的文化贸易能力还十分有限。纵观近年来在国外进行长期驻场演出的中国演出作品，大多只是将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组成要素之一，从要素传播的角度进行呈现与推广。或许偶有戏曲名家名角在海外受到追捧的情形出现，那也只是极为特别的案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戏曲对外传播的意义，因为文化软实力并非建立在唯一的经济标准之上，而是有更多文化的意味。
三、“与他人相关”的软实力及文化主体意识的确立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一种普遍存在的状况是：交流主体对于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创作主体简单地将文化资源等同于文化软实力，认为只要艺术作品呈现了，就对受众形成了影响，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使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文化交流”被当做原汁原味的传统展示和不创新的托辞。因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流活动，所有无需过多考虑观众接受，交流传播效果也没有可以评价的标准。这类活动最后的结果是人力、物力和资源被占用了，但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相反还产生负面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并不少见。我们精心选择的认为能代表我们艺术水准的戏曲唱段被外国观众评价为“不明所以”和“刺耳”。另一方面则是一边倒的“外国观众中心 ”，把热闹的杂耍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将外国人爱看作是主要的艺术创作标准。但与此同时，导致外国人误解中国传统艺术只有世俗化的肉体艺术，缺乏艺术的高雅和有价值的“光晕”。出现这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软实力建构中权力建构的“与他人相关”和文化软实力所包含的“文化主体意识”。
根据约瑟夫 ・奈的观点，就软实力而言，权力运用对象与权力实施者都十分重要。很多时候，在软实力建构活动中，前者会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权力运用对象的想法尤其重要。在软实力建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仅把权力――一种影响他人以获得偏好结果的能力――视为“超越他人 ”而不是“与他人相关”是错误的。 [3]戏曲的对外传播所形成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这种“与他人相关”可以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在表现内容上充分考虑观众的水平和审美习惯，根据具体观众调整演出内容。梅兰芳访美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在选择参加国际戏剧节交流的剧目上，也会认真针对戏剧节要求及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来挑选合适的剧目。其二，在作品创作阶段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主题之间的关系。以戏曲艺术形式为依托，相互参与，相互融合，达到实现东西方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的移植效果。近年来我国很多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都在考虑，如何让外国观众与中国的古老戏曲在演出中发生关联。这就需要对原汁原味的传统戏剧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包装。例如在表演中穿插当地的文化要素或是邀请当地的演员参与演出，这些都是在演出中拉近演出和观众心里距离的方法。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列 ，应当由学习、模仿阶段转入确立主体意识 ，进而扩大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了。当戏曲作为民族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政府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的扶持、保护和对外传播，使中国形象增加了主体内涵 ，形成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型国家形象。总之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一定要有国家、民族主体意识的深厚内涵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形成可以影响他人的文化软实力，逐步实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与传递。
传统艺术的对外传播是融合，不是生硬的展示，也不是求媚的迎合，而是基于尊重的推广和渗透。传统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础部分。但国家形象塑造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随客观要素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发展变化的语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戏曲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载之文化的意义。除了根据行为主体与受众群体关系状态的不同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外 ，我们还应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 ，对展示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更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将经典的戏曲作品传播到海外，还应该创作新的有时代意味的作品，反映新时代下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趣。因为只有与我们当下生活相关的，与观众相关的，才会被记住，才会成为有力量的东西。这一点，无分海内外。
注释：
[1] [美]约瑟夫 ・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6 - 110.
[2]雷颐.被“梅兰芳”省略的[N].经济观察报.2009.4.4.[3][美]约瑟夫 ・奈.权力大未来[M]..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127.
内容提要中国西部现代历史上曾进行过的数次外来文化交流终以失败而告终。近20年来，国内外双重因素的积极作用，促使外来文化由表及里地进入西部，在西部人的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多种影响。受外来文化诱惑的西部人迫切需要完成改变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过程，但外来文化同西部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协调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国西部传播媒介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重作用，长期被国内外感觉充满神秘的中国西部已经张开了迎接外来文化的双臂，迈开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双脚。尤其是中央政府确立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西部的对外开放和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相对于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缓慢，封闭性、保守性更强。尽管在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西部文化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自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内移，西部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时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①自然状况不断恶化的西部地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视。加之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转向东南沿海，在东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业城市“成为具有全国意义或地区意义的经济中心”，②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的出发点由陆路转向海路，肆虐的风沙、茫茫的戈壁和缓慢的驼队已经无法同现代的坚船利炮相抗衡。丝绸之路成了一条被废弃的老路，人们已经很少提起它。关注西部的人越来越少，广大西部内陆地区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来。以后，国家曾经有过几次对西部的关注，并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60-70年代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有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进入了西部。不论他们当时是因为何种原因来到西部的，客观上他们都将同时代的外界文明带入了西部，对西部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随着这些人的流动和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将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带给了内地、带给了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次内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区的“突进”都有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甚至是特定的军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权利的干预下强行完成的文化交流过程，对身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行为。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欢送大会上家长和儿女抱头痛哭的场面至今在许多人脑海中记忆犹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这样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完成政治的任务，并没有主动的文化传播意识，也缺乏进步文化面对落后文化时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说。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还有一点以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的“上山下乡”则是让其中的大多数人心怀被改造的自卑心理进入西部的。他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无论事实上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进步之处，也无法在那种环境中发挥进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落后文化所影响、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当他们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进步文化环境时却感到了诸多的不适应和不理解。尽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对这几次内地人员和文化向西部的进入发表了许多的溢美、肯定之词，但留在事件亲历者心中的伤痕和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无可辩驳地反映了这种人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失败。
对于西部地区众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在外来人口刚刚进入时确实有过一些新奇、兴奋，在外来人的身上、口中，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在连刷牙这样最普通的现代生活知识都令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时代，外来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都同他们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绝大多数百姓面对外来人时根本没有充当“教育者”的自觉意识，所有的只是自惭形秽。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外来人”都来自“大地方”，来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环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迫使这些人暂时受点苦而已，最终这些人还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无论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凡是“外来人”带来的东西都令他们羡慕，都成了他们追求的具体目标，而这些感觉却同当时社会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是尖锐对立的。在外来人的影响下，这些连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教育者”很快意识到，“外来人”到自己的家乡来是被迫“受苦”的，是不应该的。他们早已习惯了的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应该强加于外来人，何况这种落后的生活也不应该继续伴随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现的现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现实随时提醒他们，这种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对落后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两种文化、两种生活之间的反差在极为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中是无法协调和统一的。所以，当政治形势变化，外来人先后离开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来文化在西部曾经激起的涟漪又归于平静，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20多年以后，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时惊讶地发现，同20年前相比，这儿的生活形态和文化氛围并无根本性的变化，西部文化仍然极为艰难又极为顽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缓慢地行走。[page_break]当然，历史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点上，时、空的转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变化终于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显现了威力。从时间的长度说，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发的社会变化、文化变换却是以前几十年、几百年都无法比拟的。在这20多年中外来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冲撞、融合、同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会推向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说，在西部的许多地方，人们真正认识外域文明、接受外来文化，是在最近的这一次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进入，之所以十分顺利，并对西部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教育事业的进步。无论海内外思想界文化界对目前中国的形势有怎样的批评和不同看法，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是20世纪以来最好的，西部也不例外。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部的进步速度比内地要慢一些。正如民间常说的，内地已经流行过了的东西，在西部才刚刚开始时髦。慢归慢，西部社会的“解放”仍然在一点点地进行。对外来事物所抱有的那种天然的敌意和警惕已经慢慢地减少甚至消失了，西部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外张望，寻求他人成功的经验和优秀的文化，这就给外域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基本的社会需要和赖以生存的土壤。教育事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也在不断进步。据我们在25个乡镇的调查，总人口中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61.5%，这同样为大众传播事业传播外来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外来文化被动地强加于西部的历史因为西部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寻觅而从此改写了。
二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代以来，西部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都是全国最低的。这一现实严重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状况。尽管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差距，西部各省市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东部和沿海地区，但同西部的过去比，经济的发展还是显而易见的。以贫困人口的数量而言，在70年代全国2亿多贫困人口中的80%在西部。③到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00-600万，绝大多数西部人已经摆脱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全社会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000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了3000-4000元甚至更多，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