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7:11
关键词：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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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它们的交流，交流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基于人类生活的共性和个性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互补性原理。在这个原理的作用下，透过人这个历史主体的参与和推动，人类法律文化的交流从理论上的必然变成现实。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乃是同一性原理和差异互补性原理在交流中发挥各自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即通过继受与变通的协奏，调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紧张关系，调适域外先进文化与本土固有传统，利用文化亲近因素化解和获取交流中的难与易。这些在原理作用下的行为措施，不仅决定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展开和成败得失，亦为我们从中寻求成功的经验提供了先例。
关键词: 法律文化/中日交流/原理/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中日之间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能引起交流，亦不妨看成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唐朝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时，确立和推行的是朝贡体制，并依此作为评价双边关系的标准。在朝贡体制中实际包含着法律文化的要素，即律令制的标准。尊重和模仿这一标准的，亦就是取法律令制的，唐则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因此，遣唐使的成功不仅在于日本的努力，还有唐对这种文化输出的热心和所提供的帮助。[9] 缺乏文化输出方的热心和帮助，交流是很难取得成效的。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是专家的缺乏，没有专家参与的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晚清中国为变法修律而进行的政治考察、法律翻译、草案制定、人才培养等，无不依赖和得力于日本的支持与帮助。[10] 而且，这种情况贯穿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全过程，亦即论者所谓的西法东渐的过程中。[11] 对此人们可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我以为，把这一现象理解为法律文化交流中优势一方的一种自我能量的释放与扩张亦未尝不可。
正像经济状况一样，法律文化在各地的发展水平总是不平衡的，这使它们之间的交流既是必然的，同时又是积极和普遍的。古代罗马对希腊的学习，西方近代法的传播，美国对英国普通法的继受，以及西方法对非西方地区传统法的冲击、瓦解以至被移植、模仿等，都是人类法律文化基于不平衡而产生的交流。[12]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先例，特别是分析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我们的这个认识还可以向前延伸，即基于不平衡而产生的法律文化交流，不止是必然和积极的，而且亦是可能的。从原理上说，人类生活本质上有相通性，人性自有一致性。建立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不同法律文化，实质上都是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人类本性的共同表达，这奠定了不同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能。就以中日为例，日本通过变通继受了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说明唐代法律文化所确立的生活方式符合当时日本人的口味和追求；同样，晚清中国通过变通继受了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说明当时的中国人亦能适应这种法律文化所确立的生活方式。而这两者之所以可能，本质上还是人类一致性在其中的体现。
除了上述同一性原理的作用外，法律文化的交流还有基于差异的互补性原理的作用。我们说人类法律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并不排除因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一些差异造成冲突，另一些差异又形成互补，特别是因功能相近而形成的互补。可以说，古代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同一性原理在同一类型法律文化交流中获得成功的典范；而晚清中国所要输入的是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它在文化类型上完全异于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因此，近代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既是同一性原理在不同类型法律文化交流中所起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差异互补性原理在促成不同类型法律文化交流方面实际可行的例子。推进一步说，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中的
关键词：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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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形成传播中日韩三国的很多汉字具有相同的形态和使用方法。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用语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汉字的写法相同发音则是各个国家语言的发音。
中日韩汉字以同一种形态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语音虽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很容易实现词汇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词汇的传播方向是从中国向韩日方向传播。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开始，西风东渐，词汇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近代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认为从对西方门户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为了翻译传播西方的技术思想而创造的词汇，可称为近代翻译词汇。
一、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的形成
近代，伴随着门户开放，从西方涌进来大量技术、思想和文化，为了理解和学习它们，近代翻译词汇应运而生。翻译也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译者本人固有的概念体系的影响。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概念体系一对一翻译成另一种体系，所以，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1.中国
中国较早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译书局，进行翻译工作。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要实现改革，必须使国内具有健壮体魄和远大理想的人多读西洋书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改革。因此，翻译书籍是使改革变成现实的最紧迫的意见事情”（梁启超，1898）。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上海、宁波等地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中心地，他们创办报刊杂志，编辑介绍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书籍，涌现出大量翻译词汇，如“权利”“意味”，等等。同时，不少杂志流传到日本，汉语的翻译词汇也流传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过翻译实现了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设立了翻译局，由国家推进翻译事业。为了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军队里设置了外籍教师，随后邀请外国教师到日本大学任教，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作为探索独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欧的一环，德川幕府开始推进翻译事业，医学、工学、哲学等翻译专门术语，最迟在1890年前后已经固定下来。日本学者创造的翻译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重新组合汉字，对其进行创新。如“哲学”（丁巍/付元清，1999）“定义”“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如“神经”“水素”“炭素”等；三是参考中国古汉语，并赋予新意。如“经济”“理性”，等等。
3.韩国
187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的近代汉字和韩国自创的翻译词汇是通用的。中国的开化论书《易言》（1875）的汉字本-《读解本易言》（1883年）传到韩国并为韩国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关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宗教知识的中文译本也传入了韩国。并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按照西语-汉语-韩语的顺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传入韩国，并在民间广泛扩散。自19世纪末期开始，韩语翻译开始起步，渐渐地变成了西语-韩国语的直译（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响，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的翻译词汇日本式色彩鲜明。在近代韩语翻译词汇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式汉字词的词语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式汉字词。例如，韩国学者俞吉睿的《西游见闻》，就是受日本开化启蒙的影响，书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译词汇。因此说，韩国语中的翻译词汇受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两国的翻译词汇和语言习惯。
二、中韩两国近代翻译词汇的传播情况
新的翻译词汇以它的生成地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使用领域也随之变宽，频率也会增高。翻译词汇通过书籍、电话、广博、电影等媒介，实现空间的转移，由一个中心点移至另一个中心点，并由新的中心点向周围扩散。这种翻译词汇的传播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汉字这个媒介，积极地进行词汇交流。在各个国家间的词汇传播过程中，如留学生交流、翻译书籍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译词汇存在的问题
为了将西方语言文字系统转换成汉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两者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近代翻译词汇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但是为将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间的词汇准确表述明白并为易事。在汉字翻译词汇中，由于当时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充分，译者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偏见，从而导致翻译错误。
对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来说，理解并接受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观念是比较困难的。“society”这个词刚传入东方的时候，中日韩三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此，最初这个词被翻译为“同事”“交际”“世界”等，包含的意思很多。后来，产生了“社会”的翻译词汇，译者一看到“society”这个词，就会机械地将其替换为“社会”，缺乏深入的体会。“社会”这个词语的意思与“society”基本上没有什么违背的地方，但同时基本上也没有共同的部分（石冢正英，2002）。类似这种情况，即由于在当放的原有概念里，缺乏切合西方词语本意的表达，因此译者创作此类词汇。而且，当此类词汇一旦用法固定，该词汇就不能在认为是还缺乏乔当意思的用语了。因为使用该词汇的当事者即使不知道，但词汇本身已被看作是原本就具有它现在所表达的深远的意思的用语了。还有一些词汇，因为译者不清楚其意思，词汇本身跟别的词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被滥用（Yanabu，2003）。
一般来说，翻译词汇多为专门学术用语，但在西方，这些词汇原是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在被翻译成汉字并为人们所接收到过程中，生活用语和学术用语之间产生了距离，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距离感。
四、结论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冲突的过程中适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当时，三国国内自创了不少与西方文明概念相关的词汇，同时也吸收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邻国的翻译词汇。宏观探讨近代翻译词汇在中日韩三国的传播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翻译词汇。近代翻译词汇尽管在翻译过程中经过不少推敲，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即由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够充分，导致翻译词汇表述不够准备、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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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中共省委书记赵同志率省代表团，赴展开“富春合璧、两岸同缘浙台文化交流之旅”活动。
月日上午时许，省代表团所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同志，副省长龚同志等随团的抵达。代表团受到中国副主席蒋同志、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同志等的欢迎。中国副主席林同志以及在台同乡代表等在代表团下榻的圆山饭店迎候。
代表团抵达机场后，“山毗卢观音福佑”交流活动也在桃园机场启动。赵同志同出席活动的灵鹫山心道大和尚等嘉宾会面。
在机场，赵同志通过媒体向所有关心支持浙台交流合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代表5443万人民对同胞致以深情问候和美好祝愿。他说，我们两岸是一家人，两岸同胞语同声、枝连理，文共宗、血同缘。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除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也要增强彼此的文化认同。与一衣带水、渊缘深厚，不仅地缘上相近、人缘上相亲、商缘上相融，而且文化上同根同源、相通相承，可以说渊源特别深。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同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精神和以儒学为本的人文精神通过激荡互动、交流互鉴，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期待的成果。
据了解，参访期间，省代表团将重点参加“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举办佛教文化、旅游文化、中医文化、美食文化、文创产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将在经贸、农业农村、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旅游、中小企业等众多领域寻求与方面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本次随省代表团赴台的还有文化、教育、科技、经贸、旅游等17个专业团以及8个地方团，拟在台举办近20场专项活动。
下午，“·文化相亲”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会在饭店举行。赵同志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同志、世界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同志等致辞。省领导李同志以及我省文创产业界和中常委朱同志等知名人士300余人出席。活动由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世贸中心共同主办。
赵同志在致辞时说，文化创意产业是现代知识经济的缩影，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正逐步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早，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即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在人才、体制、理念以及产业模式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影响较大。特别是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产值、从业人数大幅攀升，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创意企业和人才。可以说，浙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强，双赢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本次活动是文化创意业界开展对接互动的有效平台，将对两地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交流会上，省文化产业促进会负责人介绍了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我省6家文创企业在会上作了推介，并有一批影视、动漫等文创合作项目签约。王同志、何同志、阮同志和的蔡同志、黄同志等著名艺术家进行现场表演并向来宾赠送了作品。
【关键词】中西文明；文化传播；京津沪；城市变迁
一
从宏观意义考察，资本的全球化输出，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西学东渐持续不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西学强势凸显，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第一是器物，包括西洋建筑（洋楼）、出行工具（洋车、汽车）和生活用品（洋火、肥皂）；第二是观念，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建教堂，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但意味依然浓烈，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称为“东方”“东方巴比伦”，为中国“首善之都”。
北京城市建设源于汗八里（即元大都），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称为汗八里，汉人称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园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设新城。1368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军队攻克大都，将元朝宫城全部拆毁，改为北平府。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丰姿多彩的中国”。“东方帝国”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意译为“帝王之城”。马可波罗游历各国，但北平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观的都城强烈震撼了他，称赞北平为世界奇观。尽管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因为北京是的核心，为“首善之都”，必须限制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与传播。上海远离京都，它不同于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来势力传统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制”，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蚀下崛起的天津，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摩擦交融最为复杂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国咽喉”之称，为中国“尽善之地”。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自近代始设直沽寨，元朝置海津镇，明代永乐设卫，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自此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丰十年（1860年）开埠以来，商旅往来、物产集散，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遂成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贾重镇。
随着九国租界的开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近现代民族工业崛起，天津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开始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会的渗入、传播等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纳来自本土皇家帝王贵族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的双重侵蚀、浸润，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风格与市民性格，以及天津独特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可见京津沪城市文化生态在西洋文明传播下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北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上海以西洋外来文化而驰名，天津则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而著称。
梳理天津近现代历史，对比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天津具有九大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一是清末民初，天津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在国内动乱、政党纷争、各种政治势力走马灯般登台谢幕的闹剧下，满清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军阀商贾、西洋政客等，纷纷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购地，观望政局，休养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领域，都出现过前人未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使中国皇家帝王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天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文化历史渊源。如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由李鸿章倡导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由张伯苓等创办的南开学校及今天的南开大学，它们是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滥觞之地。
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学工业声名远播，有驰名中外的国际品牌“红三角”纯碱制品和著名化学工业家侯德榜等。有开国内锻造业、机器制造业先河而声名远播的“三条石”近代工业遗址、塘沽海洋化学工业遗址等。
四是天津是明清两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交汇处，四海宾朋汇聚，八方商贾云集。旧时有“京有大栅栏，津有估衣街”之称，而百年“劝业场”更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醉写“劝业场”而名冠华夏的“中华百货第一大卖场”。
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奥、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为海内外罕见。天津有全国唯一可以居住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见证近代中国百年历史，浓缩了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利顺德大酒店”，它是孙中山、、屈武等革命前辈来津会见国际友人的下榻处。美国两任总统，班禅大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梅兰芳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黎元洪、冯国璋、达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数十位中外名流均来此下榻。有众多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
六是历史上天津居北方园林之冠，有与“苏杭”遥相呼应的园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莅临、赞不绝口的“水西庄”，传“水西庄”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有当代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杨柳青”、石家大院、安家大院、李鸿章的“李公祠”，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旧居等。
七是以近代天津爱国人士霍元甲、韩金庸为代表的“精武”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早在1910年，民族英雄霍元甲创建精武会，100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霍元甲生前倡导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文化超越国界、种族，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精武文化已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是素有“戏曲之乡”传统美誉之称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天津的文明戏如话剧、电影等也是当时最时尚的，如曹禺、石挥、李德伦等艺术家均来自天津。
九是幽默诙谐的民间喜剧性格，以及“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吉祥喜气”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清雍、乾至光绪初期为鼎盛时期。这种木版印绘制品，是中国著名的民间年画。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具有笔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情节幽默、题词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天津杨柳青画社获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动周开幕，杨柳青年画作为参展项目，向世人展示。
三
由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下形成的“京津沪”多元城市文化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续接，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播面临的迫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城市化（城镇化）全面扩张的过程。行政区划的地市县一级城镇，近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农业耕地面积急剧缩小。原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超规模扩张，已经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甚至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经进入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所预言的“死亡城市”边缘。
城市化扩张带来负面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挑战社会管理极限的普遍性危机。从城市文化传播角度看，大规模毁坏城市文化遗迹，造成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在一些地区，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破坏工作几乎是齐头并进。就毁坏程度而言，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大规模老城市拆迁运动；新世纪以来，新的以文化开发利用和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引领的大规模政绩工程及其深度毁坏，正在一些地方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护主义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被全球化、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一直无法摆脱“城市文化身份遗失”和原住民为追求现代生活而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的双重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墙的古村落和城镇”，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丽江，由于过度进行所谓文化开发而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伪古城。
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不在于人口的众多和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创性和文化创意传播力、辐射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兰黛所说：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首先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城市，如同储存丰富、不断推新的“理念的银行（IdeaBank）”，而它的文化规划，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资源的不断创造而付诸实践的战略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体现在有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与传播能力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文化遗产体现城市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文化多样性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包容力，文化创意与传播则体现了文化创造性与辐射力，“三驾马车”，缺一不可。
历经30多年的城市化无序扩张，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从形式表征上看，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美学缺失；从内涵定位上看，城市文化定位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文化因素上看，原住民迁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传承断层现象；从决策与管理模式上看，“文化政治学”和“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念”以及资本市场驱动现象，严重干扰了包括城市建设与传播在内的公共文化领域决策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中，调整发展模式和新一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举措，必须未雨绸缪，力避30多年来城市文化变迁中的上述弊端。
对国际城市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而言，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认识过程。从早期对“商务活动等经济信息传播”作为世界重要城市评价标准，发展到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全面地衡量标准，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新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单体城市”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定位表述，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指导思想、战略实施过程的集中体现，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准确地为城市文化发展确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风貌、社会文化传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气质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建设的“”式扩张现状却令人担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4年间，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3]。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背景下，国际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都市理念和发展模式，由大都市的“单体城市”开始向世界城市群转化。城市群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为主体，把其区域内的也看作是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
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恋情结，应该借鉴国际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由国家行政部门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在城市文化定位中，充分发挥学术界、民俗学者、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的智慧，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长官意志和未经过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擅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的违法行为。将文化规划思维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构想，防止再次出现城市文化设计中片面追求“文化产业GDP”那种“饮鸠止渴”式的发展思路与模式。
四
针对上述主要矛盾，应当分别从转变城市文化传播理念、解决超大型城市变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城市建设景观带的传播美学特征等方面，统筹制定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国家城市文化与传播发展战略的构建，应从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毁灭，同在其上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与衰落，存在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过程中，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护措施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因为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要素统筹考虑的问题，其设计的最初动因和利益方，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设计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观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媒体从业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诉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代表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士林.大都市已不适应于界定和表示中国大城市[J].文化研究，2013（4）.
【关键词】历史任务教育；初中
一、教师开设课题，教师的有效指导是综合实践活动成功实施的基本前提
古代文化在中原，随着中原人的南迁，南蛮之地早就发展了它独特的文化。基于广东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务实、开放、兼容、创新。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没落的清王朝后期，以及近代，广东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从洪秀全金田起义、康梁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广东地区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近代的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无是近代文化思想的先行者，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的同时，也推动了广东文化的近现展。因此，对“广东人注重经济，是文化沙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珠三角地区，是中西文化碰撞的首发点，在这里产生了一批近现代文化的先驱。容宏，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开创了留学生的先河，是中国近现代杰出人才中的佼佼者。
二、学生探究学习岭南人物的杰出代表――容闳
容闳首创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容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也是中国现代化开放改革出洋留学事业的领路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郭嵩焘、严复等人相比，容闳更多的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思想家。我曾经阅读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英文《A Memoir of Yung Wing》（中译：《西学东渐记》）。从英文版看到中文版，每一次记忆犹新，给我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形象生动的人生历程。终其一生经历便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个人历史书写着国家历史。通过实录考察容闳生平事迹，或许会别开生面地认识中外文化交流。他没有形成一套教育理论，却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学习多么重要。他传承着爱国精神，他曾经说过：“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竟。”从这些字面可以感受到容闳在百年前的爱国情怀。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怀着对祖国的一份责任，毅然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姑且不提贡献有多大，但那份爱国情怀足矣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回国后，容闳办成了两大事：一是促建了江南制造局，二是组织第一批官费出洋留学。他最大的希望是中国的下一代跟他一样出洋留学，接受西方教育，以“西学”改造“中学”，建设富强的国家，振兴中国。尽管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有着种种限制，但这种精神是不灭的。容闳的一生无愧于是岭南杰出人物的代表。
三、指导学生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对知识情感的综合归纳能力
综述容闳的一生有以下几个第一：
（1）中国第一批洋学堂学生。
（2）中国第一位自主选择留学生。
（3）中国第一位自费留学生。
（4）中国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
（5）中国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
容闳用他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这五个第一，开创了留学生的先河。
[摘 要]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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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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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外围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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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摘 要］ 在当今世界，软实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展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自身的软实力，积极探索“人文外交”的新路径。本文从分析“人文外交”的现实背景出发，考察了它的具体内涵、基本特征与主要创新，并且通过分析中国“人文外交”的实际开展探讨了其相关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国外交的活跃表现有目共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与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将中国推到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目前，中国外交尽显其人文特色，体现出了中国外交的成熟和自信。在奥运之后，中国提出了“人文外交”，并努力使之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外交的一条新路径。
一、“人文外交”的提出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所做的题为“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1］据考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的概念。
2009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次中外记者会上，杨外长特别谈到：在传统的地理区域外交之外，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具体领域的外交，如经济外交、安全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等。他同时指出：加强“人文外交”，是2009年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之一。
在新版《中国外交》白皮书里，则进一步明确：在2009年，中国将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2］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文外交”的具体思路逐渐明晰，并且正在影响和指导着中国当前的外交实践。
其实，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就曾多次提到要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它对当前中国“人文外交”的提出，实际上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报告指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明确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3］（P36）要使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之际，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3］（P21）并且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3］(P46-47）在如此正式的文件中使用“亲和力”这样的柔性词汇来描述对外关系，在我国国内尚属首次，由此可见中国党和政府在创新对外交流新思路、扩展外交新路径等方面的良苦用心和高度重视。
美国《世界日报》曾评论说：中国外交的这些新的任务，具体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交的新的要求，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4］它实际上是中国打造世界强国的一种努力。
二、对“人文外交”的深度解读
“人文外交”新路径的提出和积极实践，体现着当今中国外交主导者对目前时代主题和世界局势的把握，也是在新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外交新举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对中国传统外交的新调整，也是对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新局面的积极应对。
首先，对“人文外交”提出的具体背景的解读。
北京2008奥运会的筹备和成功举办，给中国外交带来很多的启示。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曾透露：在2008年初，有关方面就有了“人文外交”的概念，北京奥运会则使这一思路更清晰。
一方面，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的理念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精神的交融，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审视。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几乎都是学习西方的历史；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几乎都是在反传统。而此次北京奥运会，却提供了反思、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机会。中国人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正逐渐得以恢复，而传统文化正是“人文外交”的根基之所在。
另一方面，北京奥运会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外交”。众所周知：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初的国内南方地区的冰雪灾害、3月的西藏事件报道风波、5月的奥运圣火海外传递遭遇坎坷等等，令人难料。因为奥运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上述事件把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的心前所未有联结在了一起。中国人民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一时刻真正地体现了出来。有目共睹的是，中国人民成为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坚强后盾。
如上所说，在“人文外交”具体思路的形成过程中，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一个最直接的推动因素。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中国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连续性、继承性。
从理论上分析，“人文外交”可谓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民间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充满智慧的创举。它为融化中美、中日之间的冰峰，促进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推动当时世界格局的改变留下了深刻印记，也为新世纪的中国的“人文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际间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逐步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文化、思想领域。与此同步，中国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出国留学、工作，与外国人进行各种直接的接触。中国人民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对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昔日的民间外交亟需整合资源、拓宽领域，“人文外交”便是其顺理成章的新的发展。
在考察“人文外交”的形成背景时，除关注其历史因素、时代特征外，还应该看到来自其国内、国际的影响与压力。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国内社会“凯歌式行进”的30年。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浪潮中，中国与世界一样，“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4］个人的社会地位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个人价值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目前，中国的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外交的诉求有所增加，需要有了解的渠道、表达的机会和参与的平台。近年来，一些与此相关的交流平台日益活跃，逐渐形成了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网络，使得他们能够“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作用于外交过程”。［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日的中国吸引着世界的眼光。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宣示着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外界对中国贫乏的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还存在多种质疑的声音。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如经济领域的能源问题，政治领域的领土和国家统一问题，敏感的人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现实而具体的要求。
以上分析从不同角度表明，中国外交突破其传统的思维定势与行为定势，拓展其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已经成为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从而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 转贴于
［关键词］ “人文外交”；外交路径；中国外交
［摘 要］ 在当今世界，软实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展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自身的软实力，积极探索“人文外交”的新路径。本文从分析“人文外交”的现实背景出发，考察了它的具体内涵、基本特征与主要创新，并且通过分析中国“人文外交”的实际开展探讨了其相关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国外交的活跃表现有目共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与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将中国推到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目前，中国外交尽显其人文特色，体现出了中国外交的成熟和自信。在奥运之后，中国提出了“人文外交”，并努力使之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外交的一条新路径。
一、“人文外交”的提出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所做的题为“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1］据考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的概念。
2009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次中外记者会上，杨外长特别谈到：在传统的地理区域外交之外，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具体领域的外交，如经济外交、安全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等。他同时指出：加强“人文外交”，是2009年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之一。
在新版《中国外交》白皮书里，则进一步明确：在2009年，中国将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2］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文外交”的具体思路逐渐明晰，并且正在影响和指导着中国当前的外交实践。
其实，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就曾多次提到要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它对当前中国“人文外交”的提出，实际上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报告指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明确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3］（P36）要使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之际，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3］（P21）并且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3］(P46-47）在如此正式的文件中使用“亲和力”这样的柔性词汇来描述对外关系，在我国国内尚属首次，由此可见中国党和政府在创新对外交流新思路、扩展外交新路径等方面的良苦用心和高度重视。
美国《世界日报》曾评论说：中国外交的这些新的任务，具体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交的新的要求，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4］它实际上是中国打造世界强国的一种努力。
二、对“人文外交”的深度解读
“人文外交”新路径的提出和积极实践，体现着当今中国外交主导者对目前时代主题和世界局势的把握，也是在新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外交新举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对中国传统外交的新调整，也是对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新局面的积极应对。
首先，对“人文外交”提出的具体背景的解读。
北京2008奥运会的筹备和成功举办，给中国外交带来很多的启示。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曾透露：在2008年初，有关方面就有了“人文外交”的概念，北京奥运会则使这一思路更清晰。
一方面，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的理念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精神的交融，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审视。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几乎都是学习西方的历史；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几乎都是在反传统。而此次北京奥运会，却提供了反思、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机会。中国人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正逐渐得以恢复，而传统文化正是“人文外交”的根基之所在。
另一方面，北京奥运会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外交”。众所周知：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初的国内南方地区的冰雪灾害、3月的西藏事件报道风波、5月的奥运圣火海外传递遭遇坎坷等等，令人难料。因为奥运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上述事件把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的心前所未有联结在了一起。中国人民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一时刻真正地体现了出来。有目共睹的是，中国人民成为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坚强后盾。
如上所说，在“人文外交”具体思路的形成过程中，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一个最直接的推动因素。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中国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连续性、继承性。
从理论上分析，“人文外交”可谓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民间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充满智慧的创举。它为融化中美、中日之间的冰峰，促进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推动当时世界格局的改变留下了深刻印记，也为新世纪的中国的“人文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际间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逐步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文化、思想领域。与此同步，中国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出国留学、工作，与外国人进行各种直接的接触。中国人民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对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昔日的民间外交亟需整合资源、拓宽领域，“人文外交”便是其顺理成章的新的发展。
在考察“人文外交”的形成背景时，除关注其历史因素、时代特征外，还应该看到来自其国内、国际的影响与压力。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国内社会“凯歌式行进”的30年。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浪潮中，中国与世界一样，“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4］个人的社会地位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个人价值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目前，中国的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外交的诉求有所增加，需要有了解的渠道、表达的机会和参与的平台。近年来，一些与此相关的交流平台日益活跃，逐渐形成了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网络，使得他们能够“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作用于外交过程”。［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日的中国吸引着世界的眼光。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宣示着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外界对中国贫乏的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还存在多种质疑的声音。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如经济领域的能源问题，政治领域的领土和国家统一问题，敏感的人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现实而具体的要求。
以上分析从不同角度表明，中国外交突破其传统的思维定势与行为定势，拓展其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已经成为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从而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
相比中俄之间成熟的“人文外交”机制，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近日，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率代表团访美，希望借此机会把两国的人文交流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中国主张：中美之间建立健全人文交流机制，同时实现人文交流官民并举：在政府交流的同时，推动各种民间团体、教育和科研单位、企业、传媒以及青年等社会各界在人文方面的交流。
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一直以来都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日之间形式多样的民间交流活动不断涌现，如“中日旅游观光年”、“中日体育交流文化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等。2008年5月，中日双方还签署了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随着近年中非之间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非之间的”人文外交”得到了扎实的推进。2007年，中国文化部举办了“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活动，为文化界人士了解对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机会。2008年，大型中非文化交流活动“2008非洲文化聚焦”已在深圳市举行。
中欧之间“人文外交”的最新进展，要首推2008年10月所举行的第一届中欧文化对话。当时，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著名专家学者、文化中心和私人文化机构的代表以及部分外交官，同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主办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计划今后每年分别在欧盟和中国举行这样的文化对话，使之继续发挥在双边人文交流方面的引领作用。
四、当前中国进一步开展“人文外交”的制约因素
以上的具体分析说明，中国的“人文外交”在其理论上与实践中正在逐渐地发展。它同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等，一起构成了当前中国的总体外交。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人文外交”的具体地位还会不断地上升。但同时也要看到，因为“人文外交”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属性和思想内涵，以及它所承载着的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大使命，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受到一些具体因素的制约：
其一，“人文外交”重视非官方的个人、民间组织的作用，而现实的状况则是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严重不足，民间组织的具体身份、地位、布局和规划都有待规范；再者，即便是参与到外交过程中的个人和组织，其自身的修养、组织建设与能力的建设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二，“人文外交”打开了世界看中国的另一扇窗户，而窗户里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人们真正所关注的对象。一位政治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现在的中国就像刚成年的孩子：经济发展了，可以“自立”了，但“更要有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内涵”。［9］(P48）也就是说，中国还需要继续发展，中国还需要各方面的进一步积累和修炼。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依靠自己的魅力真正“自强”起来，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总之，中国要解决其自身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其三，中国以往的对外交流工作，有其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其中既有体制因素，也有人的思想、观念因素。必须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地进行理念更新与体制规范，中国的“人文外交”很容易走上“宣传”的老路。即只讲形式，不求实效；外表光鲜，内容陈旧。实践已经证明，“传播力就是影响力”。［10］中国“人文外交”大格局的实际构建，必须首先解决其具体资源和途径的开发、创新问题。
推广“人文外交”，是中国对外事务在后奥运时代的一项长远战略。作为中国外交的新路径，应强调长期坚持，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短期之内取得成效。同其他领域所开展的外交一样，“人文外交”的开展，需要进行外交理念的调整和外交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需要调动包括非官方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多元因素的能动性，引导其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在国际社会里，中国建设和谐世界正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的民族和国家间的利益摩擦时有发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挑战，既给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未来中国的“人文外交”施展其魅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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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关键词： 近代科学 起源 边缘物种形成理论 边缘效应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of herbert butterfield introduc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affair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ir meanings. but there wasn't a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o itself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science in his book. i tried to study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marginal speciation. i thought that occident's far from the center and the special time of its cultural communion and interruption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of the origins.
key words: modern science origin the theory of marginal speciation the affect of margin
关于某种事物的起源问题一直在学术研究中有持续的探讨兴趣和价值，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起源问题都不会有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答案。也就是说，起源问题往往是个谜，可
以允许大家永远对它说三道四。
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写于1948年，现在却成了科学史研究生的必读书,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不过在这个经典而迷人的文本里我们却找不到他对科学起源事件的详细而明晰的分析。作为一个起源事件的分析，我们起码要说清楚它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起源的？这样的起源作为历史事件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和机制促成了它的发生等等。巴特菲尔德所描述的是科学在14世纪到19世纪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由于其时间跨度的特别漫长和文章篇幅本身的短小（事实上它是一个演讲集的汇编），所以尽管作者生动而凝练的文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要想在其中找到对这个起源事件的具体论证就不太容易了（这本来也不是一个演讲稿所能容易做到的功能）。
这并不是对这本书的贬语，而只是对它写作特点的印象性的评述，不过阅读它确实使笔者对近代科学起源事件本身产生了兴趣，并希望在此对近代科学起源问题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作一初步的讨论。
1．近代科学及相关概念的分析
在起源问题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如研究生命的起源首先要清楚什么样的有机体可以算作生命，然后才能在地球或宇宙的演化史中去寻找这种对象的首次出现。对“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研究得又多又充分，但可惜的是意见又多又不一致，直到现在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在国内还有“有派”和“无派”在争论。好在对于“什么是近代科学”大家的不同意见看起来少些，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提出“科学”概念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而其中之一即是“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2]且不管这种对科学的定义是否得到大家同意，但起码说明了“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的“近代科学”是大家所了解和熟悉的了。那么我们研究“近代科学的起源”也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来看看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难以分割的整体，起源事件虽然从概念上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每一事物在其诞生之前却有它原初的或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某某”的东西存在。近代科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之前的形态就是所谓的“古代科学”，如果持吴国盛教授所说的上述对于科学的定义而认为古代无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原科学”或“前科学”，更准确一点也可以叫“前近代科学”。我们注意到，虽然以“近代科学的起源”作为书名，巴特菲尔德在他的书中却更多地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来表述他要研究的对象。确然，能够标志近代科学之出现的一系列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革命的性质。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及其传播是一种宇宙观的变革；伽利略的一系列工作及其思想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运动观及物理学的突破；维萨里和哈维等人通过克服盖伦的影响而取得重要的生理学进展；近代化学的出现虽然相对地延缓，它也是通过抛弃一系列错误的中间理论而前进的。当然，在具体的学科革命之上，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代替了先定和谐和神秘主义；是培根所提倡的观察的实验方法代替了经验论和形而上学；是还原论代替了整体论和有机自然主义；是进步的观念和进化论取代了循环和不变的历史观等等。
上述的这些变化或革命是在什么样的地点与什么样的时机下发生的呢？这是研究起源问题的关键。
2．近代科学起源的地点及时机
近代科学起源的地点是在欧洲，更准确一点是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得出来，西欧处于亚欧大陆的边缘，是一小块非常不起眼的地区。中世纪之末的这个地区，其文化与经济水平如何呢？美国史学家墨菲这样描述：“地中海之北的欧洲在农业上是贫瘠的：寒冷、潮湿和森林密布，因为那里盗匪长期为患，特别是在缺少强大主导国家的情况下。到处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小国；它们往往无力维持秩序，或者只能控制它们设防城堡周围很小地区，它们远远小于与它们同时代的强大亚洲帝国。[3]”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部欧洲很长时间内失去了与外界（如印度和波斯）的直接接触，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普遍低下，就是贸易也因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阻碍只能进行转手交易。天主教虽然在欧洲具有统治地位，可是它所影响的区域与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相比也非常有限。由于科学在当代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被不恰当地认为总是处于一种先进的地位，欧洲在近代科学起源早期所体现出的文化落后、经济贫困、政治混乱，及地域的边缘化和相对隔绝被人们大大忽略。笔者下面的论述将说明，这却是近代科学起源并兴盛于斯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罗素所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科学只占一个极微末的地位”，[4]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倒确实成了近代科学起源的背景。科学史家霍伊卡认为，希腊-罗马文化与《圣经》宗教的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新的科学，他说：“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5]。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封闭被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不时打断，东征并未取得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上的成果，但却使他们从东方带回了阿拉伯人的科学、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和古希腊人的自然哲学文献[6]。正是这些外来的因子进入到欧洲人的文化中，从而孕育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性解放与文化繁荣又继而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些因素构成了当时欧洲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并成为近代科学起源的重要时机。
虽然认识到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对于东方的落后，但明显持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巴特菲尔德所理解的东西方也许只是地中海的两边沿岸。所以他说：“直到16世纪或17世纪，存在于我们整个地球上的文明数千年之久一直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就是在基督教时代，地球上的文明也大都是由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来人的文化构成 [1]”。在16或17世纪以前，东方（包括地中海沿岸附近及其它曾经以武力或文化影响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一直代表了更为先进和发达的文化，而那时所谓的西方可以说是处在真正的落后或野蛮时代。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和逆转，再到16-17世纪，西方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东方的衰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巴特菲尔德提出了类似于李约瑟难题那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是半野蛮的西方逐渐取得了这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呢？为什么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总是从那里产生出来呢？
3．边缘效应与近代科学起源的机制
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发生，巴特菲尔德所揭示的原因陈述于其书第十章如行云流水一样纵横的笔墨中，笔者在此简略总结如下：1）来源于人们在前面一段时期内对古希腊文化的总结、继承和批评；2）作者含糊的称之为“取决于只有在西欧才有的那些复杂的条件，也许也部分取决于这半部分大陆的某种生活和历史的动力学特征”；3）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的兴起；4）中产阶级的兴起及世俗化运动；5）地理上的大发现；6）技术需求及工业发展需要的影响；7）社会规划等等。以上的诸种因素在作者的陈述中有的是因，有的是果，有的则很难分得清楚，在一个变化多端的欧洲社会中，这一阶段的变化真是太复杂了，宗教斗争、教权与政权之争、民族冲突、王位争夺、不同阶层的权力之争、社会运动等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乱世。我们现在不妨抛开这些具体的因素不论，单是从欧洲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来入手来分析一下近代科学能够在欧洲发生的原因和机制。
在分析这一科学史上重要事件的机制之前，笔者先来介绍一下现代进化生物学研究中美国学者恩斯特·迈尔所提出来的一个说明新物种形成的“边缘物种形成理论”[7]。迈尔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新物种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边缘化的环境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个相对较小的种群与其它种群形成隔离，因而它所具有的一些突变性状不会因为杂交而淹没于大群体中，而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或性选择等机制而在种群个体中变得更为普遍。他提出：“在没有任何可以察觉的基因流动以及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多少有很大差别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些创始者种群将是基因库的遗传改造最理想的基地”。当一些特有的性状在这个隔离的种群中发展得越来越多时，这个种群与其它种群因为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形成亚种，并继而通过生殖的隔离变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种如果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它可能迁移和发展到更广的区域中，取代或排挤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其它物种而变得更为繁盛。
进化生物学研究地球生命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科学史研究科学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同具有历史研究的性质，它们的研究有许多协同之处。波普尔很早就用自然选择理论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证伪理论。类似于边缘物种形成的效应在分析语言的演化、人类民族的形成等方面都有较重要的启发价值，它所揭示的是在一个边缘化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一个新生事物可以因为受到较少的外来影响而得到独立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以后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性质，这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边缘效应②。
近代科学的起源在欧洲发生就体现了这种边缘效应。虽然在巴特菲尔德的心目中，地中海附近是地球上文明的中心，但这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常有的偏见。从文化多元论的观点看，它虽然有古希腊哲学的繁荣、希伯莱宗教的久远、罗马帝国的兴盛，但具有同等水平或更高的文化在地球历史的不同阶段却是非常之多的。阿拉伯、印度、中国的成就与之相比，都并不逊色。只是因为后来科学起源于斯，并且这种文化后来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才占有了优势。而从地理位置看，西欧所处之位置是欧亚大陆典型的边缘，它与真正的东方文明虽有接触，却并不持久，因此它所受到的在当时文明程度更高的东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有限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它从东方获得的四大发明等技术才能够在那里取得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效果，这也只有在一个相对隔离的情形下才能完成。另外在这一阶段前期欧洲本身的小国林立，因为宗教和政治的原因而形成了相互之间的隔离也创造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环境，这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是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杜布斯基揭示出各地本土语言的使用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现象，这无疑也有助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研究环境的形成[8]）。从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大陆便分为三大文化领域，东南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并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东部：斯拉夫区域，以东正教信仰为主，曾受到亚洲、拜占廷、伊斯兰和西方的广泛影响；西部：把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希腊、罗马遗产密切结合起来，形成特殊的拉丁和基督教文化[9]。科学起源的地点准确地说只是指西部这样一个有限的区域。源自于古希腊的科学种子正是像当年中国红军长征一样，通过希腊化地区，穿过阿拉伯世界，最后幸存下来的一点精华流落到西欧这个偏远、贫困、相对隔绝的土地上。可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却是它发育和生长的最佳土壤。
另外，除了地理上的边缘效应外，科学本身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在文艺复兴中，科学所占的地位都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高，而总是一种偏僻的少有人问径的学问。与大众所关心的法律、政治、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相比较，它只是一只不惹人注目的丑小鸭，就是军事、工程、农业等方面对科学家的需要，也是重视其所掌握的技术，而非本体论的世界观。就是在它渐露头角之后，它也只宣称能解决有限的问题，如罗素所言：“（近代科学的威信）是一种片断不全的威信，不像天主教的那套教义，设下一个完美的体系，概括人间的道德、人类的希望，以及宇宙的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它只对当时似乎已有科学判明的事情发表意见，这在无知的茫茫大海中只不过是个小岛。[4]”正是因为这样，它在早期才获得了一个相对宽容的生长环境③。现在中小学生们从课本中所获知的所谓早期科学家与宗教与迷信的斗争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真正当宗教发现科学的危险并试图去批评和遏制它时，科学已长成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孩子了。
4．交流与隔绝的辩证关系
从边缘效应来解释近代科学的起源就可以使我们对于科学史上关于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样一个著名的“连续性问题”有了新的理解。迪昂对连续性的强调是有意义的，那是因为早期的近代科学家们确实继承了中世纪西方以及经阿拉伯世界转手的许多东西；柯瓦雷等人所坚持的“断裂观”也有道理，那是因为正是这种与东方世界交流的中断使近代科学有了相对封闭而边缘化的生长环境。林德伯格的断言在这一理解的角度上是正确的，他说：“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早期近代科学创生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这一环境影响了科学实践并改变了它的形态”[10]。
从近代科学的起源这一重要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在科学的起源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固然重要，但要使古代的前科学从其原初的形态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具有近代形式的科学，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和一个独立的发展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巴特菲尔德在这本书的前几章节里多次提到一种“思想的转变”对于形成近代科学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思想的转变可能在多个历史时期或环境下发生，可是要想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形态并得到有效的传播，却非得依赖于特定的环境条件不可，如果不是这样，阿里斯塔克就会比哥白尼更有名气了。
很多人都认为，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充分交流，因而在历史的研究中经常有人设想假如当年某两种重要的文化相遇后会发生什么样可惊可叹的成绩。确然，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相互交换和融合，即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而论，当年印度佛教的传入与后来西学的几度进入都是影响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的大事。但交流固然重要，在交流之后相对隔离与独立的发展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文化因子需要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得到发展的初步机会和条件，这种适宜的环境往往不是交流广泛、信息通畅，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地带，而常常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或领域。这种边缘的地区或领域不仅是新生事物发生和初期发展的重要区域，有时还是一些过时的老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基地，孔子所谓的“天子失宫，学在四夷”亦是此意。
在中世纪后期，西欧通过十字军东征等活动受到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教和东方技术的影响后，在下面一段时间里，这些外来的影响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里完成向代表西方文化的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过渡的。我们看到，就是在近代西欧这样一个边缘化的环境中，早期的先哲们摆脱了东方独裁而专制的文化干扰，在修道院和大学这样的小生境下形成了脱离实用主义的理论倾向，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而与古代划分了界限，从而使萌发的科学之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生长机会，发育为最后能传播到整个地球，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在近代科学的萌芽时期，西方与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有密切的接触，我想这样的起源有很大的可能会中途夭折，要知道，就是在17世纪通过传教士了解到中国文化后，莱布尼茨等人还对它非常敬佩和折服呢。
近代科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在我们全球化的口号提出之前早就做到全球化了，而原来与之抗衡的许多文化现在慢慢退缩到各个地区边缘的角落，依靠人们主动的保护和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而残存于世，这就是现代非西方民族或珍视或忽略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命运。它们在当代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中也许会慢慢消失，也许会发展出一种新生的更有生命力的强势文化，如近代科学之起源一样在未来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倒也是尚未可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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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学科，中西交通史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始以科学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却是方豪，对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全书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而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过该书及相关的近百篇论文体现出来。
方著出版以前，社会上已有几种中西交通史论著，与前人著作相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交通史全貌，无论在时限、地域还是内容、深度上都后来居上，大大超过前人，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从时限上说，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汉代，止于明代的时段限制，以贯通为目标，将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进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实现了时间上的“通”。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通史事为张骞出使西域，因此，人们谈中西交通史也多从张骞开始，而对此前的中西交通状况很少谈及，更不用说研究。方氏则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但谓张骞以前，缺乏明确记载可，谓张骞以前，中西无交往之事实则不可”[1]。通过对已发现的有关文物的研究，他断定早在张骞之前，四川与印度之间必已有了来往，并大胆挖掘史料，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同时，又将其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链环贯通角度出发，他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历史重新作了审视。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和时期，此时西方传教士虽为传教而来，但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摆脱愚昧、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者，决不能忽视这一时期。”[2]基于这种认识，方氏在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将明清时期作为重心， 以文化交流作为考察的落脚点，以大量的篇幅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力求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特点，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规律。方氏对汉代以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的重要空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而且显示了其对中西交通史整体性认识，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显然是一重要推进。
作为一部通史著作，方著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横向上也有着比前人更弘阔的视野，这不仅以地域而论，注重扩大研究的视域范围，使其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诸种直接和间接关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与观察。
应当说，在众多国家中，方氏尤重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重视东西交往中国家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十分重视间接关系的研究。认为“小关系”往往比“大关系”更密切、更有影响，“研究东西关系史者，必须注意此中之间接关系”[3]，极力倡导对直接的大关系中的无数的间接的小关系进行研究，把对“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他通过对中国与印度、波斯直接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希腊、埃及的关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腊文化东传并影响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中国与西、葡、荷的关系中夹杂着黑人的事迹，确定了黑人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这些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颇多新意，如环之连，使其间众多的关系层层衔接，曲径通幽，可谓精彩纷呈。
方氏还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去分析与观察。从“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原则出发，他认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进东西交通，而东西交通的发展，又往往重复牵动南北战争的形势。分析指出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攘夷运动和欧亚民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与汉代之对抗而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导致安息灭亡的最终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则是由于中国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尔曼民族的大动乱所致。这些观点虽说不无偏颇，尚可商榷，但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交通与整个世界研究融为一体，无疑有积极意义；既增加了人们对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相关内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们在横向比较中衡量当时中国的地位。
从内容上说，方著虽然晚出，但其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取材之广泛，无不大大超越前人。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 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4]，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展开。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这些均可见方著内容的涵厚。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现象，那么，他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探寻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入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二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入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入西方。此时，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会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足表现中国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时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唯有船坚炮利，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明末清初实为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鉴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犹不多见，有之，则亦病简略”[5]的状况，方氏把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点论述。
这不仅表现在全书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浓墨叙写了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而且在结构体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从篇幅来看，全书共70万字，前三篇所叙历史起自先秦、止于利玛窦来华，共约两千年，近40万字；第四篇仅叙述利氏来华到嘉庆5年两百年的历史，则达30万字，可见其重视程度。体例上，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建筑、艺术、哲学思想无不包括。前三篇以时间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能满足如此众多内容的要求，为充分展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以包涵其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纪年叙述的特点，将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东渐西被，分学科科目进行论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其目较若列眉，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
在整个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该篇命名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从内容上看，该篇“所叙史事，纯以两世纪间的文化交流为限”[6]，无论从命名还是从内容上，该篇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是与其文化观密不可分的。“国与国之关系既生，遂不能不无影响，影响之可见者，于文化为尤著。”[7]对文化的涵义，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文化原为有理性的人类所必有的产物”，[8]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有其共性。但“因文明的产生有迟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浅，对善与恶的辨别上，或有歧异”[9]，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时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国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国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这种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进而对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已不是单纯的希腊或罗马文化，而是由希伯来人传入欧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罗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国。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含有更多一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由本土发生，不是由国外移植而来；向外发展，不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终目标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时也有其扩散性，“对国内言，曾影响及于匈奴、契丹、女真、回鹘、蒙回、藏、苗、罗罗和台湾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对外国言，亦曾影响及于韩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等处，在东方可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实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比拟”[10]。
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两大原则：首先要求同存异，切莫同中求异。其次，要正确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优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11]正是本着这两大原则，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导世界大同、发展中国文化为目的，既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丰富、充实中国文化，又竭力把中国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去，力求“求同存异”，谋求文化的沟通。
基于这种文化观，其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中西交通史》中，他一方面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作了极其详尽的论述，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西学的输入以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传教士在西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改变了国人的观念，使中国长期封闭的知识界豁然开朗，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详细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学的种种反应，论述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地域、阶段性特点，以及如何通过与士人的结合，传之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具体阐述了徐光启、王徵等中国学者采用西学原理，改造与创造农业灌溉器械的事迹。这些论述，既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和影响，也使读者有会于心，引起深沉的思考。
研究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学者们往往多重“东渐”，而对“西被”探究很少。方豪指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12]从这一基点出发，他在研究时，以“西学东渐”为主，同时也十分重视“东学西被”；而在“东学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偏重自然科学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吸收来的困难。“一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当以其思想为主要。”[13]所以，他对马可波罗向欧洲传播中国文明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马可波罗虽是传播中国文明于欧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传播的仅限于物质文明，而对思想却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造成18世纪欧洲的反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实为18世纪欧洲国家从事改革运动之药剂[14]。
方豪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使人们对于这段有关中国史转折点的史实——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经过，可以充分了然。他宣传和阐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国当时的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注重他人忽略环节与个案研究
方著在勾画中西交通全貌，详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实的同时，又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他人忽视和不注意的环节，作了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对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对问题的研究，专而有征，实而不泛，具有实证派史学的特点，从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论断，往往拥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相当的深度。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开掘，探索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定人物的功绩。在明末清兵入关战争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门向葡人购炮，有关这一段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许多书中，又加之这段历史关系明、清两朝国运，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则投入极大的精力，细心搜索，加以考证，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多盛称徐光启、李之藻二人，却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对此，方氏认为：“徐、李之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多由于教中人先为之揄扬，则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内对之有所不满，故讳言之。”[15]并探赜索隐，以近20年的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及其遗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一文，详考其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他在西学传入中做出的成就，从而使其事迹得以彰明世间，为学界所推重，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20世纪初，由于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传统学术方法为基础、又融合近代西方学术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考证学派。方豪继陈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努力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史料而不尚空论，善于从多角度搜集资料，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整个研究中，又贯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证、语言学、诗史互证等治史方法，考证、辨别、鉴定史料的价值，舍粗用精，去伪存真，然后发而为文。丰富的史料，不但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其论著显得饱满丰腴，厚重扎实。他的考据性文章，能从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问题，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相结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总之，方豪在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客观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不仅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将我国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以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为重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汇集了相关的主要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参考书，它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供了较前人更为清晰的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就学术发展进程来说，其丰富的著述及相关论文，所翻译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使这一学科步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转贴于 参观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6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92页。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②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⑤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页。
[1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14]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61页。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19页。
[16]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51页。
[17] 同上。
[18] 方豪：《〈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引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9]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0]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5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