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8:55: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自然资源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诅咒，荷兰病，制度改革
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必需的其他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物质源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此时的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都是属于较高水平，而资源丰富的阿根廷的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有的国家和地区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均收入水平还在逐年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即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或地区反而没有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快。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优势所在，如果处理不好资源开发的问题，将极有可能将此优势丧失。
二、资源制约经济的原因
通过总结，将资源诅咒的解释分为以下四类：
1.初级产品的贸易恶化。两次工业革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涌现了大量的新的工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首先实现工业化的往往都是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的作用逐步被资本、技术所替代。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普雷维斯和辛格等人认为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将在很大程度上的遭到贸易条件恶化的命运，而且这些初级产品基本上都是缺乏收入和需求价格弹性的，这导致已经工业化国家和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有些经济学家还认为资源部门的发展不可能促进甚至有可能阻碍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大多数掌握在跨国公司巨头手中，这就使得这些部门类似发达国家的经济飞地，而且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基本上不存在联系。这就使得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即使是规模很大但对其他部门却没有什么带动作用，这最终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2.荷兰病。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3.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自然资源会造成虚假的自信，使人们觉得容易致富而导致懒惰。事实上，依赖资源部门兴起而迅速扩张的初级产品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者，因而也就没有增加教育投资的紧迫性，这就限制了未来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投入的部门扩张。自然资源富集通过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阻止经济实现长期发展。
4.从产权到寻租、腐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资源部门被收归国有，但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资源部门的产权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中一个典型的弱点就是产权界定的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当产权的实施面临困境时，制造业的发展将有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但这种产权的困境并不妨碍资源产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资源产业的短期回报率高到足以吸引投资。当资源的租金足够高而产权国家实施又面临合法或操作困难时，往往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和内乱不可避免。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活动中，自然会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如何避免资源诅咒
1.在物价较高时将一部分赚得的钱储备起来，有助于缓解因自然资源价格波动造成的经济波动。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确保出售资源的获益将会被再投资，这样，在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国家真正的财富（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才会有所增加。
2.可以减慢自然资源的开发甚至不开发。资源开发速度的放慢将会降低资源的现值。如果资源资本的收益增长率等于其他财产的利率，所有者就会对将资源保存在地底下和开采出来这两种选择没有偏好，资源开采将以最优速度消耗。
3.产业多样化。产业多样化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公认为是解决资源诅咒的良方，但是要成功地实施却不容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出口国将其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投入到产业多样化的扶持和实践中，但结果令人失望，大量的资金被注入到一些毫无效率和竞争力的产业中。原因除了前述的荷兰病外，还在于政府主导的刻意追求多样化忽视了市场自发力量的培育，并且这些所谓的多样化往往都是政府垄断经营，这会给一些部门寻租套取政府资金提供了大量机会，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效率和竞争力，反而限制了充满希望的私人投资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4.制度改革。政治自由化、提高租金管理透明度、谨慎的财政和开放的外贸政策、以及从租金中提取建立公共基金等方式都有助于租金的有效使用。但当政府制度条件不具备时，便有必要将一些政府拥有的基金重新分配给居民以防止滥用。而Sandbu进一步认为自然资源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居民，之后政府再以个人所得的税形式征集。这会给予居民监督政府的激励，促使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赵奉军.资源诅咒、荷兰病与山西经济[N].经济学消息报，2004.
[2]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一个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验证[J].经济研究，2006，（1）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资源合作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其自然资源储量不仅极其丰富，而且品种繁多，潜力巨大。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矿产储量潜在价值约25万亿美元，占俄罗斯矿产储量潜在价值的83.33%，蕴藏着俄罗斯80%以上已探明的各种矿物资源。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表现在能源方面，这里是世界上能源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其能源储藏量占世界总储藏量的1/4以上，其中石油占1/6至1/7，天然气占1/3以上，煤占1/4左右，水电、火电资源也很丰富。这里还有丰富的金、银等贵重金属，铜、镍、锌、铝、锡等有色金属，钛、钼、钨等稀有金属以及盐、金刚石、磷灰石、磷钙石等资源。这里的林业资源、渔业资源等也名列世界前列。
一、能源资源状况
1.油气资源。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两大油气盆地。萨哈油气田的勘探工作已初步完成，但目前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采。萨哈林油气田储量丰富，正在进行工业开采，原油通过跨海输油管输送到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进行提炼加工。萨哈林岛周围的大陆架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则采用租让方式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开采，目前部分油井已开始工业产油。西伯利亚地区有碳氢化合物开采前景的土地为300多万平方公里，可提取591.6亿吨标准碳氢化合物。
2.煤炭资源。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各行政区都有煤炭资源，已探明的煤田近100处，探明煤炭储量298亿吨，占俄罗斯探明储量的40%。萨哈共和国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产煤区，俄罗斯远东47%的探明储量集中在这里。南萨哈煤田是俄罗斯远东最重要的焦煤煤田，所开采的焦煤是俄罗斯远东重要的出口物资。西伯利亚煤的地质储量1600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16%。
3.水电资源。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水电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俄罗斯远东联邦区河流纵横，其中有在俄罗斯长度名列第一和第二的阿穆尔河（黑龙江）和勒拿河。阿穆尔河（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界河，长4440公里，注入太平洋。阿穆尔河（黑龙江）及其支流蕴藏着巨大的水力资源，可供修建总功率2000万千瓦的梯级电站。目前已在其左岸支流结雅河上建成功率为129万千瓦的结雅水电站，在另一条支流布列亚河上正在修建布列亚水电站。注入北冰洋的勒拿河长4400公里，水量丰富，流量为伏尔加河的2倍，上游水力资源还没得到开发利用。在其支流维柳伊河上建立了年发电20亿度的水电站。西伯利亚联邦区江河、湖泊众多，拥有鄂毕河、叶尼塞河这样世界著名的大河。西伯利亚的水电资源最丰富，占俄罗斯的50%。据测算，如果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上建造电站，可发电约4000亿千瓦时。
二、其它矿物资源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其它矿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已发现和探明储量的矿物有70多种。西伯利亚联邦区地下蕴藏有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重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资源储量巨大。20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铂类矿可采储量占俄罗斯的99.3%、铅占86.3%、钼占82%、锌占76.6%、铜占70.3%、镍占68.2%。仅东西伯利亚北部诺里尔斯克就集中了世界铂类矿储量的40%、镍的35.8%、钴的14.5%、铜的9.7%和大部分的钯矿。西伯利亚的耐火粘土储量1334.99亿吨、石灰石储量21.27亿吨、白云石储量4.45亿吨。
1.贵重金属资源。俄罗斯约90%的贵重金属矿床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1992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共产黄金95吨，其中俄罗斯远东产黄金78.85吨。俄罗斯远东的马加丹州是俄罗斯最重要的黄金产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之一，仅科雷马河的黄金产量就占前苏联的1/3。马加丹州的金矿主要分布在科累马河中、上游地区，采金中心为亚戈德诺耶、苏苏曼、乌斯季—奥姆丘格。马加丹州的砂金矿可维持多年的开采。该州地下金矿也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地质勘探工作差，加上地下金矿开采成本比开采金沙矿高1.5～2.2倍，因此，地下金矿的开采量仅占金矿总产量的3%～5%。楚科奇自治区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北冰洋沿岸的阿纽伊—楚科奇地区，采金中心为共青团镇、比利比诺、维里比什和阿利斯克罗沃。楚科奇砂金矿的含金量平均比马加丹州中部地区高1.6～2.2倍，开采和淘金的成本平均比中部地区低20%。萨哈共和国也是俄罗斯重要黄金产地之一，金产量约占俄罗斯黄金总产量的34%，储量和产量仅次于马加丹州，居俄罗斯第2位。萨哈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南部的阿尔丹河流域、因迪吉尔卡河上游的乌斯季—涅拉、北部的亚纳河流域等产金地区。采金中心主要有雅库茨克市、涅柳恩格里市、阿尔丹市、库拉尔镇、索尔涅奇镇、乌斯季—涅拉镇、恰格达镇等。堪察加州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堪察加中部地区、中阿瓦恰河地区、左阿瓦恰河地区、叶利佐沃地区、斯列金内山脉、西堪察加低地和米利科沃地区。叶利佐沃地区的砂金矿价值最高，已建卡梅尼斯特金矿。采金中心主要有叶利佐沃和米利科沃。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尼古拉耶夫斯克区、鄂霍茨克区、阿扬—马亚区、瓦尼诺区、图古尔——丘米坎、波林那—奥西片科区、上布列亚区、阿穆尔河和阿穆贡河下游沿岸地区。采金中心主要有哈巴罗夫斯克市、索非斯克镇和阿坎贾斯克耶镇。阿穆尔州的金矿主要分布在腾达区、谢列姆贾区、结雅区和马扎诺沃区。较大的采掘公司是阿穆尔采金公司，有5个采矿厂，使用采金船采掘沙金。采金中心有结雅市、迈斯基市、兹洛维约夫斯克镇、斯托伊巴镇等。滨海边疆区也是俄罗斯远东黄金重要产区之一，每年采金量在2吨左右。主要企业有滨海金矿联合公司，位于滨海边疆区区沃斯特列佐沃镇，主要开采砂金。
西伯利亚也是俄罗斯黄金的重要产区。西伯利亚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中上游的东部地区。采金中心有北叶尼塞斯克、诺沃耶鲁金斯克、南叶尼塞斯克和阿尔捷莫斯科。金矿黄金储量460吨，品位为每吨矿砂0.8～2克黄金。使用采金船开采砂金。年产黄金20吨左右。
2.有色金属资源。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有储量丰富的有色金属矿。储量比较丰富的有色金属有铜、铝、锡、铅、锌、锑、汞、镁、钛、钾、镍、钨、钼等。
俄罗斯铜的储量丰富。1949年，在东西伯利亚赤塔州北部的乌多坎发现巨大铜矿，储量达100多万吨，占当时前苏联铜储量的1/4，属铜砂岩矿床。贝阿大铁路的建成为乌多坎矿带来了便利。在其周围的温库尔、布尔帕拉等地又发现一些新的矿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部的诺里尔斯克市附近有杜姆列亚尔、塔尔纳赫、斯卡列斯特三座铜矿。在俄罗斯远东南部和堪察加州也发现了几十处铜矿。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铝的储量也比较丰富。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已发现几十处铝矾土矿和含铝的霞石矿。虽然含氧化铝仅为22%～28%，品位不算高，但埋藏浅，露天开采成本低。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重要的炼铝基地之一。西伯利亚的大型炼铝厂有新库兹涅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萨彦、阿钦斯克炼铝厂等。由于这里的水资源丰富，炼铝成本比俄欧洲部分低1/5～1/4，比外高加索低1/3。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锡储量丰富。俄罗斯远东的锡矿储量最大，曾占苏联锡储量的2/3。俄罗斯远东的锡产地主要集中在滨海边疆区、萨哈共和国、马加丹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锡矿开采和加工基地之一。这里有俄罗斯最大的采锡企业——卡瓦列罗沃区赫鲁斯塔利内采矿选矿联合企业。还有卡瓦列罗沃区的阿尔谢涅夫矿、达利涅列钦斯克区的达利涅塔约日诺耶矿、捷尔尼斯托耶和兹维奥兹德诺耶矿等。萨哈共和国的埃塞海亚和杰普塔特矿、马加丹州的涅夫斯克矿、奥霍特尼奇矿、康塔克托夫矿、加利莫夫斯克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锡矿。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锡矿主要分布在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在内的兴安岭—鄂霍茨克地带。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地区有斯季瓦尔诺耶矿、伦诺耶矿、佩列瓦尔诺耶矿、索尔尼奇诺耶矿和普列多罗日诺耶矿。新西伯利亚市是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的炼锡中心，年生产能力为3万吨，原料是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所产的锡精矿。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也是铅锌矿的重要产区。铅锌矿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达利涅戈尔斯克，东西伯利亚布里雅和国、图瓦共和国、赤塔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主要有滨海边疆区的达利涅戈尔斯克矿、布里雅特的奥泽尔诺耶矿、图瓦的克孜勒—佩什特加尔矿、赤塔州的新希罗金斯科耶矿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部的戈列夫斯科耶矿。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是锑矿的重要产区，主要分布在萨哈共和国。主要锑矿有萨哈共和国北部的萨雷拉赫金矿，该矿含锑量高，储量也很丰富。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是汞矿的重要产区。主要汞矿有俄罗斯远东楚科奇半岛上普拉缅诺耶矿和西波梁斯科耶矿、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州的阿纳夫盖矿、里亚普加奈矿、涅普托矿和奥柳托尔矿、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兴安岭—布列亚矿等。西伯利亚联邦区的汞矿主要分布在阿尔泰边疆区、东西伯利亚的泰梅尔半岛和图瓦共和国。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镁矿的重要产区。菱镁矿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的萨哈共和国、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东萨彦岭地区和叶尼塞山脉。西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钛矿的重要产地。
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重要的钾矿区。在伊尔库茨克州北部，距乌斯季—库特250公里处，发现了俄罗斯最大的涅帕—加任卡钾矿，为光卤石钾镁盐矿。该矿分9层，总厚度35米，总面积2万平方公里，预测储量700亿吨。最厚的一块矿层达18.6米，面积也很大。该矿钾石盐层含钾量高，含氯化钾30%～40%。这里的钾石盐经浮选后可获得纯氯化钾。东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是俄罗斯镍矿的重要产地。
俄罗斯远东是俄罗斯钨矿的重要产区。锡霍特阿林山脉的东方2号钨矿，是优质钨矿，已建立了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在萨哈共和国、阿穆尔州、马加丹州境内也发现了含多种成分的钨矿床。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钼矿的重要产地。在萨哈共和国南部有巴季斯钼矿和格尔特伦达钼矿。在东西伯利亚的布里亚和国有奥烈基特坎钼矿。
3.黑色金属资源。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铁矿的重要产区，铁矿石储量为89亿吨，其中俄罗斯远东储量25亿吨，西伯利亚储量64亿吨。两地区铁矿构成是多种多样的。铁矿中磁铁矿占70%，赤铁矿占15%。俄罗斯远东的铁矿石主要分布在萨哈共和国的阿尔丹河上游一带，阿穆尔州的结雅河—谢列姆贾河中间地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兴安岭—布列亚山区，滨海边疆区的列索扎沃茨克地区。西伯利亚铁矿主要分布在克麦罗沃州南部绍里亚山区，伊尔库茨克州安加拉—卡塔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雷桑斯科耶等地。
三、林业资源状况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森林面积7.64亿公顷，其中俄罗斯远东3.16亿公顷，西伯利亚4.48亿公顷。两区的木材储量为707亿立方米，其中俄罗斯远东的木材储量为223.1亿立方米，西伯利亚的木材储量为483.9亿立方米。俄罗斯远东是俄罗斯富饶的林区之一，在松柏类树木中占多数的是落叶松，共有392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为44.5亿立方米；雪松占39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为9.6亿立方米。阔叶树占多数的森林为142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为12.7亿立方米。就贵重木种而言，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占第1位。这里有大量的冷杉和云杉，是生产纸浆和纸张的最好原料。还有朝鲜雪松、黄蘖、刺楸、俄罗斯远东桦、辽东桦、胡桃楸等珍贵树种，其中85%为针叶树，10%为阔叶树，5%为灌木林。针叶树树种结构为：落叶松62%、赤松6%、松4%、云杉2%、冷杉1%。
四、渔业资源状况
俄罗斯远东海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捕鱼区，俄罗斯四大温水海中的3个位于该海域，包括白令海、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是俄罗斯捕鱼量最大的海域。年捕鱼量300万吨左右，占俄罗斯捕鱼量的50%。主要捕捞对象为鳕类鱼、鲱类鱼、鲑、鳟类鱼、鲽鱼、海蟹、抹香鲸、海兽（海狗、海獭、海豹）等。远洋捕鱼主要捕捞智利竹荚鱼、太平洋竹荚鱼、无须鳕、澳洲鳕等。俄罗斯远东海洋捕鱼船队总部就设在邻近我国的滨海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
五、农业资源状况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土地面积为4.2亿公顷，但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有很大一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因此，农业用地面积还不到全部土地面积的1/6。据统计，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农业用地面积为6531万公顷，人均2.4公顷，占俄罗斯农业用地面积的30%左右，其中耕地面积为3218万公顷，人均1.2公顷，约占俄罗斯耕地面积的25%。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土地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农业的分布与发展极不平衡，北部全是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农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和贝阿大铁路沿线地区。这些农业区的特点是土地肥沃，天气比较暖和，日照时间较长，气候适合种植业的发展。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州最适于农业耕种，农业开发程度较高，但俄罗斯远东南部土壤过度潮湿，酸化程度高；西伯利亚南部土地常常遭遇旱灾和风蚀，土地盐渍化严重。因此，为提高农业用地的潜力，需要进行土壤改良，对酸性土壤施用石灰，对盐渍土壤施用石膏。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农业用地的结构特点是刈草地和天然牧场比重大，占农业用地的50%以上。据统计，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还有1200万公顷适于农业用土地尚未开发，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州、托木斯克州、伊尔库茨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境内，但绝大部分不在现有的农业发达地区，开发成本较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俄两国资源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应从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坚持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以东北亚乃至亚太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积极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依托国际资源开发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两国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劳务、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多层次合作，提高两国的产业素质和经济实力，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亚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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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延丽, 王兵银. 中俄能源合作形势分析[J]. 西伯利亚研究, 2009(6).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
知识与技能:举例说出什么是自然资源并对自然资源进行分类;从生活和生产实例出发,说出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对我国自然资源破坏严重的现状有一个清醒认识,在此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观念。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数据说明、文字分析、阅读材料等的学习,说出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国情,明白我国资源的优势和不足;通过辩论或案例分析等形式,说明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树立珍惜、合理利用并倡导节约资源的新观念,在教学中认识我国的资源现状,树立正确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形成资源保护意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合理利用、保护和节约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及具体做法;我国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人均不足的现状及其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难点:对自然资源的归类分析;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评价;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可持续发展观念。
三、教学过程
导入:课前观赏FLASH动画视频“拯救地球”,学生进入学习情境。
教师板图中国轮廓图。
介绍:我是来自大连的张老师,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飞跃长江、黄河来到了珠江三角洲美丽的城市中山和同学们共上这一节课,这是一种缘分。希望通过这节课的交流和学习相互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导言:课前同学们观赏了视频片段,看完后有什么感受,请谈一谈。
学生:人类应该和动物做朋友,不应该残杀它们;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教师:地球是人类的母亲,她敞开胸怀,无私地为我们奉献着一切。相信《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大家并不陌生。在一次海难中,鲁滨逊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解决吃、穿、住等问题并最终生存下来的?
学生:(略)
教师:鲁滨逊在求生时,所利用的土地、木材、淡水等物质就叫作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我们吃、穿、住、行的主要源泉,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一节“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人均不足”。
教师活动:展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设计意图:利用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导入新课,学生对此比较熟悉,便于学生理解自然资源的概念,简单明了,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自然资源概况
判断下列四种物质(阳光、森林、衣服、铁矿石)中哪些属于自然资源?
学生:衣服不属于自然资源,因为它不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
教师: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物质都是自然资源吗?闪电是不是?
学生:目前技术条件下闪电还不能被人类利用,不属于自然资源。
教师总结:自然资源应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自然属性,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属性,有利用的价值。二者缺一不可。
过渡:大千世界,自然资源种类繁多,根据性质不同,这些物质都可以分为哪些类型?
课件展示:学生观察水循环动态示意图,了解人类可利用水资源的获得途径和示意图反映了水资源具有什么特点?
教师:这种在短时间内可以更新、再生,或者能够循环使用的物质,属于哪种资源?
学生:可再生资源。(学生再举出几个例子)
教师:出示“英国石油公司日前发表一份报告,称全世界拥有的石油储量只够用40年”相关资料,提问:石油属于哪种资源?
学生:非可再生资源。其特点是用一点就少一点,用完就没有了。(学生举例归纳出矿产都属于非可再生资源)
教师:展示几种自然资源让学生判断,加深其对概念的理解。
教师:可再生资源利用合理,便可以实现永续利用。而非可再生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面对这种状况人类又该如何应对?
学生:利用新的物质来代替。
教师:这些物质称为“新能源”或“新材料”。现在科学家正致力于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下面请观看一段视频短片。
学生:观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视频。
教师板图“中国太阳年辐射总量的分布”。
教师: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我国的太阳年辐射总量分布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为我国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设计意图:什么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包括哪些基本的种类?这两个问题如果教师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使学生造成对概念的模糊。因此可从定义入手,让学生理解自然资源的两个属性,再进行区别比较,这样学生很容易辨别。可再生资源可以水循环示意图进行演示,帮助学生理解其与非可再生资源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可拓展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知识,让学生懂得人类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目前部分资源枯竭的问题。
我国自然资源特点及其利用
过渡: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个泱泱大国中自然资源又有什么特点?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分析和总结。
教师活动:展示我国国土面积、土地总面积、森林总面积、耕地总面积同世界其它几个国家的柱状图比较。
学生概括:我国自然资源总量丰富。
教师:我国自然资源不但总量大,而且种类也很多。(以矿产资源为例,指导学生看书了解)
教师活动:展示我国同世界其它几个国家的土地、森林、耕地等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的柱状图比较和在世界国家的排位。
学生概括: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
教师:为什么我国很多种自然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占有量却不足?
学生:我国人口世界最多,因此平均占有量少。
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不仅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传统民法物权理论创新发展的方向之一。但在我国民法领域物权理论与实践而言，一开始并没有给予自然资源物权应有的关注，因为在传统的法学研究思维中，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领域的法律制度设计是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这一点在立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综观我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各自然资源单行立法，基本上都是以特定资源行业的管理或专项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与同物权领域之间并无产生明确的关联，这也导致了民法学者在整体上对自然资源物权理论与实践合理性产生了普遍质疑。所以，最早对从物权角度对自然资源的研究是从环境法学者开始的，随着这种研究的日渐深入，因为环境法学者在自然资源物权方面提出的一些理论与传统民法物权理论的冲突，再加之在立法实践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涉及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争议，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问题也在逐步引起民法学者的关注，并开始了专门的研究。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发展的过程，本文对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的不同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梳理，并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思路的差异性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推动自然资源物权的深入研究。
二、环境法与民法中自然资源物权的不同理论学说
（一）环境法学者关于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
在我国，自然资源法是一个环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然资源法学的专门研究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专著型的教材上，可结合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中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内容做一简要回顾。
1.“自然资源权益”理论①
自然资源权益理论主要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及其他权益进行了分析。自然资源所有权是指对自然资源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与民法理论中的所有权的概念并无太大区别。但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与民法中的使用权有一定差异，它往往是含有一定的占有权和收益权在内的使用权，并在法律的规定下可以将之处分的使用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自然资源使用权转让的限制，这是自然资源法中的资源权益原理有别于民法物权的一般原理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自然资源法对资源使用权转让的限制规定主要包含了对转让客体、转让方式、转让期限、转让内容、转让价格、资源用途、受让主体、受让优先权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2.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②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在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安排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在自然资源产权的制度结构方面，由于自然资源赋存的自然性与其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冲突，天赋与自然的使用价值与其价值来源于交易的冲突，使得自然资源的产权安排绝不可能采取单一的产权结构，否则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必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的。因此，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应由资源产权制度、投资产权制度和交易产权制度三个方面构成。
3.自然资源权属理论③
自然资源权属理论主要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他项权利进行了研究。自然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该部分的研究主要涉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合理性论证以及集体所有权的完善。自然资源他项权利是指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自然资源的非所有权人对自然资源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各种权利的统称。在属性上，自然资源他项权利属于特别法上的物权，一般是由自然资源法予以特别设定的；同时是一种定限物权，以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为基础，在自然资源的支配上划出特定的限度，以满足不同类型权利行使的需求；又是一种用益物权，具备传统民法理论中用益物权的对他人之物使用和收益的基本特征，同时亦突破了传统的用益物权理论，成为现代用益物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法学者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传统上来看，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方面并不存在过多争论，但在对除自然资源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用益性权利认识角度和研究思路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目前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准物权”说和“特别法上的物权”说。④
1.准物权理论⑤
准物权理论是当前从民法理论角度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较为系统的一种学说。该理论认为：“准物权（quasi-property）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称谓，而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按照通说，它由矿业权（mineralrights）、水权（waterrights）、渔业权（fishingrights）和狩猎权（huntingright）等组成。”该理论在判断某种权利是否属于准物权方面，提出了五个主要标准：客体是否具有特定性、权利构成是否具有复合性、权利是否具有排他性、权利的追及力如何、权利的优先性是否具有特色等。在上述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准物权仍然属于物权范畴，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物权，上述标准反映出来的准物权的诸多个性只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与典型物权的共性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该共性更应该受到法律的重视和评价，例如，它们都具有绝对性（尽管程度不同）、支配力、对抗效力、物上请求权、实行法定主义等。对于准物权称谓“准”字内涵的了解，该理论明确指出：“它之于物权，不同于准合同之于合同，因为准合同根本就不是合同；相反，犹如准侵权行为之于侵权行为，仿佛德国法的准物权行为之于物权行为，因为准侵权行为就是侵权行为的一类，准物权行为属于物权行为。”
2.“特别法上的物权”说⑥
该学说认为，特别法上的物权，是公民、法人经过行政特别许可而享有的可以从事某种国有自然资源开发或作某种特定的利用的权利，如取水权、采矿权、养殖权等，由于这些物权主要是由矿产资源法、渔业法、水法等特别作出规定的，因此，可以将这些权利统称为特别法上的物权。特别法上的物权存在的四个主要理由：此种权利的设立和转移需要经过登记，这就使这种权利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可以向社会一般人公开，使第三人了解和知道此种权利的设定和变动情况；特别法上的物权可以作为交易的对象，进入交易过程；特别法上的物权虽然具有行政特许的特点，但作为物权，又是一种受物权法保护的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特别法上的物权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物权法的保护方法即物权请求权的救济。
三、自然资源物权研究思路的差异及原因
从前文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尽管自然资源物权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区别以及理论研究切入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构建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对自然资源物权观察分析角度的差异
基于不同学科的理论背景，即便是对同一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就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研究而言，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显然有各自不同的着眼点和分析角度，那么在各自提出理论的主要内容方面，也必然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在理论研究中是很常见的。因为，就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而言，“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预设一个上帝的眼睛来全方位地观察一类现象，因此，我们必须选择某个角度，而且这种选择或多或少地受我们认知目的的影响。……不同的观察角度是导致认识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某种观察角度就没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在众多视角中，存在某些较差或较佳的视角’，并且，‘大多数学者眼睛在选择视角时，会表现出某些共同倾向和一致性’。”。⑦因此，对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来说，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首先必然表现出来的是基于自身学术倾向和研究旨趣的个性认识，尽管这种个性认识会有片面性的一面，而且是阶段性的，但它对于真理的探寻是必要的。对环境法学者而言，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的起点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学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它主要是围绕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恢复、管理等诸多社会活动而展开的法律制度设计，由于涉及对象的广泛性和资源问题的复杂性，自然资源法综合运用了基于传统部门法划分而形成的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调整机制，尽管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并没有为传统部门法学者所认同，但这一点已经在客观上成为自然资源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领域区别于传统法律部门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只是围绕自然资源诸多制度设计中的一种，一方面，环境法学者需要引入民法中的物权理论为确定自然资源和归属和使用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在物的属性及开发利用方面的特殊性，使其在根本上无法等同于传统物权制度中的物，这就决定了环境法学者在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解释中，更加倾向于从自然资源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用传统物权理论外观的同时，也放弃了很多在传统物权理论中以一般物为起点进行的制度设计，并立足于现实需要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制度，这一点对于环境法学者来说，往往认为是对传统物权理论的新发展，而就民法学者而言，则往往对此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对民法学者而言，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的起点是物权。客观而言，民法是法律传统最为悠久的法律部门之一，在漫长的理论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非常稳定的法律精神和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民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更加重视既有理论体系外在的完整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对于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也是尽可能地在传统的理论体系中进行解释，那么对于那些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难以兼容的新生事物，往往从保证整个理论体系在形式上的完整性为出发点，对现实存在的法律诉求进行剪裁，将那些有可能打破现有理论体系秩序的问题剔除到民法理论之外。因此，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首先考虑的一点是，有关自然资源权属的问题在多大限度内可以纳入到物权理论之中，而不在根本上打破物权既有的权利谱系和理论构成。但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物，确实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不同于一般物的特性，所以，出现了准物权理论、“特别法上的物权”说等理论主张，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一些区别，但共同强调一点，无论是准物权还是特别法上的物权，都仍然属于物权的范畴。不过从前文介绍的一些内容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权利形态的界定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基本上只限于在概念中列举出来的几种权利类型，这种研究思路的局限性，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二）环境法学者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研究思路的特点
从前文有关环境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研究状况的介绍可以看出，环境法学者自身也没有对自然资源物权的基本理论构成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思路上，都存在一定的区别。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自然资源权益”理论，可以认为是环境法学者在自然资源法学研究中引入物权理论的起点。“自然资源权益”理论从所有权和使用权两个基本方面构建了自然资源物权的体系，并从自然资源的特性出发，重点对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权能以及转让限制等有异于传统物权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而且还简要分析了在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典型物权形态之外的其他非典型的物权形态，比如有关自然资源的专项权益和相邻权益等。即便从当前的眼光来看，“自然资源权益”理论一开始在自然资源物权研究方面确立的理论框架也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就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说，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后续研究并没有将最初“自然资源权益”理论提出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和拓展，而是采用了另外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依然是一个倍受争议的理论学说，不仅其他部门法的学者对此难以认同，就是对于大多环境法学者而言，对该理论的接受程度也并不高。尽管该理论也指出：“显然，尽管适用的范围与角度不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产权概念仍具有互通性，即都承认产权对物的排他性与支配性及权利主体基于产权对物获利的可能性。经济学中的产权概念要比法学中的产权外延要大的多，但都承认产权是根据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规则事实与实现的。只是法学中的产权规则仅仅指法律规范，而经济学中的产权所依据的规则还包括道德、伦理习惯、政策等规则。”⑧但显然，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也很大程度无法与法学的理论与实践相兼容，尽管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必要的，该理论似乎在根本上混淆了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界限。若探求该理论形成的原因，显然与在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启动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流转有关，因为该理论再三强调了产权的基本功能在于交易，认为“产权反映了所有权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任何交易都是产权交易”⑨，因此，若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我国自然资源市场化流转的现实需求，非产权制度莫属，而传统的物权理论因起过分强调物的归属所以在上述方面难有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充分考虑了我国自然资源的市场机制配置问题，而这一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民法和自然资源法研究的重点所在。自然资源权属理论是在“自然资源权益”说之后，环境法学者再一次引入民法物权理论对展开自然资源物权理论研究的尝试。该理论是从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他项权利两个层次构建自然资源物权体系的，当然这两种基本权利形态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自然资源所有权而言，其基本目标在于保障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导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实际运作与有效实现。而就自然资源他项权利来说，当务之急在于明确其法律属性和权能内容，从在制度层面上规范我国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对自然资源的非所有利用行为。尽管自然资源权属理论的研究并不深入，在某些方面的观点也并不成熟，但其基本思路可作为今后对自然资源物权进一步系统研究的起点。总之，不管是过去还是目前，环境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并不完善，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路不稳定，缺乏内在一致性的法学思维，另外就是研究不深入系统，法学理论的沉淀和积累不够。这些方面的不足，是环境法学者在今后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研究中必须着力予以改进的。
（三）民法学者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研究思路的特点
不难看出，前文所述民法学者提出的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两种理论，在对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有关权利的性质的基本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尽管说法不同，但都认为这些权利应该属于物权的范畴，甚至有学者认为特别物权就是准物权。⑩从根本上来说，上述这些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学说都是建立在民法帝国的思维模式中形成的，它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研究思路在于，在传统民法理论可接受的程度内，对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涉及的一些支配性和排他性的权利类型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和论证，但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对自然资源物权的接受程度是很有限的。尽管民法在整个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性不容质疑，而且这种目前占据主流的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权利设计的现实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民法物权的理论和实践，然而，该研究模式在自然资源物权理论研究中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上述研究模式最大的不足在于其缺乏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针对性，缺乏在自然资源物权研究中所应具有的整体观念。对于自然资源物权的研究，应首先将自然资源在整体上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针对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总结和归纳自然资源物权应具备的共性理论特征，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各种具体的自然资源类型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点，进行类型化分析。而上文中大多民法学者所提出来的有关自然资源物权的学说，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不能满足自然资源物权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首先，对自然资源基本属性的认识片面，无法对自然资源物权进行全面的概括。在民法学者眼中，没有自然资源，只有物，而且只有那些在社会物质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经济效益的物。因此，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的观察，往往仅是从生产资料和经济价值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诸多类型自然资源中唯独土地物权在传统物权理论与实践中一枝独秀，而且成为不动产物权的基础，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之价值较高，拥有不易，社会上对其所有权与利用价值分别归属之支配方式，需求自然较强些，顾民法对用益物权之规定，可谓几乎完全系对土地而发，例如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是，……。”11而且，无论是准物权理论还是“特别法上的物权”说，都没有在理论构成中包括围绕土地形成的各种物权形态，这也在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大多民法学者并没有从自然资源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土地资源，而仅是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另行处理。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割裂了自然资源的完整性，那么以此为基础围绕自然资源所进行的物权制度构建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和协调性。其次，缺乏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无法满足自然资源物权某些新兴权利类型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原有在该方面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集中于采矿权、养殖权等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权利类型，而对于像海域物权这样形成较晚但已经在事实上存在的新兴权利形态，在民法物权理论中的相关研究却非常的单薄，而且由于系统性基础理论的缺乏，权利的形成和发展无所依托。而在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基本社会情势是，海域已经取得了类似土地的不动产地位”。12因此，海域物权的基础性地位并不比土地物权差，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空白不仅对于传统的物权理论而言是一种结构性的缺陷，对于自然资源物权的某些制度安排也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民法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理论的研究，有必要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观念和研究视角，以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为起点，从整体上对系统化的自然资源物权理论体系进行探索。
【关键词】科技投入；资源诅咒；经济增长
一、“资源诅咒”的理论综述
Auty首先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Sachs和Warner开创性的用实证检验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论证。徐康宁、王剑（2006）、胡援成、肖德勇（2007）对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的“资源诅咒”效应进行了验证，验证了“资源诅咒”效应在我国的存在性。
关于“资源诅咒”的传导途径，Krueger（1974）、Torvik（2002）等从制度质量考虑，认为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收取经济租金的简单方法，并增加了为获得资源租金而向行政人员行贿的回报，从而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这些行为弱化了政治制度的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2001）、Papyrakis和Gerlagh（2006）、Stijns（2006）等加以解释，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那些能够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储蓄投资、人力资本投入、创新行为等产生了挤出效应。邵帅、齐中英通过1991年-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资源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
本文从“资源诅咒”假设出发，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深入探讨加强地区科教投入与技术创新能否缓解“资源诅咒”之困。
二、新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检验
本文选取广东、河南、作为对比样本，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进行分析。广东和河南自然资源相对贫瘠，并且分别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和新疆的地理位置差异小，并且资源分布也较丰富，可以消除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政策和环境区别。从99年到09年四个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看出，新疆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低于广东省、河南省以及。由此可见新疆陷入“资源诅咒”。
三、“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一）“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早期文献认为“荷兰病”效应是“资源诅咒”最主要的机制，自然资源通过挤出效应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从机械制造业中挤出；并通过资源类部门较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从机械制造业脱离，加入资源采掘和加工行业。自然资源也会通过其远低于制造业贸易品部门的技术溢出，引致低产出和低增长。自然资源的支出效应还能通过将大量的资源收益转化成增加的总需求抬高实际汇率。削弱机械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新疆地区的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广东、河南，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创新在制造业中的投入也很少，导致新疆制造业发展的落后。
（二）自然资源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自然资源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是诅咒发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Learneretal.(1999)认为自然资源采掘要求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这会使教育系统在人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生前还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条件，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分析近几年的数据可知，新疆的教育与科技投入水平低于广东和河南省，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落后于这两个省份。
（三）制度因素
Korhonen等人的研究认为导致“资源诅咒”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制度。当一个地方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人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则更容易使人变懒。自然资源丰富型国家的资源优势往往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
也有学者认为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一般的存在着法制不健全,官僚治理能力低下,产权的不完整和模糊等等制度幼稚病，从而抑制地区经济的增长。
四、科教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分析
通过上述“资源诅咒”及其传导机制的分析，本文重点讨论科技投入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Sachs和Warner指出资源部门的工资水平可能诱导创新者在初级部门而不是研发部门中从事创新活动。因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会由于“挤出效应”导致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导因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驱动经济的长期增长。而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更多的科教投入。
通过分析折线图一可知，从2000年到2009年，新疆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增长速度较快。图二显示2000年到2009年新疆地区财政支出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财政收入用于科技创新支出逐年增加，政府对科技进步以及技术创新越来越来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对于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新疆走出“资源诅咒”的困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图表分析考察了被忽略的传导机制：科技创新投入对于新疆缓解“资源诅咒”的困境，实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的增长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毫无疑问，科技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
新疆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减少了科技创新者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这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自然资源禀赋的存在减少了以劳动收入来支撑消费的需求，因此增加了闲暇而降低了工作的工作动力。第二，自然资源财富影响了企业在制造业和R&D部门的科技创新投入。
索洛先驱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80%，全要素的提高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而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全要素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而技术进步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只有真正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投入，从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方面支持技术进步和创新，并将科技进步真正的转化成生产力，积极地付诸实践，使得资源禀赋的应有价值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
新疆作为我国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应该充分的发挥资源优势，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真正实现制造业和R&D部分的科学技术投入，缓解“资源诅咒”的困境。
参考文献
[1]贺红艳,汤琪瑾,王湘衡.资源开发的财富悖论探究――基于收益分配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
[2]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
[3]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4).
[4]张亮亮.自然资源富集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文献综述.
1.判断以下几项内容中,哪一项不是自然资源?( )
A.空气 B.鱼 C.水 D.书本
2.下列自然资源，全部属于可再生资源的是( )
A.石油、森林、煤炭、太阳能
B.铁矿、天然气、铀矿、阳光
C.阳光、土地、水、草原
D.森林、水、天然气、铁矿
3.下列自然资源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是( )
A.生物资源 B.矿产资源
C.水资源 D.气候资源
4.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不断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
A.自然资源数量有限,难以大量增加
B.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用一点少一点
C.我国人口不断增加,数量众多
D.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浪费严重
5.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总量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枯竭的自然资源是( )
A.土地资源 B.气候资源
C.生物资源 D.矿产资源
6.下列属于非可再生资源的有( )
A.土地 B.水 C.森林 D.矿产
7.世界上自然资源总量最丰富，但是人均不足的国家是( )
A.日本 B.美国 C.加拿大 D.中国
8.关于我国自然资源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资源总量丰富，可再生资源众多，人均占有量呈不断上升趋势
B.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增加相互抵消，人均占有量保持不变
C.由于我国某些资源短缺，而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下降
D.人均资源占有量继续减少，自然资源形势严峻
9.我国有一类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五分之三，这类自然资源是指( )
A.土地面积 B.矿产资源储量
C.耕地面积D.河流年径流量
10.缓解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的办法是( )
A.大力减少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B.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资源，探索新资源
C.使再生资源不断再生，不可再生资源合理利用
D.大力进口我国缺少的各种自然资源
二、读图综合题
11.读下表，分析回答：(9分)
我国人均资源与世界比较
中国世界中国在世界的位次
人均耕地0.1 公顷0.36公顷67位
人均林地0.12公顷0.9公顷80位
人均草地0.23公顷0.76公顷121位
人均河流径流量2600立方米11000立方米88位
(1)我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基本特点是什么?(4分)
(2)怎样对待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5分)
12. 在下列图片下的横线上填出相应所属或所利用的资源类型。(4分)
①瑶山鳄蜥 ②龙滩水电站
资源 资源
③锰矿 ④罗汉果
参考答案：
1、D 2、C 3、B 4、D 5、D
6、D 7、D 8、D 9、B 10、B
11、(1)我国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
关键词：“幸福人”假设；自然资源；技术变革；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17-06
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资源利用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财富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提高幸福指数。不过，两者之间也并非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大份额来源于自然资源的贡献，但“超阈限”的自然资源使用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环境隐患，而且隐藏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文在“幸福人”假设的视域下，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中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增长提供理论借鉴。
一、基于“幸福人”假设的自然资源利用：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人类幸福的初始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从理论的继承性看，18世纪是一个重要时期，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对“理性经济人”活动进行深刻洞察的同时，将道德、情操、人性纳入市场经济研究的范畴，将更多的关注投向财富增长中的道德维度。继斯密之后，早期的经济学家边沁、密尔等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人类追求幸福、趋利避害的主观动机解释为人类行为的根源，表达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幸福寓意。被誉为人本之父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则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发展的不同“满意状态”寻找幸福的感觉，认为幸福标准并“不是某个个别官能的暂时状态，而是整个肉体和精神生活的健康”，而各种欲望的追求都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和过程。
此后，肯尼斯・阿罗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在满足一系列非常合理的选择规则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对个人选择进行排序，那么根本无法从个人选择中导出社会选择，事实上，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有极大的不同，其观点蕴含了个人选择的价值偏好与社会选择的公共福利取向。研究者从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一文中发现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当收入超过满足基本需要的水平以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收入水平，对于人们的幸福就更加重要”。
丹尼尔・卡尼曼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反思了经济学一些重要概念(如理性、效用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对消费者的非理视而不见”。美国的经济学大师萨口尔森对幸福的经典表述为：幸福=效用/欲望，揭示了“资源稀缺”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一方程式表明，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代价，分母的增大抵消了分子的增长，实际上是“不经济增长”。
澳籍华人黄有光认为，“社会福祉是社会中所有个人的效用或福祉的加权总和”，当个体对自然资源使用出现无知、短视和非理性时，无权重的加总可能会不公平；当存在非常严重的外部性时，例如环境外部性和收入严重不公，这时可能应该进行适当的加权。为了增进人们的普遍快乐，政府应当增加公共开支，以改善或优化那些人们无法直接选择的公共物品或制度环境，以改变“经济人”市场目标定位。
在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年代，建立在个体幸福目标前提下的“经济人”，主要将其活动范围定格在对物质资本的占有与积累上，以此炫耀势力、地位或社会角色。近代，随着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备，庞大的现代工业越来越依赖自然资源支撑，“经济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性占有、使用必然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引致自然资源掠夺性的无序开发，暴露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结构、总量的深层矛盾，使经济增长出现非和谐的态势。
我们以为，和谐增长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资源合理利用，同时，要通过不仅蕴含着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理性预期，而且要通过增进国民福利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然而，严峻的现实是，由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非均衡却极大地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指数。因此，我们需要对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经济繁荣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幸福人”行为动机释析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认识自然资源并将其价值化的过程，在人类能力资源低下的时代，人们利用自然资源是出于对幸福的本能追求，包括自身与家庭成员(可以是广义的家)的幸福，因此，追求幸福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而且，幸福所包含的内容和维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升级。由于幸福的感觉会随着人对物质资料需求的增加而变化，由此形成层次递增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幸福观。在当代，以社会福利或国民福祉为重要内容的社会进步，已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
为满足幸福层次的递增，人们不断发现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为此而发明新的技术，人类智慧的结晶集中在分工、专业化与技术进步上，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式的谋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到现代各种能源的发现与工具变革，通过创新工具而拓展生存空间，使更多的自然资源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
现实地看，越到近代，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越具有功利化特征，“经济人”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其生生不息的价值、剩余价值追求，既丰富了资源利用的内容又加剧了资源利用的矛盾。在日益扩张的人类自然资源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供给条件下， “幸福人”的价值追求逐渐被“经济人”效率原则所替代。特别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各种资源的组合产生了巨大的增殖力，随之社会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大，此时，“剩余”的占有与分割逐渐使人们单纯的幸福追求逐渐演化为“经济人”的利益偏好。
“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逻辑是沿着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展开的，它确实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倍数增长。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地缘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由于“经济人”目标追求的狭隘性，出现了资源开发的盲目、环境污染的加剧等问题，极大地偏离了人类价值本性与价值引力。当自然资源的稀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资源
的抢占及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日益成为“经济人”的狂热追求，资源利用的幸福初衷越来越被货币化了、价值化了， “幸福人”的目标轨迹出现了逆转。
当然，辩证地看，“幸福人”与“经济人”之间并非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具有诸多的相通性，如“幸福人”在追求福利水平提高时，同样在进行成本与最优感的比较，而“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通过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尽可能使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这是一种投资幸福感或消费幸福感。不过，倘若两者是天然契合并相得益彰，那么社会和谐就会成为一个无须赘述的话题，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背离，需要我们关注“幸福人”假设下自然资源利用中的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
三、自然资源利用与技术变革
自然资源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始终与技术变革相伴随，是工业革命将“沉睡”的自然资源“从死梦中唤醒”，赋予了其资源的禀赋及社会意义。随着人口增加并引起对资源需求的增多，技术变革成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它使人们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资源稀缺性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人利用自然物的基数与维度。从最早的自然力资源(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到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再到大规模地开发地热能、生物能和氢能，从人们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到“太空育种”等，技术进步的成果附着在自然资源的新发现及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上，它不仅加速了人类将自然物质资源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表明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发现自己的能力资源，阿马蒂亚・森指出，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事实上，每一次“能源革命”都是人类能力资源的提升。
相对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其供给总是相对不足的，技术变革总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由此出发，我们的假定是：其一，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其边际产量值是决定如何分配自然资源的重要变量；其二，人们所能支配的自然资源基数不变，自然资源的利用以技术变革为驱动力；第三，假定自然资源的边际产量值经过一定时期的固定收益后有下降趋势。分工表现为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引发自然资源在不同部门的流动，这种变化的动因来自于“幸福人”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而进行的技术创新，渐进的过程会引起质的飞跃。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以纯粹的物质生产部门为研究对象，假定社会上只存在两大产业部门，自然资源只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进行分配，且第一、第二产业的依次出现明示了技术的进步。由于第一产业以农业土地资源为主，产品相对固定，而第二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产业链相对较长而且产品附加值较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更高。因此，一般来讲，第二产业的边际产量值高于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如图1所示)。
在自然资源基数不变时，它们按照不同部门的边际产量值分配于两个产业部门。当第一产业自然资源投入增加到一定量时，收益出现递减，即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折线VMP。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定收益期(图1中的oq1)――这一时期自然资源比较丰裕，然后向下倾斜――由于人口增加引起需求扩大。自然资源表现出有限性和稀缺性。第二产业的边际产量值折线为VMPb。
图1中，自然资源投入量达到q1时，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开始下降。在q1点的左边，自然资源完全分配到第一产业；在自然资源投入量q1点的有边，VMa
将上述模型动态化，假定技术进步的同时，自然资源的基数和维度同时扩大(如图2所示)。
当自然资源基数小于q1时，各种自然资源集中于第一产业，分工只发生在产业内部，虽然不排除技术进步，但还是相对缓慢的。自然资源数量达到q1后，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将下降，第二产业随之出现并逐渐活跃。此时，增加的自然资源投入第二产业将获得比第一产业更多的边际产量值。由于第二产业大多数属于自然资源利用与加工企业，行业特点便于细化分工，技术变化易引起乘数效应，对自然资源需求具有扩张性，在自然资源增加的情况下，假定每一新增加的自然资源都配置给第二产业，如果第二产业中建构自然资源的能力可以保证人类的需要，且VMPa
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技术创新会带来自然资源基数和维度的扩展并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技术进步会受到自然资源特性的限制。如，作为现代工业体系支撑的石油、煤炭、矿产等资源，是地球历经千百万年才形成的，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可替代资源虽然(可燃冰、氢能源技术)已接近成熟的最终解决方案，但开发成本高昂又使人们不得不在投入、产出比较中踌躇。
由于自然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当技术手段同样存在此种情况时，极可能导致落后国家或地区引进技术，而发达国家则不断调整资源战略，为积蓄长期发展潜力而使用或储备他国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只是相对的，自然资源的优势也可能转瞬即逝。追求幸福的理性人，选择的是利用技术进步加速自然物质资源化过程，而“经济人”在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中，对技术的青睐完全服从于利润目标，这样，人类为追求幸福的初衷可能变为“经济人”的价值、剩余价值取向，掠夺式的自然资源开发，甚至不惜以环境破坏、工人健康损失为代价，这种偏离可能强化了“经济人”的利益追求而异化了“幸福人”利用自然资源的初衷。
四、制度：“幸福人”为减少资源利用冲突而建构的规则
人类不仅在技术进步中不断将自然物质资源化，而且为了减少资源利用中的冲突，还要建构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
首先，制度缘于人的行为轨迹又约束人的行为轨
迹。“人的行为轨迹是客观存在的，制度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行为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时空限制人行为的结果是制度的存在”。由于人的行为本身具有两而性，即幸福追求与利益获取，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两者往往不可同时兼得，一部分人利益的获取可能会带来另一部分人幸福损失，因此，这一过程充满了对资源的争夺与掠夺性的开发。理性的“幸福人”关注更多的是长远发展与广义的福利水平变化，理性的“经济人”看重的是短期利润目标。从大的范围看，海湾地区战事不断，其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为增加本国福利而争抢利用他国的自然资源；在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重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也源于“经济人”过度的趋利偏好。南于“经济人”狭隘的自我利润目标，资源使用的无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日趋逼近“红线”，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暴露了资源使用的制度缺失。
更可怕的是，作为公众利益层及人的地方政府，在资源红利分享中，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置环境破坏、生态损失于不顾，甚至漠视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揭示的是个人选择无法“导出”社会选择，政府不能对其“非理视而不见”，问题是，政府对非理性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参与剩余价值瓜分，这样，就使社会目标的公众福利改善异化为利益偏颇。
其次，制度规则是一个秩序性的开放的系统。正式制度的建立大多缘于由资源占有与使用不公引起的暴力冲突，对此，需要具有不可违抗的严肃性的法律条款与规范性要求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它一旦“内化”为一种社会习俗，其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由此形成的潜价值会不断完善人性价值的正向引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本身有秩序性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是“幸福人”的本质特征，如人们摒弃一些习俗而代之以新的理念，不断树立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幸福观；当人们发现许多自然资源利用不充分又污染环境，循环经济的理念便成为一种强烈的意识；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自觉进入环境保护状态，就会极大地降低非经济领域的交易费用，等等，一旦这些理念普遍化、公众化，它就成为制度的补充内容，像“约定俗成”的习惯为人们所感知。人的习惯性活动， “往往是在没有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思考，而仅仅出于自己的一种稳定的行事惯行模式来重复自己过去的行动。……习惯作为个人行为的复制与重复，使人免去了对哪怕一项最简单的选择背后所牵涉到的复杂信息的总体理性计算之负担。”习惯一经形成，就进入秩序系统之中，丰富了制度内容。
不过，必须看到，制度并非都是缜密的，有缺陷的制度也会产生制度负效应。制度缺陷可能是规则设计的不严密，也可能是受制度实施的时空限制而降低了制度功效。当“幸福人”被“经济人”行为替代时，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其最合理的解释，人们会默许一些并非有效的制度。如，我国为解决资源供求矛盾，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资源开发领域，由于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资本关系交织，随之出现的乱开滥采现象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环境损失和生态灾难，而且一旦这种制度被实施，便进入难以“纠错”的“路径陷阱”，从国家的资源战略看，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的。我们在图1分析的基础上，将低效的制度安排引入模型，即，自然资源的分配首先考虑个体理性的利润目标，则模型结果会发生变化。如图3所示，若自然资源基数q小于q1，人们会将自然资源作为短期目标实现的手段。在q1
可见，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是随着分工发展、技术进步而不断完善的，制度一旦成为“幸福人”的共识，可以极大地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如果“经济人”将制度内化于自己的行动中，那么，“经济人”与“幸福人”就可以在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短期收益与长期战略的困惑中找到契合点。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变革的程度，同时，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基数与维度的扩展，影响着制度的内容并决定制度变迁的进程。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技术的发展，扩大资源利用范围，同时，制度又约束人们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无序。
五、结语
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面临多种目标的兼顾。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资源的利用，增加社会财富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与幸福指数，同时，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其使用效率并不断拓展资源范围，为了降低目标实现中的社会成本，制度规则的完善与实施是基本保证，它可以减少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冲突。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其一，和谐社会的构建应确立以“幸福人”假设为导向的价值体系与增殖理念。“经济人”的行为目标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它是在几百年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绝对的价值、剩余价值追求使个体资本往往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留下了资源、环境的极大隐患。当和谐增长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时，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尤其是目前，我国依靠大量能源消耗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越来越逼近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许多矛盾都集中在由自然资源使用机会不公、资源收益分享不均、环境成本分担不合理等所导致的领域。我们的分析将分工、技术、制度作为主要变量，旨在说明，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由分工深化引起的技术变革与制度规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幸福追求，将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支撑，明确“经济人”的社会责任，可以引导“经济人”趋向以“幸福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活动，通过“幸福人”的效率追求，不断发现新的技术并通过技术进步拓展自然资源范围。
关键词:法学意境;自然资源;法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226-04
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种类齐全,数量也比较可观,但是人均相对拥有量大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因为有效利用率低和浪费严重,造成自然资源短缺,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已经在大力倡导节约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的观念。自然资源的概念是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核心,也是构建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基石,更是研究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起点。如何科学界定自然资源的概念,改变传统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的认识,不仅影响到立法执法的全过程,也影响人们利用资源观念的转变,科学构建自然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自然资源概念的讨论
“自然资源”一词由来已久,自然资源这个概念在多数学科中都有所涉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类观点:
1.景观说。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即天然景观。如张书理、李桂林认为,“自然资源是指由自然界中地理环境和生物所构成吸引人们去参观的天然景观,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等。”[1]按照景观说的观点,首先,自然资源是美学意义上的概念,只要能引起人们美感的环境和生物就是自然资源;其次,只有能吸引人们去参观的才能是自然资源,人迹不能去的则不是。
景观说这种观点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的天然性,但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景观说过分夸大了人的认识。景观说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只有人愿意去参观的才能是自然资源,定义有失偏颇。其次,该说仅从审美意义上对自然资源定义,范围过于狭窄。再次,由于自然资源地理分布状态的多样性,有的自然资源深埋地下,有的暂时未能被人所探知,景观说无限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夸大了人的认知能力。
因此,景观说的含义很狭窄,不能科学地解释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是很片面的观点。
2.资产说。这一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货币资产或流量。如《环境经济学辞典》认为,“自然资源是依靠自然生产而不是人造的货物资产与流量。”[2]就资产说而言,主要是取经济学上的含义。资产说首先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的天然性;其次,资产说认为,自然资源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就资产说而言,有其合理的一面,如认为自然资源是天然生成物和自然资源的有用性。但是,资产说将自然资源用货币来衡量过于绝对化。资产说就其实质来说,是用价值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中,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不一定统一,对于自然资源来说,统一的必要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这样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适宜用货币计量,如阳光、空气等,同时,某自然物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不是自然资源,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也可能是自然资源,如水资源等。
因此,资产说将自然资源等同于货币,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点,仅在经济学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3.自然物质与自然环境说。这是主流观点。如地理学家金梅曼在《世界资源与产业》中指出,无论是整个环境还是其某些部分,只要它们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自然资源[3]。钟水映、简文华认为,“自然资源是不依赖人力而天然存在的自然界的物质因素。”[4] 梁晓波认为,“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所有能为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具有可利用潜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双重特点。”[5]《辞海》关于自然资源的定义是“一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6] 仅就法学学科来说,对自然资源的定义的阐述大多支持自然物质说。自然物质说首先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的客观性。其次,自然物质说凸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相互作用性。自然资源从本质上说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同时人类的利用是以尊重自然资源的客观性为前提的。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笔者比较赞同自然物质说。但是,自然物质说主要是从它的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的角度研究的,传统法学中的自然资源的概念也是参照经济学的含义,只注重其经济性价值,忽视其生态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将人抽象为只有社会属性的人,忽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关系,这样,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埋下了制度性伏笔。其次,自然物质说也是立足于自然学科的研究角度而论述的,就法学学科的特点来说,概念必须运用法言法语来表述,因此,它不适合法律科学直接借用,法学应建立符合本学科的自然资源概念。
二、自然资源词义考
法律是通过文字来表现的,法律研究首先是文字研究。任何一个法律术语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研究法律术语词义的变迁,可以探究其发展规律,确定法律调整的广度和深度。从文义上看,“自然资源”一词由“自然”与“资源”二词合成;在语言学里,“自然”是修饰词,主干是“资源”,要弄清“自然资源”的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资源”的词义。
(一)资源的词义考察
“资源”在汉语中由“资”和“源”两个字组成。《易・旅卦》里“必次舍,”说明了“资”字的构成;《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zi,也,即财物,货物的意思;《义理・聘礼》[],行用也,即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用的物品;《现代汉语词典》中“资”的解释为“财物,钱财”[7],沿用了“资”的历史含义。“源”字的本义是水流出来的地方,引申为事物的根由。
资源是相对于人来说的,对于人类来说,任何能够满足生理、社会经济、文化娱乐的需要的能量和物质都可以称为资源[8]。资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指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素。因此,资源既包括一切为人类所需要的自然物,如阳光、水、矿产、土壤、海洋、森林等,也包括以人类劳动产品形式出现的一切有用物,还包括无形的财产。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英国大百科全书》中把资源说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以及生成这些成分的环境功能[9]。
对资源一词来说,本身是概括性极强的名词,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资源:(1)资源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变化;(2)资源是相对于人这个主体来说的,与人类的生存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3)资源本身并无所谓价值,需要人类的劳动。因此,可以给资源作如下定义:资源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为了生存生活的需要可以利用的物质或者非物质因素的总称。
(二)何谓“自然”
自然资源由“自然”与“资源”两个词所构成,前面考察了“资源”,那么,什么是自然?由于当今人类普遍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困扰,于是,重新认识自然,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了多门学科共同的热门话题。
无论中文还是西文,“自然”一词向来都有两种含义,第一略与“本性”、“天然”同义,第二略与“天地万物”同义。前一含义最为古老,也是古代“自然”一词的主要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和老子的《道德经》中,“自然”指的都是某种内在的根据。这里“自然”的含义,学术界基本认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因此不是“物之集合”意义上的自然界。近代以来,后一种含义逐渐成为主要的词义,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消失了。“自然”被看成是由自然物组成的物的集合,除了物质以及支配物质运动的外在的力,并无其他任何内在的神秘的东西。一切事物的运动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本性”(自然)。“自然”不再象征着内在的根据,自然是纯粹的外在性,甚至就是外在性本身。近代以来,把自然视为毫无意义的、纯粹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物之集合的观点和思想成为主流,甚至将自然视为极富挑衅性的敌手,必须征服。
法学意义上“自然”的概念与物质世界密不可分。古希腊人认为自然即理性,人类理性是由自然赋予的,符合自然即正义[10]。人的理性来源于自然,由自然的秩序和理性推论出人的理性和对世界的认识,自然是人对世界产生认识的渊源。自然界被当做是活的且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11]。现代则把自然看做客体,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
(三)自然资源的词义溯源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地球上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人口数量又非常有限,同时科学技术停留在很原始的阶段,如采集植物的果子和种子、简单的捕鱼及围猎等,此时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微弱的,远远没有超过自然界可承受力,人们尚没有自然资源的意识,更多的是被自然所支配。
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自然资源的观念深入人心。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逐步摆脱了物质匮乏,渐渐向现代文明迈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同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破坏是空前的,自然资源的词义被扭曲为满足人类吃喝玩乐的财富,人口的剧烈增长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大量的废弃物投入环境中,地球饱受掠夺性开发和垃圾化双重摧残,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共存、生态的恶化、粮食危机等等困绕着人类,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普及推广,为自然资源内涵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用“世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财富”的名言来解释自然资源是非常绝妙的。随着新的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兴起,“自然资源”一词得到广泛的运用,不仅拓展了狭义资源的范围,而且也使自然资源概念从狭义走向广义。
(四)法学学科中的自然资源概念
法学中的自然资源,虽然与其他学科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其独特的含义。作为法学学科中的自然资源,应该有下列特性:
1.可调整性。可调整性又称为可规范性,自然资源只有进入法学调整的范围才具有法学上的意义,这是自然资源纳入法学范畴的前提,否则自然资源概念只能是普通意义或其他学科意义上的概念。法律调整的自然资源的概念,应该是在精练普通意义的基础上并结合法学学科的特点,运用法律术语表达,同时,法律逻辑的严密性要求自然资源的概念必须具有表达的完善性和一定的前瞻性。
2.可利用性。这是人与自然联结的纽带,也是运用法律调整自然资源的必要所在。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界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受到法律的调整,但只能调整是人们能利用的那一部分自然资源,不能被利用的自然物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称为自然资源,也不能成为法学视野中的自然资源。
3.有限性。有限性是自然资源的本质特性。法学意义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法律调整的自然资源的范围是有限的。自然资源虽然总体上数量庞大,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和开发程度的限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同时,由于立法的目的和法律调整范围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必须由法律调整,如阳光、空气等在现阶段就不需法律的调整。第二,法律只调整现阶段有限或即将稀缺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在古代,由于人口和水的矛盾不突出,水被视为用之不尽,取之不绝的物品,因此不需用法律调整。随着现代人口、环境矛盾的突出,水资源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
4.整体性。整体性又叫系统性,是指每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要素彼此有生态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触动其中一个要素,可能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整个自然资源系统的变化。传统法律对自然资源的规定范围不同,特别是把自然资源从所属的生态系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事物看待,法律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自然资源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在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注意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平衡,特别注意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整体效益发挥。
5.法益性。①自然资源的法益性,是指可以在自然资源上设定权利、享受利益。自然资源并不只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自然资源的法益远比普通权利广泛,甚至于没有直接支配该自然资源的主体也可以享受利益,比如,一片森林,森林的所有者、使用者可以享用(主要为经济利益),其他人也可以享受到森林提供的新鲜空气、清洁水源、美丽景观等。因此,法益性也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特性之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学学科中的自然资源是在传统自然资源概念上的精练与法律化,简单的说,法学学科中的自然资源就是一类物,即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存在于自然界或处于自然状态,可由权利主体直接支配或享有特定法益的、具有相对稀缺性的天然形成或生成之物的总称。
法学学科中的自然资源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成物。自然过程所产生的天然生成物包括地球表面、土壤、矿藏、水、野生动植物等,都是自然生成物。自然资源与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的本质区别,正在于其天然性。第二,自然资源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即具有使用价值。如果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即使是天然形成,但也不能称为自然资源。如老鼠、蚊虫等。第三,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自然资源之所以能成为物权法律调整的对象,就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如果某种天然生成之物随处可得,取之不竭,就不可能成为物权法律的调整对象。如阳光、空气、风等,虽然是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天然生成物,但由于不具有稀缺性,不能成为法学意义之物。
当然,自然资源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或者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规模、种类和数量,都是不断变化的。同时还应指出,自然资源的范围与文化背景有关。自然物是否被看做自然资源,常取决于信仰、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例如佛教徒食素,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食物资源”的概念;又如非洲一些地区的人把烤蚱蜢看做美味佳肴,这在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三、法学学科中自然资源外延的实证分析
所谓外延,是概念所指的类的组成。就法学意义上自然资源的外延来说,中国《物权法》第46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47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48条“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中国法律中的自然资源的外延包括矿产、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动物和植物、土地、海洋等。
就法学意义上的矿产自然资源来说,包括属于一国或地区境内的一切探明和未探明的以天然状态下存在的矿物,它与非自然资源矿产的界限在于开采劳动行为。开采前属于自然资源,开采后属于自然资源产品。所谓自然资源产品是指单位或个人为了满足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而从自然资源中提取的,处于单位或个人实际控制和管理之下的自然物质。因此,开采后的矿产品即使在其他学科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也不属于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的范围。
水资源即处于自然界一定载体范围内的淡水,具体包括地下水、江河水、湖泊水、水塘和水库中的水。其他水,如大江、大河上的水利设施和自来公司的供水,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似乎应该纳入水资源的范畴,但由于这类水包含了经过水利工程公司或自来水公司的取水、过滤、净化等一系列人类劳动。而且这类水也不是直接用于水利公司或自来水公司自用,而是通过市场销售给最终用水的单位和个人,从而成为用水单位和个人的私有物。如果把这类水归入自然资源范畴,就与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相抵触,有损法律的统一性[12]。
土地资源的外延比较宽泛,具体包括山岭、荒地、滩涂、林地、草原等。土地是万物的载体,在法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调整对象。土地作为自然资源而言,它与非自然资源土地的界限仍然在于人类的劳动范围。因此,处于天然状态下的山岭、荒地、滩涂、林地、草原属于自然资源,而经过人类精耕细作的耕地和大兴土木的建设用地不再属于自然资源。当然,非自然资源土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自然资源土地,如耕地的荒芜、建设用地上房屋的拆除以回复天然状态等。
森林资源的外延中,主要争议在于人工林是否自然资源的范畴。本文认为,应该把人工林排除在自然资源范畴之外。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人工林是利用人工育苗造林的方式建造的森林。从森林的初始状态,就已经包含了人类劳动。其次,人工林诞生的时间、地点,不是由自然界决定,而是人类决定的。第三,人工林的权属从它诞生那刻起,就属于造林的单位和个人,与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相冲突。但是,森林资源并不是只包括树木,还包括森林系统中的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它们一起构成了大森林资源的范畴。
相应地,动植物资源的显著特征在于动植物存在的天然性和权属的公有性。自然资源性动植物与人工养殖的动植物虽然物理生理结构完全一样,但人工养殖的动植物属于养殖者所有,因此,人工养殖的动植物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另外,天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由于人的捕获、采集后属于捕获人、采集人所有,也不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
关键字：矿产开发；利用效率；现状
中图分类号： DF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研究现状
金小燕、赵亚辉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界定为采矿回收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回收率。关于矿产开发利用过程中采矿、选矿、矿产综合利用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特别是矿产开发利用
的环境影响和安全成本的评价研究也受到社会关注。张崇欣、宋奇文、马剑应用A H P层次分析法，对煤炭资源的资源储存量指标、开发强度指标、资源利用率指标、煤炭需求态势、人力资源支持、投资变化率和赢利变化率、环境影响指标、环境治理指标、绿色能源相关技术发展指标、国家支持新能源开发的力度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对我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研究、评价，说明当前我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的状态。
乐毅、余永富、张泾生采用A H P层次分析法对我国锰矿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力进行了研究，评价指标选取类似张崇欣等，结果显示，我国锰矿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为0.5430，说明当前我国锰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的状态，形势比较严峻。潘鸿、邱桂杰、韩孟华以经济―环境大系统为分析基础，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定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途径，分析了影响自然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并最后解析了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思路，认为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途径有减少废弃物、开发新能量、资源最优配置，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投入、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以及制度、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文化的使用。
矿山地质条件是制约金属矿山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预防和治理矿山环境问题需要有效评价矿山环境地质条件。朱志敏等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金属矿山环境地质条件评价模型。以四川木落稀土矿为例，选取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土性质与结构、水文地质为评价指标，构造评价因素集，并以研究区地质特征和专家调查结果为基础，构造评价矩阵，并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最后，综合评价研究区矿山环境地质条件较好。钱金平等以石灰石矿开发建设为例，在工程分析和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基础上，构建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特尔菲法确定了自然和社会各生态因子的权重值，对石矿开发建设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评价，论证石矿开发建设的可行性。
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矿区的环境保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方春洪等从系统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水平度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以铜陵市为实例分析，铜陵市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值达0.8357，整体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规划目标合理，资源利用转换效率高，矿产开采效率和矿业结构调整措施合理; 但生态环境协调性有待加强，环保投资率偏低，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力度不足。
2 其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方法
除了上述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层次熵多目标决策分析模型、灰色关联评价方法、A H P层次分析法、特尔菲法之外，D E A(数据包络分析)是一种最常用的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它从相对效率概念角度提出，以P a r e t o优化这一经济学概念为基础，以规划理论为工具，按照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观察值，对决策单元进行经济效率定量化评价。D E A在土地、能源、环境利用评价领域应用甚多，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朱金艳、魏晓平以黑龙江省矿业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 E A)，研究各个部门对矿产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建立了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评价系统，分别利用D E A分析法中的C2R模型和C2G S2模型对矿业产业部门对矿产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黑龙江省非D E A有效矿业产业部门，分析了资源配置相对较低的原因，并利用“投影”定理，分别计算出部门相对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从而给出了调整矿业产业部门投入和产出的具体方案，已达到改进非D E A有效矿业部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毛健、潘鸿以经济―环境大系统为分析基础，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定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密切相关性，分析了影响自然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解析了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思路，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对策措施。
自然资源有无价值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和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态度。方大春从哲学角度出发,结合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相关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于其满足人们的需要,自然资源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稀缺性、开发条件和重置成本。如何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关键是对其价值计算和比较。
3 研究前景
目前，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的研究很少，且有较大局限性，只考虑了资源利用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与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果有很大关系。相同矿种不同用途开发利用效率不一样，矿产资源根据其品质不同而合理加工物尽其用是高效利用的重要体现。
效率的评价应考察矿业生产效率指标相对于理想情况下最佳效率的达到程度。其中利用率应考虑包含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低品位矿、矿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利用效果应考虑优矿优用、矿产品高效利用深加工程度、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这方面指标的选取和定量评价尚需进一步研究。
【总结】：我国目前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研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方法，准确评价我国开发利用效率水平，调查摸清现状刻不容缓,生产出最能发挥其用途的矿产品，发挥最大的资源效益，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冯安生.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及集约利用的思考[J]. 矿产保护与利用. 2011(Z1).
作者：孟致毅 欧李梅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当前，在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危机”阴影，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萧条的同时，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加剧。对于我国来讲，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更多地体现为资源浪费和资源短缺并存。一方面，我国自然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占有率低。如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以及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25%。另一方面，我国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我国能源使用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50%-80%。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与我国资源环境保护理念不到位密切相关。此外，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价格机制不完善也是其重要原因。因此，深化我国自然资源价格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一、自然资源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
经济学中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存在于自然界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可以被人类利用并且具有价值的物质。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与森林资源等。所谓价格构成是指形成价格的各个因素在价格中的构成情况。自然资源的价格构成，本质上是自然资源价值构成在其价格中的反映。自然资源的价值构成包括存在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这三个价值以开发成本、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形式反映在价格构成上。为了保持自然资源价格构成的完整性，我们必须从理论上重新认识自然资源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其构成的基本要素。1.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包括自然资源的可用价值和潜在价值，也被称为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自然资源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一定的自然力，例如，水流可以被人们利用发电，造福人类。自然资源的这种自然属性，被人类开发利用，从而实现了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随着人类需求的增长和对自然更为深入的探索，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对人类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2.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作为生产要素被人类附加劳动所形成的价值。3.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所谓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指人类的生存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客观需要，体现在人类为维护和改善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培育和保护所投入的劳动，进而形成的价值。这类价值具体表现为：为了改善水质和空气质量，进行治理所花费的人力资源，并由此形成的环境管理和检测、治理的相关费用，以及为支持上述工作进行技术研发费用等。此外，还包括实施上述工作所构建基础设施和费用运行等，共同形成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这种价值的存在，要求采用这类资源进行社会实践的个体或社会组织要弥补自身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即要求将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外部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内部化，由此可以判断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也应该被作为重要的构成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定价中去。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以开发成本、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三种形式，反映在价格构成上。这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存在价值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基础，生态价值是对存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补充。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共同构成了自然资源价值。
二、当前我国自然资源价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自然资源的作用有限。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最为典型的是自然资源处于开采和使用过程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一问题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供给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以煤炭领域的定价为例，资源定价中没有纳入全部生产成本，只有开采成本被包含，而其他诸如资源补偿成本、环境治理成本、安全治理成本以及职工享有的福利所形成的成本都没有体现或者很少体现在价格中。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迄今为止，我国矿山开采过程中挤占的土地总规模高达586万公顷之多。在矿区，诸如地面塌陷以及地下水枯竭等生态问题严重，据统计，每开采一吨煤所对应流失地下水量就高达2.48吨。上述这些社会成本大多没有被纳入到资源产品定价考虑的范围内。事实上，只有把资源在开发和使用时所造成的各类补偿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都考虑到定价中，才能推动资源供应过程中形成的外部成本得到内部化，从而使资源价格较为真实地反应于资源价值，有利于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升。2.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过于短期逐利化。我国矿产资源的性质是国家所有，而国家并不直接使用和经营资源。国有企业是国家占有资源的具体表现形式。国有企业采取向国家缴纳规定税收和利润的形式，实现国家作为矿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是我国自然资源配置的主体。然而，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行业投资结构失衡以及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等现象。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过于短期化。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占有资源的具体代表，地方政府采取给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企业组织授权采矿特许权，获取相应税收和管理费用，从而实现财政增收目标。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在得到了一定的采矿权后，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实现零成本使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获取收益。这就导致资源生产效率低下。据统计，当前我国煤矿的回采率平均水平只达到了35%，而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甚至只有25%。3.当前自然资源价格未能完全体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但在自然资源的价格配置中，仍然存在市场机制运行不足的问题。可以说，与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相比，我国自然资源价格改革进程缓慢，以及相应的自然资源定价不合理。这是因为在当前自然资源定价机制中，没有全面将环境补偿成本、资源耗竭成本以及安全生产成本等要素纳入，主要体现为资源税水平较低，造成资源价格难以灵活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以及资源的稀缺性。而自然资源定价机制的滞后，决定了资源价格不合理，进而影响资源开采环节和使用过程中不能有效地控制浪费问题。因此，在自然资源定价上要逐步构建以市场定价为主，并辅以政府指导价格的渐趋合理的定价机制，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完善我国自然资源价格机制的对策建议
1.自然资源定价机制要体现资源稀缺性。在我国社会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的基础作用不可替代。虽然我国自然资源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并且大多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因此，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正日益突显。由于我国自然资源定价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性，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以及低收益的发展模式。要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变成为集约型增长模式，改革自然资源定价方式成为当务之急。也就是说，要设计并构建有效反映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定价机制，使得自然资源的定价核心依据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利用这种较为合适的定价结构，使价格机制成为对各种类型自然资源稀缺性程度进行正确反映的市场信号，利用价格杠杆有效地抑制稀缺自然资源的过度需求，提高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2.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定价模式。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要想提高自然资源可再生率，就必须要体现“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基本原则，不断升级和优化我国自然资源价格管理模式，促使相关管理模式从原先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逐步向着由政府监管和市场配置共同产生作用的管理模式转换。在新的管理模式中所提到政府监管，是一种充分利用了各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这类可以利用的市场调节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的市场价格、资源的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国际市场等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符合市场需要的政府监管。也就是说，这种政府监管将经济领域、法律领域以及行政领域的一些管理手段有效地融合起来，落实自然资源领域的科学监管。在新的管理模式中，市场配置功能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价格形成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使得市场价格作为重要的信号，从而在自然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起到配置方向的作用，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能。3.完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创新自然资源定价机制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要不断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围绕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这一基本要求，对自然资源价格的差比价关系重新实施合理定位，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的产出比率，对于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结构，以及对于土地、水域、森林以及矿产等资源在市场上表现出的差比价关系进行必要的调节。最终，提升我国自然资源的配置水平，进而有利于我国在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能够体现节约和高效的特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适时加快与自然资源价格改革相配套的系统建设，相关工作包括：设计和设立资源产业的科学管理体系，营造和深化文明生产观和健康的消费理念；在核算体系中增加针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的项目，并实施技术创新，保证定价机制的改进工作能够顺利推进；推动自然资源资产化改造，对自然资源进行价值量化处理，最终为自然资源定价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国际来看，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导致我国的外需降速较为明显，发达国家更以诸如绿色GDP、技术环保等借口来对我国形成出口壁垒；国内来看，虽然2011年11月CPI降幅明显，但是经济增长和物价平稳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我国必须在保持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好资源和环境的矛盾，选择有利时机，适时推进自然资源价格改革，加快构建既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又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制。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禀赋；资源诅咒；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34?07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其涵义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都印证了这一假说。 1960―1990年间，资源缺乏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资源丰富国家的快2～3倍[1]；就我国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远不如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地区，这似乎也印证了中国范围内存在“资源诅咒”之现象。然而，直观上的认识并不能代替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本文拟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为考察对象，对“资源诅咒”现象及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作出分析。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不明显，Auty[2]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引起了发展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Matsuyama[3]将经济体分为资源和制造业
两部门，通过建立标准的经济模型来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由于制造业向采掘业转变的力量削弱了制造业的成长，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Sachs和Warner[4]在Matsuyama[3]模型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动态的“荷兰病”内生增长模型，同时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中，他们以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国的资源禀赋，得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资源诅咒”在国家层面上成立。此后，Sachs和Warner[5?7]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小于资源贫乏国家。Aghion和Howitt[8]将不可再生资源因素引入其产品垂直创新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apyrakis和Gerlagh[9]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资源诅咒引入国内不同区域，并采用美国1986―2001年49个州的相关统计数据和相对收敛模型，研究得出美国州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沿用国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徐康宁和王 剑[10]采用我国1995―200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采掘业投入水平代表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验证了“资源诅咒”存在于我国省际层面，在我国一些资源禀赋的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抑制区域的经济增长；韩亚芬等[11]采用我国省际数据，以各省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的贫富差异，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且“资源诅咒”效应是我国东西发展差距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胡援成和肖德勇[12]基于我国31个省1999―2004年面板数据，以采掘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来表示各地的自然资源，分析得出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邵帅和齐中英[1]采用我国1991―2006年西部11个省的面板数据，发现我国西部地区的能源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胡宗义和刘亦文[13]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大量能源消耗和资源依赖为代价的，并通过系统的研究破解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丁菊红和邓可斌[14]采用我国21个城市1998―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资源开采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衡量指标，得出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方颖等[15]采用我国95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市级层面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综合以上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其一，由于资源丰裕度的指标选取不一、数据选择类型以及考察的区域层面不同，“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成立，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其二，现有的大部分文献基本上聚焦于探讨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研究产业结构对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拉动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以上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实证角度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考察，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持。
本文试图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首先，本文遵循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选取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作为衡量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同时也利用其它常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本文除了研究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还就产业结构对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拉动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本文是基于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支撑。
本文剩余部分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第四部分利用我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三、实证分析
【关键词】新疆；资源诅咒；经济发展；采掘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丰富的自然资源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丰富的资源非但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展开大量研究。1993年，Auty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至此，对“资源的诅咒”国内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区域为比较样本，对我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验证了“资源的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立。国内许多学者（陈林生，李刚，2004；李义平，2005赵奉军，2005；郑长德，2006）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法，对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地区经济发展如避免“资源的诅咒”作了深入分析，表明，“资源的诅咒”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大的现实问题。
二、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分析
（一）全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比较
本文首先在比较全国范围内资源的禀赋和各地平均经济增长率，验证了地区间资源诅咒存在诅咒的可能。本文对全国27（不包括直辖市和）省份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平均增长率及其在全国的位置作了比较考虑到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占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绝对比重以及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以，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产出为代表的资源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取全国排在前五位和后五位平均经济增长率。
平均经济增长率≈[ln(GDP2009)-ln(GDP1998)]×100%/12，ln为自然对数符号，这里的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原煤、原油和天然气是1998―2009年间的平均产量。
表1给出了1998―2009年省际层面的自然资源产出和经济增长数据，过去近12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资源丰富的辽宁、新疆，山西等省份却增长较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二）新疆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
有关资源诅咒的理论在省际层面得到了验证，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资源的诅咒”效应是否在新疆区域层面显现？
自然资源涉及的内容太多，种类也是千差万别，本文以采掘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这些行业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当地采掘业产出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选取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用人均居民可收入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下面是新疆近十年的原煤，原油，天然气产出情况（见表二、表三、表四、表五）。
自2000年起我国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情况。从2001年开始，采掘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同期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新疆采掘业的投入加大，产量年年创新高，采掘类行业的收入迅速增长而与此同时新疆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却没有表现明显。采掘业的产出加大固然能带来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新疆并没有表现居民人均收入随着资源开采的强度加大而大幅增长。“资源诅咒”的效应在新疆区域基于收入增长的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三、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
新疆作为资源丰裕其经济发展为何落后于资源贫瘠经济体？影响新疆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区位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等客观原因；又有区域发展观、人力资本状况、科技水平以及法律和制度基础等主观因素。新疆的主要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政策和自然资源产品特征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对资源产品实行价格控制等政策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开发方面实行“强化东部，战略西移”的战略地位。国家加大了对能源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在政策引导和巨大投资的推动下，采掘类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新疆是资源的主产地，在“西气东输”等国家大型项目极大地支持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采掘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新疆经济的同步发展。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在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实行严格的计划开发，直接无偿占有了资源收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市场发育不完善，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产品实施限制型定价，使得新疆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使得本应该属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的利益转移到其他地区。
2.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引发“荷兰病”效应
长期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单一化和初级化特征明显，从而引发“荷兰病”效应。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畸重程度严重。此外，在重工业内部，煤炭等采掘业与原料工业一直占绝对比重，最近20年正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制造业作为工业化时期技术创新与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其衰落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资源部门生产扩张、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新型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也错失了发展新型制造业的良好时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使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落后状态。
3.制度弱化导致寻租和腐败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的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存在严重弊端。尽管国家对矿产资产资源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国家所有，但所有权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在实际开采过程中，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混淆。一方面，国家产权制度的虚置或弱化，使得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进行“政治寻租”。
四、避免“资源的诅咒”的政策启示
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加大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回升和需求量加大，新疆资源丰裕地区将面临良的发展机遇，有可能改变以往经济落后的地位。但是如果继续采取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会落入更加严重资源的陷阱”。新疆在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怎样摆脱“资源的诅咒”，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加强制度建设，设立资源基金，增强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由于资源行业管理体制落后，行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一旦资源价格回升，市场需求加大，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纷纷投入资源行业生产，推动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而资源价格一旦回落，市场需求减少，其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实践证明，资源依赖型地区经济发展缺乏自主增长能力，其经济发展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发生波动，抗风险能力极差。为降低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需要借鉴国外经验，设立资源基金。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合理的资源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此价格，基金收入增加，以此来防止增加的收入转化为预算支出，制约政府投资扩张；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此价格，基金收入的一部分进入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以此抵抗由于资源价格降低造成对经济体的冲击，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需要一系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为保障。
2.鼓励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实施产业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因此，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必须由政府主导，遵照市场运作规律，积极寻找并发展接续产业，实施产业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机械制造、医药、环保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旅游、金融、通讯服务等第三产业，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抓住当前经济形势良好的有利时机，制定各种限制和优惠措施，限制高能耗行业发展，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以此避免“资源的诅咒”。
3.加快各项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从制度根源上减少寻租和腐败
要从根本上减少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加快推进矿业权制度改革的步伐，制定规范产权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得到实现；明晰矿产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制定与完善资源税征收制度，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使资源价格确实反映资源破坏与环境治理成本；针对可能出现腐败的环节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惩罚机制。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要发挥制度本身的效能，更重要的是保证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源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从源头上制止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等都是避免“资源诅咒“有效措施，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资源才能起到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深入了解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早采取措施避免“资源的诅咒”，是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政府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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