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平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季羡林生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关键词：文化；大师；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F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9.01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9-043-07

收稿日期：2012-08-01

大师身后，一个社会的焦虑与反思

2009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同日辞世，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皆为之震动，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纷纷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一切形式上的告别终将落幕，哀痛之余，人们开始深思两位老人留给后人的一些 “问号”——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两位老人均以高寿辞世，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后人应该哀而不伤，然而，当一种精神也可能随之消逝的时候，却难免令人感到凄怆与忧虑。培育和葆养一个能够孕育大师的学术土壤，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否则，逝去的将不仅仅是大师。

两位老人都已年过九旬，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两个世纪，恰与中华民族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相连，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在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文人精神。当下许多失落的，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有，因此，他们的骤然离去，仿若熄灭的灯塔，曾经遥望的方向，渐渐失去了指引，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挖掘与重温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反思着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亡的精神与态度。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将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季先生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的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那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那个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的，走在路上总是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得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大家”和“大师”诸多称谓都加在两位老人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其实，正如季羡林的弟子所讲，人们大多对季羡林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