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8:56: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问题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族关系思想；跨界民族研究
民族关系思想作为一个学科，必然是超越历史和疆域的。虽然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不够强大，但是一批中青年专家关于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出了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历史学角度看，有中国史必然有外国史。但是我国对于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白。因此，做好引入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准备，意义重大：
一、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范围：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
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又可以分为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个洲可以按照国别和朝代分横向和纵向来研究。也可以从中国的周边国家入手，毕竟有了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基础，而中国在古代与周边国家在版图上有重叠或者交叉，有些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有些曾经是中国治下，有些曾经处于中国的封贡体系。中国曾经与他们或者友好交往，或者兵戎相见，与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字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方向。或者以族别分类，如蒙古族民族关系思想史，藏族民族关系思想史，每个族别的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包含古今中外的少数民族优秀历史人物
二、可以开辟新的学科分支：中外民族关系思想比较学
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的碰撞，可以借鉴民族关系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吸收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既可以为解决中国的现实民族问题提供宝贵资料，又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现实民族问题解决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
三、可以完备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并推动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派的形成
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广阔，领域复杂，任务繁重。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国内到国外到族别到中外比较，四个体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统一于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之下。学科体系的完备是学科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也是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派形成的旗帜
四、可以推动一批译作的产生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融
学术研究非常重视资料和证据，因此要求研究者能够读懂外文原著。在读懂原著的同时，译作有了产生的条件，学科之间的互动水到渠成。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交叉碰撞，很容易与现实问题结合，为现实民族问题、国际问题提供指导。这样中国的民族关系思想著作也可以被翻译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就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更多更广地提供智慧和借鉴。中国文化也因此而远播域外
五、可以增加民族关系思想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唐太宗的爱之如一思想告诉我们。不光中国学生可以研究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外国学生也可以加入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阵营，这本身就是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实践成果。民族关系思想研究随着中外双方对国外人物的研究影响远播，声达海外。这同时会增强学科与外国政府及高校的联谊，促进学术间的国际交流，形成你研究我、我研究你的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六、可以拓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者的工作道路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增强，我国不仅需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更需要一大批了解国外民族关系、能够娴熟处理国外民族关系的人才。在一些国内民族众多的国家，了解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对妥善处理两国关系有积极作用。这样，大使馆、孔子学院等一些涉外文化机构对研究国外民族关系的需求就会产生
当然，正如崔明德教授所言，无论是一个学科的建立，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外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也不例外。我认为，促成外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条件有如下几个：第一，政策的支持和大环境的许可。没有政策的支持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将不会有长足进步。第二，学科带头人的推动和学术研究的成熟性。第三，一大批既懂不同民族语言又受过民族理论系统教育的人才的加入。
跨界民族关系研究也是学术界新兴的一个课题，许多中青年教授专家和学者正在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个领域。如烟台大学的孟庆义教授、刘会清教授等。跨界民族研究是一种融合研究，要求研究者本身对民族关系有深厚的功底。跨界民族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很广，而且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库尔德现象，实际就是一种跨界民族关系处理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一种跨界。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的朝鲜族。而且朝鲜族的跨界比较成功，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跨界民族研究着重研究的是跨界之前的民族关系，跨界之后的民族关系，跨界的原因、后果以及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过去学术界在跨界民族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受到研究条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限制，还存在不少空白和不足。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推进，大国外交的跨越式发展，对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先的研究范围、方法和范式都显露出了自身的局限，需要加以突破和深化。例如，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发展模式下，同一个跨界民族相互之间是如何构成影响的？跨界民族与另一个跨界民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跨界民族的一部分有没有融入当地民族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些实际案例，加以深入调查研究。跨界民族关系研究对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很大的帮助。例如，现在对朝鲜族做深入的研究，可以洞察朝鲜、韩国、中国、日本、及美国、俄国的外交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
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关系研究对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的定位、跨界民族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民族战争的起源、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跨界民族与原住民相处的模式、跨界民族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等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我们仍固守原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跨界民族的生活习性、不同跨界民族的活动范围、跨界民族的同化程度、以及不同专家对跨界民族的不同认识，逐渐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开创跨界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局面。
跨界民族研究几个特点：
第一，复杂性。跨界民族牵扯的领域很多很广，有的民族有时跨界有时不跨界，对于他们的判断也需较大的功夫。有的跨界民族不断迁徙疆域疆域，有时跨界到一个地方，有时跨界到另一个地方，有的被同化融入到当地民族，有的半同化以致无法具体鉴别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有的民族在跨界的过程中逐渐融化民族主体淹没在异族之中，有的民族没有历史和文字是否跨界没有记录以及民族的变迁都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这一切都使得跨界民族研究有很大的复杂性。另外，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矛盾重重。近年来，有些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科特迪瓦内战就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艰难性与复杂性相伴生。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问题需要把相关的多个民族的多个问题搞清楚，所以研究起来有很大的艰难性。另外对国内的研究很多，但是对国外的民族资料和线索掌握的就很缺乏。有的民族跨多个国家，有的民族有独立于当地政府的军事武装，他们出于保密的需要封锁对于他们民族研究，有的民族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研究困难重重。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导论》适应时代需要，其出版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历来重视用的民族观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原则，努力贯彻落实“两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方针，和、国家民委《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的精神，重视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大力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大力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凝聚力，该著作的出版欣逢其时，大有作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国内敏感的民族问题和现象，如何进一步建设好、处理好、发展好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进一步使各族人民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对于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深远。《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导论》基于现实时代的呼唤回应，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民族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角度，从时间探索和理论构建的双重维度深化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开拓创新精神和勇气，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现实诉求，也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在学术方面，该著作从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一是立足社会现实，聚焦学科前沿，彰显出浓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品性。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稳定、统一与发展大局。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新世纪新形势下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团结、增进民族和谐，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举措。该著作提出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命题，彰显出了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情怀。二是研究视角新颖，学科定位准确，研究对象把握科学。该著作从民族学的学科视角切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书中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社会成员民族观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的规律，显见其研究对象的把握比较准确到位。三是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设计做出了较为合理的布局。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价值、内容到过程、环节、机理、资源、载体、方法及其评价，研究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自成体系，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联通体”、“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机理”等概念的提出，均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意。
关键词：少数民族；城市；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4-0061-01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融合困境也开始凸现出来。按照的观点，民族问题是指民族之间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矛盾问题。因此，城市民族问题也就指城市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如果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合问题解决不好，民族差异过大，就有可能演变为民族问题。积极促进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生活不仅事关社会安定，更事关国家统一。
一、少数民族人口现状分析
社会融合，也称社会融入，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非整合”现象。社会融合具体包括经济融入、社会适应、文化接纳、心理归属以及身份认可。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10]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特征伴随在社会融合的整个过程中，显著地影响着社会融合的有效开展。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合现状进行分析。
首先，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融入程度低，融合能力有限。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就业带有浓重的复制性，往往扎堆重复本民族已经开拓的行业，就业领域少，收入类型单一。主要从事民族餐饮业、出售民族土特产和工艺品及建筑、加工等行业。其次，社会交往规模小，社会适应能力差。少数民族人口在人际交往上过度依赖同族人群，与其他民族交往少。再次，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接纳困难。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的存在，使得他们在文化上与汉族居民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对城市的文化接纳程度。最后，心理归属程度低，身份认可存在障碍。
二、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融合困难的原因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融入困难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宗教氛围的缺乏，增加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入困难。在方面，中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有较大差异，中东部地区的汉族基本不信仰宗教，而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仰宗教，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中东部城市后，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宗教活动场所、无法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而苦恼。[11]在城市生活得少数民族人口在方面常常受到诸多限制，如伊斯兰教在饮食方面需要清真食品，而城市的清真饮食非常有限；在日常活动方面他们需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但是城市清真寺的建设和保护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宗教活动的需要。而这些使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认同上存在困难，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
（二）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不足，制约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入水平。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携带的人力资本禀赋较低,不仅文化素质低下,语言能力较差,而且专业技术缺乏,缺少竞争能力。[12]少数民族人口由于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他们之前许多人没有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专业技术水平十分有限，就业竞争力低，就业范围小，就业重复性高，如伊斯兰教的人员大多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而受到自身经济状况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也较困难。
(三)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入。由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学习宣传不够，少数城市居民由于对少数民族缺乏了解，在传统的民族歧视的残余观念的影响下，对少数民族人口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一些城市居民总认为他们落后、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城市某些用人单位也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少数民族人口，害怕麻烦而不愿意雇佣他们。这种偏见和隔离，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还停留在族群之间的交往，交往范围小、层次低，制约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入。
三、对策及建议
（一）提供公共服务，营造民族氛围。政府应增加少数民族公共服务，加强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的保护和建设,提供必要的民族日常生活必需品，方便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加强民族文化娱乐活动的宣传和组织，丰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充分运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活动，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技能素质高的人口,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也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和市民观念,更加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和发挥自身潜能。
（三）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增加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现在文化消费的趋势日益盛行起来，而利用文化资源能极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而少数民族尤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发掘、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不仅能够解决一定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弘扬了民族文化，增强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同时还能带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的提高，提升城市形象。
（四）扩大社会交往，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以社区为依托，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交往教育，开展社区互助活动，使少数民族不断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增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增进少数民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使少数民族和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理解、合作与支持的新型城市民族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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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研究,2006(1).
关键词：社会工作
民族社会工作
经济发展
文化持守
作者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进入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政府和全社会面前，在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和创新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社会工作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就民族社会工作的性质，及当前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和特点做一些初步的讨论，以就教于各方专家。
一、民族社会工作及其性质
（一）民族社会工作实践
民族社会工作虽然至今还没有成为一个严整的学科，但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却早已开展，并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从社会工作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看，那么民族社会工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比如，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就派社会工作者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开展工作。①后来，随着被殖民少数民族的觉醒，在发达国家（如新西兰）也有社会工作者到原住民地区从事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持方面的工作。20世纪后半期以来，族群概念在学术界比较盛行，原来的民族问题开始以族群问题来指称。在实践领域，族群社会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既包括面对原住民的工作，也包括新移民群体的工作。这些民族（族群）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落后民族及有困难族群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促进社会适应，保持民族文化，也问接地促进了社会秩序。
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源于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社会工作传入我国，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成立之初就开设了“种族关系”课程。1931—1932学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步济斯（Burgess）讲授了“种族关系”课程。日本侵华致北京沦陷后，燕京大学迁至重庆。当时的社会学系系主任李安宅认为社会学要发挥实际作用，就要和当地实际结合，他深入华西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后来撰写了《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是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后，社会工作随着社会学被取消，民族社会工作被纳入广泛的民族工作中。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发生，使作为灾民重要组成部分的羌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成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民族社会工作开始了新的实践。③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服务于少数民族灾民，民族社会工作在专业层次上得到一定发展。随着中央政府援助新疆规划的实施，民族社会工作在新疆也开始得到发展。2011年6月25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在北京举办“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论坛”，总结工作经验，以推动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
民族社会工作是以一定区域中少数民族（族群）为对象开展的专业服务。在我国的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献中，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所说的“民族”指的是对应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民族工作指的是针对这些少数民族（族群）的工作。民族既是一个种族概念，也是社会概念，在一定语境下还具有政治的含义。
在国际社会学、社会工作领域，民族问题一般被称为族群问题，他们要解决的主要是少数族群被歧视、贫困、发展和文化保持方面的问题。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研究成果不多，这与其开展的时间较短，实践积累不足直接相关。
从现在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是呼吁开展民族社会工作，并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进行界定。有学者指出，民族社会工作是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专业方法处理民族问题的工作，开展民族社会工作要注重民族特点。有学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指出发展民族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从经济发展方面看有需求性空间，从民政工作的局限性角度看有现实性空间，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角度看有必要性空间，但是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仍处于“第一阶水平”。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学前辈李安宅的民族社会工作研究至今似乎还未被超越。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指出，自唐以后，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工作方法主要是怀柔法、威胁法、羁縻法、攻心法、坐质法、离间法、教导法、军政参与法。而以上方法有三个特点：第一，歧视边民，成见太深，未将边民看作国民；第二，忽视边民生计，均未改善边民生计；第三，证明边疆问题至今还是问题。虽然李安宅没有刻意指出像今天这样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特点，但是他分析并指出了以往民族地区工作的弱点，这是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社会工作比较系统和深刻的研究分析。除此之外，张和清等从文化脉络的角度研究了面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对深入理解民族社会工作都有重要启示。
上述学者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对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的深入展开和学科建设都有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但是，面对当前我国复杂的民族问题，我们还有对民族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介入视角和系统结构进行讨论的必要，以推进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本文希望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三）民族社会工作的性质与含义
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是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载体，统筹规划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站集群公共平台，很大幅度降低全省各级政府部门政务信息公开网站的建设成本，实现了全省政务信息资源的全面集成与共享 目前，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络覆盖省州（ 市） 县（ 区） 三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各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信息能够为广大群众知晓，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了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部门正确地行使行政权力，实现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同时也使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真正做到服务公众和社会。
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在省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规划指导下，由省网管中心负责建设和管理政府内部多个部门公用的、基础的电子政务项目。而各职能部门具体的业务系统建设项目，由各委办局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和部门特点，或独立外包给企业，或委托给网管中心去做，其建设现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云南模式。
云南电子政务建设的独特模式，不仅在西部具有代表性，从全国来看也非常好，也很有代表性。如果把全国电子政务发展情况分成4个梯次，那么云南应当属于第二梯次，即深化应用阶段。虽然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成就，但其模式的构建上依然存在相关影响因素，既有同传统的电子政务相一致的影响因素，例如：组织结构、环境、信息等，也有着自己的特殊因素。
（一）区域位置
云南省处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于受经济水平的影响，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东部发达的省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云南省地处祖国边陲，境内多为高山地形，且人口居住分，这就给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挑战。云南省属于第四类地区，也就是信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地区，和青海、甘肃、贵州等属于同一个行列，2006年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仅介于0.499至0.542之间，相当于全国的86%，而仅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也就是第一类地区的63%，由于区域位置的影响，必然而然的会在基础设施以及知识方面落后于其他几类地区的发展水平，这就使电子政务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多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能带来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
（二）民族地区特征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有的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封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当前绝大多数电子政务应用系统都缺少地区及民族特色，这就将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拒之电子政务大门外，并且民族地区内部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有的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比较快，有的地方发展比较慢；其次虽然云南省的互联网、电脑等硬件设备已经比较完善，但软件开发还难于满足实际需要，特别是在边远民族山区，网站的内容与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不足。
（三）人口素质差异
云南人口素质的差异性非常大，既有几十万的知识分子，又有数百万的文盲、半文盲； 既有上百万的网民，也有几千万的农民，其中绝大多数系非网民，还有 20 多个少数民族。在相对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的后，道路交通、电子通讯的发展受到影响，导致对外交流较少，因此，电子政务对于贫困地区的群众来说是新生事物，这就导致对信息的接收和使用程度的差异也很大，而且总体的信息素养和行政管理能力并不高，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都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在云南省的各个地区，公务员的计算机水平和电子政务的应用意识也参差不齐，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计算机使用多停留在打字机的水平，而对于电子政务这类 对计算机水平具有较高要求的工作来说，能适应者的公务人员的比例比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云南省电子政务的使用效率。
二、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模型构建
通过对电子政务发展阶段进行的分析，以及考虑的电子政务发展时间性，并通过一系列假设。我们建立一个粗略的电子政务发展关系模式，我们用X来表示电子政务的发展状态，T来表示时间变量，S来表示相关的动力因子集，F为演化函数。由此建立一个粗略的函数关系模型XT+1=F（XT，S），这里的S包括：组织结构、信息、环境。XT+1就是T+1年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XT是T年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整个关系式表明未来一年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可以表示为当前年份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与相关动力因子集的一个函数关系。
就云南省而言，其电子政务发展过程，在遵循传统的电子政务发展模式的时候，这里的模式主要指粗略的函数关系模型，即XT+1=F（XT，S），也就是说云南省的电子政务的相关动力因子集包括这里的S：组织结构、信息、环境，但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还有着其特殊的动力因素，例如：区域位置、人口素质、以及民族众多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因素带入到粗略的关系模型中，而进一步的探讨有关云南省的电子政务发展模式。
传统的电子政务的模型为：XT+1=F（XT，S），这里的S包括：组织结构、信息、环境，就云南省而言，由于区域位置的原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于受经济水平的影响，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东部发达的省份。此时的区域位置更多的影响到的是整个云南省的经济环境和硬件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区域位置这个因素来替换传统模型中的环境因素。云南省还是一个民族众多的聚集区，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组织结构的相关建设，因此在考虑组织结构这个因素时，笔者认为，云南省电子政务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民族众多这个因素，那么组织结构这个相关因素，就能被民族问题所代替。最后是人口素质，云南省人口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公务员的计算机水平也是如此，那么势必会影响的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传统的电子政务模型中加入人口素质这个因子。
那么，最后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就变为：XT+1=F（XT，S），这里的S包括：区域位置、信息、民族问题、人口素质。也可以写成XT+1=F（XT，S（区域位置、信息、民族问题、人口素质）），整个关系式表明未来一年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可以表示为当前年份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与云南省的经济、信息、组织和人口问题的一个函数关系。
三、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模型分析
云南省电子政务的发展，经过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由最初的网络设备、多媒体交互系统、通信线路建设等技术型的建设为主，转化为深化应用阶段，截止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目前已在电子政务网上建立了包括税务、金融、海关、社会保障、质量监督、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245个业务应用系统。在2006年，云南省电子政务门户网站在“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排名全国第七、西部第一，虽然在2008年有所退步，但是仍然排在全国第十一。
根据上面得出的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XT+1=F（XT，S），这里的S包括：区域位置、信息、民族问题、人口素质。也可以写成XT+1=F（XT，S（区域位置、信息、民族问题、人口素质）），整个关系式表明未来一年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可以表示为当前年份的电子政务发展状态与云南省的经济、信息、组织和人口问题的一个函数关系。云南省电子政务经过几期的发展，已走入成熟期，但是在不同期间，对影响电子政务的相关特质因素是如何处理，以及这些因素是否还在继续影响电子政务的发展呢，以下是笔者的一些相关分析：
与传统的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一样，云南省电子政务在其发展初期也是更多的关注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不一样，东部发达地区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具有较好的信息发展环境，因此在发展初期更多的是考虑组织结构，应根据组织结构来决定相关的设施建设，在云南省发展电子政务初期影响最大是所处的环境，其次才是组织结构，因为在信息化发展较低的云南，如果能够很好的了解组织结构，但因为局限于现有的技术，那初期的基础建设也举步维艰。因此，反应到初步函数模型中就是S中区域位置，对于区域位置而言，应该更多的考虑到云南省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硬件环境，因为就云南省而言属于信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地区，和青海、甘肃、贵州等属于同一个行列，2006年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仅介于0.499至0.542之间，相当于全国的86%，而仅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也就是第一类地区的63%，由于区域位置的影响，必然而然的会在基础设施以及知识方面落后于其他几类地区的发展水平，因此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实现局域区域特色的信息化发展。
在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的中期，也就是当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完成，而进行后续工作时，并不是说此时就可以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一旁，而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完善，于此同时，加大政府和用户的互动交流，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此时反映到模型：XT+1=F（XT，S）中，那就指向的是S中的“信息”因素，云南省的信息公开指数以及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指数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比较，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电子政务发展越来越快，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必将造成电子政务后期发展的一个弊端。反映到模型中就是S中的“信息”因素，也就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电子政务的发展“信息”这一因子，对云南省的影响始终存在，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重硬件，轻软件”以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话，那“信息”这一因素将会自始至终的影响云南省电子政务的发展。
当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到后期，实现电子政务的深化应用的时候，笔者认为此事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素质”，尤其是能够承担电子政务相关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人才，从系统论角度来看，首先，云南省电子政务的发展是与一定的环境相结合的，这里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具体可以表现为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XT+1=F（XT，S），S中的：区域位置、民族问题。这就使得电子政务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这两个因素。其次，电子政务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应用技术手段改革政府管理模式和手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换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摸索、积累的整合过程。具体可以表现为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XT+1=F（XT，S），S中的“人口素质”。只有有能力承担电子政务相关管理和技术工作，并且能够及时的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的人，才能承担这份工作。最后，电子政务系统必然要与所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产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保持适应状态，体现在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XT+1=F（XT，S），S中的“信息”因素，因此，云南省电子政务的发展在受到环境的约束和限制，同时又在不断的适应着环境，进行着系统与环境交互。
通过对云南省电子政务初步函数模型：XT+1=F（XT，S（区域位置、信息、民族问题、人口素质）），中S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发展 阶段对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影响的因素不同，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只对一个发展阶段有影响而不会影响到其他阶段，而是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都会存在，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云南省电子政务在其发展过程中，S中的“区域位置”和“民族问题”，已经通过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和“数字乡村”工程得到 了初步解决，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忽略了这俩个因素，因为云南省始终是处于信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地区，毕竟在发展的同时还是和东部地区存在差距，而S中的“信息”和“人口素质”将成为云南省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难题，尤其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软件业的缺失。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云南省电子政务才能既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长胜.电子政务蓝皮书：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NO.4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 王长胜.电子政务蓝皮书：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一．民族团结稳定工作开展情况（一）民族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我县有彝、哈尼、回、苗、傣5个世居少数民族，1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34，其中、彝族13万、回族1.2万、信教群众十万余人。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多，有些问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在培德、馆驿等回民主要聚居地区，只要发生矛盾纠纷，各种问题纷纷涌出。为此，各级党委、政府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把民族团结稳定工作摆在首位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为全面推进我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多形式开展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各级党委、政府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和“四五”普法的重要内容，由民族局牵头，宣传、组织、统战、教育等部门密切配合，不定时对少数民族干部、分管和从事民族工作干部开展系统的民族政策理论培训、知识竞赛，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党在发展民族关系中“三个离不开”的的思想，宣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使“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四个维护的思想深入人心。特别在每年的民族团结宣传月中，大张旗鼓的宣传民族团结，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讲团结、讲互助、讲发展，努力创建团结友爱的和谐社会。
在各民族中还强调：在热爱本民族的同时，更要自觉地强化热爱中华民族的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尤其在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中进行民族常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构建“小手拉大手，大小有共识，你我互尊重，大家团结紧”的宣传模式，努力营造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团结互助的浓厚氛围。既教育了汉族群众尊重少数民族；也教育了少数民族尊重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群众不仅要讲关怀和照顾，也要讲义务和奉献；不仅要讲平等和团结，也要讲法制和原则，引导他们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承担社会义务。
（三）正确处理民族差异、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宗教问题也将长期存在。民族之间、风俗习惯之间、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差异，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各民族群众团结奋斗，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共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关心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教群众的，切实关心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农业、畜牧、水利、交通、教育、电力、民族等部门，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加快致富步伐，安排扶持少数民族专项发展资金，共建母亲水窖、沼气村、村村通公路、村村有电视专项举措解决了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大力扶持回族群众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培德、馆驿、庄户、金家庄等民族地区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当地的回民群众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改善回民、山区民族小学的办学条件，充实加强师资队伍，提高少数民族子女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科技等部门积极开展科教扶贫、科技下乡、举办青年夜校等活动，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教育和培训。依法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衣食住行、婚娶殡葬等方面，切实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
（四）加强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妥善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和纠纷，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妥善处理民族群众间的矛盾纠纷，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保证。县民族局和乡镇党委政府定期对辖区内涉及民族的问题进行认真排查，做到心中有数。对可能发生的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搞好预测，超前做好工作，提前化解矛盾，及时消除不安定因素， 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对涉及民族问题的纠纷和事件，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考虑”的态度，绝不简单地对待和处理。严格区分民族矛盾与非民族矛盾，不盲目地把不同民族公民之间发生的民事、经济纠纷和民事、经济、治安、刑事案件与民族问题混为一谈。同时，教育广大群众明事理、顾大局，以免被坏人利用，严防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人心，扩大事态。在处理民族间群众的纠纷和突发事件时，坚持教育疏导的原则，善于把握时机，讲求策略，注意方法，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极少数坏人，防止问题复杂化、事态扩大化和矛盾性质转化。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都依法处理。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发生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时，坚持依照法津规定和正常程序解决，绝不采取过激手段。建立民族矛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实行月报和零报告制度，并把这项工作纳入了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加以考核。
（五）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民族局是党和政府管理民族事务，处理民族问题的职能部门，在新形势下，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结合机构改革，进一步充实了民族工作机构的力量，新增编制6名，完善工作职能，设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构社会事务股。各级党委、政府也民族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工作落实，认真学习的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上级的有关指示，认真研究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水平。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切实解决了少数干部对民族工作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乡镇党委、政府关心支持民族工作，至少每半年听取一次情况汇报。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乡镇至少每季度要研究一次。县委、政府积极支持民族部门的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成立了县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解决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民族局积极牵头抓好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协调处理相关的重要事项，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民族工作情况。工作做到主动、超前，当好县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建立了民族地区重大动态报告制度，确保了信息畅通。
二、存在的问题
从全县民族地区来看，总体上民族团结，社会比较安定，但在一些接合部地区、热点难点地区矛盾纠纷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是因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而引起的民族心理不平衡和不满情绪或乡村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因土地、林场、池塘等归属使用原因引起的冲突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因经济利益引起的矛盾和冲突等。特别在接合部地区山林纠纷仍然阻碍民族团结前进的步伐。如官厅镇乍拉村委会，这个只有200人的傣族村，涉及山林问题引发纠纷乃至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并且呈上升趋势。
二是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在部分群众中偏激情绪和一些错误思想占了上风，遇事便以出格的言语、过激的行为、违法的手段向党和政府发泄不满，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随着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联的矛盾纠纷比较突出。高等级公路沿线征地过程中看出，群众在突发事件的气氛或压力下，往往产生一种“从众行为”，当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某种暗示或带头、或鼓动时，一些群众就会情绪激动，干出种种在平时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蠢事”，从而使突发事件升级，造成严重后果。
三是部分矿产资源地区矛盾纠纷、隐患较多。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客观看待矿山地区问题，对出现的问题采取各种手段隐瞒不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群众偷矿、盗矿、私挖乱采现象严重，导致矿山秩序较为混乱、隐患较多。
四是培德地区各种矛盾、隐患逐步激化。培德作为一个热点地区，信息灵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该地区的安定团结，取决于几大家族的平衡。去年村委会选举，培德地区领导职位村总支书记、主任形成一肩挑，权利的统一集中，打破了近十年来培德地区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的打破，各类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家族势力纷争加剧，处理问题稍有不慎矛盾就激化。
五是民族工作经费少仍然是遏制民族团结稳定工作向前推进的瓶颈。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县级5万元民族工作经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工作需要，机关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根本谈不上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帮助。
三、做好民族团结稳定工作对策
做好民族团结稳定工作，最重要的是增加一笔收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资本，就没主意，光从口头上宣传，口头上重视民族工作，那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浪费民族时间，对于民族地区发展/！/，一样作用都不起。民族要讲团结，但民族也要吃饭，饭都吃不饱，就会饥寒起暴心，各种矛盾纠纷就会越来越多。为此要使民族团结稳定工作稳步向前推进，必须加大民族地区经济扶持，就要增加民族工作经费，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向上级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加大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研究视角新颖，方法得当，是本书的突出特色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历来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者选择以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为题进行研究，是基于作者对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学术积累与研究积淀，并且与作者对学术界关于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的充分认知与正确把握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新颖的多维度研究视角的选取以及得当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开启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关系总体评估和实证分析的新的尝试。”
在本书中，作者尝试从多个维度对区域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进行透视，是一种全新的多视角研究。作者首先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既从纵向探索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与宗教问题的特征，又从横向层面结合国际局势和时代特征探索当前边疆族际关系和谐建构的可能途径与模式。其次，作者还从区域与全球的层面进行探讨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立足于广西但不局限于广西，把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以及整个世界体系当中进行考察。为世界交往格局中的国际合作提供参考。再次，作者还从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博弈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国内其他地区、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提供正面的经验总结。这种多维度的新颖研究视角的选取拓展了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研究领域，弥补了以往学界既有研究单纯局限于某一层面研究的不足。此外，作者还运用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来保证本书的高质量。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亮点是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是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重要地方。
二、核心研究概念的准确界定与辨析，彰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作者在书中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和区分，其中有些在学术界具有开创性，有助于纠正学术界存在的某些不准确认识。作者对民族、族群与社群的概念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界定和区分，进而对民族关系、族群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对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概念和实质，作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明晰了民族关系问题的发生主体，也强调了民族关系问题的产生原因。作者从人类学角度对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使得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突出了文化的价值。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更是民族理论研究上重要突破。此外，对于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和管理部门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内涵、类型划分和实质等方面缺乏基本的界定和讨论，以致无的放矢、讹传误用的现实，作者认为应从概念辨析入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对其类型和实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三、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新创见，是本书的突出贡献
作者的学术创见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在对广西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离不开”的新命题，这是对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的进一步准确提升和科学发展，是在全球化场景下探讨民族关系的重要开拓性贡献。
“五个离不开”既包括了“三个离不开”的基本内容，还包括“国内少数民族离不开国外少数民族”、“国外少数民族离不开国内少数民族”等拓展性内容；既有国内层次对我国多民族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映，也有国外层次的离不开或适度离开。
在对民族关系格局的塑造力量方面，作者提出了民族关系格局是不同时期民族政策影响和区域民族互动的结果，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政策实践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共同推动着民族关系的发展。亦即民族关系的格局是由代表政府力量的民族政策与代表民间力量的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共同决定的，其中国家与政府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忽视民间互动的价值。
大边疆战略视野下的“问题”分析
中国西部民族事务管理
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
美巴分歧和矛盾及两国关系前景
中印关系的若干问题
西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新一轮西部开发与研究型大学的使命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自然资源补偿机制研究
发挥口岸在兴边富民中的作用
西部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实践研究
新时期西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论纲
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西部灾后农村社区扶贫的思考
西部大学生集体户籍管理问题研究
四川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的VEC模型分析
成都市人口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成都市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研究报告
成都市残疾人公共服务需求现状分析
残疾人的社会距离初探
优势视角下残疾人就业环境研究
四川省三峡外迁移民生计重建与社会融入研究
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研究述评
从稳控到整合: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
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公民意识变化情况及其影响研究
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初探
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的伦理困境探析
试析发展政策的包容性特征
西北地区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研究
浅析我国反贫困政策的改革之路
西部民族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现状解析
西部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及体系构建
西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刍议
西部电视选秀节目的特色与策略研究
欧盟碳排放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部大开发的立法完善与法制保障
西南地区民族纠纷的类型及法律应对
西部地方政府在中国—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投资布局优化研究
西部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西部地区跨部门政府信息整合与共享机制研究
西部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城市华蓥市的调研报告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股权投资基金基地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寺无僧”问题现状及对策
时期中国内地会西南边疆传教活动述略
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转折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及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的扶持下，使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发展。 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重点支持特殊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市州盟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区旗建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配齐特教专业教师，完善配套设施。鼓励和支持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提高随班就读和特教班的教学质量”。这使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利用现有文献资料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从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与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民族特殊教育领域的关注。
二、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
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理论学说对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指导意义可以从民族学说和人学等两个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阐述。
(一)民族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
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揭示了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发现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 阐明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思想(金炳镐，2007)〔1〕。根据民族理论，我们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又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既体现了民族理论的实质，又结合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实际， 是对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因而它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民族学说以科学严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宽广扎实的历史学、人类学基础以及预示人类进步方向的社会发展学说为基础，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宝玉柱，2009)〔2〕。建国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障和发展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民族理论在实践指导的正确性。
(二) 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特殊教育
人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揭示人和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社会属性揭示出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相互确认作为人的全部方面。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是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了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王培峰(2010)〔3〕运用人学视角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属性进行了如下阐释：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属性中存有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等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主要是生物遗传性获得和环境因素的后天性获得;残疾儿童少年的社会属性的差异，如态度、情感、价值观、素质、能力、社会行为等的不同，尽管受其自然存在差异的影响，但不是他们自然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由社会分工及其活动、劳动(如隔离的特殊教育等)造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既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表现，又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需要。这就告诉我们残疾儿童的特殊性可以从其自然属性上理解，但同时也要了解社会关系层面赋予残疾儿童的“特殊性”，而后者是影响残疾儿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特殊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
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非残疾群体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在我国，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区域差异。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省份处在中西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公众对特殊教育的认识程度。非残疾群体(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观念深刻影响着该群体平等地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的机会。因此解决民族残疾群体教育的实际问题，须从改善普通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看法和观念入手。这里指的“普通公众”也包括民族残疾群体的家长、监护人等与残疾群体密切接触，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角色。二是残疾群体自身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六岁以上残疾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落后影响其对自身处境和未来发展的客观评价和主观态度，并在大多数时候易被非残疾群体的观念和看法所影响。
(二)针对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
在我国，少数民族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这直接或间接导致民族残疾群体成为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进而影响其整体的生活质量。民族残疾群体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其接受教育的能力和机会，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政策支持。而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民族残疾群体的倾斜或特殊政策较少、针对民族残疾群体的服务性机构(如重度残疾人的社会福利院、庇护安养机构、就业指导机构、康复训练机构等)鲜少、支持性机制(如康复医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扶助救济服务等)运作缓慢，限制了民族残疾群体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三)现阶段我国的特殊教育无法满足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必然涉及与民族性有关的概念，少数民族特殊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与非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有着较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其民族性上。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残疾的诊断与评估的影响;二、双语特殊教育的需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当涉及到民族性问题时，一般常模化的针对主流群体的诊断与评估标准常常无法准确、公正和公平地判断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残疾程度和特殊教育需要。另一个问题是双语特殊教育需要的问题，国家高度重视在民族学校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但是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教学尚无系统的研究结论，加之具有特殊教育技能的双语教师的匮乏、双语教材教具的开发编写困难等问题，适合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特殊教育成为了民族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四、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特征的讨论
(一)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内在发展动力的双重性
民族学说的基础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将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特殊问题理解为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特有规律的现象反映。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现象既能够反映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特点，也能反映特殊教育的本质特点。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也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少数民族教育构成了教育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特殊教育同样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培峰(2010)认为残疾儿童少年在自然存在方面的特殊性与其作为人之本质的普遍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存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着他们存在与发展独具的内在动力系统要素之一。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殊问题是在以上两种内在动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双重性发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内在多元性
用发展的观点正确阐释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认为民族的差异、民族文化的差异最终要用民族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去解释。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属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交叉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民族教育也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课题。如何看待文化的多样性便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郭献进(2011)〔4〕认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内容的文化多元性，各类民族学校一方面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同时也进行着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民族特殊儿童除了具有文化多元性以外还具有属性多元性，即残疾属性与文化属性。可以说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无论是其教育对象还是其教育内容而言都具有较鲜明的内在多元性，进一步说，是其教育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元性。
(三) 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城市建设、行政区划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冲击着原本就和谐与问题相伴的城市民族关系，使城市民族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敏感，与城市化进程联系紧密的民族关系新问题不断涌现。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立足与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在交往紧密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与矛盾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上学、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问题。1．就业与培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外出工作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区，由于其距昆明较远，特别是团结镇最为边缘的乐苗村，村内无矿产或特色农业，因此外出打工，摆脱贫困生活成为此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不二选择。外出务工者多为年轻人，据统计，全村1400人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从事建筑业、汽车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还有短期工和季节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个人，从事的职业依然是建筑工人。从统计数据来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个年轻劳动力，几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劳动在外打工，可见外出务工对民族流动人口的意义。但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始终是以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为主，且这种工作具有非稳定性、随意性与低层次性的特点。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及收入水平，他们是需要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没上过学的约占10%、小学文化水平约占20%、中学文化水平约占60%、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约占40%、大专文化以上约占10%。从现有的职业培训来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快速实现非农就业。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实际情况来看，昆明的船房社区曾举办过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电脑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妈妈学校”，在报名初期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很高，但实际全程坚持的人寥寥无几。该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联系了西山区职业技校，针对青少年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三年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500元的生活补助，保证就业，结果发出去4000多份招生传单，只有两个人愿意去技校参加培训。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计繁重，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所以此类活动的效果不显著。2．婚姻与家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选择配偶结婚。因为工作在异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导致与汉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团结镇谷律村，全村30余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配偶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汉族。另外据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统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出现问题的相关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这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与关系中出现了因常年外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问题。使本应该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普遍通婚，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问题不断出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3．创业与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创业相对较少，最简单的创业形式就是常见的流动摊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普遍缺乏资金来源以及担保人脉，因而限制了其创业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创业技能，也是导致其创业难的因素。
少数起步较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从创业步入到了发展期，他们需求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例如回族作为具有丰富的经商意识和抱团取暖思想的民族，进入城市后的发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领域的掌控能力强于其他少数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场、粮油加工市场、废旧物品收购市场、二手车市场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们需要的支持与发展就会体现在经营地点的选择与扩大、内部员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由于其选择的职业工作时间长且负荷重，下班后几乎没有过多空闲的时间，简单枯燥的业余生活使大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与外界沟通。（见表3）以上数据，说明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获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变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城郊结合地区。迫于收入，他们只能租住在环境相对较差、租金相对低廉的破旧小区，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环一带的工厂家属区、佳园小区等。据统计，像佳园小区一类的社区，下岗工人在工厂资产的处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满意的情绪，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又受到外来者的分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情绪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绪有同性，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
（二）城市建设超前性与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冲突问题城市的规划往往仅从城市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因此，个人的发展在城市发展面前往往是弱势的、是妥协与牺牲的。2010年昆明市区待改造的城中村多达233个，为城市建设而暂时妥协的民族流动人口，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城市行政区划的改变也造成了“二元户籍”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尴尬局面，同时城市世居民族对撤乡建镇所引发的强烈反弹对快速城市化建设时期的昆明城市民族关系提出挑战。1．“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中以城中村问题为背景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以及因城中村拆迁给城市民族关系造成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加。城中村的出现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仅给每户农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农村形态。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看客。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只能通过“种地”来维持生存，违法建私房屡禁不止。昆明呈贡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主战场，出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而呈贡新区拥有世居少数民族近1.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这里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沦为失地农民后，出现了失业与再就业、二元户籍与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城市化使世居少数民族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成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黑户”，生活保障无从谈起。2．“撤乡建镇”“撤乡建镇”而引起的民族关系矛盾是伴随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乡与团结乡的撤并。在这场撤并过程中，争论围绕着保留民族乡与直接撤乡建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世居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保留民族乡有利于向上级政府争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党委政府则认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农业人口身份，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撤乡建镇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党委政府的主张占了上风，团结镇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团结镇的彝族群众认为建镇是强行推行的结果，弊大于利。白族群众则担心撤乡建镇后谁来扶持团结镇的少数民族。而苗族群众则认为撤并是好事，为国家节约开支。上述意见，无疑给撤并后团结镇的民族关系带来了考验。撤乡建镇后的团结镇，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原来的两个行政单位合为一个，这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以谷律地区与团结地区的合并为例，由于谷律地区的苗族没有矿砂资源，因此苗族被团结地区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产业之外，苗族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管身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实际是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由于就业层次低，且就业咨询多以“亲代亲，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决定了其生活半径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围。长此以往会出现“微型民族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扎堆抱团”，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的爆发机率。世居少数民族在面对身份转变时，出现情绪的波动。由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失地农民，由受政策照顾的民族地区群众转变为撤乡建镇后的普通地区群众等等一系列转变，使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迅速接受。谁来照顾扶持撤乡建镇后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谁来管？诸多疑问深入世居少数民族的内心，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新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都很重，面对城乡差别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在享受农村医保和城市医保上出现尴尬局面，其子女求学考试方面的阻碍重重，诸因素易造成他们心理上较大的波动与不满。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个体发展的水平与层次，直接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整个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协调。其中昆明最发达的五华区2010年的生产总值是540.8亿元，最不发达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生产总值仅为32.62亿元，两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两者的第二产业更惊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数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万元，发展水平较高的盘龙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万元；发展水平较低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万元。两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万元。另外从年收入水平统计区间来看，昆明城市少数民族年收入在1.8万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万～2.4万之间的占34.8%；年收入在2.7万元的是以在昆明时间长且已经有一定事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无论是世居少数民族的年收入，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收入，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较昆明最发达的地区，则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不仅反映在民族地区与一般中心城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在合并后的团结镇各村镇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团结镇发展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年农业生产总值232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24074万元；团结镇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农业生产总值仅为58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50万元。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会和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委会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倍多，农业生产总值相差近4倍，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和隐患。
（四）民族问题城市化与突发事件问题目前，国内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的特点日趋突出。昆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属于管理不当而引发事端的占20%，属于不服管理而引发事端的占47%，属于利益纠纷引发事端的占15%，属于社会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属于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事端的占7%，因新闻和文艺作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事端的占3%。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直接与间接影响并存。
二、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现实策略是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和调处城市民族关系的途径。它既有自身的目标价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体和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是调控方式的综合运用。它是动态发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适应民族关系调控过程的需要。民族关系调控体系建设的成败直接反映了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科学的社会治理能力。
（一）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在就业与发展方面，对于已经落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点是积极引导他们就业，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学校、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举办单独面向他们的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求职能力，城市公益性岗位和国有企业，尽可能的划定比列、单设岗位、放宽条件招收他们。对于已经站稳并寻求发展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获得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赢得尊重和融入社会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对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员工的企业按现行的优惠政策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在婚姻家庭与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婚姻服务所”，开展婚姻关系维护、家庭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设的培训。同时，引导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所居住社区各项工作和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城市社区的发展相协调。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各项资源，通过提供培训、教育、保障等项目的服务，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法律意识，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和帮助。
（二）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与再就业平台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乡建镇地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站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兼顾，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建立少数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继续对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将生活困难且没有就业的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和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部分，街道、社区两级从征地补偿费、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予以补助的方式，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就业经费，加强其就业培训，建立创业基金，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要搭建发展平台，帮助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或发展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
（三）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扶持政策的针对性针对昆明城市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首要任务是制定适应城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最好是“一村一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政策扶持细则，动用更多的财政资金解决生产生活、教育、收入、就业的差距和不平衡问题。
民族团结
要建立在文化互助基础上
《当代贵州》：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于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
纳日碧力戈：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研究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文化相对论，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的价值观，不能轻易取代，不能简单讲哪个文化优越，哪个文化落后；第二是要从本土的观点看问题，即尊重当地的地方知识。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文化互助和文化自觉这两个方面出发，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民族团结问题。而这其中涉及到团结归心、建立美美与共的民族生态等。
《当代贵州》：在具体实践中，如何理解文化互助与文化自觉是民族团结的两个出发点？
纳日碧力戈：前段时间去哈密，开会见到上海援疆指挥部领导，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文化援疆”。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人类学不说文化哪个高低，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说多数上海人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非常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少数民族去“援助”他们。所以我们不应该提“文化援助”，而应该提“文化互助”，上海文化有上海文化的优点，新疆文化有新疆文化的优点，要互相学习，恐怕不是单方支援。
过去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指的是这些地方有资源、有矿产，现在还可以把这话再发展一下，少数民族宝贝还有“软宝贝”，就是这些地方有民间智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那套分类系统，他们的民间草药、中药。来到贵州，我就发现贵州的书法很厉害，水平很高。
文化自觉是教授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定位，而且这种自觉还要建立在对别人文化的了解之上，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民族问题
最大的关注点是归心问题
《当代贵州》：对于存在的一些民族团结问题，应该如何做到有效应对和改善？
纳日碧力戈：其实民族问题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归心问题，我们要做到团结大多数，始终要相信每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汉族也是如此。
要缓解这种状况，就要理解少数民族的自尊心理，我们可以把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改一下，变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跟人家商量，人家不喜欢的你不能强迫别人，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现在很多援助少数民族地区的项目，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拍脑袋”的问题。过去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修路时只算经济账，按照直线距离设计，修完后发现，把路修在清真寺旁边了，影响到穆斯林做礼拜，这就变成民族问题了。还有，因为没提前和当地的牧民商量，把路修到驼道上，造成大量汽车和骆驼相撞的事。所以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和当地的人商量，尊重当地人的意愿。
《当代贵州》：怎样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问题？
纳日碧力戈：其实，历史上就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用汉语表达中华民族是一个，但用某些少数民族语言表达，中华民族是复数，就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怎么解决？一个办法就是同化，让少数民族都变成汉族。但是几千年这样的同化都没有成功过，我们能指望近一百年、几十年会成功吗？就像汉字能统一但方言至今不能统一一样，多元是现实，但多元不影响一体。所以我们只能提倡国家认同，也就是政治认同，建立一个共和国，大家政治认同，文化多元、经济多元。
《当代贵州》：政治哲学讲民族的时候，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不承认民族，而另外一种则是强烈的承认。
纳日碧力戈：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认同，一方面民族是确实存在的，所以一定要承认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宗教、文化的存在。
同时又不能唯民族，不能把民族当成一个框框、一个界限，首先你是一个生命体，然后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群体，最后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承认民族但是不能唯民族。要做到这点就要讲伦理、讲美德，这两样东西是不分民族的，只要从人和人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讲伦理、讲美德，就能解决很多民族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一开始就定位成你是这个民族，我是那个民族，就会引发很多矛盾。
《当代贵州》：我们强调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关系，民族关系要靠什么来维系？
纳日碧力戈：人都有两面性，一方面需要什么都和别人一样，同时又希望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就像人都希望尝试一下自己没吃过的东西，但是从理想出发，我们又希望什么都一样，因为这样有利于安定团结。同样的想法在民族关系中也有表现，在讲民族团结的时候，这两面性都需要，一方面我们需要团结，就是大家都一样，要没有差异。但是呢，团结的前提是差异，有差异才说要团结，如果什么都一样了，讲团结就是多余的。所以无论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差异性和同一性都是互相依存的。另外从哲学层面上讲，比如说形、气、神，“形”就是我们的生活体验和物感物觉，这方面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但是通过“气”，我们将“形”与“神”勾连起来以后，我们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层面，我们的“神”就能沟通共鸣，这样很多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建立美美与共的民族生态
《当代贵州》：今年初的国发2号文件明确了要在贵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贵州建设这个示范区的优势在哪里？
纳日碧力戈：贵州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我认为贵州的第一生产力是生态，是一种软的生产力。要强调的是，这种生态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的生态，还是一种符号生态、民族生态。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是缺乏这个东西的，贵州可以把这些软实力教给这些大城市的人，给他们传经送宝。不能像过去一样，好像只有发达地区能支援贵州，我们也有很多好东西能支援他们。要想出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进行文化互助，贵州有很多好东西，不能妄自菲薄。
《当代贵州》：怎么建立这种民族生态？
纳日碧力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贵州是少数民族大省，要把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的优点彰显出来，建立美美与共的民族生态。文化自觉是要总结自己的文化定位是什么，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你不能硬要说他已经有一万年了，这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反过来说，有些人提出要改造汉字，这恐怕又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因为汉字是唯一和象形文字有勾连而又存活下来的文字系统，独具特点，可以和拼音文字优势互补；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象形文字，但是那些文字都已经不是活文字了。只有汉字到现在都一直是活文字，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走向。
【关键词】边疆幼儿；双语教学；培养模式
一、边疆幼儿双语教学的意义
“双语教学”的目标不仅要关注幼儿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关注幼儿语言行为是否合乎规范，更要关注幼儿的语言活动所带来的心理体验，关注他们的内在情感和信念是否拥有了一种潜在的意识。边疆的幼儿从小在民族的语言环境中成长，父母和亲人都是用民族语言和幼儿交谈。因此，幼儿园自然就成为了培养幼儿民族情感的第一站，我们必须要创造条件，引导幼儿在汉语语言实践中去体验爱国的情感的过程。
心理学研究资料表明：“语言教育”的实践是一个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让幼儿树立学习汉语的骄傲感和成就感。一种良好的语言行为习惯是孩子成长的基础，也是提高孩子素质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不忘民族情，一方面又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因此，“双语教学”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合格的“人”。学识的培养，能力的培养，终究要升华成高尚人格的形成。对于我们幼儿园的这些少数民族幼儿而言，迫切需要老师担任起“教书育人”的责任，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使他们成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
任何事情，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语言的教育就更不例外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教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一个长久的积累。终有一天，他们的创造力会如银屏炸裂，爆发出让我们震撼的力量。作为幼教工作者，我们要坚决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精神，让孩子们树立一种热爱汉语学习、善于学习汉语的“养成教育”长效机制。这样有利于孩子培养良好的语言行为习惯，最终提升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健全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边疆幼儿双语教学的实施方案
1.胸中有丘壑，放眼望全局――“目标激励自我”是关键
在教育过程中，我们首要任务就是为孩子培养目标。目标是一个人期望未来能达到的状态，目标是对一个人目的的说明和界定，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目标。小到琐碎的日常生活，大到人生，不能没有目标。
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目标组成。想让孩子有一个积极的、正确的人生，就必须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目标清晰的人，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对于我们来说，幼儿语言培养的目标，就是贯彻《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积极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情感能力，坚决落实双语教学，让孩子在双语中健康成长，让语言成为孩子通往未来的第一条道路。这样，孩子才不会在生命的航程中徘徊不前，才不致在未来的人生中迷失方向和自我。
2.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语言习惯养成”是核心
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基础，是一个学校至始至终的任务。我们的习惯养成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我们要求从老师做起，积极养成双语习惯。我们幼儿园有很多民族老师。每月，我们都会对民族教师进行培训和汉语学习，提高汉语水平。让老师们成为汉语的宣传者和引导者。
其次，对孩子也严格要求，上课时都使用汉语教学。我园民汉孩子在一起学习汉语，每个班都配有一个民族老师，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使用的是汉语教学。教师上课的时候，特别注意教授民族孩子说一些简单的汉语，给他们提供听、说汉语的机会。孩子的可塑性是很强的，后来，随着环境的影响，民族孩子慢慢地会说或者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语日常用语。此外，我们还进行“一帮一”结对子工程，让一些汉语说得好的或者能听懂的民族孩子帮助能力弱的民族孩子。
第三，请求家长配合，在家也尽量说汉语。我们接园时让民族孩子的家长回家后给孩子进行汉语学习。要求家人尽量用汉语讲话，尽量多看汉语的电视，提供一个良好的汉语环境。
最后，我们还“以赛促学，提升效果”。为了提高双语教学，每学期我园都会进行“双语比赛”，例如讲故事、朗诵诗歌等形式，鼓励民族孩子学习汉语的兴趣。
对于民族的孩子来说，我们要积极培养他们的心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出发点，加深对少数民族孩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使少数民族孩子通过语言学习，增强自身的民族感和归属感，在今后的日子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3.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民族情感培养”是归宿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问题一直是我国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幼儿，应从热爱祖国的语言做起，少了解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各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因此，对孩子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树立“汉语文化教育”有十分必要的现实意义。
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和认知程度上分析，由于幼儿年龄特点和认知层面的理解有限，我们需要让孩子在幼儿园和实践生活中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通话是语言的交流最重要工具。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从而培养孩子热爱民族的情感，热爱祖国的情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才是从语言到品格的养成关键所在。
三、结语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在幼儿教学实践中，语言的教学是树立幼儿情感的第一要素。由此可见，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必须坚决落实“双语教学”，加强孩子的语言表达训练，努力提高孩子的情感意识，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语言习惯和情感目标，长大以后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有用之材。
参考文献：
[1]周长春，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幼儿思想政治教育探索[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黄向阳，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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