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8:56:57
【关键词】 民族学 少数民族教育 问题 探究
【项目基金】 本文系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院级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关于民族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若干探究”（项目编号：14XHXY1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宏涛，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教师，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系教学办主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是民族学、高等教育管理;章治宁，宁夏大学讲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方向是民族史学理论及西夏历史与文化等。
【中图分类号】 G7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01-0044-02
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国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个民族已经实现了地位的平等，并且进一步实现了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能够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民族学视角，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若干研究，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并推动我国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建设。
一、民族学视角下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强
从实践调查的研究显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导致其不愿意主动积极的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不愿意在学习中付出足够的努力，最终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得不到学生的配合，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族群相对较小，其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并不高。在这种背景下，这部分少数民族对知识的重要性没有明确的概念，对学习也就没有足够高的认识。其次，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家庭还不能承担相对高昂的教学费用。基于此，学生家长通常对学生的教育不够支持，而部分学生也从主观上认为学习是家庭的负担，也就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学习。最后，从宏观上说，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当地政府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从主观上忽视教育的发展与建设，同时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教育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教育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无法在当地起到有效的宣传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居民的观念始终得不到改善，始终无法使其认真对待教育工作。可以说，少数民族教育始终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的不支持，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极大关系。正因为经济和教育的欠发达，导致大部分少数民族家长不愿意支持学生的教育，导致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强。
2. 辍学率较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地区。简单地说，少数民族学生更容易在学习过程中放弃自己的学业，部分学生甚至没有接受完整的初中教育就走上了就业岗位。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家庭难以承担较高的教育费用，只能让学生被迫放弃学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相对落后，办学的质量也相对较差。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看不到希望，从主观上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对学习失去信心，无法在学习的道路上坚持下去，最终只能半途放弃学业。
3. 教材的不合用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使用的教材并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文化，也无法迎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基础与能力。具体地说，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改变，但现行的教材内容和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还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现行的教材内容和课程设计大多数是以发达地区和以主流文化――汉族文化为主，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民族学生对有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课程内容难以理解。课程内容没有考虑到民族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影响了教学效果，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对课程和教材的学习兴趣不浓。其次是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民族地区采用将汉语教材翻译为民族语言文字的教材教学，这样的教材不但受语言表达方式和翻译水平的影响难以保证质量，而且形式单调，内容陈旧，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不能调动民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材更新速度慢，不能与时俱进，不受师生欢迎。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教育没有合适的教材进行有力支撑，进一步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信心，使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看不到学习的前途，而只能放弃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4. 教学资源的匮乏
从资源角度来说。少数民族教育相比于主流的交流而言，其拥有的教学资源明显更加匮乏，远远无法与城镇中学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相比。首先，少数民族教育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因为经济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很难招收到优秀的教师，也就无法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其次，教育经费短缺也一直是少数民族学校头疼的问题。虽然在我国教育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在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这种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经费短缺的问题。具体地说，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难以配备完善的硬件设施，无法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环境。最后，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当地政府无力为贫困学生承担学杂费，导致家庭困难的学生无法进入学校学习，使得教育公平的机制受到进一步挑战，也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大问题。
二、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策略
1. 加大投入，转变认识
要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大财政的投入，要通过更强有力的宣传，使少数民族家庭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随着宣传工作的开展，少数民族家庭和学生才能够意识到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才会产生“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基于此，少数民族家庭才会更支持学生进入学校参加学习，而学生才会产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进而在教学中更加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2. 要因地制宜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为了进一步转变少数民族家庭以及学生的意识，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因地制宜的观念，要在特定的地区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换言之，政府应该通过因地制宜的职业教育，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成为被市场需求的优秀人才，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将教育的成效突显出来。随着职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少数民族家庭与学生才能够感受到学习的重要性，才能够进一步转变认识，从抵触到支持。这就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应该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制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专业，才能够培养被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显现出教育的巨大力量。
3. 对教材进行改革
同时，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教育现行的教材进行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的教材应该具有民族语言的版本，特别是在中小学中，教材是否具有民族语言版本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具体地说，当前少数民族的教材往往是对汉族教材的直接翻译，这就导致部分教材在翻译过程中的表述不正确，使少数民族学生难以领会真实的意思，降低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的教材应该能够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要能够切合各个民族不同的历史背景，要在提高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进一步继承与宣扬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换言之，少数民族使用的教材不但要包括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还应该囊括各个少数民族独有的文化风俗、工艺等知识。这样的教材更能体现出少数民族教育的特色，也更能迎合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4. 取得家庭教育的配合
要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达到切实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目的，少数民族学校就应该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取得家庭教育的配合。从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教育成效不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长对学习的不重视和不支持，以及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逐步降低，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少数民族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要改变家长错误的观念，使教育得到家长的支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家庭教育应该包括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要不断提高学生家长的素质和意识，使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培养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教育关系到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关系到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这就需要政府部分正确分析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参考文献：
[1] 雷明珠.民族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探析[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 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 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 张天路 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 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 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 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 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 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 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 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 1997），《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Zhang Tianlu 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 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 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转贴于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 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 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 ～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 1998）。
在 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 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 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 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等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提高人均经济水平，为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工作和社会养老等事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总之，“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振兴民族经济的协调与良性循环，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有效途径。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西藏分册》（刘瑞 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 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 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 1993）；《中国简况.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 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晋美多吉等 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 1997）、《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张天路 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转贴于
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 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 .9%和0 .8% 。
3.西藏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 .75万人、266 .51万人和209 .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 .00万人、443 .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 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 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 9.9%。西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 ‰，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 .2‰ 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 1993）。转贴于
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 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 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常崇煌.1993.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报告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陈旭光等.1990.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概况.云南人民出版社
次仁多吉.1996.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西藏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邓宏碧主编.1997.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 重庆出版社
范国忠主编.1994.四川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计生委政法司.1992.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1.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
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绩西发编著.1995.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李永胜主编.1997.西藏藏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林盛中著.1993.鄂伦春民族人口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林盛中编著.1989.中国鄂伦春人口.黑龙江人口出版社
刘瑞主编.1989.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 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关键词：慢性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8；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73-06
一、引言
贫困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贫困的研究学者们将重心主要放在致贫因素、贫困衡量、贫困的影响等研究领域，却往往忽视了贫困的“生命周期”，即一个人或家庭随着时间而摆脱（且经常返回）贫困的轨道。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及相关研究。慢性贫困是指贫困状态持续多年（一般为5年或5年以上，甚至贯穿穷人一生）并且可能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的贫困状况[1]。
慢性贫困研究是20世纪末21 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力量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的专家学者为主，并联合国际上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慢性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CPRC）。2004年，CPRC了第一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CPRC 2004～2005），“慢性贫困”是指一个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确切的能力剥夺[2]。2008年，CPRC了主题为“摆脱贫困陷阱”的第二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近年来，国外研究人员开展大量的慢性贫困研究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慢性贫困与环境（Parry M L，2004）、慢性贫困的动态分析（Davis P，2006）、慢性贫困的代际传递（Driscoll R等，2005）、残疾与慢性贫困（Levy S，2007）、脆弱性与慢性贫困（Prowse M等，2008）、慢性贫困与社会排斥（Janet S， 2003；Hoddinott J， 2010）等。
国内关于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始于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采用了瑞沃林（Ravallion）和加兰（Jalan）对于贫困动态中慢性贫困、暂时贫困的分类，对1997～2001年16000个调查户进行连续观察，以贫困线为标准，以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福利尺度，得出贫困指数的90%属于暂时贫困，仅10%属于慢性贫困。岳希明等（2007）采用罗杰斯（J Rodgers）的总体贫困分解法，把全部贫困分成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其实证部分的工作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做的贫困指数分解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后者对两类贫困的收入和消费方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并考查了贫困家庭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对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程度。同样的思路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中期评估报告中也有所提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是我国“十二五”规划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国虽然不是慢性贫困国家，但民族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慢性贫困现象。深入研究民族地区慢性贫困问题，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贫困的持续性、贫困的脆弱性等，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
（一）慢性贫困的成因
根据CPRC（2004）研究估计，到2015年即使全球发展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全世界仍然有9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贫困的成因进行梳理。Hulme D（2003）系统地将“生计分析”（Livelihoods Analysis）引入、应用到慢性贫困的成因分析中。“生计分析”是一种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缝隙方法，采取这种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解慢性贫困的社会特征。“生计分析”法对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原因进行了许多研究。Hulme D在对贫困的“生计分析”过程中，采用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框架（如表1）。
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
（一）实施“第二代”发展式扶贫政策
我国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开发式扶贫，大多数主要是面向当前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从代际关系来看，实际上扶贫政策设计时主要瞄准“父辈’，以解决“第一代”（父代）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为主，从短期来看，这种效果明显。但是随着扶贫减贫的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代”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例，我国当前实行的“雨露计划”就是专门为此设立。一方面，“父代”经过长时间的成长环境影响，以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健康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人力资本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显著增加，年老“父代”的获取收入时间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短。
相反，如果将同样的扶贫资源用于“子代”（第二代），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将会变得更加乐观，因为从本质上说，孩童时期是开发一个人人力资本的最关键也是最佳时期，由于作为子辈的第二代相对第一代来说，可塑性要强很多，后天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教育状况等对孩子具有终生影响。与其对剩存贫困人口“脱贫拔穷根”困难重重，还不如从长远计，对其家庭进行开发，尤其是对“第二代”进行人力资本开发。
另外，从反贫困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返贫现象非常突出，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达到了153%，说明“第一代”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政策对于扶贫效果的稳定性较差。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国家在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明确指出，“巩固温饱成果”。返贫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造成，但归根结底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差，导致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弱。相反，如果反贫困政策以“第二代”（子辈）为中心，因为这种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未来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当然，如果单纯实行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反贫困政策，对现处在贫困泥沼中的人群却忽视或视而不见，这又会挑战社会公平。
实施“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实际上对“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有效弥补，不是取代，需要“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通力协作。
（二）充分重视妇女在反贫困中的特殊作用，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实施“优先”发展计划
受传统文化、宗教等影响，男尊女卑等男女不平等观念在许多民族地区都长期存在。民族地区的女性，无论是未成年女性（包括女童）还是成年女性，其社会地位相对男性来说都要低得多。一个家庭的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比父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许多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因为贫困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普遍存在，负责孩子教育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主内”的母亲身上。
一方面，母亲因为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缺少，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子女未来成长的重要性，导致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孩子因为家庭学校之间距离太远，上课时间大大缩短，这些地区就更加需要“家庭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遗憾的是，民族地区父辈中的母亲，因其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以知识为主）就更加困难；此外，母亲因长期受社会传统影响，往往产生“女儿嫁人后是泼出去的水”等观点，使得家庭中的女童相比男童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少很多。最终导致“男女不平等——母亲受教育少——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陷入贫困——强化男女不平等”。因男女不平等导致了成年母亲接受学校教育偏少甚至缺失，母亲文化程度低对子女人力资本影响比父亲大，所以母亲文化程度低容易使得子女因人力资本低陷入贫困，而贫困往往又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落后观念。
所以，政府在反贫困政策设计时，应该着眼长远，从保证女童的受教育权利着手，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女性的知识文化水平。例如，可以参照农村养老保险做法，对于“只生一胎女儿的父母，年老之后每月多领取社会保险”。例如在民族地区实行“女童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对那些超额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家庭，政府设立专项经费，给予父辈奖励，如女儿高中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100元养老金，家里如果有女孩大学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200元养老金。
（三）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教育，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和健康干预计划
以可传染病、遗传病等为代表的疾病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恶性传递，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无辜孩子一出生就患先天性疾病。以四川凉山州彝族聚居区为例，近年来的以针头注射吸食为主要途径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小凉山地区反贫困工作中的一个严峻挑战。因吸食导致贫困甚至陷入破产的家庭非常多，这种“输入型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群众卫生健康知识匮乏。
因产生的大小凉山地区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大凉山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一些艾滋病的父母已经去世，留下“失依儿童”。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局统计，2010年末，父母双亡的孤儿接近7000人，其中昭觉县人数最多，接近4800人，而昭觉县也是凉山州和艾滋病问题最突出的、最严重的县。如果考虑艾滋病病毒（HIV）的母婴传染等因素，孩子受的影响将会更大。
同时，贫困家庭往往因为经济状况所限以及营养知识相对缺乏等原因，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突出，孩子身体健康状况堪忧。目前，国家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县开展了中小学“免费午餐”项目试点，实际上，学龄前的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更为重要，尤其是对贫困家庭来说，例如贫困家庭父母“有病不能及时就医”比例相对较高，孩子健康受到威胁的几率更大。儿童营养和健康问题，一方面导致看病、吃药等费用支出显著增加，使贫困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营养不良等又会导致孩子学习效率、学习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成年之后陷入贫困风险大大高于营养健康的同龄人，形成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Andrew ShepherdTackling Chronic Pover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1，5（2）：136-138.
[2]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The Chronic Poverty Report 2004-05[M].Manchester Press，2005.
[3]Hulme D.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3 （3）：403-423.
[4]Mc Gregor J A，Copestake J G ，Wood 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rgain：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10（12）：447-451.
【关键词】少数民族区域；科技政策；科技发展
科技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科学技术发展制定的准则与规范，科技政策的制定不仅能为科技进步提供必要的动力，更能有效的保证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作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少数民族区域科技政策的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的科技发展长期落后于其它地区，影响了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与科技创新意识、科技资金的投入、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发展制度的运行机制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即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落后，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意识的薄弱
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我国内陆，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严重的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的交流。而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文化倾向和社会习俗均有别于发达地区，这使得本来就地处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创新的意识上都得不到良好的改观，而这一点和科技的发展需要有超前意识的思想是柑障的。
（二）科技资金投入的缺乏
科技资金的投入，是保障科技可持续发展的“血液”，没有了科技资金，科技研究就没有了动力之源。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国家对地区科技发展支持又不足，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技发展速度至今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以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为例，如下表1所示，从2005年到2010年，全国R&D经费支出以每年几乎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长，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表2和表3所示，少数民族各省份每年的经费支出也不足100亿元，占全国科技R&D经费相当低的比例。相比于发达省份的经费支出，如京、沪、浙等地区的经费支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不仅数量上差距很大，即使在比例上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相比于西部省份的陕西，在资金投入上也远远落后。从中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投入远远不够，是需要得到明显改善的地方。
（三）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
科技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做为保障，发展科技便无从谈起。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足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存量不足，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地方高等院校数量少、分布不均衡等特点，致使科技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当地的需要，同时，在外省培养的人才，不愿意回到本地区工作，造成本地区的人才流失。根据国家科技部统计公报显示，到2010年，五个少数民族省份总共有科技人员8，09万人，只占全国科技人员的3，17%。二是专业结构、行业分布不均，少数民族的科技人员大部分留在了高校和政府，只有少数人才留在了企业。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区域科技人才的供不应求。
（四）科技发展机制的滞后
科技发展机制是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构成一定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政策与法律等还不完善、高等院校的数量少等因素的影响，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管理机制、科技评审机制等运行不通畅，相互作用因素构成的科技结构组织比较松散；同时，民族地区科技创新意识比较薄弱，在科技发展机制上表现为科技发展缺乏动力源，造成科技发展机制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相比于其他区域，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二、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同时为了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水平，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现提出几点建议：一，加强对少数民族区域的教育投入，在重点的区域开设少数民族科技学习班；在农村地区，建立科技图书室，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定期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从意识上进行提升。二，增加少数民族地区资金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根本上保证科技资金的需求，坚持科技发展以民生为目的。三，坚持科技人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用“引进来”的方式从外部吸引高科技人才，用优越的条件留住人才；用“走出去”的方式，将现有人才送去发达地区深造学习，从而更好的为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四，增强政策执行力度，借鉴科技发达地区的科技发展经验和运行机制，健全科技组织结构，从体制机制上保障。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心理
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
大部分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思路比较明确，较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实现了顺利就业，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持续增加，往年未安置从业人员、下岗再就业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给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经调查：以内蒙古科技大学为例，近三年，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65.62%。与普通毕业生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笔者对内蒙古科技大学200名少数民族学生（以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显示：86.27%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感觉到就业压力大，就业目标不明确，竞争力差，没有自信，这主要是由于平时积累少，专业技能不过关造成的。68.40%认为平时独立性较强，小团体主义明显，尤其是与本民族学生抱团，与其他民族学生交流不多，造成在毕业时感觉表现力不强，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表现力。闲暇大部分时间以上网游戏，看电影等形式度过，没有很好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89.16%认为，学校的教育资源较少，课程设置不合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造成了部分学生过关大吉的心理，不愿进取，考试应付。74.10%担心不能适应其它地方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坚持选择回生源地进行工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数民族毕业生择业范围小，无形中抢夺就业资源，增大就业难度。另外，调查显示79.26%学生表示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要求，64.0%认为实现理想职业的可能性不大。56%的人认为学校提供的就业资源有限，认为学校除了在就业信息栏公布用人单位信息外，应该做好多渠道就业指导，比如考取公务员、特岗、支援西部等就业手段，这部分人表示对国家的很多相关政策不是很了解，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导。
以上就是针对200名大三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主要数据报告，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关注，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群力群策，既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又体现民族团结的意义，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哪些？笔者试着做以分析，力求找到解决途径。
原因探析
1、社会历史原因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环境恶劣，与中原地区，
交通不便，信息传达不畅，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进入高校后，与汉族学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容易形成不良心理情绪，进而不能很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毕业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积累。
由于学生步入大学年龄大约在十八九岁，正值后青春期阶段，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常常表现出敏感、自尊极强、希望自我强大等等心理特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是生活方式的明显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上更具有独立性，不愿意屈从外界的法规原则，形成不愿意依从外界的观念，容易形成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感，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他民族的排斥与敌意。
2、学校原因
在高等学校大幅扩招的背景下，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少数民族学生本身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基础薄弱，虽然很多高校看到这一问题，设置了民族预科班，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正式的四年编制大学生活前，有一年的时间进行专业预热，熟悉环境，但是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很多专业课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紧跟学生思想动态，没有给学生切实的指导。
3、自身原因
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没有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能确立明确的职业锚，职业锚的形成是日后学生进步的动力，明确的职业锚是择业的预想目标，没有良好的职业锚就不能形成健康的就业观念，不能树立良好的择业观，势必影响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观念淡泊陈旧，对就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毕业生对以后工作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待遇好，环境好，很多学生对就业认识不全面，认为只有到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才算就业，很多民营企业则被认为是不稳固不可靠的单位，这也增大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解决对策
造成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找到对策，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以及民族团结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以上原因我们找到几条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路径，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
1、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就业渠道以及就业方式上向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进行倾斜，在少数民族地区鼓励企事业单位吸纳少数民族毕业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比如在国家事业单位少数民族要占一定数量。在非少数民族地区，在同等学力、能力等条件下应该给予少数民族毕业生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优先录取等等。
2、高校从多角度出发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
（1）、合理专业设置，科学人才培养
学校应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潜在市场的内在需求为依据，不断优化专业设置、结构调整，拓宽专业口径，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的经济发展相协调。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水平、领悟能力进行专门的专业设置并自主进行考核，使他们能够对开设的课程以及技术充分理解掌握，娴熟用于生产，不可求大求全，一方面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学生掌握吃力，甚至出现跟不上课程，不能顺利毕业的现象。鼓励毕业生多种渠道就业，改变就业传统观念。
（2）、建立健全指导体系，实现对少数民族学生全方位关怀
学校要成立辅导机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大学初期，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目标，分析市场，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指导。成立心理咨询室，培训真们的心理辅导老师，对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关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素质
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使自己成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增强社会竞争力。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强大起来，能够适应变化市场的需求。其次，进行了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树立明确目标，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为找工作增加社会实践发麻，或为继续深造进行理论学习，不断武装自己。
以上我们一调查报告为依据，分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以及促进民族团结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哈经雄.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5.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天玉.少数民族就业促进问题研究——兼议《就业促进法的实施》[J].社科纵横，2008，（6）
关键词：中国；民族发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28-04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因理论指向的针对性与兴趣点的差异，西方少有直接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但其发展理论与民族（族群）经济方面的成果将为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与借鉴。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四个阶段，反映了发展本质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展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层面逐步渗透到非经济层面、发展的质量由注重单一的经济增长过渡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经济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方关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理论包括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西方民族经济理论研究传统已超过百年，涵盖族群所有经济（如Edna Bonacich、John Model，1981）、族群圈子经济（如Mary Kritz等，1981）、族群行业经济（如Martin N.Marge，1997）、族群控制经济（如Ivan Light、Steven J.Gold，2000），近期研究旨趣则主要集中在由大量的国际移民而形成的族群经济活动（包括移民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移民族群经济活动的优势与劣势等），有少数学者曾对中国民族地区的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Paul J.Bolt，2000）、制度政策对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Katherine Palmer Kaup，2000）以及民族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对策（Colin Mackerras，2003）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但上述研究大多摈弃了对社会背景与社会制度的分析，掩盖或忽视了不同国家内部（或民族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其结论缺乏普遍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专家学者的该项研究在198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民族类型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社会发展代替民族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研究主要涵盖如下内容：
一是民族发展的环境、条件、制约因素研究，如孙青（1989）、金炳镐（1989，2002）、石亚周（1991）、熊锡元（1993）、乌尔希叶夫（1994）、王希恩（2007）等。二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如“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课题组（1986）详细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调适，郭大列（1997）深入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及解放后的变迁历程，郑晓云（1992）、瞿明安（1995）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作了著述，高丙中（1997）探讨了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及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三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如费孝通（1987）明确提出边区开发是一个与沿海地区发展同样重要的大问题；潘乃谷、马戎（1993）对边疆地区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将边疆地区粗略地划分为九个不同类型的调查区域。四是小民族发展研究，如于长江（2003）、王铁志（2005）、郭锐（2004）、韩忠太（2006）等对赫哲族、德昂族、苦聪人、布朗族等小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与适应、扶贫开发等问题开展的调查研究，菅志翔（2006）对保安族族群认同问题、何群（2006）对鄂伦春族的生存发展问题的著述。五是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如黄健英（2006）全视角地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特殊性，郑洲（2007）、杨君昌（2007）就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经济等问题展开探讨，覃国慈（2006）提出要利用乡村精英的力量来促进民族地区新农村的建设，和少英（2006）认为增强主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六是民族发展战略研究，如米文宝（2001）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黄健英（2003）的起飞战略，胡鞍钢、温军（2003）的新追赶发展战略，杨明洪（2004）超常规发展战略，曹征海（2005）的和合加速战略，李建中（2006）的赶超战略，鄢杰（2005）、杨云（2007）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王来喜（2006）的资源转换战略等。七是民族发展的专题研究，如李甫春（2009）等众多学者分别对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资源开发、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开发、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公共服务、城镇化、财税政策、利益共享、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体育、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所展开的专题研究。八是民族发展观研究，先后经历了吴金（1989）的人本发展观、马尚云（1990）与石亚洲（1991）的整体系统发展观、郝时远（1996）的求同存异发展观、贾唏儒（2000）的个性发展观、金炳镐（2007）的和谐发展观、王希恩（2007）的科学发展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相继有一批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专著问世，代表性的有：
陈达云、郑长德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从资源环境、发展差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人力资源开发、城镇化动力机制、新型工业化道路、旅游资源开发、扶贫开发、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全球化及发展战略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政策建议。
郑长德所著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2009），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力法，以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石，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三大产业的发展，资本形成，金融与发展，外周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增长、人口转变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贫困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和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转型的思路，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和建议，为西部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
岳天明等著的《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通过历史归因的考察凸显了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征，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构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的思路，探讨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最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运行规范化与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上。该书不仅借鉴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量运用了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来揭示动力系统的构建和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同时能够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当中，从而使这一成果形成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不失理论创新的独特风格。
滕堂伟所著的《双重视角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从区域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以产业与市场成长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针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包括西北民族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富饶的贫困”，为什么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倾斜逐渐弱化的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资源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等问题，提出了市场利用能力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的假说，揭示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特殊性。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以及产业政策体系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伍琪凯梦、崔亚虹编著的《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民族出版社，2006），着重从对中国小康社会理论的全面认识及其国际、国内相关数据的比较，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小康水平的比较出发，分析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论证民族地区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的对策及可行性措施。
马林编著的《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民族出版社，2006），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运用系统论原理，阐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探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对策。
同时，近期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专题性著述更似雨后春笋，不胜枚举，如：王德清（2007）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与教育需求的研究，马岳勇、姚维（2005）从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的视角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唐志君（2007）对中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路径的探索，王飞跃（2008）、荣仕星（2009）对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问题的系统研究，李皓（2006）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入分析，王允武等（2008）对西部开发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法制问题的研究，鲍敦全（2007）关于国际化竞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杨蕴丽（2009）从劳动节约的视角系统对西部民族地区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探索，钟大能（2008）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的财政补偿机制的研究，党秀云（2009）对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研究，贾银忠（2007）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宋才发（2009）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谢丽霜（2007）对民族地区投资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王桂琴等（2007）对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等（2006）对民族地区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唐新民（2008）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王雅红（2005）对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黄建明（2007）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祁晓玲（2009）对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的研究，李彦等（2006）对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的法律保障研究，胡晓红（2006）对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的研究等等，都极其丰富发展了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领域与视角。
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对策性，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学学科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并有力地指导了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存在着过分宏观（抽象）或过度微观（具体）的倾向；定性分析过多，定量分析过少，即使有数量分析，也只是堆砌数据，缺乏计量经济学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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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Commentary on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Resently
CHEN Hong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Kunming 65003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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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课题组调查数据绘制。
④根据课题组调查数据绘制。
⑤根据课题组调查数据绘制。
⑥见“凤凰网”，《中国还需要学习日本吗》，http：///opinion/gundong/detail_2010_09/02/242111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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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教学；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
【分类号】G633.951
一、目前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当中，我国课程在不断地改革，素质教育也在不断地推进，音乐教育在学校的教学安排当中占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可是从我国目前的教学音乐实际情况来看的话与理想中想要达到的标准仍然相差甚远。其实这些问题在高中阶段就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一般情况下，学校只是一味注重文化课教学，从而造成音乐教学模式非常落后。音乐教学模式的落后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更加的落后。通常情况下，高校的教育中只有选择音乐这门专业的学生才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专业化的音乐教学，从中进行学习民族音乐文化。而选择其他专业的学生，学校基本上是不可能对其专门开设音乐课程的，这样就导致高校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更不用讲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问题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音乐文化在逐渐往全球化方向进行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有利也有弊。文化全球化让我国的民族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发现世界不同地方的优秀因素并且进行吸收，从而创造出更加优秀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可以把文化全球化给高校音乐教育带来的弊端所忽略，相关音乐教师逐渐运用西方的教育方法来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不利，而且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受到了阻碍。
从音乐中可以使一个民族从古到今的一些发展进程得到体现，音乐作为一个民族美好而又特殊的一种文化，当然它也是对于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说，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在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足够重视民族音乐，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假如具有5000多年优秀文化历史的中国把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丢失了，那将是非常的可怕，因此我国必须要在高校音乐教育工作方面进行加强与完善，注重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学习，从而传承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
二、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是音乐教育。我国音乐界人士在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在一个民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这个问题十分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的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下去成为了研究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其实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组织的音乐组织与音乐团体，它们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民族音乐文化，可是这个组织或者团体一旦解散了的话，某种民族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因此消失。但是音乐教育能够使得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教授通过给学生正确的音乐文化，代代传承，所以说，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音乐教育的基础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当前的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我国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各个高校进行音乐教育的基础。从我国高校当前的音乐教育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高校施行了素质教育，那么音乐就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门基础性课程，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所运用的音乐教学案例都是具有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一种结果。除此之外，在当前时代下，要想在世界的舞台上给自己留下位置，那么不同的民族就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也就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自我文化是相当重要的。由于这些原因的出现，我国音乐教育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作为了基础。因此，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要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加以重视。
三、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策略
（一）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高校音乐教育课程。由于音乐教学作为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方法与基础，那么正确的音乐教育方法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促进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但是从目前的音乐教育现状来看，是完全不能够适应我国音乐发展的需求，所以就应当对音乐教育施行长期的且连续性的课程改革，不应该与现在一样的表面功夫。做到这样，音乐教育才能够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起到推进作用。
（二）需要加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使音乐教育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教师是主要的音乐教育者，音乐教师的个人素质能力与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当前的音乐教师队伍的个人素质与能力相差非常大，那么要想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目标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加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使音乐教师的个人素质与能力得到提高。只有这样才可以起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作用。
（三）还应当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文化观念。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不是因循守旧，而是需要保留好的，丢弃坏的。当然文化的开放也不是把旧的完全抛弃去接受新的，而是具有选择性的进行吸收。因此，在音乐教育与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树立正确的观念，民族文化的传承除了要学习优秀的成果与因素之外，还需要选择学习其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从而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以实现。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我国音乐的象征与标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对于我国音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音乐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和基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才能有效搞好我国的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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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写作；存在问题；有效策略
1 少数民族学生在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背景及交通信息的落后，边疆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障碍尤为突出。而写作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写作水平和能力对他们学好汉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少数民族学生在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缺乏汉语思维能力
写作是内在化语言知识借助思维的力量进行输出和表达的过程，而少数民族学生往往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汉语思维能力比较欠缺，写出来的东西缺乏逻辑性和感彩。要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写作能力，有效地运用汉语进行遣词造句，就必须要培养其良好的汉语思维能力。
1.2句法成分残缺、搭配不当
在汉语写作中，一般是由主语、谓语、状语中心语以及定语中心语等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中，要注意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搭配，而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写作中学习中，对于句子的组成和各构成部分的运用，往往出现句子成分搭配不当或成分残缺等一系列问题。
1.3词语位置不当
修饰语位置不当也是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写作学习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前后互相对应的词语次序不一致，造成句子结构混乱。词语的位置不当影响整个句子的表达，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没有全面的、深度的了解和掌握汉语知识，因此在汉语写作句子中往往会出现词语位置不当的不良情况，影响整体表达效果。
1.4作文内容空洞
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少数民族学生的作文长期按照陈旧单一的作文模板，内容非常空洞，大多都是空话甚至假话，没有创造性，缺乏真情实感。有些学生的作文语言平淡，过程描写细致，但是缺乏生动性和感染力，表达能力很差。
1.5学生缺乏写作兴趣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有很大部分对作文有一种厌烦心理，一看到作文题目就头疼，心情烦躁；还有些学生对写作文缺乏信心，缺乏提笔的勇气，缺乏作文的练习；还有一些学生写作文只是为了应付老师布置的作业，作文随便写完便交给老师，对老师的指出的错字、问题等批改意见置之不理等诸多问题，由于语言的局限性，使学生对汉语写作“敬而远之”，缺乏写作兴趣。
2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写作水平的有效策略
2.1从语言入手，努力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从小就受到本民族语言的影响，而汉语是学生所要学习的第二语言，从而对汉语的知识没有进行深入广泛的了解，因此对作文教学的影响极为突出。针对语言障碍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训练：首先，在校内应该提倡和鼓励少数民族学生说汉语，尤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必须说普通话，鼓励学生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事情用汉语表达出来，并且能够定期组织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演讲比赛，提高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为更好的进行汉语写作做了前期准备。其次是要求学生多聆听和观察。课堂上认真听老师的发音，努力掌握汉语言的发音规则，并且充分的利用课余时间听广播和电视，提高学生运用普通话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2.2开拓视野，提高阅读能力，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少数民族学生大多生活在偏远山区，信息比较闭塞，接触面相对较窄。学生缺乏课外辅导读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作文和水平的提高。因此，老师要为学生订阅一些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课外书籍、期刊及报纸等，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阅读习惯，通过这些课外阅读能够有效的丰富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2.3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学生综合写作能力
生活是作文的源泉，是学生写作过程中最好的老师。鼓励和引导学生走进生活、体验生活、融入生活也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根本的途径，同时也是提高写作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有效保证。因此老师要善于发现和研究作文、生活和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实际需求，帮助学生架起一座作文与生活之间的桥梁，让作文走进生活，让生活融入作文，实现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最终目标。学生的写作则应根据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在作文中重点描写身边的人和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的呈现出来。只有这样，学生才感到有话可说，才会感受到写作文是一个愉快而富有创造力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大大的提高。
2.4建立作文教学管理评估机制，提高教师高度责任感
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写作培训和教学中，应建立作文教学管理评估机制，对作文教学的成效、批改详略、成绩提出科学的评定指标，并计入教师的业务档案，与教师的绩效、职称、晋升以及调动等联系起来，充分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定期召开教师会议，开展课题研讨活动，进入深入研究，总结作文教学，对少数民族学生作文教学的目标、过程、指导以及改进，制定明确的教学计划，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以及教学环境，制定科学有效的作文训练，使少数民族学生作文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切实的提高作文教学的质量，从而实现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2.5加强作文训练，提高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
作文教学需要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包括作前指导，学生练习，作中指导，学生修改以及教师评讲。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生活体验以及兴趣爱好，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写作文的兴趣以及爱好，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作文命题，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作文练习，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帮助学生提高作文能力。增加阅读量，收集作文素材，不断积累优美摘抄，培养自己的语感，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2.6开展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作文教学中，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活动，拓宽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留心周围事物，走进生活，认识生活，感受生活，收集生活素材。老师还可以组织兴趣小组，鼓励同学们加入小组讨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作文探讨，认真学习别人的长处，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开阔思维，丰富自身的汉语知识和全面提高自己的学科素养。
2.7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民族学校语文教师的专业素质决定着少数民族作文教学质量，从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一定要加强教师的自学意识和专业培训，使教师能够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可以通过教研平台，组织教师学习作文教学理论，阅读作文教学的有关书籍和刊物，提高老师的教育水平；还可以安排老师进修，参加作文培训，充实师资力量；还可以联合重点学校，由重点学校点对点帮助教学力量薄弱的民族学校，加强老师之间的教学交流，分享教学方法，以切实的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写作水平，促进作文教育的良好发展。
目前，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写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因此相关教育部门以及教职人员要客观的看待这些问题，并积极的研究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提高作文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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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民生；广西
【作者】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lihood of Nature Reserve Communities in Ethnic Areas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Xingqun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correctly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Some advice is put forward on increasing the special investment in nature reserve, establishing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areas；nature reserve；people’s livelihood；Guangxi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日益严重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然而，自然保护区多处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保护区内及周边地区，分布着规模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一的村落。由于这些保护区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工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生活贫困，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与生活模式相当普遍，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如何解决既有利于自然生态保护，又有利于保护区居民的生计问题，是一项关系到自然生态保护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广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就解决好自然保护区与民生问题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广西自然保护区及民生状况
广西属石山地区，气候炎热，雨量丰沛，土地湿润，植被繁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较高，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长期以来，各民族一直以传统农业为主，对水的需求和依赖性较强。而充足、均衡的水源与森林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对森林特别是风水林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强。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从1961年起就开始规划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截至2010年5月，全区共建立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78个，面积145.24万公顷，约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14%。在政府和林业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区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专门或兼职的管理机构，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制定了管理制度，其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遏制生态恶化，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土安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西长期坚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利用自然保护区这一特定场所开展生态旅游，对社会公众进行自然与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在建立自然保护区过程中，壮、瑶、苗、侗、毛南、彝、仡佬等民族被划入保护区范围。处于保护区的上述少数民族世代以农业或林业生产为主，经济成分构成复杂，水田、旱地、山林常常与保护区连为一体，人口增长较快，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解决社区居民民生问题的的资源基础薄弱，如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宁市武鸣、上林、马山、宾阳四县交界处，周边共有54个行政村，31万人，周边社区的行政管理全部归属当地政府，其中六添、上户社区人均耕地分别为0.033公顷，0.080公顷，即0.5亩、1.2亩，区内其它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情况也比较相似。
数据来源：调查访谈时由当地村委提供。
自然保护区建设为生态广西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位于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广西自然保护区所在县大部分属贫困县。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的村民，在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后，大都失去原有林地的自主经营权，失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造成经济收入的锐减和生活的贫困。而目前与自然保护区接壤的村寨众多，保护区周边社区呈现出分布广，人口增长快，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育程度低，科教文化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整体处于封闭状态。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太大差别，出现生活入不敷出，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家用设施简陋，文化消费支出少，农业生产水平低，缺乏长效投资，医疗卫生条件差；适龄孩童辍学风险大等一系列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社区居民的生计方式受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缺乏的综合影响，生计暴露于风险之下，缺乏可行的措施予以补救，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2]。
据调查，广西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群众仍有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年来保护区内及周边群众的年人均纯收入1300多元，仅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70%，其中，社区群众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人数达31.8万人。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群众除了经济收入低，缺粮现象也比较严重，人均有粮低于250公斤涉及人数约26.5万人。建设自然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为一体的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周边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和民生的现实问题，探索保障周边社区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拓展经济发展机会、获得社会福利等，对拓展、丰富和深化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对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民生问题调查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3]，客观地讲，目前普遍认可的民生关注重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保护区周边社区关注的重点，但结合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实际情况，社区居民有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对广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第一，对民生问题的识别，及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主要采用实地走访法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第二，对民生问题及限制因素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第一阶段，2007年4月至2010年8月进行，主要是全面了解社居民区民生关注的重点。调查人员对广西区内11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十万大山、九万山、弄岗、木论共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崇左白头叶猴、底定、滑水冲、姑婆山共4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地州、古龙、春秀共3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对民生问题的研究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第一，社区民生问题与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资源利用状况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居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社区民生问题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当地人有自己的看法，要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了当地居民，外来调查人员的知识、信息等起辅助作用，要利用当地人的聪明才智解决发展问题。第三，与社区居民对话和信息交流，鼓励当地人的广泛参与，促使当地人不断加强对自身与社区、以及环境条件的理解，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发展问题的对策，并付诸实施。在PRA调研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选择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银殿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周边代表性社区进行，地点选择村屯中比较宽敞场所，邀请留守村民代表参与，积极发表个人看法，问题围绕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如居民生计来源、家庭收支、社区公共设施；社区资源利用状况，如田地利用、集体林利用、居民的采摘、打猎、放牧行为；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限制社区发展主要因素等。
在第二阶段，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进行，主要是对第一阶段收集到的居民生产生活中最关注的问题，并结合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共选择了18项民生评价指标，民生满意度评价指标4项，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发展的因素共11项进行问卷调查（见表2）。通过随机抽查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成年居民对上述指标的看法，指标的量化采用李科特五点尺度，分别以1-5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调查中采用一对一指导填写并回收，其中对不识字员工的调查，是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将问卷问题转化为他们所理解的信息，由他们自由回答，再由调查人员记录而成。此阶段的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收集到有效问卷319份。
表2： 自然保护区民生评价相关指标
大类
具体指标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评价指标
我家全年粮食够吃（F1），我家用电有保障（F2），我家全年能喝上清洁饮用水（F3），我家牲畜饮水有保障（F4），我家日常生活能源有保障（F5），我们所在屯看病方便（F6），我们所在屯小孩上学方便（F7），我们所住屯环境卫生较好（F8），我们屯交通便利（F9），我们屯娱乐活动丰富多彩（F10），我家田地灌溉不缺水（F11），我家农田全年耕种（F12），我家山林以经济林为主（F13），我家还有荒山（F14），我家以农业生产为主（F15），我掌握农业生产外其它赚钱门路（F16），我掌握了农业新技术（F17），我家庄稼受到野生动物破坏（F18）。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民生满意度指标
生计底线（F19），居民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F20），社会福利（F21），以及社区居民对当地生活总体满意度（F22）
限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指标
“社区所在地比较偏远（I1）”、“当地的自然条件较差（I2）”、“当地人文化程度不高（I3）”、“当地人缺少谋生技能（I4）”、“当地人缺少生产资金（I5）”、“当地人民主参与意识不强（I6）”、“政府对社区关注不够（I7）”、“保护区的存在使社区生存空间缩小（I8）”、“农村贷款难（I9）”、“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资源较少（I10）”、“政府、保护区在制定政策时很少听取社区居民的看法（I11）”
三、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民生问题的关系。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存在一定的严峻性和严重性，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解决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十分迫切⑷。虽然导致保护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紧张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以农业社区为主，长期以来林业资源管理中存在着森林资源实际使用与法律制度安排不尽一致的现实，林地权属关系相当复杂⑸，制约了社区林业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了农民承包经营林地林木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在林地经营中得到实惠⑹，这一政策的全面落实将促成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能源问题保障。在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研究中，“社区共管”模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它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这种比较低级的社区共管形式，而是随着GEF项目的开展，深入社区进行相关活动的开展，加强其社区共管的工作建设，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章，使社区参与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决策等相关工作有据可依。目前大部分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仅只是出于社区居民参与巡山护林等比较低级的形式，因此，针对自治区级保护区的这种现状，应首先对其周边社区开展基本情况调查，可以采取座谈会、半访谈、PRA方法、社区漫步等方法了解社区生产生活现状以及对保护区的要求、不满及希望，并针对社区居民不满的问题进行初步解决，以减轻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并保持保护区与社区交流渠道的畅通。目前有少部分县（市）级自然保护区有雇佣社区居民做巡山护林等工作，但大部分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较少，属于各自为政的形态，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应使社区居民参与到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护等相关工作中，然后再为社区共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加大保护区专项资金投入，建立差异化补偿机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广西不少自然保护区有名无实，部分保护区一直在走“自养”的路子，由此引发了保护区与社区矛盾加剧、管理低效、“孤岛化”和“环境恶化”等现象。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该设立保护区发展专项资金，从科学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区社区建设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争取国际资金对广西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与关注。现阶段社区存在交通、医疗等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的问题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政府管理，大力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从制度和资金上保障这一独特群体的需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硬件设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完善补偿机制的建设。首先是完善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充分了解保护占用社区生产生活用地的范围，并对其补偿，以缓解其因保护区建立带来的生产生活的困难；其次是要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对社区居民参与资源保护、森林防火、抢险救灾以及监督盗伐等进行合理的奖励，同时对社区居民破坏自然资源或有损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处罚；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评价保护区周边社区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和破坏等带来的生态损失，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活动开展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引导社区从根本上转变时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压力，提高社区经济水平，缓解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对于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与社区奖惩机制相结合的基本补偿机制，以减轻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负担，减少其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为社区与保护区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县（市）级自然保护区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建立全方位的补偿机制，但是没有补偿机制对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极为不利。在现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为基础，建立比较初级的补偿机制，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林地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3.探索不同的社区发展模式。由于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程度、自然保护区建立对社区发展的制约、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建立意义的认识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在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从社区经济发展方式差异化、社区生活方式差异化两个方面来对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发展方式进行创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时间较长、管理较为严格，其周边社区经济发展已经从完全依赖自然保护区发展转变为现在的部分依赖自然保护区，因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加大对社区的扶持力度，鼓励其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减轻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依赖，使其能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保护区资源。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周边社区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方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缓解保护区建设给社区经济带来的影响，以保证社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障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县（市）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保护区依赖较大，且由于保护区建立截断了其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基于这种情况，县（市）级自然保护区首先应当帮助社区居民寻找新的生活来源，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其次，在保障生活的前提下发展社区经济，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庭院种养，发展家庭小农业，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第三，应鼓励社区居民到社区外远离保护区的地方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以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和负担。
参考文献
[1]雷鸣球.把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放在农村[J].中国人大,2009,(9):37.
[2]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5, 10( 4): 67-74.
[3] 彭焕才.从制度建设上切实保障与改善民生[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1）:59-62.
[4]李茜,毕如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计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5）：509-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