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0: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清代桐城派，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桐城派；桐城文化；文化旅游；灵韵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17-02
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都”、“桐城派故里”，桐城市拥有“桐城派”的金子文化招牌，桐城市丰富的桐城派文化遗存是文化旅游开发的坚实基础。近年来，以桐城派为品牌的文化旅游已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桐城文化博物园”项目的建设标志桐城派文化旅游上升到历史新起点。但在众多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思路中，单一的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占据主导位置，如桐城派名人资源、桐城派文化遗存游等。而能够吸收桐城派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整体文化风貌和文化旅游美学的层面考察桐城派文化旅游尚未出现，本文试着从文化品牌和旅游美学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文化旅游的价值。
一、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新视野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以文派而知名，同时集有学派、诗派的内容，自清朝中叶自晚清民初，桐城派流传两百余年，期间诞生作家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余人，作品难以计数，分布全国十九个省市[1]，桐城派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代有人才，堪称明清时期的一道文化奇观。随着桐城派学术研究的深入，从文化世家、书院教育、学术文化等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成为一种新趋势[2]，桐城派学术研究的进展也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打开了视野，桐城派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旅游领域，桐城派的众多构成要素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的新构想。
桐城派博大精深，在科举、仕宦、家学方面独具特色。“在小小的一县范围之内，文儒硕辅多达千百位，人文盛况绵及数百年，这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3]明清时期，桐城是仅次于歙县的“状元县”；桐城派作家累积文化世家，方刘姚马张等文化世家，传承百余年，根基深厚，人才辈出，“方刘姚”天下闻名；桐城号称“文献之邦”，据民国时期学者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考》、《桐城派撰述考》搜集，桐城派作家著作多达两千余部。
文化旅游是知名度经济，桐城文化知名在于桐城派。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激活品牌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实现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关键。自五四，桐城派被作为“旧文化”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化”派的严厉抨击而逐渐退出文化主流。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历史赋予桐城派以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文化寻根”热，这为桐城派文化旅游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桐城派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的文化创造机理对文化旅游者有极大吸引力。桐城派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机理是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二、桐城派文化“灵韵”与旅游美学
文化旅游依赖于文化景观的可观可游，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呈现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旅游的魅力在于“灵韵”之美，现代大众文化景观通常是“震惊”体验。本雅明提出了“灵韵”的古典文化与“技术复制”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审美差别。现代艺术生产是大规模的“技术复制”与传播，通常是利用求新求异的创新来吸引注意力。古典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技术的落后，生产具有“此地此刻性”，“‘本真的’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礼仪为根基，它的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正在于此。”[4]灵韵即是文化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性。借用“灵韵”的概念，我们认为衡量历史文化旅游价值最重要价值在于文化“灵韵”守护与呈现。
桐城派的文化灵韵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还是一个文化整体，涉及山水自然、园林庭院、书院教育、文化世家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桐城派的赋予桐城这座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和品格，一种“文学桐城”的灵韵。透过桐城派的文化遗产，我们能够理解桐城这座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从而深入体验桐城派的灵韵之美。
桐城派作家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构建了一种完美的文化地理想象。在桐城派作家的笔下，桐城的山水、城市、土地与桐城派作家的心灵之间互为映照，山水的奇绝正是桐城派作家创作的文化自信。“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5]像这些话并非对自己家乡山水的偏爱，实际是桐城特殊的人文环境里形成的一种文化信仰。理解桐城派，寻找桐城派需要回到桐城这片土地之上，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守护桐城派作家用生命歌咏的山水田园灵韵。
1.桐城派的生活审美灵韵
桐城派作家在读书与出仕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美学。城市是读书用世的地方，是实现功名理想的地方。城市后面还有可以隐逸的山林，是舒展性灵的处所。独特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桐城派文人的生活美学。
读书的庭院。桐城保存了较多的桐城派作家的私人庭院，它们一般规模较大，散落在桐城老城区的各个角落，平和宁静，是读书、待客、游乐的处所。方以智故居“潇洒园”、左光斗故居“啖椒堂”、姚鼐时代“初复堂”、姚元之“竹叶亭”、 姚莹“中复堂”、方守敦“勺园”等皆保存完好。以姚家为例，姚鼐在“惜抱轩”留下的对联“万类同春人已合，大室为虚岁年长”，极具文化价值，姚鼐手植的银杏树，距今两百余年，枝繁叶茂，是桐城派的见证，每年都吸引不少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此地寻觅桐城派大家的文化气息。近代姚永概慎宜轩对联“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见证着姚家世代传递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桐城另一代表性家族方家“勺园”则庭院深深，具有浓厚的文化庭院气息，现代作家舒芜（方管）在《勺园花木》里回忆了少时在勺园里的读书生活，勺园原为桐城派作家方宗诚的藏书楼“九间楼”，后方守敦在此地建凌寒亭和园林，“三十年前于勺园之西隙地种竹，得凌云之姿万竿矣。舍南曾以旧材架屋三盈，为啸读徒倚之地，四时皆宜焉。吾弟取柳子厚句意，命名曰凌寒。”[6]方氏子弟在园中过着悠游自在、和平宁静的“啸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诗书传家的文化家族生活原型。文化世家的生活是艺术化的，是诗意的栖居，现代桐城美学家朱光潜提出“人生艺术化”，正式继承了桐城派作家的生活美学精神。
在庭院之外，桐城派作家们活动的另一个场所是文庙与书院。桐城文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七百年历史，历代重修，保存完好，是江淮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也是桐城派的象征。桐城的书院教育兴盛是桐城派兴盛的基础，桐城派作家多有在书院任教的经历，桐城派作家积极参与本地书院的兴办。其中桐乡书院最具代表性，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桐城派代表人物戴钧衡创办，直到民国元年改为小学堂。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2.桐城派的自然审美灵韵
在城市之外，山林成为桐城派作家隐逸的处所。桐城境内的龙眠山、浮山、龙山等形胜之地成为桐城派作家的首选。龙眠山在桐城以北仅四公里，山峦叠嶂，钟灵毓秀，自宋代画家李公麟建“龙眠山庄”以来，历代多有文人墨客来此赋诗吟咏，建隐居别业，逍遥山水之间。桐城派作家更是将龙眠山视若文化圣山，龙眠山中至今还留有许多桐城派作家题咏过的景点，如姚鼐《游披雪瀑记》、《游媚笔泉记》。更广意义上，桐城派不仅仅是读书处士的士大夫文化，还有隐逸山林的优雅情怀。
3.桐城派的历史审美灵韵
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遭遇到新文化派严厉的抨击，被称作是“妖魔”、“谬种”，在新旧文化转型和新的知识典范的建构过程中，桐城派遭遇到最大的危机，被迫退出文化主流，但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并未消失，桐城派的历史贡献正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一个传奇的文学流派如何绵延两百余年，传播至全国十九个省，与清朝相始终，通过桐城派的发展变迁能亲切体验到明清文化风情。自清初到民国时期，自清初方以智逃禅，到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姚鼐的古文讲学，姚莹成功抗击英国侵略台湾，的桐城派中兴和，吴汝纶创立莲池学派，创办安徽第一所现代学堂桐城学堂，还有刺客吴越、侠女施剑翘构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美感。
桐城山水和城市空间构成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在众多遗迹遗韵中，桐城派创造显现出一种独特美学区趣味。桐城派文化旅游审美精华在于桐城派诗意的生活审美，桐城派雅洁的山水审美和桐城派浩远的历史审美。
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桐城派文化旅游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真正要把桐城派的文化品牌转变成文化旅游品牌，还要在文化特色上发掘潜力，只有地区旅游特色就越突出，吸引力也就越强。地域性、体验性、创意性是文化旅游的特征。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遗产，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回归桐城地域性文化土壤，结合桐城地域文化，利用好桐城派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上下功夫。
1.桐城派品牌凸显与战略规划
以提炼桐城派为文化符号，塑造“天下文章出桐城”文化旅游品牌，构建文化旅游名城。积极参与区域旅游资源规划，如安庆市规划“桐城――怀宁――枞阳文化旅游带”有利于整合分布于怀宁和枞阳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建设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和传播带来了机遇，安庆市将“桐城派文化”纳入皖南文化旅游示范区里，将极大扩大桐城派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2.以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重建为主线
通过对桐城老城区实行减法，集中建设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区。实现桐城派文化的景观物化和载体化，提炼、纯化城区的文化内涵，开发桐城派作家故居和活动街区，修建桐城派名人广场等。
目前，桐城文化博物园建设即是以桐城文庙为核心，拓展发展空间，凸显文庙的祭祀与教育功能，设置文豪蜡像馆，采用新技术，全面展示桐城派文化。整修东大街、紫来桥、北大街，恢复传统民居、店铺、作坊、名人故居等。依托桐城中学已有景观，丰富人物雕塑；维修朱光潜故居，建成小型展馆。扩建投子寺，恢复望湖亭、柚木井、卓锡泉、碑刻等古迹，建设投子山佛教文化园。文博园设立桐城文化史、桐城派文化、古代科举文化三大展区。建成之后，既是桐城文化的展示中心、桐城派文化的研究中心，又是广大市民的休闲中心、青少年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最终形成积历史参观、文化体验、文化养生等多元的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
在“名城”之外，要做活“山水”文章，全面塑造特色的“文学桐城”城市意象。确立城市文化核心，以桐城派文学为核心符号，进而做好城市文化意象推广。桐城已成功举办两届“诗意与地理体验游――桐城诗歌节”；还有正在建设的以龙眠山水为载体，以文学为内容的“印象龙眠――中国桐城文学论坛”文化旅游项目，这些都将塑造“文学桐城”的城市意象。桐城得名缘于本地盛产桐树，桐树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桐子花开”本身就是文学的境界，在古典文学中，以“桐”或“桐花”为意象的文学诗词不绝，在城市周围种植梧桐园，举办“桐花节”，会营造城市的诗意品质。
桐城古城与龙眠山水是桐城派作家的精神家园，桐城派作家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城市和山水的诗文作品，以“诗意的栖居”营造这片精神家园将是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
3.以景观化、故事化整合优化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修建宰相府邸、名人故居、世家宗祠、名宦祠、先贤祠、文庙、博物馆、文化书院、讲述历史故事的雕塑、景观，以桐城派历史为线索开展以名人故居、文博展览、修学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以黄梅戏表演改编桐城派故事，增加趣味性。
联合桐城特色的地域文化，如传统老字号商铺、水芹地农耕文化、特色美食、民俗、传统手工艺营造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氛围。
4.以文化创意推介桐城派文化旅游
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成功在于在做足文化旅游内涵，凸出文化特色，以“桐城派文化旅游带”为主线，“开发桐城士大夫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寻根游”等专项旅游；开展“文学艺术旅游”，举办“古文夏令营”；开展“龙眠隐逸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养生游”，“桐城派故事表演”等。
总之，桐城的文化空间孕育了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化旅游开发须厘清和城市深厚联系和内在文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需要紧密联系桐城历史文化的内在机理，发掘桐城派美学特质，才会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灵韵”。
参考文献：
[1]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
[2]程大立.第五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1）.
[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后记[M].合肥：黄山书社，1990：472.
[4]沃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99.
关键词：训诂 辞章 汉文 韩文 湘乡派
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一生著述鸿富，《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 兼重训诂
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 不主一偏
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推尊两汉 师法昌黎
在训诂和辞章具体结合的技术层面上，也有实用性的阐释，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举训诂辞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从对经典的模仿中体会其微妙之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
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为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坚于典雅瑰伟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对桐城家法最显得有所变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资《汉书》的重要性，因为由此可以强化锻炼融汇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汉书》乃至《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中所录的汉代辞赋奏议等文，其审美要义不可轻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云：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从这一审美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韩愈古文成就的解读也是独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杨、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精当。而试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杨、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以“训诂精确”来看待韩文的好处，这是曾氏的特识。那么，虽然韩愈在清代颇受推崇，桐城派也标举“文在韩欧之间”，但曾氏不满于“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实际上在如何学韩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 拓宇桐城
论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别是方苞和姚鼐，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对他的启蒙性影响，即“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并且与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为密友，可见古文理论实出于桐城派。
与此同时，他对桐城诸老也不乏微词，对于方苞的经世之文，“持论太高”，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小有疵误”，也不讳言。至于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称道，更是不以为然，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近时缀文之世，颇有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可同日而语矣。”可见，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为桐城义法所拘禁，而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弊端做了积极的修正。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世称为桐城古文的继承者。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并非尽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在语言方面的主张是“雅洁”，要求用最为洗练的言语画出文章的内涵，而尽量删削与文章无关紧要的文字。他说：“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人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汉赋厚重典奥的语言在方苞看来是板重无用的，其无益于文等之于小说家和魏晋骈语，为了雅洁起见，这种板重字眼是在摈弃之列的。姚鼐在《复鲁絮非书》云：“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义理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姚鼐这里倡导的“雅驯”和方苞的“雅洁”在内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章的精致凝练作出的禁忌和约束。这对于实现古文的雅化和洁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确实也对桐城古文影响巨大，在这一理论的导引下产生了一批雅洁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过分地拘泥于“雅洁”的教条，也使得古文出现了许多弊病，古文的雅洁有余而气势不足就为当时人所诟病，桐城流裔“气弱”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为了纠正桐城派气弱的不足，引入了气势雄伟浑厚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和《汉书》，同时也师法具有戛戛独造之气的韩愈之文。并且对汉代文章和韩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切实地将其作为典范来师法，甚至的许多文章就直接是对汉文和韩文的摹拟，汪辟疆在《曾湘乡诗文》札记中就指出：“窃意湘乡为文，亦尤昌黎陈言务去，戛戛独造为能事。稍长，遍读《求阙斋诗文》，乃知其篇摹句拟亦复犹人……今约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陈岱云丧妻诗》摹韩文公《东野丧子诗》，皆可比拟。《户部员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则全摹《汉书·赵广汉传》。至其窃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苟柯文篇序》。……清代治朴学末流之弊实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汉书·艺文志》一段与曾氏言正复相类。”
足就是脚的意思。
1、释义：大风吹着雪花，打在人脸上，在亭子东面的亭脚下有一层像白云一样的厚厚积雪。
2、出处：《登泰山记》。此文是清代姚鼐在乾隆年间创作的泰山题材著名散文。文章描述了作者冒雪登泰山观赏日出的经过，描写了泰山的雄奇形势，并考察纠正了泰山记载的错误，文字简洁生动，写景尤为出色，是桐城派古文的名篇。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试题
课程代码：0053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O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苏轼议论文的风格是
A．纡徐委备 B．瘦硬简健
C．雄辩恣肆 D．雍容典雅
2．黄庭坚的诗歌被称为
A．山谷体 B．后山体
C．简斋体 D．诚斋体
3．李清照前期词的风格是
A．清丽淡雅 B．沉郁哀痛
C．清空骚雅 D．浓艳密丽
4．秦观词的特点是
A．词风豪放 B．词风婉约
C．多用典故 D．议论纵横
5．“永嘉四灵”专攻的诗体是
A．五律 B．五绝
C．七律 D．七绝
6．刘克庄所属的诗派是
A．西昆体 B．晚唐体
C．江西诗派 D．江湖诗派
7．元代前期散曲创作的主流风格是
A．豪放 B．清丽
C．质朴 D．蕴藉
8．《琵琶记》剧本结构的艺术特点是
A．悲喜相承 B．苦乐相错
C．首尾铺陈 D．主线隐伏
9．元人话本小说中艺术水平较高的是
A．《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B．《碾玉观音》
C．《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D．《简贴和尚》
1O．宋元之际文人戴表元的诗歌特色是
A．富有唐诗风味 B．追求警策深致
C．颇具黍离之感 D．崇尚古朴儒雅
11．萨都刺直面现实的诗歌作品是
A．《渡白沟》 B．《芙蓉曲》
C．《盐商行》 D．《鬻女谣》
12．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时期洪椒所编的
A．《二刻拍案惊奇》 B．《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C．《古今小说》 D．《六十家小说》
13．明代提出“情教”说的作家是
A．袁宏道 B．李贽
C．汤显祖 D．冯梦龙
14．唐宋派散文作家中，编纂了《唐宋家文钞》的是
A．归有光 B．王慎中
C．茅坤 D．唐顺之
15．陈铎的散曲集是
A．《诚斋乐府》 B．《王西楼乐府》
C．《秋碧乐府》 D．《海浮山堂词稿》
16．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四人被称为
A．吴中四士 B．吴中四才子
C．永嘉四灵 D．弘正四杰
17．李攀龙文集的名称是
A．《云如居士集》 B．《沧溟先生集》
C．《四溟山人集》 D．《弇州四部稿》
18．明末清初诗人顾炎武的诗歌风格是
A．雄放 B．典丽
C．华绮 D．高古
19．查慎行论诗倡导
A．尊唐 B．宗宋
C．学杜 D．学陶
20．袁枚在诗歌理论上主张
A．性灵说 B．格调说
C．神韵说 D．肌理说
21．桐城派主将刘大櫆的文论著作是
A．《闲情偶记》 B．《文史通义》
C．《论文偶记》 D．《明儒学案》
22．顾贞观代表词作《金缕曲》二首的主要内容是
A．咏物 B．吊古
C．赠友 D．写景
23．下列小说中，善用唐传奇手法以志怪的是
A．《祷杌闲评》 B．《绿野仙踪》
C．《聊斋志异》 D．《儒林外史》
24．清初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戏剧流派被称为
A．文人派 B．苏州派
C．娱乐派 D．临川派
25．被誉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的清代传奇作品是
A．《西厢记》 B．《清忠谱》
C．《桃花扇》 D．《长生殿》
26．清代道、咸、同时期，占据诗坛中心的是
A．宋诗派 B．同光体
C．新派诗 D．南社
27．后期桐城派古文成就的是
A．陈用光 B．吴嘉宾
C．朱琦 D．梅曾亮
28．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是
A．李宝嘉 B．吴沃尧
C．曾朴 D．刘鹗
29．清末不懂外文但以小说翻译的是
A．林纾 B．严复
C．柳亚子 D．陈去病
30．近代首先在理论上提出戏剧改革的是
A．梁启超 B．柳亚子
C．陈去病 D．汪笑侬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O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
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包括
A．婉约词柔中有刚 B．喜议论
C．善用典 D．以论为词
E．以诗为词
32．在金代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作家有
A．蔡珪 B．杨载
C．党怀英 D．赵秉文
E．蔡松年
33．以下《红楼梦》版本属于120回刻本系统的有
A．程甲本 B．程乙本
C．甲戌本 D．乙卯本
E．王希廉评本
34．弹词作品的题材类型主要有
A．儿女英雄类 B．儿女类
C．杂糅神仙类 D．狐鬼故事类
E．儒林科举类
35．卓有成就的近代词论著作有
A．《艺概·词概》 B．《白雨斋词话》
C．《蒿庵论词》 D．《复堂词话》
E．《蕙风词话》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3分，共12分)
36．西昆体
37．《窦娥冤》
38．《聊斋志异》
39．龚自珍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40．简述晏殊词的创作特色。
41．简述郑光祖《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
42．简述《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43．简述《长生殿》的思想意蕴。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4分，共28分)
一、考什么
《考试大纲》对文学常识的考点是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且中外有别：中国作家要记住其生活时代及代表作，外国作家要记住的是其国别及代表作。对文学体裁而言，重点应是高中毕业生应该了解的一般常识。
历年高考的文学常识题和这一要求是相吻合的：试题中涉及的都是不同时期(或国别)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以教材中出现的文学常识为主，并适当向课外延伸，其衡量标准就是“重要”与否。
二、怎么考
文学常识题的考查带有较强的综合性，常常把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多种文体常识放在一起综合考查。从题型来看，可能会有以下几种题型：
1 表述性单项选择题
即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国古代、现代、当代作家，外国作家等相关的文学常识合理组合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选出表述正确的或表述错误的一项。
例 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a 《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作品，以“实录”的笔法将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
b 《项脊轩志》以清淡朴素的笔法写身边琐事，亲切动人。它的作者归有光被认为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c 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及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长篇小说。
d 马克·吐温和欧·亨利都擅长写讽刺小说。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百万英镑》和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等都深受读者的喜爱。
【答案】b《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家，而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是方苞、姚鼐等。
2 连线型单项选择题
即把作家、作品、作品的时代、作品的体裁(或主人公)等用横线搭配连接，构成单项选择题，要求选出对应正确或错误的一项。
例，下列作品、作家、时代(国别)及体裁对应正确的一项是
a 《秋浦歌》——杜牧——唐代——诗歌
b 《北京人》————现代——话剧
c 《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英国——小说
d 《欧根·奥涅金》——歌德——德国——诗体小说
[答案]b a中《秋浦歌》的作者是李白，c中《哈姆莱特》是戏剧作品，d中《欧根-奥涅金》的作者是诗人普希金。
3 填空题
例，按要求填空。
(1)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_____，它运用了
的创作手法。
(2)雨果，_____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它的著名作品有_____、_____等。
[答案](1)《诗经》赋、比、兴(2)法《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这种填空题是单一的文学常识填空题，也有可能和名句名篇的考查相结合。
此外还有判断题等题型，近年来一些新的题型也在层出不穷地出现。
三、怎么办
文学常识浩如烟海，考生不应茫然无措，而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备考：
1 粗读原著，加深记忆。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在备考时考生往往只凭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来识记，其结果往往是基础薄弱，识记模糊，答题时会“关公战秦琼”，张冠李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珍惜时间的原则下，粗略读读原著，或读读作品梗概，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主要内容稍作了解。这样有助于加深记忆。
2 以课本为着力点，向课外拓展。作为恢复该考点的第一年，想必不会太难，肯定会以课本内容为主。因此，考生要重视梳理课本“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体裁常识，对单元知识短文及课本后的附录绝不能等闲视之。在熟悉课本上的文学常识后以“重要”为标准，适当向课外拓展。
3 构建文学常识知识网络。要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四大文学体裁方面，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分别找出最能代表该时期(或国度)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构建网络。如我国古代小说可构建如下知识网络：
上古先秦两汉：神话传说，它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主要保存在《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夸父逐
转贴于
日”“大禹治水”都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分别以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唐：主要是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女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宋：话本小说，它的出现标着我国白话小说的成型。代表作有《错崭崔宁》《碾玉观音》等。
明清：有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拟话本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二拍”，“三言”指冯梦龙编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蒙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长篇章回小说又分演义小说和世情小说。演义小说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这些演义小说基本上是由文人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世情小说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也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辉煌顶点。此外。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均是清代小说精品。
【关键词】散文;情;归有光
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时人称其“今之欧阳修”,其散文“明文第一”,其风格“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 他善用疏淡的笔墨,借平淡的生活琐事、平常景物来表现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深情。清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视之为唐宋家和桐城派之间的一座桥梁。
对归有光散文的评价,以清代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中说得最为全面和中肯:“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
中国当代大家汪曾祺也提到“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全国各地语文必修教材都选择了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归有光在散文创作上的一些独到之处。
1、看似闲笔,饱含深情。
许多老师在讲到“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一句时,一般都仅仅提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项脊轩环境的安静,实际上这句看似闲笔的话,却能从中看出作者对项脊轩的喜爱。不知读者朋友们还能否回忆起自己读书时候的一些乐趣来,比如在夏日里读书,会忽来兴致,把在台灯边舞动的飞虫捉住,然后浸入到墨水中,让它不停游动;又如在停电的夜晚,用各种不同的东西去裹上蜡烛滴下的蜡,然后点燃……“能以足音辨人”,不正是归有光一个人读书时候自得其乐的一个游戏吗?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恰好体现了归有光对项脊轩的饱含深情。
同样的例子还有。在读到“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一句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去掉此句再读,又似乎少了许多韵味。一日,和刚结婚的小妹聊天,不大点功夫,她嘴里就迸出了若干个“某某咖啡厅”的字眼,这是她和妹夫相识的地方。我颇感兴趣,便问,“这个咖啡厅有什么独特之处,竟让一贯挑剔的你一下子就和妹夫对上了眼?”话刚出口,便想起了“小妹”们的话来“且何谓阁子也?”。
当然最能打动人的闲笔则要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没有思想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和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就颇有意味了。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增添了对人的怀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了对往事的伤感。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不说情,只说树的生长,不说人的相思,然而物是人非的伤感却自然流露出来,光阴逝去,然而相思却伴随着树的生长而生长了。这样的写法,甚至比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更胜一筹。
类似之处还有“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看似多余,可仔细一品,便觉得“室坏不修”四字极富情致地写出了写妻子亡故后的生活的百无聊赖和内心的忧伤。
2、寥寥数字,达意表情。
《项脊轩志》一文很简短,却记叙了许多琐事片断,寄寓了深情。归有光极善状情摹态,语言十分简练精洁,寥寥数字,形神即现,给人难忘的印象。
在文章开头便有一处精彩的描写:“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短短八个字,就把项脊轩的破漏,狭小写出来了,同时,我们还可以想象,在归有光修葺好项脊轩在里边自由读书的时候,在归有光和妻子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以前的狼狈不也成了回忆的佐料了吗?
在第一段里,作者一字未提学习之事,然后我们透过“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十二个字,便看到了一个好学之人在宁静自由的小屋子里,读书有所得时,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又静静端坐,进一步考虑书中的问题,冀有更大的收获。
这样的例子简直可以信手拈来。如作者写写旧式大家庭的四分五裂之状,总共也不过用了13个字:“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 寥寥几笔,就把封建大家庭中分家后所产生的那颓败,衰落,混乱不堪的情状和盘托出了。真是“字字珠玑,无字可删”。
3、动人细节,撩人心弦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散文另一个特点。
在文章中有两处细节描写可以说是非常感动人的。
第一处是写母亲。作者幼年丧母,有些儿时往事不甚了了,所以借老奶妈之口道出,自然而真实,亲切而感人。特别是写到母亲母亲听到儿女呱呱啼哭,叩门问寒问暖,“儿寒乎?欲食乎?”情意缠绵,感人至深。虽仅一言半语,却纯是慈母心肠。到这,一个对儿女嘘寒问暖,一个对仆人以礼相待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164-01
桐城派大师方苞在《书震川文集后》中这样评价归有光的散文：“不俟修饰而能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另一位桐城派大师姚鼐也称赞他“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可不知此旨。”其代表之作《项脊轩志》，更是被后人推崇备至。明人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这样评价这篇散文：“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外。”笔者在研读这篇散文时，却读出了淡淡的喜悦背后难以承受的深沉悲伤。
项脊轩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自然是作者情感外显的一种寄托。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这句话成了人们解读这篇文章的“文眼”，也成了读者把握作者情感的汇聚点。于是乎，所有解读者的着力点便放在了对“喜”与“悲”的挖掘上，具体而言，就是对“悲”的挖掘上。这种方式固然没错，但忽略了对全文整体的把握。所谓的“喜”与“悲”是交融在一起的，作者本无意把它们分开，却因仕途的失意和家道的中落，“悲”的情感被后人无限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喜”自然而然就被冲淡了。
人们对“喜”的解读，仅仅局限于第一段。又破又旧又暗的项脊轩修葺一新，变新了变亮了，作者心中自然充满喜悦；在庭中又杂植兰桂竹木，增添了无限的雅趣，正是文人追求的佳境，赏心悦目，自然也是喜悦的；文人与书，有着莫名的亲近，偃仰啸歌，怡然自得，不亦乐乎；掩卷沉思，冥然兀坐，天籁之音徐徐入耳，作者享受着难得的清静之乐；偶尔，相熟的小鸟也来凑趣，作者享受着和谐的信任之乐；三五之夜，明月高悬，光线泻在轩前，清风徐来，桂树摇曳着斑驳的影子，珊珊可爱，作者享受着惬意的雅趣。
其实，在后几段中，作者也倾注了淡淡的喜悦。因为是淡淡的喜悦，所以历来为研读者所忽略。第二段中，作者写祖母前往项脊轩探视，言语之中，有深切的关怀，也有祖孙之间的打趣。作者在这种生活化的叙述中呈现出一种亲情温馨衍生出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祖母对自己的关怀与期望，是一种精神深处得以慰藉的快乐。第四段中，作者把喜悦的着力点放在与妻子相处的点点滴滴上。恩爱夫妻，情深意切。窃窃私语之时，喜悦流淌在彼此的心间；凭几学书之际，快乐环绕在他们的周围。作者在读书闲暇之余，享受着这种家庭生活的乐趣，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作者在第四段中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篇散文是前后两个时期写成的。十八岁时写成正文，时隔十三年后又写了附记。然而在这十三年中，物是人非。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作者在写附记时，根据当时的心境，又对正文进行了修改，情感至此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项脊轩不再是承裁作者喜悦的摇篮，而成了作者寄托悲伤的载体。
于是，家道中落便成了悲伤无法逾越的第一道坎。一个曾经兴旺的大家族，突然之间分崩离析，这对担负着振兴家族希望的作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作者却用一种冷静的笔调来叙述这种变故：“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疱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宽敞舒适的大院落，却被分割成小门墙，格局的变动成了悲伤的催化剂，而冷静的叙述更见作者悲伤的程度。
作者八岁丧母，使他无法更多地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母亲这个字眼却时时地牵动着他的心弦，所以在老妪向他叙述母亲的往事时，一股悲伤便从作者的心底流出。当作者回忆起祖母对他的期望时，那熟悉的话语重新响彻在耳边：“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而如今，作者却仕途不顺，祖母的期望落空，作者对祖母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再加上对祖母的怀念，作者的悲伤之情就在不期然中加剧。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贤妻也在他壮年时仙逝，这是作者人生之中遭受到的另一沉重打击。少年失沽，壮年丧妻，老年失子，这是人生最悲惨的三件事。可不幸的是，作者占了两样。因此，作者在回忆与妻子相处的温馨生活时，悲伤油然而生。虽然，作者用平静的口吻伤叙述着“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但是，作者的悲伤已经痛入骨髓，到了情何以堪的地步。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采用点染手法，把悲伤的情感渲染得了极致。所谓睹物思人，面对妻子死之年所手植的枇杷树，作者的悲伤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这枇杷树已经亭亭如盖，这种悲伤就更加深重了。
清代的梅曾亮曾评价说：“借一阁以寄三世之遗迹。”这个评价一语中的，道出了项脊轩作为情感寄托的载体，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黄宗羲在《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中所言：“余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泣。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林抒在《选评》中所评：“震川之述老妪语，至琐细，至无关紧要，然自少失母之儿读之，匪不流涕矣。由其情景逼真，人人以为决有此状。震川既丧母，而又悼亡，无可寄托，寄之于一小轩。先叙其母，悲极矣；再写批杷之树，念其妻所手植，又适在此轩之庭，睹物怀人，能毋恫耶！”更是道尽了这篇文章的精髓，作者用琐细的笔触，写出了至亲之人对自己的爱怜、期望和依恋，从而流露出一个失意的读书士人生不逢时的抑郁和悲哀。
淡淡的喜悦背后，是作者对苦读岁月的留恋，对温馨亲情的铭记，对平淡生活的追忆；深沉的悲伤背后，是作者对物是人非的痛心，对家道中落的感伤，对至亲之人的悼念，对仕途失意的悲怆。但因为振兴家族的希望落空，满怀对祖母的愧疚之情，面对生活的苦难与打击，淡淡的喜悦已经被冲淡，而被注入了难以承受的深沉悲伤。
关键词：惯习，资本，晚清早期，翻译场域
中图分类号：H5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1、引言
19世纪末以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广泛引介，严复直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林纾则意译了欧美文学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嬗变，从到五四之前，严林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开创了中国近代早期翻译场域。
2、布尔迪厄社会学关键词：惯习和资本
惯习指“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了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指货币、财产等，可以直接购买商品和各种服务。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即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资源。社会资本指的是熟人或交际圈，即关系网络。这三种资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每个子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负载着一定的资本，受场域作用和惯习影响，为保证、改善现有位置或提升现有资本而与处于其他位置的行动者斗争，从而使场域充满了“无休止的变革”（布尔迪厄，1998：142）。新的资本形式广获认可和接受便得以合法化而成为“象征资本”，即成为了众多参与者热衷追逐的资本。
正是对个体与群体在什么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陶东风译，2012：87）
3、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确立
文化资本
晚清中国的近代翻译规范还未形成，译者享有绝对权威，删节增补、归化意译之风盛行。晚清翻译中好的译文标准并非忠于原著和正确传达原作的意思，而是流畅优美的语言，文学性或文艺性此时远远高于准确性。优秀的翻译家享有极大的权威，甚至可以任意增删原作。归化意译之风盛行，翻译与创作混为一谈。
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毫无疑问也是受当时社会流行的翻译策略所操纵。陈平原认为：“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徐念慈（1908）评论道，“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这些论者都是着眼于林纾译笔的简洁古雅，深得史家之流风余韵。清末读者多为士大夫阶层，林纾自幼研习古文，优美流畅的译笔极其符合清末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因此深受欢迎。林纾的传播西洋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正面碰撞时保留传统文化的根抵，用以抗衡西方文化，其文化本位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的充分认同与热切关注，并极力以西洋文学论证中西文化相通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保留传统文化为理念，并极力维护传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与道德的古文语言。
社会资本
对于作者而言，象征资本不是来自于传承，而是通过在文学场域中不断地发表新作而被重新认可。但是，一旦作品被奉为经典，受到广泛的推崇和赞誉，象征资本就会持续而稳定地确立下来。从这一方面来讲，作者及其作品所获得的经得起考验的、稳定的象征资本就很难受到质疑。而对于译者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译者先是获益于发表于源社会的原作中所拥有的象征资本，然后作为行为者干预原作，将原作投入到目标文学场域的逻辑系统和认可机制中，从而授予原作者及其作品一些资本（Gouanvic，2005：161-162）。
严复古文极佳，深受吴汝纶影响，而吴汝纶是桐城古文大家。在清代有着“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说法。严复《天演论》出版后，吴氏对严复甚是赏识，激动之余，竟亲笔细字，将天演论逐字抄录，藏于枕中。他赞不绝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志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王，1986：1317）康有为也赞赏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吴汝纶以桐城古文大家的地位，对严译的流行有很大的帮助，也正好补救了严复在旧学文人中地位较低的不足。吴汝纶的高度评价使得严复迅速声名鹊起。和严复一样，林纾结识的朋友众多，如康有为、林旭等，还有出版界的权威人士高凤谦、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等，这些人为林纾及其翻译事业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商务出版社的高梦旦更是一手促成了林译品牌的诞生。
经济资本
林纾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商务的译书，乃出于不同译者的手笔，大部分译者（共1268人）只替商务译过一种，惟独林纾一人，却占翻译数量的139种，足见他跟商务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李家驹，2005：185）根据《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一书中的统计.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术著译合计140余种，其中为他出版了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共100种（尔东，1987：527）商务印书馆除了为林纾出版译作的单行本，而且在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中连载林译小说，最突出的便是《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于1904 年创刊、1948 年终刊的一份综合性刊物。在早期的《东方杂志》上，林纾的译作占据了杂志相当多的版面。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宣传包装以及雄厚的资金都为林译品牌的宣传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从晚清初期不规范的翻译场域到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最终形成和确立，本文以布氏的资本理论来分析和论证了这个积累的过程，分别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三个角度考察严林二人作为译者通过自身惯习积累资本确立和巩固自己在翻译场域中的地位并最终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开创了中国近代早期翻译场域。
参考文献
[1] Bourdieu，Pierre.1993.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Edited by Randal Johnson.Cambridge：Polity Press.
[2] Gouanvic，Jean Marc.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Field，Habitus，Capital，Illusio[J].The Translaror，2005，11（2）：147-166.
[3] 东尔.林纾与商务印书馆[A]，1897一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5.
对文言文富于表现力的朗读，是建立在对文言文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深入的理解，对文章的章法结构、逻辑思想有了较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文言文的朗读，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朗读，然后通过朗读又能促进对文言文意思的理解，朗读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在朗读时，要先粗读，扫清文字障碍，然后出声细读，分清段落层次，领会文章大意，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反复朗读，反复揣摩文章的意思。要注意避免对文章的字词句篇的含义还不甚理解，而只信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硬读”的做法，那样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必须做到像叶圣陶先生说的“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精读指导举隅〉前言》）。在朗读时，要注意几种情况：
一、注意读准字音，确定节奏、语气、平仄
因为文言诗文很多都文质兼美，富于情味美和音韵美。比如古代的一些诗歌和散文，讲究声律和音韵，讲究句式的整齐和匀称，运用了大量的修辞，这些都是我们在朗读时要注意的。比如，诗文中的对偶、排比，对偶要注意上下句尾字的声调变化，上句一般为仄声结尾，声调上扬，下句为平声结尾，声调下压，平仄相对，形成一种自然的抑扬美。而排比，讲究语气的连贯性，前后紧承，一气呵成，给人一种相对的完整感。此外，还有整散句的错落美，律诗的回环美等。这些现象在文言诗文中大量出现，就不一一举例。
二、注意重点字词句的提示或总结作用
比如文言诗词中的领字和对字，文言文中的句首发语词，都有领起作用，如柳永的《雨霖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中的“念”，姜夔《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中的“自”，都有领起作用，朗读时注意把握这些领字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清文章的层次，深入理解文章的意思。
三、注意把握文言文中的关联词
如贾谊《六国论》中：“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戌之众，非亢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段文字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一层用“且夫”和“然而”相关联。一个“且夫”领起四个并列分句，朗读时把握住分号，四个分句的层次就非常清晰了。后一层用“试使”和“然”字相呼应，条理非常清楚。后边作结时，又有“何也”提问，总结句非常鲜明。在朗读时，我们抓住这些关键词语，形成了“且夫……然而……试使……然……何也……也”的一气呵成的脉络，对意思的理解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注意那些容易混淆的词语，如文言文中的句末语气词
“也”、“矣”用在陈述句末，“哉”、“乎”一般用在疑问句末，朗读时一定要准确读出它们的语意。还有诗歌中的重章叠唱的现象，能带来回环往复，涵咏蕴藉的效果。如《诗经》中的很多篇章，段与段就相差一两个字，在朗读的时候，不要一个语调，而要根据诗歌的内容，感情不断地深化，读出诗歌的韵味。如《硕鼠》一诗共三章，每一章都是“硕鼠硕鼠”开头，章与章之间的用句基本相同，朗读时要注意体会诗中感情，才能更好地把握诗歌的意旨。
把文化资源创新融合为地区崛起的优势
新华月报：枞阳从汉武帝开始置县至今两千多年，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方以智、桐城派三祖等文化名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传统，对当下文化建设有何启发？
汪恕东：枞阳县历史悠久，有“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的文化特质，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结构中，一度成为皖江文化的中心。2007年，安徽省社科院和几个相关单位从数百名安徽籍的历史文化名人中评选出了100位“文化之星”，枞阳就占了11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中国明清第一人”的方以智。他的“坐集千古之智”和“义随世变而改”思想精神内核就是传承与融合、变革与创新。这对我们今天坐集全球之智，解放思想，创新思维谋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枞阳以“文章之府、山水城市”形象定位进行文化建设，就是要发扬“坐集千古之智”和“义随世变而改”的文化精神，创新和融合枞阳深厚的文化资源，从而转化为枞阳崛起的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新华月报：枞阳“西乡喜文，东乡重武”，“武”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中，“百万雄师过大江”，枞阳镇成为中线渡江指挥部所在地，县属江心洲和沿江各码头均成为的起渡点。崇武之风对渡江作战有哪些直接帮助？红色文化在枞阳文化建设中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汪恕东：“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枞阳人喜文重武，我认为这是以文武之道追求大道之行的精神体现，也是“气节之乡”的一个重要侧面。枞阳襟江带湖，扼长江咽喉，控南北要塞，清代到民国又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紧邻，这样的战略地位注定了枞阳人必须肩负起历史使命。
从时期到时期，枞阳人的崇武之风、气节精神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尤其在中，中线渡江指挥部就设在枞阳镇陈氏宗祠。枞阳几十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支前活动，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从人力、财力、物力上为的胜利给予了倾情支援。为此，许多船工、民兵英勇牺牲。
枞阳的红色文化，是一笔精神财富，用好这笔财富，有利于激发枞阳人的爱国爱乡精神，有利于形成舍生取义的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树立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心，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行动。
新华月报：枞阳在文化建设上，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令人感受深刻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体现方面尤其突出。无论是群众还是干部都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枞阳在文化建设方面都作了哪些努力？
汪恕东：文化建设重在传承，但关键还是要着眼于文化的当代性。现在我们把“文化育县”作为培育枞阳文化精神和文化产业的长期战略。今年又首次把“培育枞阳地域精神，打造枞阳文化名片”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都是源于这样的思考。归纳起来，枞阳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
一是文化资源发掘整理阶段。这个阶段有政府主导出版的《枞阳县志》、《枞阳文物志》、《浮山志》、《枞阳风雅》等；有民间和个人出版的《枞阳百咏》、《晴川存稿》、《方以智》、《老枞阳》和十几个文化巨族编修的族谱等。还有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学术探讨和文化资源研究，培养了一批研究开拓枞阳历史文化资源的人才队伍。
二是“文化育县”战略实施阶段。最近几年枞阳每年都把文化建设列入政府10件实事，2010年的莲花湖公园建设项目，2011年的旗山汉武文化生态公园建设项目、大型黄梅戏《寸草心》的创作，2012年的上码头历史街区综合改造项目。许多文化工程建设融入了大量枞阳历史文化元素，突出了枞阳文化精神主线。此外还有以天下枞阳人为资源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促进会、同乡会、联谊会，进一步唤醒了枞阳民众的文化意识，把枞阳文化融入了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
三是“枞阳名片”地域文化精神打造阶段。枞阳人最值得自豪的，就是拥有了一座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于一体的浮山。从唐代孟郊、白居易到民国时期文化名人在浮山留下了一部浓缩文化史的四百余处摩崖石刻。特别是明清以降，方以智、左光斗、方苞、刘大櫆、姚鼐、黄镇、章伯钧等一大批名家名人，形成了以浮山为中心的浮山历史文化圈，使浮山不仅成为一个文化载体，还是一个蕴藏着无穷能量的精神载体。
近几年，枞阳还先后启动黄镇图书馆，浮山、莲花湖、旗山3个公园建设，着重植入枞阳文化元素，培育地域文化精神。如：以方以智为代表的“坐集千古之智精神”、以黄镇为代表的“爱乡爱国精神”等，围绕这些地域文化精神打造“枞阳文化名片”，不仅是枞阳整体发展形象的战略定位，对提振枞阳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精神面貌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华月报：莲花湖据说是桐城派大家方苞的养鱼池，在此基础上兴建莲花湖公园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构想？
汪恕东：文化建设不能拆了“真文物”，建造“假古董”。莲花湖历史上曾经是方苞家族的祖产，现在建成莲花湖公园，一是有效保护了方苞家族的几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墓葬，二是突出了桂林方氏家族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三是为了打造枞阳“文章之府、山水枞阳”文化名片，四是为枞阳民众提供了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和宜居的生态环境，五是为了带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建设莲花湖公园，得到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支持，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实际上是一个全民设计、参与的文化产物。现在已成为县城居民最爱去的户外休闲娱乐健身场所。
新华月报：枞阳县黄镇图书馆目前藏书4万册，整体配备相对比较先进。作为枞阳的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请详细谈谈枞阳县图书馆重建工程的决策思路。
汪恕东：1998年全国政协杨小波同志在枞阳挂职担任副书记期间，第一次系统地从学术、决策和精神引领3个层面对枞阳文化兴县作出战略思考，提出以兴建“黄镇图书馆”为切口推动文化兴县项目启动。但因为当时枞阳是国家贫困县，财力有限，被搁置下来。2008年，县委县政府首次决定每年以解决民生、促进发展为重点实施10件实事，“黄镇图书馆”项目被正式列入启动工程。
黄镇是枞阳县横埠镇人，是我国杰出的将军、外交家、艺术家，他一生对故乡充满深情，这种爱国爱乡精神是枞阳地域精神的旗帜。枞阳投资一千多万元兴建“黄镇图书馆”，是集“枞阳图书馆”、“枞阳历史名人纪念馆”、“枞阳史籍文库”于一体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现代化文化设施，是“文化育县”的一项标志性工程，也是弘扬爱国爱乡地域精神的一个伟大实践。它的建成标志着枞阳从文化大县向文化强县迈进的开始，标志着枞阳文化事业已进入现代化、常态化建设轨道。
发展文化的出发点是发展落脚点是民生
新华月报：从地理位置上说，枞阳处于长江北岸，曾一度因受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而受损严重。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枞阳遇到过哪些自然、经济社会方面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汪恕东：枞阳临江环湖，历史上重大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仅上世纪90年代，9年当中就有6年发生灾害。此外，没有铁路，资源多样但谈不上丰富，留不住人才……都是影响枞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便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一直戴到了2011年。
落后的农业经济只能保吃饭，文化建设更是举步维艰。为了改变这种生存状况，枞阳人克服重重困难，苦苦求索，发奋图强，终于在江河文化中找到了答案：以“工业强县、城镇兴县、三产活县、文化育县、生态立县”创新思维重新整合资源。
县委县政府一方面从工业强县入手，借助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机遇，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打破内陆的闭塞状况，化解结构性矛盾，撬动了整个枞阳的崛起进程。一方面扬水之长，避水之害，充分利用自身地域特色和文化资源优势，以“文章之府、山水枞阳”作为枞阳未来发展形象的顶层设计，改善发展环境，在城镇化建设中大量植入枞阳地域精神文化元素，加大文化建设投入，打造“枞阳文化名片”。经过多年的努力，枞阳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物质化建设实际上是改善投资环境的资本积累。然而，枞阳多数民众对文化资本化还停留在启蒙阶段，少数人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视野和发展眼光，对枞阳文化建设的举措更是难以理解。这时候，枞阳县委县政府，必须要有更广阔的开放胸怀、更广阔的全球文化视野来激发地方活力。不折腾、不懈怠，排除一切不利于枞阳现代化进程的干扰。
新华月报：我们所到之处可以看到枞阳老百姓对文化活动的热情很高，各类群众性文艺团体及街道、社区、镇村的文化活动开展得非常有特色。那么，今后枞阳在构建城乡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有哪些打算？
汪恕东：构建城乡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以先进的地域文化育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枞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充分展现新时期枞阳重信、讲义、尊礼、崇文的地域文化精神，不断筑牢枞阳人民积极向上、敢为人先、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二是以繁荣的文化事业惠民。牢固树立文化民生理念，加快推进县文广影视中心、体育中心、科技馆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结合县城建设，重点谋划实施县博物馆建设项目，培育城市文化。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规范运行县文化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提高群众的文化参与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大对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强对文宗文化、民间文化的研究推介，传承和创新黄梅戏、东乡武术等地方传统文化。三是以新兴的文化产业富民。深度挖掘和整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综合开发利用，大力推进文化与产业融合，通过文化招商培育和引进一批知名文化企业，使文化产业成为富民兴县的新引擎。结合县城发展，启动1-2个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谋划打造文化产业基地。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新闻传媒、艺术创作、电影戏剧巡演等文化产业。以浮山公园为龙头，启动白荡湖景区、白云崖景区、岱鳌山景区、羹脍寨湖、莲城湖综合开发，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让全县人民共享枞阳全面发展的成果。
新华月报：发展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枞阳的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最直观、最直接的体现是目前的城市环境和城市面貌，枞阳县是如何为发展文化建设而优化环境的？
汪恕东： 枞阳临江环湖，山水相依，打造亲水天然的山水园林城市资源全国得天独厚。坚持城乡统筹，以“城镇兴县”战略改善发展环境，在城镇化建设中把文化融入主旋律，建设现代化城镇，不仅是枞阳全面崛起的需要，而且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崛起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没有地域文化精神的城市最后只能走向衰落。
枞阳在发展工业作为加速崛起、兴县富民主战略的同时，不仅优化发展环境和完善城镇现代化功能，彰显文化特色和山水自然生态特色，打造滨江明珠、特色集镇、秀美乡村“三位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城镇。更在城镇化建设中着重倡导文化理念，植入地域文化精神。有力提升了城镇综合竞争力、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使枞阳正在成为功能完善的宜居宜业城市、文化和自然生态良好的山水园林城市。
新华月报：有人认为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因素，请从枞阳文化发展体会谈一下文化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汪恕东：枞阳文化环境建设，既是优化发展环境、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需要，也是一次激活人们文明生活方式、开放性思维、文化观念、社会道德朝着现代化转变的大变革。文化成为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把枞阳深厚的人文资源加以创新，转化为枞阳崛起的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把文化名片效应做大做强，不仅是延续枞阳文化千年流脉的需要，也有助于一个地区的“无形资产”的积累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忽略文化建设，软实力打造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不能为外来资本提供优越的文化环境，把本土丰厚的文化和外来资本融为一体，让它根植于这块土地，经济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11年底，枞阳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其根源就在于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县、城镇兴县、三产活县、文化育县、生态立县”5大战略。始终以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两翼，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
新华月报：枞阳县在发展文化的工作中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即文化枞阳经验，是否能够总结出值得全国其他地方借鉴的经验？
汪恕东：枞阳县在发展文化的工作中所做出的探索，是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大实践，出发点是为了发展，落脚点是为了民生。其做法，一是始终把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与物质层面的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开创了枞阳城市建设的先例；二是改革征迁安置方式，以莲花湖公园建设为突破口，彻底改变沿袭多年的一户一宅安置为产权调换或货币安置，在县城新区安排交通便捷、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地块，严格按标准小区规范集中建设安置房，开创了平稳拆迁的先例；三是县委县政府一直主导文化建设，每项工作都由县委县政府委派县干具体负责，一人一事实行包干，开创了领导包保制的先例；四是每项文化建设工程实施前向社会公布建设方案，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开创了全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先例。
文化改革新目标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
新华月报：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今年全国“两会”对今后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在深入文化改革发展方面，枞阳会有哪些考虑和举措？
汪恕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今年全国“两会”确立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新目标，为文化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枞阳县委县政府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一要增强责任意识，充分认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二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文化改革发展的紧迫性；三要增强机遇意识，充分认识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
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到今年底，我县将实现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覆盖，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稳步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县级支中心已顺利开通，文化下基层进社区活动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将得到根本保证，县文广影视中心今年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枞阳县博物馆建设已列入县政府议事日程，重大基础文化设施进一步夯实，为枞阳县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制定并落实全县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我们将认真遴选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文化产业项目，对外推介招商，重点打造建设枞阳文化产业园项目，不断改善投资和服务环境，吸引更多文化产业来枞阳落户生根。你发财我发展，实现双赢。
四是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文艺创作生产、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等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引领群众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基本的道德规范。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大型自创黄梅戏《寸草心》的推出，就是我县致力于打造艺术精品、树立枞阳文化品牌的行动和决心。
1.诵读教学的必要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要实现这个目标，语文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诵读教学是可达到的。
叶圣陶先生早在60年前就批评当时学生“吟诵功夫太少”，谆谆告诫国文老师，学生对于探究所得的不仅是理智的理解，而且是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解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才能终生受用不尽。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 编写工作的张中行先生也说过：“一面吟诵，一面体会，是旧时代读书人练基本功的方法。据说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间换气才能成声，可见体会格调的顿挫是多么认真。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三味书屋老先生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情形更加形象，这种表现，状貌也许近乎可笑，但那种认真体会其韵味的态度是好的。”学生诵读是语文课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老师带领学生诵读，学生自己诵读，诵读的过程是学生含英咀华的过程，也是把经典语言“化”人个人身心的过程，这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文科课程的主要标志之一。
2.诵读的作用
①诵读可以发现和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音和断句。大家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就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如果仍是“哑巴语文”，错误也许就在沉默中湮没。
②多诵读有助于理解文意。诵读是打开思路的钥匙，多诵读能培养我们良好的语感，诵读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课文内在的思想感情。如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认为把“问君能有几多愁？”读成陈述句和疑问句都可以，但如果读出声来，会明显感到，读成疑问句的处理，则显得平淡了。
③多诵读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语言的韵律和美感要通过声音来体现。中国语言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还表现在声音上，节奏、韵律、排比、对仗，只有用声音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利用课件展示画面再结合诵读，学生读后脑中会出现鲜明的形象，这样学生的记忆背诵也快，记忆也长久。多诵读，可使学生将文字、声音、形象审美熔铸在一起，挖掘出“声音”这一语文教学中常被忽略的因素，复活语文本身的精神血肉。学生通过多诵读，将文字转化为饱含情感的声音，培养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通过对作品的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分析和领悟，丰富学生的思维和情感。多诵读还可以使学生对文章语言有更深入的理解，使他们说话写作时很自然的就能创作出优美的句子。背诵使他们积累了更多知识，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文学的审美有了更进一步提高，这不是以往苦求而不得的教学境界吗？转贴
3.诵读的要领
重视学生的诵读，教师应首先要为学生建立诵读的规范。
①精神饱满，眼到心到。读书应该全身心的投入，朱熹强调读书应“整顿几案，正身体”等，正是这个道理。课堂上强调学生注意力集中，要有正确的坐姿，要看清每一个字，要发出洪亮的声音，要积极思考所读的内容。
②把握要领，营造气氛。一是通过老师或学生领诵，可以直接把正确和积极的“读书声”传递给大家，便于尽快掌握诵读的要领。二是放录音，让同学听.可以配放背景音乐，以烘托阅读气氛。
③言为心声，读出韵味。对学生的诵读要提出要求：一是言为心声，即口中读什么，内心也应该思考什么，不能“口诵心非”；二是直抒胸臆，能将胸中酝酿的情感脱口而出，将自己所理解的课文用声音传达给别人，要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你读书的声音就代表着你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
4.诵读的方法
高中语文不仅要求学生有一定的阅读量，也特别重积累，只有通过积累，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诵读的过程中，教师对诵读方法加以指导，使学生对一些重点诵读内容形成记忆，也是诵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字词提示法。在阅读教学的开始阶段使用此法，可以培养学生踏踏实实一字一句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具体做法是：选出若干起提示作用的词语，经过熟读逐步减少提示词，直到取消提示，也就是帮助学生一步步“扔掉拐杖”独立行走。
②听写法。这是一种老方法，但是现在还行之有效。听写可以强化学生的耳、手、心协调到位，强化学生“亲自动手”熟悉字词句篇。可采用生字生词听写、句子听写、段落听写等方法。
③联想记忆法。具体方式可灵活多样，比如：把诗文联想成画面加以记忆；或由此及彼联想记忆，如学《沁园春-长沙》写秋景的诗句，可联想起其他古诗词写秋的语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等。
5.诵读教学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多读少讲。一节课40分钟，学生多读多悟，教师抓住重点讲解，要把课堂上读的时间还给学生。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