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诗经国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xìn）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mào）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笔者试译：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着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着。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着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着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
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
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着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阳等。这些人各着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着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一、以往哲学分类层面的缺陷
1.的分类。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8年）先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根据这个定义，把哲学分为六类，宇宙类、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实际上，在人类文明和哲学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代和历史阶段都面临着问题的挑战，在我们看来，什么叫“人生彻要的问题”,又怎样才算“从根本上着想，根本的解决”，这个定义的边界并不清楚，所列的哲学的门类也就未免芜杂,犯了逻辑上分类标准不一的毛病。因为这种分类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前三者属于比较纯粹的哲学范围,，也就是现在仍然沿用的哲学三分法，后三者则属于比较扩大的哲学范围。
2. 冯友兰的分类。冯友兰一直强调哲学和哲学史的不同。指出这种不同表现在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的资料，但总要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哲学和哲学史的不同还在于追求不同。从哲学史的要求看，是要弄清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字句、观念在他们自己那里实际意指什么；从纯粹哲学家的观点看，重要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观念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在20世纪30年写作作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他把强调和突出一般作为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中国哲学是哲学在中国；另一个标准是，哲学是时代精神之表现，因而，中国哲学是中国民族心灵所创造的时代精神之表现。冯先生实际上已经把哲学划分为哲学史和时代哲学，并指出时代哲学包含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但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前一标准强调哲学的共性而排斥民族的特殊性;后一标准则强调中国哲学的个性，即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不是把两者加以统一而是加以割裂的。40年代，冯先生着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贞元之际”之书，于《新原道》中集中论述中国哲学之精神，则与30年代相反，基本上抛开了前一标准而径直解剖与陈述中国哲学所特具之民族精神与特征,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求之所在，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突出哲学的时代性。
3. 国务院颁发的学科目录的分类。在这个目录中把哲学分为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美学、伦理学、科技哲学、逻辑学、宗教学等8类。这个学科分类目录实际上是地域标准、学派标准和领城标准三个方面并用设立的，这种分法其间包含着许多交叉和互渗，同时也难免留下一些空档。它们之间具有交叉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并列关系。例如:一方面哲学既发源于西方，是外国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又在当代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哲学、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都同时包含着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的内容等。这实际上既妨碍着各具体分支哲学的深人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整体发展。
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分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这种分法以地域标准来划分，但却没有将哲学的全部“属”涵盖完,分类对象各个要素应与分类的种相一致，所有单一的哲学分支都应有独特的考察对象与之相应。虽然它们之间是全异关系，但“类”和“属”不相称,没有包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哲学流派和分支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一些优秀哲学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挖掘。例如，古代希伯来文明中就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希伯来人孕育和贡献了犹太教，它突出人的情感、意志，在信仰方面让知识服从于道德，让理智服从于信仰，形成了以信仰至上为取向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在后来西方的基督教哲学与文化中得到了保存和发扬，但它在地域上却属于西亚范围。
当然，哲学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分法，如有人把哲学分为哲学家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等，它们从外部解释的角度对哲学的分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都具有一些局限性。现阶段我国的哲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其做进一步的梳理对于探析其未来走向十分必要。本文欲抛开哲学内部的结构状况，确立地域分类标准，提出从外部在时间纵向上划分的同时，也应在空间地域上进行横向划分，把纵横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建构哲学学科的框架(笔者已初步构想出了一个分类框架）和划分发展阶段。[4](PSS)
二、以空间地域特性界定哲学分类标准，弥补哲学分类之缺陷
所谓分类，就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将对象分为若干个类，使每个类相对于其他类都具有确定的地位。在逻辑学中，分类即归类，指把具有共同特点的个体对象归人一类,并把具有共同特点的类集合成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如何对哲学做出划分，如何使哲学分类更科学、更有利于哲学的发展，这不仅是哲学家、逻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哲学教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它是从分类的角度对哲学本身进行的一种反思，这一方面意味着哲学在理智上从混沌逐渐走向有序的本能;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哲学自身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逻辑。笔者认为，当代哲学的分类要把握两个主要特征：（1)哲学分类时要用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分类的根据越是本质属性，分类的价值越$。（2)哲学分类是人们关于哲学知识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要固定在哲学学科体系中，而且在哲学发展的相当长时期中都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成为哲学发展到最后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哲学的分类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其在探索历程中的成功与困惑却为哲学的分类提供了思考方向。哲学以所指向的客观事物作为思考的基本点，同时，作为理性的哲学分类框架要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具备较大的学科涵盖量，体现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预测性，从而间接地发挥着指导实践的功能。比如，它将对今后学科的发展、研究的重点、课程的设置等提供理论基础，这就需要合理的历史与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
要合理地划分哲学，首要一个问题是界:定分类的标准。时空特性是哲学研究社会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只作时间上一维角度的纵向把握，而没有从空间地域上去把握。“地域”根据《辞海》解释，指地球表面具有一定范围和界限的地区空间，后泛指地球表面上一定范围内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它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领土意义上的地域，二是经济意义上的地域，三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本文是从文化层面认识地域概念。<现代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要随物体运动发生变化。当代物理学对存在与演化的研究认为，时间和空间参与了“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塑造”现实存在的内在因素，而不只是外部条件。至于在哲学中，时空特性问题一直是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笔者强调沿着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足迹，在分析哲学形成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较有根据地提出地域分类标准，在以时间特性划分哲学的同时用地域特性进行划分，可以对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向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哲学不仅在时间而且在空间上是如何向前发展,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从而弥合二者之不足。P地域为标准也是有其理论根据的。马克思所讲的“世界的哲学”就是区别于“局域的哲学”的空间概念。我国古代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的诗歌集《诗经国风》就体现了“十里不同心,百里不同俗”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征。《汉书地理志》不仅明确地指出“域分”的文化概念，而且指出了地域文化赖以形成的两大因素，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提出了“世界哲学”的地域概念。指出，中国近代把“哲学就是哲学，不应该有中国的哲学或希腊的哲学”的观点从地缘政治视角批驳为“资产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2]。地域上的差别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特征，由此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哲学，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上有不同的特点。
从哲学的发源来看，由于生产、生活乃至自然的条件、人种等地域不同，在溲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哲学、文化。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国从殷周开始就萌生了自然宗教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也产生了朴素的自然观,进而以孔子为代表形成了影响整个古代、近代甚至现代的儒家学派的传统哲学。而西方古希腊哲学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承认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让美德服从于知识,让情感依附于理智，最终形成以理念论为标志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制导了其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亚里士多德强化和发展了这个哲学传统，并使之成为后来西方哲学的主流。
从哲学的内容和思维特征来看，由于地域不同，实践水平、科学水平也不同，提出的问题也不同，解答的也不一定相同，东西方差异较大。中国哲学具有重视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的传统,虽然也有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也有心物之辩、理气之辩、道器之辩，但始终没有经历西方哲学发展的那种哲学和科学合一，以及实证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和独立化的过程，认识在整体上处于混沌状态；而西方哲学注重本体论、宇宙生成论、认识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复活了西方哲学史的形而上学传统，更具有思辩哲学特色。
从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其特征是地域的不断扩大。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精神的生产也要发生相应的大变化，哲学会随着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的日趋紧密，和在交流中争议、碰撞、“取人所长”、“拿来主义”等的“融汇”，像“燧石”的碰撞一样，将会出现新的火花。各种文化形态，包括各种哲学形态在相互接触和碰撞中，会迫使更“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这会促使哲学海纳百川，成合流之势，文化上吸收人类的全部文明，地域上涵盖整个宇宙。
总之，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哲学差别主要受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哲学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各历史时代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哲学差异则是哲学思维发展不同阶段和对哲学基本问题解答的不同水平和差异，以及中、西方在文化特征上的“对极”。这是好事，可以丰富我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防止把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有无哲学的差异，否则就有悖于哲学精神。从地域视角划分哲学和研究发展阶段又超越地域上的局限，能够管窥到哲学发展的根本趋势，能够对有些问题从一个层次分析比从另一个层次分析更容易回答，而且从不同的层次得到的解释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它可以相互补充，每一种解释都对哲学理论有所贡献。纵向上划分哲学，运用问题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横向上划分哲学，运用比较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哲学的性质、特点。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时间视角对哲学的纵向划分和从空间视角对哲学的横向划分相辅相成，各有优点，相得益彰。因此，只有这二者结合，才能把历史上哲学的各种派别、地域和领域哲学在分类时进行坐标定位才能做到对哲学最完整、最科学的分类。
三、从地域分类视角可把哲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当代哲学家以大历史观为指导，将哲学分为古代、近现代及当代哲学等几个发展阶段，但如果我们用大地域观来审视哲学的发展，会发现它是从区域（民族)哲学向全球(世界)哲学发展，并最终成为真正的宇宙哲学的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中表示中国哲学，2表示印度哲学，3表示西方哲学，4表示希伯来哲学，5表示哲学。<1>表示区域（民族）哲学阶段各分支1、2、3、4等之间是全异关系。<2>表示全球哲学阶段各分支1、2、3、4等之间相互交叉、对立、吸收、融合并产生了囊括人类全部精华的哲学5。<3>表示宇宙哲学阶段各分支之间重叠为同一的关系。
1.区域（民族）哲学阶段：它与人类社会的地域历史阶段同时代、同发展，人类以孤立封闭的群体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群体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社会联系而孤立存在，自成一体，人类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现实统一性。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都属于地域性历史，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理论，都带有一定国家、民族的特点，都带有一定社会阶级的痕迹，都打上了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研究这一阶段的哲学要把视点更多地放在研究一个地域内部对于各种构件的安排处理上，哲学的内涵要受到该地域具体情境的影响。哲学作为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和总结的大系统包含有许多相互分离的对立的子系统。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认识论上的孤立封闭性、内向性和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无法克服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自然隔离状态，人类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现实统一性。因此，各个社会群体就自成一体分散于世界各地独自发展。表现在认识论上是人类只能用具体、孤立、片面的观点认识事物，如中国哲学中“道”、“仁”、“气”、“阴阳”等概念都具有单义化、对象化和实体化的特点。西方哲学中“理念”、“知识”、“实体”、“客体”等概念虽然具有1定的抽象性，企图本质化，但仍摆脱不了实体的“影子”(桕拉图语），具有机械性。
其次，内容上的分散零碎性。由于不同的区域，其自然、经济、社会结构是不相同的，其发展现状、问题潜力、方向、途径也是不同的，其认识和文明也不同。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统计，人类在6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还存在着六类各自独立发展的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在以后的发展中相互渗透影响又派生出21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到今天已有14种文明消失，只剩下7种有生命力的社会文明，由此可以想象处于孤立分散的社会群体反映自然的认识和结果的零碎性。
再次，认识方法上的多样性。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非常广泛，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研究这些内容，形成了多元的哲学存在，以及多种多样的哲学理论，况且它们各有特点，西方哲学家长于自然科学，东方哲学家习惯于人文科学。甚至有人认为，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哲学。也正因为如此，哲学才有流传和存在的必要。
2. 全球(世界）哲学阶段：明末清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正在西方兴盛的“六科”(指理科、医科、法科、教科、文科和道科）介绍到中国，后来经过明代叶向高、冯应京、方以智、徐光启等人翻译西学介绍中学，以及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打破了学术领域内由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中西哲学相互交流、哲学发展进入全球化阶段。“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全球哲学，成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哲学的总和，是思想的百花园，体现出统一性，而不是以某国、某民族、某地域为核心的单一哲学，全球哲学辩证地否定了地域哲学阶段诸特征，呈现出自己的新特征。
首先是“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S](P25S)，不同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物流、能流和人流，而且各个区域对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意识流。民族哲学的多样性，既是哲学全球化的前提，又是全球化的资源，民族间不同文化、思想、哲学之间的交流使哲学空前繁荣。
其次是哲学中的各个子系统经过相互沟通、融合，呈现出大分化、大综合的态势，以及各个子系统内部对传统的断裂性和对未来的开放性。据统计，进入世界哲学阶段以后，世界上每年出版的哲学著作以10%的速度递增，创办的哲学学术专业和刊发哲学研究成果的刊物不断增加，到2002年底达到1000多种。国际性哲学学术交流也很频繁，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网络售书使得各国的哲学著作走向世界图书市场，进行最广泛的交流。
再次是哲学的诞生使它真正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并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全球。现在哲学比任何其他科学更需要“观”世界，更需要有广大的视野，突破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由局域的狭小的研究范围转向全球的人类的世界范围，真正面向当代大科学、大生产、大社会、大文明、大哲学等，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哲学阶段对哲学的分类，具有模糊性，对立的类别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它们是通过种种中介相互联系和过渡的，当我们只在其核心部分(典型对象)讨论问题时看不到这种模糊性，一旦进入二者接壤的“边缘地段”，模糊性就不再允许忽略了。
3.宇宙哲学阶段：创始人把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历史前提，是人类由地域历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P31)哲学作为人类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必然具有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的特点，随之哲学的发展所覆盖的地域不断扩大、拓展，我们必须跳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构建一种新的哲学观。在宇宙哲学阶段，哲学处于意识形态诸要素的顶端，研究的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并用高度概括的抽象语言表达，“哲学好似悬浮于空中的地域”(恩格斯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毫无疑问，哲学的否定自己，意味着哲学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将导致哲学的自我消灭，因此,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否定自我完成的，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这说明哲学的发展之路是不断地从多样性中锻造统一性，由个性化、民族化向世界化发展，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超越内、外部之分，最终成为真正的宇宙哲学，实现马克思指出的“哲学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