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1: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990年，余佳文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小商贩家庭。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不喜欢读书，常常和老师顶嘴;高中的9门课程里，只有数学和物理是他喜欢的。读高一时，因在数学竞赛中获奖，父母奖励给他一台电脑，这让周末爱泡网吧的余佳文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吸引余佳文的并非网络游戏，而是计算机编程。2007年，余佳文开创了一个地区性的高中生社交网站。因定位准确，填补了市场空白，网站运营两年也让他小赚一笔。高三那年，余佳文把网站转让了100万元！而更让卖猪肉的父母惊喜的是，儿子在2009年收获人生第一桶金的同时，也顺利拿到了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读大学后，余佳文轻松了很多，可以自己动手做更多有趣的项目。但由于大学生上课的教室和课程都是变动的，每个星期的30多节课搞得他十分苦恼。记不住课程表的他经常忘记在哪里上课、要上什么课，还常常因为走错教室而尴尬不已。听到余佳文的郁闷“吐槽”，同学们都表示深有同感，就连班上的学霸也诉苦说：“想要蹭其他学院的课，但因为记不住课程表，我经常无路可寻……”
虽说市场上有一些课程表软件可供下载使用，但都需要提前一项项地手动输入，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会编程的余佳文不由灵机一动，学校教务系统上有最新的课程表，我何不设计一款能自动读取的软件呢？
2011年10月，余佳文召集了两个喜欢编程的朋友，用一周时间做出了草创版的手机课程表：只能显示上课名称、地点和老师姓名，界面粗糙。让余佳文意想不到的是，这款简单的APP竟然轻易地吸引了几千名在校学生使用。更让他意外的是，几个学生纷纷表示对产品创意的欣赏，想加入一起来做。余佳文将8人招至麾下，并注册成立了广州周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又“患癌”，90后总裁东山再起
“看来，抓准了用户需求，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了。”收获了小惊喜，余佳文立马和团队一起着手改进第二版，在应用中加入了很多小清新功能。比如“同班同学”模块，方便实时搜索到课堂周围的同学，当学霸和“传纸条”两不误;自己做的课堂笔记，可以一键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其他社交平台;还可以查找其他大学的热门课程，方便蹭课;余佳文还在APP中添置了给课程、给老师进行评价打分的功能，分数高的课程排在上面，分低的课程自然排下去了……
随着功能的逐步完善，“超级课程表”的用户逐渐增多，而同学间的口碑相传，更让这款软件如“流感”一般迅速蔓延到广州的各大高校。目睹这款本是个人需求的APP不经意间蹿红，余佳文有了更大的野心：我要做全国最好用的课程表软件！
然而，每个学校的教务系统数据结构都不同，余佳文团队必须有针对性地对数据进行解析。整个工程繁杂而庞大，为此，他们时常彻夜奋战。
前100所学校，余佳文他们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要来各自学校的教务系统中的课程表。找不到熟人的，他们就硬着头皮自己进校园找，遭拒、受冷遇是常有的事，每一次余佳文只是笑笑走开，然后继续拉着别的同学要。做到120多所学校时，余佳文已经被称为“最懂学生的学生”，全国很多大中院校学生甚至教务处老师纷纷主动联系他，要求加入。
“超级课程表”最初的11人团队，准确来说更像兴趣小组。“带头大哥”余佳文比较敏锐，他迅速觉察到这个APP很有商业价值，同时，团队中很多人都大四了，面临毕业找工作，光有兴趣怎么能支撑生活呢？
2012年8月，一次创业沙龙，一张圆桌前坐了好些西装革履的人，穿着短裤凉鞋的余佳文介绍了自己的项目，大约讲了 1 分多钟，坐在人群中的天使投资人朱老板就找上去，让佳文私下找他谈。两天后，朱老板就投了钱。第二笔投资是在当年12月，同样不费太大力气就谈成，两个投资人都投了几百万。
但超级课程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资金周转失灵，余佳文的公司一度破产。原因不是经营不善或是用户流失，而是竞争对手的出现让余佳文有了紧迫感，为了尽快拿到全国各大高校的课程表，并将APP推广至每一座城市，“不差钱”的他迅速扩张公司规模，并砸出200万元做广告宣传。
2013年7月，眼看公司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投资人答应的下一轮注资却因故取消了，服务器又在这个关键时候坏了，余佳文心急如焚。100多号员工的工资、每月10多万元的房租，已经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时又因拖欠物业管理费，公司的所有东西都被人家没收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经常发烧，余佳文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淋巴癌！“那时候我特别怕死，丢下了这么多烂事一定要解决，不处理好我怎么能死？”而首要之事是他需要20万元，有了这笔钱或许就可以翻身！余佳文把手机通讯录中所有的电话打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他哪怕两万元。
最后竟然是一个跟余佳文关系最糟糕的朋友，拿了20万借给他。余佳文决定用这笔救命钱东山再起。余佳文跟全公司117名员工讲：“可能未来两个月乃至半年，我都发不起工资，但是如果你们愿意陪我熬，我相信半年后能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条件。”令他感动的是，95%的员工都留了下来，每天陪着他一起吃炒面配白粥，然后加班加点地继续工作。
那段时间，余佳文忙得昏天暗地，既要四处找投资人谈判，又要处理债务。全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余总病了，而且是吓人的“癌症”！
一个月后，红杉资本的经理许维娅感觉余佳文商业思路非常清晰，对大学生市场钻研得很深。见面当天，许经理就和余佳文签订了投资协议。这笔千万元的风投，终于帮他的公司走出了财务危机。
管理有奇招，90后“霸气总裁” 爆红网络
2013年10月，在拿到红杉资本的投资2个月后，余佳文公司的业绩足足翻了两倍。
令余佳文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通过多次换医院做检查，这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淋巴癌”只是误诊！但经历过这次生死考验后，他显得比以往更成熟了，并懂得了感恩生活。
余佳文对员工的要求是：“你可以有很多缺点，但不能没亮点，只要你有一个亮点，亮瞎我狗眼，我就很喜欢。面试的时候，你错再多都无所谓，只要我在你身上找到我喜欢的地方。”
在余佳文的公司，从设计到运营几乎清一色的90 后。团队中最小的只有 20 岁，最大的也不过 26岁。
余佳文不准员工喊自己“CEO”或是“余总”，要直呼其名“佳文”。工作时间，他时而在办公室里穿梭，大声询问服务器是否稳定，时而语调沉稳地与投资方打电话沟通项目进度。如果员工做错了事，余佳文“瘦弱的身躯”也会爆发出可怕的能量……一派严厉总裁范儿。但私底下，他和团队成员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大家住在同一栋公寓中，一起吃饭一起打扫卫生，大家还组织了一个周末乐队，经常一起玩吉他。周末时光，他也会请同事们去酒吧放松，打赌玩游戏的时候，女生输了回家时脸上要贴满纸条，男生输了则要穿裙子回去，余佳文也不例外。
员工们的福利同样不错：一年调薪两次，急用钱时可以从公司借，还实行医疗全免费。“我们的员工可以随意到行政部那边拿钱，签借条就可以了，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借款上限是不同的哦，老员工最多可借三四十万。”余佳文洒脱地说。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于2012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首期“积极心理与学校文化建设高级研修班”，学员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希望多组织类似活动。为满足广大读者和学员的需求，“积极心理与学校文化建设”研修班将开办第二期。
本期研修班拟于11月14日至16日在宁波外事学校举行。这是一所致力于回归育人本质，关注学生发展和教师幸福的学校；这是一场全程感受特色的体验式研修。本次研修将以积极心理导入学校文化建设为理论基础和目标追求，以促进学校和谐发展、师生健康幸福为己任，以解决问题、开阔视野、拓展人脉、丰富资源为研修特色。欢迎广大新老读者朋友积极参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
承办单位：浙江宁波外事学校
二、研修内容
模块一：探索篇
积极心理学原理及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基于积极心理的学校文化建设新思路；
学校文化建设及其心理动力；
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引领师生幸福成长；
学校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及积极品质形成的影响……
模块二：体验篇
由宁波外事学校校长陪同参观教学楼、剧院、实训楼、图书馆、荣誉墙等，寻找这些典雅大气的建筑背后的理念和文化；
从饱含教育哲思的各类手稿中，感受一位校长对教育的信仰和激情；
在舒适的教工餐厅、咖啡馆用餐、休闲，体验外事学校教师如何幸福工作、品质生活；
与师生座谈、交流；观摩艺术教学，感受学生阳光自信、富有教养的精神风貌；
从校徽、校服、路标、文化杯、文化笔乃至纸巾盒等细节中感受其高雅的品位、对完美的追求以及国际化的品质……
三、授课专家
此次研修拟邀请学校文化和积极心理领域权威专家和一线知名校长，以及知名企业家，部分专家简介如下：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心理学学部召集人。
林崇德教授长期致力于思维理论研究。在过去的30余年中，林崇德教授围绕儿童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开展了大量有关中小学生智能促进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促成了思维理论领域的重大突破。林崇德教授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维（认知）结构理论。
林崇德教授科研成果颇丰。先后主持了10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点项目，发表的文章被SCI和SSCI收录20余篇（既包括，也包括会议报告，这些会议报告被SSCI收录），被CSCI和CSSCI收录200余篇；先后出版专著共16部；曾组织全国400余名心理学家主编了630余万字的《心理学大辞典》；组织全国重点高校和中科院心理所等单位从事临床、医疗、教育、管理、工程等应用心理学研究的12个领域的专家耗时8年编写了12本应用心理学教材；组织国内知名发展心理学专家翻译800余万字的《儿童心理学手册》，在心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杰
原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十佳青年校长，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十大读书成材标兵。近年来，郑杰校长致力于学校重建，在北郊学校尝试建设现代学校文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他对社会转型期校长角色变迁、教师身份变化、学校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师生的生命质量与人生幸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思考和实践，因其观点新锐而独特，被称为“另类校长”。 曾因致力于学校重建，大胆尝试现代学校文化的改革，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著作有《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没有办不好的学校》《给校长的建议》《学校的秘密》等。
任俊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极心理学会理事。任俊教授主要从事积极心理学研究，近年来曾先后在国外SCI＼SSCI、国内CSSCI等杂志多篇，其中大部分论文都和积极心理学相关。主要发表的杂志有《中国科学》（英文）、《科学通报》（英文）、《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新华文摘》、《心理科学进展》等，并出版个人专著、译著多部，与积极心理学有关的主要有《写给教育者的积极心理学》（专著）、《积极心理学》（专著）、《认识自己 悦纳自己》（译著）等。
2005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7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进步奖”，2011年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马健
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女法官，她之所以感动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她始终恪守着人民法官的崇高风范，谦虚谨慎，忠于职守，敬业为民。十五年来，**同志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辱人民法官的神圣使命，公平公正办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她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年荣立三等功，**年被市直机关工委授予“青年岗位能手”，被市妇联授予“巾帼明星”，当选全市“十佳女法官”；**年被评为“全市司法为民先进个人”、荣立一等功，被授予“**省优秀法官”；**年被评为“**省十佳法官”；**年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优秀女法官”，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劳动模范”、“优秀人民公仆”；**年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中国法官十杰”，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被共青团**市委等18家联合评选为“**市十大杰出青年”。**市委作出决定，在全市开展向**同志学习活动。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法官作为社会公正的形象代言人，他的神圣就在于他除暴去邪保平安，化解矛盾止纷争。**同志自从走进法院那一天起，就深深地热爱着这份神圣的职业，并为之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牺牲。她无论从事刑事还是民事审判，从不挑拣，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拼命地工作；作为一名女法官，所做的牺牲更是超乎寻常。15年中，不知放弃了多少节假日、星期天，在民庭任助审员时，每年个人办案都超过百件，平均每3天办结一案，办案数和结案率在庭里始终名列前茅。两件平凡事体现了她挚爱事业、眷恋亲情、舍小家为大家的人民法官风范。一是父亲1998年患病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身体弱小，照顾父亲力不从心，作为女儿，她多想为母分忧，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可审判工作太重，每天都像机器一样阅卷、取证、开庭、写裁判文书，很少能抽出时间照料父亲。**年父亲病重住进医院，更多的时间只能委托亲友照看，直到病逝。看着父亲临终时那留恋的眼神却说不出一句话，她万分悲痛，内心在自责：我是您的女儿，我深深地爱您，也更加热爱审判事业，请原谅我吧，爸爸。第二件事是**在怀孕分娩和孩子抚养期间的艰难经历，令人感动。她直到临产前5天还在开庭、办案，提前超额完成当年的办案指标。产假没休完就提前一个月上班，直到今年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主要依靠公公婆婆照料。有一次孩子高烧40度住院，爱人在外地学习，自己定好去300多里的青龙县开庭，两天不能回来，怎么办？最后，只能狠心将孩子交给公、婆，与同事一起准时赶往青龙县开庭。汗水换来丰收果，15年来，**办案1100余件，无一错案，在民庭时上诉案件无一被发回改判，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率达到50％以上。她以自己及家庭、亲人的巨大奉献维护了她所珍爱的法官事业。
践行主题，屡创佳绩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公正与效率是永恒的追求。**同志常常告诫自己，要永远忠于事实和法律，公平公正地办好每一个案件。面对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人情事故的变迁和权势、地位、利益、亲情等种种诱惑和考验，**同志始终把公平牢记在心上，做到了常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在民庭工作时，有件上诉借款合同案，经审理，由于合同没有注明还款日期，故依法支持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偿还借款。被上诉人王某为达赖账目的，多方托关系说情，并以送材料为名将装有一沓人民币的信封扔到**桌上就跑。她面对诱惑毫不动心，在当场无法退还的情况下，她将钱交给领导做了妥善处理。还有一次审理一起标的额700万元的债务纠纷案。被告人蛮不讲理，对欠款700万元的协议只履行60万元。且在审理过程中无端狡辩，依仗关系广、势力大，多次传唤不到庭，并给**打恐吓电话、在路上跟踪威胁等。**母亲担心女儿安全，劝她尽快把案子交给男法官办。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她公正执法的决心，在查清事实后对此案作出了公正判决，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年4月，**在中院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中，以最高票当选刑一庭副庭长。任职后，为了尽快适应刑事审判工作，她加班加点学习业务，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她说，由民一到刑一，这不仅仅是岗位的简单转换，而是肩上又增添了更重要的责任，在审理的案件中，件件都人命关天，因此，对自己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了。在主审时××杀人、抢劫一案时，由于案发后被告人潜逃四年，现场有些证据无法收集。审理中，被害人家属及被告人情绪都很大。为查清事实，她多次往返于看守所和公诉机关，反复核实证据，不忽视每一个微小细节，并耐心做被害人家属息诉工作，最终做到了准确量刑，她力争使自己所办每一刑事案件都能成为铁案。到刑一庭工作以来，她深知案件责任重大，且多数案情复杂，作为女
传奇小法师绝世游戏篮球，风云再起的岁月高中篮球风云一剑惊仙重生之官道法官她从不叫苦，经常加班加点，她主审刑事案件做到了定性准备，量刑恰当，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注重调解，做到案结事了，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其主持的刑事审判开庭多次受到参加观摩庭审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年，**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时，被害人是一名三十出头的优秀国家税务干部，被一伙歹徒群殴致死。被害人父母情绪异常激动，每天来法院追案，时常痛哭不止。由于该案4名罪犯在逃，3名被告当庭翻供，审理难度加大。面对复杂案情，**一边安慰被害人父母，一边连续加班加点阅卷、核实证据，半个月时间就审结了此案。被害人父母到法院送来绣着“秉公断案，伸张正义”的绵旗时激动地说：“赵法官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是百姓完全信赖的好法官”。**年，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刑事审判，撰写的两篇学术论文，经省高院评比，被推荐到最高人民法院参评。在15年工作中，**同志秉公执法、不惧恐吓和威胁的事不知有多少次，拒请说情、拒收财物、不怕得罪人的事不知多少回，她审理的案件做到公正高效，年年立功受奖，一步一个新台阶。有人说都啥年代了还这样死心眼，她坚定地说：身为法官，为了捍卫法律和法官的尊严，我甘当一辈子“死心眼”。
情系百姓，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人民法官追求的最终目的。**同志就是这样，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肩扛天平，情系百姓，处处为群众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如某偏僻山村一对老夫妇诉其儿子赡养纠纷一案，被告人不履行一审判决的赡养义务，上诉称腿有残疾，生活困难，无力尽赡养义务。**为核实情况，驱车二百里直接到村里开庭，却不见上诉人。经过走访和调查了解获知，上诉人不仅是个包工头，生活还很富裕。经村委会协助找回了故意躲避不到庭的上诉人后，为弘扬尊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维护法律尊严，合议庭当庭宣判维持原判，判决上诉人履行法定赡养义务，并对其进行长时间地说服教育，终使其与父母弥合了感情的裂痕，自觉履行了赡养义务，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一致称赞。**对每年审理的上百件案件都一丝不苟，她说，每件案件处理结果对法官只有百分之一的关系，对当事人则百分之百的重要，他们一生也许只打一次官司，判案的公正与否不仅影响法律尊严、法官的形象，更事关百姓的得失乃至悲欢离合。某村69户村民的20多万元酒葡萄款被村会计周某侵吞，村民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院。接案时正值年关，为了使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与合议庭其他同志一道，冒着严寒，直接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在取得充分证据后，及时做出了公正判决，69户村民节前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使旁听的一百多名群众鼓掌欢呼，村民们感动得与她一一握手，久久不肯离去，有的还要下跪磕头，充分体现了公正司法的无比威力和神圣。15年来，**经历这样的场面数不胜数。她直接到村里或当事人家里开庭一百多场次，还经常资助弱势群众，为贫困当事人买饭、买车票，心里装着的永远是百姓的疾苦。当事人将一面面锦旗、一块块镜匾和一封封感谢信、表扬信送到**手中或有关部门，表达出对人民法官的尊敬和爱戴。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她总是谦虚地说：我很平常，只是和众多同事一样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华东师大不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但‘华东师大作家群’是全国唯一的。”
――王晓玉
在上海的四大高校里，论综合也许华东师大并不算领头拔尖的，可是在上海的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华东师大的名头却是响当当的，而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因为他们或意气阔达或温婉细腻的文字，使得这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诸多文学作品里的经典场景，甚至让“丽娃河”这条校内的小河成为了各地文学青年们心中的朝圣地标。
“华东师大作家群”其实早有传统，但真正得以冠名，还要追溯到1995年前后，根据前华东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王铁仙的回忆，最早是因为1995－1996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5本的本校中文系6位校友作家的选本的缘故。这套丛书是当时出版社的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而阮光页正是本校著名的“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他的那个年级，拥有赵丽宏、王小鹰、孙、陈保平和陈丹燕等作家，而他们中的很多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赵丽宏、王小鹰更是在进校前就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和诗歌，早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了。就是这一批学生，在校时就勤于创作、百花齐放；毕业后的十余年中依旧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于是1994年，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种景观呢？继而想到校友中沙叶新、戴厚英等人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于是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来着手编辑这套丛书。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这套丛书推出之后，意料之中地得到了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各界的瞩目，人们很快认可了这个作家群体的冠名，因为它的确名副其实。于是出版社便开始进一步“名正言顺”地充实这个概念，先后加入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加入了同是七七级的周佩红，加入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纲和徐芳……
前辈们的积累加上后辈们的勤勉，再加上出版社有意识的归总，“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成员组成可谓群星璀璨，作品更是精彩纷呈：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家；格非是与苏童、余华并列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等话剧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在当时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起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品；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与北方的《北京人在纽约》一起，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赵丽宏的散文、王小鹰的《你为谁辩护》、王晓玉的《紫藤花园》、陈丹燕的《独生子女宣言》《上海的金枝玉叶》等作品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并获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与莫言《檀香刑》分享此项殊荣……可以说，“华东师大作家群”的耀眼之处不仅在于一校拥有知名作家最多，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拥有的是一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可以留下影响的作家。
提起当年作家群的盛况，如今已退休在家的王晓玉很有感怀，她说：“华东师大不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但‘华东师大作家群’是全国唯一的。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可以作为理论问题探讨，而讨论这个作家群的文化现象的关键是如何延续下去。”王晓玉还认为，“华东师大作家群”这个群体跟别的群体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形成群体，一方面身上却有一种独特的气韵。首先是有骨气，第二是很正派，长骨头也长肉，有肉还有心。“徐中玉先生，90多岁了，形也好，神也好，照样站得腰板笔直。还有钱谷融先生，柔性在外，刚性其中。他们身上的那股气韵就是华东师大的那股气。”虽然自己早已为人师多年且桃李满园，但是提起前辈师者，王晓玉还是满心敬畏：“文学道路千万条，但层次总是有的，层次体现在你有形、还有神；你有肉、还有心。我想，也正因为这些，‘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才能得以长久地存在、延续和流传。”
那么，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针对这一现象，中文系元老钱谷融先生分析说：“这个群体里成了作家的，大多是属于‘老三届’中人。他们在进大学以前，早已或在工厂，或在农村，或在部队，跌打滚爬了好多年，目睹了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种种折腾和灾难，饱尝了生活中令他们永世难忘的各种各样酸甜苦辣的滋味。他们的心头已积满了许多使他们既兴奋又不胜怅恨、既厌弃又无限怀恋，纠缠不请、欲诉无门的思想感情，一旦进了中文系，朝夕与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伴，这些思想感情就忽然增添了异样的活力，在他们胸中翻滚涌动起来，终至冲破了无形的闸门，一泻而出了。我相信，在这个特定时期内，国内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中，一定也有许多成为作家的人，不过数量上可能不如华东师大中文系那么多而集中罢了。”
对于钱先生的这番分析，王铁仙作为在华东师大出版社亲眼目睹这一文学群体形成、壮大的“守望者”深表赞同。他认为，从共性上说，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不同于“”之前的和以后的在上述两方面都显得浅狭的学生。但是他同时提出，既然全国的七七级大学生都存在这一共性，那么为什么最终形成的是“华东师大作家群”而不是其他任何大学呢？这里面显然还存在着一种特殊性――就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这“氛围”两个字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氛围是最好的向导，最强大的推动力，最有魅力的“首席教授”。王铁仙如是说：“当时的中文系七七级里，赵丽宏、孙、王小鹰三人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文章，不禁会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乃不能是’的争胜之心。何况他们三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指点，而毫不自视特殊，拒人门外。这样，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门径，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也写起东西来了。”例如陈丹燕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有方啸、戴舫、陈洁等，也大致如此。其中戴舫，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读，在这种氛围下，最后也写起小说来。毕业后，他赴美国求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文学和古汉语课程，但一直保持着在“七七级”形成的习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中、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至今乐此不疲。除此之外，华东师大教师中拥有享有盛名的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作家和学者，亦对新生代作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学们终日与名师和名著为伴，不禁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发现了自己创作的潜能。这种正面的力量蒸蒸日上，正应了沙叶新的戏语――师大出大师。
作为七七级的代表人物，赵丽宏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促成某种氛围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是母校和文学把我们这一代代的写作者联系在了一起”。赵丽宏说：“我们七七、七八、七九级是二十七八岁进的大学，那时候作家是很受尊重的。当时报纸种类少，出书难，但是大家对文学的热情是很高的。环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相信适度的贫困和痛苦对创作是有好处的――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有一种对文学追求向往的创作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即使生活平淡无波澜，也可以写得很深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赵丽宏认为，虽然他们那一代人是经历过坎坷的，比如遇到下农村，生活很忧郁苦闷，而写作是当时唯一可以打发时光和寄托理想的，但那只是外因。内心里对文学的坚守才是形成“华东师大作家群”和延续这种精神的内因。文学在于心。哪里都可出作家，不在乎丽娃河，即便是荒凉的大漠也可以产生莫高窟那样的艺术精华；而面对现实中的景象，你用什么样的目光决定了你是否有不一样的感悟，从这一点上说，华东师大就是传承这种“眼界”或者说“心境”的宝地。赵丽宏殷切地说：“现在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然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身上了，而他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并不想做专职作家的，但我希望他们要一代一代不断代，以不变应万变，坚持最初的理想，坚持自己的风格。如果为了迎合出版商和读者而不断改变自己，最后这个作家一定会消失，最后整个作家群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好的作品了。”
“什么时候，高校的中文系再能养育出一个新的‘作家群’呢？”
――王铁仙
赵丽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见证了中文系七七级辉煌的孙和王小鹰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孙说：“华东师大出了好多作家，作为华师大的校友我们都很自豪。不过当时的环境确实和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比较单调，文学是青年们的集体爱好；而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生活压力或者各种原因，可能喜欢经济、金融的青年比喜欢文学的要多一点吧。”而王小鹰则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是用生命来写作的，不平则鸣，文学对于我们真的是在生命的困境里对精神的抚慰。然而现在的文学没有精神的痛苦，也不需要生活的经历，仔细想想，也许说明文学的路宽了。只希望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们能保持文学的崇高性，不要为了迎合书商而低俗化。”事实上，“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虽然在理论上说是延续至今的，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声赫赫的“华东师大作家群”里走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名字：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沙叶新、戴厚英、王智量、鲁光、赵丽宏、王小鹰、王晓玉、孙、刘观德、格非、李洱、徐芳、陈丹燕、周佩红、戴舫、陈洁……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传承着师大文脉的那一批生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如殷健灵、缪克构、汤涛、田健东等，和前辈作家相比，无论是群体规模还是个人成就或者说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号召力都有所不如。无怪乎早在1995年王铁仙为“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写下序言的时候就已经忧虑丛生：什么时候，在高校的中文系或在中文系的某一年级，能重现一种真正热爱文学、钟情创作、求索真谛的氛围呢？什么时候，高校的中文系再能养育出一个新的“作家群”呢？
事实上，作家影响力下降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文学影响力的下降，而文学影响力的下降在高校的具体体现就是人文学科的式微，而人文学科的式微所带来的后果则不仅仅是影响着高校院系，它更深远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盛衰，而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之盛衰，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远虑，而是近忧了。去年的10月23日，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之际，针对“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在哪里”的审视和追问就已经在学界和社会引发关注。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回答记者关于“百年”之后中文系以及人文学科如何面对困境的问题时表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求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陈平原教授认为，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人文学”如何被边缘化，正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的教育走进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成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一个人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的，并不是现学现用的职业培训。而任何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师生，所从事的更加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而是一种包含着价值、立场和责任的思想文化建设。
遗憾的是，放眼当下的高校，还对“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保留有热情和责任的年轻人早已少之又少，高校里的人文学科也早已被逐步“边缘化”了，有的中文系开始被肢解，种种“学院”和“中心”山头林立；一些思想深邃、理论精深的学者不得不饮恨别离，“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高校这个以产生“精神贵族”见长的地方，竟越来越鲜见有人去报考文史哲，倒是那些毫无学科积累的、技术性的、实用性强的系科年年呈现爆满趋势。一时间，满目都是“低头找钱的人”，难觅“仰望星空的人”。功利主义如铁流长驱直入，销蚀着民族灵魂。正如陈平原教授所感慨的：“我做过西南联大的研究。看那时的老照片，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在天地间，着实让人感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是否还有那么一股志气、意气、豪气？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三气’，人文学才可能做得有滋有味。”
“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王晓明
很显然，七七级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是具备这“三气”的，所以那一代的“作家群”才能够那般的风声水起、气象万千。在著名学者王晓明的回忆里，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俨然是有志青年的精神高地：“我是大学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级的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2月进华师大，当时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很多地方还是稻田，所以我们进大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的劳动是在校园里面割麦子。当时我们华东师大新派来了一位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干部，而当时大学中层的行政管理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期间上去的那些人，他们或者出于思想观念的原因，认识上比较糊涂，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利害关系，对新来的党委书记的改革――比较尖锐的改革，首先把大学弄得像大学的样子――是有抵触的。所以就变成了‘剃头担子两头热’，我们学生很起劲，党委书记等最高的领导很起劲，可当中这一大层推不动。怎么办呢？当时的党委书记想了一个法子，他就在全校的每一个班直接找一个学生担任代表。当时华东师大有多少个班，就有多少位学生代表，而这些学生代表是直接跟他联系的。他每个月开一次会，把这些学生代表请来，各个处的处长也全部找来，大家就坐下来听这些学生代表说，说食堂怎么怎么不好啦，宿舍卫生怎么怎么差啦，课程设置怎么怎么有问题啦……我们七七级那一届人数很多，中文系一个年级一共150个；学生当中年龄相差也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7岁，因为是10年没有高考了。学生当中有一部分胆子很大，是有社会工作经验的，而且确实敢讲。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开得都非常热闹。我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代表，但是我们的学生代表每一次去开会之前，我们都先到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然后大家讨论，最后他再把很多同学的意见带到会上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上下夹攻，这对学校的改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回想起那个时期，也就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和七十年代的晚期，那个时候的华东师大真是充满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学生真的是感觉到，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体。”
回顾过去的中文系，让人热血沸腾的正是师生们发自内心的那股志气、意气与豪气，然而最近二十年来，大学里的风气却逐渐沾染了社会的急功、好利、投机之气。对这种现象，王晓明语气里充满了遗憾，他说：“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资，但是对那些无形的精神的领域却明显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紧迫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去。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因此，当前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制度性的改革就能消灭的――当一个人为了很小的利益就可以对别人施以凶残的伤害的时候，光靠利益、靠惩罚、靠奖励，靠诉诸他以利害的心，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如果大多数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即使有了一点富裕的生活也不可能长久。王晓明说，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个学生告诉他，某位老师居然对他们说，你们读什么书啊，大学四年，赶紧考一些有用的证书，毕业以后能找到好工作就行了。王晓明对此深感震惊：大学的教师居然这样来教导学生！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人心”的恶化，是到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地步了。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王晓明说，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先秦和秦代的法家就是搞这一套的，用严刑峻法威逼利诱，诉诸人的趋利避害之心，结果如何？二世而亡。然而面对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似乎你不用严刑峻法还真没办法――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困境。可这个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呢？王晓明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社会忽略了无形的东西。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比如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比如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比如对人文精神的追问、探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中，人们忽略了对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的重视，认为人的幸福是可以用钱来确证的，除了钱，除了各种实际的利益，其他都不重要。结果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小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积少成多，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困境里。
中国文化是“有无相生”的文化，“有”是硬的，“无”是软的，现在的人们只相信“坚硬的力量”，很少相信“柔软的力量”。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光靠GDP是不够的，还得提供价值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说，“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的这番话影响很大，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整体判断。这番尖刻而尖锐的话，足以引起我们反思，让我们重新去关注那些精神深处的“柔软的力量”。现在，我们应该正本清源、恢复传统了――中文系，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语言文学，而心系语言外壳下的人文内涵、思想体系，这是中文系责无旁贷的天然使命。参与建设中国的人文思想建设，是中文系的神圣天职！“妙手著文章”者，首先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者，这是时代之托、民族之托。
中文兴则人文兴，人文兴则国家兴。
声音：
“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再续传统
有些学者认为，“华东师大作家群”属于一个时代，不会再来了，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再热衷于文学创作。然而曾经亲手打造了“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的资深出版人阮光页却认为：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学创作者对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作家群出现与否和时代无关，只和出现什么样的作家群体有联系。阮光页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人对‘作家群’文脉继承的焦虑，但是他们的论断似乎有些太过悲观。事实上，正如我们期盼的那样，一批‘新生代作家’承载着我校的传统和时代的精神，已经诞生了，并且开始在全国青年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正又一次汇聚在丽娃河畔，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在他们中间，七十年代出生的殷健灵、缪克构、田健东、汤涛等人的文字具有显著的兼容性，既有老一辈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同时也积极面对新的社会体验，传承特点明显。而八十年代出生的许佳、苏德、小饭等2000年前后入学的一批人，深受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的三新定位影响，寻求某种反叛，目光更多地带向自我情绪。阮光页对这个新的创作群体的未来很有信心：“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虽然还不及老一代作家们的成就，但是没有人敢置疑他们的潜力。他们已经形成了校园文化里的一道夺目的风景线，成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精神的续谱者。”
汤涛：（70后，著有《窗外雨季》等）：我认为自己不能称为作家，我仅仅是个创作者，我的文学创作远未成熟，作家对我来说是很奢侈很崇高的概念。创作就像行路，人的生命没有到尽头，创作就不会有结束。
“华东师大作家群”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早在中学时候，像沙叶新、戴厚英等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就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大学后，为了实现个人拜见他们的私望，我骑着自行车奔钻在上海的街头，敲着作家的大门去采访他们，访谈除了在学校的报纸发表，还供稿给《新民晚报》的文学角、《公关信使报》等报刊，甚至还逃课去听他们的文学讲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校园文学热慢慢退温，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创作热情的高温期。与我同时代的一起写作的七十年代生人，有一批实力很强的新生代作家，譬如田健东、殷健灵、廖增明、缪克构等，早在中学时就发表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大学还是进入社会后，创作一直十分旺盛。
许佳（80后，著有《我爱阳光》等）：我已经有一两年没有写长篇了，一是工作忙，二是没有积累。我觉得自己心底的看法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但是以前我可以把握的很少，现在成熟了，也眼高手低起来。我不喜欢被书商、读者催着写，我的每一部新作品都要看得到进步。我这几年是在体验生活。过去，1995年的时候，我认为成年人懂的我都懂，现在不是了，发现以前喜欢看的东西，每看一遍总有新的看法。
苏德（80后，著有《威马逊之夜》等）：师大给了我四年很好的创作时间，2004年我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谈到创作，我的创作不是从校园文学开始的，而是一上来就关注社会，写别人，没写过多少校园的东西。我一直在想到底作家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被卖出来的一代，出名太快了。2005、2006年畅销书市场萎缩得厉害，过去的作家市场很规范，有作协，我们这一代没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状态，我们的写作环境非常动荡，太多诱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际遇在未来可能有所好转，但现在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一直以来，我始终告诉自己：坚持。
在这个城市，滑板少年很容易就能在市中心找到练习场地，设计师的工作室也开进了彩色集装箱，山水间有艺术家的画布展，文艺青年寻找书店的脚步走得到最繁华的商场，也走得到最隐秘的小区。当然，还有人能把爱好开成博物馆。
成都的文艺，远不止熊猫，也远不止那条“宽窄巷子”，它的辐射范围到达了距离市中心近百公里的乡镇。
这一切多少源自成都在建设西部文创中心方面的努力。2016年，成都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个国家中心城市后，正加快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其中之一就是西部文创中心。在文创方面，成都主动涉足和扶持音乐传媒、文博旅游、动漫游戏等产业，以成为中国音乐之都、世界文化名城。
我们此次专程拜访其中一小部分，与美食一样，它们是成都无所不在的“小事”，也是不可缺少的“大事”。
文创是一种生活方式
居民区环绕中、CBD商圈里、乡野村落里……“文创园区”似乎在成都的任何地界都能成立。
从距离成都市中心90公里外的蒲江县运来的3600根雷竹，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里搭起了“竹林步道”，将属于“明月村”的1000平方米展位分割成茶山、陶艺、篆刻、草木染和文创集市等空间，“复制”出一个缩略版“明月村”，在“2016成都创意设计周”上展示了3天。
在这个每年举办的大型文化创意活动里，不仅有来自成都本土与世界各国创意作品的展示，更是将活动延伸到了成都市区内的创意聚集区、旅游景区、博物馆、乡村旅游点等本土文化气氛浓厚的地方，把当地的传统技艺和当代艺术一一展示于人前。
在用以布置展位的竹子生长的地方，就是一个当代艺术与传统生活相融的例子―明月村。作家宁远的草木染工作室“远远的阳光房”、蜀山窑创始人李清的工坊等十几个林间工作室与明月村原有的村舍相融，在“新村民”和“原住民”的共同建设下，组成了这个以“文化创意”为发展主线的村落。
篆刻家李南书就是一位“新村民”，3年前被派驻明月村工作后，他在大自然里找到了更多灵感。“过去的一段时间，金石都快发展成书房艺术了，到了大自然之后你会发现，可以刻的东西太多了，绝对不只是那一点点文人的句子。”李南书说。2016年3月，明月轩篆刻艺术博物馆在明月村开馆，展示篆刻作品之外，“新村民”还在这里为“原住民”开班教学。
这是双方在这个空间中“互惠”的方式之一，更为显性的方式是，具有文艺气氛的村落吸引了游客光临，村民的土产在设计师们的包装下品牌化了，仅仅是3天展会期间，现场出售的陶艺、布艺作品，以及茶、酒、水果等乡村文创产品，就销售了超过10万元，借由展会，被吸引到明月村体验的游客也达到了1.5万人次。
你可以将“明月村”理解为一种依托成都自然环境建立的“文化创意园区”，而同样在创意周里布置了展位的“山念”品牌，则在藏身都市的文创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隅。
“在成都找不到我们喜欢的家具，干脆就自己做了。”罗云皓说，他和几个同样毕业两三年的朋友创立了“山念”品牌，做定制木质家具的生意。他们的工作室选在了成都IBOX创意基地，这个基地以伦敦创意地标BOXPARK为原型，由红、黄、蓝、黑四种颜色的22个集装箱构成，跳脱于都市商圈气氛之外。
入驻IBOX的大多是涉及建筑、艺术、音乐、设计等领域的工作室。不少“文艺青年”把IBOX当成了必去之地，无论是闲坐喝杯咖啡，还是逛逛原创设计师店，或者仅仅是把各色错落的集装箱当成背景，相约拍照。而当夜幕降临，工作室的灯光渐次熄灭，滑板少年们则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领地”―在这个位于成都一环路CBD的创意基地，有市区里唯一的一块滑板场地。
大熊和凯迪都是90后上班族，每周总有两三天的晚上，他们会和朋友在IBOX的一小块极限运动场地相约练习，他们认为年轻人就是应该做一些酷的事情。而豪猪觉得酷的东西是复古文化。2009年，他建立了UID Cafe，从一家小店渐渐做大之后，他把旗舰店铺搬进了U37创意仓库。穿过一个市井气氛浓厚的菜市场，就能到达这个在居民区包围之中的空间，它由医药集团库房改建而成。
而在原红光电子管厂旧址上改建成的数字娱乐创意产业园区―东郊记忆，已成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12月19日刚刚在这儿举办了“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成都峰会”，每天的音乐演出和艺术展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停驻。
“当地年轻人也喜欢当地设计品牌。”罗云皓说。而除了像创意设计周这样比较大型的展会，与人们日常生活更接近的，是常在春熙路、奎星楼街等商圈举办的文创品牌集市。即使身处知名旅游景点宽窄巷子，也依然是热爱着诗歌、电影或是戏剧的人们的居心之地。这大概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份从容。
萌物经济
对于像熊猫这样的濒危物种，“萌”更像是一种保护力。从最浅层来说，人们为了观看它们的萌态而支付的门票，就提供了一部分保护经费。
听到成都人说起“安逸”“巴适”，就自然会生出一种生活美好的感觉。而在这座城市中，将安逸与巴适践行得最为彻底的，大概就是熊猫这种萌物了。
梅燕已经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了8年，在抽出空档从“月亮产房”里出来接受采访之前，她正在给2016年夏天刚出生的熊猫宝宝用针管喂药，“这两天天气变化，它感冒了，把我也给传染了。”梅燕说笑着，学起了熊猫打喷嚏的样子，语气就像在谈论自己养的宠物。
但工作本身是重复而单调的。梅燕所在的“月亮产房”，主要负责照顾刚出生到两三岁大的幼年熊猫，她的工作常常在准备食物、喂奶、帮助排便、测量体温、园区消毒等等环节中循环往复。幼年熊猫24小时都需要有人值守，即使是在它们呼呼大睡的十几个小时里，梅燕也几乎不能休息。成年的熊猫则被半放养在“别墅区”，它们每天要吃八九十斤竹子，搬运这些竹子和清扫宿舍要消耗大量体力，而这是饲养员们的主要工作。“身材娇小的人做不了这个事。”梅燕说。
如今，在身份上归属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熊猫有176只，其中有不少“租借”在外。如果一只熊猫需要“旅居”，长期照顾它的饲养员就需要跟它一起外出，指导馆舍的建设、培训饲养员，这个过程往往长达两三年。“有个饲养员，出去的时候孩子还不会讲话，半年多之后回来休假，小孩都不认识她了，喊姐姐。”梅燕说，她觉得这多少有点心酸，但总有些关于熊猫的趣事能消解一点这种情绪。
熊猫对气味和声音都极其敏感，因为从出生就一起相处的饲养员大多是当地人，它们听惯了自己四川话版的名字，初到外地时对其他饲养员的呼唤毫无反应，要“重新学习”方言。与之相呼应的是，最近从美国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美轮”“美奂”听不懂四川话，倒是对“come here”的呼叫回应迅速，对食物也是吃不惯窝头，只爱吃饼干。
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小插曲无一不戳中“萌点”。在社交网络分享的动图或者小视频里，熊猫们抱着饲养员大腿不撒手的“无赖”样子，又或者笨拙地翻身爬树，却倒栽在地上的窘状，都让人觉得好笑，能戳中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作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主管，沈富军眼里的“萌”所负载的意义还要更多一些。他认为，对于像熊猫这样的濒危（近期已降级为“易危”）物种，“萌”更像是一种保护力。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通过大熊猫可以募集到我们难以想象的资金―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的出租，能够产生每年一百万美元的费用。大熊猫意味着动物保护的大量资金，这不仅仅对大熊猫有好处，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片山林的其他物种也将同样获益。”
获益的还有沈富军们的其他研究项目。除了照管熊猫，沈富军主要从事濒危动物保护遗传学研究，在离研究基地入口处不远的3层小楼里，有一整套的遗传基因组测序设备，以及全球最大的大熊猫库。前者完成了对基地中大部分熊猫的个体亲子鉴定，即使长相相似，又同样被叫作“盼盼”，也可以通过唯一的谱系号被识别；后者则保证了圈养熊猫种群的稳定繁殖。
而一个也许从没被我们当成问题的问题也正在通过科研被解答，那就是“熊猫为什么吃竹子”。简单的问题其实科研价值也很高，“它涉及到基因组序列、代谢、消化、肠道微生物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沈富军说。
看着熊猫们傻乎乎的样子，是梅燕每天工作之余的最大乐趣。就像妈妈们聚在一起就会不停谈论自己的孩子一样，饲养员们聚在一起最常交流的，也是“今天你的熊猫抱了谁的大腿”，“我的熊猫又干了什么傻事”。这种真切的亲近感可能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而同样难以体会的，则是他们被熊猫或咬或抓的伤痕，还有24小时监护的紧张与疲惫。“能一直留在这里的，还是因为真的喜欢吧。”梅燕说。
每个商圈都少不了书店
从大店到小店，从综合型到独立型，成都这座城市能满足人们关于书店的所有想象。
12月的第一天，金士杰和卜学亮在成都方所书店做了场活动，主题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对话”。俩人是话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的主演，面对着台下满当当的观众，金士杰“喊”道：“周四下午，你们不应该在上班吗？”
成都方所书店的负责人称，在方所，每个月至少要举办8场文化活动，多的时候达到十几场，“场场爆满”。根据方所的统计，书店平时的日均人流量在5000到8000人次，周末则有1.2万到1.5万人次。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曾《成都市民阅读指数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成都市民的阅读指数为54.84分，一年中城市居民人均阅读6.04本纸质图书、7.39本电子图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都人还是很喜欢阅读的。”成都方所书店的负责人说。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之一是在这间书店的总销售额中，图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一个集合了书籍、美学生活、咖啡、展览、文化讲座与服饰等城市复合式公共文化空间，成都人对于图书本身的消费热情多少让方所有些意外。
与成都本土文化有关的图书，在方所拥有相对集中的展位，设计团队也会推出一些如明信片、成都塔便利贴等文创产品。“跟成都文化特质相符合的活动肯定也会多一些。”成都方所书店负责人称。
因为成都的当代艺术够发达，这家书店也经常邀请本地的艺术家到书店做文化分享。此外，它还和各个领事馆都用心维持关系，以争取文化资源。5月底，泰国“诗琳通公主摄影展”就选在了这里。
成都的好书店不止方所，同样以文化地标自我定位的还有言几又―一个由“今日阅读”书店衍生出的文化品牌。
2006年，今日阅读在成都成立，近10年后，言几又开了出来。它的面积高达3600平方米，将书籍、市集、餐饮、艺术画廊与文化活动等集中在了同一个空间中。
关于这家书店，有个说法是“没在名人墙拍过照就不算到过成都言几又”。走廊里，设计师陈峻佳错落布置了写着书中句子或者流行“段子”的透明塑料板，将两面普通的水泥墙面变成了顾客们最喜欢留下影像的地方。
和方所一样，言几又也开在购物中心里。在文创产品区，言几又更注重“体验”，你既可以在木器摊位上手工制作一把勺子，还可以体验一下成都当地的“草木染”技艺，亲手染上一个布袋或者一条围巾。而在二楼单独辟出的艺术廊空间里，除了可以购买到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也提供了学习绘画的空间。
“成都的消费水平和对文化的热爱追求程度，比较靠近一线城市，很适合做一些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言几又品牌CEO但捷称。对于言几又来说，成都既是大本营，也是创新和试水的首选之地。2016年9月，言几又推出全新子品牌“言几又・见”，这是个把阅读和美食嫁接在一起的新概念品牌，其第一家店铺也选在了成都。
与上面这些全国连锁书店不同，起源于成都的散花书院则更坚守本土市场。
在古代，散花楼是成都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散花书院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关注和传播成都本土文化。”散花书院营销策划部经理说，因此，他们把店铺都开在了宽窄巷子、铁像寺水街和平乐古镇等文化旅游地标。
在这家本土书院，除了能看到成都主题的书架，销售《巴蜀古镇》《地下成都》和《锦城旧事》等叙写本地历史人文的书籍，还能看到涵盖散文、诗歌、美术、书法、摄影等类别的《文艺成都书系》。相应地，散花书院的“散花讲堂”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成都的本土文化上，主题关于成都建筑、民俗、诗词、艺术、茶文化等等多方面。
连锁书店和本土书店之外，成都书店谱系中还有不可或缺的一支―独立书店。比如一庐书屋，它由三个热爱艺术的女生合开，售卖油画、建筑、设计等方面的艺术书籍，是当地艺术类外文原版书爱好者常常光顾的地方。
几次搬迁，如今隐匿在成都一个小区中的象形书坊，更是将“独立”二字践行得彻底。整个书店全由店主老宋一人打理，他根据自己的理念选书，只接待真正志同道合的爱书之人，与其说是一家书店，倒更像是一个朋友间共享的读书空间。
无论是太古里还是来福士，或者宽窄巷子，书店几乎是成都所有商圈里都不可缺少的一间。人们总说成都人生活悠闲，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博物馆之城
99，是成都现有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博物馆之旅”，正在成为打开成都这座城市的新方式。
在青城山里转转，轻易就能感受到远离都市的平静：草木青葱，河流缓缓，小船上还常常坐着悠闲的人们。这里不仅人类宜居，同样也是各类昆虫的聚居地。有数据显示，生存在川西地区的500多种蝴蝶中，超过60%都可以在青城山区见到。
这也是赵力把他的华希昆虫博物馆建在青城山脚下的原因之一。“出门进山就能观察到很多种类的昆虫。”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说。自2011年正式开放以来，这家民办博物馆已经累积了5万多种、超过62万只昆虫标本，除了中国地区的昆虫，还有很多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诸多珍奇蝶种，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而这些，都是赵力的私人收藏。
2016年6月，赵力收到一张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证明博物馆里收藏着全球最大的水生昆虫―一只翼展21.6厘米的鱼蛉，这是2014年7月他在青城后山发现的。
博物馆有一个相对松散的标本采集团队，由各地的昆虫学家、昆虫爱好者和一些职业昆虫采集者组成，他们所捕获的昆虫是博物馆中国内展品的主要来源，而国外的昆虫则主要通过交换和购买获得。
从小，赵力就喜爱昆虫，大学被保送进入四川师范大学生物系，如今他已是一位高级生物工程师。几年前，他投资了大约2000万元，加上政府出资提供的地皮与基建，终于将爱好变成了事业。
博物馆是一栋两层建筑，一楼展品包含全球的各种昆虫，二楼则主要展出青城山区的蝴蝶品种。指着馆里的任何一只昆虫，赵力都能很快说出它的所属纲目和生活习性。
来参观的大多是学生和游客，除了向他们介绍昆虫知识，博物馆还定期组织学生参与野外识虫活动。“白天在博物馆观赏了标本，夜间就带他们去山里实地观察昆虫，感受会更真实一些，体会一些发现活体昆虫的乐趣。”博物馆副馆长赵希说。
对于无法参加野外识虫的观众，博物馆会在夏季的时候在展厅内布置活体昆虫展览，让观众与一些无害的昆虫互动，可以摸一摸，也可以喂食。
为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中有一间被专门用作昆虫养殖的温室，饲养竹节虫等可以用来展示的生物。在这个库房里，更大的空间被用来储存没能在展厅中陈列的标本，赵力称，因为博物馆的面积有限，公开展示的2万多件标本，其实只占总库存的十几分之一，而一些特别珍贵或是只此一件的标本，只有在库房里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展出条件下的光照和氧气都会缩短它们的寿命。
库房同时也是标本制作的区域，从各地采集来的活虫都会在这里被制作成标本，根据赵力的介绍，每一个昆虫标本从采集、制作到展出，起码要花两个月时间。将来如果条件允许，赵力和他的同事们希望让标本制作过程变成展览的一部分。
对生活在昆虫聚集地的周边社区，这个博物馆多少起到了些教化作用，赵希说，博物馆建成后，常常有青城山区里的村民送来捉到的昆虫，那只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最大水生昆虫，最先就是由村民发现，然后找到赵力去做鉴定的。
作为成都的青少年野外科普基地，博物馆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们更多实际接触昆虫的机会，“很多城市孩子根本没见过昆虫，不接触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对昆虫有兴趣。”赵希说。
实际上，青城山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博物馆村落，除了昆虫博物馆，还有乌木艺术博物馆、皮影艺术博物馆、赵树同艺术与收藏馆、青城山道源博物馆等馆。这些博物馆都不是政府组织，而是民办的。在这个聚落中，人们可以看到目前只在成都平原被发现的“古乌木”、从明清至今各个时期的皮影，以及根雕等各种来自民间的收藏品。
而在整个成都，除了青城山博物馆集群，大邑县和龙泉驿区还有另外两个与之规模相当的民办博物馆聚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市注册登记的民办博物馆已经有99家，数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通过参与国内、国际等有关昆虫的科研项目，能够获得一些科研经费。此外，销售文创产品和出租标本、举办商业展览等途径，也是获得收入的方法。
与华希昆虫博物馆一样，这些民办博物馆在承担教育普及的功能之外，也都在各自寻找自己的持续之道。通过提供川菜试吃和织锦演示等“体验式”的展览，川菜博物馆和蜀锦织绣博物馆已经成了成熟的旅游景点。以近现代文物为主要藏品的建川博物馆，则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
关键词：休闲产业 运行 福利 启示
近年来，国内休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休闲消费”已成为时下社会的热门词汇，而发展“休闲经济”也俨然成为地方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壮大旅游经济的“法宝”之一。自工业革命始，西方休闲产业迄今已经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休闲学科体系。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休闲产业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非经济型的产业，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均少有“休闲消费”或“休闲经济”的提法。对公民“休闲权”的共识使西方国家更多地将“休闲”看成一种公共产品，力求让全民受益，也使得休闲产业运行带上了福利色彩，这不但直接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而且对社会选择、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产生了广泛影响。
基于此，本文针对西方国家休闲产业运行历史和业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其所偏重的社会福利取向经验加以梳理，以期能为我国休闲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西方国家对休闲产业福利属性的认识
（一）对休闲权的理解与共识
西方国家对休闲产业福利属性的认识根源于对公民休闲权的理解与共识。虽然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社会注重自由民的休闲，并将休闲看作生活的核心，但这种休闲带有明显的“有闲阶级”特色，尚未上升到公民休闲权的认识高度。在西方休闲发展史中，率先对公民休闲权利予以肯定的是16世纪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她在1585年废除了一项旨在禁止在礼拜天开展所有各种文体娱乐活动的清教徒法案，认为“人类享有休闲权”。随后，休闲作为一项人权逐渐纳入国家法制和公民福利的视野。1880年，理论家和宣传家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从学理上阐述了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休闲权，并号召无产阶级为每天工作3小时的目标而斗争。这种思想认识的转折直接推动了1886年美国20万产业，他们明确提出的“8小时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的“三八制”工作生活目标，意味着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对自身休闲权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1914年，美国议会通过“劳动保护法”对其予以肯定。1919年，国际工人联合会通过了“三八制”的工作日制。
此后，西方国家在休闲权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并相继出台了系列国际性宣言或条款，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24条和第27条、196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第7条款、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第31条等，尤其是由世界休闲组织1970年拟定、2000年修订的《休闲》。这些宣言或条款的共同特征就是无条件地肯定每个人的休闲权利，而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公民休闲权的实现。虽然这些宣言或条款并不具备完全的法律权利性质，其“实施并非具有世界性，而主要是限于那些在资源上有条件执行的发达国家”（维尔著，李天元、徐虹译，2010），但是，这些宣言或条款的出台代表了西方国家对休闲权的认识高度，并为其休闲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的法理支持。
（二）对休闲产业福利属性的认识
由于休闲指向的多样性和休闲关联的复杂性，西方国家至今尚未在休闲概念上达成共识，人们一般从自由时间、心态、存在状态、活动等角度来理解休闲（杰弗瑞・戈比著，康筝译，2000）。但是，这并没妨碍西方国家对休闲产业福利属性的认识。一般认为，政府之所以介入休闲，其原因在于休闲乃是人的权利或需要，而政府的职责则是保护国民的权利，并确保国民的需要得到满足（维尔著，李天元、徐虹译）。因此，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娱乐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就有责任去为所有人提供休闲，包括提供公园、游戏场、图书馆和室内娱乐中心（托马斯・古尔德、杰弗瑞・戈比著，成素梅等译，2000），从而改善国民的休闲福利。
实际上，从学理上而言，根据福利经济学和社会福利学的基本思想，现代公民福利不仅包括经济福利，而且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胡象明，2002）。休闲属于文化福利的范畴，直接关系到广大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当一项政策的实施或一种产业的运行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时，休闲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就会发挥作用，并最终能从整体上实现“帕累托最优”目标。而休闲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在于：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休闲需求，且这种需求会随着其自身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逐渐走高；休闲产业运行可以借助科学的休闲政策、合理的休闲规划和完整的休闲服务供给而越发良好，这种建立在资源合理利用基础上的产业运行改善并不会使任何人情况变坏。
总而言之，正是基于对公民享有“休闲权”的共识和出于对休闲产业福利属性的偏重，西方国家政府才意识到有责任和义务去发展休闲产业，其产业运行才更多地打上了“公共产品”的烙印；并将产业目标诉诸于公民生活质量改善，而不单纯是经济效益的提升。
西方国家休闲产业福利取向的运行体系
（一）宏观政策层面：为公民休闲福利改善定基调
政策是一个国家产业运行的指南，一般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分配型政策―使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无差别地受益；再分配型政策―总体上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另一部分人获益；宪法型政策―民主社会中严格规定的程序，例如选举法；管制型政策―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Lowi，1972）。从西方国家实践历程来看，其休闲产业政策主要涉及分配型、再分配型和管制型3种，并旨在实现“使休闲的益处最大化，同时使休闲的消极影响最小化”（埃德加・杰克逊编，刘慧梅、刘晓杰译，2009）的政策目标。
在实践中，西方国家休闲产业政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二战以前的工业革命时期，福特制盛行，人们的人格在高度合理化的工业组织规则面前日益变得扭曲。此时，政府的职责是消极接受人们对娱乐与休闲的需求，为了维持政权稳定而不得不接管民间娱乐项目、给私人慈善家提供资金支持等，其实质是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对人们人格损失的一种补偿。
二战以后，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人们对休闲的需求急剧增加，西方国家对休闲产业的发展策略亦由消极转向积极，开始实施《贝弗里奇报告》“惠及全体居民并实行全民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建设规划，将休闲看作是社会服务的一部分。此时，英国的休闲政策导向是全民享有体育和休闲，荷兰明确了体闲政策的福利性质定位，法国通过四项法律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西班牙将休闲作为国家控制生活的重要领域（朱寒笑、苗大培，2009）。而政府对休闲产业的全面介入不但维护了公民的休闲权，而且保护了自然风景、国家遗产等生态环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休闲政策取向上开始偏重市场化发展，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和定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政府的定位是对联邦所属土地、休闲政策与规划、地方政府资助、国际协定等宏观问题的解决；州一级政府的责任则体现在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地区性游憩设施与服务、教育和研究、标准和规则的建立与加强等方面；而市一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公园与游憩服务供给、公园与游憩部门的组织、为地方公园和游憩设施筹措资金、土地和设施的获取等（吴承忠，2010）。至于盈利性商业机构，则应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引导下提供相关游憩设施与服务。这种职责划分虽然整体上使政府对休闲服务供给的直接介入有所下降，但并没改变其产业运行的福利属性偏向。
总体而言，随着西方国家对休闲产业运行干预力度的加大，其宏观休闲政策也更多地偏向于“公共产品”属性，从而为公民休闲福利改善定下基调。
（二）中观规划层面：为公民休闲福利改善做铺垫
休闲规划，即创造休闲体验、提供休闲益处，是休闲产业运行的工作重心所在（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等著，杜永明译，2009）。一般来说，政府介入休闲规划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护好休闲资源；二是满足公民的休闲需求，实现公民休闲福利改善的目标。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政府对休闲规划的介入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以英国为例，通过1909年、1919年、1932年、1947年、1968年、1980年和1986年等多部规划法案的先后颁发，才最终确立了中央政府在城镇规划和休闲规划中的作用，如《1968年乡村地区法案》确立了政府在城郊公园、野炊场所、自然路径和鸟类猎区等休闲项目中的地位（C.米歇尔・霍尔、斯蒂芬・J・配器著，周昌军、何佳梅译，2007）。同时，中央政府一般会将规划权力赋予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编制用地规划和具体休闲场地规划，从整体上对休闲空间与休闲服务供应做出调整，以便合理满足公民的休闲需求。
经过长期发展，西方国家在休闲规划层面已走向系统和规范。首先，西方国家对休闲资源普查的高度重视为休闲规划提供了较好的依据。例如，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户外娱乐资源审察委员会”（ORRRC），对美国的休闲资源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并于1962年出版了资料详尽的《美国的户外娱乐》及相关报告。其次，西方国家一般从战略层面对国家公园、自然景观、海滨遗产、国家公路、社区森林、乡村公园等大型休闲项目做出整体性的规划，而将战术性的休闲产业运行交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力求实现公共休闲空间规划与城市整体规划、休闲空间共享规划与社区整体规划的统一。当然，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在发展休闲、文化、娱乐或旅游业等方面制定战略规划，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会不时地制定有关的指导方针。例如，1999年，英格兰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为各地方政府制定了《地方文化战略》，其指导方针是“大力鼓励”各地方当局编制内容涵盖艺术、体育、图书馆、博物馆、儿童乐园、旅游和乡村娱乐等方面的战略规划（维尔著，李天元，徐虹译，2010）。最后，西方国家政府非常注重对商业性休闲规划的严格审查，要求各种商业休闲规划尽量扩大公共休闲空间和开放休闲空间，以满足符合规划期内的居民休闲活动空间需要。
可见，西方国家政府除了对公共产品做出科学具体规划外，在休闲规划中更多地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是对商业营利性休闲建设的一种批判和威慑，从而为公民休闲福利改善做好铺垫。
（三）微观服务层面：有效实现公民休闲福利改善
休闲服务属于休闲产业运行的微观操作层面，与公民休闲福利改善的关系最为密切。休闲服务旨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休闲活动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等著，杜永明译，2009）。从构成上看，西方国家的休闲服务一般由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和商业营利性机构三者共同提供，且商业营利性休闲服务占有绝对比重。例如，美国95%的休闲服务由营利机构来承担，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主要是为青少年和老年提供某些项目的服务（克里斯托佛・阿・埃丁顿，1996）。
一般认为，公共部门休闲服务旨在丰富整个社会的生活，针对所有人群全年安排范围广泛的活动，其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建筑、各级公园、游乐场、体育馆等多种类型。例如，通过政府安排、跨部门联合、规制垄断、市场化等多种形式，英国的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了体育与户外游憩、体育和室内游憩、非正式游憩、乡村游憩、文化游憩、教育游憩、图书馆、旅游及保护与遗产、社区服务等9大类32项目小类的各种休闲公共设施和服务（宋瑞，2006）。而一项公共休闲服务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得从恰当性、趣味性、易接近性、（不）拥挤性、多样性、安全性、物质吸引力、减少犯罪、增强健康、经济福利等10余个方面加以综合衡量（维尔著，李天元、徐虹译，2010），旨在检测其福利改善的绩效状况。
非盈利性休闲服务被认为是政府行为的一种补充（Szwak，L.，1989），旨在通过专门性质的休闲活动项目来丰富参与成员的生活，其服务设施有私人福利机构房产、青年中心、教堂、游戏场地、俱乐部、野营地等。可以说，在满足现代休闲需求方面，非营利性组织是最早的推动者。而且，非营利性俱乐部和协会能够提供商业部门和公共部门所无法提供的多种类型的休闲体验（肯・罗伯茨著，李昕主译，2008）。在美国，非营利性组织数量最多的地区往往是政府服务比较少的地区。同时，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力量较强大，足以承担像欧盟国家政府提供福利那样的责任（肯・罗伯茨著，李昕主译，2008）。在英国，非营利性组织能提供绝无仅有的特殊资源，从俱乐部的小屋或小型运动器材，到诸如英国国民托管组织或皇家鸟类协会拥有的大面积土地。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带来的集体利益远远超过他们的财产本身，在组织和协调休闲活动尤其是体育运动方面同样出色（克里斯・布尔等著，田里等译，2006）。据不完全统计，在1990年，英国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隶属于至少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肯・罗伯茨著，李昕主译，2008）。因此，如果非营利性组织完全消失，人们的休闲活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和休闲福利的减少。
商业营利性休闲服务旨在通过满足公众需求获取利润，一般会在符合国家和当地法律的前提下，设计能够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活动，其服务设施涉及剧院、俱乐部、客栈、夜总会、旅馆、赛马场、保龄球馆、体育场等众多类别（杰弗瑞・戈比著，康筝译，2000）。有些国家的政府还会要求商业部门直接为其雇员和社会的休闲服务负责。例如，巴西在1946年了总统令，成立了社会商业服务局，这个机构由商业部门出资、管理，旨在开发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福利的服务项目（Pereira，1982）。在日本，劳务省在1972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应尽量采取必要的措施提供体育设施、娱乐和其他活动以便于提高体质”（Leiske，1984）。
可见，上述三种休闲服务都直接或间接与公民福利有着关联，而关联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于休闲政策和休闲规划。
西方国家休闲产业福利取向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重视对休闲产业本质属性的探索
休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现代社会每个人的基本诉求，政府对休闲产业的介入应立足于公民休闲权的捍卫与休闲需求的满足，力求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休闲产业不是也不应成为纯经济型的产业，而是一种公共产品属性多于商业价值属性的福利型产业。而这种对休闲产业本质属性的探索离不开对公民休闲权的理解与共识，体现在休闲政策的制定、休闲规划的落实和休闲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应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议题，需要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关注和精诚配合。
（二）休闲政策应立足全民休闲福利
休闲政策是一国政府对休闲产业发展的直接表态，是休闲产业运行的依据和指南，决定着休闲产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虽然西方国家的休闲政策并不能直接拿来为我国套用，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却可以借鉴，不管是最初对休闲产业的被动发展，还是后来的主动接受，西方国家均没偏离“立足全民休闲福利”的发展目标。因此，休闲政策的制定应着眼长远，顾及全民休闲福利，而不是受制于某个特有阶层利益，更不能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三）休闲规划不应惟商业利益是图
休闲规划需要政府的介入，也需要规划机构的配合和支持。针对公共休闲产品，政府介入应力求实现资源保护与休闲需求满足的双重目标，并适时推陈出新，修订规划绩效检测标准；针对商业营利性休闲产品，政府介入应严把审批关和监督关，杜绝借福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的纯商业行为。同时，作为规划机构，应摆正立场，从公众休闲福利出发，而不是唯开发商是瞻，政府则相应加强对规划机构的监管和审查，以期符合休闲政策发展要求。
（四）休闲服务供给应多方协作发展
西方国家的休闲服务供给体系已相对完善和成熟，其公共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和商业营利性机构3方协作的混合式发展体系有着一定参考价值。相比之下，我国公共部门的休闲服务供给相关设施陈旧、配套服务滞后、休闲项目过时，经营管理经验颇显不足；非营利性组织休闲服务供给相对缺乏，且局限于少数特有阶层或团体；商业营利性机构大多目光短浅，过于重视利润追求，数量众多且产品雷同，少有人们信赖的强势品牌。因此，我国的休闲服务供给体系总体尚未成型，3种供给机构均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且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协作，尚未形成整体力量。未来发展可适当参考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非营利性组织休闲服务供给”这一方面，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休闲服务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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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个体；学习；传承
中图分类号：1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52－05
关于中医学面临的困惑――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张功耀事件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虽然这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是需要政策决策者作为的，但我们每个中医从业者自身是否就做的很好呢?如何独善其身，认识好、传承好中医，若有可能对中医有所发扬是本文要与大家交流的话题。
1 明确自身定位
首先应该先弄清两个问题：中医行业的定位如何?中医个人的前程如何?笔者认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看清行业形势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明晰传统中医的优势和不足，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之后，有助于中医从业者真正传承好中医。
1．1 中医的现状 目前对中医学现状的认识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要来自高层人士和消息层面，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医疗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医学界越来越重视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而传统中医学始终强调天人相应，一直重视情志对疾病的影响。这种先天优势是西医学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日益主张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疗法，因此应用天然植物药和物理疗法的传统中医药学必然会受到日益的推崇。比如，迈博健康资讯(http：//省略)说：全世界草药市场正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设立了27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其中亚洲的15个中心中，13个与中医药有关；目前全世界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各国(不含中国)执业针灸师和中医师不下30万人，仅伦敦就有600多家中医诊所；美国和欧洲逐步放松对中医药的控制，如美国近期专门制定了“关于天然植物药品的研究指南(草案)”，澳大利亚已开始对中医药立法，这一切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机遇。
另一种看法则是沉重而悲观的，越到基层感触越深。那就是在中医药广告满天飞，各路名中医聒噪异常，中医院校招生规模节节攀升，表面形势一片繁荣的背后，中医院所收治的病种及在国内医疗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日渐减少，经济效益也日渐下降，但这些只是显性的、突出在外表的、容易看到的问题；现今中医院西化明显，采用中医治疗手段的比例日渐下降，甚至如同遮羞布般的有名无实，即使是中医传统优势病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医队伍良莠不齐，抛弃中医、甚至诋毁中医的绝非个别，中医硕士、博士、教授，乃至各级政府册封的“名中医”们在骨子里轻视中医，否认中医的亦非罕见，而在这些同行中能背出200首方剂、写出200味中药、背出20种脉象者能有多少?更不要说他们能对中医经典有多少认识了!这些隐性衰退更可悲、更值得深思!英谚说：“离教堂越近，离上帝越远”(The nearer thechurch，the farther from God)，这种情形在中医内部的确有所体现。
1．2 自身的定位一俟踏进中医这个门坎，不管是喜欢或是厌烦。中医已经成为我们身上抹不去的烙印，不论是否愿意承认，在别人眼里我们就是中医，我们的个人疗效即代表中医的治疗水平；无论是否关心，我们自己中医功底的高低决定了中医事业的生存或衰落，而中医的发展与否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自身的前程，两者互为因果。
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大小是由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的，而现今中医界恰恰缺乏热爱专业的优秀人才。
从中医高校的生源质量上看，在全国高校中多属于中上水平，凭自身努力考上研究生的要好一些。
从就业上看中医高校本科毕业生的一次分配率是较低的，多数的学生多需要回生源地人事局进行二次分配，这与一流高校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医研究生分配形势很好，但是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日益普及，这种文凭优势正渐渐淡化，将来对真实本领的需要会日益突出。
从人才培养的投入和产出上看，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才成长周期较长。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收入颇丰的西医，而付出相同的努力是不可能在中医上有相同的收获的，这种努力和回报严重失衡也进一步加重了优秀人才的流失。对那些能坚守中医的优秀青年人才而言，使命感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撑，因为社会没有为这些仅有的人才提供合理的安身立命的物质支撑和评价体系。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医学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了解中医、深入中医的人而言，中医是那样的珍贵；对于中医浅尝辄止的门外汉而言，中医却可能是一文不值。“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因此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之中，尽快摆正自身位置，努力培养中医学习兴趣，尽量充实完善自我，否则尽快离开这个专业是大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2 如何学习中医
很多老中医都谈过学习中医的方法，比如《名老中医之路》这套书。他们从自身学习经历人手，将一生成功经验和失误的体会合盘托出，以求后学者少走弯路，其意殷殷，其心眷眷，甚是让人感动。笔者本没有资格在此说教，但因老先生们多是私塾出身，皆深受诗书之熏陶，师承方式迥异于我们，因此难免有距离感；而我们之间相似的高校教育模式，使得我们有了交流的必要。以笔者个人的体会和对别人的学习，觉得需要做到下面几点。
2．1 多读书作为学院教育批量培养出来的新中医，我们被要求面对的是前人删节、整理出来的较为条理的、程式化的统编教材。虽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现在的部分中医教材越来越象是西医教材的中医名词翻译版，中医理论也越来越支离破碎，但是笔者还是认为应该先学好，这样才能对中医有个初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则应该根据自己的爱好、能力尽量多看些传统中医书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多向古籍寻根，根深才能叶茂。
根据前人的总结，读书的人手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从源到流，先难后易，即先研读《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再旁及后世各家，这是许多古代大家学医的方式，需要有扎实的古文素养；第二，从流到源，先易后难，即先研习后世医家的临床经验，再追溯钻研经典理论。笔者认为对于古文底子薄的新中医而言，适于选择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后一种方式。笔者本人就是先从建国后的老中医医话、医案人手，培养出兴趣后，再追溯阅读老中医推荐的有
共性的书籍。笔者大学时就有同学直读《千金》、《外台》，结果挫伤了学习热情，后来改行不作中医了。
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历代医书又浩如烟海，所以读书还应该注意精、泛得当。《伤寒论》、《金匮要略》应该是反复研读的，这几乎是每一位名老中医们都一再强调，同时也为学有所成的年轻中医所推崇的，比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认为：“当前中医庸俗化的趋向比较突出……辨证论治成为一种踏虚蹈空式的游戏，而临床疗效的不明显又极大的挫伤了他们(青年中医)研究中医的热情，究其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功底不深……”。当然，多数老中医也强调了《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后世其余诸家多可泛读，当然涉及你喜欢从事科室病种的相关书籍应当详析。在笔者看过的不多后世医书中，比较喜欢《医学衷中参西录》和《医林改错》。前者尊古而不泥古，发挥而不离宗；后者仅寥寥五万言却几乎每方必效，其中尤以活血诸方为后人推崇，对活血实践多向突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再看现今“著作”，每每洋洋洒洒百万言，却常常空洞无物，读之如同嚼腊!笔者常和学生说：一个中医如果一生能有一个方子在后世广为应用就已经名垂青史，若有一个理论为后世认可，就可以称为大医了，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中医有了一定的发扬!王请任身处清代中叶，离我们不到200年，张锡纯则更是近在民国，此二人在中医理法方药基本固定完备如同今日的情况下，尚有如此发挥，实在是激励我们奋发的楷模!
多读书还能相互参照，易于理解。比如说，《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温热论》中记载“(温病)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胃火冲激也；不痛者，龙火内燔也”，龙火不好理解把握。但是如果看过《医贯》这本书，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赵献可谓：“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其火自灭……故惟八味丸桂附与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
至于古代经史子集，如有精力也应阅读，这样可以弥补我们同古人在文化之间的裂隙，更好的领悟中医古籍。秦伯未先生曾回忆其在上海求学时，校长丁甘仁先生就要求学员背诵《古文观止》，学员们初起都不理解，后来则深受其益，这与所谓“秀才学医”是一个道理。岳美中还建议多读杂书，他就曾经从《清稗类抄》学到了一个治疗被猫咬伤中毒致死(从其症状描述上，我怀疑是鼠疫)的方子。多读书这点笔者做得很不够，大家共勉之。
2．2多思考子曰：“学而不思财罔，思而不学则怠。”学习中医不仅需要背诵，更离不开思考。有很多人说：学习中医靠悟性，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这容易把中医推向神秘化，忽略了它直观形象的一面，更否认了思考――这个学习中医必须的艰苦过程。试问：没有系统学习，没有认真深入的思考，怎么能够凭空领会中医?怎么能够凭空“悟”出中医呢?
应当学会把学到的中医知识前后联系、贯穿，尽量用一元论的方式去解释，能理解、能解释的最好，不能理解的除非能证明其错误，否则应当存疑待考，不要轻易否定，如果是教师，更不要在学生面前随意诋毁，以免误人子弟。比如，《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中“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这句话曾被许多人，包括中医人士当作笑谈，而现代研究发现麻雀肉中富含性激素，这虽然不能证明上述记载就一定正确。但是却让一千多年前的记载又重新生动起来，而一个负责任的医师一旦了解这个记载就不应该再建议孕妇吃麻雀。
当然读死书那样的反面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笔者本科时的一位讲授推拿学的教师为了嘲笑阴阳理论而画了一个圆，并用一横一纵两线将其分为四份，上是阳，下是阴，左为阳，右为阴，他机械地认为，如按照阴阳理论，则左下或右上就无法归属，乃称之为“不阴不阳”，因此还博得了一片共鸣的笑声。要知阴阳是对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范畴。无限可分且可互相转化，要想判断一个事物的阴阳，得看其参照物是何。呜呼!对中医的基本要求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可是连中医教师都对阴阳这样的基本概念也缺乏理解，实为中医之大不幸!
多思考、勤总结是提高中医水平的必由之路，举例来说，我们在读案侍诊时都会发现许多老中医治疗很多疾病常常应用半夏、陈皮二药，如此平淡，却每每取效，这种情况不能随便忽略而过，应当仔细探究。察半夏《伤寒论》人方18次，《金匮要略》36次，橘皮《金匮要略》人方3次，方后加味1次。考虑到此二药陈久者良，是二陈汤中的主要药物，因此分析二陈汤加减变方治疗疾病特点，可以进一步把握其用药思路。现将常用方剂中含二陈汤加减者分析如下。
(1)最简方：①小半夏汤(半夏、生姜)治“心下有支饮”“诸呕吐，谷不得下”。邪去正安。②橘皮汤(陈皮、生姜)治“干呕，哕，若手足厥者”。逐阴即回阳，通阳不在温。③润下丸(陈皮、甘草)可利气化痰。
(2)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乌梅、生姜)治痰基本方。
(3)二陈加减方：①+枳实、胆星=导痰汤，治顽痰老痰，胶结不化。此二药尚不如礞石、皂荚力猛。②+枳实、竹茹=温胆汤，治胆虚痰热，虚烦不眠，惊悸吐涎。《备急千金药方》之温胆汤无茯苓。本方更有多个变方，如偏补的十味温胆汤，偏清的黄连温胆汤，偏化的涤痰汤等。+桃红、青柴、香附、赤芍、苏子、腹皮、桑皮、木通－茯苓=癫狂梦醒汤，治气血凝滞，痰瘀蒙蔽心窍之癫狂。神志病治痰为常法。③+人参、白术=(橘半)六君汤，治脾虚基本方。脾虚即生痰，故需化痰理滞，不可因其平淡而轻视。东垣调理脾胃诸方每以此为底。④+人参、白术、黄芪、黄连、白芍、泽泻、羌独、柴防=东垣升阳益胃汤，适用于脾虚湿停，清阳不升诸证，用之得当，效果颇佳。调中益气汤与此类似，不多论及。⑤+人参、白术、黄芪、干姜、黄柏、苍术、天麻、泽泻、神曲、麦芽=东垣半夏天麻白术汤，治脾虚生痰，风痰上扰，晕眩头痛。《医学心悟》半夏白术天麻汤不可同日而语。⑥+人参、白术、枳朴、干姜、黄连、神曲、麦芽－陈皮=东垣枳实消痞汤，治虚痞纳呆倦懒。⑦+连翘、莱菔子、山楂、神曲－甘草=丹溪保和丸，治食积亦需化痰，值得注意。再加白术为大安丸、消补兼施。家父曾患肤痒，一医以此治愈。⑧+栀子、黄连、草蔻=清中汤，治胃火心腹疼痛。不用甘寒养阴，反用辛燥化痰。⑨+枳实、胆星(导痰汤之意)芩连、萎仁、杏仁－甘草=清气化痰丸治痰热内结、肺失肃降之咳嗽痰黄、胸膈痞满。此为常法。⑩+苏子、苏叶、当归、前胡、厚朴、肉桂一茯苓=苏子降气汤，治下虚上盛之痰喘。⑾+当归、熟地=景岳金水六君煎，原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不好理解。我认为阴虚兼痰可以仿此为治。⑿+枳壳、朴硝－陈皮=指迷茯苓丸，治饮停中脘，流溢四肢之臂痛肢肿。⒀+霍香、厚朴、苍术一茯苓=不换金正气散，治瘴疫时气，
霍乱吐泻。霍香正气类之。⒁+人参、苏叶、葛根、枳壳、桔梗、前胡、木香诸味=参苏饮，治气虚外感。此方去参、葛、木香加杏仁即为杏苏散，治外感凉燥。⒂其余如平陈汤、五积散(含平陈汤)、六和汤等等不予赘述。
由上可见，内伤外感皆致痰邪为患，脏腑经络均可受其累及，兼虚兼实，或寒或热，变化多端，这不正是古人所谓“百病多因痰作祟”、“怪病多痰”吗，复杂的疾病我们也能一元化解释。明乎此，我们临床应用二陈时自然有种从容不追之感，余皆仿此。
2．3 多侍诊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而作为医生每天面对的则是活生生的人。无论书上把某个方剂论述的如何透彻，把疾病的辨证过程描绘的多么详细，用药写的如何清晰，但是如果你从未跟从过任何老师，看得过鲜活的实际例子，那么当你面对患者的症状繁杂不清、主次不显时，仍然会觉得茫无头绪，无处下手。一个好的中医能把方子用活，能从纷杂的症状中很快缕清脉络，分清主次，抓住主证，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笔者本人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求学期间有幸跟随多位名老侍诊，亲眼目睹许多精彩案例，让笔者一生受用。比如母校2002届一博士生在毕业前夕突发感冒，发热恶寒，咽痛，周身疼痛不适，体温39－40℃，自己服用速效伤风胶囊一类的感冒药以及解热镇痛类西药，每服药后即见汗出，体温随之稍退而后复作，多次服用不见缓解，被其同学扶入邹德琛老师诊室，患者表情痛苦，面色秽腻，身体微颤，发热有汗，畏风寒，尿少，舌淡苔白，脉缓，余证同前。侍诊者意见纷纭，但多数人考虑其扁桃体肿大，且病发夏季，主张重用清热解毒之品，邹老指出这就是桂枝加附子汤证，论日：“太阳病，发汗后，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遂书该方1剂，第2天已见该学生面清目朗，谈笑如常了。其他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方剂教研室段富津教授用补中益气汤原方八味药治疗气虚发热案；附属第一医院妇科马宝璋教授以清热解毒、化瘀除湿法治疗妇人腹痛，少腹如扇，得热则舒案；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教授以绀珠正气天香散合少腹逐瘀汤加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妇科王维昌老师用升阳益胃汤治疗一例胃气上逆之呃逆(取能升才能降之意)久治不愈案，在此限于篇幅，不作详述。这些非常精彩这样的案例，能激发我们学习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可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求知，希望将来的中医工作者也会发自内心地说：“这病西医不行”，而不是反过来。
跟随名师学习几乎是历代名医共同的学医之路。如李东垣捐千金求学于张元素，尽得其传；王海藏先后师从张元素和李杲；温病大家叶香岩更是先后师从十七人，《名老中医之路》之中记载也绝大多数如此。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民国名医张山雷先生曾说：“医书论证，但记其常……惟医案则恒随见证为转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警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决胜子随侍名医而相与晤对一堂，上下议论，何快如之!”笔者比较认可他的观点，的确，读好的医案医话是享受，这种快乐的感觉无法细说，但是问题要辨证的看：首先，张本人就先后跟随了不下四位名师，这对于其成名不能毫无关系；再者，书有好坏，师亦有优良，好老师能将平生所学倾心传授，其作用就算是好书本也难以完全替代；第三，医案共同之处是记录效案的正面例子多，而描述无效和失误的反面例子太少，这与临床实际情况不符，是其不足之处；第四，多跟多问还能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经验，比如岳美中算是没有正式拜师、自学成才的少数人了，但是他十分注意向他人学习。晚年还向蒲辅周老中医学习到了如何用散剂缓图法，治疗体弱易感、卫外不固者，收到了汤剂急治无法取得的疗效。
当然要找到好的、值得侍诊的优秀中医越来越难了，这是后人学习中医面临的最大难题。笔者本科课间实习时，所在医院中很多中医医生不会开中药，需勉强为之时，则找本杂志将上面报道的治疗同类疾病(西医诊断的病名)方药照抄了事，根本没有什么辨证论治!在解释临床疗效差时，他们也把责任推给中医。在笔者了解范围内的全国其他中医院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必要作一个抽样调查，现在中医研究生导师这个群体中，信奉中医的人有多少，通读一遍中医四大经典的人有多少，善于用中医解决临床问题的有多少，能教给学生中医思维的人有多少。
如果跟随不信仰中医的医生学习，反而有害。我们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读案是很好的弥补和扩充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读案就是侍诊。受地域、时间所限，一个人师从范围不会很大，但读医案却不受此种限制。有侍诊经历后再读医案的收获效果要远远好于没有侍诊前，其价值对将来学习中医的人意义可能会更大。侍诊读案还应注意不要偏于一门，比如笔者大学同学在跟随善于养阴的某位医师后，便不分对象，每方必入水牛角、生地，这就是学偏了。在侍诊初期每个人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想要避免，就得要打好基础，兼收并蓄，多侍诊、多读书、多思考、多实践。
2．4 多实践中医是实践性医学，所有的理论经验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也是为了临床诊治疾病服务的，因此学习中医离不开临床实践。陈修园就提倡白天看病、夜晚读书，李克绍老中医也强调要与临床结合，认为“撇开临床，单从文字上抠字眼，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画蛇添足，强使古书符合自己的意见，就必然走入迷途”。笔者体会单独诊治疾病是对自己辨治能力和所学知识的全面检测，无效时则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督促自己进一步学习研究；取效时则能积累经验，增强信心，提高学习热情。
据笔者了解，许多在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有从来没有为人看过病、开过方、针过灸，这种情况在本科生中更多。笔者曾经问过他们原因，回答是不敢独立诊治、机会少或者不爱好、不想诊治。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不亲自尝试，个中滋味永远也体会不到，开始阶段不实践，一方面影响学习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学历、职称越来越高，患得患失感会越来越强，将来则更不敢独自处方用药，多数会落到人云亦云的田地，就像前述的部分医生一样。
实践的机会可以自己找。首先，自身就是很好的实践对象，比如学习针刺手法时就必须拿自己练习，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体会到针尖在不同组织结构时医者手下的不同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体会到得气时医者针下沉紧感和患者穴位处的酸麻胀痛感，更加深刻地领会得气的涵义；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怎样的运针手法才能使患者即有针感又减少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领会各种针刺手法，等等，这些都需要实践，靠凭空想象和所谓的“悟”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笔者在大学时已经把自己四肢和腹部常用穴都针过了，所以在给患者治疗时，心里就有底，手法也尚可，现在不经任何心理诱导下烧山火也有一定的成功率。再者，对于自己的家人亲友也要勇于承担起一线保健医的职责，不要总是推委转荐别人，就算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亲友仍然
会是你重要的患者来源。
任何人都有蹒跚学步的时候，就算名医也可能失手，南京干祖望教授在其随笔中就记述过上海一名医被人送了一匾，上书“功同良将”，取“一将成名万骨枯”之意。对于刚开始从业诊治患者时尤应注意安全。笔者的建议是没有把握的处方要少开，以便第2天调整；不熟悉的药不用，以免出现毒副作用；开方后发现不妥之处，要及时告知患者停服、更改，生命健康，千金所系，不要放不下面子。笔者独自看病较早，在学习中药方剂时就给亲友诊治疾病。因此正反两方面体会都不少。大二曾治一失眠患者，方用朱砂安神丸加减，当时因朱砂用量没有记好而开了10g，第2天患者主诉：眠佳，但心中不适。查阅书上朱砂建议用量0.3－1g，长期过量服用可致汞中毒，《本草从新》谓“独用多用，令人呆闷”，《本草纲目》载其“下涎损脾”(张锡纯用较多朱砂治疗霍乱是例外)，不免心中惶惶。此案对笔者的教育意义甚大，此后笔者对中药学下过一番苦功，对药物掌握和理解明显提高，在这里说出它，希望对初学中医者有借鉴。
在诊治疾病时还应注意结合西医诊断，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以免延误病情。笔者看过一个月经失调患者，经某省级西医医院两位教授诊治未愈，子宫内膜厚2cm以上，但是仍不主张作诊断性刮宫，经朋友介绍找笔者诊治，因属于熟悉的专业内疾病，故多次建议其诊刮，但患者未同意，用中药调理后，月经规律两月，但内膜厚度未减，其后复见阴道少量褐血淋漓，屡经塞澄不止，经动员诊刮后诊断为子宫内膜癌术后补充诊断双卵巢交界性肿瘤，随后于前述，医院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因为雌激素依赖性肿瘤不能应用激素替代疗法(HRT)，所以手术后用中药丸剂调理善后，患者状态良好，没有出现卵巢切除后常常出现的严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表现，患者因此对笔者十分感激。
笔者的另一位患者宋某也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病案：患者于产后4天出现腰痛，于某医院埋踝针未效，20天后左大腿根痛，平卧时左腿比右腿长4－5cm，行路不便，经介绍来诊，初见这个患者，笔者真感到茫然无处人手，记忆中只有中国中医研究院岳美中先生曾以半夏天麻自术汤治疗一例左右半身发育不均衡案，但彼为先天，此为后天，显然。不同。因病症特殊，毫无把握，为避免延误病情，故建议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院骨科诊治，经诊未见明显异常。患者看笔者年轻，所以并没有再次找笔者诊治，而是到哈尔滨某著名骨科诊治1周无效，因行动不便加重，复求笔者往诊试治。及至病家，见患者汗出较多，神情疲倦，自诉畏风，恶露已尽，乳汁尚可，余证同前，舌淡苔白，脉滑略细。与当归补血汤和黄芪桂枝五物汤加鸡血藤、木瓜、威灵仙、杜仲、川芎，5剂后证大减，欣喜异常，自己出门来复诊，后经加减调理，共14剂愈。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各项并无明显先后主次之分，而是应当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可偏废。读书多、中医理论扎实是思考、侍诊、实践的基础；勤思考是消化读书、侍诊、实践学来知识的途径；侍诊是实践的铺垫，两者能将读书、思考来的东西形象化、具体化，是读书、思考的动力和问题来源，带着问题读书更有针对性，效果更佳。以上一点浅见，希望能对初涉中医的同行有益。
3 如何发展中医
总结目前中医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西体中用，即还原分析。这个方向已经是目前中医(含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方向，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医的唯一出路，这是中西医结食、中医现代化的必须之路。应该说在建国后此方向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青蒿素等一批新药的问世，但探其实质，此即是民国时期“废医存药”政策的翻版。笔者个人认为，这个方向的确是很有价值，需要一部分中医药工作者继续研究下去。但问题是不应该要求所有的中医都走这条道路!试想，若真到“废医”那天，没有深谙中医理论医家存在，将来面对SAPS这类新型疾病时，还怎样“存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