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1: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史记孔子世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史料教学法的兴起和推广，原因很多，诸如学术界实事求是学风的弘扬，历史教师对历史学和历史学科特征认识的深化，历史思维方式从“以论代史”到“论从史出”的转换，英美等国史料教学法的引介等。除此之外，不必讳言的是，历史高考也发挥了“指挥棒”的作用。①为避免所引材料重复、雷同以及考生猜题，高考历史试题命制专家往往回避常用的基本史料（首先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引用或明显涉及的史料），把目光投到“新史料”上，因而很多题目的材料都出自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和新发表的史学论文。一些老师不知其中的奥妙，仿而效之，在常规历史教学中也置常用的基本史料于一旁，大量使用新史料。这样做，有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其思维的可能。不过，因没有根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很低。过多使用新史料、过度追求新情景的史料教学，离选拔性考试近了，离基础教育就远了。事实上，中学历史课程的史料教学一定要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多下工夫。《淮南子・缪称训》说：“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史料教学自然也是如此。若主攻方向和着力点不对，史料教学会事倍功半，乃至更差。
那么，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工夫呢？
史料教学法的运用始于基本史料的选择和确定。什么是基本史料？笔者无力为其下一精确定义，但认为，第一，基本史料是确凿可信的史料，且以第一手资料为佳。似是而非、疑点重重的史料不能作为基本史料使用。历史教师不能虚构、杜撰基本史料（如虚拟历史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和“手记”等）。这是史料教学的底线，必须守住。第二，基本史料是研究历史问题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重要史料，是多数史学研究者探讨该问题常用的史料。第三，基本史料是从相关的史料中筛选出来的史料，宜精不宜多，初中历史教学使用的基本史料尤其是如此。穷尽相关史料是历史研究对史料的要求，精选史料则是历史教学对史料的要求，二者不能混同。
依据以上三点，笔者认为中学阶段讲授“孔子及其思想”，其基本史料有以下三种。
1.《论语》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①有鉴于此，将《论语》排在“孔子及其思想”的基本史料的首位，顺理成章。
因是语录体散文，在中国古籍中，《论语》并不是最深奥的，但因时代久远，今人要真正读懂也非易事。因此，一般要借助前人的注疏，如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近代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但要求广大城乡历史教师人人都读这些权威注疏，恐不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徐志刚译注的《论语通译》为主要参考书。此书早已由教育部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之中。
实事求是地说，《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并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史记》成书时代早，被称为“实录”，且司马迁曾到今山东曲阜一带实地考察，“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史记・孔子世家》），因此这两篇传记一直被孔子研究者看重。有的学者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孔子传》”，②史料价值极高。
3.《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是不是伪书？如果不是，其原初作者是谁？撰集者又是谁？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经深入研究，并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战国和西汉简牍上类似文字、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等比对印证，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孔子家语》由孔安国“撰集”之说可以成立，③该书内容基本可信，有的学者甚至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④因此，可将其作为研究和讲授孔子的基本史料。《孔子家语》版本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宜先选择一个节录本或选译本作参考，进一步则可阅读全本。比之《论语》和《史记》的相关篇目，本书的史料价值稍低一些。
在历史课程中，师生开发和利用基本史料的目的在于实现历史课程目标。200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都要求学生“知道孔子”，这就是教学目标。深入下去，这一目标可分解为三个子目标：（1）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2）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3）知道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要为达成上述教育教学目标服务。
1.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用这段话勾勒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是我们讲述其生平的“纲”。
《史记・孔子世家》线索清楚，材料翔实，有详有略，记叙的重点是生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17岁、30岁、35岁、42岁、56岁、63岁、73岁亦卒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几个时间节点。
《孔子家语》共40篇，一些篇章详述孔子的重要事迹，如“观周”篇记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情况，“相鲁”篇记孔子为中都宰、司空、司寇以及参与夹谷之会占尽风光的情况，“在厄”篇详记孔子及其弟子困厄陈、蔡的情况。
合理地有选择地利用这些史料，可以让学生知道孔子一生的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
作为“知道孔子”这个教学目标的一个子目标，“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的教学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与“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和“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两个教学子目标又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利用基本史料达成本目标时，要为达成其他两个子目标作铺垫。比如，如果想在下面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知道孔子是大教育家，本环节就应该较多介绍孔子私人办学、招收并教育弟子这个方面的情况。
2.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
（1）知道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第一步，结合教科书，指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第二步，根据《论语》，大体理解“仁”的含义。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以上材料全出自《论语》，但排列顺序有别于原书，调整的目的，主要是考虑由小故事切入，由浅入深，便于学生接受。如初中教学要减轻学生阅读负担，则可少引一两条，还可以在原文之后附上今译。
第三步，依据《论语》，论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首先，《论语》言简意赅，仅11000字，但“仁”字出现109次。其次，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众弟子如颜渊、仲弓、樊迟、子贡、子张、司马牛等都向孔子请教“仁”的问题，樊迟和子贡还不止一次问这个问题，而孔子总是耐心地从不同角度给予回答，可见此问题之重要。最后，“仁”包含着恭、宽、信、敏、恕、勇、忠、孝、悌等内容，并可衍生出仁义、仁德、仁慈、仁济、仁厚、仁政、仁和等概念，可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四步，师生互动，概括升华，理解“仁”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即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
（2）知道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依据《论语》、《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基本史料，用归纳法或演绎法帮助学生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
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
第一步，介绍孔门弟子的大概情况。“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们之中，鲁国人不少，也有齐、陈、卫、吴等国人。有的学生家庭富裕、社会地位高，有的家庭穷困，社会地位低。至于性格、兴趣和特长，更是各不相同。总之，孔门弟子多且杂。
第二步，说明孔子收生原则：“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
第三步，强调上述情况体现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第四步，指出“有教无类”是孔子思想“仁”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
第一步，强调孔子依据“仁”的思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
第二步，指出依据“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招生原则是“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
第三步，描述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弟子众多，情况各异。
从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角度考虑，归纳法显然优于演绎法。
3.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对其作出评价
（1）树立评价的参照系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如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愈;仲尼，日月也，无得而愈焉。”学生高度评价老师，极其自然，以此作为评价孔子的主要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故还必须看看与孔子无利益关系的人，尤其是权威人士的看法。
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值得关注。孔子无诸侯之封却被列入“世家”，这就是很高评价。不仅如此，《史记・孔子世家》结尾还赞誉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外，司马迁还为孔子的杰出弟子写了《仲尼弟子列传》，这也是一种肯定。据统计，除《孔子世家》和《仲尼子弟列传》外，《史记》其他篇目提及孔子的地方约有160处，引用孔子言论近90处。①这也是肯定孔子及其思想的一种方式。
（2）引导学生评价孔子
“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这个子目标，实际上可以分解为“知道孔子在先秦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知道孔子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知道孔子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等二级子目标。因学生已通过基本史料知道了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知道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教无类”等，学生要做出孔子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评价已不是难事，故重点可放在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亦即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一评价上。基本教学过程是，师生合作、互动，利用前面几个环节获得知识，首先明确孔子思想（学说）核心内容或重要内容（如“仁”的观点、“有教无类”的主张等）具有开创性，独树一帜。其次，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即广泛传播，不仅三千弟子深受影响，还影响一些国家的诸侯、政界人物和大批士人。最后，孔子的思想为后学继承，深刻影响后世。《论语》的编纂和流传可以证明这一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的长子孔鲤生孔（字子思），“子思作《中庸》”，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也能证明这一点。据此可知，孔子创立了一个学派，即儒家学派（初中教学到此即可，高中课堂则可说明这个学派为什么叫“儒家”）。
4.发掘和利用基本史料中的细节，让教学生动活泼
开发和利用基本史料要从整体着眼，抓住关键，突出重点，注意宏大叙事，但也不可忽视细节和故事。没有细节，难以还原历史现场。没有故事，难以让学生获得学习历史的乐趣。在难教难学的思想史教学中，如何让抽象的内容具体一些、让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体察有机结合起来，很值得研究。
在“孔子及其思想”的教学中，可以从史料中，发掘出不少可用之于教学的有趣的细节。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又异之”。称孔子为“长人”，是否夸张？可引导学生考证。东周一尺合今多长，说法不一。一说约合23.1厘米，②一说约合19.9厘米。③按合23.1厘米折算，孔子身高约2.22米，即令按19.9厘米折算，也高达19.1米。另外，从家族遗传的角度看，孔子后代中，有个叫孔子襄的（孔鲋之弟），汉惠帝时作过长沙太守，身长也是九尺六寸（《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父亲叔梁纥“其人身长十尺”，比孔子还高。
又如，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孔子的兴趣爱好。孔子爱学习，爱读书。《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孔子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喜欢音乐，编入《诗经》的305首诗，“皆弦歌之，以求合诏、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孔子爱好体育，是射箭、驾车的高手。他喜欢户外活动，一说起春游就高兴得不得了（参见《论语・先进》）。孔子吃东西很讲究，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的美食家。
作为名师，孔子善于“因材施教”。《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根据学生性格特征施教的故事，极其有趣。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而通过《论语・季氏》记载的一个细节，今天的学生便会具体了解孔子高尚的师德，从而产生敬佩之情：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一些老师往往觉得，基本史料枯燥无味，故不想加以利用。以上实事说明，并非如此，关键在于要善于发掘和发现。
强调中学历史课程的史料教学要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狠下工夫，并非只是引导中学历史教师钻“故纸堆”，教师还必须关心时政，关注史学研究的进展，用新的理念、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去开发基本史料。这样去做了，定会有新的收获。
以往，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界一般称孔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称其为政治家的则很少。但新近出版的《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一个注解称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①前几年出版的匡亚明著《孔子评传》也称孔子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②王大千在为一本新出的《孔子传》所作序时亦说，孔子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政治家”。③这种说法启示我们，今后在开发有关孔子的基本史料时，要关注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塑造作为政治家的孔子的形象。
以往，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师讲孔子思想，高度重视“仁”，对“礼”也比较重视，但很少注意“德”。近年，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也强调以德治国，这就启示我们，今后讲孔子思想，要注意其“为政以德”的重要思想。据笔者所知，2014年末，教育部在审定按《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时，审定专家就指出，讲孔子思想，教科书正文应增加以德治国的内容，并可将《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二章作为阅读材料写入教科书之中。
在开发基本史料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有的难题千百年来一直未能突破，而利用史学研究新成果则可能有效解决。上文说过，《论语》中“仁”字凡见109处，孔子经常回答弟子提出的关于“仁”的问题，可该书《子罕》篇开头即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两千多年未获解决。那么，孔子为什么“罕言”仁呢？杨义在其新著《国学会心录》中说：“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言’是正面提出命题，进行阐发。《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论仁，但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正面作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④这样一说，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近年，计量方法不仅广泛用于经济史研究，也逐渐用于思想史研究。用计量方法开发相关基本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孔子及其思想。据统计，《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73次、“道”60次、“命”21次。这一组数据有助于我们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如前所述，本文就是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作为论证“仁”是孔子核心思想的证据之一。
史料教学法，通常指一切重视并较多使用史料的历史教学方法。这实际上是历史教学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它包括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
1.史料解析法
其操作过程一般是：教师呈现史料学生阅读史料师生互动，解析史料以回答问题方式得出结论。
2.讲述法
利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叙述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而讲故事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叙事方式，对初中历史教师来说尤其如此。从史料的角度看，事事有出处，句句有根据，是历史叙述的最高境界。
如讲解讲《论语》中“仁”“礼”“德”等重要概念的含义，讲解“克己复礼”“有教无类”的含义等。
3.活动法
（1）表演：如可组织学生以《论语》为素材，编演以孔子为主角、弟子为配角的历史短剧。上引孔子因材施教的故事和孔鲤与陈亢的对话，情节、人物、对话几个要素都有，已接近于可用于表演的“脚本”了。
（2）诵读：朗诵孔子名言。
（3）抢答（知识竞赛）：以源于《论语》的成语为内容。
（4）辩论：论题如颜渊是优秀学生吗？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还是“礼”？
5.小组合作学习
如可拟定“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子”“古代政治家孔子”3个题目，学生3～5人一组，择题研讨，然后同题小组进行交流。
6.其他
史料教学的具体方法虽多，但都以重视并较多使用史料为特点，且必须遵循适应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和认知心理特征、充分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两大基本原则。
关键词：孔子人格魅力《论语》礼乐仁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孔子的文献资料，除了《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接的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的基本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间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体味其文化思考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的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时代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已经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的、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其实孔子早就是光辉的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的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⑤]）。文化，是支撑人格的基石，是砥砺人格的中坚；因此，正是文化赋予人格以厚重的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走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实，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维护“周礼”的，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经过损益的“周礼”才合乎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其实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的认识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的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的文化大师、民族精神的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问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对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对“道”的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无上可贵！当今社会流传着一种批评意见，说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质”。究其实，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呼唤。
孜孜不倦的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的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的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师和杰出的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的颜渊不但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为孔门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的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乐观坚毅的通达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说）；立说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乐”，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文学艺术）。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体现[20]。
本节所说的“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快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欢的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内容之一的“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实，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21]。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的快乐的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的“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钱穆分析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虽然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的“个中三昧”。孔子向来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对于世人的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走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对于这种种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对于外事外物（相对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这种灵活的能屈能伸有着鲜明而严格的原则，那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乐观坚毅的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的坚毅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李泽厚说：“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的温厚的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的温和的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的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的最好的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说，“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说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泼泼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弃的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的主要基础；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很少能成为“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特别批判虚伪，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的“人”、作为贤能的教师、作为温厚的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于是“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体露。读到这里，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对于大写的“人”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32]。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说孔子此功是“人的发现”，匡亚明说“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的两大巨擘（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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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研究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孔子是否对《周易》曾有精深研究？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但是，《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
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但陆氏所引郑玄“《鲁》读”，皆曰“从《古》”，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
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
《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加我数年”章的真正含义与孔子“学《易》”的时间
在肯定“从《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论语》“加我数年”章，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孔子开始学《易》时间的确定。
由于《史记》将《论语》此章编在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以后，所以有些人认为此语是孔子在六十八岁返鲁以后说的，而孔子学《易》亦在他暮年返鲁以后。如果这样理解，则“六十八岁以后”、“数年”、“五十”三者之间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构成的，“数年”和“五十”之间不可割裂，而无论怎样解释，“数年”、“五十”同“六十八岁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于理难通。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对此章的编排呢？程树德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III应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将《论语》随意编入”。如：“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司马迁将《论语》的“叶公问政”一事（见《子路》，文有小异）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见《述而》）放在孔子如叶之后，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孔子返鲁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到“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应如程氏所言，“其先后不足为据”，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已很难或不必确考时间。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等，皆不应仅理解为六十八岁以后的事迹或行为特点。“假我数年”之语正记在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岁以后这段时间。
与上述观点相近，朱熹《论语集注》认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刘聘君见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五十’字误无疑也。”对此，后人多有批评。如陈天实《四书辨疑》说：“以‘五十’为‘卒’，‘卒以学《易》’，不成文理。”叶适《论语足徵记》说：“信北宋之异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经，所谓郢书燕说矣。”程树德《论语集释》说：“《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不可为训。”今案：三《论》外虽有他《论》，但东汉以后已渐湮没，宋人更无称者，故刘元城之读他《论》，的确可疑。
据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察，擅改经传之举，“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数说。一，《群经平议》‘五十’疑‘吾’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补之耳。二，《十一经问对》有先儒以‘五十’字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五十’为‘九十’者。”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为‘七十’者。”对此，程氏统而评之曰：“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说的。郑玄《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皇侃《论语义疏》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究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邢×《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宦懋庸《论语稽》曰：“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 《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这种看法的最大问题是：在孔子未学《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如已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为何不马上学习，而要等数年后即五十岁时再学？刘氏以为“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也”，实于理难通。
何晏《论语集解》则对孔子何时出此言的问题闪烁其辞：“《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解释，令人难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讥：“此言甚为胶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叶适：《论语足徵记》）
此外，程树德《论语集释》尚列“别解”数条。如孙淮海《近语》：“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龚元×《十三经客难》：“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所以加年也。”如此等等，皆曲为之解，尤不足信。
总之，“加我数年”章乃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的意见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说的，而孔子开始“学《易》”亦大约在此时。
首先，“加我数年”之“加”字值得进一步推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
何谓“假”？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实，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往未来方向推，也可往过去方向推。此处正属后一种情况，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因此，此语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
其次，何晏等人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学《易》”有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有“加我数年”之语，所以“五十以学《易》”之“五十”即具体指五十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孔子在逝世之前总结他的一生时，认为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他最大的发展是通过“学《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发“加我数年”之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再次，“大过”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过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有“大过”，所以人们都认为“大过”为虚指。这是由过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认为，此语由孔子总结五十岁以后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发，故“大过”当为实指。
在孔子眼里，其“大过”是什么呢？他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离开鲁国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绩卓著，不断升迁，以至“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自然不可谓之“大过”。堕三都之事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忠君尊王”之举，在孔子看来亦不可谓之“大过”。所以，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对此，孔子早有觉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国，但被公之鱼劝阻，于是改召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之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渴望返鲁，结束“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生涯，说明孔子六十岁之前通过“学《易》”和反省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认识到按照“天命”（客观规律）和政治现实，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当时的列国间实现，他的使命是回到鲁国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后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认识到周游列国已铸成“大过”，故发出了“归乎归乎”的悲叹。
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不及早返鲁，而又继续在列国之间奔波达七八年之久呢？一方面，从上述太史公的记载看，当时的鲁国政局不允许他回去；另一方面，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用时人的话来说，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所以，一直到孔子六十八岁时，季康子才在冉求的劝说下“以币迎孔子，孔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
照理说，孔子在游历的最初几年尚满怀希望，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大过”。因此，孔子发“加我数年”之语当在五十六七至六十岁之间，此时孔子已经学《易》。
以上主要是从《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学《易》的时间。如果进一步考察其他文献，亦可得出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学《易》的结论。
其一，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没有停止讲诵和研究六艺的活动：“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其二，《说苑·杂言》载：
孔子遭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 里，秦穆公困于 ，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陈蔡之困，事在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岁时。孔子现身说法，借自己的处境阐发《周易》的哲理，说明他在此之前已经研究《周易》了。
其三，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个“行”字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史记》“韦编三绝”一语证明 孔子所读的《周易》为竹简，携带极为不便，而孔子六十八岁返鲁后就没再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所以，“行则在囊”之“行”，只能理解为周游列国之行。如此看来，“韦编三绝”和旅途颠簸也不无关系。
其四，《要》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便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关于《周易》的对话，而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正相伴随，所以他们的对话当发生在这个时期。从对话内容看，当时孔子已形成关于《周易》的独到见解，这当然是学《易》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学《易》”之“学”不应理解为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宦懋庸《论语稽》说：“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此语甚当。
总之，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
三、孔子“学《易》”的过程与原因
孔子是如何学《易》的？他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学《易》”、“喜《易》”呢？对此不但我们今人难以理解，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贡也深感迷惑。帛书《要》中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段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针对“夫子老而好《易》”的情况，子贡批评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说明子贡和“它日”的孔子都仅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它日”当然指孔子学《易》之前。在当时的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子贡在“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之后说：“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这个“今”字说明“逊（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说，只要“孙（逊）正而行义”，人们就不会感到疑惑，因而就没有必要进行占筮了。
第二，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主张占筮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筮了呢？我认为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试图通过占筮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所谓“急来抱佛脚”。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第三，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第四，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第五，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注释：
I 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
II 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摘 要：儒学自产生起就对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更加不能避免儒学的影响。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以及当时的客观环境可以看到儒学对他的影响，从而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尊崇。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创作背景 儒学 影响
每一部著作都会受其创作背景的影响，其中有创作者的主观动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历来被称赞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承载着作者创作的主观动机，更加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公认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史学观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对后世史学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关于司马迁本人究竟是尊道还是崇儒历来都有争论，本文旨在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背景来探讨儒学对其影响，进而说明司马迁是尊崇儒学的。
一、《史记》创作的主观动因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主要是继承父志、作为史家的自觉还有对其自身命运的抗争，这些方面都能看出儒学对他的影响。
（一）继承父志
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承父命，这是众所周知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明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便许下诺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由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首先是遵父命，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这主要是出于“孝”。《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儒家伦理最讲孝道，所以司马迁不敢有违父命，即使后来遭受身心的摧残依然坚持写完这本著作。如果司马迁因为各种困难而放弃完成《史记》的创作那他就是不孝的，这在他的观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二）史家的自觉
司马谈认为：“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认为自孔子之后“史记放绝”，并不是说春秋至秦汉之间没有历史记载，而是认为这期间的诸家史书没有能像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样能上承周公，为治理国家作借鉴。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做第二个孔子，希望他能作出一部能上承《春秋》的史书，以弥补自孔子获麟以来的历史空缺。司马迁遵其父命写作《史记》，并不是当时作为史官的责任，而是司马迁父子个人对历史对民族的一种自觉。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他可称为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这一评价有过誉之处，但足以看出司马迁史家自觉的重要意义。司马迁自身的史料积累，再加上其史家修史的自觉，才有了后世相传的《史记》。
（三）自身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是由于其史家的自觉和承其父命，那么在其遭遇宫刑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后，又看尽世态炎凉仍然能够忍辱坚持写完《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作为有着远大抱负的史学家，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欲著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史书。可是命运不济，偏偏让他遭遇这样的刑罚。在遇难之际无人帮忙，由此看尽了世态炎凉。这时如果不是心怀理想，恐怕司马迁不会隐忍苟活。可以说著《史记》成了司马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从他所著的《史记》中可以看出其对许多命途多舛但不向命运屈服的历史人物的称赞。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想效仿这些命途多舛仍能够千古留名的人。这里是受儒家“显身扬名”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身上还显示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品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受儒家这种“大丈夫”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才能在遭受磨难后坚持著作，最终著成流传千古的史书。
二、《史记》创作的客观环境
（一）史官文化的发展
司马迁的先世多为史官，他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官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史官掌管天文术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宗，经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史，官文化渐趋成熟，两汉时期正式确立史官修史制度。汉代史官的规模扩大而且有了专职，这是汉代统治者看到历史延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史学的表现。历史是对历朝历代兴衰荣辱的记录，对先前历史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治理当今的国家。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论语·为政》篇记载：“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儒家对历史承继的重视。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说历史资料和熟悉掌故的人不多，不能对夏殷两代的历史进行验证，所以孔子作《春秋》以使历史得以延续，能够为后人提供借鉴。司马迁仿效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在这种史官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儒家修史以使历史承继的功能。太史公（司马迁）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不敢让历史成为空白，所以承其父命，呕心沥血著作《史记》，从今天看来《史记》也的确发挥了它的作用，成为先秦到两汉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二）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
儒学自产生始就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创作《史记》虽然是史学家的行为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的影响。汉初刚刚经历过战争百废待兴，为恢复社会秩序，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上升才有所改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汉初黄老之学影响下的社会，所以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中有明显的尊崇黄老的思想。虽然司马谈去世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已经有25年了，但其基本思想早已成型，所以司马谈在思想上主要还是尊道的。司马迁曾经师从董仲舒，而且其生活的时代几乎与儒学独尊同时，所以司马迁的思想上儒学色彩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篇章中有很好的体现：司马迁不仅把孔子列入世家，而且为孔门子弟做传，还有《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一部史记简直就是一部儒学史。司马迁开了专记“儒学”的先例，而且对书中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梁启超则有“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的说法。
虽然说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司马迁对儒学的推崇并不是完全遵照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在全国推行，这里的儒术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适应统治需要的思想，具体说来是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需要的“公羊学”学说。董仲舒的儒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色彩浓厚，但是司马迁所尊的儒学更加注重人事，更接近先秦时期的儒学。虽然其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但总体而言司马迁更强调人事的作用。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天给予批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这里司马迁强调人事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理念是相通的。可见司马迁所尊崇的儒学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也不能排除董仲舒对其的影响。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来看，《史记》在很多方面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学在两汉时期逐渐成为正统，自此儒学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史学当然也不能免受其影响。从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来看，司马迁虽然受其父尊道思想的影响，但其尊儒的色彩更加浓厚，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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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学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后中国几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在鲁国，但其先祖为宋国人，《史记·孔子世家》《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编年》《孔子家语》《阙里文献考》等史籍多有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封殷帝乙之长子、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于宋，建立宋国。《孝经·开宗明义章》记载：“孔子，其先宋人也。宋湣公有子弗父何，长而当立，让其弟厉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为宋卿，生孔父嘉。嘉别为公族，故其后以孔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父，睾夷父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也。”
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周代为宋国故地。孔子的先祖为宋国人，孔子为祭祀其先祖，常往来宋国，后人在孔子先祖封地（或采邑）河南夏邑县建有孔子还乡祠。春秋后期，孔子为宣扬其儒家思想学说，携弟子周游列国，多次过往宋国，在商丘留下其活动的足迹。
夏邑孔子还乡祠
孔子还乡祠位于河南省夏邑县城北6公里的刘店乡王公楼村西侧。据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孔氏先茔记》碑文记载，孔子还乡祠在宋金时期就已存在，后因年久失修而毁坏。1993年，夏邑县人民政府重修孔子还乡祠，占地近300亩，新修的孔子还乡祠为一组仿文庙之制的建筑群，包括影壁、棂星门、戟门及其两侧的金声门、玉振门、杏坛、东西庑殿、大成殿、崇圣殿、官厅等部分，院内碑碣林立。2008年6月，孔子还乡祠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明嘉靖《夏邑县志》及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邑知县孔子第74代孙孔繁洁撰写的《重修还乡祠记》等志书、碑文记载，孔子先祖自4世至10世祖皆埋葬于还乡祠附近。孔子为祭祀其先祖，常往来宋国，后人为纪念孔子还乡祭祖而在其祖茔地建筑孔子还乡祠。
孔子在商丘的活动足迹
1.永城孔夫子避雨处及夫子庙
孔夫子避雨处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东北33公里的芒山镇夫子山南麓，相传孔子周游列国自曹国至宋国途中曾在此避雨。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孔夫子避雨处东南20余米处建有夫子庙，立碑而祀之。2000年9月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孔夫子避雨处及夫子庙（又称芒砀山文庙）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孔夫子避雨处为一处天然石崖，东西面阔15米，南北进深7.50米，外口高4米，自外向内依次渐低。石崖内中间置孔子石雕像一尊。石雕像高1米，孔子屈膝盘坐，拱手缩颈，石雕像雕于何年不详。清末，在石崖外口垒砌石墙一道，围成一石室，室门上横嵌匾额，阴刻隶书“化成悠久”四字。室门两旁各镶嵌一古钱状石窗。崖前现存明万历年间所立石碑一通，因天长日久、日晒雨淋，其上所刻文字模糊难识。
孔夫子避雨处东南方20余米处原为一处宽敞石平台，相传当年孔子曾在石台上晒书，故名晒书台。后人在台上建庙宇一座，称为文庙，又叫夫子庙，殿内塑造有孔子、颜渊、曾参、孟轲、子思五人的雕像。夫子庙始建年代不详。根据庙内所立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子67代孙孔毓圻撰写的《重修夫子庙碑记》和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孔子70代孙孔昭焕撰写的《勒名碑记》记载，夫子庙明末曾遭兵焚，说明此庙至晚建于明代。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永城知县周正纪募捐重修夫子庙大殿五间。清咸丰、同治年间两次被战火摧毁，并重修。
现存夫子庙为清末建筑，坐北朝南，由启圣殿、东西厢房和大成门组成。主殿启圣殿，硬山灰瓦顶，面阔五间（19.20米），进深四间（13.20米），殿内梁架为七步梁带前后双步梁，启圣殿前廊木梁下有四根八棱石柱擎檐。石柱正面阴刻永城知县陈梦莲所题楷书楹联：“德配天地备高明渊博之大，近圣人居若此其甚；道呈古今统二帝三王之傅，中天下立无得而逾。”东西厢房各面阔五间（13.74米），进深一间（4.80米），前房檐带廊，房内梁架为五架抬梁式木结构，硬山顶，灰瓦屋面。大成门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9.80米），进深二间（4.40米），房内梁架为抬梁式木结构，硬山顶，灰瓦屋面，前后房檐各用两根八棱石柱承擎，两前房檐石柱正面阴刻一副楷书楹联：“宫墙数仞不得其门终外望，砥平直矢能白是路即中行。”
2.睢阳区文雅台
文雅台位于商丘古城东南约0.5公里处，原为高出地面的台地，是为了纪念孔子由鲁过曹适宋在台上讲学习礼而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蛙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
文雅台台高1.50米，南北长150米，东西宽80米，台四周沟池环绕，台上原建有纪念孔子的祠庙建筑百余间，清代以前的文雅台建筑在“”期间被全部破坏。2003年，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多方筹资，在原址上重建文雅台部分建筑，现已恢复重建有山门、大殿、习礼亭等。2006年6月，文雅台被商丘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睢县承匡城故城遗址
承匡城故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睢县西南15公里的匡城乡匡城村北，为东周时期宋国城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秦康公假借刚刚即位的周匡王之名在匡地筑城，后交给宋国管理，故名承匡城。秦朝在此设承匡县，因承匡城之地卑湿，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今河南瞧县县城），承匡城遂废。《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匡，谋诸侯之从于楚者。”《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牧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上述文献中的“承匡”或“匡”，均指宋国城邑承匡城。
［关键词］孔子；儒家学说；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05-03
孔子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儒家学术思想的创始人，甚至被誉为“素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孔子生活的时代，他并没有享受如此待遇，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转而把心血用于学术及教育上，最终成就了文化史上的孔子。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升沉不定，扬之者九天，抑之者深渊，而他们所言的孔子其实也至多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后世之人所言孔子及儒家学派时采用的方法多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一、孔子的真实身份
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代学者李零在《孔子符号学索引》[1]一文中指出，孔子是个孤独的“丧家狗”，精神上的孤独，无家可归的漂泊，是他最大的特征。孔子身上有殷商贵族的血脉，但是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他身份低贱，却又古道热肠，试图恢复周礼，维系日益衰落的社会秩序。孔子到处游说诸侯，宣讲他的学说，但是不被看好。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一路奔波，在前往郑国的途中与弟子走散了，被别人看作丧家之犬，孔子的弟子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也认为自己就是丧家之犬。
孔子是“丧家狗”这个提法虽然多少有点对圣贤大不敬，并且业已引起诸多国学爱好者的不快，但是所云基本上也是符合孔子生前的实际——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精神无处皈依。从这个角度理解，基本上是可取的。对孔子生平事迹勾稽较全且较早的资料公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系殷商贵族后裔，可到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大抵是实情，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然，孔子并没有因为身份卑贱与生活不幸而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选择了恢复古礼，试图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他一是自学，一是访学，逐步积累了自身的文化资本。《史记》中曾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相传，孔子还向师襄子学习鼓琴，问礼于老子等。孔子学成，本欲将所学付诸实施，恢复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包括周游列国，向其他诸侯兜售其学说并不被看好。
所以，笔者以为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中对孔子的界定较为合理，即“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这两者才是孔子的真实身份。而给孔子冠上“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其实是不符合孔子生前实际的，此诚如匡亚明先生所言，孔子“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2]。尽管孔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些在其生前并没有达成。身份是相对于他人社会而言的，任何一个身份符号的达成，必须要有一个接受这个身份符号的客体对象，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这一身份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也即沦为空洞能指。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并没有为施政者所接受，也就是说其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并没有被别人接受（尽管他曾经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只是他自己在竭力争取而已。于是孔子转而将心血倾注于教育与著述，希望由门生弟子实现其人生抱负，其主要身份已是教育家。“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意义所必须，是表述与接收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3]孔子广收门徒，将贵族上层社会垄断的知识文化普及到下层社会，因为教学，故而整理了前代的文献典籍，形成了《易》、《诗》、《书》、《礼》、《乐》、《春秋》诸教本，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可取的。[4]因此说，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其人生理想是通过恢复西周礼乐来重建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还原了孔子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容易把握后人所云的孔子及儒家学派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孔儒。
二、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升沉
孔子生前为其政治理想奔走，最终以失败和失落告终。孔子死后，礼崩乐坏尤甚，战国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对非议政治的儒家学人以优待，反而坑杀了不少。到了汉代，平民出身的刘邦一跃登位，做了皇帝。刘邦出身低贱，没什么高贵的背景，以至于史家为了给他找点高贵的血统，说他是其母刘媪与龙产下的儿子，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与班固的《汉书?高帝纪》里面皆有明文记载，此当然是故弄玄虚，其目的无非是给刘邦找点装点身份的门面而已。
1、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 喻高尚的德行。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有“喻以崇高的品行”之意。后以“高山景行”比喻崇高的德行。原出于《诗经·小雅·车辖》。
2、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使本来的意思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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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孺子不可教也的意思是：这个小孩子愚顿,不能举一反三,所以给他讲道理也是对牛弹琴。
2、详细解释：“孺子不可教也”原是“孺子可教”,出自《史记·留侯世家》.但世人常与《论语》里“朽木不可雕也”搭配,以致误认为是孔子说的.孺子,主要指小孩子.本身并无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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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中学语文的重要板块，我们在阅读和讲授文言文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词汇，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古代的字义和词义，所以，训诂学对文言文的教学至关重要，下面试着从四个方面谈谈训诂学对文言文教学的作用。
一、运用形训，建立词义和字形的联系，直观其形象
形训，是训诂的重要方法，又称以形索义，就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解释字义，这种训诂方法是根据汉字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其形体和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造字时字的基本意义往往可以从字形的分析中显示出来。而且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用汉字记载的古代汉语书面语言，基本上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因此，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的词，除了有音、义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形”的外在要素，这就是形训的理论根据。例如：
（一）苏教版高中语文《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元”字，在这里是“脑袋”之义，这个字的古字形是“”，本义是头，下面是个人形，上面的圆形指示人的头部。“丧其元”就是丢脑袋。这一字形形象而生动，令人过目不忘。
（二）文言文中的常见词“及”。“及”字的古字形是“”，整个字形像一支手把人抓住，其本义是“追赶上”，引申为“达到”，再引申为“到那个时候”、“趁这个时候”、“趁着”，再引申为“涉及”、“到”、“与”等等。
（三）苏教版高中语文《孟子·粱惠王上》：“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走”古义是“跑”，这里应解释为“逃跑”，很多学生往往受今义的影响理解为“行走”。“走”古字形作“”，像人跑时两手大幅度摆动，与现在的“行走”义不同。而“行”的古文字形作“”，本义是“道路”。“行”供人行走，因而引申为“行走、行进”。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如果能展示出“走”和“行”的古字形，学生便能更好地理解并加以区别这两个字的古义了。
二、运用声训，建立词义和字音之间的联系，有效掌握通假现象
声训，又称音训、因声求义，是通过汉字声音线索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被释词与用来解释的词之间往往音同或音近，或双声或叠韵。中学文言文中通假现象普遍存在，辨识通假字历来是中学文言文教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同时也是一个教学难点。我们在教学中可以运用声训帮助掌握通假现象。例如：
（一）《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归”通“馈”，赠送。“归”与“馈”韵部相同，声母相近，是叠韵通假关系。
（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中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课文未给“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也未注。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把“借”理解为普遍的“借进”义，联系语境，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装满自己的书架呢？细细想来不合情理。《诗经·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籍”，“籍”的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说文》：“藉，祭藉也。”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1]“借”上古属铎部精纽，“籍”上古属铎部从纽，“借”与“藉”为叠韵通假。“借书满架”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
三、运用训诂学的知识可以订正中学文言文教材中错误的注释
根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初高中的文言文教学始终将字词教学确立为文言文教学的重点，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对字词理解的准确与否至关重要，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句子乃至全篇的认识和理解。中学课本里的文言文注释绝大多数是正确可靠的，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订正。例如：
（一）人教版八年级下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课文解释“县官”为“官府”。这种解释显然不准确，据考察，“县官”一词出自汉代，最初是对天子的称呼。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又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后来也泛称朝廷，如《史记·景帝本纪》：“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2]《汉书·食货志》中晁错的《论贵粟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3]
（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孔雀东南飞》：“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举手长劳劳”课文注释：“举手告别，忧伤不止。”[4]注释将“举手”就理解为今天所说的“举手”，对吗？《汉语大词典》解释“手”其中一个义项是通“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知其罪，授手于我。”洪亮吉诂：“惠栋曰：‘手，古首字。’……今案《家语》作‘授手于我。’”由此可知这里的“举手”应是“举首”，就是“抬头”。
四、运用训诂学知识可以指导我们弄清文言文中词语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词汇和词义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学文言文课文中，某些注释虽无大错，但仔细推敲起来却总觉勉强，利用训诂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课文中词语的确切含义。例如：
（一）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间”课文注释为：“小路，名词作状语，从小路。”[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怀其宝，间行已去。”司马贞《史记索引》：“间行，犹微行也。”《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史记·魏公子列传》：“侯生乃屏人间语。”《史记》中的“间”用在动词前面常作“暗中、秘密”的意思。所以“间至”译为“暗中回到”更好。
（二）人教版语文必修三《师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师襄”课本注释为：“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向他学过弹琴。”[6]这个注释不是很准确，按这样的注释，学生很容易认为“师襄”是姓“师”名“襄”的人。这里的“师”应该是乐官的称谓，翻译为“一个叫襄的乐师”。在这篇课文中提到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春秋时期，“师”原指“乐官”，例如《太平广记·王子年拾遗记》中提到的“师延”、“师旷”、“师涓”等，这三位都是当时的乐官，但他们都不姓“师”。这里注释应该注明这种特殊身份，以免引起学生的误解。
注释：
[1]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司马迁.史记·孝景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448.
[3]班固.汉书·食货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5]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老子其人其事，传闻多于史实。司马迁《史记》为老子作传，说老子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管理王室图书。周室衰微，辞职西去，至函谷关，在关令尹喜的恳求下，著书上下篇而去，不知所终。在诸子百家创始人中，老子的事迹最不为人所知。民间传说老子寿至160多岁，或云2D0多岁。司马迁将信将疑，最终还是将这个传说写进了《史记・老子列传》。
老子的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1973年，湖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帛书，其中有两部《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四方乡郭店一座战国墓出土的竹简，也有《老子》三篇。敦煌出土文献中有60多种《老子》。郭店竹书《老子》最早，最能反映老子的思想：其它版本的《老子》，有道家后学的增删。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这是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对老子的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老子的这种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老子》的“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以“自然”为准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以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为人类行事的准则与规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思想可给今人以更多的启迪。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尽管思想观点各有不同，但其思想建构之目的，用司马迁的话讲，皆“务为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亦然。班固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
老子倡言顺乎天道自然，不论是一个人的成长，还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要自然而然，不要强加干预。他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有为，认为世道浊乱，皆由有为。“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即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凡是违背了“无为”要求而肆意妄为、强力作为的一切“有为”行为均是老子痛斥和反对的。以“无为”达到“无不为”，是老子的理想。“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他形象地说：“治大国若亨小鲜。”烹小鱼不能多翻动，否则那条小鱼就容易翻烂了。治理一个国家，也是这个道理。
无为而治、善待百姓，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战国之时经过“稷下先生”的改造，原始道家思想发展为黄老思想。每当兵燹之后，经济残破，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就派上了用场，成为医治战争创伤的灵丹妙药。最成功的实践是刘邦及其子孙。汉承战乱之后，满目疮痍。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刘邦君臣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惠帝二年(前193年)，曹参接替萧何出任相国，萧规曹随，奉行无为而治。《史记・曹相国世家》记录了一着民歌：
萧何为法，颟若画一；
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由此可见百姓之欢欣。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即位，经济繁荣起来。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亨，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经济的大繁荣，是因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也即无为而治。这是老子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当然，老子为实现无为而治而提出的主张也有消极乃至错误的一面，愚民即为其中之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儒、道两派创始人对礼义上的看法是对立的。从今本《老子》来看，儒家追求的仁义道德，被老子斥为丧身、败家、亡国、乱天下的不祥之物。“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从考古发现来看，老子与孔子并不两立。如郭店竹书《老子》有这样一句：“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绝知弃辩”，帛书及今本《老子》作“绝圣弃知”；“绝为弃作”，帛书及今本《老子》作“绝仁弃义”。儒、道分道扬镳，可能是战国以后的事。
万物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是《老子》的一大特色。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
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两两对立的概念在《老子》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如巧拙、动静、盈冲、枉直、少多、敝新、雌雄、轻重、废兴、取与、贵贱、进退、成缺、辩讷、寒热、损益、正奇、虚实、洁浊、存亡、亲疏、主客、终始、治乱、成败等等。
在对立的双方中，老子特别强调“柔”、“弱”的一方，鄙夷“坚”、“强”的一方。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坚强。万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弱胜强，柔胜刚。
与贵弱尚柔相辅相成的，是积少成多。“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厌弃世俗社会，向往那质朴原始、小国寡民的世界。
[关键词]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9-02
画像石是汉代墓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出现于西汉晚期，兴盛于东汉，后极速衰落。在这几百年间，画像石遍布全国各地，其风格、题材和雕刻技术异彩纷呈，是汉代雕刻及美术发展史中辉煌的一笔，也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思想等方面的记录保留了重要而直观的材料。
画像石主要分布地区集中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在天津、北京、浙江、安徽、湖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画像石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一之一就是历史故事。“孔子见老子”题材画像石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约占发现总数的80%。①本文主要目的是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作全面分析，以探索这一题材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复杂社会背景及意义。
孔子和老子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弟子活跃于当时社会之中，通过努力宣扬各自的精神信仰以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从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儒、道两家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斗争。山东地区是儒家的起源地，也是儒家思想兴盛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汉末道教的起源地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下，画像石的发展必定受到当时多种因素的影响。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先秦和两汉时期就已经有文献记载。《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②《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罔，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D。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④《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类似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孔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⑤此外，在《潜夫论》《韩诗外传》《白虎通》等文献中也有简要记载。
从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孔子见老子”历史故事在汉代已相当普遍，但这一历史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墓葬的画像石题材中，它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怎样的思想认知，这些是“孔子见老子”画像题材所能反映的重要信息，但也可以说现在还很难明确这种信息的实际内涵。为此，我们应先从画像材料本身入手。
首先，“孔子见老子”画像在人物布局方式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子及其随从拜见老子，在这类画像中，孔子带有较多或几个随从，而老子则独身一人，在孔子和老子中间还有一儿童，一般认为是项橐；第二类是孔子及随从拜见老子及其随从，这类画像中老子身后也会跟随几名随从，有时随从数量也会很多，整个画像的跨度非常大；第三类是孔子拜见老子，皆无随从。
其次，在方向上，画像上既有孔子左、老子右的布局，也有孔子右、老子左的布局，但这只是我们现在所直接看到的一个平面画像，如果将画像石放置在原本的位置上，可以发现本来的位置其实并不仅仅是左右关系而已。可以确定原来方向的画像石有皇圣卿东阙北面画像、功曹阙北面画像、武氏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武氏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武氏祠前石室后壁东段承檐石画像等，其构图都是孔子处于东方，老子处于西方，或许这样的构图并非出于一种偶然，而是表现孔子从东方而来，前往老子所在的西方问道，这应该是对历史现实的刻画。如果上面的推测准确的话，这些画像构图上的方向设计也就很有可能会趋于这种一致性。
第三，在图像配置上，“孔子见老子”画像经常与其他历史故事以及车马出行等画像共存。东汉早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主要搭配升鼎、周公辅成王等历史故事；而至东汉晚期，画像石上则出现东王公的形象，并且东王公画像通常置于画像石的第一层。从这些画像题材来看，这种搭配应当是一种习惯性的组合，或者是当时这一地区部分工匠习用的一套底本。因而，“孔子见老子”画像并非就一定是为了反映孔子谦而好学的精神，至少在墓葬中并未有这种目的的合理解释。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同于“周公辅成王”、“升鼎”之类的历史故事，在当时的民间可能普遍流行且为大众熟知，因而工匠在画像创作的选择上也更倾向于这种更容易被接受的题材，而这种题材的形式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固定范式。
有的学者试图从道教升仙的角度来解释汉代画像石中出现“孔子见老子”画像的原因，“当时人们相信老子是最高的道神之一，孔子及其弟子们在成仙之前，也曾拜见老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太上老君’的老子，已具有与西王母比肩而立的‘常治昆仑’的崇高神格地位，而孔子及诸弟子拜见老子后均已成仙”。⑥如果这里不说东汉时期老子是否已成为比肩西王母的太上老君，直接从画像的角度观察也得不出老子和西王母已具有同等的地位。前文已指出，东王公的出现往往占据画像布局的第一层，东王公和西王母相对，而“孔子见老子”图像则并无固定层位，有时也会处于底层。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孔子见老子”画像与东王公画像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只能说在东汉晚期“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出现东王公的题材可能受到了早期道教的影响，而在此之前更多的图像是搭配升鼎等历史故事和出行等题材。
同时，“孔子见老子”画像中，作者显然刻意凸显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孔子及其众多随从往往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而老子则经常处于图像边缘，这种不对称也和老子重要身份这一认识矛盾。这反而反映了当时在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士人对“孔子见老子”这一画像题材的再认识和重构，以突显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的地位。
在孔子和老子之间通常会刻画一手推滑轮另一手指向孔子的幼童，似乎已成为这一题材画像的标配。这一人物一般被认为是项橐，但历史记载中“孔子见老子”时并无项橐存在。据传项橐是鲁国的一位神童，《战国策・秦策五》记载：“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⑦或许是为了表现孔子谦而好学的精神，而正与拜见老子有着类似的主题，就逐渐将二者融合在一个画像之内。这里有两幅画像或许可以印证这种猜想，即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图1）和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图2）。这两幅画像同出于一阙身，北面画像为孔子与项橐，南面画像为孔子及其随从与老子，说明在当时孔子与项橐的故事也是独立于孔子见老子而存在的。这两个故事可能会合在一起，也可能会各自独立，或许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还有节省画面版幅的考虑。在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中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在这幅“孔子见老子”画像中，孔子的形象特别矮小，其身后的随从反而特别高大，至于出于何种意图似乎很难说清楚。
总体来说，汉代山东地区“孔子见老子”画像数量较多，出土地点也较集中，主要为嘉祥一带。画像的构图方式基本相同，为孔子与老子相对而立，中间或有一幼童，这应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模式。而作为当时该地区较容易接受的题材，“孔子见老子”画像的出现可能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孔子好问精神的反映，而是通过这一故事将二者共同纳入一个画像中，或许反映了儒道两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情况。⑧当然孔子的众多随从可能是出于墓主的个人意图或工匠的创作，这应当是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强烈的结果，而东汉晚期在这类画像石中搭配东王公等画像则是受到早期道教的影响。但依然有很多问题仍未解决，这些在前文也已提到过，因此，对“孔子见老子”画像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这就有待于今后更多的科学考古发现。
[注 释]
①⑧李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②〔清〕王先谦：《庄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③许维y：《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2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0页。
⑤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9页。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关键词】 孔子/易传/春秋
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
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 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
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 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 可见孔子立志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 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
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
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 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著，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
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
“《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同前，第1477页)[6] 不仅明确区分了《易》之成书的三个阶段，而且指出《易》理出自孔子。
《易》本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乃据卜筮命中率较高者所整理，虽然《易》的作者在卦序的建立与排列上有整体的理性及一定的哲学思维(如世界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观念)，但其卦爻辞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卦辞间本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自孔子作传后，方赋予其统一的易理。这恰为今所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
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 孔子说出了他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这段话，不仅印证了朱熹的推断，而且与今本《易传》正相参证。
如《乾卦》卦爻辞：“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第13页)[7]《乾》之卦爻辞只讲凶吉，其“九三”爻的“终日乾乾”究是何意，并不十分明确。而《易传》作者则解其意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同前，第14-15页)[7] 将讲究神道天命为主的卦象，解为以人事为主并强调君子道德修养的道德论，这不能不说是对《易》的根本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易传》中有直接引孔子之语以解者：“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同前，第15-16页)[7] 证实此种思想观点，出自孔子。将占凶吉的卦爻辞，解释成君子进德修业和自省修政的教义，这可以说是孔子对《易经》的独具匠心的“窃义”。
笔者认为，孔子对《易经》的“窃义”与他作《春秋》的“窃义”，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338页)[8]
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窃义”的？这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而至今依然烟深滓重是非不明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解决，故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深入。在《易》学研究上同样如此。笔者深感有一辩是非的必要。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就是对《春秋经》进行“一字之褒贬”的“笔削”，以便显现其“微言大义”。对此，其实早在唐代刘知几就以“惑经”为名，对其提出“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的责难。朱熹、郑樵也都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朱熹说：“《春秋》只是直截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1480页)[6] 郑樵痛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第1905页)[9]
但至今还有论者引《史记》中的“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第1943页)[2]，以明孔子“修”《春秋经》①。其实，这段话与司马迁别处所述的孔子《春秋》矛盾，很可能出自后人插笔。《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称孔子所作“《春秋》文成数万”(第3297页)[2](而《春秋经》文仅一万多)，“《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亦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笔者)。在详述孔子作《春秋》渊源与影响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首提《左氏春秋》，而一字不提被认为是《春秋经》“嫡传”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反之，《史记·儒林传》述《春秋经》的流传源流时，则唯提《公羊传》《谷梁传》，只字不提得到孔子《春秋》“亲传”的《左氏春秋》。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春秋》绝然不是《春秋经》。笔者于拙著《〈春秋〉考论》[10] 中以先秦两汉以来典籍中的大量史料考论，全面批驳传统成说之谬(由于问题重大，涉及面广，此不赘)，指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传统经学家所说的《春秋经》，而是内容和思想都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部独立的《春秋》。孔子因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不可以书见”——不能把书给学生看，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孔子《春秋》——笔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510页)[2] 这就是说孔子《春秋》被左氏为存其“真”而改编成了《左传》(考《左传》中弑君恰为三十六，亡国恰合五十二，这说明《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源自孔子《春秋》)。换言之，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不表现在《春秋经》，而表现于《左传》。
从《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考见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之迹[11]。例如，《国语》与《左传》都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史实，而二书之内容与思想倾向大相径庭。《国语》中之管仲大谈法家路线，“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修旧法”，推行“轨长制”(《国语·齐语》)[4]，富国强兵，以实现争霸理想。而《左传》中的管仲则极力提倡招携以德、怀远以礼，宣扬德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劝阻了齐桓公武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 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
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
《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
《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
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
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 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 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 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
三、孔子传《易》对其作《春秋》的影响
对《易》的研究，使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产生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
《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98页)[3] 这段话似乎可以反映孔子读《易》作《春秋》前即五十六岁之前其治学教学的特点。孔子前半生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学术目光未及“性与天道”，故学生“不可得而闻”。而学《易》之后，他把目光扩展到了“性与天道”，从本体论上为其仁学理论找到了基础，并建立了“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大大升华并完善了他的儒学理论体系。
帛书《要》记载：“子曰：‘《易》之道，[存乎其辞也。其用者，]此百姓之道[之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者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之，故为之以八卦。”[1]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易》之道的朴素唯物与辩证的诠释。用《易》占凶吉，这是百姓的实用，而真正的《易》之道，在于懂得天地人道万物内部阴阳刚柔间相对立相转化的道理。今本《易传》之《说卦》与这段话正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93-94页)[7]
天道讲“阴阳”。所谓“阴阳”即《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对天道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抽象。阴阳之道，乃天地变化的必然性。《左传》(亦即孔子《春秋》)中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对阴阳的范畴作了界定：“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第369页)[12] 这里特地明确将“阴阳之事”与“吉凶”之事区分开来，指明“阴阳”非关凶吉，一方面确定了天道“阴阳”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了“吉凶由人”的人事主观性，突出了“德义”的重要。这种朴素唯物的阴阳观正是孔子作《春秋》和传《易》的哲学基础。
上面所谓的“刚柔”，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7] 的万物之道。孔子称之为“地道”，亦即事物的“损益之道”。孔子戒其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要》第九章)[1]。“君者之事”即社会政治，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所谓“刚柔”，为君之道的“刚柔”“损益”，具体的说就是以“刚”(刑罚)、“柔”(道德)来治民。战国楚竹书《季康子问孔子》篇记载孔子之言曰：“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道)，逾则失众……好刑则不详，好杀则作乱。”[14] 这就是说，以“柔”德施民，民就能顺从，而用“刚”的刑罚杀戮手段，就会招致“作乱”，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君子要自“损”，自抑谦恭，“克己复礼”，才能顺遂成功。这就是“君者”的损益刚柔之道。
正是这种朴素唯物的宇宙观与辩证法，使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客观分析统治阶级大权旁落的原因，将其归结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没落。“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叔向曰：‘然。虽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况日不悛，其能久呼？’”(《左传》昭公三年，第1234-1235页)[12] 陈氏代齐，源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三家分晋，源于“庶民疲蔽，而宫室滋侈”。齐君残酷地剥削百姓，“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最终众叛亲离——借用《要》中之语，君“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而陈氏贷粮给百姓则大斗出小斗进，故“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可谓“损之始凶，其终也吉”。这与《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文言》，第18页)[7] 二者正相呼应。
《春秋》指出季氏专鲁，源于君室的世代腐朽：“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12]。“一阴一阳之谓道”，《大壮》“雷乘乾”，即阴乘阳，阴极而向阳变化，故“利贞”，利于坚守正道。任何事物都向其反面转化，故“艰则吉”。运用解《大壮》卦象，归纳出历史之规律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易》之《革》卦《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第60页)[7] 意与此相通。
《易》之道，使孔子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朴素唯物的本体论与辩证法的高度。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第14页)[7] 这里的“乾道变化，务正性命”，把天道变化与“性命”之“正”统一起来。又进而与道德相联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第93页)[7] 将“和顺于道德”与“穷理尽性”并提，这就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以“穷理尽性”为“命”之前提条件与途径，又将“命”的内涵客观化。《易传》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第93页)[7] 将天道与人事，客观性的“理”“性”与人伦的“道德”“义”统一起来。联系三者的桥梁是客观性的“性命”，指出《易》以顺从“性命之理”为目的，把“性命”与天理相统一起来。将宇宙万物的“天道”，与社会性的“立地之道”，及伦理性的“立人之道”统而一之，从而确立了他的以天道为基础，以“性命”为纽带，以道德为核心的“天—地—人”三位一统的仁学理论体系。
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对此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刘子(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左传·成公十三年》，第860-861页)[12] 所谓“受天地之中”亦即“天地之正”。命受于天地，性是命在具体之物的体现，而礼义的目的和作用是“定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第1457-1459)[12] 这段话全面发挥了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将礼视为天地之经义，顺从礼，就是“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性”亦为物本身所秉受于天地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第1016页)[12]“则昏乱，民失其性”，只有顺从礼，方能“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将礼乐与性、命联系起来，提到本体论的高度，并把自然天地之道作为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依据，这就为儒家理论建立了最高的依据，哲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子传《易》与作《春秋》，是二而一的事，是相互促成者。作《春秋》，是孔子学《易》的原动因；而《易》的学习研究，使孔子作《春秋》及其建立道德为本的儒学理论找到了本体论的基础；作《春秋》的过程，又使孔子在传《易》时，更一步增强了他的道德本体论。
注释：
①其实，杜预即已引汲冢《竹书纪年》所书“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经传后序》)据《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有人将句子断至“无召王”，则明显语气未完整。《史记·周本纪》亦有相关记载，明其为史官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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