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1: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司法改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自清末变法以来,器用之争、中西文化论辩、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学术思考。在刑事司法改革的大潮中，许多人想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成与原来完全不同、同时又能与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区别的一种制度,但无情的现实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过去曾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如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证据法学中的核心地位、被刑事指控者的“如实陈述”义务等。从国际背景看,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人权普遍化、法律世界化带来的影响;从国内背景看,这种观念的转变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关。显然,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既应对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作出回应,也应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观念更新、学理递进的演变。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既要考虑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要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现实需要。
如何将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与现代性融会贯通,如何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是摆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初步建立了一种混合式的诉讼结构。针对这种状况，一些刑事诉讼法学者试图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模式作出理论回答。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在司法改革中应奉行“相对合理主义”,这是对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表述。其理论前提是视国际标准为普适性公理。他认为,中国目前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因此,只能采取相对合理主义，“不求最好,只求较好”。[1]卞建林教授提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在全球化的、现代整体社会发展的视野下,现代化的刑事司法所应体现的品质有二：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二是对程序正义的强调。[2]左卫民教授则认为,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当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现代型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人权保障优先、诉讼职能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3]上述学术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认识。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论争一直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采取渐进或激进的方式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国际标准靠拢,也有少数学者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主张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改进司法制度。从总体状况看,普遍主义显然占了上风,但特殊主义并未从人们的心里彻底逸出,这或许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危机有关。但是,目前的改革仅仅侧重于对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和司法程序进行调整,基本未触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等体制性问题,作为现代司法制度基石的司法独立原则未能通过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而得到明显加强。一部分学者提出对刑事诉讼法要进行全面修正或者进行结构性改造,使其能够较长时间不变,以后只是作某些或个别调整。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进行大修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技术准备也不足,进行大修缺乏相关制度以及实际条件的支持,而且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主张进行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即以大修为目标,近期实行中修,而后再视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变革。
从目前的讨论看,再修正《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主要包：(1) 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改造再次起诉和再审制度；(2)赋予被指控人沉默权,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会见在场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法庭言论豁免权；(3)改革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证人作证制度、强化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4)完善侦查程序,解决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控制、审讯程序的正当化、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法制化等问题；(5)完善不起诉以及变更起诉的法律规范,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实行比较灵活的量刑建议制度；(6)完善审判程序,调整庭前审查程序,完善庭审质证制度,强化二审开庭审理,收回死刑复核权,改死刑复核制度为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制；(7)强化刑事诉讼法得以严格执行的保障程序。尤其要就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刑事诉讼法的刚性。[5]从保障被指控人人权的角度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与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重点。
笔者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努力推动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例如,通过制度和条件设置,真正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改革审判前程序,实现对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尤其是对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在整体模式上应推动由国家权力独大的传统型刑事诉讼向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平衡的现代型刑事诉讼转换。在修正《宪法》尚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应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尽可能调整诉讼结构,完善制度规范,重点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而使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改善。在具体制度的构建方面,应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并以法治精神贯穿始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卞建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左卫民《:司法程序的基本特征:传统型与现代型之比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的起草思路、原则与框架》,载陈光中、陈卫东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第50页
[5]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一、司法的本质在于均衡
均衡概念常见于经济学论著，它是从牛顿力学理论中借用过来的。③“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驱策力”的影响，驱策力源自内心压力。饥渴、都是基本的驱策力。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策力能有效减少到一个能与有机体神经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法律“适合于减少驱策力和压力，使有机体达到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平衡状态”。④以“均衡”为目标的司法，实质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强制;人本、重习惯;独立、有尊严等丰富的价值特征。从结构功能视角，司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场域，以法官裁判为核心环节，联结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均衡互动。⑤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为中心，包含着法的规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释以及从事这些法的生产活动的法学家主体等要素，司法又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的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⑥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架中，现代司法似乎更注重国家成文法(制定法)对非正式制度(民间法)和非制度行为的权威性吸纳。潜藏在“自上而下”背后的，还有习惯法、民间法律行动、社会法律协商规范等对司法过程的深度影响。从运行机理来看，司法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顾盼往返的审慎过程，经常涉及到利益主体的价值衡量，个案具有政策意义，关系到“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⑦司法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权利冲突的化解与协调、权能资源的调整与均衡过程。司法权的运行包含了公权与人权的互动与均衡。司法公权通常以司法权力的形式出场。所谓司法权力，是法律权力和事实权力在具体个案中的伸展运用，它在内容上渊源于事实权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权力。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力的拥有者一般是公权的享有者，它不容被随意分配或割裂。任何权力都具有外形的公共性和内在的排他性。当司法权力制度化地为一个集团或群体垄断，我们便称，这个团体具有“司法权威”。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力合法垄断主体的外界肯定，司法权威通常与法律信仰紧密关联。当司法权力为特定主体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实上的惯习，便有了“司法权能”。司法权能是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兼具权力和权威的特色，从制度上维持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在司法公权内部运行的同时，司法人权也即公民基本司法权利也在不断进行“权能交涉”。比如，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司法请求权指的是享有基础权利的人权主体向特定的司法公权主体提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总和，包括自力救济的保有权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请求权能、强制履行权能等等。再如，作为一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正审判权”是一项与生存权、发展权并列的基本人权，它被视为由一系定的相互关联的权利组合而成的一项“集合权利”。又如，作为特别人权的“获得司法救济权”。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法律社会化浪潮的突进，人们愈益认识到，旨在解决贫困和边缘化群体在面对法律和权力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的“获得司法救济权”如同“公正审判权”一样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权。当司法公权与人权达到均衡，个案正义和规则正义均可无碍实现，司法权的均衡本质也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了。如果把司法仅仅理解为司法权力，当然，中国的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党、人大、检察院等主体的政治与法律制约。但是，如果将司法权解释为人权和公权博弈均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包含了独立、终极的司法人权，法院审判权等司法公权能否在司法人权的框架下建构一个中立、权威并兼顾人情和效率的独特场域，的确事关重大。站在司法均衡论的立场，司法独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有关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均衡本质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为司法改革窘境的突破找到新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逻辑与策略均衡达成制度与文化均衡，实现司法本质的制度复归。
二、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法治逻辑不能停留在纸面的宣示，必须内化为行动的指南。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别，造成了沟通的困境，也为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提出了攻坚任务。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以法治的现代性为根基，着眼于现代司法体制在文化上与传统的融通，增强现行制度的实效因素，着力司法改革的现实操作，缓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与文化的紧张。从西方历史来看，近代司法体制的确立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和防范具有文化心理层面的紧密关联。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权力分割，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法治培育。西方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人们，对司法公权力无比细致入微的切分终归不是治本之道，正如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和部门划分不是真正的权力监督一样，司法改革的真正基础在于现代法治文化的支撑。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在西方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权力意志的痴迷信奉，导致了司法体系无法成为独立运作的公共领域。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赐予了官方以行政命令取代法理裁决的能力和胆量，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也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权力扩张的借口。在权力文化和人治逻辑的支配下，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构想难以落成，老百姓对司法的绩效评价持续走低，藉由更高的权力实现利益的渴求不断增长，无理上访与高发。探寻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必须深入到法治文化层面。⑧罗素早有预言，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问题。⑨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逻辑的优选路径，但它注定也是慢热和渐进的，需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对当今政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出了严峻考验。中国法治建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只要保持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司法改革会在法治逻辑的指引下水到渠成。但由于政治民主化的滞后以及法治逻辑的文化缺失，司法体制改革极易成为经济发展型的政治合法性工具。⑩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完全建成“法治国家”，正处于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接近司法主导的法治社会，这为公民提供了依据法律维护权利的希望。瑏瑡这种希望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条件作为保障，需要客观看待中国法治进程与司法改革的“特殊国情”与“基本特色”。由于历史文化、政经体制、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的司法改革内蕴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超出了西方司法理论与经验的适用范围，必须通过新的框架和路径加以描述和推进。综合逻辑论与策略论，我们可以推知，中国司法改革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与策略错位造成的制度与文化冲突。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逻辑，从文化层面重构司法权体系;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视域中，司法权本质上是司法过程中公权与人权的均衡过程。瑏瑣司法权的运行根基在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及其衍生的公权契约(委托)。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凭借自然权利自我裁判，后组成社群，为求公正与便捷，大家委托一批精英行使司法公权，但依旧保留着最后的裁断权利。司法之“法”，表层是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颁行的法律规范，但最深层的“法”还是那些普适、恒久的自然法，在当代表现为“人权法”。此点若不明确，或遭否认，司法体制便失去了根本的灵魂，会沦落为政治的装饰，成为公权专断的帮凶。反观中国，人们对“法”的定义和认识，一直都未能突破公权至上的人治逻辑。“法”，无论是圣人天子作，还是国会议会定，始终都是少数上层强加给多数下层的“规矩”，广大百姓不知“权利”的真谛，也难知“司法”的真谛。愚民政策最大的功效就是否定了基于人权的“公民司法”，并将它妖魔化为暴民造反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既然司法权可以分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两种形态，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改革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我们要建立统一和权威的司法公权体系，必须将那些非法非理的“司法权力”一一清除。党委审批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新闻媒体主导舆论审判，法学家唯利是图的“专家论证”……这些做法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散乱的司法权力主体。司法部门化、地方化、条块分割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权力独立行使的顽疾。“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掠夺化、掠夺利益公开化”，必然造成政府权威流失。瑏瑤弥散于各部门、各集团、各行业的司法权力都不受干涉，诸多矛盾甚至相互打架的司法公权力行使者在内部产生了极大的耗损，无规则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多输”。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建立统一、权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要强化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否则，司法独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团扩张权力的借口。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人治逻辑对应的是“专制结构”，政治专制与司法权威是互不相容的两极;法治策略对应的是“同意结构”，中国有限的司法独立即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瑏瑥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专制结构如果长期占据优势，法治就会成为人治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策略。专制结构中的行政首脑、军队、官僚、执政党等因素无不对司法的独立和权威造成致命影响。要克服专制结构对司法体制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中国政治“同意结构”对于司法权威的捍卫功能。首先是权力机关的司法保障功能。在中国，权力机关虽一般不直接行使司法公权，但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司法人权”，他们的独立言论，对人权法的审议和通过，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监督，都会对司法公权的独立行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权力机构虽非专门的司法公权机关，但它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司法保障职能。中国的各级人大，需要强化代表的司法人权代议功能，保证司法权威免遭行政权力的破坏和威胁，同时克制自身的司法公权欲望，对法官独立审判保持尊重和审慎。其次是公民组织的司法政策参与功能。社会各行业的协会、团体须独立于政治国家，它们构成了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根基。各公民组织可以积极探寻自身的司法权能，并积极影响司法公权的制度运作，在司法权运行中发挥政策参与的影响功能。最后是公共舆论的司法促进功能。现代政治的实质乃是沟通与认同，专制一旦曝于阳光、悖于民意，势必现出狐尾、露出狰狞，结果是与社会公众为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理性的公共舆论与暴民政治不同，它是基于人权保障原则的有序认知体系。与恶意的媒体炒作及舆论操纵大相径庭，它天然同情并支援司法独立与权威，不会造成“舆论审判”的恶果。
三、“司法均衡”:一个新的乌托邦?
出于对中国司法的切身观察，笔者强调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并非是为了对现实进行申辩，也不奢望制度理论的批判能换得改革共识的达成。笔者对现有司法研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身理论有何重大创见，在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一构想面临“乌托邦”的风险。“司法均衡”的方案，或许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均衡总归是难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现状。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重要的一环。瑏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对短期实现社会均衡抱有太大希望，尤其在中国司法深陷窘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必须相时而动，必须依靠有力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保障。这是因为，转型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国情背后，潜藏着治理哲学的深刻矛盾。法治意识形态并为转化为真正的行动方案，与当前中国实用主义的技术性专才治理并不合契。瑏瑧但作为一种理想构造，加之现实弊端的问题求解压力，许多“未来之路”的勾画不得不乞灵于法治意识形态的神光。如同并不客观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幽灵，法治在转型中国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吊诡。如果中国司法长期缺乏均衡的主线，势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司法场域势必被切割为政法的一个环节，或者干脆沿袭“阶级刀把子”的革命传统。一系列的恶果并非危言耸听:政党幕后指挥，政府台前执行，政治国家对公民社会绝对控制，公共领域结构缺失，独立个体精神消泯，无组织、无归宿的游民化、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公民政治关怀的消散泯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下，人治的逻辑绝不能通行无碍，法治精神绝不能反遭践踏。将人治与法治硬搭在一起，势必发生逻辑与策略的双重混乱:人治的效率优势受到法治抵消，法治的正义基础被人治破坏。其后果是，制度与文化冲突，心智与行为错乱。司法权既然可以理解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的博弈均衡过程，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独立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不需要西方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但并不妨碍追求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这种立足于逻辑与策略、制度与文化多重均衡的司法改革图景，既超越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的迷雾，也克服了中国传统人治逻辑的专断，它到底是一个美好可行的战略构想，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最后的结果，终归需要中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实践的客观鉴证。
作者：廖奕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谌洪果(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侯 猛(法学博士，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萧 显(青年法律学者)
杨 鹏(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
30年前，关于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30年后，变成了司法专业化还是司法民主化的命题。
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简称“三五纲要”)，与过去的司法改革大力倡导“法官职业化”的专业化改革倾向有所不同，“三五改革纲要”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列出六项任务来强调“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其中除了“完善审判与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两项是比较契合经典的司法特征外，“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完善涉诉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司法为民长效机制”等，则具浓厚的“中国特色”。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微妙转身。法学者对这种改革趋势表达了担忧和质疑。
“三五”司法改革：“专业化”转向“人民化”
《中国改革》：从形式上看，这次的“三五纲要”比及“二五纲要”、“一五纲要”，从50项改革减少为30项。同时在“三五纲要”文本开端，有“经中央批准”字样，这是前两个所没有的。请问，除了形式之外，三五纲要有哪些亮点?从整体上看，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萧显：作为指导法院未来五年改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三五纲要”的“亮点”是明显的：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这些都是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值得深入推进。
谌洪果：具体的亮点，比如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构建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数据库，加快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建设。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制度和执行案件信息的网上查询制度等。最根本的问题在改革思路上。
在“二五纲要”中，其努力的方向是要使司法工作相对符合司法的内在本性，即“体现审判工作的公开性、独立性、中立性、程序性、终局性等本质特征”。而“三五纲要”的着眼点是外在的评价标准，司法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至于如何满足，则不见有什么合理的制度设计。
侯猛：从总体改革思路来看，“三五纲要”不再像过去一样强调司法专业化，而是强调“司法大众化”和“司法民主化”，提出要重视民意和不忘“群众路线”；强调因应形势变化而调整司法政策的“服务意识”和灵活性，而司法的专业性、保守性、确定性、稳定性等法治原则不再被强调，这是很遗憾的转向。
《中国改革》：有人做出统计，在一五纲要中，“人民群众”出现2次，“人民陪审员”出现5次；在二五纲要中，“人民群众”出现2次，“人民调解”出现1次，“人民陪审员”出现4次。但在三五纲要中，“人民群众”出现高达21次，“人民陪审员”出现3次，“人民”单独出现3次．“人民利益”出现2次，“人民调解员”出现1次；在上述词汇中，“人民”共出现30次，是此前两个改革纲要总和的两倍还多。可见，三五改革的重点是试图建立满足人民需求的、符合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大局的司法体系。
侯猛：“三五纲要”的文本中，通篇没提“法官职业化”。不提也并非坏事，因为“化”这个词有“大而化之”的意思。相应的，“司法大众化”、“司法民主化”也不应该提。因为这样会显得非此即彼，两者不能相容似的。但可以讲法官职业、司法民主，这两者并不冲突。法院当然要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但如果脱离法官职业特点，一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那法院干脆就别要了，都改成人民调解委员会最好。对法院进行监督是有必要的。监督并非必然导致干预法官办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宪法所规定的“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文本严格来说，更像一个政治表态，好像不是或主要不是写给法官们的。
杨鹏：“三五纲要”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两不足”和“两虚一实”。所谓“两不足”，一是司法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不足，没有充分强调或保障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与独立化。二是司法的民主化不足，在陪审制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推进。所谓“两虚一实”，虚在什么地方呢?虚在法官的专业性及独立性上，虚在以陪审制为基础的司法民主上，实在什么地方呢?实在为司法政治化清除障碍，为政治之手介入司法审判提供便利。相比十年前的“一五纲要”，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
专业性，公共领域专权力量的天敌
《中国改革》：在最高法院的官方解读中，“三五纲要”的改革措施，是“一五”、“二五”改革纲要的延续。既然是延续，那么，我想知道“一五”、“二五”提出的改革规划完成了没?如果没有，推进到了哪一步?是什么原因导致其难以推进或干脆无法完成?
萧显：细心点就会发现，“三五纲要”许多内容，“一五”、“二五”纲要都曾提到，如提高法官待遇，加强职业保障，年年提，年年无法实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重复也就罢了，有些内容甚至开始“缩水”，如审判委员会改革，“二五纲要”要求先建立刑事、民事专业委员会，然后变“会议制”为“审理制”，真正解决法院审委会“判而不审”的现象，步骤、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三五纲要”却以一句“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和程序，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管理工作”敷衍了事。
与之相同的还有案件请示制度，“二五纲要”要求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变“下级请示”为“上级审理”，“三五纲要”倒是言简意赅，只说“规范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制度”，问题在于，关于规范案件请示，最高法院建国以来已经出台了十个文件，规范来规范去，无非是范围程序变来变去，对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改革意味着祛除或改造，如果只是政策松紧，范围进退，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
谌洪果：“一五”、“二五”纲要着眼于法官专业化和法院内部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成效，法官们也开始有了责任感、专业荣耀感和自信力。比如：死刑复核程序的收回顺应了民心和历史潮流；逐渐改革为人们诟病已久的“下级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做法”，让法官获得了更大的独立以及更大的责任；尤其在建立法官专业化的机制上做出了可喜的努力，比如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判案责任制，强化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职责。推进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办法，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和其他各类人员的专
业化建设。
之前的改革自然有急促失败之处。是什么原因导致其难以推进或干脆无法完成?这不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改革方向错误，充其量算是策略有失。“三五纲要”称“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制定者实际已经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即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因素根本在于“体制性、机制性、保障”，这种障碍是“司法”改革者们无法解决的。仅仅是司法改革无法撬动真正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社会不公正不稳定的制度问题，即政治体制问题。
杨鹏：如何判定纲要是倒退还是进步呢?我想这个标准就是“去政治权力化”。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社会公共领域完全由政治权力来垄断，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皇帝就是最高的审判官。所谓司法独立，在我看来就是审判权逐步从政治权力的控制中脱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自在的权力，按照自己的传统、规律而运作，司法权成为一个与政治行政权力并行的另一元权力。经济领域的发展，建立在专业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样建立在专业分工深化的基础上。法官的专业性及独立性及以陪审制为方法的司法民主化的实质推进，都是推进司法独立的力量，都有助于抗拒政治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扭曲。
公正源于约束和权力制衡
《中国改革》：多年来，司法机关发挥的作用未能满足相应的社会需求，司法机关在无法自主行使职权的同时又要承受外界的失望和不满。包括腐败和司法不公等问题导致司法信用不彰、权威难立。那么，司法改革的出路何在?
谌洪果：司法改革今后将如何走?我认为还是要区分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形势层面，二是专业运转层面。运动式治理的中国传统，使得任何一个初衷良好的改革都会变得半真半假。一方面必须作出文件式的改革，需要大学讨论，需要表态，需要在不危及法官职位的前提下牺牲职业的操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经过30年的法治建设，我们的法律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些积淀，法治的精神和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司法的运作也形成了一些无法改动的逻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各诉讼法都规定判决案件“以法律为准绳”。大多数一线法官不是官员，也非政客，他们在自身的业务和法律公正以及司法独立方面，依然在默默地捍卫着起码的职业尊严，在继续推动司法的技术含量。就算今后形势转变，我认为司法的希望就在这些普通的坚守职业伦理的法官身上。
司法改革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使国家启动这项工程的内在动力是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对与其相适应的新司法的呼唤。而改革的目的，就司法现状我的理解是：完善维权机制，树立司法权威和划清权力界限。这里不难看出法官独立一着棋与司法改革一盘棋的关系。一个经典的法官独立的提法来自《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三人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这种说法下法官是司法的标志，强调法官独立是突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受干扰的权威地位，有树立司法权威的意思，要法官不受干扰的“独立”，那就必须从制度上铲除干扰滋生的根源，这要借助对司法和周边相关部门的权力划分。笔者谨从这些入手，谈对法官独立问题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
如何树立法官权威
树立法官权威的切入点是法官资格准入制度，法官队伍应当是一个职业化，精英化的团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转业军人，社会公开招收的非专业人员占据法院的大部分位置，这是原因和旧的法观念（将法和暴力联系而非正义）造成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能停滞不前。全国统一司法或许可以当作是一个转折点，且不谈这一考试的具体的性实用性，单就把法官资格准入的考试统一到与律师一起，就足够勇敢和进步。
法官现在的形象如何？曾听人调侃：“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听者无须嚷嚷“片面性”，法官在民众眼中形象没有期望那么高确是事实，一两部歌功颂德的影视作品更不能成为治本的良药。现在，大盖帽被法袍取代，这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容忽视。置于大盖帽和军队式制服下的躯干更容易接受部队里的“命令”，“服从”概念，军人惯以服从为天职，难产生独立的思维。所以，法袍本身有何意义？西方可以用传统和文化来解释，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真正值得评价的是砸碎了大盖帽的暴力机关形象。还要说的是：披上法袍不意味的终止，社会在变化，法律法规在变化，法官是需要不间断的终身学习的群体，功利点说，裁判得当，民众的正当权利得到维护，才不会在看到身着法袍的法官时，有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法官独立的三层次论
法官独立的概念应划分为三个层次来阐述，最基本的是法官的物质源独立。就是说法官的工资，奖金及其它与法官生活相关利益的分配权力不应掌握在与司法机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手中。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同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对待司法机关的态度决定同级司法机关物质供给的多寡，这种状况下两者在利益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很容易导致司法地方化。垂直管辖取代块状管辖是解决的较好办法，由省一级政府负责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的物质配给，这还会产生额外效果，即可能有效保障法官利益获得上的平等稳定。
第二个层次是选任机制上的独立。宪法规定了人大是我国法官的产生和监督机构，民选看似公正，但隐藏着诸多不合理因素。任命权在立法机关，会使法官在处理纠纷时过于迁就民意，而当前一般民众缺乏法律的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这足以法官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态度。同时，前面提到过：法官队伍是高业务素质的精英化团队，选举法官不同于选举村民小组长或者社区主任，稳定的执业环境造就司法的高效。从司法改革的方向说，司法机构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应该扩大，人大的任免权当做一定修改。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没有军权，财权，对社会财富没有支配能力，仅有的判断职能尚须借助行政机关的暴力工具，明显的弱势地位需要通过扩权来实现自我保护。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能否谈谈求学的经历，包括上大学之前当兵的经历？
齐树洁（以下简称“齐”）：我高中就读于泉州一中。读高中期间，1972年11月征兵时报名参军，应征入伍，自称“投笔从戎”。那时从厦门出发，坐了10天9夜的军用列车到乌鲁木齐，分配在新疆军区某部队服役。1978年4月退伍，退伍后三个月，便参加当年的高考。当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结果却被法律系录取。后来才得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人民大学在期间合并过来的。“”结束后，人民大学要复办。我如果被新闻专业录取，那么就应该到人民大学读书。由于法律专业当时属于绝密专业，北大招生的老师认为我政治条件好，于是便把我调剂到法律系。
记：部队的生活对您影响也很大吧？
齐：在部队的五年是十分艰苦的，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初在部队的艰苦锻炼，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部队里强调的是对意志力的训练，不论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起来进行体能训练。冬天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野外爬冰卧雪一整天是常有的事，很多人嘴巴都冻歪了。有时连续一个月不洗澡，一两个月没有青菜吃。现在想想当时的艰苦生活，能够在戈壁滩上坚持五年多，完全依靠坚强意志和青春热血。
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是如何坚持学习的？
齐：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坚持学英语。当时我担任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每天熄灯以后，以编黑板报的名义坚持学习一小时。主要是背一本英文字典，虽然那本字典里面就只有5000个单词，但我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的地步。我一个人苦读英语，战友们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还是坚持学，认为以后一定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在部队期间坚持自学，当兵五年，我觉得知识量扩大了很多。
记：您那届那么多出色的老师和同学，谁对您影响比较大，或者印象比较深刻？
齐： 当年北京大学有很多传统是很好的。比如各系教师会到宿舍和学生谈话，了解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烦恼。梁西教授曾到我宿舍和我谈话，我告诉他说我喜欢中文，对法律不感兴趣。他鼓励我说，你喜欢中文读法律也是大有作为的，法律是综合性学科，文学能够对你学习法律有很大的助益。他当年的那番话使我非常感动，很受鼓舞。还有件事情，我由于部队锻炼的因素，冬天床上就只铺了一张草席。学校的后勤部门来巡视，发现这个同学很异常，这么冷的天怎么只铺一层草席呢？我当时不在宿舍。同学就开玩笑说这个同学家里很穷，买不起褥子。于是后勤部门就给我做了一床草垫铺在上面。我得知后很感动。一些很小的细节能够体现一个大学最内在的精髓。我工作以后，有了自己的学生以后，北大的很多传统我都继承发扬了下来。比如，我坚持给自己的学生送贺卡，鼓励他们努力学习，送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
记：您到厦门大学就开始从事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了吗？
齐：我来厦门大学时，法律系还没有开设民事诉讼法课，我是第一个讲这门课的教师。但我将民事诉讼法作为教学和研究方向完全是出于偶然的。1983年2月，我到司法部办的全国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进修了一个学期，回来后上课，教当时厦门大学法律系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1980级）。现在我成为厦大法学院资历最老的在职教师了。
“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拘束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来研究，就像那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如果研究什么就关注什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
记：您觉得在您的专业领域内有什么样的基本观点？
齐：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局限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研究诉讼法，就像有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视野要开阔，如果研究什么就只关注什么，就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我这几年的研究覆盖了大量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制度，如调解、仲裁、执行等。我的研究特点是注重实践，组织学生每年至少进行两次调研，调研后组织学生写书。这些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英国证据法》。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大使馆还专门发来贺信庆祝该书的出版。
按照高校的学术评估机制，学校看中的是写文章，。虽然我出了很多书，但是由于个人发表的论文比较少，影响到了我现在的教授级别。组织学生写书虽然并不迎合当今的学术评估机制，但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记：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如何评价中国当下司法制度的改革？
齐：现在很多学者对西方了解多，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少。包括高层的决策人士，他们很少在基层生活过，不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不了解百姓的想法。总结前段的司法改革，我认为确实有些措施脱离国情、脱离民众、脱离法律。比如，最典型的是证据制度改革，举证时限、对抗制、证据交换等，这些制度在西方社会可以运作，在中国运作却没有土壤。
我认为，司法改革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并且要节约司法资源，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几年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是关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2004年-2005年，我作为厦门市立法顾问，参与制定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第一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地方立法。这是一种地方性立法开创性的表现，为全国很多地区提供了样本。
记：当下，我国很多法院将调解作为一种指标，强调调解优先，您对此有何看法？
齐：在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纠纷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将调解优先作为一种法院的司法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你可以到东莞看看，这个小地方一年七八万个案件，只有几百个法官，有的法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要审理1000多个案件。在法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若不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强调调解，不强调依靠诉讼外机制和社会力量来协助解决纠纷，法院就无法承受案件压力，纠纷就无法及时得到解决。不仅是在中国，在英国与美国也强调尽可能地避免诉讼。1995年英国的司法改革提出，在纠纷发生后，应尽可能避免诉讼。
记：诉讼对法治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法治成熟的过程。而在中国强调尽量减少诉讼是否不大合适？
齐：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但从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来看，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基层社会，西方的这套制度在中国无法适应，无法正常运作。任何一个制度的引进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机械地移植。中国受很多现实情况的制约，不具备推行现代司法制度的条件。我们没有“三权分立”，也没有“司法独立”，怎么能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司法制度呢？尽管法律规定要法官独立审判，但我们现在法院有审委会制度，有党政的领导，有政法委的协调，法官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审判。
“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记：您认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齐：我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我比较强调全局性、整体性，并且还要注重配套措施建设。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司法改革法，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机构。国家应该授权一个统一的机关来进行全国的司法改革，应该建立一个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公布统一的司法改革纲领。目前的司法改革缺乏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司法改革方案总是脱离群众。我认为所有的改革方案应当在网上，鼓励民众参与讨论并征求民众的意见。在研究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
记：如果一些建议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并且呼声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要怎样做呢？
齐：以香港为例，2000年开始实行民事司法改革，成立领导小组，并在网上各种资讯文件。在它改革之前，英国已经改革了，如果香港模仿英国进行改革那不是更简便？可是香港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坚持听取民众意见，充分了解民情，民众反对的就不做。从2000年一直到2009年4月才正式推行新的司法改革方案，那么长时间有条不紊地推行，让民众能够慢慢接受、认同。我们习惯于在很小范围内开几个座谈会就代替民情民意，民众无法看到司法改革的纲要，不知道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各个阶段目标是什么。司法改革一定要跳出诉讼制度的局限，宏观地考虑，周密地部署，否则没法解决如此众多复杂的问题。
记：河南省高院走进农村很大原因是案件量不大，如果换成厦门的思明区法院，法官走向基层，案件就有可能办不过来，这样会不会造成司法体制的二元化？
齐：比如，外国的很多简易法院或初级法院相当于我们农村的派出法庭，他们的法官不需大学本科毕业，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法官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风俗习惯。通过这几年调查发现，很多基层法官告诉我，去民间调解纠纷，用当地方言讲情理，讲风俗习惯，当事人可以接受，效果比较好。相反地，如果用普通话讲法律，他们会抵触。用方言讲情理与风俗习惯的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法官，他们不是院校毕业的，他们用情理解决纠纷却处理得更好，这就是现在基层司法的现状。农村的司法应与城市的有所不同，对农村司法队伍的建设应该从实际出发。
记：当前，我国法院设立了一些上访部门，很多当事人在判决后通过上访途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齐：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这一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民众比较相信党政机关，他们去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法院改判处理，这样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当前可看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环节，它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纠纷，但它对司法权威产生了损害。目前法院待解决的很多纠纷，是法院没能力解决，又被迫通过审判的形式去解决的问题。比如征地拆迁问题，这是政府行为，法院受制于政府，老百姓不能接受法院的判决就通过的途径大量上访。
我这几年做了大量调研，这期间有些观念也在转变。以2001年为例，当时一直在强调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那么，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国家要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她做出牺牲，不计较个人得失。”
记：您认为现在学术界是否存在浮躁的情况？
齐：总体上来说，19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后，学生整体素质在下降。另外，大学新校区的建设也阻塞了学生与老师的交流，学习完全靠学生的自觉，缺乏老师的引导。这两个因素是导致整个高校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学术总体上是浮躁的，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走入社会去调查问题、研究问题，现在的学术研究现状要求我们要有牺牲与奉献精神。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国家的事业做出牺牲，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记：在您看来，学术界当前的情况是否由于评估体系造成的？
齐：是的，很多评估体系是行政性的评估体系而非学术性的评估。每年的高校评估要花许多时间，很多学者为了拿到课题就去造假，就去“找关系”，为了课题而研究，而非为了问题而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评估体制；抗战时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反而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培养出来了那么多的大师。
记：您觉得当今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程度如何？
齐：总的来看，我认为还是自由的。我组织编写《美国司法制度》，对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进行评价，研究都还是很自由的，只是有些底线不可触动。比如维护宪法和党的领导，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外国的律师、法官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的法官、律师职业道德的第一条就是要拥护宪法。法官、律师都必须宣誓捍卫宪法和法律，不能反对宪法，不能批判宪法。
记：您对现在的青年学子有哪些建议？
齐：青年学子要立志为国家做贡献，要树立奉献精神，要做出大成就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法学院的学生要有开阔的视野，广泛阅读，不能只看法律的书，要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书籍。同时，不能只满足于理论的学习，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齐树洁：
河北武安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民事诉讼法、外国民商法、证据法、仲裁法、司法改革的教学及研究。曾被评为厦门大学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厦门大学教学名师，厦门市劳动模范，厦门市优秀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现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司法评论》主编，《司法改革论评》主编，《仲裁研究》学术顾问。
主要著作及论文：
2012年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司法改革问题白皮书，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表明中国致力于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态度和决心，增进了国内外对中国司法改革以及法治建设的了解、认同和支持。
阅读后，令我颇有感触的是，中国的司法改革为中国律师行业、律师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成长环境，而律师行业、律师业务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成为中国司法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成就了中国法治国家的日渐发展和日趋成熟。
白皮书指出，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律师事务所1.8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31.6%，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1.35万家，国资律师事务所1325家，个人律师事务所3369家；共有律师21.5万人，其中，专职律师占89.6%，兼职律师占4.5%，公司律师、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和军队律师占5.9%。2011年，全国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39.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24.6%；办理诉讼案件231.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7%；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62.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近84.5万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54.5%。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律师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形成了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和军队律师优势互补的格局，满足了公众对法律服务的多层次需求。律师业务范围也由传统诉讼业务领域向金融、房地产、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保险税务，以及教育医疗、环境资源、文化创意与国际贸易等多领域新兴业务扩展，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律师事务所组织结构也由单纯的国资所向合伙制、公司制、个人所转变，组成模式更为多样灵活。这些巨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法治政策的变化，得益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关于社会管理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形势。为此，越来越多的律师以担当政府法律顾问的形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中，参与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参与政府投资重大项目的决策，及时提供法律建议，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工作。
律师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除了律师业本身作为第三产业可以带动GDP的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律师能够以自己独特的专业知识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引导产业发展推动结构升级，服务“三农”建设，助力城乡统筹发展。
律师在企业内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其优点是律师拥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利，既熟知法律，又熟悉公司事务。将法律服务直接引入公司决策层，既可预先降低经营活动的法律风险，又可有效提高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水平。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律师在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律师在注意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的前提下，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路子，才能更好地参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这就必然要求律师在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时，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把满足民众的需要作为首要目标，把民众的满意度作为首要标准，紧紧围绕发展这个要务开展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努力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的统一。
在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成熟的今天，律师的职能应不仅仅局限于化解矛盾、出谋划策，更应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上，提高觉悟、加强自律，注重工作中所能发挥的社会管理职能，能够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加强社会意识、创新意识、管理意识，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被服务对象的法律意识、社会意识，为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乃至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尽一份力量，更为中国加速法治国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律师应有的作用。
在2014年12月31号之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一个证据和事实充分的案件，需要经办人、科长、分管检察长三级审核，5天可以办下来的案件，经常会拖到7天。现在，这类案件不再经过冗长的三级审核，四五天即可办妥。
这得益于我省司法体制改革。
2015年1月初，贵州在花溪区、汇川区、榕江县、贵定县法院、检察院正式启动司法体制四项改革试点工作。本次改革规模空前，涉及“以案定员”“以案定团”“以案定人”“以案定补”“以案定责”“以案定编”六大板块。
以花溪区人民检察院为例：六大板块改革，就是将检察院的权责划分明晰，从院内挑出占比41%的28名检察官骨干作为员额制检察官，根据各检察业务条线的不同特点和职能要求，将选出来的检察官分别组成刑事检察、职务犯罪侦查、综合监督、内部监督四个办案部门。这些部门的员额制检察官人数根据部门事务来合理划分，如刑事检察部门，由于案件庞杂，故安排11名员额制检察官负责，而内部监督部由于事情比较单一容易，只安排了两个员额制检察官负责。
员额制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采取“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科长、分管检察长不再审批案件，责任落实到了具体检察官头上，这就有效提升了案件的办理速度和质量，避免了出错案件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
为了避免员额制检察官压力过大、消极怠工，检察院按照办案质量、效率及数量对其进行考核，并按考核结果来发放津贴。这不仅避免了以往吃“大锅饭”饭的情况，还激发了员额制检察官的办案热情。
为了能将主要力量放在案件办理上，解决以往检察官与行政人员混岗的情况，花溪区检察院合理设置了员额制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比例，做到一个员额制检察官配备一名检察辅助人员，充分配备司法行政人员保证全院事务性工作有序开展。
以上措施取缔了之前的三级审核，赋予了员额制检察官更多的办案决定权。为加强权力制约，该检察院利用网络进行监督，首先将公安部门送检案件的材料和证据第一时间扫描上网，内部领导可随时查看，员额制检察官办案的各个环节均上网备案。
“自从2015年1月初我院实施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办案效率大幅提升，审结率高达到95%，这样的速度前所未有。”花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重感慨道。
因司法改革而受益的不仅只有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汇川区、榕江县、贵定县法院、检察院也在此列。
2015年以来，以上4个试点法院结案率同比提升2.72%，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由50.05天下降为32.4天；法官人均结案数达98.23件，同比上升了222.7%；当庭裁判率同比提升14.07%；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2.25%，同比提升1.57%。2015年4月以来，4个试点检察院审查逮捕平均办案时间由5.23天下降为4.19天，同比减少1.04天；审查平均办案时间由24.41天下降为20.53天，同比减少3.88天，司法质量、效率和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感明显提升。
一、终结本次执行结案方式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第一，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作出后，容易让当事人产生出“打白条”的误解，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实现，法院没有尽力;第二，终结本次执行结案方式的采用，会让执行员产生懈怠，不尽力调查，漠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甚至忽悠申请执行人签订书面同意书;第三，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的制作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不统一。有的执行法官采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有的执行法官采用《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和《意见》第十六条的规定;第四，根据《意见》第十六条的规定，当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只有在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时才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进行结案，没有法院以职权主动采用这一结案方式，大大降低了这一结案方式的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结合实际的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一，要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严肃司法活动，对执行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使执行工作跟上法律变化，在执行工作中，着正装，带法徽，出示执行依据和执法工作证，对待当事人，尤其是对申请执行人要有耐心，要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解释，执行员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确认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可以上报主审法官、分管副院长申请同意来结案;第三，在采用终结本次执行这一结案方式时，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可以统一适用《意见》和《解释》的规定来作出“终本”的裁定。
二、法院的审判管理系统要满足工作需要，不能影响法院的正常工作
该院司法改革后，原来的单机版的系统被停用，换了一家新的公司来提供审判管理系统服务。使用新系统后，好多执行系统的书记员、内勤感到不方便，主要的问题有:第一，制作文书时案件材料的文本和数据无法自动生成，好多只是给个框架，内容要法院人员自己填写，加大了工作量，也降低了该操作系统使用的价值;第二，司法统计运行偏慢，有时更是要等上十几分钟还打不开;第三，操作系统维护人员没有法律基础，法律文书模版不正规。其原因，该系统维护人员曾说陕西和贵州两省都是用他们的操作系统，陕西省是全省统一的格式，从省高院到基层法院是一样的，改动起来工作量比较小。贵州省各个基层法院模版不一样，每个法院都有自己的要求，改动的地方也比较多。
笔者认为，该系统的应用是外行指导内行，系统维护人员对法院的工作不了解。系统本身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好多问题都是在工作的时候一个一个发现的，不能提前完善。针对审判管理系统的问题，只有从上到下的解决，由省高院来决定取舍。这一系统是从省高院推广下来的，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三个月到期后会进行竞标，但奇怪的是全省只有这一家操作系统在试用。因此，我认为在决定更换系统之前应选择多家公司的多个审判管理系统来试用，在竞标时由试用的法院提出试用意见，最后再由省高院综合考虑，选择一个便捷好用的审判管理系统。
作者：吴幸福 张阿贝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中国公司法改革走向
“中国与世界：公司法改革国际峰会”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6年4月22－23日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张穹认为，修改后的《公司法》是一部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好的法律。比如，工商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大量增加，个体户、工商户的数量大量缩小。这说明公司注册资本标准降低以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市场中更有生命力的有限公司模式，而不再是个体工商户形式。关于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等的一些规范，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但《公司法》还需经过更多实践的检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认为，中国公司资本制度至少在几个方面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现实需求和空间。
第一，授权资本制的采纳。大陆法系的法定资本制增加了公司设立的难度，影响了资本规模的设计，并导致资本的浪费，而英美法制下的授权资本制则具有适应公司经营需要，可充分发挥财产效益的优势。为此，大陆法系中的不少国家都逐渐向授权资本制靠拢。这是未来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二，股东出资形式的彻底放开。不应再把股东的出资仅作为公司对外偿债的担保，而应作为公司经营的手段和确定股东持有股权比例的依据。这样，股东出资形式完全可由股东和公司自行决定，无需法律的强制确定。
第三，公司财产独立的保障和交易安全的维护。应围绕资产信用建构一整套相应的规则，包括建立监控资产流向的法律制度，即公司必须具备法律和财务上的合理性。
（详见《财经》网络版省略“财经文萃”）
政策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 崔传义
国研报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判断、战略目标和制度创新思路”
2006年4月24日
今后十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仍将增长，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持续10年-15年，“人口红利”较大的阶段可望持续到2030年。
目前，农村仍约有0.9亿-1.2亿富余劳动力。在内需不足、工业化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的情况下，“十一五”期间农村就业的形势仍然严峻。从结构上说，农村可跨区域流动的年轻富余劳动力，已由充裕变为有限剩余或有限供给；但中年劳动力的过剩严重，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有三：一是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二是发展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三是破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壁垒。
国际
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趋同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
2006年4月22日
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8％，超过高收入经济体年均2.0％的增长率，并呈现出趋同趋势。
在商品价格和基本建设等因素推动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强劲复苏。2004年，这一地区48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近的趋势也比较积极，主要经济体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都出现了反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世界各地区当中表现最佳；南亚地区在2000年之后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6％左右。
在投资环境方面，东欧和中亚的进展最为显著。这两个地区的每个国家均进行了改革，其中许多国家简化了税收管理，减轻了税负。
改革力度最大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其努力已经有所回报：拉脱维亚的新企业数量增长率为8％，斯洛伐克为13％，罗马尼亚为22％。
外汇
人民币汇率变化两阶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卢锋
CCER中文讨论稿“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
2006年4月20日
转轨时期中国的汇率变化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一、中国的司法改革要不要依法进行
提出这个命题，好像很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说的是现实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不是要依法进行，是从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时就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好。我认为，我国的司法改革一直也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进行。
其实，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凡事必须依法进行。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健全的，即使原来制定的时候是健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需要，也就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司法改革也是必须进行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可怀疑的。中国的法律制度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也是千真万确的，不可怀疑的。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这样说，任何人都是同意的，都是赞成的。可是，在已经实行了的七八年的司法改革中，究竟做没做到依法进行，需要进行检讨，通过深刻检讨，才能够得出恰当的结论。
可以说出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中国的立法机关至今为止，并没有通过任何一个关于司法改革的法律，但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却是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现有的司法制度中，有一些或者很多已经不再和法律上写的制度完全一致，有了很大的变化了，新的司法制度已经在产生并且在实践中进行着。这样的事实说明，很多的司法改革措施并没有依法进行，而是司法机关各行其是，各自为战，“自主进行司法改革”。因此，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在电影《地道战》中，民兵连长向坚守在地道中的民兵喊口号：“你们要各自为战！不许放空枪！开火！”现在的司法改革形势就像这个游击战一样，最高领导下的口令就是“各自为战”，然后一声“开火”，司法改革就开始了。
就在司法改革刚刚开始不久，那时候我还在司法机关。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借机考察日本的司法改革形势和措施。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的司法改革动因、主要思想和立法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立法情况，说明立法机关已经通过立法，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限期两年，做出司法改革方案，并须经过立法机关的审议。通过者，进行改革，未通过者，解散司法改革委员会，一切照旧。我也介绍了我国的司法改革形势以及各司法机关的改革措施。日本学者听后感慨地说：“中国的司法工作者真是幸福啊！”我问为什么幸福，他说，不用经过立法程序，司法机关就可以自己进行改革，在日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我听了这句话以后，感到真的很难受。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法制的中肯批评啊！
事实上，我国的司法改革确实是在各自为战！细数各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各种招数层出不穷，可是没有几个司法改革措施是经过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差不多都是最高司法机关一个文件，就通过了司法改革措施，就成了全国的司法制度。
例如，全国法院已经实行多年的“审判长负责制”就是其中一个。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在三部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审判长制度，但是审判长就是审判一个案件组织起来的合议庭的负责人，案件审理结束，合议庭也就解散了，审判长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经过司法改革的审判长制度，审判长已经成了一个正式的审判职务，成为了一个官衔，它的职责就是负责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同时，合议庭也成了法院的一个正式的审判组织，隶属于审判庭之下，成了法院的常设机构。
还例如，全国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是检察长负责制，各级检察员对本级检察长负责。但是经过司法改革，各级检察机关都设立了主诉检察官，有的还有了“主办检察官”、“主侦检察官”，五花八门。同时赋予主诉检察官各种职责，使其成为一个正式的检察职务。可是，这些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以及在三部诉讼法中，都是没有规定的。
仅举两例，就已经能够看出我提出这个命题的必要性了。如果司法改革仍然这样进行，国家的法制将会如何，不得而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不依法进行的司法改革，最终的后果就是使法治受到破坏。
二、究竟哪一级司法机关有司法改革的权力
我说的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挑衅性，似乎是说只有有权的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究竟哪些或者哪一级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
司法机关的概念大概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只有法院才是司法机关，第二种认为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凡是涉及司法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例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等。这些解释都是有根据的，但是从司法改革的角度而言，应当采取第三种意见，这些涉及到司法工作的机关，都应当认为是司法机关，都应当进行司法改革。
那么究竟是哪一级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呢？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和号召，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等，都负有司法改革的重任，都要进行司法改革。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更要进行司法改革，因为基层司法机关是司法工作的基础，基层的司法改革搞好了，司法改革才会真正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司法改革的任务层层加码，基层司法机关的领导是不是称职，司法改革是否有成果是衡量其政绩的主要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先例判决制度”，也是基层法院搞起来的，是基层司法改革的成果。
可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基层法院搞一种司法改革，例如就是“先例判决制度”，那么全国共有三千多个基层法院，就要搞出来三千多个类似的新“制度”，这样一来，中国还有统一的审判制度吗？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法治国家吗？这样的后果可以说很可怕。
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在司法改革初期，各地法院都在制定自己的诉讼证据规则，据说全国已经有三百多个法院制定完成了诉讼证据规则。很多律师诉苦，三百多个诉讼证据规则。在每一个法院来说，都是自己操作的规则；但是，对律师和当事人而言，在不同的法院诉讼，就要掌握不同法院的诉讼证据规则，这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很多人提出，与其全国三千多个法院或者三百多个法院在诉讼证据规则上违法，还不如让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违法，毕竟最高人民法院“违法”的做法还能够统一全国法院的规则，而不至于搞成全国法院诉讼证据制度的混乱状态！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自己搞出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总算结束了各地三百多个“诸侯”的证据规则的“分封”！
可见，各个基层法院或者各个基层司法机关都进行“司法改革”的话，这样的司法改革决不是法治统一条件下的司法改革。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司法改革！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最高司法机关是不是就有权力进行司法改革呢？现在的现状是，司法改革的总体进行就是在最高司法机关掌控之中，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挥下进行。
我们既然说到了诉讼证据规则的问题，那就还以其为例。诉讼证据制度是国家的基本诉讼制度的内容，规定和制定诉讼证据规则，应当是国家法的职责，是诉讼法应当规定的内容。这些制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司法机关规定的。司法机关应当在诉讼法律规定的基本诉讼证据规则的大框架下，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作出规定。但是，证据种类、证据效力、证据认定、证明责任等等重要问题，司法机关无权规定。
可是，我们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有多少是超过了自己的司法解释的权力，作出的是立法才可以规定的内容呢？例如，关于当事人举证时限，就是当事人在诉讼当中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能再提出证据的规定，三部诉讼法都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那就是在整个诉讼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只要是判决没有最终发生法律效力。这样的规定不是很好，但它也是法律规定，在没有修改之前，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不能改变它。可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就是规定了举证时限，超过时限所举出的证据一律不采信！司法解释改变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如果较真，提出一个司法解释违法的诉讼，那么应当由谁管辖、由谁进行裁决呢？
因此，我的结论是：
第一，涉及到国家根本的诉讼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任何人和任何司法机关都无权擅自进行改革，必须通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修改立法，才能够进行改革。任何擅自改变现行立法的“司法改革”，都应当以破坏法制论处。
第二，不涉及到国家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制度，需要改革的，可以进行改革，但是需要全国统一进行，必须有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作出统一的改革规定，从上至下的进行，不得各行其是，造成司法机关工作制度的混乱。
第三，涉及到各个司法机关相互协调的工作制度问题，如果需要进行改革，应当进行协商，提出妥善的方案，不得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第四，各级司法机关对于各自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如果不涉及到其他上下级司法机关和横向司法机关的协调和协作，可以自行进行，但是应当经过上级的批准。涉及到横向关系的改革，必须进行协调，不能各自为战、各行其是。
三、“先例判决制度”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
说到现在，才开始说到所要讨论的问题上来。中原区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创造了“先例判决制度”，实施以来，效果良好，受到各界的重视。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一个充分体现了首创精神的司法制度，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似乎也是一个问题。
按照道理，对于新生事物，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应当尊重的，而不是做小脚女人，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考虑尊重新生事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在司法改革中，在诉讼制度上，人人都可以创造新生事物，人人都可以有首创精神，那么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就不再严肃，就不再权威，就不再是铁的制度了。那么，体现革命精神的改革，不就是破坏法制吗？
未经分析就得出对“先例判决制度”否定的结论，是不正确地。我们还是要先研究“先例判决制度”的含义。按照中原区法院的说法，“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若无其他特殊情况出现时，应当参照。”其目的，就是“建立该制度旨在强化审判委员会的指导作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帮助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公正与效率’。”
依照我的理解，先例判决制度就是在典型案例指导的基础上，向判例法的过渡，或者说是典型案例指导和判例法之间的中间状态。它否定典型案例指导制度，但是又不能实行判例法，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变种的方法。它的关键词在于：第一，拘束力，第二，制度。
在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实行的典型案例指导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指导法律适用的方法。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总结典型案例，推广典型案例，用典型案例统一法官对法律的认识，统一对法律的理解。要明确的是，典型案例指导不是一个制度，典型案例也不具有拘束力，而仅仅是对法律适用的指导或者参考。法官所要极力理解的，还是法律本身。
现在提出的先例判决制度，首先的一个关键词是“制度”。对先例判决制度既然称之为一种制度，那就应当确定究竟是什么制度，是司法制度、诉讼制度还是工作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已经涉及到了对具体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当然就不是工作制度，也不是一般的司法制度，而是诉讼制度。那么，既然是一个司法制度，是不是基层法院就可以创设呢？是不是就可以绕开法律自己做出规定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其次，第二个关键词，是先例判决制度规定先前的判决对后来的判决具有的“拘束力”。既然说到先例判决的拘束力，那就是判例法。拘束，就是受限制；拘束力，就是照办的力量；后续判决必须接受先例判决的拘束力，就是说后续判决必须受到县里判决的限制，就是依照先例判决照办，否则就是违反法律。既然先例判决对于后续判决具有拘束力，那么，后续判决就可以直接依照先例判决做出，而不必依照法律进行。可问题是，第一，在成文法国家，法院作出判决应当依照的是法律，并不承认先例判决的拘束力，并不需要受到先例判决的拘束；第二，先例判决如果对法律理解不对，那么后续判决是不是一定要受到拘束呢，如果受拘束，则为违法，如果不受拘束，那还有拘束力吗；第三，在后续判决中，究竟是引用法律条文，还是引用先例判决呢？最后，如果一个法院有一个先例判决制度，那么这些先例判决集中起来，就是当地的法律，就是对法律理解的地方“方言”，那么法治如何统一？
现在我们顺着“制度”和“拘束力”这两个关键词继续思索下去，不难得出结论，将来在实行先例判决的这个法院，就将独立于国家的统一法制体系，形成自己的“判例法”。
如此说来，所谓的“先例判决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应该“休矣”！
四、激进与保守的协调――关键是依法进行司法改革
其实我还是很赞叹“先例判决制度”的创始人的！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创意。
可以有人会提出疑问，作者既然对“先例判决制度”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怎么转而又进行夸赞了呢？
这恰好就是我对司法改革的一贯思想，也是这篇研究司法改革的文章的主题。
一方面，我主张司法改革应当激进，各种改革的思想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司法改革的思想前导和司法改革的思想共识。没有理论的前导，没有理论上的碰撞和准备，就没有司法改革的高质量。因此，我说的司法改革的激进，是理论研究的激进，是思想解放的激进，是改革思路的激进。只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激进的思想，才能够引导中国的司法改革，创设崭新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方说，在理论上提出先例判决制度，当然就是一个创意。不仅这个可以说，就是确立判例法的意见也是可以提出来的，论证它的实用性，论证它的价值观，比较它与成文法的区别和意义及存在的价值。至于是不是就要采纳判例法，那还是要看讨论的结果。如果真的认为判例法适合中国国情，当然也可以抛弃成文法和转向判例法。这样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激进的司法改革主张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司法实践中想起一个主意就要落实它，就要变成具体的司法制度或者行为。具体的司法操作一定要保守。这个保守的含义，就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不能擅自改变现有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司法的保守，实际上就是依法办事，就是依法办案，而不是独出心裁，各自为战。保守的实质，就是尊重法律、尊重法治、尊重国家法制的统一。国家的法治必须统一，不能分裂，不能人为地割裂统一的法制。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十几亿人、三十多个省、三千多个（县）市的国家，建立统一的法制是不容易的。司法保守所保的、所守的，就是统一的法制。它经受不起群雄并起的“改革”，也经受不起诸侯割据的“分割”。任何别出心裁的新生事物和首创精神如果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作为司法改革的措施变为司法的现实，都会使统一的法治受到损害，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它。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此，我提出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庸之道”：
第一，必须坚定司法改革的信心。中国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其基本的内容是好的，但确实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局部问题，而且是很大范围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没有进步，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任何阻碍司法改革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必须遵循法治的轨道。司法改革关乎国家的基本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不是可以任意所为的工作改革或者工作改进，没有法律依据就进行的改革必须明令禁止。我建议，国家应当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司法改革的方针和方案，广泛吸纳各界的司法改革意见和办法，最后形成《司法改革法》草案，提交立法机关通过，最终实现根本性的司法改革。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将司法改革的意见和方案诉诸于司法实践。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审判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我国司法机关把公正和效率这两个目标作为工作的重点，可以说是认识到了司法工作的内在要求，抓住了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我们曾经困惑，下一步司法改革该如何走。而公正和效率的提出，使司法改革的大目标得以确立。它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思路已经变得更为成熟，从过去单一性的追求，比如对于抗辩制和程序正义的简单摹仿，发展到更深层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思考；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公正与效率目标的确立，不仅是一个口号和观念的提出，而是在认识到司法工作的性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本身的深层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将迫使我们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从而避免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零打碎敲状况。
二、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虽然公正和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地视为一体。我认为：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效率是通过司法实现公正的最佳状态。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内在追求之一。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当然，在司法效率普遍低下的时期和地区，效率作为第一位的追求，也是应该的。
公正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补充的密切关系是主导方面，也就是说，两者密不可分。我们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正义而不顾效率会真正实现法治；反过来，也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效率而不顾正义与否是正常状态。可见，没有效率的正义是延误或虚幻的正义，而没有正义的效率则是恣意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这对“孪生子”也会产生争执。在建立这一矛盾最佳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设立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寻求两者的结合点，也要认识到，上述标准和结合点并非一种僵死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因时因事而异的、需要创造性的裁量权灵活处置的原则指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和效率的侧重也有不同。因此公正和效率说起来容易，真正从理论上论述清楚，从实践上建立各种保障制度，以求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长期任务。
三、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保障
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必须要有具体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在这一意义上，公正和效率可以成为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统领原则，可以用来检验各种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设立。只有在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公正和效率才能真正实现。
此外，运用制度和程序的人也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法官的素质已经在一定程序上得到了提高，但从新时期的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看，其素质水平仍然亟待提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亟需通过人员分类分层分责的方式得到改良。
除了法官的专业素质外，他们的道德素质也到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步。我认为：制定法官道德规范，健全法官道德监督机制和相应的惩戒制度，是当前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具体道德规范的时候，应当主要考虑法官职业的特性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具体规范。概括而言，法官的道德规范应当围绕以下原则考虑制定。（1）法官应当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观性。（2）法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3）法官应有精英意识和对于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整体上的把握和洞察力。（4）法官应当具有超然性，也就是要甘于寂寞，不求声名，最好成为实施正义的“看不见的手”。（5）法官应当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在一定程度上，法律的权威是靠法官的信念和行为，甚至是自身为代价来实现的。（6）法官应具有高度自律性，不受诱惑，洁身自好。
(一)司法体制不完善
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地方政府掌控着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司法机关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在立案、审理和执行中经常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扰和侵犯，在跨地区经济案件、重大刑事案件等表现尤甚。司法权力地方化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背离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即使在司法机关内部也无法做到真正独立，单一法官为列，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可能受到来自审委会、院分管领导、政法委、纪检部门的干涉，无法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独立的、理性的判断和决定，司法机关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与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成本、制度成本来调整与消化。
(二)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容易被滥用。我国现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既有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又有其自身的监督，应该说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但监督机制难免存在漏洞以及缺乏监督机构的具体落实，使得有的监督程序未能充分实施，司法监督机制的优点未能得到很好体现，例如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将着眼点放在了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保护上，而不是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上。
(三)司法队伍素质不高
司法队伍整体素质比较低，具体表现为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严重。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的原因是与法学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的，司法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关系到人的生命、尊严与财产，在一段时间以来，大量未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使得这部分在职人员素质明显偏低。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多、人手少已经成为常态，司法人员受到再教育与培训的机会较少，边干边学固然可以增加工作经验，但对信念的养成、理论的提升作用较小，造成自身“免疫力”低下。同时实行司法考试以后，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加入到司法队伍，新进入司法队伍的人员一般是从学校门到机关门，面对社会生活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职业素养。
二、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缺陷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造成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则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来说，现行司法制度基础既有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又有三大诉讼法等基本法，还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各个法律涉及司法体制内容基于司法体制内在要求而彼此关联，各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使得在一些领域中如果某一个法律内容发生变化，其他法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因此现行法律的规则所形成的约束体系导致要么系统修改法律，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实际上目前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已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要实现这些设想和方案就必须修改法律规则，否则就会超越法律。由此可见，以现行法律为基础，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层次推进就很难实现。
(二)司法权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审判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根本上说的是司法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司法权本身和运行上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突出问题，一是司法审判权独立性不高。这表现在:从外部看，各种非正常干预过多，“媒体审判”问题突出。媒体监督司法审判原本是必要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发非理性舆论，影响司法审判权的正常行使。从司法系统内部看，行政化问题严重。二是司法审判权的功能定位失衡。司法权功能的核心在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恢复性司法则属次要功能，在行使时应当突出主要功能。从三大诉讼制度层面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领域，由于民事司法功能失衡、主次不分，导致调、判关系错位。内部行政化管理体制常常导致合议制和而不议、流于形式。二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以审判为重心的刑事司法理念没有树立起来，地位和功能设计比较弱化，侦查权相比较于检察权和审判权过于强势。三是在行政诉讼领域，反复诉讼、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案件的处理程序未得到完全解决。
(三)司法人员的观念意识和形态
司法制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已逐渐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其权威性、优越性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司法人员尤其是立法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就要担负起社会各阶层、各主体共同的社会理想。以此形成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固守以往所形成司法制度理念将会影响到改革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我国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在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这不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制建设上领先于我国，更主要的是司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统治实践，有其普适性的规则和原则。不可否认，随着东西方制度文明的相互欣赏，中国对西方司法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但需说明的是，制度的借鉴与中国法治建设相结合时，应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
三、需要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顶层设计与突破口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深度再调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之争等不可预估的风险与挑战。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国家治理的水平，没有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切改革就没有了评判的标准。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当司法改革全面推开的时候，全面依靠“顶层设计”也不是万能的，必须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司法改革必须坚持问题主义，关键在于认清和找到各种问题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最主要的、最迫切、最广泛的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坚决推进，并择机启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动态中把握司法改革的策略、力度和速度。
(二)司法独立的目的与手段
司法独立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直接目的，在理论界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这种共识直接来源于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成功实践的认知。中国的司法改革面临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司法权外部地方化与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是司法独立的问题本身，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与司法的外部地方化也存在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三)法律的稳定性与司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