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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论文摘要：本文试对竞陵派诗歌本质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作一鸟瞰，以其发现其合理性之一面。对真精神、清、厚、活物等诗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一阐述，以界定其具体内涵和价值。
在流派众多、争斗激烈的明代，竟陵派“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一时“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l。他们评点的《诗归》，人们曾“家置一编，奉知如尼丘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43。然而，清代以后，竞陵诗学使被摈弃垢病，斥为“狂诞”[、“浅率”[，甚至日为“鬼趣”[、“兵象”[。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诗歌和诗学才重为人所重视。竟陵派针对公安派粗俗、浅率之弊，提出了“真诗”的主张。其阴柔审美趋向是中国诗学中与阳刚并行互渗的一极，体现了华夏美学中阴阳协调贵中和的精神，清与厚两极正是竟陵诗学在此方面的表现。其诗学上承沧浪、后启渔洋，针砭时弊，“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有着独到精深的见解，本文试从其对“真诗的追求；“清”与“厚”美学范畴及其关系，以及“诗为活物”的诗歌鉴赏论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游于寥廓之外。钟惺这段最为人熟知的名言揭橥了其诗学理论的核心，即文学的本质在于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作诗者一情独径，万象具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所作即是真诗【1。真诗这一提法屡见于明代诗学理论。如李梦阳说：“予之诗，非真也。…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1。]屠隆说：“世有心溺圭组，口胃烟霞，其言虽佳，其味必短。何者?为其非真也。。他们提出的看法无非是要求诗作有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而钟惺说的真精神则是指“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矣”[】竟陵派的诗学理论，真诗有两个方面，一则近似公安派，要求独抒性灵，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二则是其所言性情不尽同于公安，而是要求诗歌表现的精神与古人合，具有人类千古共有的诗心。作诗必“务求古人精神所在”，[】就如施莱格尔所说的“诗的本分是再现永恒的东西亦即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有意味和美感的东西。”n这就给个人的情感以限定，体会到在艺术创造中表现出的情感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胡乱发泄，要求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性情是经过诗人改造提高后符合人类大众共同的心理机制，能够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与作者息息相通的情感，这种“诗意情感”才是真诗所产生的源头。如果作者不明白这一道理的话，一味泛滥情感，就会如同公安后学那样，“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只能使诗歌变得俗不可耐。钟惺还说“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i：ls]。这恰如施莱格尔所说的“最老的过去的诗人是荷马，但在我们看来他也是以最生动、最清新的方式描写现在的诗人，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把自己的时代带入过去。”[】也就是说在阅读中读者与作者对话，彼此视界交融互换，诗歌中亘古不变之性情历历浮现在眼前，正如施莱格尔所言，诗歌“拥抱过去、现在和将来，真实生动地再现永恒而完美的时间。眦州在探索诗中的性情的历时性本质时，钟惺先于黄宗羲“有一时之性情，有千古之性情”的观点．提出何谓真性情的理论，是具有其独到的价值的。
竟陵诗论一向遭人诟病就是其“孤怀”、“孤诣-i：z1]-幽情单绪”[2，论者以为“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之路”，“识堕于魔而趣沉于鬼”，[2实则此为一大偏见，钟惺所说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虚怀定力眦。]与谭元春所说的“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落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人咨嗟彷皇者，此诗品也”[2，实则来源于道家美学与禅宗思想，亦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首先注意到他们说作诗要远离“喧闹”，要傲到“凡为诗者，非特此纳交也，所赏人诗者，非为我交好也-[zt]，指出“今诗人皆文人也。文人为诗，则欲有诗之名，则其诗不得不求工者，势也。……愚以为名无损益于诗，而盛名之下，使不善处名者，心为之不虚，而力为之不实。见诗出而名为之，是则诗而已。”[2b]这些见解都是针对源自中唐以后诗歌的俗化倾向，诗日益成为人社会交往的工具，作诗成为正统文人酬答应和的公事来说的。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后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也。叽诗逐渐“非诗化”了，人们学诗作诗不过为求名附庸风雅罢了。此种现象明代尤盛。诗人吴乔说：“诗坏于明，而明诗又坏于应酬。……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余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适矣!-e3o]竞陵之所以要追求孤怀，孤诣，远离市井，不能不说与当时诗歌为“求名、纳交”而滥作之风有关。
其次，钟惺、谭元春所学、广涉三教，对佛、儒尤有研究，钟曾著《如说》，谭曾著《遇庄》。因而钟、谭诗论也受佛道影响。宗炳主张“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刘勰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些美学思想都提倡人们彻底从自己内心排除利益观念，离形去智，来观照万物的根源——道。钟惺所说的“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正类同于“澄怀”。钟、谭亦受佛教思想影响，佛教所谓的“定”，是说要心定一境，不能散动，与钟惺认为创作者不能在喧氛中迷其智识，而要心定神闲类同。所以竟陵上述论点亦包含有关于审美心境的正确认识，正所谓“不孤不足以托想-e313。
其三，钟惺所说的“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既指明了作诗要学习古人那样具有幽独特立的感情，说明在处理这种感情时要“伫然凝思，思接千载”，独往来于天地之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用一“冥”字，这是指人的心灵在虚静冥想状态。通过“虚怀冥想”，诗人就可无拘无柬的漫游天地，去寻觅那真精神了。所以在下文钟惺说：“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室。”纠据此看来，钟惺认为真诗的产生必先有孤怀——即独到的感情；中经虚静——排除外界功利干扰；再历冥想——即对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进行反复的观照，使之“行于古今之间”，以期对这种另具心眼的感情提高、升华成为竟陵派所言的“真性情”。冥想是个人的情感转化为真性情的关键。谭元春说：“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蚍踟此中冥心与放怀是一对矛盾，既要求诗人舒散怀抱，释放主体情感，又要求他冥心潜思，以达到竟陵派理想的审美风格——厚。由此可知，钟、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激情与冥思的对立统一关系，正如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华兹华斯所说一样，一方面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es4]，可另一方面又强调诗“起源于在平静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流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成功的诗作从这种情形开始。”[35]也就是说简单发泄个人情感不是真诗，必须从凝神入思才能得真诗。当然，竟陵诗学关于真诗的理论成长于晚明那种变乱纷乘、道德浇漓的环境，必然折射出作家的心态和时代气息——过于强调幽情默想，但藉此就一笔抹杀其中所包蕴的丰富内涵，那么就过于简单化了。
二
竟陵诗歌风格论拈出“清”、“厚”二字。钟惺曾写道：“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清，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夫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已远乎。36]钟惺在此处提出了诗体必清的观点，反对诗人周旋于“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之中，其见解与前述求真诗中要求孤怀、孤诣是一致的。钟惺认为诗人具有孤怀、孤诣，其体到清，艺术风格与人格感情一致。在这里钟惺从自我那种由用世绝望后转向自我适意所形成的“冷如万年冰，纯如无字碑叽。]的孤傲人格境界出发，突出要求审美创造主体与其艺术作品风格一致性，并把自己性情所喜好的清幽风格当作诗歌艺术风格的绝对要求，自然有取径促窄之敝，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除个人与当时的社会因素外，还可以根源到中国封建文人柔顺的性格。在追求儒家建功用世理想受挫时转而龟宿在自我清高的圈子里以示独立人格的共同心理品格，从这一方面说来，在强调风格即人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出似钟惺所说的清幽风格的作品特别多，也难怪钟惺把其当诗歌的必然风格。
竟陵诗歌风格论富于理论价值的是“厚”。钟惺说“曹能始谓第与谭友夏诗，清新而不免于痕，……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至于痕则未可强融，须由清新人厚救之。”清新而有痕，当指清幽新奇，即如《四库提要》所说的“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38]钟惺看到一味追求幽奇，可能陷入空虚奇诡，以厚来补救。那么，何谓厚呢?在‘唐诗归》中钟、谭评点说：“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39]“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e4o]“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大朴处皆俊。文房氯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州“看中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蚍]“(曹鄄)此君艳诗好手，以快情急响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则不能妙，选者无处着手矣。采其妙处，而其余当耐之，此看中晚诗法也。巩‘3]从上述评点分析：中晚诗风与初盛诗风相对，厚与淡相对，朴与俊相对，含蓄与快情急响相对，可见厚就是朴茂、含蓄、浑厚的风格。又如在《古诗归》中，钟、谭评陶渊明诗说：“储、王古诗极深厚处，方能仿佛陶诗。……古人论诗文日朴老，日清新，日雄浑，日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雄不浑，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竹[‘4]可见他们认为厚就是一种朴茂含浑的诗风。
从《古诗归》与《唐诗归》评点情况看，竟陵诗学特别推重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汉魏、陶渊明、储兴羲、王盂、高岑、杜甫沿袭下来的诗学传统，在评价时大都冠以“厚”、“极厚”字眼。由此得知，竟陵诗学传统虽然极力追踪清新自然的陶、王一派诗风，但从那种兴象玲珑，寄蕴淡远的诗风中发觉，如果诗中无味外味，象味象，一味新奇，就只能是：“同一妙语妙想，当其离心人手，离手入眼时，作者与读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觉味长；有所跃然于心目，而今反觉易尽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跃然者，以其新奇。”l|新奇的诗风图能一时咳人眼目，过后便觉味淡，深厚的诗风初时不引人注意，却能耐咀嚼。只有清且厚综合，方为上乘。
朴厚的风格由何而来?“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极厚。”灵指灵心，即作者的性灵。光有灵心还不行，要先“保此灵心”，后“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诗有“从名入，才人，兴入者”，这样“心躁而气浮”。而“从学入者，心平而气质。-e4e]钟惺认为作诗不仅要发见灵心慧性，更重要的是从学人手，养气以求得性情的陶冶，去其浮躁之病，气厚则诗必厚，这样，清与厚就能两者融合，相能益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钟惺主张诗不应该“由才人，由兴入”。诗不是简单的驰逞才力或感物吟志；不能单凭个人先天艺术创造的潜质而为，也不能单凭藉一时感情的激发，信口信手，自然成诗。诗只有本之以性情又干之以学力才能既清且厚，诗心需要的是个人的孤诣，经苦学深思升华以后的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看，诗的清、厚关系，在钟惺那里又回到了个人独至之情与古今之真精神的起点上。有独至之慧心，方能清。有古今之真精神，方能厚。那种清而无痕、朴茂含蕴的诗风，就是由孤诣与真精神的统一而来。细观钟惺所言，在寻求真精神时所要求的是“孤行静寂于喧闹之中”，“虚怀定力冥游于寥廓之外”，在求厚的过程中，是不能从“名入、才入、兴入”，要“读书养气”，二者都要求作者摆脱功利因素的困扰，摆脱个人感情任意的渲泄；提醒诗人要读书、冥思，注意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竞陵诗学这种理论是对公安派后学率易诗风的深刻反思。这也是偏好清空的钟惺指出“厚”这一命题的真诣所在。总之，竟陵派的艺术风格论可以说是从其艺术本质论所派生而出的，有竞陵所说的真性情，则必有清厚诗风。
三
竟陵诗学的诗歌鉴赏论主要体现在对《诗经》阐释观上。明代《诗经》研究有四个学派，有墨守朱传派、兼采汉宋派、讲求古音派和创立新说派“。钟惺就属于创立新说派。钟惺吸取发汉儒董仲舒“诗无达话”的解诗方法，并对其作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s们钟惺这段诗论很清晰地指明了在诗歌鉴赏过程中，读者不必完全回复到诗意的本意状态，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在诗歌文本所营造的张力场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感悟力，营造出一个新的读者心目中的文本，诗可以称为“活物”，是因为其中留有广阔的空间。后代的阅读者不断解读《诗经》，又不断地在解读中创造新的富有活力的不同于本文的《诗经》。钟惺看来，只有这样在历时性中永远拥抱未来，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诗，才称得上经典，才能是真诗《诗经》本文只有一部，而“说诗者散而为之万，执一而用万-[s1]，既不脱离文本，又听从文本蓄意的召唤，这就是钟惺所提出的鉴赏论。
钟惺还具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读者，他明言：“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儒尚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5不论是汉儒、宋儒，还是后人参用己意，都不能作为诗之指归。注重知人论世，“每一诗欲指一人．一事者”的批评法易产生“意图谬见”重阐发微言大义。欲自立门户的批评法亦易产生“感受谬见”。只有不定于一尊，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立足于文本的形式分析，使读者的鉴赏活动不至于天马行空。毫无限定。其次“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专其力，一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嘱人。”5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融之中完成鉴赏活动，创造出“第二文本”，而对“第二文本”，也不能执着，读者此时此刻创造的文本，至他el他时，则“趣以境生，情由el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前后不可强同”，两者都不妨为一种解释。可见，钟惺认为经典作品的文本没有时间限制，后世不同时代都可对其进行理解和阐发，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阐发中得到不断的发展，永无穷境的显示其时代价值和历史效果。如果要给“诗为活物”的活物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活物就是指作品的生生不息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文学非文学、辟文学、他者思想、新文学理论、新地中海精神
一百多年来，法国文学在剧烈地变化。探索其大势所趋，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课题。近几年栾栋教授组织了一个创新团队，集中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新近完稿的《法国文学他化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就是课题组成员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多方位把握。其中涉及了30多位代表性作家，20多位文学思想家，10多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和重大流派。无论从选题的重要，还是从发掘的深切，抑或过程的严谨来看，都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中的这一重大现象作了思想独到的立意命篇，其中有笔触深切的传神写照，也有化感通变的发覆履新，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创辟了一条新的理路。
该文本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非文学的论述尤其发人深思。这个提法集中体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本质所在。文学成为文学，是人类数千年在文化方面惨淡经营之一种。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文学的化他生成。迄今各类文学史、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以及形形的文学论著，努力树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如此这般的理念，修筑的不啻一座文学是文学的金城汤池，最终分封的无非文学能够养生糊口的壁垒性学科。峰回路转的现象千载难逢地出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变局：文学非文学。
用文学非文学概括法国的文学他化现象，并非为求新图变而别出心裁。这个命题实在是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之真实状况使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法国文学经历着是已非己的嬗变。本质上属于哲学的存在主义，将文学推演为反思“前我思故我在”的营构。出发点是心理救治的精神分析思潮，使文学成为想入非非的病理学医案。叔本华的大意志哲学和尼釆的非文明强力思想，给广义的法国文学带来了灵肉皆转的退蜕。处处与文学作对的“新小说”，把小说置换为面目全非的异类。人类学思想作为预全球化的学术脉动，催生出大人文以至超人文的泛化诗学。马利坦的新宗教救赎一反神学故态，赋予文学以出神入化的色彩。语言学转向在法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以致于人们试图从语言的渠道重建巴别塔式的兼通文论。乌埃尔贝克的小说为法国文学拓展着新科技神话的蓝图。所有坚称非政治甚至憎恶政治的作家，到头宋竟然渗透了政治寓意。结构与解构思潮本意是想给文学开辟纯审美的艺术气脉，终了却成为“零度写作”、“谋杀作者”、“绑架作品”的非文学态势。悖论推理原本是逻辑哲学的理路，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却表现为“回归”兼“游离”的矛盾书写。德勒兹的文本给了人们既史且哲又诗的创造，让人想起“天倪”人物庄子，尽管德勒兹更像一个“地窍”式的鬼才。德里达的解构开发了延异、裂变的分延智慧，他把任何一个事物(当然包括文学)的非己化和他向化，抽绎小了层了出不穷的变数……。
诸如此类的现象带来了惊心动魄的后果。有人发现文学曰益远遁，有人感慨文学逐渐式微，有人窥见文学潜移默化，有人哀叹文学行将就木，有人对文学边缘化颇有兴趣，有人对自己的文学研究前矛后盾，有人在人文学科之间解疆化域，有人索性一举多能地书写融通人文群科的文本。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学在剧烈而深刻地变化中。捕捉其中的深层意蕴不易，把握总体的发展趋向更难，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罗、杜拉斯、特洛亚等大作家让人难以归类，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等大手笔几乎跨越了我们能涉及的所有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副文学及其研究流派看到了“文学日副”而不知其可，抓住了文学自性而无所适从，其结果无不是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问题上犹豫不决；这就是为什么茨维坦·托多洛夫前几十年竭尽全力以形式性的文本论抢占风头，而近年来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头倒向了欧洲的古典诗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高等学府的文学教授们类型学讲述多、描述性罗列多、二级三级学科梳理多，但是在文学原理问题上却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文学不会暴富，也不会死亡，但是的确在嬗变。这种嬗变还不是一般性的小有变迁，而是超越了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所谓原理之类的变化。用栾栋教授的话来说，是人文根本意义上的归藏、归潜、归化，是对有史以来文学化他性趋势的矫枉纠偏。从根本处看，法国文学的他化是文学归藏、归潜、归化的必然，“三归”所体现的是自然演化和人文文化原始要终性演变的非已有己之本然。从矫枉纠偏的文史长河转渡而言，法国文学他化披露了文学卅年西东、百年浮沉、千年往返、万年沧桑的一种运程，从学科化裁的去留成全而论，法国文学他化揭示的是门类拆迁、方法变通、学术和合的大人文景观。这样的现象是千年难遇的契机，正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激烈冲击的特殊阶段。才让人类文教经历到如此变化；也正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人文聚合之际，才能使有幸者赶上了这样一个在跨文化风浪中大起大落的文学非文学的诺亚方舟。
如果说过去所有文学理论教给我们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文学是文学，那么今天我们从法国文学中领悟到的理念却是文学非文学。前一个命题提挈的是文学生成与自足的所有内涵，后一个命题把握的则是文学的他化和通变的开放格局。前一个命题在肯定文学的同时，潜在地暗示了文学的排他气质。后一个命题明显地昭显出文学是己而又非己的大气风范。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命题整合才能构成合而为一的完满。然而在兼容并包的命题心态上透视，文学非文学已经包含了文学的是非、人己、去留、发覆、成否等一系列相反相成的通和致化的范畴。而这些可被文学非文学命题统合的众多范畴，都是我们从法国文学他化现象的研究中可以提取和发见的有关思想。
课题组的研究没有停留于只对某个把握新趋势命题的精心提炼，也没有局限于仅仅对一系列突破性范畴的爬梳剔抉，拾级而上的探索要求他们对新命题和新范畴融会贯通，即对新命题和新范畴所体现的诸多问题作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解决。这是难度很高的学术设计，也是自我否定的思想挑战。他们在《启示录》的“文学他化疏”、“辟文学通解”等章节中，对这个难题作了全方位的关照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钻研。辟文学的提出就是他们所提交的一份答卷。在这里引述几个要点很有必要：
文学是多面神，古来很难解说明白。文学是九头怪，今天依然变化多端。文学是星云曲，比兴风雅与天地参。不论是关于文学的巨型叙述，还是分解文学的单体论文，一旦对它们进行牵枝带蔓地追究，立刻就会看到不同观点之间的对垒。领悟到对立各方不无根据的分歧。
复杂的争议固然原因繁多，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却来自文学本身，那就是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之所指，在于文学的是己非己，通俗地讲，即文学既是文学，而又另有所是。
上述这段话，实际上悬置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原理，提出了适应全球化以及文学他化的新思路，即前面所说的新命题。对这个新命题的深层解析，是课题组全力以赴的学术钻仰：
有没有一个思想要领将文学非文学的命题剖开?换言之，有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把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化解?笔者尝试过辟文学的纲目。辟文学的提纲挈领，有望统合多面神的复杂情态；辟文学之纲举目张，兴许揭示九头怪的浑身解数，辟文学的钟鼓和鸣，或可促成大千世界的律吕和畅。辟文学何指?辟文学为什么一定适合文学非文学的征候群现象?下面我们从辟文学的内在精神及其与文学非文学的深层联系方面解析诸多难题。
关于辟文学思想，《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还有详细的论述。此处我们仅作一个要略性的引述：
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的理论纲领，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逻辑命题。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思想方法，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文史根据。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理论诉求，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真实体现。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诗学导向，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生态涵养。文学非文学和辟文学是一种新文学原理的两个侧面，前者是文学走向辟学时代的全新视点，后者是文学实现自我改造的思想脉络；前者是文学脱胎换骨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实现理论转化的运作技艺。作为一种对文学亘古难题的圓通解读，辟文学之擘画也是华夏文明因应文学全球化大潮的一个理论方略。
心神失常疾病临床常见，表现复杂，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笔者用《伤寒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收效满意。现总结报告如下。
陈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患者，女，31岁，2007年9月23日初诊。反复陈发性心悸5年。5年前，患者突受惊惊吓后出现心悸，胸闷，持续十多分钟后终止。此后上症常于心情不佳或夜休不好后发作。突然发生，突然终止。持续时间短则数分钟，长则数小时。有时数月一发，有时一天数发。发作时心悸，恐惧感，胸闷，气短，时间稍长则感气力、头昏。发作间隙一如常人。曾作Holter示陈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时心室率在150～200次/分之间。近1周来发作较频，每天发作3～5次不等。就诊时刚有1次发作，持续约30分钟自止。患者形体肥胖，表情焦虑，面略苍白，心悸怔忡，难以自持，胸闷短气，口苦心烦，腹胀便秘，小便短黄，舌红苔黄厚腻，脉滑而疾数。此属中医心悸、怔忡范畴，辨证为痰火扰心，肝胆气郁，心气不足，拟清热化痰，镇惊安神，兼益心气为治，柴胡加龙牡汤加减。方药组成：柴胡10g，黄芩10g，法半夏10g，党参20g，茯苓15g，枳实10g，大黄10g，桂枝5g，代赭石（先煎）30g，生龙骨（先煎）30g，生牡蛎（先煎）30g，黄连5g，瓜蒌壳10g。5剂，水煎服，每日1剂。服药后大便每日1～2次，心悸发作减为每日1～2次，余症减轻。原方去大黄、加丹参15g，继服10剂，发作停止。后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调理半月，随访2年未见复发。
患者心悸时作时止，又见胸闷心烦，舌红苔黄腻等，显属痰火为患。病变主要在心，涉及肝胆，因病程较长，发作较频，心胆之气也显不足，故用柴胡加龙牡汤去大枣之滋腻，加黄莲清心泻火，枳实行气化痰，瓜壳化痰宽胸，润肠通便，使痰热从大便而泻。药证相符，收效甚佳。
顽固不眠
患者，男，32岁，2005年11月3日初诊。半年前在石山采石，放炮炸岩时，山体滑坡，同伴3人死亡，患者也受轻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自此惊惧不安，故致整日不眠。靠服安定片能睡2～3小时，睡中噩梦频频。久则精神困惫，痛不欲生。应用归脾汤、酸枣仁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血府逐瘀汤、温胆汤等治失眠套方，终无显效。刻诊神情疲惫，面色黯滞，夜不成寐，惊惧不安，头脑昏沉，心烦口苦，胸闷气短，肩膊酸沉，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腻，脉沉滑。此乃肝胆气郁，痰火扰心，柴胡加龙牡汤加减。方药组成：柴胡10g，黄芩10g，法半夏10g，夏枯草10g，党参10g，大黄5g，桂枝5g，茯芩15g，丹参15g，生龙骨（先煎）30g，生牡蛎（先煎）30g，珍珠母（先煎）30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并配合心理疏导。药后不用安定片，每晚可睡1～2小时，然恶梦纷纭。余症减轻。原方加酸枣仁30g，继服15天，睡眠基本正常，随访半年，每晚基本能入睡5～6小时以上。
此例患者起于突受惊吓，气机逆乱，肝失疏泄，津液失布，凝而为痰，蕴而化火，扰乱心神，故失眠，惊悸等诸症蜂起。因属痰热为患，故投归脾、酸枣仁、黄连阿胶鸡子黄等方无异隔靴搔痒。不因瘀血为患，故投血府逐瘀无效。而投温胆也无功者，因病重药轻，又少重镇之品故也。用本方恰合病机，故不专治失眠而失眠自愈。
癫 痫
患者，女，13岁，2006年8月6日初诊，反复神昏，四肢抽搐，口角流涎5年余，曾作脑电图，脑CT确诊为癫痫，不规律服用苯妥因钠、卡马西平等约近1年，仍偶有发作。近因成绩不佳，与父母吵嘴后，心情抑郁，发作较前频繁。发作前常先感腹部有气上冲头面，继而头晕，随之昏倒，四肢抽搐，口角流涎，持续数分钟或10多分钟后自行停止，转为昏睡。刻诊：形体虚胖，面色少华，神情抑郁，口苦心烦，夜寐不宁，纳食不香，舌质红，苔黄厚腻，脉滑。此乃肝胆气郁，痰火扰心，肝风内动，投以柴胡加龙牡汤加减。药物组成：柴胡10g，黄芩10g，法半夏10g，党参15g，生姜10g，龙胆草5g，石昌蒲10g，胆南星10g，远志10g，天麻10g，全虫3g，蜈蚣3g，生龙骨（先煎）30g，生牡蛎30g（先煎），礞石30g（先煎）。7剂，水煎服，每日1剂。服药期间，仅发作一次，持续数分钟自止。药已中鹄，原方继进10剂。药后未见复发，继以益气养血，熄风化痰之品做成丸药常服，服药2年，追访至今，病无复发。
癫痫之疾，伏痰为其宿根。患者情志不舒，肝胆气郁，蕴而化热，扰动伏痰，蒙闭心窍，引动肝风，故癫痫发作。投以柴胡加龙牡汤清热化痰，平肝熄风，以礞石易有毒之铅丹以下气消痰，平肝镇惊，加胆星、远志、石菖蒲化痰开窍，加天麻、全虫、蜈蚣熄风止痰，加龙胆草清肝火。药证合拍，迅速控制发作。后以益气养血，化痰熄风之品缓图。徐灵胎在《伤寒类方》中说此方“能下肝胆之惊痰，以之治癫痫必效”［1］，确为阅历之言。
讨 论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见于《伤寒论》太阳篇中篇第107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能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2］。本方主治较为复杂，与典型柴胡证不甚相符，而用药寒热错杂，攻补兼施，不易理解。故后世医家对本方证颇多疑义，甚至有言不敢用本方者。其实仔细分析，本方所治多与心神失常，气机逆乱相关。基本病机是痰热扰心，肝胆失疏，病变脏腑主要在心与肝胆。方中用柴胡疏肝解郁；黄芩清肝胆之热；人参宁心壮胆；桂枝温通阳气，平冲降逆；大黄清热泻火，使痰热从大便而泻；半夏化痰，有镇静之功；茯苓宁心安神；大枣养血安神；龙骨、牡蛎、铅丹重镇安神，平肝息风。诸药全用，能疏肝解郁，清热化痰，宁心安神，对心神失常疾病有良好良效。现代临床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心脏神经官能症、脑外伤后遗症、更年期综合征、癫痫、失眠、动脉硬化症等，疗效卓著。笔者认为使用本方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多有受惊吓或情志抑郁史；②临床症状复杂多变，但多与心神失常相关，且少见器质性改变；③必有口苦，心烦、失眠、舌红、苔黄腻、脉滑等相应痰热见证；④铅丹的化学成分是化学分子式表示，多服久服有毒，可据病情代之以其他镇惊安神之品，如代赭石、生铁落、珍珠母、礞石等。
参考文献
要找“无法”的典型，首先会想到南宋宫廷画家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图1）。图中人物，脑壳很大，眉毛、眼睛、鼻头、嘴巴，全挤在一起，袒裸胸腹，显得肥胖，裤脚拖地，长袍披肩。粗笔草草，雨骤风暴。若以躯体尺度、五官部位而论，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古今观者，都觉得“气韵生动，寻味无穷”。连乾隆皇帝弘历也要题上一诗：“地行不识名和姓，大似高阳一酒徒。应是瑶台仙宴罢，淋漓襟袖尚模糊。”
梁楷，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为画院待诏，传世作品，多逸笔草草，谓之“减笔”。
南宋时还有个画家龚开（1222-1304年后），字圣予，号翠岩、蒙城叟，淮阴人，曾任两淮制置司监当官（监当官掌茶、盐、酒征输等事）。宋亡后隐居守贫，家里没有桌子，要想作画，只好叫儿子双手支床，躬背代桌。铺纸儿背画出来的山水、人物，怪怪奇奇，自成一家，尤喜作墨鬼钟馗。他的传世作品《中山出游图》（图2），受人称道。图中钟馗和小妹，坐在用木杠、木板扎成的简易轿子上，由小鬼抬着走。除抬轿四鬼外，还有背剑、扛席、背酒葫芦、挑担、背袋的小鬼15 人，形成一支稀奇古怪的队伍。钟馗眼睛似鸡蛋，鼻孔似猪猡。小妹体态尚匀称，但脸涂锅墨。最怪的是钟馗右侧一个背包的小鬼，躯体用墨团成，关节处留出白色，像个用纸板、铁皮拼装的玩具人，更奇怪的是杆头、担上缚着几个还在挣扎的小鬼。钟馗是要吃鬼的，这几个小鬼大概是他出游野餐的美食……这幅画颇像后世漫画，以鬼喻人的讽刺画。清朝的黄慎（1687-1768年），字躬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自学成材，善草书，以狂草笔法作画。也善诗，有《蛟湖诗钞》。为谋生计，至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作品多粗笔写意人物，如《捧花老人图》（图3），颜面慈祥，衣褶飞转。灵芝、花枝楚楚。自题诗：“海上归来鬓已华，频将九转试丹砂。世人欲识先生面，请看头颅三朵花。”所谓“三朵花”，见苏轼《三朵花诗序》：“房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此图老人发际，正簪有三朵白花。
比黄慎晚出四十三年的闵贞（1730-1788 年后），字正斋，南昌人，侨居汉口，善画山水、人物，世称闵贞粗笔写意人物“近于黄瘿瓢”。他的代表作《八子观灯图》（图4），画八个稚气盎然的儿童，相聚成团，互相观摩手中所提花灯，我们能见到的是一盏荷花灯。儿童的发式、服饰基本相同，面露惊喜、欢忭之状。衣纹随手转折，大方自然。略施淡彩，更显儿童肤色鲜嫩。
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1864-1957 年），名璜，字萍生，号白石，湖南湘潭人，寓居北京，工画水族虾蟹，前无古人，善花鸟，也工山水、人物，均构图简约，笔墨老拙。如《挖耳图》（图5），画一老人宽袖大袍，坐于地上，右手持小棒挖耳垢。左眼圆睁，右眼细眯，一副怡然自得、陶然自乐的样子。右侧有齐白石自题：“白石老人八十五岁时用七十岁后自造稿。”此图由陈半丁补画山石、草木，并题：“白石翁写罗汉，奇逸孤冷，神似雪个，近人不能为也。乙酉元旦，半丁补成”。雪个即山人，山人似无此类人物画，则“神似”是指笔简意赅之风格相似也。
以上梁楷、龚开、黄慎、闵贞、齐白石的人物画，都是写意人物画。一般画册、图录乃至文字介绍他们的人物画，也都是写意人物画。其实，他们早年都学过工笔人物画。如梁楷，据元夏文彦《图绘宝鉴》，称他“师贾师古，描写飘逸，青过于蓝。”而贾师古“善画释道人物，师李伯时（公麟）白描。”则梁楷也应善画工笔“白描”人物。但早在元末明初，号称“一代文宗”的宋濂，就在跋梁楷《羲之观鹅图》里说：“……君子许有高人之风。或者但知其笔势遒劲，为良画师，且又谓其师法李公麟，误矣！”宋濂没有见过梁楷的工笔“白描”，即认为说梁楷师法李公麟，是出于后人的推想误传。其实，“误矣”的是宋濂自己，我们比宋濂有眼福，能见到梁楷《黄庭经神像图卷》（图6）。这一图卷是清末大收藏家翁同所藏，现存其裔孙、美籍华人翁万戈先生处。名为《黄庭经神像图》，其实所画内容与《黄庭经》不搭界，只因此图原与元赵孟 书《黄庭经》裱在同一卷子上，致有此统称。
此卷为水墨白描，人物众多。居中画元始天尊，盘坐莲花座上，体态丰盈，着道袍，戴太乙冠，左手立掌指天，右手横胸前，掌向地。二天将持钺护卫，仙吏十余人簇拥左右，女仙六人，或持幡，或捧花，立身后。有一道者执笏拜倒于地，似有禀报。天尊周围，灵光四射，祥云缭绕。祥云右侧，华屋三进，分画告天、施粥、诵经、塑像、绘像等场面；左侧上方画施钱、放生等场面，下方画地狱、牛头、恶鬼烧一油锅，旁有木枷、手铐等刑具，油锅中忽涌现莲花，一道者升空，吓得牛头敬拜，恶鬼跪倒。
全图似画天尊至高无上，众生须信道为善，报应立至，虽落地狱，也能飞升。左下角有“梁楷”名款。此图并非突然冒出，而曾著录于吴其贞《书画记》、张丑《真迹日录》，并有安国等鉴藏章。全图画天上、人间、地狱，构图巧妙，人物繁多，造型精审，动态逼真，笔势细劲，骨力弥满，其白描功夫，真可上侔李公麟。
龚开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 年），在南宋当过官，至宋亡时已五十七岁。奇怪的是，他在南宋时期的绘画活动记载不详，有的画史甚至把他列为元朝画家，说他宋亡后画了些“怪怪奇奇”的画。但传世有一幅他画的《钟进士移居图》（图7），却画得十分工整、细致。钟馗执笏端坐一牡鹿上，面容安详，冠袍整齐，胸有两带，转身后顾。原来，女主人与保姆所乘双轮棚车，轮子陷入泥中，七八个小鬼用绳子拉车，后面复有两个小鬼推车。为首拉的，已跌了个仰八叉，一片叫喊，引来钟馗后顾。
搬家的队伍很长，有抬火盆的、抬米桶的、挑行灯的、牵牛的，牛上一孩子人模人样，衣服整齐，活泼可爱，当是小主人；复有头顶托盘的、持笙的、举大灯笼的、捧元宝的、捧宝剑的、背梯子的、背灯笼的、抬桌子的（桌上蹲一白猫）、捧铜炉的、扛大铜镜的。
女主人戴金冠，着红衫，可能是妹子，也可能是妻子。钟馗、女主人、保姆、孩子四个是人，其余是鬼。此图所画车子、桌子、梯子等物，线条精密，显属界画高手。其实，无论人物、器用、山水、走兽，无不精妙。还有一点颇为突出，即穿插了很多吉祥图画。如米桶上有柿子、鱼，象征“事事有余”；盘中有柏枝、柿子、如意，象征“百事如意”；小孩持戟，戟上悬磬，象征“吉庆”；笙上垂一蜘蛛，象征“一生有喜”；盘中三只元宝，元宝上立一竿，竿上一魁星持笔、斗，象征“三元及第”；背灯小鬼捉到一只蝙蝠，保姆从车窗中见到，伸手来接，象征“眼前积福”。补景山水、树木，画得很好，皴用小斧劈，但多积墨点。
此图所画器用、服饰、风俗、习惯，乃至山水描法等等，是否南宋时即已有 之？此图流传情况也不得而详。但作者既称龚开，则龚开在元朝以前画过工笔画，不必在儿子背上作画是可以肯定的。
清朝的黄慎，幼年丧父，寡母、弱弟，贫困不堪，“严冬犹着白苎衣，蓝缕鹑结”。为谋生计，十余岁便学画，“揭帛传真”，即学习为死者画像。因此，他从少学的是工笔肖像画。中年到扬州后，始在当地画风影响下，逐步转向粗笔写意人物。他传世作品中有一幅《八仙图》（图8），面相、衣褛，都十分工整。画钟离权喜笑颜开，着宽袖大红袍子，最为魁梧；张果老白髯拂胸，手持渔鼓拍板，低头沉思；铁拐李秃顶褴缕，双手扶拐棍而立；何仙姑高髻插簪，面容娇好，如鹤立鸡群；曹国舅侧立如书吏；吕洞宾配剑低眉；韩湘子、蓝采和画有总角，犹似儿童。
“八仙”的人世活动时代，从汉到宋，跨度很大，且成仙经历各异，法力不同，要把他们画在一起，比较困难。黄慎此图，着重显现“龙头老大”钟离权，穿插其他仙人，也属难能。
传说闵贞从少父母双亡，长大后连父母的容貌也记不清楚，遂立志学习画像，要为人间父母留下遗容，使后世得以瞻仰。可见，闵贞也是从学习工笔肖像画走上绘画道路的。他的画像水平的确很高，如《巴慰祖像》（图9），面部勾线简练准确，略施淡彩，即显得立体感很强。不但容貌秀朗，更为内涵丰富，令人一见便觉巴慰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我从少到大，看到过无数民间画像，能像闵贞这样画得形神兼备的，确属少见。
齐白石少时，家中贫困，十九岁（1881 年）跟雕花匠周之美习艺，二十六岁（1888年）经远房本家齐铁珊介绍，拜肖像画家萧芗陔为师。后来，他不但画像出名，还善画西施、洛神、花木兰等仕女画，被乡人誉为“齐美人”。当时，照相术已传至中国，市面上有一种画像人，用“九宫格”放大照片，用炭粉擦出浓淡，成为照片放大像。也有一些画家，用此术画人物面容，再画衣饰、补景，成为“行乐图”。传世齐白石三十四岁（1896 年）所作《沁园夫子像》、三十九岁所作《沁园师母像》，除墨线勾轮廓外，也用炭笔擦过面部、衣褶的阴暗面，使得立体感更强。他还有一种绝技，即画薄纱罩衫，能把里面团花袍子的花纹隐约透露出来。这些画法，略嫌匠气，我倒喜欢他画的一幅《仕女图》（图10），头盖蓝巾，身穿淡红一口钟（罩袍），手持宝剑，瓜子脸，五官清秀，妩媚中露出英气。此图不知作于何年？上有齐白石自题：“万丈尘沙日色薄，五里停车雪又作。慈母寄缝身上衣，未到长安不堪着。齐璜。”“长安”泛指京都，这个风尘仆仆，赶往京都的侠女，究竟指谁？作者不曾点明，我们也不便妄猜。要之，此图体态姣好，衣褶流畅，以今日审美观点看来，仍是杰作。
把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和《黄庭经神像图卷》放在一起，很难想象出于同一作者。同样，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和《钟进士移居图》，黄慎的《捧花老人图》和《八仙图》，闵贞的《八子观灯图》和《巴慰祖像》，齐白石的《挖耳图》和《仕女图》，都难想象出于同一作者。
不管他们的写意人物画何等简练、泼辣、狂放，他们都是从工笔人物画，特别是专业肖像画开始的。古代讲究孝道，做子女的都要为父母留下遗像，画肖像遂成民间专业。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各怀技法，秘而不宣。元朝的王绎，是画肖像的高手，他把秘诀告诉好友陶宗仪，陶写进《南村辍耕录》：“凡写像，须通晓相法……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真性情发见（现），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眼前，放笔如在笔底。……先花台（鼻左）庭尉（鼻右），次鼻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额，次颊，次发际，次耳，次发，次头，次打圈。打圆者，面部也……近代俗工，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因是万无一得，此又何足怪哉！”王绎还介绍了一套着色的秘诀，如说：“眼中，白染瞳子外两笔，次用烟子点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折，便笑”，“凡染妇女面色，燕支粉衬，薄粉笼，淡檀墨干”，“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画肖像，有常规，有法则，有秘诀，总的都是“法”。“法”是前人经验的积累、绘画技法的规范，必须熟记、苦练，才能掌握众多的“法”，才能画出被世人接受的肖像画、仕女画、神佛画、人物画，才能成名成家。只有在成名成家之后，才能独出心裁，标新立异；才能减笔写意，超凡脱俗；才能随意挥洒，皆成妙构；才能允许鼻子、眼睛、嘴巴挤在一起；才能允许八个孩子粘成一团。在自然界里，人的鼻子、眼睛、嘴巴是不会挤在一起的，梁楷的《泼墨仙人图》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是“无法”，是“无法无天”。而这种“无法”，偏偏又会被有一定艺术欣赏能力的观众所接受、所赞赏，偏偏会叫皇帝老儿也要挥笔题上一诗。
“有法之极归无法”，这种“无法”是从“有法”中蜕化、升华来的，是一种绘画的高境界。“无法”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而是生长、来源于“有法”；否则，靠“无法无天”绘画的只能是猩猩。基于以上认识，我得出下列几点看法：
（一）成名于有法。梁楷只有拿出类似《黄庭经神像图卷》的作品，才能当上皇家的画院待诏；如果拿《泼墨仙人》去画院求职，一定会被轰出来。齐白石只能以画肖像、画美人，才能成名于湘潭民间，才能比做木匠更赚钱；如果当时只能画《挖耳图》，一定令人们嗤之以鼻，一定会老死于锯子、刨子、凿子之间。
从梁楷到齐白石，都成名于工笔人物画。学工笔人物画的成千上万，他们几个能脱颖而出，必有其过人处。梁楷的白描人物，直追白描大师李公麟。明朱谋 《画史会要》称梁楷“院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伏”。当时画院中，画家各有师承，如称刘朴：“师梁楷画人物”，称李确：“白描学梁楷”。画院画家，能得皇帝赏识，赐金带，是最大的荣誉。如李唐、夏圭、刘松年等，曾赐金带。梁楷也被赐金带，但他不接受，把金带挂在画院里，被人称为“梁风（疯）子”。
“有法”是基础，只有基础牢固，才能架起画栋飞甍。学习游泳，只有一招一式，操习烂熟，才能站立躺卧，任意漂游。
（二）升华为无法。“有法之极归无法”。经过几十年的苦守章法，临老才能不为章法所囿，得心应手，自成妙构。这正如孔夫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恪守规矩七十年，心里想的，身体行的，自然符合规矩，再也不会违法乱纪。
梁楷的“白描”人物，尚难照耀千古，而他的《泼墨仙人图》，倒能照耀千古；齐白石的“美人”图，尚难登上二十世纪中国画坛，而他变法后的众多作品，却能称雄中国画坛。“有法之极归无法”，从有法到无法，是提炼，是升华，是飞跃式的进步。达到这一步，有一己的努力，有良师益友的点拨，也要有适于发展的客观环境。如齐白石，1917年到北平卖画，结识画家陈衡恪，陈力劝他作画不必求媚世俗，应自创风格。 齐遂另辟蹊径，走向大写意画一路。因此，齐白石如不到北平，如不遇陈衡恪，则老死湘潭，名不出邑；或虽到北平，沉沦为一般画家。当然，齐白石自身的努力是首要的。他擅画工笔草虫，更擅画虾。他以盆养虾，仔细观察，形神俱得。又三变其法，在形象上简益求简，在神态上精益求精，终至前无古人。
（三）论定于后世。“有法之极归无法”，但并不是能归无法的都是好作品。犹似昆虫由蛹变为蛾，并不只只美丽。即便是蝴蝶，也品种繁多，能变为耀眼彩蝶的，为数甚稀。本文列举的梁楷等五个画家，所作“无法”作品，是画史上比较好的。五个指头仍不一样齐，如果让我平心静气，加以品评，我会说，梁楷、齐白石可列一等；龚开、浏贞可列二等；黄慎可列三等。我对他们的评语是：一等仙风道骨，超凡入圣；二等悠然野逸，荡人心胸；三等拖泥带水，尚有俗气。
闵贞与黄慎，几乎同时，且黄慎胸中，书卷更多，画史还称“闵出于黄”何以到我眼底，会觉得黄不如闵呢？我认为，闵贞和齐白石一样，无意求工而自工，信笔涂抹而得天趣。他们的“归”，归得很彻底，把工笔人物的条条框框全部抛开；黄慎就不大一样，瞻前顾后，走一步，看一步；抛一些，留一些。其实，历来评论家，对黄慎晚年作品也是毁誉参半，批评他“笔过伤韵”、“惜少士气”、“未脱闽俗，非雅构也！”
“无法”变得好不好，不要自己说，要让别人说。即使等不得后世，也要让同时代的评论家、欣赏家、收藏家来说，而且要说得公正。战国时，齐国邹忌的妻、妾、客人，都说他的容貌比齐国的“美男子”城北徐公还美。后来，邹忌见到城北徐公，自愧不如远甚，才知妻、妾、客人的话，出于私心，并不公正。
（四）垂教于后人。我看现在的许多小学生学国画，都选学齐白石的“无法”画，构图、笔墨都简单，画得长点、短点、正点、斜点、粗点、细点、浓点、淡点，都无所谓。如此自由，何乐而不为呢？更有一些中青年画家，急于成名，直追“无法”。尚未成蛹，便要成蛾。有些书法“家”，只学一个“虎”呀、“龙”呀，便自嘘成名，标榜为“现代派”、“超前派”，据说这股风是从日本刮过来的。明朝有个滕用亨，篆书“麟”、“凤”、“黾”、“龙”四个大字，受到永乐皇帝赞赏，得任翰林待诏。但时年七十岁，已刻苦学习了六十多年的字了。犹记我二十岁时流落南京，几成饿殍，幸蒙于公右任赏识文字，得充监察院文书科录事。公暇，我学于公“标准草书”，科长漆运钧，是清朝进士，教我不要学草书，要先把正楷学好。小孩子还走不稳路，怎能学跑步呢？可惜我第二年参加革命，告别毛笔，至今正书、草书都写不好。
我要衷心告诫学习书画的年轻人，一定要从“有法”入手，学习“有法”的书画，认真学，刻苦学，长期学，要真正体现“有法之极”的“极”字。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根据自身条件，创新、升华，蜕变出“无法”的新作品，能受到社会认可的“无法”新作品，不是猪尾巴撇兰花，更不是猩猩画油画。“无法”不是基础，而是画栋飞甍。所谓“金丸九转”，所谓“炉火纯青”，正是这个意思。
关键词:人贵知学;杂学并包;尊师重友;当思则思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认为“不乐不是学”[1]｡怎样才能做到乐学?除了要学好良知之学以外，王艮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去除私欲｡他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2]二是学不累人｡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3]三是坚持学习｡他说:“不学不是乐｡”[4]人要真正地获得快乐就要不断地学习｡王艮认为，人性之中有“气质杂性”，“以学能变化气质也｡”[5]同时他还从更高的角度阐明了学习的意义:“学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6]所以他特别要求人们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
一
王艮逝世后，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答道:“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7]意思是说，由于王艮不事诗书，才不受正宗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而重于创造，这样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质上不同于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其实，邹元标的这种评价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王襞对王艮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发展过程概括为“三变”｡他说:“先君子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不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则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足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8]由此看来，王艮理论创新也是经过学无师承､发愤读书､“逢人质义”，拜师学习､修身讲学的过程的，并不是如邹元标所说“唯不事诗书”才有创新的那么神奇｡
王艮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学习｡孔子虽天生圣人，也是通过认真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才成为“明彻”之人的｡由此他认为，学习要一个好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入太庙每事问;惟其入太庙每事问，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9]这里王艮对“入太庙每事问”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进行了相互论证，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人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还提醒说:“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10]王艮的这些话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知识，在实践很“得力”的基础上，再去看书学习，就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强调了抓紧时间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了从实践中学习的意义｡王艮认为学习必须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莫因简易成疏略，务尽精微入细详｡”[11]就是说，不要因为提倡“简易”学习，就在学习上草率疏略，马虎了事，还是要“精微”､“细详”地学习｡
同时，王艮还认为，学习要在勤奋上下功夫｡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学习精神｡他说:“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12]，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人生贵知学，习之唯时时｡”[13]他告诫学者:“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14]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非勤奋不可｡
王艮对老实而勤奋学习的人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两度从学，都没有得闻所谓的“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才写信给徐樾，称赞他恭谦好学，说他闻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笃”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边的许多学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学”｡这封信的名称是《再与徐子直又》，全文是:“屡年得书，必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讲不备｡”[15]有人曾经研究王艮为什么要传给徐樾以“大成之学”，就是因为徐樾具有勤奋好学为精神｡
王艮一生都充满了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来自于他老师的教导，而在于他的一种志向｡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后随父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灶丁｡十九岁起经商，贩盐山东｡《年谱》上说，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徐樾在《王艮别传》中也说:“(艮)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16]从此，他放弃了经商､行医的职业，开始了他发愤自学成才的道路｡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由于王艮自己识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础，加之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从二十七岁开始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贤之志”｡三十岁时，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17]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之后，开始通过刻苦学习与矢志耕道，成为一派宗师的｡观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够从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盐贩，而成自立门户的一代儒者，在学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
王艮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广阅博览上｡王艮对孔子之学非常厚爱，他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18]王艮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说:“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19]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20]从总体上来看，王艮仍属儒家一脉，他始终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王艮说过:“谚云:‘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师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须知孔子之学｡知孔子之学，而丈夫之能事毕矣｡”[21]有门人问他“志伊学颜”，他回答说:“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22]在他看来，儒学理论是一种“至简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他说:“康节极称孔子，然只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简易宗旨却不曾言｡”“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地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23]所以他尽心尽力学好儒学理论，事实也正是这样，王艮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
但是，王艮又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人｡他曾经说过:“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然非全体也｡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24]那么如何进行广博的学习呢?王艮认为，最重要的是“杂学”｡他治学不分派别，广览百家，所以他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他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他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25]又如他对王守仁与湛若水之间关于天理良知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思想｡再如，他对“道学”不感兴趣，但对“道学”理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谈及“佛老”与儒学的关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学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26]可见，它虽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对其有用的东西也是兼收并蓄的｡
王艮的杂学还表现为向实践学习｡在如何“知”的问题上，王艮与王守仁有着极大的区别｡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7]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8]“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29]他还认为，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时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时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与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他的“心即理”说，因此在学习问题上他是持学问要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观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学，即事是道｡”[30]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也就是说要到客观事物中去学习，去求道｡他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这里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31]“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32]所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3]他鼓励学生们到百姓中学道，他教育学者们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34]｡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
三
《礼记礼运》篇指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师与父相连的社会意识｡荀子则将君师与天地､先祖并列，作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35]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36]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37]隋代教育家王通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38]任何人的知识与才能都是从师求教并经过个人勤奋学习取得的｡“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39]可见，我国古代对于从师的作用看得是非常重要的｡
王艮也一样，他是非常重师教的(有人因为王艮在某些观点上与其师不合，就认为王艮不重师教，这也是一种误解｡)据史料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三十八岁，他在家乡讲学期间，当时有一个叫黄文刚的塾师，是江西吉安人，他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他和江西巡府王守仁所讲的观点相似｡王艮听了这一消息，立即产生去江西会见王守仁，进行验证的欲望｡赵大洲在《王艮墓铭》中说:“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府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40]徐玉銮也介绍说:“先生从塾师黄元刚闻其语，诧曰:‘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证’｡”[41]听说有人的观点与已相似，王艮就要去验证，去学习，这一方面说明王艮对于“学问”是不肯马虎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艮重视向他人学习｡王艮之所以重师教，主要在于他对学者拜师学习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王艮说:“学本无异，以人之所见者，各自以异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则执其名为是，而以称字者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则执其字为是，而以称名者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见者为是，以人之所见者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也｡夫然后洞然无疑矣｡”[42]而要做到“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就要有他人的指导，特别是老师的指导｡他说:“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43]王艮在自我成长的经验中，对于“师友提携励进”有深切的体会｡早年他独自摸索学习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固然有其独特的心得与收获，但在师事王守仁并与同好切磋数年之后，他在见识与胸襟上所展现的成熟气象，无不归诸于“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44]所以他感叹地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然必明师良友指点，工夫方得不差｡故曰道义由师友有之，不然恐所为虽是，将不免行不著､习不察｡深坐山中，得无喜静厌动之僻乎?”[45]
王艮认为，要学有所成除了要善于向老师学习以外还要善师友｡他认为师友也是获取知识､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师友，可以得到相互影响，彼此切磋，都能得到提高｡他说:“予幸厚诸友相爱，彼此切磋砥砺，相勉于仁，惟恐不能迁善改过者，—体相关故也｡”[46]王艮关于学习要重师友的观点，也是王守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守仁主张广泛交友，即使是学生也应当成为朋友｡因此，王艮无论是讲学还是与友人论道，都不断强调“明师良友”的重要｡当然，王艮的“师友”并不局限于讲堂之内，而是广泛地指一般人际往来之人，因此举凡社会中的每位众生皆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如他所说:“途之人皆明师也｡”[47]王艮讲学时期，前来问学求教者甚多，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者皆有，不论身份或高或低､年龄或长或幼，王艮皆不以小辈或晚辈视之，而是以并列的朋友关系相待｡王艮这种虚心向人求教，视他人为师的态度，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48]的气概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王艮重老实的学习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重老师之教､师友之学，但王艮学师不为师之缚，学诗书“不泥传注”｡王艮虽然“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地学习，但他不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而是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王艮虽然提倡学习要“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49]“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50]这种不重视章句诵习的学习方法，也是王艮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
王艮是一个“以自然为宗”的人｡对于学习他主张顺其自然，反对“人为”､“着意”｡[51]所以学习不要太废事｡“一友持功太严，先生觉之曰:‘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52]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王艮所说的不废事､不累人，并不是说学习就不要用功，关键是要顺应“自然天则”｡[53]
事实上，王艮十分强调思考的作用｡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54]如王艮在三十八岁师事王守仁之前，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他所说的:“王公论良知，某讲格物”[55]，就说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与王学有所区别｡王艮从学王守仁之后，固然受到王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从学王门期间，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盲从｡他治学不主一经，其学旨不重视“章句诵习”而注重实践｡他自称其学说是“五经总义”，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经，而与“章句世学”对立，是封建正宗思想的异端｡所谓讲经书，他“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56]，其实质就是背弃正统思想的教条，用自己的新意作异端之说｡他的基本思想和王学貌合神离｡
王艮的学习重思考的观点是直接接受了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王守仁认为:“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也哉?谨守其心而已矣｡博学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谨守其心之功也;……后之言学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离决裂，愈难而愈远｡”[57]所以在学习方面他强调静坐体悟和独立思考｡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58]这就是说，做学问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即使大家都说是对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不符，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说是错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相符，也不能认为是错，决不能人云亦云，不经过思考而随声附和｡
王艮接受了王守仁的这些思想，治学是十分严谨的，他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即使是他的老师，他认为不能理解或不切实际的东西也要反复进行“辩难”｡如，王艮拜王守仁为师时的一段故事就表现了这种重思考的治学态度｡王艮初见王守仁，“讲及至良知，先生(王艮)叹曰:‘简易直接，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辞出就馆舍，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复见公，亦曰:‘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先生复上坐，公(王守仁)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乃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公谓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59]可见，在学习上不是随意之人，而是一个重思考､真正搞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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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康熙时期；女性诗歌；文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76-05
作为古代女性诗歌史上的首个创作高峰，明末清初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诗歌题旨亦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宏大气象。得益于江山鼎革带来的地理流动与社会动荡，女诗人突破闺门之限，行踪所至广泛结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或洁似清霜，遥听鹤唳；或雄如飞电，迅激驰马呙。或急湍奔涛，龙门之水；或危峦绝山献，丹青雁宕之霞。”①其空前成就，已多为海内外学者所发覆。而康熙时期女性诗歌的创作特征，需要放在这一诗史发展的背景中加以总结。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康熙时期女诗人逐渐失去了易代之际那样宽松的创作氛围。其视野只能集中于闺内，书写诸如养老抚幼、思夫悼亡、节候变迁、同伴嬉戏之类的家庭日常生活与人伦情怀。女性涉足闺外书写的广度、深度与频度，对闺阁书写的态度与评价，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作为女性无可取代的生活空间，“闺阁”无疑才是女性诗歌本色所在。明末清初女性特殊的文人化、男性化的创作风貌，固然打破了世人对闺阁脂粉习气的陈见，却因为题材旨趣刻意趋近男性而淡化了性别特征。对于承平之世的女诗人而言，或许生存空间的逼仄限制了诗歌的格局，或许思想文化的凋敝造成了境界的平庸，但她们却已开始探索更为契合自身的创作领域，这一视野的“内转”，便是推动女性创作展示出自家面目的契机。
一、雅正敦厚：康熙时期女诗人的时代精神
康熙前期，海内耆旧凋零，明清之际影响力较大的家族女诗人群体，如吴江叶氏、桐城方氏、山阴祁氏、嘉定侯氏等，到此期已风华不再。而在清初文坛名噪一时的“诗媛八名家”等亦相继离世。以蕉园诗社为代表的“国朝”女诗人登上诗坛，开启了康熙时期女性诗歌的崭新面目。
康熙时期的女诗人因活动范围缩小，诗人群体多由家族亲缘关系联结而成。影响力较大的有苏州“张氏姊妹”及杭州“蕉园诗社”诸子。张氏姊妹共七人，包括张学雅、张学鲁、张学仪、张学典、张学象、张学圣和张学贤。“蕉园诗社”则以“蕉园五子”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顾姒、冯娴为核心，凭借群体的声势突破了闺阁的掩蔽，造就了一时声名：“吾乡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里，迄今六十年来，风雅衰，良可叹也。”[1]除张氏姊妹、“蕉园诗社”以外，康熙时期代表性的女诗人还有王慧、吴永和、陈皖永等。试举其生平如下：
王慧（1639―？），字兰韫，江苏太仓人。学士王长源女，诸生朱云集室。《苏州府志》载其“早丧所天，帘笼深掩，所著凝翠楼集不示外人”[2]。集中大半为其与表妹唱酬之作。卷首唐孙华评曰：“琬琰为心，绮绣成质，长律或至千言，古体辄成数十韵。吐属风华，气体清拔，学富而才长，采高而音亮。”②有《凝翠楼诗集》四卷。
吴永和（1656―？），字文璧，江苏陵（武进）人。吴敬承女，庄澹庵从女，董之璜妻。成婚一月夫即出游，未几而染病，归家数月即卒。自后吴永和“嫠居屏去笔墨，有请益者辄不应，曰：‘此非未亡人事也。’性度凝重，遇可喜事未尝露齿，极拂意不闻怨怒声”③。有《苔窗拾稿》四卷。
陈皖永（1658―？），字伦光，号汲云老人，浙江海宁人。举人陈之暹女，杨妻，女诗人徐灿从女。诗人自称：“结后，酒食组纟川是议。不暇多作，偶有小咏，以非女子事，即弃去。间有所存，夹注于米盐籍内耳。”④有 《素赏楼诗稿》八卷、《破涕吟》一卷。
在这些代表性的女诗人的自我书写与他人记录中，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生活轨迹与思想观念：以夫家为重心、以吟咏为余事，韬光养晦，帘笼深掩，内言不出。这自然要归结于清廷强化女教推行力度，致使女诗人的生活空间与创作个性受到限制。清廷入主中原，对于汉族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维护风教、倡导节烈之风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清廷颁布《内则衍义》，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年），蓝鼎元撰《女学》，又进一步强化女教规范。随着清廷政权逐渐稳固，文化控制也更为严厉。统治者对于儒家传统诗教极为重视，倡导雍容典雅的诗学观念。男性文人为女性所撰序跋，也多从风化的角度着意引导。毛际可《古香楼集》序中赞扬钱凤纶云：“而比事属词，尤合于风人之旨。”⑤林云铭作《墨庄诗钞序》言：“至于离合悲欢之词，咸得性情之正，有合于风人之义，则夙具异禀，所得于天者厚也。”⑥唐孙华序王慧《凝翠楼诗集》云：“观其寄兴遥深，措词雅正，真有合于二南国风礼义之训，而非后世玉台之篇，香奁之咏，纤妍柔曼者所可同日而语也。”②据统计，康熙朝六十年间，女诗人数量较明末清初有所减少，存世诗歌总集亦寥寥无几。或许因当时女性受内言不出于阃之约束较深，以双亲、丈夫、儿子为生命之重心，故纵有才华亦自觉沉潜于深闺，不欲显扬于世，更不用说如明清之际女诗人一般，直接与四方名流往来酬酢了。“蕉园诸子”虽名噪一时，但诗社中人并无露才扬己之心。林以宁《赠言自序》：“因思廿有三载以来浮沉世俗，即探讨载籍中，曾不一殚圣贤之旨。以孤母氏望而幸辱数子之知，谓可窃附艺林，因辑而银河之为若干卷。归而献诸堂上，谅必有以解母氏之颜。而因自文其固陋也。若谓以是诩于人而求知于世，余心鄙之弗为耳。”⑦恭谨、内敛、无争，成为康熙时期女诗人共同的生存姿态。这与明清之际女性强烈鲜明的求名意识，与挣脱性别桎梏、见知于世的自觉要求形成了对比。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
第30卷第5期吴琳：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
当女性生活空间趋于狭窄，其文笔也自然深入到寻常生活。陈皖永《小窗》反映了女性出嫁前的生活状态：“小窗宜静坐，竟日不开帘。破闷书千卷，同愁镜一奁。”⑧毛《小春》中温谨规矩的少女形象亦为实录：
小春人更倦，坐觉微寒侵。衰草已失绿，红梅缀疏林。
沉水焚欲尽，薄酒还自斟。筒内韬细笔，壁间静瑶琴。
古人于此时，凝神以正襟。谁知深闺里，亦惕坚冰心。[3]
出嫁前幽闭深闺、娴静贞洁，成婚之后则操持家务、勤勉婉顺，在这种秩序井然、时空幽闭的生存状态下，女性家室之累的感叹不时发诸笔端。王慧《重九怀羽卿》称：“同临月下人，暌违岁已二。非缘踪迹疏，各有家室累。”②又《哭韫玉妹》云：“玉兰枯莫问天，那堪家累苦相煎。愁无可语方为酷，病不求医更可怜。箧底常馀典衣券，笔端时给买花钱。半生劳瘁因儿女，辄对咿嘤重泫然。”②朱柔则《举第四子》亦自叹：“齿过四九非青岁，莫怪容颜渐憔悴。带病宁辞十指劳，居贫况有多男累。”⑨
康熙时期女诗人不仅在创作题材、风格上均退回到传统闺阁的范围，其观念、心态亦随生存空间的缩小而趋于保守谨慎，典雅庄重、温厚和平的作品成为一时之正宗。柴静仪被蕉园诸人公推为“祭酒”[4]。徐德音《和芷斋侍史》评价云：“蕉园诗社重凝香（柴静仪凝香诗最佳），作手今推在璞堂。”[5]柴静仪是传统女教的自觉遵守、实践者，在《与冢妇朱柔则》一诗中，对勤俭辛劳的为妇之道有所阐发：“深闺白日静，熏香垂罗帱。病起罢膏沐，淡若明河秋。自汝入家门，操作苦不休。苹藻既鲜洁，牖户还绸缪。丈夫志四方，钱刀非所求。惜哉时未遇，林下聊优游。相对理琴瑟，逸响随风流。潜龙慎勿用，牝鸡乃贻羞。寄言闺中子，柔顺其无忧。”⑨这种温柔敦厚的生存哲学必然深深影响其诗歌旨趣，在另一首《诸子有问余诗法者，口占二绝句，直抒臆见，勿作诗观》中，柴静仪还直接阐发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汉诗精义少人知，座咏行吟自得之。更诵葩经与骚些，温柔敦厚是吾师。”⑨
柴静仪之所以受到时人的推崇，奠定“蕉园诗社”宗主的地位，正因其温柔敦厚的诗学旨趣符合了时代潮流。林以宁《柴季娴〈北堂诗集〉序》云：“《凝香》名咏，乃贤媛之初集。《北堂》命什，识孝子之追思。……授书母氏，传壶德之幽闲。”⑥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按体裁编排，各体均以柴静仪冠首。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赞其《凝香室诗钞》“本乎性情之贞，发乎学术之正，韵语时带箴铭，不可于风云月露中求也”[6]566。柴静仪诗法杜甫，循规蹈矩，将其作为雅正风格之代表，也进一步反映出“蕉园诗社”主导性的诗学宗尚。
二、回归闺阁：家庭题材的开拓深化
“国朝”女诗人大多出生于顺治时期，成长在相对安定的大家庭中，处于固定的关系圈内。较之动乱时期女诗人家庭离散、“骨肉自此情意疏”的局面有了极大不同。以家族为基础的亲缘性群体成为诗歌活动的重心。女性在这个稳定而安全的交际圈内分题角韵，切磋交流。而与家人相处的人伦情感，也成为康熙时期女性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第一，女诗人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生观，受到男性游幕旅宦生活方式的冲击而激发了创作动力。她们用发乎情、止乎礼的方式，表达一家团聚的情感需要。
男主外、女主内的生存格局，就意味着女性在感情的天平上向着家庭倾斜。其诗作亦往往以对家庭的留恋，映照着男性在功名上的热情。女诗人大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虽享有优裕从容的物质生活与安逸平静的读书环境，但父亲时时宦游在外，因而女诗人笔下，多劝父莫淹留在外，表达思亲忆远之情。林以宁曾作诗《忆父禹都》，表达终年难得与父亲相见的伤感：“晓登百尺楼，遥望中条山。天际有白云，日夕自往还。去来何寥邈，引领难追攀。谁云生女好，少长违亲颜。岂不眷庭闱，安能事闲关。问寝久疏阔，视膳良以艰。回步循南陔，踯躅涕澜。”诗后评云：“白华遗响，温厚可讽。”⑥对仕途不顺的父亲，女诗人往往能从共聚天伦、和睦亲厚的情感出发，进行委婉的劝慰。王慧父王发祥为顺治十二乙未（1655年）进士，任刑部主事。王慧《壬寅[康熙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二首》之一云：“连朝乾鹊噪柴扉，早放金鸡愿不违。秉烛羌疑若梦，候门栗里喜真归。吾生忧患知多少，人世荣华有是非。历尽畏途双鬓在，从今安稳钓鱼矶。”②王发祥汲汲于仕途，引起了女儿的不满与忧虑。王慧在《丙午[康熙五年，1666]仲春送家大人北上》一诗中，规劝父亲就此隐退：“频年息意故园薇，又指东华理客衣。自是周家累重，不容何点宦情微。羊肠早历途仍险，鸡肋曾尝味本稀。人事艰难相促迫，初心莫叹出山违。”②然而，王发祥因事解职后，仍然赶赴京中寻职复补，终于在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病没。
对于身为人妻的女诗人来说，丈夫汲汲功名、远游在外是极寻常不过的场景，其赠外诗亦多围绕丈夫事业与夫妻情感的矛盾展开。一方面，她们希望夫君能成就功业、实现理想。朱柔则《寄远曲》四首“栖燕将雏苦，征鸿失侣寒。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难”、“取友防轻薄，持躬问老成。寄言百君子，努力事身名”⑨，表现出对夫君辛苦奔波的理解，并致以殷勤叮嘱与鼓励。柴静仪阅此诗后评道：“无端写出征途苦，助我思儿泪几行。”⑨而另一方面，女诗人独居家中操持大小事务，“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难”，不可能不期望能与夫君长相厮守，尤其是正值盛年，难免有离居之叹。诗末评云：“于委婉中见气节，于规讽中见性情。”[7]林以宁《寄外燕都》则意更显豁：“此去将何为，黄金台上客。振翮起蒿莱，千里自挟策。文章显当世，声名久赫奕。富贵不足慕，寸阴真可惜。”⑥《得夫子登榜后家书，言明年春不得第，即返棹西湖》中，诗人甚至促狭地写道：“不是深情因伉俪，肯期失意早归来。”⑥表现出在丈夫的事业功名与一家团聚之间的复杂的心态。
第二，女性细腻柔婉的天性，使她们更擅长于人伦亲情的点滴表达，因而诗人笔下的家庭生活，往往温馨素朴、亲切动人。在细节的采撷、语言的剪裁、情感的把握上均有独到之处。
女性对平实、日常化的书写似乎有着天然的兴趣，擅于刻画出真实鲜活的家庭场景。这一特点在康熙时期已有发端。朱柔则《举第四子》记录生儿场景，生动刻画出女儿在旁娇妒之细微神色：“儿生第四如有神，倏忽坠地无艰辛。痴女小小作娇妒，背立在傍偷眼嗔。”⑨另一幕生动的场景来自王慧的《壬寅[康熙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二首》其二，诗人描述老父归家后之情状：
容易风霜归腊后，依然儿女话灯前。解包笑索馀铅黛，垂橐羞看剩俸钱。②
通篇皆琐细语、寻常事，只是撷取了父亲久宦归家后的短暂情境，整个画面却被温馨的光影所笼罩。王慧对母亲更为敬慕怀念，《忆昔十首》其四云：“忆昔春游风日恬，柳丝斜漾绿纤纤。拟牵萝茑愁枝蔓，欲折荼蘼怕刺尖。赌却金钗头上拔，赢来采色坐中拈。小鬟似亦知人意，拾得名花暗里添。”③王慧之母吴氏，《太仓州志》载其“博览典籍，尤悉史事得失，能诗善琴。……发祥官武昌，氏随之任，治家严肃，内外秩然，暇则惟亲翰墨。著有《遗香集》。”[8]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王慧远嫁后，“乐事减去大半”，“吾母尝泛舟相探，余之妯娌无不敬慕，则吾母之风范可知矣”②。吴氏后随夫任武昌，病卒于舟中。“嗣后家严远宦楚中，迎母之任，余送之浒墅，停舟夜话，血泪几枯，呜呼，岂意江头一别，遂成永诀。兴言及此，岂不痛哉。后虽故里时归，无复当年佳境。”②作者回忆幼年与母亲弟妹相处情景：“当吾母在日，膝下娇痴同诸弟妹，或花前拈韵，或月下联吟，一言有合吾母，必奖借劝勉，故春朝秋夕，未尝虚度。”③那些散布在诗篇中的鲜活场景，正是作者以深情之眼观照家庭生活的娓娓道来。
在视角细腻、取材平实的同时，女诗人表达骨肉亲情往往以简单语、家常语出之，避免刻意经营而损害了原汁原味的情感表现。如王慧《秋初招两弟过舍》：“漫言书信疏相候，惟望轩车过莫稀。尊酒已开期必至，待将明月送君归。”②书写兄弟相聚之乐及愿兄弟间常相探视的简单期盼，不事雕琢、语重心长。倪瑞《忆母》则为时人称道：
河广难航莫我过，未知安否近如何。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⑩
此诗继承了《诗经・陟岵》“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书写视角与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达，故全诗结构圆美流转近于造化天工，语意浅近却情真意切，展示出女性抒情的特色。
第三，课儿教子作为女诗人的职责，为女性诗带来了崭新的题材领域，并彰显出女性在培养优秀后代、传承家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教子诗是清代女性诗歌的一大特色。此类题材从顾若璞发端，到康熙时期女诗人达到高峰。女诗人对教育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钱凤纶《示钊儿》就指出：“是以汝学问未深，怀抱未广，吾之过也。”B11文化素养的提高，使她们在母教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女性的教子之功，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学识与前途，并进一步维系着家族文脉的兴衰，往往比男性发挥了更加切实的作用。一方面，不少女诗人为寡妇，她们往往要独立承担子嗣的教学任务。女诗人严乘，字御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夫、子均丧，独自教孙读书，《课孙夜读》云：“他日学成安出处，锦衣不与换斑衣。”B12流露出对孙子光耀门楣寄予的殷切期望，其孙不负苦功，终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年）举经魁。另一方面，男性长期宦游在外，也把接续风雅的任务留给了女诗人。朱柔则夫家衰落，倍感生计艰难，诗人勤俭持家毫无怨言，并自觉担负起了母教重任，其《举第五子》写出了女性独有的感受：“自怜乳哺多辛苦，转忆吾亲罔极恩。”B13只有自身经历抚养子女之艰难后，才能更深切体会当年母亲养育之不易。课子读书中种种不为人知的辛苦之处，都在寄给丈夫的书信中倾诉出来：
空复怜儿子，迢迢隔蓟城。燠寒劳问讯，衣食苦经营。
岁月嬉游惯，诗书背诵生。几回当与杖，思汝气全平。B13
在课儿教子的任务中，不仅包含了对子女进行学识上的督导，还常有为人处事的提点。严肃的教诲中时时流露出拳拳母爱，自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验的。柴静仪对长子沈用济寄予厚望，晓之以“外侮旋复来，内忧方未已”的家族境遇⑨，敦促其为家族兴衰而努力。当沈用济仕途失意时，则作《长子用济归自粤中，诗以慰之》，可见其识见与襟怀：
君不见，侯家夜夜朱筵开，残杯冷炙谁怜才？长安三上不得意，蓬头黧面仍归来。呜呼！世情日千变，驾车食肉人争羡。读书弹琴聊自娱，古来哲士能贫贱。⑨
沈德裁评此诗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皆由不能贫贱之故，贫贱中正可磨炼人品也。能贫贱他日即能富贵矣。学者宜三复斯言。”[6]566在柴静仪的谆谆教诲、潜移默化之下，沈用济终不负期望，成就了诗坛声名。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十载：“少喜吟诵，及长出游，一至山东登岱岳，又之楚、之闽、之粤东西，与屈绍隆、梁佩兰友，诗益大进。又之边塞，留右北平，一变为燕赵声，一时名流莫与抗。”[9]
三、结语
康熙时期女诗人局促于闺阁之内侍亲、相夫、教子，却在狭窄空间中开辟了深邃的世界，以细腻笔触展开了一幕幕人伦亲情的生动图画。这些出色的作品打破了拟作闺音的男性创作路数，刻画了被男性所忽略的女性内心情感世界，清中叶女诗人继承了这一视野“内转”的倾向，朝着日常化、生活化的创作迈进。作为从清初的宏大走向清中叶琐碎深细的过渡阶段，康熙时期女诗人对传统闺阁文学空间的开拓之功不容忽视。
注释：
① 参见邹漪《诗媛名家红蕉集》，清初刻本，第2b页。
② 参见王慧《凝翠楼诗集》，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刻本，第2a页。
③ 见吴永和《苔窗拾稿》，清雍正三年乙巳（1725）刻本，第2a页。
④ 见陈皖永《破啼吟・卷首》，民国抄本，第1a页。
⑤ 见钱凤纶《古香楼诗》，清康熙刻本，第1b页。
⑥ 见林以宁《墨庄诗钞》，清康熙刻本，第2a页。
⑦ 见林以宁《墨庄文钞》，清康熙刻本，第6b页。
⑧ 见陈皖永《素赏楼稿》 卷一，民国抄本，第2a页。
⑨ 见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凌云阁刻本。
⑩ 见汪启淑《撷芳集》卷三十二，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飞鸿堂刻本，第10a页。
B11 见钱凤纶《古香楼杂著》，清刻本，第17a页。
B12 见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红香馆刻本，第15a页。
B13 见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钱塘丁氏刻本，第32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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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糖尿病肾病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禀赋不足、饮食不节、劳欲过度、情志失调为糖尿病肾病的病因。其病理机制关键是本虚标实，本虚为气血、阴阳、五脏之虚，标实为水湿、瘀血、痰浊等病理产物。唐红、杨华等研究者［5］共选取DN(Ⅲ、Ⅳ、Ⅴ期)患者363例，收集其中医证候信息，进行归纳分期。结果显示:DN病性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本虚以气虚、阴虚、阳虚为主，标实以血瘀、痰湿为主。唐成玉认为DN病变主要与瘀血有关［6］，糖尿病发病初期燥热伤津耗气，血脉涩滞，血易于壅塞，而致瘀血;日久气阴两虚，推动无力，脉道不充，更易致瘀血阻滞。南征教授［7］认为DN的发生是疾病迁延不愈，气阴两伤，阴阳俱损，渐致血脉瘀阻，毒随邪生，毒损肾络而成。因此，毒损肾络为本病关键。
2糖尿病肾病的辨证
由于中医在DN方面尚缺乏统一标准，且临床医家对辨证分型亦是百家争鸣，故其证候分布较广，证型较多，但归纳之，也不外乎八纲、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等辨证方法。曾胜［8］运用三焦辨证，将口渴引饮归属上焦，多食易饥、大便秘结归为中焦，小便混浊、四肢浮肿归为下焦。其认为糖尿病肾病病因病机基本与消渴病一致，但有其自身的特点，三焦辨证优于其他辨证。马艳春等［9］将糖尿病肾病运用脏腑辨证和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分为:脾肾阳衰、脾肾虚衰、肺胃气阴虚、毒损肾络、肝肾阴虚。气血津液辨证分为:气虚血瘀、痰瘀阻络。其实不论运用何种辨证分型，只要充分运用中医辨证的精髓，治疗总以扶正祛邪、标本兼顾，总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3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3.1西医治疗糖尿病肾病在西医方面，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尚无特效药，其主要以控制饮食、改变生活方式为主，以及药物治疗控制血糖、血压及血脂。糖尿病肾病的后期，对于肾衰竭的治疗目前倾向于早期透析，早期透析能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预后。此外，肾移植或胰－肾联合移植也是糖尿病肾病病人可行方案之一。由于糖尿病肾病患者常合并全身病变，特别是心血管并发症，肾脏移植成功率低于非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死率较高。但一旦移植成功，则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透析患者，生活质量也显著提高。目前胰－肾联合移植同时治疗糖尿病和肾衰竭，也是比较理想的方法［10］。但由于其经济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尚难被大部分人接受及认可。
3.2中医治疗糖尿病肾病在中医方面，其临床有效性已被大部分认可。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中医在慢性病方面有其优势，通过整体观察、辨证施治，能很好的延缓病情的发展。目前，临床口服方药大多分为单药及复方制剂进行治疗。
3.2.1单味中药制剂黄芪:有研究发现治疗DN频率最高的单药为黄芪［11］，其作用有:①降低血糖作用。彭应中［12］在治疗86例Ⅲ期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中发现，在基础治疗的前提下加用黄芪治疗早期DN疗效优于单纯基础治疗。②纠正脂代谢紊乱。熊伟等［13］实验研究发现黄芪治疗具有减轻患鼠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降低血糖的作用。③降低蛋白尿，保护肾功能。陈少华等［14］收集了168例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分组治疗对照后发现，黄芪注射液能降低肾脏蛋白的排泄，目前是一种治疗糖尿病肾病较为理想的药物。④改变肾血流动力学。杜文涛等［15］将糖尿病早期肾损害患者62例随机分组治疗，治疗组在治疗的基础上同时加用黄芪针，对照后发现黄芪对糖尿病早期肾损害的发生、发展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改善血流动力学有关。丹参:丹参的作用与黄芪上述功效相似。除上述作用外，杨文［16］运用丹参冻干粉针剂治疗糖尿病肾病水肿患者，结果发现其能有效改善水肿症状，同时有降低血粘度作用。在晚期糖尿病肾病方面，有实验［17］证明，通过模拟腹膜透析的动物实验，观察丹参对腹膜透析效能的急性影响。结果显示，丹参能有效提高净超滤量，具有保护腹膜间皮层结构免遭损伤的作用。大黄:许成群等［18］对6年来大黄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大黄能抑制系膜细胞及肾小管上皮细胞增生，减轻代偿性肥大，延缓肾小球硬化。同时，从中医方面来说，其通过活血化瘀，通腑泄浊、清热解毒的功效，改善肾衰竭患者的高凝、高粘状态，进一步保护肾功能，减少蛋白尿，延缓了DN的发展。
3.2.2复方制剂临床上，糖尿病肾病主要是糖尿病久病之后的并发症，久病必虚、必瘀，络脉不通。因此，大多临床医家运用复方制剂治疗糖尿病肾病时，治拟益气补肾、活血化瘀的方法。许清丽［19］将76例患者随机分组，治疗后发现当归黄芪汤(药物组成:当归10g，黄芪50g，炙甘草6g，白术10g，茯苓10g)能增加蛋白的合成，减少尿白蛋白的排出，对肾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能延缓病情发展，疗效确切而且安全。王培红［20］将62例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分组，32例常规治疗加芪地归芎汤(药物组成:黄芪30g，生地黄10g，当归12g，川芎10g，麦冬10g，丹参15g，五味子10g，五倍子10g)，治疗前后比较血液流变性、肾功能、空腹血糖、脂质代谢及UAER，结果显示治疗组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王化鹏等［21］用复方丹参滴丸联用金水宝胶囊治疗DN，结果发现联合用药组可降低尿微量白蛋白和内生肌酐清除率，延缓DN发展，总有效率达93.4%。潘满立［22］研究糖肾汤(药物组成:生黄芪30g，太子参15g，熟地黄15g，当归15g，川芎12g，赤芍15g，茯苓15g，泽泻12g，丹参15g，黄精12g，白术15g，苍术10g，益智仁15g，牛膝12g)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疗效观察时发现，糖肾汤有明显降低尿微量白蛋白排泄，且具有明显改善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作用。其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2.68%。董正华等［23］对通络益肾汤(药物组成:桃仁、水蛭、酒大黄、生地黄、山萸肉、山药、炮附子、泽泻、茯苓、黄芪、葛根、芡实、沙苑子、川牛膝等)治疗糖尿病肾病30例患者中发现，通络益肾汤可明显改善DN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蛋白漏出，并能显著降低血糖，调节血脂代谢紊乱，改善血流变性指标。高志田、王刚［24］选取了早期DN患者43例，观察黄葵胶囊(主要化学成分为5种黄酮类化合物单体，即梅斗皮素，杨梅黄素，檞皮素-3洋槐双糖苷、檞皮素-3-葡萄糖苷、金丝桃苷)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微炎症状态的改变，黄葵胶囊治疗后尿蛋白定量检查均较治疗前有明显好转。其C-反应蛋白及肿瘤坏死因子水平明显下降，说明其具有调节患者微炎症状态的作用。
3.2.3其他中药治疗有研究者［25］使用桑白皮、附子、蒲公英、牡蛎、大黄等中药制剂灌肠佐治糖尿病肾病尿毒症患者，其结果显示总有效率88%。此外，谭远忠［26］运用生大黄、羊藿、细辛、桃仁、红花、芫花碾末，姜汁调匀制成中药敷贴，辨证取穴(肾俞、次髎，命门、关元、复溜等穴位)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后肾小球滤过率、尿蛋白排率、血肌酐等实验室指标均较前好转。
4问题与展望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即一分为二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以致分为无数个。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1]，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发展方向。矛盾的双方是相互依赖、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方面组成的。阴阳是对立统一的。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
1 人是阴阳运动的产物，阴阳失调是疾病产生的根源。
一个生物所在之地，太阳射到地面之光热，就是阳;次地面的光热已过，与光热未来之间，就是阴。阳性上澎，阴性下压;阳性直上，阴性直下，阴阳交合，发生爱力，彼此相随，遂成一个圆运动。阳主动，阴主静，静则沉，动则浮，由动而静则降，由静而动则升，升起浮降沉一周，则生中气。中气者，生物之生命也。人秉造化阴阳圆运动之大气以有生。人的个体即造化个体的遗传。《易传》“一阴一阳谓之道”[1]。阳气是生理功能，阴血是物质基础，阳一方面来自太阳，一方面来自阴血化生，阳化气，阴成形，二者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阴平阳秘”，机体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维持着一个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打破，阴阳失调，疾病就会发生，各种治疗方法都在调整着阴阳，从量变到质变，恰到好处的，偏差过大的，不管意识到或意识不到，都是如此。如热毒损阴，热去阴留，热毒伤阳，毒去阳复。阳虚补阳，阴虚滋阴。金、木、水、火、土的相互生、克构成物质的运动、变化。中气属土，一年的大气，春生，夏浮，秋降，冬沉，故春气属木，夏气属火，秋气属金，冬气属水，升浮降沉运动一周而为一岁。夏秋之间，为圆运动的中气。地面的土气，居升浮降沉之中，为大气升降的交合，故中气属土气。金水木火土，大气圆运动之物质也;行，运动也[1]。相生者，大气圆运动次序的先后;相克者，大气圆运动对待的平衡。相生者补其不足，相克者制其太过[1]。中医学引进了这一理论。认为人体是由阴阳两方面组成的。纯阳无气，纯阴无气，阴阳交合，乃是能成气。大气者，阴阳已经交合之气;阴阳交合之中点称之中气。造化之生物也，先有阴阳的运动，而后成生物的中气，是为先天;物之有生也，先秉造化旋转的中气，而后成个体的运动，是为后天。著名中医学家陆广梓[1]认为：应阴阳自和。致力于阴阳和谐应是一切中医的根本目标。
1.1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中又有阴阳，伤寒论中的阴阳及附子汤的适应范围 《类经》“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八卦图为阳运阴中、阴包阳外的圆运动，河图为阴阳平均的圆运动。河图阴多于阳，故人身的阳气为圆运动之始，人身的阴气又为包藏阳气，使阳气运动能匀之资也。少阴，即阴气较少之意 [1]，故少阴有阴中之小阴之说。少阴包括手、足二经和心、肾二脏。心属火，主藏神、主血脉;肾主水，主藏精、主水液、为先天之本、肾阴、肾阳又称真阴真阳，是五脏六腑阴阳之根本，故肾有命门之称。心在上、肾在下，同属少阴。心火下蛰于肾以暖肾水，使水不寒。肾水上济于心，以制心火，使火不亢。心肾交通，水火既济，相辅相成，维持人体阴阳平衡。少阴病是以心、肾虚衰，水火不交为主要病理变化的疾病。其中又以阳虚化寒的虚寒证为重点。少阴病的发生，一是素体少阴阳虚或阴虚，复感外邪，邪气直中少阴，内外合邪而发病;二是病在他经失治、误治，损伤心、肾阴阳而转属少阴;三是内伤杂证久治不愈，累及少阴。脾阳赖肾阳温煦，故太阴虚寒易转入少阴，成为脾肾阳虚证。内外湿邪相结，与痰瘀相凝，亦可导致肾阳受损。由于致病因素不同，感邪轻重不同，以及体质各异。有少阴阳虚寒化和阴虚热化不同。本文主要论述阳虚寒化。
伤寒论304条，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305条，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上述两条论述少阴寒湿身痛的证治。304条的口中和是审证要点，主证是背恶寒，口中和并非病症，是指口中不苦、不燥、不渴，是为排除热证而提出的鉴别方法。督脉循行于背，统督诸阳，少阴病阳虚，背部失于温煦，故有恶寒，由于阳虚湿盛，故以附子汤温阳化湿。305条是以疼痛证候为主要病变，肾阳虚衰、水寒不化，寒湿留着筋脉骨节肌肉，经脉受阻，经气不利，故身体关节疼痛，肾阳虚衰，四末失于温养，故手足寒，阳虚湿遏，故脉沉。其鉴别诊断：附子汤与白虎汤均可见背恶寒，但附子汤为阳虚寒湿阻碍所致，白虎汤加人参为里热炽盛，元气耗伤所致。附子汤与麻黄汤证都有身体痛、骨节痛。附子汤病症在里，为肾阳虚衰、寒湿内盛，寒湿流着不化所致，麻黄汤病在表，为寒邪束表，营阴郁滞所致。
1.2 附子汤是一阴阳合体的处方 附子汤由附子、茯苓、白术、芍药、人参组成，炮附子重用为君，温经回阳、祛湿止痛，为阳药。与人参相伍温补元阳，扶正祛邪，配茯苓、白术健脾除湿，共同组成本方中的阳药部分，芍药性寒，滋养人体阴液，活血通络止痛，共起补阳化湿、温经止痛之功。广泛应用于伤寒日久邪陷伤阳，杂病阳虚湿盛。素体阳虚之人患外感，外证虽愈，但邪伤肾阳，阳虚寒盛，出现一派少阴阳虚证候。阳虚寒湿不化，阻于四肢腰背，故腰背酸痛，证属阳虚寒盛，外感寒湿之邪，寒湿凝聚于筋脉，骨节之寒痹，病程较久，久则伤阳，形成典型的阳虚寒湿内盛证。证较重，证重药亦重。附子汤具有温阳化湿、祛寒镇痛之功，临床多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心功能不全之怔忡、冠心病、子宫下垂、胃下垂、内耳眩晕证、血管神经性头痛、滑精、尿闭、多尿、遗尿等疾病。阳虚寒湿内盛为辨证要点。此外阳腑病热，阴脏病寒。少阴肾脏，病则阴寒，水寒克火，火灭土亡。四肢秉气于中土，中土阳亡，则手足寒冷，阳入于阴则寐，水寒无阳，则蜷卧欲寐而不能寐，肾主骨，肾寒则背脊恶寒，水寒土湿木郁生风，则骨节痛”。附子温补肾阳，人参、茯苓、白术补土泄湿，芍药和木熄风。附子温补肾阳，易动风木之气，附子与芍药并用，肾阳复而风木不动，已现骨节痛，风已起矣，故用附子以温水，芍药以熄风。火土复而木气安。阳与阴平[1]。
1.3 附子汤的应用体会 患者的需要就是医生的探求方向，祖国医学中众多的医学流派就是在各中各样的病情需要中由医学家们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中形成的。对附子汤的阴阳属性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治疗肺心病、心肌病合并肝硬化、亚急性、慢性肠炎、痢疾的过程中，不仅阴寒湿盛的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而且一些阴虚火旺、阴阳两虚、湿热内生、甚至阴虚阳亢、脾气虚弱，不能运化的病例在应用相应的方剂，疗效欠佳的患者在应用了附子汤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上世纪70～8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水平低，慢性肠道病多，易反复，导致脾胃长期受寒凉刺激以致脾阳不振，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不能输布全身，附子理中汤正是针对这一机理而设。加味附子理中汤治疗这类疾病有良效[2]。曾遇1例肺心病阴虚火旺患者用百合固金汤无效，改用附子汤加减后，效如桴鼓，大量应用于临床效果亦很好，且有较好的远期疗效。其论文摘要曾在全国第七次肺心病学术会议交流。1例心肌病合并肝硬化病例曾在总医院住院治疗，在济宁市第一医院治疗的患者，在我处用补气健脾利尿药，收效甚微，用附子汤加减后，疗效十分明显，这类患者由于病员少，没有系统总结。一部分患者因药物反应而拒服，影响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可经过加减，减少不良反应，提高疗效。阳虚便秘加大黄，湿热内生少加黄连、黄芩，阴虚阳亢加龟板、黄柏，口苦，胃内灼热加生石膏，痰涎壅盛者，寒痰者加三子养亲汤，热痰者加贝母、瓜蒌、胆南星，天竺黄。阴阳两虚加重附子用量后，口干、胃中灼热能减轻甚至消失。笔者体会初始用3g附子即口干、胃热，不敢再用，后来用附子30g，并准备了石膏，却没用石膏，胃热未作，口干渐消。因为附子汤阴阳兼备，有是证，用是药，证重药亦重，证轻药亦轻，证变药亦变。人的差异，对药物的耐受性，亦应注意。临床应用要根据患者的阴阳含量来决定附子汤中阴阳药的含量，辨证精确，用药恰当，效果就好。
转贴于 2 附子汤的组成各药亦含阴阳，以《中华本草》精选本为主要参考叙述如下
附子主产于四川江由，那里高温多雨，所以附子亦为水中之阳，属于阳中含阴。并不是所谓的纯阳药，亦是由阴阳两部分组成的。功能属阳，物质属阴。附子含乌头碱、次乌头碱、乌胺等物质。其药理作用，强心作用不因煎煮时间延长而减弱，或消失。对心脏的作用可能通过直接作用或间接作用，即直接对心脏的兴奋作用和因激动受体，释放儿茶酚胺的间接作用。抗心肌缺血、缺氧作用是因为其能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抗炎的主要成分是乌头类化合物。提高血清补体含量，提高阳虚患者的体液免疫能力。附子具有胆碱样、组胺样及抗肾上腺素作用，能显著兴奋离体肠管的自发性收缩，去甲乌药碱还具有显著平喘作用。其味甘、辛，性热、有大毒。归心、肾、脾经。《吴普本草》“大温”。《别录》：“味甘、大热、有大毒”。《医学起源》：“气热，味大辛、其性走而不守，通行诸经引用之。”《心印绀珠经》：味辛、性热浮也，阳中之阳也。《本草经疏》：“其气味大辛大热，微兼甘苦、而有大毒气厚味薄、阳中之阴，降多升少，入手厥阴、手少阳三焦兼入足少阴、太阴经”。《药性切用》：“入肾命、而通行十二经”。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祛湿之作用，《本经》：“主风寒咳逆邪气”。《别录》：“心腹冷痛，霍乱转筋、下痢赤白”。张洁古：“温暖脾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之阳虚”。《药性集要》：“治短呃，虚寒喘”。《崒全裘本草述录》：“偏风半身不遂、下血虚寒痈疽久漏，久痢休息，虚寒痼冷，肝肾之阳不足必用之品”。附子温阳之功，上能助心阳以通脉，中能温脾阳以散寒，下能补肾阳以益火。阳随阴脱者，君宜用本品以挽救散之亡阳。与干姜同用，以助其升发阳气。与人参同用于温阳中增强益气固脱之功。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阳痿滑精、肢冷畏寒、小便自遗者常与肉桂、熟地、山茱萸，枸杞相伍，于阴中求阳，温肾益精。若脾肾阳虚、脘腹冷痛、大便溏泄者，常配干姜、白术温中补脾。治冷痢日夜不止属大肠虚滑者，常配干姜、肉豆蔻以固肠止泄。治身面浮肿、小便不利属脾肾阳虚者，每与白术、茯苓相伍，兼有温阳利水健脾之功。阳虚风寒外感者，于发散中配附子以助阳解表。湿温缠绵、阳衰湿困、昏沉瞀闷、渴而引饮者，于芳香化湿中加用附子，以扶阳逐湿。阳衰邪陷者，于清解宣透药中加附子以温阳透邪。白芍，味苦酸，性微寒，归肝、脾经。是附子汤中的阴药，与附子共同组成一个阴阳相合的整体。制约着附子的热性，滋润着人体的阴液，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其主要化学成分芍药苷、氧化芍药苷等。具有中枢抑制作用，解痉作用，对平滑肌有抑制或解痉作用，抗炎、抗溃疡作用，能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增强作用，有扩张血管和增加器官血流量作用等。《医学启源》：“《主治秘要》云：性寒味酸、气厚味薄，升华而微降，阳中阴也”。《本草正》：“味微苦，微甘，性颇寒，气薄于味敛降多而升散少，阴也”。张洁古：“泻肝，安脾肺，收肾气，止泻痢，固腠理，和血脉，收阴之，敛逆气”。王好古：“中气治脾虚中满，心下痞，肋下痛善逆等”。朱丹溪：“白芍酒浸炒，与白术同用则补脾，与川芎同用则补肝，与人参、白术同用则补气”。茯苓味甘淡、性平，归心、脾、肺、肾经。其药理作用：利尿、增强免疫作用。《医学启源》：“《主治秘要》云，性温、味淡，气味具薄，浮而升，阳也”。《品汇精要》：“气薄者，阳中之阴也”。人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肺、脾、心肾经。《珍珠囊》：“甘、苦，阳中微阴”。《医学启源》：“《主治秘要》云：性温、味甘，气味具薄，浮而升，阳也。又云，阳中之阳”。《本草经疏》：“气味不厚不薄，升多于降”。《药品化义》：“属纯阳、体微润、气香而清韵，味甘、性大温、性与气味具厚”。《得宜本草》：“能通行十二经”。《滇南本草》：“治阴阳不足。肺气虚弱”。《本草要略》：“通经活血”。《本草蒙筌》：“定喘嗽、泻阴火、滋补元阳。能回阳于垂绝，去虚邪于俄顷”。“气虚导致阳虚，气脱常伴亡阳”。与附子同用，共收补气固脱，回阳救逆之效。与白术同用则补其中。《本草经疏》：“人参补五脏阳气之君药，开胃气之神品，与附子同用治阳气脱，温肠胃中冷”。治一切水气，通身肿满。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血。胃弱不能食，脾虚不磨食。人参补虚，虚寒可补，虚热亦可补，气虚可用，血虚亦可用。里虚则痛补不足也。白术，味苦、性甘温，归脾胃经。《汤液本草》：“味厚气薄，阴中阳也”。《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味甘性温，无毒，可升可降，阳也”。有利尿作用，能促使电解质，特别是钠的排出，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药性论》：“治水肿胀满，止呃逆，腹内冷痛。吐泻不止及胃气虚冷痢”。《日华子本草》：“冷气腹胀，滑痰，治水气，利小便”。《医学启源》：“除湿益燥，和中益气。其用有九，温中，一也，去脾胃中湿，二也，除胃热，三也，强脾胃，进饮食，四也，和胃生津液，五也，主肌热，六也，治四肢困倦，目不欲开，怠惰嗜卧，不思饮食，七也，止渴，八也，安胎，九也”。《药类法象》：“去诸经之湿，理肾”。《汤液本草》：“治皮间风，止汗消痞，补胃和中，利腰脐间血，通水道，上而皮毛，中而心、胃，下而利脐，在气主气，在血主血”。《本草衍义补遗》：“除湿之功为胜，又有汗则止，无汗则发，味亦有辛，能消虚痰”。《药性考》：“兼补气血，定痛止呃逆，水肿宜之”。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57岁，患慢性气管炎30余年，每年冬季发作数次。胸闷心慌3年余，15天前出现下肢无力，嗜睡乏力，安静状态下亦心慌，于1993年4、5月来诊，查体：憋喘状，说话无力，面色紫暗，口唇发绀，心尖搏动位于剑突下，心音低钝、心律43次/min、两肺呼吸音降低，偶闻干性啰音，舌苔黄厚，前半部较干糙，脉弦细数。心电图;心律43次/min，肺心病图形。胸透肺气肿，肺心病，慢支合并感染。辨证;肺气虚弱，湿热内阻。附子(单包)5g，白术20g，全瓜蒌20g，胆南星20g，薤白10g，丹参20g，枳实10g，肉桂5g，黄连5g，公英30g，地丁30g，白芍15g。4剂服后感觉良好，下肢稍有力。加减服用10余剂，舌苔由黄厚糙，变为黄厚微腻。体力改善，患者自己可行走百米左右，附子加至15g左右，曾一度出现内热较甚，附子适当减量，服至50余剂，患者已能从事轻微体力劳动。后配制丸药巩固，至今已16年未犯，咳喘多年未作。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麻黄/治疗应用; 中医儿科学; 中药炮制学; 儿科用药
作为中医学的子科学，中医儿科学源远流长。在一千多年的中医儿科发展史中涌现了众多的名医大家，他们创立了丰富的中医儿科理论学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医疗和用药经验，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家们蕴藏在浩若烟海的中医典籍中的经验，融人文、生命、地理、物候、社会等学科于一体，以生命为载体，以药物为工具，用“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三因制宜”的思想来治疗疾病。显然，作为工具的小儿用药体系是历代医家研究的重点。由于自然环境的更替、生产的工业化程度不断增高、药品需求的不断增大和西医诊疗模式的冲击，传统的中药性能、加工炮制方法和小儿用药经验被淡化，临床医生对药品的可控能力大大下降。
1 小儿用药体系的渊源
中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最初，原始人群在原始的耕作中，偶然服用某些植物，缓解或消除了原有的病痛。也不可避免地误食一些有毒或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中毒现象。进入氏族社会后，渔猎让他们认识了动物药，这就是最古老的医药。到氏族社会后期，进入农业、畜牧业时代，用药知识不断丰富，出现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其后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当时的医家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思想，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产生了《黄帝内经》等中医药学的鸿篇之作，创立中医药学的系统理论。如归经、升降浮沉以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素问遗篇·刺法论》述小金丹用法：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至《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提出了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中药学理论基础。
中医儿科学伴随着中医药学的起源而萌芽，形成而奠基。延至隋唐、两宋，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幼幼新书》等为标志，宣告了中医儿科学的独立成篇，建立其独特的理论基础、病证诊疗和用药体系。如小儿惊风的治疗;“小儿疳”与“大人痨”之鉴别;曼陀罗花用于小儿惊风的治疗等。其后，中医儿科学历经发展，包罗温病学说、纯阳学说、脾胃学说和外治疗法等，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从陈克恢等在麻黄中提取分离到麻黄碱开始，经过曲折的80年，有许多卓著的成果，也走了不少弯路。数代人在这一领域前仆后继，孜孜不倦地追求，从当初摒弃中医理论，到解释中医理论，现在又提出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现代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儿科学也伴随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疾病谱的扩大、新诊疗模式的建立、急危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和剂型改革等。遗憾的是，受其思维模式和工业化不断扩大的影响，对中药和儿科运用特点的研究，被严重弱化。甚至不少简便易廉的治疗方法和独具匠心的用药体系已失传。时至今天，仍缺乏小儿用药体系建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专著，严重影响中医儿科学的发展。
2 小儿用药体系的建立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导致阴阳气血偏盛偏衰或腑脏经络机能活动失常的结果。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病，是由于药物自身具有与治疗有关的若干特性，即药性或偏性，这种偏性可以纠正疾病所表现出的阴阳气血偏盛偏衰。药性理论其内容包括了中药的基原、产地、采集、炮制、制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良毒、阴阳、补泻、配伍、禁忌、用量、用法等。表面看来，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毒性与生俱来，但实际上由于临床用药经验不断地积累，新的药性理论不断地产生，原有的药性理论得到不断的修正。也就是说，临证是药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小儿的生理与病理，都与成人有所不同。小儿机体各个系统和器官“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决定着其在病理上，发病容易，传变迅速。临证时，除了先天禀赋不足和新生儿特有疾病外，最易发生脾胃疾病、肺系疾病，其次是感染性疾病。但其也有脏气清灵、易趋康复的特点，正如《景岳全书·小儿则》所曰：“且其脏气清灵，随拨随应，但能确得其本而撮取之，则一药可愈，非若男妇损伤积痼癡顽之比。”
因此，中药按其性能发挥治疗作用，但临证时明显受制于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建立独立的儿科用药体系是中医儿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3 从儿科麻黄临证举例看中医儿科用药体系
本节仅以麻黄为介质，探讨中医儿科发展中建立儿科用药体系的必要性。麻黄，辛、微苦，温。归肺、膀胱经。功效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1]。
《神农本草经》有云：“味苦，温。”其性味，入肺、膀胱经，如《汤液本草》：“气温，味苦甘而苦。气味俱薄，阳也，升也。甘热纯阳，无毒。手太阴之剂。入足太阳(膀胱;太阳之上，寒气主之)经，走手少阴(心;少阴之上，热气主之)经、阳明(大肠;阳明之上，燥气主之)经药。”基于性味，麻黄被历代医家用于成人风寒感冒、咳嗽痰喘、水肿脚气、风湿痹证、腰腹冷痛、疟疾寒热、黄疸尿少和阴疽痰核的治疗[2]，而在儿科除了风寒感冒、咳嗽痰喘等病证外，尚用于泄泻、惊风、走马牙疳、遗尿等病证的治疗[1，3]，可见麻黄在内、儿科的主治范围不尽相同。
3.1 临证主治
3.1.1 风寒感冒 钱乙以去节麻黄为君，配肉桂、炙甘草、去皮尖麸炒杏仁，治疗小儿伤风感冒。该组方以仲景麻黄汤为基础，将方中桂枝改为肉桂，并减少杏仁用量，意在温中散寒，不取桂枝助麻黄发汗;由于小儿肺气嫩弱，故减杏仁用量，不使肺气肃降太过。
杨士瀛以去节麻黄为君，伍用人参、制枳实、炒桑白皮、制半夏、赤茯苓、五味子、细辛、北梗、炒阿胶、炙甘草，如人参枳实汤，用于感冒有胸满痰滞者。其立论是小儿感冒多挟痰挟滞，表散太过，又恐耗伤肺气。
3.1.2 咳嗽痰喘 孙思邈以麻黄与射干、半夏、桂心、紫菀、甘草、生姜、大枣合用，如射干麻黄汤，治“小儿咳逆，喘息如水鸣声”。认为本证由表寒引动伏痰，故以麻黄为君温肺化饮;又以麻黄与桂枝、杏仁、甘草、紫菀、当归、橘皮、青木香、黄芩、大黄，如紫菀汤，“治小儿中冷及伤寒暴咳，或上气咽鸣，气逆，或鼻塞清水出者”，解表宣肺而不致刚燥，寒温并用，各得其所;又以麻黄伍以生姜、黄芩、甘草、石膏、芍药、杏仁、桂心，“治少小伤寒，发热咳嗽，头面热者”，用麻黄助之以生姜、桂枝故必具发汗解表之功，以杏仁宣肺止咳，以黄芩、石膏以解郁热，以白芍监制辛温对纯阳儿体之阴的灼伤。
万全以麻黄，伍以杏仁、苏子、橘红、桑白皮、茯苓、甘草，如华盖散，治“肺受风寒之邪，则发为咳嗽”，以麻黄解表散寒，辅以宣肺止咳，并培土生金;伍用罂粟壳、杏仁、白胶香、人参、阿胶、乌梅、桑白皮、款冬花、甘草，如神应散，治疗“久嗽不已”，组方一散一敛，一升一降，一益一攻，动静适宜，气机自畅。
谈金章以麻黄为君，伍薄荷、大腹皮、紫苏、杏仁、陈皮、桑白皮、桂、枳壳、甘草，如九宝饮，治疗眼中泪出、胁痛目肿之肝嗽者;伍杏仁、苏子、橘红、桑白皮、茯苓、甘草，如华盖散，治疗呕苦吐酸、面浮短气之胃嗽者;伍贝母、紫菀、麦冬、甘草、杏仁，如贝母散，治疗多啼多恐、令人不睡之胆嗽者;伍半夏、马兜铃、贝母、升麻、杏仁、地骨皮、青皮、细辛、麦冬、桑白皮、百合、款冬花、柴胡、桔梗、茯苓，如清肺散，治疗上气喘息、颐白眶肿、肌栗毛焦之肺嗽者;伍紫菀、甘草、五味子、黄芩、桂心、半夏、枳壳，如紫菀散，治疗嗽多脓血、口秽消渴，热在上焦之肺痿者。五脏六腑皆令小儿咳，非独肺也，然咳之所成，却离不开肺。
冯兆张以麻黄，配款冬花、五味子、马兜铃、杏仁、炙甘草，如款花五味子汤，治疗小儿久嗽;以麻黄配炒白果、制半夏、款冬花、炙桑白皮、苏子、杏仁、黄芩、甘草，如定喘汤，治齁嗽无不取效者。
陈复正以麻黄为君，配杏仁、陈细茶、熟石膏、炙甘草，如五虎汤，治因于外感而喘哮，以发散为主;配红云皮、薄荷、青化桂、苏叶、桑白皮、大腹皮、杏仁、炙甘草，如苏陈九宝汤，治哮喘初发，认为哮喘为顽痰闭塞，非麻黄不足以开肺窍。
江育仁以麻黄为主，配熟地、五味子、细辛、磁石、桃仁、杏仁、红花、沉香粉，治疗小儿哮喘反复发作，有咳喘痰壅之实象，又见面色白多汗、四肢不温、口唇紫绀、息短气急、不能平卧、动之喘剧的虚象，以麻黄配熟地，滋肾平喘，虚实兼顾。麻黄既可防熟地过分滋腻，又能温肺中之伏寒;熟地既能防麻黄过于宣散耗伤肺气，又能滋水生金，相得益彰。
3.1.3 水肿 徐小圃以麻黄配桂枝、杏仁、甘草、生姜皮、桑白皮、陈皮、大腹皮、茯苓皮，如麻黄汤合五皮饮化裁，治小儿阳水，每以上下表里分消治法。因麻黄上宣肺气，下利膀胱，可通调水道，利尿消肿，又宣肺解表，发汗除湿，以治疗水肿尿少之证。
王伯岳治疗肾炎多以麻黄组方，如风水证治以祛风解表、清热利湿，选用麻黄、紫苏、茯苓皮、泽泻、苍术、防己、甘草、生姜，即越婢汤及防己茯苓汤加减;湿热证治以解表除湿、清热利水，选用麻黄、连翘、赤小豆、生石膏、知母、黄柏、苦杏仁、甘草梢、滑石粉，即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化裁，对慢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患儿兼有表证，以解表宣肺、通利湿热为治，以麻黄配杏仁、桔梗、大腹皮、陈皮、紫苏、茯苓皮、泽泻、生甘草、生姜、车前草、芦根，即五拗汤、鸡鸣散加减。
3.1.4 泄泻 沈金鳌以麻黄伍用苍术、人参、前胡、桔梗、枳壳、陈皮、川芎、白芷、当归、半夏、薄桂、白芍、赤苓、干姜、厚朴、炙甘草，如冲和饮，与当归散、参苓白术散治疗冷泻，冷泻为寒邪直中、脾胃虚弱所致。因麻黄性味辛温，可散寒通滞，可治疗寒滞水泄。
3.1.5 疹出不畅 沈金鳌以麻黄常配蝉蜕、升麻、牛蒡子等，如麻黄散，治风寒郁热，疹色暗红、透发不速者，以本品开腠理，透毛窍，解肌表之邪，可治疗风寒束表，疹出不畅之证。
谢玉琼治麻疹初潮兼见肺炎喘嗽，相对较轻者，以疏托发散，方用麻黄汤去甘草，加连翘、牛蒡子、枳壳;或以清金散火汤(麻黄、苏叶、牛蒡子、桔梗、甘草)去桔梗、甘草，加酒炒黄芩、杏仁、连翘、枳壳治之;或以三拗汤，去甘草，加荆芥、石膏、茶叶治之。
徐小圃以生麻黄、西河柳、浮萍、鲜芫荽(或芫荽子)、黄酒，如麻疹熏洗方，外洗治麻疹疹出不畅或隐而不透。
3.1.6 走马牙疳 曾世荣以麻黄配当归、赤芍、大黄、川芎、甘草、人参、三棱、净香附、青皮、益智仁、陈皮、半夏、枳壳、紫苏、甘草，如当归散合三棱散，治走马牙疳。本证内多因虚受寒气，及有宿滞留而不去，积温成热，虚热之气上蒸或蕴热上熏于口所致。麻黄主辛散宣发，可宣通发郁、通利启源。
3.1.7 阴疽痰核、五硬 鲁伯嗣以麻黄配人参、黄芩、川芎、芍药、甘草、杏仁、汉防己、官桂、防风、附子，如小续命汤祛风散寒、温阳通络，治五硬。麻黄辛温，散寒破结，活血消痈，用治阳虚寒结，气血凝滞于皮肤之阴疽、痰核和五硬诸证。
王维德以麻黄配鹿角胶、肉桂、白芥子、熟地黄等，如阳和汤，治阴疽痰核。
3.1.8 惊风、痉病 孙思邈以麻黄配甘草、桂心、芎藭、葛根、升麻、当归、独活、人参、黄芩、石膏、杏仁，如增损续命汤，“治小儿卒中风、恶毒，及久风，四肢角弓反张不随，并軃，僻不能行步。”该方合麻黄汤、麻杏甘石汤，人参益气扶正，当归、芎藭养血祛风，葛根、升麻解表升清，鼓邪外出。此证外有风寒束于表，里有热邪郁于肺胃，形成外寒内热;然罹患此证之小儿又为气血不足之体，风寒之邪滞于经络，营卫凝涩则肢体驰缓无力，里热引动肝风而致瘈疭反张。因麻黄辛温发散，可祛风温经、调营和卫、熄风柔痉。
曾世荣以麻黄伍用干葛、升麻、赤芍药、黄芩、麻黄、薄桂、甘草，组方百解散，散发表邪治疗惊风。
鲁伯嗣以麻黄疏风止痉为辅，伍以钩藤、蝉蜕、天麻、防风、全蝎尾、僵蚕、川芎、人参、甘草、麝香，“治小儿吐利，脾胃气虚而致慢惊风。”
杨士瀛用麻黄为主，组方小续命汤治疗刚痓;或用麻黄葛根汤治疗刚痉，即葛根汤去桂枝、姜、枣、甘草加葱白、豆豉。
3.1.9 遗尿 小儿遗尿不仅由于肾、膀胱、肺、三焦之气虚不固，或肾阳虚才能引起，肺热郁结，或痰热郁肺伤阴，均可致膀胱的开合失司。因此，具有温阳、宣肺、利水功效的麻黄被广泛用于本证的治疗。前人并无麻黄治疗小儿遗尿的记载，今世医家根据其性能，拓展了其治疗范畴。
朱锦善以麻黄结合辨证，用于除肝经湿热证外的各种小儿遗尿。
3.2 临证应用宜忌 历代医家均注意到本品发散力强，为峻汗药，表虚自汗、阴虚盗汗及虚喘者均当慎用。《药品化义》有云：麻黄，为发表散邪之药也，但元气虚及劳力感寒或表虚者，断不可用。若误用之，自汗不止，筋惕肉瞤，为亡阳证。
王伯岳认为麻黄善于宣肺气、散风寒，为肺经专药。但其为发汗之峻剂，使用的剂量不要太大，小儿用1.5～3 g，不超过6 g。一般用炙麻黄，不用生麻黄。甘草与麻黄宜等量，既能发挥麻黄平喘的作用，也能避免过于发汗。若属表虚自汗，肺燥虚喘者，最好不用麻黄，以免过于发散而致气阴两伤。即使确实需要者，也应配合白芍、五味子等酸敛之品。
其实，对麻黄的小儿用量也不尽相同，除顺应小儿的体质状态外，不同病证、不同地域有所不同。笔者体会，辨治小儿腹泻量较小，多1.5～4 g，虑其散寒通滞的同时，又发散太过而现亡阳之证;辨治小儿遗尿量略大，多3～10 g，因遗尿多气化失常;咳喘的治疗用量应就患儿的体质、发病的久暂和用药监制的力度等不同而定。至于地域用药，历代医家均有认识，在不同的医案中均有显现，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陆九芝谓：“麻黄用数分，即可发汗。此以治南方之人则可，非所论于北方也。盖南方气暖，其人肌肤薄弱，汗最易出，故南方有麻黄不可过钱之语。北方若至塞外，气候寒冷，其人之肌肤增厚，若更为出外劳碌，不避风霜之人，又当严寒之候，恒用至七八钱始得汗者。夫用药之道，贵因时、因地、因人，活泼斟酌，以胜病为主，不可拘于成见也。”
此外，《本草经集注》云：“厚朴为之使，恶辛夷、石韦。”《本草经疏》云：“表虚自汗，阴虚盗汗;肺虚有热，多痰咳嗽以致鼻塞;疮疱热甚，不因寒邪所郁而自倒靥;虚人伤风，气虚发喘;阴虚火炎，以致眩晕头痛;南方中风瘫痪，及平日阳虚腠理不密之人皆禁用。”
3.3 本草类别与加工炮制 麻黄全株均有入药，包括麻黄、麻黄节、麻黄根等，其在儿科临证的应用各不相同。如历代本草及方书多有“去节”记载，但也有少数不去节者，如明代《普济方》和《医学纲目》，考麻黄去节的目的，张仲景意在“令通理”，用去节麻黄能增强开腠理、发汗的功效，而更多医家则认为麻黄节是敛汗止汗之物，如陶弘景云：“用之折除节，节止汗故也”。从诸多本草记载的情况看，“去节”是古人炮制加工麻黄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对古人麻黄去节进行了研究，发现“节、全节和节间”三者，对小鼠毒性试验，以节的毒性大，特别是可致惊厥出现。可见，麻黄去节使用有助于提高麻黄疗效和降低毒性。而近代为简化操作，入药麻黄多不去节。
在儿科，麻黄去节与否，由选择麻黄时的症证所要求。如鲁伯嗣以“不去节麻黄”为主，与杏仁、甘草配伍，重于开宣肺气、降逆平喘，不重在解表发汗，为麻黄汤去桂枝而成，主治小儿咳喘。一方面麻黄不去节，另一方面组方去桂枝，发汗力小于麻黄汤，顺应了小儿不耐攻伐的特点。鲁伯嗣以去节麻黄，配全蝎、僵蚕、白芷、川芎、天麻、甘草、苏木，如红棉散，治伤寒夹惊;配葛根、芍药、甘草、桂枝、大枣，如解肌汤，治疗伤寒表证，以出汗解肌、调和营卫。
不同加工方法的麻黄，在儿科临证中有极其不同的作用。对风寒表实证及风水表证的小儿宜用生麻黄;而蜜麻黄发散力较弱，长于止咳平喘，多用于表证较轻而喘咳较重的小儿;麻黄绒为麻黄辗绒去末而成，作用缓和，适用于体虚小儿风寒感冒或咳喘。
本文仅以麻黄一药来论述儿科用药的独特性，说明小儿并不是成人的缩影。除了基本理论之异同外，建立完备、规范和经典的小儿用药体系，是中医儿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江育仁，朱锦善.现代中医儿科学[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200.
一、《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陆九渊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凡事归之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与门人的讲学中，也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学者先要穷理”：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或问：“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2]卷三十五《语录下》442。”陆九渊此言不外乎说，变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变法是有前提、有途径、有先后顺序的。“先要穷理”，这样才算得上是“踏得实处”。另外，陆九渊在与门人问答时，谈到所谓的事功问题时，认为事功的前提在于“正人心”：“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语录上》425。’”“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2]卷三十五《语录下》469。所以，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其学不造本原，而悉精毕力于其末，故至于败[2]卷九《与钱伯同》121。”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实质上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实现外王，建立事功为己任，那么必须要先修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荆门之政以正人心为先”。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也就必然不能够长久。陆九渊把熙宁变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缘由归结为本末倒置。他认为，由“正人心”出发再到变法建立事功，才能够真正达到建立事功的目的。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卷二十二《杂说》274？”德，表面上看来，并不能够为富为贵，但是这是为富为贵的根本。用我们的话来说，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德”，反倒是追求“富”与“贵”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虚无用实有用。这番道理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科学创新而言，就类似于陆九渊在文中提到的内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关系。世人往往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认识科学，而社会往往也是通过对科学成果价值性的判断从而赋予科学以一定的社会地位，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一定领域内才会被承认。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社会通过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来判断相关科学研究存在的价值；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就为了获得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去从事短期内能够突显实际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必将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难通过自身体现其社会价值，这种有用性难于为社会所承认，就像我们一般不会关注雕像的底座一样，所以，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必然会被搁浅。这种评价的体系和思路会导致科学家只关注科学价值而忽略科学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忽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根本上延缓科学发展的进程。这也就是陈佳洱先生提到的“实用性”倾向阻碍科学创新的意思。这种阻碍，是指根本上的一种影响。缺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够树立起来呢？即便树立起来了，能不能经受岁月的洗礼？古埃及有句谚语：万物惧怕时间，时间惧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约5000年，无论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学原理，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底座，还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么？
科学，是以探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或规则为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或者某一种科学理论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类才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或者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与科学价值应该区别对待。科学一定有其价值，并且也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这种价值能否为当时的社会所发现或者承认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科学研究的惟一出发点，以是否有用的实用主义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以科学价值来框定科学的发展空间，忽视科学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会在根本上窒息科学创新的思维，那么所谓科学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实现呢？科学史上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长达20多年的天文观测数据上提炼、分析而得出的，行星运动定律是改变西方天文学发展轨迹的重大理论，对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观测数据的实用性呢？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第谷积累的观测数据，起码人类对宇宙产生革命性认识还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存在于整个科学研究、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或许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科学创新思想的提出无不闪耀着基础科学研究的金色光芒。
当前充斥于科学研究领域当中的实用之风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体制的评价标准。相关的一系列条件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并且一定要有创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校甚至要求硕士期间必须要发表文章，而且必须至少为省级级别的刊物。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哑然失笑。科学研究是积累的过程，这类似于文史哲及相关的社会学科的性质。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积而薄发的，尤其是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想。以是否发文章和发了多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与研究者的生活质量挂钩，这能不促使研究者抛弃基础科学研究，而选择短时期内能够出大量成果的热门领域么？况且，上述情况中的硕士期间发论文的举措，怎么可能培养研究生的“宁静以致远”的科研心态？快餐从根本上不利于人体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快餐科研更会动摇科学创新的根基。
三、小结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往往就会带来科学观念的变革，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史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并且还将继续印证基础科学研究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作用。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可以说对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即便目前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运行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数据传输才能够执行指令，完成信息处理。以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命名的“冯•诺依曼结构”恰恰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矣”。陆九渊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评价基础科学研究在科研领域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基础研究本不为出成果，成果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果亦可知矣。中国儒学的传统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经世致用是士大夫力求实现的理想。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论述的就是建立长久事功的基础，那就是内修成圣，这是建立外部事功，实现人生理想的王道。即表面上的无实用本质上是最大的实用。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体系中是基础。而功利性、实用化的研究在根本上与基础科学研究背道而驰。排除科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中肤浅的实用主义观点，我们才能够为科学研究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也才是科学创新的王道。
作者：王雅克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