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2:08
关键词: 鲁迅 《狂人日记》 外来影响 创新
鲁迅先生是奉行拿来主义的,只要能有所裨益,即可为其所用,所以无论文化还是文学,他都不讳言借鉴。他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的《序》里曾说: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
在这里,鲁迅明确表示,他的《狂人日记》受了果戈理和尼采的影响。果戈理一八三五年著《狂人日记》,描写了九等文官波普希金因追求司长的女儿不得而患精神病,以为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被关进疯人院残酷迫害的故事。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沙皇时代受压迫的小官吏,作品描写他在残酷的社会等级竞争中败下阵来,由于他也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对社会现实也不满,对上层统治者也予以抨击。他骂政治家是狗,说“狗能用政治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认为这些大人先生虽外表绅士,内心世界却很肮脏,“我很想就近观察这些先生的生活,这一切矫揉造作的举止和装模作样的人,他们在自己圈里干些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他对统治者的贪婪极其不满,愤怒地说:“世上一切好东西全让将军们占去了。”不过,这位狂人却没有想过否定这个制度,他的不满只限于人,而不涉及社会机体本身。科长骂他竟敢追求司长的女儿,于是他梦想自己能当上上校,到那时,科长给他拿皮包都不够资格。恋爱失败,他又哀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伯爵或将军;最后,竟以为自己是西班牙皇帝。他认识不到这个制度的反动性,一心一意往上爬,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标题到艺术形式都体现了对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借鉴,两篇作品均采用日记体、第一人称,都有符合狂人病态心理的剖写。小说结尾之处也很明显,果戈理的狂人再也无法忍受疯人院的折磨,幻想有一辆马车把他带回故乡,思念中仿佛家乡就在眼前:“那边又现出俄国的小木屋。远处发蓝色的是不是我的家?坐在床前的是不是我的老娘?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可怜的孤儿搂在你的怀里吧!这世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鲁迅的小说结尾相对简单:“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虽然主题不同,但救孩子的呼声是一致的。
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对社会的批判深度显然超过了果戈理。就主题思想而言,表现了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否定的启蒙主义思想。作者借狂人之口揭露旧制度的吃人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这两个字是‘吃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果戈理的作品也反映了统治者“吃人”的本质,如狂人所言:“世上一切好东西全让将军们占去了。”但鲁迅除了认识到统治者是吃人者外,还认识到被统治者也是吃人者。小说中的赵贵翁、大哥等人物形象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几千年来,他们凭借着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政权、族权,残酷压迫被统治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吃人者。与此同时,统治者还利用一切手段向被统治成员灌输纲常礼数,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伦理道德,使每一个社会成员从意识深处自觉认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心甘情愿地成为“顺民”。几千年来,他们已习惯处于“黑屋子”,从不知晓还应当有光明,《祝福》中祥林嫂是最经典的代表。他们从不怀疑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被“人吃”而视为当然,甚至有些时候也同统治者一道吃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是被吃者,同时也都是青面獠牙的吃人者。狂人自己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甚至小孩子也是吃人者。所以狂人说:“难见真的人!”既然连最下层的社会成员都成了吃人者,说明这个社会制度是反动的制度,应当被铲除,“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应当被一个消灭了人吃人现象的新社会所取代。这是鲁迅比果戈理深刻的地方。
另外,鲁迅在揭露的同时,还着眼于疗救,果戈理在这一点上则相对较弱,当然,这也是由中国近现代历史决定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天朝大国”的迷梦击得粉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落后之原因。一开始,以为“器不如人”,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随之展开,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建起了兵工厂,编练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但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却使人们不得不检讨“中体西用”的有效性。日本国小民微,海军实力也不及大清的北洋水师,为何却能取胜,显然原因不在“器”,而在“道”,在于政治体制。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尝试在政治制度上打开缺口,但由于顽固派的镇压而告失败。1911年的辛亥革命总算了满清王朝,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再次中断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中国始终未能找到它的出路,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国家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存在于思想与文化,只有彻底革新中国的文化,改进国人的思想,中国才有未来。陈独秀、、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展思想启蒙,正是这一反思的结果。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这一运动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其目的也在于为中华民族寻找未来。
对鲁迅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尼采。鲁迅曾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他对尼采很欣赏。查拉图士特拉是波斯拜火教教主,尼采借这位教主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表达方式也是将狂人视为传声筒,借他之口表达自己对黑暗旧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抨击。《狂人日记》虽是叙事体,但很多片断、语句简短、精炼,类似箴言,如第三节开头:“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第四节结尾:“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尤其是第六节第二句:“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其原型就是尼采的这一句话:“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
尼采的思想脱胎于叔本华,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意志的世界,意志包括生命冲动和欲求,人和世界的存在就是不断追求欲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而欲求是无止境的,原有的较低层次的欲求得到满足后新的欲求随之产生,人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征程,就这样,人始终匍匐于欲求的脚下,努力驱使自己去满足它永远不能满足的要求。由此出发,叔本华走向了悲观主义。尼采同叔本华一样,认为世界是意志的,不过,他所强调的意志,主要是强者即“超人”的意志。在他看来,一切潜在或现实的存在都是由竞争中的强者创造和决定的,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则认为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推动者,普通的劳动大众只是“愚氓”。同时,尼采还由此出发,全面否定人类过去的历史,他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说,人类的存在一致受制于“永久循环的因果律”,而在这无尽的循环之中的尽是“渺小”,现在的人类只是再次循环的“尘土”、“一种霉烂的过去”,他借查拉图士特拉之口预言,将有巨物在未来生成,它就是超人。
毫无疑问,《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身上有几分“超人”的色彩,他相对于普通的群众,犹如鹤立鸡群,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不合理,并企图做一些改良的工作,而众多的群众却对“吃人”的习惯安之若素,从不进行反思。鲁迅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性评价同尼采对人类传统的蔑视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鲁迅和尼采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鲁迅的“狂人”在否定旧传统上虽然与尼采有相同之处,但他对人并未彻底失望,而是试图“劝转”,使人改恶从善,悔过从新,“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但是“吃人者”不会听他的,尤其是大哥一伙,更不会放弃专吃他人的特权。为什么不能“吃人”,因为它不人道,不符合人性的本质和发展,“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对民族国家而言也大大有害,“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这里暗含着如果中国不改良,最终会被已改良的国家消灭的意思。“劝转”思想本质上是改良主义,反映了鲁迅早年的思想特点,虽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对人和国家的同情、对人和国家的自新的渴求是应当肯定的。
在对传统的否定上,鲁迅与尼采的落足点也不一样。尼采认为,过去的人类太渺小,太愚妄,因而不能称作“人”,只是人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和可怕的偶然品”,只是“在棍子上摇摆”的“一张猜嫉的小脸和一种肿胀的灵魂”。这是一种全盘否定,这样的人类毫无自新的可能,而鲁迅只是对被扭曲的人性予以抨击,对人本身并没彻底绝望。尼采在否定人类的过去时,也给人类指出了未来,并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思想,“救赎”思想是在“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原则下产生的。与传统的“爱他人”相反,尼采提倡“自爱”,并将“自爱”看作是人类飞腾与超越的必要条件,甚至露骨地宣扬:作恶就是行善,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便是杀人抢劫,也是正当的。尼采的救赎观也影响了《狂人日记》,尼采认为,在超人出现之前,必须实行对人类的“救赎”,救赎人的方法是创造,即养成一种超人意志,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反对善、自爱和分离。他认为所谓的善,即意味着屈从他人的权威,而放弃自己的想法,是与“真”相背离的,这种善是伪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它不能提供真;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它扼杀了竞争,消泯了生命冲动和权力意志,不利于超人的生成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要坚决摒弃。尼采提倡“恶”甚至极端到主张“杀人”。他认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社会的前提条件,“不应当偷盗与杀人”的旧教条意味着保存旧生命和弱小者,意味着退化。所谓“自爱”系指创造者的“自爱”,是与爱他人、爱邻人相对应的原则,是爱飞腾、爱超越。“自爱”者必须时时检省自己,不断净化自己的“自爱性”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飞腾与超越,并孕育自己的“孩子”,即未来的新人类。要做到反对善、自爱就需自觉与“邻人”分离,与传统分离。可以看出,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样是一种“救赎”,几千年来的所谓仁义道德训练出“吃人”的国民性,甚至小孩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小孩是中国的未来,是明天的新人类,因而必须得到“救赎”,得到净化。在鲁迅看来,要救孩子,首先要救父母。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着路须有一种内在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在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为了未来的新人类,前辈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否则就无法产生后来居上的新生命。“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制上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子女便当然健康。”不过,尼采的“救赎”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动,鲁迅的“救赎”则含有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尼采的救赎是砸烂旧世界,鲁迅则抱着救国救种的目的。
鲁迅与尼采最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提倡人道主义,尼采则宣扬个人主义。所谓人道主义,系指用普通的超阶级的人的善良之性的观点来评价人和事件,从本质上讲,它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鲁迅曾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所宣扬的以人类相爱的人道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极为欣赏,赞赏它“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并把它译介在《新青年》杂志上。在《狂人日记》之中,人道主义观十分明显,在这篇作品中,鲁迅以愤怒的笔触,揭露了从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吃人者”,“吃人者”中既有“赵贵翁”、“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门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既有“那个女人”、“狼子村佃户”,又有那庸医“老头子”、“大哥”及“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等,“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其中狂人自己也难免无意之中吃了自己妹妹的肉,这反映了作者对长期以来非人性的意识和文化对人性的摧残的痛恨,强烈呼吁抛弃兽道,还归人道。鲁迅对人道的呼吁,对反人道的揭露与批判,贯穿于他一系列小说的创作之中,单四嫂极度痛苦时没有任何人同情,更有甚者趁机调戏她;夏瑜被杀,无人哀求,他们眼里,只有人血馒头;祥林嫂的周围,从鲁四老爷到庙祝、柳妈都随时用礼数习俗监督着祥林嫂这最不幸的人,他们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她渡过眼前的难关,或给予一定心灵的慰藉与同情。这是什么样的世道人心。当然,鲁迅之于人道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主要吸收其合理内核,如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解放、平等、反神权、反封建等,而对人道主义中的调和矛盾及超阶级的幻想则持否定态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引起轰动,其中娜拉出走曾被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称赞为妇女解放的榜样,但鲁迅却未盲目附和,而是提出妇女解放必须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这表明,鲁迅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以后,鲁迅不断深入思考和修正人道主义观,强化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基础之上的,逐步认识到“火与剑”的重要,宣扬“痛打落水狗”的主张,这表明,他后来已经远离了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揭示了“家”的“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地狱般的惨苦状态，鲁迅为家族的吃人和没落，为没有可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而深感痛苦和绝望，表现出了极度深广的忧愤和焦虑，这种家族文化一直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本文正是要详细解读《狂人日记》中的家族文化，揭示鲁迅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最全面最彻底的批判。
关键词：鲁迅 《狂人日记》 家族文化 “吃人”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丰富复杂的内蕴造成了现代作家的情感矛盾，他们在抨击家族制度与礼教弊害的同时，又对旧家庭的解体所导致的传统美德的消失感到一种无法掩饰的眷念之情。理性上对家族文化的激烈否定，情感上又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惑，形成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化情结。
鲁迅认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家庭确实是社会的细胞，尤其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更是以家庭单位为核心的家庭和家族意识代替了西方人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从“家”或“家族”这样的视角观察人生、社会，剖析历史，借助于家族隐喻来表达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表现作者对历史的感受，就成了一个普遍的主题，中国现代小说也不例外。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我们来看鲁迅是如何表现描写“家族”的。“家族”，《新华词典》是这样解释的：“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形成，我国古代长期存留父系大家族制或父系家长制。家长对家族成员和经济生活享有很大权力。”[2]按这个定义，《狂人日记》中并没有较多的明显的家族方面的描写，不过仔细阅读之后，会发现鲁迅这里使用的“家族”其实是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宽泛的概念，指家族、国家（或称社会、人类的精神家园之类）这两个层次上的“家”。鲁迅对家族制度罪恶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两个层次上进行的。
一、没落与吃人的家族
《狂人日记》中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家族没落与吃人的叙述。鲁迅的家族曾经是一个大家族，周氏大家族俨然是一个儿孙满堂，颇有规模的传统大家族。然而到鲁迅出生时已逐渐没落，至其祖父周福清科举作弊事发和父亲的去世，周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在风雨飘摇中鲁迅一家又受到家族中其他成员落井下石般的欺凌，年少的鲁迅只能不断受到家族内长辈的排挤，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族内部险恶，家族吃人的观念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心灵上的创伤已经烙下。最终导致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3]。鲁迅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直接对家族的批判上，而更多的是从家族中最小的单位，作为个体的个人入手，建立他的立人思想。然而，在家族中曾经历的一切恩恩怨怨已深入他的无意识层面，时不时的隐隐露出一点点来，在鲁迅的大部分小说中都有这种情况存在。《狂人日记》中同样如此。
《狂人日记》中有这么几句话：“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狂人”是身处一个较大的家族中，拥有若干像狼子村这样村庄的土地，正如鲁迅自己属于乡下有着四五十亩上好的田产、城中有着殷实的店铺的周氏大家族一样。佃户为什么要告荒呢，肯定是因为遭了天灾，收成大减。“大哥”不肯减租，一是因为“狂人”的家族已经在走下坡路，很不景气，不如此则不足以维持家族的奢侈生活。这是一个大家族在经济层面上的没落和衰败；二是因为“大哥”比较凶狠，没有“人性”，一点都不同情和怜悯可怜的佃户，正是“大哥”“吃人”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大家族“吃人”的凶残性的体现，是大家族从精神层面上走向堕落的表现。
对于很多人来说，家族观念是一根套在他们头上的无形绳索限制并扼杀了人的天性，抽去了人的真性情。家族生活看上去似乎充满了温情，然而鲁迅撕破这层的面纱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竟是如此狰狞的丑恶面孔和血淋淋的情景。
二、作为大“家”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
人所栖居的“家”，不仅指“家庭”、“家族”，而且还包括更大的范围，即作为精神家园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定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之中长大，受到一定传统文化的熏染。而现实社会又是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它的状况同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状况。可以说传统文化构成了现实社会的存在基础，并指引着现实社会向前发展，走向未来，传统和现实社会是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往往正是以“家庭”的视角和要求来看待国家和社会的。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呢？在《狂人日记》中，“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借疯人之口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与重大发现：原来四千年的传统，乃是四千年的吃人履历。这一发现，就彻底摧毁了作为精神家园的传统，否定了人所继承的一切过去的所谓文明、文化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一发现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而且更痛苦的是“狂人”（鲁迅）自己，因为他发现自己就是这个传统的产物，他的身上流淌着的正是这个“吃人”传统的血液，他自己也无意中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吃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传统是“吃人”的，那么人所处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呢？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现代象征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群兽“吃人”的昏暗世界，在这种社会中，人是残忍的，虚伪的，人性是扭曲的，而且被当做“从来如此”便对，因而人们习以为常，没有觉悟。
现实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使鲁迅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直持续终生，鲁迅以后的作品中反复言说着同样的主题，鲁迅用一个一个的带有“狂人”特征的人物，用这些人物的类似“狂人”的话语，反复抒写着他内心的忧愤、绝望与痛苦，隐喻着他置身于“吃人”群体中的孤独与无奈。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先驱，作为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周围环境十分敏感的先知和智者，鲁迅承受着常人难以体验和描述的心灵的孤独。在失去了可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之后，鲁迅只能选择了“过客”的道路，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不断地漂泊、流浪，“彷徨于无地”。
参考文献：
[1]鲁迅.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读《狂人日记》有感
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颇有感触。
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主要写了一个“迫害狂”病中的日记：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我”走在路上，看到所的人都对“我”不怀好意的笑。“我”很惊异的一路回家，无意间听到佃户对哥哥说狼子村有一个恶人，被人打死吃了心肝，便疑心哥哥和路上看见的人也要吃“我”。甚至哥哥派来给“我”看病的人也要吃“我”。“我”猜测他们不肯直接杀“我”，要把“我”逼疯，让“我”自杀，然后吃了“我”。“我”怀疑自己小时候死的妹妹也是被哥哥吃了的。哥哥把妹妹的肉拌在菜里，“我”也稀里糊涂地吃了妹妹的肉。“我”有四千年的食人肉史。
该文看上去是一个丧心病狂之人所写的日记，完全是一派胡言。而我认为它恰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我认为《狂人日记》借“狂人”之笔还原了一个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文章中的哥哥和其他妄想吃“我”的人实际上是指地主、官僚们。而“我”则是指那些被压迫的农民和穷人们。那些地主、官僚仗着有钱有势，逼着工仆们不分日夜的干活劳作，稍不顺心便一顿毒打，丝毫不考虑工仆们的感受。而穷人们因为无从生计便不得不屈服于地主、官僚们，混一口饭吃。这就产生了恶性循环，穷人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就这样遭到了万人的唾弃与咒骂。
鲁迅先生对旧社会深恶痛绝，便以笔做刀，带动了旧社会的新潮流，得到了百姓的爱戴。鲁迅先生的文章被誉为一把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可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让敌人闻风丧胆。鲁迅先生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初二:千寻恋
关键词:叙达方式 结构形式 象征意义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他发表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石。笔者就人称叙述方式、故事情节的展开及结构的简洁、凝炼试论述一下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
一、在叙述方式上，鲁迅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写法
《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一件小事》、《社戏》、《孤独者》等都是用第一人称或和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写法，但其中“我”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
第一，“我”在小说中是主人公的地位。《社戏》中无论前两回看戏还是儿时和小朋友到赵庄看戏都以“我”为中心，反映了作者对儿时的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狂人日记》中以“我”即狂人口气展开了故事情节。
第二，“我”是小说的叙述人。《一件小事》中通过“我”的思想及行动反衬了车夫的高尚。《故乡》中儿时的闰土与成年后闰土的不同形象及思想的变化，是通过与“我”是故事的引述者。“我”是小说的引言人，作用就是把人物引上场，然后由主人公自己展现或叙述主要情节或者以第三人称的写法展开人物的思想性格。《阿Q正传》中的“我”主要任务就是把主人公阿Q引出场，再由阿Q本人展现主要故事，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另外“我”在小说中还有衬托的作用。《兔和猫》中用“我”对动物的感受及心情，反衬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心理。
二、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反映社会现实或主人公的思想内涵，而这都需要故事情节来展现
在组织安排故事情节展开方面，鲁迅先生采用的是以一个中心为线索贯穿整个故事的。《社戏》就是以“戏”为线索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展现了“我”对儿时生活的向往及对现实的不满。《药》就是把“药”作为主线，通过买药、吃药及结果来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华老栓。
三、鲁迅采取倒叙的笔法，先把故事的结果展现给大家，然后再叙述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一件小事》先说“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然后再展出小事经过。《祝福》先把祥林嫂之死告诉大家，然后再补叙她死去的原因及经过。
四、用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
《风波》通过“七斤”“赵七爷”及“七斤嫂”的“皇帝坐龙庭”与“不坐龙庭”的不同表现而加以对比展开故事的。《故乡》中也运用了对比的写法，通过写二十年前西瓜地里的小英雄闰土活泼、机灵、勇敢与二十年后，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而麻木、凄苦的闰土的形象对比，反映了农民物质上的“病苦”，更侧重表现农民精神的“病苦”，少年时代的闰土叫“我”为“迅哥”，其关系亲密无间，成年后叫“我”为“老爷”，这称呼上的变化对比，突出反映了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然后又用宏儿和水生的关系与儿时的“我”与闰土关系的对比，说明了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不使宏儿和水生的关系步入“我”和闰土的覆辙，这样通过几个对比展现了故事主题，表达了“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很多，每篇小说都各具特色。《狂人日记》中作者通过对狂人变态心理的描写，以象征、暗示等手法“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小说把几千年来被奉为行为规范和准则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现实联结了起来，由于狂人目睹社会上存在着人吃人的严重现象，狂人就产生了劝吃人者别再吃人的心思，但劝导失败了，吃人者中不仅有青年还有小孩，因此，狂人最后呼吁大家来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现代意识，这样，虽是“狂人日记”，但却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病，使人们感觉到狂人并不是胡言乱语的。
《白光》则以“看县考的榜”引起下文，先写陈士成看县考的榜文，然后写出他一系列的内心活动，一直到后来溺死在万流湖里，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科举制度吃人的本质，同时也反衬了封建文人的思想的腐朽，强烈讽刺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五、鲁迅的小说也很注意结构的首尾呼应，形成了首尾呼应、对称和谐的艺术特色
如《孔乙己》的开头在鲁镇的酒店里展开故事情节，结尾也是在酒店里结束，首尾呼应，形成完整的格局。《帝史》的开头在公益局的办公室里，小说结尾的时间是第二天，地点还是在办公室里。
六、鲁迅的小说无论在结构上或是语言上及情节安排上，都有一个显著特点——简洁、凝炼
鲁迅的小说往往是选取一个或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场面来表现其主题思想。《端午节》围绕“薪水”这一主要场面开展，塑造了方玄绰这个愚腐的封建文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在封建军阀的压榨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风波》通过写因一个辫子而出现的闹剧，表现了七斤一家的愚昧落后的思想和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了封建地主赵七爷的保守、阴险、狡诈。七斤在辛亥革命进城时辫子被革命军剪掉了，在复辟后又想留辫子，以致于受到了赵七爷的恐吓，闹得全家不安，至于为什么要剪辫子，皇帝坐龙庭后又要留辫子，七斤并不考虑，风波过去后，他依然帮人撑船，他的女儿六斤也裹了脚，过着陈旧、保守的愚昧生活。像这些小说篇幅短小，结构也很简单，只是由一个或几个场面描写就表现了人物的鲜明个性及当时的社会问题。
鲁迅小说结构的简洁、凝炼还表现在结构简单，但反映的问题多，也就是说包容量大，他的小说往往利用较短的几个场面或事件，反映出主人公大半生甚至一生的悲剧经过，虽然结构简单，但它浓缩了人物一生的重要事件，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也蕴含了深刻的内涵。《祝福》中，主要写祥林嫂前后两次到鲁家当佣人的经过，叙述了她守寡迫嫁，逃婚被抢，夫死，子亡，赶出门，后来第二次到鲁家，受尽了封建礼教的迫害，终于被解雇，沦为乞丐，最后死在街头的悲剧人生。
高长虹（1898-1954），原名高仰愈，字九死。祖籍山西盂县西沟村。1914年，他从盂县第一高小毕业后，入太原山西省立一中求学， 1914年与同龄的王者香（1898-1962）结婚，婚后继续求学。1924年至1929年间，高长虹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创办了《狂飙》《弦上》《长虹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作为鲁迅倡导组织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鼎力协助鲁迅编撰《莽原》。1930年至1937年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学习经济学。1938年回国，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11月，徒步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高长虹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130余万字，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全集》中至少有100多次提到高长虹这个人，他为何把鲁迅当“情敌”？
高长虹为何把鲁迅当“情敌”
1924年，高长虹到北京后，在《国风日报》副刊上编辑《狂飚》周刊，引起鲁迅的关注。鲁迅曾向孙伏园等人问过：长虹是何许人？还表示过：《狂飚》周刊是好的。孙伏园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高长虹，使他大受鼓舞。据鲁迅12月10日日记记载，高长虹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又当面对高长虹倍加鼓励。
可是1925年8月，韦素园的《民报》副刊登出广告说：“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看了表示反感，说：“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并说这是鲁迅所戴的“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从此，他和鲁迅疏远了。
从1926年10月开始，高长虹大量发表文章攻击鲁迅。 11月，在《狂飚》周刊上发表爱情诗《给――》，把鲁迅当做黑夜，把自己当做太阳，把许广平当做月亮。谩骂鲁迅：“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不久，高长虹发表《时代的命运》一文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谓“生活上”的让步，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一文中，他说什么：“如狂飚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对读者进行暗示。他的这些言论，等于为《给――》中的不少诗句作了注解。除了讥讽鲁迅以思想界权威自居、骗占许广平，他还攻击鲁迅袒护“安徽帮”的韦素园为朋友谋而不忠。
那么，高长虹对鲁迅的态度为何在1925年8月突然间180度转弯呢？那是因为1925年7月19日，他在鲁迅家里看到许广平和鲁迅厮熟情形，凭着诗人的敏感，他知道许广平已爱上鲁迅，大为吃醋，没有和许广平说话，立即停止了和许广平通信，从此就开始仇恨鲁迅，认为是他这个有妇之夫诱骗了比自己小17岁的女生。
高长虹为何会对许广平想入非非呢？那是因为从1925年5月到7月19日这短短两个多月里，许广平和他通了至少8封信。1925年3月，高长虹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许广平给他写信并附邮票要买此书，并对他的文笔表示赞赏。高长虹对许广平的文笔也很欣赏，赞成发表其作品，并说一个女生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在短短两个多月中，频繁地互相通信、交心，互相表示倾慕，高长虹对许广平产生幻想，那是完全可能的。他自然认为是鲁迅从中作梗，横刀夺爱了，恨上鲁迅就很正常了。
1926年12月，鲁迅开始反击高长虹。他给韦素园写信说：“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还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去了一信，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高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鲁迅还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世故》把高长虹痛快淋漓地挑落下马，让他颜面扫地。这使高长虹非常狼狈，声誉受到影响，从此淡出文坛，开始后半生的漂泊、落寞。
1925年，许广平与高长虹均为27岁的文学青年，彼此互有好感，甚至互相倾慕，也许有成为情侣的可能。但早在1923年，许就是鲁迅的学生了，对鲁迅了解更深，从1925年3月11日她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便可看到其对鲁迅的崇拜之情。虽然高、许的通信时间比她与鲁迅的通信时间晚两个月，但许广平与鲁迅已相识两年多了。此外，尽管高长虹年轻有才，但他的见识、才华和鲁迅不在同一层次。身为诗人的他，偏爱浪漫幻想，自认为许广平不可能爱上比她大17岁、其貌不扬的老男人，除非受了鲁迅的诱骗。所以，他对鲁迅因妒生恨，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大骂。这种行为反倒使许广平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1925年10月，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与鲁迅正式确定恋爱关系。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南下，1927年10月，他们在广州正式同居，高长虹再不可能得到许广平的爱情了。
而现实中的高长虹在追求许广平失败后，改追冰心。后来韦丛芜告诉鲁迅，高长虹给冰心写情书，已经3年了。1929年冰心结婚后，将这捆情书交给了丈夫吴文藻，吴文藻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当然这是后话了。
1941年11月，高长虹到延安后的初期，大量给《解放日报》投稿，但因为“不合时宜”，很少被采用，但他仍笔耕不辍。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给高长虹发来请柬，高长虹以自己研究经济学为由拒绝与会（据艾青回忆，他是唯一一位得到邀请却没有参加座谈会的作家）。他有对延安不满的地方，如1943年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给中央提出尖锐的意见，引起一些领导的不满。康生甚至怀疑他是青年党，要批判他，只因博古保护才未得逞。1942年，他还拒绝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甚至给斯大林提过意见。从此，他明显地被延安冷落排斥了，作品发表不了，社会活动也不叫他参加了。
关键词：鲁迅 《呐喊》 儿童形象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鲁迅是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很爱孩子的，他认为作为长者，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但这种对儿童的爱又是矛盾而困惑的，因为他时时看到儿童沾染了成人世界的恶俗，不知不觉中被扼杀了纯真的天性，变得麻木而可憎。鲁迅在谈到他的小说题材时曾经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他对少年儿童形象的刻画亦是如此，儿童永远是鲁迅于绝望中寄托的希望，虽然也有无奈和动摇，但这渺茫的希望却是拯救中国最大的希望。
一、聪慧纯真的儿童形象
《社戏》中的“我”因为母亲回祖母家消夏的原因，来到“乐土”平桥村，终日与小伙伴游戏。随后的一场社戏更加深了“我”对平桥村村民，特别是对那些活泼善良的小伙伴的感情，从双喜聪明的提议用八叔的航船晚上陪“我”去看戏，到看戏返回时因为肚饿桂生提出偷罗汉豆来煮着吃，再到阿发主动提出应该偷自家“大得多”的豆，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小伙伴的聪慧、纯真又憨直、公正无私。多年之后，平桥村儿时玩伴们的纯净透明的心灵还时时让“我”难以忘怀，所以在《社戏》结尾时，作者这样说到：“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③年长后的作者对儿时美好的友谊持以深切的怀念，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中难见真情，愈发引起儿时的感慨，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故乡》便可理解。
《故乡》用在儿童身上的笔墨不多，但西瓜地的小英雄闰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闰土是他儿时崇拜的对象，与闰土相伴玩耍成为作者永恒的回忆。二十年后“我”重回故乡，记忆中美丽温馨的故乡已全然改变，变得萧索而悲凉了，而“我”再见的成年闰土，活泼的天性已经泯灭，代之以世故、麻木、困苦不堪，相见时的喜悦完全被闰土恭恭敬敬的一句“老爷”所击碎。作者慨叹于和闰土之间的隔膜，同情闰土的辛劳，又有些迁怒于他的麻木，成年闰土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而萧索的故乡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免渗透着对社会的批判。社会现实如此破败不堪、使人失去希望，但作者此时又在下代人宏儿和水生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④
《兔和猫》、《鸭的喜剧》中虽然没有明确独立的儿童形象，但这两篇文章无疑是以活泼可爱孩童的视角和口吻写成的，展示了人间的爱与美。《兔和猫》中，邻居三太太买了一对白兔，“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异的神色”，和乌鸦争食时“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和小孩子玩耍时 “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⑤《鸭的喜剧》中的爱罗先珂买的四只可爱的小鸭“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⑥它们自作主张跑到仲密夫人挖的河池里去洗澡，把爱罗先珂养的蝌蚪吃得精光，却让人又爱又恨、舍不得责罚。作者以未泯的童心，写出了对自然、对小动物的热爱，透过写作，我们能看到一群天真、欢乐的儿童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二、无辜受害的儿童形象
鲁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中国儿童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犀利地形容道：“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⑦
《明天》中的宝儿和《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妹子都是无辜死亡的儿童，三岁的宝儿被一个装神弄鬼的中医何小仙误诊而死，狂人的五岁妹子死于“被吃”，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无辜早夭令人痛心，更为痛心的是，作为长者的单四嫂子和狂人的母亲，虽有着更为独立清晰的思考能力，也没有看出此时社会的“吃人”本质，对于子女的惨死，她们伤心之余，也不过表现的是理所应当的接受和顺其自然的无奈。鲁迅在《明天》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
⑧这里他用曲笔痛心地向所有人反诘：人民都不起来打破头顶的黑暗，明天如何到来？儿童关系着祖国的未来，面对这么多无辜被害的孩子，中国的明天何在？
《药》中的华小栓同样是封建社会的无辜牺牲品，他患了痨病，据旧社会的说法吃人血馒头可以治愈，于是华老栓为了自己的儿子不惜花重金去买当天行刑的犯人的血，小栓毫不知情地吃掉了这个馒头，在周围人一片“包好、包好”的保证中，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更为戏剧化的是，华小栓吃掉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如果说黑暗的封建社会是“吃人”的，那么这些看似懦弱的国民用他们的愚昧反而吃掉了试图帮他们打破黑暗的革命者，这是何等的悲哀而可憎，一场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过去后，留给国民的只有依旧的麻木。鲁迅以华小栓的悲剧为中心，批判了革命的不彻底和人民的愚昧麻木，呼吁着更为彻底的变革社会的方式，急切地渴望中国国民摆脱冷漠和呆滞。
与前三篇相比，《风波》显得相对轻松调侃一些，但儿童受害的悲剧色彩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故事围绕着皇帝坐龙庭，到底要不要留辫子的争论展开，闹了一场复古的风波。如果说七斤的剪辫子是民国进步的表现，那七斤的女儿六斤则是另外一副装扮：“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⑨鲁迅用诙谐的玩笑笔调，讽刺了革命过后，社会在貌似向民主进步的同时，遗留在女子和儿童身上深深的封建残余，如此更加深了批判和讽刺的力度，加深了儿童不自觉受害的悲剧色彩。鲁迅以他犀利的目光洞察社会，看清了中国儿童面临的险恶的发展环境，他用这些不幸的孩子的形象警示世人，呼吁国民的觉醒和反抗。 三、麻木可憎的儿童形象
鲁迅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就像他冷静地评价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状一样，他也对儿童生活环境透露着无尽的忧虑。儿童在“吃人”的封建礼教侵染下，在成人的影响下，耳濡目染了世故，变得麻木而可憎，鲁迅在《呐喊》中痛心地描写了一些沾染了成人恶习的儿童的形象，目的在于揭出黑暗社会的伤疤，以此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在急迫地仍抱着一丝希望地渴求“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曾经惊惧于小孩子的眼神。狂人的胡言乱语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却句句道破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触动了其坚不可摧的纲常伦理，因此受到众人的打击压制，而小孩子呢？“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⑩儿童的天性是纯真的，但社会是一本教科书，在封建伦理纲常压抑的氛围下，毫不自觉地承袭了社会的弊病，所以狂人后来会发出“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的慨叹。这里我们能看出鲁迅对这部分已经丧失了变得麻木不仁、善恶不明的儿童又怜又憎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出于对儿童的爱又无法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儿童自身，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时时透露出社会应该承担起儿童变得麻木不仁的大部分责任的思想。
《孔乙己》描写的是一个迂腐的封建礼教牺牲品，全文通过一个酒店的小伙计的眼睛看开去，小伙计因温酒的工作而认识常常来柜台喝酒的孔乙己，他穿戴破旧，是一个典型没落老书生的形象，所有的人都以取笑孔乙己为乐，小伙计也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和成人对待孔乙己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的笑不是在批判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也不是在规劝孔乙己放弃科举，只是在取笑、戏谑孔乙己的无望的前程罢了。他们正是通过对自认为卑劣生命的挖苦来寻求平衡、作为取得欢乐的调料。小伙计已经耳濡目染了身边成人的恶俗：畏惧权者、欺凌弱小，我们在看到《孔乙己》批判封建社会“吃人”礼教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渗透着急迫的拯救孩子的思想。
鲁迅在《呐喊》中用不多的文字刻画了三种不同的儿童形象，聪慧纯真的、无辜受害的和麻木可憎的，但无论对于哪一种儿童，鲁迅都是热爱的，也就因为对儿童的热爱，他才会在《呐喊》中的每篇主题下都附带着几个儿童形象，也因为爱之才会怀念之、甚至责备之、憎恶之。他之所以描写更多的受害的、麻木的儿童，也是为了增强读者的感触，引起国民、社会的关注，呼吁人们重视儿童幼小生命的生存、发展问题，因为儿童的问题是民族存亡、发展问题的关键。在黑暗的现实中，鲁迅对儿童的热爱和予以的厚望也时时会灰心动摇，对于儿童“人性恶”的问题，他时而怀着对幼者的爱和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坚持“环境论”，时而又会在真实遭遇中发出直抵人性弱点的“本性论”的慨叹，并且在两种思想中犹豫徘徊，但正如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又因“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而不愿将思想传染给人，正是因为他的反抗绝望思想和多疑自剖思维，使得绝望的体验并不必然导致绝望的理智，所以儿童始终是鲁迅在消极看待社会现实中的一丝渺茫的希望，也正是这线希望，使他在前行中即使步履艰难、即使深感绝望也从不放弃。
参考文献:
①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
②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
③鲁迅.呐喊.社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④鲁迅.呐喊.故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83页．
⑤鲁迅.呐喊.兔和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163页．
⑥鲁迅.呐喊.鸭的喜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⑦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坟.灯下漫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⑧鲁迅.呐喊.明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狂人日记梗概：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2、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3、《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小说中的悲哀与绝望从何而来
“若以多数人的压制代替君王的独裁，‘以众虐独’，那么，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未改变，人民还是做奴隶。”鲁迅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触，他们就看了滑稽剧。”鲁迅用小说中的众人揭示了一个人肉酱缸的社会，任何独异的个人或众人中的一员都无法摆脱这股强大势力的控制。先生自说《药》在最后凭空添上一个花环，《明天》里不写单四嫂子没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似乎是为了应景的呐喊，勉强得很。于先生而言这两篇小说若求艺术真实，则写出来是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以狂言揭出了礼教吃人的恶，“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继续做吃人者中的一员。……阿Q、闰土、N先生、吕纬甫、四铭、高尔础、张沛君、后羿、眉间尺等，或无奈，或无知，都被溺入那人肉酱缸中无法自拔。
先生创作这些小说时，应该是从心底发出这样的呼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主人公们？”语中带着激愤，带着无奈，带着以无为有的希望。《呐喊・自序》中说得明白：“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的悲哀与绝望，存在于他的一生，每生希望，却总被现实无情地毁灭。是否可以这样想，魏连殳的心境，便是鲁迅的心境？他书写着自己的思考，生活现实与他的理想的矛盾是他小说中悲哀与绝望的成因――他就是铁屋中的清醒者之一。
二、青年读鲁迅小说的尴尬现状
“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个当卖票员的普通青年对鲁迅的解读。七十年后有个青年的解读我认为是应该关注的，就是王朔，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个“老青年”了。也许因为阅读水平、阅读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了只属于他个人的理解，比如把《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药》认作鲁迅最好的小说，认为这些小说人物至今震撼人心令人无法乐观，而把《狂人日记》《阿Q正传》排在其外，这也是一家之言。
当下对鲁迅解读较为客观中肯的，主要还是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大众之中歪曲的状况仍是相当严重。如今青年对鲁迅小说的阅读的偏差，我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经受了对鲁迅和众多政治人物的神化教育后试图寻找自我，而产生对权威的反抗。当代青年如我，少年时读鲁迅，面对教科书上那几篇难懂的文字加上规定记忆的定式般的专家解读，感觉是一种痛苦。而课堂之外看到的鲁迅，也永远是横眉怒目的神，非我等鼠辈可接近。这令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对鲁迅的厌恶逐渐产生，在我辈中至今少有人消失了这种厌恶。成年后有的认为鲁迅是政治工具、只会骂人而远之。有的便或以摘句法断章取义地攻击鲁迅，如引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句话说鲁迅阴毒、狠毒、心理阴暗等等；或以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提出“媚日说”；或从他们兄弟反目大加批判，等等。“新生代自由作家要跟传统的文学观念‘断裂’，跟我们长期信仰的价值观、道德观‘断裂’，于是不顾事实和学理地贬损鲁迅，以达到情绪宣泄的目的。”二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读鲁迅小说。如《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都一律只以反封建来解读，读出了鲁迅对主人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读不出笼罩在这些文字上空的绝望之气，忽略了鲁迅对人性更为深刻的反思。三是了解历史程度不深和对社会现状认识不够。我认为要读懂鲁迅的小说，不仅仅要了解上世纪初的中国、了解几千年中国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对自身周围的社会现状有观察有思考。
三、我们是否需要这悲哀与绝望
“鲁迅把文学看做是精神的探索，把写作当做一种无情地解剖自己也解剖别人的形式，这种观念，看来今天是更有用了。但是在一种集体范围内的这种无情灵魂探索，会引起对社会制度更多的挑剔和暴露，并产生更多的痛苦。”这也是困扰先生一生的问题。有人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少不读鲁迅”，说人人都成为鲁迅也是不行的。这其实是个悖论，当人人都成为鲁迅的时候，鲁迅们也就不存在了，而倘若没有人有成为鲁迅的愿望，却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哀。九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嘲笑着阿Q，然而一直以来阿Q嘲笑人们的资格也从没有失去过。有人将灾后全国一心的八方支援作为反击国民性愚弱的论据，并由此要求重新评价80后、90后。在我看来，这一切当然可歌可泣，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但这是人类道德的底线。当大灾的伤口渐渐愈合，这大爱若仍在，并生出无数小爱遍及大地，就真是反击的铁证了。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这样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个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关切如他，虽难以直面、难以正视，却从未选择逃避，而是一生孤独地张扬着他的灵魂，哀痛并幸福着。“这孤独，当然不是遁世者隐居山林、逃避现实的孤独，而是‘忠实于大地’的强者的孤独，在孤独中战斗，在孤独中发展。”在当下，作为社会发展主力的当代青年，仍然需要深刻地体悟这悲哀与绝望，学会孤独，继承鲁迅“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却“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的韧劲。
首先做一个精神独立的青年。鲁迅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鲁迅孤独的呐喊揭示了精神独立的艰难。而只有精神独立，才能冷静地拿来，独立地思考；只有精神独立，才能自觉进行并传达内省；只有精神独立，才能有“横站”的气魄，始终保持韧的精神；也只有精神独立，才能以看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正视命运。其次要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人与社会，这一点我国的青年是很缺乏的。比如围攻某外资超市，做出暴民与愚民的姿态。比如有人前脚赞美金晶用身体保卫火炬而后脚就因她不支持暴行而大骂其“叛徒”。又如歌星在四川灾区高唱“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这让我看到了八旗子弟的代代延续，高喊“民族复兴”的同胞中的某些人心中的蓝图是否即“梦回盛唐”？鲁迅先生真没说错，国人总觉得好的在过去，总是回头表示依恋。这样的歌词会让社会迷失前进的方向。第三要像鲁迅那样纵观历史，横看当代。电影导演贾樟柯强调他的艺术视角是“当下”。当下，这是所有现实主义创作者永恒的关注点。
内容摘要：小说的风格有“阳刚”、“阴柔”的区别。阳刚之美，美在壮；阴柔之美，美在秀。不同作家的作品，往往表现出或阳刚或阴柔的不同风格。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有时也会体现出或刚健或柔婉的不同气势。中国传统美学倡导的是“柔中寓刚，刚里含柔，刚柔兼备，刚柔相济”。
关键词：小说 风格 阳刚 阴柔 刚柔相济
俞文豹的《吹剑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坡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苏轼词和柳永词的不同风格。苏词奔腾豪迈，明快爽朗，充满了阳刚之美；柳词委婉缠绵，秀淡幽艳，展示了阴柔之美。
小说的风格有“阳刚”、“阴柔”的区别。阳刚之美，美在壮；阴柔之美，美在秀。不同作家的作品，往往表现出或阳刚或阴柔的不同风格。
鲁迅的《狂人日记》似金刚怒目。狂人尖锐地指出吃人者话中全是毒，笑里全是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表面上写的是“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却写满了两个字：“吃人！”狂人惊呼：“吃人的是我哥哥！”狂人给吃人者画相：“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揭露吃人者的本性、本质和手段。狂人否定传统，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他大声疾呼：“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揭露四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个时时吃人的地方，人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吃人”或“被吃”；小说的结尾，狂人呼吁“救救孩子……”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作者描绘了狂人刚勇的形象，抒发了反封建的火热的感情，表示了雄浑磅礴的气势。
孙犁的《荷花淀》则如娇莺巧啭。作者笔下的景物柔美而又淡雅：“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象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的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显然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新、优雅，就连简单的编席劳动也被作者诗化。即使在敌船尾追急迫、气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作者笔下的景物仍然充满了诗情：“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荷花淀里的伏击战进行得十分激烈，可作者却与生活细节揉合写来，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打伏击战的时候，丈夫瞄准敌人射击，没看妻子一眼，妻子却在紧张的战斗中寻找自己的丈夫，这就使紧张的战斗充满了人情味。水生说妇女们是“一群落后分子”，妇女们说丈夫“那个横样子”；水生将打捞的一盒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丢给妇女们，妇女们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战士们。这样相互丢物的动作，表现出夫妻间相亲相爱、又稍带戏谑的情感与气氛。作者描绘了白洋淀秀美的景物，抒发了妇女们爱祖国又爱丈夫的柔肠，呈现了娟秀幽美的情态。
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有时也会体现出或刚健或柔婉的不同气势。
鲁迅小说的基调是刚健的，但也不乏柔婉。鲁迅写过金刚怒目式的《狂人日记》，也写过乡村夜曲式的《社戏》。淡黑的起伏的连山，豆麦的蕴藻的香气，宛转的悠扬的笛声，这一切都笼罩在朦胧的月色中，使“我”都要忘了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也弥漫消散在这夜气里了。同样出自鲁迅手笔的小说，前者似金戈铁马，后者如杏雨春花。茅盾评价鲁迅小说的风格时说：“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淡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传统美学倡导的是：柔中寓刚，刚里含柔，刚柔兼备，刚柔相济。用苏轼的话说就是：“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姚鼐的话更加明确：“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刚与柔的相互渗透，壮美与优美的高度统一，是传统美学最理想的境界。壮美使人心境开阔，心情振奋；优美使人心境平和，心情宁静。但一味壮美或一味优美，给人们的美感享受又是片面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因而刚与柔，壮美与优美，不仅要相互渗透，而且应相互转化，相互调剂。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更为广泛、更为持久的美感享受。毛宗岗把这种美感形象地比喻为“笙箫夹鼓”、“琴瑟间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写小说好比是搞演奏。一部长篇、一组短篇或一个作家的若干篇小说作品，好比演奏的交响乐曲。其间有钟、有鼓、有笙、有箫、有琴、有瑟，有慷慨激越之音，有幽婉缠绵之情。好的指挥者与演奏者，只不过是让“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使刚柔相济、浓淡相宜罢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市第三中学）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10月6日，我和姐姐去了柯岩风景区。柯岩风景区是名胜古迹。
走进大门是一座大桥，桥下的水清澈见底，水里的水草绿油油的，往里走是一棵棵金黄的桂花树，飘来阵阵香气，桂花树旁是一个大池，池里养着观光鱼，池里的小鱼多么的让人心旷神怡。走着走着看见一处依山旁水的美景。那山有多么的清秀挺拔，水倒映山，飞流而下的大瀑布，在瀑布周围是无数个小水滴结合成了雾，瀑布旁边风很大，小水滴都吹到了我的脸上了，声音也很响轰隆隆。再往里走有一座打石碑，上面写了“我是绍兴人”我和姐姐在石碑旁拍照，做纪念。继续走是鲁镇，鲁镇是鲁迅的家乡旧绍兴，鲁镇有许多娱乐馆比如：堵铜钱。狂人日记等等，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狂人日记，在门口是一张血盆大口的嘴里面既恐怖又黑暗我吓的不敢睁眼，让我知道那是个食人部落，我们随后来了倾斜小屋，整个世界都是倾斜的。
这里既有山水的自然美景也是鲁迅的故乡，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
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终年才55岁，却写出了无数的书：《阿Q正传》、《狂人日记》、《彷徨》、《坟》等作品广为流传。但被世人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鲁迅先生在日本学医时，意识到中国人“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心理上。”于是他决定拿起笔，通过自己的文章来呼吁所有的中国人，所以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笔是同黑暗作斗争最厉害的武器。”
人们把鲁迅先生誉为“民族魂”，原因是鲁迅先生或者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给人民当牛做马，却毫不骄傲，也不曾骑在人民的头上高呼：“啊！我多么的伟大！”所以，群众们把他举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