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21: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皇帝是赵匡胤。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赵匡胤任禁军军官。郭威死，周世宗即位，升为殿前都点检。世宗死，恭帝即位，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于960年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2、赵匡胤称帝后，963年平定荆南和湖南，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俘虏南唐后主李煜，除北汉之外，十国基本统一。
3、统一后，他通过“杯酒释兵权”，逼迫手下将领交出兵权，建立中央集权。赵匡胤在位17年，死于976年，时年50岁，庙号太祖。他的死因颇为奇巧，历史上有“烛影斧声”的传说，传说是其弟赵匡义加害，篡夺帝位。真是天道玄远，难以祥说。
（来源：文章屋网 ）
相比于经常发生内乱的其他朝代,宋朝是个“模范生”。宋朝为什么没有内乱?这与当家人宋太祖赵匡胤有关,他的“杯酒释兵权”影响了整个宋朝的局势。
宋太祖赵匡胤一手分化、镇压军权,一手优待大臣和士大夫。
宋朝无内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赵匡胤消灭了军阀,并且永远消除了军人掌权的可能性,这个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怎么“释”的呢?他做了皇帝不久,有天晚上把石守信等大将统统都召到宫殿里来,大家喝酒。喝到半醉的时候叫手下人统统滚蛋,就咱哥们讲点心里话了。他说,唉,你们不要看我做了皇帝啊,这皇帝可不好做。那些人很奇怪,你做皇帝怎么还不好做啊,有什么事?他说,唉,谁不想做皇帝啊?这一讲,这些大臣都害怕了,统统跪下,皇上你别这么开玩笑,我们从来没有动过这个脑筋啊。你们都跟我是兄弟哥们,当然不会了。但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手下人如果哪一天把皇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他们要荣华富贵啊。大家求饶说,皇上,我们太愚蠢,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你得给我们指一条生路啊!大家以为他是不是动了杀心要把他们都干掉?唉,他说,其实人生在世也不过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何必那么辛劳,老是带兵打仗,那么辛苦干什么呢?所以你们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带兵了,我把你们提做节度使,让你们做大官,给你们钱,你们看到好的房子就买,看到好的田就买,我跟你们结为亲家,大家世世代代都很好,免得互相猜疑,这不是很好吗?所以第二天一上朝,石守信带头,大家纷纷提要求,一个说我身上伤重,一个人说我老是生病,一个人说太辛苦,统统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律都批准,就是不批准石守信,你还是做你的统帅,你留着,其他人统统被扶为节度使。
大家可能会问唐朝节度使不是成了割据?那赵匡胤为什么还扶他们做节度使呢?这有本质的区别。唐朝的节度使是真正带兵的,比如安禄山是范阳节度使,三个州的兵力都归他带,到了后来呢,连财政、民事通通都归他管。那么宋朝的节度使就变了,变成一个虚衔,就等于享受“国务委员待遇”,其他什么都没了,只是个荣誉,一个兵都不会给你带。
这么一来,军队谁带呢?真正厉害的是赵匡胤对军事制度的改革。他把天下最精锐的部队编为禁军,一部分驻在首都,其他的轮流驻到各地。这个禁军是只派教练,没有人统帅的,所以《水浒》里也不是完全吹牛的,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确,他有一批专职的军官,但这个就是训练。那么谁来管这个军队呢?枢密使――国防部长,而枢密使是文人,不是武将。所以现在有人说什么美国国防部长是文人,我们宋朝就开始了国防部长是文人。比如《水浒传》里的高俅啊,踢踢球玩玩就做了枢密使,还根本不是武人,所以枢密使是文官。但是枢密使上面要听皇帝的,所以他并不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只是国防部长。
将军哪里来呢?将军是临时派的。要出兵了,那么找一个人,你是将军,然后拨给你多少禁军,这样就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军没有自己嫡系部队,仗打完了,这支部队调防,要么你退休,或者做文官。这样一来呢,造成了一个用现在话讲,是完全的国家化而不是私人化的 这么一支部队。
不仅是军队,还改革地方,把制度完全改成地方服从中央。在宋朝以前,一个州的叫州刺史,一个郡叫郡太守。赵匡胤首先开始改变名字,凡是州的长官,他叫“权知某州事”。如果一个军,叫“权知某军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暂且某一个州的事情,暂且。甚至一个县,他就叫权知某县事,暂且让你这个县里的事。是什么意思呢?随时可以叫你走,滚蛋,你是暂且。当然一也有十年、八年的。同时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中央政府。这样一来把全国的体制变成一个从上到下逐渐控制的体制。一个郡,这样还不够,他又在上面设立一个“路”。原来唐朝设立的是“道”,他改成“路”。这个“路”是一个很复杂的体制,他的“路”有四个长官,一个是转运使,负责物资的调拨、赋税的调拨,这对朝廷很重要,你把粮食调到哪里,要送到哪里,对吧。第二个叫提刑按察使,就负责审案子,司法。第三个叫安抚使,掌握地方的军队,地方的厢军,地方部队他掌握。第四个叫提举常平使,经济流通、物价。
这四个官的职权基本上把当时一个农业社会主要的功能都取代了,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官员。不仅这样,这四个官员还规定他们不能够在同一个城市里办公,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分开的。而且这四个官员管辖的范围也是不统一的,是重叠的,或者交叉的。这样一来,理论上,没有一个地方官可以把所有职权拿在自己手里,也没有地方可以管到我这块地方每一样事务。那么听谁的呢,全部听中央的。所以这个改革是很厉害的。你想想看,如果现在有一个地方要独立,他需要军权,这个地方驻的禁军是归朝廷管的,你一动我就把你干了。那地方官如果要造反必须把这四个人召集在一起,大家需要同心同德,这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在大的行政上面又分化了。你看实行这些制度是分化镇压,也相互牵制,但光有这些制度是不行的。从宋太祖开始,整个宋朝制度是优待大臣,优待士大夫。宋太祖规定不许杀大臣,不许杀士大夫,读书人要尊重他们。尊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赐给重要的大臣“丹券铁书”,就是拿生铁铸在上面免他多少次死,只要你不是谋反,可以免罪。另外,你儿子、孙子到了年龄就可以做官,可以免税,这样统治的基础就扩大了,这当然大家都愿意。甚至就是对那些造反的人,强盗、土匪都采取招安的措施,你只要投降、招安、服从,就给你官做。所以宋朝民间有句话,“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水浒》讲招安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对外,宋朝也求稳定。以前我们批评宋朝对外老是投降、讲和,不过这个事情我们是要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实在是军事没有这个实力,讲和的政策其实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比如南宋初年,金国人打过来,最远打到江西,皇逃掉了,那后来金兵退回去,双方开始和谈,开始想以黄河为界,但不行,最终以淮河为界。实际上宋朝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所以南宋并不是一天到晚打仗的。相反,有些人动不动就北伐,北伐一次输一次,更不得安全。宋朝对金朝、对蒙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稳定的。后来宋朝亡恰恰就亡在想把对方干掉,结果就出了事。(摘自《中国企业家》)
每每看到电视宫廷剧中，大臣像乌龟一样趴在皇帝脚下，战战兢兢，磕头如捣蒜的样子，我就常常想，历史上那些习孔孟之道出身，以匡正时弊、报效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难道都如此猥琐或卑贱吗？随手翻翻史书，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很多大臣甚至当面同皇帝叫板，试以北宋举几例：
宋太祖赵匡胤有一个爱好，喜欢在后花园用弹弓弹麻雀。一天，玩得正起劲，一大臣声称有急事求见，尽管极不情愿，但听说是急事，宋太祖还是立刻接见了这位大臣。谁知大臣东拉西扯汇报后，宋太祖才发现不过是寻常小事而已，便大怒，责问他为什么要撒谎。大臣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自己没有撒谎，因为他认为再小的公务也比弹麻雀紧急。见对方还顶嘴，宋太祖怒不可遏，随手抄起一把斧子，用斧柄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没叫痛，也没哭泣，只是俯下身，默默地捡起牙齿放到怀里收起来。宋太祖说：“你收起牙齿，难道要去控告我？”大臣说：“我虽然无权控告陛下，但将来自会有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的”，“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宋代司马光《涑水纪闻》）这无异于威胁皇帝。但奇怪的是，面对威胁，宋太祖竟然怒火顿消，不仅没有责罚大臣，反而赏赐了大臣许多金帛。
赵普是宋太祖的宰相，曾经为宋太祖策划过许多“阴谋”，比如“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备受宋太祖的信任。不过，备受信任的赵普也有个毛病，对于朝廷大事，赵普常常固执己见，有时甚至当面顶撞皇帝，让皇帝十分难堪。当年，周世宗柴荣手下有一名虎将叫符彦卿，曾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军功累累，颇有将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后，想重新找一将才统帅三军，他想到了符彦卿。因为宋太祖已经封符彦卿为太师，名位已盛，再授兵权，无异于又来一个石守信、高怀德，为此，赵普多次谏阻。但宋太祖主意已定，而且也拟好了任命文书，交给下面传达。赵普听说后，立即自作主张，从有关部门截获了任命文书，揣在怀里，又去找宋太祖谏阻说：“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宋太祖见他老是拿符彦卿说事，怒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赵普见皇帝仍然执迷不悟，抬高声音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史·石守信传》）赵普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器，直刺宋太祖软肋，有剥皮露骨、入木三分之效。宋太祖好一阵沉默，也没发怒，最终取消了对符彦卿的任命。
还有一位宰相用赵普这句如同利器的话质问过皇帝。据宋代王懋《野老记闻》载，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大将狄青因战功被宋仁宗提拔为枢密使，出任最高军事长官。考虑到武将谋反的先例，北宋建国以来，枢密使一职基本不授武将，均是文臣担任，所以，狄青出任枢密，反对声此起彼伏，尤其是宰相文彦博态度特别坚决。文彦博多次向宋仁宗建议，把狄青贬官外调，降为有职务无军权的地方官。这一消息被狄青本人听说了，他赶紧找到宋仁宗，表白自己的忠心，还抱怨说，这样安排是“无罪而出典外藩”。后来，朝廷讨论狄青的去留问题时，宋仁宗向文彦博说出了狄青的表白和抱怨，而且不无惋惜地说：“狄青是忠臣。”希望挽留狄青留任枢密使。为了打消皇帝的顾虑，避免重蹈武将乱国的覆辙，文彦博竟然对宋仁宗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弄得宋仁宗哑口无言，只好把狄青罢官贬职。
其实，北宋一朝，敢向皇帝叫板的大臣还远不止这些，像包拯，就曾在朝堂之上，因为人事安排和宋仁宗争得面红耳赤，吵架一般，激动得口水都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宋真宗要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皇后，安排杨亿起草封后诏书，杨亿却认为刘德妃德行不够、出身不好，竟然公然拒绝起草文件，结果让封后一事不了了之。不特如此，纵观中国历朝士大夫，有骨气、尚名节者真的多不胜数，他们倔起来，不但常常同皇帝叫板，有时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与许多电视剧里的表演，实在有天壤之别。
一、历史课堂教学中情境设计的意义
长期以来，初中历史教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死记硬背”的代名词，教师、学生在教与学中越来越感到无益又无味。今后历史教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根据有关学习动力心理测验的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并不缺乏毅力，也并非被学习压力弄得太压抑，而是对学习缺少意义上的认识。尽管这只是一个教学班的测量结果，但却给教学以新的启示：如何在教学中通过健全人格的培养调适学习心理状态而取得最佳学习效果。根据实践探索，良好的外部学习环境的创设对创新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1.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
要不断创新，首先就要有不断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也才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具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于这些，中学生总是充满好奇，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在教师看来是非常幼稚，甚至是无意义的，但对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探索、一种创新，是一种对好奇心的满足。他们正是带着这种好奇心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所以不管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么幼稚，多么无意义，教师都不要简单地禁止和否定。如果学生的每一次探寻，遇到的都是教师的“不可能”、“无聊”的回复，那么，他们的创新欲望就会慢慢萎缩，很难具有创新精神。素质教育对现代公民的人格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就是创新性的凸显。能否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一项重要标准。
2.学科教育的功能要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所有的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学生如果对学习内容有浓厚的兴趣，就会大大提高学习时的注意力和主动性，使教学得以优化。地方史料是学生最为熟悉的，但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诱因。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学生对于亲近的事物，容易引起学习兴趣，也便于引起学习时的联想，这样就为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世纪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即以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而思考人类发展和自身发展为终极目标。这种基于人格形成的教育着眼点，实际上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构建良好的外部学习环境，通过知识载体内化为学生的基本素质。
3.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
培养健全人格，有利于挖掘人的心理潜能，提高人的发展水平。如果说，以上两点讨论了学科素质教育对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发展的要求，这里则主要是从个体差异性的角度去看待学习环境的作用。“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亦如此。初中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由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阶段，及时把握时机对其进行人格养成的教育，关系到人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正因此，让千姿百态的个性在合适的环境中得以发展，激发创造潜力，需要我们创设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活泼的学习活动中获得发展。
二、联系生活，从学生身边的历史开始
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兴趣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父母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有意识地强化环境中各种积极因素的影响，这应该成为历史教师教学成功的第一步。
我今年任教九年级两个班级，从开始复习到现在，我先后用访谈的方式调查了近80位学生。了解到：①初中学生不重视历史，认为历史是副科，从初一开始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历史。在总的复习中学生都没有兴趣学习。②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获得，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课堂上或多或少听到或在有限的历史课堂活动中了解到的历史知识；其次就是从课外的阅读或电影电视获得的历史知识、历史故事，但往往会把艺术的加工也当成历史的真实。③学生最怕的就是历史中大量的历史年代、地名、人名，因为那些东西我们很难记住。另外学生对抽象的历史问题，如典章制度、阶级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事件的本质、意义等很难理解。④学生对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有关历史人物和各种历史事件的故事十分感兴趣，如果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正好可以验证他们的见闻或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则学生会兴趣更浓。
三、创设教法中贯穿趣味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让学生保持“乐之者”的角色，教师必须改革创新，使课堂灵活有乐趣。1.用讲故事、师生议论来引发学生的兴趣。2.用编儿歌、顺口溜、做游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讲《中国历史》第二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一节时，老师先解释“杯酒释兵权”中“释”就是解除的意思，然后让学生看课文，这是哪位大臣给宋太祖赵匡胤提出的建议，学生回答后，教师让几位同学走出座位，指定其中一位扮演宋太祖，其他几位扮演石守信等朝中大将，把课文中小字部分的内容分角色进行对话表演，此时，整个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这样本课的“北宋加强中央集权”这个重点内容抓住了，且对后面用同样的手段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都轻而易举地记住了。
每次“阿光”上课，他的那本《社会与历史》总是静静地躺在讲桌上，而他呢，则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
他从中国的长江、黄河讲到埃及的尼罗河、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从喜玛拉雅山讲到阿尔卑斯山；从罗布泊讲到撒哈拉沙漠……
他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讲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讲到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从中国的赤壁之战讲到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
……
他那绘声绘色的讲授，让我们如痴如醉。我们仿佛听见了大河滚滚的流水声，感受到了冰天雪地中的刺骨寒冷，触摸到沙漠里那漫天飞舞的黄沙，看到了那映红如墨之夜空的熊熊的赤壁之火。教室里寂静之极，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
“阿光”的课总是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听他的课总让人觉得舒心惬意，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白驹过隙”。
记得有一次，他竟然要我们在课堂上采访他，而且内容不作限定。
同学们闻之，先是一惊，继而像炸开了锅，――有的人大声叫嚷，有的人扔本子以示兴奋，有的人已开始讨论采访的问题。
“老师，您认为讲一堂课需要多长时间？”
“一顿饭工夫！”
班上顿时传来阵阵嘘声，有的人开始怀疑“阿光”的讲课质量。
“但是，准备讲课内容需要一个下午。”哦，原来如此。
……
随着下课的临近，同学们的提问更加肆无忌惮。
“老师，您高寿？”
“老师，您最喜欢穿什么牌子的西服？”
“老师，您觉得您帅吗？”突然有位男生问道。刹那间，课堂一片寂静，同学们都凝神静候着“阿光”的回答。
“阿光”憨憨一笑，转而极严肃地说道：“还可以，可惜老了，想当年也算得上‘倾村倾县’之貌啊！”
“哈――”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因为我们望着“阿光”那张勉强对得起观众的脸，觉得“阿光”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笑声中我们觉得“阿光”更可爱、更可亲了。
“阿光”上课的与众不同还在于他总要把上课时的师生问候省略。
记得他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时，教室后面还坐了许多听课老师，我们站立多时等他问候，可没料到他居然让我们坐下，弄得班长不知该不该喊“坐下”，班里没人敢先坐下，尴尬不已。
后来我们才得知，那是他的习惯。我们也曾猜测他省略问候语的原因，大概是想节省时间，或者是想摒弃形式主义吧，不得而知。但我们爱听“阿光”的课。
【关键词】宋代;中国画;发展
宋代中国画一直被史论家视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在内在的审美意趣上,是从雄迈开张的盛唐尚武之音转向‘郁郁乎文哉’的宋人审美理想;在题材上,是从鞍马人物转向山水花鸟;在表现语式上,是从工笔重彩转向水墨浅绛;而最显著、最重要的绘画现象则是文人画的崛起。”(1)这些肇始于宋代绘画的重要转折,影响了后世中国画发展的进程和路线。探讨绘画艺术的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它成长的土壤。
一、宋代经济、政治与中国画发展
经历五代兵连祸结的纷争,宋朝开国后面临民生凋敝的困境。宋太祖赵匡胤废除中国古代长期“抑商”的做法,大兴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钱庄业,为商业繁荣提供便利条件。到公元1077年,工商业构成北宋财政收入的主体,工商税占税赋总收入的70%。到了南宋,仅公办的军器所工匠就达七八千人,一些私办工厂则雇人无数。工商业繁荣使宋朝不求苛税于民就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将社会带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这就诞生了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衣食无忧,可以追求悠闲的生活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同戏曲、杂技、音乐那样走进普通市井生活。据说当时药铺、酒家等场所都悬挂李成等名家的作品,甚至有些市民在娶嫁时也以画作陪送。仕宦文人普遍把绘画、鉴赏收藏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用以展示文人的情怀。皇室宫廷也兴起绘画之风,皇帝或画画自娱,或将绘画作品视为“高士怡性之物”,赐给贤臣雅士联络君臣感情。
宋朝的政治比较民主。赵匡胤起家于诸侯割据,深深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的危害。即便在这样关系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面前,他也不像以往帝王那样靠杀戮有功之臣巩固江山,而是用“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来处理。赵匡胤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历代宋皇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宋朝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专权干政乱国;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还专门建立言官制度增加台谏和庭辩力度。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诸多的党派之争没有任何结党营私的迹象,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将国家推向民主富强。文人知识分子得到尊重,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担任文化精英的角色,文人表达胸中逸气的画作成为艺术中高雅的品类。由于社会安定,白天商贸热闹,晚上不实行宵禁,酒肆茶楼不乏吟诗、颂词、品画的游人。城市里灯火通明,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这种氛围无疑有助于提升市民审美水平,为绘画艺术流行创造条件。
二、宋代绘画体制及选士标准与中国画发展
画院发端于五代南唐、西蜀,至宋代设立翰林图画院趋于完备。翰林图画院吸引了南唐、西蜀及后梁的许多画家前来归附,为适应画院的规模,增设了许多官秩名称,除翰林待诏、图画院待诏、图画院祗候外,还有翰林应奉、翰林画史、翰林入格供奉、图画院艺学、御画院艺学、图画院学生、画学谕、画学正等名目。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爱好绘画,重视画院建设。画院把绘画并入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之内,学生根据诗意作画,合格者才升入画院。宋画院考核标准:“笔简意全,不摹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为中;传模图绘,不失其真为下。”(2)院内人员由官府供给伙食俸禄,分科学习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画学之业” 不仅是绘画技巧,而且通过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功课提高画家修养。严格选取能绘画之士,全面地教育培养,促成宋人在画境、画意上的造诣。画院画家受皇帝制约,使画家不敢懈怠,认真体验感受生活,细致入微地观察自然物象,创作严格遵循法度、一丝不苟。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治国策略上从强调“武功”改为 “文治”。太学的考试制度比较完备细致,成为督促检查教学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宋代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时,就有公试与私试。南宋时期,太学在三舍法的基础上又创立了积分法,生员达到规定的积分标准,才得出学授官。相对科学规范的选拔制度为国家挑选了一批高素质的文人,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从北宋中后期以后,收藏、品评绘画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文人在画幅上题字咏诗渐次增多,他们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同时,在绘画实践的基础上,绘画理论著述大量问世,文人画得到充分发展。
三、宋代文化思想与中国画发展
宋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主导整个宋代文化思想。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心学”。两派都讲究经世致用,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这一文化观反映在艺术上便是重艺术家主体精神的表现,艺术功用得到进一步拓展。不仅《宣和画谱》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而且《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等画论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新儒学首先对画院画家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辐射。自从徽宗时代设立“画学”后,画院画家普遍重视以儒家之学加强自身修养。从画风上看,北宋画家在水墨山水中表现荒寒萧疏的境界,后来花鸟画也改变重幽情逸趣的传统,多画败荷雪雁、枯槎寒禽、弱柳幽雀,呈现远离尘俗的倾向。南宋画家进一步强调“淡逸”画风,追求“形”之外的“理”,变“繁琐”为“整一”,改“呆滞”为“灵动”,从重“形似”到重“意趣”。这一切都表现为新儒学的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郭忠恕；界画；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052-01
北宋中期以后，文人画的呼声日益高涨，元朝蒙古族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们，寄情笔墨来宣泄感情，于是高度个性化的文人画得到发展，中国绘画从再现转向了表现，赵孟、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人占据元代画坛主流。精工写实的界画已不符合文人画家的审美需求，这时期的界画家寥寥无几，影响较大的只有王振鹏。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明初统治者实行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在这种情况下绘画艺术继续向前发展，明前期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占据画坛主流，明代中期兴起的吴门画派最终取代了浙派的地位，占据画坛主流地位。浙派画家主要继承了南宋和北宋画家的因素，吴门画派继承了元末文人画的传统，在这场派别斗争中，文人画胜出。“明清人对界画家的偏见，甚至像王振朋这样有元一代的大家，在乾隆年间刊刻的《浙江通志》里，竟被编入‘方技’之类……直到在清代初年，楼阁界画领域方才出现了两位堪称大师的人物，这就是清初的袁江、袁耀。”①之后有袁杓、袁雪等从事界画，但都未超越袁江、袁耀的成就。
徐沁云：“画工室者，胸中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昔人谓屋木折算无亏，笔墨均壮深远，一点一划皆有规矩准绳，非若他画可以草率意会也……有明以此擅长者益少，近（清）人喜尚元笔，目界画者，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渐灭矣。”②
徐沁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有明以此擅长者益少，近（清）人喜尚元笔，目界画者，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渐灭矣。”徐沁在这里提到的“匠气”是中国画家历来所排斥的，对“匠气”的排斥来源于对“匠人”的轻视。而中国最早的绘画――原始陶画，即是烧陶的匠人所绘，最早的独立绘画――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人物画》，以及后来的《龙舟人物图》、唐永泰公主墓栩栩如生的宫女群像壁画③、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等大都没有留下作者姓名，这说明绘画者的地位跟匠人是一样的，那时他们被称为“画工、画师”，并不是“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
《国史》云：“太宗与侍臣泛游春苑，池中有奇鸟，随波容与。上爱玩不已，召侍从之臣歌咏之，急召立本写貌。阁内传呼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素，目瞻坐宾，不胜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④
从阎立本的窘态可知画师是没有地位的，画家们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有意识的把“画家”和“匠人”区分开来，赋予画家文化内涵、人文气息等因素，从而抬高地位。认为缺少文化含量的，工整无变化的绘画作品有“匠气”，画这种画的人就是“匠人”，界画公正严谨所以被视为“匠气”太浓，为大多画家所不齿，所以界画除了在北宋的短暂辉煌之外就又沉寂了。
这种现象也跟中华民族的传统有关，北宋的汴梁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克里斯托夫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很好的说明了汴梁昨日的辉煌，那么北宋以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就开始滑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重视科技发明，科技是需要严谨精确的，这恰恰是中国文人不重视的，因为中国科举取士、学优登科，文人掌权，所以文人的主张左右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直到敲响了中国的国门，统治者才从天朝圣国的美梦中惊醒，方意识到科技的力量，于是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既然这个社会的观念改变了，艺术观念也跟着这股思潮而改变，界画跟建筑图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都需要严谨的计算，阎立本的哥哥阎立德在贞观初为“为将作大将，造翠微、玉华宫称旨，官至工部尚书”⑤。这里的“将作大将”是掌管工程建筑事务的官员，可知画家与建筑工程师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郭忠恕纠正俞浩开元寺塔计算上的失误的典故也证明了这点，当科技实用称为社会呼声的时候，严谨、精确、工整的界画在寂寥了二百多年后再次兴起了。
注释：
①彭莱.界画楼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117页.
②（清）徐沁.明画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③彭亚.美术鉴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据说,“饭局”一词是宋代人发明的,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宋人把“饭”与“局”连成一体,玄妙尽显。不过,追溯饭局的发端,何止千年。蔺相如与秦王斗智斗勇的“渑池会”,项羽为刘邦摆下的“鸿门宴”,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无一不是决定历史走向和个人事业成败兴衰的饭局。这些饭局背后,赫然是万马千军的对峙,命悬一发的惊险。后来,贯穿清代数百年历史的“满汉全席”,以及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的“千叟宴”,更是花天锦地、宾客如云,演绎了饭局的极致。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与文人有关的饭局,即“文人雅集”。其形式主要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书画遣兴、品鉴文艺等,赏心悦目、怡然自得。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所叙,他在任滁州太守时,常与众宾客郊游野宴,“朝而往,暮而归”,一边享受山肴野蔌,一边在投壶、下棋等游戏中交杯换盏,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实在是人生难得之乐事。
饭局发展到今天,依然推杯换盏、兴致盎然。或朋友聚会、上下应酬、商务来往,或为一场接待、一桩交易,名目繁多,皆从饭局拉开序幕。虽为饭局,但几乎与“饭”无关,关键在“局”,以及这“局”里的人。“局”里有哪些人?有钱有权的,有前途的,有后台的,不一而足,反正是关系利害、能解决近忧远虑诸多问题、非通过饭局拉近距离不可的人物。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自然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饭局。尤其在今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一场饭局下来,天上完全有可能掉资金、掉项目,甚至掉官位什么的。这就是许多人对饭局乐此不疲的原因。
要让客人觉得不虚此“餐”,饭局必须设在宾馆、酒楼那种招牌庞大、灯光璀璨之处。商人请业主,下级请上级,饭局一般设在豪华酒店的豪华包间,而且是那种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元消费底线的包间。什么档次的客,进什么样的包间,花多少银子,主人心中有数。唯有这种大把大把挥金的地方,方能显出主人的“大气”与“客气”。主人也知道,客人来了就是准备大吃的,吃好了就会办事,天下没有白吃的饭局。选择好场地,这才迈出饭局“万里”第一步。接下来是点菜肴,喊酒水。主人往往会先让客人先点,客人象征性地选择一二后,主人则大包大揽,菜捡最贵的点,多是生猛海鲜之类;酒捡最好的上,不是一瓶两瓶,而是一箱两箱。
饭局以酒为主,无酒不成席。饭局的参与者,犹如一场戏的演员,酒则是把戏推向的关键。戏的主题能否升华,客人酒足饭饱后能否实现主人的意愿,往往还要靠酒在饭局上发挥作用。酒犹如发动机的机油,发挥得好,机器就运转得灵巧,愿望便实现得快。演员们的表演从酒开始,先是围攻式,主人这边一齐端杯敬客人,心照不宣;接着是单挑式,陪酒者单独举杯,轮番上阵,调动一切恭维话向客人敬酒;再是自罚式,酒过二三巡,客人酒量已明显不支,面对被敬酒者不断摆手推辞,敬酒者往往以自罚的方式表达敬酒之诚意,喝一杯敬一杯不行,就喝两杯敬一杯,甚至喝五杯、十杯敬一杯,直喝得客人生发怜悯之心,把杯中酒干了为止。
当然,主人明白,久经“酒”场的客人,拒酒说明他没喝好,到了来者不拒时,才是微醺的开始。为了讨客人欢心,主人还会与花枝招展的服务员私下讲好,让她们排着队,端起酒,扭动水蛇腰鱼贯而入,或讲一串荤段子,或唱自编的祝酒歌前去敬酒,颇有古宴“遗风”。客人享受着廉价的赞美,与美女们拉拉扯扯、推来让去,最终在美女的歌声中一饮而尽。这时,饭局真正进入,杯中酒成了“感情酒”、“兄弟酒”,主人才真正成为饭局的主人,随意端起酒杯敬客人,一碰即干,主宾之间仿佛一下子跨越了万水千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酒精的最大妙处,就是能让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快速递进,让陌生人之间的感情快速升温,从陌生到熟悉,到朋友,到兄弟,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宾客对主人的要求,再难也可酌商,即使是出卖良心、违反法律的勾当,那也是朋友的事、兄弟的事、自己人的事,“为朋友两肋插刀”,何况兄弟乎?饭局在称兄道弟、把酒言欢中进入尾声。
这就是今人常常不胜其累又趋之若鹜的饭局。今人宴饮,更像一场化装舞会,酒是舞会的音乐,情是跳舞者的面具,而“利”则是其目的,人情循着利益走,利益披着人情外衣,如此而已。
(摘自《喜剧世界》)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元年眷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就是"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王正月"，原因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本人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之久，也算是元老级员工，因此感悟颇深。在此，站在老板和元老中间的角度，将公司都会遇到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公司元老的这一现状，做一剖析和心灵互动。
其一，对元老的取舍两难。“公司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淘汰元老的过程。”说这话需要勇气，因为它残酷、理性、不近人情乃至于伤人心，但确实是大实话。有一句名言想必大家听过：“公司元老啊，没有你，就没有公司的现在，但现在有了你，公司就不会有未来。”不淘汰不称职的人，公司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这是外部的残酷决定了内部的残酷。
其二，头痛在于取舍的两难。如果把元老当作普通不适任的员工对待，则有可能被批评为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等，毕竟中国的文化氛围可以对人性进行扩大解读;如果委以重任，则可能妨碍公司持续发展。
历史上的开国帝王，都曾面临这样的两难，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留下了负面评价，但多少人又能理解他的难处呢？对公司元老的处理，或许不会像帝王那样腥风血雨，但却足以酿成心灵之痛。
其三，用职务奖励功劳的错误。干部任用，遵循的是能力原则，即谁的能力强则任用谁;奖励遵循贡献原则，即谁有贡献就奖励谁，谁的业绩好就奖励谁。简而言之：奖励人，看的是他的过去;任用人，看的是他的未来。但是两种情况下，能力与贡献可能不对等：一是历史贡献与现实业绩;二是原有岗位的贡献与现有岗位的业绩。对元老与元老的任用与奖励，恰恰发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
第一，特殊的人群。元老的贡献不在于业绩，而在于在特殊的时期进入了公司，在创业时期与老板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只有创业者才能体会创业期的艰辛，创业者最能体会社会的冷暖辛酸。而创业元老，不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在老板心目中的位置，可能与职务无关，与贡献无关。老板感激的是创业元老的风雨同舟、不舍不离、无怨无悔。有些老板一定在心中自许：等我发达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他们。同时，从社会评价来说，人们会合理推测：如果不能善待元老，未来也不会善待我们。
元老是公司最特殊的人群。价值在于关键时期的忠诚，不弃不离。当公司做大后，忠诚不再是评价员工的基本要素――因为大公司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更强，所以对员工离职的担忧下降;因为管理日益标准化、流程化，员工的替代性增强，所以公司不害怕员工离职------这个时候，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老板已经开始不近人情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同样，公司元老的价值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而特殊时期往往是危险时期。但公司做到一定规模时，公司在逐步远离危险，进入正常化管理，元老的价值在降低，元老的价值也在被逐渐稀释。
第二，撇清情感。夹杂情感、历史恩怨和未来追求的价值体系和企业文化，是及其危险的企业管理模式。
对公司元老的奖励就属于此类。如果老板对未来没有强烈的追求，那么，面向情感的、面向历史的奖励也未尝不可。但是，又有多少老板没有未来追求，又有多少老板能够忘记过去呢？问题恰恰发生在混乱的价值体系之中。
在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我提出两个价值体系：
一个是面向未来的价值体系，职务的任用适用于这个价值体系。对于在公司有历史贡献的人，可以参照在公司的历史表现，但不能参照历史贡献。即使没有在公司服务的历史，只要对公司的未来有价值，就可以任用。二是面向过去的价值体系，对员工的奖励属于此类，只要有历史贡献，就给予奖励。
但是价值体系的混淆经常发生于：把面向未来的的价值体系适用于有历史贡献的员工（元老），即以职务作为对员工历史贡献的奖励。
历史上，商鞅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一个战士立了战功，就要奖励他。奖励他什么呢？可以让他当长官。另一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不完全同意商鞅的观点。说战士立了功，表明他会战斗，现在奖励他当长官，他有没有能力当长官呢？问题来了：公司里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真的就能够胜任领导岗位吗？
第三，倾轧不如顺势。有的公司，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引进了不少职业经理人----也就是空降兵，不可避免的是，由于理念不同，不可避免的与元老们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中小型规模时期。大型公司一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公司是难以做大的。与公司元老相处，必须明白他们内心最需要什么。老板不怀疑元老的忠诚，但往往怀疑他们的能力。他们如果无法在思路与业绩上取得突破，那么就会不断在忠诚领域巩固自己的地位，导致忠诚无限、业绩有限，成为尾大不掉的“虚彗星效应”（释义：前面很亮的部分，是行星正在燃烧，后面的也很亮，但只是好看而已，没有具体的贡献）。
无论如何，公司元老的地位和现状，是公司的历史发展形成的，不能够一言蔽之，元老的功绩也不能够随意抹煞。如果老板处于公司的利益，需要公司元老必须让路或离开，那么，也请老板们艺术化一点，策略化一点，不要处理的过于生硬，毕竟，企业还要顾忌本身的正面的社会效应。笔者有一些方法和建议愿和各位老板共勉：
一是让有能力并有老板心态的人，成为公司分支业务的股东。起初老板掌控大股，让元老持小股，待分支公司业务做大，老板逐步退出，然后让元老全盘操作，给这样的元老以独立空间，并与公司形成利益互补的关系。这样一来，既不伤感情，也不损利益。公司元老有了根基和基业，感恩老板的心态将伴随他一生――这何尝不是老板在胸怀方面的另一种成功？
二是对于年事已高或者难以胜任岗位的元老，他们的心态是：因为和企业外面的接触很少，所以全部的爱和心血都倾注在了公司内部，担心自己不能适应公司外部的残酷竞争，对于公司外部的恐惧和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就成了主流，害怕改变和被淘汰也就成了心态的主体。因此，这个时候可以“杯酒释兵权”。让他们安心的逐渐退出，并给足退休金或给股份，使之拥有满意的收益，从而化解他们对引进新人及其改革的抵触。这个举措，也是做给公司后来的职业经理人看的，表明公司不是“多情剑客无情剑”，是既有人情、又讲战略的。
三是利用“鲶鱼效应”， 给这些元老学习提升的机会，让年轻有能力的公司元老在企业内发挥第二春，激发他们的工作潜力和激情，然后再视具体情况重新安排岗位。这样一来，元老们往往会做出出色的业绩，这是个管理公司元老的好办法。
四是需要深谋远虑，统筹运作。企业老板要根据发展战略、经营环境的变化，对本企业的人力资源作战略性规划，一方面要重情义，更重要的是制定元老退休制度，并取得尽可能高的共识度，不能给职业化管理的推进形成自我障碍。
关键词：酒文化 中西 辨析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项目（YWHY12-17）阶段性成果
一、起源传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民族的文化飘逸着酒香。在中国，酒至迟产生于夏。江统《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杜康造酒，正史典籍不记，却为民间普遍接受。许慎《说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张华《博物志》：“杜康善造酒。”宋高承《事物纪原》：“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明谢肇《文海披沙》卷七“祭古人”条：“造酒者祭杜康。”“玉匣记”：“杜康：造酒祖师。”
西方果酒中的葡萄酒是主流酒类，多数史学家认为，人类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葡萄酒，早在七千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就开始酿造葡萄酒，公元前三、四千年埃及人已经会用葡萄酿酒。
二、传统习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记载，敬神祭祖是中华民族普遍遵行的礼法习俗，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神灵和祖先享用。《诗经》305篇，20多篇祭祀宴会乐歌，“陈馈八篇，酿酒有衍”，“有馆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酒”字共出现63次。屈原《九歌・东皇太一》中对祭祀的描写，也提及献给春神的贡品“桂酒”和“椒浆”。酒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颇高，人们酿酒以祭祀图腾、祖先或鬼神。酒使得中国无数历史和民间的美谈佳话津津乐道：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贵妃醉酒……达官贵人、乡野村夫皆乐酒不疲。
“座上客常有，樽中酒不空”。自杜康造酒传说始，中国就是饮者的乐土，酒属于世俗大众，与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人的各种节日宴会，酒都必不可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醉酒忘世”，高兴时“举杯欢庆”，朋友欢聚时“把酒言欢”，得意时“举杯畅饮”，失意时“借酒消愁”，结盟时“歃血饮酒”，概莫道出中国文人“有酒且长歌”的诗意，渗透着诗情醉意的翩然韵致。重大节日、交际庆典活动中，酒的应景助兴也是片刻不可或缺，林林总总，热闹非凡，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
酒文化极富民族特色，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赋予其不同意象。西方酒文化一开始就和宗教牢牢联系在一起，葡萄酒是神造产物，圣经中有接近300节经文包含“酒”字，至少521次提及葡萄酒。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就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欧洲，每年三月都要在雅典举行“大酒神节”，在筵席上为祭祝酒神狄奥尼索斯唱“酒神赞歌”祈祷丰收和庆祝丰收，“酒在流，泡沫溅飞，到处都抛撒着玫瑰……”
三、品鉴追求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儒家讲究“酒德”、“酒礼”，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中国古代“酒德”指饮酒者要有德行，包括量力而饮、节制有度、饮酒不能强劝等，皆因中国人信奉“中庸”哲学，主张过犹不及，意图达到《易经》思想“和”、“中”和“天人合一”。 孔子饮酒讲究三不乱之一即谓“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饮酒可不限量，以不醉为好。“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好酒不纵酒，贪杯而有度，纵然“一醉方休”，依旧含蓄内敛，陶醉，不及西方标准的醉。
对于西方人来说，酒为圣血，耶稣救世精神的化身，基督教认为一醉方能与上帝通灵，得到上帝的佑护。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从酒神狄俄索斯祭祀无节制的狂欢暴饮沉醉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人喝酒主要是追求快乐，无法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奥妙，“借酒”，“饮必求醉”，狂饮只求一醉，进入“死亡的预兆――深沉的睡眠中”。狄奥尼索斯酒神文化是世俗的、如痴如醉的、狂欢暴饮的，是情绪的放纵，人性的原始欲望，是与上帝的通灵，是对人性真我的崇高褒扬和追寻。
四、精神内涵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感性主观思维，酒是媒介，承载人赋予的意义，为人服务。酒是人们表达情感、寄托理想、调节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就提出：“屈原不馕酾曹，取困于楚。”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人情社会，喝酒世俗功利的，关系礼节、面子和人际，家事、私事乃至国事、公事都往往在奥妙无穷和玄机深刻的酒桌上敲定。否则，嗜酒如李白，自是“酒中仙”也落得“月下独酌我独酌，对影成三人”的寂寥。正是中国人独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赋予酒文化种种价值，承载着丰富复杂的文化蕴含，于中国酒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酒俗古而有之，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场面，人们见到更多的不再是历史的链条、规律，而是人性的复杂的表现，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改造的嬗变和传承。民国时期知名国学研究大师、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徵就提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
酒对西方人来说，有一种神秘感。4世纪初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正式公开承认基督教，在弥撒中需要用葡萄酒，促成了葡萄树的大量栽种。“地理大发现”年代，即15世纪到17世纪，最终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传教士不知疲倦的播撒，才使拯救世界的圣血葡萄酒从神世界俗世化，并被赋予种种美好寓意，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浪漫意境，以“葡萄”作为酒的代称，代表着味觉，人们充分享受味觉快乐，共享和平，用“葡萄”和“酒”来暗喻刻骨铭心的爱情。欧洲的18世纪，葡萄酒还被当做增进人际友情的圣物，当时的画家也喜欢在画布上呈现手持葡萄串的爱神，寓意“丰收与和平”。
西方思维“以物为本”，注重科学、理性，尊重事物本质。这种理性思维也在酒文化的嬗变中逐渐崭露――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世界上最早涉及葡萄酒的法典，也可算一佐证。酒神神话衍生的西方酒文化继承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共存、博爱、交流以及共商与欢乐交织气氛的同义语，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朋友相伴，美酒增趣，享受品味酒中风味的变化，是更纯粹的品酒文化，正如葡萄酒的一句不朽的谚语“Drink less but better”（饮少些，但要好）。酒于西方人更是充满魅力和生命的神圣艺术品，酒的不同特点、性质和味道都受到充分尊重。尊重自己的存在，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存在，喝酒自由，能喝则喝，不能喝则不喝，不劝酒、不划拳，西方人喝情绪，只在某些特定场合共同举杯庆祝健康、成功、友谊等，不需要像中国人喝酒那样敬来敬去。
五、总结
酒文化不如庙堂文化庄严与明快，多姿多彩却歧义丛生，貌似混沌却意味深长，中西方的酒俗文化都是同样的酣畅空灵，酒醉神通，历史的隐秘的思维模式与复杂的发展轨迹造就了中西方酒文化上的差异。中国酒文化香醇，醇馥幽郁，含蓄内敛，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融合；西方酒文化浓烈，激烈狂放，清爽随性，在狂歌醉舞中感受生命本我，忘情、投入，与上帝、世界融为一体，得到轻松自由的精神享受。
关键词：文学作品；中学历史；必要性
文学在它起源之初就与历史是最为邻近、最为密切的，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同源”“文史一家”之说。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战国策》等，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很好的佐证。由此可见，文学和历史本是同根生，因此，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史料”融入历史教学中来，作为背景铺垫、情境创设、问题启发的有效载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文学作品融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必要性
1.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将文学作品融入历史教学，适应了课程改革的要求，使历史成为一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学科。
2.适应高考学科能力要求提高的需要
纵观近几年高考可以判定，“能力型高考”将处于相对稳定阶段，《高考历史考试说明》对学生的文科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如此，近几年高考试题中频频出现以诗词、古文来组织题干或选项的题目，这样既增加了试题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又考查了学生的知识面和综合能力。这些变化说明了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3.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提高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因此，历史教学中引入文学作品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文学作品如何融入中学历史教学
1.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使历史更加生动形象
中学历史教材因其学科特点，语言表达以史学术语为主，强调理性思维，缺乏美学情趣。枯燥的知识框架和公式一样的背景、过程、影响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历史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能使历史更加生动形象，历史课堂的语言更具感染力和美感。如，讲述《宋明理学》，本课内容不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博大精深又深奥难懂的，至于“三教合一”，学生更是听得云里雾里。于是，我从学生熟悉的《西游记》入手，请学生思考《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身上是否能找到“三教合一”的痕迹？这个问题激起学生极大的兴趣，纷纷发言回忆《西游记》的经典片段。之后我总结，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本身是个佛教故事，但教会孙悟空七十二变的菩提祖师是一个佛、道合一的人物。唐僧作为一个佛门弟子，却时时处处以“慈悲为怀”，口口声声“仁义为本”，孙悟空心诚志坚，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反映了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而每每大难临头，总有各路神仙来帮忙，其中不乏佛教的观音菩萨、道教的太上老君，明显地反映了“三教”相融合的情形。“孙悟空”这个美猴王牢牢吸引住了学生，提高了学习兴趣，降低了学习难度。
又如，在讲述汉代选官制度察举制的标准时，引用“郭巨埋子”的故事，加深学生的印象；讲到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时，引用历史典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讲时，引入民谣：“最恨和约，祸国殃民……神助拳，，只因鬼子闹中原……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来讲述其斗争矛头和口号特征更是一目了然，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运用文学作品概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
如今的信息社会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历史教学不能只注重知识点的记忆和巩固，而应该让学生增长智慧、提高能力，特别是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讲述对科举制及其影响、评价时，我引用了唐书法家颜真卿的《劝学》、唐朝诗人孟郊及第时写下的名传千古的《登科后》：“春分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及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独占鳌头、一举成名、十年寒窗等成语来说明科举制是古代才杰之士走上仕途的重要道路，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最后还“请出”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明明清时期，科举制的八股取士方式已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又如，讲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时，我引用了三首评价项羽的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让学生学会科学分析，正反结合。运用文学作品概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于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全面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3.运用文学作品渲染教学气氛，营造情境，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历史教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真正价值在于树立信仰，塑造精神，完善品格，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如，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时，我引用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系苍生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仁人志士，用他们一身正气心系天下、临危不惧舍生取义、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浩然之气来感动、激励学生，渲染了一种浩然正气，激发了正能量。在叙述历史时，我引用了《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游击队之歌》等歌曲，让一首首抗日名曲感动学生质朴、单纯的心，引导他们领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真谛！讲时引用了的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主席诗词铿锵有力、气势恢宏，学生也是耳熟能详，课堂上引导他们背诵，激发学生成为有远大的抱负和胸怀的人。
三、文学作品融入中学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1.适度原则
课堂上应以讲历史教学内容为主，恰当地、适时适度地引用学生熟悉的、紧扣教材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把教学的目的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但不能舍本逐末，喧宾夺主，冲淡教学内容、教学重点。
2.科学性和真实性原则
教学中引用的文学作品，要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不能单纯注重其形象性和故事性，更要注重科学性和真实性。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和历史小说如《孝庄秘史》《步步惊心》《甄传》等都是虚构
的，不能当成历史来看。若引用不当会对学生学习历史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