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32: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张爱玲短篇散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学生姓名：学号：
院(系)：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题目：解析张爱玲小说的恐怖电影式镜头
指导教师：
20xx年xx月xx日
开题报告填写要求
1.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1。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前期内完成，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及院、系审查后生效；
2.开题报告内容必须用黑墨水笔工整书写或按教务处统1设计的电子文档标准格式(可从教务处网址上下载)打印，不能打印在其它纸上后剪贴，完成后应及时交给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3.有关年月日等日期的填写，1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2005年4月26日”或“2005-04-26”。
4、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引注标准要参照《韩山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标准》(韩教字[2005]53号)执行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月日
院(系)审查意见
关键词： 乡愁 回望 时空 命运
一
乡愁，是亘古不变的情愫；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经典的母题。这种情感在华文作家们那里更为普遍和深沉，正如童年迁居台湾、青年时代留学并定居美国的当代作家白先勇所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1]这种切身之感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得到了集中展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台北人》开篇便借古句，在沧桑变迁的背景中展开叙事。而综观集中收录的作品，一景一物，一言一行，无不凝聚着乡愁。
总也不老的尹雪艳，从上海百乐门的红人摇身一变，成了台北尹公馆的女主人。她生命中的男人一个个来了又走，尹雪艳却依旧是那个尹雪艳，一袭白衣，举手投足间总不失当年的风情。尹公馆里布置着“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和四季的鲜花，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人们爱到尹公馆去，因为那个总也不老的尹雪艳，那个繁华依旧的聚会所，能使他们回想起昔日的荣光。正像文中说的那般：“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2]在《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重点突出的尹雪艳的“不老”，以及泼墨描绘的尹公馆的布置，是对于旧上海的怀想，也是对于童年时期曾经逗留的故地的缅怀。
在《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中，作者更是借主人公王雄之口，道出了朴质的乡愁。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3]
故乡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当天真美好、“雪白浪圆”的丽儿与王雄记忆深处那个“白白胖胖”、“很傻气”的小妹仔形象重叠的时候，他选择无条件地付出：给丽儿当马骑，为她编彩珠手环，送她金鱼，这其实是主人公的一种移情、一份乡愁的寄托。直至最后，在关于丽儿的美梦破碎后，王雄选择以跳海的方式结束生命，也许犹能飘过海峡，抵达大陆，读来更是一种彻骨的思念。
其实早在尹雪艳和王雄之前，彼时适逢母亲辞世、只身赴美留学的白先勇便已尝试了乡愁的写作：《谪仙记》中的李彤以死亡摆脱去国离乡的孤独无望；《芝加哥之死》中，学习西洋文学的吴汉魂生活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精神上的寂寞和生活上的极度困乏使他痛苦不已。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吴汉魂成为了一个边缘人，最终葬身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物欲横流的裂缝中。如果说“经由‘留学生’系列，白先勇开始对人自身的‘命运’问题有了自觉的警醒”，开始对“导致人的外在生存形态的内在原因——命运开始投以更多的关注”[4]的话，那么之后被称之为白先勇创作成熟的标志的《台北人》，则将个体情感置身于沧桑的历史背景下，试图在深沉的文化乡愁中更一步激发起命运意识的觉醒。而这种乡愁在《夜曲》、《骨灰》等篇中，借老一辈思乡者们的命运遭际来呈现，在爱国而志不可得的现实面前，将理想的乡愁现实化、悲剧化，体现出民族忧患意识，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这是白先勇作品在内容转向上的努力与寄托旨意的升华。
当我们回望文学史时，不难发现，与白先勇同为“最后的贵族”的张爱玲，其作品中也隐约可见乡愁。《传奇》中的故事，多以老上海为背景，同样有布置华奢的公馆洋房和身着旗袍的明艳女子。《金锁记》中还原了老上海的世俗生活，主人公曹七巧的精明世故乃至尖酸，可以说是对俗世人的真实披露。张爱玲曾经发出过“到底是上海人”的感叹，而上海人的这种精明而不乏世故的特性在其作品中是为人所熟悉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的布景显示了张爱玲在旧时繁华的描绘上的极大热情。《倾城之恋》虽写香港，然而这种旧时都市的浮光掠影，朦胧中与老上海的十里洋场暗合交叠。对于从出生到少女时代久居的上海和曾经两度暂居的香港，即便是清冷的张爱玲，也不时地在作品中进行了回望。正如她自己所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5]相对于壮烈，张爱玲更喜欢苍凉，而家园幻梦则成为了张爱玲表现苍凉的有力背景。在苍凉中回望，可谓隐在的乡愁。
张爱玲和白先勇同处忧患重重的时代，儿时同样见证了繁华旧影，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诠释了乡愁。而从题材内容来看，张爱玲的作品注重个体灵魂，于物欲挣扎中回首旧时繁华；而白先勇作品由思乡开启命运意识并最终关注民族的忧患，更多地立足于一种文化的乡愁。从张爱玲到白先勇，一代华文作家实现了乡愁的深化。
于国仇家难时的乡愁，多借景、借物、借人含蓄内敛地表现；而新时代的华文作家，则更多地以吾口述吾心。1969年，求学于西柏林的三毛在冬季写下了与张爱玲的同名作品《倾城》，讲述自己在孤寂岁月中一次灵魂的邂逅。茫茫大雪中的苦读，吃饼干和黑面包泡汤的日子，换来一份“最优生”的成绩单，飞奔着去邮局寄给父母后，除了“说不出来的成就感”，更有“无可奈何和心酸”。“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外总也大雪纷飞，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继，经济拮据的压力。”[6]后来在北非遥望故乡，三毛不止一次地发出深深的呼唤：“中国是那么的远，远到每一次的归去，都觉得再回来的已是百年之身。……这份别离，必然也是疼痛，那么不要回去好了，不必在情感上撕裂自己，梦中一样可以望乡，可是梦醒的时候又是何堪？”[7]
三毛以一种勇敢的姿态去直视内心的乡愁，这也代表了新一代华文作家在乡愁诠释上的趋势：内容更为写实，更直接地“喊出”乡愁。如果说白先勇在内容呈现上将张爱玲的个体乡愁转向了家国之思，那么在三毛这里，这种大乡愁又重新凝聚到了个体灵魂。而在这种由内而外又再次内化的内容转向中，是否揭示着更深层的精神蜕变呢？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二
《金锁记》结尾处这样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8]这样几十年的绵延淡化了张爱玲作品中的时间观念。而在《倾城之恋》中，对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模糊重叠也可见一斑。对此，刘再复曾提出：张爱玲在描写人的生存困境时，表达出的是“连她自己也未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9]。超时空的设置反过来藏匿了深层的关怀。
而在白先勇那里，深沉的乡愁在时空交错中得以显现。大陆与台湾的大背景，是一种强烈的空间比照。昔日唱一曲《游园惊梦》艳惊四座的蓝田玉，早已脱去将军夫人的外衣，孑然一身；昔日清秀可爱的朱青，却熟稔地唱出靡靡之音，与男人调起情来毫不脸红……这又是鲜明的今昔对比。而在时空感之外，乡愁更是融入了生死之悲：作者赋予了“总也不老”的尹雪艳某种“亦神亦妖”的特性，实为一种醉生梦死背后的难言哀愁；而王雄们、李彤们和吴汉魂们的死，则是一种惨烈的望乡姿态。《台北人》及《纽约客》诸篇中，乱世佳人也好，戍边兵士也罢，都在巨大的时空漩涡中渺小得如一粒尘土。而白先勇以回顾的姿态向读者呈现出鲜明的时空交错感与命运意识；多是悲剧的结局设置，也给人一种死生一瞬的苍凉与无奈。白先勇作品中所有的时空感和死亡意识，相较于张爱玲，则是明晰了乡愁的诠释。
再说到三毛，这种乡愁的诠释则全然放心地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向读者诉说。不再假托小说语境中的“他”，全然真实地采用随笔散文体裁，主人公毫无例外的是“我”自己。于是展现的乡愁，自然更听从于内心的召唤，更真实也更慷慨激昂。
三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们在诠释乡愁时经历了这样一个由隐藏到显现直至“呐喊”的过程，情感的表露在不断地具象化。那么这种由内敛到直白，由家国回归个体的转向，是否值得肯定呢？
王国维曾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见任何文学作品都应立足于与之相符的文化语境中。那么“一代有一代之乡愁”也许尚可成立。对于张爱玲和白先勇来说，他们作品中所诠释的乡愁之所以相对深沉而含蓄，从大背景看，是与他们身处的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分不开的，因为有了血的记忆，自然也就带着化不开的深沉；从文化角度探究，张爱玲和白先勇那一代的华文作家，多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保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与固守，他们的成长背景使其选择含蓄地写下自己的乡愁。正如夏志清教授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于白先勇那一代作家的评价：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诚，“常常带有一种低回凭吊的味道，可能不够慷慨激昂，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否定的”。而和平年代的华文作家，由于古老记忆的逐渐褪去，很难有这种切肤之痛，在流浪天涯的三毛们看来，乡愁自然地转向个体灵魂，讲求的是一种心灵家园的皈依，这是社会进展中人类文明普遍的精神失落，虽没有了家国之思的深切，但更真实也更迫切。
当然这种或显或隐，或重个体或寄家国的诠释选向，与作家自身的文化品格是分不开的。张爱玲从来是喜欢“苍凉”的女子，对于人类文明总体上抱有一种悲观，对于“身世之感”，她想到的是这样的解释：“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10]，清冷如张爱玲，能这样隐约地说起乡愁，已是不易。作为将领之后的白先勇，这份深沉的家国忧患意识，源于儿时的耳濡目染，及长大后海峡对望中对于大陆文化的思念。白先勇曾说：“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而一生走过二十多个国家的三毛，则赋予了乡愁新的时代内涵。三毛的首次“流浪”实可追溯到少年时代的一次逃学，源于一种内心的敏感与自卑，离家是为了归家，三毛固执地认为，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属于（她）前世回忆似的乡愁”，于是带着前生的乡愁，她走上了一条心灵的朝圣之路，以求得内心的皈依。同为性情女子的张爱玲和三毛，在这一点上，后者无疑是更勇敢、更积极的。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华文作家以手中的笔，述说那份挥不去的乡愁。从张爱玲、白先勇到三毛，乡愁诠释的转向中揭示的，是更为深层的精神转向、更为迫切的寻根之旅。由家及人至心，乡愁聚焦为深刻的一点，指引去发现自我，从而得到心灵的皈依。这种以乡愁为代表的精神转向是有其哲学思辨色彩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一种回望的姿态看文化乡愁的同时，华文作家们的心灵乡愁，也必将开启一个更为自由而人性化的时代。
参考文献：
[1]白先勇.蓦然回首[M].文汇出版社，1999.
[2]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M].作家出版社，2000.
[3]白先勇.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台北人[M].作家出版社，2000.
[4]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M].花城出版社，2000.
[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6]三毛.倾城.倾城[M].哈尔滨出版社，2003.
[7]三毛.离乡回乡.背影[M].哈尔滨出版社，2003.
[8]张爱玲.金锁记.传奇[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关键词：家族式写作 朱氏家族 主题 风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式写作’，是在使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以家族为单位出现的文学群像。”台湾朱氏家族在“家族式写作”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父亲朱西宁是台湾著名的军旅作家，山东人，1949年从大陆遣台。母亲刘慕沙来自台湾本省，从事翻译与文学，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更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朱氏家族的写作主题烙上了“眷村”的印记，同时又因和张爱玲、胡兰成的渊源，兼具“张门胡派”的创作风格。
一.写作主题：眷村情结的脐带
“眷村”文学是台湾文学有的一种文学现象。通过对眷村生活的抒写，渗透了在社会历史动乱中迁移至此的大陆人的集体记忆，表现出一种文化身份的失落和对故里的思念。并且通过这些外省人的视角去审视台湾社会的风云谲变以及眷村人周遭的生活，展现了他们从焦虑到在此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过程。
在眷村作家中，朱氏家族的眷村抒写具有代表性。作为“迁徙”的文学家族，从父亲朱西宁到女儿朱天文、朱天心，作品中体现了眷村情结在家族之中、代际之间的传承和演变。
（一）朱西宁：“眷村”的原乡情结
作为第一代眷村作家中的“军旅派”，朱西宁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乡土小说中弥漫着一股无法消散的原乡情结。它是根植于“眷村”的产物，是第一代眷村作家的特有情结。
朱西宁的小说具有一种乡土的传奇色彩，这从早期创作的《铁壳门》、《破晓时分》，到代表作《铁浆》都有所体现。而朱西宁晚期的史诗性巨作《华太平家传》，从其祖辈写起，代代传承至今，具有家族历史的纵深感和广阔的横截面的真实感。这是作为漂流异乡的“眷村作家”的血脉寻根、记忆回溯，浓厚深重的原乡情结呼之欲出，却又被历史、被眷村人的社会现实所击败，只能存在于纸墨之间。透过朱西宁的作品，读者能够感觉到他对大洋彼岸故土藕断丝连的血脉之情，以及对大陆童年记忆的深深眷念。如在小说《我的麦秸蜗螺》中，以“我”的童年视角展开一幅淳朴原乡的迤逦图卷，其中不时穿插故土山东的各种风土民俗，“眷村”一代对故土的怀念，对回归的渴望溢于文字之间。
（二）朱天心、朱天文：“眷村”的悖离与返回
到了第二代“眷村”作家，眷村书写在其内质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在他们身上虽然仍然贴有“外省人”、“新住民”的标签，但事实上，由于一出生即被架空的大陆文化背景，他们只能从父辈的记忆中搜寻属于“眷村人”的文化皈依，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寻根。他们自幼便离开故土来到台湾，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已融入他们的童年记忆之中，但“眷村”二代的文化身份使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台湾。生活体验与文化身份的分裂造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焦虑。
朱天文是第二代“眷村”作家的代表之一。其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古都》、《漫游者》构成其“眷村三部曲”，具有代表性和阶段性意义。早期作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朱天心经历了若干年对其文化身份的找寻、认同，在“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与磨合之后，对“眷村情结”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定位和诠释。朱天心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对眷村人的生活境遇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文字表现了第二代眷村人内心深处的依然无根无着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眷村人心理历程和生存历程的线面结合的体现。以女性眼光审视“眷村”的童年生活，文中透露出一种对离乡背井的失落和无依感：“原来，那时让她大为不解的空气无时不在浮动的焦躁、不安，并非出于青春期无法压抑的骚动的泛滥，而仅仅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
无独有偶，“眷村”生活的记印也在朱天文的作品中处处可寻。对于她而言，“眷村的生活，变成一种颜色，一段曲调，一股气味，永远留在生命的某一处了，稍一触动，就像钱塘潮排山踏海袭来。”作为“眷村”第二代，大陆虽然是血液和文化之根，但由于童年记忆和生活体验的缺失，对故土的怀念，更多地只能通过父辈的言传而在想象和愿景中实现。在她的《小毕的故事》和《童年往事》等作品中，描写眷村童年的日常琐碎之事，冲淡却又充满温情。
（三）“眷村”情结的家族脐带
从朱西宁的原乡情结到朱天文、朱天心等第二代的眷村抒写，有着一脉相承的特殊联系。朱西宁对朱天文、朱天心的早期的影响，以及后期朱天文、朱天心受到的彼此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隐含的体现。眷村情结作为一种家族脐带，根植于眷村文学的内核之中。
朱天文的作品中不乏对父辈的书写，且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写父辈历史，脱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如在她的《续前尘》、《荷叶・莲花・藕》等短篇作品中，以父辈的爱情为线索，展示了第一代“眷村”人的生活图景。
而父亲的逝世无疑是朱氏姐妹写作的一个转折点，犹如血肉以及神经链条的断裂，她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父辈，也重新审视了父辈对自己创作所造成的影响。父亲逝世的影响，在朱天心的《漫游者》中有明显的体现。朱天心在书中坦言：“原来，我一直靠着不断的挑战父亲，才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在哪里，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才不致’无意志、无重力’地漂移着。”“愈走愈像走进历史里，很深很深的历史里……走下去，就算两倍于奥迪赛的返乡时间，你也回不到有你亲爱渴望重聚的亲人的时空了。”朱西宁作为父辈，对子辈（朱天心）在的精神上乃至创作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创作风貌：“张门”、“胡派”的幽影
在父辈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朱氏家族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暗影。虽然海峡相隔，朱西宁对中国原乡文化充满了家国的忧思，而朱天文、朱天心从小在朱西宁的教养下，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品中渗透着“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意境。不能不提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对朱氏家族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
（一）朱西宁：对张、胡的推崇
朱西宁十分喜爱和推崇张爱玲，在他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部分中，将张爱玲排在九十八位中国现代小说家之首，称之为“万古常空，一朝风月”，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朱西宁从小接触到很多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大陆新文学作品，在提到自己继承的新文学资源时，承认张爱玲带给他的影响：“其他形象的掌握、人物的塑造和辞藻运用方面给予我重大影响的也许是张爱玲。”
（二）朱氏姐妹与“张门”、“胡派”
朱天文的创作风格一向被认为是在朱氏小说家族中最接近于“张腔”、“胡说”。朱天文自幼喜爱并熟读张爱玲的作品，并在“爷爷”胡兰成的指点下，更加增添了一分“胡派”的意味。朱天文笔下“张氏美学”的影子，在散文集《淡江记》中已有体现。而她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借其中句段为例：“印度的麝香黄。紫绸掀开是麝黄里，藏青布吹起一截桃红杉，翡翠织翻出石榴红。”以华美繁缛的辞藻砌出小资情怀，青出于蓝，与张爱玲有如同出一辙。
然而朱天文并未沿着张爱玲的道路行将下去，而是逐渐开辟了属于她自己的文学风格。在她作品中流露出的原乡文化、一种自然主义的抒写状态是张氏美学中所空缺的部分。在其后来的小说中，对于张氏美学的剥离和自我风格的建树表现得较为明显。
朱天心小说中浓厚的苍凉氛围和怀旧气息，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然而她的写作风格，与张爱玲并不相似，而是形成了她独一无二的“老灵魂”式的苍凉美学。如在《古都》中，朱天文跳出固有视角，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新审视生活几十年的城市――台北。以一句“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开头，充满悲恸与伤感。而在小说结尾，“你”发现曾经熟悉的台北已成为面目全非之地，迷失在淡水河畔，放声大哭道：“这是哪里？……”与张爱玲笔下文明与荒凉并举的上海不同，朱天心笔下的台北是另一种遗失了文明与记忆的物质之墟，这与其“眷村”的异乡身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通过对台北城市的失落感，表露出对中国原乡的文化乡愁。
（三）影响的焦虑：写作风格的传承与悖离
出于父辈朱西宁对张、胡的推崇，朱氏家族整体文学创作都受到张、胡的较大影响。胡兰成在朱西宁对张爱玲进行研究时就住在朱的隔壁。朱天文、朱天心二姐妹拜胡兰成为师学习写作。在其引导下，以朱氏家族为首结成了“三三学社”，将张爱玲的“苍凉”与胡兰成的“礼乐”结合起来。
热爱艺术的她，于1918年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
一代画魂潘玉良
王济远学画。1925年她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潘玉良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极少数例子。潘玉良，画家、雕塑家。毕业于巴黎及罗马美术专门学校，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有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
代表作有《花卉》、《和女人体》、《浴女》、《瓶花》、《月夜琴声》等。画作《月夜琴声》今年10月将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会上，此作品约为1950年所作，创作于潘玉良二度赴法时期，画幅中一身着中式长衫衣裤的女子怀抱着琵琶，于满月的夜里拨弹着琴弦。女子神情温婉具东方古典之美，在人物手部与五官的勾画中，见东方线描的秀雅。此画境让人联想到潘玉良初次与其另一半潘赞化相见、缘定终身场景。作品最早为法国私人收藏家直接购自潘玉良的好友王守义，今现身市场甚为难得，估价为380万至500万港元
潘玉良，可以说是旧上海最为传奇的红颜女子，她扑朔迷离的身世以及迷样的际遇，都让她的名字在她亲手绘制的旧上海画面上定格为一抹亮丽的色彩。
如果说黄莺莺的女人香是从歌声中流淌出来的，那么潘玉良的女人香就是从油彩中飘散出来的。从到小妾到画家，她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就像一幅充满了谜语的油画，仿佛带着蒙娜丽莎般的蛊惑魅力让人魂牵梦绕，回味无穷。而从油彩中散发出来的凝香，竟然让一座城市、一个年代沉湎其中，久久不肯梦醒。
第一剧场播出的电视剧《画魂》浓墨重彩地截取了潘玉良一生中最绚丽、最动人的十几年，传说中的才情女人潘玉良就这样在几十年后通过光影与我们再次亲近，这或许就是我们观赏上海滩风情时最渴望的一抹异香吧。
电视剧《画魂》讲述了潘玉良的那段传奇人生：青楼出身的潘玉良十八岁后在两位男人的帮助下走上了艺术之路，并在艺术之都巴黎登峰造极，成为享誉中西的大画家，这绝对是一个异数，更准确地说是一段传奇。与此同时，她终其一生也都挣扎在这两位男人和另一位女人的情感漩涡中，无意依靠却又难以割舍，最后一个人孤独地离世。
这就是上世纪名噪一时的旅法女画家潘玉良，从十里洋场发轫，到艺术之都巴黎，她带给我们的是一段搀杂了旧上海和异国风情的不老沉香。
2.周璇
籍贯：江苏常州 语言：普通话，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常州话），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上海话）
代表作：歌曲《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四季歌》《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月圆花好》《凤凰》《长相思》《采槟榔》《渔家女》；电影《马路天使》《孟姜女》《西厢记》《渔家女》《长相思》
周璇，常州人，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作为一代歌后，她的名字是国语流行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被誉为“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传将出来更是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难忘的印象。作为影后，她是典型的感觉派明星，表演生动自然。1941年，当时的《上海日报》公开刊登启事选举“电影皇后”，经各界投票，周璇荣膺影后，她却婉拒了。亦歌亦影、德艺双馨加上曲折凄凉的身世，使得周璇更加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关心。
周璇一生演唱了200多首歌曲，演出了40多部电影，并主唱过电影主题曲和插曲100多首。
周璇的作品被邓丽君等后来者无数次的翻唱并出现在多部影视剧中，以她为题材或原型的影视剧、歌舞剧等文艺作品也是不胜枚举。在那个年代，没有如今繁多的高科技后期制作修饰，她纯净甜美的歌声，以及美丽优雅的身影，代表着老上海的时光与风情，透过沧桑的黑胶碟和老胶片缓缓流淌。
如果说胡蝶是旧上海胶片里的精灵，那么周璇就是旧上海老唱片的最华美的音符。说到旧上海的红颜沉香，周璇是一块弥久真的香玉，就象她的名字子里有个寓意为玉石的“璇”一样，她的一生，华丽而又沉重。
周璇儿时不幸，被几经送养，七八岁时，被送进一个歌舞班，处次涉及文艺。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播音歌星竞选”，周璇结果名列第二，电台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从此唱红上海滩。
1937，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周璇还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这两首歌流传至今，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
“金嗓子”周璇不仅唱歌出众，还在光影中呈现了她的风采，其中《马路天使》是周璇的代表作品。据说抗战胜利后，赵丹与周璇在上海相遇，问周璇这些年拍了些什么片子？周璇不无伤感地说：“不要提了，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戏，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
周璇的情感生活坎坷，三次婚恋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像她在歌曲里所唱的：天地苍苍，人海茫茫，知音的人儿在何方？叫人费思量……不疯魔，不成活，在演艺圈无限风光的周璇却被诊断有精神疾病，1957年，她突发性脑炎被送进医院，一代红颜，就此离开了人世。但她的声音，仍在今天生长不息。
3.胡蝶
胡蝶（1908－1989.4.23），原名胡瑞华，中国早期着名女演员，民国时期“电影皇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鹤山。胡蝶是横跨中国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的着名影星，早期与阮玲玉同为中国无声电影的代表性演员，1931年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后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众多海外侨胞的目光。胡蝶一生饰演过娘姨、慈母、女教师、妓、舞女、阔小姐、劳动妇女等多种角色，气质富丽华贵、雅致脱俗，表演温良敦厚、娇美风雅。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的最高票数当选。胡蝶与阮玲玉虽同为红极一时的影星，也同样历经坎坷，遭遇恶毒谣言的攻击，但因性格不同而命运截然不同。晚年移居加拿大，1989年病逝于温哥华，遗言留下一句“蝴蝶（胡蝶）要飞走了。”
胡蝶是中国早期影坛最灿烂的明星，是家喻户晓的“电影皇后”。胡蝶与阮玲玉名声相当，可结局大异。阮玲玉在电影事业的盛年戛然作别，胡蝶则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阮玲玉以决绝的方式表达了所遭难堪与委屈；胡蝶一生同样有过进退维谷的窘境甚而险境，但她展现给人的始终是深深的酒窝，含蓄的笑意。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也带领上海也进入交际花时代。
个人作品：
1925年《战功》、《秋扇怨》
1926年《夫妻之秘密》、《电影女明星》、《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第一、二集）《珍珠塔》（上下集）《盂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
1927年：《白蛇传》（第三集）、《女律师》、《新茶花》、《铁扇公主》、《蒋老五殉情记》
1928年：《大侠复仇记》（前后集）、《女侦探离婚》、《白云塔》、《血泪黄花》
1928年—1931年：《火烧红莲寺》（三至十八集）
1929年：《富人的生活》、《爱人的血》、《爸爸爱妈妈》
1930年：《桃花湖》（前后集）、《碎琴搂》
1931年：《歌女红牡丹》、《如此天堂》（前后集）、《红泪影》《三箭之爱》《铁血青年》、《银星幸运》
1932年：《落霞孤鹜》、《战地历险记》、《自由之花》、《啼笑因缘》
1933年：《满江红》、《狂流》、《脂粉市场》、《盐潮》、《姊妹花》、《春水情波》
1934年：《三姐妹》、《路柳墙花》、《麦夫人》、《女儿经》、《美人心》、《再生花》、《空谷兰》
1935年：《夜来香》、《兄弟行》、《劫后桃花》
1936年：《女权》
1937年：《永远的微笑》 1938年：《胭脂泪》
1940年：《绝代佳人》
1941年：《孔雀东南飞》
1947年：《春之梦》、《某夫人》
1953年：《青》
1959年：《两代女性、《后门》、《苦儿流浪记》、《街童》
1966年：《孤儿奇遇记》、《塔里的女人》、《明月几时圆》
在一个小资如此盛行的年代，旧上海无疑是很多人的梦想家园。十里洋场上的那些灯红酒绿、风花雪月，被压缩进一张张发黄的胶片，把往昔的浮华和荣耀一直闪烁到今天，胡蝶就是那些胶片里最华丽的影象。
虽然在如今的上海辅庆里，这个长大后改名为“胡蝶”的女孩，已渐渐陌生，但循着那股深刻入骨的味道，我们可以在70多年前风雨飘摇的旧上海找到那抹沉香。那时候她的名字是这个城市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味道。旧上海传奇女星胡蝶先后主演了百余部影片，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
胡蝶加冕影后，不仅受到影迷们的追捧，也为广告商所青睐，做的广告自然最多，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商品也是不少，就连喜欢启用国际巨星做宣传的力士香皂，也请了胡蝶来做广告。在当时看来，胡蝶的形象非常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美女标准。她除了脸若银盘、明眸皓齿、肤如凝脂之外，双颊上的一对酒窝更是她的招牌。这个以“梨涡美人”扬名影坛的明星是那个时代中国男性的“梦中情人”。
1975年，胡蝶赴加拿大定居，化名为潘宝娟。1989年4月23日，翩舞人间近百年的胡蝶在温哥华因病与世长辞。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胡蝶最终蝶化而去，她那美丽的身影却长留人间，一同留下的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前尘往事，胡蝶就这样飞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翩翩起舞，最终化成了花儿的灵魂，只留下那缕余香，仍执拗地钻入我们的灵魂深处。
4.张爱玲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煐。1920年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生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但她没有后悔。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于同年8月14日在纽约市政府公证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主要作品：
小说
《不幸的她》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1932年，为作者处女作，（华东师大陈子善考证）。
《牛》，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1936年。
《霸王别姬》，《国光》第九期，1937年。
《沉香屑第一炉香》，上海《紫罗兰》杂志，1943年5月，收入《传奇》。
《沉香屑第二炉香》，《紫罗兰》，1943年6月，收入《传奇》。
《茉莉香片》，上海《杂志》月刊第11卷4期，1943年7月，收入《传奇》。
《心经》，上海《万象》月刊第2—3期，1943年8月，收入《传奇》。
《倾城之恋》，《杂志》第11卷6—7期，1943年9—10月，收入《传奇》。
《琉璃瓦》，《万象》第5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封锁》，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连环套》，《万象》7—10期，1944年1—6月，收入《张看》。
《年青的时候》，《杂志》第12卷5期，1944年2月，收入《传奇》。
《花凋》，《杂志》第12卷6期，1944年3月，收入《传奇》。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第13卷2—4期，1944年5—7月，收入《传奇》。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第14卷2期，1944年11月，收入《惘然记》。
《等》，《杂志》第14卷3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桂花蒸阿小悲秋》，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留情》，《杂志》第14卷5期，1945年2月，收入《传奇》。
《创世纪》，《杂志》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1945年3—6月，收入《张看》。
《鸿鸾禧》，上海《新东方》第9卷第6期。1944年6月。
《多少恨》，上海《大家》月刊第2—3期，1947年5—6月，收入《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小艾》，上海《亦报》，1950年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
《十八春》，上海《亦报》连载，1951年出单行本。
《秧歌》，香港《今日世界》月刊，1954年。
《赤地之恋》，香港《今日世界》，1954年。
《五四遗事》，台北《文学》杂志，1957年，收入《惘然记》。
《怨女》，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1968年。
《半生缘》，1968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收入《惘然记》。
《相见欢》，收入《惘然记》。
《色·戒》，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9年，收入《惘然记》。
《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
（以上三篇约作于1950年，发表时间晚。）
《小团圆》（创作于1970年，于2009年2月23日在台出版，4月8日在大陆于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发行，引起热议。）
《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中篇作于1973年至1978年之间，2004年2月台湾皇冠出版社推出了这本小说的正体字单行本。）
《雷峰塔》《易经》繁体版（2010年9月在台出版）
《异乡记》出版（2010年12月1日）
《雷峰塔》《易经》简体版大陆发行（2011年4月）
散文
《迟暮》，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3年刊。
《秋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6年刊。
书评四篇，《国光》第1、6期，1936—1937年。
《论卡通画之前途》，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牧羊者素描》，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心愿》，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天才梦》，西风出版社征文，1939年，收入《张看》。
《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5期，1943年8月，收入《流言》。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更衣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公寓生活记趣》，《天地》第3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道路以目》，《天地》第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必也正名乎》，《杂志》第12卷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烬余录》，《天地》第5期，1944年2月，收入《流言》。
《谈女人》，《天地》第6期，1944年3月，收入《流言》。
《小品三则》（包括《走！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流言》。
《论写作》，《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张看》。
《童言无忌》，《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造人》，《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打人》，《天地》第9期，1944年6月，收入《流言》。
《说胡萝卜》，《杂志》第13卷4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私语》，《天地》第10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中国人的宗教》，《天地》第11—13期，1944年8—10月。
《诗与胡说》，《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写什么》，《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传奇〉再版序》，1944年9月。
《炎樱语录》，上海《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散戏》，《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第13卷6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谈跳舞》，《天地》第14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借银灯》 1944年12月中国科学公司初版, 收入《流言》。
《夜营的喇叭》《银宫就学记》《存稿》《雨伞下》《谈画》（以上均收入《流言》中，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
《气短情长及其它》，《小天地》第4期，1945年1月。
《〈卷首玉照〉及其它》，《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
《双声》，《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
《吉利》，《杂志》第15卷1期，1945年4月。
《我看苏青》，《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
《姑姑语录》，《杂志》第15卷2期，1945年5月，收入《张看》。
《中国的日夜》，收入《传奇》增订本，1947年。
《华丽缘》，上海《大家》月刊创刊号，1947年4月，收入《惘然记》。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收入《传奇》增订本。
《〈太太万岁〉题记》，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1954年7月。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1964年。
《忆之》，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后记》，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红楼梦魇〉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张看〉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
《〈惘然记〉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1983年10月1日、2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1984年1月3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表姨细姨及其他》，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谈吃与画饼充饥》，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嗄？”？》，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草炉饼》，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电影剧本
《太太万岁》1947年。
《不了情》（1947年）
《哀乐中年》（1949年）
《太太万岁》
《伊凡生命中的一天》
《情场如战场》（1957年）（改编），1956年摄制，收入《惘然记》。
《人财两得》（1958年）
《桃花运》（1959年）
《六月新娘》（1960年）
《南北一家亲》（1962年）
《小儿女》（1963年）
《一曲难忘》（1964年）
《南北喜相逢》（1964年）
《红楼梦》（为电懋影业公司所写，分上、下集，未有拍成）
《魂归离恨天》（为电懋影业公司所写，未有拍成）
学术论着
《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海上花列传〉评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1981年。
译文
《爱默生选集》. 皇冠. 1992. ISBN 9 573 306 778.
《海上花列传》（汉译英）。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与人合译，英译汉）。
她的小说《色·戒》[1]被着名导演李安拍成电影。《色·戒》的创作灵感来自王尔德的《薇拉》（Vera）。王尔德是张爱玲一直崇尚已久的偶像，她的个性与作风将王尔德模仿得淋漓尽致，简直是一个翻版。
其他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上海: 《新东方》杂志. 1944年7月.
张爱玲. 《张看》. 台北: 皇冠文化.ISBN 9 573 305 461.
张爱玲. 《对照记》. 皇冠文化.ISBN 9 789 573 310 921.
张爱玲. 《余韵》. 皇冠文化. 1991.ISBN 9 789 573 305 521,ISBN 9 624 510 377.
张爱玲. 《回顾展 1》. 皇冠. 1991.ISBN 9 573 305 437,ISBN 9 624 510 075.
张爱玲. 《回顾展 2》. 皇冠. 1991.ISBN 9 573 305 445,ISBN 9 624 510 083.
张爱玲. 《续集》. 皇冠文化. 2003.ISBN 9 573 305 518,ISBN 9 624 511 705.
张爱玲. 《沉香》. 皇冠文化. 2005.ISBN 9 573 321 750.
张爱玲. 《小团圆》. 台北、香港/内地: 皇冠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9 789 573 325 208 , ISBN：9 787 530 209 981.
张爱玲.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台北: 皇冠文化. 2010-9-6. ISBN：9 789 573 327 097.
张爱玲. 《雷峰塔》（< The Fall of the Pagoda>）. 台北: 皇冠文化. 2010-9. ISBN：9 789 573 327 103.
在旧上海的班驳沉香中，张爱玲永远是那第一炉香，当我们在揭开旧上海那本如花相册时，第一眼总是留给了张爱玲。泛黄的纸张，模糊的黑白印刷，一代奇女子却身着一袭华丽的旗袍，倨傲的仰着头……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在那一刻迷恋上这个女子的传奇、高贵以及骄傲。
初读张爱玲，大多都在那个似懂非懂的年龄，是看不出什么的。只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旧上海的小资，象那杯咖啡，蔓延开来，充满整个心情；再读张爱玲，感慨于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啊……原来在她的洞察世故的冷目之后，也有此感慨！三读张爱玲，心情来自她的情感世界，在看似坚强、高傲的张爱玲背后，一个的情路坎坷，再多的高傲也只能化为无奈。于是，张爱玲精心点燃的那炉香，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熏湿了若干年后你我的眼睛，那刻的红颜沉香，竟是如此的深重。
“生命是一袭华丽的长袍，爬满了虱子”，尘世有多么繁华热闹，张爱玲随手轻轻一揭，却让我们看见繁华似锦的幕布后哀凉的人生荒漠。在一般的感觉里，苍凉就应该是灰蒙蒙的那种，有些恍惚，有些迷离，而她的苍凉偏不如此，五光十色的，温暖的，舒适的，竟是那抹化不开的香。
5.阮玲玉
阮玲玉（1910.4.26—1935.3.8），中国无声电影时期着名影星，民国四大美女之一，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香山。由于父亲早逝，阮玲玉自孩童时期随母亲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供她上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阮玲玉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代表作《野草闲花》、《神女》、《新女性》等。阮玲玉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被认为代表了早期中国演员的演技最高水准。阮玲玉成名后陷于同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名誉诬陷纠纷案，不堪舆论诽谤的阮玲玉心力交瘁，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噩耗传来震惊电影界，各方唁电不可胜数，上海二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队伍绵延三里，鲁迅曾为此撰文《论人言可畏》。阮玲玉生前出演电影29部，但历经乱世战火，目前仅发现9部幸存。
阮玲玉的父亲在她6岁时病故，她与母亲俩人相依为命，在上海崇德女子中学(今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就读。1926年（16岁）时，经张慧冲介绍，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其电影艺术生涯，主演《挂名夫妻》等5部电影。1928年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主演《宝鉴》等6部电影。1930年转入黎民伟、罗明佑创办的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野草闲花》（饰演卖花女）一举成名，奠定她在影坛的地位，一生共主演29部电影。 阮玲玉相继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公司主演近20部影片，所扮演在爱情、婚姻方面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扮演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阮玲玉的作品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明星、大中华百合时期）多主演通俗社会片，甚至神怪片，饰演低下阶层的堕落女性，如一类人物；或者是在旧社会受欺压而不反抗的弱女子。后期（联华时期）受新兴电影运动（又称左翼电影运动）影响，表演风格有所转变，转折点是在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中饰演对旧社会觉悟的女工周淑贞。其后主演的作品如《香雪海》（饰演农村妇女、尼姑）、《小玩意》（饰演抗日的农村手工艺人）、《神女》（饰演）、《再会吧，上海》（饰演女教师）等，演活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女性形象。阮玲玉之于中国影坛的贡献被一些人比喻为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之于美国好莱坞。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她在《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城市之夜》、《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新女性》、《国风》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的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些形象中，有女工、村妇、教员、舞女、、艺人、作家等。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一直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隔岸凝望，属于岸那边的旧上海的浮华虽说已迷人眼，但浮华背后却是种莫明的痛。那种忧伤的心情味道，我们隔了时光的海寄给了阮玲玉，一个旧上海悲剧女王的戏梦人生。
影片《阮玲玉》为我们呈现了陆离的旧上海风貌，以及阮玲玉的传奇一生。张曼玉的袅娜和颓废的华丽真实地把那颗70年前的香魂交到了我们的手上，穿越岁月的沉淀，张曼玉打开了属于阮玲玉的那炉沉香。
阮玲玉是真正为无声电影而生的人，虽然她没有在银幕上说过一句话，这个“默片时代”的女王，只用肢体和眼神就为我们传递了窒息的风情。
前些日子，笔者有幸观摩了某学校的三堂示范课，其中两堂文言文课，一堂现代散文课，观后感想颇多。现代散文课，课堂气氛热烈，学生思维活跃；而两堂文言文课，学生就相对沉静多了。结合自己平时的教学实际，我总觉得古诗文教学不如现代文教学生动活泼。原因除古诗文年代久远，我们读起来有语言障碍外，与我们现行的古诗文教学方法也有很大关系。
现在常见的古诗文教学模式是：一“导语”，二“文学常识”，三“教师范读和学生朗读”，四“翻译”，五“分析”，六“总结”。这种教学模式平面静态，很少和学生的具体感受挂钩，教师只把理解和记诵作为教学的终点，因而学生的素质得不到培养和提高。其实，古诗文教学不仅要让学生通过掌握必要的文言知识达到能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目的，还应该引导学习文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写作知识，领悟体会其中的思想感情和人生哲理，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等。这里，笔者从三个方面谈谈对古诗文教学的点滴认识。
一、当前古诗文教学的弊端——当成语言教学
中国近百年的语文教学，走的是一条知识型的道路，重知识点的训练，轻文章本体的把握。学生由于缺少阅读理解的用途指向，只为理解而阅读，难免被老师、考试牵着鼻子走，显得消极被动。因此，学生的理解和兴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理解和发挥水平。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营造一流教学氛围，教师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游戏、竞赛等，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扫除字词障碍，目的是要字字落实、句句过关、这样的古诗文教学就成了语言教学。就算学生对文言字词掌握得再好，但对于最具汉语音韵美和意境美的文字，也体会不到蕴藏于其中的美感。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题，在教学中，教师将古诗文当成现代文来教学，分段分层，条分缕析地讲解，归纳段意和中心。这样，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文学味荡然无存。最具教育意义、最具感染力的文学课，就变成了枯燥无味、干巴巴的技术课。上述弊端应引起我们教师的高度重视。
二、提倡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
古诗文的语言是文化内涵最丰富，形式最优美，最具灵性和想象力，最深刻、最具感染力。因此，对古诗文的教学应采用文学欣赏的方式。古诗文特有的音韵美，决定了古诗文特别适合诵读。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非常重视诵读，如鲁迅所写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老先生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乎······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虽然人物状貌近乎可笑，但鲁迅还是赞赏他读书入神的状态。“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很有道理的。诵读能使口到、眼到、耳到、心到，使静止的书面文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听得清、看得见的形象画面；而且通过“美读”，可以帮助学生体味古诗文蕴含的那难以言传的诗意和哲理，去领略那摇曳心灵的思想美、形象美和音乐美，使学生能够“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义皆出于吾之心”（朱熹语）。诵读可听读、朗读、默读，也可细读全文、研读重点语段、品读优美语句。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语感，又增强了其审美能力；同时在诵读中，学生会逐渐习惯古诗文的表达方式，会逐渐积累若干词汇和句式，会逐渐加深对文章内容、情感的理解和体会，从而达到领悟的目的。可见，诵读确实是事半功倍的方法。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记忆力最佳，应该多背诵一些古诗文。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若做到烂熟于胸、倒背如流，学生在写作文时就有可能适时恰当地引用古诗词，甚至自觉地化用古诗文的意境，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老一辈的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钱钟书、冰心、张爱玲、余秋雨等都曾在年轻时代得益于在私塾里的读书生活，他们熟读甚至背诵过许多文学作品。目前，古诗文的教学方式，应引起我们语文教师足够的重视。
三、古诗文教学还应联系生活体验
传统的古诗文基本上都是历代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作品中含有永恒的东西，能够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教师在进行古诗文教学时应在诵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抓住其中永恒的东西，巧妙地、恰当地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以及社会生活实际，从中感悟出对人生、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如学习唐代刘禹锡脍炙人口的短篇佳作——《陋室铭》时，让学生悟出因作者“德馨”才“陋室不陋”，教育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培养品德，提高修养；又如欣赏了美文《岳阳楼记》中洞庭湖的美景，体会了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顺势引导学生联系社会生活更深刻地认识到作者的崇高思想。还有在教学《核舟记》《口技》时，让学生了解了我国卓越的雕刻艺术以及祖先的创造发明，再引导学生认识祖先的非凡智慧和创造才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一、问题：选修教学的“异化”
1.教学内容机械化
限于种种原因，目前的高中语文选修教学主要以各出版社出版的选修教材为课本，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学校、教师往往受“高考”这一指挥棒的影响，在进行选修教学时以“高考考什么，教材就选什么”为出发点选择选修教材，课堂教学上也是“高考涉及什么，课堂上就讲什么”。如此僵化的教学内容，让选修教学沦为必修教学的延续，像《唐诗宋词选读》《〈史记〉选读》《唐宋家散文选读》《现代散文选读》和《短篇小说选读》等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教材就成了师生的必选教材。
2.教学方式单一化
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形式，而语文教学方式是多元化的，这些教学方式的存在并不是单独的。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往往会将多种教学形式组合起来，根据学生特点、课文特点等巧妙选择。选修教学更应该这样，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不少课堂教学方式单一，要不一讲到底满堂灌，要不放手不问纯自主。
3.教学目的考试化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选修课不能成为必修课的补习课和应付考试的辅导课。但是，不少教师在进行选修教学时无法舍弃应试情结，无视教材编者的良苦用心，干脆将课文拿来作为练习的材料。于是《唐宋家散文选读》课堂成了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的大汇总，《唐诗宋词选读》课堂成了高考诗歌训练的主要阵地，至于语言的涵泳、情感的揣摩、文化的探究则不见了踪影。
4.教学效果低效化
选修课程开设的目的之一是“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开设之初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学生感兴趣，也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生上的选修课程是“被选修”的，因此，不少学生不能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不能真正投入到选修课程的学习中，以至于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导致选修课效率低下。再加上选修课课时安排比较紧张，平均下来一学期要学三本书，教师对选修课的内容会做有针对性的处理，有时一本选修教材可能最多两周就学完。于是很多学生就产生了依赖心理――教师安排什么自己就学什么，教学效率可想而知。
二、思考：选修教学要有选修特色
选修课的开设为语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对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巨大挑战。高中语文选修课不管选什么、教什么、怎么教，一定要有选修特色，成为师生真正需要的选修课。因此，选修课教学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1.注重实际，量力而行
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着力于和国际教育接轨，强调了时代性、人文性、基础性、选择性、工具性，更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前瞻性和超前性。各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并力争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不同情况。但是，各地的教育资源、教师队伍、学生群体、社会文化心理等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进行选修教学时要注意本地区、本学校、本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语文教师本人的专业基础、教学风格、教学特长结合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需求、未来发展的方向，量力而行。
如学习《唐诗宋词选读》中《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词时，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只要掌握这首词通过哪些意象营造了怎样的意境，运用哪些手法抒发了怎样的情感即可。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还要引导他们分析词作细节上的一些妙处，如用“明月”而不用“残月”“冷月”等的原因。
2.观照高考，突出重点
各版本的选修教材都是按照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五个系列编写的，为了体现“选修”的“选”这一特点，每个系列分别配套编写了两本以上的教材供教师和学生有选择地教学。这五个系列十多本教材是在高二第一学期后半学期开始学习，时间比较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选择《唐诗宋词选读》《〈史记〉选读》《唐宋家散文选读》和《现代散文选读》和《写作》等精讲。少而精不仅有利于落实选修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有利于学生的复习迎考，毕竟学生经过三年的高中语文学习还是要参加高考的。剩余的教材里面也可以推荐一些如《传记选读》《实用阅读》《鲁迅作品选读》和《短篇小说选读》等让学生自读。这样的安排既关照了高考，突出了重点，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负担。
3.灵活处理，有效落实
现行各大版本的选修教材每一本都选入较多文章，如苏教版《鲁迅作品选读》有四十余篇文章、《唐宋家散文选读》有三十余篇文章，而每一本选修教材的实际教学时间只有半学期，这就需要教师灵活处理教材。
如学习《唐宋家散文选读》时，结合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发展愿望以及学校实际条件和高考的要求，遵循选择性、现实性及实效性三者统一的原则对教材大胆取舍，精选出《留侯论》《黄州快哉亭记》《游褒禅山记》《后赤壁赋》《伶官传序》《越州赵公救灾记》和《祭十二郎文》等文章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其余文章带领学生自学。
在精选出文章后还要对文章进行整合，使之落实得更有效，更适合学生的需要和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如以作者相同的原则整合成“韩愈专题”，以《祭十二郎文》一文为中心，带动《柳子厚墓志铭》《原毁》和《进学解》三篇课文的学习，不仅降低了学习的难度，也消除了学生对《原毁》《进学解》二文学习的畏难情绪。灵活处理教材和选文并有效落实，增加了选修教学的效益。
4.讲究方法，丰富多样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选修课“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不能把选修课上成必修课的补习课和应考的辅导课，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大学里的选修课。”温儒敏教授也说过：“选修课教学方法应该更加注意引导式、启发式、讨论式，以学生阅读为主，教师适当讲析引导。”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选修课和必修课的教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同类型的选修课之间存在着课程目标和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所以选修课特别需要注意寻求与课程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在进行选修教学时要真正转变角色，教学方法要丰富多样，根据选修教材，具体选文采取合适的方法组织教学。
文本研习式教学法。这是文言文教学中最常使用的方法，也是教师最熟悉和最擅长的方法。如《太史公自序》一文比较难，教学时，教师主要带领学生一起归纳文中重点实词、虚词、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和特殊句式等文言现象，引领学生认真分析文章的行文思路、写作特色等。
问题探究式教学法。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谋反”被诛一段就可多角度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关于韩信“谋反”被诛，你能从选文中看出司马迁对此有着怎样的态度和观点吗？对此你怎么看？你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悲剧”现象？
艺术赏析式教学法。如《更衣记》中张爱玲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评述了满清、民国各个时期的女装，从不同时期的服饰特点写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教学时教师要带领学生品味作者个性化的言语表达，赏析作者是如何用独特的语言打动了读者的心。
活动体验式教学法。《传记选读》所选文章为人物传记或者类似人物传记，这些文章的可读性强，学生比较感兴趣。教学中教师可以因势利导，组织学生围绕文本进行深入阅读，通过一些适当的语文活动如戏剧表演、名人电影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语文学习生活，又激发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提升了选修课教学效益。
专题讲座式教学法。像《鲁迅作品选读》《〈红楼梦〉选读》和《〈论语〉〈孟子〉选读》教材的选文难度较大，我们可以结合一些专家的讲座或者研究成果开设一些专题讲座课，教给学生相关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自行研读和探究。如《鲁迅作品选读》教学，教师可以结合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南师附中的鲁迅作品讲座内容，教给学生学习鲁迅作品的基本方法，这样既能给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又能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
大三女生要创作宫廷大戏
1984年，吴雪岚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吴雪岚很调皮，经常跑出去疯玩，父母不放心，便把她关在家里让她与书做伴。当时家里藏书很少，《红楼梦》是吴雪岚最喜欢的，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渐渐长大后，吴雪岚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每逢周末就泡在书店看书，看得最多的是古典小说。
读高中后，上课时吴雪岚最爱看小说，一开始语文老师坚决制止，后来发现她每次语文考试都能毫无悬念地考出好成绩，就默许了。可她的数学成绩很不理想，因此数学老师非常不喜欢她。高中三年的“课堂阅读”，让吴雪岚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回忆当年，吴雪岚说，当时只知道看书，尤其喜爱苏童、王小波、张爱玲的小说，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放弃，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
高中毕业，吴雪岚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入学后，爱好一直很广泛的她，被系里开设的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吸引了，也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研究和创作方向。读大一时，在经常逃课的情况下，她仍考出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并获得了一等奖学金。
从2005年起，吴雪岚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2006年新春，她厌倦了给报刊投稿，一名同学把她推荐到了“榕树下”——一个以网络原创文学著称的网站。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写自己喜爱的文字，为了追求文章的灵性和自由度，吴雪岚很快喜欢上了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而网络也给了她极大回报，比如她在“榕树下”写的第二篇文章，便被推荐到该站排行榜，受到众多网友关注。这对写作技巧还不成熟的吴雪岚是个巨大激励，她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不久便成了多家文学网站的专栏。
2006年2月大三寒假期间，吴雪岚觉得百无聊赖，天天看电视剧打发时光。那阵子，TVB第一部在大陆取景的宫斗剧《金枝欲孽》火爆播出，吴雪岚看到这部电视剧时深受启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
《金枝欲孽》中的清廷后宫十分残酷，没有一个角色称得上是好人，每个人都在步步为营。这让喜爱中国古代历史的吴雪岚，对正史上女性形象的缺失感觉遗憾。她认为，作为女性，能在历史上留下寥寥数笔的只是一些极善或极恶的人物，像丰碑或是警戒一般存在，完全失去个性。而女性的心理其实非常细腻，所以她极力想写下历史上那些生活在帝王将相背后的女人的故事，还原她们的真实心态。
有了创作灵感，吴雪岚脑海里出现了一群鲜活的女子，她将她们生活的环境安排在了深宫之中：这些女子或有显赫的家世，或有绝美的容颜及出众的智慧，她们为了争夺爱情、争夺荣华富贵或争夺一个或许并不值得争夺的男人而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永无止境的斗争中。经过严密构思，吴雪岚拟定了小说雏形——选择一个被选入宫中，经过一系列后宫斗争，最终登上王后宝座的名叫甄嬛的宫廷女子为主角，并将小说定名为《后宫甄嬛传》。
一部大戏迷倒百万网友
对于一个刚接触网络写作的新人来说，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件非常冒险又不讨好的事。而吴雪岚就因为那么一点好奇心，想去尝试一下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众多小说中，《红楼梦》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一部，她曾先后看过无数遍。有了《后宫甄嬛传》的整体框架，她便借鉴《红楼梦》的写法，对文字进行精巧安排，并借用古代典籍、唐诗宋词，写法上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如出一辙。首章写就，吴雪岚以“流潋紫”为网名，将作品上传到了晋江文学原创网。
几天后，吴雪岚又把刚写就的几章贴到了网上。小说放上网后，一开始看的人并不多，留言的也只有两三个人，但吴雪岚还是很高兴，因为写文章的人那么多，有人看自己的文章她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于是她接着写了下去。寒假过后，吴雪岚白天上课，晚上到了11点同学们都睡下后，她才静下心来写作。每写一段，回头去看总觉得不太满意，于是修修改改。如果觉得一段文字糟糕得改都没法改，她就干脆推倒重写。
在写作过程中，吴雪岚引用了李白的《长相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宋朝张玉良的《兰雪集》和李商隐的《菊》等诗词。有趣的是，故事中皇上宠爱甄嬛，赞她美貌时，念的正是赞颂宫廷妃嫔的诗句，如唐玄宗的《好时光》等。小说还涉及《诗经》中的大量段落，比如安陵容为雍正唱的一曲《越人歌》，便摘自《诗经》。其中有一句：“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深受读者喜欢。
以“跨界·实演”贯穿全馆的诚品松烟店位于松山文创园区，地下二楼地上三层楼。地下二楼重点在表演/电影厅与吴宝春面包店，一楼有诚品推出的服装品牌AXES，二楼打造了台湾第一座窑炉玻璃屋，书店与“淡然有味”茶屋在三楼。“现代的文创工厂+实演的文创平台+观光的文创胜地”，这就是诚品松烟的定位，换句话说，从书店出发的诚品，如今，或早就已经转身，不再以书店为中心，书店只是“诚品生活”的一部分，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利润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其它商品。
书之为物，在网络时代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宛若打入冷宫的皇后娘娘，“独立书店没有未来”，政大书城创办人李铭辉直言，是以他挪用“小诚品”概念在二线城市花莲、台南展店，采复合式经营，书店发展的现实如是。
诚品电影院开幕庆，将推出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大陆译作汉娜·阿伦特）传记电影《真理无惧》，这部电影台湾观众一度以为它悖离主流市场不会公开放映。
台湾知识界对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兰算情有独钟，198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拆成《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出版，1990年代是《共和危机》、《黑暗时代群像》，接之《心智生命》、《政治的承诺》，但让大众靠近她的则是侧写她与哲学大师德格一段情缘的《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
汉纳·鄂兰也因“庸常的恶”、“平庸的邪恶”一词经常被评论家引用于论述而广泛地被认识进而讨论。
二战结束十六年后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展开了一场全球瞩目的纳粹战犯审判，受审人艾希曼是纳粹德国东部占领区“犹太问题”执行者之一，但并非高层决策者，全程参与审判活动的汉纳·鄂兰据此提出“邪恶的平庸性”概念，意指“邪恶”的本质无根无本无深度，可以平凡无奇地展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其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希特勒这般的大魔头，准此，大屠杀一事便有可能重演，这也是《平凡的邪恶》一书于斯时斯地出版的意义。
回头垂钓沉入大海但犹在黑暗处发光的经典似乎成为出版社的不约而同，新近几例：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人鼠之间》；被称为“福娄拜的梦幻逸作”的《情感教育》——这是该书第一本繁体中文版，它的推荐人可说是梦幻中的梦幻，包括卡夫卡、莫泊桑、纳博可夫、乔治桑……为纪念费里尼逝世二十周年而推出的电影《爱情神话》同名原著小说，史上百大最佳同志小说流传最广的一部；改变世界的十本书之一的《安妮日记》，是出版社唯一取得独家授权推出的70周年纪念版；《托尔斯泰艺术论》则是完整译本首度推出，第一、唯一、首度、完整，出版社如此解释出版的理由。
《爱因斯坦的梦》是一本时间之书，一本诗意的科普书，它获得科学界与文学界，大学与中学老师并肩推荐，绝版多年后如今重出江湖。
《袭击面包店》，村上春树短篇旧作以新面貌问世。所谓的新面貌，包含作者自己修改的早年名作，加附德国插画家版画，并收录未发表过的作品，以硬壳精装包裹图文便于典藏。与此同时，《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开始展开预约，真正是年度盛事。
还有必须一提的野人出版“人间模样”书系。
从小说、商业、轻哲学到各类型实用书籍，日文书在台湾有稳定广大的市场，也往往成为出版社的黄金书线。在激烈的版权争夺战中，身为市场的后来者，野人在今年开启了一条全新日文书系“人间模样”，并为庆祝创社十周年推出森茉莉在散文家俱乐部得奖之作《父亲的帽子》，代表作《奢侈贫穷》则将在十月登场；未来还会有白石一文首部魔幻写实作品《幻影之星》、小路幸也《东京下町古书店》，凑人《花之蓓蕾》等等。日本文豪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是日本文坛战后十大女作家，便有评论家说，如果只有张爱玲可以体现上海十里洋场风光，那么也唯有森茉莉才能细描慢绘出明治维新的遗风，她亦是日本耽美文学，或谓甜蜜文学的创始者，因家学渊源，“文字刁钻隐晦，辞意难解”，用三岛由纪夫的说法是“使用全日本，只有森茉莉商店贩卖的语言”，这对翻译者是一大挑战，故之前引进台湾的作品仅《甜蜜的房间》，一部森茉莉在七十二岁书写的，“少女恋父情怀原型”。
总之，“人间模样”拥有一张后发者的漂亮书单。
要说最受台湾读者喜爱的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之外，当下非三浦紫苑莫属。有意思的是，三浦在台湾系以《哪啊哪啊～神去村》爆红，然后是《启航吧！编舟计划》，更早出版的《强风吹拂》反而仅只在跑步者之间口耳相传，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新版的《强风吹拂》以大书之姿登场，不仅因为作者有名气了，也因为台湾近几年盛行马拉松，描写日本传奇性的长程大队接力赛“箱根驿传”的热血励志小说，变得炙手可热。
书有书的命运，洵然
夹藏在新版旧书、经典公版书、畅销日本小说之间，有一本重要的翻译书，《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奈·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大陆译作珍妮特·温特森）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一个关于伤口、关于失落，关于身再次追寻的勇气的故事，“我用这些碎片抵御崩坏”，她说。
转身再看自制书，是风光无限在险峰，一种来自大环境的险，正因为险，创作能量不断被激发出来。
张大春，你无法猜出他下一部作品为何，他是“不穿制服的小说家”。小说家不穿制服因此万分受期待，但如果不是准备好接受考验的读者，很难吞下他以才华以知识精心炼制的飨宴。这一次是《大唐李白：少年游》，张大春企图摆脱掉西方小说写法，用东华大学教授吴明益的说法，作家是用了很多“稗的，野的，不可信的历史”去编织李白这个传奇人物的周遭故事，还用了诗这种朦胧的材料去逆推当初的创作情境，试图重新活现那个或个人或社会或时代的情境，于是总体成为一部考据，一部文字演出的纪录片，供人一字一句，慢慢推磨，细细咀嚼。
小说家终究是会回来写小说的，像东年，在上一部小说出版的十三年后，两年伏案读书写字，一次推出《愚人国》、《城市微光》，前者藉由一来台研究的新几内亚人类学博士生带出十九世纪台湾庶民史；后者以当代永和为背景串写各阶层人物生活的切片，一在探讨台湾性格，一在拼索城市生活，解释了台湾人何以功利精算，何以成为只看到眼前利益的代工之地。
好的小说家都是用功的历史学家，张大春是，东年亦然。
其实两个多月前还有一部未曾受到重视的小说《妹至帖》，是严云农耗时三年，藉由千年前王羲之为其妹写的一纸书简，从1949到2009年，编织出的一个跨越战争、族群、生死的故事。到底台湾作家有没有能力写出国际级的《达文西密码》？至少小说家已经往这个方向走。
建筑师作家阮庆岳有两本书，全新增订版的《开门见山色》与最新散文集《声音》，前者为建筑与文学的交构，后者写生活与阅读。回望彰化故乡与童年，这是王盛弘溯回记忆细琐幽微处，以精密文字打造的《大风吹：台湾童年》。
非文学类书总是呈显台湾的某种面貌，从地景到心灵。
2013年，把台湾舞蹈推上国际的云门舞集四十岁，至今累积168出舞作，跳过34个国家187座城市。每隔一段时间，云门故事会以不同角度被书写，《打开云门》聚焦在“云门创意解密”，带领读者认识云门的身体技艺、剧场美学、创意管理和时代精神，是为“云门学”。
《拔一条河》，杨力州拍的纪录片，余宜芳将之化为文字。被“八八风灾”摧毁的高雄甲仙乡有个学生才一百多人的甲仙小学，甲仙小学有一支世界级的拔河队，从甲仙小学拔河队到甲仙人的重建家园，一群小人物在微光中追寻希望，台湾人，特别是居住在城市四体不动的台湾人，非常需要来自土地的力量重新灌注。
回到1980年代，一群阿美族人移民基隆，在八尺门形成聚落，摄影家关晓荣来到这里，租了一间三坪大的房子，开始蹲点式的报告工作。1985年，《2%的希望与奋斗——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刊登于创刊号《人间杂志》；1996年《八尺门手札》成书时，聚落已消失于一场大火中；又过去十七年，在八尺门阿美族第二代董安妮与南方家园出版社努力下，促成《八尺门：再现2%的希望与奋斗》一书出版，关晓荣丢出了一个问题：三十多年，经历多次运动并且有了相关委员会的台湾，少数民族在台湾社会的极端弱势与困境，真的改善了吗？
台湾到底怎么了？飞到天空看台湾，这是空拍摄影家齐柏林的《鸟目台湾》。为影像撰文的刘克襄如是说：站在这一最接近上帝的位置，不免惊叹，是什么样的福气，老天赐给我们一块生物多样性的璀璨岛屿？但又是什么样的时空因素，我们竟把一块土地弄得面目全非？
郑执的父亲在东北是大哥一般的糙爷们儿，郑执羡慕父亲身上那种自己不具备的气度，但父亲因为自己读书少，觉得儿子或许瞧不起他。他们一直欠缺交流，保持距离，直到父亲去世，他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也后悔有很多话没有说出口。
《从此学会隐藏悲伤》在这种背景音下完成了写作，悲伤一直都有，但学会隐藏，才是真的成长。
Q&A
我相信死亡不是一个终结点
Q：为什么要用悲伤这个主题？
A：悲伤在人生当中不会因为你年轻或者不年轻就跟你擦肩而过，就有这种感觉。其实小时候可能还不懂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有悲伤的情绪，当大了会慢慢发现什么东西是悲伤的，而且悲伤和快乐是对等的情绪，有此就有彼。
Q：提到悲伤，一下子就能让你想起来的，基于你个人的，是什么事情呢？
A：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出差，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会有失落的感觉，我大二那年，父亲过世，于是有了很具象的悲伤。其实，悲伤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Q：提到的都是父亲，他对你影响还是很大的？
A：这本书里有两篇我自己最喜欢的文章，都是关于父子之间的故事，我和父亲性格差异挺大的，他在我身边那些年我俩几乎不交流，即使再开明的父母，性格再像的父母，也总有一个在扮演跟你更亲近的那个角色，一个是扮演跟你距离稍远的，这和爱不爱没关系。好像异性之间，爸爸跟女儿，妈妈跟儿子，相对来说沟通更容易一些。父亲去世后，我承担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男性责任。
Q：回到作品，透过悲伤的情绪，你想塑造和表达的是什么？
A：是成长，小的时候不开心就会哭，就会表达，那是你不成熟的阶段，成熟之后就会隐藏。在人生的某一刻，你突然变了，意识到真的悲伤是说不出来的，是欲哭无泪的，那一刻你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一定是生命中有一些事推动你，让你被迫变成这样，它没有好没有坏，就是你一定要跨过的阶段。
Q：在面对死亡时，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情绪，你怎么看见待死亡？
A：我从很小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相信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点，跟你最亲近的人过世的时候，等于是你活着的时候最接近死亡的一刻，那你就会认识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父亲没了以后，其实对我还有很多积极的影响，这个积极的意思就是我认识到人生太短暂，比我想象的还短暂，我之后做很多事，做很多决定，会更决绝，更抓紧时间，然后更无所顾忌，那是我从一个男孩到男人的突变，逼迫我自己在成长。如果不好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其实它早来一点比晚来一点，对你可能更幸运，你多了几年面对这种不好的事的经验，后几年会更容易一些。 在父亲过世那段时间家里也经历了其他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妈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后来遇到不顺的事，我妈就说“有死人事儿大吗”，然后说“没有，没死人”，那她就说“那就没事儿”，只要人还好好地活着，什么事都不是大事。
如果成名太早，会把我毁了
Q：那这本书大概写了多久呢？
A：这是我的第四本书，也是我的第一本短文集，我是写长篇小说出身的，以前写小说是以虚构为主，是你对文学的追求，对文学想法的表达。父亲过世之后的经历，让我感到光写小说不够，以前是在挖掘身边的人，这次是挖掘自己，陆续写了两年，现在也没有停。
Q：说到你，大家可能会说青年作家，不一定会说青春作家。
A：有些作家只写一种类型，比如只写关于青春或者年轻人的爱情，而我最初的定位就是想做纯文学，一直走纯文学路线。
Q：为什么选一条费力还不一定讨巧的路？
A：十九岁出书时，我挺得意地觉得自己马上要火了，结果之后的几年印证了是我想太多。这的确实一条不太容易的路，但也是好事。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但我觉得要分人，以我当年的个性，如果真的让我太早成名，会把自己毁了，特别轻狂浮躁，经历的事儿也少。这几年会平和很多，毕竟写了快十年，不可能再去转型写青春文学，这本书的很多文章也给了我很多契机，短阅读适合大家的阅读习惯，也对增加知名度有不少帮助。不过，短篇不一定非要是鸡汤，纯文学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样可以写好。
Q：你的好的标准是什么？
A：我欣赏像村上春树那样的作者，保持喜欢文学的初心，以纯文学的态度写作，并且还能够畅销。以我年轻的视角跟笔触，用纯文学的态度，挖掘内容，我相信也可以好看啊，因为我写的也是大家经历的时代，既不要故作深邃，也不要鸡汤式的大白话。把生活中通俗的事情，用文学的技巧包装，才是一个作家工作的意义。
Q：讲讲你的阅读启蒙吧？
A：我人生中第一本完整读完并喜欢的书是《聊斋志异》，那会儿六、七岁。聊斋很好读，我们家有精装版的，小时候看电视剧就对聊斋有印象，再加上我家在东北，是闯关东的后代，我姥姥就是山东农民，不识字，但讲的故事全是山东那种怪力乱神的故事，受这启蒙，就对这个书特别感兴趣。导致长大以后喜欢看日本文学，也是其中鬼怪类型的书。
真正吸引我的近代小说家，没有
Q：那大学时候读什么呢？
A：苏童、余华、贾平凹早年喜欢的作家出书我也会追，当纯文学的作家出书也会看，不过总体说来，大学看的电影比读的书多，我的学校是香港浸会大学，最好的系是电影系，突然接触了电影之后发现特别喜欢，然后狂看电影，那个时候就想，过两年可以写电影多好。后来慢慢意识到写小说跟写剧本完全是两回事，虽然都是写东西，完全是两个思维，两种表达方式，但两个我都喜欢。
Q：比如说呢，你认为最不同的点在哪儿？
A：写小说很自我，可以天马行空的表达。写剧本则是更注重大众表达的过程。我看电影写剧本都是走比较主流的路线，一定要让大众看懂，不要用晦涩的话，我个人不太喜欢小众，小众有小众的魅力，但是我个人是偏大众，好的东西应该是不排斥任何阶层，不排斥任何年龄的，每个人看到都能有共通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写剧本的一个态度。
Q：电影方面有没有让你景仰的某个巨匠？
A：我的偶像是李安。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方式，从来不绕，不以晦涩的方式去讲故事，他的故事非常直白，而且，他理解西方人价值观的内核，但他本身骨子里还是东方人的价值观，他能用好莱坞的包装方式叙事方式，装中国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我还喜欢侯孝贤、杨德昌。陈凯歌早年的作品也是不可逾越的高度。
Q：所以你的读书之路从沈阳到香港再到台湾，还是喜欢东方文化多一些？
A：我其实是一个有文化自尊感的人，我对东方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是有自尊心的，我崇拜的东西很少是西方的，西方人当然有先进性，比如他们的电影技术领先我们，但是在文化内核上，还是要保持住自己的独特，不要总觉得写一本小说，或者拍一部电影去参加国外的评选，就觉得是拍给外国人看的，那你的文化是卑躬屈膝的。我们不需要去讨好谁。
Q：有没有哪个作家是你的文字英雄？
A：西方的我喜欢爱伦坡，东方近代的小说家，我还真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我喜欢诗人、特别潇洒不羁型的，比如李白。近两年我在学戏剧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写的剧本，以前以为只是写歌词，后来才发现他戏剧成就这么高，这两年我还听戏曲，也写一些戏曲剧本，也发现汤显祖写的剧本真是太牛了，完全不输于莎士比亚的，可能由于语言的关系，只流行于汉文化圈。他把一个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写得美，词句美，剧情安排又吸引人，讲故事的方式又那么新颖，特别好。刚才我说中国近代小说家吸引我的还真没有，可能是他们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了。我喜欢莫言老师，我帮他做的《红高粱》香港版的编辑，有过交流，他自己也承认，他们那一代人，受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影响很大，小说在我看来就三点嘛：结构、语言、思想内容，当你进入西方人的语境时，汉文字本身的美就体现不出来，所以我那么喜欢诗词就是因为诗词那个韵律是汉文化背景下独有的体现美的方式。这两年冯唐很红啊，之前的《不二》以一种半白话加半现代人加半北京话的方式在写，他一直说他在尝试语言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认同并敬佩。
Q：如果有时光机的话，你会想遇到谁，跟他聊什么？
A：我想回到十几年前小孩子的时候，跟我父亲说话，因为穿越回去其实是成熟的心智，我会告诉他我们父子其实应该多交流，告诉他注意身体，少忙，告诉他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究竟想干什么，曾经他不支持我写作，都是沟通不够造成的。
《飞鸟集》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著 冯唐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冯唐说：“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飞鸟集》是一部富于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初版于1916年，收录了326首诗，包含泰戈尔孟加拉语短诗的英译文，以及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飞鸟集》中的诗歌极其凝炼短小，描写对象多为花草树木、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微小而简单的事物，但这些恰恰构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对这些事物的细腻观察和歌颂中，蕴含了泰戈尔的哲学思考，充分展示了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此次冯唐翻译《飞鸟集》最大的突破在于，冯唐的译本会尽全力押韵，改变以往《飞鸟集》略显寡淡的散文体，他认为诗歌应该押韵，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而在寻找押韵的过程中，冯唐越来越坚信，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
《阿弥陀佛么么哒》
大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善良是一种天性，善意是一种选择。阿弥陀佛么么哒，是一句祝福，一份善意。大冰2015年新书《阿弥陀佛么么哒》。12个不舍得读完的、暖心的、真实的江湖故事――或许会让你看到那些你永远无法去体会的生活，见识那些可能你永远都无法结交的人。故事中有弥足珍贵的亲情，有一诺千金的古风，有传奇到死的女人，有肝胆相照的男人，有为理想而千辛万苦，锲而不舍的草根；有心心相印、真心不渝的生死爱情……他们很平常，很渺小，甚至奔走在社会底层，但他们很强大、很执着、很坚韧，有爱亦有恨，敢爱亦敢恨。他们不曾被生活模糊了面目、扫荡了梦想，无论现在、过去或者未来，他们都是尘世的特立独行者，努力寻找着处世和入世间的平衡。他们在《阿弥陀佛么么哒》里，陪伴你，并温暖你，为你点亮前行路上的明灯。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典》
李行健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构成十分复杂，很早就有三教九流、九流十家之说。按照思想源流或哲学派别论，即有儒、道、佛、墨、农、名、法、兵、杂、阴阳、纵横等各家，其中儒家是主流，是核心。《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典》主要选取儒家的重要人物、著作、学说、事件（也兼及其他各家），从人类文明的视野高度，吸收最新学术成果，进行重新梳理与甄别，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简明的新诠解，具有与时俱进、不拘成见的特色。例如“孔子”，仅用不足五百字，即全面阐述了孔子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等，通篇以积极正面和充分肯定的态度予以褒美。以温润笔调取代冷峻文风，是这部词典的一个显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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