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33: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离骚原文及译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赋；体裁；对等；汉英翻译
引言
赋，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始于战国，止于清末，兴盛于两汉，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价值，因而赋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源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了解原文之内容，甚至产生共鸣和同感。故赋的英译英区别于其他诗歌体裁，认识到文体对等和“形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本文将其主要原因分析总结如下。
一、对翻译中“意美”、“形美”的误区
“意美”指意境、情境之美，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意境传译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1]。“形美”是指语言的表现手段（语言、文字等）和表现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形式美在美学中是个很大的课题，在翻译中也是举足轻重的[2]。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在意义体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某些译者一味追求“意美”，忽视形式，就抹杀了翻译的意义，也阻碍了其发展。
首先，“意美”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已上升到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故衡量“意美”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Barthes曾说过，文学语言具有“预言式的开放性”(prophetic openness)的特点,有其创造性和多义性的一[3]。再次，由于“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含义，所以意境需要译者的个人体会与感悟。
二、赋的宏观体裁特点
我国古代的韵文体裁主要有四种，即诗、词、歌、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不同，诗可合乐而唱（如乐府诗），赋则只可传诵。清代学者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曹道衡等诸学者皆认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可见，赋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其译文也应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形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西方文学中无法找出与赋对等或相近的文体，故不能将赋机械地套译为某种现有的文体。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在1926年版的《亚洲专刊》（Asia Major）上曾把宋玉的《风赋》英译为“Song of the Wind”。“song”有诗歌、歌曲之意，但前文已指出赋乃“不歌而诵”，故此译法欠妥。而美籍学者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则将“赋”译作“essay”[5]，即西方的一种随笔散文，属无韵文。虽然赋也有散文平铺直叙的特点，但此译法违背了赋作为有韵文的根本特点。因此，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翻译龚克昌教授的赴美讲稿以及对《昭明文选》的英译本《Wen 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都将“赋”直译作Fu。Katharina Reiss认为翻译过程中,是否传递原作的主要功能是评价译作的主要标准。翻译中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翻译方法， (转引自Munday J.)在翻译中注重其形式对等是至关重要的[6]。因此，赋的英译也应根据其形式特点运用具体的标准及方法。
再次，赋体本身就格外关注形式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之特点为“铺彩摛文，体物写志。”，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还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萧统《文选序》亦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可见，赋对其形式之美的追求真可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又因翻译旨在于将源语信息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尽量准确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故综上所述，赋体英译过程中对其形式的把握十分重要。
三、赋的微观体裁特点
根据赋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及其馀绪，其中古赋有包括大赋、小赋、骚体赋、骈赋及杂赋等[7]。严格对偶、平仄韵律及虚词的普遍运用等都是赋的特点。
以骚体赋为例。它是古赋中的重要体式，受《楚辞》中《九歌》和《离骚》体制的影响颇大，因而对偶句数量多、比例大，并逐渐骈化，即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如《九歌》中“×××兮×××”或“××兮××”和《离骚》中“××××××兮，××××××”[8]。此处“兮”为语气词，因省略泛声而无实义，但却规定了两句之间基本的语音节奏，是句子以工整对偶的形式出现。另外，由于这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汉字的基本特点，即汉字绝大多数为单音节且具有单音独体性，不同于英语的多音节，因而便于构筑两两相对，形成排偶。这种对偶不仅在音节节奏上对仗，而且在视觉感官上也十分工整。像“兮”、“之”、“而”、“以”等此类虚词，在英文中几乎无法找到与之功能相对的词，所以在翻译中英尽量做到译文形式对仗、整齐、平衡，保留并传递出原文的风格特色。下面是针对上述理论视角对几个例子的分析。
例1：“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Our rudder and oars, redolent of cassia and orchids;
Strike the moon’s reflection, cleaving the glimmering water;
But my heart is far away,Longing for my dear one under a different sky!①
译文2 ：Laurel boat and sandal-wood oars,
Beat the empty light, pierce the sheen;
Shoot my feelings out of my bosom,
关键词:旅游翻译;跨文化意识;专业化发展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速,已成为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对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从而令跨文化交际成为旅游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中国,旅游业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迎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旅游业对外文化传播属跨文化传播。其性质与特点要求从业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这一重要素质。翻译工作者在跨文化意识指引下。以专业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的工作方法,准确把握旅游翻译的本质和特点,更新翻译理念与方法,丰富旅游文本译文的文化内涵,发挥旅游翻译文本的实用功能,巧妙解决在旅游翻译过程中凸显的现实问题以满足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
二、跨文化意识对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的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的解读,《追求专业化发展》(Bailey et al.2004:4)这本专门讨论英语教师专业化教育和发展的着作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美国学者Dale Lang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所下的定义是“Teacher development is a term used in the literatureto describe a Drocess of continual intellectual,experiential,and attitudinal growth of teachers”(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是一个知识水平、经验水平、职业态度不断提升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对译者而言是一个翻译水准、翻译经验、职业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
专业的旅游翻译工作者应该具有良好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才能成功地肩负起向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重任。笔者认为,追求旅游翻译专业化发展的译者有三个主要特征:
1)具备专业成长的必要基础:接受过专业的英汉语言技能教育和培训,对文化差异敏感;具备专业发展的技能:熟悉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掌握专门用途英语(ESP)、文化与交际的理论原则和细节;既有理论积累,亦有实践经验,能为国外游客提供专业的翻译服务;
2)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人文修养: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对中西文化精华兼容并收;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保持对大干世界的好奇心:
3)具备令人满意的专业素养:对译文高度负责,对旅游翻译工作的理解不只停留在谋生获利的肤浅层次上:在翻译过程中积极体验旅游翻译领域的工作特点,持续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恰当地运用语言艺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避免交际失误。
由此可见,跨文化意识与旅游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跨文化意识是旅游资料翻译工作者必备的专业素养,是衡量他们专业水准的标尺之一,也是提升旅游翻译质量的基石。
三、跨文化意识与译者专业素养的优化
跨文化意识的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它能促进旅游翻译工作者专业素养的提升。首先,具备跨文化意识使译者能够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去理解翻译。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对待旅游英语翻译;其次,跨文化意识促使译者在旅游宣传资料翻译的文化层面进行深入和大胆的探索;此外,跨文化意识令译者意识到恰当得体的、符合跨文化规律的旅游翻译可帮助祖国展示新时代的面貌。塑造强大的正面形象,赢得开拓国际旅游市场的无数商机。
可见跨文化意识让掌握着语言罗盘的旅游翻译工作者意识到要树立品牌意识,对译文精雕细琢,追求精品译文。中国旅游业要创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必须以成功的海外宣传策略为依托。由于旅游英语翻译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法律、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对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了解不够充分、对文化与翻译的相关理论掌握不够纯熟的译者无法驾驭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同步有效转换。“翻译工作者迈向专业境界的重要一大步,是提高对自己笔下作品的文字质素要求”(周兆祥,1998:66)。认识到这一点会促使译者高度重视自身修养。保证译文品质。自觉赋予译作文字个性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跨文化意识让译者克服功利心态。树立精品意识,在人性附加值上做文章,使旅游宣传推广手段向高层次发展。可以说,以跨文化意识为基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开阔译者思路,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旅游翻译工作的社会意义。译者思想境界和创造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旅游业良好的语言环境,开发有巨大市场影响和市场效益的旅游品牌。
四、跨文化意识与旅游翻译质量的优化
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翻译工作者专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它能显着提高旅游翻译文本的译文质量。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旅游业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士。旅游翻译工作者处理旅游翻译材料时,跨文化意识能够指引译者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考量。从分辨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审美习惯等方面人手,洞悉英汉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合理选择翻译方法,使译文符合旅游文本的专业特性,将语言文化信息有效传递给外国游客,达到传递语言文化信息和对外宣传的双重效果。
1.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灵活性
由于跨文化意识能指引译者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能够表现出敏感的认知,在充分认识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对文化差异的洞察力,译者会自觉地置身于外国游客的文化背景,优先考虑外国读者的反应,灵活处理旅游翻译材料,尽量避免“主观性翻译和译文难以理解”的现象(谭载喜,1999:238-239)。
译例:端午节简介(原文略)
译前分析:原文有一千多字,涉及端午节的各种别称、主要和次要的节日内容、端午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屈原的生平、爱国情怀与端午节文化内涵的关联。可谓枝繁叶茂,洋洋洒洒,若全盘照译很容易使文化背景不同的国际游客陷入信息焦虑。
在充分考量汉英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本着知难而进的专业精神,旅游翻译工作者应学会利用灵活回旋的空间,牢记几个旅游翻译准则:1)摆脱汉语思维方式,遣词造句准确地道,避免重复堆砌;2)关注文字的简练达意,避免过多引申;3)遵循突出主题信息的策略,避免面面俱到。
笔者尝试用三个信息版块、近三百个英文单词来翻译原文一千多字中蕴涵的主要信息。力求使主要信息的传递方式符合国外游客的语言文化心理:
Dragon Boat Festival
*Duan Wu,o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falls 0n the5th day of the 5th month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Itdiffers each year but it generally comes in June;e.g.Itfails on June 19th in 2007),This is one of the most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special forcommemorating the death of Qu Yuan(339-278BC),Qu wasa patriotic poet and a great thinker reknowned for hisinnovative ideas and his profound love for the ordinarypeople,But unfortunately,he was exiled,During his harddays,he created many verses filled with affection for hiscountry and his countrymen,Later,he drowned himself out0f despair in the Miluo River in Hunan Province when hiscountry had been conquered.
*Qu Yuan expressed his feelings in his literarymaterpiece Sorrow After Departure:I sigh and wipe awaymy tears,oh! I'm grieved at a life of woes,
Touched by his loyalty,the local people hold dragonboat races each year on the anniversary 0o his death,andthey make zongzi and drop them into the river to feed thefish,hoping that Qu's body Call be kept intact so that his soul will be permitted to go to heaven.
*Dragon boat races and eating zongzi are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s of this special day,Zongzi is pyramid-shaped dumplings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They are made of glutinous rice and stuffed with pork,ham,chicken,dates,or sweet bean paste,The customs of eating zongzi and holding dragon boat races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have becom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culture,Just come to China to experience the fascinatinglocal culture.
笔者尽力在翻译过程中强化跨文化意识,避免逐字逐句的硬译:1)另辟蹊径一超越形式而在更高文化层次寻求信息的转换和连接;2)化繁就简一打破原文布局,合理调整思路;略去无关文字,重新组合文字;精心筛选重点信息,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增益和更改(下划线部分);3)直指其意一借用英语广告的常用排版模式。列出要点;译文因此变得简洁明了、直观易懂,更加符合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4)画龙点睛一借用《离骚》英译中许渊冲先生的精妙译笔(2004:31),为旅游资料的翻译增添文化内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两句诗言简意赅。传神达意,形象意境皆出其中,让国外游客有机会通过诗歌这一美丽的语言形式去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
2.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可读性
以跨文化意识为指引的旅游翻译文本以国外游客为受众,其目的是创造一个了解中国自然地理、文化习俗的平台,让国外旅游者读懂看懂和听懂,以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具有跨文化意识的译者在旅游翻译过程中会自觉注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旅游者的内心感受,格外关注译文的实用性,有意识地选用国外游客乐于接受的语言形式传递原文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帮助他们领略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独特魅力,感受世界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再看另一份西藏旅游产品的推广资料:
八月,雪顿节的召唤
千千万万的佛教徒从全世界涌向拉萨,以最虔诚的心。一步一个顶礼膜拜,朝圣至高无上的佛祖。最隆重的晒佛仪式、最欢腾的藏戏表演、最热烈的赛马活动……使神秘的西藏风情尽在眼下。
以下是笔者在跨文化意识指引下,追求更具可读性译文的翻译尝试:
August,the Charm of Yoghurt Festival Every year,on the 4th day of the 8th month in theTibetan calendar is Sholton Festival。or Yoghurt festival。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of the year in Tibet,Tens ofthousands of Buddhists across the world come to Lhasa,prostrating themselves at each step,worsh,Lpping theirsacred Buddha with utmost piety,
The grand“Sunning Buddha”ceremomy,the festiveperformances of Tibetan operas,and the fascinating horse-race-everthing is to feast your eyes with the mysterious customs of Tibet,
Note:Legends have it that in spring when everythingin nature is budding and reviving everywhere,Tibetanmonks choose to stay in the monastery to avoid tramplingon any tender lives outside.
These monks will stay inside until Yoghurt Festvialwhen the local people treat them with yoghurt and the bestfood they have; the local people aslo perform Tibetanoperas while the monks take out a gigantic Buddha imageso the local people can worship.
译文考虑国外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遵循英语的表达习惯,首先提供雪顿节的基本背景知识。旨在弥补文化差异造成的信息空白;然后在译文后加注。旨在增进国外游客对西特的本地文化习俗的了解,更好的发挥旅游翻译资料吸引游客、推广旅游产品的功能;此外,标题选用“Yoghurt Festival”,每个段落围绕一个要点,旨在简单易懂,理顺思路,避免阅读疲劳。
3.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创造的得体性
译者除了熟悉各种文体的语言特点和灵活运用适合的翻译方法。还要了解不同文化的礼仪和习俗。充分考虑译文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可接受性,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放在首位,处处为译文读者着想”(贺学耘,2006:58),凭借得体的译文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公示语的翻译尤其要注意语言的得体性。因此。处理公众场合的文字信息时译者首先要实施“目标情景分析即需求分析”(Hutchinson&Waters,2001:12),明确国际友人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行为及心理诉求。例如。“游客止步”应译为“Staff Only”:“请勿在草坪上行走”应译为“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或“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小心台阶”应译为"Please mind the step”。译文温馨贴心。处处展示出热情、礼貌、友好的态度,既能传递出体贴细致的专业服务意识,又能透过细节折射出译者的翻译理念、翻译经验和翻译智慧。旅游翻译的得体性实质上折射出译者对两种文化语用原则的洞察能力和驾驭能力,是跨文化意识的直接体现。
五、思考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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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职语文 学习特点 现状分析
在中职学校中，语文是一门为专业课程服务、实用性很强的文化基础课，同时它能发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但是，林林总总的原因，导致中职语文教学一片“泥泞”。借用美国教育家舍恩的话说，中职语文教学现状是一块“充满重要问题但并不严谨的探究的沼泽地”。
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学情是：大部分中职学生是被中考分水岭淘汰到中职学校的，生源素质差已是职业学校面临的不争事实。这些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部分学生甚至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生的要求，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自控力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意志力薄弱。社会普遍误认为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只要学好专业技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语文学习可有可无。
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能一味悲观，再差的学生也有优点，这些孩子正是记忆力强、充满热情和创造力的年纪，我们只要认真分析，准确把握学生学情，了解学生需要和诉求，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准确选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做好学习结果评估，就一定能强化语文教学效果。就像于漪老师所说的：“教师要从习惯的从‘教’出发的立足点转换到从学生的‘学’出发，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考虑他们想学什么，怎么学，学的过程中会碰上哪些障碍，怎样帮助解决，怎样才能使他们发挥积极性，让他们有主动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怎样才能挖掘学习的潜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中职语文学习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课堂教学效果到底如何，笔者曾做过一次关于中职生语文学习现状的问卷调查，并有以下几点总结和思考：
1.兴趣信心与学习状态――“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调查显示大多数中职生对语文学科不反感，对学习语文都较有兴趣（96.2）和信心（88.6）。貌似很乐观的数据，却与学生不尽如人意的语文学习状态调查反差较大（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知识，课堂上学生精神游离，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不乐观）。乐观的数据不代表语文教学的情况良好，只能说明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对语文较有兴趣和信心，一方面是由于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能够初步认识到学习语文对于个人成长的作用和对专业学习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经常和我谈起的“语文课能听懂”、“语文课比较简单”等肤浅的原因。但学生在学习重要性上，对于专业课的认可度却明显高于语文课，因为他们认为对于未来就业还是学好专业课最重要。这种偏重实用性的功利视角显然需要加以正确引导。学生在实际中几乎是把所有课下学习时间都奉献给了专业课，语文学习只剩下了少得可怜的课堂时间，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课堂上为了教学进度，语文老师无奈地选择“教师讲、学生听”程式化、“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无法吸引学生；学生普遍认为语文课“易学易混”，“可学可不学，反正混个考试及格难度也不大”。“教”的无奈、“学”的无聊，使得语文课变成了“一潭死水”。
2.知识基础与学习方法――“贫瘠的土地，单一的耕作”
问卷数据同时显示出了中职学生语文学习的最薄弱区域是文言文阅读（59）和写作（15），学生本就畏惧，再加上中职语文教学还在延续传统“满堂灌”的单一教学模式，低效或无效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贫瘠的土地，单一的耕作”，当然收效不可能会好。
以问题最严重的文言文教学为例，文言文确实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却也是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言文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学习到古代语言的精妙，还能积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提高人文素养。但是很多学生甚至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误认为文言文学习就是学习文言字词和语法（中职语文课堂教学受到课时限制更是如此），导致他们觉得文言文教学枯燥，这样的局面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1）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之前，没有确立符合学情的教学目标，一味要求学生理解文章词句含义，忽视对于文章思想的挖掘、精神的体悟和妙处的传承。
笔者曾听闻一位中职语文教师谈及《鸿门宴》的教学时，说这一课的教学时数整整安排了10节课，上了大半个月时间，原因是“篇幅太长，逐字逐句讲解需要时间，学生基础差又理解得慢，上这一课真是累死了”。闻后，我心中不禁感慨：恐怕学生更累吧。教师本身都没有从文章中体会到快乐，如何要求学生学得好？关于这一课的教学，我的做法是：①学生课前预习时，《鸿门宴》译文复印人手一份，要求预习时对照译文整片通读；②课堂上涉及每段内容，请一位同学不看译文（可以看原文）复述主要内容，不拘于逐句翻译；③教师指出每段重点字词和语句、文言用法，学生课下归纳掌握（作业）。这样的做法不仅课堂上教师省力、占时短，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自学、主动理解记忆、语言表达、总结归纳的能力。教师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组织引导学生思考讨论课文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语言的精妙上，学生学得轻松而有趣，教师教得全面而省力，高效地完成了这一课的教学任务。
（2）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大而笼统，不敢取舍，没有精讲一处而舍其他的勇气。
中职语文课时安排相当有限，每学期一个文言文单元一般有5篇课文，平均分配在每个单元上的课时只有12课时。笔者所执教的学校有一年的语文教学计划是每篇课文都要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学情不合理的。笔者立刻向教研组提出异议，这样“囫囵吞枣”的教学安排对学生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以学生的接受能力是不可能在12课时完成5篇文言文的学习的（《诗经》二首、《劝学》、《论语》十则、《离骚》节选、《孟子》两章），这样“蜻蜓点水”的学习，只能使愿意学习的同学没有学好，不愿学习的同学觉得这么快上完了，内容肯定不重要，更加不会用心学。这样的情况，想让学生学到东西从何谈起呢，教学有效性变成了空洞的口号。不如对教学内容进行再次精选或整合：重点篇目一定要精讲，一般篇目可以选取重要段落学习，次要篇目不如放弃。课堂教学内容选取的标准是：必须适应学生生活和专业的需求，能有交互的场景，学生能为自己提供信息资源以支持学习的情境，使理论和实践做到很好结合。
（3）教学方法不能激发学生对古文的学习热情。
激发兴趣是教育的出发点，语文教师首先自己要热爱语文，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陶行知先生积极倡导“以教人者教己”，认为“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笔者有一次面对中职一年级新生教授《荀子・劝学》一课，导入之后，我就发现了学生兴味索然的表情，我没有像惯用的程序那样带领学生介绍作家作品，然后范读课文或者放朗诵录音；而是把书本一合走下讲台，说道：“同学们，今天在学习这篇《劝学》之前，我先给大家背诵一下，大家听听吧！”我对着全班同学将这篇《劝学》流畅熟练、铿锵有力、感情充沛地背诵了出来，声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了学生热烈的掌声，教室里刚才一片畏惧文言文的阴霾气息一扫而光。大家都被这篇古文生动的语言、繁复的排比和比喻吸引，更为老师充满感染力而熟稔的背诵所折服。我这样做的两个目的，即使学生受课文感染而引起学习兴趣和自我要求背诵这篇古文就都达到了。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变得积极而主动，效果自然很好。这节课下课后，有几位同学当即向我表决心：我要把这篇课文背得像老师一样好。我深感欣慰，因为要知道，出于对中职生降低难度的考虑，课后只是要求他们背诵最后一段，学习兴趣的提高保证了教学有效性。
中职语文教学最根本的困境是“没有摸索出一套真正有效的适合中等职业教育的语文教学理念和模式。教师教学观念的滞后也是语文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没有找到适合中职教学的有效方法，教师只好沿用中学的教育教学模式。而这种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它的重知识的灌输、轻能力的培养、重教法的研究、轻学法的探讨、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教学理念，是不适合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的。因为真正有效的教学不是简单地让学习者占有知识，而是要他们学会构建自己的知识经验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养”。
中职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方方面面，整个教学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改进：教学理念的滞后、学生学情的复杂、教师教学热情的低迷，都导致了中职语文教学低效化现象严重。有效教学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层面，更要付诸行动，我们要将有效教学的理论渗透于中职语文教学的每一环节，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使中职语文教学真正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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