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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养生主

时间:2023-05-31 09:46: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庄子养生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庄子养生主

第1篇

庄子看来,个体生命的价值远高于世俗的功名,养生、尊生在《庄子》各篇章中频繁出现。但他又反对刻意追求长寿,讲究顺应自然的养生,对生死亦淡然处之。庄子的养生之道格外强调养神,并提出了“心斋”、“坐忘”的养神方法,以养神为核心也在日后成为东方养生哲学的突出特点。

《庄子・德充符》记载了一段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可谓庄子养生思想的精辟总结。惠子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说是。惠子又问,无情怎么能称为人呢?庄子解释说,我所谓的无情,是指人不因外部世界的好恶和情感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应“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因自然”即顺应自然之法,“益”有增添之意,“不益生”指不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妄为,损耗精神和生命。无为、无情、顺应自然,便可以达到恬淡虚无的境界,不刻意追求而尽其天年。用今天的话说,不正是为人生做减法之意吗!

豁达的生死观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和世间万物一样,是由阴阳二气化生而来,庄子也有这样的论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他指出,“吾身非吾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即自己的身体并非私有之物,而是天地自然托付给自己的。也正因为这样,庄子对人的生死抱有豁达超然的态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甚至认为衰老和死亡是一种休闲和安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如此说来,生与死皆为乐事,死亡又有什么令人恐惧和忧虑的呢!所以庄子感慨,干涸的池塘中的鱼儿,与其勉强维持生命,倒不如相忘于江湖了。

庄子不但对于生死有如此论述,在生活中也是这样践行的。《庄子》记载了一段轶事:庄子的妻子去世,惠子前往吊问,却见庄子蹲坐在地,鼓盆而歌。惠子责怪道:与你过了一辈子的妻子去世了,你不哭也罢,竟然鼓盆而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答日:非也!妻子刚去世时,我怎能不悲伤,但后来想到,人的生与死皆是自然中气的聚散变化而致,与春秋冬夏四季的更迭一样。人死便如同安眠干大自然这个巨大的宅邸之中,我却为此悲痛号哭,这不是不懂生命的道理吗?所以也就不再哭泣了。

对待生死的态度,庄子提倡“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普通人固然很难做到,但若能学习庄子的精神,减少对死亡的忧惧,保持愉悦的心情,对于身体健康必然大有裨益。

顺应自然,得享天年

庄子的养生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顺应自然。《庄子・养生主》篇是庄子养生思想的集中体现。“养生主”即养生的要领之意。庄子在开篇即提出“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此“督”字,从狭义理解,可以解释为人体的督脉,主呼吸之息;从广义理解,可以解释为自然之道。“缘督以为经”即顺应自然之道,此为养生之常法。

庖丁解牛的故事为人们所熟悉,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就出自《庄子・养生主》,而其主旨是讲养生之道的。在对庖丁解牛的过程和技巧进行了一番生动精彩的描述之后,庖丁解释了其运刀如神的秘诀便是深谙牛的筋骨结构,并巧妙地顺应其生理结构进行切割。文惠公听闻此言,感慨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庖丁解牛的技巧对养生有何启示呢?想来便是人应该循自然之法而行,才能游刃有余,逍遥处世,尽其天年。

在《庄子》中,还有许多故事都颇有深意。右师只有一只脚,公文轩见到他十分惊异,问他这样的残疾是天生还是人为,右师平静地回答这是上天赋予的。可见在庄子看来,即便是肢体的残缺,因是自然形成,也应安然处之。

沼泽边的野鸟要走上十步才能吃到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即便如此,它也不愿被豢养在笼中。

这样的寓言故事在《庄子》中随处可见,如《马蹄》篇讲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龅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然而,遇到驯马的伯乐,修鬃削甲,用绳索马具束缚,驱使它们急速奔驰,还须步伐整齐,行动统一,如此一来,“马之死者十二三矣”。

《至乐》篇讲到,鲁侯将一只海鸟养在太庙中,以太牢(牛、羊、猪)来饲喂,甚至为其奏九韶之乐以为娱乐,但海鸟却十分忧伤,不敢饮食,三日就死了。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庄子认为,万物皆有其自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即便是肢体残缺、环境恶劣,也不应人为干预,违背自然规律对养生有害而无益。

注重养神,修身养性

古人认为,精、气、神是生命的基础,庄子云“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因此在养生之法中,养神比养形更为重要。关于如何养神,庄子指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不应过度劳累和损耗。他还以水作比喻,“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人也应保持单纯、恬淡,顺应自然而动,即“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平易恬悛,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这里说的平易、恬淡、无为,从现实的角度讲,有排除功名、利禄等欲望和世俗琐事的纷扰,追求精神的自由和充实之意。

《庄子・让王》篇讲述了很多舍弃王位、保全生命的故事,庄子感慨道:“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可见在庄子看来,帝王功业的价值都不能与“完身养生”相提并论,而普通人为各种世俗贪欲和琐事烦扰,造成精神的损耗就更不可取。

庄子还进一步提出了养神的方法――心斋。

《庄子・人间世》记载了孔子和弟子颜回间的对话,借孔子之口阐释了“心斋”的意义。颜回向孔子请教进学之法,孔子让颜回先进行斋戒。颜回说自己家境贫穷,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喝酒吃肉了,这可以算是斋戒了吧?孔子答道,这是祭祀的斋戒,而非心斋。颜回问道,何为心斋?孔子回答:“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即摒除杂念,使心神专一,不用耳朵去听世俗的声响,而是用心聆听内部的声音,感受虚无的境界,这就叫做“心斋”。这里说的“无听之以耳”,是以耳朵涵盖了所有感觉器官,是摒除一切外部世界声色犬马的干扰之意。“无听之以心”则是进入到更高的层次,不仅排除感官的干扰,更不再去考虑任何世俗琐事,不动心于功名利禄,如此才能达到恬淡虚无之境,用气去感受自然之道,如晋代学者郭象注云“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

接下来孔子又进一步地解说,若能纵横驰骋于追名逐利的社会中而不为名利所动,向君主进谏,若不被采纳便不再劝说,便是接近心斋的境界了。“绝迹易,无行地难”也是耐人寻味的一句,字面意思是一个人不走路很容易,而走路却不在地上留下痕迹却很难,其现实意义就是一个人不作为很容易,而有所作为却不求功名却很难。如此便将“心斋”的含义阐释得更为清晰具体了。

心斋作为庄子倡导的修身养性之法,对于佛教禅宗和道家气功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不小的影响。在茶道、棋艺等需要排除干扰、凝神定志的活动中,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对于普通人而言,要达到虚静寡欲、物我两忘的境界自然不易,但若每天或每周找一段时间,像进行身体的锻炼一样,暂时忘却杂念,让头脑和心灵进行“放空”的修练,对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

养形之法――导引术

庄子的养生思想重在养神,但对于养形之术也有提及,并对后世道教养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2篇

1、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

2、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

3、“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已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外篇·天地》

4、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遥游》

5、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外篇·在宥》

6、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大宗师》

7、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庄子·杂篇·外物》

8、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

9、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理也。——《庄子·渔父》

10、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间世》

11、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在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养生主》

12、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

13、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14、“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外篇·达生》

15、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齐物论》

16、故纯朴不残,孰为犠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外篇·马蹄》

17、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

18、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

19、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

20、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刻意》

21、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庄子·杂篇·庚桑楚》

22、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刻意》

23、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24、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庄子·外篇·在宥》

25、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

26、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賷。吾葬具岂不备邪?——《庄子·列御寇》

27、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齐物论》

28、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庄子·盗跖》

29、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齐物论》

30、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间世》

31、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

32、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

33、井蛙不可以语於海,夏虫不可以语於冰。——《秋水》

34、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

35、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子·外篇·天地》

36、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胠箧》

37、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庄子·让王》

38、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39、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

40、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间世》

41、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

42、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

43、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胠箧》

44、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

45、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人间世》

46、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

47、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胠箧》

48、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逍遥游》

49、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

50、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

51、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

52、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庄子·外篇·天地》

53、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

54、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庄子·外篇·天地》

55、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吾将曳尾于途中。——《庄子·外篇·秋水》

56、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

57、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58、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德充符》

59、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

60、“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杂篇·列御寇》

61、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62、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德充符》

63、节饮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

64、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外篇·秋水》

65、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山木》

66、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逍遥游》

67、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庄子·人间世》

68、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

第3篇

“养生”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养生主》:“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而时下人们所谈及的养生,大多只是关注食物养生。诚然,营养饮食能起到辅助治疗疾病及保健身体的效果,但就“养生”的根本而言,中国传统医学和历代圣贤名家向来更注重的则是“心理养生”。“心理养生”专注于修身养性,使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达到和谐统一。

早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揭示了养生的精髓:修身立德,建立健康的人生理念。《庄子・山木》中记载:“子其意者修志以警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庄子认为,养生莫若养性,人要顺应自然天性,安时处顺,养护精神的清明淳朴,以追求人类最初自然和谐的生活状态。性格开朗、豁达宽容、心理健康者不易患病,即使患了病也很容易康复;而心胸狭隘、生性忧郁、心理不健康者则更易患病,患了病也很难康复。

孔子也早就提出了“德润身”、“仁者寿”的精神养生保健理论。他认为,养生以修德为首务,修德以修心为中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仁的核心是“爱人”,具体体现在生活中就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充分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取得精神和心理的满足,从而能颐养性情,强身健体。讲道德的人待人宽厚大度,体貌安祥舒泰,从而能得以长寿。

道家的老子主张“清心寡欲”,他说“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一个人内心淳朴清静则胸怀坦荡、旷若山谷,凡事不会与人斤斤计较,不争蝇头微利,生命便会磅礴恢宏,身心自然和谐健康。一个人如果内心长满了欲望的杂草,逼仄心灵空间容不下他人,与人相处一味勾心斗角,事事唯我自大。那么,他必将时时忍受着名利的炽热煎熬,身心一刻都不得安宁,舒适健康又从何谈起?

魏晋名士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一个为名利所羁绊的人,必然很难获得健康长寿。人要以理智求生存,不为物役,不以己悲,不要因贪图名利而损害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曾言“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他认为,道德修养是养生保健的第一要务,首先要培养“善心”,“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他指出,调养情性,无使太过,是养性的基本要领。只有人体的阴阳处于平衡状态,达到内外身心和谐,才能保证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正常,方可延年益寿。

关注身心健康,提升生命本质,让生活处处充满生机,让生命变得轻盈悠长。只有合理的养生之道,才能赋予我们健康的身体、阳光的心态。身心和谐益健康,从心养生方为上。

第4篇

关键词:《庖丁解牛》;《庄子》: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庄子》和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两种讲法,一是文本的具体解读,一是内容的整体介绍。文本解读认识的是树木,整体介绍是见识森林。但文本解读又是系统介绍的基础,二者紧密联系又各有作用,不可替代。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从作品微观探究走向系统宏观把握的路径,试图为《庄子》乃至于诸子教学中的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要这么教等问题进一解。

诸子散文,无论从作者主观意图还是从客观效果上说,都是立言的结果。立言的目的是要服众。而受众又分为当下和身后两种:征服当下读者是现实需要,征服身后受众是心理需要,后者即为不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各家既要注重内容的深刻,又要注意形式的动人。孔子就直接指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庄子虽倡言“得意忘言”(《外物》),事实上却是最用心于语言者。于是,诸子几无例外地成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经典。自然地,后代读者可以也应该对其作多维审视。但作为文学院主干课程“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中与“历史散文”并列的重要成分,诸子散文首先必须从文学角度加以介绍。如果仅限于此,诸子的价值将会减半,因为诸子所争鸣的就是哲学。或许哲学院讲诸子可以不讲文学,但文学院却不能只讲诸子的文学而忽略其哲学。《庄子・内篇・养生主》中的名篇《庖丁解牛》也不例外,本文题中所谓的“双维”是特指文学和哲学两个维度而言。

二、《庖丁解牛》的双维解读

《庖丁解牛》是一次精英与草根的对话纪录。

文惠君,旧注有一说是指梁惠王,或从“文惠君”之“惠”字作为联想依据。虽缺乏佐证,只是臆测,可信度不高,但从称呼就知道其人是社会上层人物无疑。庖丁属草根,从两方面见出:一是名字,丁即男,连名都只用性别表示,足见出身寒微,家长目不识丁才可能这么起名。二是职业,屠夫在当时属低下营生。结果却是低贱者教诲了高尚者,其中大有深意在。

《庄子》作为文学和哲学双重经典,是由具体篇章的双重经典形成的,本篇即为显例。

从文学角度看,本篇有三美:形象美、情感美、结构美。

先说形象美。这里有三个个体形象和两类群体形象:前者是明写的主角庖丁和配角文惠君,暗写的作者庄子本人。后者是庖丁的同行:良庖和族庖。

庖丁是主角,这一形象定位本身在《庄子》一书具有典型意义:庄子笔下,得道者一无例外是草根,是主角,而世俗里的精英都是配角。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庄子对精英的基本判断,“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l箧》),那些装得跟人似的爷爷全是孙子变来的,不是什么好鸟。二是基于庄子对社会的基本判断,“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这是一个动辄得咎、民不聊生的时世,这种时世的制造者就是精英。所以,这些在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在庄子眼里不配当文化舞台的主角。以后道家演变成为道教,道教以追求成仙为终极目的,它也仿照母体作风,把帝王一律排除在成仙的可能性之外,人间至尊的君王被斥之以“乏仙骨”,这是典型的文化胎记。

经典意味着特点,特点就是别的没有它自己独有的东西,这当然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结果。而这个比较首先就是与前代比较,看它提供了什么前人没提供的东西。准此,庖丁形象创造了我国文化史上两个第一个:从具体职业上说,这是第一个屠夫形象。从所属阶层上说,按和庄子同时的孟子的分法,人分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庄子之前的《论语・微子》里出现过“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和“植其杖而芸”的老者(丈人),但一来他们都是农夫,在以农为本的我国社会,地位仅次于士,二来对他们的劳动写得很简单。庄子笔下的庖丁则细致地展示了劳动过程,是第一个丰满鲜活的最底层的劳力者形象。

第5篇

1老子思想

老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其生卒年代不详,是楚国相县曲仁里人(今安徽涡阳人)。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史(为管理藏书的史官),后辞官返里,修《老子》一书,提出“道”为万物的本原、“万物之宗”这一命题。他系统阐释了道家的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人生处世哲学和修养原则。

1.1以“道”为本的天道观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认为一切由道生出。关于道,《老子》有多种解释:其一,道的特征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十四章又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其二,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其三,道是无。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这里生于“无”即是生于“道”,“道”就是“无”。

1.2“反者道之动”的辨证法思想老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他观察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例如有无、刚柔、强弱、祸福、兴废等等,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所以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还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同一性。老子还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向相反的一面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承认转化,但强调“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首先提出了“道”这一最高的哲学概念,以“道”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对于历代的思想家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战国末年的韩非,利用并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学说,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战国时期形成到汉初盛行的道家学派的黄老之学,也利用老子的“道”缔造自己的学说体系。将“道”和法家思想直接联系起来。导源于老子的黄老自然主义对无神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庄子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蒙(一说是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另外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其代表著作《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辨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辨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3“道法自然”思想

照字面上的意思,“道法自然。”就是“道效法(或遵循)自然”。其中的“法”字,义当同下面几句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的“法”。三国时代王弼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及“法”字作了前后一贯的注解:“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道”不仅产生“万物”,而且也是万物得以生存、存在的基础和保证,“道”虽是万物的根源和基础,是万物的母亲,但它从不以万物之主自居,道不控制、不干预万物,而是让万物自行活动、自行其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法自然”,即“道顺自然”。“自然”这个词不像“道”那么古老,它是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称“客体”(如自然界),而是指称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即一般所说的“自己如此”。这是这个词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主要意义。“不要勉强和强迫”意义上的自然,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即我们常说的“顺其自然”。

4“道法自然”思想对中医学养生理论建构的影响

4.1“治未病”道家思想相信人的生死命运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强调了个人主动不懈地修养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而否定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这种生死观看似“反乎自然”,实质上却是最高境界的“顺应自然”。《老子•六十四章》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是指事物在安静、平稳、正常时容易持守,一旦发生动荡、霍乱、病患就难以驾驭;没有形迹时易图谋,脆弱时容易破碎,细微时容易分解;因而,无论治国、处世,抑或养生,皆当在未兆之先、脆弱之际、微小之时、未乱之倾,防患于未然,削除于无形。又《老子•七十一章》云:“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一“治未乱”思想被引进中医学中,即发展为“治未病”理论。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4.2和于四时阴阳四季气候更替是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规律。随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变迁,万物也相应地出现生、长、化、收、藏的改变,人也不例外。于此,中医学也有着深刻的洞察,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之应也。”《灵枢•岁露》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种天人相应的观点见于《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章,充分说明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中医学整体观点的一个部分,也是中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据此,养生则当如《庄子•养生主》所示—“安时而处顺”,这一顺从四时阴阳的养生原则在中医实践中得到了忠实的贯彻。在《素问•上古天真论》《灵枢•本神》《灵枢•九宫八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篇都有这方面的观点。

4.3形神共养形是人体的一切组织器官,神即精神意识活动。道家认为,形与神是有机统一的,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它与生俱来,亦与死俱灭。《庄子•在宥》云:“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道家这一“形神相守”的思想在中医学表达为“形与神俱”、“形神相即”等。《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都强调了形与神相互依存的关系。形神相守,方能长生;若形神分离,则生命终结。

4.4调摄精神道家养生在强调“形与神合”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守神”,老子就十分重视精神修养。《老子•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指出“清静”为“道”之本性,“致虚极,守静笃”乃“道”之“清静”本性的要求与体现。《庄子•刻意》云:“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可见老子与庄子都很重视“神”的作用,重视精神修养。“唯神是守”,其要在于节欲,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老子认为,多欲是扭曲人性、损害生命的根源,主张通过对欲望的控制,调节身心,满足健康需求,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庄子也认为合乎自然法则的“素朴”才是“至道”,“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庄子•马蹄》)。中医学高度重视“唯神是守”在养生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恬淡虚无、意志锻炼和气功养神三个方面。

第6篇

1、一饮一啄:出自《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原指鸟类要吃就吃,想喝就喝,生活自由自在,后也指人的饮食;

2、餐腥啄腐:出自《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比喻追求功名利禄;

3、鸟穷则啄:出自《荀子·哀公》:“鸟穷则啄,兽穷则攫。”比喻人走投无路就会冒险;

4、众啄同音: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

5、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

养生不仅可以长寿,而且可以活得健康快乐,所以人人都需要养生。需求是拉动生产的原动力,所以千百年来被名家高士生产出来的养生方法,可以说是恒河沙数,数不胜数。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温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的养生欲望更强烈,养生方法也成几何基数增长。人们恐惧地谈论信息爆炸,养生信息爆炸已使养生者无所适从。最近到书店转转,各类保健养生图书多得让人目不暇接。任何东西多了都会成灾,养生方法一多就乱,一乱就出现矛盾。近日读庄子的《养生主》,看来看去,看出一个字: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精炼,这个字浓缩了以往所有的养生方法。

庄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但他本人一生穷困潦倒,仅作过一个时期的蒙城漆园小吏。这并不能抹黑他的哲学的生气和魅力,以及对中国养生哲学的贡献。庄子的哲学著作常以故事、寓言的形式出现,生动活泼,《养生主》讲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但庖丁解牛怎么和养生联系上?又怎么看出一个“顺”字?

顺,是一切事物发展运动的最佳形式。庖丁解牛为什么一把刀使用了19年,还“若新发于硎”,像刚磨过的一样锋利呢?解牛也算重体力活,庖丁为什么还那么“踌躇满志”、从容自得?庄子认为庖丁解牛时能够做到“依乎天理,批大,导大”,把刀插入牛骨节间的空隙处,顺着牛身体的自然构造进行宰割,刀锋不碰到牛的骨头,不但省力,而且刀锋始终锋利如初。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这样,像一般莽汉那样使蛮劲硬砍猛劈,一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虽然可以评劳模,但永远不会有这种轻歌曼舞般的效果。大自然经过亿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处于平衡状态,一切都很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顺,不但和外界顺,自身各系统的运行也顺。但是,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大自然的这种和谐,也破坏了自身的和谐,出现了不顺。养生就是使自己的身心和外界(天)相“顺”,及自己的内部的身和心相“顺”。所以那个百战百败的养生家梁惠王(他活了80多岁)听到这里,赞叹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中国哲学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讲得也是这个意思。性是什么?养生把性和命连在一起,称性命,可见性的重要。人有共性,也有个性,养生既要顺着(率)共性,也要顺着(率)个性,这就是养生之“道”。现代科学研究揭示,性既是由先天遗传基因决定,又和后天修养有关。先天不足的人不必悲观,只要后天坚持不懈地调养和修炼,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这种变化也是顺势而为,不能硬来。

顺,不但是老百姓的理想,也受到历代帝王枭雄地宠幸。据统计,中国历代以“顺”字为年号的朝廷不下十几个。其中重要的有唐代安史之乱中史思明杀安庆绪后自称皇帝,建年号“大顺”,元代最后一个皇帝也称“顺帝”,李自成打进北京也想从此顺,建立大顺政权,等等。虽然都想顺,但都没有顺成,很快成为历史上的“逆”而被。只有清初顺治帝福临算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了275年。为什么那些政权都没有“顺”下去呢?历史学家说,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的形势和民情,没有制定出一套“顺乎民意”的方针政策,就是说首先是他们的主观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客观的实际情况不顺,所以他们的政权也不会顺。“顺”,不是任何帝王枭雄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玩偶,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庖丁对牛的生理结构非常熟悉,经过多年解牛,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一条完整的牛,所以他的刀刃才会在牛骨缝中游刃有余,从不碰到骨头,才会那么顺。

“顺”,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能任意而为。这就是“无为”的含义。任何不顾自己身体情况,任意乱来,破坏身体固有的平衡,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顺”。这时就需要中医去“调”顺。

同时,顺也指出人的主观努力方向,并不是消极无为。“顺”是会意字,左边为川,为水;右边为页,页原意为头。下雨时水从头上往下流,就是顺,这是顺的原始内涵。随着人们认识的扩展,顺增加了许多人文色彩,引申意义越来越多。如名不正,言不顺,已经引申为合理。由于人们对它认识地深入,顺的思想应用受到重视。36计中的将计就计就是在军事上的应用。将计就是顺着敌方的计策,就计就是顺弯就势地设计己方的计策,可以减少损失。太极拳里的四两拨千斤,逻辑中的归谬法,讲的都是顺的应用。

因此顺并不是主观消极地顺应客观,而是在对顺的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庖丁在回答梁惠王时说到自己主观努力经过,他说,“始臣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他达到目前这个水准,经过三个阶段:即见牛就是牛(全牛)阶段;见牛不是牛(非全牛)阶段和见牛还是牛(神知全牛)阶段。这符合认识事物的三个阶段。这也是学习养生的三个阶段,也是主观努力达到“顺”的三个阶段。只有达到第三个阶段,养生才会进入自由王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曾采访过许多老寿星,他们生活看似随意自由,并没有刻意追求养生。深入采访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他们的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基本相符,也就是说是“顺”的,不拧劲。虽然他们可能是不自觉做到这一点。

庖丁解牛达到这个“神知”境界,经过不懈地努力。道家说“无为者,天道也;有为者,人道也。”天道顺而无为,人道顺而有为,经过19年才达到入神入化的程度。他不仅对牛的生理结构、刀的特点及自己能力有清楚的认识,而且,可以想象也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辛苦。养生也是如此,首先要认识天道。养生的天道就是你自己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特点。同时,还有你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能力。然后,根据养生知识去努力尽人道,顺着“肯綮”,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如果已经“缘督”而为了,还没有长寿,那么,这就是“天道”不可违,自己的认识要顺过来。养生者在临终前表现的那么从容不迫,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所说的“尽人事,听天命”。

第8篇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

首先,就本文所使用的理性概念而言,既不是将理性作为“名称”④,也不是仅将理性作为“心智”⑤来使用,而是主张理性是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通过抽象思维和推理,人们能够建立起有关某种非自明问题的信念[1]130。本文采用此主张,是鉴于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探索中,以“无情”为悬解之线,运用理性而至体悟,最终达至无欲无情、自然无为的逍遥境界。例如,庄子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理智思考,认识到在万事万物的运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通过将人生与个别事物的变化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东西,再在心灵中将综合起来的共同点升华为整个宇宙的本质;且将观察分析的结果带入自然体悟中,进而达到与天地共运,与万物共化的境界。其次,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类既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具有非理性的感觉和体悟能力。在非理性中,既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本文不是在感望的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而是特指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情绪、欲望等外,还包括无知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在《庄子》一书中,“情”字主要有三义:一是之情⑥,常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如《德充符》篇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以及《天地》篇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此五者,皆生之害也”[2]387。庄子批评纵情肆欲者会劳神焦思以至于涂灭性灵,损伤性命。二是物羁之情,常指世俗权位、爵禄之情势⑦(形势)。庄子在《逍遥游》篇明确批评了肩吾所谓的“接舆的言语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即不附世俗情势。三是指情实之情。在《养生主》篇,庄子谓丧礼上人们的哭泣是“遁天倍情”⑧,这种行为是逃避天然的本性,背离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之“情实”。与自然情实之“有情”相对的“无情”主要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最后,文章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主要鉴于庄子的思想反映出以下倾向:在个体的感性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德充符》篇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93在庄子的思想中,“无情”并不是说人无情感,而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郭注‘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实际上是讲‘道’因无情而无为”[3]。庄子的虚无之“道”不仅仅是超越现象界、经验界的绝对存在,“道”是有情有信与无情无为的统一体。需说明的是,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⑨。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欲望、本能之外,还包括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庄子拒绝由欲望、心知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之情进入人的心中,这样才能以内在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本质[4]218。

二、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中追求无情

庄子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护持恬淡素朴的心境,警惕这种心境的丧失和混乱。要保有自然素朴的心境,就要从感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超脱的关键就在于无欲无情。就人而言,有五色、五声、五味之情,它们虽为外在之物,但不是独立自存,其对人有很大影响,能引发人的,使人心迷性乱为外物所役使。“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庄子所否定和反对的,正是这种使人心乱性迷的情,亦即人之。庄子劝导人们从感性认识中抽身而返归内心,超越主观感性私欲之情而回到自然天地之情。《大宗师》篇谓“‘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正是形容个体摆脱了感性的牵绊,达到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要人摆脱感性的束缚,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是因为钟情于外物会使人为外物所役,从而丧失生命之本真。庄子把社会的黑暗、祸灾的产生归咎于人受感性和外在爵位的诱惑,归根于人的自然至真之情的丧失。比如,权势欲和贪婪心就是使人们的心灵不得自由的主要羁绊和束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人总是钟情于功名利禄等世俗事物,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疲于奔命,最终成了世俗外物的牺牲品。在庄子看来,“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名利、福禄等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面对世俗事物能控制感望而保持“无情”的心境,解除外在之物对于人的束缚,个体精神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个体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的过程,也是其超越感性自我而获得纯粹自我的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瑏瑢。只有摆脱感性的束缚,人的感官和心灵才会处于一种纯洁、空明的心境。感官和心灵处于无情无欲的自然状态,内无瑕疵,便可洞见万物的本来面目,观审万物的本然状态。庄子从理智推理和自然体悟两条途径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故主张人的行为不应随心所欲、妄意而为,而应摆脱感性食色之诱惑,追求自然之“无情”。因为“‘道’因无情而无为”[3]。

(二)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

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世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人要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除了抑制主观感性外,还要摆脱爵禄势位的束缚。“故夫知效一官……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虽然,犹有未数也”。要护持自然的心境,仅像宋荣子那样面对夸赞与非议不感到奋勉或沮丧;能够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是不够的。还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瑏瑣。人应该把握与生俱来的无情无欲的素朴本性。“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瑏瑤。至人之所以为至人,就在于能超身于物外,保守无私欲无私情的自然心境。逍遥作为物羁的对立面,根本含义也是不为外物所累。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旨在批评物对人的牵制,倡导一种自由洒脱、逍遥无羁的精神境界。人生不得自由除了受感性的诱惑之外,另一原因就是受外力牵制,也就是世俗情势的约束和为政者治国方式的限制。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瑏瑥。无人情能超脱于好恶、是非等物羁情势的束缚。庄子要人保持无欲“无情”心境,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以“齐物之心”观照万物,便可消解事物的贵贱好坏之别。他还指出,以仁义为救世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仁义礼制随着利益的对立,已丧失本乎自然的性质,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是人获得无情无欲心境的障碍。为政者应仿效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客观规律,撇开主观的欲求,一切顺其自然。“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不追求富贵爵位,顺任自然,任凭雷声闻于耳畔,天运印于心中,自然界就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百姓就能按其固有情性生活。庄子强调摆脱世俗情势束缚,治国理民顺乎人类素朴本性,这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以及为政者不顾民情的恣意妄为无疑是一付清静剂。人生的理想状态是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庄子强调对现实生活不应做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但这不是要人孑然独立于自然、社会之外,而是要随顺于万物之自然,随顺于本心本性。庄子舍弃世俗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恢复本性,保持无情无求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天下万物有其本然真性,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要保持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获得恬淡素朴的心境,就需排除各种物欲对心灵的干扰,摆脱爵禄势位等外在物羁的诱惑。“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5。人们只有排除感性、物羁情势的诱惑,才能够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情无欲的境地。

(三)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

人间之事,大莫过于生死。而在庄子看来,生死之变正像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瑏瑧。当然,庄子并非反对一切情,他亦认为人应遵循自然常情。人之本性是恬淡无为的,所以人之常情亦虚无恬淡而常因自然。庄子主张“无情”于感性、物羁情势,而有情于自然之常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庄子把人的生死放到生生化化的宇宙大潮中去体验,放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去把握。正因为此,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庄子试图依从自然运行变化规律,追索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心境。首先,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气的聚散。在庄子看来,万物的不同形态甚至天地间之一切不过是气的凝聚流散。如庄子妻死,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对他的态度深感疑惑。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为气,气变成形,形变而成生命。尔后又从生到死,这样的生死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泣,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庄子通过将人的生死与自然界个别事物的运化进行比较,把生死现象视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其次,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万物生亡的自然现象。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缝隙。《庄子》里讲到老子之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老子死时,老少哭他如此悲伤,一定是(情感执著)不必哭诉而哭诉。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长短,古时候将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子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子顺理而死,这才是自然情实。庄子将生死问题中的理智认识和自然体悟阐述得很清楚,“人能够达到齐生死的境界是通过‘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瑏瑨。庄子对生死的分析是对观察的结果进行综合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理智的分析,而不仅是体悟的方法。人只有借助理性的分析和自然的体悟,把自己与生生化化的宇宙结合在一起,才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最后,庄子借他者之言指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像王骀这样有精神境界的圣人,生死不能动摇他心灵的宁静,天翻地覆不能使其产生颓丧缺失之感。他的心处于无所对待的虚空之境,不随外物的变迁而有喜乐之情,他能够顺乎自然之情实,故能保持无欲无情的自然状态。事实上,要达到与“道”契合为一的境界,就要摒弃物欲,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即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空明虚静的心境。通过“心斋”、“坐忘”,遗弃外在之世俗,忘却内在之肉体,这样使心灵空静,便可与大道相通。达到无欲无情的自然心境就可超然于是非世俗之外,达到“悬解”的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瑏瑩”(《养生主》)。关于“悬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悬’即困缚之义;二说‘忘生死,则悬解也’”瑐瑠;三说“悬解的关键是无心无情”瑐瑡。综合以上阐释,笔者认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人摆脱感性、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刘笑敢先生也认为,“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而超脱的关键也在于无心无情”[5]160。庄子从人的自然本质的理性推究,主张人们面对生死应保持无情(不喜生厌死)的自然心境。从经验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表象,从理性角度去辨析个别事物,是一般人使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方法。而要超越生死,就需要排除世俗辩说的方法,以自然体悟去把握生死之道。所以,要达到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自然体悟,又需要理性分析。

三、自然“无情”的背后

本文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既超越了感性原则,亦超越了理性原则。前者表现为从感望中抽身而去的倾向,批评了流俗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后者质疑了现实世界禁锢的体制及物羁情势。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我们既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又看到二者的融通关系。其思想既蕴含着情势之“有情”与情实之“无情”的对立,又展示着个体自我提升与超越的路径。庄子所追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概括,而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无欲无情、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

(一)自然“无情”弥补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6]142。庄子的人生哲学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通关系及双重价值。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洞察本体世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而暴露了工具理性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则先秦时期的庄子是在科学方法极端不发达的时代,认识到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片面性,因而诉诸非理性的自然体悟去把握本体。“虽然他们各从一个极端去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却都赞成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本体,获得了一致的结论”[4]40。东西方思想家都试图在非理性领域中寻找心灵归依的场所。但庄子强调的不是心灵的躁动,而是心灵的自然运化,他主张摆脱感情、物羁情势的束缚,从食色和爵禄势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将自然无欲无情的心态融入于宇宙万物,使内在的生命与万物的运化相合,在宇宙生生息息的运化中获得心灵归依的场所。庄子推崇无欲无情、自然无为,主张过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彻底的非理性者,而是说在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生活的层面,他开辟了一条损机巧、弃智虑的认识途径。自然体悟瑐瑢,不能完全脱离经验和理性。庄子批评感性和物羁情势对人的束缚,推崇自然体悟,但他毕竟以“道”、“自然无情”这类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来表达他对本体和规律的认识。所以说,庄子的自然体悟保留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某些内容,同时其对宇宙万物的抽象与概括又含有自然体悟的特征。

(二)、情势顺乎“无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第9篇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常人眼中修为如此之高的二位贤者,在庄子眼中为何如此悲催,如此不逍遥呢?

要是翻翻古籍资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原来这位宋荣子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宋荣子是与庄子同时代的人,他又叫宋钘,是宋国贤士。宋荣子与尹文合创了“宋尹学派”,这个学派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们这一学派主张破除成见认识真理,又主张“均平寡欲”,他们号召“禁攻寝兵”,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宋荣子还差一点成了秦楚战争的和事佬,不过后来似乎不了了之了。天下之大,能像宋荣子那样“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又能有几人?

列子比起宋荣子,名气就更大些。其实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列子早就不是什么陌生人了,在语文教材中有两篇古文——《愚公移山》《两小儿辩日》,这全是《列子》一书中的文章。列子其实与庄子一样,也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物。他在郑国隐居了40年,潜心著述。列子一向低调,潜心于黄老之说,他“贵虚尚玄”,宣扬不可炫智于外而应养神于心,几乎已经达到了“和光同尘”的境界了。列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加以发扬光大。传说中他能在立春之日“乘风游八荒”,在立秋之日返回,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这比庄子所说“旬有五日而后返”可厉害多了。

庄子为什么否定他们?是他们还不够杰出,不够贤能吗?当然不是,庄子否定他们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不够逍遥。

何为逍遥?

庄子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肯定有不少老师喜欢用这句话来教育学生要努力学习,学无止境嘛!可是,庄子的原意可不是这样,老师们断章取义,其实闹了个大笑话。庄子的原话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已而为之者,殆而已矣。”这句话出自《庄子·养生主》。它的大意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危险啊!既知如此,还去追求知识的人,就只能弄得精疲力尽了。”也就是说要想逍遥,干脆就不要刻意学习什么艰深难懂的文化知识了。如此说来,逍遥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在庄子看来只有“齐物”才能“逍遥”,那么“齐物”又是什么呢?“齐物”就是指个体精神的解放,也即无矛盾的生存于世界之中,只有“齐物”才能“无为”,“无为”又是什么呢?“无为”是道家对自然界的运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它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凡事都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不能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只有“无为”才能“逍遥”,才能摆脱一切束缚,自由自在,无拘束的生活。

宋荣子错就错在“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他把自己与客观世界分开得清清楚楚的,把荣与辱弄得明明白白的,他怎能“齐物”?怎能“无为”?列子虽然可以“御风而行”,可是没有风他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无法摆脱这个外在世界的拘束,他们的心灵达不到“无为”的境界,他们尚处于“有为”之中,或者说是“人为”之中,一个“人”字加一个“为”字,这不就是“伪”字吗?所以他们“有所待”,他们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所以他们“为数数然也”,所以他们不逍遥啊!

佛家讲究修行,什么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佛家认为是大彻大悟,是放下生死。这个境界高吗?在庄周看来不够高,庄子认为只有“天人合一”才是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会有什么结果,那自然也就“无生无灭”了。

逍遥游到底逍不逍遥,逍遥游当然逍遥。

不过,大家应该明白通向逍遥游之路其实很不逍遥。我总觉得逍遥游是庄子的“理想国”,是道家的“乌托邦”。一个人要忘掉自己的存在,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才是“至人无己”,要把一切“有为”,一切功绩,一切名望,一切利益都抛弃,才能“神人无功”,才能“圣人无名”。

他要先获得一切,然后再抛弃一切;他要先苦苦追求,再慢慢思索;他要忘记自我,与天地合为一体,最后才能“大彻大悟”。

第10篇

关键词:《庄子》;旅游;道;逍遥;自由

庄子是中国旅游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庄子》一书,许多篇幅就是以旅游故事为主,描绘和阐述旅游的成分居多。庄子一生酷爱自然,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行于雕陵之樊,踪迹遍及齐、魏、楚诸国乃至山川树林。丰富多彩的旅游生活与对旅游的特殊体悟,在庄子的著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而对《庄子》的研究,从旅游这个特殊的角度去发掘、解读书中所蕴含的旅游思想,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亦“道”亦“游”:道与旅游的相融相合

“旅游”是“旅”和“游”双重行为结合的产物。“旅”是旅行,外出,“游”是游览、观光和娱乐。二者合起来称为“旅游”。旅偏重于行,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之义。“道”是老庄哲学和美学的最高概念和中心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也是《庄子》的基础和核心。“道”的初义是道路。《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1]这里的“道”就是“道”的初义。字形上看,道从“辵”“首”声,“辵”即“行”,“行”分“彳”、“亍”,彳亍而行,即是自由自在地走;“首”本义是头脑,首居中间,表明行动的归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人在路的中间自由自在的行走,就是“道”。“道”这个字,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传统旅游方式的特点和古代旅游者的形象。

“旅游活动是以自由生命活力为轴心,在广阔的四维空间里运动、旋转、展开,使自由生命得以完善、发展和推进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有益的特殊活动”。[2]《庄子》之“道”的现实出发点,是以自由为轴心,使生命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历程。《庄子》认为,“道”即无为,无为即逍遥。《庄子·天运》云“逍遥,无为也。”《大宗师》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里的“观于天地之谓”即是旅游,是人对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进行沟通、体认和回归的过程,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最著名的就是《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观鱼的记述。“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表面看,庄子和惠子谈论的是哲学上的认识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在旅游中观鱼的生动记述。《庄子》一书,记载和描绘旅游的地方还很多,譬如《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人世间》“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知北游》“知北游于赤水之上”,《天运》“子贡南游于楚,孔子西游于卫”等,完全可以看出庄子是在旅游中得“道”的。旅游可以得“道”,亦可以论“道”。《庄子》开篇的《逍遥游》,借鲲鹏南游来阐释“道”的遥遥无为之境。《应帝王》借“天根游于殷阳”来阐述顺物而天下治之理,《山木》借庄子游于雕陵之樊来探讨逐物之忘其真,《人世间》借“南伯子綦之游”来明辨有用与无用的关系等,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

可见,《庄子》之“道”,是在具体的旅游实践活动中产生、获得,并得到体认、升华和发展的。“道”不仅是《庄子》的最高哲学抽象,也是《庄子》旅游思想的原始印痕。旅游得“道”,旅游论“道”,道游一体,不仅促进了传统旅游与道家哲学、美学的相融并构,同时也昭现了《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完美辉映。

2.逍遥之“游”:庄子思想的现实土壤

最早的“旅游”概念,出自1927年德国蒙根·罗特为代表的《国家科学词典》。这就等于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旅游”一词,没有“旅游”一词,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旅游活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深谙观光的民族,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旅游活动,古人是以一个“游”字概之的。《说文解字》解,“游”作古水名,其义有“旌旗之流”,又作“遊”,指与陆地相关的行为活动。[3]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在《广雅释诂三》中把“游”引申为“出游、嬉戏。”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外物》中说,“游”是熟悉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传导出顺其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携带着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影子。“自由性与非功利性是旅游两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和标志。”[4]现代旅游活动这一显著特征,会通了古代“游”与现代旅游的本质特征,今天的旅游是古代“游”的本义的延伸和发展。

《庄子》内、外、杂三十三篇,内篇以《逍遥游》始,外篇以《知北游》终,杂篇以《天下》尾,这样的体例安排,与其说是庄子哲学体系逻辑结构的完美体现,毋宁说是庄子旅游的全过程。《逍遥游》开篇的“鲲鹏图南”,旅游活动就开始了,出发点是“北冥”,目的地是“南冥”。《知北游》又正好与《逍遥游》的旅游方向遥相呼应,出发点是南端,回归地是北端。《庄子》虽然描述的不是具体的旅游过程,可是庄子的一切思想,一切议论均是在这由北向南、又南向北的旅游过程中生发、体认、完善和发展。阅读《庄子》,也如同在进行旅游,据初步统计,《庄子》一书曾多处使用“游”字,其中内篇约有三十多处,外篇有四十多处,杂篇也有二十多处。庄子从各个层面对“游”进行了描述,他所追求的养生之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等,均是从“游”中产生,从“游”中创立,从“游”中建构的。譬如《人世间》“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也”。《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外”。应帝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等等,“游”字在庄子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庄子之所以如此青昧于“游”,一方面在于他想借助旅游这一现实土壤,即不受“外物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让自己的思想得以生根、发芽。诚如孔子14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海德格尔对生存问题进行思索,是为了“诗意的栖居”一样。另一方面,旅游的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特性,正好符合庄子游于虚境、无所限制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符合他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符合于他对一种精神现象进行哲学的抽象和理论的概括。

“旅游活动自然就是审美活动,其本质、功能、作用就是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自由生命。”[5]说旅游是《庄子》的现实土壤是不为过的,广义上讲,庄子“逍遥游”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就是自由生命。狭义上看,庄子的“游”又离不开旅游,并与旅游有许多共同的属性的特质,两者均是为了达到了旅游审美的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目的。

3.神与物游:主观精神的自由遨游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而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的时代,亦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福转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世间》)的现实凄惨人间。当时古人常常是谈“游”色变,旅游基本上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和阻碍的。现实旅游的种种限制,使庄子的旅游审美方式成为一种主体直觉的旅游审美,即旅游活动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实现,通过想象也能进行虚幻的、广阔的空间旅游。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身在尘世,精神已投入宇宙,游历于自然,与造物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著名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故事,就可窥视到庄子旅游的印痕,“梦游”、“心游”、“神游”的出现,不仅拓展了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内涵,使旅游审美成为了一种主要是心理和文化行为的活动,也使庄子成了“神与物游”旅游审美方式和旅游审美思想的始作俑者。

神与物游,古代又称为“神游”、“梦游”或“心游”。《庄子·养生主》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的“神”指的是人的精神,即审美主体,物则是审美客体,指自然景物。“神与物游”就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心理活动,贯穿在《庄子》思想中,就成了一种仅限于主观精神的自由的思想遨游。《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老聃与孔子关于“游”的对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借老聃之口,阐述了他深邃的旅游思想,以天地万物自然为至美,以“乘物以游心”为至乐。显然,庄子的“神与物游”是不受“外物约束”的、目的是在主观精神世界中达到的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笔者认为,这主要来自于庄子对“现实”各种束缚和约束的痛苦感受,来自于对人类沉沦和堕落的认识。客观上讲,“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受到的限制无所不在,人要在“客观世界”中摆脱来自各方面对自身“行动”和“行为”的限制,是完全不可能的。庄子“神与物游”的旅游审美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在“主观精神世界”中人可以达到对一切限制的克服和解脱,可以从容自游,可以无拘无束。因此,庄子的旅游审美的目的是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虽然《庄子》的旅游也有所谓的“尘世之游”,如“以游世俗之间”、“虚己以游世”等,但它同“物与神游”并不矛盾。“身处世间”却与“世”往来,“心”在世外又在世上,在这个精神自由的旅游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层面的超越和提升,使主观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自由得到充分的表现,最终达到的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

综上所述,《庄子》的哲学思想,与所渗透出来的旅游思想,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庄子》的哲学思想,因为有了旅游美学思想表现得更加玄虚和深邃,而他的旅游思想,又秉附哲学思想被描写的超脱和飘渺。《庄子》一书,不仅可以从纯哲学的角度来发掘和继承,从旅游的角度来解读和穷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3]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2年版

[2][5]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1篇

国外医学专家认为人类21世纪进入精神疾病时代。上个世纪中叶以前是传染疾病时代,后来进入普通疾病时代。精神疾病时代重要特点是疾病由精神因素引起,或疾病主要表现为精神症状,或可用精神疗法治愈的疾病。所以国外防治和治疗精神疾病的医学研究蓬勃发展,许多研究认为在飞速发展竞争激烈疲于奔命的现代社会,如何用宁静梳理自己的人生,是当代社会养生的重要课题。于是许多教导人们如何入静的方法也应运而生,如《美国心脏病学杂志》就曾以最新科学成果介绍如何冥想静坐的方法,认为对有轻微高血压的人,可以把最终死亡率降低23%。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当代社会遇到的许多精神疾病其实在古代上层社会早已出现过。所以许多中国医学著作都有针对精神疾病的养生方法。翻阅古代中国养生著作,“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之一。从春秋战国时的《老子》、《庄子》、《黄帝内经》到汉晋南北朝的董仲舒、嵇康、葛洪、陶弘景,从隋唐宋元的孙思邈、吕洞宾、朱熹、丘处机、邹铉、王到明清的刘一明、薛、吕坤、龚廷贤、高濂、曹庭栋等,历史上著名的养生家的养生著作中都经常出现这个“静”字。他们认为养生必须养静,正如曹庭栋在《老老恒言》中所说:“养静为摄生要务”。

今人也常用静字,用得最多的是安静,指没有噪音污染。“心静则凉”,则是指心境平静。这和古代养生学中的“静”字有联系,也有区别。“静”是一个形声字,从青,争声。本义是彩色分布适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静为天下正”。正,就是不偏不斜正好,也就是世界的一种正常的自然状态。所以“静”就由彩色的自然分布状态,引申为事物的本源形态。任何人为地干扰,都会影响事物的“静”。庄子说“静则无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无为”是指不要在客观事物前有所作为,以免影响对事物的观察。

养静就是使自己的身心达到一种最佳状态。宋代朱熹说“心静则气自和”,人处于“静”的状态时,身体里各种生化反应都会正常进行,身体状态良好,免疫力最旺盛,很少得病。同时,由于思维正常,客观公正,看待和处理事物不会走极端,人际关系良好。这就是善良之人,不但是健康的标志,也是身心健康的条件。美国大学研究人员经过对7000多人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善恶确实对人的寿命有影响。心怀恶意和他人不融洽的人死亡率比一般人高出1. 5倍~2倍。

中国古代养静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住关键点,这是一种纵向的思维。身体各个部位都需要静,中国古代养生家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其中心静最重要。因为心是人体所有器官的主,认为“凡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人能化毒性以救死(见《冯氏锦囊秘录》)”。心不静主要表现在心躁,《管子》:“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那么如何才能去躁?明代薛在《读书录》中指出:“少欲则心静”。因此,古代养生家提出“寡欲”或“适欲”,作为心静的不二法门。

另一个特点是横向的思维,不把静绝对化,体现中国古代养生家的辩证思维。静是对于动而言,没有动就没有静,只是养静是解决问题的症结,所以不提“养动”。古人认为“阴阳者,动静之谓”,所以《阴符经注》里讲:“不于至乐,不安于至静,能栖神静乐之间,谓之守中”。所以不是禁欲而是适欲,不是久坐不动,而指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黄帝内经》)”。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也证明,绝对的静,绝对的没有压力,对身心并无益。

我国古代养生家关于养静的论述,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也是很有意义,为我们浮躁的心找到了一个家园。我们可以在那里为思想充电,为太热的心降温,以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健康。编辑/廖星

第12篇

Wang Xin

(Baoji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Baoji 721013,China)

摘要: 庄子作为我国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中蕴涵着宝贵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

Abstract: As our famous thinker at Pre-Qin days, there are profound precious education thought in the ideas of Chuang Tzu, such as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which is inspiring greatly to higher vo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关键词: 庄子思想 教育 启示

Key words: the ideas of Chuang Tzu;education;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7-0141-01

0引言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长久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得到大量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对庄子的的研究集中在哲学、文学等方面,极少关注庄子的教育思想。其实庄子思想中蕴涵着宝贵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比如因材施教、重视实践、追求自由等思想,都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1因材施教以促进个体发展

庄子崇尚自然无为,实为主张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积极作为。

“昔者海鸟至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胬,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至乐》)这是说违背鸟的生活规律养鸟,尽管待遇很好,鸟还是忧悲而死。“夫以鸟养养鸟者,宜之深林,游之陆,浮之江湖……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至乐》)所以应按照养鸟的方法,放于自然而生,正像水对于鱼和人的不同作用一样。万事万物各有其性格特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并顺应其特性,采用相应的对策,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从庄子思想中吸取营养,坚持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在当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开始减少的形势下,我国的高职院校,特别是地市级高职院校学生是高校录取的最后一批学生,生源结构逐步变化,学生的成绩相对比较落后,学生的知识、素质、学习习惯等差异较大,其兴趣与个性更加复杂。针对这一现状,高职院校应该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高职教育成才观,对入校的高职学生进行摸底,摸清各专业班级学生所处的不同知识与素质层次、兴趣与个性。根据其特点,因材施教,分层次、分类别进行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在获取知识、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成为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一是在必修课教学活动中,对于不同专业班级学生,根据课程特点,进行必要的共性教育,又要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结合实际学习状况,归类进行重点指导,以使不同基础的学生都得到应有的提高。二是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兴趣与愿望,指导学生参加选修课教学活动,使不同兴趣与特点的学生乐意学习,既学到知识,又完成教学任务。三是在第二课堂教育活动中,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特长与个性特点,指导组建各种兴趣小组、社团组织等,安排举办具有职业特点的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活动,发挥学生特长,各尽所能,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使学生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2专注实践以提高职业技能

庄子重视劳动实践,认为在实践训练过程中,“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达生》),用心专一,会提高技能,乃至逍遥。

“Y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因其“不反不侧”,“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达生》)驼背老人心志专一于捕蝉,经过锲而不舍地训练,达到洗练的技艺。又如“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达生》),“梓庆削木为L,L成,见者警犹鬼神。”“工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达生》)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养生主》)这些都写出了专技者经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实践与探索创造,技能精巧纯熟,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这也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体现以技术应用为主体的教学特色。正如教育部2006年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多方面改革。实际上理论学习是高职学生学习的弱项,应根据生源特点,挖掘学生的长处和优点,因材施教,所以高职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实践教学,必须把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突出的地位,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学理论,在运用中掌握理论,大力提高职业技能。

3飞扬心灵以提升人生境界

庄子把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以其充满诗意的奇文展示了对美好理想的无限憧憬。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游》)“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庄子主张无待、无己,超越名利等现实的羁绊,达到与天地精神的默契与统一。他以达观主义的情怀去解悟人生的真谛,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现人生的精义,以生命的不断提升和超越成就完满人生。

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但决不能办成仅仅是组织教学和培训工作的地方。职业的本质不在于职业所要求的技术,而在于职业的社会价值。职业社会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技术,但仅仅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求从事职业的人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其他社会生活能力。职业不仅是人们谋生的渠道,还是人们从事社会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因此,高职教育不能单纯着眼于技术的训练,要针对高职院校生源特点,从职业的文化性出发,帮助学生养成自信、阳光心态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理念,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人际交往能力、社会价值判断与审美能力、社会组织与协调能力等。因而,我们需要努力创设优良的教育环境,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培育文化精神,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教学生学会知识、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承担责任,从而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4月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提出,职业技术教育不是终极教育和简单的技术培训,而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是提高人的能力与技能、面向就业和发展人的创造性的一种教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