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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语的成果应用问题
尽管学术界对公示语的英译研究如火如荼，但在现实语言环境中，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误译现象仍在重复。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直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所谓“两头热”，就是群众和专家学者两头热，所谓“中间冷”，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中间 冷[32]。也就是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和标准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和有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政府、职能机构、翻译服务机构、标识制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体系化质量监管机制还很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学术研究和国家标准制定及地方标准规范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行为积极有效地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现实当中去，使其发挥应有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功能。
五、趋向预测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局部不乏深邃观点和独到见解，但就整体而言，在深度和广度仍有研究空间，还有很多值得开垦之处。
首先，拓展研究范围。目前学者们对中文路牌、路标、警示语等公示语翻译规范研究较多，但其他类型的，如社会宣传、广告口号、国际会议横幅、体育赛事宣传语等文本的翻译问题有待更近一步的拓宽和规范。此外，“诸如环境保护、危机管理、安检防恐、无障碍设施、规约制度、城市交通、景点解说、应急救助等方面的公示语是国内明显‘空缺’或‘急需’的，系统引进是当务之急。”[26]（30）
其次，重视实证研究。这是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趋势，尤其是接受者信息反馈工作在国内做得还很少，其实证研究更有空间。因此，应积极采用样本研究、问卷调查、海外考察、误译问题定性与定量评估等多种手段全面了解外籍人士对公示语翻译与使用的反馈意见，以便取得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数据，实施更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加强中外译者、国内外专家的有效合作，从而使公示语英译研究以更具规模、更具实证性、更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断发展。
最后，加强交叉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公示语英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明显，这就要求今后的公示语翻译与其它学科和领域的结合研究应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譬如，公示语翻译可与美学、语境学、语用学、认知科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以及生态环保、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经济建设等项目或工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六、结语
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它不仅关乎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还与国家语言规范化建设和国家语言政策息息相关。无容置疑，我国公示语英译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各地对公示语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译写标准；二是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三是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因此，有必要对公示语翻译工作从译写标准、译员资质、管理体制、监控和修正机制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力争做到有章可循、按章执行，其最终目的是有效治理公示语垃圾，净化语言环境，优化国际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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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语的定义
公示语（Public Sign），从字面意义来看，可以阐释为公共场合展示的语言标示。在翻译研究领域，研究者对于公示语定义如下：用于公共场所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目的的一种特殊应用文体。它的定义涵盖了之前被称之为标语，警告语，标示语，告示语等广泛应用于广告、商业、运输、交通、政治各个领域中的词汇含义。如今，公示语一词已经取代这些词汇，作为它们的集合体，成为通用的被大家公认的流行词。
二、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
公示语翻译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其中包括历史和历时研究，公示语翻译研究在国外有着比较长的发展历史，现在已经较为成熟和规范。“在我国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实际上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语言学、翻译学学者对公示语翻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掀起了持续高涨的热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方面。我国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正式起步于1989年，随后迅速发展，参与面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后业已成为中国专家、学者和整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开始凸显自身独有的研究特点。”[1]
（一）公示语翻译研究方向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对公示语汉英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向：
1.特定地区公示语翻译调查分析
如《公示语翻译问题实例举隅》（万正方，2005）、《北海公园公示语及景点提示语翻译十问题浅谈》（金龙，2005）、《王教授公示语翻译研究系列》（王银权，2006、2007）、《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成都不容忽视的软件建设―浅析目前成都市公示语汉英翻译存在之问题》（郭力嘉，2008）、《公示语翻译的再思考》（邵有学，2009）等。
2.公示语翻译错误归类，原因分析和改进建议
如《公示语翻译中的语用失误探析》（赵小沛，2003）、《公示语英译错误分析及对策》（韩洁，2007）、《“和谐”号之不和谐：动车组公示语翻译失误分析》（王银泉，2009）等。
3.公示语概念界定
如《公示语的功能特点与汉英翻译研究》（吕和发，2005）、《澳门公共牌示语言及其翻译研究》（张美芳，2006）、《公示语及其汉英翻译新论》（龙江华，2007）等。
4.公示语翻译方法和策略探讨
如《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贺学耕，2006）、《公示语汉英翻译原则的探索》（刘法公、徐蓓佳，2008）、《翻译模因论视角下的公示语汉英翻译》（林姣姣，2009）等。
5.公示语翻译理论导向的描述
如《公示语及其翻译》（仇全菊，2005）、《论告示的语用等效翻译》（刘建刚、闫建华，2005）、《从“目的论”的角度析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王宁武，2006）、《汉英公示语翻译及其译学理据》（王银权，2007）、《公示语翻译规范化理论基础探讨-以乌鲁木齐市公示语英译为例》（刘小玲，2009）等。
（二）公示语翻译研究特点综述
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大致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1. 研究成果极其丰硕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2月，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公示语翻译有关的论文达2000多篇。研究人员不仅有资深学者，还有青年才俊。研究逐步深入发展。从最早的收集误译实例、开展语义层面上的选词和语法分析，发展到从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功能特点和文化内涵以及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上的错误，再发展到从语用学、社会符号学等角度来讨论公示语的翻译。
2.实证定量和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新趋势
2006年以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并对取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公示语翻译中的一个新趋势，不少研究人员都侧重对某一城市进行公示语翻译状况调查的分析和总结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 近年来，公示语翻译的范围、功能等有了新的补充和发展，正尝试与生态、法律、美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3.集体研究引起高度社会关注
200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汉英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标志着我国公示语翻译集体研究的开端。随后，全国各地翻译协会和高校的外语院系开始牵头当地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在我国的公示语翻译研究中，中国翻译协会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中国翻译》开辟了“公示语翻译”专栏，引领全国公示语翻译研究。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积极参与各种公示语翻译活动，不少地方的政府、人大、政协等组织高度关注公示语翻译问题，全国的电视、广播、新闻报刊以及主要门户网站等现代传媒也纷纷采取措施强力支持公示语的翻译研究。
三、公示语翻译未来研究方向
从学术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国内学术界针对公示语方面的汉英翻译开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体系性和规范性，因而难免存在着不少缺憾，方兴未艾的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我国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现状综述创新理论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公示语翻译理论的研究有待加强，公示语汉英翻译急需进行更加深入的基本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包括结构比较、翻译转换、多译本、文化差异、与其它学科的结合等方面的研究。不仅要有纯理论研究，更应该把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让翻译理论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既要坚持已有的指导原则，又要紧紧围绕国内传统翻译理论，还要善于借鉴国外优秀理论。现今，国内相关部门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质量检测、评价和有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研究者更少。因此，我们要借助计算机和互连网的优势，积极探索和建立科学、健全、规范的公示语汉英翻译的国家和行业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和监控机制，供全社会公开使用，并不断修订和完善，从而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公示语汉英翻译的接受者信息反馈目前在国内还做得很少，社会对此也不够重视，以后要设法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积极采用样本研究、问卷调查、海外考察、误译问题的定性与定量评估等多种手段全面了解外籍人士对公示语翻译与使用的反馈意见，并大力加强对国外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和借鉴，以便帮助我们提高公示语汉英翻译质量。
摘要：以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据，从语言、文化、交维三重维度探析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以杨宪益译本为参照，探析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对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实现整合性译论研究。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红楼梦》；服饰颜色词；整合性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不仅思想内涵深邃，而且语言艺术精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对《红楼梦》作品的研究与评述逐渐形成一门显学，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而对于该作品的译介研究也逐渐向跨学科领域延伸，形成多元维度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对主流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发现，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叙事学、跨文化交际、功能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论、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视角探究《红楼梦》作品的译介，而从跨学科的生态学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尤其是将生态翻译学与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翻译理论的整合性研究视角探究《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元维度的整合性翻译研究，以期为中国文学典籍的海外译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参考维度与研究
视角。
二、核心概念界定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译理念，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1]，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关联并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维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和描述。（胡庚申，2003）
三、生态翻译维度下《红楼梦》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人物不仅形象丰富，其服饰描写更是绚丽多彩，与自然景物相得益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底蕴。据统计，《红楼梦》中梳理出的服饰颜色词达228条之多，分属红、黄、蓝、绿、紫、褐、黑、白、灰、杂等10种颜色范畴，[2]例如海棠红、碧玉红、杨妃色、蜜合色、松花绿、鱼肚白、秋香色等；这些缤纷的服饰色彩，不仅烘托出红楼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揭示了作品深邃的文化内涵。
（一）译者在“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从英汉颜色词的构词方式来看，汉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红、绿、白等）、限定颜色词（水红、绛红等）和实物颜色词（葱黄、桃红等）；而英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单词颜色词（如red，purple），复合颜色词（如pale green），实物色词（如peach-red），可见，英语和汉语颜色词的构词方式基本相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适应性选择转换时基本保持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符号维度的对等，例如：“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3]（第三十六回）将文中“白绫红里、红莲绿叶”中颜色词进行直译，译为：“ A white silk stomacher lined with red”， “The lotus flowers were pink， the leaves green”。
（二）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跨语际的语言转换活动，必然受到语言所承载的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4]（包惠南，2001）。《红楼梦》中人物服饰色彩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因此翻译中，应透过文本层面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第八十九回描述黛玉“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锦裙” [5]，此句中的“杨妃色”让人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倾国美人杨贵妃，这一颜色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据《太真外传》记载， 玄宗曾将杨贵妃醉颜比作海棠，因此将海棠红命名为杨妃色[6]，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相关历史背景，将“杨妃色”译为“pink”或“reddish”，使译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具有生命力。
（三）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分析主要基于实指和喻指两重维度，即语言维度和文化维度，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思想的突显，人物服饰的生态色彩也逐渐由富丽堂皇趋于暗淡，隐喻了封建大家族由兴到衰的悲剧结局，因此，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应符合这一生态环境的变迁，将翻译重心转移到交际意图维度，脱离文本形式的束缚，考察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红楼梦》中描述鸳鸯道“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裙子” [7]，黛玉初见宝玉时，宝玉“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8]，两处均使用“青缎”描述人物的穿着，颜色词“青”在我国古代属于抽象色，兼有灰、黑、绿、蓝之色，因此，译者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生态语境，将其译为“black stain”，再者考虑到宝玉是男子，将“粉底”（靴）译为“white soles”，黑白相称，更为符合男士装扮，也契合了生态翻译论关于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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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墨子 欧美研究 综述
欧美学者的墨学研究近年来成果很多，本文就近现代海外的墨学研究进行简略介绍与述评，希望可以从中寻找到新的研究角度。首先，本文从《墨子》的英译问题出发，了解欧美学者在进行墨学研究时所了解的文本语境。其次，重点论述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还有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兹的墨学研究成果。再者，对近年来欧美学界对墨学的研究进行分类，以期找到新的研究角度。最后，对欧美学界的墨子研究进行简述，并对以后墨学研究的前景进行预测。
一、关于《墨子》的英译问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的诠释和研究与日俱增。并且陆续有许多专门讨论中国经典的新书及论文集问世，而且研究的质量亦在持续进步中。相对于孔孟的儒学派和老庄的道学而言，关于墨子或者说墨家的研究就显得冷门一些。到目前为止，有关《墨子》的英译主要版本如表所示：
综上，欧美学界对《墨子》的论著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史，论述墨子生平及其思想时，对《墨子》的主要内容进行翻译解释，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等。第二类是关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对《墨经》的翻译和研究，如《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等。第三类是对《墨子》原文的翻译，如《英译墨子全书》等。
综合来看，从21世纪起，西方的研究慢慢从大的先秦思想史转移到个案研究。在2006年汪榕培、王宏的《墨子》全译本之后，欧美学界对墨子及其学说又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催生出了另外芍中碌娜译本。自此欧美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上升到了另一次层次。他们不仅仅集中对《墨子》的伦理道德进行研究，还从宏观上对墨学进行观察。但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墨子》的英译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阐释上。如艾乔恩的《墨子全译》一书，语言通俗易懂，但仅仅是对字面意思的翻译，很难达到学术的高度。
二、欧美学界对墨子的主要研究
1.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作为较早对中国先秦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西方汉学家，葛瑞汉对墨子及墨家学派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墨学研究的代表。
葛瑞汉有关墨学研究的论文有：《〈墨子・小取〉的逻辑》（1964年）、《墨子论辩的语法》（1971年）、《后期墨家论〈墨子・大取〉中的伦理学和逻辑学》（1972年）、《对墨家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1973年）、《〈墨经〉的结构》（1978年）、《〈墨子〉核心篇章中反映的早期墨家分派》（1985年）、《自私的权利―杨朱学派、后期墨家》（1985年）等等。主要专著有《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等。
首先在墨子及墨家的认识上，葛瑞汉认为墨家实属士阶层。国内研究一般认为，墨子即墨翟，但“墨”准确地说并不就是他的姓，很可能与其工匠职业有关。葛瑞汉认为，墨家实际上已经是当时的士阶层了。因为墨子及其弟子是具备军事才能的能工巧匠，他们大多接受过教育以及技能的训练，并且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并给予任用。因而他说“我们不妨把墨家看做近于或属于士阶层的新贵，他们带来了有别于儒家人物大多从属的旧的世袭的士阶层的新气象。”[1]
其次在墨家学说的认识上，葛瑞汉将墨家学派归作道德功利主义者。他认为墨家中的“利”是墨家判断所有传统道德的检验标准。葛瑞汉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的序别指出，“墨家自身是道德主义者，他们用功利原则来判断所有问题，他们从诡辩论者获得的是一种逻辑十分复杂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并且认为墨家的辩论是中国最早的理性论辩的开端。很多学者对这一看法持有异议，本文在后面的论述中将有指出。葛瑞汉在早期作品《后期墨学的逻辑、伦理和科学》中把墨学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引起西方汉学家对墨学的大力关注。他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理性论辩发端于孔子的第一位论敌墨翟，并在对立的学派的冲突中以诡辩的形式发展。”[2]该书是葛瑞汉全面系统阐述包括墨子思想哲学在内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的一部专著。也是他墨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最后在墨学后期的分派上，葛瑞汉持“分三家”的观点。分别是纯粹派、妥协派和保守派，并详细讨论了三派的争论内容，如“三表法”等。他在《后期墨家的伦理、逻辑和科学》中认为后期的墨家世界图像是“由一种具体而又特殊的物体所组成的宇宙，每一个都带有相互渗透的性质，物体都处于随时间变化的空间中，通过必然关系而相互关联在一起，而这些必然关系和它们的名称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类似的。”
2.史华兹 （Benjamin I.Schwartz）
史华兹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部顶峰之作。他在该书的第四章专门对墨子及墨学的相关问题给予了集中讨论。
史华兹认为墨家学派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学派。他认为，墨子的宗教纯粹与他对人类的关怀有关。墨家学派的成员以爱为己任，“（他们）很容易在这项知识事业自身蕴含的逻辑中进入忘我的境地，尽管他们的大师坚持的是功利主义的教义。”[3]史华兹认为墨子学派是领属于精英阶层的，他们是“精英性质的先锋队”。其次，他还对儒墨对待宗教性观念（天命、鬼神等），对待人类终极的利益和幸福（仁、爱、礼、乐等），对待社会所需人才即贤人的不同作了详细的比较。在儒墨对待创新的问题上，史华兹指出儒家更多的是述而不作，而反观墨家，则是鼓励创新。很多学者对墨家的军事技能上的创新是给予高度赞扬的，如葛瑞汉在《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中就说：“墨家让所有的传统道德都受社会功利性的检验，而且公开地捍卫技术创新。”但史华兹认为，墨家只能算是实用主义的创新，即在工艺上、技能上、军事技术上、论辩方法上进行创新。而对于社会真理，墨家则仍然是一个传述者，或者说，墨家仍然期待自己作为一个传述者。因为墨子非常尊崇上古三代的圣贤君王的，因而他有很多诉诸于古的做法。譬如其“兼爱”、“非攻”、“尚同”实际上都是向更加朴素、更无修饰的文明的靠拢。最后，他还对墨家命运的衰亡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儒家找到了接近政府的途径，而墨家则“极端地偏离了精英文化中的某些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4]。
3.其他汉学家的研究
对于其他汉学家的研究，主要从其研究的具体方面出发。
关于文本研究方面，大多西方学者从翻译学和跨语言学角度出发，如早期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何莫邪（C.Harbsmeier）以及近年的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以及王安国（Jeffrey K.Riegel）就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墨子》中的政治伦理的书写进行深入研究[5]。艾乔恩则从翻译角度对《墨子・大取》和《墨子・小取》进行剖析[6]。Erik W.Maeder从《墨子・十论》出发，他首先承认前辈学者对《墨子・十论》是早期墨家三个各自独立发展的学派存留下来的文字结集这种看法，然后再进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独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实来描述这些学派的形成过程。在对《十论》中某些文句的重复出现考查时，Maeder指出《十论》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还推论这三个明显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书晚期，也就是大约在秦汉之际，未加鉴别地收入进来的。[7]戴卡琳等也认为《墨子》这本书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和门徒编撰而成。因此，在进行《墨子》文本研究时不能预设《墨子》具有一种一贯的、统一的思想主张，因为该书本身就是跨时空的累积型作品。
关于墨子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乏人在，如华霭仁（Irene Bloom）曾对墨子和孟子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墨子所谓的心性是从客观层面来实现的，即为了解决伦理道德的秩序问题提出“兼爱”，用以作为人类实现终极利益的保障。在比较过程中，华霭仁认为墨学中的利己主义思想是自私的表现，这归因于其对墨子的了解不够深入，是其墨子研究中的不足。此外，随着对先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不少学者就墨子是否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一点上，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近年来多有学者参与讨论，Kristopher Duda、Daniel M.Johnson 等学者都曾写过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Kristopher Duda对墨子是利己主义者给予肯定。在其论文《关于墨子的道德基准的再思考》指出墨子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
在墨学后继复兴的问题上进行阐述。西方学者在研究墨学的时候多对其渊源承继作出论述，特别是在对墨家的后继及其影响方面给予关注。如Dan Robins就写了一系列的关于后期墨家研究的论文，譬如《后期墨学及其逻》《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学者》等等。Dan的研究角度新颖，是近年来墨学研究中的佼佼者。如在《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学者》一文中，他就从语言的借用和语言的稳定性出发对后期墨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推讨[8]。还有从墨家道德影响出发的，如Owen Flanagan。而美国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则从整个大中国的思想史出发，他们指出“即使像墨家这样一些准理性主义者，虽然曾经向着与西方相似的逻辑试验的方向努力过。然而他们的影响在汉朝以后就消失了，儒学的最终胜利实际上将这个哲学从传统中排除出去了。16世纪时对后期墨家的再发现并不能为这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取得重要的立足点提供机会。事实上，只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那时只是为了对西方的挑战作出回应，墨家才被再一次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9]这样的说法有武断之嫌。同样是在墨学后继的问题上，戴卡琳（Carine Defoort）则着重探讨了墨家“十论”主要内涵以及从韩愈、王阳明身上找到墨家的精神并进行一系列的论述，并且认为晚清时期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就是对墨学的一种重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然，国外对墨子的研究还有在军事思想、《墨子》的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研究，兹不赘述。
三、 总结
近十多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其研究视野的开阔，思考问题的多角度，值得当下学者借鉴。其研究中的不足亦值得反思。对欧美学者在墨学研究的成就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拓展了文本研究的角度。学界多认为西方汉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内容上。事实上，对墨学文献的文本训诂、章句的校勘正是近年来许多欧美学者着力所在。他们从古代汉语的文法分析，术语的运用，语言结构的分析着手，对墨家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形式校勘和版本校勘表明他们对文献的极大重视，这也值得国内学者反思。当下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文本的作用而强调现有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倒置本末。通过对文本的考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作品的深意、作家的创作动机，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其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其次，深化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国内学者在对墨家进行研究时也有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如结合西方传统的逻辑学和古印度的因明学进行比较研究。而欧美研究者则从外国文化、文学整体出发，对墨学进行深入探查，并将墨学置于整个中国大思想史上进行研究。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借鉴的。
最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路径。欧美学界对墨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思想层面的研究，他们会从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因此，欧美学界的研究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特色。这种研究大视野是我们研究所缺乏的，我们往往从小处、从微观着手，不善于从宏观、从整个文化生态着手进行研究。
当然，欧美学界对墨学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文化语境上。西方学者缺少对中国实际文化的深入了解，因此，他们在对墨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对中国文化有所曲解。他们运用西方的学科理论去解释中国传统的理念，这固然是融贯中西文化的有益之举，但是如果忽略了一定的文化语境就会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再者，在以《墨子》《墨辨》为文本进行墨学研究时，欧美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以偏概全的现象。这是因为他们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没有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参考别家的论著导致。先秦学派文献往往呈现出交叉错杂的倾向亦值得注意。
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研究的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存在。对墨学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研究都应考据批评，严谨深刻，才能不断走向深入，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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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93-194.
[5] John Knoblock、Jeffrey Riegel .Mozi.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13.
[6] Ian Johnston .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02，Vol.27 （4）.
[7] Erik W.Maede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re Chapters” of the Mozi [J].Early China，1992，Vol.17：27-82.
摘 要：本文以美国翻译学家安东尼・阿皮亚的深度翻译理论为视角，从聆听、通俗、人文和综合四个方面，结合对经典武侠电影《东成西就》中英文字幕比较分析，提出弥补现有的关于武侠电影字幕里民族特色文化词语英译缺憾的两种策略。
关键词：深度翻译；电影字幕；翻译策略
电影，在的眼中，是继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之后的第七艺术。而在市井的眼里，它更像休闲娱乐时的一抹小清茶。而电影中的武侠电影，不仅作为民族电影的标志，也是不少外国人了解中国电影的窗口。丰富的历史，动荡的社会、沉淀的人文在中外影迷的心中，掀起一层层浪花。随之而来的电影字幕英译，成了国内译界的一个研究课题。
追本溯源的讲，中国武侠电影，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千多年前经典武侠小说的影响。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成熟，到八十年代稳中求进。随势而出的功夫喜剧，更加让武侠电影的英译随着其内涵的丰富变得多元且困难重重。
究竟以何种方式解读武侠电影？
深度翻译理论
文章本着“文本有限度，解读无止境”的原则，以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在1993年基于“深度描述”提出的“深度翻译”为指引，试图用不仅是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文化人类学方法为出发点，研究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翻译理论，而且，“在翻译文本中，通过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的厚翻译和厚语境化”的翻译方法去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为翻译提供了研究的新空间的“文化转向”[1]之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天平似乎逐渐从源语文化倾向了译语文化”（皮姆把这种翻译变化归纳为，“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的翻译问题。让对“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和亚文化”关注的，“以相对主义为原则，充分关注和体现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差异”[3]的深度翻译方法，在有中国特色文化词语英译中发挥它中立性和中庸性的积极翻译补偿作用。
电影样本选取
翻译文本选择的是经典武侠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的对白。方法是比较分析法结合逻辑综述法。除了由影帝影后营造的经典场景之外，因为融入了一度难以归类的典型王家卫式的“生命的呢喃”的语言，[4]让这部电影字幕的英译更应丰富。众所周知，即使一部单纯的电影字幕翻译，它的丰富性也不言而喻。除了严格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外，钱钟书先生还把聆听性、综合性、通俗性作为电影字幕制作时考虑的必要因素。[5]而集历史、人文、武术、喜剧和道义等为一身的电影，它的字幕翻译更需要全方位解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本文仅从电影《东成西就1983版》中的武功招式和俗语的英译这两个方面，阐释“深度翻译”对精益求精的中国武侠电影字幕英译的指导意义。
翻译策略改进
电影字幕翻译中常会用到异化和归化[6]的方法。同时可能涉及直译和意译[7]的概念。有时还会细化到加注这种方法。虽然，它们一直在保护原语文化和中国特色词英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较为单一的方法对丰富的电影字幕翻译稍显趔趄。下面，是改进的两种翻译策略。
（一）直译型加注法
在中国武侠电影中，习语出现的频率很高。在《东成西就》中，“红男绿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红男绿女，出自清代作家舒位《修箫谱传奇》中：“红男绿女，到如今野草荒田”一句。
因为在古代，为官的男子所着礼服的裤子为红色，代表此人声名显赫；而众星捧月的女子则要青衣黛眉才能彰显其貌美卓姿。故而有了红男绿女的说法。随着使用的变化，“红男绿女”一词也可概述川流往来的俊男靓女。
显然，“红男绿女”表层完整的英译为Red is stand for man，while green stand for women.而它深层的含义还有光鲜亮丽的帅哥美女，也就是Fashionably dressed men and woman.将这个词在置身于节奏明快的武侠喜剧电影《东成西就》中，它的字幕的英译必然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进一步压缩。众所周知，压缩并非精简，浓缩为宜。该剧译者先采用直译，于是就有了Red man，Green woman 的说法。接着，在后续部分出现“红色代表男的，绿的才是女的”的句子后，补充说明了该词表层和深层的含义。采用这种直译加注的方法，不仅让观众对色彩词语修饰下的人物性别的描述产生了兴趣，也以简短对称的话语愉悦了影迷的耳目，还一箭三雕，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
（二）直译加异化型加注法
有别于其他电影，武侠剧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五花八门招式的横空出世。这些玄而又玄的功夫的命名和成语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在电影《东成西就》中，眉来眼去，情意绵绵和干柴烈火等词频频点爆全剧。倘若单纯从电影字幕英译后观众视听的接受性和实效性因素考虑，cast sheeps eye sword style，lovey-dovey sword style 和 fire-strike palm会是“眉来眼去剑”、“情意绵绵刀”和“干柴烈火掌”英译的不错选择。可仔细推敲，这种释义方法丢失了武侠电影有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特色。于是译者将其译为“To converse with eyes”sword style，“Endless love”sword style和“Encounter between dry firewood and blazing flame”Palm。作为民族电影，武侠电影的字幕英译自然不能缺少区域特色。而身兼商业电影特色的武侠电影，除了通过多种方式体现本身喜剧幽默彰显力的同时，更是要用原汁原味的中华民族特色语言表述所讲之物去吸引世人眼球。
结论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细细品读，韵味无穷。从深度描写发展起来的深度翻译，不仅能为中国特色词的英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直译加音译已成为不少人认可的民族特色词有效翻译策略的环境里，以深度翻译指导下的，平衡了民族特性和全球共性的意译加归化的弥补性翻译策略让类似中国武侠电影字幕类的民族特色词的英译有了更全方位的解读，真正能帮助读者去了解到原作最想传达的思想。（作者单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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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Wuha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ts scenic spots need to be standardized. This is where many overseas tourists and students in Wuhan feel that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The authors have mad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of the C-E translation of scenic spots in Wuhan City and found many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f scenic spots, this paper mainly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some typical errors of the translation, hoping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the city image.
关键词: 景点介绍翻译;跨文化交际;应对策略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scenic spot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oping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7-0191-03
1绪论
1.1 旅游翻译的定义著名旅游翻译、跨文化交际专家陈刚教授在其专著《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一书中对旅游做了以下定义:旅游翻译应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进行的翻译(实践),属于专业翻译。概括的说,旅游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跨心理交际特点上表现得更加直接、更突出、更典型和更全面。
这个定义准确、全面地体现了旅游翻译实践的特点和理论依托。
依据旅游翻译自身的特点,陈刚教授对这个“专业翻译”进行了以下类别的细分。
①按翻译手段分类:导译;口译(视传、交传、同传);笔译;机器翻译。②按语言和符号分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③按译出语/译出文本和译入语/译入文本分类:本族语――外族语;外族语――本族语。④按翻译题材分类:专业翻译;一般性翻译;文学翻译。⑤按翻译方式分类:全译;部分翻译,节译、摘译、阐译、改译、编译、参译、译述、综述/译和译写等。⑥按旅游翻译者分类:按职业性质分类,分别为机构翻译、旅行社职业翻译、旅行社全职导游、旅行社兼职导游和自由职业导游;按工作区域(或业务范围)分类,分别为机构翻译、旅行社职业翻译、地方导译、全程导译、定点导游和国际导游。
1.2 跨文化交际与旅游翻译跨文化交际意识是一种翻译观,一种态度,是有效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跨文化交际直面全球化文化交流的现实。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的字工句整的追求,还是经典翻译的近乎于宁“死”不“曲”的直译;无论是强势文化个性的“食人”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特定需求。相对而言,对象是单一的,需求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成为“相见早,晚想闻”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多层面的,不同文化交际的范围既有局部小范围,也有全球大空间。库尔文化交际是翻译标准确定的依据。“信、达、雅”,“神似、化境”,“通顺、流畅”,形势对应、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异化、归化等都反映了特定时代对于特定文本翻译标准的认知。而标准制定或确认的依据是原作者、译者或文本本身,涉及的文本基本局限于典籍经传、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和科技研究等。现代跨文化交际,尤其是跨文化营销传播,针对对象明确,强调有效性和精准性,为此翻译标准的确定也强调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2中英景点介绍公示语特点及其异同
2.1 中英景点介绍的文体差异
2.1.1 中文景点介绍文特点在对名胜古迹的介绍上,中西方景点介绍所采取的语言风格不同。中国人介绍景点时,在语言形式上,受古代骈体文影响,讲究整齐对偶、声韵和谐、辞藻华丽表现为大量使用排比对称、四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烘托性的语言,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以美的享受。除此语言特点外,还常引用历史事实、文学典故,突出景点的历史沉淀。但读者从中获得的只是一些笼统抽象的信息。
2.1.2 英文景点介绍文特点与汉语相比,英文旅游宣传资料则强调生动平实,其文风则更为质朴,多以真实照片式的记录来代替反复渲染,总体风格较实。夸张性、渲染性词汇概率远小于中文,从句式上说,英文句式简洁明了,直达主题,很少有汉语中为造势而做的同义重复,英语的描写往往是以名词、动词、副词、非谓语动词以及主要由这些成份组成的自由修饰词为其主要结构特征;描写法往往通过提供细节来向读者显示出某种印象,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2.2 中英景点介绍行文差异原因
2.2.1 中英民族哲学思想差异中国人所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追求的多是虚虚实实、遮遮掩掩的朦胧美;而英美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崇尚一种简单明了、实实在在的明快美。这种文化背景中哲学思想差异最能导致中英旅游资料语言风格的差异。中英文化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由于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上的差异,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中国哲学强调悟性,强调天人合一,人与客观世界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张人对自然、社会的参与,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西方传统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在主观与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地强调的是摹仿和再现。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强调理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体现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的风格,语言上最忌重复累赘,追求一种自然流畅之美。
2.2.2 中英民族美学习惯差异汉民族的写作美学一贯强调景物描写“意与境混”的上乘境界,追求那种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高度和谐、融为一体的浑然之美:“有意境而已矣”(王国维语)。因而,人们常常将景物的内在意蕴依附于其外在的表象之上,使具象的景物获得抽象的人格和情感,做到情与景相融、虚与实相生、意与境相偕,在描绘外界自然美的同时无时不在传递一种内在的情感美,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几乎成了汉语景物描写的常式。这就使得其语言表达常带有很大的虚化成分和模糊性,景物刻画不求明晰,物我一体,人文色彩浓郁,给人的感受往往是意境深远但缺乏客观清晰的具体描绘,具有一种超越现实、虚实不定的朦胧、变形之美。然而,这种虚化和变形却能迎合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被认为是一种绝妙的联想和生动的“比兴”。
英语的景物描写则不然。从英语的审美角度来看,汉语渲染的这些虚象会过于笼统含糊而显得失真。英语更多地借重鲜明可感的具体物象来逼真地再现客观景物,而不刻意在描绘的言辞上作过多的意象渲染。它的语言大多明晰客观符合理性,是“站在自然之外”去欣赏自然之美。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用直观的具象罗列而不是意境的深化来传达实实在在的景物之美,以达西方“摹仿自然”、“再现现实”的艺术审美效果,力求忠实地再现自然。西方哲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就主张美学的最高境界便是“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尽管它也用夸张、拟人等各种修辞手法,但在表述实境实体时却往往是实打实的客观描绘,力求准确不走形,让读者有一个直观清晰的印象。因而在遣词构句、修辞风格上常常显得简洁朴实、明快利落、流畅。
3调查
3.1 调查目的:了解武汉市旅游景点中英介绍语现状。
3.2 调查对象:游客和学校学生(尤其是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的同学还有老师)。
3.3 调查方法:不记名式问卷调查;随机抽样。
3.4 调查时间:2009年2月28日。
3.5 调查内容:在武汉旅游时借助的主要向导;武汉市旅游景点英文翻译帮助程度;准确与清晰程度;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一致程度;翻译错误分布;您的意见和建议。
3.6 调查发放数:150份。
3.7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回收问卷145份,有效问卷14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到96.7%。
3.8 调查结果
3.8.1 受访者情况
3.8.2 选择情况
4调查结果及统计分析
4.1 旅游英语翻译错误主要分布方面
经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武汉市旅游景点英文翻译介绍语存在很多问题,从调查问卷也可看出,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文化方面的问题和语言本身的问题。由于旅游英语的翻译属于一种文化交流,所以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语言之间的对应,而且还应该保证原文内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的体现。这就要求译者对景点名称的来历、内涵、以至相关的历史文化具有深刻透彻的了解。不仅如此,译者的语言功底也会在英译名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在旅游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同时在文化和语言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以求翻译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4.1.1 文化方面的问题旅游景点翻译准确与否不仅取决于译者的语言功底,而且要求译者对于其背景知识有清晰的了解。有些译者单单从景点名称的字面意义来译,就难免会出现译名的“深层结构”不对等的情况,不仅无法传达中文译名的深刻内涵,而且有时候会让西方游客不知所云。
武汉市区位于蛇山之上的黄鹤楼历来就是一个极富文化底蕴的旅游景点,其景区内的亭台楼阁大多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鹤楼公园南区的鹅碑亭就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相传书圣王羲之在黄鹤楼下养过鹅群,有次与某书生聊天论鹅,称鹅是“禽中豪杰,白如雪,洁如玉,一尘不染”,他越说越激动,情不自禁写出一个“鹅”字。后人爱之,隧立碑建池。鹅碑亭,译为“ Goose Character Pavilion ”,好像不太妥当。首先,“ Goose Character ”这个说法,就可能让外国游客不知所云。再者,该亭以鹅字碑而得名,在译文当中也当反映这一文化内涵。因此建议改为“ Pavil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鹅’”,既能传达该亭的来历,也向外国游客传播了中国整齐美观的方块字。
位于黄鹤楼公园北区的一览亭,坐落在白云阁东北侧北山坡上约 126 米处。该亭译为“ Full View Pavilion ”。“ View ”作名词时意为“从某处看到的东西;(尤指)自然美景;风景”,所以“ Full View Pavilion ”有可能被西方游客理解为“包含所有美景的亭子”。实际上,一览亭亭名是由唐代诗人杜甫《望岳》诗中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而来,所以其蕴涵的意义为从此座小亭,可以看到全部的美景。英文译名建议改为“ Full-viewing ( Yilan ) Pavilion ”。此处采用反注法,将“一览”的汉语拼音放在括号里加注,是为了传达从诗句中而来的该亭名称的美蕴,也是为了加深他们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了解。
而黄鹤楼景区内的费亭( Fei Yi Pavilion )和奇章亭 (Qizhang Pavilion) ,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对于那些对中国古老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游客来说,这两个英译名理解起来肯定有一定难度。费亭的来历最早记载在南朝祖冲之的志怪小说《述异记》中,讲述有个江陵人荀襄在黄鹤楼遇见仙人驾鹤并与之交谈的故事,此驾鹤仙人就是费伟。所以费亭的英译名建议采用增译法,改为“ Pavilion of Fei Yi, a Crane-riding Immortal ”。奇章亭位于白云阁东侧山北坡 274 米处,该亭是纪念唐敬宗宝历年间任武昌军节度使的牛僧孺而建造。由于他任职期间政绩显赫,因此他逝世后,被宣宗追封为奇章郡公。同样,为了让外国游客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奇章亭的英译名建议改为“ Pavilion of Qizhang Duke, an Ancient Official ”。位于武汉东湖风景区内的“祝融观星”中的“祝融”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中的火神,因此翻译时也建议加注,“ Statue of Zhu Rong, the God of Fire ”。以上这些例子都建议采用增译法,是为了保证原文内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让外国游客能够领略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加深他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认知和了解。
除了那些以人名、地名或古文诗句中的词语命名的景点之外,还有不少景点是以景点本身的自然景观来命名的。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传达中文名称中的喻意,以避免出现中英文译名不对等的情况。
位于黄鹤楼公园北区的石照亭,始建于宋代。据史志记载,北宋初年黄鹤楼西下临崖处有块石色苍涩的巨石,明亮如镜,光澈鉴人,每逢夕阳斜射,便炯然发光,名曰石照。于是人们在石旁建亭,亭因此而得名。石照亭,被直译为“ The Stone Mirror Pavilion ”,似乎表达不够地道,不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建议改为“ Pavilion of a Mirror-shaped Stone ”,更清晰地刻画了该巨石的形态也传达了该亭名称的来历。
4.1.2 语言本身的问题英文单词大小写错误。这种错误在一些景区的导游图上出现,如在磨山景区正门口的景区导游图中,就有此类错误。再者,在黄鹤楼景区景点分布图上也存在,如紫薇园“ Crape myrtle Garden ”应为“ Crape Myrtle Garden ”。位于归元寺附近的武汉中华奇石馆内的简介牌上也刻着“ Wuhan Chinese Rare stone Museum ”,显然是没有注意大小写。东湖风景区的鸟语林门口也有类似的导游牌,上面的“ Brief Introduction to Wuhan Eastlake Birds paradie ”。
英文单词拼写错误。跟上面的大小写错误一样,此类错误在景区内也不少见。如武汉动物园导游图介绍“dag”应为“dog”,景区标牌上治安保卫“safe grard”应为“safe guard”,狮虎表演“lion and tiger shoning”应改为“lion and tiger showing”。还有许多动物名称及景点名称的拼写错误,在磨山景区及黄鹤楼等景区也都有类似低级错误。
语法错误。以上的两个错误都属于比较基本的语法错误,译者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在诸多的景点译名当中还存在有较深层次的语法错误,如动词形式使用不当等。如黄鹤楼景区中有个“瞰川亭”,译为“ Overlook The River Pavilion ”,显然是使用了不当的动词形式,因此建议改为“ River-overlooking Pavilion ”。同是位于黄鹤楼景区内的“流云亭”,译为“ Remain Cloud Pavilion ”,也属于同样的问题,建议改为“ Cloud-remaining Pavilion ”。黄鹤楼景点分布图上“抱膝亭”的译名为“ The Pavilion of Hold knee ” , 很显然 , 介词“ of ”后面不能直接接动词原形 , 这个译名在大小写、单复数上也存在疏忽 , 应改为“ The Pavilion of Holding Knees ”。武汉动物园景点介绍语中“The top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Zoo is unique.”主谓并不一致,“is”应改为“are”。 在武汉植物园的简介中,“4D影院立体直观的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植物王国”被译为“In the 4D cinema, the audience will be thrilled to find itself completed immersed in the plant kingdom.”这里“completed” 应改为副词形式“completely”,另外此句翻译的也并不准确。
5应对策略
景点介绍文字是一种特别的应用文体,属于“信息型+呼唤型”文本,要实现其文体在译文中的再现,绝非易事。我们问卷调查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您对提升武汉市旅游景点中英介绍语的意见和建议?”,经过细致的统计、分析和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武汉旅游景点中英介绍语应该注意:其一要符合其文本功能特点,即体现信息与呼唤功能,其二要符合英文读者阅读英文景介语的习惯,并照顾其认知背景信息,尽量弱化中文景介语过分修饰与夸张的语言特点而表现英语质朴平实的特点。由于原文不是专门为外国人写的,而是为具有大致相同文化背景的本国人写的,原语读者一看便知的东西,译文读者可能完全不懂。所以,原文的信息量对于原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来说是不同的,对前者较多,对后者较少,甚至空缺。因此需要译者多加以解释和增补。英汉两种语言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其文体和句法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中西文化的诸多差异,以及景点介绍语的特殊性,我们在进行翻译时绝对不可生搬硬套,而应灵活处理。在不脱离原文的前提下,处理好文中的文化因素,译出外国游客可以接受的好译文,满足外国游客通过旅游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程尽能,吕和发.旅游翻译理论与实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历史;音乐美学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085-01
一、两本西方音乐史书的对比陈述
当前，我国已出版的西方音乐史著作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翻译西方音乐学史家所撰写的，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音乐史学名著，如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等;二是我国学者所著的专业性特别强的，为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所撰写的教材，如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等;三是为一般音乐爱好者所写的普及型的西方音乐史。[2]这些音乐史学著作适应不同读者学习西方音乐史的需要，为我国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我将以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两本书进行陈述性说明。
《西方音乐通史》的主编是于润洋教授，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编者以扎实的实证为基础，以深刻的理论总结为依据，显示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内容十分丰富，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较为客观。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七总编进行论述，分别是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洛克时期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时期音乐、20世纪音乐。各个总编中又细分了好多章节。[1]该书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对音乐历史分期的界定、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代表性作曲家的生平和创作，都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
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其定位为音乐艺术院校的公共课教材，同时可以作为音乐艺术院校音乐学专业的参考教材，也能为一般音乐爱好者自学、了解西方音乐史提供帮助。
这本音乐史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共分为十章，分别是古代音乐、中世纪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早期浪漫主义音乐、民族乐派的兴起和繁荣、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印象主义音乐、20世纪的现代音乐。它的特点是短小精炼，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教材的条理性与简明性互补，能够适应普通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或者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师教授西方音乐史公共课的需要，也能使学生较快地掌握西方音乐史的大纲和掌握考试要点。
这部著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由于书中作者引用的文献史料和音乐考古的图像资料较少，更多呈现的是作者的叙述性文字，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来龙去脉的了解。
总体来说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系统性、逻辑性突出，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于润洋教授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专业性特别强，不仅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且对专门的音乐研究人员也是一本不错的书籍。
二、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综述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与撰述是一门科学，它需要丰富细致的音乐史料、广阔深厚的理论视野和严谨客观科学的评价态度。纵观西方音乐史，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追求个性是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的音乐流派纷繁复杂，音乐风格上更是百花齐放。作曲家强调自己音乐理念的“创新”，都以其独有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在西方音乐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西方音乐的理论技术还是文化内涵都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带动和引导着其他国家的音乐发展与音乐走向。从古希腊时期音乐至今，神秘的西方音乐已沉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三、西方音乐史的综合性体现
研究西方音乐归根结底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技术上不断地将文化、哲学、美学等一系列文化填充进来，让西方音乐这个大文化更具有生命感。在学习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西方音乐史进程中的诸多艺术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看似只是各个时期音乐情况的介绍，其实，它的知识体系与音乐学下属的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学好它，需要懂得其他相关学科如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的相应知识。这些学科的相关知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辅助我们对于音乐进行分析、认识、审美和感悟。[4]对于这样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要想学好它必须阅读更多的相关书籍，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我们应该通过西方音乐这个媒介，用心去感受西方音乐的魅力，用广阔的视野去欣赏西方音乐所承载的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
[2]田可文，陈永.西方音乐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东亚美学 传统形态 现代形态 对立互补
〔中图分类号〕J11；B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51-07
一、东亚美学的三种景观
韩国成均馆大学于2015年2月召开“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的会议，以此为契机，东亚美学学人一起深入思考了全球一体化时代美学中的独特现象：东亚美学的特质。这其实是各非西方文化一直都面临的问题，就东亚来讲，可以套用近年来关于中国美学的讨论方式徐碧辉：《“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并扩而大之，名曰：是西方美学在东亚，还是东亚美学在世界？西方美学在东亚这一命题意味着：美学只有一个，这就是西方美学扩展全球，传入东亚之后，东亚学人用西方美学模式写出把东亚审美现象包括在其中的具有普遍性的美学论著，所形成的东亚美学话语体系（这一话语的困难是如何透彻解释传统东亚的特质）。东亚美学在世界这一命题内蕴着，东亚有自身的美学，这就是在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前，东亚地区在自身的共同美感中形成的具有东亚特点的美学，包括东亚的现代审美现象，也要由这一美学核心来予以说明（这一话语的困难是如何全面解释现代东亚的特质）。两种言说各有其立论的时空基础，而当要从自身具有强势的时空进入到弱势时空时，则困难重重。因此，“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之问，也可以看成是两种美学正处在一种分裂和对立之中都不能一统天下所产生之问。
在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后，东亚学人在两种较为不同的场极中，言说着两种虽有交迭实则不同的东亚美学。一种是以东亚的传统美感为基础，借用西方美学的学科框架，道出东亚自身的美感特质，中国的宗白华、韩国的高裕燮、日本的大西克礼的论著具有代表性。二是以东亚的现代审美现实和美学话语为基础，完全用西方美学的模式（以及作为西方美学变体的前苏联美学模式），以其学科框架、主要术语、言说方式对之进行言说，建立起了与西方美学模式甚为相近的美学话语，这是目前东亚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在中国，有朱光潜《谈美》（1936）、王朝闻《美学概论》（1979）、李泽厚《美学四讲》（1999）等；在韩国，有白琪洙《美学》（1986）、金文焕《美学的理解》（1989）、美学大系刊行会的《美学大系》（三卷，2007）等；在日本有大V保治成《美学与艺术论》（1933）、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1963）、竹内敏雄《美学总论》（1979）等。
因此，可以说，东亚美学有三种不同的美学景观：一是以原生态样式（即西方美学尚未进入之前）存在的东亚传统美学，这是一种呈现传统为主的美学；二是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后，用美学之学科框架，对传统审美样式进行美学总结，得出具有东亚美感特质的美学理论的东亚美学；三是完全依照西方美学的原理和基型，虽然也把对东亚现代以来的美感历史进行反思概括，并且也进军到传统原生态之中而欲将之重构的东亚美学，但更主要的是把西方美学视为普遍性美学，而站在一种美学的普遍性上，把东亚的材料与西方世界的材料合在一种，以东亚的身份和东亚的语言，讲述一种（相当于美学在东亚的）普遍性的美学。
“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的答案，基本上可以在对以上三种景观的解说、研判、综合里得出。
二、传统东亚的共同美感何以成为美学
东亚的千年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文化圈的共同文化，汉字的普遍使用，儒学的普遍存在，佛教的普遍影响，在东亚各地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差别中，构筑了一种共同的东亚心性，同时也在这共同心性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共同美感。我们看到，汉诗在中日韩的普遍写作，文字的共同性成为共同美感的重要基础之一。辞赋写作在东亚的普遍性，从中国江淹《别赋》，到高丽朝李仁老的《红桃井赋》，再到嵯峨天皇《重阳节赋》，其共同美感是明显的。文化中的一些主题也在东亚各地飘荡，比如严子陵形象、竹林七贤的形象，不但在中国，也为韩国和日本所吟诵，三神山的传说，也在韩国和日本广为流传。乃至不少文学的情调都极为相似，比如中国嵇康、韩国成三问、日本大津皇子都写过绝命诗，让人感受到相同的心的跳动。中日韩在美感上的紧密相连，一看就可以见出相互之间的密切交流，日本和歌的五七调，韩国母语诗歌三四调，韩国的时调，都与中国诗歌有紧密关联。在诗歌上，中国古诗，日本和歌，韩国的时调，在彰显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东亚的共同美感。在叙事上，中国的小说，日本的物语，韩国的说话和小说，在呈现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彰显了东亚的共同美感。在叙事作品中，中国喜欢就某一主题反复重写，在重写中又增删变换着主题、地点、人物、情节，日韩也热衷于翻案文学，比如中国的《剪灯新话》、韩国的《金鳌新话》、日本的《御伽婢子》就构成了东亚翻案文学中的关联、区别、共性的典型妙例。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同样如此，与西方比起来，东亚文学最有特色的理论形式是闲谈式的“话”而非西方型文论逻辑谨严的“论”，中国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韩国李仁老的《破闲集》、日本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分别引领了中韩日的诗话形态的兴起。在诗论的内容上，中日韩也呈现了共同的美学原则，比如诗言志的理论，中国《诗大序》、韩国《诗史序》、日本《古今集》真名序，对之都有言说。再比如诗应有余情余味的思想，在中国严羽的诗论中，韩国洪万宗的诗论中，日本藤原公任的诗论中，都可以看到对此的精彩之论。又比如，好的诗歌应当在运用文字的同时，又感觉不到文字，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心传心。在中国司空图的理论中，韩国慧湛的理论中，日本祗园南海的理论，都可读到对此的精妙言说。再放眼望去，在建筑领域，中国、韩国、日本的宫殿、城门、庙宇、府第、居室、园林等建筑中，有一种东亚的共同美感形式。在美术领域，中国的画院画、文人画、版画、年画，韩国的真景画、风俗画、南宗画，日本的唐绘、南画、浮士绘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一种东亚的共同美感形式。在戏剧领域，中国的昆曲、京剧和各地方戏曲，日本的能乐、狂言、净琉璃、歌舞伎，韩国的假面剧、木偶剧、唱剧，同样流动着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共同美感。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仅以上例子，已经可以毋庸置疑地得出：东亚文化确实存在特色鲜明的共同美感。
然而，东亚各国却了无一本以“美”为名的论著。乍一看来，东亚文化是有美（审美现象）的存在，却无美学（关于审美现象的理论）。但是，上面举的诗话的著作，以及诗论中的诗言志，诗要有余情余味，诗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是东亚关于诗美的理论。再进一步看，当西方美学整体分解为各个具体部分（美的哲学，美感经验，各门艺术，自然美、社会美、技术美等等）的时候，其每一部分在东亚都可以找到理论水平上绝不低于西方的理论言说。这表明东亚一直有着关于美的理论，而且绝不逊于西方。然而，东亚确实没有一本以美为书名的论著。这是不是说，东亚美学只有各个部分的精妙之论，却无总体概括的总体之论呢？不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东亚美学是一种与西方美学不同性质的美学类型。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美学是区分型美学（Definitive Aesthetics），那么，东亚美学是关联型美学（Correlative Aesthetics）。区分型美学作为一种在理论上把握美的特有方式，具有相互关联的四点：区分、划界、实体确定、名言。关联型美学作为另一种从理论上把握美的方式，具有相互关联的四点：关联、互渗、虚体体悟、活言。两种不同的美学模式，细讲起来较为复杂，笔者写有专文，张法：《从世界美学的两大类型看美学在当今世界的演进大势》，《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敬请参阅。这里只提出一点，区分型理论方式必然产生以美――一种不同于一般美感（Sense of Beauty）的专门美感（Aesthetics）――命名的美学（Aesthetics）。关联型理论方式必然会以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美。总而言之，在西方文化以现代形态大规模进入东亚之前，东亚文化具有共同的美感（这一共同美感存活在东亚人的内心深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东亚特质的美学（这一美学存活在东亚传统言说美和艺术的各类话语之中），即不同于西方区分型美学的关联型美学。正因为东亚存在着独具形态的关联型美学，当西方的区分型美学进入东亚之后，才可迅速地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起东亚各国的美学史，而东亚学人才可以很快看出自身传统中丰富的美学资源。可以说，东亚传统中本身存在的关联型美学，是东亚美学的基础。虽然它不是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存在，而却确实存在。它的存在，不但让我们从中更容易地体悟东亚的共同美感，也让我们理解了现代的东亚美学为何以当今的两种方式产生。
正是东亚美感的千年存在并以物质和文献的方式进入到现代东亚的这一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三、“美学在东亚”型的东亚美学
西方型的（或者说）作为一学科的美学进入东亚，因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扩展到东亚而产生。这一美学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美学名称的定译，二是学科体制的建立，三是美学原理论著的出现。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是日本在先，中国在中，韩国在后，但在性质上基本相同。我更熟悉中国，且以之为例。第一阶段，美学名称的定译。“aesthetics”一词传到东亚，西方传教士、日本和中国学人曾选用不同汉字词汇与之对译，如有“佳美之理”“审美之理”（由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86年的《华英词典》所用）、“审美学”（由日本小幡甚三郎撮译、吉田贤辅1870年校正的全二册《西洋学校轨范》所用）、“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所用）、“佳趣论”（由日本西周1870年的《百学连环》讲义所用），“美妙学”（西周1872年的《美妙学说》[进讲草案]所用）、“艳丽之学”（华人颜永京1889年翻译出版美国心理学家海文《心灵学》时所用）、“美学”（日本中江兆民1883 年译《维氏美学》[上下册]所用，该书翌年3月由日本文部省编辑局先后刊行）……最后，“美学”一词在日本成为定译，这一定译进入中国之后，在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美学”一词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译。第二阶段，教育的学科设置。张之洞等组织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随后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13），国文学中列入“美学概论”。这一系列的运作，使美学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学科。第三阶段，在美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后，中国学人借鉴西方的相关论著，较快地写出了美学原理著作。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1917年的第1、2、3、4、6期，未完。1923年吕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学概论》，从此之后，美学原理著作不断出现。仅在战火不断的民国时期（1911-1949），就出版美学原理著作15本。民国时期美学概论著作除本节提到的4种外，还有吕：《美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23年；陈望道编著：《美学概论》，民智书局，1926年；范寿康编：《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徐庆誉：《美的哲学》，世界学会哲学丛书，1928年；李安宅：《美学》，世界书局，1933年；王钧初：《辩证法的美学十讲》，长城书店，1933年；金公亮编著：《美学原论》，正中书局，1936年；傅统先编著：《美学纲要》，中华书局，1948年；萧树模：《美学纲要》，世界书局，1948年；马采：《论美》，美术研究会，1948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朱光潜按西方美学模式写的《文学心理学》（1931，乃《谈美》的学术版）和蔡仪按前苏联模式写的《新美学》（1947）。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进程，西方型美学成为主要形态。中国如此，日韩亦然。
在世界现代进程以来的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东亚学人是怀着同样的信念而对之进行移置，从而让东亚拥有这一知识的。但是，东亚学人对西方美学的“移置”（这更鲜明地从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中体现出现），或者换言之，东亚学人对东亚美学的建立（这更主要地从东亚按西方美学原理所写的美学著作中体现出来），是在两种语境（Context）中进行的。一是东亚深厚的传统美感，二是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
先从东亚传统美感方面看。东亚学人对美学的移置或曰建构，是以东亚自身的传统知识为背景进行的。东亚的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暗中对东亚美学的建构发挥作用。从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理论来看，东亚美学的建构是东亚传统（构成东亚学人建构前的解释学视界[horizon]）与西方原有美学（这是一种不同于东亚的新的视界）对话而进行不断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产物。这样，在主观上，东亚学人要按西方的美学原则建立起东亚美学，在客观上，其在建立这一美学之时又无意识地同样也是必然地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到这种美学之中。这从几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美学命名上，西方的aesthetics是与日常美感（Sense of Beauty）不同的具有专门性和特殊性的美感，东亚并无这种美感，因无法找一个适当的词，而只有用一个与之最接近的普泛性的词“美”加上与aesthetics中的-ics相对应的“学”来对之命名。严格地讲，这样的命名已经（又不得不、且必然要）偏离了西方aesthetics（美学）的原意（这里可以写一本大书，但离题太远，且点到为止）。第二，aesthetics（美学）之定义来自这一特殊的美感（Aesthetics）的定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对之有经典的论述：这种aesthetic（美感）不是来自感官的（不同于功利），亦不是来自知识的（不同于概念），也不是来自道德的（不同于道德）。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对之补充说：世界中的一切，包括人体、社会、自然、工艺、科学等，都有美，但这些美的混杂的，从这里得到aesthetics（纯正的美感）是偶然的（而这种偶然的获得，也一定是按照审美心理学诸流派讲，要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技术，如距离、直觉、内摹仿、移情等等，才通达到），而艺术是人为美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在艺术中才可以得到纯正的美（Aesthetics）。这里应当专门指出，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特质不是现实，而是虚构，因而艺术与现实功利、知识概念、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从而，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以上两种经典性的西方著作，对西方区分型美学的特征有甚为清楚的彰显。而在东亚的关联型美学中，就美而言，美不是与真和善区别开来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说文》里释美：美，善也。释善：善，与美同意。当然这里的“同”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关联且必须关联。就艺术而言，以诗文为核心的艺术，其基本特质不是虚构，而是写实，从而与现实的方方面面紧密关联。在文学上，要文以载道；在绘画上，要以“一笔之管，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在音乐上，讲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这种关联，如《红楼梦》第五回中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杨慎所讲的：“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总纂升庵合集》卷二百零六）。在叙事作品里，金圣叹把《水浒传》这类的小说和《西厢记》这类的戏曲，看成《论语》《周易》《诗经》类的六经，《庄子》类的诸子，《公》《谷》类的学术之文，《离骚》《杜诗》类的抒情文学，《战国策》《史记》类的历史著作，都归为“文章”，而且认为有共同的“文法”。这里由中国文艺理论所呈现的正是东亚关联型美学的特点。正因为东亚现代美学建立在东亚传统之上，因此，东亚学人移植西方美学之时，虽然全盘接受了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概念体系，但在用这些框架和概念讲述美学之时，却是用东亚的关联型思维进行的，这在中国王朝闻的《美学概论》和李泽厚的《美学四讲》等著作中；在日本竹内敏雄的《美学与艺术论》和今道友信的《美的位相与艺术》等著作中；在韩国白琪珠的《美学》和金文焕的《美学的理解》等著作中，都有各具特色的体现。这里且举我最熟悉的中国的例子。在王朝闻和李泽厚的著作中都认为，美是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的统一。这与康德的对美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在王、李的著作中，都是社会美、自然美、工艺美、技术美与艺术美作为美的基本类型，统一看待。这与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王、李的著作，一方面把美论与艺术论分开来论述；另一方面又把美论贯彻到艺术论之中，艺术对于二人来讲，当然与西方美认为的艺术的目的就是追求美，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合规律（真）与合目的（善）在艺术中的体现而已。对于东亚现代美学按西方美学而来，结果又与西方美学有所区别，正是中国传统的关联型美学与西方的区分型美学的一次次视界融合的结果。
再从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方面看。东亚现代美学的主流之所以以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概念的方式出现，一方面与西方进行全球扩张中把现代因素系统地植入东亚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东亚各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决心力争上游，努力进入世界的现代进程相一致。与东亚学人建构现代美学紧密相联的，是整个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立。东亚现代性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出现，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东亚美学，在基本框架和主要概念上，是与西方美学完全对接的。这样，一方面，东亚美学与由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美学体系，有共同的结构和语汇，既能为世界美学所理解，又彰显东亚的现代性质。这对于东亚与世界的会通来说，极为重要。另一方面，用西方型的东亚美学去言说在东亚现代性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审美现象，是得心应手的。因为这些新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与西方审美现象的互动中产生的，具有现代的新质。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现代建筑、现代服饰，本身就因西方的影响而来，当然用西方型的美学去讲最可行，而且也是可以讲清楚的。也正因此，在东亚和世界的不少学人看来，并没有在本质上独具特色的东亚美学，所谓的东亚美学，只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西方美学在东亚而已。
不过，就是在这一东亚美学类型中，也有前面讲的东亚传统美感影响的一面。正是从现代东亚美学在移植西方美学而又无意产生的偏离这一现象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四、返回东亚传统的美学重塑
当东亚美学学人从移置西方美学而建立东亚美学之初，认为西方美学的普遍性应当适用于东亚美学，产生最初的东亚现代美学。一方面，当其面对东亚审美的演进，特别是新生审美事物的出现，是适应并与之并进的；另一方面，其实面对传统东亚美学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的困难，这一困难最初并不突出，比如，在中国美学的第一代学人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的论著中可以明显感到。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屈子之文学精神》（1906）、《红楼梦评议》（1904）等时，刘师培在写《论美术援地区而论》（1907）、《原戏》（1904）、《舞法起于祀神考》（1909）、《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9）等时，梁启超在写《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和《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1922）、《屈原研究》（1922）、《陶渊明》（1923）、《情圣杜甫》（1922）等时，同时也写有不少的西方美学论述，中西美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并没有被凸显出来。但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东亚美感的独特性被普遍地展示出来了，一种重识东亚美感特质的研究展现出来，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日本的大西克礼在《幽玄与哀（AWARE）》（1939）、《风雅论――“寂”（SABI）的研究》（1940）等著作中，对日本美学的特质，进行了理论总结。突出了作为日本美感特色的幽玄、物哀、寂等重要范畴。韩国的高裕燮在《朝鲜古代美术的特色和它的继承问题》中对韩国美学的特质，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无心而美”“无巧之巧”“疏大荒杂”“寂淡之味”等韩国美感特色。在韩国还有尹喜淳《韩国美术史研究》、崔淳雨《韩国美的叙说》等都对韩国美感的特色有自己的总结。在日本，不但还有九鬼周造、藤本箕山、阿部次郎等，进行着日本美感特色的言说，而且还有一种东亚胸怀，柳宗悦在《朝鲜和它的艺术》对韩国美感进行了精彩论述，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中对中国美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而中国学人对中国美感的研究，展开为三大类型：一是新儒学代表人物，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从中国本位的立场出发，从哲学到美学，通过古代文艺的实例，对中国美感的进行总结。这些学人对中国美感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 （为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第十章与第十一章，1954）、《中国文学与哲学》《文学的宇宙与艺术的宇宙》 （为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的两节，1975），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精神》（1965）和《中国艺术精神》（1965），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1962）及《现代中国学术》（1983）中的文学、艺术、音乐三章。二是后来海外华人学者，如叶维廉、高友工、刘若愚等，在西方学界的氛围中，以比较美学的方式，总结着中国美感的特质。这些学人对中国美感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叶维廉的《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等，高友工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意义与解释》《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试论中国艺术精神》《律诗的美学》《词体之美典》《中国之戏曲美曲》《中国戏曲美曲初论》（皆收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2008）中），刘若愚的《中国诗学》（1962）、《中国文学理论》 （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等。三是宗白华、邓以蛰自民国以来，以美学为主位进行着中国美感总结。二人的对中国美感的总结典型地体现在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中国诗画里的空间意识》（1949）、《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等以及邓以蛰的《画理探微》（1935-1942）、《六法通诠》（1941-1942）、《书法之欣赏》（1937-1944）等论著中。中国学人在这三个方面研究一个总的特点是，在深入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回到传统，因此，对中国美感特质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较美学基础上的，这在方东美、宗白华、叶维廉的言说别明显。以下例举在《中国美学史应当怎样写：历程、类型、争论》已有详述，见《文艺争鸣》2013年第1期。方东美的《生命情调与美感》（1931）中，以三种人（希腊人、近代西洋人、中国人）的不同，在相互的比较中既突出了三者各自的特色，同时突出了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生命情调与美感特色。在宇宙背景上，希腊人是有限乾坤，近代西人是无限宇宙，中国人是冲虚绵邈的宇宙。不同宇宙的典型体现，希腊人是万神庙，近代西人是哥特教堂，中国人是深山古寺。在艺术体现上，希腊人是体雕刻，近代西人是油画和乐器，中国人是山水画与香花。体现在人物上，希腊人是阿波罗，近代西人是浮士德，中国人是诗人词客。在境况（即意境）上，希腊人是雨过天晴，近代西人是晴天霹雳，中国人是明月萧声。在情韵上，希腊人是色在眉头，素雅朗丽，近代西人是激雷过耳，震荡感激，中国人是花香入梦，纡徐蕴籍……方东美：《生生之美》，李溪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91页。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36）的篇首，引用斯宾格列（O. Spengter）《西方之没落》关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象征物以体现自身文化的特质：古埃及是“路”，体现为金字塔中的甬道；古希腊是“立体”，体现为雕像；近代欧洲是“无尽的空间”，体现为伦勃朗的风景画。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应深入到中国人宇宙意识中，方能呈现中国之美的特性。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这构成了宗白华对中国审美领域和美学理论进行言说的特点，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地引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周易》，正是要让中国之美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宇宙意识的深度。叶维廉在《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1982）等一系列论著中，都自觉地运用中西比较的方式以呈现中国美感的特质。
从宏观上讲，东亚学人对东亚美感的总结，开启出两点学术走向：第一，东亚美学研究，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是一种比较美学的研究，这意味着，东亚美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特殊形态，这同时意味着，西方美学从一种普遍性的美学降位为一种特殊形态。这样，美学研究不是从西方美学取得普遍美感规律，然后运用于东亚，而是在东亚美感与西方美感（还应加上其他文化圈的美感类型等）具有根本不同的比较中，去寻求共同的美感规律。这一基本认知，确立了建构东亚美学以彰显东亚美感的特质的必要性。第二，东亚美学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看，在寻求东亚美感的本质，并希望在东亚美感本质的基础上，把这一本质运用于东亚美感的现代化演进。正是在第二方面，返回东亚传统以寻求东亚美感本质的这一方向，与东亚美学的前一方向，即西方美学在东亚的方向，产生了争论。这一返回东亚传统的美学重塑，其对东亚美感特质的得出，主要来自于传统审美文化。因此，由之而来的东亚美感本质的理论，对于传统东亚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之得出的理论是否符合现代东亚，是有争论的。然而，正是中日韩关于各自民族的共同美感的言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五、太极图形的东亚美学
由上所述，东亚美学的地图基本呈现出来：一个类似于太极图的图形。黑色的阴面是传统东亚美学。其由大到小，可回溯到千年历史；由小到大，又伸向现代东亚，构成现代东亚的部分。由整个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的部分而总结出来的东亚美学（即由宗白华、高裕燮、大西克礼为代表的美学），适应于解说全部传统东亚，却只适用于解释部分现代东亚。白色的阳面是现代东亚美学。其由大到小，关联到作为世界美学主流的西方美学；由小到大，构成现代东亚的部分。由西方美学和现代东亚的部分而总结出来的东亚美学（即由李泽厚、竹内敏雄、白琪珠代表的美学），适应于解说全部西方美学，却只适用于解释部分现代东亚。两种美学的差异，本质上是传统的东亚美学与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差异。然而，一方面，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在现实中以显的形式拼贴在一起，犹如在北京、在首耳、在东京，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拼贴在一起一样。另一方面，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在现实中以隐的形式拼贴在一起，犹如穿西装而骨子里却很传统的人，另一些人则外面着传统服装而在内心又主张现代观念。两种美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前一种美学用来解释后者，甚有困难，后一种美学用来解释前者，也是如此。本来，两种美学是以一种既对立又互补的方式，存在于东亚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然而，传统东亚美学总认为自己得出的东亚美感的特质，具有本质性，可以而且应该在东亚占有主流地位。在实际上，它要完全说明现代东亚产生的新现象，确有困难，比如很难说明由中国的鲁迅、韩国的李光洙、日本的夏目漱石所代表的东亚现代小说中的美感。[韩]孙麟淑：《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以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传统东亚美学的一个易被攻击的弱点，就在其预设是，东亚的美感是不变的，它已经在传统美学体现出来，现代的转型，只有在传统美感的本质基础上发展，才是对的。同样，现代东亚美学总认为，美感的普遍性已经被西方美学把握住，东亚美学必须按照这一本质进行现代的转换，才有未来。而实际上，现代东亚美学不但在解释千年的东亚传统美感上有困难，就是在解释东亚现代美感的时候，比如日本电影，韩国电视剧，中国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的现代美术之时，不援引传统美学资源，要讲好也是困难的。东亚现代美学一个易被攻击的弱点，已经由比较美学的理论讲透了。
既然两种理论并存于东亚的美学现实之中，无论其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乃至对立，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互补的现实之中。二者各有自己的长处。东亚现代美学的出现，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是相契合的。第一，在外在形态上，与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美学相契合，有利于东亚与西方的对话。第二，在外形上，与东亚新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因素相契合，并与之有一种互动关系，有利于东亚现代性的快速生长。可以说它在“同”的一面进入到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之中。东亚传统美学的出现，同样是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第一，正因为在外在形态上不同于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美学，而彰显了东亚美感现代化的特色。第二，在外形上，它以东亚传统美感的特色，提醒着新生长的现代性美感因素，如何在呈现现代的同时，注意保存东亚特性。可以说，东亚的传统美学用不同的方式，校正着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的同质化，力求走出东亚美感现代性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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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蔡文，C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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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张首先
5.社会财富分配的三个层次及其逻辑统一邓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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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构建城乡统筹建设用地市场的思考——基于公平与效率分析刘祥琪，陈耀东
8.绿色贸易壁垒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武力超
9."社会空间"的概念界说与本质特征王晓磊，WangXiaolei
10.消费主义与自然美的沦落邓军海，DengJunhai
11.幸福感的基础理论、测量及展望蒲德祥，PuDexiang
12.人的"自然化"——论尼采哲学的建构性维度宋海勇
13.老子"隐"思想的唯物论与实践论唐帼丽
14.浅谈先秦兵家治国思想的特点与现代价值王晓雪
15.公益精神概念辨析理论与现代化 卓高生，ZhuoGaosheng
16.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张威
17.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法理学意义王焱
18.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概念探析郭卫华，GuoWeihua
“当代音乐学研究专家论坛”综述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左火右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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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23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24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
25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26 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领域
27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2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29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30 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31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32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33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34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3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
36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和价值
3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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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再探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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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
43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44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
45 比什么?不比什么?——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范式通论
46 比较文学的互文性与创造性文本的生成
47 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
48 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
49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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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52 比较文学、传统与创新:马歇尔·布朗访谈录(英文)
53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54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55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5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
57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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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五大难题
62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63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
6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
65 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
66 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67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68 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69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70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71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72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73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74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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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84 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85 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缘由及意义
86 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再探讨
87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
88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89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更新
90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91 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92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9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94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
95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96 再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97 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
98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99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100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理念(笔谈)
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02 “比较”的超越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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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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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设计；建筑学专业；选题；过程评价
作者简介：张春丽（1979-），女，河南商丘人，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讲师。（河南 郑州 450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原工学院2011年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建筑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系统化研究”、“面向建筑师职业才能的进阶式教学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1-0171-02
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是五年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对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独立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为建筑学专业拟定的大纲中将毕业设计描述为：毕业设计的目标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是整个五年本科教学过程的一次综合性的总结。[1]为此毕业设计指导小组非常重视毕业设计，并且致力于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工作的研究，使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高。
一、科学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决定毕业设计内容，也直接影响毕业设计的质量。结合建筑学专业创造性设计思维的特点，提出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真题真做”虽然刚开始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实际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甲方要求的交图时间一般比较紧，并且实际项目会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制约，在时间安排上不易和建筑学毕业设计教学计划相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设计“真题真做”有弊有利。而“真题实做”的课题来自于社会实际工程，指导教师可以对“真题实做”的课题背景和建筑设计使用条件进行适当的理想化处理，以“实战”的氛围来感染学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过程按教学计划控制，学生可以更多地从专业理想化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每个课题组选题类型不同，一般同一届不出现同一类型的题目，选题包括招商大厦、体育馆、小区规划、广播电视局、商城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等建筑单体设计和居住区详细规划、景观设计等。选题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要适当，且要具有可完成性，学生经过自身努力均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在课题的安排上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原有的水平和能力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专业教研室作为组织、管理、指导毕业设计的功能单位，在第期10～11周组织指导教师拟定毕业设计题目，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并由院系成立的专家评审小组对题目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课题选题确定后向学生公布，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申报选题意向。课题分配采取师生双向选择的方法进行，对双向选择不能落实的课题由毕业设计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落实。
二、过程管理
1.重视毕业实习调研
开学前两周的毕业实习调研是进行毕业设计的前提。学生根据自己所做的建筑设计类型开展毕业实习调研工作。实习调研结束后，每一个学生都要在第三周前上交一份内容详实且不少于3000字的实习调研报告，作为毕业设计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要求旁征博引，对调研对象运用所学理论进行评价，提出批判和感想。
2.建立健全制度
首先，建立相关管理制度，保证毕业设计工作能够顺利按时保质完成。制度对学生和指导教师均提出了严格要求。其次，制定阶段性任务和目标，第1～3周进行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文献综述及外文翻译；第4～12周为建筑设计草图阶段；第13周整理设计资料和图纸，第14～15周为教师评阅、毕业设计展和毕业答辩阶段。最后，专家检查毕业设计组织工作。第3周开始检查指导教师配备，毕业设计选题及任务安排情况，实习、实验、设计等条件的准备和落实情况，对毕业实习调研报告、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和外文翻译进行抽查；第9～10周进行毕业设计中期检查，督导专家参加学院中期检查的全过程，了解进度、质量；第15周督导专家参加学院毕业答辩、复答辩的全过程，了解答辩组织情况。通过全过程检查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3.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重视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包括培养学生收集和整理参考文献与参考资料的能力、手绘和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在毕业设计中充分发挥计算机的作用，在毕业设计前期，指导教师要求学生必须手绘草图，重视师生、学生之间的设计评论，要求学生动手改图和重视小组评图等，这样指导教师容易把握学生的设计进度。在毕业设计后期，允许并鼓励学生采用计算机绘图，提高学生计算机绘图水平，为以后从事有关建筑设计工作打下基础。实践证明，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
4.发挥指导教师的激励作用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学生，注意对学生的激励，特别是针对学生的价值观和自尊、自信心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绘图表达能力、写作归纳能力和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
三、毕业设计成果要求和评价体系
1.成果要求
院系要求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为至少做两张A0的展板和不少于15页的A3文本。展板中设计图纸不少于4张A1，其中表现图（A1）不少于1张。文本文字说明字数不少于3000字，文本中图纸大小以看清楚为准，如需要可采用A2、A1图幅折叠进行装订。
2.答辩和考核工作
答辩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答辩，另一种是小组答辩。由指导教师推荐毕业设计成果优秀的学生和总成绩为优秀的学生参加公开答辩。所有参加公开答辩的课题都要求做幻灯片。公开答辩在建筑系内进行，由建筑系答辩委员会和各专业答辩委员会人员参加，鼓励低年级学生参加旁听，以促进各届学生做好毕业设计。答辩过程分为学生陈述和答辩教师质疑两个环节，学生陈述限定在15～20分钟以内，教师质疑一般安排20分钟左右。另外，建筑系坚持复答辩和第二轮答辩。先由每个小组产生1～2名参加复答辩的学生及对第一轮成绩有疑义的学生进行第二轮答辩。复答辩时由全体建筑学专业答辩委员会成员及学院专家组评分，同时按学校规定比例产生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为“不及格”的学生，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延迟答辩工作。
3.学生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严格执行先由指导教师评阅评分、后交给另外一名专业教师评阅评分。评阅成绩均为合格后，再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取得答辩资格后然后才能参加答辩。学生毕业设计成绩由三部分组成，指导教师评分占40%，评阅教师评分占20%，答辩成绩占40%。
4.公平合理的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设计
按照学校要求，推荐比例一般不超过毕业生总数的3%。根据答辩结果并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设计参加学校的优秀毕业设计评选。优先推荐署名“中原工学院”并为第一作者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已录用）的优秀毕业设计。
四、组织毕业设计作品展和毕业生学习工作经验交流会
毕业设计答辩前一周组织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这既是一次教学成果的展示，又可对在校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为下一届学生开展毕业设计做好准备。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建筑特点，集中反映了毕业生五年的建筑设计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成果，充分展示了毕业生的建筑美学修养。
毕业班学生在毕业设计答辩结束后，组织在学习和工作中有不俗表现的学生分别向低年级的学生介绍他们的宝贵经验。考研学生结合自身的考研经历，讲述自己的考研心得，以及考研流程、复习方法、择校、毕业设计的收获等问题；参加工作的学生讲述自己的设计院实习和就业历程，从搜集工作信息、参加招聘会、面试技巧到求职过程中的心态、毕业设计的选题、毕业设计的过程、毕业设计的重要性等问题做详细的讲解。
五、结语
通过对建筑学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改革和实践，促进了建筑学毕业设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使得毕业设计教学更贴近于工程实际，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独立创新能力，毕业设计教学基本解决了以往教学和就业之间的矛盾。也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科学的改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实现素质和技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蓝刚.建筑学毕业设计教学的实践探索[J].山西建筑，2008，
34（5）：230-231.
[2]唐委校，庄孝君.谈毕业设计中教师的激励作用及其发挥[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90-91.
[3]秦书峰.指导建筑学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教学认识体会[J].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0（增刊）：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