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1: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主要想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某些基本趋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转贴于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中间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到两点。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的强调，在使我们对历史学的艺术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备受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历史著作，如勒罗瓦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和戴维斯的《马丁·古赫的归来》。一方面，这些著作全然不同于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中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或差点被过往历史湮没的乡村宗教异端；另一方面，“讲故事”式的写作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些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且对于普通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自年鉴学派以来，历史学实践受到各门社会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同时，“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乃至光大，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对于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如Ann Rigney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Philiphe Carrard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
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正如一般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人们视为往往在客观性问题上陷入僵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微秒和复杂了。在怀特看来，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蕴涵是由历史学家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文学家本质上并无不同，那么，仅仅通过强调历史学家还多受一重史料的牵制（何况不少激进的理论家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了），是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文学著作中情节的展开还往往受到主人公性格和各种情节链条的牵制，而发展出与作家初衷相左的结局，因而，单纯赋予历史著作以和文学作品一样的隐喻的真实性【metaphorical truth】就是远远不够的）。安克斯密特就在强调人们似乎本能地就对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有所分辨的同时，又很遗憾地承认史学理论对此间分别并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说明。丹图对于理想的编年记录者（ideal chronicler）不可能存在的论证，和安克斯密特关于真假的判断只能用之于单个的陈述命题，而不能用之于叙事结构本身（即他所谓的“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的论点，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研究方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当时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流舟先生称其为“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1）虽然这本书只有六万多字，但是却以犀利的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考证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让人折服，至今仍充满着学术生命力。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在知识上给我们以启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使文学研究出现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推动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共分九个部分，程千帆先生开门见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问题：行卷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现了他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考证功夫，详细探讨了唐代进士行卷的由来、具体内容和行卷双方态度等诸多问题，在充分弄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阐述了进士行卷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诸种言论的基础上，考察各家观点的得失，肯定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提出应该区分省试与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别揭示了行卷对于唐诗、古文运动及传奇小说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体地推动促进作用，把历史现象与文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九部分程先生总结全文，得出结论：进士行卷“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史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此外，程先生还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对象的误区，即“强调到不符合事实，也就是不恰当的地步”。（3）
通观全书，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为立论的基础，另外运用批评与考证结合，以小见大、辩证法，归纳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史结合；以小见大；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一、文史结合
历来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文史结合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运用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程千帆先生拥有深厚的史学造诣，他不仅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其《史通笺记》一书，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被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于史学专著中，更散见于他的文学研究之中，《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说是一本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进士行卷指的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与科举制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很长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史学的范畴，一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陈寅恪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论及科举制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说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很少能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挖掘，提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5）
程千帆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他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开始谈起，介绍了唐代科举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依据试卷，“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平日的作品和誉望”，这就助长了行卷之风的盛行。（6）他还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区分了省卷与行卷的区别：省卷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而行卷则是献给私人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只有进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风，这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关。接下来，程千帆先生又通过大量笔记、书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绍了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从作品的题材、体裁到行卷所用的纸张，包括行卷时的服饰，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功底。程先生通过对《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唐音癸签》等相关条目的引用，介绍了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并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卷：省卷带有敷衍性质，而行卷才是决定是否能够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成就。所以真正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行卷而不是省卷，这就指出前代认识存在的误区，将前人大而化之的结论具体化、精确化。
书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学的考证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结合的高度统观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他抓住行卷的特点，着重分析了行卷与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的相互关系，以宏阔的眼光去审视《唐百家诗选》、韩柳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等文学现象，试图寻找他们与进士科举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在他的手下不仅是一种背景，更是一种工具。在历史的土壤中，文学这朵奇葩必然会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须挖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
不得不承认，程千帆先生这本书的选题非常新颖，他站在交叉学科的临界点上进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广度的开掘。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光，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将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考察得清清楚楚，尽显大家风采，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史结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无文，文章会沦为史实的罗列；有文无史，文章没有扎实的根基。如果仅仅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的，如何将两方面贯穿起来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没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轻易尝试，因为我们在知识储备和学术眼光上都还有所欠缺。以后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运用也会越来越纯熟了。
二、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是一种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从一位诗人、一件轶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诗句入手，从微观一步步走向宏观，乃至辐射到整个文化历史背景，最终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小见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之一，在《一个醒的和八个的――读杜甫札记》一文，他从《饮中八仙歌》这首诗歌入手，把杜甫与饮中八仙对立起来，在盛唐的浪漫气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与众不同，提出此时杜甫已经从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阵营中分裂出来，从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诗歌转变的研究，也丰富了对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见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程先生以进士行卷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开拓了唐诗研究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关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等已经有所涉猎，但是程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进士行卷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并进行了一番“小题大做”，上升到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围绕着行卷的问题，进行了扎实地考证，将这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整部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他分别探讨了行卷对诗歌、古文、传奇的影响，几乎将唐代最有成就的文体一网打尽，说到了行卷促使诗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韩、柳等人也正是通过批点行卷的方式来宣传和传授古文，“唐代进士曾用传奇小说行卷是个事实，现存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与进士科举有关的，又占有一定的数量，为古今学者所认为是曾被用来行卷的三部专集又是比较优秀的作品”。（7）在此基础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说，第六、七、八这三个部分是最见功力的，没有数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也是本书运用“以小见大”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视“大”的发掘，主张把具体的小问题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古代的哲学、史学、艺术乃至科技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古人心灵活动的最鲜活、最细微的记录，理所当然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种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8）
以小见大，是我们这些初入门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够弥补我们阅读面不广、无法驾驭宏观题目的弱点，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见大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见到“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敏锐地学术触觉，挑选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小”。譬如唐代进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没有犀利的学术眼光，而是把省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也就不会有本书了。其次，如何从“小”上升到“大”更是对自己眼光的考验。如何从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让这个必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都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熏陶。如陈文忠老师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中提到《漱玉词》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读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陈老师则从中看到了婉约词在各代地位的变迁和女性作家在历代的评价。
虽然以小见大的方法对于研究者的眼光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作为初学者的我们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即使选题不是很巧妙，论述不够深刻，但这是一个拓展自己思维的好方法，能够激励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东西（也许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
三、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是以后兴起的一种新趋势，它将中国传统的考证与西方文艺批评结合起来，采二家之长，在文献的整理与考据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批评方法，深入到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即摆脱了传统考证重视作家作品、生平而轻视文学内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评而疏于文献整理的偏差，为以后的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和考证为基础，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考证的结果加以提升，即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又赋予考证结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时，首先对唐代进士为何使用传奇这种新兴文体行卷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对《国史补》、《云麓漫钞》、《南部新书》等材料的整理，认为唐传奇可以发挥作者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能力，而这正是科举考试科目中所不能体现的；并推断出《幽怪录》、《传奇》、《续玄怪录》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提出传奇小说的创作受到行卷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程千帆先生考证了《幽怪录》、《续玄怪录》、《传奇》这三本唐人传奇小说集的基本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种模式，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有时甚至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是自己的研究灵活多变。如他在研究进士行卷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时，他不仅从《郡斋读书志》、《幽闲鼓吹》等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将韩、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还运用文本内部证明的方法，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为众人学习的典范之一。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而言，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是最难的。考证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而批评则要求很高的理论素养，能够将这二者完美结合的学者，目前学术界也为数不多。精通两门之中的一门已属不易，要将二者融会贯通更是谈何容易，因此这种方法是很见学术功底的。
总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书虽然只有87页，却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晶。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阐述，不仅给人知识上的启迪，更带来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等著作，无一不是本书启发下的产物，对八十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J].文学评论.1998（6）.
[4]汪枫.发朦抉微，得未曾有――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看程千帆的研究方法[J].安徽文学.2009（9）.
[5]方涛.简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文史兼治的学术方法[J].黑龙江史志.2009（5）.
[6]孙良山.简论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J].绥化学院学报.2008（2）.
注释：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关键词：历史教学；过程；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5-241-01
新一轮的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教材文本体系的更改，从内容上体现了中学历史教学的延续性，从结构上体现了历史探究的发展性。这种极具前瞻的历史学结构体系对于教师本身来讲，是一种挑战和跨越，教学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个人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过程与方法”是“渔”――工具和手段，“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鱼”――目标和结果。新课程改革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教学的三维目标，与此前的教学大纲要求，最为突出的是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
一、“过程与方法”的核心：自主与探究
如上文所述，教学中的主体应该是学生，自主学习对于高中学生来讲，是其完成高中学业的基础，高中历史学业模块的设置，既有必修课，又有选修课，在教材的编写中，已经注意到初高中知识的连贯性，在模块学习的时候，可以指导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自行查阅初中通史部分，同时，在教材附录部分，附有相关的互联网网址，可供登录浏览。通过初高中教材、网络以及有效的其他资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注意史实的来龙去脉，做一些必要的笔记和心得体会，大体上可以使学生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尝试着对历史的探究，有利于使学生将感性知识提升为理性知识，探究的领域可以不拘一格，就学生个体而言，根据其差异性，有的放矢，指导学生既可以探究历史学习方法，也可以探究某些历史规律，或者是特定的历史专题。探究的过程，是学生自我审视的过程，通过探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提高。
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与探究，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起到了从学习的自觉、自律延伸到自我启蒙的作用。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过程与方法”的基础：文本解读，结构思维
在学生的自主与探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在如何自主学习、如何探究历史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困惑，这实际上是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思维问题。历史教材和诸多的课外读物相比，教材要求的是精度，而非泛读。如何精读教材，这就涉及到文本的解读技巧，首先要教会学生理解教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许多课外读物喜欢炫耀式的向读者介绍许许多多的思维方法（有化整为零兜售之嫌）。其实，结合时下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特别是电子产品的程序和使用习惯，把这一些最朴素的、最常用的思维和结构――既树状目录结构，通俗一点讲就是菜单，用在解读文本是，很容易解除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的障碍。本人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先对教材文本结构解读做示范讲解大约一学期，第二学期起，则鼓励学生独立完成教材的精读和知识结构的编写。以此教法，确实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落实我们的三维教学目标。
三、“过程与方法”的方式：良好的互动氛围
主体的学和辅助教，二者之间的有机衔接，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氛围，显然课堂是主要的场所，课堂教学是必要的手段。在时下先进的教学仪器辅助下，教育主管部门动辄要求教师利用多媒体上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并非大部分的课堂都要用多媒体，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生代对于多媒体的熟悉程度早已耳熟能详，固定的字库、powerpoint简单的幻灯效果，实际上容易引发学生的视觉疲劳。教学的受众是学生，常变常新的教学手段，可以有效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教师来讲，应该注重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课堂引导与课外解惑相结合，在可能的情况下，创建一些贴吧、QQ群，撰写一些博客文章，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互动交流方式。
四、“过程与方法”的感悟：保持独立性原则
国学的内容范围，前人多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来列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古代书籍的分类，但也反映了对书籍所承载的学术的一定分类。
近人章太炎1922年讲《国学概论》时，明确把国学的本体内容分为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这也是从四部借鉴而来，虽然子部并不都是哲学，集部也并不都是文学。可见他的国学讲法已把四部的书籍分类概念转换成学术分类的概念，而且使用了近代的学术概念来表达国学的主体内容。
另外，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讲演录》把国学的内容分为五大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这一分类也主要是参照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而来，但又不拘于四部。其实小学在传统分类中属经部，章太炎重视小学，认为音韵训诂的小学是治国学的基础，故独立为一类，不再从属于经学。其实，从体系上说，小学是治学的方法，和经史子集并不能并列。章太炎的分类是基于重视国学研究的角度。
我们今天讲国学，应先依照传统的书籍分类与体系加以介绍，而后可以做国学内容分类的说明。
一
古代中国典籍的分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学术的分类，但书籍的分类也是根据书籍的内容进行分别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知识、学术的分类。中国学问知识的传统分类有两个主要代表，一个是《汉书・艺文志》，一个是《隋书・经籍志》，前者是六分法，后者是四分法。
汉哀帝时刘歆写成《七略》，把当时的皇家藏书作了分类整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及其说明。《七略》中的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绪论，班固未加采用；其余六略三十八种是分类体系，这就是六分法：
一、六艺。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类。《六艺略》结语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六艺即是六经。
二、诸子。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共十家。《诸子略》结语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其实子可以是家，但家不一定是子，而这里把“子”和“家”混同，如“小说家”列入诸子，可导致任何“家”皆可以入于“诸子”之类，为后来的子部内容脱离诸子，而收入许多杂家杂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诗赋。有赋三种，加上杂赋、歌诗，共五种。结语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四、兵书。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共四种。
五、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共六种。
六、方技。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
六大类共三十八种。在《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中，兵学、医学、占卜与经学、子学、文学并立，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知识体系与书籍数量分布的状况。
《七略》的六分法中，六艺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后来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只是当时还没有史部，也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史学书籍还没有兵书、术数、方技的书籍来得多而重要。可见，书籍的分类是以一定时代书籍的数量分布为基本依据，盖汉代史学书籍还不够多，故不以立为一类。所以书籍的分类和知识的分类在出发点上就不是同一的。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状况不同，也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
二
再说四分法。魏晋以后，历史、佛经、文学的文献增多，而古代科技发展较为缓慢，汉代《七略》的六分法已不能适应书籍分类需要。魏晋的郑默、荀勖进一步收集文献图书，郑著《魏中经簿》、荀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后来四部分类的体系。李充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与汉代的《七略》相比，此种分类把《七略》六分法的后三部分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表明这部分书籍当时已不占重要地位；而把“史记”独立出来为单独的一部，突出了史学书籍的重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虽然在具体类别上沿袭《七略》，但在总的部别划分上，以经、史、子、集四者命名分部，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书籍分类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史部的地位。此种做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较大的问题则是把在《七略》中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使诸子类变得很繁杂，很多并入其中的科技类书籍与诸子并无关系。最后，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表明经、史、子、集分类法自隋唐以来居于主流地位。
《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共十类。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类。
集：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以上共四部四十类，子部最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亦早指出此点。
此外又有：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篆（均不列书目）。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书共十五类，加上四部的四十类，共五十五类。
清代的《四库全书》，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而略有变化：
经部，即经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四书列为经部，显示了宋以后的经典变化，是很有意义的。
史部，即历史，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书画）、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隋书・经籍志》把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已经使得诸子类变得繁杂，《四库全书》更把佛、道典籍并入了子部，使子部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始于《四库全书》的。
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共四十四类。
《四库全书》类别广泛，书籍浩如烟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全部。但在四部分类上，子部的两大问题（科技类、宗教类的并入）已十分明显。
为了便于学习，近代梁启超曾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便于学习者确立国学的根柢。他的最基本书目也是依据四部的思路：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这些便是他认为最基本的国学典籍（书目前的经史子集部名是我们所加）。他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三
以上是依中国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及其呈现的中国学术的范围。不过，近代国学大师已经不完全按照传统书籍分类的四部说明中国学术的范围。如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不再执着于四类的分法，认为国学内容分五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不仅在四部外增加小学，也把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他在《国学概论》中则表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是以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为主，这是把子学直接提炼为“哲学”、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这些都对传统的四部观念从国学内容的角度作了近代学术化的诠释和改进。
图书的四部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主流学术的分类观念，但因四部本是书籍的分类，不仅从学术知识的分类角度来看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就其沿袭的分类概念本身也不尽合理。据前面所说看来，其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子部”。从概念来讲，“子”本是诸子学，但先秦以后，墨家、名家、法家等皆已断绝，汉代虽还保存不少诸子的书，实际仍在传承的子学唯剩儒道两家，所以“诸子”的概念已经不能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已经把“诸子”向“百家”转变，而魏晋以后的子部内容越来越繁杂，名实混乱，问题最多。
与子部相关的大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安排宗教类的书籍。《四库全书》把佛道列入子部，并不合理，因为佛藏、道藏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独立浩大的典籍体系，成为专门的知识部类。而且佛教、道教也不是“诸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魏晋时期佛教、道教书籍开始大量增加，在书籍分类中也产生影响，并占据了独立的地位。如梁阮孝绪编《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七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了佛、道二录，反映了佛教、道教书籍急速增多的事实，也提示出国学内容分类需要有所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外再加宗教类的合理需求。《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后面，又附加了道经、佛经，显然也是关注到佛、道经典书籍的规模数量和独立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小序注意到《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做法：“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用经典，用刘煦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已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四库全书总目》，1236页）其实《隋书》并不是把佛道书附于子部之末，而是把佛道书附于四部之外，故《七录》和《隋书》中佛、道书都有独立的地位。而《四库全书》不仅把佛道书录于子部之中，而且佛道之书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目，比起《七录》和《隋书》来就更不合理了。
二是如何安排科学技术的知识。《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把人文社会知识与自然科学书籍混合在子部之中，显示出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这是当时科技知识发展缓慢造成的限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科学技术的部分另为独立，不与诸子混杂，从知识内容分类的角度看，应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农学等十分发达，应在分类中有自己独立的部类地位。
以上主要讲的是书籍的传统分类的问题。从书籍分类转回国学内容，考虑到以上所说，如果我们像章太炎一样，用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达我们对国学内容的分类的理解，那么，参考《汉书・艺文志》《七录》以及《隋书・经籍志》的书籍分类做法，可界定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六部为国学内容的主体，庶几可以较合理地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的主体分类。其中哲学主要是儒家和其他各家思想，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科技即包括兵学、农学、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等。就学术分类与书籍分类的对应关系来说，经学对应于经部书籍，史学对应于史部书籍，哲学对应于子部书籍一部分，文学对应于集部书籍一部分，宗教对应于佛经道经，科技对应于天文术数类书籍。至于主体内容之外的细节，就数不胜数了。
严格地说，国学知识体系包罗广大，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丛书序》）而今天我们向一般社会大众概括介绍的“国学”内容，则是关注其主要部分，并不是巨细无遗地介绍。当代的国学介绍，又是根据当代社会文化的需要，如主要是介绍其历史人文的部分，对科技、艺术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介绍了。
同时，介绍国学主要内容时可以参照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但参考四部分类只是一种方便，不必全拘泥于传统四部的分法。如《四库全书》子部书籍中兼有儒、释、道，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太合理的，改良的办法如上所说，是把释、道两家移出子部，另为独立之宗教类，子部中保留儒家等各家作为哲学类。于是，基于这个思路，如果不考虑科技的部分，则可以说国学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史学、哲学 （思想）、文学和宗教五大部分，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五个部分。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既增加了宗教的独立部分，又包容了经、史、子、集的主体结构形式于其中。
郑板桥的书法。用隶书参以行楷，非隶非楷，却兼容隶书之紧致端庄，行楷之飘逸秀美。他的书法作品，单个字体歪歪斜斜，毫无美感，总体却是错落有致，如同他的竹石图，不拘小节，整体却显出无可比拟的清奇秀美。
书法艺术，是集宇宙之灵气的整体，独拘一隅之美的书法艺术，便失去了这份广阔的灵气。太过拘泥的人生，也便失去了灵动之美。智者懂得兼容并包，更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站在整体的高度观察对待，综观全局，不拘于“单个字形”之美。
陈寅恪先生早年游学欧洲诸国，用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研究各种历史学术研究的精华。他采纳了叙述体的方法完整概述事件，摆脱了编年体“一事多出”的长期弊病；又揉合了编年体对于事件细节的关注，克服了叙述体记“流水账”的通病。先生对于史料的处理，采用了西方理性推理方式而又揉以中华传统的逐字考据，使得历史学术研究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他所开创的“寅恪体”更被誉为“20世纪历史学的瑰宝”。
先生的两部皇皇大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曾被批为“非驴非马”、“全无乾嘉派之精细功底”，但历经时间的考验，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最终给出了极大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兼容与独特，原是对立的，却在揉合的过程中绽放出别样的美丽。
学术的细处兼容是一种治学之美，对各种不同学术思想、精神，乃至人格的兼容并包，才是至上之美。
先生就是一个具有兼容精神的典范。在乱世中，他走出“戊戌”失败的阴影，书生意气，执掌北大，挥斥方遒，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时间，北大集聚了精通西语的赵元任，儒学大师王国维，力主维新、具有人文情怀的梁启超、冯友兰，遗老怪才辜鸿铭等，真正实现了兼容并包，各种学术思想争相绽放，新学、旧学迎头并进。北大因此产生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成为“五四”运动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指引石。
兼容并包，之于艺术，是别有意味的美；之于思想，却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整体评价：
考生紧扣题旨，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发表个性见解、，文章语言朴实、思想深刻、层次清楚，先用陈寅恪的事例有力论证了“兼容与独特”的辩证关系，然后用的事例进一步论证了思想的兼容并包才是最可贵的，事例鲜活，阐述精当。结尾干净利落，意味深远。
(田吕 评价)
一、俗史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白寿彝先生说,“现在我们历史教师面临的最大任务是通过历史教学进行爱国教育,这是关系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措施”①,可见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突出地位。可是,应当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显然,薄薄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很难让21世纪享受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大餐的中学生从中体会历史的丰富底蕴。而单纯地凭借教材进行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必定是空洞而缺乏要基的,正如前苏联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哈科夫所说的,“一个人,只有热爱、珍惜并尊重自己祖先积累下来的一切东西,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②。因此,必须进行宽泛的历史陶冶,必须让‘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历史生动、活泼地再现于中学历史教育。而要做到这些不能仅仅依靠课堂上的启发、引导或是多媒体教学中几幅挂图、几段录像;而对于中学生的阅读水平而言,也不采用相对艰深的雅史学作为辅助教材。就史学的性质和特点而言,它作为中学历史教育的辅助教材,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必须先界定俗史学的概念。当前,青少年对俗史学的概念还十分淡薄。这一点仅从“香港70%以上的青少年对电视连续剧情节深信不疑”这一消息就可见一斑了,而大陆的情况同样不可乐观,课堂上课后学生的关于历史人物的讨论往往以电视电影或是小说上描写的为主,。这种概念的淡薄,必定会造成视听的混淆。因此,必须指出,狭义俗史学是指融合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历史学,其所承诺的“真”等同于雅史学,其“俗”体现为行文上的深入浅出,能够雅俗共赏,例如,著名史学大师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士》、就是完美的结合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俗史学的典范;而广义的俗史学,则包括历史文艺作品、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历史传说、历史评书等在内,其所承诺的“真”以基本符合事实为限度,其“俗”则更多地体现为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例如,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唐明皇》等。因此,就俗史学的性质而言,狭义俗史学是科学的,而广义俗史学则有非科学的成份。至于《还珠格格》这一类仅仅创作灵感来自历史资料,情节完全脱离历史的作品,则只能叫佬文艺作品,而不能冠以“历史文艺作品”。
俗史学有哪些特点呢?较之教科书,俗史学的生动、活泼,语言描写空间辽阔;俗史学的内容丰富,包括详细的人民的战斗功勋、劳动业绩,祖国的荣誉和耻辱;俗史学表现形式多样,富有感染力。俗史学的这些特点正符合了孩子们的心理要求。“一个读物孩子们是不是爱看,还在于内容是不是有吸引力。定的长一点,写的详细一点,写的情节变化些,我看比写的简单,结论式的写法力量更大一些。”③可见,俗史学更加深入中学生的生活、情感、心灵世界,更容易为中学生接受。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尽管俗史学受到自身非科学成分的限制,却的确是十分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
二、俗史学与历史教育
经过了“高考洗礼”的中学生对学好历史的体会往往是理解加记忆。理解和记忆有广阔的道径,学习俗史学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一点可以从心理学人研究中得到证明。根据识记规律,意义识记优于机械记忆。“心理学家沙拉-巴德谢曾对历史系的学生做过实验,他发现在上课时能够深入了解历史背景的学生比理解力低、仅仅能够记住课本条文的学生更能保持长久而准确的记忆。现代认识心理学关于信息加工水平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研究证明,对信息的加工水平不同,记忆效果也不同。加工水平越深则记忆效果越好。”④因此,通过俗史学,深入的了解历史背景,有助于学生增强对历史背景的理解,并加深记忆。同时,“心理研究还证明:多种感觉通道参与识记比单种感觉通道识记效果更好。多感觉通道参与识记可使同一内容在大脑皮层建交多通道联系,留下的记忆痕迹就较为深刻和牢固,从而增强识记效果。⑤”因此,有着影视、传说、评话、小说等多种表现形式的俗史学,充分调动了人各个感官,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记忆。可见,俗史学在中学历史知识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俗史学与中学生的美育教育
一个合格的中学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而往往人们认为的是中学的历史教育和美育是扯不上边的,美育是什么?美育不仅能让人感受美,而且能驱使人去追求美,去创造美。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良好的学习动机,并坚强其克服困难的意志,实现美的追求。而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所在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动荡的大环境中,让中学生在学习历史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在中考命运转折的严峻挑战面前,让中学生在挣脱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简单、枯燥的同时加深对历史课文的理解和记忆,相信,俗史学能肩负起这个在中学历史教育中的特殊使命。
①白寿彝“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学历史教学法》,1988年出版,第262页
②哈科夫:《一切从童年开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5页
③白寿彝“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学历史教学法》,1988年出版,第267页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25008102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
高三通史复习课，内容繁多、关系复杂，不易形成历史知识的纵横联系，导致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性、逻辑性的认知理解把握不足。对于通史的复习，常见的做法基本停留在知识的梳理层面，缺少消化、加工和提炼，难以真正构建知识体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更难以得到培养和提高。
基于此，笔者以《平民社会的来临：以宋代的经济和文化为视角》一课为例，探讨如何以知识为依托和载体，在复习课中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一、目标设置的方向性——明确素养与要求
（1）通过时空对比，突出唐到宋城市商业和东西方“商业革命”的比较，初步掌握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思维方式。
（2）通过搜集文献、图像、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等不同类型的史料，使学生初步掌握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学习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历史认识，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
（3）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和开展合作探究，引领学生从不同角度解释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初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历史解释的能力。
二、材料选择的取舍性——重组内容与结构
将有关宋代农业、商业、文化等基本史实，整合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平民化——宋代农民从‘佃仆’向‘平民’转型”；第二部分“商品化——宋代的‘商业革命’”；第三部分“世俗化——宋代市民的世俗文艺”。
三、程序设计的主次性——优化过程与情境
第一部分“平民化——农民从‘佃仆’向‘平民’转型”的教学中，主要通过思考讨论、合作探究、史料研究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宋代租佃关系日益普遍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从而推导出农民身份的变化，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素养。
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D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太祖曾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有鉴于此，宋代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措施，其结果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经济衰退，从而导致租佃关系盛行，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
宋代没有田产的客户（即佃户）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按宋代法律，客户退佃离开时，地主不得阻挠。这表明宋代（ B ）
A．政府户籍管理松散混乱
B．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减弱
C．租佃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
D．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减轻
【解析】从“客户退佃离开时，地主不得阻挠”中进一步思考，可以归纳出租佃关系盛行产生的影响：(1)国家、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逐渐减弱；(2)有助于提高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3)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发展。
第二部分“商品化——宋代的‘商业革命’”是本课教学重点。以史料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纵向对比唐代长安和北宋汴京的城市布局图和商业区示意图，探究北宋汴京城市商业在空间、时间、机构管理方面发生的变化。通过横向对比东西方“商业革命”的表现和影响，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思考宋代的“商业革命”没有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的原因。这样既帮助学生建立起可以迁移的知识体系，更提高了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
1.城市商业的纵向对比：唐代长安城VS宋代汴京城
第一组材料：
第二组材料：
“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响, 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唐六典》卷20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通过对比两组史料，指导学生从中归纳得出与唐代长安相比，北宋汴京城市商业发生的变化。（1）空间：坊市分离→街市。（2）时间：严格的时间限制→夜市、晓市。（3）机构管理：专门的机构（市署）管理→不再设专门机构直接管理。
［设计意图］借助唐代长安城和北宋汴京城的商业区布局图，以及若干则文献史料，比较宋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差异性。这样既能锻炼学生史料提取信息，又能使学生提高时空观念，增强史证意识。
［巩固运用］ 城市、市民生活与市民观念
材料一城市与生活
东京城商业区示意图 （同前图）
材料二生活与观念
“近岁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拟公侯……”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自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梦粱录》卷十八
分析说明材料一、二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与宋学兴起和发展之间的联系。
［设计意图］通过理清宋代城市商业发展、市民价值取向变化与宋学兴起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加深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相互联系的历史理解。
2.“商业革命”的横向对比：宋代VS近代西方
“……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 东西方“商业革命”的表现如何？它们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有何不同？
（2）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第一层次： ①经济方面，传统的自然经济阻碍； ②政治方面，重农轻商政策影响； ③文化方面，宋明理学的保守性和科举制度的限制。
第二层次： ①政治方面，游牧民族南下，中央集权体制过于强化； ②文化方面，中国是大陆文明体系，缺少冒险精神。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思考宋代的“商业革命”没有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的原因，建构历史解释，并加以评析和价值判断，提高历史认识的时空观念。
第三部分“世俗化——宋代市民的世俗文艺”借助经典宋词以及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使学生感受宋人的市井生活和社会风貌，帮助学生了解宋代在城市商业繁荣的基础上，市民阶层扩大，继而产生了迎合市民的通俗化、普及化的文艺。
文学：宋词成为主要文学体裁，宋“话本”兴起。
绘画：民间风俗画兴起。
戏剧：南戏在南方民间流行。
娱乐场所：瓦肆、勾栏等。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认识到宋代文化向民间和大众转变的特征以及向追求娱乐和文化经济发展的趋势。
四、功效评估的侧重性——反思立意与策略
1.目标达成的针对性
2.内容选择的情境化
创设一系列的问题情境，引领学生从社会史观的角度理解宋代经济文化发展与政治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帮助学生提高历史思维。
3.教学思考的层次性
例如在分析宋代的“商业革命”没有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的原因时，进一步深入二层级问题——国家格局、政治体制、文明特点等发散思维角度，提高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史记》；语言成就
自从司马迁发凡创例，以毕生心血凝聚成这一部不朽巨著以来，后人对它的征引、讨论和评述就一直没有中断，各种有关《史记》的研究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是对前人学者们对《史记》语言艺术研究这方面的一个大致地综合地回顾和总结，并适时地略陈己见。
回顾历代以来人们对于《史记》语言研究的一个探索历程，我发现各家的观点都有一些想通、相近之处，所以在本文我对《史记》的语言成就进行一个比较综合地探索、归纳。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叙事语言生动传神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作为历史著作，基本要求就是线索清晰，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史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司马迁对每个事件、每个人物的出处经历都有明确交代，即使再复杂的矛盾也是一清二楚。如他对《项羽本纪》中的“巨鹿之战”，的叙述：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莫敢仰视。”
作者不仅将项羽破釜沉舟的过程、结果写得明了清晰，而且极为生动形象，正如吴见思在《史记论文》里所言一样：“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
二、人物语言个性鲜明
一般的历史著作用作者的叙述语言把事件叙述清楚即可。而《史记》则不只如此，它还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表情达意，这就由历史向文学迈进了一步。人物自己的语言是人物个性的最好表现。
《史记》的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心理等。《郦生陆贾列传》写郦生的“狂”，其语言绝对是一个“狂生”而绝非“儒生”。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骂座”一段也极有个性：
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嗫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
灌夫的言辞，吴见思在《史记论文》里这样说：“是醉中事，怒中语，如闻其声”。一个豪放不羁的武夫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
三、评论语言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评论历史事件，或褒贬历史人物，或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做出某种说明。放在篇首的称“序”，放在篇末的称“赞”，这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史论形式，是《史记》内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些评论语言或长或短，大都直抒胸臆。如《李将军列传》：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李广是一位悲剧人物，司马迁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赞中对李将军的人格进行了高度评价。
评论语言有时则委婉含蓄。如《封禅书》开端：“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是以即事用杀。”表面看来说的是古帝王、说的是一定要封禅，实际上对封禅颇有讽刺，更重要的是，是实际是讽刺汉帝国“功不至”、“德不恰”，语言含蓄委婉。
《史记》评论语言有时曲折往复，极富变化。如《六国年表序》中的一段：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於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这段评论，首先对秦国毁灭文化的政策表示惋惜，继而转到“何必上古”，以示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再说秦国以暴力取天下，又转到“成功大”上来，肯定秦统一天下的进步性。再转到现实，一些学者见秦国是短命王朝，就采取“举而笑之”的态度，不能对秦国历史进行公允的评价，作者对此予以批评：“此与以耳食无异”，并以“悲夫”收束。一段评论，多次转折，极尽曲折之能事，表现了作者对秦国历史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史记》在语言上取得的成就，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它的语言丰富多彩，含蓄委婉，富有个性特点，以简约、畅达、自然著称于世，对中国文学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今语言学家都在学习它、研究它。这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探之无穷，揽之无竭，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
【参考文献】
[1]马强.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J].史学理论研究，1996（3）.
[2]朱江玮.《史记》语言研究述评[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3]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74.
[4]刘熙载.艺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柳宗元.柳宗元集[M].中华书局，1979.
【关键词】历史学;后现代主义;客观性;主观性;思维方式
有着丰富内涵的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关注的主要是其“在文学理论和历史学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运动”[1]“修订第三版序言”，7的部分，它对历史学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尤其是质疑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还原过去的能力。国内历史学界有不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著，王晴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和它对历史学的主要影响，并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启发了某些后现论家。[2]何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则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因其重视文化的政治作用和阶级关系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而在英国被称为“文化”。[3]秦晖与金雁二位教授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认为，的人的异化理论，“显然已触及现代社会中自由异化、理性异化、科学异化等问题，因而在当代西方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4]下文的主要目的是简略地讨论历史学如何用自身的方法来批判性地应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
它认为历史学是“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的，“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1]“修订第三版序言”，7后现代主义者用以批判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具有高度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和假设不仅存在于历史资料中，而且存在于历史学家用于表达他们思想的语言中。”[1]自然科学常被人们用作评价历史学的参照物，然而，“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相比通常的假定而言，科学知识实际上是较少确定性和客观性的。”[1]建立在过去的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观”虽然在外行人的认识中占有某种支配地位，对科学家的共同体而言却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归纳思维和被动观察，不再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标志。”[1]如下的共识已难以回避：“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观察都具有选择性，因此都以一种假设或理论为前提，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逻辑一致性。”[1]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还有着其他或许更本质的相通之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5]因此，基于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比，而从过度质疑人的感觉的可靠性和记录的准确性的角度来否定历史学的存在意义的历史怀疑论，将不免陷入困境。那么，科学与历史的研究的意义都将从此降低吗？对于并非将科学当作现代神像来膜拜的人来说，若恰当地坚持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1]科学研究不会因为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而失色。而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可以、也应该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增进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作出贡献。
二、要进一步解答历史学如何在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世界中自处这个复杂的问题，按照历史研究的逻辑，应该从历史地认识产生于特定时代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开始。
如其名所示，理解“后现代主义”要从理解“现代主义”开始，这里仅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那部分“现代主义”归纳为“支撑了现代工业社会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演进”的核心信念，即“对进步的信念和对训练有素、理性研究功效的信念”。[1]然而，理性与科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为经典科学所描述的程序化的世界。人性在这庞大的自动机中被扭曲，‘规律崇拜’具有了一种新宿命论的色彩。”[4]“理性”也由人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异化为奴役人的“抽象外在形式”和“凌驾于理智之上并奴役理智的权威”。[4]随着“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带来了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非理性，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泯灭了对人生价值与终极关怀的追求，社会地位的剧烈动荡产生人的失落感、彷徨感与孤独感”，[4]世界大战、生态危机、极权统治等“现代病”日益引发人们的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便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及其思想基础了，表达了一种“对新理念的追求和从前一代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愿望”[1]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必须特别注意，后现代主义是依附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它是一种“反抗性现象”，[1]一种“批判的理论”即“现代批判主义”，[4]一种“反抗理性异化的‘理性重构’运动”，[4]而非关于崭新的时代的完整蓝图。以电脑程序来比喻的话，后现代主义是重要的更新补丁，但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统，它的良好运作必须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的基础上。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已被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困扰的西方社会发出的“走出现代化”的呼声，是对科学、理性、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修正。[4]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并不是那么适合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充满了宗法农民文化残余的中国社会。[4]当今中国的历史学者及其历史研究，难免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缺乏维特根斯坦哲学中那精细分析与波普证伪主义中那种严格逻辑的基础，而更多地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模糊思维、原逻辑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混在一起”。[4]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追求独立、客观、中立、逻辑严密性的历史研究思想和方法仍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贸然于后现代的解构与叛逆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显而易见，在没有借助理性的拐杖站起来、没有借助理性的灯火指引方向的状态下，把理性贬低乃至抛弃，人们就依然是匍匐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的，自由的历史研究不过是海市蜃楼。
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批判应该虚心应对，例如，它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按照某些规则描绘世界意味着接受某些价值观念而拒绝其他价值观念。
此类认识有助于学者宽容地对待不同的思想理论，因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那么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按照贴上的标签来处理了，这对于丰富历史学的内涵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这种后现代观念事实上也驳斥了那种要求历史学者不关心理论以趋近客观状态的理论，因为既然主观的思想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不能彻底排除，那么“‘摒弃思想’的做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5]这就提醒历史学者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与意识的独立，用一种容易引人误解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来描述的话，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5]历史学者不应该盲目畏惧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因为其中也有着可确定性。肯定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表达、理解、解释的完全任意性。首先，一切文本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这意味着不仅要认真研究语言这种媒介，而且要确定作者的背景、文本产生的条件，预期的读者，那时的文化观以及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关系。”[1]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本，“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基础、概念范畴和用词模式”，[1]它们不仅提供了表达意思的丰富的工具，而且使它们的使用者因为使用它们而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不得不遵从一定的规则，“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特殊性中确定这些规则，并在解释资料时充分考虑这些规则。”[1]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性中存在的可延续的相通之处，这是人类交流的关键基础。基于上述三点，人们可以确信，至少部分地理解某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录是可能的。
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有所区别，因为“历史”不仅是具体的、可以质疑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要初步认识这种历史性的思维的特殊性，可以从考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开始。历史上，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不是单一不变的。以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的共同体”为例，其中的人们之间通行着一种“同时性”的概念——“把时间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标示它的多是带有神圣性质的“预兆与成就”。[7]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则共享着另外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7]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存在差异及可变性的观点，可以帮助阐明以下的事实，即与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是可变的，因此它也是特殊的，其存在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维护；另一方面，把历史看作是一条由时间串联起来的“无尽的因果锁链”[7]，是历史性的思维的一项基本的特征。[1]上述的基本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个要点——在认识和实践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统一体的假设”[1]和“一种对理性的实质性地运用，它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模式。”[1]不论事实是否如这种思维所设想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如果了解过去的抱负被完全放弃，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确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1]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家’”。[1]人类在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极大地依赖历史性的经验——“作为一种确认我们身份的手段，作为了解我们潜能的线索，作为我们对他人印象的基础，以及作为未来可能性的一些启示。”[1]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社会集体来说也是如此。失去这类经验——亦即是历史地形成并保有的知识，否定它们的价值，就像失忆一样。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不相信某些受政治影响的记述，但如果否定整个历史思维产品的价值亦即同时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也得否定公司的票据、报告存在的大部分意义。毫无疑问，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报告、票据也是历史记录，即便满是数字的票据，也可能有造假、失真；而且，数字与公式的意义、关系仍要由语言文字来说明。简而言之，专业历史著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的经济文件之类的记录一样也逃不掉。进一步来说，记忆也是一种历史著作，历史著作也是一种记忆，对待记忆的方式可以使如何对待历史著作的问题得到参考，怎么对待历史著作也会影响到怎么对待记忆，因为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考察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话，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略为辨析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分享经验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不熟悉的事物的“记忆储存库”和“文化资源”；这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法通过亲历而直接获得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人们了解异国的特色，如同不能让人们放弃知晓邻居亲戚的信息一样。[1]二是，认为历史不会照原样重复因而借鉴意义不大的看法，并无多少价值——“历史学是有关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清单”，[1]具体的事例中的某些思想或许具有跨时空的相通性；人们在利用经验的时候，通常也不是照搬，而是在理解和运用中对其进行拆分、组合、再加工。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及其成果，就是这些思想和供使用者组合、改装的经验的零部件的重要来源。总而言之，“历史”不仅是具体的知识，还是一种几乎充满着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历史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是其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会影响人们的历史性思维。历史学的存在和意义，是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保证。下面的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这种行为就像专门祛除白内障的眼科医生。”[1]“错误的陈述”不仅指具体的解释，还可以包括用来得出答案的思维方式，“白内障”则是妨碍人们合理地运用历史性的思维的障碍。缺乏实际操作——历史研究——的话，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相对的规则是难以理解的，其中的问题也得不到充分的检验和修正；长此以往，人们不仅难以治愈“白内障”，甚至连自己生了病也不容易察觉到。如果历史学的追求事实的可能性，以及用时间与因果的链条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是应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某些具体的结果——被否定，那么现有的社会大概就会崩塌，然后形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五、在对历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直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颇具活力的新因素。
例如，“认识到语言强加给使用者的结构性限制”，引导历史学家去发掘表面的历史文献背后的社会文化、潜在的意识。[1]此外，后现代主义既然指出历史叙事中存在大量文学因素，一些历史学家就受此启发，“将历史编纂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并乐于进行试验性创作”。[1]后现代主义还帮助历史学开拓了一些发展前景广阔的新研究领域——它“将话语解构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权力”，使人们明白“历史编撰本身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刺激人们关注在过去的主流研究之外的对象，如女性、“落后”的社会及文化等。[1]总的来说，历史学者应该用历史学的眼光去审视后现代主义，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去面对后现代主义，在不可避免的主观中更加严格地分析材料与完成作品，在不断的实践中修正和巩固建立在时间、因果关系之上的历史思维，并且勇于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开拓及锻炼。这样一来，即便失去了一些具体的“科学性”，却保持住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的研究精神。
参考文献：
[1]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J].东岳论丛,2004,25(1):11~19.
[3]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2(2):115~119.
[4]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5]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M].梁赤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宋元史学家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语言观；语义考释
作者简介：周 勤，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引 言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后文简称胡注）融传统传注、训诂学和新体式之“音义”与文献学之校勘考证及史学精神的阐发等为一体，开创了史籍注释的新体例，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胡三省的著作除胡注外，还有《通鉴小学》2卷，《竹素园稿》100卷，以及《通鉴释文辩误》 [1 ]（后文简称《释文辩误》），前两种著作惜已亡佚。《释文辩误》12卷，共计709条，乃征对史炤《通鉴释文》而考释其中不当之处。其基本体例：先摘引《通鉴》原文，再列出《通鉴释文》的见解，然后继之以胡三省的按语。这些按语虽然是对《通鉴释文》的再考证和评判，然其中或直述或隐含胡三省对外来词、行业用语以及专有名词等多个方面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言发展观。这些语言观在胡注中得以充分运用和发挥，也是成就胡注在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地位的基石之一。因此，对《释文辩误》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胡三省的语言观，而且有利于对胡注的客观全面把握，对其中语言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二、《通鉴释文辩误》对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义考释
1. 外来词的音义特征及其释义方式
外来词源自于外族语言，在形音义方面与一般词汇相比表现出一些特性，即：音译词或音译成分往往有多种写法；音译词或音译成分的几个音节共表一义，不可拆开理解；概念不一定都源自外族等 [2 ] （104）。外来词的这些特点决定其释义方式的独特，也对注家的知识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释文辩误》和胡注都表现了胡三省对这类词的认识及其释义方式，如：
①宇文部亦鲜卑种，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建国号曰宇文，并以为氏。宇文，犹华言天子也。《通鉴》下卷云，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可以知宇文之出于鲜卑。史炤殊不之考，不已疏乎！（卷四，P51）
②东蛮三部，皆德宗朝韦皋帅蜀时招与共御吐蕃者：苴那时，一部也；勿邓，一部也；梦冲，一部也。若曰苴那，则以“勿邓”为“时勿邓”矣。炤释非。（卷十一，P164）
③唐末南诏改国号曰长和，其君曰骠信。长和者，南诏也，骠信者，南诏之君也。（卷十二，P178）
例①胡三省首先指出宇文部为鲜卑族，进而介绍了这个部落的沿革，指出“宇文”这个外来词意译为汉语之“天子”，并引《通鉴》为鲜卑种佐证。胡氏在“宇文”这一外来词的考释中不仅指出其相应的汉语词义而且也注重对其种族源流的分析，可见胡氏对外来词音义性质的把握比较准确，释义方式也比较合理。例②是对外来词“苴那时”的考证，胡氏从东蛮三部的史实分析该部落名，史炤的失误在于对此外来词所指的外族情况不甚了解，因而误“以‘勿邓’为‘时勿邓’”。例③胡氏据唐代南诏的历史考证“骠信”这个外来词的含义，即“骠信者，南诏之君也”，而史炤之误也正源于对这个外来词的源流不清。概言之，例①胡氏对外来词释义采用意译并强调了《通鉴》的语境作用，例②和③则是利用外族史料。总之，胡氏不但对外来词特征有比较清楚的把握，而且所采用的语境与外族史料并用，形音义全面兼顾是考释外来词的有效方法。
2. 行业用语的语义特征及考释方法
行业用语由于使用领域的限制，其语义具有封闭性和严密性，不可与一般的语汇等之。行业用语因有行业特征，若要释义准确，注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业知识。胡三省虽处于宋元之际，然而从他对行业用语的考释中可以见出其对这类语汇特点的正确认识，如：
①《左传》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箕张之陈，与鱼丽之陈固当不同。列宿之象，箕张，翼舒。箕四星，下二星翕而相近，上二星开张。列陈前阔而后狭，故曰箕张，即今军中言杷头陈也。（卷七，P95）
②炤于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大通二年，葛荣列陈箕张而进，释曰：箕张，犹《春秋》鱼丽之陈。于此又曰：鹿角，犹《春秋》鱼丽之陈。如此，则凡陈法惟有鱼丽陈一法而已。嘻，可笑也！设鹿角为方陈者，斩木存其大本，凡枝皆剡其端，如鹿角然，埋之陈前，以御胡马冲突，内为方陈，非如《春秋》鱼丽之陈也。（卷八，P111）
③字书，瘾疹之疹，章忍切。尩疹之疹，丑刃翻。尩，弱也。疹，疾也。自言弱疾，苟延视息。若患瘾疹，何至言苟延视息哉！（卷七，P89）
例①和例②都是有关阵法的军事术语。胡三省通过对“鱼丽”、“箕张”和“鹿角”三种不同阵法的阐释，指出“箕张”阵列如簸箕之形，“前阔而后狭”，“鹿角”阵则需砍树留干，削尖枝端，如同鹿角，然后埋于陈前，以防胡马冲突，其“内为方陈”，由此指出史炤将二者均释为“鱼丽”阵的大谬。二人对这些军事术语理解的高下，实则反映了对行业用语语义特征的认识及自身行业知识的差异。胡三省对“箕张”之考释不但到位，而且还指出了它在宋元时期军语中的称法“杷头陈”。他对“鹿角”阵的形式和功能的准确训释，也源于其相应的行业知识。例③是有关医学的用语，胡三省通过对“尩疹”的考释，指出史炤宥于字书，忽视语境信息，误解此医学术语。胡氏这些基于行业，结合语境，证之以今的考释行业用语的方法对后世颇有借鉴价值。
3. 普通名词与专有名词的关系
“专有名词是相对于普通名词而言的”表示“单个的人、物、地方等，是特殊而具体的个体名称。” [3 ] （10）普通名词（简称通名）与专有名词（简称专名）在形式上都属于词的范畴，但内容上却有本质的区别：专名的语义所指具有独一性；专名也有时代性，这使其语义指称又具有相对性，即往往出现同名异实的现象等。通名与专名的区别决定了二者释义方式的差异。胡三省基于史学和文献学以及专名的语义特征提出了有关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和原则。其方法为“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 [4 ] （30）即：纵横结合，源流并重。胡氏将此方法运用于《通鉴》人名、地名等大量专名训释，形成其注文的一大特色，故陈垣评之“胡注长于地理之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 [5 ] （98）在其《释文辩误》中也用这一方法辨析专名，并对此法作了进一步阐释，如：
姜维出骆谷至沈岭，邓艾据长城拒之，此长城当在郿县之南、沈岭之北，乌得谓为方城之长城乎！《水经注》：骆谷水出郿坞东南山骆谷，北流迳长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邓艾所据之长城也。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著笔乎！（卷四，P48）
此条胡三省依据史实及地理文献考证地名“长城”，不但指正了史炤的谬误，而且还总结出考证历史地名的方法：“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这便是纵横结合的专名语义考释法。
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卷十一，P163）
此条材料胡氏也是据史实及《唐书》对地名“高邮”再考证，指出史炤结论“高邮，邑名，属兖州”的不当，推出史炤之误恐在于以南兖州为兖州，以晋、宋、齐、梁、陈的疆理释唐之疆理。胡氏由此提出考释历史专名的方法“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这即是源流并重的专名语义考释法 [6 ]。
胡三省不但提出了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其《释文辩误》还隐含专名语义考释的原则。地名考据注重文献的时代性，人名考据注重对象的民族性，专名考据注重同名异实的特点 [7 ]。
4. 词义静态与动态的关系
词义分为两种状态，即静态与动态，所谓静态，指在字典辞书中储存状态下的词义，所谓动态，则是指在具体语境中的词义。语境对词义有选择性，使静态词义的多项性因语境而表现为单一性，当然也会丰富静态词义的内容。因而注家在对文献词汇训释时应据语境对静态词义做恰当的取舍，同时也要找出语境所添加的内涵。从胡三省对史炤《释文》的辩误中可以看出其对词义两种状态的认识，如：
①此即《孟子》所谓“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之梃。梃者，杖也，岂木片之谓乎！此亦信用《广韵》之过也。（卷十二，P175）
②余按《礼记》，天子之病革矣，革读与亟同。病亟，言病势危急也，不当以敏疾为释。若去吏切之亟，数数也，愈非病亟之义。史炤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其敝至此！（卷十二，P175）
③史炤此说亦由《广韵》来。《通鉴》所谓巡澨海者，巡逻海濒耳。顾野王曰：澨，水边地；朱元晦曰：澨，水涯也；说较简而明。（卷十一，P163）
在以上三例中胡三省指出史炤对“梃”、“亟”、“澨”的考释皆囿于《广韵》等辞书，忽视了《通鉴》的语境义，故胡氏评之为“此亦信用《广韵》之过”“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等。由此可以见出胡氏对词义动静两种状态关系的正确认识。故胡氏不但以此指正史炤的谬误，也在其胡注别注意利用两种状态，还提出“文理”这一概念，实则为语境 [8 ]。
三、胡三省的语言发展观及其学术意义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语言的发展表现在语义和语言形式等方面，胡三省语言发展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古人谓以狱辞成人之罪者曰锻炼，其引喻之义甚精，盖冶金者既烁之以火，又淬之以水，炼之以鎚，而后能成器。舞文巧诋之吏，其讯囚也，威之以笞箠木索，质之以参伍证佐，或驰或张，或缓或急以困之，使答辩者变意易辞，惟其所欲以成狱，故比之锻炼。（卷十二，P182）
②觚，有稜之器也。卮，圆器也。古字未必以卮为觚。盖炤以为觗即卮字，误作觚耳。炤又曰：古以角作觗，受三升。审观炤释，盖袭用应劭《汉书注》而不能尽用之也。劭云：卮，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受四升。古“卮”字作“觗”。郑玄《礼器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史炤谓觗受三升，既与应劭异，抑以郑玄所谓觯者为觗与？然后世之玉卮，非古之觗也。（卷十二，P171）
③下牙，犹古之言退朝也；岂视事晚之谓乎！刘冯《事始》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军行建牙。后世至于官府，早晚军吏两谒，亦谓之牙。呼谓既熟，虽天子正殿受朝谒者亦名正牙。（卷八，P115）
例①胡三省在释“锻炼”作“狱辞成人之罪”时，分析了该词义形成的过程：因“冶金者既烁之以火，又淬之以水，炼之以鎚，而后能成器”与刑讯逼供之间具有象似性，从而导致该词的词义从冶金领域扩散到刑法领域。这其中的演变机制即为引喻。例②释“觚”“卮”。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及物品的丰富化，语言中往往出现同名异物现象，词义会相应调整，故胡氏在释“觚”“卮”后得出“然后世之玉卮，非古之觗也。”例③释“下牙”，谈到“牙”词义的衍生：由军队中牙旗到官府“早晚军吏两谒”，因“呼谓既熟”，义域又扩散到朝庭，即“虽天子正殿受朝谒者亦名正牙”。这实际上揭示人类认知的作用导致的词义演变。以上是胡氏有关词义发展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论断。
同时，《释文辩误》也蕴含了词形发展及其相关因素的语言观，如：
余按《记·王制》，诸侯赐鈇鉞然后杀。是斧鉞以专杀也。至于汉、魏以下，持节者亦得以专杀。唐中世以后，置诸镇节度使，建节，树六纛，亦得以专杀。故授节度使者，谓之授旌旗，亦谓之授节鉞。若曰节以专杀，斧鉞以专断，恐字义不可如此区别。（卷十，P148）
在这条辩误中，胡氏描述了从《礼记》的“赐鈇鉞然后杀”到汉、魏之后“持节者亦得以专杀”，再到唐中期以后“建节，树六纛，亦得以专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变迁，导致“授节度使者”称为“授旌旗”，也称为“授节鉞”的词汇变化，并指出“节鉞”代表专断在词形上的变化并未影响其词义的变化，故不当释“节以专杀，斧鉞以专断”。此为胡氏有关社会制度变迁对词形演变作用的认识。
胡三省在语音和语法发展等方面的观点，前贤已有论及，此不赘述。当然，胡氏及《释文辩误》也传承了上古到中古一些有关语言理论的认识，诸如官话与方言的关系，语言形音义的关系以及词义的系统性等，暂不在此论述 [9 ]。
总之，胡氏作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不但吸收了上古以来的语言观，还融汇前人文献学和史学等成就，以史学和文献学这一他山之石攻史籍文献之“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训释风格：以历史观关照语言问题，用文献学的手段加以验证。凡此都表现了近代学者的特色：集大成者。胡三省在充分吸收前贤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不但在视野上有较大的拓展，在语言理论方面也有明显的提升。前者主要体现于胡注，后者体现在《释文辩误》，如上文所述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义考释和语言发展观等。其中语言发展观正是受其史学修养的影响，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语言发展现象，从而使其超越了宋代儒学家朱熹“叶音”等的语言观，对近代语言学发展意义深远。
四、结 论
综上所述，《释文辩误》在对史炤《通鉴释文》的辨析及评判中融入胡注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观及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原则。虽因史炤而作，但其“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又云晋、唐、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固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也。” [10 ] （421）胡三省的学术思想不但对元明《通鉴》学研注一派的影响重大 [11 ] （13），其语言观对后世也有开启作用。尽管由于《通鉴》史料性质的影响，学界对胡注及《释文辩误》的价值多定位在史学和文献学界，然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训诂学家对胡注的考证及引用上，不能不说胡氏语言观具有启后的作用。如清钱大昕虽在《通鉴注辨证》指正胡注的一些失误，然其《廿二史考异》等史籍杂著也传承了胡三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地名等专名的考证。在征引胡注方面，有如清王先谦注《后汉书·袁绍传》：“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之“持牢”时转引“《通鉴》胡注：‘犹今南人言把稳也。’”凡此可见胡氏语言观及胡注影响之一斑。
概言之，《释文辩误》不但对胡注理解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且其语言观也标志着我国语言研究新时期的到来，是经验基础上语言研究的理性化与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此期学术风气的开启及社会多元因素的碰撞有密切关联。可以说，胡氏对外来语、行业语及通语等语义特征的理性认识，专名的训释方法与原则，语言发展的探讨等都初具近代语言学的规模。
参考文献：
[1] 张常明.《资治通鉴》音注版本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9）：64.
[2] 周红红.外来词的界定[A].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C]，2007.
[3] 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陈 垣.通鉴胡注表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6] 黄碧蓉.从南海地名演化看我国的海洋认知——及英国的海洋殖民意识[J].求索，2011，（11）：65.
[7] 蔡梦麒.徐铉反切与《唐韵》反切的差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118.
[8] 段颖玲.论“看看”语义的古今演变[J].求索，2010，（4）：174.
[9] 罗晓林.《礼记》中的传统礼仪教育方法及其现代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3）：108.
[10] 纪昀等.四库总目提要：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