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2: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一思修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Discuz 毕业论文 质量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2.4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1-0136-02
高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实践性环节，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决定学生毕业时是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从专业建设的角度讲，毕业论文质量优劣是考量本科专业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能力培养的角度讲，毕业论文撰写过程的目的在于增强学生查找、研究文献资料的能力，以及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现实的情景是，目前学生的毕业论文内容空洞，没有新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较低，辩证思维能力较差，论证缺乏逻辑等。导致以上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制约论文质量的因素
（一） 学生自身的因素
第一，就业体制和压力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学生在修完学校安排的所有学分后，便迫不及待地走出校门寻找工作，没有花太多心思放在做毕业论文上，主观上不予以重视。
第二，选题仓促。学生在选题时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文献梳理与分类的过程， 仅凭一时兴趣定题， 其结果要么是题目过大而难以驾驭， 要么是题目过窄而无话可说，结果则是不断更新选题，浪费自己和指导教师的宝贵时间。其二是学习被动， 不积极，不注意知识的积累， 对自己所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知之甚少， 撰写之际才苦思冥想，查找文献书籍，因而造成文章起点低，缺乏深度和创意。
第三，缺乏分析材料的能力。大多数学生只会就事论事地本真描述， 缺乏理论上的辩证分析；也不太擅长利用和消化前人的资料，有的甚至不经消化吸收就摘抄别人的观点、结论。这也反映了学生平时科研训练不足， 没有系统地学习科学分析方法，科研能力体系没有得到培养等问题。
（二） 评价体系不完善的影响
以往论文写作的终结性评价关注的是整个阶段的教学结果，不能对教学过程起到跟踪、监控、检测和指导的作用；没有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的发展，从而科学地、理性地、全面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从知识、能力、品质、态度等多项指标去衡量每一名学生。
（三）缺乏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监控
管理监控应贯穿整个毕业论文工作的过程，从学生选题、开题、中期检查到指导教师的评阅、互阅、学院抽查、答辩、成绩管理以及各项工作总结等。从指导教师的情况看，教师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缺乏足够指导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其次，答辩小组的教师由于时间所限无法认真评阅学生的毕业论文终稿，因此答辩小组给出的成绩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维持导师“原判”了。
二、论文质量管理的意义
制订好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保证学生毕业论文的较高质量是本科教学的核心所在。努力培养教学质量过硬，责任心强的师资队伍也同样重要。
从学生方面讲，在整个大学期间都应该注重将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学校应在学生大一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为学生毕业时的一切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从教师方面讲，教师应该多和学生“对话”。在指导论文的过程中，要适当地启发和引导学生，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胜任感和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 教师还应该认真履行指导职责， 督促学生完成论文撰写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学生， 并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意识放在论文指导的首要位置。
三、 基于Discuz系统的论文管理方案
由于毕业论文在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相当多的教师对毕业论文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最近两年为例， 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对论文选题、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过程管理、答辩等进行的描述性研究；第二类是以调查问卷、个案研究、专业软件统计等形式对毕业论文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等。
Discuz论坛软件亦称网络社区系统，它伴随社区BBS的流行而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第一，社区网络系统中的个人空间，可以通过网络日志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这不但为进一步提升对学习过程的评价提供了条件，也为研究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了条件，还为找到具有相同专业爱好的学习者提供了条件，从而更有利于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建立起学习兴趣团队，为研究性的专业学习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第二，在社区网络系统中的论坛系统中，可按照院系、专业方向等灵活定义多层次的分组目录结构，为论文写作管理中各专业方向上的资料聚集和正式成果的收集管理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大大提高论文写作管理的效率。
第三，社区网络系统的首页可以自动集成来自论坛、群组和个人空间中的重要、关键信息，从而高效的向用户提供整个论文写作活动中的重要信息，有利于快速关注重点和最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提高在论文写作中的交流效率。
基于社区网络系统的以上功能而开展的毕业论文写作和管理工作将有助于提高论文写作的质量。
首先，在论文正式选题之前的交流学习阶段，指导教师可以在自己的群空间中提供教师简介、研究方向、在研课题、拟定的论文题目、建议的参考书目文献等资料，学生可以据此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按照教师的建议查阅资料，查阅的文章可以在网上；还可以在阅读文章之后网上提交读书笔记。通过前期的交流和记录可以提高论文选题的质量。
其次，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按照论文写作计划，在指导教师创建的讨论空间中提交各阶段的成果，系统自动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成为形成性评价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可以通过发帖的方式提供自己写作过程中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尽量将写作过程记录下来，通过对论文写作信息的交流也可以提高论文写作质量，激发学生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在网络平台下，这种提交方式为评价指导质量提供了监督、评价的依据，促进指导过程的规范性和指导质量的提高。
再次，在论文互阅阶段，在社区网络系统中，能够在学生提供论文时以匿名的方式提供给评阅教师，互阅教师也可以匿名发表审阅意见，从而更好地保证论文评审的客观公平性。
最后， 在形成性评价上，首先，通过应用网络系统能够准确记录学生各个阶段的任务完成情况。其次，在论文评价上，基于网络系统可以更好的实施匿名论文评审，从而提高论文互阅的评价质量。第三，论文写作管理者，则可以因为具备较高的用户等级而可以看到真实姓名，由此既保证了论文评阅的匿名性，又便于对这一环节的工作质量加以考查评价。
四、Discuz系统的应用意义
总结起来，网络社区系统有五个特性：论文写作过程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跨越时空界限交流的高效性，阶段任务完成时间的自动记录带来的评价依据的可靠性，对用户讨论交流事件记录的真实性和对学习、经验、知识的不断积累的便捷性，以及网络环境下匿名互阅的可控性。而利用这些特性的管理既有理念上的创新又有手段上的创新。首先，在管理理念上，第一，将毕业论文的管理在目前注重结果管理的基础上，补充了事前管理，并加强过程管理，从而通过实现对论文写作全过程的有效管理，来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第二，充分发挥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经验的积累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通过分享他人经验和前人经验，促进学生能够以更高的经验起点和更多更快的经验积累，在有限时间内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其次，在管理手段上，应用社区网络系统来加强毕业论文管理，使论文写作管理中的理念创新能够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持，从而切实落实创新理念，有效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这在毕业论文管理手段上也是一个创新。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云飞.对信息技术教学平台的研究和思考[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11，（9）.
[2] 周小燕.基于Discuz的英语写作协作学习模式探索[J].软件导刊， 2010，（10）.
论文摘要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摘要：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和“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自得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摘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和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摘要：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和“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自得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和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和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摘要：“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熟悉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和“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和“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和“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功能，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实。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摘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实。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摘要：“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和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假如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和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和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摘要：“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摘要：“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功能，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摘要：“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和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和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和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具体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和《左传》有关“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和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奠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和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闻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具体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摘要：“《尔雅》云摘要：‘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摘要：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和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和“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和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摘要：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和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有关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探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和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探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订，其学术特征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探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和“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探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摘要：《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和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和“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和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和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和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自得忘言”和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闻名的论断摘要：“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聪明、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和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新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功能，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索“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新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摘要：“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新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索新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自得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闻名的一个。“自得忘言”语出《庄子·外物》摘要：“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自得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自得”，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自得”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自得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索新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新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征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闻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自得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和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摘要：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假如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关键词：江西省 书法家 地市 区域 成因
自唐以来，江西书法家就人才辈出，如钟绍京、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山人等等，可谓渊源久远、代有人出。
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西分会于1986年6月6日正式成立，并在江西省文联第五次文代会期间，同时召开江西省第一届书法家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书协领导机构，至此全省的书法创作和研究才有组织的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几年，江西省书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广泛开展艺术活动，大力培养书法人才，书法队伍不断壮大。
截止至2012年8月，已经有省级会员有2656人，全国会员190人。其中各个地市具体分布如图：
地市
级别 省直 南昌 九江 宜春 赣州 上饶 抚州 萍乡 景德镇 新余 吉安 鹰潭
省级会员 324 371 305 295 248 242 186 175 144 139 139 114
全国会员 42 21 32 8 13 25 6 9 5 12 10 7
纵观当代江西省书法家的地理分布，结合区域特点，影响书法家成长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展览与培训。书法有“法”，不是闭门造车、各自为战能成的。有很大一部分作者，都没有人指导，不临习任何碑帖，或者临习当代人的作品，即便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方法不对，也不会有任何成绩。所以，多参观展览，参加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省书协在2012年举办了一系列重大展览，主要有江西省第七届青年书法展、江西省第四届楹联书法展、江西省首届篆刻现代刻字艺术展、江西省首届妇女书法展、江西――新疆书法联展、中国中部六省书法联展、江西省第六届书法临帖展、吉林、海南、江西三省书法联展。在省书协展览活动的推动下， 全省各地市书协也积极举办了许多丰富多采的书法展览， 各种行业、年龄段的展览亦频频举行，如南昌市书协六年来，举办各类书法展览共计50余次，展出作品近2000件；都昌县仅2012年就举办了鄱湖之春――南山雅集书法笔会、鹿鸣匡阜――“鄱湖三友”书法艺术返校汇报展、青海湟中――江西都昌书法交流活动、喜迎党的十老年书画展等多个展览，对于提高作者书法创作水平，发现书法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培训，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正确的学书方法，提升书法水平，近年来，江西省书协已经开展了不少短期、长期的培训班，2012年、江西省书协举办了第二届篆刻培训班、首届书法高级研修班、国展看稿会、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看稿会等等一系列的培训。通过培训，我省不少书法作者开始在国展中崭露头角，屡入国展的作者开始逐年增多，如省书协于2012年举办了刻字培训班，通过培训班的学习，在全国第九届刻字展中，有17名入展，1名获得全国奖。从历次的培训报名情况也可以看出，各个地市参加培训的人数，与当地的会员人数也是成正比的。
其次，良好的书法学习氛围。有些地市的书法学习氛围非常好，从各家各户的春联，到店铺招牌、家居装饰，都洋溢着书法的气息，时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和书香墨韵。这些地市的书协非常注重书法队伍新老衔接，着重培养一批中青年书法作者。如靖安县文联的蔡长远老师和德安书画院的冯德良老师，作为当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积极开展书法学习的普及、宣传工作，义务开办书法培训班，并免费为学员提供笔墨纸砚，使小圈子变成大群体。书法爱好者在这种良好的文艺氛围影响下，虚心学习，勤奋耕耘，加上有老师的正确引导，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几年有一大批有创作能力的书法爱好者相继加入了国家、省市各级书法家协会，逐渐成长为我省书法的中坚力量，很多作者在全国级各类重大书法展览中都取得过好成绩，书法队伍也不断壮大，形成了我省书法创作的阶梯队伍群体。
学霸与神的学习成果似乎不相上下，但是显然，学霸成了用功刻苦的劳模代表；神呢，则是天才型学习代表。
学霸PK神
想当年，学霸与神的PK，学霸总是败下阵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喂，你在干嘛呢？”
普通人说：“玩。”
“玩什么？”
“唱K，逛街，看电影……”
学霸说：“学习”
“学什么呢？”
“学数学。”
神说：“玩。”
“玩什么呢？”
“玩数学。”
学霸会在堆成山的桌前伏案到两点，困了也不不肯去睡觉，埋头学习；神的面前一般就摊着一本书，优哉游哉地用笔圈圈画画，不到十二点就去睡觉了。
学霸与神的学习成果似乎不相上下，但显然，学霸成了用功刻苦的劳模代表；神呢，则是天才型学习代表。
对于学习成果优劣的区分，坊间流传着“小牛，大牛，大”的传言，而学霸与神的区别则是用功程度、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的区别。简单点说，前者重在结果，后者重在过程。
学霸有时看着神的悠哉，会惆怅会嫉妒，但最终也化为默默的努力。是呀，天才总共就那么多，自己没权选择生来的聪颖，却有权选择后天的勤奋。
学霸和神在同学间往往是另一种存在。他们少有和一般同学打成一片的情景，多是忙于自己的事物。学霸是要学习没空和你打dota聊八卦；神是一个眼神就射中了你的幼稚无知，再不同你多加言语。所以，学霸和神在同学们中的人缘，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
神，自是天性聪慧，不加用功，效果也极好。所以一般都受到大家的羡慕和敬仰膜拜。
而学霸，完完全全靠时间和精力的积累，才拥有了优于众人的成果。有时候，辛苦奋斗的学霸还要受到一些同学的冷言冷语。
甲说：“那个张三，就是一个书呆子，天天学习，其他什么都不会。”
乙说：“要是我也和他一样用功，早比他还有厉害呢！”
丙说：“那个学霸，也没见他少用功，也没我厉害呀。”
这时候的学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于没有掌握良好学习方法，学习成果不见起色的学霸，更是苦不堪言。
但是能成为学霸，常常有一些过人的优点，比如恒心毅力、甘于寂寞。有些学霸，即使奋斗得偏离了最初的航线，但是那些踏实本分的品质一直不曾离开。
要知道，面对种种诱惑，听闻冷眼讽语，泰山崩于前而不倒的心境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
这时候的学霸，是可敬可爱的。追逐着自己小小的梦想，一个人孤独寂寞地前行。
学奴，学霸，学术家
有时，学霸也挺可怜，辛辛苦苦，日夜苦干，可是学习效果还是不见起色，还会可怜无辜地被好事者冠上“只会学习的书呆子”的称号。
瞧，那个学霸张XX，舍友们大都呼呼大睡，各自美梦去了，他还在挑灯夜战，不时揉揉发红的眼睛，不时挠挠自己不让自己睡着。又是一阵翻书声，铅笔与稿纸兴奋的擦擦声……
看看表，两点了，任务终于完成了，对面的李XX也没再噼里啪啦敲键盘了，自己也该睡了。
于是乎迷迷糊糊睡去，早上七点不情不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到教室后，第一件事——冲个雀巢速溶咖啡。嗯，要提提神才行，要不上课睡着了怎么办？可是上到第三节课的时候，怎么感觉滔滔不绝的老师变样了呢？咦？好像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影子也模糊了，老师这是在变魔术呢？
“嗨，张XX，快醒醒，别睡啦！”
学霸被同桌叫醒，迷迷糊糊地擦着嘴角边的哈喇子，对上老师那严厉的眼神，顿时正襟危坐，笔耕不辍。
下课了，教室里响起了嬉笑声、喊话声，吵吵嚷嚷。学霸这会儿兀自沉浸在柯西定理中，或是默记着英文单词，不时嘴上念叨两句。
又到晚上了，自习到教学楼的门卫大叔开始赶人，学霸收拾好沉重的书包，匆匆回宿舍，继续开始挑灯夜战，一个循环又开始了……
期末考试不期而至，到网络教务系统一查分，张XX顿时像蔫了的黄瓜一样。
“这怎么还有一堆七八十分呢，估计又是两百名，没进步，哼哼！”
却听到别的学霸同学传来欢呼声：
“哇塞，太好了，真没辜负我前段时间天天弄到一点，好几门都上90了！”
“哎呀，你怎么那么用功，你看我每天十一点熄灯睡觉，也没有科目下过90呀。”
“我说你们别在那得瑟了，要那么高的分干什么，我天天打打dota，按时睡觉，考个80分挺自在的，我这生活可滋润了！”
听着舍友叽里呱啦的谈话，张XX沉默了，他的脑海里只浮现两个字：学奴。
怎么一不小心就变成学奴了呢？天天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吃饭睡觉学习，可成绩也不见得有什么提高呀，而且他也没觉得学着这些东西有什么乐趣呢。他只知道，高三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了大学也没多大改善，为了保研，为了出国，绩点很高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想分一杯羹啊，于是天天学天天学。至于那些具体的知识，学着就行了呗，以后应该有用吧？
可是，自己怎么这么像一个任劳任怨的小奴隶呢？学习突然变成了一座大山，更像是一个高大严厉的主人，不断命令着自己做这做那……
天哪，张XX不敢再想下去了。
今儿个晚上，张XX没有再捧书挑灯夜战，因为考试已经结束了，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值得他去做，那就是观察对面床铺的李XX。李XX的床铺真的让人过目难忘啊——
三层小书架上堆满了书、论文、期刊杂志，大多是计算机算法相关的。床上也散落了好多草稿纸，上面都是些数学公式。小桌子上还有台李XX自己改装过的笔记本电脑。张XX就看着他一天到晚捣鼓他的电脑，噼里啪啦敲着代码，不时翻书查阅，露出会心的微笑。
他知道李XX整体成绩一般，排名二三百来名左右。但是计算机方面的科目几乎永远是满分，ACM（计算机协会）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赛，他还进了前10呢！而且他现在才大三，已经到公司实习了，还写了不少好程序卖给一些软件公司了。
在张XX眼中，李XX好像就在修炼神功一样，沉浸在自己的计算机世界里，废寝忘食；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凌乱，衣服也不经常换。
张XX觉得对面的李XX好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头发花白的科学家，生活朴素，一天到晚就是推导公式、演算等式、撰写论文，做出什么研究成果就兴奋地像个孩子。
“学术家！”张XX在心里自然地联想，“李XX就像个学术家！”
没来由的，想想自己，想想叽叽喳喳谈话的同学，又想想对面依旧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李XX，张XX望着窗外，心情有些落寞。
新型学霸——折腾达人
鄙人不才，被同学们称为“学霸”。我自认为才疏学浅，得辛苦耕耘才能取得好的成果。用功也许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用功一定不会成功。我被认为是个经历丰富型学霸。何出此言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每天七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有时候要准备TOEFL、GRE，早上还六点爬起来过呢。我的专业相对大部分专业来说比较辛苦——通信工程，属计算机和电子的交叉学科。三年多的时间要修满200个左右的学分。上课的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是坐第一排，记着笔记，当天作业必当天完成。
有人说何苦像高三一样那么严苛？
我只道今日事今日毕，趁白天刚学新知识，晚上迅速复习一下，写起作业来就很快。拖到一周后再写，脑袋里只有老师七零八落的只言片语。
在大学想要学得好，其实比高三更累。很多人都说进入大学就放松了，其实不然。大学里的课很多，老师讲授的时间很少。说实话，很多课都是在自学，强大的自学能力必不可少！有的课程，我没去上课，自己看书，自己做题，自己捣鼓实验，最后的效果还挺好。有时候还能在开学初免修一两门，就是开学初把期末卷子考到90分以上。数理方程就是这么过的，正好99分。
高强度的学习要以健康的身体为保证，拖着个林妹妹的身体，估计还没上战场就倒下了。我办了健身房的卡，几乎天天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常常在跑步机上不知不觉跑了几千米，跑步机上的电视正好放完一集芒果台的电视剧。打网球、游泳，运动确实使我神清气爽，学习效率倍增。
光是学习和运动，似乎也太单调了些。谁说学霸就不能情感丰富，爱好广泛呢？恰巧鄙人天生文艺青年，特别喜欢折腾。
大一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合唱团，学了不少曲子，高音也进步了不少，还带团去参加演出。听说有个模拟联合国的会议挺好，我又屁颠屁颠报名了，经过严格的淘汰赛，成为其中一员，没少去各个大学参加比赛，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优秀青年，也历练了自己。
我还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筝九级，现在也能对谱随意弹了，我常常饭后去琴房练首《浏阳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消消食。陶醉在音乐中，那真是妙不可言哪！我还练书法，现在没有老师拿着戒尺在旁边训斥我了，自己展开宣纸，挥毫泼墨，模仿一下名家，锤炼一下技艺，写得不错的裱起来，送给亲友师长，还是个挺有创意的礼物呢！
今年春天，巴基斯坦一行科学家和官员来北京访问，我被拉去当了回“导游兼翻译”。陪他们参观大学，参观科技馆，用英语讲解学校通信信息技术的发展，天南地北地聊中巴文化。借机我了解了不少巴基斯坦的科技、文化，还结识了一帮巴基斯坦学者朋友，一天的参观下来，他们都亲切地叫我：“李露！李露！”那不标准的发音响在耳畔，那黝黑的笑脸在阳光下闪耀。
今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北京IEEE协会和IBM中国研究院合办的交流活动。来到软件园IBM的中国研究院，看了不少IBM的Smarter Planet（智能星球）的先进理念和智慧生活的应用，有些似乎我们学校学生也在做，科技改善生活。
我作为高校代表发言，上了IBM演讲台，讲起了自己对于Smarter Planet的理解，和自己曾经的经历，更有对生活对理想的理解。我的口语在三位发言者中最不好，但是故事却是最为生动有趣，台下的观众总是情不自禁地大笑，或是聚精会神地倾听。
明年春天，我还会去加州进行交换学习和工作实习，那会是怎样的经历？我很期待。
专业培养计划是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基础。课程是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任何能力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塑造，交流能力也是如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学生的交流沟通现状，并以期从学校专业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的角度力求找到解决方案。
1 交流能力培养的需求现状
目前，针对大学生交流能力现状的调查或反馈很多，但为了能够实际获取信息，本研究首先利用本校做了两个小样本抽样调查。两次调查分不同时段进行，均随机抽取同一批成都工业学院大学生（150份）为调查对象，这些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两次调查的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4%和95%。
调查1，采用Mc Croskey编制的交流恐惧自陈量表（PRCA-24），测量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交流恐惧程度。调查2，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通过8个开放性问题，以期了解学生的校园生活及个体心理状态，如“你曾经出现过焦虑表现吗？你是怎样克服的？”“对于如复旦大学投毒案等恶性校园案件，你怎么看待？”“大学期间，你最想学的知识或技能是什么？”等。
交流恐惧是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时产生的一种恐惧和焦虑的心理状态，随着这种恐惧和焦虑的出现，个体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将遭遇挫折。调查1结果显示，30.09%的学生表示有不同程度的恐惧症状。其中，15.93%为高度恐惧，14.16%为低度恐惧。第2项调查未有指向性提示，结果却有些意外。大学期间，学生最想学的知识或技能是“与人交流沟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占82%），大于对“专业知识、或与专业有关的知识及技能”（占70%）的渴望。
虽然调查的样本量比较少，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在对全国“2013级本科新生的调查”中显示，45%的新生最担心的问题是人际关系。《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也证实了这一点，200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能力为“有效的口头沟通”。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交流沟通是需要技巧，需要知识和经验的储备。而学生如果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和塑造，将会直接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会面临校园人际关系的困扰，因为人际关系的良好维系，基础便是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清楚而准确的表达。另一方面，他们今后要面临工作中交流沟通的挑战，因为沟通是实施职业行为的手段，它包括与职场多方面人员沟通的能力，无论是直接利益者，还是相关受益方或社会公众、团队等。而一直以来，高等学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上，却忽略了对其进行交流沟通能力的培养。
2 专业培养计划及交流能力课程设置的对比研究
由USNews的全美学科排名结果（2012）显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材料科学位居第一，他们的专业培养方案应该值得借鉴。采用随机抽取的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和四川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分别属于工科专业和理科专业，并且他们在国内同专业排名中均靠前，他们的专业培养计划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选择不同专业进行比较，是认为各专业培养计划中课程设置模块差异不大，并且针对交流能力的培养对各专业来说应该具有普适性，尤其对于理工科的学生。
MIT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2003）的要求有：（1）学校的一般要求，共17门课程，包括自然科学课、人文社科课、实验课等。（2）提高交流能力的课程（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必修4门。（3）系内课程，学分最多。
该专业早在2001年就有提高学生交流能力的课程，保证学生在一般写作、语言交流以及专业领域常用稿件写作方面得到训练。每个学生必须学习 2 门提高交流能力的人文、艺术和社科的课程（CI-H）和2 门提高交流能力的专业课程（CI-M）。CI-HW课程属于CI-H中的子课程，更多地专注于学生在人文、艺术和社科方面的写作表达能力，如《Writing and Rhetoric：Food for Thought》、《Language and Technology》。2门 CI-H课程必须在一、二年级选修，另 2 门 CI - M课程必须在三、四年级选修。4门交流能力课程作为核心课程之一，是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课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2010）的要求有：（1）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外语、文化素质课等。（2）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如微积分（1）、建筑数学等。（3）专业相关课程，学分最多。（4）实践环节。（5）综合论文训练。
涉及交流能力培养的课程主要体现在文化素质课模块中，此模块要求修满8个学分，包含必修的1～2学分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和2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而核心课程又被分为八个课组，涵盖哲学与人生、语言与文学、科技与社会等的近百门课程。此外，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的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教学方式以教授和学生间的交流、小组讨论、口头以及写作训练为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
四川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基础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2）的要求有：（1）人格与素养课程群，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中华文化、大学生心理健康等。（2）表达与理解课程群，主要指大学英语口语、大学英语阅读与翻译等的必修课。（3）发展基础课程群，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如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物理等。（4）专业与服务课程群，主要指专业课，学分最多。（5）研讨与探究课程群，创新学分相当于此类的必修，如学术研讨等。
表达与理解课程群主要涉及对交流能力的培养，但此模块中除英语必修的课程（12学分）要求外，学生需在7门课程中选修1～2门课程，如《普通话语音形象提升训练》、《演讲与辩论》、《文化人类学》等。
从以上对比分析来看，MIT材料科学与工程属于工科专业，但对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交流沟通技能的培养非常重视。其一是交流能力课程开设时间早。2001年，该专业培养计划将原有的“写作要求”调整为“交流能力培养”，并涵盖写作能力训练。社会需求是大学制订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基础，这说明MIT已敏锐察觉到交流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今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其二是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以必修形式在各专业实施，学生只有通过了这4门课程（CI-H和CI-M）的学习，才能获得相应学分。其三是考虑到学生交流能力的多方面。学校区别对待专业知识和人文、艺术和社科的交流能力培养，各课程模块下均有许多门课程供学生选择，CI-H课程下不包括CI-HW课程，就有近80门有关人文、艺术和社科的交流能力课程清单，如《The Human Past：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inema》、《The Linguistic Study of Bilingualism》等。而CI-M课程各系均有开设，如建筑系的《Foundations in the Visual Arts and Design for Majors》、《Thesis Research Design Seminar》等。这些课程均有详细的介绍，包括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授课教师、班级人数、开课时间及地点等等，学生可在网上获得详尽的有关CI-H和CI-M的课程信息，学校甚至设有专门的办公室，方便学生咨询。
国内两所知名大学专业培养计划的比较结果显示，首先，专门为提高交流能力的课程并未普遍开设，重视度不够。清华大学的文化素质核心课程，涵盖哲学与人生、语言与文学等八个课组的近百门课程，从课程内容上看，与MIT的CI-H课程类似，但从课程的主要目的和教学形式上还是有所区别。CI-H课程强调对学生交流能力的培养，以小班授课为主，强调师生间的互动。而清华大学八个课组的选修课，侧重的是学生的人文社科教育。其次，交流能力的课程开设数少，覆盖面窄，针对性不强。清华大学的新生研讨课是由各学科领域的知名教授开设的小班研讨类课程，如《认识文化遗产》、《建筑发展趋向》等。虽类似于MIT的CI-M课程，但学校要求，作为选修课，每个学生限选一门，且对学有余力的新生而言。并且，从《2012-2013学年度春季学期新生研讨课手册》来看，该类课程有30多门，仍需加强。四川大学的学生“表达与理解”能力或许更多地体现在对英语的听说读写中，英语必修课已占去了大量的学分，学生只有在仅有的几门“表达与理解课程”中做出选择。最后，两所大学的思政类课程比重较大，作为必修课此类课程均占到总学分的8%。清华大学四年制总学分要求175分，四川大学总学分要求176分，两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均为14学分。面对紧张的学分分配，如何能合理高效地设置课程是学校应该反思的问题。
纵观3所学校各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交流能力课程的地位明显不对等。国内两所高校交流能力方面的课程，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表明学校对此类课程的轻视，而MIT对学生交流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令人钦佩。国外大学的交流能力培养课程已开设得相当普遍，甚至国外医学界早已将沟通技巧纳入职业素养的基础要素之一，作为职业素养的基础，国外高等教育界对沟通能力的重视程度完全不亚于学科知识和技术。
3 建议
交流能力作为生活和工作中必备的技能更应值得大学教育者投以关注的目光。建议之一，高校应该将交流沟通技能作为学生职业素养的基础要素之一，纳入学校各专业培养计划。建议之二，将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各专业核心课程要求，尤其是对于工科的学生，无论是专业方面还是人际交往方面，更应该补上这一课。建议之三，人际交流沟通能力培养的课程内容在不同专业中应具有普适性，如MIT的CI-H课程，而针对各专业，如管理、建筑等专业的交流能力培养课程应该区别对待。
基金项目： 本文系成都工业学院2012年度科研项目“基于可测评角度的大学生职业素养培养途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12GJ004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232-235.
[2] 新生人际关系问题分析，http：//mycos.com.cn/Detail/ArticleDetail？articleID=10839.
[3] 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http：//mycos.com.cn/Research/Show WRD sn=10270.
[4] 钟世云.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培养计划的分析.中国大学教学，2013（3）.
[5] List of current CI-HW and CI-H Subjects，http：//web.mit.edu/commreq/cih.html.
[6] CI-M Subjects for Undergraduate Majors，http：//web.mit.edu/commreq/cim.html.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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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1引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的总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一向重视以仁爱和中庸思想修养心性、以尊卑有序建立道德伦理、以“内圣外王”建构社会理想和追求，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和发展了中国民族温和敦厚、天真质朴、宽容友善、智慧不屈的文化品格及其精神气质。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剧烈动荡，传统文化遭受外族入侵逐渐遭到破坏，文化断层现象严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青年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愈发严重，大学生在人格素养、礼仪修养、道德意识、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教育情况堪忧。
2当前我国青年学生思想道德问题现状
针对我校大一、大二学生，本课题组进行了一次传统文化人文素养调查，主要以问卷形式进行抽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人文知识、道德观和价值观等部分，共发放32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00份，被调查的有300人。青年学生群体思想道德状况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他们非常重视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同时，他们也喜欢打破常规，追求自由随性、个性张扬的行为方式。他们还十分重视追求个人的幸福和享乐，喜欢新鲜刺激、多彩丰富的生活。但是，近年来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问题值得重视。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传统孝文化的缺失
孝道是维系子女与父母之间亲情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子女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善行美德。孔子认为“孝德”是家庭教育、社会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和基本内容。孔子的学生曾子更是将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发展为五伦之孝，以孝齐家、治国。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模式也发生巨大变化，尤其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使子女地位备受呵护和骄纵惯养，家庭孝文化的教育也不受重视。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显示，现在的青年学生在家庭方面，越来越唯我独尊，感恩情怀淡漠，长幼尊卑的社会秩序观念缺失，以自己为先，推行家庭的“个人主义”。比如，“吃饭动筷不会等父母或长辈先吃的”占47%，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上，“乐于主动帮父母做家务”的占27%，“会做但不喜爱做家务”的高达47%，“从不做家务”的竟然占26%。此外，近年来，在年轻一代与长辈的关系中，忤逆长辈、不孝父母、虐待老人等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种传统孝道文化的缺失，也与年轻人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愈加受到年轻人的推崇，长幼尊卑的社会秩序观念受到轻视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唯我独尊，感恩情怀淡漠有关。
2.2文明礼仪以及人伦友爱的缺失
中华民族自古以礼仪之邦自居，而今礼仪却成为了一种可以为之，也可以不为之的随意行为。在调查中，学生表示“在路上遇见老师，从不会主动打招呼”高达35%，承认“曾有过穿拖鞋、背心吊带裙进教室、课堂吃早饭等公共场所的经历”的几乎100%。社会文明公德更是对于一些主张个性解放、随性张扬的青年人来说己经失去了规范和制约作用。几乎所有青年人认为“随地吐痰和说粗话、脏话是不文明的”，但同时也有近100%的大学生“有过随地吐痰和说粗话、脏话的经历”。此外，“仁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一些年轻人中间，对人冷漠竟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助人为乐则取决于是否安全和合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法则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在本课题组问卷调查中，学生“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你会如何做？”这一问题时，虽然大多数选择了“非常乐于帮助”，但47%的学生选择了“看情况”和“在不影响和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考虑”。
2.3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严重
从维护自己的角度出发，答应别人的事临时爽约或反悔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达到考试顺利通过，采取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的方法很正常，甚至大多数学生不相信有人可以从不抄袭和作弊。比如，本次问卷调查中，学生觉得“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占90%，但认为“自己答应别人的事临时爽约或反悔是可以理解”的也高达60%。关于考试作弊，有57%的学生承认自己有过作弊行为，58%的学生不相信有学生从来不作弊。同时，学生学习的动机也越来越趋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其中，70%以上的青年学生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和教育，尤其是对那些与“实用”无直接联系的人文课程表示缺乏兴趣。经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籍的占47%，不经常看书的高达43%，从不看书、看书没有电视剧有意思的占10%。在学习态度上，认为学生大学应尽最大努力学习各种知识的占58%，但认同“学业上不必强求，60分万岁，能够及格就好”的占38%。面对大学生为什么选择入党问题时，“认为拥有对党有忠诚信仰的大学生占调查人数的35％，认为有利于自己就业、谋求仕途发展的55％，10%不会选择入党，不感兴趣”。因此，当前很多青年学生认同和奉行实用主义的“职业至上”论，在学习态度上也越来越功利，因而大部分青年学生觉得追求社会理想、实现社会抱负是缥缈不切实际的事情，而面对有利于自己就业、谋求仕途发展的方面却趋之若鹜。
2.4传统文化人文素养缺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一些腐朽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乘机进入大学生的思想领域，使得缺乏理性批判和鉴别能力的大学生对其青睐有加，而对本国传统文化却视而不见，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本课题组的调查中，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其中，大学生能够写出四大名著是哪几部的占82%，全部写对著作及作者的仅为40%，这说明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典籍不感兴趣和不重视；能正确写出“四书”“五经”名称的占总数的45%，能够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完整写出三句励志格言的仅占16%，知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孔子名言的仅有3人，并能够正确解释的仅为2人；能写出3个中国国画名家并写出其作品的仅为4%，能够对比说出中国园林与欧洲庄园别墅的意境与审美趣味不同之处的不到10%等等；能够完整写出梅兰竹菊品性诗句的仅占19%。这些都说明了当代青年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重视程度还比较有限。
3结语
出生：这个爸爸有点儿娘
看到羊羊第一眼，我满腔的喜悦一下子就结成冰。那是个小婴儿吗？脖子溜细，红彤彤皱巴巴的小脸儿还没我的拳头大，哭起来哼哼唧唧跟蚊子叫一样，不仔细听都听不到。
我只看他一眼，就将头扭到一边，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
羊爸可没有我这么“势利”，在羊羊待在恒温箱的那些天里，他就已经开始坐在儿子的边上跟他唠叨了，又是挤眉又是弄眼连说带比划，听得我在一边直想睡觉。
为了给羊羊当好爸爸，那段时间里，羊爸成了标准的育儿通。家里成堆的育儿书就不必说了，见着跟羊羊差不多大的孩子他就想逗一下，见着过来人就跟人家请教。那虚心的态度，让我又感动又有点瞧不上。
我觉得他太娘，这可不是教育一个优秀儿子的好兆头。
小学：捉了蚂蚱一串串
羊羊在我们的精心爱护下，一天天长大了。7岁，羊羊开始读小学了，个子却仍旧瘦瘦小小的。体育课是没法跟同龄的孩子比的，智力上似乎也没有比别的孩子显出多少优势来，差距倒像是越来越明显了。
三年级上学期期末家长会，当着全班五六十个家长的面，我被老师点名：“你们家羊羊，字写得差，阅读理解题基本不会写，写作这一块嘛，基本是零，回去要好好抓一下了……”我点头如捣蒜般答应着，脸早已经红得没处搁了。老师那天特意把羊羊交的日记给我看：
“今天爸爸带我到郊外，我们捉了蚂蚱一串串，我很高兴。”
“今天爸爸又带我到郊外，我们捉了蚂蚱一串串，我很高兴。”
……
没错，那些天，羊羊和爸爸每天黄昏都要到郊外小山去捉蚂蚱捉知了，我却没想到他会那样原生态地记到日记上，还交给老师当作业。20篇日记，羊羊15天在高兴地捉蚂蚱，另外5天没写捉蚂蚱，他把蚂蚱两个字换成了知了。
我气冲冲地拿着羊羊的日记本回家，直接就摔在那爷儿俩跟前。
那会儿，一大一小正埋头对着一盘棋厮杀得开心着呢。
“看看你儿子写的日记。你这个当爸的，引导得好啊！”
“呵，我觉得儿子写得很好。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教孩子说真话写真实的心情比什么都强。再说了，哪怕每天只写一句话，他也坚持下来了。能坚持做一件简单的事，就是一个大成就，是吧，儿子？”羊爸拿起我摔到他面前的日记本，仔细翻了几篇，抬起头冲着被我吓蒙了的羊羊乐，“儿子，你妈妈批评你，也不是没有道理。以后再写日记，咱可不可以换着点花样啊，有趣的事很多啊！”
那天晚上，羊羊写完作业，怯怯地将写好的日记交给我看。我一看题目，乐了：老妈发威，老爸救驾。除了里面我的形象有点可怕，不过也算基本属实。
随着羊羊慢慢长大，类似“日记风波”的事在家里越来越频繁地上演。我承认羊羊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有着某些先天的不足，但我同别的父母一样望子成龙，就算他成不了龙成了虫，我也想让他成一条大个儿点的虫。所以他粗心了，犯错了，考试考差了，我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撕掉他的作业本让他重写的时候也有。每每此时，那个原本充当严父的羊爸就站出来了，每次都能给儿子找到让他破涕为笑的理由：
“粗心不好，但也没什么不好。等羊羊再长大一点，粗心的毛病自然就没了。”
“我看羊羊的学习习惯很好，有了好习惯，好成绩是迟早的事。咱有的是时间呢。”
“先做人后做事，羊羊是个善良的好孩子，这是他最大的优点。”
二对一，我只好偃旗息鼓。
羊爸说“成功”是成功之母，多看孩子的优点，也多发掘孩子的优点，等孩子的优点占据优势，那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改掉了。想想也是。
青春期：儿子的恋爱军师是老爸
羊羊读到小学六年级，开始了青春期的小萌动，喜欢上班里一位漂亮的小女生。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一下蒙了，继而像着火一样给羊爸打电话：“羊羊早恋了。”
“切，有什么啊，我五年级就喜欢我们院里一个小女生。男孩子喜欢女孩子是正常的。”羊爸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不以为然也就罢了，那一次，羊爸直接把我开除出局。他说：“瞧好吧，我来收拾这小子。”
他“收拾”的办法竟然是给这小子当狗头军师，当然，这些是我在羊羊的“早恋”结束之后才知道的。
爸爸教儿子写情书，告诉他什么样的情书才能打动女孩子的心。羊羊在琢磨情书的过程里，造句水平竟然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爸爸告诉儿子，有责任心的男孩子是时下女生最看重的。在那一段时间里，一向懒散的儿子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对学校的集体活动有了空前高涨的热情。
爸爸还说，在学校里头，男孩子吸引女生最要命的资本就是学习成绩。把成绩提高，男孩子的脸面就有了。羊羊也真听话，一头扎进书本，像模像样学起来了。
“一个阳光健康的男生，小鹿一样飞奔在篮球场上，运球、投篮，女孩子们在场外尖叫连连，那才叫酷。”我怀疑，羊爸当年真的就曾这么去勾引那些小女生。羊羊竟也听进去了，一向讨厌体育运动的他，破天荒地加入校篮球队。
……
总之，有这么一个用心良苦又经验丰富的军师，羊羊很愉快且很安全地迎来又送走自己的第一段“早恋”。他跟自己喜欢的小女生考到了不同的中学，从此也没什么交集了。
大学：上阵父子兵
羊羊平生遇到最大的一次挫折应该是高考的意外失利。依羊羊平时的成绩，考个重点一本不成问题，可在羊羊高考的那三天，他发高烧，拉肚子，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从一场场的考试中过来的。
羊羊只考上一所三流的本科学校，那样的结果让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也是。可我那会儿除了偷偷背着他流泪，似乎再找不出安慰他的语言。
儿子的失利，似乎没有对羊爸造成半点冲击。知道成绩时，他不过轻轻拍了拍羊羊的肩膀：“儿子，没事，只要肯努力，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开始都不重要。爸爸决定，跟你一起赌一把。”
羊爸没鼓动儿子回校复读来年再战，而是鼓励他在新的学校里努力学习，继续到更高的学府里深造。他自己则要把以前一直没能拿下来的律师资格证考下来。
“如果老爸能考下这个律师资格证，儿子你就没有什么做不来的事了。”
“好啊，那就试试吧。”羊羊看着爸爸半头白发，很不以为然。他以为老爸只是心血来潮随便一说。
4年时间里，父子两个一个在南方校园，一个在老家县城。羊羊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羊爸自学律师资格证。儿子大学毕业前夕，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羊爸在那年秋天修完所有的考试课程，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拿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律师资格证。
“爸爸比我用功多了。在学校里，也有累得不想再往下走的时候，可一想到爸这么大年纪还在学习充电，我就不好意思偷懒了……”羊羊回家，无意中翻到羊爸那几年留下的厚厚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时，眼圈儿就红了。毕竟年龄不饶人，羊爸的那个证书，几乎就是“抄”出来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儿，羊爸这话对他自己尤其合适。
关键词：电子信息；实践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4-0219-02
实践教学环节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形成适应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整体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实践教学体系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我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不断构筑并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确立了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一切工作的核心和首要任务。较强的实践能力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的基本特点，以理工科为主的地方型本科院校，如何在传统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基础上探求新的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提高该专业本科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关键。目前，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实践教学采取了很多方法来提高实践教学效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存在问题
1.校内实践环节已形成认知、验证、综合、设计型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原有课内实验教学的目的重在验证为主，缺乏研究性、探索性的实验教学内容；没有从本专业的知识模块和相互关系的高度上去设计和安排实验教学内容，各门课程孤立的实验内容很难使学生正确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2.目前的实验室开放，主要以学生自由探索为主，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大部分学生参与积极性低，难以达到提高整体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目的。故要探索高效的实验室开放运行机制，提高专业实验室的使用效率，使实验室做到时空开放和对教学内容的开放。
3.校外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了解企业，认识生产过程、生产工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各种原因，现有电子信息类企业大部分不愿意接纳学生实习。如何培育稳定的电子信息类专业校外实习基地，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是保障校外实习质量的前提。不同企业由于产品类型和生产工艺的差异，使学生的实习效果得到保证。
4.现有专业实践教学教师以实验员为主，各层次任课专业教师参与实践教学力度不足，中青年教师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实践能力有待提高；年长教师经验丰富，但知识更新不够。如何发挥专业整体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以形成合力，构建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实践教学团队是提高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效果的关键。
二、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
确立“以学生为本，以创新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为目标”，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新构建。本着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牢固树立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具备跨学科综合交叉知识结构的应用能力”的理念，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宗旨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构建，加强基础，加强前沿，加强实践，形成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的研究与工程应用型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具体思路如下：①充分认识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具备跨学科综合交叉知识结构的应用能力”的必要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合格电子信息类人才的基础，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上，始终保持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服务于学生的理念。②从知识层次、实验技能、实验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将实践教学整体模块化、目标化。主要包括实践环节模块的划分、模块的目标、任务、考核评价方法等。③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培育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探索校外不同类型企业实习有机组合的实践模式。④加强电子信息系实践教学师团队的构建，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能力。高素质的人才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构建良好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是保证实践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
三、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具体实践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我们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开展了以下实践工作。
1.构建了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平台，探求新的管理模式，适应实践教学体系的多模块化。在现有基础和条件下，通过实验资源优化、调整和建设，增加实验室的平台种类，体现学科基础的基本技能实验平台，体现专业的专项技能实验平台和综合设计实验平台，以及创新研究实验平台。在实践内容的安排上，注意单项实验与课程综合实验相结合，课程综合实验与专业综合实验相结合，专业综合实验与生产实习相结合的“三个结合”。
2.从培养目标出发，建立“多模块、多形式、不间断”实践教学模式。将实践教学内容模块化，根据培养目标要求，明晰不同模块的知识和技能目标，并将其分解到具体课程，制定每门课的实验内容、实验目标和考核方案。这样做有利于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培养，有利于不同特点学生自身特长的发展。“多模块”指将实验教学内容模块化为基本技能、专项技能、综合技能、创新技能四层次，四模块，形成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接受知识到培养综合能力逐渐提高的实践教学体系。“多形式”指学生修完规定的实验教学基本学时外，实验室采取全方位开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参与教师课题或进行电子系统设计探索。“不间断”指由大一开始至大四毕业，有计划地安排学生进入不同的专业实验室进行各种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在不同的实验模块中，实现指导方法与考核方法科学匹配，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对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采用单独开设实验课，或追加课程设计等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3.开放所有专业实验室，按照不同模块的技能要求，将不同的专业实验室分别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开放，并探求新的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共同管理模式。提升实验室软硬件条件，通过院级管理制定措施使更多教师进实验室积极参加学生辅导。新的实验室开放模式为学生在时间、空间、内容等方面提供充分的实践机会，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和团结协作的机会，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提高管理效率。以实验室为基本平台，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4.构建了热爱实践教学，教学思想先进，知识结构合理，实践经验丰富，熟悉实验技术，勇于创新的新型实践教学团队。①发挥各种调控、激励、评价措施，促进实践教师团队建设。将实践教学能力纳入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督促年轻教师注重实践能力锻炼。通过校内实践环节和企业合作，为青年教师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环境和支持，提高队伍的思想素质的业务水平。②构建起一支由学术带头人和高水平教授负责，核心骨干相对稳定、高效的专业实践教学团队。以专业为引领，成立了由博导、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实验室人员组成的老、中、青教师相结合的综合实验教学团队，开展实践教学方法研究活动。对青年教师联系对口的专业实验室，指定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其指导教师，在实验室锻炼并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通过这些方式促进实验教学改革的实施，同时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③积极申报实践各类教学改革项目、实验室建设项目、专业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建设和自制实验设备开发，鼓励相关教师合作，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教学资源，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互通、互动。
5.积极推进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提高实践效果和质量。广泛联系省内外相关企业，结合专业教师的研究方向，与企业在科研、生产等方面寻找共同的结合点，增加校外实习基地的数量，稳定长期合作。根据不同企业生产的特点，结合参观、顶岗等方式提高实习效果。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导向、产业转移以及西部产业环境的改善，西部电子信息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近几年，我们已和陕西省内有一定影响力和声誉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类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互助互信合作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如陕西捷盈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烽火集团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顶岗实习，改变了以前以参观为主的校外实践；与中兴等行业一流企业建成校外实践研究基地，为学生毕业实习和青年教师提供了校外企业实践机会，为校外实践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教学的效果上看，该实践体系试运行以来，形成了教风优良、治学严谨、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实践教学团队，引导和激励了学术带头人、教授和有发展潜力的教师投入实验教学，稳定了实践教学队伍；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提高，本科生毕业设计真题实做及论文优秀率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在近两年的“挑战杯”、“飞思卡尔”、“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比赛中获奖级别提高，有总分第一名或国家级奖。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增强，通过毕业生单位的回访，发现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好评率提高。今后我们将紧密结合陕西本科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综合的研究与实践，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本科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的通知[Z].教高（1994）10号.
[2]张济生.大学创新教育及目前存在问题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2）.
[3]罗午福.关于工程师的素质培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2）.
常青藤盟校（lvy League）是由美国的8所大学和一所学院组成的一个大学联合会。它们是：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康涅狄克州的耶鲁大学，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的布朗大学，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这8所大学都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历史悠久，治学严谨，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界要人、商贾巨子都毕业于此。在美国，常青藤学院被作为顶尖名校的代名词。
常青藤盟校的说法来源于上世纪的50年代。上述学校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社会及运动方面的竞赛，盟校的构想酝酿于1956年，各校订立运动竞赛规则时进而订立了常青藤盟校的规章，选出盟校校长、体育主任和一些行政主管，定期聚会讨论各校间共同的有关入学、财务、援助及行政方面的问题。早期的常青藤学院只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4所大学。4的罗马数字为“IV”，加上一个词尾Y，就成了“IVY”，英文的意思就是常青藤，所以又称为常青藤盟校，后来这4所大学的联合会又扩展到8所，成为现在享有盛誉的常青藤盟校。
这些名校都有严格的入学标准，能够入校就读的学生，自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很早就去各个高中挑选合适的人选，许多得到全国优秀学生奖并有各种特长的学生都是他们网罗的对象。不过学习成绩并不是学校录取的惟一因素，学生是否具有独立精神并且能否快速适应紧张而有压力的大一新生生活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学生的能力和特长是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一关，高中老师的推荐信和评语对于学生的入学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学校财力雄厚，招生办公室可以完全根据考生本人的情况录取，而不必顾虑这个学生家庭支付学费的能力，许多家境贫困的优秀子弟因而受益。有钱人家的子女，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能因此被录取。这也许就是常青藤学院历经数百年而保持“常青”的原因。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1754年由浸信会教友所创，现在是私立非教会大学，是全美第七个最古老大学。现有学生7000多人，其中研究生近1500人。
该校治学严谨、学风纯正，各科系的教学和科研素质都极好。学校有很多科研单位，如生物医学中心，计算机中心、地理科学中心、化学研究中心、材料研究实验室、 Woods Hole海洋地理研究所海洋生物实验室、 Rhode 1s1and反应堆中心等等。设立研究生课程较多的系有应用数学系、生物和医学系、工程系等，其中数学系海外研究生占研究生名额一半以上。
布朗大学的古书及1800年之前的美国文物收藏十分有名。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私立综合性大学，位于纽约市。该校前身是创于1754年的King’s College，独立战争期间一度关闭，1784年改名力哥伦比亚学院，1912年改用现名。
哥大知名的研究生院包括商学院、新闻界名人约瑟夫・普利策1912年创办的新闻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等。
哥伦比亚大学商科研究生院1977年全美排名第七，其MBA课程的最大特色就是灵活有弹性（flexibility），学生可以在1月、5月或9月开课的任一学期就读。该院比较欢迎海外学生。在课程设置上它也锐意进取，特别是设立了国际化（Globalization）、全品质（Total quality）、道德（Ethics）和人力资源管理4大主题，所以有“21世纪课程”的美誉。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学、应用心理学和心理健康学方面的综合研究生院，1997年全美教育研究生院排名第一。它拥有众多的研究中心，是美国上述学科最好的研究生院之一。
该校本科学制4年，每年2个学期。学生入学条件较高，除要求学生在中学学习一定门类的学科外，还要求参加学术能力倾向考试。该校注重教学质量，聘用优秀教师，实行小班授课。并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71种外语课，是美国教授外语语种最多的一所大学。学校培养了不少知名人士。在教师和毕业生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有物理学家米利肯（1923），化学家兰米尔（1932），生物学家摩尔根（1933）等9人。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公私双方资助的综合性大学。1865年获准办校，1868年开学，为该校订立办学体制的外交家、学者安德鲁・德・怀特出任第一任校长。校址在纽约州的伊萨卡。1997年美国私立大学排行榜上，它排名第六，仅次于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其农学院、人类生态、生命科学、兽医、劳工关系学院等隶属纽约州立大学系统，其他学院包括旅游业管理学院等则属私校系统。
该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人员在内共1.9万人。研究生院有教职员1600人，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研究生院有学生4500人，其中68％的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大约40％的学生是女生。
研究生院共设有91个专业课程，这些课程独立于传统的大学或系科，是从大学抽调出教授进行教学的。每个学生可选定二三名导师组成特别委员会对自己的课程进行指导。博士学位通常要读6个学期，研究生学位要读2个学期。
在康奈尔大学，几乎所有的博士生都有奖学金，大约76％的研究生享受各类奖（助）学金。研究生院每年提供的奖学金每份约为1.1万美元。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1ege）
达特茅斯学院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镇，由英王乔冶三世创立于1769年。
达特茅斯学院规模较小，但历史悠久，是美国常青藤盟校成员之一，1997年私立大学排名居前10名之列。本科生约有4000人，研究生近1300人，其中1／3是文理学院的研究生。学院以学生素质好、教学严谨著称。
文理学院的Hopkin艺术表演中心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文化中心。除此之外，理科类也十分出色，享有较好的声誉。
学院的硕士、博士课程以小班教学、课程选择性强闻名，从而与传统的PhD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学校聘用的教授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每门课程都以科研为目的，因此博士项目中，科研成果累累亦是必然结果。
该校的大部分博士研究生都能获得奖（助）学金，学校提倡研究生要参加教学工作，加强学科间的学术交流。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建于1636年，是全美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是全球知名的多种领域的研究及教学中心。
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筹建一所像英国剑桥大学那样的高等学府。1638年在马萨诸塞的剑桥正式开学，第一届学生共4名。 1639年3月13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在建校的最初一个半世纪中，学校体制主要仿照欧洲大学。1780年扩建成哈佛大学。
1966年以来，哈佛大学共设10个研究生院，即文理、商业管理、设计、牙科医学、神学、教育、法学、医学、公共卫生和肯尼迪政治学院；2个招收大学本科生的学院，即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并设继续教育办公室，专门负责暑期学校、附设课程和终身学习中心。牙科医学、医学、公共卫生等3个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学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自美国各地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毕业的校友中有6人先后当选为美国总统，还有很多人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和科学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740年由法兰克・富兰克林创立，是美国第一所指定为大学的学府。其沃顿商科研究生院（Wharton Schoo1）的MBA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第一名，多年来与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齐名，是商科研究生申请者首推的申请入学学校。
沃顿商科研究生院提供的全日制课程，除了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首屈一指的两年制MBA之外，还有工商管理与工程、法律、医科科学、牙医学、兽医学、护理学或社会工作的合并双学位硕士课程等。另外，还有十分出色的三年制全日制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1ations）MBA／MA课程以及PhD课程。
全校还有12所研究生院，除沃顿外，还有教育研究生院、艺术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生院、文理研究生院、口腔研究生院、工程和应用科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生院等，其中工科类最为出色。
该校学术气氛浓厚，推崇百花齐放的自由方式，只要有5个学生签名上书校方，要求开个新课程，大学当局一定会满足学生的要求。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著名私立大学，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中排名第四。其前身是英王乔治二世1746年特许创立的新泽西学院，1896年改名普林斯顿，其学术声誉处于美国顶尖大学的前茅。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哲学闻名遐尔，其余著名学科包括英语、政治、物理、天体物理、历史、古典文学、经济、美术、音乐、德语和法语等；工程类的化学工程、机械工程、航天工程最佳。物理系教授中有3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W・威尔逊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培养政府官员的传统。近年来该校电脑学科也茁壮成长，被选为美国“超级电脑大学”之一。导修是普林斯顿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普林斯顿的学生也都特别喜欢课堂以外的导修课，这些由助教或教授带领的讨论，给他们一个更大的空间去理解课堂内所学的理论。
在普林斯顿读书不算轻松。本科主除了要修读30科以上才能毕业外，还要过第三年的写作和第四年的论文关。普林斯顿的考试实行“诚信”制度，即考试是没有老师监考的。
研究生院包括建筑研究生院、工程和应用科学研究生院、 W・威尔逊（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名字）公共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等。近年来，除通常的学术科目外，学校越来越重视环境研究、城市事务、创造性艺术和由学生自己组织的研讨会。
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中，有J・麦迪逊总统和W・威尔逊总统以及大约80位美国参议员。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著名私立大学，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中排行第三。1701年创立，于1861年授予全美第一个博士学位。学校初期的课程设置注重古典学科，坚持正统的宗教观点。1828年，美国举国上下提出大学课程设置应着重实用学科，而不是古典学科，耶鲁大学校长J．戴就此发表《耶鲁报告》，为传统课程进行辩护，这个报告直到南北战争后仍有影响，减缓了美国各大学引进实用文理课程的进程。1908年，耶鲁大学开始不再要求学生必修古希腊语。在当时校长A・哈德利的影响下，开始注重专业训练。1969年以前，耶鲁只招收男生，此后才男女同校。耶鲁大学招生严格，其学术水准和社会声望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名列前茅。
被评出的“新常青藤联盟”
不久前，道琼新闻社聘请了一些入学咨询顾问组成评判小组，以SAT（中学生申请大学的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和学生申请通过率等因素，制定了“道琼大学申请安全指数”，作为学生申请大学的指导。其中，有一类学校被称为“新常青藤联盟”。它们常常是优秀学生申请“常青藤联盟”学校时的候补之选。也就是说，在美国学生的心目中，如果上不了著名的“常青藤联盟”大学，这些学校就成为首选。这些学校申请的通过率是22％―34％。
我们前面提到，真性霍乱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传到过中国，但却未能生根、蔓延。不过这一次显然没有这般幸运。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传后，这一冷面杀手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肆虐。包括江南在内中国也概莫能外。根据已有的研究，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 。而中国的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2] 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不过就我们搜集的有关清代江南的资料看，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但似乎更为密集。除嘉道之际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统三年（1911）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记录，涉及范围较广或比较严重的就达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至八年（1882）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七年（1991）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其中有三大特别严重的流行：咸同之际（1861—1864）、光绪中期（1885—1895）和光绪二十八年[3] 。而且进入民国后，这一流行趋势亦为停止，根据苏州市区的比较确切的统计，民国期间，苏州市共爆发有明确疫病名称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为霍乱，另有两次包括霍乱[4] 。
这些无疑表明，霍乱不仅在此后的江南频繁流行，而且还在众多的传染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出现，首先应该跟江南稠密的人口有关。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公里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7倍[5] 。而人口密度，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定的限度内，乃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6] 。其次也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有关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我们知道，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霍乱弧菌在水中极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的3—5倍[7] 。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有利于霍乱等病菌的传播。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出身广东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这里厕所之简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8]
对此，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9] 的说法中也能看出一二。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10] 。人的粪便一直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11] 。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12] 。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13] 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而且，在河中洗涮马桶，也是江南普遍的行为。根据笔者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还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14] 这样，一方面是粪便等污染物不时流入河中，另一方面，人们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15] 。霍乱等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派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这些被污染的水源同时由是江南人的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一旦出现，便在江南迅速反复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16] 。
（民国时，无锡）城区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污水塘、臭水沟较为多见。病媒昆虫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一些烈性传染病经常大流行[17] 。
此外，随着十八世纪以来的人口的急剧膨胀，嘉道以后，江南环境不断恶化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仅就地形地貌来说，清代江南似乎没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从总体环境来说，清代可能是历代中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2、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由过度开垦而造成对环境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这些研究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18] 。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0] 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至于说这种变化与霍乱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
与目前对棚民垦植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显然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作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 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次黄，（中缺）
吴 陈
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口口口口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口口相承，滋生时口口虎丘口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口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嗟！亘千百余选佛名胜之场．一旦渐成湮（中缺七字）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获准（中缺）作口飞不寒心。雍正二年，曾有异籍冀创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口口口口，伏乞俯电舆情，即赐饬县查案[21] 。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默然失色，昔日之情流，变成满是“青红黑紫”散发使人窒息臭气的污水沟。这是典型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除苏州外，在晚清的上海，由于建造了大量的近代机器工业，无疑更为严重，比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上海城边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2] ，黑雪的出现，显然是当时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为主要的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23] ，而且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24] ，故垃圾不能及时外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谈到，清代苏州的粪便是由壅业商人的粪船运出城外，其它城市也应大体相同。通过粪船外运，一般很难避免污染环境。比如，在一份有关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这些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25] 而对其它生活垃圾，往往扫地出门后便不再理会，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26]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气候炎热，势必会造成秽气熏蒸，蚊蝇丛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区，“矮巷旧屋愈形洼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27] 。由于这双重的污染，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不容小视。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之故。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信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28] 。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29] 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咸丰时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0] 由于大量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使水质遭受污染，“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1] 。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2] 而且，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有所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3] 。
显然，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显然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主要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于此亦可充分说明，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等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
六 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4] 。这一世界性的霍乱流行发生后，在欧洲，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35]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霍乱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不过此前的霍乱多为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故在嘉道之际南亚真霍乱传入之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此次大疫之后，在真性霍乱反复流行的刺激下，不仅相关的论述在大量的医籍中涌现，而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著。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36] ，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37] 。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1860年）[38] 、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年）[39] 、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40] 、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41]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2] 、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43]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44] 等。这些的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是症也，每于夏秋之间，甚则流人似疫，合境皆然，而莫甚于去年，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疫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钱仁之名论若干，……”[45] 钱塘的连文冲之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鸠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46]
即使仅仅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不难部分看出传统医学对疫病刺激的能动方应。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进一步对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的认识和治疗发展过程作一探索。
上文曾谈到，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即便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是使不少人留下了不少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比如我们前面引述的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郑光祖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47] 。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作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48] 。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辩证》一书[49] ，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知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九、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日中须须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50] 。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作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51] ，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看，这一荣誉似乎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52] 。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并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作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53] 。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吊脚痧为寒。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惨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54] 。
同治元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特别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55] 。
这里王显然已准确地认识了当时所流行瘟疫的性质，而且还以自己深厚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40余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已初步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我们知道，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吴有性的“戾气说”的基础上的，故对空气传播以外的疫病传染途径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认识。虽然，人们很早就对污泥秽水抱有本能的排斥，但却几乎没有人将疫病的传染与水质的污染、蚊蝇的叮咬等直接加以联系[56] 。但自真霍乱传入后，这样的认识便开始出现了，比如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7] 。
该书首刊于道光八年（1828年），嘉道之际的大疫刚刚过去。汪为安徽旌阳人，不过道光元年他似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霍乱（他称之为脚麻瘟）的流行[58] ，因此，他所谓的昔年入夏之疫很有可能指的这场瘟疫。若如此，则显然是霍乱流行促发他观察到了苍蝇能传播瘟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此后不久，王士雄根据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59] 并针对这种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一、 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60] 。
二、
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认识的提出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但它所起的激发和推动作用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这些论述，显然不是为了给霍乱表功，而是希望藉此表明，无论是对新疫病的认知和治疗的探索，还是对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江南地区的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卫生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转贴于 七 结语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益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乃是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为疫病国际化进程序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自的炮声打响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对江南民众来说，除了西方的影响外，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战乱。然而比起这些，霍乱这一冷面杀手显然是捷足先登了。由于这一疫病明显属于“舶来品”，因此，如果从一些通行的历史理念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新的罪证，或者西方对中国影响日趋加深的又一例证。这些认识尽管都不无道理，但似乎都是以西方为基点而展开的。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便很容易发现，这场大疫的出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与对外交往频繁和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似乎是不可避免又十分自然的事。通过以上围绕这一事件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当时的江南社会，既不封闭，也非停滞：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渐趋昌盛，人口日渐加增，由滥垦山林、早期工业化[61] 以及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造成的社会环境破坏正趋加剧，传统的医学和社会人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新的疫病做出不无成效的能动反应，如此等等。由此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真性霍乱主要由于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而流播四海，最终又因现代医疗技术的改进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同传染病恣肆相互竞逐的典型案例中，中华文明尽管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显然是无庸讳言的不争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固然是必要而深具意义的，但如果这种比较和思考不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各自社会变迁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那又将会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注释
[1]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迄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伍是其中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2] 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第3—4页。
[3] 详细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55—57、209—221页。
[4] 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5] 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6]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10—112页。
[7]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8]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
[9] 《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
[10]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1]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
[12] 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1324页。
[14]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5] 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并参阅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
[16] 《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17] 《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无锡市卫生局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1987年，第3页。
[18] 可参阅：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349—386页（原载Late Imperial China No.1，1994，pp1—50）；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植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11—215页；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59—69页；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第50—61页。
[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0]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第6a页。
[21] 苏州博物馆等遍：《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22]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第224页。
[23] 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
[24]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
[25]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6]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页。
[27]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页。
[28]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第12a—12b页。
[29] 傅树勤 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31] 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2] 参阅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 398—399页。
[33] 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下，第948页。
[34] 马伯英曾提出“灾难激发机制”一词，其涵义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历代医家目睹惨状不能不怦然心动，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以笔者的意见，就医学发展而言，灾难一词范围似嫌过宽，或许以“疫病激发机制”为名更为恰当。
[35] 参阅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7—321页。
[36]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7]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38]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9]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40] 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册，《内科类》。
[41]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2]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3]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第207页。
[44]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5] 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46]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序》，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714页。
[47] 《霍乱论》卷上，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2426—2433页。
[48] 曹炳章：《随息居霍乱论·提要》，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43页。
[49] 该著笔者未见，有关情况转见于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3，《转筋霍乱》， 第151页。该著成书年代不详，不过从王士雄《霍乱论》并未提及这一情况看，应晚于《霍乱论》而早于《冷庐医话》，《冷庐医话》完成于咸丰八年（1858年），故该著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年到咸丰八年间。
[50] 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三，《转筋霍乱》， 第151页。
[51] 比如马伯英，见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99页。
[52] 章太炎：《霍乱论一章》，见徐衡之、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附录《章太炎先生论医集》，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下册，第1236—1237页。
[53]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页。
[54]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1962页。
[5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6页。
[56] 参阅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57]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逐蝇驱疫法》，道光八年刊本，第15b页。
[58] 他在该书中写道：“麻脚瘟，其症脚忽麻木，肚疼痛，吐泻交作，朝发夕死。道光元年，金陵患此者甚众，用此多有生者。”（《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三物备用》，第7a页。）
[59]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作为一门超经验的理论性学科，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性品格必然以范畴的形式显现。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
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审美活动的一门超经验性质的理论学科。音乐审美活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经验，一是音乐审美观念。研究音乐审美经验的，是音乐美学史，它以时间为线索，展示在音乐审美历史上，有过哪一些音乐美学家，提出过哪一些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音乐审美观念的，是音乐美学范畴，它用逻辑关系为线索，把整个音乐审美历史看成一个广泛关联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音乐理论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有没有发生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中，我们在音乐审美经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史等基础性著作得以问世。相对而言，在研究音乐审美观念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建立一整套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音乐美学作为概念存在还是作为经验存在，曾经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的背后，是音乐美学究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还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通过近十来年的探讨，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韩锺恩认为：音乐美学（Aesthetics in music）是人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人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果的现象。[1]张前认为：“音乐美学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规律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2]赵宋光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与总体目的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3]王宁一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4]音乐美学是一门超经验的学科[5]，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科。[6]以上学者对于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还是一致承认音乐美学具有理性学科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音乐学家威廉·奥斯丁（William W. Austin 1920-2000）认为：“音乐美学至今仍然是德语国家的擅长领域。英语世界关心音乐的思想家（以及具有思想或没有思想的音乐家）都受益于德语的哲学传统。”[7]萧友梅说：“音乐是美学是推理的音乐理论”。[8]
如果我们撇开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单看中国音乐美学部分，从《国语》到《左传》到《乐记》，再到后代的各种乐论，都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化倾向。中国的音乐美学是完全形态的理论学科。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9]既然如此，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范畴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有哪些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10]这是由我们的学术进程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要学术问题的辨析、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构建三项重要任务，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音乐美学长期停留在一般的专门史研究阶段，还没有进入理论史研究的层面。中国哲学、中国诗学都早已由普通史研究进入到范畴研究。相对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明显有些滞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列传氏”的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史入手，去揭示和把握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开创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西音乐美学的交流，是当前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迫切要求。
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意义
开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并非把中国音乐美学史用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写一遍[11]，而是以更加深刻的理论，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把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前苏联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12]
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意义。
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国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音乐美学的存在方式必然是超经验的，甚至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音乐美学范畴提出、发展、聚合、裂变的历史。我们要对中国音乐美学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必然要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怎样提出的、怎样丰富的、怎样发展的，这些范畴由不完整到完整，由单一到系统，由音乐美学领域到非音乐美学领域，或由非音乐美学领域到音乐美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才能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规律。
二、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突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特征的基本途径。中国音乐美学究包括了哪些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怎样规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13]
三、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史，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蒋孔阳先生说：“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乐论。我国古代最早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14]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艺术理论的原理论，许多中国艺术理论范畴都是由音乐美学范畴派生出来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新石器时代，音乐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至今能从出土的陶器上看到大量的乐舞图案。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有大量的乐器的名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音乐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周礼》和《仪礼》中记载了周王朝严密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制度，秦汉以来，又产生和完善了乐府制度，诸子哲学中留下了大量的音乐故事。在文字符号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音乐不仅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手段，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国的礼乐文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起来的。[15]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先秦史志、诸子百家大多都参与了讨论。《左传》、《国语》、《诗经》、《尚书·尧典》、《易经》、《仪礼》、《周礼》、《管子·地员》、《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吕氏春秋·音律》、《吕氏春秋·制乐》中都有音乐理论的记载。这表明，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内在的逻辑性。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中国理论思维的成果，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体理论思维能力。
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特点的重要方法。中国音乐美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与中国音乐美学具有一整套范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理论史上，没有产生专门的音乐美学家，但却出现了许多独特的音乐美学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独特的言说方式，形成 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特品格。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密切相关，甚至很大一部分思想范畴是从音乐美学范畴中转化而来或受到音乐美学范畴的影响，同时，一些其他思想领域的范畴也影响到音乐美学范畴。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展，可以探索到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脉络；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的关系，可以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的品质。
五、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实现中西音乐美学思想交流与共享的重要途径。中国音乐美学要实现与外国音乐美学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言说系统。如果没有一套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西音乐理论对话中，中国音乐美学将处于失语的境地。中国音乐美学是世界音乐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能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中作影响研究，或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世界音乐美学体系。
二、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
在漫长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中，到底产生了哪些音乐美学范畴呢？我们暂时以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范畴命题的出处、今译及美学意义》所录100个音乐美学范畴为依据，[16]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整体情况作一个大致分析。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陆续产生自先秦到清代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时间分布却很不均衡。先秦时代，就产生了48个音乐美学范畴：和；声一无听；新声；修礼以节乐；耳所不及、非钟声也；乐从和，和从平；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省风以作乐；无礼不乐，所由判也；中声，声；德音；哀有哭泣，乐有歌舞；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尽善尽美；文之以礼乐；乐则《韶》、舞，放郑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非乐；察国有之所以亡者；今之乐由古之乐也；与民同乐；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五音令人耳聋；大音希声；法天贵真；天籁；心斋；坐忘；无声之中独闻和；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乐者乐也；审一定和；中和；礼乐；以道制欲；美善相乐；乐以道乐；濮上之音；亡国之音；靡靡之乐；悲；乐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凡音乐通乎政。产生于汉代的音乐美学范畴有17个：无声之乐；意；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乐者，德之华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礼外乐内；乐者，天地之和也；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音之谓乐；发乎情，止乎礼义；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琴德最优；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移情。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范畴有7个：声无哀乐；音声有自然之和；躁静者，声之功也；声音以平和为体；音声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隋唐以下的音乐美学范畴有28个：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水乐；不得其平则鸣；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正始之音；此时无声胜有声；唱歌兼唱情；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有是格便有是调；诉心中之不平；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论其诗不如听其声；人，情种也；以痴情为歌咏，声音而歌咏，声音止矣；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声争而媚也者，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古也；不入歌舞场中，不杂丝竹伴内；必具超逸之品，自发超逸之音；藉琴以明心见性；希声；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则诚淡也；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丝胜于竹，竹胜于肉……。
纵观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先秦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韧期，出现了大量的礼乐原范畴和学术争论，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框架。第二个时期为汉代，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系统化的时期。《乐记》、《史记·乐论》对先秦时期尚处于自由状态分布的礼乐范畴进行了整合，形成了较为纯粹、系统的礼乐理论体系。第三个时期为魏晋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丰富和转变的时期。嵇康、陶渊明等继先秦诸家之后，对礼乐理论范畴体系中的一些基本命题进行了否定。第四个时期为隋唐以后，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时期，礼乐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同时，也遭到不平则鸣、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等范畴的挑战。第五个时期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学界为顺应世界音乐的发展，围绕振兴国乐这一课题而进行的探讨。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现代转换与新生时期。
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感。有的学者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提出“音乐美学的逻辑起点，也许应当从一个乐音上的乐理（物理）——心理（生理）二重性的分析开始”的理论。[17]从哲学上说，这样的提法是不错的，但从中国音乐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做二重分析似乎远远不够。因为中国音乐美学涵盖的范围远比二重结构要宽泛得多。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包括声、音、乐三层结构。万绳武说：“夫治乐者有三趋，其旨各不同：有乐政焉，有乐理焉，有乐声焉。奏文乱武，康乐和亲，出之以征诛，入之以揖让，此乐之政也。王者习之，以兴天下，乐之属于治术者。聆音察理，以物和声，正之以宫商，继之以律吕，此乐之理也。儒者习之，以永后世，乐之属于学术者。调丝弄竹，悦性陶情，托声调之抑扬，写胸襟之郁鬯，此乐之声也。技者习之，以鸣一时，乐之属于艺术者。”[18]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音乐美学包括“感觉与感知（声）——序化与象征（音）——礼乐制度（乐yuè）——价值认同（乐lè）”四层结构。《乐记》中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即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音乐的基本手段和材料，《乐记》说：“声者，乐之象也”。声具有物理属性，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一层。《乐记》中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声成文，谓之音”。“变成方”、“声成文”，都是文之以礼乐的意思，是将自然音响序化、体系化、象征化，并用金、石、丝、竹等乐器表现出来。这个音，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叹和摹拟了，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印记。音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二层。《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音之谓乐”。可见，这个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音乐。音乐厅里的音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一种审美关系。《论语·阳货》中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已经超出审判关系的范围，抽象为一种政治伦理关系，这就是礼乐制度。乐（yuè）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空间的第三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这个乐（lè），与孔子所言的“回也不改其乐”之“乐”相同，都表示对儒家礼乐制度的价值认同。乐（lè）是中国音乐思想的第四个层次。《尚书·虞书·舜典》说舜曾“同律、度、量、衡。”《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左传·文公六年》中记载：“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这说明，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技术的指标，而是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乐》乐所立，故长于和。”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宇宙哲学。它广泛辐射到中国音乐美学各个层次。“声一无听”，各种不同的音响要相互调和，这是物理音响之和。“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下》） “审一定和”。（《荀子·乐论》）这是器乐之和。“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下》）这是政治之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国语·周语下》）“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人与神、器物与制度、观念与哲学合而为一，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宇宙哲学模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样层层构建起来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理论家前赴后继地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这是世界音乐美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时间很长，范畴也很多，但这些范畴并非游离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聚合两大范畴体系：声、音、乐、和、律、风等系列范畴都是从礼乐这个核心范畴生发开去的；五音令人耳聋、法天贵真、天赖、心斋、坐忘、声无哀乐等系列范畴，基本上是从非乐引申出来的。
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特点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以六大特点。
第一，原范畴在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音乐美学的原范畴基本直都产生于先秦时代，汉代对儒家的礼乐范畴体系进行了系统化，奠定了礼乐范畴体系的大局。魏晋时代，嵇康等人又对道家的音乐美学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思辨，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的框架。绝大多数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是在先秦时期建立起来的，后代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新的范畴。这些原范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风，在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就有不同的含义。范畴含义的不确定性给范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缓慢。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自秦以来，就没有多大发展，这与日益发展的中国音乐很不相符，是中国音乐理论构建方面的天然缺陷。
第三，反映音乐社会功能方面的范畴特别发达。自汉以来，几乎历代正史的礼乐志都要就音乐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第四，大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很多范畴都围绕某一中心范畴，构成一个范畴群，集中反映某一方面的音乐问题。如在“礼乐”这一范畴的周围，就有礼乐教化之功、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教等一大批范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范畴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是由一个一个的范畴群构建的。
第五、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相互重叠。如和，是一个音乐美学范畴，又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范畴。“乐者，乐也”这样的范畴，既谈音乐、又讲体制，最后归于人情，既是乐理、又是伦理，还是心理。礼乐这一范畴本身就是由礼制和乐制两个范畴合并而成。
第六、相对于音乐审美经验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理论体系一直占据强势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创作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过分注重音乐的政教功能，音乐家在创作主流作品的时候，十分注意音乐的调性和标题。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史中，纯粹声音陈述式的音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是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甚至还有六首只有标题没有歌词的笙诗。这说明，标题的意义要大于音响本身。
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的资料与方法
我们做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就是要从史源上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主要范畴的提出，原始含义及其发展、演进过程；从逻辑结构上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群的结构和层次以及其逻辑关系，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特征。做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最大的资料缺失是中国古代的音响作品留下来的并不多，古时的音乐没有办法听到，古人遗留下来的珍稀的曲谱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第一类资源。就理论形态的资料而言，历代正史、通史、典制中多有记载，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类资源。历代官私书目中保留了当时一部音乐文献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考辩，大略可以多掌握一些当时音乐理论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类资源。《全上古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先秦汉魏六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诗》以及《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唐会要》、《唐六典》等书志中有一些音乐理论材料，这是我们研究的第四类资源。文学、绘画、雕刻、出土文物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其形式，是我们研究的第五类资源。
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广泛蒐集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方法。第一，作品分析法。正如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aus，1928-1989）所言：“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常常遭到质疑：它似乎仅仅是思辨，远离其真正的对象，更多是出于哲学观念的启发而不是真正的音乐经验。”[19]要将对中国古代音乐的思辨与音乐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坚持细读批评与整体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弄清楚音乐美学范畴的文本含义，又注意到范畴的普遍联系。第三、坚持借鉴传统国学的精华，广泛采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的已有成果，决不强作解会。第四、历史参证法。任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不仅仅只是范畴本身，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在阐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时候，不能抛开这一背景。如新乐与古乐之争，就只可能产生在后《诗经》时代与前乐府时代之间。乐府至秦初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广收并蓄的专门音乐机构，此后的古乐与新乐之争，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五、学说参证法。任何音乐美学范畴的提出，都与一定的学术背景相关。非乐与礼乐的争论、声无哀乐论与声有哀乐论的争论，既是音乐美学上的争论，又是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离开学派而论学问，是十分片面的。第六、理论构建法。我们要把一人的理论、一时的理论与一个学派的理论有效联系起来，把单个的范畴与其所在的范畴群联系起来，构建起中国音乐美学的完整体系。第七，史料学方法。坚持用史料学的方法，追溯中国音乐范畴的史源，挖掘音乐范畴的原创意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音乐理论史料，将史料置于时间历程中进行研究，以探讨音乐美学范畴的演变历程。有显性的史料，有隐性的史料，显性的史料，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对隐性的文史料，我们可从目录学和考据学中进行索引。如果只运用显性的文献，我们把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现代的层面，如果能尽可能利用隐性的史料，则可以很好的把握当时的音乐美学情况。由此看来，建立一门中国音乐美学史料学，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第八、纵横比较法。中国古代的音响资料在正式文献中看不到了，但我们可以用民间音乐进行参照。这个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些音响资料，在国内看不到了，可以用日本、韩国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宗教音乐进行比照。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同时，也可以将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的某一个范畴群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比较，这样，能更清楚地把握中国音乐美学的特征。此外，作为一门不算十分成熟的学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更成熟的学科的发展经验，如哲学范畴研究、文学范畴研究等。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需要许多学者作长期的努力。可以先研究若干个中国音乐美学核心范畴的重要含义，再研究这些核心范畴周边的范畴群，然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最后融入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美学思想当中。
2006年5月10日第一稿
2006年6月1日第二稿
2006年6月5日第三稿
2006年7月10日第四稿
2006年12月20日第五稿
2007年3月4日第六稿
注 释：
[1] 韩锺恩：《释“Aesthetics”并及音乐美学“论域”建构》，《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4期。
[2] 张前：《音乐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乐府新声》1991年第4期。
[3] 赵宋光：《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
[4] 王宁一：《关于音乐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1991年第3期和1992年第1期。
[5] 王宁一：《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方式必须超于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庆三十周年论文汇编油印本，1984年。收入王宁一：《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69～79页。
[6] 王宁一：《概念的漩涡——对于一个流行口号的论争》。原载《音乐学辑刊》1984年第3期。收入王宁一：《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80～111页。
[7] [德]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第5页。
[8] 萧友梅：《乐学研究法》。1920年6月北大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第1卷第4号。转引自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议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第106页。
[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第47页。
[10] 韩锺恩“惊奇地发现，音乐美学学科还没有自身特定的理论范畴。”韩锺恩：《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设想以及相关问题讨论》，《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1] 见李申教授2006年5月18日和笔者的谈话记录。
[12] [前苏联]舍斯塔科夫著、理然译、涂途校：《美学范畴论——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尝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第3页。
[13] 韩锺恩教授认为，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品格。见韩锺恩教授2006年5月12日与笔者的谈话记录。
[14]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人民出版社，1986，第8页。
[15] 李申教授认为，礼乐制度是儒教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在礼乐制度中，祭祀礼是最重要的。而祭祀礼中，音乐十分重要的。见李申教授2006年5月18日和笔者的谈话记录。
[16] 韩锺恩教授向我提供了一份中央音乐学院已故蔡仲德教授1999年编撰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范畴命题的出处、今译及美学意义》材料，为配合《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教学，蔡先生列出了一百个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今译与出处，可惜直到蔡先生过逝，也没有完成《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这本著作。
[17] 王宁一：《关于音乐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1991年第3期和1992年第1期。
[18] 万绳武：《乐辨》（1911年），天津市图书馆藏本。转引自见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议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第55-56页。
[19] [德]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第1页。
又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