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2: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地域文化传播,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媒介使用 地域文化 拟态环境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均因其特有的风俗习惯等而显现出诸多差异性。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也因其独特性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我们将其定义为跨地域文化群体。研究跨地域文化群体对“他文化”的熟悉度,以及在传播“他文化”时所使用的媒介情况是本文题目的之一。在初步了解跨文化传播使用的媒介情况的前提下,本文还试图进一步了解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媒介的使用对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2、研究方法
本文以现就读于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按男女比例1:1,年级比例1:1:1进行抽样,通过入户调查收集资料。在样本的后期分析时,采取定量分析法,对资料进行SPSS分析,获得具体数据。
二、跨地域文化传播与媒介使用情况
本文选用得到普遍认同的七大风俗文化圈将问卷中涉及的文化圈范围进行了界定。即1、东北风俗文化圈2、游牧风俗文化圈3、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4、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5、青海风俗文化圈6、云贵风俗文化圈7、闽台风俗文化圈①。目的是为了增强调查的效度。
1、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使用基本情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类型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有五种类型,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②,这五种类型因其独自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构成了不同的传播体系。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在进行跨地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本文化”和“他文化”使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进行信息沟通。本研究通过调查受访对象“家乡所在地域”、“本科就读地域”以及“从未去过但很感兴趣的地域”三种文化传播的主、次要方式进行分析,发现在获取、传递信息时,其使用的媒介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家乡所在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主要使用途径位居前两位的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和“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分别占总数的51.5%和43.4%。而“大众媒体资讯”和“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的两种途径,仅占调查总数的3.0%和2.0%。引用传播学中对人内传播的定义“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③可以发现,调查对象获取“家乡文化风俗”这种非常熟悉的信息时多使用人内传播途径,应用的媒介是人体的感官系统等。同时,“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这种人际传播途径也被高频率使用,利用语言、表情、眼神、动作、行为等多种渠道或手段来传达信息。
作为生活了四年甚至五年的第二故乡,受访者对求学地的地域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使用最多的两种途径分别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以及“老师和学长的介绍”,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53.5%和23.2%,“与当地同学的交往”以占总数13.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众资讯与互联网依旧是使用最少的两种媒介。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问题:您从未去过但对当地文化风俗比较了解的地区是哪里?对当地的信息了解渠道是什么?得到如图1的数据: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受访者在获取信息过程中最常用到的渠道是通过“来自当地的同学朋友”,占总数的29.3%;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媒体的报道”, “热播的影视作品”,占调查总数比率分别为23.2%和19.2%。不难看出,对一种不能“身在其中”的文化的了解,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人际传播,大众媒体为次选。而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则很少被应用在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仅占总数的8%)。
通过对以上三种不同地域文化传播中所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对于身在其中,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本文化”,人们倾向于面对面地,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进行信息沟通;而对于比较陌生的,不属于“本文化”所属地域内的,不具备亲身体验条件的“他文化”,人们更多地选择通过大众传播途径获取和传达,也更容易相信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
另外,在人们传播“他文化”的过程中,是选择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除了受到媒介特性、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外,性别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次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当您想了解某种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时,您更倾向于相信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还是网络的信息”,分析后的数据显示,有54.5%的受访者选择了互联网,45.5%的受访者选择了大众传媒。我们设置零假设为获取陌生信息渠道与性别这两个变量不相关,备选假设为这两个变量相关。通过将两组变量进行交互分析,发现卡方检验系数Chi-Square值小于0.05,应否定零假设,即获取陌生信息的渠道与性别有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是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大众传媒获取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信息,而男性则多数选择互联网来收集信息。
2、大众传媒对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
图2是调查对象认为与从未到过西北地区的人谈起西北时出现的固定意象。如图,“干旱贫困”和“沙尘暴”两项分别以85.9%和83.8%的高百分比成为人们印象中西北的标志性符号。而真正作为西北文化标志的“敦煌”、“丝绸之路”、“信天游”则分别以65.7%,51.5%,26.3%的百分比位居第四、第六、第十位。除此之外,“草原”、“黄河流域文明”这些西北文化的符号,仅占构成西北印象的13.1%和12.1%,基本处于被忽略不计的情况。不可否认,西北地区确实存在干旱贫困,沙尘暴频发的现实情况,这属于西北印象的一部分。但是这两点成为整个西北印象的代表性因素,不能不说人们的认识存在着偏差。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上文中出现的“有偏差”的西北意象的形成,同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密不可分。如图3所示,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选项中,受访者认为西北意象的构成信息多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作用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因素中以67.7%的比例位居第一位。
上文分析所得结果,或与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的拟态环境有关。李普曼认为,人们的 “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人们对西北的意象是人们脑海中的“主观现实”,也是通过大众传媒这个中介提供的信息形成的“象征性现实”。
3、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族群认同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在其《民族学通论》一书中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基于这种观点,来自不同地域的跨地域文化群体也可称作族群。
在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是否更容易对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数据分析结果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60.6%)更容易对与自己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族群认同感;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跨地域文化群体的族群认同感与群体的居住地有明显的相关性。
尽管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族群间的这种认同感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基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④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族群认同强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并不是说文化因素真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三、结语
综合型大学的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民族间的融合,也是地域间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圈,多样性成为综合性大学文化群体的基本特征,而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才可以促进发展。文化冲突是过程,而文化融合则是最终的趋势。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群体的交往以及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baike.省略/view/625754.htm
②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C].《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期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旅游;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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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丹青,黄蓉.论跨文化旅游的文化后果及其解决[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3-95.
[6] 龚晨枫.跨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传播[J].商业营销,2009,(7):97.
[7]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P.82
[8] 温丽玲,刘鑫鑫.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休克”分析[J].市场论坛:旅游市场,2010,(2):62.
【关键词】新媒体 全球传播 跨文化传播
在全球传播时代,谁掌握了新媒体,谁就掌握了未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空前剧烈的信息流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相对狭隘的国际传播,取而代之的便是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传播。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下,全球传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以SNS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依托其跨越时空和传播迅速的优势,伴随着高度的互动和参与特性的多样表现手段,跨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突破了国际传播的壁垒,成为全球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
一、全球传播的实质
全球传播理念的产生与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有学者指出,“一方面国际的、地区的、全球的权力结构限定了国家的实际行动。这些权力结构包括国际规制和组织、世界经济日益居于主导地位的逻辑,国际法的约束以及民族国家安全能力的下降。”①毫无疑问,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就越来越需要借助全球传播在其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影响促成了全球传播与国际传播重要区别的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以国家和政府为单位进行跨国、跨文化进行传播和交流,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并且其将对象国的阅听群体作为受众的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的进行和效果的发挥。与国际传播不同的是,全球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的确立以及价值定位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恰如传播学中对于全球传播的定义:一个国家社会系统内部的传播称为国内传播,不同国家社会系统之间的传播称为国际传播,而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融为一体,以整个地球世界为范围的传播则是全球传播。②这就厘清了全球传播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即整个世界的阅听群,而其传播理念无非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塑造民族和国家的良好形象。全球传播区别于国际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跨文化传播作为传播重点,并且不以官方政治宣传和教育为主要途径和手段。其实质便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文化作为外包装,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隐性目的,淡化官方色彩并且以整个世界的阅听群体为受众的传播。
二、传播模式的转换
如上所述,全球传播与国际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传播对象、传播制度架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传播模式的转换亦在情理之中,也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有利于在国际传播中争取到好的效果。
1、多样化的传播媒介
在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的过渡过程中,媒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传媒业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势头最强劲并且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很多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步放松了对传媒业的管制,以发展传媒经济。在此背景下,传媒业走上了产业化道路。比如说我国近期正在推行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举措便是题中之义。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快速,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产业市场潜力巨大,都会对全球传播产生正效应。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媒介的形态也越来越多元化。当前媒体格局中,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地位固然不可或缺,但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可替代。社会化媒体使得政府对信息的管控更加困难,信息流通更加方便流畅,使得个人有成为全球传播主体的可能性。并且,网络的出现在真正意义上将整个世界连结成网,其直接后果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界限日渐模糊,传统的时间、空间和地域的概念面临深刻的危机。用自然分界来划分民族、国家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象征性分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借助网络的力量,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③“超国家领域”的出现,使得全球传播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各国重视加强全球传播以在全球领域内发挥更重要作用。
同时,媒介自身经营管理的多元化也是促进传播走向全球的重要促进力。许多成规模的传媒公司纷纷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构建自己的传媒帝国。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是传播走向全球的基石,促进全球传播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
2、多元化的传播主体
全球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随着信息通信不断发展,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媒体、政府、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都作为传播主体参与传播活动。以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最重要的优势便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性。在六度分割理论的指导下,业界开创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的新局面,通过“熟人的熟人”来拓展网络社交。④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化媒体,其内涵已经远远突破“熟人的熟人”这个层面。信任建立在“熟人”的关系网中,便会产生说服力,这是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经过数年的发展,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 年Face book超越Google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有人称这是互联网应用领域的转折点,是在获取新闻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新媒体因此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日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其在全球传播中不但没有消弱媒体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地位,反而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传播网络中,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小组、个体)都可能成为再传播的主体,并且随着传播主体群的扩大,使得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
3、个人化的“全球媒体”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传播主体的跨越地域或者国界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以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诞生之后尤为突出。互联网的易获得性使受众可以参与到新媒体信息生产的过程中。理论上,任何人只要拥有个人主页或建立个人网站,就可以和全世界网民进行信息交流。个人化的“全球媒体”应运而生,这与国际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表现为各个社会化媒体推出自己的APP应用,以满足受众日益移动化的需求。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以智能手机、ipad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接收终端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更加注重互动和分享,并且基于用户制作内容的特色所带来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其成为社交网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使得传播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大大拓宽了用户面。2011年谷歌的中国城市地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在城市智能手机用户最常用的十大用途中,社交平台的使用位列第六,接近35%。在几乎“人手一机”的时代,个社会化媒体也都和适宜的推出了Android版、iphone版手机终端以及ipad等平板电脑终端,以迎合受众移动化的需求。
三、跨文化传播
“文化即交流”。任何辉煌的文化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就是开放和包容,只有保持与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明才能继续。当然,在文化交流中,相对弱势的文化可能需要面临更多的调整和转化。⑤毋庸置疑,跨文化传播是当今全球传播的重要一环。
1、文化多样化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它总是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正常交往活动。作为全球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跨文化传播,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各种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跨文化传播虽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传播,但毕竟为每位受众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只增不减的。
这一理念在实际行动中已成为现实。比如说,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公司曾促成了在英国举办的“古代中国奥秘展”。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经MTV 国际化包装, 再通过MTV 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⑥与跨国传媒公司的合作,不仅是一次商业上的尝试,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2、文化霸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明发展在现今阶段呈现的格局,是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人类文化传播中处于“文化施动者”的地位,非西方文明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处于“文化受动者”的地位,受动体民族在处于施动者地位的民族或国家面前往往存在自卑感。⑦的确,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而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单纯在形式上打破了地缘政治的限制,但在内容上仍然充斥着文化霸权的色彩。由于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落后,欠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一直处于劣势,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发达国家则在全球传播中处于优势。发达国家利用这一优势在国际上压制欠发达国家的声音,借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美国普华永道的数据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100部畅销影片中,美国影片占据八成,牢牢占据垄断地位,进入21世纪,美国影视和音像产品的出口则超过了航空航天工业产品。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因此得以绵延五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的组成,也是在众多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诞生的。跨文化传播对中华文明所带来的,毋庸置疑,主流是积极的一面。面对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展开跨文化交流,对于丰富民族文化本身是有益的,不能狭隘的否定跨文化传播这种重要的全球传播手段,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所说的,仅仅推广一种唯一的文化模式将是灾难性的。
但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我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入侵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在美国被视为垃圾食品的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在我国却拥有青少年儿童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另外,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丰厚的票房收入,出国热以及近年兴起的洋节热等都是西方文化向我国渗透的表象。我们不反对跨文化交流,但我们必须反思,在与别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我们给西方传递了什么样的文化和信息,我们损失了什么获得到了什么。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作为全球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怎样充分利用好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中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文化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
结语
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以SNS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化新媒体对于全球传播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促使全球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传播对象、传播制度架构等方面较国际传播更完善。同时,新媒体自身所具备的多元传播主体和传播介质,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辐射面,使得个人有成为全球传播主体的可能。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进行全球传播的同时,怎样利用社会化媒体等新媒体手段来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怎样努力使本国文化和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①陈定家主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1
②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11
③刘国强,《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J].《新闻爱好者》,2010(5)
④周勇,《传统媒体借力社交网站—人际传播路径下的大众传播新模式》[J].《新闻与写作》,2009(10)
⑤⑦张二伟,《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J].《新闻世界》,2009(8)
⑥李巍巍,《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J].《新闻爱好者》,2008(5)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视觉语言;文化符号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其产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跨国广告业也必然追随其客户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广告经营和运作,广告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告国际化,或称广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通过采用基本一致的广告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市场的营销战略。这种全球化的广告给生产和经销厂商以及广告业者都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广告成本,树立了品牌和企业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广产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简化了市场和促销计划的协调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跨国广告的运作不能不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文稿、符号意义、文化象征、诉求主题、视觉形象,到广告经营策略、人才组合与培训、管理模式、公共关系建构都有一个与各地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广告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过程,广告的跨国传播也就是跨文化传播,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趋势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处理好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乃是实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本文将就平面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略做探讨。
一、文化符号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符号有的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通过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现代科技提高了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覆盖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出现了更多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符号。因此,平面广告在传播中,就曾运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中国大量出现的以自由和个性为主题的‘Me(我)广告’,如‘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有我可以’(佳得乐饮料),`I’mlovingit’(麦当劳)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可见,在跨国广告中,充分利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但是,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号”只占一小部分。“区域性文化符号”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跨国公司在广告运作中,更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广告传播的各个环节。运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视觉文化符号。因为只有受众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才能达到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心理认同,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而传达广告资讯,达到商品销售目的。这也是目前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如长城,黄河,剪纸,对联,福娃,门神,红灯笼等等。在这方面,可口可乐,麦当劳无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场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尽量顺应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质。如在促销计划中适应日本人的“送礼和娱乐”两大主要消费习惯;在诉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销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销售”;在形象符号运用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传统赋予数字、植物、动物的独特符号意义。在香港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东—西方”、“传统—现代”的两极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中间形态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广告诉求中顺应并且强化了对香港本土的依恋与认同。在台湾的跨国广告公司“不仅懂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生活一审美方式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台湾人的生存境况相当关注,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选择、社会治安、儿童健康、新新人类等主题均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内容”。作为全球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果不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文化差异,而固执地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为背景进行广告宣传,必将遭受滑铁卢,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毕竟,丰田汽车“霸道”广告的教训,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和为其服务的广告公司来说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视觉符号
谈到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不能不说到“视觉语言”。当今社会已经进人视觉时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形象海洋所淹没。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图像社会”,成为“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因此,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如何适应这个“读图时代”的发展是成败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广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众进行视觉语言的传播和沟通,才可能达到传播效果,从而促进商品销售。
平面广告是二度空间的广告形式,文字、图形、色彩是广告视觉语言的三大构成要素。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也由此分为文字传达、图形传达和色彩传达。平面广告在进行视觉传达过程中必然要创造性地、艺术性地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广告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广告视觉符号的选择和运用成为广告沟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图形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广义的“文化符号”外,图形语言无疑成为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其生理构造和大脑神经的连接关系都相同,所以人类的视觉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图形语言必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不知道英语VICTORY的含义,但当同伴向你伸出两个手指(成“V”型)你就会领会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图形,色彩三种基本传达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广告中,图形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图形有“世界语”之称,它不分国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浅,语言差异,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的图形设计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透过视觉语言进行沟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进行交流。究其原因,图形具有语言的本质性能,是具有说明性和说服力的语言形式。同时,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这正是图形传达优于文字传达的一个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无须翻译,却能实现“一图顶万言”的传播效能。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图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样具有“共通性”和“区域性”特点,它在广告传播中必须符合前面论述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规范,即发掘图形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性”和“个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的视觉符号除了图形外,还有文字和色彩两个基本的视觉要素。平面广告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文字传达和色彩传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当今“读图时代”,文字对广告信息的传达功能大打折扣,图像担负起传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毕竟没有达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许多情况下,单凭图形人们仍然不易了解广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说明,才能赋予图片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产生良好的理解和记忆。广告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时,笔者认为,“文字图形化”,即文字具有图形表征特点,将成为平面广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策略。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在当今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跨国广告公司对受众所在地语言文化掌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广告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达到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跨国广告公司对广告受众所在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文字传达可以充分借鉴和发掘当地的语言文化宝库,达到更好的融入受众心理的目的,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取得广告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丰田汽车在中国传播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进行嫁接、组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正如图形传达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证关系一样,文字传达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发掘人类的共性,如在人类的生理感觉上做文章。一代广告大师雷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造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广告几乎没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它只是从人的生理角度出发来说明自己独特的销售说辞。而这种“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觉正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运用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往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就远观效果而言,色彩传达更优于图形传达和文字传达。
色彩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而且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它总是与一定的情绪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红色象征热烈、活泼、浪漫和火热,黄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绿色象征和平和朝气,蓝色象征宁静,智慧和深远。很多跨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用蓝色作为对外广告宣传的主色调,以此来彰显其“蓝色智慧”,并且随着产品的扩展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可口可乐的红色伴随着可口可乐走向世界,征服了无数年轻人。因此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把握人类的对色彩感觉上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只是相对的,它并不能掩盖“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于色彩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忌讳,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喜庆、吉祥、生命和幸福,对红色的崇拜是中华先古图腾时代的独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红色却让人联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险等。日本人忌绿色,视其为不吉祥;而在西亚一些国家,绿色却受到普遍欢迎。因此,通过文化参与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迎合当地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及风俗习惯,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效果。
三、结语
关键词:陕北文化;形象传播;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9-0134-02
一、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形象传播
1.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
“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1]”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中华大地上蕴藏着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资源,自然风貌、风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异化的文化存在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不同的文化体验隐藏着诸多持久滋养文学创作的地域元素。对于创作者而言,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围中,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促使其有能力驾驭好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既能得心应手的诠释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真实。同时,很多创作者也有传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成为其创作文学的动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的作者路遥就是一个对陕北有着极深感情的人。“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满熏着农民气质的作家,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亲近,那么富有诱惑力。[2]”路遥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黄土地的挚爱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3]。路遥的生活经验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整理、加工、提炼和润色,就形成了极具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
2.文学作品:地域文化形象传播与建构的重要载体
文化趋同性使得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强势文化的挤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逐渐被蚕食。如何传承和传播地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传播渠道,在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作品从现实文化中提炼出地域文化形象,通过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设定,展现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文学作品给地域文化传播带来地理空间上的跨越,促进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与交流。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促使某一地域文化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对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传播,巴金对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传播,沈从文对湖南土著文化形象传播,实对关中家族文化形象的传播,路遥对陕北黄土文化的传播,无一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某些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又给地域文化带来“二次传播”,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传播的具体呈现
1.陕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现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窑洞文化”。窑洞是黄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于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窑洞对于老一辈的陕北农村人来说,不仅承载着居住功能,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奋斗目标。窑洞的好坏和档次,也是陕北人的贫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支撑着孙少安艰苦奋斗的原动力就是为家里添上几孔新窑洞。打拼多年的新窑建成,对于孙玉厚则是“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3]。
陕北人民将面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单一的材质变幻出丰富的食物种类。这些主要的食物种类在《平》中几乎都有亮相,馍馍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等多种样式,面条有面条、面片、炒面多种吃法,还有荞面、油糕等。而饮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经济差距也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学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3]。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服饰承载着环境、生理和群体心态特征等千差万别的信息[4]。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注重简朴、实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于陕北地区多风沙的地理条件,用白羊肚手巾包头可以阻挡风沙,同时还有夏遮晒冬御寒、可擦汗洗脸的好处。而且,崭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头上还能告诉别人日子过得比较舒适。例如,《平凡的世界》中,当金光亮得到儿子金二键要去当兵的消息时,非常得意。“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3]此外,陕北人过冬御寒的服饰则主要是羊皮袄,文中描述到“(冬天)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3]。
2.陕北文化中的“软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软形象主要是指语言文化、民间习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质方式呈现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灵魂。方言的运用能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韵,更显得真实,能够使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方言口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同样也在于方言口语本身所携带着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遥在《平》中大量运用 “瓷脑”、“婆姨”、“串门子”、“圪崂”、“后生”等方言词汇,不仅展示了陕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呈现出了原汁原味的陕北文化,给地域内的读者带来亲切感,给地域外的读者带去新鲜感。
陕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民歌、秧歌、剪纸、腰鼓、唢呐、说书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魁宝,是研究陕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陕北民间艺术的展示既是民风民情的真实再现,同时也借以传递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陕北地区的婚丧嫁娶和各种节日(如春节和打枣节)则是陕北民间习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台,《平》对此也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朴善良、勤劳奋斗的精神特点。残酷的生存环境并不能淹没陕北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他们坚韧地抗争着,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眼前“烂包的光景”。《平》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陕北人物性格,他们对现实困境不抱怨、不退缩,在各自选择的奋斗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在道德上展示出陕北人的淳朴善良,孙少平尽管在外挣钱不多,却也时常惦记着家中的光景,给父亲和妹妹也常有经济上的支援,而孙少安在“发家致富”的奋斗道路中,始终不忘带动乡里乡亲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建构作用
1.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追逐物质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对精神文化的传承。各种新鲜感十足的外来文化蚕食着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趋同背景下的陕北文化也难以逃脱这样的窘境。如果从改善居住环境的角度看,从窑洞搬进商业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纸、腰鼓、唢呐等陕北风味的文化艺术受冷落却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对陕北文化的细致描述是意义深远的“文化课”,激起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审视,因而有某种“历史资料”的存在价值。《平》作为文学媒介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记录与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坚守传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以达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构。同时,《平》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甚至会直接给一些读者带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为文化传承起到现实作用。
2.建构地域文化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到了“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催生出民族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却可以通过传播媒介构建出“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特别是通过想象性文艺方式建构出来,如“小说”与“报纸”等[6]。个人或群众通过传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体想象。《平》中所展现的陕北人豪爽、勤奋的性格特征,独特的居住和饮食,亲切的乡音土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种文化熟识度和亲和力给读者带来极强的共鸣,成为构建陕北人文化认同的基石。例如,在电视剧版《平》热播之后,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校园内就先后挂起了横幅“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母校:不好好奋斗额捶你呢 学生:害哈兰(知道了)”,这两条横幅就折射出《平》给地域内的人们带来了文化认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构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构是媒介社会的必然产物。对地域外的受众来讲,他们具有“真身不在场”的特征,因而对于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来自各种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想象性建构。而传播渠道中的信息总是会被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加工、重塑和表达,并由此产生一些标准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纪末,陕北形象在媒介传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为的贫穷和闭塞,群众思想落后,憨厚老实。而随着陕北能源开发,媒介中的陕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发户”,给人一种文化水平不高,蛮横不讲理的歪曲形象。这种定型化的消极的“他者”形象显然与真实的陕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现的“他者”形象则是积极的重构。特别是随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在声音和画面的帮助下看到一个更为具象的陕北文化形象,带来了更多积极意义的“他者”形象。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形象塑造让人们看到了不畏贫穷,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的奋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朴的陕北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
[1] 茅盾.茅盾全集(卷1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J].兰州大学学报,1996(2).
[3] 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 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热播剧、流行歌手在高层访问、文化交流中屡屡被提及,提醒和启发我们: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应更重视大众文化的独特功能,重视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文化接近的亚洲国家“走出去”。
2013年10月,主席在马来西亚访问时,谈起歌手梁静茹在中国“广为人知”。此前,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亚演讲时,也曾提起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的热播。这些都是文化在国家交往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具体例证,生动解答了跨国文化传播如何更具灵活性和更加贴近受众需求的问题,对国家软实力建设很有启发。
梁静茹是流行歌手,《媳妇的美好时代》是流行电视剧。两个例子都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在文化传播和建设中,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跨国传播来说,大众文化传播方式较为生动活泼,文化障碍较少,易于为有相当文化差异的社会所接受,为普通的民众所理解。
在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文化折扣”的概念,它是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理解的难度,传播会打折扣。有些历史文化积淀较深的作品,固然有其永恒的价值,但在跨文化传播中会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相反,大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较少。大众文化的传播有利于让异国公众了解自己的国家,认识其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产生文化上的亲近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的大众文化有着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它努力表述美国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同样,韩国文化“走出去”依靠的也是韩剧和“鸟叔”这样的载体。因此,大众文化的传播应放到和高雅文化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些人常常以为只有传播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化才是文化传播,这其实是一种相对较为狭隘的看法。大众文化的作品可能不是经典,但其作用不可替代。没有大众文化的传播,国家当下发展的状况和世态人情就难以为世界所了解,也难以让自己的社会获得鲜活生动的形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众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有相当的成果积累,应该将其中的众多优秀的作品和人才纳入跨文化传播的视野。
还应注意到,《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而梁静茹的歌在中国流行,则是亚洲文化亲近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只重视欧美发达国家,认为只有得到他们的欢迎和承认才是“走出去”,这种观点也需要调整。欧美发达国家跟中国的生活和文化距离较大,其文化市场对中国文化产品兼容度较差。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生活方式,包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与当下的中国同步相近。有些国家发展相对滞后,更希望从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启发。同时,亚洲国家和我们在文化上更为接近……这些都说明,高度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重视在和我们地域、文化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文化传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让更多的人理解、认同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传播是一种关乎精神的工作,需要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骤雨打荷叶”不如“随风潜入夜”,一切急功近利和过度策划都是文化跨国传播的大敌。提升“软实力”和文化“走出去”,是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更为灵活的姿态和坚持贴近受众需求至关重要。
论文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关键词】合拍片;跨文化交流;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82-02
《风筝》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儿童片,也是首部中外合拍片,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构思让影片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透过儿童的眼睛,去领略两个国家的风俗人情和诗情画意,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迷人的艺术魅力。该片在1958年第11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荣誉奖,在1958年意大利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圣乔治奖。在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颂扬的中法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成为民族间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因此选取合拍片《风筝》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之一,主张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1]跨文化从学理上讲,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从文化学理论看,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体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归属和接纳,它带有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2]我所理解的跨文化即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不仅仅找出两者的差异即自性,而是要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来消解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可能遇到的冲突和误解,坚持多元的文化主义。作为合拍片中必然带有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那么这些文化冲突的行为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消解的,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风筝》中的异国元素
《风筝》讲述了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由北京上空随风飘到了巴黎,风筝上所附带的北京男孩宋小清的信引出了一段以寻求友谊为主题的温情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度的孩子们纯洁的友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进而映射出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物件的“风筝”串连起北京与巴黎两个相距甚远又各具特色的独特空间,不同地域的相互穿梭致使其中附带的各国元素得到了传播。电影作为独特的传播媒介,其传播文化的方式也是隐蔽的、潜在的,它将丰富的文化信息内置于电影的叙事情节当中来进行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一)基于传播下的表层文化
作为人类行事方式或行为模式,诸如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文化实践都处于同一层面,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文化表层”的范畴。[3]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京剧、旗袍、熊猫、功夫、故宫、长城等都是中国典型的象征,这些元素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大多数合拍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这些元素,并且使这些元素成为叙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之外,同样也运用了民俗和中国独有的神话传说。
影片启用了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一角,通过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商人口中讲述了“孙悟空”的72变和神通广大,在比埃罗这群小朋友中广为流传。中国商人的商店里所陈设的各式各样的瓷器,中国风的椅子也成为法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元素。睡梦中借助“孙悟空”的神奇力量来到了北京城,运用法国兄妹的独特视角,又展示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故宫、中国的国粹京剧、皮影戏,以及龙的雕刻艺术和流行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民间工艺等等。寻找的过程又展现了50年代末中国的基本文化生活场景,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让影片在中国的表层文化上更加一目了然。
《风筝》首先在法国开拍,当从东方吹来的一只漂亮的风筝在法国小朋友中间流传开,一些大全景不仅可以分辨地域,也展现了法国的面貌,埃菲尔铁塔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物和法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这里使“法国故事”得以展现,作为文化表象的中法元素,极具辨识度,是中法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代表。
(二)隐喻下的文化内核
表层文化的后盾是深层文化,即影片中隐喻下的文化内核。在深层文化中,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广泛的信仰和价值生成的。[4]深层文化中所包含的广泛的信念和价值是有共同的母体的,如友谊、希望或者是表层文化中的相关信念。
有法国的媒体称《风筝》为法国经典的儿童片、是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种种元素的精彩呈现为双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对于中国来说,电影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以和为贵和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在影片中充分展示,同时也向世界宣扬了“中国民俗”和“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影片最后双方儿童见面时,由中国最传统的握手方式变成了西方人的贴脸亲吻的方式,这是尊重对方文化的表现,蕴含着中国古老的来者是客的观念。
梦醒之后,这位法国男孩讲述梦中中国的一系列场景,描述中国房子是五颜六色的,人们都有说有笑的等等一系列语言,已经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成为直接传输,多种语言符号展现了蕴藏在深处的指示功能,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符号世界,使双方的观众都接受了电影符号的象征意义,产生了文化交流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之下的主题展示――梦和友谊
(一)符号化的个体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任何物体都可以当作符号来看。它是某种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在影片《风筝》中,每一个人也被影片赋予另外的含义。电影往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等,是当代文化立体化的体现。但文化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就充分反映在这些被符号化的人群当中。
在法国小朋友为了把树上的风筝拿下来心生计谋,把邻居家的猫咪抱到树上,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混乱。“要是把我丈夫吵醒了,看他怎么收拾它”,“要是老这么叫唤,该揍它一顿了”,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时,有人提议找动物协会的人,立马就有邻居反对“你以为他们吃饱了,就等管这只懒猫了吗?”“少管闲事了,快进来”,寥寥几句左邻右舍的对话就构成一幅社会全貌,最终事情以消防员的到来而收场,小伙伴们也取回了梦寐以求的风筝。法国人民的人间百态和中国人民的乐于助人形成了一对矛盾冲突,这些被符号化的人们与北京城街道上的人民又形成了对比。中国小朋友的脸上整齐划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寻找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互助友好,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被符号化的个体,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二)集体主义下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价值取向是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时所坚持的价值态度,影片中,不论是法国故事中的集体救猫咪还是中国故事中的全体找人,这里所体现的双方国家人民的世界观达到了融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里赋予了另外的内涵。
另外,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风筝是传播媒介的重要代表,随风筝一起飘荡的信作为影片重要的物件。影片以“信”开头,以“信”结尾。开头部分,信中所附带的诗篇“今天,这股中国风吹拂着我,明天它一定会去找另一个儿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要见到了这只风筝,就一定会露出笑容”。体现了中国儿童向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在影片最后,又有一个对应关系,巴黎的小朋友在回信中写道,“全世界的儿童,如果你捡到了这只鸟,你就可以想到,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正等着邮递员的到来,给他带来信件,带来友谊和欢笑。”展示了中法两国儿童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局势紧张的1958年意义非凡。
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平衡点
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跨文化传播,促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电影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项伟大的艺术,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讲,对于传播本土文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风筝》为例,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故宫、京剧等元素与法国建筑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让双方国家来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让所有国家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在合拍片中,由于受众的特殊性和群体性,要想兼顾双方观众,既让双方都可以理解传播的内容,又能够在跨文化领域中碰撞出一种全新的含义,寻求双方的平衡。合拍片总是处于各种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冲突之中,语言、创作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总会产生不同的冲突。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消费机制势必会对电影所表达的含义进行不同的解读。因此,跨文化并不是仅仅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更多的是,要凭借着两者之间的共性来消除在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坚持文化的相对性和普同性相结合。
文化之间不可能是统一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在全球资本运作和风土人情都存在有巨大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同样如此。传播过程中差异必然是不可抹去的,因此,电影产业链中,中外合拍片在资本的整合之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文化间性理论认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是要努力“选取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立足点”。通过这个立足点,超越自身文化界限,或者说对自身文化赢得了“距离感”,这样就会“对其他文化的意义关联变得敏感”,就能进入其他文化的“意味视界”[5],其中的立足点更多的就是尊重双方差异,立足于文化之间的不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无论文化多么千差万别,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共同之处,同处一个生存环境,共同的利益等问题不可避免,这就是双方交流沟通重要的“中介”。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成为阻碍跨文化对话的难题,电影作为重要的传媒手段,必须提供一种有关人类生存际遇的以及未来思考的方式,培养出一种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超越个体、民族、地域的限制。当然,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差异,不同地域文化的论争,才促使跨文化的话题变得如此深邃。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7).
[2][美]约翰,彼得.跨文化交际技巧[M].何维湘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2).
【关键词】城市文化;媒介资源;移动互联网;整合
城市文化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推动城市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的灵魂。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看,城市价值观和社会公众的行为作为城市文化的体现,需要长久的历史积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因此,城市传媒体系作为进行城市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能够将城市文化的内涵、价值理念以全方位、持续性的方式进行传播,使社会公众对城市文化形成共识,增强公众对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理念的认知,从而实现公众对城市文化的主动传播和积极参与、互动。
城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应注重新媒体的运用,结合本地传媒体系的特点、公众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情况制定城市文化传播策略。特别是城市文化传播要善于结合新兴的媒介形式,整合媒介传播渠道,改进信息传播方式,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
城市文化传播应完善网络媒体平台,整合网络媒体资源
(一)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
(二)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问题
第一,网页数量多,缺少对唐山城市文化的系统展示平台。
通过对唐山本地几大网络媒体的调查,发现几个网络媒体中都设置了传播唐山城市文化的栏目。其中环渤海新闻网的文化频道、中国唐山网的唐山文化频道和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唐山广播频道都选择了唐山地方文化中被誉为“冀东三枝花”的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主要内容;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唐山电视频道则选择了唐山历史文化、旅游特色作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各大网站对唐山城市文化的传播各有侧重,但各网站的内容设置缺少系统化的整合,很难通过某个网站较为全面、完整地查阅到关于唐山文化发展的全貌。
第二,内容资源的呈现方式较为单一。
在调查的几个网站中,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内容资源在呈现方式上主要以视频和音频为主,信息内容与电视媒体播出的内容一致,按照播出时间的顺序进行排列,受众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收听或收看。其他几个网站中的内容资源主要是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加以呈现,最为普遍的信息呈现方式为“标题+图片+正文”。
第三,网页的主页面上互动环节的设置较少。
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交互性是网络媒体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对几个网页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页面并没有开设方便受众对城市文化传播的频道(板块)内容进行快速查找的搜索栏。只有个别网站在主页中设置了对所有频道内容进行搜索的搜索框。并且,围绕城市文化主题进行专题讨论的论坛区、讨论专区等项目在几个网站中也没有开设。
(三)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策略
第一,打造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品牌平台。
目前,唐山城市文化传播对网络媒体的运用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即从网络媒体平台搭建到网络媒体平台建设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应注重唐山本地各个网站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根据网站的定位和受众群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传播切入点对唐山城市文化信息加以传播。特别是应善于利用不同网站已有的知名度和号召力,重点培养能够对唐山城市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传播的网站,并将其打造成人们熟知的文化传播平台,使其成为宣传唐山城市文化的名片。
第二,推进网络媒体上城市文化传播的内容资源整合。
网络媒体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其他传统大众媒体,关于唐山城市文化的信息在各个网站上的信息数量也相对丰富,随着动态信息的不断更新,人们在获取了大量信息的同时也会产生信息过度的困惑。因此,对网络媒体中的内容资源加以整合成为网络媒体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对网络媒体内容资源的改进措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丰富内容资源的表现方式。在前文中提到唐山本地各个网页上关于城市文化的信息,内容呈现方式较为单一。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采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相结合的方式对内容加以编排。比如,关于地方戏曲――评剧的板块,只有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部分节目中将评剧以音频的方式加以呈现,中国唐山网的唐山文化频道中有关评剧剧目的视频内容,其他唐山本地的网站中只是采用了静态的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加以呈现。其实,可以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在网页的内容中开设固定栏目,引入视频或音频信息,增加用户体验效果,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评剧的魅力。
另一方面,协调内容资源的比重。不同类型信息的重要性程度和时效性有所不同,在保证充足信息量的同时,对各类型文化资讯在版式安排上的比例关系应有合理的配比。比如,动态新闻有些安排为一条简短的文字新闻即可,有些则需要以专题的方式安排较大的版面持续进行关注和报道,特别是成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信息时效性较长,可能很长时间之后仍然会有人关注和阅读。因此,协调内容资源在版面的比重关系也是整合内容资源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拓宽网络媒体城市文化传播的互动环节。
大众传播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收集反馈信息是工作的难点。对于网络媒体而言,开放性的平台使得大众与传播者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更为容易。同时,大众的反馈信息能够让传播者更为准确地把握信息传播效果,并及时加以调整。像关于地域文化、民俗、民风等信息在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已深深植入唐山市民生活,每一个唐山人对城市文化的感知方式、理解层次都会有所不同,在网络媒体中设立讨论专区,围绕唐山城市文化建设的不同主题建立论坛,让更多的唐山人参与到城市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既加深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知,同时也能使城市文化更具凝聚力和人文精神。
城市文化传播应扩展移动互联网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终端设备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特别是手机媒体成为人们及时、快速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据2011年9月工信部公布的2011年8月通信业运行状况显示,2011年1~8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94008.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中,3G用户达到9412.1万户。[1]
庞大的用户数量使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依托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商店在手机媒体上应运而生。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微博成为2011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手机应用。2011年上半年手机微博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达到34.0%,较2010年下半年的15.5%增加18.5个百分点。[2]因此,利用移动互联网在手机媒体上开辟城市文化信息传播的新渠道成为符合时展趋势的选择。
微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而且可以通过手机媒体随时进行更新和访问。借助微博的形式能够将城市文化信息快速向大众传递,并且通过对城市文化信息的评论、转发,还能够扩大信息的影响力。对于城市定的重大事件如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开设手机微博能促使更多唐山市民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并以发表评论或提出建议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各项活动。
城市文化传播应注重多媒体平台的融合
城市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平台包括传统大众媒体和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多媒体平台在信息资源采集、筛选、加工、制作、的流程中呈现高效、快捷的特点。因此,对城市文化的传播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类型媒体平台的优势,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增强信息传播效果。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唐山城市文化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根据城市文化信息的内容特点分别制作成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料。对于动态信息进行分类归纳,形成不同的信息专题库。在对城市文化信息进行传播时,不同类型媒体平台可以按照媒体类别对城市文化的内容信息各取所需,面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进行传播。同时在对信息资源加以利用的过程中,不断引入关于城市文化的新内容,再次放回到信息资源平台中,如此循环往复,就使得资源共享的平台可以保持信息的及时更新和信息内容的不断丰富。
第二,注重传统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的协调、合作。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的传统大众媒体在风格定位、内容定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新媒体则打破了区域的限制,受众范围也更为广泛。传统大众媒体中关于城市文化传播的信息资源通过新媒体进行二次传播后,可以让更多唐山城市以外的大众对唐山城市文化有所了解。比如唐山城市形象宣传片、唐山电视台开办的文化街、话说唐山、走四方等栏目都是传播唐山城市文化的窗口,通过唐山网络广播电视台加以呈现,扩大了城市文化传播的受众范围。
同时,年轻群体在媒体接触方式和接触习惯方面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接收源。例如,当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手机使用微博关注新闻、了解信息动态。因此,在进行城市文化传播过程中,还应通过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广泛搜集年轻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认知状况,发挥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增加他们了解和接触唐山城市文化的渠道。
第三,凸显网络媒体在多媒体融合中的作用。通过了解唐山本地几个网络媒体中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发现利用网络媒体对城市文化进行传播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比如,应推动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的联动,发挥网络媒体的互动作用,使线上互动与线下活动相结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传播唐山文化的专门网页或频道,将唐山文化以不同专题的方式加以整合,制作成各具特色的网络多媒体新闻。比如,对唐山红色文化的传播可以从报道形式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文字报道、图片展示的方式进行改变,加入视频、音频和Flas等元素,开办广受年轻人喜欢的闯关答题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同时,在参与网络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手机微博邀请好友参加或发表相关评论。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联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城市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唐山打造文化名城为例》(课题编号:20110406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工信部.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9.4亿户[R/OL].中国经济网,2011-9-26.
[2]中国网游用户数量下滑 手机微博使用率增长最快[EB/OL].中国新闻网,2011-7-19.
1 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的传播特征
1.1 以用户为中心
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以用户为中心,对用户对传播活动的参与与反馈更为重视,这有效的转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受众被动接收的模式,充分的体现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对档案文化传播中传播对象主动化和个性化的重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更重视研究对象需求,并以此来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和高效的信息服务。
1.2 大众化
一直以来档案文化传播主体都是以专门的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为主,但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无论是档案利用,还是档案文化传播都开始利用新媒体手段,如网络、手机等,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且人人都能够接受档案文化信息,并进一步充当信息的者和传播者,不仅实现了档案文化传播成本的降低,而且有效的激发了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公众对信息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且还是信息 生产者,有效推动了档案文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发展。
1.3 交互性与即时性
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经由新媒介将档案文化传送给用户,用户又通过新媒介将传播效果反馈给传播者,同时用户也可借助新媒体将自身的需求传送给传播者,传播者针对用户需求为用户制定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主要是新媒体环境下,移动载体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有效结合,使用户能够通过多种形式来吸收和传播档案文化。
1.4 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新媒体打破了不同媒介形式间的界限,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依托,有效的将文本、音频和图像信息融合为一体,实现了内容即时性和无限性的扩展。而且新媒体在档案中广泛应用,使各种新媒体档案应用形式不断涌现出来,能够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档案产品服务,增强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档案文化传播形式更加生动和富有创意,获得了传统媒体环境下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
2 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途径分析
2.1 增强传播意识,提高利用新媒体传播档案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档案部门要培养传播意识,主动寻找发挥档案文化价值作用的领域和渠道。档案的凭证性是各国共识,不因意识形态而遭置疑,档案文化可信、朴实、真实、经得住考验。因此在各国文化交流中,档案文化传播对改变片面的甚至曲解的一国历史、引导正确的国际舆论、探索民族性格与心理、改善国际关系都起着积极作用。
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大众性特点,需要档案工作者要加快转变观念,能够与时展要求相适应,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新媒体知识水平,在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中用好新媒体,并将利用新媒体传播档案文化转变为自觉行为。充分的利用新媒体平台,来对档案原生信息进行加工,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完成档案文化的传播,更好的发挥出档案文化的重要价值。
2.2 利用新媒体、新手段,广泛传播档案文化
档案部门需要加强与媒体和网络之间合作,为档案编研产品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有效的促进档案文化产品的。如一些具有特色的档案网络,不仅功能更具实用性,而且还具有较强观赏性,不仅有效的挖掘了档案文化价值,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档案文化传播的效果。同时还要充分的利用上网终端、网络及电视等媒体平台,选择不同渠道、扩大受众范围和及时关注反馈信息,为档案文化产品选择适宜的传播方式,并借鉴微信信息推送功能,将档案文化信息推送到手机用户,加快档案文化信息在公众生产生活中的渗透,利用网络平台的互动功能,实现档案文化信息的双向传播,使用户能够从档案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中受益。
2.3 提升档案文化传播工作者素质,熟悉并掌握新媒体知识和技能
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还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业绩关键在于档案工作管理者的自身建设,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新媒体对档案工作的新需求的任务刻不容缓。现阶段档案工作者思想比较保守,对新媒体的认识还保留在比较浅显的阶段,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利用新媒体技术将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最大化的利用。所以针对此现象,应当对档案管理工作者进行相关的培训,首先,要对档案工作者进行新媒体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其次,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的洗礼,取长补短,主动进步,促进档案文化传播取得质的飞跃。
2.4 重视与用户的互动沟通,增强档案文化传播的交互性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特点。所以,档案管理者应该及时的了解人们的兴趣,并积极的与其沟通、互动。借助新媒体的渠道搜集人们不同的意见,并积极整理和反馈,新媒体的交互性营造了一个开放式、共享性的交流氛围,让档案管理者与人们交流的同时,轻松开展了档案文化的传播工作,提高了档案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准确性。
2.5 搭建档案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媒体形态不再局限于报纸、电视等,大批的新兴媒体开始涌现出来,为档案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的新媒体平台,如网站、微博等。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这种便捷的方式来获取需要的信息。档案工作者可以建立档案网站,通过声音、文字、图像或视屏等将档案内容切实的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交流学习,这种方式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促进档案文化的信息化、网络化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77年,旅游人类学家Valene Smith主编的《Hosts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中,指出,旅游中“主人”和“客人”两种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尤其是西方旅游者与非西方主人的交往),使得两种文化在不断的借鉴和适应中走向趋同。旅游者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到了旅游目的地,影响了当地居民,也对自身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旅游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是人们为了休养、娱乐和运动等目的,离开日常生活范围所进行的暂时性的地域空间移动。由于传播的双向性特征,旅游者负载着原有文化内涵,前往相异空间,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他们在自己原有精神文化的基础上,接触新事物,接受新信息,达到更新知识的目的,同时又把本文化的信息向旅游目的地传输,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其次,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跨越地理空间的人类行为,它的跨文化传播不同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它是一种接触“真实世界”而非“媒介世界”的直接传播方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而不是那种通过媒介来间接、外在地获得真实世界映像式的交流和传播。因此,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交流。
而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则以新的角色活动于新的环境中,他们可能不受其原有身份的约束,但却无法脱离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并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至目的地。
第一,旅游满足了旅游者的文化需求。
旅游活动实质是一种心理和情感体验,旅游者的文化需求是以精神需求为主的。例如,居住在舒适宽敞的洋房里的欧美人为了满足旅游者对异域古昔生存方式的体验的心理需求喜欢住一住北京的四合院或云南的傣族山寨。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难免会来两串“糖葫芦”加两块 “油炸臭豆腐”。旅游者在进行这一行为时决不会将其作为一种维生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异己文化现象来看待和体验。
第二,旅游实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之间的交流。
在同一旅游群体中也许会有来自不同地域的旅游者。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旅游活动,难免会发生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比如,经济发达沿海城市的游客和西部地区的游客,北方游客和南方游客,外国游客和中国游客,国际团队中的不同国家的外国旅游者,在饮食、生活习惯、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上总会有所差异。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旅游者之间行为方式的模仿,来自发达经济地区的旅游者的物质优越感和文明的言谈举止可能会引起其他旅游者的效仿。经广大研究者表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挥霍倾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其他旅游者消费行为示范作用的影响。
首先,对客源地文化的影响
旅游者从旅游地回来,旅游者根据自己对当地文化的认知、体验而向他人或自身社会转述而形成的文化传播对自己经历和旅游地风光人情的转述、回忆和主动进行的文化传播。
西方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曾认为,许多人的旅游动机往往来自于旅游者归来后的炫耀,而炫耀内容本身即是一种有意的文化传播。这种文化可以说是被旅游者“有意带回的文化”。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以自己的旅游见闻完成了《旅行者的快乐》一书,与稍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样,成为西方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伊本,拨图塔和马可,波罗对自己的旅游经历的回忆,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有意传播。因此,从此意义上说,所有的旅行者都或多或少是文化的有意传播者,他们“带回了文化”。对目的地文化的宣传,可以增加客源地人们对旅游地的向往和了解,是旅游动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
在旅游目的地这个文化交汇的特定的舞台上。主客双方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是不平衡的。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者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对旅游目的地文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促进其对外文化交流。它是一种人群与人群(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的直接交往,是人类文化最理想的交流方式。目的地通过发展旅游,一方面可以了解别人,促进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大同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可以宣传自己,树立自己的真正形象。
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和兴起,对该地居民的人为活动层面认同也产生了影响,通常可见的影响表现在对地方建筑景现的影响,例如为满足国际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发展国际标准化的宾馆、酒店和旅游交通等接待服务设施,而在那些传统文化相对薄弱的新开发地区(如深圳等新城市地区),以及老城市内部的新城区(如上海浦东),则在发展都市旅游的同时,将城市填满了各种外来文化的符号信息。如广告牌、霓虹灯、摩天大楼,各种绚丽商业橱窗、娱乐消闲吧、麦当劳式的快餐店等等都可能对当地的消费方式、人际沟通模式、劳动力结构等多方面的认同心理产生影响。旧认同感的改变与原有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加强和复兴,使得人们对自己与外界所不同的地方性文化重新有了一种认同感和自尊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并存的观念,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旅游地的居民也更加大方、平静地向旅游者展示本地文化的内涵。
第三,随之旅游业的拓展和兴起,创造出了第三者文化一一旅游者文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文化为影子,与目的地地方文化相碰撞而产生了第三者文化。旅游者开始在旅游目的地开始旅游活动,此时,主体身份的转换进一步加深,“过去”的工作,生活和遵循的文化准则暂时的“忘却”,在目的地“此时此刻”的活动成了新的事实。
新的角色,活动,形式,期望和过程给主体带来了全新的活力,构成了一个既不同于居住地文化(residual culture)又不同于目的地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的新文化,即旅游者文化(touristic cultural)。在这种全新的文化中,旅游者不顾原来身份的左右,而是以新的旅游者的身份(tourist self),按新的文化生活的节奏(tourist culture),活动于一个不同于原居住地的生活和新舞台(the magnet),这时,旅游者会发生角色上的转换。成年人玩耍非常幼稚的游戏,富有的人过上边远山区的农家生活,有的则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古代宫廷的皇帝或者是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更有甚者身着艳丽服装狂歌劲舞于夏威夷海滩或印第安古老部落。
那么如何实现有效的旅游传播的实现呢?
旅游传播的目的,就是充分实现人类各民族国家文化成果的交流与共享,达到旅游主客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和平的进程。跨文化传播是一个不断寻求相互了解、相互适应和相互沟通的过程,它面对的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世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尊重差异、认识差异并给予恰如其分的变通,是跨文化传播顺利实现的基本要旨。跨文化传播行为不仅要避免种族中心主义,而且应该反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态度。
第一,消除文化偏见。
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们,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产生了独具特色、相对稳定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信仰、生活制度、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人们往往站在各自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立场上批评其他文化。
不同文化习惯的人或群体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性,对西方人的接吻,孩子做家务收取劳动报酬等问题,我们产生歧义时,说明我们仍然站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感知他人,并力图用自己的文化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人,如果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限囿,换一个文化视角,或许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旅游者在遇到异文化时,必须保留判断,接受“差异不一定是负面”的事实。忽视文化差异是不可取的。一些旅游者,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深受文化上“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只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是最正确,最优秀的,喜欢用傲视天下的态度对其他文化加以贬低和任意批评,这无疑是极易引起目的地居民的反感,从而造成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
第二,树立文化认同的观念。
树立文化认同观念并不意味着阻止自身文化的进步。文化不是静止的东西,他随着时间段变化而变化。旅游者对自身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文化都应该有一种认同感和自尊感,让各种文化相互理解和沟通。对当地文化的古老、陈旧甚至落后表示蔑视,极力张扬自身文化,通过各种活动在当地人中间(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施展示范效应,或是出于好奇心理,以商业的态度当地文化中已经垂死的因素,如迷恋于表演性的土著居民的原始舞蹈和习俗。这两种情况是旅游者本能的占有意识在旅游文化上体现,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与交流者的言行采取高人一等,居高临下的形式,那么,交流不会成功。同样,对目的地文化一味迷恋推崇,而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恋感,也是不可取的。每个个体,每种文化都应该相信自己与他人具有同样的价值。站在主体参与旅游活动的角度上,旅游者应该体现一种亲和,力图与异文化相沟通,使其更容易的导入旅游目的地。
第三,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在前往旅游目的地前的资料收集,吸收消化,观看旅游目的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对异文化差异性的讨论学习等,甚至对目的地语言的一些基本了解,因为学习使用对方的语言是有效交流的一部分,虽然在旅游者密集的地方有专门的双语导游帮助沟通,但这样的游客只能获得对当地文化的肤浅的理解。如果要深入到当地文化中,语言障碍是必须克服的,这在长期旅居者身上体现最明显。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1992年拍摄,1994年正式出品播出的电视剧,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面临东西文化交融中,所受的各种身份的不认同,歧视,欺骗和更多负面的东西。“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也许,纽约正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是天堂也是地狱。在文献综述中,研究《北京人在纽约》的,有探讨文化主题的,有谈内主人公的,还有谈阶层文化属性的,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大家都在谈文化,东西文化,但是,却没有基于跨文化主题之上进行分析,因此,我想就这个角度来进行探析和探索。
一、重回基本——解读当下的跨文化传播新意
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即跨地域、跨领域进行的文化传播,但究其几个字,还不足以解释跨文化传播,如何用学术语言解释,先来看看不同学者的观点。童兵认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从学理上说,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心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这种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传播行为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依赖自己的代码和编、解码方式,而且同时也了解并参与对方的代码和编、解码方式,是一种互动的传授活动。依照这个观点,跨文化交流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而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跨文化”。尹韵公先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思路,他首先指出了跨文化传播并非当下时代的产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同时又指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与“谁对谁”也就是“谁跨谁”的文化,这与童兵的“跨文化”核心比起来,就稍显丰富。当然,如果仅仅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作为当下更为明显的跨文化,跨文化传播应该有其新时代下独有的特性,“如果说过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一定的国家或一定的民族还有相当的选择权和自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跨与被跨的意味,其选择权和自的空间愈来愈小。”诚然,这个观点确实能够反映出当下的文化霸权,在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一经发表后,各方学者们都纷纷为之探讨,亨廷顿看到了世界上几大文化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也对未来世界的文化前景进行了探索。当今的跨文化传播,从其利弊来讲,都是一场文化的冲突与征服。
二、《北京人在纽约》——爱他就带他去纽约与恨他就带他去纽约的文化冲撞
在剧中,王起明起初是一个在北京有着极为高雅职业的艺术家,他拉大提琴,生活在梦想中,可是,他和妻子郭燕认为在大西洋的彼岸纽约城有着可以实现他们理想的土壤和根基,因此两人决意去纽约寻找梦想,闯出他们自己的生活,当这对夫妇到达肯尼迪机场的时候,瞬间一种茫然、不知所措袭来,他们突然意识到这里的生活好像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拜见了郭燕的姨夫姨妈后,他们又被带到了一处地下室,姨妈拿着500美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这500美金你们先拿着,以后有了钱在还我。就这样,他们的纽约寻梦之旅开始了。也许,王起明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是的,他是第一代华侨移民的缩影,他们的背后,是无奈和辛酸。
当王起明终于不用在大年三十无论刮风下雨下雪要去送外卖的时候,他坐到了办公室,于是将女儿宁宁也接到了这个理想遍地的国土,可是,没有父母完整的爱,面临者有一个新的继母,对于这个16岁的孩子,在这个大西洋彼岸的陌生地方,彷徨不安,想要妈妈的各种情感,我想,得不到对她的伤害也是深的,于是,她开始以一种极为颠覆的叛逆去试图无声的说明,这就是你们不管我的下场,而她自己,最终选择嫁给一个老头,这种文化颠覆,伦理颠覆,作为一个叛逆期的青年,在接受过传统东方文化之后在去感受西方的各种文化,她彻底的变成一个文化交融下的牺牲者。
三、跨文化传播现今及展望
诚然,《北京人在纽约》只是一个文本分析,原著作者曹桂林本身也是一个旅美作家,因此王起明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缩影,但是,无可置疑,确实反映出的是东西文化冲撞后华人的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奈何。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无疑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变得更加炙热,而《北京人在纽约》只是描述了第一代侨民在文化冲突下的处境,随着更多的华人华侨的兴起,也许唐人街和所有关“唐”,不能说与自由女神像媲美,但是可以做到,平等相待,这些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需要关注并且探讨的问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下,如何做到最大化的兼容,使两个文化都保有并不被侵犯,做到最大意义的共赢,这可能是当今传播需要钻研的成功传播之道,“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是软实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之一”,“影响力是国际传播软实力的最终体现”。当今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落实传播软实力,发扬我们自身的优势文化精髓,保护地方文化特色,正如最近兴起一时的《舌尖上的中国》,它就是个很好的去传承并发扬我们自身文化的成功典范,让更多的国人加深自己文化的了解,让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文化了解。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文化处境将决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1] 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D].新闻大学,2004.
[2] 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基于跨文化传播的思考[J].传媒观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