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2: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支持
（一）概念简介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原材料、寻求知识、降低成本、规模经济、稳定国内客户等。
（二）理论支持
目前主要形成了垄断优势学说、寡占反应论、内部化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空间偏好论、估计生产综合理论、比较优势论等各种旨在解释并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学术流派。
基于产品周期理论及内部化理论，邓宁提出了产品生产这种理论，后又完善形成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适用于多类型的国家，具有普遍性，因此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OIL分析）
根据邓宁的生产折中理论，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人均直接投资流入量（IDI）和人均直接投资净流出量（NODI）表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2010年我国人均GNP为4283美元，显然我国现在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三阶段。
（一）所有权特定分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来看，2008年、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最高的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次席的是采矿业，列第三位的则是金融业。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金融业的投资净额少于采矿业，但其FDI存量却比采矿业高出两个百分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符合边际产业扩张论。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2010年，地方对外投资持续活跃，西部地区增幅最大。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5亿美元，同比增长84.8%，浙江、辽宁、山东名列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不难看出，境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仍为沿海城市，然而西部地区的逐渐崛起势必为今后我国的贸易及对外投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
2010年，FDI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2%，较09年下降三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占23.6%，较09年增加了1.6%；而股份有限公司占6.1%。国有企业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但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势必下降。
（二）内部化优势
由于市场交易存在竞争壁垒、定价困难、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完全竞争。此时，为了获取利润，企业选择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进行对外投资。
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尽管规模较小，资金、资源也相对较为有限，但是经过长期发展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形成产业群，以一个整体形式进行直接对外投，便可以充分利用由于形成产业体系而获得的内部化优势。
（三）区位优势
从覆盖面上来看，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我国FDI在亚洲非洲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地处亚洲，在亚洲区域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省去了交通运输上的诸多不变因素，因此享有在亚洲的绝对领导权。而非洲的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更为便宜，所以也是理想的投资地。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仍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一）抓住机遇，努力寻求发展
尽管企业难免受到世界经济局势不稳的波及，但是通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资金和经验，因此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资金相当充裕，具有比较优势。当然风险问题不能被忽略，在选择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时，要考虑到各种商业风险，做好应对市场变化的准备。
（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为FDI新动力
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崛起，为对外直接投资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继续开展，西部地区未来会逐渐与东部沿海并驾齐驱，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三）继续扩大投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将逐渐让位给私有企业。现阶段，国内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多的私有企业将在国家的支持下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获取更大的市场利润。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涉及到更多领域，同时也会逐步提高在欧美市场上的FDI份额。
四、结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经过连年增长，2010年末，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已位居世界第五位。现在我国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企业也已经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此，未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仍将处于上升阶段。尽管对外投资流量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我国的政策法规仍不够完善，这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劣势。在未来，政府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为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更为完备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泽明,陈晓红. 内部化理论评述:兼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J].
[2]周升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东亚论文,第 75 期.
[3]桑百川.FDI的未来机会[N].中国经济周刊,2010（1）.
[4]齐晓华.中国学者有关FDI理论及模型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5）.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截至 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近八成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来自地方企业。地方企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936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7%。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实现78.2%、84.7%、14.2%的较高增长；上海、北京、广东2015年流量均突破百亿美元，位列地方投资前三。2015年，近八成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来自地方企业。地方企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936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7%。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实现78.2%、84.7%、14.2%的较高增长；上海、北京、广东2015年流量均突破百亿美元，位列地方投资前三。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特点
（一）中国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实现资本净输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到全球流量份额的9.9%，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5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中国当年的实际使用外资是1356亿美元，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2002-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390.8亿美元，是“十一五”的2.4倍。
（二）中国存量全球排位居第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2.0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5年末中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4.37万亿美元。
（三）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活跃，领域不断拓展。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579起，涉及62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72.8亿美元，占68.5%；境外融资171.6亿美元，占31.5%，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8个行业大类。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52.9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倍耐力集团公司（近60%股份），是2015年中国企业实施的最大海外并购项目。
（四）“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对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以上（83.9%）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的存量占比为14%，另有2.1%存量在转型经济体。
（五）投资涉及领域广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伐加快。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108.5%、52.3%、115.2%。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10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4%，占制造业投资的50.3%，带动了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六）境外企业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增大，对外投资双赢效果显著。2015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的各种税金达311.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2.9%，雇佣外方员工122.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39.2万人。此外，从《统计公报》中还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流向中国香港、荷兰、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的投资共计1164.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79.7%。
三、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国际市场上有需求。发达经济体总体经济在复苏，对外国的投资有需求，发展中经济体在进行工业化也需要外来的资金。无论是发达的经济体和发展中的经济体为了吸引外来的资金也出台了一些投资便利化的措施，这些从外部环境上便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二）中国有能力。2015年中国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中国的发展水平到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大国，也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这是中国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要在政府 “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但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很多挑战。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现代企业和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及现状分析 解决途径
一、导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人均GDP具有密切的关系。邓宁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 。IMF的报告中，中国人均GDP有4382美元 ，正好处在第三阶段。所以，研究现在中国企业的二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促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从1979年中国友谊总公司与日本一家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成立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其中非金融类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84.5%；金融类87.3亿美元，同比下降37.9%，占15.5%（表1）。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2．企业对外投资地区分布
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覆盖面达到80%以上。从投资分布的国家看，地区分布并不均衡。2009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流量404.1亿美元，占全部流量的71.40%；拉丁美洲73.3亿美元，占13.00%；非洲14.4亿美元，占2.60%；欧洲33.5亿美元，占5.90%；大洋洲24.8亿美元，占4.40%；北美洲15.2以美元，占2.70%（图1）。
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从流量上看，商业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领域的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5.40%，成为主要投资领域（图2）。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机遇与风险并存
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出了国际化发展步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此外，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世界主要大国还处在经济危机的阵痛中。这给了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军国际市场。然而，有投资就会有风险，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为正在或已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当联想并购IBM个人PC业务的消息传出，中国人无不振奋，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一大壮举，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并没有因为收购IBM个人PC业务为自身带来实质性提升，反而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业绩出现了下滑。没有获得IBM个人电脑的核心技术，对IBM公司整合也遇到了巨大阻力，使得这项并购事件保受争议。
收购只是企业对外战略的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进行企业资源整合，巨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加之中国企业本身国际经验不足，国际经营人才匮乏，管理体制与国际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不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面临的风险可能远远高于其收益，甚至会波及其长远发展。
2．核心竞争力不足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较长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是企业的“管理遗产”。北大教授张维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生动解释，他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
然而，中国企业在三十多年的成长中，论整体竞争实力与国外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一、中国企业缺少企业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 。中国企业本身技术创新优势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很多都是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企业规模经济自然无法与跨国公司相比，这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二、企业现代管理制度不完善。现代管理制度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中国一些企业产权制度缺失，内部治理机制不足，缺乏科学决策制度，从而使企业在管理上效率低下，员工积极性、创造力没有发挥出来，企业管理风险较高，有可能因为决策错误为企业带来风险。三、缺乏国际经营的人才储备。人才问题是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中国企业战略：现状、问题及建议――― 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企业认为“缺乏合格的国际化人才”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困难。
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1．从政府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1 ）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境外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本国情和当代国际投资特点的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律，对对外直投投资的方向、经营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产业布局等进行法律规范和指导；并对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立项、审批、税收等做出原则性规定，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2）以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
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代表了世界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国家应积极支持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企业的对外投资，通过并购国外高科技企业或与国外企业合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改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有效的传递机制，传递到国内，形成辐射效应，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改革，才能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2．从企业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才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保障。一、企业要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学习国外企业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努力让企业在技术上成为行业的领先者；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永远是企业的永恒主题，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使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三、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复合人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国际市场又具备较高管理水平，较强公共关系技能和适应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统计局,外汇管理局.2009.
[2]李桂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黄婷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
[4]邬红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64-03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主要以 “引进来”为主，引进国外的资本、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竞争机制。然而，完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既要 “引进来”也要 “走出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意味着我国企业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积极“走出去”。这种“走出去”战略是以中国企业为主导、服务于中国企业的一种跨国战略整合模式，因此“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战略主要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投资或并购等方式参与其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仍着重于“引进来”战略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的研究。近些年来，对我国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然而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也不深入。本文将综合分析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及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及其发展前景等，并根据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我国跨国公司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全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跨国公司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同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物，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形式等都在不断发生改变。
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给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效益的提高。跨国公司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年生产总值的50%。跨国公司为达到赢利目标，在经济上超越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在数量上，全球跨国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到1995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已发展到3.8万家，比1979年的7 000多家增长了4倍多，并拥20.7万家海外子公司；2007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增长到7.1万家，其中拥有90万家海外分支机构；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已超过8万家。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而新兴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上升。
2009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跌入谷底，在经济前景难于预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好对其新投资持观望态度并撤回一些国外资产。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就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下降，总体下降23%。相比较而言，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迅速。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量的52%。发达国家现仅占全球流量的42%。除此之外，近1/3的全球直接外资流量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强劲的发展态势，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1）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的增长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年，虽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比上年下降1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投资流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态。
（2）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新变化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覆盖率不断扩大。2008年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已成多元化局势：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等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九成；到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发展最快且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4 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3）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覆盖新变化
2003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市场覆盖面积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跨国公司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对非洲和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覆盖要比在亚洲和欧洲的市场覆盖度上升快，而亚洲和非洲仍然是最为吸引中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区。截至2012年底，我国1.6万家国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
2.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我国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就其规模而言仍然偏小。
2012年底，我国投资存量突破5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到了5 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我国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仅为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远远低于世界投资规模的平均水平。投资规模偏小，容易导致企业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也无法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其生产成本。中国跨国公司自身规模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偏小，这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在开拓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并使其同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时难于抗衡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从而使我国跨国公司丧失了很多市场机会，削弱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融资能力，增加我国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等。
（2）跨国公司缺乏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
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急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坚强后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拥有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有利于其在21世纪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全球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力度，通过各种优惠性和选择性的移民政策等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我国党的十中也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培育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同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紧迫战略任务，努力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广揽天下英才。然而，从当前我国的企业形势来看：很多企业都缺乏懂技术、懂法律、懂外语和具备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知识的人才，这将严重制约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企业除了需要紧缺精密工程、汽车技术、模具设计及制造和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之外，优秀的管理人员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培养和选拔优秀的跨国公司跨国管理人才、提高跨国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后起之秀，在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也日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发展趋势将得到延续。
（一）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空间较大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1.35万亿美元，下降18%。但是，随着投资者在中期信心的恢复，对外直接投资量可望在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在2015年达到1.8万亿美元。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2012年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 5.2% 和 1.6%。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 的比重中，全球平均占比17%，发达国家占比 25% 左右，发展中国家占比14.3%左右，而我国仅占了4.9%。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很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比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从1979 年的 50万美元增长到2010 年的688.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五位，为发展中国家第一；2012年底，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提高到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对外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境外设立的跨国公司个数也从 1979 年的4家增加到2012 年的8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继续稳步扩张。按照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5%的低比例计算，到2020年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转型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5%计算，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将达到大概3万亿美元。基于这样的计算，到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会在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之间。
（二）对外投资可寻求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人民币呈不断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资产，降低其收购的成本。国际金融危机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为便利，拓宽了跨国公司利用资金的渠道，降低我国跨国给公司筹集资本、进行资本交易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投资和融资的效率。
随着我国国内投资条件的日益变化，企业的资金相对充足，投资的需求和欲望比较强烈。然而在我国境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找到高效的投资机会，相比较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为这些企业带来高额利润。根据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2011年4月公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08―2010）》，在今后的几年，我国88%的企业都将适度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海外投资机遇和新的增长点。
三、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跨国公司存在的问题分析及相关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跨国公司具有小规模跨国经营、相关立法不健全、技术相对落后和跨国经营人才匮乏等特点。为此，我将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支持服务体系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政府不断加强对其海外投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我国已有的境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仍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国政府应加快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来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快发展。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快建立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和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建立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保障制度，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立法等，为我国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在跨国公司国际竞争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跨国公司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首先，跨国公司要注重科研资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次，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来刺激和鼓励跨国公司增加其科技资金的投入，对其进行适当的财政扶持并拓宽其融资渠道。另外，跨国公司还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通过技术合作实现跨国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在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要使先进技术研发和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相结合，开发和培育跨国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培养跨国经营人才
熟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必须注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国内乃至国外选拔精英并对其进行培训和聘用，通过争夺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以“人本发展”为核心，使其在企业中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其次，要完善我国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让国内外精英能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的空间。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经营活动，招纳和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并懂得国际化经营、懂外语和财务等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跨国投资经营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
四、结论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快。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海外扩张机会。我国应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全球化机遇，整合国内和国际资源，发挥我国跨国公司内在的优势，主动调整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跨国公司整体上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要想尽快 “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与当代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跨国公司必须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培养新型的跨国公司经营人才，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总之，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占用重要席位，我国跨国公司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Berry，H.：Shareholder valu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12），1123-1140.
[2] 葛秋颖.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0）.
[3] 林家彬，刘洁，卓杰，等.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王利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王志乐.2007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关键词]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6—0043—05
一、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展现状
中国汽车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21世纪以前发展的较为缓慢，投资还处于试探性摸索阶段。这一时期，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多以绿地方式为主，投入资金有限。尽管如此，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意义重大，一方面开拓巩固了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的经营人才，积累了国际化经营经验。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竞争加剧，汽车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与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使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不仅继续以绿地投资方式进行，而且增加了跨国并购的方式。如2007年11月一汽集团与墨西哥萨利纳斯集团建立合资工厂；2004年10月上汽集团以每股1万韩元、总计约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经营状况岌岌可危的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2%的股权；吉利汽车以100%股权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等等（详见表1和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大致始于2000年，此时并购的金额十分有限，仅为42万美元，尚未形成规模。但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企业的并购活动开始活跃，并购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加，十几年问，并购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也有发展中国家如韩国等；并购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几十万美元扩大到几千万或上亿美元；并购的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如工厂，也包括无形资产如品牌、专利技术等；并购的业务既有整车业务，也有零部件业务；涉案并购主体既有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并购事件有2001年万向集团以280万美元收购美国UAI公司的21%的股份，获得了宝贵的技术、市场、渠道、品牌等资产；2004年，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虽经过四年的磨合，最终以上汽损失31亿元人民币的结果惨痛收场；2005年7月南汽集团以5300万英镑收购了英国百年汽车品牌罗孚汽车公司；2010年3月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收购豪华车品牌沃尔沃，购得后者100%的股权。
二、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展的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
由于中国汽车业起步较晚，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与世界汽车制造业巨头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据《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能力（企业在国外生产汽车数量与全部生产数量的比率）在加入WTO前几乎为空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7年，2008年海外生产能力达到0.21分，2009年也只有0.22分，这说明我国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起点低，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当前，我国汽车企业仍主要通过签订出口合同或合作项目来拓展海外市场，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陆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一汽、上汽、吉利、奇瑞、长城、东风、长安、华晨等汽车企业逐步从出口整车和零部件发展为海外设厂和海外并购。
（二）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拉关、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
虽然全球的汽车需求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地区，但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进入门槛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工会力量强大、福利制度优越给投资企业造成困扰。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既具有较大的需求潜力，竞争又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激烈，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同时对中国汽车企业相对较高的制造、组装技术存在需求。因此，我国汽车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选择门槛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投资主体角度来看，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不断呈现多元化趋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汽车业兼并重组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和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有企业诸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不断涌现，成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力量。在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鼓励推动下，不少民营企业进入到汽车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民营汽车企业，诸如吉利、长城和比亚迪等。
（四）投资绩效显著增加
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将从财务绩效、国际排名两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情况。
1.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是衡量企业海外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指标，其中营业额和盈利水平能直接体现一个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截至2010年底，中国汽车工业大中型企业资产总额为211918517万元，是2001年的3.8倍；固定资产净值为38326063万元，是2001年的2.2倍；工业总产值为285491814万元，是2001年的6.8倍；营业总收入为291266626万元，是2001年的7.2倍；利润总额为24948525万元，是2001年的12.3倍。
（1）营业额
营业额是考察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核心指标。在2008--2011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营业额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反映了中国汽车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本行业中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详见表3）。
（2）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是考察企业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最能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绩效。在2008-2011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利润额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反映了中国汽车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在本行业中的竞争实力不断提升（详见表4）。
2.国际排名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化经营活动中大展身手，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汽车企业不断出现在国际上许多有影响力的权威榜单上。
（1）规模排名
《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名是全球最为权威的大公司规模排名之一。能够荣登该排名榜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而我国上榜的汽车企业都是涉及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因此，对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排名的分析可以从规模维度来考察这些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
总的来看，随着整体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汽车企业上榜数量逐渐增加，国际排名也不断上升。表5列出了2008-2011年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国际排名数据。2008年和2009年分别有2家企业上榜，包括一汽集团和上汽集团；到2010年和2011年就有4家企业上榜，包括东风汽车、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和南方工业集团（长安汽车）。在排名次序上，除一汽集团2009年名次有所下降之外，所有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国际排名逐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2）品牌排名
在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独家编制的201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入选的汽车企业主要有上汽集团、一汽集团、东风汽车、比亚迪和福耀玻璃等企业，说明这些汽车整车或配件企业在国内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详见表6）。
《世界品牌500强》是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以品牌的世界影响力为评判标准的品牌排行榜，在国际上具有较为广泛的权威性。评价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Share of Market）、品牌忠诚度（Brand Loyalty）和全球领导力三项指标。
从表7可以看出，2005-2010年中国品牌入选的数量不断增加，由2005年的4个增加到2009年的18个，增长了4.5倍。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偏低，有影响力的上榜品牌数量有限，最多的2009年也不过18个，只是美国品牌数量的7.2%，法国的38.3%和日本的40%。入选的中国品牌包括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石化、中航集团、中国中铁、青岛啤酒等品牌，却没有汽车企业的品牌，与中国在世界汽车业中的第一产销大国地位十分不匹配。可见，中国汽车企业在品牌培养和增强品牌影响力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
三、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从国外角度来看，一方面欧元贬值和欧洲经济低迷等危机因素将使得不少欧洲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其资产定价大幅度下降和流动性紧张等均为中国等外部投资者参股或收购控股权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的“先进制造伙伴关系”（AMP）计划、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移民政策的放宽等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投资美国的机会。从国内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促进与支持下，汽车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情和信心将不断增强。
（二）投资方式将日趋多样化
近年来，在汽车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较为活跃，如一汽集团的海外生产基地建设、上汽集团收购双龙、南汽集团收购英国罗浮汽车公司、吉利收购沃尔沃、奇瑞已建或在建的海外16个全散装件（CKD）工厂和在海外建立了3个研究院，这些企业为汽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供了借鉴。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由最初的出口贸易逐步发展为海外绿地投资、海外并购、设立研究院等。
【关键词】OFDI 现状 对策
一、引言
2014年，我国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对外投资净额的规模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6604.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11位。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规模大，但距离发达经济体有差距
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状况：其总体趋势是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和流量规模呈递增趋势。经过多年的对外投资，我们的海外投资存量规模依然较小以2012年各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该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香港、日本、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分别为51911亿美元、18082亿美元、14968亿美元、15472亿美元、13098亿美元、4336亿美元、5319亿美元，我国的对外投资存量规模仅为同期美国的10.2%、英国的29.4%、法国的35.5%、德国的34.3%、中国香港的40.6%、日本的50.4%，差距巨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于集中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欧盟、东盟、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这六个主要经济体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六至八成的份额。就对外投资流量而言，从2007-2010年，中国对这六个经济体的总直接投资合计分别为169.5亿美元、443.4亿美元、449.6亿美元、524.5亿美元、548.1亿美元、704.6亿美元，分别占据了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4%、79.3%、79.6%、76.3%、73.4%、80.3%。就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说，2007---2012年，中国在这六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804.1亿美元、1330.9亿美元、1917.7亿美元、2414.3亿美元、3270.7亿美元、4019.9亿美元，分别占据了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8.2%、72.3%、78.1%、76.1%、77.0%、75.5%。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进了东道国的利益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我们以就业和税收这两方面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在2010-2013年间，在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雇佣员工分别为110.3万人、122.0万人、149.3万人、196.7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分别为78.4万人、88.8万人、70.9万人、96.7万人，来自发达国家的雇员在2011-2013年间分别为10万人、8.9万人、10.2万人。2011-2013年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分别带去220亿美元、221.6亿美元、37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四）对外并购日益活跃
传统上，绿地投资（创建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方式。近年来，海外并购、股权置换、风险投资等投资方式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积极采用。我国海外并购的金额从2004年的30.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529.0亿美元，十年间增加了16.6倍，这十年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达2266.5亿美元。2013年，中国并购投资占据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达到49.1%并购领域也呈现多元化特点，涉及采矿、电力、文化娱乐、交通运输建筑等多个领域。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
据裴长洪等（2012）统计，美国自1949年即建立了保障投资者对外投资的法律，其通过多达1856个BAT（双边投资协定）和1982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保护其海外投资者。纵观美、日、欧美、等对外投资强国（地区），他们无不是建立了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障体系，并与时俱进，在适用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为此，我们也必须建立相应的投资保障促进体系，助力我国对外投资跨越发展。
（二）积极进军发达欧美经济体
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与我方的“制度距离”差距较大，所以，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能够优化我方的海外投资结构。另一方面，技术寻求型投资和市场寻求型的对外投资都能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而欧美发达经济体科技较我方有优势，其大多是传统的科技强国，其消费市场特别巨大，因此，我们需要针对欧美地区增加以技术寻求和市场寻求为动机的投资，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总之加大对欧美地区的投资力度是我国海外投资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发挥海外华商网络的作用
汪占熬，张彬（2013）实证测度了社会关系网络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要充分利用同种同源等有利因素，通过血缘、亲缘及宗族等加强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联系。
（四）均衡东道国权益和投资者利益
我们的政府一直通过各种努力，为我国的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如，近年来，签订了多个自贸协定，目前已经签订14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相关投资条款为我们进入对方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有双方政府背书的协定也将降低投资的政治、安全等风险。我们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需充分利用好已有的便利；通过内部的律师、研究部门、外部的国家相关投资信息服务，避免侵犯当地劳工权益、触犯东道国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意识，在投资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点，不能以破坏东道国环境为代价去谋取收益；以收益的适当比例反馈东道国为东道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
（五）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当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金融类投资和非金融类投资都是以美元计价结算居多，这会产生汇率风险、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因此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跨境投资的计价结算货币必将使我方对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和运营成本降低以及核算便利化。2011～2014年，年度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达20208亿元，其中，我国OFDI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3321亿元，年度直接投资、OFDI人民币结算金额分别从2011年的1066亿元、159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0486亿元、1866亿。与2011年相比较，OFDI人民币结算增加了10.7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比例在不断增加。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CIPS）、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清算行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支持力度。
参考资料
关键词：开放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3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理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在开放型政策现层显的现状，对于分析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奠定基础。
（一）开放型经济政策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路径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政策①的实施，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的道路。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双向的，对内开放打破地区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如“沪港互通”、“长江经济带”政策；对外开放打破各国贸易壁垒，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与“引进来”，在“一带一路”、“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周边互联互通、非洲“三网一化”等开放型政策体制的实施，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其中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对外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背景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度不断加强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加速实施，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海外投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6600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②约占30%；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为1028.9亿美元，民营企业约占40%，以及在国外共注册了3万家企业中，非公企业占89%，覆盖186个国家与地区，涉及的投资领域广泛，包括资源、科技、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文化旅游等行业。可见，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而且，民营企业正从商品“走出去”向资本和技术“走出去”转变。部分民营企业成功地整合全球资源，逐渐占据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加
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从内部因素看，一是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历程较短，国际化经验不足、风险防范能力不高、跨国经营管理中人才缺乏，运用东道国和地区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二是对外投资的社会服务业欠发达，易引发社会责任风险。从外部因素看，一是随着美欧经济开始复苏，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放缓，国际资本开始更多向发达国家回流，外部市场竞争加剧，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并购的机会较少，成本有所增加。二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新兴经济体也潜藏着较大经济风险。三是境外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多个热点同时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社会治安较差，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造成威胁。
此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企业整体为研究对象，但多数以大型型企为主如：Yeaple，Stephen R.（2006）[1]、Buckley（2007）[2]、Blen Solomon（2012）[3]、聂名华（2008）[4]、张琦 （2010）[5]、徐充等（2014）[6]、或以国有企业方面为主如赵先进（2011）[7]王健朴（2012）[8]、姜华欣（2013）[9]等。近年来有学者： 阮兢青（2009）[10]、李继宏（2013）[11]、胡志军（2014）[12]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但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分析较少，且基于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又出现新的特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主要风险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升级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和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互联网、生物、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创新和融合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5年广大民营企业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不断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力度，扩大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同时，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模式，也加速了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向新兴市场发展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低廉或者与中国的关系良好。但是近几年，在实施的一些列开放型经济政策下，尤其在“一带一路”的指引下，我国民营企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发展，比如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Galabar自由贸易区建立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无锡宁朗投资有限公司在泰国建立分公司宁朗（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规避了欧美国家征收的125%的反倾销税。根据《2015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榜单》中，入选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中有110家企业在“一带”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有87家企业在“一路”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成为我国民营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3.对外投资模式向“集群式”综合模式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根据所处的价值链的环节，可分为四种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海外生产基地模式、“集群式”综合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是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先进的技术，利用当地的高科技人才，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某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主要是在海外设立海外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海外商城等营销组织机构。海外生产基地模式是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进行产品加工生产的模式。而“集群式”综合模式是前面三种模式的结合，集研发机构、生产基地，海外营销组织为一体的集群式发展。民营企业通过“集群式”综合发展模式，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减少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注释：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②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定义：“广义的民营经济的统称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本文采用狭义的民营企业界定：即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企业的统称。
参考文献：
[1]Yeaple，Stephen 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U.S. Trade，” [J].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4）：602C611.
[2]Buckley.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 499-518.
[3]Blen Solomon .Isabel Ruiz. Political Risk，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Patter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12（3）： 181-198.
[4]聂名华.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J].国际贸易，2008（10）：4-8.
[5]张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J].国际经济合作，2010（04）：53-56.
[6] 徐充，韩师光.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03）：82-85.
[7]赵先进.中国跨国企业如何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J].上海企业，2011（5）：82-85.
[8]王健朴.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2（05）：54-58.
[9]姜华欣.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吉林大学，2013.
[10]阮兢青，陈文标.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控制策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27）：63-65.
关键词：产业内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问题的提出
所谓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FDI），是产业内双向直接投资的简称，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是FDI的来源国又是FDI的接受国（Norman and Dunning， 1984），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又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2009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65.29亿美元，2010年达到688.11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3172.11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但是，相比国内学术界大量研究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文献，国内学者还没有从产业内投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国产业内投资问题，可以对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借鉴意义。
产业内投资相关文献述评
国外学术界较早地对产业内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Hymer（1960）最早关注了该问题，他发现产业内投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Cross investment）中比较普遍，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内更为明显，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均在对方国家投资并借贷，但这一现象无法用标准的国际利率差别理论解释。Graham（197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产业内投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对187家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以及在美国投资的88家欧洲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欧美跨国公司在对方国家投资的产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Norman and Dunning（1984）对产业内投资的含义、基本原理及其贸易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首次根据187家美国跨国公司和226家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跨国公司20世纪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构建了产业内投资指数（Index of IIFDI），结果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较高，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达到0.64，德国为0.61，法国为0.56，日本为0.46。
Dunning and Norman（1985）、Graham（1985）、Rugman（1985）等进一步对产业内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都是在标准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下，特别是在Dunning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OLI）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但是，从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优势方面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投资现象。Driffield and Love（2005）根据英国1981-1996年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内投资资料，重新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距Hymer（1960）开创性的研究已经40余年，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产业内投资依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依然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
Alfaro and Charlton（2009）根据65万多个跨国公司在90多个国家所涉及的400多个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产业的投资数据，对产业内投资的类型和动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研究FDI，只能揭示产业间投资（Inter-industry FDI），而不能揭示垂直型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vertical FDI），由于超过一半的垂直型产业内投资只有在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中可以观测到，因而垂直型FDI所占的比例大于通常认为的水平，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相比国外学术界丰富的产业内投资问题研究文献，从已知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仅有李淑贞、徐艳（2006）根据美国的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三个产业的1991-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产业内投资和产业内贸易的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基于中国的产业内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产业内投资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AR，以下简称PVAR）来分析产业内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研究。
中国产业内投资现状
与国外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一样，本文采用Norman and Dunning（1984）构建的产业内投资指数（Index of IIFDI）来考察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产业内投资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其中，OFDI表示某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IFDI表示某一产业的引进直接投资。IIFDI介于0到1之间。如果一国在某产业仅有对外直接投资或仅引进直接投资，那么IIFDI=0，即该产业不存在产业内投资，也就是该产业只存在单向投资（One way investment）；如果IIFDI>0，意味着该国在该产业既对外直接投资又引进直接投资，即存在产业内投资，IIFDI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该产业的产业内投资水平越高；如果IIFDI=1，表明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直接投资相等。此外，将所有产业的产业内投资指数进行简均，可以得到反映一个国家（地区）产业内投资整体水平的“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Overall Index of IIFDI）。产业内投资指数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内外向直接投资的竞争力。根据（1）式，本文计算了中国18个产业（金融产业除外）2003-2010年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和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投资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均集中在服务类产业。其中产业内投资水平最高的两个产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累计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分别达到0.95和0.88；其次为建筑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达到0.68和0.58。其次，房地产业、教育、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产业内投资的水平较低，累计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基本上小于0.2，多个年份的产业内投资指数为0，也就是说只有单向投资。再次，中国制造业产业内投资的水平非常低，指数仅为0.08。我们知道，中国制造业引进的直接投资是所有产业中最多的，因此，相比制造业引进的大量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明显偏小。最后，中国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这和发达国家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显著的差异。相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投资水平，中国产业内投资21世纪10年代的整体水平还不及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中国产业内投资双向影响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中国各产业引进的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的原因。
（一）模型说明
本文利用中国18个产业2003-2010年引进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建立如（2）式所示的PVAR模型，来考察中国各产业引进的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
（2）
其中，FDIi，t是一个包含IFDIi，t和OFDIi，t两个变量的向量。从模型（2）可以看出，对面板数据作向量自回归分析，本质上是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因而需要对模型中的各个截面施加同质性假定。而现实中同质性假定通常不成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Love和Zicchino（2006）的做法，对模型（1）中的面板数据进行前向均值差分变换（Helmert变换）：
（3）
其中，。对面板数据进行Helmert变换后，可以使得变换后的变量与滞后因变量正交，进而与误差项无关。因此，可以使用滞后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二）PVAR模型的估计
文章对数据变换后的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此外，估计PVAR模型还需要确定滞后因变量的阶数。本文确定滞后阶的方式是，先从各变量滞后1阶开始，逐次增加滞后阶数并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进行二阶自相关检验来确定P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并对工具变量的整体有效性进行Sargan检验，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对回归残差进行二阶自相关检验的统计量AR（2）均表明PVAR模型（2）估计的残差没有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统计量也显示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约束，即工具变量整体上是有效的，因而本文确定的2阶PVAR模型是合适的。
（三）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中国各产业的IFDI受中国国内环境、市场规模、外资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规模也较大，而中国各产业的OFDI的规模较小，因而OFDI的外生性较IFDI强，本文的脉冲响应分析中变量排序为OFDI在前，IFDI在后，PVAR模型（2）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引进直接投资（IFDI）的随机冲击对对方及其自身均没有明显的冲击。即，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引进直接投资（IFDI）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不明显。
（四）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上述脉冲响应分析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来自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描述的是来自VAR模型中某个变量的冲击强度占其他变量总的变动的比例，即某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度。本文对PVAR模型（2）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各产业IFDI的冲击对OFDI的变动有较小的贡献度（第10期和第20期的贡献度分别为3.51%和4.34%），而来自OFDI的冲击对IFDI的变动几乎没有贡献度（第10期和第20期的贡献度分别为1.22%和1.27%）。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OFDI和IFDI的变动均主要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
上述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分析表明，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的直接投资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双向影响关系，各自的变动均只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也说明，正是由于中国现阶段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不明显，从而导致了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低。
结论
本文根据2003-2010年18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产业内投资指数和PVAR模型，对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现状及其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如下：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类产业；中国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内投资水平均较低；中国产业内投资的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但中国21世纪初产业内投资的整体水平还不及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除了IFDI对OFDI的变动有较小的影响外，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整体上不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尝试的中国产业内投资现状及其双向影响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初步的。笔者认为，对中国产业内投资问题的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第一，基于国别（地区）差异的产业内投资问题。国外学术界研究的基本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投资，那么，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投资的产业分布及水平有何区别？这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基于更细产业分类的产业内投资问题研究。本文的产业内投资是基于大的分类产业研究。如前所述，Alfaro and Charlton（2009）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内投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揭示产业投资的类型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本文的研究显然不能揭示这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厘清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动机，从而更好地调整和优化中国产业内投资的结构。
参考文献：
1.李淑贞，徐艳.产业内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基于美国的经验检验[J].国际经济观察，2006（12）
2.Alfaro， L. and Charlton， A.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99（5）
3.Driffield， N. and Love， J.H.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eve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the legacy of stephen hymer[J].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2005，24（1）
4.Dunning， J. H. and Norman， G. Intra-industry production as a for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volvemen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in Multinationals as Mutual Invaders： 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edited by A. Erdile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5
5.Graham， E.M.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arket structure， firm rivalr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in Multinationals as Mutual Invaders： Intra-industr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edited by A. Erdile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5
6.Graham， Edward M.Oligopolistic Imitation and Europea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D].D.B.A.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7.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 MIT Press，1960
8.Love， I. and Lea Zicchino， 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6，46
【摘 要】 本文基于Novy[1]（2012）构建的双边贸易成本指标，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00多国家的
>>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原油进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研究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间接影响的研究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发展中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first）。控制变量中，两国地理距离来源于法国国际预测研究中心（http：//cepii.fr/CEPII/en/welcome.asp），汇率波动数据来源于（http：///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
2.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选用2003-2014年度中国对东道国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万美元）的对数值（lnofdi）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双边贸易成本采用贸易流量计算的比值，因此，GDP等数据不进行平减均使用当年名义值（黄珊[20]，201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是几何形式而非算术形式的，而对数形式不仅可以使引力公式线性化，又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异常点，还可以避免数据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现象（张海森、谢杰[21]， 2008）。在扩展模型和中考虑到资源禀赋，互联网指数、汇率波动及班轮运输指数都是指数形式，故不进行对数化处理。虚拟变量通常而言不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系统GMM估计法能够较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是必须对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表3-1的回归结果各列AR（1）检验对应的P值均小于10%，而AR（2）检验对应的P值均大于10%以上，从而可以推断残差的序列存在一阶相关，二阶不相关，符合模型设定要求。sargan 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设定有效。综上，可以接受采用系统GMM法估计本文的计量模型相对是合理的。
表3-1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从整体和制造业两个层面检验了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3）列和第（4）则进一步引入了上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整体与制造业中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3-1各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无论是整体双边贸易成本（）还是制造业双边贸易成本（）均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向关系。从回归系数来看，符合贸易成本普遍下降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上升的现状。
从整体层面来看，式（3）式（4）对应的模型分别为式（5）和式（6）。 从估计结果来看，在静态模型式（3）中，双边贸易成本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784个百分点；在动态模型式（4）中，双边贸易成本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0.884个百分点，从实证结果的y计性显著水平及系数符号来看，结果显著为负具有一致性，足见贸易成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作用。同样，该结论适用于制造业，表3-1的第（2）和（4）列制造业中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与（1）、（3）列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虽然使用制造业贸易成本与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回归会产生一定的偏误，但是此种方法可以对比不同行业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成本的敏感度。在使用制造业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可以发现在制造业中贸易成本系数的绝对值小于整体的绝对值。即相比整体而言，制造业对贸易成本的敏感度较低，更加注重规模效应带来的收益。一方面，回归结果支持贸易成本下降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另一方面，又指出针对细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成本的反映程度各不相同。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决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4-0053-09
一、引 言
从以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及文献来看，至今为止有关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分析的期刊文献较少，所以对于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可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理论和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两方面。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资本作为生产资料在追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在国际间流动的步伐后，也成为了跨越国家界限的国际间资本，这种国际间资本最早发起的主体依然是发达国家，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的研究与形成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角而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理论，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重点的理论中主要可分为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生命周期理论（Vemon，1996）、内部化理论（Buckley，Cason，1976）（Rugman，1981）、折衷理论（邓宁，1977）和比较优势理论（小岛清，1978）等。前三者重点阐述了当无可比拟的优势时集中于大型的，垄断类的企业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产生。邓宁在前两者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区位这一因素，也可称为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研究了促使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条件和决定因素，总结出OLI范式（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大优势）而小岛清则是基于日本的特点，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注重比较成本原则，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日本夕阳产业根据比较成本原则在投资标的国能有效地提高生产率。
（二）小规模技术理论
直至19世纪末期，才有学者将视角调转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R.Well，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易被他国接受的特色产品有其自身市场特点。以及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1983），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技术的吸收消化并且改进，藉此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投资地市场上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投资东道国的市场越大，这种优势就越有发挥的空间，带给企业更多的利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Tolentino，1990），这一理论产生于20世纪后期，主要解释发展中国家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的活动，也是一种技术积累论，技术水平提高也能提高投资的增加。
（三）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对拉美地区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在有关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方面的少量研究中，数据容量较大的分析和研究就更少。杨志敏（2002）在对拉美投资环境评估的基础上指出拉美内部经济、政治的改革进程和社会稳定情况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外部美国的影响也十分重要。Tuman 和Emmert（2004）在对影响美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经济、政治因素分析之后，指出市场的规模、技术水平、政治情况等会影响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吴撼地（2011）在拉美投资环境和中国对拉美投资现状基础上，通过2003～2009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中央企为主导，主要涉足领域无疑是资源开采业，选择的投资目的地大多是于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等这种资源禀赋优势优越的国家，从投资额上看央企投资规模相对总体又不大，却有着客观的增长速度。樊梦婷和钟熙维（2012）深入研究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情况后，通过实证指出，投资行业分布集中等问题，并提出投资领域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二、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加入WTO后对外贸易的逐步繁荣，中国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商品的进出口量日益增加，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两地区间的流动也愈加频繁。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活动才出现萌芽，而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阵地之一。近10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显示出了恢复性的增长态势，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也经过了合理的调整，使得我国的对外投资得到了飞速的增长。2013年这一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超过1千亿美元，而10年前才不到29亿美元，10年的时间总额达到了之前的近38倍。而对拉美地区而言，从2003年的10亿多美元一路增加至近150亿美元，是2003年的13倍以上。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是向上爬升的，并且对拉丁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也同样呈现这一态势。
虽然我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不论是从流量上看，还是从存量上看都是呈现上升趋势，但是通过对数据处理后分析就不难看出，2003～2013年间我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占比中并不是持续增加的，而是波动变化的。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中，从最初的36.43%，在2004年略有下降后达到10年中最高占比52.71%，接着连续下降到6.85%，后平稳回升至13%左右，相对来说我国对拉美地区投资占比从2003年至2013年有所下降，在这10年间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曾出现上下波动的，只是在近几年渐渐平缓了。而另一方面，从存量占比方面看，也是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缓的趋势，但一直维持在10%以上，最高占比达26.86%，总体比流量占比发展较为平缓。
（一）投资国别现状
1. 吸收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
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总额就逐年增加，2013年更是有143.59亿美元之多，相比2012年有很大提升。但在拉美地区投资额相对较为集中，也就是说投资国别分布上不均。如表1，投资额主要流入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流入南美洲地区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金额则相对较低。2013年投资在两群岛的资金总额合计超过120亿美元，占拉丁美洲地区总体的86%以上。除这两个经济意义特殊的地区外，中国对南美州地区、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其中2013年投入南美洲地区的资金额合计16.6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11.6%，而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金额总计2.2亿美元，占比才达1.6%，落后前者10%。所以吸收OFDI额是最大的还要是人称避税天堂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达10亿美元以上，而像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秘鲁等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吸收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在拉美地区属于居中地位，其他发展中拉美国家像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拉圭等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则不超过1千万美元。
2. 吸收投资发展趋势不稳
表2列出了自2003年起至2013年，这10年间的中国的OFDI在拉丁美洲地区几个典型国家的投资流量数额，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2003～2013年间，拉丁美洲地区这9个国吸收中国OFDI总量的降序排名第1为开曼群岛，第2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后3名分别是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排名3～6位的是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和秘鲁。前两者，投资投资流量数额虽然较大，但是决定因素较为单一，企业在这两地投资动机多是由于当地的避税政策，所以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多个变量因素，这两个地区代表性不强。而中国对其余几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也具有较大占比，这几个国家具有典型性。但是每一个国家在这10年间吸收中国的OFDI都不是持续增长的，呈现出了一种波动上升的态势。例如，2013年间，由于国际市场金属价格的波动，导致采矿业在南美地区一度下行，墨西哥、智利及哥伦比亚等地该年吸收中国OFDI额急剧减少。
（二）投资产业分布现状
1. 投资产业领域单一
自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进行海外投资以来一直青睐于服务业（投资租赁和商务服务）和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等资源行业和制造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截至到2013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除了分布在这三大产业内，虽然涉及了建筑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但投资份额较小。由于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拉丁美洲地区离岸金融中心，并且属于避税港型，大量企业的资金最先流入到这两个地区，这也是导致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在吸收资金的行业占比最高，达48%的原因。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拉丁美洲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其中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排名位于世界前列，故而中国对该地区的石油和采矿业的投资持续至今，2013年的投资占比达17%，金融业占比增加至14%，也是得益于与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当地金融行业的需求以及2013年下旬中国建设银行出资7.2亿美元收购巴西工商银行，获取其72%的股权的这种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收购，反映出我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在产业选择上较为单一、不稳定等问题。
2. 承包工程在拉美合作基础坚实
虽然我国企业对拉美地区投资情绪高涨，但幅员辽阔的拉丁美洲在交通、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成为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一大阻力。而中国在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合作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中国企业扩大和深化同拉丁美洲各国承包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合作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见图2）。
表3列示出了从2000年起截止于201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及在拉美地区承包工程完成情况表，可以看出21世纪初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大于80亿美元，13年后突破1 3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近92亿美元，揭示了我国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而在对拉美地区承包工程完成额方面，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2008年和2009年完成额略有下降，但总体依然呈现上涨趋势，其在对外承包工程总完成额中占比也是总体持续提升，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承包工程建设方面我国在拉美地区中的参与度日渐高涨。
同时，2013年，中国对拉丁美洲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占当年在各国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额的10.7%、9.7%。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是前3大合作国，合同额共104.9亿美元，达到拉丁美洲总体市场占比的57.2%。而按完成营业额排序，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西为前3大国别市场，完成营业额合计98.7亿美元，占拉丁美洲市场的74.2%。且在《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中总结了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与拉美各个国家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额达180亿和 130亿美元以上，同比分别上涨25%和17.6%。另一方面从行业分布上来看，电力、通讯、石油化工和交通运输分别占比为22%、24.2%、19.1%和13.4%，房屋建筑项目占11.4%。所以说，我国对拉美地区承包工程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据进75%以上，缓解了拉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压力。
三、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1. 变量选取及设定
总体上，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主动方面是投资国的主动投资动机，被动方面是被投资国吸引投资的决定因素。本文主要从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的经济及相关因素入手，称被投资国为吸引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析拉美地区中国OFDI流入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并针对模型和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从6个因素来考察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构建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吸收中国OFDI东道国决定因素框架，分别包括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中拉贸易活跃度和货币等因素，具体解释变量情况如表4。
2. 提出假设
假设一：东道国的GDP额能促进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进行海外投资活动。邓宁（1977）的折衷理论的OLI范式，言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三者企业应时同时具备，实施海外投资策略时才对自己有利。其中，东道国的优势即为区位优势，企业从自身无法控制这些外部因素，所以只可以适应和利用它。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固定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方位的便捷等；二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法律规则的灵活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等。所以说，被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位优势越大，就越能够吸引资本流入，因此假设拉美地区中国的OFDI与该地的经济水平成正向关系。
假设二：资源储备因素在中国对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中起导向作用。一般企业在经营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进行投资或追加投资的决定因素也是不同的。最初大部分是资源导向性，后来又发展出了战略资产导向型、市场和效率导向型、战略资产导向型（邓宁，1993）而王跃生（2007）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寻求资源型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之一，这一观点在邱立成（2008）和黄静波（2009）等相关研究中都得到了认同。所以假设能源愈多愈能吸引中国的海外投资。
假设三：中拉双边贸易额促进我国投资流入拉美。在贸易影响投资的理论中，一种是FDI可能降低双边贸易额，也就是所说的贸易替代，另一种的可能是贸易量的增加，产生贸易互补效应。Mundell（1957）曾提出替代模型，是 H-O-S 定理基础上，假定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指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完全替代，主因是生产商为了绕开贸易壁垒。在日本对欧洲的投资研究中Belderbos （1998）得出了出口的替代效应结论，Helpman 等（2004）在相关研究中亦是支持这一结论。但是，Lipsey 等（1981）采集美国 14 个产业的数据，通过研究发现，若被投资国为发展中国家，则显示出为互补效应，Pfaffermayr（1996）和Blomstrom （1998）等的相关研究均支持互补关系结论。因此，暂假设两者为互补关系。
假设四：工资水平抑制中国的直接投资流入拉美。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该国劳动力价格水平，若生产要素价格愈高，则成本愈大，收益减少，会抑制投资。王鹏飞（2014）也曾总结出这一结论，他的研究中指出我国OFDI与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相关关系为负。
假设五：货币汇率正向影响中国对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在资本的价格成本和购买力双重优势下，FDI会从强货币国流入弱货币国（Aliber，1970）。若母国的货币贬值，导致资本成本降低，生产要素价格降低，则利于投资，故此假设两者呈正向关系。
假设六：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劳动力资源禀赋愈高愈，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愈多。资源因素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之一，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的国家越能够吸引外资流入，并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与赵瑜嘉等（2014）结论一致。所以假设对拉美地区投资与东道国劳动力供给量呈正向关系。
3. 模型设定
lnOFDIit=β0+β1lnGDPit+β2lnRit+β3lnEXit+
β4lnAYit+β5lnLit+β6lnit+μt
（二）实证检验
1. 变量和数据说明
模型中t表示年份，μ为白噪声，i代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7个典型拉美地区国家，OFDI为中国对以上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GDP、R、EX、AY、ER和L分别为7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源产量、中国对拉美地区进出口额、人均国民收入、汇率和劳动力人数。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包括：各个国家的GDP、能源储备值和劳动力人数等变量数据主要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相关的投资数据分别来自国家商务部网站、《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和2011、2012、2013年版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主要参考2013版，还有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等，解释变量选取及其经济含义等在表4中已详细给出，且汇率采取的是拉美地区各国货币本币/美元的形式，这是由于文中GDP、OFDI等数据货币单位都为美元，所以统一采用与美元的外汇。其他变量单位详见表4。通过对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散点图观察发现，双对数模型拟合效果较佳，所以本文对变量数据取对数，建立模型。
1. 平稳性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的经济相关数据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例如国民生产值和劳动力人数等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上涨趋势，所以说对上述选取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考察GDPR、EX、AY、ER和L这些经济变量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排除决定因素的偶然性。这里运用ADF法检验，表5列出了变量的平稳检验的统计量值等情况，表中展示出了各个变量lnOFDI、lnGDP、lnR、lnEX、lnAY、lnER和lnL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13.3380、18.4413、8.9600、20.7249、12.2101、10.8364和15.3140，这一结果在3个显著性水平上都未见显著，所以我们只能进一步考察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的检验结果，一阶差分后变量的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d（lnR）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一阶差分变量存在单位根，所以认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7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也可称为一阶单整。不仅如此，一阶差分变量还能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同时协整和因果检验可在此基础上进行。
2. 协整检验
经过平稳性检验，我们已经知道7个变量序列已经满足了单整阶数相同的条件，即变量为一阶单整，若能进一步验证变量互相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能证明长期稳定关系确实存在于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依照这一协整理论，不仅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可以避免伪回归问题。这样一来在模型估计时结果就会更加合理科学，这里用Pedroni和Kao检验，前两者检验结果如表6，两种方法的检验统计量中除了两个检验结果未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其余统计量结果全说明变量间关系存在协整，因此本文认为长期稳定关系在变量间是存在的。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上已确定变量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仍应进一步确定拉美典型国家的这些因素究竟是不是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还是两者互为因果，则需要通过Granger检验结果的得知了。通过依次对模型进行了1到4的滞后期的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二期的模型的AIC和SC值最小，依AIC和SC准则都能确定模型滞后期为2。仅以巴西为例列举6个因素对OFDI的格林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7，根据p值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一方面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不是是巴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巴西的能源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人数和中巴双边进出口额确定为中国的OFDI流入巴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汇率和衡量巴西工资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不是吸引中国OFDI的格兰杰原因。但巴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储备量、中国与巴西间贸易量、巴西本地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巴西人均工资水平和汇率变化在5%显著性水平下能解释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情况，且6个决定因素与中国对巴西的OFDI间互为因果。
而对于其他几个典型的拉丁美洲国家（地区）的各个变量因素与中国OFDI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阿根廷来讲，该地区与中国间的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对该地的OFDI互为因果，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受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在秘鲁，当地的经济水平、中秘进出口贸易和能源储备与中国对其OFDI互为因果，而人均国民收入、汇率和劳动力是影响中国对秘鲁OFDI的原因，反之不显著；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收入、中哥间贸易、GDP和能源与中国对其的OFDI互为因果，并且委内瑞拉的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其的OFDI互为因果，当地劳动力资源是影响中国对其OFDI的原因，反之不显著；在智利，劳动力、能源和中智贸易与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互为因果，且人均国民收入、经济水平和汇率为影响中国对当地的直接投资的原因，反之不显著。
通过对阿根廷、巴西、秘鲁和智利等7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能源、劳动力、汇率、人均国民收入及中国同7个国家的贸易等因素与中国对各国的OFDI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能源、汇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双边贸易这6大因素都是影响中国对这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可认为以上6个因素是中国对于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 长期均衡模型
Hausman检验后，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适宜，故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摇lnOFDI■=-49.21+5.22lnGDP■+2.24lnR■
？摇 （-1.09）（2.01）（1.54）
？摇 -1.10lnEX■-2.93lnAY■+1.78lnER■
？摇 （-？摇1.55？摇）（-？摇1.10？摇）？摇（？摇1？摇.62）
？摇 +16.24lnL■
？摇 （4.03）
R2=0.78 F=13.55 D.W=2.22 AIC=3.20 SC=3.66
由模型结果可以看出，R2结果为0.78，拟合优度较好，但是观察各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的值可以发现，只有lnGDP和lnL前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其余影响因素则差之。地区间的差异可以从截距项中体现，各地差异如表7。
进一步对残差项et-1进行单位根检验，表明et-1为平稳的说明对数变量系列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结果显示如下。
（1） 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经济水平是影响中国对于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变动的决定因素之一，弹性为5.22，且方向是正向的，这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一致，换句话说，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经济水平每上升1单位，就会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国流入量上涨5.22个单位。
（2） 拉美地区资源也是影响中国在拉美的OFDI的决定因素之一，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能源储备变量的系数较为显著，与前文假设相同，说明我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确实为资源寻求型，这是由于我国一直以来能源进口及国内能源储备缺口的现状决定的，变量系数为2.24，影响方向依然为正向，即该地区能源储备量愈多，愈能吸引我国的OFDI。
（3） 模型估计结果中，中拉间贸易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对其投资与中国与之的进出口量变动之间影响反向相反，为抑制型，中国对于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在中外贸易角度来讲属于贸易替代。
（4） 拉美地区典型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系数为负，说明人均国民收入越高，越能抑制我国OFDI流入该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企业人力成本增高，故而估计得结果与假设一样。但是另一个决定因素――劳动力资源禀赋则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是由于越高的劳动力资源禀赋，该地的劳动力供应量就多，则越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越吸引外资，系数为正与假设一致。
（5） 汇率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承担着价格转换的职能，当然也是衡量资本价值的手段，这里采用的是拉美地区各国本币兑美元汇率（这是由于中美之间汇率相对稳定，所以方便数据采集，使用与美元兑换比率），汇率升高，则拉美地区本币相对美元贬值，即相对人民币贬值，我国进行对外投资时具有货币优势，所以能促进投资，模型系数为正，符合假设。
2. 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模型及其结果显示了东道国经济水平、汇率和资源等6个变量同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长期影响关系及变量的长期弹性。而本文对于协整变量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采用ECM模型进行估计。R2的结果在误差修正模型中为0.77，F值为13.55，拟合效果较好，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弹性分别为25.37、20.21、-4.25、-42.89、16.5和41.4，残差项前系数为-2.28，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和进出口贸易等变量对拉美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短期波动。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相关研究回顾，结合目前我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发现我国对于该地区典型国家投资虽然在2003～2013年间整体上总量呈上升趋势，但是投资额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导致部分地区投资额下降，且虽然我国在拉美地区的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具有优势，但是我国对该地区投资国别分布不均，投资领域集中于能源和商务服务等少数几个方面，投资行业单一等。
针对这一现状，选出了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劳动力陈本、汇率和中拉间进出口贸易情况的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和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数列的平稳性后，经过假设，合理地建立模型，并估计，得出结论基本与假设一致。总的来讲，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禀赋、能源储备和汇率是影响中国对于这些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且长期均衡弹性分别为：5.22、16.24、2.24和1.78，短期影响弹性为25.37、20.21、16.5和41.4，方向为正，而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典型国家间贸易进出口也是决定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长期均衡弹性为1.10和2.93，短期影响弹性为4.25和42.89，作用反向是负向的。虽然模型结果只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变量前的系数较为显著，但整体拟合优度较高，认为可以较好地解释经济变量间的变动关系。
四、中国对拉丁美州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角度
1. 实现投资领域多元化
当前国家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同时，应鼓励和引导有能力的企业扩大或转产业投资，改善我国在拉美地区的以资源导向型为主的直接投资。尽量多的向其他领域触及，如日化产业领域、物流领域、电子商务领域和其他批发零售业等，实现投资领域的多元化。
2. 投资地区分散化
现阶段我国对拉地区的直接投资多集中在委内瑞拉、巴西、巴拿马、秘鲁和阿根廷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而事实上，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投资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东道国劳动力有着天然的人文和地域优势，并且劳动力资源禀赋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根据模型结果看来其决定弹性是显著的，所以我国在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时可以考量一下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有着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如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和尼加拉瓜等，在这些地区投资加工制造业，能充分发挥当地人力资源优势，减少和节约成本。
3. 投资环境优良化
在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的投资中，企业是投资的主角，良好的投资环境是群众的呼声，政府作为支持者和维护者，应当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可进行中拉间的友好访问，制造出和维护好优良的外交政治氛围。积极参与相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协定与条约的制定，争取缔约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在投资合作项目促成方面，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中间人作用，出面促成合作项目。
4. 投资政策完善化
在“走出去”战略的各方面实施的相关政策，我国还处于积极的探索与经验借鉴的阶段，而中国企业在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时，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在资源性、加工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政策措施，对于项目的审批流程进行简化，节约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完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法律、融资和税务方面的支持政策，切实做到扶持企业在海外建立和发展。
（二）微观角度
1. 投资理性化
在拉美地区进行海外投资不比在国内投资，除了得到国内政府支持外，还要得到海外投资地的市场和政府的认可，所以在对拉丁美洲地区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克服诸如文化、语言、人文、文化和政治等多种问题。近年来，有很对因为上述因素导致海外投资项目出现问题或者是失败，对企业造成极大损失。所以对拉美地区进行直接投资需要保持理性的头脑，多做相关方面的调研，采取合理的海外投资策略，从而进行理性投资。
2. 投资形式现代化
现在我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角，或者前身为国企的大型企业。我国应加大鼓励中小型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可以集合多个相同行业的中小企业集合向拉美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既能够弥补单个小型企业资金不足等问题，还能降低单个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并在投资形式上增加灵活性，并非只有海外并购和收购股份的投资方式，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当发挥助力作用。
3. 投资风险最小化
风险防范机制是企业在准备对拉美地区投资时内部必须制定的，海外投资市场存在企业仅凭自身之力不可控制的风险，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外市场，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的确风险较大，所以在海外投资时一定要考量各个环节的风险因素，对内应设立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部门，制定和建立风险担保或转移机制，可以使企业及时避免和应对发生的潜在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杨志敏.2002年以来拉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02（5）：34-45.
[2] Tuman.J.P，Emmert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America[J].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2004（3）：67-79 .
[3] 吴撼地.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J].中国投资，2011（6）：2-31.
[4] 樊梦婷，钟熙维.中国扩大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策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2（8）：39-45.
[5] Dunning J.H. 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J].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1997（12）：49-62.
[6] 邓宁.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J].国际贸易问题，1993（10）：34-51.
[7] 王跃生.FDI理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J].南方金融，2007（8）：21-34.
[8] 邱立成，王凤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6）：25-39.
[9] 黄静波，张安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基于1982-2007年的外向投资流向分析[J].国际经济探索，2009（25）：25-39.
[10] 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3）：1269-1278.
[11] Belderbos R.，L. Sleuwaegen. Tariff Jumping DFI and Export Substitution：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Europe [J].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8（5）：601-638.
[12] Helpman，E.，M. Melitz，S. Yeaple. Export versus FDI[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13] Lipsey，R. E.，M. Y. Weiss.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1（4）：304-308.
[14] Pfaffermayr M. Foreign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in Austrian Manufacturing：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6（132）：501-522.
[15] Blomstrom M. R. Lipsey，K. Kulchycky. US and Swedish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in Baldwin[J]. Trade Policy Issu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1998（9）：259-279.
[16] 王鹏飞.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4（22）：69-78.
【关键词】中小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建设性策略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区位优势，是投资主体通过外界的寻求获得的，投资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去创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投资对象的经济环境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两方面来分析：
（一）投资对象的经济环境
被投资国的经济环境是投资主体的首要考虑因素。经济环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也包含经济和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成本等新兴因素。被投资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直接投资导向，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到企业投资的正面效应;反之则表明区位内部人、物、信息流的载体的容量比较小，整体的功能比较差，投资效益比较低并且所能获取的生产要素的选择性也比较小。产业的集聚因素已经逐渐变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键动力。一个企业竞争的优势的重要来源就是产业集聚。
企业的聚集对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塑造区域弹性分工体系来讲非常有利，最终形成知识创新的外部性。以我国为例，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远远的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此外，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长江三角地区在吸引外资的总量、渠道和投资方式以及产业结构均远远的比其他地区更胜一筹。这要究其原因，无外乎是长江三角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比较高的劳动力水平一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等要素，并且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尤其是制造业的聚集，这就更加是有利优势。
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明确的地域及产业分布，创新能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远优于其他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弱的地区。
政策作为最传统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逐渐的减弱，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在近些年一直逐步上升。成本驱动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较为明显的特征，而全球战略则是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作为最终目标的，目前，尚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配因素。
（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
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但是在实际进行中区位选择时，廉价劳动力、越过壁垒、占领市场、强化核心能力等直接决定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的区位选择，在选择是都会首先考虑那些能满足这些动机的区位开展投资活动。企业在进行选择决策时一般采用能够实现以上目的的区位作为适合的选择。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直接影响着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如果该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开辟国际市场，则要选择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以及销售渠道畅通并且进入障碍少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又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战略目标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应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管理水平较为领先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在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方面，则需要选择资源丰富和运输条件相对便利的区位。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对于区位的选择来说，应首要考虑被投资区位是否会对企业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有利来作为选择标准。企业拥有的竞争优势必须要能够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可能是绝对的垄断优势或者所有权的优势。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当在充分衡量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来进行区位的选择。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
中小型企业，由于数量多，投资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它们发挥灵活经营的优势，近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非常活跃。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小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已经开始赶上甚至高十国有企业，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也高。这些民营企业大多能主动适应国外的市场环境，用“本土化”方针指导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资金运作，人才聘用、营销网络建设等，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竞争已经由企业间竞争发展到供应链间的竟争和集群间的竞争。为了避免单个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劣势，一些中小企业也自发开展以营销网络建设、资源开发、技术研发为目的的集群式对外投资，分散企业风险。
三、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主体
亚太地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因为首先我国地处亚洲，与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点，与这些国家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次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而且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机会较多，有利于我国不同层次的企业进行投资。再次大部分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希望通过扩大与我的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大陆在香港的投资占总额的比例最高。因为大陆企业在金融、贸易、建筑、旅游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香港这些行业中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行业优势的获得同香港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以及香港作为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有关。
四、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行业分布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等。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以贸易和商业服务类型为主，而在建筑业的投资主要是利用自己在劳动密集型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分包工程。在资源开发方面，渔业、林业和矿业资源为主要开发对象。初级加工制造业由于技术相对简单、投资少、见效快，与中小型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求颇为适应。目前，初级加工制造业占全部海外投资企业的50%左右。中国企业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部门的高比例投资说明我国在服务业的投资仍以传统业务为主，其目的主要还是为国内商品的销售服务。对技术密集型项日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但从总体上讲，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中高技术企业的比
率很低，对外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所存在的问题
1.投资区域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2005年和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分别占了当年流量的81%和8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这里暴露一个明显问题是，流向传统避税地的投资的再流向问题。避税地并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流向地，而是中转到其他地区去再投资，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又流回到中国内地了。这种回流的对外投资，并没有真正实现开拓市场、转移竞争力以及获取资源的国际扩张的目的。即使没有回流，资金流向的控制力减弱，失去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力强的优势，战略控制变得困难。开拓国际市场的途径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即出口、技术授权和直接投资。其中直接投资是一种以获得较高控制力为主要目的的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失去控制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还要承担成本高、风险大的缺点，显然是缺乏合理性的。
2.产业结构不合理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该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它包括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其实质是协调化基础上的高度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与木国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互相适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一导技术和主导产业，合理的产业结构各部门之间能够协调发展，根据国内产业结构特征，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高，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则比较小。但是服务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很高，其附加值却普遍偏低。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于贸易型投资，非贸易型投资相对不足，而且非贸易型投资显著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近年来，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有增长趋势一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境外开设的研发中心也显著增多。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对外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不利于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五、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一）选择技术领先的国家
吸取别国的先进技术有利于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获取更多附加值。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将是技术寻求型投资的主要区位。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在高科技领域形成优势。先进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人员投入，因此相关行业的主要企业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群，这促进了行业内的信息交流，推动着企业的创新活动。虽然大部分中国企业目前尚不具备向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的实力，但是某些企业已经在进行小规模尝试，以吸取先进技术，紧跟世界潮流。避免在价值链环节上的长期低端定位，就必须积极向技术研发环节攀升。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中小企业在区域经济中常常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的中小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这种组织结构介于市场与层级组织之间，所以比纯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从制度上克服了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在集群内部，由于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大量以专业化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地，形成密切而灵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使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集群为内部企业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相应增加。企业集群可以使中小企业实现品牌共享。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品牌意识比较淡漠，而且也没有实力开展广告宣传和树立品牌。而企业集群可以利用群体效应，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形成“集群品牌”作为集群内的公共产品，集群品牌可以为集群内所有中小企业所共享，使企业都受益，具有更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以充分利用“集群品牌”的价值，通过多种销售形式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中小企业集群在利用人员灵活地进行研发合作、分散风险、利用信息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优势。
（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发挥企业自身优势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市场开拓资金，它是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各项业务的专项资金。市场开拓资金优先支持面向拉美、非洲、中东、东欧、东南亚、中亚等新兴国际市场的拓展。除此之外，2009和2010年不断增加的南南贸易和投资也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所需的资本。发挥中小企业优势，提高竞争力相对技术优势。中国的中小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在许多领域现代技术缺乏，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适宜技术”，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我国根据自身特点消化吸收的引进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且价格也较低，易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中小企业有机动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市场进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触客户、更快地反应市场等优势。另外，中小企业为避免与大企业竞争，更愿意选择大型跨国公司不愿进入的市场缝隙，从小的目标市场出发，关注消费者需求，因地制宜开发研究适合他们的产品，以产品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开拓市场，打造市场营销优势 。
参考文献：
[1][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叶刚等译.跨国企业经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关键词：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双边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90-06
近十多年来，在国内资源消耗骤增、产能不断扩张和出口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对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是指地处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简称哈、吉、塔、土和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道国区位优势与FDI流入关系研究”（11YJAGJW010）
作者简介：李东阳（1956-），男，陕西清涧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杨殿中（1961-），男，吉林榆树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E-mail：富含石油、天然气等多种能源和矿产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潜力巨大，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但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的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在中国入世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后，中国对中亚地区发展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条件逐渐成熟，未来的发展前景也越发看好。中国在中亚五国发展投资和贸易的主要目的非常明确，即获取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开拓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还是双边贸易方式？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出口与进口之间、在不同东道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策略选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回顾
理论上而言，投资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应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替代关系，也有可能是互补关系。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最早由Mundell[1]提出，他认为，在存在关税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具有替代性，贸易障碍会产生投资，投资障碍会导致贸易。自Mundell之后，很少有学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仅存在替代关系。Kojima[2]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表明日本式的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国式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Markusen和Svensson[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与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则FDI与贸易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替代关系。Bhagwati 等[4]以及Dinopoulos和Wong[5]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产生对外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及补充，即补偿投资（quid pro quo investment）。①Buckley和Casson[6]认为，FDI绝不可能先于贸易，投资国的出口可能导致了直接投资而不是相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FDI与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动机。
以中国为东道国，研究其FDI流入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不少学者认为，FDI流入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互补关系。相比之下，以中国为投资国，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尚不够充实。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7]-[9]。有些学者还通过区分进出口、地区、贸易品等方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周昕和牛蕊[10]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张应武[11]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但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很弱。俞毅和万炼[12]认为，从长期关系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柴庆春和胡添雨[13]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发展中地区的表现强于发达地区，这与中国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动机差异有关。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理应符合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特征，但现有文献对此几乎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因而迄今很难从理论上归纳出相关研究观点。本文将从一个研究视角弥补这一缺失。
二、现状描述
1.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陆续从前苏联独立出来，此后该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状态，FDI流入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后期，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先是大规模涌入，后又有所萎缩。2002年之前，在中亚国家登记注册的中国企业最多时曾达到几千家，而最低时只有几百家，其中包括一部分贸易企业，生产型企业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增多的。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个体差异较大（如图1（1）所示）。②其中，对哈、吉、塔、土直接投资流量峰值的出现年份分别是2008年、2009年、2007年和2010年；对乌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不高，2010年甚至出现了近500万美元的撤资。从存量上来看，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1（2）所示）。其中，对哈直接投资存量是最多的；2008年之后，对哈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趋势有所放缓，对吉、土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取得了迅速增长，对塔、乌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有所下降。总体来看，近些年中国在保持以哈为主要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吉、土的直接投资，但对塔、乌的直接投资力度有所减弱。
2.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1994—201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以2001年中国入世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为契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实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如图2所示）。③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额有所下降，但进口额于2010年实现了大幅反弹。分国别来看，哈一直是中国在中亚五国中的主要贸易伙伴，2000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对哈进口和出口占中亚五国总额的比重分别在55%以上和80%以上；吉、乌两国也分别是中国较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和进口对象国；中国与塔、土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虽有所增长，但其规模和比重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直观上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都先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后又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中亚五国中的相对地位和区位分布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3.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动机与贸易结构
首先，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主要以采矿业、地质勘探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为主。这种产业分布结构体现出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四个动机：获取能矿资源、拓展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显然，这四个投资动机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能矿资源贸易、原材料贸易、大宗零售商品贸易和专用设备贸易（采矿与勘探设备和运输设备、通讯设备、建筑工程设备等）等会形成较强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一方面会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会促进专用设备和大宗零售商品的出口。
其次，从双边贸易品的分布结构来看，中国主要从中亚五国进口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皮毛和棉纺织品等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商品，同时对其出口专用设备、建材、服装、日用品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和居民生活用商品。
最后，受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推动，如进口能矿资源的利益、出口专用设备的利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等，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产业分布结构特征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从投资动机和贸易结构的匹配性上可以初步判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当然，对于这个判断，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三、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检验过程所涉及的面板数据变量主要包括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设为OFDI，用存量数据）、贸易总额（设为TRD）、出口额（设为CNEX）和进口额（设为CNIM）。哈、吉、塔、土、乌作为截面单元，分别用KZK、KRG、TJK、TKM、UZB来表示。各变量数据的样本时间段均为2003—2010年。相关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所有变量统计和模型估计过程均由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给出。
2.模型设定
分别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TRD）、出口额（CNEX）和进口额（CNIM）为因变量，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OFDI）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如下：
3.模型估计
首先，分别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相关变量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来看，LnTRD、LnCNEX、LnCNIM、LnOFDI四个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值多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LnTRD和LnCNEX一阶差分值ADF检验分别满足10%和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判定这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平稳变量。
其次，采用基于残差的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对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按SCI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rnel进行选择，假定数据没有确定性截距及时间趋势。从分组内尺度和组间尺度来看，协整方程残差的单位根PP检验和ADF检验多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三个残差 、 、 均为零阶平稳变量，这样就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既然已经确定了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模型（1）、（2）、（3）进行回归估计。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因此，在回归估计时对截面方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时间方向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鉴于中亚五国在整体与个体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对自变量系数分别采用总体相同和分国别不同的方式予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的R2来看，在假定OFDI系数分国别不同的条件下，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4.估计结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的互补关系，估计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OFDI的系数表明，如果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42%、0.32%和0.30%。
从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但在与进口额的关系上，中吉、中乌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中哈、中塔之间关系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也有所减弱。从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中国对哈、吉、塔、土、乌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分别会增加0.35%、0.88%、1.02%、0.31%、0.48%，出口额分别会增加0.38%、0.97%、1.15%、0.26%、0.71%，对哈、塔、土三国的进口额都会增加0.34%。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国家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对个别国家（如吉、土）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进口效应，并不如总贸易效应和出口贸易效应那样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属于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投资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下，中国继续加大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且有利于各类专用设备、服装及生活用品等商品的出口。
二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进口贸易效应。从中亚五国整体看，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稍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分国别的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对哈、塔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明显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对吉、乌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显著，而进口贸易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目前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以促进中国出口为主，以促进中国进口为辅。同时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市场扩张动机与获取能矿资源动机虽是并存的，但前者稍强一些。
三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强弱性有所不同。根据相关实证结果，中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在中亚五国的强弱排序依次是塔、吉、乌、哈、土。其中，中国对塔、吉两国的直接投资并不多，却产生了较强的贸易促进效应；中国对哈、土两国的直接投资较多，但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反而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塔、吉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738美元和843美元）要远低于哈、土两国（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8 940美元和4 110美元），但中国直接投资占塔、吉两国FDI流入总额的比重（近年多在20%以上）却远高于哈、土两国（长期处于4%以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亚五国，中国直接投资占东道国FDI流入额的比重越高，且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越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不同动机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应选择不同的区位：若以扩大出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购买力水平较高且市场规模较大的哈、土两国，其次可选择出口贸易效应较大的塔、吉两国；若以转移过剩产能、获取低廉人力成本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塔、吉、乌三国；若以扩大进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进口贸易效应显著且富含能矿资源与原材料的哈、塔、土三国。
二是中国应继续加强对哈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巩固中国在哈这个中亚最发达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在哈积累的成功投资与贸易经验，扩张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
三是中国应进一步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基础上，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以促进中国在该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Mundell，R.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321-335.
[2]Kojima，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M].London： Croom Helm，1978.
[3]Markusen，J.R.，Svensson，L.E.O.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5，26，（1）：175-192.
[4]Bhagwati，J.N.，Richard，A.，Brecher，E.D.，Srinivasan，T.N.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Welfare： A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Model[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7，（10）：127-138.
[5]Dinopoulos，E.，Wong，K.Y.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A].Koek，K.A.，Mennes，C.B.M.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lobal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Jagdish Bhagwati [C].London： Routledge，1991.162-190.
[6]Buckley，P.J.，Casson，M.The Optimal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Economic Journal，1981，19（361）：75-87.
[7]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2009，（4）：77-83.
[8]魏刚，谢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09，（4）：8-14.
[9]唐心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2）：120-121.
[10]周昕，牛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2，（5）：69-82.
[11]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12]俞毅，万炼.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6-104.
[13]柴庆春，胡添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J].世界经济研究，2012，（6）：64-70.
[1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83—2000年数据的计量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1）：45-48.
[1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J].世界经济，2003，（8）：2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