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08: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经济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青海县域金融体系以农信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组成。截至2011年末，青海县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41.49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33.31％，青海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70.7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1.10％，县域金融在全省金融总量中的占比偏低，与县域经济在我省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县域金融服务失衡。
（一）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
在经历了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商业银行大幅精简机构和人员的背景下，青海县域地区金融机构一直呈撤并、下降趋势，许多农牧区金融机构纷纷退出市场。截至2011年末，青海省354个州地乡镇平均拥有金融机构网点1.56个，有164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占全省乡镇数的46.32％，乡镇级金融服务盲点覆盖率高达46.3％。此外，由于基层信用社或银行网点没有自主招工的权利，员工数量往往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大多存在人员少、一人多岗的现象，经常造成营业网点“排长队”的现象，金融服务还有待完善。
（二）县域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
2011年，海西、海东及西宁17个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07.75亿元，占全省县域各项贷款余额的86.61％，而其余5个地区35个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3.04亿元，仅占全省县域各项贷款余额的13.39％。显然，县域金融资金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域地区。而信贷资源县域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同时也造成果洛、玉树等偏远地区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不足。
（三）县域信贷资金呈现净流出态势
截至2011年底，青海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0％，只有大通县、湟中县、平安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等5个县存贷比大于50％，银行机构“多存少贷”现象明显，对县域信贷资源投入不足，县域信贷资金呈现外流态势，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四）县域金融共生单元缺位
1.国有商业银行缺位。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型商业银行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一级法人的管理体制下，实行了撤并网点的扁平化管理，逐步退出县域地区，造成许多商业银行在青海县域地区的缺位，并且存在的网点也大都是单一网点，服务品种较少。2.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位。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服务范围狭窄，支持农业中小企业贷款、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金融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家开发银行在青海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有限。3.农村信用合作社缺位。截至2011年末，青海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余额分别为275.58亿元和157.1亿元，存贷比为57％，可以看出对县域信贷投入比例失调。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实力弱，很难有效满足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需求。4.新型金融机构缺位。县域金融缺少植根于农牧区的新型金融机构。截至2011年底，青海省只有大通国开村镇银行、乐都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称多农村资金互助社3家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
（五）县域金融共生模式不完备
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县域金融体系的形成，是县域建设的金融投入保证。它可以提供优质县域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经济主体需求的迫切性、多样性和层次性。青海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单一性导致了效率低下、竞争缺失、贷款成本上升等问题，而其他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同质化，如不引入新的元素，将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县域金融机构之间缺少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使得县域金融机构之间没有形成互惠共生模式。
（六）县域金融共生环境不完善
1.经济环境欠佳。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2011年，青海省42个县（市、行委）中，有37个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不足50亿元；有15个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不足10亿元，其中果洛的玛多县、玛沁县、甘德县不足2亿元。海西、海东及西宁所属17个县的县域GDP为926亿元，占全省县域GDP的77.43％，其它25个县的县域GDP占全省县域GDP的22.57％。二是县域经济结构不平衡。2011年，青海省县域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52.31亿元、777.24亿元和266.43亿元，占比分别为12.74％、64.99％和22.28％。青海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效益低，产业化程度低；第二产业比重不高，全省大多数县域工业企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且技术落后，竞争力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大多数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县域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对金融的间接融资形不成洼地吸引效应。三是地方财政“收不抵支”。2011年青海县域财政总收入340.4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7.2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437.63亿元。青海县域中只有海西的茫崖、天峻、大柴旦3县赤字依存度小于50％，而果洛玛多县高达99.03％。青海县域地方财政“收不抵支”，单靠地方财政无法解决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目标相矛盾。国家对“三江源”地区实施生态资源保护后，三江源地区14个县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放弃了发展工业化的道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
2.缺乏有效的县域经济风险分散体制。青海省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青海县域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常常面临着突发性和随机性强的风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破坏力大。虽然青海省建立了涉农金融机构县域“三农”信贷投入风险补偿机制，但缺乏有效的县域经济风险分散体系，贷款担保风险大部分集中在信用担保机构，严重制约担保业务的健康发展。3.社会信用环境亟待改善。县域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信息不对称使得县域金融机构处于一种被动的尴尬境地，制约了县域信贷资金的有效投放。此外，缺乏科学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导致债权人得不到有效保护，挫伤县域银行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信用户和信用企业贷款优惠政策力度还不够大，发挥不了模范效益。
4.融资环境欠佳。青海县域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且主要以抵押、担保贷款为主，直接融资主体少，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性担保行业基础薄弱，机构规模小；为农业服务的财政性担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对农村信贷的担保面窄、单户担保额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用有限；民间融资存在金融监管盲区，经济纠纷时有发生，青海县域融资环境欠佳。
二、青海县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县域金融共生单元
1.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加再贷款种类，延长再贷款期限，用好用活支农再贷款。扶持和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增加投入，拓展信贷市场。研究引导县域金融机构试行微型企业小额信用贷款和企业联保贷款；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提高贷款满足率。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和结构调整。用政策手段诱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县域经济建设的投入。
2.商业银行要重新审视县域金融服务。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应调整经营策略，明确市场定位，重新将自身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通过税收、提供贴息和损失补偿等政策措施，鼓励诱导资金流向县域经济建设，引导商业银行为县域经济投入资金。
3.改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和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开办农业中小企业贷款、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农业综合开发等业务。转变发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综合运用财政直接补贴和招投标两种贴息贷款运作方式，发展业务招投标形式，采取补偿招投标的方法。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将其办成综合性的支农金融机构。
4.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形成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规范操作机制，研究建立理事会经营决策机制，逐步实现精细化管理，更好的服务“三农”。
5.大力发展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适应县域经济组织化与合作化需要，鼓励发展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和多种所有制的县域城镇社区金融组织，培育新型县域合作金融组织，实现县域弱势群体微小资金的自联合。
6.适度发展县域地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填补现阶段县域金融服务的真空。积极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县域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具有融资功能的地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责。
（二）完善县域金融共生模式
根据金融共生理论，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是金融共生系统的最佳共生模式。该模式使金融共生系统从一个稳定态向更高级别的稳定态演化，使金融共生系统成为一个保持一定稳定性的动态演化系统。因此，促进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的形成是青海县域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构建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县域金融体系。调整好县域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协作，提高县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提高县域经济参与主体的综合素质，保证县域金融的利润回报；另一方面，调整县域金融的内部分工协作，引导它们为县域经济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优化县域金融共生环境
1.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决当前青海县域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不旺问题的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要加快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成果转化，加大分配和消费结构调整，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强化产业部门间的协调，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利用，推广运用高新技术，推动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化升级，推动农业和服务业从低质结构向现代型发展。
2.创新县域金融监管机制。制定适合青海省县域金融监管制度和政策，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和规则，统一监管政策，弥补监管真空。引导并激励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主动调整信贷投放，提升风险防范能力。规范监管机构的权利与义务，改善监管机构执法环境。
3.完善县域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担保机制。依据青海县域实际，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数量和规模，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探索中央和省级财政建立县域金融风险基金，建立县域金融风险财政补偿机制。适度实行强制农业保险，对风险较大的种植、养殖业，实行强制农业保险。健全保险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再保险机制和农业巨灾证券化体系。
4.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信用创评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将信贷政策与信用创建相结合。根据当地农村地区特色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加大守信失信奖惩机制，确立失信成本递增的违约制裁机制，创建信用约束违规行为的良好环境。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入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
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1．政策性金融支持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2．市场性金融支持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1．金融制度支持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2．金融总量支持金融总量支持是以多个金融相关指标为依据，研究某个选定区域的金融机构规模大小、投资总量额度、货币资金量多少等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3．金融结构支持金融结构支持是以金融机构的布局不同，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金融工具不同等差异，从而支持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压抑往往可能造成其经济的落后，甚至停滞。政府通常是给区域金融机构提供一些激励制度，刺激金融机构提高货币数量、吸收存款，促使相关机构增加租金机会，从而利用创造的租金机会，来调动国民经济相关机构的投资、生产及储蓄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区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有力的金融支持，两者关系密切。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而金融制度、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故通过金融发展来转变落后的金融现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一条根本途径。三、金融支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处于主导地位。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水平能从根本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落后地区亦如此。
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就是县域的金融发展。
（一）县域资本与县域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结果。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必须以资本合理配置为前提。县域经济存在资本投入不足，劳动力供给充足等特点。金融工具的多寡，金融市场类型多样化及金融机构的多少等因素制约着县域金融的发展水平。所以县域金融要发展必须改善以上因素，刺激县域经济主体投资与储蓄的需求，集聚丰富的社会资金，使其流向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支持。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宁德分校福建宁德352100
摘要：经济的高速发展下，由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日益严重，全球气候变暖也日趋严重，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都成为全球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以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而低碳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机构需要积极参与其中，由粗放型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就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建议做简单分析。
关键词 ：金融；低碳经济；发展分析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方面，低碳经济发展都是势在必行的。
1 低碳经济发展对金融支持需求的迫切性
“低碳经济”最早出现于2003 年的英国政府文件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且资源并不丰富，却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并逐渐实现由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向主要依靠进口的转变。美国、欧盟国家和地区也制订了一系列相关的法案和政策，以实现其低碳经济的战略转变。2009 年2 月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 年6 月颁布完善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并建立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碳排放权）限额———交易体系的基本设计。欧盟也于2008 年12 月提出了能源气候的一揽子计划，并计划于2013 年前出资1050 亿欧元以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2008 年6 月，日本福田康夫政府提出了日本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并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 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
我国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大国，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工业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经济的发展下，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碳排放量的上升都日趋增加，而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能履行大国的环境保护职责，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我国对气候和能源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1998 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2 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7 年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但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仍存在不足，我国需尽早建立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创新型金融支持。
2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的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
我国地广物博，能源资源丰富，但人均拥有量却很少，能源供应不足，价格上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制约。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其中煤炭的消耗量最为严重，然而再生能源，核能源消耗却只占极小部分，由于我国对煤炭消耗巨大，从而导致煤炭排放量增大，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全球居前列，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2.2 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其中以第二产业最为明显，然而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却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产品创新能力差，技术革新落后，是以能源消耗为代价的重工业的发展，对于国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电污染有严重的后果，更是有不少发达国家打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在我国国内办工厂，对我国的能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我国正处于向第一、第三产业转型时期，优化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促进信息、金融和科技的发展，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第二产业重工业的技术革新，生产方式的转变，减少煤炭能源的消耗，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有重大影响。通过科研创新，实现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转变，由低技能向高科技的转变，低碳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基金和证券的发展也有推进作用，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大，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2.3 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的不足
金融在产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要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有金融的支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等广泛影响其产业主体的发展。低碳经济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然而金融机构的定位和信息不健全等也无法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导致科技的创新研发等都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一些金融政策不完善，对于金融活动的支持度不够，无法及时给予帮助和扶持，金融体系不健全，无法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
3 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
3.1 政府政策的支持
我国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系，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要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用以规范和激励金融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调整，给予低碳经济项目资金支持，设立风险机制和担保机制及政府国债等机制为低碳项目进行融资。
3.2 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
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可以借鉴国外的金融建设来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要合理调整金融体系的定位，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服务目标，加强银行信贷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为低碳经济项目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更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手段，推出更多更利于小企业全方位发展的服务项目。
3.3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发挥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加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做好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为企业的资金项目提供社会担保，发展担保机构，加大对低碳项目和企业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
4 结语
产业项目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加大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才能对我国经济长效持久的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未来条件。我国必须做好相关的金融工作促进低碳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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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程遵循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内生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变革及发展并未将农村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城市和工业改革一直迫使政府试图通过金融发展来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典型的歧视性特征。然而，农村金融发展不论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民增收，都意义重大。
1.1.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相比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更容易受自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农业经济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农村经济起步及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偿，当前仅仅依靠农业直接补贴不足以解决问题。农村金融发展及改革是汇集农村闲散资金、优化农户手中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更加不容忽视。农村金融发展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以下主要矛盾：银行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盈利性机构，因此银行利润绩效考核与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国家给予的政策性银行资本金不足以完全解决“三农”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历史包袱及历史遗留问题与农村金融发展主力军间的矛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发展缓慢与农业信贷风险分散之间的矛盾。就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而言，首先，农业可用资金薄弱，加上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有限。而市场经济力量的代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近年来，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吸取农民的存款大幅度增加，这从涉农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可以得到相关证明，而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农业贷款真正投放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结构调整的资金却大幅度萎缩。农村金融机构从农村集聚的资金增量与投放到农村的资金数量缺口在加速拉大，金融机构将农村吸取大量的农村存款转投入非农生产，因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健全导致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的资金缺口在加速扩大。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农村仍然是以个人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简单，自给自足与商品交换并存，重视亲友关系，依恋土地。重农思想导致农民轻易不敢借贷，农村金融需求发展缓慢。农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业增收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在未来15年内，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4900元，如果按8亿人口计算，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将为13600～39200亿元，因此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以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增长。
1.2.农村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就农民增收而言，农村金融主要借助教育投资、信贷投资及促进就业结构变化3个方面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首先，教育投资效应。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劳动力边际产出的重要因素。与早期劳动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强调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农民受教育程度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变量。教育提高了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农民获得财富的能力，进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够为农村教育投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有了充足的资金，农村教育就有可能大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就会大大提高，因此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其次，信贷投资收入效应。当前，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狭窄，农村金融发展的缓慢也导致储蓄是农民理财的主要渠道。就健康的金融发展系统而言，农村信贷投资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信贷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此外，农村信贷投资的增加，会整体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三，就业结构效应。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基于库兹涅茨的发展事实，转型经济国家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越多，人居收入增长的越快。当农民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时，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部门得到合理的配置，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社会整体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从而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农村金融系统的发展及金融资金的支持。有了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解决农村中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促进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此外，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从而促进农业整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决定，金融成为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政府借助各种政策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使金融抑制成为集聚资源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在此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缺少自主性，在经济发展的大目标下，农村金融成为国家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的作用。基于此，中国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不是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的，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不仅不能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当然，农村金融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
2.实证模型设定及指标说明
2.1.模型设定
本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农村金融发展作为投入变量引入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的生产方程，基本模型设定如下：Y＝eA（t）KαLβFγ，其中，Y代表产出，A（t）代表技术进步水平，K代表总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F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两边取对数，得到基本回归模型：lnY＝α0＋α1A（t）＋αlnK＋βlnL＋γlnF＋本研究在此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Y）和农民收入（I）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在此选取农村金融规模指标（FIR）和农村金融支农程度（FD）指标，基本模型设定如下：lnY＝α0＋α1A（t）＋α2lnK＋α3lnL＋α4lnFIR＋ε（1）lnY＝α0＋α1A（t）＋α2lnK＋α3lnL＋α4lnFD＋ε（2）lnI＝β0＋β1A（t）＋β2lnK＋β3lnL＋β4lnFIR＋ε（3）lnI＝β0＋β1A（t）＋β2lnK＋β3lnL＋β4lnFD＋ε（4）由于时间序列自身存在的非平稳性所致，简单的多元回归会导致回归结果的“伪回归问题”，基于此，分别借助ADF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进一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回归方程的协整关系。如果变量自身或者其差分项平稳，则表明变量存在单整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存在单整关系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
2.1.1.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形式（c，t，k）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截距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0是指不包括时间趋势项］经过检验，在5％显著水平，除了lnY项，其他各个序列都不是平稳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序列都变为平稳序列，得出各序列在5％显著水平是一阶单整序列。
2.1.2.协整检验
各个同阶单整的序列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在进行回归估计之前还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协整原理，本研究采用Johansen特征根迹检验法，通过计算特征根来分别判断各回归方程中不平稳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数据为各协整检验中的特征根迹统计量，“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表示在10％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5％显著水平显著）。表2变量协整检验由表2可知，模型（1）、（2）、（3）、（4）中各一阶单整的变量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中各不平稳的变量通过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可知，模型（1）、（2）、（3）、（4）中各一阶单整的变量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中各不平稳的变量通过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3.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基于模型（1）和模型（2）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变量的t检验统计值，“”表示回归结果在10％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5％显著水平显著，“”表示在1％显著水平显著）
3.1.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由表3可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为正，且回归结果在5％显著水平为正，这说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其对农业产出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为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所需资金，并有利于农村闲散资金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确实在农业产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2.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由表3可知，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以农村金融支农程度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农业产出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回归结果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相比，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业的作用更为直接，规模增大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国外研究普遍认为农村存在金融抑制，需要对农村金融实施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中国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较为滞后。本研究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对农业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为农业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
3.2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模型（3）和模型（4）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
3.2.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相比，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未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且回归结果为负。这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农村存款，大多时间充当资金吸收的渠道；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下的中国农村金融存在二元结构特征，与城市金融相比，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并不显著［6］。
3.2.2.农村金融支农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表（3）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的支农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显著，且回归结果为负。这表明农村金融支农规模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但其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正如林毅夫［7］所言，中国的农村金融是内生于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且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农村金融的内生生存能力不足，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反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与城市正规金融的差距也是导致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农村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及农村资金的合理利用，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只有加快现有金融机构结构和功能的改革，增强农村金融在金融发展中的地位，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农民才能真正地脱贫致富。
4结论
关键词：过渡区域金融业经济发展知识经济
过渡区域指介于两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而又明显区别于周边区域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七大经济地带中的中部五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该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在知识经济悄然而至，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之际，其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将给西部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过渡区域现实中的经济地位、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区域发展优势分析
过渡区域的五省均为农业大省，其GDP中农业产值的比重较其它地区都要高。表1显示了自1995年至1998年各区域人均GDP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过渡区域人均GDP在逐年有所缓慢的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正逐步放慢。
过渡区域经济的现状迫切要求其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台阶式”发展战略的切实实施同样需要过渡区域经济的即时发展。首先该区域经济的发展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整体水平，有利于该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对西部大开发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其一，过渡区域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起着“东接西联”的作用，经济发展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实现，如公路网等的建设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进而为东西部有形生产资料的流通创造条件。其二，过渡区域经济实力的增长还可增加对人才培养的投入，过渡区域人才培养量的增加可缓解西部的人才供求矛盾。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要求有过渡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最后过渡区域经济发展对减轻东部地区就业压力、促进东部地区“夕阳产业”的转移并最终实现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对该区域自身有好处，同时更可直接和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促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的目标。
过渡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经济运行纽带上的特殊联结地位，与西部地区相比较，在国家对中部地区同样有部分政策倾斜的同时，更容易发展起自己的经济。特别是现今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资金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为依托，而不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价格和低技术的组装。
第一，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它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区域之间，同时也处于七大经济地带中三大阶梯地带的中间地带，较之于西部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地理优势；第二，特殊的产业结构。过渡区域的五个省份均为农业大省，但又有别于纯粹的农业省份，它们均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如合肥和长沙的轻工业和电子工业，武汉的汽车和钢铁工业等，而且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也比较成熟；第三，生产要素的占有优势。生产要素从广义上讲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还包括知识的占有和利用，过渡区域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人才、科研等知识资源方面都占有较之与西部的优势；第四，经济核心地带的存在。中部五省经济发展都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即存在经济核心地带，如长沙——株洲——湘潭、南昌——九江、合肥——芜湖——巢湖——铜陵、武汉——黄石、郑州——洛阳——新乡地区等，它们的存在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从而有利于该区域各省份经济的整体发展；第五，该区域的经济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六，经济运行纽带上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离不开诸如运输业等的流通部门，过渡区域由于它的特殊的位置，东西部地区的各种资源的有效流通必须依靠过渡区域这一中介区域充分发挥“传输”作用，所以过渡区域在国家实施“阶梯式”发展战略时拥有发展自己经济的优先优势。
二、从过渡区域金融业的特殊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有必要加大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金融部门作为经济的核心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同时金融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发展对整个产业部门推进的反作用。以知识为首要生产要素的新的经济形态在我国悄然而至，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已进入实施阶段，国家将对西部地区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如减免新设企业所得税、对新建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等，这样西部地区对社会资金的吸引能力必定会强于过渡区域。而同时东部地区在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其金融业较之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程度都要高，它的投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完善，如我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均设在东部地区，所以该区域的企业至少在通过上市融资这一吸引投资方式上具有优势，因而东部地区也可利用它的完善的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同时加上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因而在资金的引入方面间具有对过渡区域的绝对优势。在社会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过渡区域经济发展既无政策倾斜优势，又无完善的投融资渠道可用，过渡区域经济如何在东、西部地区争分社会资金的夹缝中得到长足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充分利用过渡区域的现有金融资源，加速资金的流转并使其发挥出最大效用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过渡区域的金融业便具有了较之于其他区域金融业的特殊的使命，其特殊性要求它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投融资责任。
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支持本区域经济发展，本身其实也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受到其带来的整个产业部门的更高层次的拉升作用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时，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为了能更好的迎接挑战，更需要有本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环境。以下从三方面论证过渡区域金融业的稳定建康发展必须以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本前提。
（一）、金融业从业人员多，但人员素质较低，入世后高层次金融人才将更难留住
1997年过渡区域金融业从业人员约为45万，其中大专以下学历的占25万以上，大专学历的约有11万，研究生学历的仅占剩余员工的0.5%左右。在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高薪，出国留学深造等方式吸引走大量高层次人才，从而使国内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降低。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为防止“人才流失——效益低下——待遇水平下降——人才流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现，就必须使金融机构的盈利增加，从而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增强竞争能力等。
（二）、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网点虽多，但受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开发金融工具能力等的影响，加入WTO后它们将面临严峻挑战
1999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通过增设分支行、点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6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贷款余额93734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但是过渡区域金融机构的吸收存款能力较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要低，且其服务质量、技术、开发及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受本地区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入世后，将受到国外银行高效管理、高开发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的挑战，要在世贸组织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及相关协议规定的五年左右时间的保护期内，使服务质量、开发金融工具的能力得到提高，就必须通过发展本区域经济来解决利润率提高这一问题。
（三）、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同样将受到国外此类经营机构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及雄厚资金实力的挑战
入世后，外资证券业经营机构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完善的服务体系将吸引走部分投资者；外资保险业经营者也会凭借自己完善高效的理赔处理而吸引走部分投保者。过渡区域的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受到挑战的威胁时，唯有依靠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利用这段保护期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才能吸引并稳住更多的投资者和投保者。
以上从三方面分析了过渡区域金融业在入世后将面临的挑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故而金融部门有必要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最大力度的支持，否则自身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同时过渡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该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大环境为前提。
同时过渡区域要想吸引外国金融机构的投资，也必须以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前提。只有在拥有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国外金融机构对本区域的投资回报有较高的预期时，它们才会到本地区来投资，进而增加本区域内的资金总量，促进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对发展该区域经济支持方式探讨
从前面分析的金融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过渡区域的金融业要得到长远发展，是很有必要对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支持的，特别在目前知识经济到来，我国加入WTO的脚步日益临近时，尤其显得必要。笔者认为金融部门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给予过渡区域以金融支持。
（一）、对人才的培养、科技创新等知识资源方面的支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利用之上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到来说明了知识、信息的重要性。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而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金融部门是首要的便是从提高该区域人员素质入手，借此提高投融资服务的质量。
第一，加大对科研院校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加科研投入及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面的投入。过渡区域的科研水平在全国占中上等，但在本地区实现他们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却并不高，不能与其科研水平相匹配。这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是指在过渡区域，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约有80%的科研成果是被东南沿海地区利用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因此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让科研成果能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发展本区域经济。
第二，对人才培养、再深造的投入。人才是知识这一知识经济时代必备生产要素的载体，若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实行学生助学贷款，降低贷款条件。1998年，过渡区域高等院校就读学生占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的20.89%，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过渡区域学生仅占26.31%，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各高校在五省录取总人数少，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经济负担不起引起的结果。学生助学贷款的实行，的确解决了不少学生的求学问题，但由于贷款条件对于70%以上的贫困生来说过于苛刻，所以现行的助学贷款并没有发挥最大效用，故而有必要降低贷款条件。人才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可再生资源，它有着很高的投入——产出比，因而贷款条件的降低不会带来诸如不良资产的形成方面的经营风险；其次，支持各种机构、单位等的人员再深造。当代社会的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今日的人才很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废物”，所以人才的再培养深造并非多余，金融部门在过渡区域现行条件下不仅有必要加大对自身职员的再培养深造，而且还应支持其它各种机构单位职员的再培养深造。
第三，支持地方政府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据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该市教育会议上透露的消息，深圳将为到其读研究生的学生给予每年3万元的学费及生活费的奖学金性补贴，这一消息说明东南沿海地区不仅要挖走内陆省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还有意于挖走内地的中低层次人才。过渡区域的政府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财政不可能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一样给予同等支持，所以，金融部门的特殊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二）、对各种产业的投入应视产业结构调整为首要目标，要有选择有重点的增加资金投入量
自98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了二十多个月的负增长，国内有效需求一直难以启动，国家为了能迅速启动内需，一方面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试以扩大经济规模总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以上两方面的措施已经起到一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99年GDP增长达到7.1%，财政收入达到1137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1亿元，同比增长15.2%。200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强劲势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81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第二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长7.5%。
然而，作为国内市场重要部分的农村消费市场却依然未能启动，经济要发展，就不能忽视农村市场的有效启动。过渡区域各省均为农业大省，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所以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一方面要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应将着眼点放在耐用消费品上，如何启动这部分市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1994年过渡区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177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0元，到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307元，农民可支配收入为1908元，据预计2005年农民实际收入将受入世影响而下降2.4%，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则会上升4.6%，如此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发展必须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
而同时，过渡区域的城镇经济由于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城镇经济的发展与沿海省份城镇经济相比亦有较大差距，同样需要金融部门资金的引导性支持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1）、增加对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加工业的投入
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其生产总值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30%。乡镇企业的发展，为缓解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给城市带来的就业压力起了很大作用，据统计，1978年以来共有一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但以前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过渡区域的乡镇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是很难的。但是乡镇企业的资金有限，人才培养、技术改进很难有资金的保障，所以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必须转变与难以转变的矛盾，笔者认为可走一条中间型的过渡战略，即依旧利用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无疑最好的方法便是发展以农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加工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使之成为含有高附加值的产品。金融部门在此方面可作如下方面的资金引导性投入：第一，增加对农产品初步生产的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对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增加适合本地种植且可深加工的农产品的种植量；第二，增加对农产品提供深加工企业的资金投入；第三，增加对特色产品生产人员的科技培训的资金投入量，最终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2）、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型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汽车业在近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中国的汽车工业却依旧未能摆脱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企业发展模式，一个汽车厂家的产品基本上都靠自己生产的零部件的组装来完成，“生产流水线”这一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自福特创立以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但在中国却未得到很好的利用。一个大的企业需要有小的企业的支持，这样整体生产效率才会有较大的提高，为此有必要按合作性分工发展一些小企业，过渡区域的现状约束性的要求应大力发展家庭型企业。首先，家庭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本地区的工业水平在整体上有一个大的提高。过渡区域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受到资金人员等的限制，企业规模很难有较大的扩张，所以过渡区域的大企业只能依靠与小型企业的逐步联合来实现规模经营，而家庭型企业正是最佳联合对象，同时家庭型企业也可在与大企业的联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其次，家庭型企业由于所需投入的资金量少，生产产品单一，与大企业联系紧密，因此资金的流动性较强，资金周转速度快，比较符合过渡区域金融机构的现实资金支持能力。最后，家庭型企业的发展不仅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可以提高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有必要对家庭型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可在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如租赁信贷等；同时，加强对发放的贷款的追踪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运行质量。
（3）、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促进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入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科技为主导，经营灵活，经济效益高，但由于它们的经营风险亦较大，资金短缺严重，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过渡区域发展举步维艰。因此，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通过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组织本区域乃至东部地区的游资，促进该区域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
（4）、城镇金融机构的信贷款应偏重于制造业，使其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增大，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农村.。但这些并不说明过渡区域城镇的产业结构很合理，相反，城镇的产业结构由于受到80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三二一”发展模式的影响，偏于发展服务业、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发展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00美元左右，经济结构才向成熟经济的社会过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属合理，而目前过渡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50美元左右，所以过早发展第三产业很不适当。
过渡区域1996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数的16.8%，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8.3%，根据国际比较，1994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占总量的23.7%，德国则更高，达到28.7%。由此，过渡区域的制造业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
所以过渡区域在综合上述两点理由后极有必要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金融部门支持制造业发展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对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改造的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单一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所以金融部门必须使融资渠道多样化，可采用如支持其上市而得到股市资金的支持，引导各种投资主体进行直接投资等方式；第二，通过“债转股”等形式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这种方式在另一方面还可促成金融业与制造业的联合，从而形成联系密切的新的集团性的利益主体。
（三）、增加对商品流通部门建设的投入
我国已进入了产品相对过剩时期，买方市场正式形成，然而，自1997年以来市场的有效需求一直难以启动，但商品流通市场的作用依旧不可小视，经济的大发展只有在商品流通部门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过渡区域的商品流通部门的发展现状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具体情况见表4，所以金融部门有必要对过渡区域的商品流通部门建设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考虑到有形市场的现状，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应将支持的重点放在自身业务水平提高这点上。
第一，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经营水平，努力开发便于本区域商品交易的金融工具。金融部门为了能一方面支持过渡区域商品流通体系的完善建设，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促进自身发展方面的考虑，极有必要提高开发和运用新型金融工具的能力。如大力推广信用卡、发展电子钱包业务、实现银行间的一卡通、建设POS终端、引入综合账户管理体系等。
第二，做好为无形的商品交易市场提供服务的准备。信息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的共享，同时它也给商品交易方式上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尽管目前过渡区域的网上购物还不普及，但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应该未雨绸缪，加速自己在信息网络方面的软硬件建设。
第三，切实做好支持当前有形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如增设ATM（自动取款机）和CDM（自动存款机）、扩大服务种类与范围等。
（四）、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的支持力度
社会中介组织广义上是指起媒介作用的组织。主要包括四类：监督类、商务类、公益类及智能类。无论是哪一类中介组织都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党和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建设也表现出高度重视。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机构改革部分中就曾指出要“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对于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理所当然的应担负起扶植的责任，并积极与其合作共同发展。下面就四类中介组织与金融部门的关系差别，分别分析金融部门支持中介组织的设立及发展的必要性和方式。
（1）监督类。主要包括律师、会计、审计等事务所类中介组织。由于此类中介组织对经济能起到监督作用，所以金融机构须与其积极合作，共同为市场的规范发展尽力。
（2）商务类。主要有投资咨询公司、项目公司等。此类中介组织提供的都是有偿服务，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所以金融部门可以通过采取投资入股等方式参与其经营，同时在经营活动中给予适当的引导和规范。
（3）公益类。此类中介组织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益性，金融部门理应给予资金、人才、信息等的支持，特别对如劳动就业指导中心及人才交流中心等的建设和运行要加大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以便使得各类人力资源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4）智能类。主要包括策划中心、软件测试中心、现代企业设计事务所和企业形象研究顾问公司等，它们是新兴的信息产业，有着“高、新、尖”的特点，与金融部门在将来发展中所需的具有信息处理及知识的综合运用等才能的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金融部门应给予最大限度的合作与支持。
（五）.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了配合以上四点特别是二、三、四部分的措施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很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资金支持，同时过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也需要有金融部门的支持，以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有大的提高，降低基础设施对吸引投资的阻碍力。
基础建设在信息时代应包括运输系统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及环境建设。过渡区域经济若要得到大的发展，必须建设两个网：一个是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以便于有形生产要素的流转；另一个是信息网建设，以便于有利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能及时获取和。三类主要金融机构在支持基建方面根据各自的特点可采取以下三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第一，银行类机构适宜采用直接投资方式。商业银行根据自己信贷经营的特点，同时利用目前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加大对过渡区域基建项目的申报审核和评估力度，从而增加对基建的信贷投入；政策性银行根据其资金来源的财政性及使用的有偿性，也可对基建适当增加投入；合作性金融机构资金运用需以安全性为首要前提，对基建的投入必定可以使其安全性得到最大保障，同时实现自己的互经营目标。
第二，证券投资机构可采取支持它们上市从而使基建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的方式。由于过渡区域五省地理位置上与深沪两交易所较近，五省的证券经营商可以与两交易所联合共同促进二板市场的发育成熟，从而让基建项目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能得到社会上最广泛资金的支持。
第三，保险部门可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基础建设进行直接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一方面可以使保险业的大量资金找到更好的出路，实现资金的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促成对基建项目投资总量的增长。
过渡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作为过渡区域经济的核心部门的金融业，只要运用的支持方式正确，使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过渡区域的经济腾飞就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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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的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导致全球温度上升的主要温室气体，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碳的作用尤为显著。《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和实施，进一步反映出全球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金融在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融与环境问题间关系的探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引起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等方面。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有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减排影响因素、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并促进碳减排、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等方面。
（一）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Shafik N.（1992）等认为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少；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此时经济增长伴随碳排放的急剧增加；当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时，经济发展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增加，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减少，且随着技术的提高促进能源利用率提高、碳排放减少，此时环境质量得以改善[1]。Lester R. Brown（2005）提出经济发展要以B模式代替A模式，A模式是指高碳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环境破坏为代价；B模式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倡导低碳化经济发展模式[2]。
关于环境金融的研究方面。Jose Salazar（1998）较早提出环境金融，认为环境金融是连接环境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桥梁，对金融业与环境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发展金融创新，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3]。Cowan E.（1999）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和金融的结合，在环境金融的基础上，探讨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为环境经济进行融资的渠道[4]。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由抗拒、规避，转变为积极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其通过激励手段促进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Sonia Labatt和Rodeny Wh-
ite（2002）研究了气候变化问题给金融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环境风险纳入企业评级，并介绍了金融行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以及为环境保护而开发的环境金融产品[6]。T.E.Gradel和B.R.Allenby（2003）探讨了金融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金融促进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7]。
在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中，Wang（2005）对中国1957―2000 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做了分解，发现能源强度降低对中国碳减排贡献最大，其次为能源结构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8]。Chang（2008）通过研究台湾地区1989―2004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变化，对碳排放影响较为明显[9]。Salvador Enrique Puliafito（2008）等从人口规模角度研究低碳经济，通过分析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碳排放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结论[10]。Ugur Soytas（2009）采用VAR 模型对美国和土耳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能源消耗是碳排放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而非GDP，并据此提出了通过增加使用清洁能源、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来实现碳减排的政策[11]。
（二）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
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会通过金融支持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对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和进步有重要的影响[12]。Fuente和Marin（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将资金高效地运用在风险项目上，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而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碳减排的实施[13]。
Beck，Levine和Loayza（2000）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支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是增加了资本的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支持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金融支持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碳减排的发展[14]。Gradel和Allenby（2003）在《产业生态学》中把金融纳入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中，认为金融作为一种服务能促进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协调[15]。
Hanson和Laitner（2004）通过产业增长评估模型对美国的研究得出，实施引导技术进步的投资政策可以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表明美国要减少碳排放需要对低碳技术投入大量的资金[16]。在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中，Kneller和Stevens （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R&D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技术效率提高，以及提升企业碳减排的水平[17]。
Tamazian等（2009）选取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1992―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金融支持高水平减排技术研发的直接投资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抑制环境恶化[18]。
Nakhooda（2009）对世界银行管理的清洁技术基金的创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埃及、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清洁技术基金需要政府政策和监管环境的配合才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19]。Knox-
Hayes（2009）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合作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支持可以增加低碳经济发展的规模、范围和速度，而金融的支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20]。Richardson（2009）认为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经济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公众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支持会大大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并认为可以推动保护环境社会责任投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21]。
Linares和Perez-Arriaga（2009）基于监管和技术动态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全球发挥低碳技术并广泛应用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低碳技术，离不开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亦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22]。Alain（2010）认为在碳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技术转让和低碳投资在国际间大规模进行，低碳技术发展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3]。Gouvello（2010）对巴西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表明巴西投资新能源的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走向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低碳经济相关的新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24]。
（三）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
Kepple（2008）分析了银行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激励等手段，鼓励经济主体参与环境保护，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5]。Tamazian等（2009）对俄罗斯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金融资本开放程度与二氧化碳的降低呈现正相关。
Sadorsky（2010）选取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检验这些国家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当金融发展用股票市场度量时，股票市场交易额与股票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对能源需求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6]。Bello和Abim
bola（2010）通过对尼日利亚的金融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该国投资缺乏必要的监管，因而以证券市场资产表示的金融发展会导致环境恶化[27]。
Shahbaz（2011）等对巴基斯坦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等因素后，金融业发展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这暗示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可成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政策工具[28]。
Ashina，Fujino和Masui（2012）基于日本在205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要减少80%的目标，利用反推法结合日本的国情，得出日本实现该目标的可行路径是2020年碳排放量减少16～20%，2030年碳排放量减少31～35%，2040年碳排放量减少53～56%，而要实现以上阶段性目标，就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29]。
Harunaa Gujba和Steveb Thorne（2012）等立足于非洲大陆，阐述了为非洲低碳能源提供金融支持的渠道，并探索了这些渠道面临的机遇及风险等情况[30]。Kennedy Chri
stopher和Corfee Morlot（2013）讨论了投资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虽然投资低碳基础设施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但这一举措显现出投资对于提升技术水平，以及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31]。
Julie Rozenberg，Stéphane Hallegatte（2013）等认为实施低碳税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这代人要为后几代人的利益做出牺牲，但发行碳认证证书却是可能的，这主要由于碳认证企业虽然增加了支出成本，但却因为发展低碳经济，而在贷款利率下降上得到了补偿，所以认为碳认证比低碳税更具有可行性[32]。
Rory Sullivan，Andy Gouldson，Phil Webber（2013）探讨了如何为低碳城市融资的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机会、风险与障碍，研究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以及技术创新降低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来缓解这些风险和障碍[33]。
Yasuko Kameyama，Kanako Morita和Izumi Kubota（2015）提出，近几年金融已经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亚洲发展低碳经济每年需要约1250―149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公共投资要比预计的低得多，研究认为如果亚洲国家能够达成共识，超过一半低碳经济投资资金可以由公共投资来达成，而剩下的部分则需要依靠私有投资[34]。
Aidy Halimanjaya（2015）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评估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与官方减缓气候变化资金流入量的关系，并呼吁官方应大力发展援助气候变化的金融[35]。
二、国内研究
（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
1.金融服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服务是碳金融稳健发展的保障，金融机构是碳金融服务体系的主体。企业的参与构成了碳交易的供需主体，交易平台的搭建为供需主体提供了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机制，而金融机构围绕碳交易市场的金融服务可以促进碳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广度和深度、加强流动性和提高透明度。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助于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与低碳经济相关企业的联系。
陈雁（2008）通过分析可持续金融，指出绿色信贷对银行业可持续经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6]。苏宝梅（2009）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指出绿色信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37]。古小东（2010）考察了国外“赤道原则”约束下的银行环境风险控制，从法律制度、激励机制、环境标准、监督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的绿色信贷提出建议[38]。曹洪军、陈好孟（2010）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的博弈模型，认为绿色信贷需要配套机制[39]。
张建军、段润润（2013）指出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绿色信贷是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指引[40]。张靖霞（2013）指出绿色信贷支持生态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环保部门、银行、企业共同努力，探寻合适的绿色信贷支持路径对于加快生态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41]。张继宏（20
14）认为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体现为增加新能源和减排技术的信贷规模，降低高耗能和产能过剩产业的信贷规模，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42]。
表1进一步反映了其他金融服务如碳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发展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证券、基金和保险等对低碳经济的影响。
2.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政策是碳金融发展的前提，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监管可以解决碳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急需制定碳金融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根据碳金融发展情况及时更新完善，同时做好政策引导，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参与到碳金融活动中去，为碳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张伟伟（2013）等的研究认为需要广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资金流入，提出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资预算安排，通过碳税收、碳配额的拍卖获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为低碳投资的资金保障[46]。石敏俊（2013）等基于动态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构建了我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碳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47]。胡梅梅、邓超、唐莹（2014）的研究认为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建设和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48]。李健（2014）等认为随着公众能源消费碳排放比重的不断增加，加强消费端碳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低碳理念宣传、低碳制度等运行机制，以及激励和引导公众形成低碳消费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碳减排机制和碳税制度的相关作用[49]。表2反映了国内学者探究法规建设、政策引导等方面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发展研究
1.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针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碳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等方面。
在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吴滨（2010）认为需从行业结构、行业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等方面展开研究[53]。陈诗一（2011）研究表明能源强度减少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波动性，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54]。刘红光（2011）将我国1992―2005年工业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经济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等因素对碳减排的作用并不明显[55]。张在旭（2014）认为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业规模、管理水平、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56]。任建兰（2015）通过对整体工业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是碳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57]。
在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中，王群伟（2010）分析了1996―2007年间影响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绩效的诸因素，发现技术进步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绩效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58]。李凯杰（2012）等认为长期内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工业行业碳排放，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作用却不明显[59]。姚西龙（2013）测算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与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发现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不断下降，并认为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制造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60]。王兵（2015）的研究认为低碳技术可以实现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增加工业产值，并且低碳技术越强，双赢也越大；并认为强低碳技术比弱低碳技术更具有降低减排成本的优势，这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61]。
在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方面，修静（2014）认为现阶段的节能减排规制措施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有自东向西递增的趋势，说明工业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对越有效，并且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较于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62]。王宇飞（201
5）等通过对比工业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经济手段（环境税）和工程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借助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工程技术减排与经济手段（环境税）进行政策模拟，探讨了两种减排方法的优劣，并认为相同碳减排量情况下，考虑宏观经济损失，环境税减排的成本远高于技术减排[63]。任曾（2015）认为推动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保持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可使工业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收益有一定预期，有利于充分调动工业企业致力于节能减排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4]。
在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中，刘贞（2
012）认为对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应进一步加强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选择性地进行技术投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65]。霍沫霖（2014）认为电力行业的碳减排需要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先进火电技术，应支持研发创新，提高规模效益，发展建设智能电网，提高环保标准等[66]。史君（2015）认为水泥行业只有在实践中开发和研究创新技术、改进工艺流程、使用节能设备，才能实现水泥行业综合节能减排的目标[67]。工信部（2015）认为电器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主要包括用信息化手段完善节能减排管理体系，扩大终端用能产品标准等方面[68]。其他学者研究工业行业碳减排的主要观点如表3所示。
2.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当前关于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融资、金融服务、金融政策及金融支持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等方面。
在金融融资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杨劬（2011）运用委托理论研究绿色信贷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运用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企业改善技术，在长期内对环境保护的积极影响效果显著[73]。韩旺红（2012）提出我国应出台相关政策激励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降低绿色信贷门槛，提高贷款监管效率，完善绿色信贷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工业行业低碳化转型[74]。徐建波（2014）以徐州市为例，分析了商业信贷、资本市场和财税政策对工业行业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提出推广绿色信贷、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议[75]。
在金融服务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潘小军（201
1）认为需要探索区域性碳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模式，制定基于区域性环保融资额度及其衍生品的合理价格，以碳信贷、碳证券、碳保险等具体的碳金融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通过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76]。张金山（2013）认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积极转变和调整金融业务模式，通过信贷等融资服务，发挥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融通、中介服务作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77]。
在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彭江波和郭琪（2010）认为节能减排需要政策导向进行激励和约束，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等助推节能减排[78]。张兆国（2013）的研究认为税收政策、财政补贴、信贷政策和社会舆论对低碳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律制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低碳经济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制定能耗与排放标准对企业有一定的约束力，对碳减排具有指导意义[79]。陈小龙（2013）认为碳税、补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具有资源配置作用，有利于激励建筑企业进行节能减排[80]。刘鹏翔（2014）认为对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需要提高金融环保意识，突出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导作用，营造有利于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的金融生态环境[81]。
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实证研究中，汪陈（201
0）等通过实证研究我国存贷款余额与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行为的相关建议[82]。李超（2010）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产业与实体低碳产业间的联动模型，在论述低碳系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金融部门和低碳经济发展间的互动效应[83]。史亚东（2010）通过建立两阶段最优化模型，对当前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最优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我国CDM项目的开发存在最优交易规模[84]。张秀生（2010）等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提高环保执行效率的途径之一[85]。杜莉、丁志国和李博（2012）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18国的碳交易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增加了工业发展成本，导致投资从工业行业流出，利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86]。其他学者关于金融融资、金融服务及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如表4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展开关于金融与环境的相关研究，主要贡献：（1）探究了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其中提出了环境金融、金融创新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2）结合相关国家的经验数据，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技术创新，进而对碳减排产生作用的路径，这为进一步详细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作用机理奠定基础；（3）分析了金融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有利影响，亦提出存在资金监管、运作风险等方面问题，并着重强调了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方向：（1）需详细梳理与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主要传导路径、作用机理；（2）结合具体传导路径及经验数据，探究有效的实证研究过程，检验金融支持与碳减排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分析相应对策；（3）国外学者的研究针对金融支持某一具体行业碳减排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必要详细研究金融支持某一行业，如对在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海洋经济；金融支持；海峡蓝色经济
一、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意义
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破除资源瓶颈、加快动能转换的迫切需要，也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该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7050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9.5％，海洋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海洋产业生产值43283亿元，海洋相关产业生产值27224亿元，2016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3624万人。此外，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的2016年福建省海洋经济主要数据显示，2016年福建实现海洋生产总值7500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渔业经济总产值2660亿元,同比增长8%。以上数据充分证明福建海洋经济正在稳步发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提和基础。要以大海洋的视野，树立海洋经济全球观，紧密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造国际国内的海洋经济支点，加强海洋产业投资贸易和海洋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充分抓住契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对发挥福建区位优势，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推动福建由海洋资源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福建海洋经济的五大传统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修造业、滨海旅游业，其增加值占福建海洋生产总值70%以上。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金融支持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加大金融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以海洋渔业、临海工业、船舶修造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新兴产业等为主体的海洋产业体系的发展，对于我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有利于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因此，研究海洋产业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探索金融业如何有效支持福建蓝色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海洋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之一，其行业自身存在的地域聚集性高、投融资需求阶段性明显、融资期限长、风险水平高等特点，决定了金融支持的特殊性和专业性，需要与行业需求紧密匹配。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海洋产业资金需求存在较高的地域集中度
我国海洋产业在空间地域上差异较大，且空间集中度较高，因此海洋产业资金投向和资金需求在空间区域上相应聚集。目前国内11个海洋经济区的设立以及5个海洋经济战略规划区的提出，使得基于区位、行政、产业等因素的海洋经济更加向区域内海洋中心城市集中，并基于规模优势和产业聚群的发展在区域内表现出更多的同质性。例如，山东海洋经济发展重在海洋科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重在港口经济，广东重在南海开发和海岸带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的综合发展上。福建重在打造与台湾双边互惠经济合作发展的桥梁纽带。由此，不同海洋产业产生了区域空间上的集聚和差异，对资金的需求也存在较高的地域聚集度。
（二）海洋产业资金需求密集度高
海洋产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海洋产业细分行业看，海洋渔业养殖业，不管是鱼虾养殖、海参鲍鱼养殖、螃蟹贝类养殖等，前期幼苗投入资金巨大，后期需要养殖维护成本，均体现了海洋养殖业的资本投入量大特点；同时，细分行业中的船舶重工、远洋运输等领域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购买船只、日常维护、人工成本等支出；码头港口建设、海洋石油化工等行业技术门槛高、建设生产资金需求巨大，更是离不开金融机构对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融通资金是金融的重要功能，要不断创新优化金融体系，引导各类社会资本集聚，形成巨大的资金规模，以满足海洋经济建设的高密集度的资金需求。
（三）海洋产业融资期限长
长期以来，海洋产业金融支持面临的一个关键瓶颈是缺乏持续有效的中长期资金供应。以海洋渔业养殖、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建筑工程等为代表的海洋经济产业，均存在着生产周期长、资本占用高、资金回收期长等特点。例如，海洋新型药物从研发到获批上市需要较长的时间，行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显著；海洋渔业养殖业周期较长，从育苗、育成、海上暂养到投入放养、收获上市，生产周期少则几个月，多则3～5年，行业成本投入大，收益不稳定，资金回收期长；此外，海上工程建筑业的投资周期相对也较长，例如福州新建的长平铁路、长平高速等海上大桥项目，建设施工难度大、工期长，资金占用量极大。当前各商业银行更倾向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投放形式存在固有缺陷，国家政策性银行对海域开发类贷款的支持力度有限，国内资本市场对于海洋产业高风险企业存在融资短板，使得海洋产业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四）海洋产业存在高风险规避需求
由于海洋经济自身特有的属性以及海洋经济结构的复杂多样性，海洋产业通常面临比较高的风险。例如，传统的海洋渔业包括捕捞、养殖行业等，很容易受到海洋环境气候多变的影响，海啸、风浪、台风、恶劣的海洋天气和无法预知的深海环境等，都会对各类海洋渔业作业部门造成直接的影响；海洋开发尤其是海洋资源勘采业的勘采成功率相对较低，相关企业面临较高的风险。此外，海洋经济产业多数有涉外特征，如船舶制造、远洋运输等行业，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汇率波动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汇率波动要求投资者拥有较高的应对能力，其风险会减弱民间资金投向海洋经济产业的意愿。
三、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海洋经济是福建省建立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方针，从福建区域经济特点着手，建立与海洋经济发展适度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对推动福建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海洋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对接
强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相互协同，建立多方参与的长效沟通协调机制，促进银企对接。鼓励银行机构优化信贷结构，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海洋产业投资。加强涉海金融资产抵押创新,探索海域使用权等可抵押资产的操作可行性，积极创新船舶融资、航运物流货押融资、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融资。鼓励涉海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来筹措资金，积极探索涉海企业的离岸金融业务,利用海外资金低成本优势，吸引境外资金投向福建滨海旅游产业以及船舶重工、码头港口等产业,吸引国际资本支持福建海洋经济发展。
（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抓住福建“六区叠加”机遇，贯彻福州“东拓南进”城市发展战略方针，利用各类金融工具积极支持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大力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福建正处在“海丝”核心区、自贸试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新区等多区叠加的战略机遇期，其中福建自贸试验区定位之一是开展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加强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推动福建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发展,加大对海上养殖、海洋工程建筑、海洋石油化工等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信贷资源投入，推动船舶重工行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发展。在海洋工程建设方面，加大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物资储备基地等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持，重点支持宁德港、罗源湾码头、长乐松下港、厦门港、漳州港等港口建设，做大闽北、闽中、闽南三大港口群，突出对台特色。加大对福州滨海新城旅游度假产业、海洋能源利用产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海洋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加大对海洋人才培养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
福建是海洋经济大省，海洋科技人才缺乏成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面临的重要约束。蓝色经济更加强调科技自主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引导及支撑作用，而金融在推动海洋重大科技创新、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推进金融产业与海洋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海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设立海洋科技人才教育基金、鼓励各银行结构针对高科技海洋研发人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海洋人才培养链与海洋产业链有机结合，促进海洋科技发展及高端海洋科技人才培养。
（四）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加大海洋产业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鼓励保险公司创新海洋产业保险产品,积极拓展各类配套保险服务，大力发展航运保险、渔业保险、海洋生态环境险等险种,为远洋捕捞业、渔业养殖业、海洋交通运输业、船舶工业和海洋石油化工业发展提供保障。加强进出口企业与保险机构对接，确保海洋物流安全。完善渔业政策性保险制度,提高渔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以此保障远洋捕捞业的健康发展。完善海上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将渔业养殖保险和类似涉海主要险种纳入政策性保险，以降低养殖户的海上养殖业遇灾损失，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加大海洋生态环保类保险产品研发力度，扩大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海洋经济领域中的覆盖范围，确保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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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发展金融事业的必要性，用足用好金融
工业在临桂实体经济和新区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而临桂通过加快工业发展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决策也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临桂要真正实现工业的腾飞，还必须依靠金融的支持和支撑，因为金融的活跃程度，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繁荣能力的重要标志。
（一）转变观念，正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产业要发展，金融必须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正如经济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正是由于金融是高端服务业，是其他产业的支撑，所以对金融的地位必须高看一眼；正是由于金融是资源的资源，是城市间竞争的制高点，所以对金融的布局必须适度超前。”基于上述理论以及一些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临桂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必须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金融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益。
（二）学会利用多种金融手段促进临桂实体经济的发展。
融资并非只有银行贷款这一种方式，它是直接、间接、多层次、多样化的业态。作为新区建设的主战场，临桂必须开阔视野，树立大金融观，尝试通过做实投融资平台、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债券融资、项目融资、上市融资、私募股权融资、引入保险资金以及融资租赁等多种途径，促使政府资源金融化。为此，临桂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金融协调服务，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扩大信贷投入，同时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保险业。
（三）深化金融业与工业的合作，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金融固然属于虚拟经济，工业固然属于实体经济，但二者却是“隔行不隔山”：一方面，工业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和平台，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另一方面，金融是工业发展的催化剂，没有金融的支持，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因此，临桂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放松，一手抓金融业的发展不动摇，并建立起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使二者相连互动、协调发展，共同服从并服务于加快新区建设这个主题。
二、切实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主动性，履行政府职能
在推动金融促进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有所作为。因此，临桂县委、县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加强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配合，支持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依法管理好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并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切实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职责。
（一）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金融办等服务、协调、办事机构，将金融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根据上级的有关精神，结合实际地制订出本地区的金融发展规划，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具体部署，明确任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提高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培养出一批专兼职的金融人才队伍。
（二）逐步完善政府管理金融的体制机制。
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制订好本地的金融政策，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依法规避风险，发展本地的金融市场，引导各类金融活动的有序开展，并进一步强化政府的风险处置责任，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1.指标选取将社会发展分为经济发展、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其中用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诠释发展水平，分别用ECO、TRA和STR表示。在金融发展的衡量上，国际学者通常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的“金融相关比率”和麦金农提出利用货币存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称其为“货币化比率”。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的货币量统计资料，所以，麦氏指标在我国不能应用，我国多数文献采用了金融相关比率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又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其他各种金融资产的统计资料，所以在计算金融相关比率(FIR)时，我国所有用到金融相关比率的文献都是以存贷款总额除以对应地区的GDP以替代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由于地区存贷款数目的多少是衡量金融规模的标准，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价值性，因此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表示金融发展水平。2.数据处理为了研究青岛市金融发展和经济、贸易、产业结构的关系，选取了2003-2012年的统计数据，并通过《山东省统计年鉴2013》中的人民币与美元在这十年里的汇率变化，把进出口贸易总额换算成元，并于GDP作比；其他数据来源于2004年到2013年的《青岛统计年鉴》和2003年到2012年的青岛经济发展公报。
二、青岛市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拟合模型方便，以下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关系将指标名称做如下改动：将金融发展用FAN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贸易发展指标以及产业结构发展指标分别用ECO、TRA和STR表示，然后对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1.单位根检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lnFAN的一阶差分、二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I(2)平稳序列。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模型的必要条件。2.协整关系这些指标可能存在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根据表2中存在的三个协整关系，分别写出表达式：lnFAN=0.588289lnECOlnFAN=0.869052lnTRAlnFAN=1.051236lnSTR从系数符号来看，随着青岛市金融业的发展将会长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理论分析一致。3.格兰杰因果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5]。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对上面4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具体格兰杰因果表如表3,其中Y、X1、X2、X3分别表示lnFAN、lnECO、lnTRA、lnSTR。基于表3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下，Y和X1具有双向因果关系，X2、X3是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4.脉冲响应分析我们利用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冲剂反应分析，以进一步探索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根据Picture1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差存在正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快速经济的发展的正向冲击起初会推动金融发展，这一效应在滞后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发生改变，抑制了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显，随着期数的增加而逐渐趋于0，表明不断缩小的正向影响。根据Picture2可以看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金融的发展短期内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2期时为最大；而金融业的发展短期内对进出口贸易存在负向关系，长期看，为较弱的正向影响。根据Picture3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金融的发展在3.6期为最大，长期存在逐渐减弱的正向推动作用；金融的发展短期内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发展，而长期存在负向关系。表4给出了金融的发展的方差分解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其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随着时间跨度的延长而不断扩大，第5期开始保持在10%以上。而产业结构与贸易对金融发展贡献度比较小，虽然逐期增加，但变化不明显。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青岛市在2003-2012年金融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下结论：第一，从青岛市金融发展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两者具有长期关系，并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1%，导致0.6%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增长。但随时间的增加，这个增长率会逐渐减少。由于青岛的金融产业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创新类业务需要总部机构统一研发并向下推行，再加上青岛本地金融研发人才的缺乏，导致青岛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水平不足。大多都是模仿型创新，产品、服务之间同质现象突出，技术含量低，缺乏特色，缺少自主型创新，难以充分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新型金融工具的需求，特别是针对青岛市和辐射区域的金融创新工具不足。第二，青岛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存在单向关系，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能推动金融发展，长期看来，是一种稳步的正向推动关系。由于青岛近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十分迅速，青岛金融业中与进出口相关的银行国际结算以及货物保险等业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青岛金融产业的外向型特征日益明显。近些年来，青岛港集装箱及散货业务装卸量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与之对应的贸易结算金额也在逐年增长。相关进出口类的业务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为金融产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而且由于青岛港作为大豆、橡胶、铝锭等重要物资的进口集聚地，在期货交割中也被作为交割指定地，随着未来贸易额的不断增长和影响的日益扩大，有望在期货交割和期货交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青岛期货业务的发展。第三，青岛市的产业结构是逐年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占比也不断减少。2006年、2009年、2012年三产结构分别为5.8:52.4:41.8、4.7:49.9:45.4和4.4:46.6:49.0，表明青岛的第三产业的增加伴随着第一二产业的减少。而金融的发展对青岛的产业结构带动作用不明显，主要由于金融发展功能欠缺。而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变对金融业起长期的促进作用。
作者：杨炳蔚 单位：广西大学 商学院
[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陕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差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近年来，陕西农村经济经发展迅速，农村金融资源支撑作用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陕西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后劲的关键因素。
一、当前陕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差的主要表现
1.现有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目前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虽然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所等。但是，能够向农村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却非常有限。比如，农业银行虽然有贷款业务，但主要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贷款，很少向农户贷款。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纷纷从农村退出，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无法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在国有银行大量撤离的同时，其他银行金融机构并没有及时填补这一个市场空缺。
2.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滞后，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贷款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基层商业银行信贷能力弱；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信用社支撑全省支农贷款发放。这种单一的融资渠道，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
3.农村资金流失严重。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没有与城市金融服务同步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比较少，农村金融供求不平衡，资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资金流失严重。鉴于国有银行改革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以下的机构，并具收缩了基层机构的贷款权限，仅存的农村基层机构只起到为上级行组织存款的作用，将吸收的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资金大量流失。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也是农村资金流失的主要渠道之一。就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农村吸收的存款，也并未完全用于“三农”服务。农信社将吸收的农村资金大量用于赢利性较高的非农项目，也导致了农村资金流失。
4.城乡金融资源利用差距较大。目前，陕西农村贷款总量比城市少得多，两者相差很大。当城市的金融网点越来越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福利水平越来越高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却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各类农村经济主体感受不到金融对自身发展的支持，享受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带来的利益，无法拥有与城市经济主体平等的融资机会。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乏力，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对策思考
1.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放，建立农村金融回流机制。当前农村资大量外流的势头仍然很猛。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必须扭转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势头。一是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对经济落后地区实施优惠利率。二是降低信用社上存资金比例，促进信用社增回贷款投放。三是强制规定从农村地区吸收资金的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五是要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构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流向农业、农村。六是要构建支农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和利益补偿机制。七是建立以财政贴息为主，财政补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为补充的财政支持制度体系，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农业和农村。
2.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进一步优信用环境，重点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改善农村金融的信用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二是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加强农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三是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新农村信社的多种组织形式，为充分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农村信用社改革要通过组织的多元化适应多元化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农村信货资源的有效配置。
3.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金融大市场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城市资金从生产力高端注入现代农业。优先发展从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特色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服务业、农村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还应重点发展旅游农业、体闲农业，通过这类农业形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调研结果表明，陕西农村金融资源总体配置效率较低，同时，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要充分发挥陕西省农村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功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建设好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应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将其纳入良性发展轨道，为促进陕西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弘仁:新农村建设当破解金融失血难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6）:95-96
一、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信用保障。受金融机构的为直接进行的资金交易的影响，金融机构对参与者两方的信用要求肯定比一般的行业要求高。但是在市场上，由于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阻碍闲置资金有效配置。金融机构具有其自身可以直接从事资金交易的特性，所以金融机构肯定会受到来自国家以及政府机构相关的严格监督管理，进而金融机构自身的信誉度就会比一般的市场参与者高。有了金融机构作为中间媒介这一保障，资金较为富余者就可以将自己的闲置资金放心的外借，并且可以从其中收获利息；对于资金缺乏者而言，其同样可以获得扩大生产所必需的资金，进而不仅实现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时自身扩大收益也得以实现；金融机构作为其中间媒介也可以通过手续费、利息价差以及佣金等方式获得相关收益，因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金融机构，还是资金富裕者以及资金缺乏者而言都是比较有利的。也就是说，国家以及政府机构的监督管理使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信用保障。
2.金融业可以满足大规模的融资需求。无论是从直接融资还是从间接融资来看，金融业均可以满足大规模的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无论是企业债券还是企业发行的股票，尽管其面对的对象为零散的小规模闲置资金，但是对其操作程序进行分析，融资企业只需要给出一个合理有效的统一程序即可，融资的成本通过类似于规模效应的操作方式，可以得到大幅度的降低，而一般投资者作为企业股票购买者或者是企业债券购买者，不仅可以通过持有的债券或者是股票直接获得相对应的利息，同时也可以在二级市场对其拥有的债券或者是股票进行买卖，据哟偶灵活多变的变现方式，也可以认为其属于一种双赢方式，与此同时，上述过程受到国家政府机构的严格监督管理，在资金安全层面来看，其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间接融资，比如银行等吸纳储蓄性存款的机构，可以以储蓄的形式将多数的零散闲置资金聚集起来，然后将其借贷给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企业就可以一次性解决扩大生产所需要资金问题，进而达到社会新价值的创造并且同时使自身的收益得以扩大，储户同样可以从银行存款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利息收益，而银行等机构作为中介的银行可以以存贷利差的方式收取利益，这样参与其中的三方都可以从中收获利益，而且增加了生产的社会。
3.金融业为生活提供便利。自金融业诞生以来，在长久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将自身融通资金的本体功能得以发挥，而且受自身可以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特性的影响从而衍生出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尤其是随着计算机领域飞速发展，为金融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从健康安全到投资理财，从日常开支到娱乐消费，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不断推出、更新，使人们生活更为便利化、多样化。
二、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金融业的本性决定金融业贪婪的本质。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金融业的从业者追求的同样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金融业的从业者对金钱的追逐表现的更为纯粹，这也就决定了金融业的发展不可能像其最初诞生时的初衷一样，单纯的为经济发展而服务，现在更多倾斜于关注自身的收益情况。比如银行中的许多杂项条目需要收取费用，证券行业中高昂的佣金费用，以及保险业中精细且隐晦的条例要求等，上述内容均体现了贪婪的本性。
2.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投机市场的繁荣。投资者在购买企业的证券之后，在二级市场以低买高卖的方式将购买所得债券或者是股票出售，从中获取价差。这种投资交易可以使证券的流动性得以增进，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证券在初级市场上的发行，同时对决定首次发行证券的价格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不可忽视这种投机市场的繁荣为整个经济行业埋下非理性的隐患。尤其是随着金融业不断发展的进程，计算机被逐渐引入金融业之后，这种类似于赌博的投机方式，使很多人禁不住一夜暴富的诱惑入场，但是在这些人中对投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这就造成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投机的牺牲品。
3.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金融业交易的方式为先卖后买，这种交易方式在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一旦过量，将会导致消费和生产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的非合理性，进而严重危害的经济生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业已经与计算机相结合，尽管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受计算机行业虚拟性特点的影响，计算机虚拟市场和金融业真实市场并存，两者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一旦二者出现失衡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次贷危机就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危害。
三、金融业对经济发展消极影响的相关对策
一、海洋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领域的支持力度。政府要加快配套政策的建设，尤其是海洋海水的综合利用、海洋深海资源的勘探开发、海洋产业链条的节能减排等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加强。对于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目录应着力完善，新兴产业需要政府着重关注和扶持。辽宁省要把国家扶植海洋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辅之以配套措施，使海洋新兴产业从源头上获得更多支持。此外，建设海洋基础设施和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政府应给予更多帮助和支持。（二）优化政府补贴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加大对合作研发的支持。政府应对合作研发加大支持的力度，特别是高校和企业联合做合作研发方面。针对辽宁省多所高校共同构建的研发平台，建立研究成果多方共享及研究成果的收益分配问题的相关规章政策，同时为使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充分得到调动，在研发团队中应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给予补贴。结合研发机构的发展需求，研发机构可选择与专家团队、大型龙头企业合作，对于研发成果采取销售提成的奖励方式，待研发成果实现经济效益的转变后，研究和销售双方的利益相关者和产品收益长期挂钩，持续产品在市场中的全部销售周期，以此更加充分带动研发者的工作积极性，使研发成果也更快实现经济上的转化。（三）加快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辽宁省应对现代物流给予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使物流产业链条更加标准和规范，促进物流体系的构建，进而推动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针对有利于现代物流发展的相关环节，基础设施配套的费用等相关费用按原有标准减半征收，免收征地管理费。（四）加大产业转移支持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辽宁省应深入贯彻实施国家针对促进海洋经济发展颁布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在专项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下，实现海洋经济产业的全面升级改造；企业发展中要融入创新元素，政府要把创新元素向企业内部引进，促进海洋经济转移产业的升级；创新资源要实现多方共同利用，通过构建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为海洋经济产业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五）加大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的力度。辽宁省政府要适度降低采购门槛，使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政府采购范畴，企业要逐步转变发展方式，逐步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自主创新型，着力打造企业的自主品牌；政府应针对采购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政府应对企业出口给予资金支持，为企业在国外获得采购市场创造机会。（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区应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在政府的帮助扶植下，加快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对于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细则；对于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产权产销环节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七）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政府应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健全财税体系；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应与参与程度承担责任程度相匹配；财政支出的结构需不断优化，与税费相关政策不断做出调整，使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区域的财政税收体系更加完善。
二、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政策建议
（一）支持组建金融中心。积极带动国内外金融组织在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区建立法人分支机构，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建设服务平台的积极性，提高辽宁省金融市场的级别。（二）支持搭建融资平台。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为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发展需要的资金，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构建服务平台，充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融资渠道应不断拓宽，融资渠道更多元，融资方式更多样，融入不同经济成分，从而实现融资形式的创新。（三）支持拓宽融资渠道。政府应对资金进行引导，对海洋新兴产业等给予更多资金上的倾向。辽宁省应深入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海洋经济发展区的企业，在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适度予以优惠；企业可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如发行企业债券；海洋经济发展区的企业也可通过上市来实现融资，从而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四）发挥民间投资在海洋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直接融资额在全部融资总额所占比重应不断提高，由传统以信贷为主要融资方式，向多元融资转变。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适度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标准，并逐步优化精简原有的审批程序，尤其是对海洋新兴产业政府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信贷资金支持，发挥民间资本的融资作用。（五）大力开展银行海洋业务。辽宁省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为海洋经济金融发展的服务平台，引导各大银行在海洋经济发展区开设分行，使海洋相关产业发展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银行可以把海洋业务逐步开展成为特色业务，服务海洋经济发展。（六）支持金融创新。辽宁省政府应着力引导金融组织在海洋经济发展区开设子机构，根据组织类型及规模给予政策性补助，并予以税收优惠或减免，同时，在海洋经济发展区的企业应不断增加短期融资券、票据等的发行量，满足自身融资需求，此外，信用担保体系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断建立健全。
三、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一）完善现代海洋经济市场体系与海洋产业发展体制机制。1.完善现代海洋经济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现代海洋经济体系，进而促进海洋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同时，设立专门用于海洋产权变动的交易平台，并在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实现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供给改革。对于海洋新兴产业来说，应创立体制机制，大力引导其发展；同样，相对落后、与海洋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产业，应设立机制尽快淘汰。此外，海洋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将各方研究成果实现共享，因而，共享体制的设立尤为关键。（二）创新海洋开放体制。1.扩大海洋合作交流。政府应引导海洋新兴产业、科学技术创新等相关领域的相互合作。相关地区可以在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辽宁省可拓宽合作范围，与外省进行资源及能源等方面的交流合作。2.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参与海洋开发。民营经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尤为突出，因而应充分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地位。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辽宁省政府应针对阻碍民营经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清除，使民营经济真正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中，如支持海洋资源的开采利用、支持海洋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逐步建立海洋产业集群，促进海洋经济顺利发展。（三）创新海洋综合管理体制。1.健全法规体系。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因此，应着重为海洋区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海岸线一带的管理办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等，逐步建立完备的海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2.完善执法体制。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执法部门深入贯彻实施，提高执法部门在海洋环境保护及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管理能力，推动执法部门的执法队伍建设，逐步建立高效的执法机制。
参考文献
[1]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财政政策研究》.《财政研究》，2009年第10期.
[2]吴珂，王霞.《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有关政策及其应用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12期.
[3]郭伟.《皖江示范区税收政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4年5月.
作者:张芳 秦净翾 王超 单位:1.大连海洋大学 2.沈阳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