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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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协调；要素；互动；城市与乡村
嘉兴长期以来一直在浙江省承担着农业基地的重任，而海盐县更是嘉兴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围绕着农业来进行的，区域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城乡二元落差明显，属于典型的农业型地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海盐的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的主导地位及支撑作用大幅度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提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产业要素发展缺乏联动性，互动发展还很不够。究其原因主是城乡之间流动还不够协调，各要素不能完全实现有序互动，从而导致乡村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发展失衡。笔者结合海盐县来探讨城乡要素互动和城乡协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由此提出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1.海盐县概况与发展特点
海盐设县治始于秦王政25年，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海盐县位于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地处嘉兴市域的东部，全县土地面积为534.73平方公里。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海盐至沪、杭、苏、甬四城市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从总体来看，海盐县的核心竞争优势还没有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优势产业特别是新兴优势产业还不明显、产业组织与业态方式比较传统、区域品牌形象不够鲜明、综合配套水平相对滞后等。面对新一轮的发展，还有更现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摆在海盐县的面前：建设用地指标对发展需求的制肘；生态与景观质量蜕化的压力趋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形象落差较大等。
2.城乡要素互动与城乡协调
2.1城乡要素互动的内涵
城乡要素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资金、技术、信息、物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城乡要素互动是指资金等要素在城乡经济发展空间内交流、传递、融合、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以资金要素为例，由于城市经济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使政府有足够能力对农村地区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所以，城乡要素互动是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能充分调动一切城乡发展要素，挖掘乡村经济的发展潜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要素互动是一个动态而持久的过程。在乡村经济发展初期，动态的非均衡双向流动以农村要素流向城市为主；在发展中期，要素流双向流动发生逆转，以城市要素流向农村为主；在发展后期，城乡要素流发生质变，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的互动模式，也正是这种互动的持久性才能使城乡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2.2城乡协调的实质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渗透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结果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整合的社会架构，包含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
具体而言，城乡协调就是在城乡空间系统内，人口、文化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向具有城市特点的表现形态变迁的系统的、动态的过程。所以，城乡协调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城乡经济实现有序互动，城乡居民融合共享现代文明。
2.3海盐县如何来达到城乡要素互动与城乡协调的发展
没有要素互动就没有城乡协调的发展。没有城乡要素在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就难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或配置合理的资源，那么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更谈不上城乡协调的发展。在本次规划中，以海盐县整个区域内都作为规划范围，对其产业定位、空间发展与管制、城乡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分析与规划。
2.4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了要素互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有序互动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城乡协调发展又为城乡要素互动创造了广阔的流动空间。
3.城乡要素流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
3.1城乡要素隔离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
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时期，城市的职能主要是消费型的商业和政府管理结构所在地。城乡之间的经济活动少，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封闭的系统，因此，城乡之间的空间聚散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稳定状态。农业时期，城乡节点相对独立影响范围较小，无等级关系和从属关系，区内外要素流动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落后。空间结构以较封闭的县域为区域经济基本单元，城乡处于低水平、均衡化和稳定的状态。
3.2城乡要素单向流动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
工业化初期，城市的职能发生变化，城市的发展吸引了乡村的人流、资金流、物流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而乡村发展缓慢，相对较落后，城乡二元结构愈加明显。空间聚散以聚集为主，城市的发展更为突出，城乡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3.3城乡要素互动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
工业化后期，城乡专业化分工明显，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城乡要素强度增大，城市的辐射功能突出。空间聚散以扩散为主，城乡之间形成合理聚集规模。城乡在联系日益加强和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产业与功能结构的重组和分工。城乡要素由从城市向乡村的单向流动逐渐转化为城市到乡村与乡村到城市的双向互动，要素流在城乡之间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日趋突出。城乡协调过程中各种要素流的内容和方式也逐渐丰富和复杂化，使得城乡之间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
4.城乡要素互动促进城乡协调的发展途径
4.1城乡协调初期阶段
首先，加快交通通讯设施建设，为促进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融合铺平道路。要沟通城乡之间的联系，一靠交通，二靠通讯。通畅的交通运输便利了城乡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要素、物质要素的流动，；发达的通讯设备保证了技术、信息要素流动的快捷性和准确性。
其次，积极引导农村产业向城市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由于目前家庭作坊式企业在农村的发展，虽然使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收益，但从实际来看，产品质量差，价格低，更重要的是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急需加以认真解决；乡村企业的引进绕开了城市对农村产业活动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使城乡要素得以在农村区域内进行配置，从而实现紧密的城乡产业联系。
4.2城乡协调发展中期阶段
目前，劳动力就地转移使城市二、三产业失去了雇佣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资金技术要素由城市流向农村已影响到中心城市自身的投资和发展速度；城乡工业同构使城乡要素难以充分发挥要素流动互补的优势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挥其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要素的作用，从而使城乡产业形成最优的空间配置。
首先，政府要在城镇工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向小城镇工业区集聚。其次，政府应指导农业用地分散经营向土地规模经营过渡，如建立完善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等。
4.3城乡协调发展后期阶段
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完成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经济发展对知识、技术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创造和培植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将成为政府和企业工作的重点。当前嘉兴正处在城乡协调中期向后期发展阶段，所以应将着力点放在解决城乡各要素充分互动发展上。
另外，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也逐渐提高，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对公共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改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条件，积极引导农民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经济政策财政政策
1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1.1城乡居民经济收入不协调
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36元，城乡收入差距为3.23。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上的差别。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实物性收入，而且还包括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纯收入中的实物部分，按现金收入计算，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其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在福利方面的差别，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考虑到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第三，从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样本偏误，高收入户难以涵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低估。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
1.2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不协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在我国，已初步对立起覆盖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要给人们以更多、更切实的“人文关怀”。由于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某些偏差，农村的社会发展出现某些十分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养老、医疗和贫困问题。一是养老问题，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约有1亿老年人生活在农村，缺乏生活来源，养老问题十分突出。二是医疗问题，农村医疗条件差，农民看病难。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在城市投入的15.9%。三是农村贫困问题。我国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80%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建立农村社会高度，为农民的的生存提供最基本保障。
1.3城乡居民享受教育不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城乡分割的教育投资模式和不公正的高校招生政策，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大大向城市倾斜。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农村和城市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是1∶1.39；1998年，每百万人口中的在学校学生数比是1∶2.21。另据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1995年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8年，而农村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66年。同样数量的初中毕业生，在城市能够升入高中的比例大概是60%左右，而在农村却只有30%左右。据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足以说明中国城乡之间居民享受教育不不协调。
2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2.1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偏低
首先，建国5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约5000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5%左右。其中，解放初期占财政支出的5%左右；其次，在“二五”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有所增加，达到10%左右；再次，在“”时期又有所下降，比重大约在8%左右，以后的10余年间，财政支农的力度又有所加强，提高到了10%；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步减弱，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无法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快速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一般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占到财政总支出15%以上，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
2.2农村居民缺少社会保障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农民的保障方式主要是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和集体保障，但这三种保障方式都存在问题。一是家庭小型化使得家庭保障能力下降，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保障功能下降，特别是养老负担过重；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家庭保障功能更加弱化。二是土地保障，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少，再加上农产品价格低廉，靠种地收入不可能解决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三是集体保障，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已经建立起和城市相似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我国90%以上的村集体负债经营，成为名符其实的“空壳村”，村集体已丧失了过去的养老、医疗等功能。
2.3农村教育经费紧缺
中国农民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城乡分割教育投资体制的作用下，各种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城市学校，农村学校却窘困到发不出教师工资、缺乏正常办公费用的尴尬和寒酸的地步。尽管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中央政府也多次采取措施，企图解决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挪用教师经费这一顽症，但往往事倍功半。几百万农村教师难住了国家财政，教师的工资无着落，农村骨干教师大量流失。据统计，1992年全国大约流失45万名中小学教师，且大多数是青年骨干，流失的教师又大多集中在农村。据统计，2002年，全国共计新欠中小学教职工国标工资22亿元，中西部25个省份尚有中小学危房4000万m2。一些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紧张。目前，中西部农村地区有贫困学生2400多万名，受到各种资助的人数有限。
3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
3.1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每年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逐年提高。另一方面要提高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并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导农村集体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集体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家财政资金可以引导农民和集体明确农业投入方向，而贴息或补贴性投入又对农民、集体投入给予一定的经济刺激。农村集体和农民投入是农业投入的大头。通过国家财政引导，使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以增加投入的积极性。
3.2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之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因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的建设是其重点:一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的实施范围、筹资模式、保险形式和管理体制等。二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和集体经济的扶持下，以农民为保障对象，按照自愿、适度与受益的原则，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建立的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在目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关键，各级政府要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农村合作财政支持是关键，各级政府要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这就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对象一般应包括:因缺少劳力、低收入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因灾因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及无法定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
一、“转型升级”――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
张浦镇的工业企业从200多家发展到3000多家，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可谓是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出色的业绩，与张浦镇党委、政府一班人所具有的放眼全球的开放思维、先人一步的超前思维是分不开的。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他们又及时转变思路，提出以“构筑发展平台”为重点，实现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为张浦镇经济的再次腾飞夯实了基础。
加快产业升级步伐。科技创新是促转型、保增长的最有效办法。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张浦镇主动作为，及时调整思路，成立了新产业部和科技创新部，推动全镇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工作。2008年，为打造动漫产业，张浦镇量身定做了一个孵化平台――N维空间站，一期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二期租用旧厂房近10000平方米，现已入驻企业8家，同时，镇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扶持政策，鼓励扎根张浦的动漫企业做大做强。优厚的待遇，在去年秋天举办的3G峰会上，吸引了日本光通讯株式会社、诺基亚、阿里巴巴等近百家知名企业，也得到了互联网及多家移动通讯运营商的关注。如今，创意产业已经在张浦生根开花，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亮点。多年来张浦镇始终重视技术创新，鼓励企业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商标、专利等，充分挖掘企业科技创新的潜力。按照2007年制定实施的《关于张浦镇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扶优扶强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优惠政策的暂行规定》，镇财政已兑付奖励资金175.5万元。2006年，昆山方圆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邮电大学、富士化研(昆山)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昆山方圆光电材料研发中心，其黄红蓝光中间体如芴类咔唑等产品在国内外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地。2008年，张浦民营龙头企业之一的沪光集团，成立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一沪光汽车电器联合研究所，组织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专家为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人员培训，同时还利用大学的资源并立足企业需求设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保证。这些技术创新活动提升了产品的层次和内涵，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此外，张浦镇还加大跟踪服务力度，助推企业改制改造，实现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转变，有序推进了管理转型。新宁现代物流于去年9月18日顺利通过证监会创业板发审会审核，成为中国电子保税仓库第一股、江苏省首家创业板上市企业；建昌与住友商事实行策略联盟，建立了海外销售网络，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处于破产边缘的得利塑胶公司，在镇党委、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被成功并购，转型为内资企业，通过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扩大内销业务等，上下游企业情况逐渐稳定，经营状况日趋好转，不但保障了千名员工就业，也使公司重新焕发活力。
提升招商引资层次。为加快产业升级，引进高质量的项目，张浦镇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积极推行专业招商、委托招商、集中组团招商等新举措，多次组队或随团赴南方和境外招商。张浦镇招商引资的特点是年年有新意，次次有实效，他们也因此连年被昆山市委、市政府授予最佳成果奖和最佳组织奖。目前，张浦镇已经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外资企业注册落户工业园区，投资总额达40亿美元，民营企业1995家，投资总额60.4亿元，形成了电子资讯、精密模具、新材料、民生用品等四大支柱产业。为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一方面，他们不断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开展多种活动，以商引商。去年秋天，他们精心策划了以“小城市大境界缘启张浦”为主题的金秋经贸招商活动，联系、拜访了一大批新老客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成了一批项目的顺利签约。另一方面，针对项目多、土地少的现状，他们对全镇企业摸底排查，挖掘潜力，提出了合理利用存量厂房的新理念，鼓励新项目租房设厂，促成外企增资近亿美元，民企增资5亿多元，有效地推进了无地招商。此外，他们还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着力跟踪好重点服务业项目信息，亚港国际、丹桂园改造等项目正在有序筹建中，小可楼美食城、上港酒店等一批餐饮娱乐项目进展顺利，今年将正式开业。
提高动态服务水平。张浦镇党委、政府一班人始终坚持“服务重于招商”的理念，着力提高前期和后续服务水平。一是力促开工投产，及时掌握、跟踪好未开工企业的动态情况，协助企业落实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做好与市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现场解决问题的力度，集中力量为企业想办法出点子，从用地、规划报建、水、电、码头审批等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服务，为企业开工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营造亲商氛围，如梳理相关扶持政策汇编成册，加强政策解读工作，积极帮助企业向上级部门争取政策补助；定期举办座谈会，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面对面为企业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企业参加市外商投资企业沙龙，等等。这些举措，无一例外都受到企业的好评和欢迎。三是健全服务机制，对120家重点企业，实施领导班子挂钩服务制度、一站式首办结案制、重大项目“一事一议”制；对台玻、海虹、天泰、建昌、新至升等骨干龙头外资企业，坚持一对一上门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难题；增设了南港联络处和大市联络处，服务企业实现全方位、全覆盖，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四是深化外向配套，积极为内外资企业牵线搭桥，扩大协作，促进外企生根、民企升级，加快融合发展，多家企业被评为“市重点外向配套单位”。
二、“农民增收”――打造农村工作新亮点
近年来，张浦镇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这一目标，通过政策扶持、基地示范、干部带头、能人带动、载体建设、市场拉动、招商推动等一系列措施，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现代农业有特色。“春赏花、夏尝瓜、秋摘果、冬品鲜”，是今天张浦农业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改变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的模式，对现有土地资源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从而打造现代高效农业，是张浦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对建设布局进行调整，规划建设了二区三基地，即：农产品加工区和商秧湖生态区，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特色果蔬种植基地、优质粮油基地；另一方面成立了龟鳖养殖合作社、商秧梨业合作社、农
机合作社和果蔬协会，通过发挥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提升农产品的品质，促进传统种养业的提档升级，从而推动农业向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目前，全镇已形成了以甲鱼为主的特种水产养殖、早春红玉为代表的特色瓜果种植、蘑菇为主的特色食用菌种植、培育精品树种为目标的特色花卉苗木生产、青虾和四大家鱼为主的传统水产品养殖、优质无公害大米为主攻方向的粮油种植等六大特色种养业品系。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全镇经济作物面积24935亩，亩均净效益5378元，其中亩均效益超万元的有6200亩；水产养殖面积28785亩，亩均净效益2357元，其中亩均净效益超万元的有1866亩。
促进增收有实招。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张浦镇始终坚持“就业、创业、物业、产业”等“四业”并举。一是举办各类职业技能资格培训、农业实用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力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二是规范发展三大合作组织(富民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在拓宽经营范围和增股扩面上下功夫，深化物业富民；三是加快建设“三个中心”(农民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农民小额贷款担保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促进自主创业、自办企业；四是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引导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变，深化产业富民。
扶弱扶强有措施。结合城乡一体化推进，张浦镇采取不同措施鼓励各村加快发展村级经济。支持强村用足用好预留地，整合优化存量资产；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并通过“农家乐”等项目增加村级经济收入，力争早日成为千万元村；鼓励薄弱村通过建造标准厂房、投资入股工业用房等方式，积极寻找经济发展项目，多途径多形式，千方百计增加村级收入，今年全镇各村可支配收入预计将超过100万元。
三、“城乡一体化”――促进镇村统筹发展
为合理整合城乡发展资源，张浦镇对镇、村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一体规划，力图通过规划扩张和功能提升，增强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镇带村、功能互补、共同繁荣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规划。张浦镇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镇村统筹发展的规划，努力将张浦打造成昆山城市副中心。这个规划包括总体规划、新镇区控制性详规、镇村体系规划、风景旅游区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等五个部分，体现了合理、有序、集约、有效的特点。张浦作为城乡一体化试点镇，将很快形成1个镇中心、3个街道集住点、15个自然村落，到那时，每一位到张浦的客人既能欣赏到张浦特有的江南田园风貌，又能感受到现代城市的文明气息。
人居环境城乡一体整治。张浦镇以改善城镇形象为抓手，以提高承载能力为目标，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大力实施“造城计划”。“西气东输”管道贯穿全镇15公里，设有供气门站，新建的住宅小区已经用上纯净的天然气；有220千伏变电所2座、110千伏变电所3座、3.5万千伏变电所2座，可以保证全镇供电充足。以镇区西扩为重点，投入资金10亿多元，延伸了花园路、新吴街、海虹路，建设了港浦路、俱进路、银河路，形成了完善的道路框架，实现了市镇主干道的互相沟通。同时，大力推进镇村绿化建设，全面实施“绿色家园”工程，近三年新增绿化面积760万平方米，镇区绿化覆盖率32.6％，滨江路、南北公路、银河路的绿化亮化以及彩华公园、亲和广场等绿地建设成为张浦的特色景观，在昆山各镇中率先被评为“江苏省绿化先进乡镇”。目前，益闵花园、银鹿新城、新悦花园、锦绣港湾、菁华时代等人性化高档生活小区已经建成；江南春堤、森隆・蓝波湾、上海星城・芝华士等各具特色的精品楼盘也已投入使用；七桥现代化先行村、南港莲花苑、大市丽水湾等动迁生活小区的加快建设，推进了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的进程，卓有成效地体现了农民的生活居住水平。
四、“关注民生”――让全面小康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近年来，张浦镇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惠民。坚持以省定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引导全镇协调发展，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全面小康建设的成果。
注重保障惠民，大力推进社保扩面提标。张浦镇的领导者保障惠民意识一直比较强，他们通过技能培训、提供公益岗位、职业介绍服务等手段推进就业，居民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积极落实优惠政策，加快推进农保人员进城保工作，城保补缴率和农保并转城保率提升明显；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参保率达到较高水平；全面落实低保、医疗、养老、救助等政策措施，规范“三无”对象供养工作，加大对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对象、困难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救助力度，困难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积极推行四级预警机制，规范劳动用工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关系总体稳定。目前，张浦镇农保参保率达到99.02％，医保参保率达100％，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工作，发放低保金，其最低标准为人均410元。
王称乡地处濮阳县东南部黄河之畔,东部、南部与山东省隔河相望,北部与范县接壤,处在两省三县交界处,辖64个行政村,76个自然村,面积73.59平方公里,耕地61487亩,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地处中原油田的开发地带,水、电、油、气资源丰富。
王称乡党委、政府充分利用该乡所处区位优势,抓紧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是实行农、田、林、路、沟、渠综合治理,实现了井渠双配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二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水稻种植已突破3万亩;三是借助丰富的饲草资源,畜牧业发展迅速。目前全乡生猪存栏5万余头,牛存栏1000余头,羊存栏8万余只,鸡存栏30万余只,确保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四是利用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为发展食品加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王称集的酱油、醋、点心远近闻名。
组织劳务输出 增加农民收入
2008年乡里重新调整了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工会主席兼任。每个村里又配备了1～2名业务素质高的劳务信息服务员,建立了乡、村两级劳务信息网络,并能及时快捷地查询和用工信息,无偿地为务工人员提供服务。形成了由工会牵头、政府组织、各村协调解决的长效工作机制。全年共联系用工单位40多家,发放宣传单1万余份,用工信息100多条,输出农民工1.4万余人。全乡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以及我国西北部等地区。全乡除向国内各热门用工地区输送富余劳动力外,还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送出了国门。2007年劳务输出突破14800人,出国务工人员90人,仅此一项就为农民增收近亿元,由于成效显著,连续三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劳务输出先进单位”。
以点带面 搞好新村规划
按照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该乡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在统筹规划基础上,有序推进全乡新村建设。以濮阳市定小康村东北庄、苏良庄和县定小康村王称集、马口以及扶贫开发重点村吴庄、孙庄、前项城、姚庄等8个村为突破口,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出了符合本村实际的发展规划,并予以实施。目前,王称乡新农村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东北庄村、王称集,由于条件好,在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东北庄村新村建设已全面启动。王称集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牢牢抓住山东黄河浮桥建成通车这一难得机遇,把改善集市环境、发展商贸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现街道硬化、路灯安装已全部完成,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100%,发展新商户52户,辐射带动力进一步增强。通过这几个村的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带动作用,其他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更加强烈,他们村的新村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梯次推进。
干群和谐,共建新王称
王称乡党委要求农村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乡村清洁工程、搞好村容村貌整治工作。从清垃圾、清路障、清污水、清杂物入手,使全乡64个行政村的主要街道达到整洁美观、使人民群众舒心惬意、欢乐祥和的目的。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干群和谐,而且还进一步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农户房前屋后的人居环境得到了大大改观,各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系统；城乡土地利用系统
Abstract: Research goal: The paper embarks from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gle, based on systematic theory method, constructs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land utilization structure system, to tak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imilar research.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theoretical study were employed. The paper has limited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land utilization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clear about between the system interior various subsystems intrinsic connection as well as mutually affects. Indicating that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land utilization 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 including the city land utilization system, the town land utilization system and countryside land utilization system three subsystems.
Key words: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systematic theory; the system of the of land use of urban and rural
中图分类号：U412.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问题的提出
1.1 土地利用结构协调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1） 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
城乡协调发展是针对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其含义为：城镇与其所在区域具有地域上的开放性和边界的模糊性。城镇的生产、市场、技术、资金等经济活动要素，必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突破城区的行政界限，形成城乡协同区域，双向互补。
因此，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和乡村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即乡村要确保农业的现代化，为城镇的发展提供资源和市场，城乡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交流和组合；在空间上互为环境，生态协调、环境幽雅，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形成一种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的结合，城乡交融发展，使城乡系统的整体功能日益提高。
（2） 土地利用结构协调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简单来说城乡协调发展包括城乡社会融合、经济融合、生态环境融合、人口融合、文化融合以及空间融合等六个方面内容。其中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城乡人口融合、文化融合、空间融合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最终结果，城乡空间融合就意味着城乡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直观印象。
资源结构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城乡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乡村和城市用地的有机结合才是根本调节生态环境的方法，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统筹发展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综合生态观的物质题写，它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是城乡全方面融合的物质载体，因此，对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1.2 土地利用结构协调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结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概了“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昭示了在一个发展中大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实质是以生产发展替代经济发展；以生活富裕替代生活殷实；以村容整洁替代社会和谐；以乡风文明替代文化繁荣；以管理民主替代民主健全。具体一点，新农村的新表现在：发展新产业、建设新社区、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建立新体制。可以说，这都是从统筹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角度，对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高度概括。
2004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的大趋势下，各地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下，对农村土地进行土地整理，如何在既保证农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又为城市扩张提供土地保障，作好农村建设用地以及农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的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农村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城镇、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相协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
2 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的构建
2.1 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的界定
系统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根本途径，特别是复杂系统理论研究和方法的不断发展，为人们认识与研究解决诸如，社会、地理环境等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科学工具。如果把城市、城镇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用相对静态的因素来描述的话，这个因素则首选土地资源，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实质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土地资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城镇和农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把土地按不同职能划分开来，又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把三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城乡土地利用系统。
本文界定的城乡土地利用系统是指在城市空间范围（包括与城市作用紧密的城镇和农村区域）内，土地资源经过一定时间在城市及其影响范围内有规律地配置而成的，土地资源应不断向最适宜的、最优的利用方式转变，促使各个子系统土地利用变化，最终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其中城乡土地利用系统包括三个子系统：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城镇土地利用系统和农村土地利用系统，城乡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2.2 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系统的特征
（1）协同性。从协同学的角度出发，城乡土地利用的变化是由三个子系统共同变化决定的，城市、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向农村扩张，使农村土地减少，农村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城镇土地利用结构同步变化，具有协同性的特征，因此，其子系统间必须协调发展，即只有城乡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才能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2）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土地利用的特点之一，也是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的本质特征，可持续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土地利用功能具有不可变更性，改变土地利用用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土地加以利用。
（3）时空不同步性。城乡土地利用系统具有时空不对应性，城市、城镇在扩张过程中需要占用农村土地，土地在系统内部的变化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在空间上具有逐渐变化的特点，农村土地通过征用变成城市土地，但城市土地空间结构并不会马上发生改变，这与项目的进程有关，是城乡土地利用系统不同于其他系统的特点。
（4）不可变更性或稳定性。是指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系统中，城市、城镇建设用地向农用地转变的不可能性。一般来说，只要规划允许，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较为容易，但建设用地转变为农用地就较为困难。因此，农村土地利用系统和城市、城镇土地利用系统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5）可调控性即政策性。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土地正逐渐作为宏观调控对象，政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正逐渐加大。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对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系统间土地在各系统间流动的速度、数量等有很大影响，同时影响着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因此，由于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系统实则是一个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过程，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城乡协调发展进行调控，它既可能促进系统的协调发展，也可能延续或者破坏系统的协调发展。
3 结语
从系统学角度研究城乡土地利用关系，并将城乡土地利用系统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分析其内部具体关系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本文仅从概念上对城乡土地利用系统进行了界定与评述，并分析了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的独特特征，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系统研究有以下重要意义：1）有助于决策者从全局考虑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配置，使城乡系统中个子系统达到最优结构并发挥最佳功能；2）对城乡区域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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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小健.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M].1999：89
一、我国城乡差距状况及其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差距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和体制原因。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三农”愈来愈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如农村卫生、教育、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农民生活及生产需求，制约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2、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够突出。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和区域间的步伐不一致，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优质优价、具有特色的品种缺乏，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精深加工产品少；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多，高科技、高附加值加工企业少。 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农业效益低下，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3、农民增收缓慢，收入来源单一。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中心，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看，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来看，农民增收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传统增长方式仍未彻底改变。同时，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仍然占着主要地位，来源单一。
4，农民地位底下。我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一致的，就业制度城乡是分割的，进城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劳动保障等待遇，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保护等福利待遇基本上只惠及城市居民。
5，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同时制约农业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运用。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这使原来许多进城务工的低素质劳动力难以适应要求，甚至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被迫返乡，相对收益下降，而城市中素质较高的居民收入却增加很快。同时，我国农村居民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很少。正是由于农民的人力资本投人不足，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先进技术的接受能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影响农民收人水平的提高。
6，农民对农贷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而农贷资金可供量明显不足，农民贷款困难，且贷款周期较短，导致农民资金紧张。造成的原因有：一是受国家财力的制约，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总量不断增加，但相对比重却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这给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二是农业信贷投入不足，更加剧了农业资金短缺的局面；三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由于担心农民不能按时还款，影响资产安全，也不愿意向农民发放贷款。
7，农村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农村农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获得渠道较少，销售仍主要以商贩上门收购为主。科技信息渠道不畅，农业技术人员缺乏必要的学习和培训，对新技术、新知识难以及时掌握，更难以及时向农民传授，没有充分出发挥基层农技部门作用。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从“三农”问题的角度构建和谐社会。城乡居民利益关系反映的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担任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从社会所获取的财富多寡。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善于从政策取向上抓准农民这一最大多数入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看社会是否公平，也首先要看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生活是否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改善，社会地位是否有了与城里人一样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否得到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的享受。看社会是否稳定，也首先是看农村是否稳定。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既要着眼于城市，更要着眼于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对比城市消费，我国农村消费低得多。这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农民收入低；另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在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的条件下，一般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而我国财政投资在城市的杠杆作用远不如投在农村的杠杆作用大。城市资本主要是密集型资本，城市消费已基本满足，而在农村实施财政投资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的同时，也会启动消费需求，因为投资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农村需求必然会增加；投资农村不仅拉动农村需求，也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因为从长远来讲，农村消化掉了城市过剩生产能力，城市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城市就业状况也将得以缓解。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一方面，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渠道打通了；另一方面，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本身都是劳动力很密集的，都是使用当地劳动力的，由此会给当地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
1，完善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各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这是确保城乡能够长期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大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督办力度的举措，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2，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规划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加大农村水、电、路基础设施及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更好的条件，从而加快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3，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和谐格局。乡镇企业要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要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要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作为乡镇企业发展重点。要大力发展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和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农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是乡镇企业的主体，也是增加农村就业的主要领域。要在税收、信贷、市场准入、培训等方面对农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采取扶持政策，特别是要改进对它们的金融服务，引导乡镇企业向重点小城镇集中。
4，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及教育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基础义务教育；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速度和对农民的技能培训与文化教育，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全面进步。
5，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是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优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向大中城市转移与向小城镇转移相结合、离上转移与兼并转移相结合、就地转与异地转移相结合，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
6，优化农业结构，让农民得到实惠。尽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农民增收的作用还不明显，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推进农产品优质化、品种多样化、区域化和规模化生产的同时，选择重点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集中资金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由此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使更多的农户从农产品转化增值中得到实惠，唯有如此，农业结构调整才不会走弯路，才能最终为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区域政策是欧洲国家推动一体化,实现“统一大欧洲”梦想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它的提出、发展与完善贯穿于欧洲国家从分裂隔阂到实现经济市场一体化及至准国家联盟化统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欧盟区域政策的雏形,发端于1952年建立的欧洲煤钢联盟。在1958年签署的《罗马条约》中,进一步明确了联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整个联盟内部促进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
随着196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欧洲各国一体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面对一体化进程中伴随的日益严重的区域问题,各成员国开始酝酿和制定统一的区域政策,从缩小整个欧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角度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1972年,作为欧洲共同区域政策具体执行工具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的设立,标志着欧洲区域政策从单一的政策导向进入到政策鼓励与资金扶助相结合的实质性阶段。欧盟先后颁布并执行了2000―2006、2007―2013两个为期各七年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至此,欧盟区域发展政策走向了规范性发展的阶段。
欧盟区域政策具有几个特点:
(一)清晰的政策目标
欧盟自成立以来,一直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增强区域间的凝聚力作为区域政策的核心目标。围绕这个核心目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欧洲的区域政策又各有侧重。如上世纪50―70年代的区域政策目标强调以竞争为主,一方面要求国家应当对经济水平较低或就业严重不足地区给予适当援助;另一方面这种援助必须建立在不能影响公平竞争、不能与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相抵触的基础上。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则是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的区域政策目标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聚合,增强各成员国、特别是新入盟成员国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虽然在不同时期,欧盟区域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就整个目标体系而言却是相对清晰而稳定的。
(二)准确的区域定位
欧盟区域政策的实施具有明确的政策边界,针对特定区域采取特殊的扶植政策。如在最早制定的区域政策中,即将需要援助的地区划分为四类“问题区域”,即一种或多种支柱产业长期处于衰退状态的地区;以农业为主和缺乏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地区;工业和人口过于密集,超过土地或环境容纳能力,进一步扩展会造成严重的不经济和环境恶化的地区;处于两国或多个成员国边界的“边缘地区”。其后,又根据不同时期所确定的目标体系,对受援助区域的范围定义适时进行了调整,突出定量化、区别性。如欧盟明确将援助的资金主要集中于人均GDP低于欧洲平均水平75%的地区以及人均GDP低于欧洲平均水平90%的成员国。这种规范、标准、定量化的区域范围定位,既可以避免决策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避免因划分标准模糊引起的各国家、各地区的盲目攀比。
(三)牢固的法律基础
早在1960年代,欧洲区域政策就通过欧共体成立条约中的相关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该条约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目标是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消除落后地区、岛屿及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同时,还通过立法明确了对这些地区提供支持援助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等。此外,很多欧洲国家也通过立法形式来保障区域政策的权威性。如德国在《联邦基本法》、《促进经济增长法》中都规定了国家有义务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进行治理。英国也相继颁布《特别地区法》、《工业布局法》、《地方就业法》等涉及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了国家在促进地区发展与振兴中的责任。
(四)完善的规划体系
欧盟将规划作为明确区域发展政策理念、安排重大项目工程、提供资金援助补贴的重要手段。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套覆盖领域广、参与层次多,既具有扎实科学理论基础,又具备较好实践操作性的规划体系。首先,欧盟的规划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土空间布局等多个领域,有效地将各领域发展的要求有效地整合到一个体系中。其次,欧盟各级规划的编制,是建立在广泛吸收各成员国、各地区、各城市意见基础上的,通过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谈判使各方的诉求能够充分表达,权益能够受到充分保障。再次,欧盟规划始终注意到理论指导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一方面大量聘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参与到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又通过评估不断修正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完善。
(五)充实的资金保障
为了应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对某些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地区的伤害,欧盟试图通过金融、投资等手段来改善特定地区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其主要政策工具经过多次调整,现阶段主要由结构基金、凝聚基金两大基金以及欧洲投资银行来构成。
结构基金作为欧盟区域政策的主要支撑工具,几年来其基金额度一直占欧盟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结构基金重点支持落后地区的开发,即人均GDP低于欧洲平均水平75%的地区。结构基金目前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是结构基金的主体,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科研、环保等领域。二是欧洲社会基金,主要用于职业培训和就业帮助,目标是解决长期失业问题。三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主要为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受援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四是渔业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渔业和水产业的产业转型。
凝聚基金成立于1994年,主要是通过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达到建立经济货币同盟所要求的财政预算要求,以加强欧盟的凝聚力和在经济政策上的协调能力,为建立经济货币同盟创造条件,其支持力度可以达到项目总投资的85%。
欧洲投资银行依照《罗马条约》规定,其成立目的就是促进共同投资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对成员国经济落后地区和单一国家不易举办的新工业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作为一个重要的长期贷款提供者,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期限可以长达20年,有力地促进了资金短缺却又亟需建设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六)坚实的组织保障
欧盟为了保障其提出的区域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构建了多层级、网络化的区域协调体系,特别强调区域各主体间的沟通与参与。早在1975年,就专门设置了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地区发展委员会,负责设计和实施欧洲范围内的区域政策。当前,在欧盟层级最重要的3个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中,都设置了负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职能机构和顾问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内设区域政策事务部, 专门负责区域政策以及增强各成员国凝聚力等事务;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内也均设有区域政策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作为区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在欧盟区域机构中的代表来参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另一方面也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应对国内的区域发展问题。如法国政府就在总理办公室下设置空间规划与竞争力署,负责制定和落实区域发展政策,组织并协调政府各部委支持地方发展。地方政府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欧盟的区域政策当中来,在地方层次相应设立区域政策机构;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设置某种形式的办事处,负责申请、协调各种用于区域发展的援助资金。
二、对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启示
(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根据欧盟的经验,欧盟区域政策之所在执行中能够得到较好的落实,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建立在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之上,从而保证了在执行过程中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与欧盟相比,我国虽然在区域发展的政策层面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在法律基础层面仍然缺少指导区域协调发展的专门法律。尽管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曾经明确将研究制定《西部开发促进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但时至今日仍未能出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日趋明晰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研判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尽快构建指导我国区域发展的根本性框架,为今后各项区域政策的出台提供法律依据。
(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投资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改善区域发展环境的重要推动力,资金在地区间的分配对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目前欧盟每年1/3以上的预算要投入到促进区域平衡与协调发展的有关项目中。我国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要远大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当前,我国政府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资金支持渠道主要集中于财政转移支付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其中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地方财政日常开支,长期建设国债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等领域。欠发达地区由于自身发展能力较差,吸引市场资金能力要远弱于发达地区,更加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因此,我国有必要参考欧盟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逐步有针对性地扩大对各区域最急需的项目资金支持,特别是要集中资金支持那些欠发达区域加快发展,尽快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区域的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各地区相互博弈的过程。欧盟制定区域政策,必须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居民和政府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尽管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由于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因此在执行中所遇到的阻力就会较小,实践中往往也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各区域受历史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文风俗习惯等影响,所追求的区域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各区域在发展政策上存在相互竞争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好区域间的竞争关系,避免出现在政策上相互攀比的现象,积极引导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权威的组织机构
为有效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协调各部门行动,欧盟设立了专门的区域管理和执行机构,而各个国家也基本上都设置有统筹区域发展的专门机构。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虽已形成,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区域政策制定与协调的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一个能够站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高度、全面统筹区域发展各种问题的权威机构。按照十七大关于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要求,有必要将各部门分散管理的政策手段统合起来,建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大部门体制,从而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投资、产业、土地等政策的复合效应,整合不同的资金渠道来源,构建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资金渠道,从而更加及时准确地制定、执行符合各区域实际发展需求的区域政策。
(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有系统的规划体系
【关键词】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动态平衡；和谐统一；哲学底蕴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协调发展的实质就是要重组、整合和优化各种关系并使之处于恰当的比例关系当中，因此，只有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平衡和和谐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
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在“统筹兼顾”中，“统”指的是统揽、总揽，就是宏观调控，适时适当地干预；“筹”指的是筹划、协调；“兼顾”则强调，既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又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要求我们在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其一，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的事物，一般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多种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着非主要矛盾，不首先抓住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好；另一方面，非主要矛盾又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发展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又必须注意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发展。在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其二，统筹兼顾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多方面、诸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些众多方面和诸多要素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在相互影响、相互交错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统筹全面发展，做到全面考虑、全面兼顾、全面规划，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全面进步；统筹协调发展，做到周密计划、平衡统一、合理安排、比例适当，实现从非均衡型发展不断走向均衡发展；统筹可持续发展，做到瞻前顾后、从长计议，保持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统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二、动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一事物离开与他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必然在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的辩证发展，因此，只有兼顾其他方面，协调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事物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就会导致事物的停顿和倒退。而这种协调平衡也是动态的，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又走向不平衡，再走向平衡，这样循环往复的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层次上实现和促进动态平衡协调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不平衡来看待平衡，不能把协调直接等同于平衡。不平衡的存在是平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1]因此，不包含非平衡在内的平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包含不平衡在内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平衡来看待不平衡，借口不平衡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平衡，进而否认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平衡了又不平衡，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不能随意扩张。一旦条件具备，就必须及时跟进，力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虽然允许在短时期某一方面问题可重点把握、适度超前，但这种重点把握和适度超前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条件而过度超前。一旦某个方面出现过度超前发展的情况，引起与其他方面发展上的严重失衡，必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始终注意和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问题。只有保持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才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跃迁。
三、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定。尽管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但是，“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质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这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或系统中的要素只有处在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才存在着通过相互排斥而实现发展的可能性。斗争性的存在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同一性是在斗争性中获得规定和发展的。它们之间必须保持绝对的斗争性（非统一）和相对的同一性的和谐，也就是必须使矛盾的诸方面或系统的诸要素之间保持和谐的统一。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协同作用，要素之间只有保持优化组合，才能够维持社会系统的和谐统一和良性互动，从而达到一种有序的稳定和谐结构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达到社会诸要素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求得最佳的群体发展效应，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每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要素都不可能替代其他要素，某一要素的发展都不应以牺牲另一要素的发展为代价。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内，社会各种要素的发展应当是和谐统一的，这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并不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僵死、静态的和谐统一，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中的和谐统一。体现在对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指导上，就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孰先孰后，而不是平均对待、齐头并进。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发展要求各个领域发展的协调与和谐，但是这些领域的发展任务不可能全面铺开、同时到位，就会出现发展过程中的相对不协调、不和谐、不统一，当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协调和谐统一。
四、结语
笔者认为，探讨协调发展的哲学底蕴，其真正目的是充分认识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任何事物不是单一存在的，具有统筹兼顾、动态平衡及和谐统一的发展内涵，更好地指导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满意度，倡导高品质，减少损失，减少惩罚，减少懊悔，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一）复杂大系统的特征
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复杂大系统具有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复杂性特征。一般来说，复杂大系统都是有人、机、环境三大要素来构成的，要素之间的沟通需要借助环境所赋予的各项参数进行，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否则其会失去生命力。构成复杂大系统的要素通常是许多小系统，这些小系统在独立发挥作用时是呈现层次性的，这也体现了复杂大系统的层次性。社会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也使得复杂大系统的稳定状态是动态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带动系统的变动。复杂性则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理层的复杂性、生物层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层的复杂性。
（二）电子商务的大系统特征
电子商务的大系统是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视作是其子系统，因此电子商务的大系统除具备复杂大系统的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电子商务系统的特征。电子商务的大系统是开放状态的，它面向的是所有企业与个人，在开放的环境中完成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系统通常包含若干个子系统，这是由其商务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比如企业投入的资源、各职能部门等。系统的子系统种类繁多且复杂，由于电子商务大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这使得构成或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要素很多，每个要素都可能成为一个子系统，这造成了子系统的种类繁多且具有复杂性特征。
二、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理论与方式
（一）电子商务协调发展的大系统递阶结构
电子商务系统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其可按照大系统的多层递阶结构思想来建立多层管理模式，即将电子商务系统按照构成要素分成相互独立的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通过统计指标分析可建立三层结构的递阶结构系统：局部控制级（直接控制层，最低决策级）、递阶控制级（最优化层、中间决策级）、协调控制层（自适应层，最高决策级）。根据国民经济控制原理，这种三层结构的电子商务递阶结构系统更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控制，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递阶结构的电子商务系统体现较强的双向控制特征，即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控制。
（二）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发展指数模型
要研究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评价，需要建立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指数模型，该模型需要满足两个要素，即协调度与发展量。首先，根据电子商务与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相互关联，建立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评价指数，并对该指数进行无量纲处理，使该模型能够实现量化分析；其次，据大系统的协调原则，即关联预估原理，计算每个指标的状态变量指标的协调变量，并对无量纲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加权加法。
（三）电子商务协调控制模型
在研究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时，可将电子商务视作一个大系统，将其构成要素视为其的子系统，那么从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模型，并在内在关联的作用下生成整体的模型结构。即：Xij(k+1)=φ(k)•θij(k)+vij(k)从模型的构建来看，其计算过程如下：①收集研究对象的资料，并根据构建模型的需求统计单个指标；②根据上述模型计算时变参数θij(k)；③在确定好各项参数后，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最为合理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与预测；④采用状态方程的自适应预测与控制；⑤进行电子商务大系统的自适应协调控制。
三、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及双向控制
（一）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
要想分析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必须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控制指标与经济系统控制的指标，然后计算协调度指标。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信息资源开发效率指标、信息资源投入效率指标、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指标、协调度指标。协调度指标主要包括管理运行协调度、企业文化适宜度。将所有指标明确后，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即可实现对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的评价。
（二）企业电子商务协调发展评价
企业电子商务协调发展评价既是将电子商务大系统所有指标进行加权量化，一般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涉及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内生信息资源产出率、外生信息资源产出率、电子商务收益率、电子商务销售收益率、信息基础设备使用率、电子商务需求效率、电子商务应用效率、电子商务利用率、专利成果利用率、电子商务人员业绩、电子商务系统运行调度、企业文化适宜度、管理运行协调度等。对所有指标因素进行量化加权后，通过综合分析，可实现电子商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三）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思路
关键词 地方；协调发展；全面小康社会；财政保障
中图分类号 F224.9；F8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139-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2
总的来说，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有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生态足迹（EF）、能值分析法（EmSI）和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SEI）等。［1］归结起来往往存在两种视角：一种是立足于认知发展水平的价值化方法，如绿色GDP化、能值化、生态足迹化等；另一种是发展阶段的指数化方法。在两种方法中，前者数据需要量大、计算繁琐而且需要的主观设定也多；后者往往是以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多项指标从不同方面来实现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考察。当前，指数化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倾向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的评价，如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另一类是倾向于可持续发展中各构成要素或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的评价。从既有的成果看，各种方法都得到了研究和运用，而指数化方法相对于价值化方法有更大适用性。全国各地正在使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其实现程度监测所适用的方法就属于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评价。但这种综合能力的计算方法其实并不完美，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构成一般包括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由若干个具体指标组成。如果在评价可持续发展中仅仅关注某种发展水平或者是综合能力，各构成要素或子系统分类的必要性就显得有些多余了。其实，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各个子系统作为组成要素，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才能使整个有机体正常运转。“木桶原理”就很生动地告诉人们构成要素协调的重要性，而发展综合能力以加权平均方法来评价特定发展水平正好掩盖了可能存在的“长短板”间的不协调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全面认清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评价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内涵是非常必要的。
1 概 述
目前，对于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测算评价，运用得较多的是测算一种综合的协调度。在现有文献中，以综合协调度方法来评价可持续发展状态的研究很多，但在构建子系统方面，有从两个子系统去寻求协调度的，也有从三个或以上子系统去寻求协调度的。两个子系统间协调的研究有：李艳、曾珍香等就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回归拟合等对某市的经济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应用 ［2］ ；桑秋、张平宇等也利用了同样的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3］，等等。三个或以上子系统间协调的研究有：刘晶、敖浩然等利用因子分析、回归拟合和模糊数学等方法对重庆市北碚区1998-2005年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分析；［4］刘晓娟、童玉芬利用主成分分析、回归拟合和模糊数学等方法对中国西北地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进行了评价；［5］张百瑞在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中使用了协调度系数的方法；［6］康晓光、马庆斌在对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价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协调度概念，并通过战略地位、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度来研究北京市的协调发展问题［7］ ，等等。
有关人们对政府财政影响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往往是从政府财政分别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具体看来，18世纪70年代以亚当•斯密（1776）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分析》为起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构筑了内生增长理论，都有政府或政府财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容，为政府财政参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从20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增长观念不再被视作“必然”，人们越来越关注对波动的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任务主要在于克服对这一自然增长路径的偏离。19世纪中期的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第一次提出分配优先和通过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观点。新剑桥学派发展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观点认为收入分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并坚持只有在宏观水平上去探讨收入分配理论，才能真正找到国民收入的决定力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了政府主导收入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一条途径。20世纪70年代后收入分配问题在人们进一步认识经济发展含义的基础上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构成了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重要方面，也是形成了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稳定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这也可以看成是可持续发展与政府财政保障可以契合的理论基础。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不断演化，发展的内涵变得愈益广泛，参与主体日趋多元。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在显示其动态性和扩张性特征的基础上，参与手段表现出间接性、经济诱导性而非直接的计划或行政性――这显然给政府财政手段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目前，由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抽象性和认识的不统一，人们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财政保障关系时，往往选定某一社会发展目标与政府财政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诸如和谐社会、宜居城市等社会发展目标许多时候被赋予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如贾康认为中国财政型态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从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总体社会再生产发展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财政型态，提出了公共财政的制度建设政策改进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互动的思路［8］。廖清成直接指出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因此，要通过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9］武小惠指出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政保障机制［10］。另一种认识方法将社会发展目标视为包含和谐财政子系统与和谐社会子系统的大系统进行了定量的综合评价。蔡跃洲认为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统一性并利用一个包括72个指标的和谐社会评价体系对我国社会和谐状态进行趋势分析和国际比较［11］。吕炜从“推动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与“推动自身的体制完善与和谐发展”两个方面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对公共财政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绩效进行了综合的评价［12］。 其方法较单一，基本采用了加权平均法，难于直接辨认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财政作用。
根据可持续发展中进程与状态内在统一［13］的观点，中国的实际决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进程，其状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未来包含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两重阶段性目标。结合如此相对、具体的背景，国家统计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实现程度便可成为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的一个指向。中国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归根结底是对业已失衡的社会公平的弥合和对充满矛盾的利益格局的纠正。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作为利益共同体协调公共性问题的天生职能；另一方面表明新时期下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政府职能从政治领导向政治管理的转换［14］。具体讲，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中充当“抑制冲突的外部力量”［15］――这为将发展协调度作为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的另一指向提供了依据。在当今中国，以市县为单位的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主要源于可持续发展自身的地方化理念［16］和地方发展绩效的管理体制。以市县为单位的地方政府财政保障的有效性主要基于公共经济学中财政分权理论。本文在这些理论支撑下的有效时空范围内对政府财政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是在验证发展协调度对发展综合能力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针对协调度保障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验证政府财政主导作用的有效性时虽然直接面向协调度却可以保证在政府主导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分析中有关结论的正确性。本文选用的指标体系是全国适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内容比较丰富，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6个方面共23项指标。该指标体系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务实地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子系统进行了具体化。这并不妨碍对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评价，而且还重点明确地反映出社会子系统内部多项具体内容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
2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
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推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指标体系预先为各项指标设定了权重和目标值，并以实际值的加权平均结果对目标值的加权平均结果的逼近程度来衡量监测结果。本文在对该指标体系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中沿用统计部门监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方法；进行综合协调度的评价则利用各子系统的实现程度结果加以计算。各种方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2.1 指标无量纲化
（1）正指标无量纲化：zi=xixi1×100%,若xixi1＜1
100%，若xixi1≥1（1）
（2）逆指标无量纲化：
zi=xi1xi×100%,若xi1xi＜1
100%，若xi1xi≥1（2）
以上两式中，zi为xi的评价值，xi为实际值，xi1为目标值。
（3）区间指标无量纲化：
zi=0,如果xi
［m1,m2］
1(q1-m1)2x2+2q1(q1-m1)2x+m21-2q1m1(q1-m1)2×100%,如果xi∈［m1,q1］
100%,如果xi∈［q1,q2］
1(q2-m2)2x2+2q2(q2-m2)2x+m22-2q2m2(q2-m2)2×100%,如果xi∈［q2,m2］
（3）
其中zi为xi的评价值，xi为实际值，［q1,q2］为指标xi的目标区间值，m1、m2为指标xi的一个允许下、上界限值。
2.2 综合能力评价
（1）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亦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程度为：F=∑[DD(]23i=1[DD)]wizi（4）
（2）可持续发展子系统综合能力，亦即各子系统的实现程度为：Fj=∑[DD(]nji=mj[DD)]wizi/∑[DD(]nji=mj[DD)]wi（5）
2.3 综合协调度评价
利用（5）式所得的各子系统综合能力计算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协调度，其计算方法是：
协调度：Xtd=1-V（6）
变异系数：V=S/Y（7）
式中，Xtd为协调度，V为变异系数，S为标准差，Y为6个子系统综合能力得分之均值。
3 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实证分析
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分6类共23个指标：经济发展=［x1,x2,x3,x4,x5］=［人均GDP，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失业率］；社会和谐=［x6,x7,x8,x9,x10］=［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比］；生活质量=［x11,x12,x13,x14,x1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民主法制=［x16,x17］=［公民自身民利满意度，社会安全指数］；教育文化=［x18,x19,x2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资源环境=［x21,x22,x23］=［单位GDP能耗，耕地面积指数，环境质量指数］。三亚市2000年-2008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的实际值见表1。本部分数据采用Excel和Eviwt 5.0软件。
（1）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根据表1按公式（1）-（5）计算三亚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各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亦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见表2。
（2）可持续发展综合协调度评价。根据表2按公式（6）-（7）计算三亚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各子系统在各年度的综合协调度，见表3。
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看，2000年以来，三亚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发展目标上的实现程度由64.2%逐年提高至2008年的79.6%，增幅为15.4%。同期全国水平从59.3%逐年提高至74.6%，增幅为15.3%（见图1）,两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速度相当，发展轨迹非常接近。虽然三亚市的实现程度高于全国水平，但这种优势是三亚市在2000年时既有的优势的延续，9年来三亚市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并没有取得突出于全国水平的成绩。与全国范围内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三亚市在2008年确立了“2013年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17］。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所确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难度并不轻，但也体现出地方政府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中的主动性和胆识。2008年增速有所放缓很可能是发展战略调整带来的“换档”效应。
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协调度看，图2显示，全国的综合协调水平表现出平稳上升，尽管增速递减，但符合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规律。三亚市与全国水平在前四年中表现非常一致；并从2005年开始超过全国水平，但存在较大波动，特别是2008年相对于2007年有所下降。针对2008年全国协调水平保持增长、三亚水平略有下降的实际，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宏观调控等背景以及三亚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上放缓的趋势，说明三亚市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相对全国而言尤显脆弱。
从可持续发展协调度与综合能力的关系看，可持续发展有机体中各子系统的协调耦合有利发挥系统功能从而促进发展综合能力的提高。本文拟利用回归方法寻求发展协调度与发展综合能力的关系，以证明政府直接履行协调职责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标。因变量和自变量分别选择已计算得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F和综合协调度XTD。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978 6，对两个变量进行ADF的单位根检验得知两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属于二阶单整，见表4。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知，在10%显著性水平下，原假设“Xtd不是F的Granger原因”的统计值是9.023，应拒绝原假设，接受Xtd是F的Granger原因，Xtd的变化将引起F的变化。据以上检验结果，经过测算建立起回归模型，据式8可判断，每提高1个单位的Xtd可带来1.1个单位的F。
4 地方政府财政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可持续发展及其战略是需要政府与其他很多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在地方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可持续发展主导者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其他市场主体难于解决的公共性问题。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是全社会的要义，协调可持续是基于主导者的要求。所以，本文在地方政府财政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证中倾向于探求政府财政支出保障发展的协调性问题。为了验证政府财政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三亚市2000年以来的情况进行分析：因变量选用前文计算的综合协调度（xtd），自变量选用财政支农支出（czzn）、行政管理费（xzgl）、教科文卫支出（jkww）、其他支出（qtzc）,原始数据见表5。财政支出的四种分类基本反映了准生产性支出（czzn）、非生产性支出（jkww和xzgl）和生产性支出（qtzc）。非生产性支出代表着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其中：教科文卫支出（jkww）代表着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费（xzgl）代表一般公共服务投入。在实证计算前，以2000年为基期，对4个自变量的时间序列运用三亚市同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wjindex）进行平减来剔除物价变动影响，然后取自然对数。具体思路和方法是；首先，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接着，利用ADF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在明确变量存在同阶单整后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最后是建立回归方程。计量分析主要采用eviews5.0软件完成。
数据来源与说明：2007年财政支出数据来自《2008年三亚统计年鉴》，2008年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三亚统计提要2008》和《关于2008年三亚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09年三亚市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1）变量之间相关性检验。对因变量综合协调度（xtd）和自变量财政支农支出（czzn）、行政管理费（xzgl）、教科文卫支出（jkww）、其他支出（qtzc）进行相关性检验，见表6。5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系数均在0.93以上，而且都是正相关。（2）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对综合协调度（xtd）、财政支农支出（czzn）、行政管理费（xzgl）、教科文卫支出（jkww）、其他支出（qtzc）等5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逐个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常数和趋势项的检验方法。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5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不能实现同阶单整；在进行二阶差分后，检验结果均为平稳变量，见表7，所以，5个变量属二阶单整。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除了发现因变量综合协调度（xtd）与自变量财政支农支出（czzn）、行政管理费（xzgl）、教科文卫支出（jkww）、其他支出（qtzc）等4个自变量存在很强的关系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样也非常大。为了避免在回归过程中存在多重共线现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4个自变量进行整合，第1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是3.901，对原变量的解释比重已达到97.534%。4个自变量的初始载荷值分别0.988、0.996、0.988、0.978。通过第1主成分特征值与各变量的初始载荷计算出第1主成分Component的表达式，见式（9）。
Component=0.500 1×czzn+0.504 3×jkww+0.5003×xzgl+0.495 2×qtzc（9）
通过上式计算出第1主成分的历年得分序列Component，见表8，以Component与协调度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滞后期为2时，其F统计值为13.13,原假设“Component不是Xtd的Granger原因”的可接受概率仅为7%，亦即在10%的显著水平上应拒绝原假设，说明Component是Xtd的Granger原因。
（4）建立回归方程。综上所述，因变量综合协调度（xtd）与自变量财政支农支出（czzn）、行政管理费（xzgl）、教科文卫支出（jkww）、其他支出（qtzc）等4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条件，4个自变量提取的第1主成分Component与综合协调度（xtd）之间的相关性为0.957 1；在5%的显著水平下，对Component进行ADF的单位根检验，二阶差分后统计值为-3.747，是平稳变量，属2阶单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已表明，Component的变化会引起xtd的变化，可以建立回归方程。经过尝试，综合考虑R2、t值等多项检验指标建立如下模型：
Xtd=0.0312×Component+0.2503（10）
t值（8.743）（3.6801）
R2=0.904 L=25.656 AIC=-5.257 SC=-5.213
（5）回归方程还原。为了通过公式直接反映协调度与财政支出的关系，在式（10）中代入式（9）得到还原的回归方程：
Xtd=0.015 603×czzn+0.015 734×jkww+0.01 561×xzgl+0.015 452×qtzc+0.250 3（11）
从式（11）的结果看，对于三亚市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工程而言，财政支出的各类资金对综合协调度都产生正向作用，这符合客观事实。三亚随建省而设市，先后经历了20年，然而前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城市基础非常薄弱；后10年的增速明显加快，目前薄弱的城市基础设施和脆弱的管理能力不断地在政府财政保障和市场化进程中逐渐增强，且处在上升期。增加对三亚市方方面面的保障支持都会发挥城镇化进程中的规模效应。
然而，政府财政能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相对于林林总总的各类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等问题的保障存在着最优、次优的选择。式（11）显示，不同类型的资金对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影响是不相同的。教科文卫支出（jkww）的系数最大，为0.015 734；其次是财政支农支出（czzn）和行政管理费（xzgl），分别为0.015 603和0.015 61，非常相近；系数最小的是其他支出（qtzc），为0.015 452。这表明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可持续性具有不同的影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代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教科文卫支出（jkww）促进协调发展的正向变化最大，财政支农支出（czzn）代表对准公共服务的保障扶持，其正向影响能力较大。倍受批评的行政管理费对协调度的积极影响高于政府财政保障生产性项目的效应，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政府调控范围越来越大，社会事务的管理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对代表着政权运转的一般性公共服务也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适度加强保障。事实上，只要财务监督机制到位，行政管理费真正用在公共服务质量优化而非铺张浪费上，其对持续发展中矛盾的协调作用会更加直接。
5 政策启示及建议
根据上文分析，有关政策启示和建议是：
（1）可持续发展评价包含发展综合能力与发展协调能力两个方面，协调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协调度与发展综合能力之间的关系表明，协调度就象“双刃剑”，处在上升期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如果得到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其实现程度会加快；如果不注意其子系统间的协调性，将会大大延缓其综合能力的推进力度，三亚市在2008年的情况是一个明证。地方政府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在兼顾发挥两种职能时，应向协调性倾斜。尽管“经济建设”仍是发展的中心，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应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制等多种渠道特别是充分利用财政手段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发挥财政的经济乘数效应来活跃、引导和激发各种市场主体参与发展的热情，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宏大的“三步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一个过渡性任务状态，三亚市的实证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的保障是全面积极而且有效的。中国许多基层地方的情况应该与三亚市的实际类同，由于长期自上而下的区域二元政策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很不牢固，投资环境有待继续优化，所以，市场主体参与建设的主动性不是很广泛和很主动。这也导致了需要政府进行方方面面兼顾的局面，因此，政府财政不论在非生产性领域还是生产性领域的投入对正处于上升期的地方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必要的。
（3）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是地方政府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中最有效最正确的策略之一。三亚市的实证同时表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目标的正向效应相对最大，而倾向于生产性的财政支出的积极作用相对最小，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财政公共化转型良性互动的体现。所以说，地方加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达到全面兼顾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目的，必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尤其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确保经济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享；适度提高保障财政支持农业支出需要，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力促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适度增加行政管理费，加强监督控制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多样化、复杂化矛盾的协调需要；适当减少但不能忽略生产性支出保障水平，以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生产方式为契机壮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质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更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地方政府对新确立的发展战略应该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特别是以政府财政为核心编制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财力保障规划，以规划的法定力量来实现支出结构的调整。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是渐近式而非激进式地推进社会进步，从而实现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协调。中国式发展兼顾“稳定”和“改革”的统一，站在经济和财政角度，其实就是妥善地处理好既有利益和调整利益的关系，稳妥地安排好经济（财政）存量与经济（财政）增量的利益。所以，地方政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尽量不要对政府财政所有可支配财力进行全面调整，务实的办法是对“增量”倾斜，再审时度势地对“存量”进行微调。为了实现政府财政保障结构顺应时势的调整，地方政府应以未来可支配的财政增量资金为主编制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财力保障规划，辅之以存量结构的适度调整，以人大通过方式确保保障规划的法定严肃性，使年度预算与中长期规划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保证各有关部门共同有计划地实施发展战略内容，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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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upporting of Public Finance Dur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Local Region：Example for Sanya Implementing Strategy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LIU Xian
（Shool of Econom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y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32，China）
第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整体承接——产城一体——“三化同步”为路径，以产业城和农业“两区”建设为抓手，在整体承接产业转移中加快工业化进程，在推进产业城建设中加速城镇化步伐，在农业农村“两区”建设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构筑城乡融合、工农协调、跨越发展的“三化同步”推进新格局。
第二，基本原则。
1、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以科学规划为龙头，科学编制“三化同步”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发展规划。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按规划、有步骤、分时序推进。
2、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坚持富民为先，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切实保护群众利益，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自主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先行先试，用活政策。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敢闯敢试的宽松环境，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三化同步”的新办法、新途径。围绕中部崛起、皖北振兴战略，抓好跟踪对接，积极争取支持。深入研究中原经济区建设相关政策，借力政策优势，推动“三化同步”协调发展。
第三，主要目标。
力争通过3到5年努力，全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成为皖北地区发展活力彰显、崛起态势强劲的中心城市，实现建设实力宿州、活力宿州、和谐宿州、幸福宿州的宏伟目标。
——产业集聚，工业化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更加完善，工业总量不断壮大、结构更加优化，吸纳就业、带动城镇、反哺农业的能力全面提升。至“十二五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700亿元，工业化率达到50%以上，特色园区、产业组团工业占全市比重超过70%，成为皖北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特色鲜明、创新活力迸发的中心城市。
——产城融合，城镇化引领作用显著增强。构建中心城区、产业城组团、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城镇体系，产业与城镇发展更加融合，城镇集聚产业、承载人口、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至“十二五末”，全市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主城区建成区75平方公里、人口75万；各县城建成区25平方公里、人口25万，成为皖北地区城镇功能完善、产城融合发展、城乡一体推进的中心城市。
关键词：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衡阳市
一、衡阳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1.自然地质环境恶劣
衡阳市的土地岩性分为7类，包括第四纪松散堆积物、红岩、砂页岩、石灰岩、砂砾岩、花岗岩和变质岩。主要以分布于河流两岸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和市城区周围的红岩为主，两者面积达7514×104hm2，占总面积的49.29%。其地质构造，从地质学理论角度分析，衡阳位于南岭纬向构造带北缘，境内新华夏构造体系广为发育，加之地势周高中低，南高北低，所有这些均是水土流失发生的潜在条件。
2.农业基础设施差
由于近10年来对水利投入较少，设施年久失修，衡阳农业基础设施近年来频繁受到水、旱等灾害的困扰。目前全市约1500座水库有四分之一不配套或存在隐患，特别是湘江沿岸及其支流有一半以上的防洪大堤未达到防洪标准。进而造成水库变浅，容量缩小，抗灾能力下降，1994年连续5次遭受洪灾，全市直接经济损失38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损失4.6亿元，严重影响衡阳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特别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滥采乱挖和“三废”任意排放，严重破坏了资源，污染了水域、空气和土地。在工业聚集和居民稠密区，环境问题更趋严重。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废渣逐年增加，尤其是放射性废渣增长较快，生活垃圾也不断增加，又未经无害处理便直接排放，这些都破坏了生态环境。
4.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建国后，由于国家在衡阳布局的工业没有充分注意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国有大型企业和地方经济互不适应的各自封闭体系，甚至在争夺资源、资金等方面引起负面效应，造成衡阳国有经济成分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有些企业只注重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忽视更新改造等内涵节能增效，经济建设偏重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原料和能源，并容纳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废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由于环境资源及环境自净能力的有限性，如果经济活动对环境进行毫无遏制的开发利用和污染，环境基础被破坏，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三、协调衡阳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法制化
长期以来，中国环境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实施，但由于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只靠行政手段很难协调资源开发与环保建设的关系，必须通过立法来保证。因此在衡阳市资源开发中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适合衡阳市情的立法工作，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环境补偿制度，同时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2.以预防为主，治理和保护、建设和管理并重，除害兴利，实现边建设边保护，使各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发挥长期效益
衡阳市必须确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实行科学合理的有序开发，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优化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实施，开发建设项目首先必须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不能盲目扩大规模，做到以需定产、边开发边治理，防止大开发中对本已恶化的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
3.把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致富相结合，调整农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是衡阳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方略，从合理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来讲，不仅要种植生态林，还应大力发展经济林、用材林、竹园、药材、饲草等生态农业，把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统一起来，通过对农村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的改进，使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副产物和废弃物得到多层次、多途径的合理利用，把单纯从自然界索取转变为与保护、改善、增殖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经济―环境”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中心环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在以人类为核心和主体的全球生态系统中，人类做到社会经济以及技术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消费需求与生态系统自我补偿能力的协调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环境”系统的持久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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