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09: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代文学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浅析[J].青年作家，2014
一、从文学批评标准到批评价值观的话语转换
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是相伴而生的，也是相互作用而发展的。每当有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人们在阅读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就往往会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加以品评议论，因而就形成“文学批评”，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文学做进一步深入的规律性的研究，那么就成为专门的“文学研究”。也许可以说，通常所谓“文学研究”，不过是“文学批评”的延伸和深化而已。因此应当说，在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文学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按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赖的说法，所谓文学活动，就是“文学”和对文学的研究即批评两个部分，通常所谓“学习文学”是不可能的事；人们不过是在用某种方式来了解它，而所能直接学习的，其实是文学批评。同样，我们在教文学时所感到的困难也是来自这样的事实：文学是不能教的，所能直接教的只是文学批评。①而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应当说是文学评价，即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一定的价值评判。而要进行文学评价，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一定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根源于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
在过去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学批评所依据的价值尺度，通常被称之为“批评标准”。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打破过去的僵化模式，突破既有的批评观念，甚至也不再使用“批评标准”这样的概念，唯恐这个概念所关联着的批评观念以及作为“标准”的这种“刚性”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妨碍文学批评的变革解放；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不断走向开放多元的变革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之后，从文学批评方法到批评观念、批评话语等，都不断花样翻新，文学批评的功能也更多转向了描述、阐释及私语式言说。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文学评价即价值评判功能日益弱化，与此相关的便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严重缺失以及价值尺度或价值观念的迷乱，这也许是当今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最突出、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价值观的缺失与迷乱，也许并不仅仅是文学批评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当今整个文化领域可能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05bzw01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赖大仁，男，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楚天学者计划”主讲教授（南昌330022）。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正是面对这一现实状况，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云杉在题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和灵魂作用：
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②
从文学批评本身的特性与功能而言，价值观具有价值评判的特性，因而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能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所使用的“批评标准”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今已不大使用，但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未必要固守在“批评标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也许可以适当进行话语转换，比如转换为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问题来进行探讨。
所谓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在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价值观念，如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文（或人学）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价值观，等等。通常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及其成果为基础，反过来也会在相当的意义上对文学创作起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实际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其中包含着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比如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所描写的人生人性等的认识评价态度。也就是说，作品中必然包含着作者的社会历史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人性观、审美观，等等。作为文学批评，在它的各种功能中，应当说最核心的是意义阐释与评价，其中也必然要涉及到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所描写的人生命运、所表现的人性善恶等加以认识评价，因而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如果说作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他选择写什么题材，而且决定他会怎么写，那么批评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也会决定他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做出什么样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反过来又会对文学创作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因此，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和重视。
然而，如上所述，在我国过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引起应有的关注。过去的文学批评理论，关注的重心仅在于“批评标准”，而且又是限定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即便是后来把“政治标准”转换成为比较宽泛的“思想性标准”，也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涵括文学中丰富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较长时期里，人们关注的似乎主要是批评方法与批评模式的变革方面，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则并未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重新探讨。比如在文学批评的理论观念方面，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解构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打破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模式及其批评标准的观念之后，应有的与时俱进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似乎并未建立起来；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意义阐释与评价功能也往往被弱化乃至消解。由此便带来当代文学批评的疲软与某种程度的价值失范现象。现在看来，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及其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仍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并由此而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从而为建构当今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参照。
二、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嬗变
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根源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尽管文学批评实际上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描述功能、阐释功能，等等，但文学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文学评价或评判功能，即对文学对象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与意义分析，这应当说不言而喻。当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究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又往往取决于文学批评主体的角色定位、批评立场与价值取向。然而不管怎样，只要文学批评不丧失自己的本质特性，就总归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评价的特性与功能。而一旦要进行文学评价，无疑就要涉及到据以进行评价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问题。从表面上看，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好像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普遍性，似乎可以进行某种理论化的规定和表述，然而实际上，在这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颇为复杂的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马克思在谈到对真理的探讨问题时说过：“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③本文由收集整理在马克思看来，对真理的探讨关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探讨者的主观因素，即不同个人身上不同的精神性质；另一个方面则是客观对象的性质，要使探讨的结果与事物本身的性质相一致，那么探讨的途径就必然要受到事物本身性质的制约，如果不遵循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要求，就无法达到探讨真理的目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而言，也实际上关联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主要是文学作品）本身价值内涵的认识。进行文学批评的前提，或者说之所以需要进行文学评价，是因为文学当中包含着价值内涵，它实际上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作用。文学当中所包含的价值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文学价值又是怎样生成与实现的，都有必要认识清楚。因为只有认清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特性，才能使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及其价值评判契合文学本身的规律和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尽管文学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的因素是确定的，但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主要价值观念，包括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以及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等，由此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以及当代文学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同样，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以及文学创新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相关联的。
首先是当代社会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当代社会是越来越走向开放性与多元化的变革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生活形态，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包括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等，也都越来越多样化，使整个社会显得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活力。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化是正常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真正文明和谐的社会，还是应当有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有这个社会所应当倡导的主导性价值观，有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价值评判尺度，甚至有必要倡导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新时期以来社会价值观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价值观念紊乱的现象，而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紊乱，则又与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形成互动影响，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次是在当代文学实践的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方面，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包括如上所说的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会以各种形态在文学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作家在生活实践中也必然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会形成作为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从而决定作家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抱什么样的态度，给予什么样的审美判断与评价，形成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当代文学变革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应当说也是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从文学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来看，既有充分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也存在着精神价值缺失或审美价值迷乱等种种情况，也同样值得加以关注。
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变革发展的，它经历了破除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观念与模式，引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然后寻求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转型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嬗变。这种价值观嬗变，一方面受到如上所说的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影响，同时也与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观变化形成互动影响；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自身也力求实现观念与方法的大变革。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变革转型中，既有对应有的批评价值立场的坚守，也有求新求变或茫然困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弱化及其功能性缺失问题，过于倡导相对主义批评价值观所带来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问题，过于强调文学批评个人化所带来的批评主体性弱化及批评伦理缺失问题，还有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中的非历史化、非道德化、非理性化问题，等等。如上所说，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它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行为之间，与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关系，因此就有必要将以上几个方面的价值观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加以研究探讨。
三、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主要问题评析
首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命题中一些主要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关联着对其理论内涵的理解，关乎我们应当坚守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关涉对于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念的评析，关乎对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价值导向，因而有必要把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与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讨论。其次，就某种价值观念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言，也需要放到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来加以观照。比如社会历史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反映历史生活，包括一般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观念问题；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包括文学描写社会矛盾、文艺大众化与表现人民性的观念问题；审美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审美理想与审美娱乐价值观的问题；文化观当中所涉及到的大众文化批评、生态文化批评以及经典文化价值观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各自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需要纳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当中来进行价值观念的具体探讨。最后，在对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也需要把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结合起来，将对文学批评价值观的认识思考，应用到对某些文学或文化现象的评论分析中去。如在人性观的探讨中，对一些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观加以评析；在文化观的探讨中，对一些大众娱乐文化现象的价值观进行评析等。这样也许可以使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探讨，既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来，也回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从而实现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的交织互动。
从当今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观问题。我们既有必要继续重视文学“审美形式”方面的价值，更需要从人学思想出发，着眼于人与文学的审美关系，来理解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义价值：一是审美具有令人愉悦的特性与价值；二是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特性与价值；三是审美具有使人超越的特性与价值。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这样一种“人学”视野及其审美价值观。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恰恰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文学审美观念上的误区：一是“文学审美本性论”，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原特性或唯一本质，除此之外不承认文学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与功能，这并无益于文学观念的拨乱反正；二是“审美论”，将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悄然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导致审美精神滑落，使文学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重新失去平衡，带来审美乃至人性的异化；三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观念，积极方面是使文艺从圣坛回归民间，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文艺审美在大众化、世俗性的潮流中不断降低艺术审美水准，消解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四是“审美娱乐化”观念，将审美等同于娱乐，过于强化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而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导致当前文学的“过度娱乐化”、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导致文艺审美精神的失落。这是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审美观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二，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按照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要求洞察人物事件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对人物事件做出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评价。就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而言，要求富有“历史理性”精神，即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及人物事件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评价，起到推动社会变革进步和人性解放的历史作用，从而体现历史进步的价值观。然而某些文学批评有意无意地弱化“历史观点”，宣扬“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观，如历史即偶然无规律，历史即想象虚构无真实，历史即争斗无是非，历史即人性的表演或展示无善恶，历史即游戏无意义以及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等等。这些所谓“新历史主义”观念，实际上放弃和消解了“历史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观，其结果只会带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社会历史观的混乱，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三，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人性观问题。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建立人性价值观的维度是必要的，但仍需要坚守“历史人道主义”的人学观：一是人性本质观方面的历史主义，始终从人的社会实践及历史进程来理解人性，而不是抽象地想象和假设某种确定不变的人性；二是人性价值观方面的人道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现象坚守历史的批判立场，始终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念。无论是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还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价，都应当坚守这个原则。但在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张扬人性即“性”，人性即“欲”，人性即“情”，人性即“乐”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很有害的价值导向。当今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性，建构什么样的人性价值观，既关乎当代文学的健康审美价值导向，更关乎当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因而值得引起足够的关注。
其四，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观问题。在当今文化转向和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批评愈益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因而就有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即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和秉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从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来看，显然存在着经典文化价值观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面对当今文艺大众化的现实，我们更需要在吸取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寻求对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与批判反思两个方面的视界融合，找到一种比较辩证的价值立场：一是充分看到和肯定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民主性价值诉求，防止站在精英文化立场贬抑大众文化；二是不能丧失文化（文学）批评的理性批判立场，应充分看到大众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如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等，对此给予必要的批判抵制；三是应当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即任何文化都应当有利于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有必要警惕大众文化重新造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淹没和消解。当代文化（文学）批评应当坚持应有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
四、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建构问题
如前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既根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同时也受到当今时代愈益突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随着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而同时传输进来，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变革发展，包括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念，如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多极化与多向性的思维方式，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取向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当代大众文化形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反过来，社会现实中具有某些后现代特性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影响文学家和批评家的价值观念与艺术倾向以及各种当代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彼此交织互动，形成当今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氛围，成为当代中国多元融合的文化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尤其是价值观念方面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无不受到各种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影响，无不与这种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作用相关。我们将当代文学及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放到这种当代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就可以看出这种后现代性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某些特点。比如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情况来看，一元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包括价值观念）可以说已被解构，人们对文学本质特性及价值功能的认识，愈来愈趋向开放性和多元化，从社会意识形态观到审美观、文化观，等等，都已形成从多视角、多维度进行研究与评论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使当代文学批评充满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多元混杂迷乱的新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变革拓展，并不仅仅是一个解构与寻求多元发展的问题，更有一个从批评形态到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问题，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发展不可能走后现代主义的道路，而是需要走向自觉的文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总是在后现代性的轨道上滑行，而是有必要逐渐克服前一时期转型发展所带来的“转型期综合症”，如浮躁、盲从、唯“风”是转、唯“新”是从、多元混杂等现象，从而自我超越走向积极建构，这是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文学批评要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探索局面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比较可行的可能还是走“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当今文学批评形态的建构，一方面理应包含“多元建构”的含义，即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探索，都应当从浑沌走向明晰，从混杂走向有序，从零散走向系统整合，逐渐形成一个由文学批评观念、方法、范式、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这样才谈得上成为“多元”中的一元。而另一方面，当今所谓建构的主要任务，恐怕还在于“主导形态”的建构，即建构当今时代最需要提倡、也最需要发展的文学批评形态。而在当代文学批评形态的重构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仍然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建构问题。这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功能问题，即文学批评究竟何为？我们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特性与功能仍然是价值评判。在充分开放多元的当下社会，通过文学批评进行审美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使之形成良好的审美精神价值导向，显得尤其重要。二是文学批评当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问题，即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有效和有为？文学批评要对文学现象及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分析，必然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来进行评析的问题，如果缺失了应有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就很难说这种文学批评是有效和有为的。因此，当代文学批评形态的重构，最终还是要落到文学价值观念的建构上来。
影视文学教学改革陕西当代文学影视改编
影视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然而它却带有非常明显的文学特质。立足于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讨影视文学的教学改革，不失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思路。
一、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变革影视文学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主要是指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影视文学应打破旧有的课程认识，冲破传统的教学理念，传统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充分利用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的丰厚资源优势，树立全新的教学思想和理念。
具体而言，一方面，树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不仅对影视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进行传统的、固有的教学，还应该结合视觉文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热潮，实现现代的、动态的教学。譬如，在分析陕西当代文学及其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时，运用传统的、固有的知识，结合当今时代视觉文化的勃兴和新兴传媒的繁盛，分析陕西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和影视改编实践。另一方面，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不仅运用影视艺术的相关专业知识对影视作品进行分析，还应该撰写影视鉴赏与评论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影视剧本的创作实践。这样的教学理念，既能够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又能够与“写作”等其他课程的教学相得益彰。
二、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丰富影视文学教学内容
文学作品及其影视改编的介入和强调，无疑丰富了影视文学的教学内容。通常情况下，影视文学课程往往围绕着影视文学的相关概念、本质特征、分类、创作、改编、鉴赏、评论等几个方面展开教学。
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立场、审美原则、审美方法等进行评价，深化影视文学的教学内涵。譬如，从地域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又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蕴含着特定地域的自然特性和人文内涵。在由地域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中，必然留有清晰而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记。如此，文学作品的审美立场、审美原则、审美方法等就被移植过来，作为审视其影视改编作品的途径和方法，这无疑为影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譬如，对于陕西当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陕西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以及影视改编作品的鉴赏及评价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作为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立足于视觉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对于影视这一新兴的视觉传媒相关领域内诸多方面的挖掘，拓宽影视文学的教学领域。与影视相关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影视文化产业的勃兴，消费文化对传统影视的冲击，视觉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地域文化借助影视媒介的传播得以提升其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文学的“触电”现象等问题。其中，文学的“触电”问题，也就是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尤其值得影视文学课程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涉及到文学与影视的发展问题，即文学借助影视广泛而平实的传播方式得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影视借助文学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得以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层次。
三、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转变影视文学教学方式
影视文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影视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教学方式。然而，还应该努力探索能够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其他教学方式。
专题式教学。这种教学方式，是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如作家、导演、演员、主题、地域等，将所需要讲授的内容进行分类，对同类内容设定专题进行教学活动。譬如，按照地域划分，将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作品设定为一个专题进行讲授。电影方面，由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高兴》（2009年）、《秦腔》（2012年），由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白鹿原》（2012年）；电视剧方面，由高建群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的《盘龙卧虎高山顶》（2011年），叶广芩的《青木川》改编的《一代枭雄》（2014年），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平凡的世界》（2015年）。
实践式教学。在传统时期，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影视文学教学更重视理论教学，无法满足实践要求。因此，在影视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展开实践式教学活动。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结合当代影视文化的发展状况，积极撰写影视鉴赏、评论的文章，或是创作影视剧本等。此外，还可以根据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确定主题，如陕西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陕西影视受众情况、陕西影视消费文化发展现状、陕西影视对大众审美倾向的影响等等，可以围绕某一主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撰写调查报告。
对比式教学。将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作品进行对比，可以选择某一个或某几个对比项，如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进行对比性分析。此外，影视艺术集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于一身，因此，还可以针对某一部具体的影视改编作品，将其所具有的影视艺术特征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对比性分析。譬如，将电影《白鹿原》中关中麦客的人物形象造型、华阴老腔的声音造型、面条像裤带的地域文化造型等因素，与文学文本中的相关语言艺术相结合进行对比性分析。
总之，在影视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从文学作品及其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对教学理念的变革、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具有巨大的创新性意义，无疑有助于改善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徐颖涛.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教学方法初探.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5（2）.
[2]张玉霞.成人教育“影视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与理论思考.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史 教学改革 策略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本科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程，设立时间较长，课程体系建设历史较为久远，这一方面使其积淀了深厚的学科教学经验，同时也造成了其在面对当下学校教育、学生需求的新形势时，反应不够迅速。近年来，高等学校和学生必须面对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生日常学习内容的选择都更加功利。在这种新形势下，作为一门文学类基础课程，如何既能完成课程的核心教学目标，又能适应学生求职的需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必须重视的问题。在当前发表的有关此课程的教改文章中，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方面。但笔者以为，要让中国当代文学史适应新形势，还有一些方面是较易被忽略却又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此外笔者所在的学校近年来积极推行教学改革，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记录下来，和同道们交流分享。
一、明确课程定位
要想让一门课程能充分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的新形势，首先应该重新为其准确定位，即制定明确的课程教学目的。作为一门文学基础课，其根本目的首先应如先生所倡“美育代宗教”，使学生获得深刻的人文思想，培养其敏锐的审美感悟力，提高其欣赏品味。但当今社会已经日益重视实利、崇尚实用，在这种时代风潮中，大学教育虽不能一味附和、丧失原则，也不应无视现实、凌虚蹈空。此外，“今天的本科教育也与过去不同。过去的本科教育以培养专家为目的，而今天的本科教育成为带有普及性的高层次的基础教育，绝大多数受教育者要到与文学无关的部门服务，所以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在今天变得更为切要。”[1]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上述情况后，笔者所在学院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作出了如下定位：本课程的教学一方面要重实用，对学生进行知识（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授和技能（与文学有关的语言表达、写作等）训练，又要从审美与精神上对学生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本课程的根本宗旨是在完成“务实”任务的基础上，追求审美品格与精神向度，达到鲁迅所说“涵养神思”“崇高好尚”的目的。[2]
这种课程定位将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相结合，既充分尊重了当代文学史课程的特殊性质，又与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需求相适应，为接下来的教与学指明了方向。
二、充分完善教材
相对于其他的文学课程，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更为特殊的课程性质。学界有关其核心概念“中国当代文学”内涵的界定，采纳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即“1949年以后至今的文学”。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正在发生、不断变化、下限不断延伸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也就是一门教学对象和范围尚未“定型”且不断“增殖”的学科，其教学内容是开放性的。这种极为特殊的学科性质为教与学带来了诸多不便，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教材需要不断更新。就目前情况看，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成为制约本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和难点。当前全国高校使用较为普遍的教材有两本：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两本文学史在出版之初，曾得到学界一致好评，但在使用过程中，根据笔者的授课体会和学生的反映，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对“史”的描述见长，提纲挈领、史料翔实，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解读就较为简要。笔者认为此书为教师备课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及线索，但却不太适合做学生初学之用。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更注重对经典作品的细读，能较好地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但此书对当代文学各个思潮发展流变的脉络梳理稍显简略，对一些文学史现象的判断也有些个人化，不利于学生建构有关当代文学的客观、立体的知识框架。此外，这两本书虽然已将下限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但对这个时段内容的描写还相当粗略。针对此种情况，笔者所在的教研室曾多次进行研讨，在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追求方面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既要借鉴陈思和、洪子诚等先生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又要突破他们的局限性，如还应该突显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发展脉络，强化史论，以小说诗歌等代表性文体的评析为主，注重启发性，增强批判色彩等等；二、应把握住文学与历史相关发生的原则以及文学的自我调节原则，突出史的流变过程及规律，使文学史教材成为一部偏重史论的通史；三、建构多维的文学史观，关注主流文学，亦不忽视非主流文学；四、以“审美现代性”为核心理念，以作品解读为重点。
如此一来，就能将体系架构和文本细读结合在一起，既能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思潮流变，又能近距离接触一些名家名作，领略文学经典的魅力。此外，还应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进行详细阐述，诸如“网络文学”等当下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均应纳入研究视野，使此课程与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关注的热情。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如果能够充分体现和实践上述宗旨和思想，那么就应该能够编撰出更加适合学生接受的版本。
三、合理调整课时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诸多困境中，教学内容的繁多和教学课时的不足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此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其下限是不断延伸的，因此教学的对象、内容和范围也就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自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发展到今天，已经近六十年，内容几乎增加了一倍，教材也越编越厚，但课时从八十年代以来却并无太大变化，基本上保持在50课时左右，这给教师的授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首先，一些重要内容无法展开，只能点到为止，有些内容甚至不得不舍弃，影响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全面接受和了解。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能真正参与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课程，具有当下性、即时性和体验性，当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如“八〇后作家”、网络文学、热播影视剧等等，均能纳入其研究视野，也是学生关注的热点，但因为课时不足，必须教授的传统内容都无法完成，更没有时间再来和学生探讨上述问题。再次，作为一门文学课，应该采用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培养其审美感知能力。但同样是因为课时不足，本应经常开展的围绕具体作品的互动讨论无法进行，与教学相配合的视频资料（改编电影、经典的样板戏、话剧作品等）更无法在课堂上观看（笔者曾尝试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观看，可到场者寥寥无几，因为学生不愿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本应最灵活的课只能用最传统的讲授方式进行，教师无奈，学生不满。针对此种困境，笔者所在学院组织教学委员会进行了认真分析讨论，结合实际情况，决定将总课时增加至80课时。这样不仅可以大大缓解教师授课的压力，而且有利于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体能动性。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选修课程，如《中国现当代诗文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名作鉴赏》《港台文学研究》等，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领域的相关问题能有一些持续、深入的了解，也大大缓解了文学史教学的压力。
作为本科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面对新形势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别无选择，必须锐意变革。本文中探讨的几个方面，无论是对课程的准确定位，还是重新编撰教材，以及合理调整课时，都致力于改变此课程传统设置中一些含混、模糊、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方面，为进一步的教与学理顺思路、扫清道路。
注释：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互动式分组教学;文本阅读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是阐述当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当代文化就必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进行深度阅读。在当前大学生的文学阅读中，纯文学阅读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相当一部分学生对纯文学经典的疏离相当严重，出现了文本阅读能力弱化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六盘水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组通过试行互动式分组教学，通过学生自主研读文本去认识和体会文学的魅力，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热爱，赋予文学经典阅读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第一，中国当代文学中互动式分组教学。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互动式分组教学，是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让学生和老师互换角色，中国当代文学组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级学生分成四个小组，留四个课时给学生，每个小组通过收集资料#做课件#小组成员的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将做好的课件由小组中的一个成员进行讲述。学生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接受的过程中对经典作一个全面的认识，发觉文学经典自身的深度#广度，重新发现经典新的阐释空间。由于教学主体的变换，学生要传授知识，就必须对文本进行阅读，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理解文本所传达的内涵。在经过两个学期的试行后，得出互动式分组教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文本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互动式分组教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更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讨论#研究#实验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成为教师引导下的主动地#富有个性的过程。过去学生习惯于听老师一人讲，被动地接受老师所传授的知识，现在要直接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主体构建教学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尤其是突出小组成员之间互动学习资源的互补作用。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由于我们之前阐述的原因而呈现出弱化的现象，学生对于经典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老师在课堂上的传授，而由于课时的有限，对文本中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和历史内涵不能够深切体会，通过小组成员的相互学习#探讨和总结，无论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都必须要去学习，必须要对文本进行深度的阅读，才能达到给别人一杯水，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的前提。苏霍姆林斯基说:#研究者#探索者。#这告诉了我们一个最为基本的道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他既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知识的探索者。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把教学过程视为教与学合二为一，通过互动式分组教学，让学生自己做主，尽可能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探索性#创造性，让学生由乐学到会学#善学，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第二，互动式分组教学有利于提高文本深度阅读的深度。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由于历史原因，大多篇幅较长，特别是小说基本以长篇为主，所以不可能在课堂上做整体讲述，而学生由于阅读文本的弱化，一般不深入阅读文本，如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而通过互动式分组教学，学生必须要对文学作品作全面阅读，深入了解作品和作品相关的其他内容，如作者的生平与作品的时代背景。深入学习和阅读文本才能理解文本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如实的!白鹿原!，如果不深入阅读文本，就无法直观感受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等等在古老的土地上新生的阵痛中战栗。也无法深切感受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内心世界，白嘉轩凝聚着传统文化，坚持仁义道德。鹿子霖却是一个卑鄙小人，虚伪，卑鄙无耻，阴险狡诈却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通过互动式教学，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为了上好一堂课，学生就必须要深入细致的学习才能理解，这已经不是单纯接受而是在主动去收集。通过同学们齐心协力的收集材料，为了达到统一的效果，小组成员都会去阅读文本，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没有深入文本的阅读，就无法理解陈奂生这个小人物的形象，如果是老师在教授，那么SSY上呈现这样的一段文字时，:%%%譬如买药吃掉!#学生是无法理解陈奂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举例分析，分析之后的效果还得看学生的接受程度，然而，如果是互动式分组教学学生就必须要去了解文本，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就容易理解，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也激发了阅读文本的兴趣。
第三，互动式分组教学有利于提高文本阅读的广度。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和当下学生接触不多的词语，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阐述清楚，学生通过对某一个知识点的学习，进而延伸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的把握，在这基础上，通过与所读文本相关的作家其它文本的比较，探究某些难解的概念。为了加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深入了解作品和作品相关的其他内容，如作者的生平与作品的时代背景。通过互动式分组教学，由于大家的加入，不同的思想发生碰撞，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释对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以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为例，为了阐释清楚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中%手法这个概念，那么就需要涉及他的其他作品，如果仅仅是从教师的角度去说明，那么基本上学生听了之后都是云里雾里，就算学生通读了这篇小说，还是处于懵懂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从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与之相关的能够说明的篇目来加以证明，如文本中的亦真亦假的#，那么涉及的其他作品就有!虚构!)!西海的无帆船’等等，在他的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形象并以此来拆除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使得小说呈现出即非虚构亦非写实的状态。如!虚构’中告诉读者: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为了证明%这个人物真的是穿插在其他的文本当中，就必须要对其他的文本进行深入阅读之后才能理解，而有些文本的阅读还涉及了跨学科的学习，如余秋雨的!废墟!，学生如果想上好这门课，那么就需要对中外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因为这篇文本涉及的知识量丰富，单从%这个角度出发，文章列举了屈原#杜甫#曹雪芹#孔尚任#鲁迅#白先勇%最终都出现一个大团圆的局面，为了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得从历史知识的角度去寻找，屈原没有选择向世俗恶势力妥协，愤而投入汨罗江，屈原的结局是悲剧。杜甫经历唐盛世向中唐的转变，目睹了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荡，百姓的疾苦，有诗歌记录下真实的社会图景，让后人看到了一幕幕悲剧的场面。曹雪芹不想大团圆，描写宝#黛爱情悲剧，昭示了封建家族的衰落。孔尚任不想大团圆，借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抒发了他对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感。鲁迅不想大团圆，描写祥林嫂饿死街头的悲剧，表现了命运的凄惨。如果仅仅是一个学生来做这个工作，显然工作量相对较大，如果是从分组的角度，由于团队的协作，分工细化，对资料的收集就显得较为轻松。通过小组成员从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文本，既能拓宽小组成员的视野#增强对文本的理解，又能培养小组成员的创新思维)培养文学的感受力#审美能力#评析能力)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并促使人格净化。在取得授课的成功之后，小组成员通过分享#探讨和总结，在看到其他同学的进步之后，自己自然也想试试，通过积极参与#互相感应#共同促进，激发了学习潜和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掌握了一定的文本知识后，自信心也得到提高，更愿意和其他同学分享，在这样的前提下，文本深度阅读有利于促进互动分组教学的开展。实践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通过学生的互动式分组教学提高了文本阅读的深度和广度。相信，随着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对文本阅读的重视，文本阅读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而文本阅读能力的提高，又必然加强学生互动式分组的积极性和团队协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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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文作者：赵慧平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省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
真正实现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上述目标其实是极难的,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综合与创新。综合之难在于要在极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中细致地梳理出某种理论的演变、发展轨迹,对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对其做出评价。显然,这项研究不但工作量巨大,而且要有历史的眼光和学识,是一项重大而艰难的理论工程。创新之难在于在综合过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科学地把握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进展、存在的局限和发展方向,提出有较高借鉴价值的理论观点。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的成果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深入到各个发展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就不难发现文学批评事实上是承担着认识、发现和引导的作用的,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但是,也要承认,存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这种局限集中地体现在还没有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形成核心创造力,还不能对已经获得的思想、理论资源进行综合与创新。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新时期以来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理论进展的成果。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全面、正确地认识与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取得的进展,如果我们希望提升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水平,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那么,就要从基础理论工作开始,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开展研究,就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迫切的工作
陈平原先生认为，“‘文学史’在本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②自近代社会以来，大学教学体制为修文学史提供了机缘和动力，大学教授常以写一部文学史作为终身的最高学术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历史的发展之轮上，不断推进的历史化进程，不断增容的研究领域，不断更新丰富的学科体系，不管是从教学还是从科研出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修史是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文学史写作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解决文学史观的问题。
文学史观决定文学史如何叙述，文学史的总体框架，历史线索，内在逻辑，重要作家、作品的选择等等重要问题。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谈到，从文学史观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经历了这样三种主要的模式：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启蒙论的文学史观。这三种文学史观已成历史，对于日渐多元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现状显然是不适应的。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广泛讨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是以启蒙论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打破了当时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板结化的状态，但这种文学史观是建立在已有的文学发展史实的基础上，没有考虑90年代以后文学的可能发展。在外延上，“20世纪中国文学”虽统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但在时间轴上无法涵盖最新的，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发先生提出“现代中国”这一概念，以现代性为核心理念，指出晚清以来的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以“现代中国”统领自19世纪末至今的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以“现代中国文学”一统现当代文文学学科，并以其开放性指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在具体的文学史理念上，现代中国文学以其多元的观念，兼收并蓄，使现代中国文学史体系既是一个有整体性的，又有其有机结构的文学史建构。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文学史的内容是不断扩张的，台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古典诗词、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打破了那种精英化的纯文学史框架。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网络文学被写进了文学史。
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是历史的必然发展。2009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多家媒体共同完成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表明，在短短十年中，网络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越当代文学纸质作品六十年的数量。互联网上拥有中文文学网站数千家，每年诞生20万余部小说，以每年20％的增长速度发展。“网络制造”的类型化小说占据了文学图书总量的近一半，占据畅销书榜的半数以上。据统计，中国已拥有5亿网民，其中有2亿多网民经常性浏览文学网站，各种文体的网络业余作者超过一千万，全国文学网站签约作者超过一百万，网络媒介在中国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型文学载体。网络文学创作者与已有文学体制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在不断增强，安妮宝贝、蔡骏、当年明月、千里烟等作者先后加入中国作协，各地作家协会向“网络”敞开了大门，广东、陕西、浙江等地作协成立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参与主办蔡骏、血红、跳舞、我吃西红柿、唐家三少等网络小说作者的作品研讨会，开办多期“网络作家培训班”，开展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结对子活动，将网络文学创作选题列入扶持范围，给予经费上的支持。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准入网络小说参赛，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修改了评奖条例，将网络小说纳入评奖范围。网络文学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当代文坛长期是主流、精英文学的文坛，几乎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十多年来网络掀起了都市情感、奇幻武侠、悬疑推理、军事历史、校园、盗墓、穿越等通俗题材作品的一波波热潮。这是在网络媒体出现后，通俗文学在中国的膨胀式发展。通俗类型小说在网络上繁荣继而对图书及影视市场的占领改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网络文学汇集了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和民间智慧，开拓了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如同现代文学报刊的出现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网络冲击了目前已有的由作协、文联及其所主办的纯文学期刊等组成的文学体制。网络让文学的写作真正的多元化，网络文学面向的大众面与纯文学期刊所面向的小众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生长根植于自由的网络精神。1996年约翰•P•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处处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是多么古怪，而不再害怕被强制沉默或强制一律。”网络文学自由书写、自由创造、自由想象、自由发表，是新媒体对虚构艺术创造力的解放和激活。其写作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不同于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启蒙文学，它在宏观上与时代的主导观念并非相悖，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展开。“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和虚拟现实的技术特性已经够清楚的了，足以引起人们注意到它们促成新的文化形成的潜能。实的质疑和反抗，其中有一种渴望冲出现存体制结构的冲动。”③网络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一种探索的文化，一种自娱自由的文化，“一种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文化，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平等性、实时交互性等独特的性质”④，这是现代民主、自由文化的新的生长，它不是来自知识界的启蒙，而是来自民间的自觉和反抗，这是网络文学有无限生机的内在保证。英国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民众并不是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因而靠工业巨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恩赐过活的一群。网络文学的娱乐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现实的逃避，也包含对于新的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创造。
网络媒介发展了小说的形式，如网络小说结构的变化，篇幅的拉长和内容的混杂，语言的借用与创新，对细节的不厌其烦等。互动小说、多媒体小说、游戏小说、手机小说、超文本小说等小说新形式蕴含着小说艺术发展的新的可能。优秀的网络文学推动了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小说是文化产业的重要题材库。网络小说已成为文化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环节。据统计，一部优秀的网络小说在改编成影视剧、网络游戏、衍生文化产品方面涉及的资金流可达数十亿元。网络成为未来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进而与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联系起来。网络小说在产业化方面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发展部署也必将推动网络小说的发展。互联网上的网络写作多是业余的，在网络上的写作者也将随着年龄而成长，他们的生活也将因为写作而丰富，写作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因为网络写作的业余性，在艺术上也因其不成熟，网络小说作者更多的是靠生活底子和激情来写作，作品中有丰盈的生活世界和来自个性的精神力量，在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为心灵写作的意义上，网络文学是真正的“生命写作”。
传统文学是网络文学的母体，网络文学是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扬，通俗文学的手法、纯文学的趣味、主流文学的立场、先锋文学的实验意识在不同的网络小说中闪耀着灵光，网络文学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而是传统文学在新的空间中的生长。对于广大网络文学写作者来说，其写作的创造力如同英国学者米歇尔•德赛都所描述的，他们会用“偷猎”、“盗用”、“偷袭”、“为我所用”等方式创造性地改造已有的文学传统。网络文学的发表是面向世界的，它要求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应相互尊重、理解和宽容。网络文学作者群体是全民性的，它书写的是更广大写作者的精神体验和艺术想象。网络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一种带有生气勃勃的时代气息的关联，诡异的想象，戏谑的方式，个体化的时代精神体验在网络文学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媒体的发展历史表明，长篇小说只能出现在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成熟的时代，印刷体制时代产生了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伟大的小说家，与此相应，在新的写作机制和文化空间中，网络小说经典作家、作品将应运而生。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是一个必然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领域。
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
网络文学必然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自动解决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认识和讨论。
文学史写作的基础是要有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⑤文学史是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进入文学史，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都是经过文学批评筛选的作家，只有那些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家才能得到批评家的关注，才能进入文学史。网络文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写作，其写作的起点低，写作的作品通过网络媒介的放大，在读者群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可供文学分析的“艺术含量”并不高，很多作者是“玩票”写作，有些作者是昙花一现的写作，有些作者写了很多作品，但并没有多少文学成就可言，如《第一次亲密的接触》作者痞子蔡的写作就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成名，其后续创作尚未可测，如创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写《藏地密码》的何马，都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在网络上成名，但其后期的写作力图摆脱网络的影响，写作的作品也不再在网络上首发，其写作的网络特色已经淡化了。如安妮宝贝和宁肯，前者是早期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曾与李寻欢、宁财神被称作是网络文学的“三驾马车”，安妮宝贝的作品主要发表的途径是实体书的出版，主要走市场销售路线，但其创作的纯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其文字的思维力度和忧郁色彩愈益浓烈，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有研究者撰文的题目为《安妮宝贝：路为什么越走越宽？》⑥，批评家郜元宝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题目为《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⑦宁肯的《蒙面之城》曾自由投稿到几家大型的文学刊物，被拒绝，后来在新浪网上连载，好评如潮。《当代》文学杂志找到宁肯，以头条刊发，并加“编者按”，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与纯文学比肩的地步。但宁肯后来的创作并没有走网络路线，而是承续80年代先锋小说的路向，追求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性，其写作有意识地面向小众读者，其作品《天•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20强。早期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慕容雪村后来的创作的作品网络文学的特色也渐渐地淡化。2003年，起点中文网的vip收费成功，网络写作者在网上发表作品就可以获得收入，在网站推举、宣传、排行等机制的刺激下，网络们日更新数千字甚或上万字都是家常便饭，这样高密度的写作，让写作成为一种“码字”生活，写作者不能及时充电，不能有更多地思考期和犹豫期，没有艺术的沉淀期。在学术界，网络作家常被称为是“网络”，唐家三少、跳舞、血红、我吃西红柿、南派三叔、沧月、天下霸唱等人的作品市场效应很好，但几乎没有批评家评论他们的作品。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开创了“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的新传统，而最有网络文学特色的是玄幻、盗墓、YY、穿越、修真等题材的娱乐化小说，这些小说中思想的含量和艺术的含量似乎都很稀薄，禁不起读者的反复阅读，特别是经过一个世纪多世纪的文学史教学传统影响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很少会有人把网络类型化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样会是误入歧途。一位批评家在评价玄幻小说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⑧，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带有明显的纯文学趣味的。笔者曾于2009年1月16日00∶00点用google搜索引擎对主要的现代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名字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所搜到的网页数量看，天下霸唱高于张爱玲，六六、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高于王蒙、贾平凹、莫言等文坛名家，但相应的在中国知网中所搜到的学术期刊论文，天下霸唱、六六、树下野狐、玄雨、明晓溪、流潋紫为0，当年明月为2，安妮宝贝为55，而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文献数都在数百篇，张爱玲有2168篇，鲁迅有15854篇。我于2006年开始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所写的作家、作品专论式的文章，被很多的学术刊物拒绝。当代批评家也很少有人去用心像研读一个传统作家那样去研读一个网络作家的作品。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变化，有研究体系的转变等诸多问题。只有经过了文学批评家所评价过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其文学的价值也只有在众多的批评家的关注下才能逐步得到发掘。因为没有作家论、作品论的支撑，对建构当代的网络文学史成了一个学术难题。它使得当下的文学史教材中，多将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拼贴的板块而存在，其进入文学史的也只能是宏观的总体概览性的章节，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只能是相对粗略的简单介绍，不可能给网络作家开设专门的章节。
网络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千万的网友读者完成的，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网络文学评论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网络文学的读者跟帖评论大多是一种印象式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往往有很真切的个人性情和才情，属于一种感悟性的人生阅读评论”⑨，评论者的文学素养也不是很高，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高论，从“读者反映论”的角度看，是文学研究可供借鉴的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文学资源，有个需要除渣去蔽的过程。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为网络文学写史的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作品时，需要付诸巨大的精力，要保持高昂饱满的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阅读量是很大的。而阅读只是写作的第一步，因其作品艺术含量的稀薄，注定了网络文学研究是一项广种薄收的工作。
文学史写作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写作文学史是建构文学经典作品运动轨迹的过程。而网络文学的写作是向下的，不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走，而是沿着大众接受的路向上走。在国外，《飘》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被严肃作家所瞧不起的，不能进入美国文学史的。这意味着，要勾勒网络文学的发展全貌，要对其发展的艺术线索进行描述，是很难的。网络写作与市场、读者的联系，与通俗文学的联系，比与艺术发展的演进层面的联系更鲜明、更有代表性。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成为一个问题存在，意味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才能很好地评价网络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谓有个性的文学史，说到底是有独特文学史理论建树的文学史。”“用一种拼接的形式将其容纳进文学史框架，则不注意整个文学史的思路与框架充满了矛盾与不和谐。我们没有给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包括日治下的台湾文学）和旧体文学等现象充分的文学史定位和理论探讨，就将其朝原有框架的文学史里塞进去，结果必然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和大杂烩的内涵。”⑩这意味着网络文学入史是全新的探索，而不仅仅是文学史板块的一个补充延伸。如《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有较好的实践尝试，它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将现代中国文学分成“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四大板块，将网络文学看作是“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的文学形态，使“网络文学”与电影、电视剧、古典诗词等一同融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有机整体之中。
网络文学入史的难度和尴尬还在于网络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媒介，网络上写作与纸上的写作并无二样，如果“网络文学”是一个伪概念，网络文学研究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网络文学”是个实际存在的概念，如何区分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除了首发的媒介不一样，代表网络文学的是以悬疑、盗墓、玄幻、穿越、修真为题材的幻想式作品吗？如果是，那么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小说的发展在哪里？网络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哪些艺术上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网络作家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早期成名的第一代网络作家，现在也不过近不惑之年。这些写作者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他们的创作成名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他们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和传统的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和影视、图书市场之间、作协体制之间也比传统作家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常常遮蔽在媒体批评的“唱盛”或“唱衰”简单的对立评价之中，网络文学入史，既期待着更多成熟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时机，也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网络文学入史的意义
网络文学入史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然任务，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及时地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对有价值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跟踪、评论，使之经典化，探讨其文学史地位，有其重要的意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曾探讨研究现存作家的问题与意义，对于研究网络文学颇有启发意义。“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存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的因素。”网络作家多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正处于成长之中，非常期待有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展开评论和交流。作为感同深受的当代研究者，和网络写作者一样，享用着网络文明的成果，网络写作者的文化创作背景、文化资源吸收，所面对的文化难题，与批评者之间的沟通并无障碍，而这种交流，也是有利于网络文学的繁荣和进步的。研究网络文学，对于大多数从纯文学领域转换到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其知识的转换，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上阅读习惯的改变，参与网络写作的实践活动，都意味着研究方式的改变。在评价的知识、价值体系上要更新，对作品要有新的洞察力，要有能力和网络作家展开深入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以纯文学的标准去贬低网络文学。
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历史写作是思想的产物，不同的思想体系造就不同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想，“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走向，丰富、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力。对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史必然是要记录和书写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必然要面对的任务。而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资料保存的不稳定性、可删除性，也加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重要性。“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网络文学改变的是文学的发表机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必将改变文学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将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学史领域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对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调整，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也将因此而改变。也许，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分级化态势将更加明朗，其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将大大提高。
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其意义大于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文学、古典诗词入史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领域不断增容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当代文学体系变化的大事。“什么是文学史家的史识？我的理解中，就是文学史家有能力解读史料文本，有能力创造出新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学现象，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原有文学史理论的提高。”在文学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积淀甚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又甚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活力正在于其当代性，即其开放的视野。这种不断延展的当代性，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总是比别的学科震荡更大，新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具有多种可能性。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写作的发表机制，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扩大了写作的群体阵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出现新的局面，通俗的、幻想的文学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市场机制与文学之间的火热关系在网络媒介的推动下风生水起，感性解放的身体写作，颠覆崇高的“低化”写作，传统通俗小说叙事的波澜曲折，底层生活的生动体验，机制的制造，它意味着“A•马尔罗想象中的博物馆”式的文学史的产生，意味着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运动将以具体的形态建构起新的理论构架。
在谈到五四白话文学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有“死”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区别。韩愈、柳宗元、许衡、姚燧、虞集、欧阳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吴汝纶等人的文学是“死的文学”，而用白话写作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以及《擘破玉》、《打枣竿》、《挂枝儿》等小曲子是“活”的文学。的观点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文学不无启发。网络文学的生气来自对多元文学叙事的宽容，一种粗糙的但有生活力度的写照，一种小说阅读机制的重新获得。小说对生活的模仿，既是历史现实的，也是想象的，还是夸张的。网络历史小说不做严格的历史考证，按照内心的期待去想象。对比那些“僵尸般”的“精英”小说，网络小说无疑是“活的文学”。网络文学充满了对传统文学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写的建制，解构来自文学内部，不是外部的，是对主流中心规范的必然反抗。这种写作的梦想，在中国网络时代开始慢慢变成现实。自己解构自己是文学发展自身的特性，使文学得以丰富性的发展，网络为文学的这种内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可能。
网络文学评奖中，有很多的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身影，他们参与作品的审读、评价，给作品写评语，为写作者颁奖，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艺术发展。随着网络写作者的日渐成熟，为网络文学作者写评论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更好的基础。
作为成长的网络作家，在获得了很好的读者市场效应的时候，他们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推动，个人人生阅历的提升，个人艺术修养的沉淀，都将让他们的写作获得更广阔的精神天地。网络文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草创期，其写作的门槛也将为前期的写作者所垫高，那些没有写作根基的网络大神必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陨落，只有那些不断坚持写作，勇于挑战自我，有更好的写作天赋写作者才能建构起丰富的网络文学世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网络文学必将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家，更多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了直接的基础。
有人相当尖锐地提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那种对本来已经提拔起来了的文学‘显贵’再加以提拔的贵族习惯,由于这些‘显贵’的‘伟大’,我们的年轻的、默默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力量正处于不断之中”①。中国当代不少文学批评家虽然很不情愿提及历史上曾经指出过这种普遍现象的人,但却否定不了这种铁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多少人认真倾听那些年轻的、默默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批评力量的呢?中国文学批评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对以往《红楼梦》研究等展开的文学批判之所以演变为政治批判运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文学批评家囿于既得利益,拒绝和抵制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开展。有些文学批评家不是接受真理,而是固步自封;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依附强权。这种不认是非只认强弱的状况已造成人才难以出现的不合理的秩序。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不仅要讲真话,而且要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文学批评家只有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才能仰赖外部力量(包括政治力量或资本力量)打破这种人才难以出现的不合理的秩序,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不合理的秩序所造成的危害,才能展开较为充分的文学争鸣,并有效地推进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文学批评家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就是在文学批评中自觉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不断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互不尊重,主要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学批评成果,而是拒绝承认并吸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成果。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在相互辩诘中彼此促进,共同提高,而是避开正面交锋,自说自话;有的文学批评家参与文学争鸣不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捞取名声资本,哗众取宠;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认真辨别对方的正确与否并吸收其正确的一面,以便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是故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这种不太自重的行为不但很难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的尊重,而且很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有的文学批评家在尖锐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界“文人相轻”现象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和大师,而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对于经典和大师不敢承认。这位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经典和大师,但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厚古薄今、“文人相轻”,漠视这些经典和大师的客观存在,只是看到甚至夸大中国当代作家的局限,却没有看到他们早已跻身大师行列。其实,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并没有错。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一些文学批评家即使以伟大作家为标杆要求甚至衡量同时代作家,也不为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同时代作家的这种敦促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作家精神懈怠的危险。因此,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与其说是文人相轻,不如说是文人相激。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很少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之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存在一种严重轻视甚至排斥文学理论的倾向。因为有些人混淆了以理论为指南与以理论为公式的根本区别而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有些文学批评家便认为强调文学创作是否符合文学理论而忽视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自由化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失误之一。这种认识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理论成果的严重轻视。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美学家朱光潜虽然强调宽容别人和“我自己”的异趣,但是他承认文学的趣味是有高下的。在这个基础上,朱光潜提出了纯正的趣味这个美学概念,认为“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②。这就是说,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文学趣味中,有的文学趣味是纯正的,有的文学趣味则是低下的。
因此,文学的趣味既要不断推陈出新,也要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从理论上深刻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囿于地域和当下的局限并在强调文学趣味的多样化中纵容低下趣味的流行。其实,有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误区。这些文学批评家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文学自由地表现自由和美才是最根本的道理。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文学描绘现实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展现的是人类对真正的生活的渴望。优秀文学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亦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或者说,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中只有艺术相对而言是最自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往往存在着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而反对文学对现实的“超越”的倾向。
③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一些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家就割裂了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割裂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批判和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家赫?马尔库塞的文艺思想就比较典型。赫?马尔库塞明确地认为:“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④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赫?马尔库塞之所以割裂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斗争力量。赫?马尔库塞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说,在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同现有社会合而为一。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因此,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
⑤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广大人民被统治阶级奴化和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抵制和抗争的一面。因而,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学艺术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即艺术对解放斗争的贡献不能由被压迫阶级出现(或不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来决定。秘鲁作家略萨提出的文学的“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赫?马尔库塞的这种文艺思想。略萨认为:“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略萨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即“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⑥。显然,略萨所提出的这种文学的“反抗精神”既是空洞的,也是苍白无力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不但从根本上脱离了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且没有深刻地反映这种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是,马尔库塞、略萨的这种文学思想却被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毫无保留地引进了。有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已深入地批判马尔库塞、略萨的文学思想后依然故我,仍然片面地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忽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服从关系。这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往往是随波逐流,不辨是非,甚至只认强弱,而不是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在这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一个彼此互不联系的差异世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深刻地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次序的进程。“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
⑦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文学的批判精神的把握上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就是一种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有的文学批评家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认为这种“先锋批评”从过去只说“不”到现在只说“是”是丧失了文学批评的立场。而有的文学批评家则反对这种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认为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则是次要的。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这是本末倒置的。
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文学批评家不必拘泥于以前觉得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还是坏,而应该特别注意文学作品的价值。“对于值得赞扬的作家一视同仁地赞扬,对于不值得赞扬的人则一概不歌颂。”⑧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同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有的文学批评家在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脱离了批评对象。这些文学批评家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有的文学批评家则强调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是不断推进的。因此,文学批评家只有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这种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各种文学批评观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既然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进程,那么,文学批评家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时就既要看到各种文学批评观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是拒绝和批判现存狭隘需要的,有时很可能就不如一些迎合现存狭隘需要的片面的文学批评影响大。这时,文学批评家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清理和反思文艺批评发展史中还公正于一些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的文学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可是,中国当代不少文
摘 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 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 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演变过来，经历了一开始的为少数派人士所推崇，到现在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活理念。而中国的当代文学亦在此范围。体现了其荒诞、反传统、不确定等特点。在将当代文学带入愈来愈世俗化的同时，又体现了自我文学生命的价值。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开始谈起，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人们对于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做了许多的新的试验与尝试，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空虚是这种变化最典型的特性，因此一部分人的审美观念和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总体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包括以法国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派，法、英、美的荒诞戏剧，美国的“跨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它们普遍的思想倾向，是要推翻公认的思想方式及基础生活的经验，虚无主义的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从而显示出人存在本身的“毫无意义”。这种在过去被视为极度挑战传统观念的“反人类、反社会”思维模式，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下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产生不断壮大发展的趋势。后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来源于相应的文化转变的因素。
后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生来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使人们丧失了对政治和对改良世界的热情，变得冷漠，被动，人与人之间不再频繁的互相联系。传统的社会关系的纽带都已松驰，人们没有了信仰，精神萎靡，失去了精神家园，处于一种没有根基，没有依靠的世界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展开，这种生活态度也逐渐走人中国人的视野，国人从刚开始的好奇到现在的认为是以种理所当然，经历了几十年的转变，这种观念深入各行各业，成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这种社会现象也成了现代主义作家热中于表现的对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
1．文学世俗化的不断发展
每个人都能从事文化美学，她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认识、理解、接受，她应该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而不是总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商业化的趋势。文学不再是被少数人掌握的、束之高阁、远不可及的事物，她揭去了蒙在脸上的面纱，并以逐渐加快的脚步来到大众面前，人们开始沉浸在她带来的各种享受里。在音乐方面，流行音乐以崭新的姿态走人大众的视野，在城市里，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出一两句当时的流行歌曲。摇滚乐以不同于传统音乐理念的激进姿态，或者以感官刺激和情绪发泄的商业化效果，使无数青少年为之沉迷。商业歌手开始走红，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歌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影视广播等多媒体创作也呈娱乐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电影创作者倾向于在其作品中表现传统文化的衰落，这种行为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反历史主义或游戏历史的态度不谋而合。而这种局面的形成需要大量平民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形态呈现一种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与以往传统作家的态度不同，后现代作家们放下了以前那种说教者的高姿态，不再以小说中英雄的身份出现，而是有着无异于常人的喜怒哀乐，说着百姓熟悉的油盐柴米酱醋茶，无聊的消磨着人生的时光，即使他怀有多么伟大多么异世出奇的梦想。新写实小说就是一反过去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作法，着力描写在艰难困苦中生生不息的平民百姓，表现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在王朔看来，所谓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都是无稽之谈。他把自己看成是“写字的”，他关注的是商业社会中正在崛起的小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不再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平民百姓的传统形象，他们大多是一些极端自我的反叛的角色。这些角色嘲笑信仰，嘲笑道德说教，愤世嫉俗，及时行乐。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畅销作家排行榜成为衡量一个作家身家价值的最直接工具，为此，许多非畅销作家纷纷投笔从商。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非非主义”等新生代诗歌，一反以前朦胧诗的贵族化倾向的晦涩诗风，而以极端的姿态追求意识的平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和诗风的直白化。新生代诗人普遍摒弃了北岛等诗人标树的那种社会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理想，他们玩笑般的自称要卸下前辈诗人的灵魂重荷，并褪尽改革初期的神圣使命、诗情的焦灼和朦胧的忧郁。因此，他们摒弃传统诗歌的意象，转而追求表达的口语化、散文化和粗鄙化，在他们的创作中，诗的崇高、神圣、豪华与典雅已荡然无存。
2．自我文学生命个体的不断体现
在传统观逐渐分崩离析、中心茫茫无处可寻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推崇的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异军突起，无数以个人的形式所展现的文学作品，将人们的喜怒哀乐无限放大，在人们倍感新鲜的同时，更感觉到这种新文学带来的亲切感。“后现代主义写作观成功地扭转了写作长期硬化成结的群体话语，使群体话语转向个体话语，使神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从而杜绝了那种借群体和历史的名义，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活本身即艺术，因而它无限量地释放马尔库塞所谓潜能及感官享乐情绪，重体验、重感性，反解释、反智性。正如桑塔格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欲望，而不是艺术的阐释学。”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逃避解释”，这与现代艺术总指涉一种隐于字词背后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解释与理解不同，后现代主义不指涉什么，它仅仅是生命的直接体验本身。因而，重生命、重体验、反理性、反形而上学、反文化就必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识。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
【关键词】戏剧；第二课堂；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话剧作为舶来品，其最早的演出形式可追溯到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演剧活动，其后无论是被认为现代话剧开端的春柳社，或是中国北方话剧摇篮的南开剧社都与学生群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现代中国，话剧活动是校园最为活跃的项目之一，话剧因其产生的特殊背景而承担了宣传、教化等社会功能。从对西方戏剧的搬演、改译到戏剧文学的创作、演出，中国话剧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也催生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长期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戏剧环节课时有限，课堂教学内容仍然多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文本讨论上，但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于此。然而就非艺术院校而言，“综观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戏剧从来没有在全民教育的课程表中得到正式的承认。”[1]那么，如何利用第二课堂组织戏剧活动，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戏剧教学环节进行有效补充和拓展，是值得一线教师不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现当代文学戏剧教学环节的现状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专业课，近年随着课时的压缩不断给任课教师提出挑战。百年文学史涉及相当复杂的思潮、争鸣、作家、作品等各个层面，就题材类别又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几大类别。在文学史教学中，小说、诗歌、散文往往承担着教学重点和历年考研考点的任务，相对而言，戏剧多聚焦于经典作家作品，戏剧艺术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很容易在教学中被忽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过去对戏剧环节的教授和研究多倾向于文本研究与作家研究，到了二十一世纪前后，由于国内戏剧研究视野、方式、方法均有所改变，发展趋势之一就是不再将戏剧作为单纯的案头之作而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但是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够主动把握学术动态并进行知识体系的更新，这就使得接受传统教学内容的学生，有可能错失在专业中进行戏剧艺术体验的机会。对于另一部分教师而言，在有限的课时中，若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戏剧进行整体性把握，带领学生了解戏剧文本、演剧之间的表达差异，内化戏剧理论与技巧，熟悉舞台行为逻辑，最好的方式就是使其在戏剧的编创、排演过程中去亲自感知戏剧知识，将课堂教条通过实践活动生动地演化、吸收，最终达到切实领悟专业知识的目的。但是，有限的第一课堂中，这一理想愿景几乎无法达成。因此，在第二课堂中进行戏剧活动就成为一个可能性的补充和拓展途径。
二、戏剧作为第二课堂活动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戏剧社团仍然是当下各高校较为活跃的团体，但若要将戏剧社团活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有效结合，也仍然存在实际的问题。首先，部分高校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目前并非所有高校中文专业都能配备具有戏剧研究背景的专业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中文专业的传统课程，在教学中多采用的较为单一的教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法。教师大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在专业学习范围内，若非涉及戏剧研究相关方向则会由于知识体系的有限性，很难对戏剧有全面的认知、理解和实践，这样就限制了其对于剧本创作、戏剧排演的有效指导，具体活动难以展开。其次，教学与管理脱节。高校社团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往往依托于团委，由学生工作者直接展开领导与组织。即使一些具有专业背景的教师，因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与科研压力，能够全面投入学生或社团活动的情况并不在多数。而缺乏管理系统的支持，则在实际展开中会遭遇各种困难。一场演剧完成过程中，剧本创作、戏剧理论的外化、导表演体系的介绍，演出节奏的控制与把握等等，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各个环节，如若缺乏专业的指导，多会流于模仿式的娱乐表演而缺乏创造性的作品。因此，教学与管理的脱节导致教学第二课堂的目标难以实现。业余戏剧活动缺乏一定的重视。“戏剧对年轻人最有用的方面，是能将他们放置在一个境遇中，在那里他们面对选择，并且做出选择，让他们有机会让自己更加（或更少）富有人性。”[2]在目前众多的第二课堂活动中，戏剧的育人功能并不低于其他活动。通过戏剧创演，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发现自我与世界的精神联系，提升自我认知，并在团体中学习与他人协作的能力，因此，以戏剧活动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精神塑造和知识内化是极为重要的途径。众所周知，戏剧的创演需要较大的时间、精力、资金等方面的投入，虽然目前很多非艺术院校极为重视对校园戏剧的扶持与发展，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但能够从学科层面、经费层面、管理层面给予大力支持的毕竟不是所有高校。因此对许多院校而言，管理层面重视力度不够也是带来阻碍的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校际差异与地区差异性，以上情况仅适用于部分高校，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困境与难题。对这些问题的改善，不仅需要一线教师的努力，还必须得到多方支持与重视。
三、改进的方式与意义探讨
在将戏剧作为第二课堂活动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教学环节的教改探讨中，在讨论如何改进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戏剧活动参与教学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的探讨才不失价值。首先，教师应当具备主动参与意识。当教师选择在第二课堂以戏剧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补充时，应当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地组织和开展活动。戏剧所特有的魅力总是会将年轻人凝聚在一起，这是历久不更的事实。教师如能主动参与其中，在剧目的编创上可以有倾向性地选择与文学史相关的内容，在编剧方法与技巧、编剧理论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则一方面可以通过实践强化学生对文学史与思潮史的理解，对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同时在排演过程中适当参与，对舞台、场记、调度、服装道具等问题做出一定的专业指导和要求，可由此加强学生对舞台概念的感知力，提高组织策划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戏剧基本各要素的理解。当然，前提要求是教师本身具备足够的专业素养，能够不断完善自我知识体系，以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游刃有余地进行有效指导。其次，加强教学、管理层面的合作。一部优秀的剧目从策划到最终上演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投入，各部门的协调与组织，经费的来源，全面的排练，道具服装的准备，舞台的搭建等等决不是一般非专业学校可以轻易做到的，加之学生并非表演专业，形体、语言的控制能力都未曾经受训练，无法与专业表演相比较，在训练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知道，戏剧是载体，教育是目的。在非艺术专业院校，虽然学生的主业是学习，但课外的活动同样精彩且必要。维各托斯基认为“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3]因此，教学层面与管理层面应当加大协作力度，在保障学生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推动校园戏剧的展开，使学生加强对事物的感受能力和对自我的认知，并通过舞台的现场表演进行充分的个体展示与表达，提升心理素质。此外由于戏剧是团体活动，哪怕独角戏也需要多方面的幕后合作，因此可以达到增强合作意识和责任感的教育作用，使学生在走向社会时具备更好、更快的适应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培养身心健全的综合型、应用型人才也是高校教育的终极目标。再次，提高对校园戏剧活动的重视。著名剧作家李婴宁曾写到：“我们知道戏剧本身是具有教育功能的，这是任何人想‘去’也去不掉的固有功能。只要有戏剧，就有教育作用，只是看你放大还是缩小，还是故意歪曲、掩盖而已。”[2]戏剧的教育功能毋庸置疑，校园戏剧一般受众数量较大且多为在校学生，戏剧表演不仅能够教育台下观众，培养观众的审美能力与艺术感受力，更能够使组织者与参与者得到自我教育。一场戏剧的创演需要各种人才，在创演过程中指导教师要注意让学生依据特长发挥各自优势，增强自信心，也要鼓励学生走出舒适圈，挑战自我，以此更好地完善自我。因此，校园戏剧无论对参与者或是受众群体，意义都极为重大。
四、结语
尽管本文讨论的是将戏剧活动作为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第二课堂展开讨论，但教师的职责绝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本身，还在于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人格的完善、品德的建设，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正如戏剧学家奥斯卡•G•布鲁克所说，“教育应该是协助学生，舍弃享乐与物质的目的，来发挥他们的潜能，而戏剧正具备了人类力量的最大强潜能，不仅可以作为课程的要素，达到人性的目标，而且很明确的，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媒介。”[4]因此，以戏剧活动作为第二课堂不仅能够让学生以“浸入”的方式来内化专业知识，同时也能够培养实践能力，拓展个人技能，完善自我发展，它所衍生的教育功能甚至从某方面来说，较第一课堂更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话剧在中国至今不过百年，在一百余年的话剧史上，它也曾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戏剧却仅在较大城市能够得到良性的发展，戏剧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仍然存在。但无可否认，一部优秀的戏剧给创演者和观众带来的心灵触动与情感净化决不亚于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无法准确把控学生潜力走向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戏剧环节的教学工作中如若能极尽所能地依靠第二课堂，去拓展学生的眼界、知识、能力，并注重学生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在实现前文所言的对综合素质的培养，更是在将戏剧的火苗无声地种在年轻大学生的心里，而这些，都将为中国戏剧的繁荣打下基础，悄然培养着一批又一批未来的戏剧观众和戏剧爱好者。
参考文献：
[1]孙慧柱.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J].戏剧艺术,2002,(1):4-9.
[2](英)大卫•戴维斯.想象真实:迈向教育戏剧的新理论[M].曹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02,006.
[3]金李俪.论英美戏剧教学中表演与实践的意义[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5):59-6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