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09: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企业的经济效应，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反垄断审查机构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过于倚重市场份额，忽视其他市场因素的重要性；在使用买方力量、封锁效应等概念的时候没有弄清楚其真实的含义；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传导”等似是而非的经济概念；没有认识到市场细分等经济现象的存在。本文以商务部公告的案件为基础，对企业合并反垄断审查案件中经济分析概念和方法的使用进行深入地探讨。
自2008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至2010年6月底，商务部反垄断局立案受理了企业合并审查案件140余件[1],其中经审查后决定禁止的合并以及附条件批准的合并共7件[2]。按照《反垄断法》第30条的规定，商务部反垄断局对外公告了全部7个案件的审查过程和审查结果。考察所有这些公告，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反垄断审查机构在企业合并案件的反垄断审查方面已经逐渐进入角色，审查技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审查仍有不少疏漏之处，尤其在经济分析方法的使用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一、市场份额高能否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划等号
在企业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市场份额无疑是反垄断审查机构最为倚重的因素。例如，在“英博公司收购AB公司”案中，反垄断审查机构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唯一理由是：“此项并购规模巨大，合并后新企业市场份额较大，竞争实力明显增强”[3]。在“三菱丽阳公司收购璐彩特公司”案中，反垄断审查机构认为：“从横向看，此次交易很可能会对中国MMA（甲基丙烯酸甲酯）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审查机构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市场份额的最大意义，仅在于它为市场份额低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港。当反垄断审查机关发现企业合并后所占的市场份额很低，则可以断定其完全不具备控制市场的可能，可以批准其完成合并了。因此，使用这一指标，有助于反垄断审查机关提高审理案件的效率。但是，当企业市场份额比较高的时候，市场份额则仅具参考意义，反垄断审查机关必须进一步考察市场的其他因素，才能作出最终判断。
二、为什么需要关注市场细分的情况
在“松下公司收购三洋公司”案中，反垄断审查机构把其中一个产品市场确定为“民用镍氢电池”，认为“民用镍氢电池市场是一个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且竞争者数量有限，合并后松下公司市场份额达46.3%，远高于其他竞争者，合并可能导致松下公司具有单方面提价的能力”。反垄断审查机构把相关产品市场确定为“民用镍氢电池”，本身并无问题。但在进行竞争效果分析的时候，它没有注意到该市场的特点，没有就进一步的市场细分进行讨论。
在“民用镍氢电池”市场上，除了松下公司和三洋公司外，还有另外三个公司，包括两个中国公司和一个日本公司（其生产基地都在中国）。但是，市场调查表明，这个市场实际上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松下公司和三洋公司处于高端市场，其产品品质高，性能稳定，另外三家公司则处于低端市场，其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与前者相去甚远。
市场分析还表明，市场上现有的另外三家公司的产品如欲达到松下公司与三洋公司的水平，必须大幅度改进其生产设备，并且要克服顾客不认可其品牌的困难。另外，由于建设新的生产厂房需要相当高额的资金，而市场对“民用镍氢电池”的需求处于稳定状态，所以不太可能有潜在竞争对手进入这个市场。[8]鉴于以上理由，松下公司与三洋公司合并后，提高其“民用镍氢电池”价格的可能性非常大。
反垄断审查机构在分析松下公司与三洋公司合并所造成的竞争后果时，没有注意到市场细分问题，而是直接从46.3%的市场份额推断松下公司有可能进行限制竞争的行为，显得说服力不足。引入市场细分概念之后，则可以有说服力地证明两公司合并对“民用镍氢电池”市场竞争的巨大影响。
三、市场支配地位的“传导”是什么意思
“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是迄今为止反垄断审查机构禁止的唯一企业合并案件。反垄断审查机构禁止该合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集中完成后，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而损害饮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
令笔者疑惑的是，可口可乐公司在碳酸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通过什么途径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反垄断审查机构所称的“传导”是否反垄断经济学所称的“杠杆效应”?
反垄断审查机构所称的“传导”，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即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后，利用其在碳酸饮料市场上赚取的资金，在果汁市场上采用低价战略，把其他果汁生产企业赶出市场。然后再提价，在果汁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
总之，关于“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司”一案，笔者认为，反垄断审查机构不应当使用这种近乎臆想的“传导”概念。正确的做法是计算合并完成后可口可乐公司在果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基本上是把可口可乐公司的果汁品牌“美汁源”与汇源公司的“汇源”品牌以及两公司其他果汁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相加）。如果其市场份额过大，或市场集中度过高，则应进一步考察市场上其他果汁企业的竞争能力、其他企业进入果汁市场的难度以及其他市场因素，最后再做出是否允许合并的判断。
四、“买方力量”在什么语境下是有用的概念
在“松下公司收购三洋公司”案中，反垄断审查机构讨论了买方力量的问题。该局认为，在“硬币型锂二次电池”市场上，松下公司与三洋公司的合并将导致限制竞争效果的发生，并且，“买方力量不足以消除上述限制竞争效果。虽然部分下游大型用户具有与合并后实体抗衡的买方力量，但此种买方力量并不能扩展至其他不具备同等议价能力的中小型用户”。
以上述方式讨论买方力量其实意义不大。如果上游市场（即“硬币型锂二次电池”）形成垄断，下游买方力量无论强弱都很难降低上游市场的提价欲望。只要存在对“硬币型锂二次电池”的刚性需求，无论下游市场买方力量多强，松下公司都有可能提价。这就像我国钢铁企业与澳洲铁矿石企业的博弈。尽管我国钢铁企业是大型用户，但因澳洲铁矿石企业垄断了铁矿石的供应，我国钢铁企业也不得不接受提价的命运。我国钢铁企业是铁矿石的接受者，它们没有渠道对澳洲铁矿石企业形成钳制。所以，在进行竞争效果分析的时候，买方的对抗性基本上可以弃之不论。
五、如何看待纵向合并中的“封锁效应”
在“三菱丽阳公司收购璐彩特公司”案中，反垄断审查机构运用了“封锁效应”理论（foreclosuretheory）：“从纵向看，由于三菱丽阳公司在MMA及其下游两个市场均有业务，交易完成后，凭借在上游MMA市场取得的支配地位，合并后三菱丽阳公司有能力对其下游竞争者产生封锁效应”。
封锁效应理论多应用于纵向企业合并（即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市场关系）或有关纵向企业整合的反垄断案件之中。假定企业A处于上游市场，企业B处于下游市场，企业C、D、E与企业B相竞争。如果A、B两企业合并，A可能将原料优先供应B企业，而减少供应或不供应给C、D、E三企业，对于这三个企业来说，A、B两企业的合并就产生了“封锁效应”。B企业因而获得了竞争优势地位，在极端情况下，C、D、E三企业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市场，A企业以此手段既垄断上游市场，也垄断下游市场。
但是，应当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封锁效应并不明显。上游市场处于垄断状态，下游企业完全依赖于一个企业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多见。在“三菱丽阳公司收购璐彩特公司”案中，根据商务部反垄断局公布的数据，三菱丽阳公司与璐彩特公司合并后将占MMA市场上64%的份额，并未完全垄断上游市场。与三菱丽阳公司的下游公司相竞争的其他企业，仍然可以从其他公司（例如市场份额处于第二位的吉林石化和位于第三的黑龙江龙新公司）获得MMA。
市场竞争是动态的。为了应对三菱丽阳公司与璐彩特公司合并后的市场效应，处于下游市场的其他企业一定会根据市场形势，加强与MMA市场上其他企业的联系，防止原料紧缩或断档的情况发生。这样一来，MMA市场上其他企业反而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份额，从而威胁三菱丽阳公司在MMA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论文关键词：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溢出效应
一、 引言
农业是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两岸关系还未达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势下，农业投资几乎是台湾农业技术、农业资金和农业人才与大陆农业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唯一途径和载体。农业是台商对大陆投资起步较早的领域，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就有台商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大陆发展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不断增多，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两岸农业交流从大陆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从畜牧业、种植业等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的发展模式，成为两岸合作当中最活跃和重要的领域。
二、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的现状与特征
1、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农业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在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日益成为大陆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有6100多家经济学论文，投资大陆农业的台资达72亿美元。截至目前，大陆在16个省（区市）设有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发展成为台湾农业资金、优良品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人才进入大陆的持久、稳定的高效合作平台。目前，进入园区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已达5000多家，占在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总数的82%左右，实际利用台资58亿美元，占台资投资大陆农业实际金额的81%左右[1]。来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优化大陆农业生产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做出了贡献。
表1：1991-2009年大陆吸收的台资农业直接投资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
合计(万美元)
1991
1741.6
1992
12469.9
1993
331684.1
1994
39622.1
1995
10927.1
1996
12292.4
1997
43343.1
1998
20346.2
1999
12527.8
2000
26071.4
2001
27841.5
2002
67230.6
2003
76987.8
2004
69406.6
2005
60069.5
2006
76423.4
2007
99705.5
2008
106913.9
关键词：信息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组织形态，成为各类生产和创新要素最聚集的地方。
目前，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信息产业也在不断集聚，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信息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对信息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在前人的研究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信息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我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一、信息产业集群的概念
信息产业集群是指特定区域的信息制造企业，信息服务企业，科研结构以及信息金融服务机构等辅助机构在地理上聚集，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具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信息产业集群不仅具有一般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高度的专业化有利于企业的资金会主要聚集在某一特点领域，同时吸引专业化人才，可以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2）在信息产业集群价值链始端为研究性大学和研究所，在信息产业集群中起了主导作用，知识溢出效应显著。（3）信息产业具有高渗透性，渗透到其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产生二次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信息产业区域经济效应
1.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马歇尔首先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在信息产业集群内，相关的信息行业聚集在一起，随着资金、人员和技术都聚集到这个集群，新的信息企业也会不断加入到这个集群中。同时由于信息产业具有衍生效应，集群中会不断衍生许多新企业，这些新企业的成员都来源于集群内部原有的各个企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密切，在集群的价值链中获得规模效益。
2.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利用地理邻近性，通过合作、联盟以及竞争等方式进行共同的价值活动。集群这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使产业获得较低的成本。利用地理位置的邻近来节省企业之间的物质和信息流的传输，降低了交易费用。信息产业集群内部，企业衍生新企业，从而集群内的拥有共同的产业文化以及价值观，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使企业节省寻找成本和谈判成本。
3.人力资本聚集效应。信息产业集群作为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集群，人力是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源泉。信息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关的信息产业在一定的区域聚集起来，吸引大量的雇员加入集群；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发展进程中，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技术流动以及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加快了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同时可以得到最新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素质，人力资本更容易增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4.知识溢出效应。知识具有非排他性，一个企业创造了知识，其他企业能够很快地应用这种知识。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和企业分工协作，使得知识溢出更加明显。信息产业集群中科研结构和大学科研成果很快扩散到企业中，企业之间技术创新业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因此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集群竞争机制。集群内专利数量增加，新产品数量增多，产品周期缩短，提高了集群的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增长中起了关键作用。
5.区域品牌效应。区域品牌是产业集群的无形资产，相对于整个产业集群，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品牌效应可能难以持续。信息产业的聚集，提高了整个集群的竞争力，创造了营销优势，形成区域品牌。同时，产业集群的各个小企业可以借助集群品牌效应做宣传，降低广告成本，使每个企业受益。产业集群品牌相较于单个企业品牌更具有影响力，能够控制更大的市场营销规模。
6.波及效应。信息产业具有高渗透性，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信息产业集群是相关信息产业聚集形成，扩大了信息产业的渗透作用，信息产业集群与区域其他产业形成社会网络，生产链得以延伸和向高端攀升，产生二次经济效益，区域生产活动的乘数效应显著提高。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信息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科学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根据上述对信息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效应的分析，得到评价指标体系，共6个一级指标和其细化的20个二级指标：
1.外部经济规模效应：地区信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地区行业企业数量年变动率，相对全国行业的资本产出率，相对全国行业的产值。
2.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非销售费用占行业产值的比重，非销售成本占行业产值的比重。
3.知识溢出效应：行业R&D年科技经费支出的比重，行业新产品产值占有率，从事科研活动企业的比重，行业科技人员的比重。
4.人力资本聚集效应：相对全国行业的雇员，相对全国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对全国行业的人均产值，就业吸纳率。
5.区域品牌效应：区域品牌市场占有率，区域品牌规模扩张能力。
6.波及效应：影响力系数，感应力系数。
一、国外并购效应理论综述
企业并购效应理论包括企业层面的并购效应理论和社会层面的并购效应理论两个方面。纵观国内外有关企业并购效应的研究，企业层面的并购效应理论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交易费用降低效应两个理论上面，社会层面的并购效应理论集中体现为企业并购的福利效应理论与并购的资源配置效应理论。
对规模经济比较全面的分析是从马歇尔开始的，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将规模经济定义为“在一定限度内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企业并购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横向并购上，西方学者在对企业横向并购的规模经济效应分析的时候都假设：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生产技术及条件不会发生改变，并且企业实施横向并购前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价格保持不变。
在这种较为理想的理论假设前提下，企业并购使得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在一定时期内，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得企业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收益递增，即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所以，在企业横向并购扩张的过程中，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得到越来越完全的发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价格波动不定，这必然打破了传统的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理论假设。因此，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并购的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太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还需我们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
企业层面的交易费用降低效应是由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来的，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理解企业纵向并购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基础，他认为当企业发现对其上游的要素供给和下游的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的时候，就会发生纵向并购。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理论，深入研究了“纵向一体化”问题，认为纵向一体化有效地削弱了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克服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企业内部的长期雇佣合同也促进了合作，权威性的组织安排避免了讨价还价、通信联络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一体化的组织结构稳定了要素供给和产品销售分配。
研究社会层面并购效应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和威廉姆森。他们在研究企业并购的福利效应时也没有得出确定一致的结论，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分歧。斯蒂格勒认为，只要没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企业并购仍然会发生。这是因为，新企业的进入会有一个时滞，通过并购能使企业获得市场势力从而获得垄断利润。Saronovitch和Sawyer通过对1958年～1967年期间的总体集中率变化的分析（主要指标是CR25、CR50和CR100）发现至少有50%以上的集中度的提高是由于并购造成的。斯蒂格勒、Saronovitch和 Sawyer三人的分析都认为企业并购有可能带来垄断，从而产生并购反竞争效应，最终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威廉姆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部均衡理论，继承了哈伯格的早期垄断福利损失分析的传统，并结合马歇尔提倡的规模经济分析对企业横向并购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详尽分析。威廉姆森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并购的福利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并购导致的资源节约与并购导致价格上升、消费者剩余减少而引起的福利损失之间的比较关系。
但是，威廉姆森的局部均衡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会低估并购的整体效应。并购的整体效应还包括发端效应和加重效应。国内外理论界主要侧重对并购带来垄断使得商品价格上升的福利效应分析，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能带来价格的上升，很多并购活动会造成价格的下降。而对于并购后价格下降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效应的
分析，在理论界还是分析的不够透彻。
二、国内有关企业并购效应理论研究成果概述
我国学者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并购的意义、动机、并购的类型和方式、并购策划与商业化运作以及政府政策等内容进行描述。由于政府干预较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企业并购仍属于“准并购”，国内的大多研究是对国外并购理论进行“本土化”，以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并购模式。另外，我国学者对企业并购效应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他们大多数是针对上市公司并购后的实证研究来研究企业并购绩效的变化及企业并购效应的。如，陆一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调查报告》；刘国亮、王加胜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激励制度及绩效的实证研究》；张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等，但由于所用数据资料和方法的不同，实证结果也存在差异。由此可见，我国对企业并购效应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单一的定量性的实证研究，还没有深入、系统地形成我国并购效应的研究分析方法，尤其关于企业并购效应的定性研究理论还有一定的欠缺，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并购效应定性研究理论框架体系。
三、西方企业并购效应理论新发展
（一）并购与产业集中。许多研究并购的文献对于并购会引起垄断表示了担忧。美国经济学家Andrade，Mitchell和Stafford按并购金额对近几次并购浪潮中并购企业所在行业进行排列，然后对这些行业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这些行业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在某一次并购浪潮中处于并购高峰的行业在下一次并购浪潮中并不一定就是并购发生的主要行业。如果并购企业长期经营状况不佳，它就不对市场形成威胁。但是，许多数据显示，并购企业在长期中虽然销售额较低，但利润却比较高。人们认为其中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企业通过市场垄断力量获得了超额利润。然而，Healv，Palepuand Ruback研究发现，产业利润率的提高来源于运营资本投资水平和工厂、设备管理能力的提升。
产业组织理论也认为，产业集中并不能与缺乏竞争划上等号。一个产业内的公司可以在产品质量、品种、耐用性、售后服务及服务支持等各个方面展开竞争，昔日的理论所认为的高度产业集中将导致垄断或少数大公司合谋的观点并不适用当今异质产品成为消费主流的社会。大公司市场份额的增加得益于他们的高效率和良好经营。
（二）并购与资源配置。并购在经济中主要发挥两种作用：扩张和收缩。从行业角度看，行业内并购的即时影响是能够引起现有资产的重新配置，如果行业内的某些企业试图增大其经营规模以消化更大的资本投资，这时，并购就成为行业扩张的工具。同时，并购也可以用于消除行业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使其生产规模更符合社会需要，这时，并购则起到收缩行业内现有资产的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分拆作为并购形式的一种占到当时并购金额的近一半，当时许多公司纷纷把本公司内不具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弱的部门分拆出去，从而导致公司资源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转移。H．Servaes、Andrade、Mitchell和Stafford等研究发现，总是由q值较高的公司并购q值较低的公司，如果反之，则并购将有可能失败。
Jovanovic和Rousseau的最新实证研究表明，并购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和转移。Hagedoom和Duysters在对计算机行业的并购研究中证明，在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上相近的两个公司合并有利于发挥双方技术协同效应，促进技术资源的重新配置。
关键词：保税港区 腹地经济 拉动效应 作用机制
保税港区的特点
保税港区既具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特点，也具有保税港区的特点，同时也与其他特殊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保税港区具有“境内关外”的特点
保税港区具有的“境内关外”特点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区别于我国其他特殊经济区域的一个最基本特征。一般特殊经济区域虽然在经济政策方面享有一定的税收、费用优惠，或减化某些环节上的便利，但所有这些活动既是在我国的国境以内，也是在海关的关境以内开展。在其他特殊经济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与国外发生经济关系时，如进出口贸易等，仍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进行。可见，保税港区具有的“境内关外”的特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活动，如出口加工、国际物流、国际贸易等，这是其他特殊的经济区域无法比拟的。
（二）保税港区内的所有经济活动均处于海关监管之下
虽然保税港区在管理上认为属于海关关境以外，但进出港区的所有物品、人员等均须处于海关的监管之下，向管理部门备案。与这样的监管措施相适应，保税港区与区外之间一般会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隔离，如卡口、围网、视频监控系统等。这些特点也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一般特殊经济区域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区别。
（三）保税港区仅具有经济或海关功能且不附加其他社会职能
保税港区一般仅仅是所在城市区域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区内设置有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保税港区的具体管理。但这些管理机构所承担的功能仅限于经济功能或海关功能，如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以及保障保税港区内经济主体正常运行所需的公安、劳动保障等相关职能，对于其他职能如区内人员的居住、生活等，不在保税港区的范围之内。
（四）保税港区兼具有海关的口岸职能
保税港区内的企业和货物等虽然处于“境内关外”状态，但当区内货物离开保税港区到境外或进入境内其他区域时，必然要涉及到货物进口报送等一系列通关手续，这也需要在保税港区内进行办理，这也是一般的特殊经济区域所不具有的特点。保税港区的管理理念先进，通关措施便捷，较一般特殊经济区域相比，能为区内企业提供更方便、快捷的通关服务。
保税港区对腹地经济的拉动效应分析
保税港区对腹地经济具有较强的拉动效应，但对保税港区拉动腹地经济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本文认为，保税港区对腹地经济的拉动效应体现在经济增长、成本节约、社会发展及技术进步方面。
（一）经济增长效应
保税港区对腹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首先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即保税港区通过区内各项经济活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拉动腹地经济的增长。具体而言，保税港区通过四种方式拉动腹地经济增长。
1.通过国际贸易拉动腹地经济增长。保税港区是经济腹地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由于保税港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及便利条件，吸引了众多国际贸易商入驻采购商品，从而降低了内地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提高了外贸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同时，保税港区“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使区内有了宽松的贸易政策，外贸企业的出口货物，只要一进入保税港区，就可以获得退税，减少运输、通关等不利因素，缩短拿到退税额的时间，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另外，从产业链条的角度看，腹地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职工工资收入，并拉动对其他商品如原材料等的物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与发展。
2.通过物资采购拉动腹地经济增长。保税港区内企业的物资采购可以在两个方面对区外企业产生拉动效应：一方面，区内企业的采购可以直接增加区外企业的产品销售量，从而提高企业收入水平，这是对区外企业最直接的一种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保税港区内的企业视同“关外”，区外企业产品进入到保税港区内视同出口，因此可以即刻得到商品的出口退税，促进企业的资金回流，为区外企业发展提供动力。
3.通过税费收入拉动腹地经济增长。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入驻，保税港区会出台许多优惠措施，如税收、费用方面的减免等。从表面上看，在短期内会降低一定的税费收入，但从长期看，随着区内企业贸易量及加工量等不断扩大以及企业享受到的优惠政策的逐渐减少或消失，保税港区的各项收入也会逐渐增长，这会直接对当地经济产生拉动效应，成为重要的收入增长点。
4.通过吸纳人员就业拉动腹地经济增长。保税港区内企业的入驻，必然需要人员进行管理、生产、加工等各项经济活动，这些人员大部分来源于经济腹地。我国保税港区所依托的腹地经济基础均较好，能够为保税港区提供所需要的从普通劳动者到高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人才，满足不同企业的用人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腹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也是拉动腹地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成本节约效应
所谓成本节约效应，即是通过企业在保税港区内的入驻，可以有效节约各项运行成本，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空间，从而在社会整体层面上促进费用的节约，拉动腹地经济增长。
［关键词］环境税；经济效应；技术革新效应；再扩展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GL001）“中国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的资助。
作者简介：沈田华(1984―)，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博士生。研究方向：财务会计与农业环境核算。
彭 珏（1954―），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财务会计、农业资源与环境核算、公司理财。
龚晓丽(1988―)，女，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贵阳，550004）。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一、引 言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所引起的。“外部性”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Marshall）在分析“公共物品”时提出的，［1］随后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进行了扩展和完善。他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引申出“外部性”的另外一个内涵――“外部不经济”，并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应用边际分析方法，提出“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的概念，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要承担责任或成本的损失，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此时，该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此时，依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也即市场在此时是失灵的。［2］这种市场失灵我们可以用图1①来表示。
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将产量设定在Q点，但从社会的整体效率来考察，将外在成本考虑进来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产量应该在Q1点，如果最终的产量在Q点水平上，将导致整体社会产生福利损失为ABC。考虑到这个因素，庇古认为，为纠正这种外部性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或补贴。而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称为“庇古税”。这就是环境税最初的思想源泉，本文所关注的是环境税的核心问题，即环境税的经济效应问题。
二、环境税经济效应的传统分析及其存在的局限性
(一)局部均衡观点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庇古在系统提出其环境税概念时所持的一种基本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要求其消费的边际收益MB等于该产品的市场价格P，即MB=P；同时，利润最大化约束下的生产者也会使得其边际生产成本等于市场价格，即MPC=P。在没有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是一致的，即MPC=MSC。相应的，市场均衡意味着MB =MSC，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如果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出现了负外部性，则MSC>MPC。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着相同的生产价格时，就出现了MB
环境税经济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污染矫正收益-基本福利损失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庇古税的经济效应分析是基于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存在着过于抽象和简化的假设。［3］
(二)一般均衡条件下的叠加性原则
当人们把庇古税的原则应用到所有商品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最优税制结构的“叠加性原则”，这个推理最早是由桑德莫（Sandmo）进行的，他认为，［4］在一个最优的商品税制下，将庇古税和拉姆塞（Ramsey）规则用一种简单形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既定收入下的税制效率损失最小化。假设社会中存在n件课税商品，其中第n件商品为污染品，则对该产品的课税可以表达为拉姆塞部分和庇古部分的加权平均，但其他的n-1件课税品则仅仅是考虑其拉姆塞部分。用公式可以将其表述为：
Tk=(1-α)(-1/ek) (k = 1,…, n - 1)
Tn=(1-α)(-1/en) +αdn
这里的ek或en表示商品自己的价格弹性，dn表示商品n的边际外部负效应(marginal external damage，即MED)，α表示政府预算约束松紧程度的参数。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二个公式中的第一部分称之为“拉姆塞要素”，第二部分是外部性矫正部分，我们不妨称之为“庇古要素”。若将公式中α视为一个权重系数，通过对α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税的经济效应，按照桑德莫的界定，α = - λ/β，λ表示私人部门的边际收入效用，通常取值为正数。β表示政府征税对社会效用的影响，因此该值通常是负数。显然，按照等边际效用法则，公共部分筹集的最后一单位公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社会效用应等于从私人部分转移走的部分所带来的效用。由此，可以将α表述为私人收入与公共收入的边际替代率。随着α的取值越来越高，拉姆塞要素（即效率要素）在产品征税税率确定中的权重越来越低，基于边际外部损害的考虑（即庇古要素）在对污染品n的征税税率确定中占据主要地位。如果政府的预算乐观到仅仅可以通过庇古税的征收就可以满足的话，则α =1，也就是说不存在对其他非污染品的课税问题了。反之则相反，如果政府的预算极其紧张，则所有的权重都放在筹集财政收入上，于是α=0，则税率的选择是为了最大化收入的考虑，庇古税在税收结构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三)环境税双重红利观点
在桑德莫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将最优税收分析原理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逐渐产生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双重红利”观点。该观点认为，环境税不仅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了“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而且还通过收入的返还来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税负，减少了税制效率损失，甚至还能提高就业水平，这常被称为“蓝色红利”［5］（blue dividend），古尔德（Goulder）将此界定为“收入循环效应”（revenue-recycling effect）。［6］双重红利观点最早由皮尔斯（Pearce）［7］正式提出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激发了专家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鲍温伯格和穆艾（Bovenberg and Mooij）指出，［8］当税制中还存在着其他扭曲性税种时，税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环境税的引入可能会放大业已存在的税收扭曲程度，我们称之为“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interaction effect）。而据鲍温伯格等人的推理和实证分析，该效应将会大于“收入循环效应”，这是因为“提高窄税基性质的环境税率用来削减具有宽税基性质的收入所得税显然会加大税制的扭曲效用”。［9］由此决定次优条件下的环境税税率要低于传统的庇古税税率水平（也即边际污染损害）。此时环境税的经济效应的基本表达式为：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
为了研究的方便，研究者将“收入循环效应”与“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抵消后的效应概括为“收入中性效应”，则表达式变为：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中性效应
(四)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健康受益视角［10］
该观点是由我国学者司言武教授在放宽双重红利观点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双重红利”假说的论证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劳动力市场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而这种假设显然是脱离实际且过于简单的，司言武教授在放宽该假设后发现，提高污染品价格尽管会减少劳动供给量（税收相互作用效应），但环境质量的提高也会影响劳动供给，环境质量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也可能相应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考虑健康受益的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也应有所增加。因此，司言武教授把环境税经济效应表达式转变为：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环境受益相互作用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相互作用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中性效应
图3 健康受益效应视角下环境税经济效应示意图
三、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扩展［11］
(一)远期经济效应的视角
前述几种观点对环境税实施过程中的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一个静态的假设，也即认为厂商在承担了环境税成本之后，依然会按照原有的生产函数来进行生产，只不过均衡点将沿着原有生产函数下降。这在短期看来是正常的，主要是由于短期内企业除了降低生产量之外还来不及作出其他反应，但仅因此就将企业在环境税实施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忽略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企业除了降低产量这条路径之外还存在着其他选择，而且降低产量显然无法让企业在环境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中获胜，企业要想在环境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从而降低企业的环境税税负水平的道路，企业要自主创新，就必须进行科研开发，以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进现有生产工艺和流程，降低产品污染物质含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水平。在短期内，自主创新成本一般会大大高于企业的环境税成本，企业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而从中长期看来，企业每年支付的环境税成本总要超过其可以一次性支付的自主创新成本，此时，企业必将选择通过自主创新来降低企业的环境税成本。整体来看，全体企业的自主创新必将带来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产品质量提升、产业升级以及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结构是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良好的结构能够提升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环境税的实施必将对国民经济系统产生一个经济结构优化收益，当然也同时会有一个自主创新的成本，两者之间的差额可以称为 “经济结构优化效应”。由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是在成本收益的限制下进行的，所以一般说来，经济结构优化收益将大于自主创新成本，也就是说“经济结构优化效应”为正。且该效应的大小则主要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产出率、科技成果转化率及国民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环境税经济效应的表达式可以扩展为：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健康受益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中性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
(二)开放经济效应的视角
此外，传统的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以及本文的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分析都是基于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而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对环境税经济效应作一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分析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当一国对其生产出口商品的厂商征收一道环境税后，其产品的价格必将上升，而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数量也随之下降，本文将这视为环境税征收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损失”。同时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将产生一个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力。长期看来必将使本国产品的质量得到一个提升，而这就可能冲破相关的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的质量壁垒，从而增加一国的国际贸易额；此外由于环境税的实施将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使得一国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生态环境的好转可以吸引国外游客来本国旅游，从而增加本国的旅游收入。本文作者曾将这两项合并称为环境税的“国际贸易收益”，它与“国际贸易损失”的差额称之为环境税的“国际贸易受益效应”。由于一国通常在实施环境税时对出口商品征收的环境税实行税费返还政策，故“国际贸易收益”一般大于“国际贸易损失”，也即“国际贸易受益效应”为正。将国际贸易受益效应考虑进环境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中，相关表达式可扩展为：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健康受益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国际贸易受益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中性效应+健康受益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国际贸易受益效应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由于“国际贸易受益效应”的存在，更进一步加大了对“收入中性效应”负面影响的抵减作用，增大了环境税的经济福利效应，从而可以使得环境税税率水平可以再进一步提高。当然，该效应的大小要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本国经济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四、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再扩展
我们认为，征收环境税后，企业要想在环境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进现有生产工艺和流程，降低产品污染物质含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水平，以降低企业的环境税税负水平，从而使环境税获得一定的经济结构优化效应。这是从承担环境税负的企业原有产品或生产工艺的改进或改良的基础上进行的考虑，属于原有产品或生产工艺的技术改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企业进行科研开发和自主创新的同时，除了能够改进原有产品或改良原有生产工艺之外，还极有可能产生出新的产品或生产工艺，而这种新产品或生产工艺的形成极有可能演化出一个新的产业或行业，这就超出了技术改良的范畴而进入了技术革新的阶段了。此外，在某一行业或产业承担了环境税负后，极有可能促使原来有意进入该行业或产业的资本转而投向该行业产品的替代产品的生产，或投向该行业全新生产工艺的研制和开发，进而演变出新兴产业或行业，从而扩大整体国民经济的容量，环境税的该种经济效应我们不妨称之为“技术革新效应”，可以预见的是，该种“技术革新效应”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很可能演变为另一种“技术革命效应”，从而极大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向前发展。
根据市场经济法则，一个行业能够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是该行业的从业者和资本所有者能够“有利所图”，因此，环境税的“技术革新效应”总体应该为正。将该种效应考虑进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框架，本文给出相关表达式如下：
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种间相互作用效应+健康受益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国际贸易受益效应+技术革新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中性效应+健康受益效应+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国际贸易受益效应+技术革新效应
该表达式中，前五项的含义与前文相同，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将企业在承担了环境税负后的自主创新的范畴从改良原有产品或生产工艺的层面再次扩展到了通过技术革新或改造而形成新的产品或生产工艺的层面，再考虑到原有潜在的投资资本在环境税条件下的反应和应对措施后，可以将“技术革新效应”纳入到环境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中。当然，该种效应的大小受到一国经济的活力和市场化程度的制约。
五、结 语
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是环境税实施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永不失魅力的研究课题，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及作者已有成果的简介的基础之上，对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的分析视野再次作了一个拓展，从环境税实施的远期效应对环境税的经济效应作了创新性的细化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环境税的实施还会在中长时期内产生“技术革新效应”，并将进一步提升环境税的整体经济福利效应，均衡税率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庇古税税率水平。但正如本文作者对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进行了两次扩展，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可能还未尽全部，还有待于后续的研究和考察。
注 释：
①该图引自：司言武．《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一个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②*代表在此图中将收入中性效应描绘在第四象限仅仅是为了说明该效应整体上为负，并不表示收入循环效应曲线为负值。
③该图中，为更直观和简洁地表达出环境税的经济效应，本文将环境税的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和国际贸易受益效应合在一起表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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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Shen Tianhua1 Peng Jue2 Gong Xiaoli3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tarted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c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reviewe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basic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taxes, carefully analyze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nalysis about econom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based on result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original authors, the author introduced “innovation effect” into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were then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taxes were further reinforced.
国内外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的发展机制及其对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正外部性作用方面，而对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等“负面”角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不多见，研究成果也不成熟，对产业集群积极作用的片面和过分强调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误的看法，只要建立起集群，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就会蓬勃发展，这显然有违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2]。世界上有很多原来十分发达的产业集群，如今已经或正在走向衰退，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著名区域性产业。如何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控制负外部性的产生，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以提高区域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3]从集群的产品生命周期引发的结构性风险的角度进行探讨，Fritz [4]等在Tichy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周期性风险对产业集群的冲击，文献[5]提出当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可能会形成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超稳定结构”，从而抑制产业集群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致使产业集群走向衰退。文献[6]从生态学的角度，采用生物学类比方法，分析了集群的内在风险及其危害，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本文从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出发，基于产业集群规模角度来探讨集群效应。
1 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
1.1 集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构成的单元结构，能产生巨大的集群效应[7]。集群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两个方面。
1)集群的经济效应分析。马歇尔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波特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外部规模和外部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表现在集群内企业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每个企业承担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活动，生产效率极高，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所以企业既能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又不必过分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实现了“柔性”与规模的统一。产业集群的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企业集聚特别是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可通过垂直联系及时获得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通过水平联系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产能力、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调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总之，在集群内企业可以在不牺牲“柔性”的条件下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比单个企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8]。②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大部分交易在群内进行，集群内企业交往频繁，协作关系较稳定，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谈判环节，提高谈判效率，增进协作关系从而降低谈判成本，提高合同执行的效率。③群体效应。集群内企业通过联合可以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合体，其集合效应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的简单叠加，具有“1+1＞2”的效应，具体表现为：a．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b．集群内企业便于采用和推广相同技术标准，提高该标准的认可程度，并且集群对新标准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c．集群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供应商和销售商，扩大企业的交易范围，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提高企业的获利水平。④学习与创新效应，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促进产业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使集群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交易逐步形成网络化组织结构，平等合作下的网络协同模式使企业能够集中资源专攻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同时，地理位置接近和频繁交流，使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成果扩散更快，更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整个群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2)集群的社会效应分析。集群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并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就是大量相关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最难模仿的，这些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地区经济强劲持续增长的源泉。②对经济的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并且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这会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事实也证明了产业集群密集的地区，其工业、商业、文化教育、运输、金融、服务等行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1.2 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
成功产业集群的示范效应使得产业集群正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但是集群的正效应并不是无限扩大的。产业集群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正是这种聚集，往往会导致一种内闭号隋性。产业集群的精细分工，使得整体结构较为稳定，企业作为其中的一环，形成一种依赖，转变往往较为困难和痛苦，这种转变在产业集群和企业 层面往往呈现一种周期性的低迷；产业集群长期所形成的组织制度、文化，一方面聚集企业，形成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种惰性，妨碍企业的升级，加速产业集群的退化(参见图1)。
Saxenian [9]研究了地理位置接近、技术相似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区高科技产业群，认为硅谷地区日趋繁荣，而128公路地区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文化、制度、工业体系差异等因素之间的非协调性抑制了“集群”效应，并产生负外部性。Amin&Thrift[10]从网络组织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集群企业之间面对面地联系和隐性知识的依赖使产业网络易于被锁定，并且是不断增强的自我保护型锁定，最终产生区域僵化。Low & Abrahamson [11]则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相互依赖的网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产业集群僵化、失去弹性的源泉，继而使集群中企业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Hakansson & Snehota[12]从网络系统观出发，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以及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指出网络变量——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是彼此依存的(参见图2)。
Hakansson等认为，企业间这种网络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产业集群内网络根植在共同的文化氛围(macroculture)中，在集群形成阶段是促进创新的要素，但随着各种网络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区域锁定”，阻碍集群的持续发展[13]。Belussi & Arcangeli[14]认为，不完全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搭便车”都会引起网络成本的增加，从而削弱网络的优势。笔者认为导致集群效应有限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网络组织制约机制的弱化导致网络结构成本的增加和协同性的弱化，导致产业集群效应的递减，在集群演进过程中，如果不能形成较强的协同关系制约机制，一些机会主义者追求短期效益，“赚一票”就撤，将给集群整体利益带来威胁[15]。集群内部知识与技能的高度外溢性和创新的高风险性，使得集群内一些企业不愿进行R&D的投入，而是“搭便车”，对市场上新产品模仿创新，甚至只模仿不创新。结果本地企业产品雷同现象严重，本地企业低水平价格竞争最终难以避免。更为严重的是“搭便车”行为使集群企业中滋生出“创新”的惰性，削弱了集群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同时由此而产生创新收益的非均衡分配，进一步导致“集群”创新投入的衰退，结果必然阻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技术园区 区域经济 辐射和带动
高技术园区是将科技与工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既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高技术园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实本质上就是园区的自身系统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建设高技术园区的机制和寻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法，离不开对这一过程的探索和研究。而目前探索的模式中，定性的分析较多，极其缺乏内在的机理分析和深层次的定量评价。
一、高技术园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理论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思想是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在汉森、保德威尔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延伸和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通常在工业生产的聚集地和经济发展迅猛的地点首先实现。这一理论借喻磁极是磁场内部最强的位置来诠释经济发展迅猛的区域或者产业类型为增长极，增长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所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周围其他产业和其他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现在这一理论被用来分析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机制，在各国的区域发展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理论，195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瑞典科学家缪尔达尔把发达地区对周围地区起到的推动作用或者产生的有利影响起名为扩散效应，把发达地区对周围地区起到的阻碍作用或者不利影响称之为回流效应，或者说是极化效应。回流或者极化的现象是将物质、能量和信息集中在发达地区的过程。由于发达地区对其所在的区域内经济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波及，导致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极化效应使得区域经济从分散、孤立的均衡无序状态向着局部聚集、发展不均衡的低级有序状态发展。扩散效应就是聚集的产业向着全区域发展和扩张，从而朝着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高级有序状态发展。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理论下，区域成长的初期，由于生产要素的有限，所以只能聚集在少数点上，产生聚集效应和小规模经济，极化效应比扩散效应显著，导致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在区域经济成长的后期，扩散效应的作用显著，聚集地的能量向着周围区域扩散，区域内部的差距逐渐缩小，形成了最终的区域经济空间模式。
二、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
（一）辐射效应
辐射效应就是高技术园区依靠技术和产品、知识和组织的相关扩散效应，使得整个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辐射效应主要靠区域经济增长结构上的变化来体现。高技术园区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辐射效应。有些园区在发展的初期，起的作用是孵化作用，目的是培育新型的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等。经过一定的时期后，部分高技术企业逐步成长壮大，在园区周围形成聚集，成为真正的高技术园区。这些企业通过结合更多的生产要素，在园区形成高技术的工业区域，使得高技术产品广泛地传播扩散到传统的产业中。也就是说，高技术园区内形成高技术扩散网络体系，向园区内及其周边地辐射，使得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的结构升级。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效果，一方面是形成了区域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是改造传统的区域产业。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高技术园区依靠区内产业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使得高技术可以全面用于产品开发，促进成熟产品的形成；区内渗透和扩散到传统企业的高技术，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促进区域产业的结构升级。高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中对地理特性和空间的要求直接影响着高技术园区的辐射效应。高技术产业形成的初期，需要强有力的开发研究，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和科技市场以及良好的氛围。当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到增长阶段时，对地理位置的要求降低，对生产规模和生产设备以及追求更大的收益等方面的要求提高，这就表明了高技术向着产业化前进。
（二）带动效应
带动效应就是高技术园区内的企业或者研发机构依靠产业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总量的发展是带动效应的具体体现。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体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极化过程，也就是产业聚集的过程。高技术园区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条件将区域周围的社会经济潜力吸引进来，产生聚集效应。其次是扩散过程，即高技术园区内企业反作用于区域，进行投资或者技术支援，形成相关的附属机构，提供市场吸引劳动力。聚集效应的产生不是呈线性增长的，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聚集效应的必要条件是积累一定的能量，即围绕核心技术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群，具备适宜的外部环境和高技术辐射源，当能量积累到临界值时就会促进聚集效应的增长。高技术园区发挥带动效应的依据是区域环境和园区的配合程度。衡量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带动效应的标准是高技术园区能否依靠产业内外联系诱发新的制造业。
三、结语
高技术园区作为区域创新活动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中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这种带动和辐射作用是依靠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体现。能力和效应是园区辐射和带动评价的两个方面。高技术园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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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FDI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
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FDI技术外溢的效果受到东道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即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作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促进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金融发展制约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对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溢出问题，此后众多学者检验了FDI对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及溢出效应发生的机制。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开始转向测度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企业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的程度。众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l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
第二类结论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是不明确的(ambiguous)。这些研究使用微观层面数据对FDI外溢与企业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相关研究。在一些国家发现了正的外溢效应，如墨西哥(Blomstrom和Persson，1983 Blomstrom和Wolff，1994；Kokko，1994)、乌拉圭(Kokko，Tansini和Zeiam，1996)和印度尼西亚(Sioholm，1999)；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摩洛哥(Haddad和Harrison，1993)和委内瑞拉(Aitken和Harrison，1999)没有找到存在外溢效应的证据。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忽略了东道国国内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考察。Cohen和Levinthal (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的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借鉴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后一些学者试图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相联系的，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能力、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都忽略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Levine(1997)在其综述性文献中将金融金融发展的作用概括为调节资源分配、动员储蓄、风险管理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物质资本积聚和资本分配效率的提高。传统观点认为FDI本身即为一种对东道国的融资，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不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认为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在于：
1、东道国若要吸收利用FDI的先进技术，其国内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经营方式、结构重组、购置新设备、聘用高级管理者及高技术员工等，在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于外部融资，这样，由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可能会受到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
2、原有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外源融资的需求就越大，对金融发展的要求就越高(AIfaro et a1.,2000)；
3、由FDI所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也需要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一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可能阻碍潜在的企业家及出现和新企业的建立(AIfaro,2007)；
4、此外，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可能由于国外公司的进入而加剧，传统观点认为FDI所带来的资本能够缓解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但是如果国外公司从国内银行大量借贷，那么它们就可能把国内公司从信贷市场挤出，从而加剧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
因此，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强调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中重要作用的理论正逐渐成为最具活力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金融发展影响东道国FDI技术外溢的吸收
FDI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使FDI发挥正效应的能力，包括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也指出一个国家为了获取外部技术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FDI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比较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程度、开放度以及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而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所有的吸收能力中，东道国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的吸收作用国内外成果相对较少，Alfaro et al.，(2002)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Alfaro et al.，(2002)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市场为渠道的作用机制模型，把样本国家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有信贷市场的71个国家，一组是既有信贷市场又有证券市场的49个国家，通过对两组面板回归的对比研究发现，不考虑金融市场的差异，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确的(ambiguous)；在考虑了金融市场差异后表明，金融市场对FDI的溢出效应的约束非常明显，一个落后的金融市场甚至会对一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产生负效应。
Hermes和Lensink(2003)选用了1970-1995年期间67个LDC国家的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强烈地依赖于东道国的环境条件，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和健全是加强FDI与经济增长间正向作用的前提，发达的金融体系对FDI的技术扩散会生产正的效应。
Omran和Bolbol(2003)以阿拉伯国家为样本考察金融发展对FDI外溢的吸收能力，研究发现在既定的金融发展水平下，当考虑FDI与金融指标的相互影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发现在阿拉伯转型国家FDI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其政策建议是金融改革应先于其他吸引FDI的政策改革，从而为FDI的引入创造良好的吸收条件。
Chee-Keong Choong,ZuIkornainYusop&Soo Siew Ch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强，从而FDI的技术、效率与管理的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增长。
Alfaro et al.，(2006)构建了一个强调金融市场发展在促进FDI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以此来解释FDI溢出效应在不同国家的不确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外资流入量既定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约是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较差经济体的两倍；当FDI增加或者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与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相比，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将会导致更好的经济增长；其他外部条件，如市场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业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FDI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比较好的省市，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出效应。
三、金融发展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途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吸引外资并不必然意味着东道国能够通过获得FDI的技术外溢，FDI技术外溢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东道国对于外资企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吸收能力，金融发展作为重要的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外溢中金融因素的作用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对金融发展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于FDI溢出效应中金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制还存在很大争议。
1、人力资本效应
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就越容易。Benhabib和Spiegel(1994)指出人力资本会影响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能力；Keller(1996)认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FDI吸收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欠发达国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存在着“人力资本门槛”，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术必须要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技术转移，即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地雇员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后，转向国内企业或成为企业家建立自己的企业(Javorcik,2004)，FDI溢出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阳小晓，赖明勇(2006)在一个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中考察了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是如何依赖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通过考察本国代表性居民的微观决策，指出本国金融体系效率、金融深化程度对本国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居民能够便捷地从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获取投资建厂的固定投入时，本国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来提高国内部门的产出。
王永齐(2006)通过对FDI溢出中金融市场效率的考察，发现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将使得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人力的学习能力，提高建立新企业的努力。降低人建立企业的门槛，因而将增加人由外资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者建立新企业的努力，FDI内含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将转化为现实。因此，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出单纯的资本积累效应，增强了FDI通过人力资本形式进行的溢出效应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而建立自己的企业需要一定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高技术含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及金融效率就非常重要，金融市场在FDI的溢出中起着联结作用。一般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劳动力从外资企业转向国并建立新企业的概率就越高，从而通过人力资本发生FDI溢出的效果就显著。
2、产业关联效应
所谓链接效应是指国内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与其下游部门跨国客户之间的后向链接，或国外中间产品供应商与其上游部门国内客户之间的前向链接，FDI技术外溢会通过其前向和后向的链接效应而发生作用。Hirschman(1958)最早从链接效应的角度解释FDI的溢出效应。Rodriguez-Clare(1996)认为FDI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的作用。Javorcik(2004)、Alfaro和
Rodriguez-Clare(2004)分别在立陶宛与委内瑞拉、智利与巴西发现了下游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后向链接效应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与FDI溢出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的结论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对FDI溢出效应的产业机制作出了很好的考察，但是他们均没有考察本地金融发展状况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Alfaro(2006)参考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小国开放经济下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在他们的框架之上加入了外资企业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来考察FDI技术外溢的后向链接效应，他们的模型强调金融市场促使FDI通过后向链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东道国将会通过后向链接效应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
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好的省份，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溢出效应，原因就在于以间接融资度量的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强FDI与我国地区产业的后向链接，从而促进FDI溢出效应的发生。
3、技术创新效应
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FDI技术外溢效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关。Cantwell(1989)对欧洲的美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关键因素；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关联效应；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技术外溢效果与两国之间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而Keller(2001)则发现在1983-1995年间G7国家的技术外溢的吸收效应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这也是我们上文分析中对FDI技术外溢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较好的技术外溢效果，必须大力加强本土研发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首先，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Hicks(1969)第一次对金融市场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做出了强调，他认为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对新技术的采用需要大量的流动性资本投资，按照希克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与任何特殊的技术发明没有丝毫关系。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大多数技术创新已经完成，但是它们在经济中大规模采用和充分实施却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流动资金形式，而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这种流动性，并使得对这种技术的投资成为可能。
其次，东道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基于FDI的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机制。在落后地区，为了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熟悉先进技术的外部投资者促进和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而技术创新通常伴随高风险。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中介通过在大量投资者中分散异质性投资风险而推动高收益性投资和技术进步。BenCj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办法而提高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Rioja和Valev(2004a)认为金融发展还使得经济主体能够通过套期保值等手段来转移和分散风险。
4、市场环境优化效应
东道国的市场体制、法制环境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也会对FDI的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Bhaqwati(1985)、Ozawa(1992)和Balasubramanyam e{a0(1996)等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FDI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那么外商企业的加入会强化市场扭曲效应。Dunning(1993)、Kokko(1996)发现外资企业往往趋向于进入那些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超额利润。Smarzynska(1999)则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考察了吸收能力，认为如果东道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措施，那么外国投资企业趋向于进行低技术投资，而且外资企业也缺乏在当地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而FDI是产生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Lai，1998；Javorcik，2004)，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吸收FDI并从中收益。
金融发展与市场体制、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环境因素密不可分，良好法律体系及产权保护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对市场环境的提升及改善产生内在动力。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2002)通过对92个国家的实证检验证实了明晰的产权安排对金融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合理产权制度的构建。而La Porta、Lopez-de-Silances、Shleifer和Vishny(LLSV)的多项研究证明了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金融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内在要求并进而促进FDI技术外溢的效果。
四、总结性评论
FDI技术外溢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的研究上，其中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成为研究的焦点。
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金融发展作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被严重忽略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金融发展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较为零散。通过对既有文献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FDI的技术溢出不会自动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实现要求东道国必须具备吸纳技术外溢效应的能力，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
2、金融发展是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环境优化效应而促进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实现，金融发展在所有FDI吸收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关键词]技术外溢效应；FDI；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0-0080-03
1 外资技术溢出的研究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索洛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成长理论主张，资本、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要素。技术进步的测量通常以Solow（1956）[1] 的成长会计进行测量，同期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Caves（1974）使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断面数据，验证了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和同行业的FDI比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由此得出FDI技术溢出效应正面效果是存在的。另外，Blomstrom and Wolff（1994）[3]对墨西哥的1965年至1984年的时间系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的提高和产业内外资比率之间有正相关。揭示了技术溢出效应正效应的存在。
70年代后期，东南亚国家相继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加大。进入80年代，国际性直接投资扩大到东南亚等国，带来了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一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出口， 经济增长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检验外资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进入研究。Borensztein and Lee（1998）[4] 、Lall（2000）[5]，包群、赖明勇（2003）[6]、李杏（2008）[7]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均证明了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另外， Aitken and Harrison（1999）[8]利用委内瑞拉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市场，可以通过对行业内的竞争激烈，对国内企业的市场产生侵蚀的负面效果。Haddad and Harrison（1993）[9]对摩洛哥制造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海外直接投资对摩洛哥国内企业的生产性提升所产生的正面效果不明显。
上述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证明了海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接受国带来正面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垄断以及与国内企业间技术差距过大等因素也会对国内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效应将很难确定。
2 技术溢出效应的传播途径
2. 1 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
外资企业投资给投资接受国带来了新设备、新产品，销售战略，以及经营经验等技术。该领域的国内企业通过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提高本企业技术和生产力被称为示范效应。Glass and Saggi（1998）[10]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当地外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高的话，当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引进更高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的吸收能力低的话，本国企业则没有能力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反而会对提高国内企业生产力也不会产生效果。示范效应是受制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差距小示范效应容易产生。
2. 2 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
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经营资源优势的外资企业一旦进入一国市场，该领域的国内企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的竞争结果，国内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采取自行研发，或从国外进口技术等方式来填补与外资企业技术的差距。Kokko（1996）[11]以乌拉圭为研究对象，论证了竞争因素是外企带来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中国市场的外资系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之间产生的技术溢出效果也经常通过此途径产生。
2. 3 关联效应（Linkage effect）
关联效应有前方关联效应和后方关联效应。前方关联效应是国内企业向外资企业提供市场销售服务，或进行中间产品、零部件、原材料加工时，外资企业向国内企业产生的技术传播。后方的关联效果是指发展中国家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接受外资企业技术援助， 通过提供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产生技术溢出。一般来说，后方关联比前方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12]。
2. 4 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
外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员工，尤其是管理层，技术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当地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另外，对国内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训练，当这些员工跳槽到其他公司或自己创业的话，也会发生技术溢出效应（Lall，2000）。但是，这个效果数据的收集相当困难。
3 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
3. 1 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
20世纪80年代，卢卡斯把新古典经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内生化。卢卡斯（1988）[13]认为，通过学校教育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Blomstrm and Kokko（2003）[14]关于国内企业是否可以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吸收效应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国内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Lall（2000），Borensztein and Lee（1998），也建立了人力资本和FDI内生成长模型，阐明了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对技术增长的贡献是迄今为止，被众多学者最为认可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因素。它不但应用于技术增长研究，而且也适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3. 2 技术差距
技术差距产生于外资企业和投资接受国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如果技术差距非常小，对国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原动力就会消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市场供应关系的恶化。相反，如果两者的技术差距超过适当的范围，从外资企业产生的学习效果降低，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发展将不会产生影响。
3. 3 研究开发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获得投资接受国的技术人才和实验资源，更多的外资企业把研究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机构设立在投资接受国。户堂康之（2008）[15]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海外进行研发的外资企业可以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而没有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则对当地的企业没有产生影响。
3. 4 经济开放度
Barrios and Strobl（2002）[16]对西班牙制造业进行分析，指出由于西班牙受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外溢效应仅产生于出口型企业。另外，其他学者指出实施出口主导型贸易的国家比进口替代型贸易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17]
3. 5 地理距离
关于地理距离的影响，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地理距离越大，技术外溢效果越小。中国外资企业的地理分布集中在沿海地区，即使内陆地区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也不会成为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18]
4 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方法
到目前为止，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手法，主要是参照Feder（1982）[19]和Caves（1974）研究手法，对生产函数模型进行细分之后、以国内企业的产出，劳动力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FDI和其他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如以下3种检验方法。
4. 1 生产函数
证明了外资企业投资比率的增加，使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率得到了提高。
在众多的检验方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使用最为普遍。近年来，包群、赖明勇（2003），李杏（2008）都证明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国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另外，在中国国内企业和外资系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选取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推测出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后，以联合方程式的方式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外资企业与国内同行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果是双向产生的，不过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的溢出效果大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产生的效果。
5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先行研究中产业的宏观数据分析居多，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核实。每个产业所具有的特点不同，应该多选取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加强模型检验效果的可信性。
其次，检验方法应该拓宽到线性模型分析。先行研究手法主要集中在一次回归分析和检验，分析手法单一。
最后，可以把博弈论引入研究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给国内企业吸收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发展的土壤，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产业发展策略。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些追求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企业把投资转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产业发展也从资金需求型向技术需求型转移，近年来我国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不断增长。在这样经济巨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均对南非加大投资力度，比较中日对南非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博弈，这标志着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形成向多样化发展的局面。另外，我国一些国有和大型民营企业为了获得科学技术，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强了并购力度，可见，未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领域还有扩展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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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扩散效应；增长极；哈大齐工业走廊
增长极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各地区纷纷制定了经济发展规划，力图打造区域增长极来带动经济发展。学术界对极化效应的著述较为丰富，对扩散效应的研究则较少。虽然打造区域增长极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会带来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扩散效应的发生机制
（一）增长极概述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理论，由主导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在某些大城市进行聚集而形成的产业之间密切协作关系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些企业通常是位于城市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运输、服务和决策等多种功能，就像一个“磁极”，能够对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吸引作用，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生产要素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既促进自身的经济增长，又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佩鲁将这样的“磁极”成为增长极。增长极包含了两方面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工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分别指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生产要素的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前者容易造成核心地区与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者使得增长极的发展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2]。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同时并存的复合过程。在经济开始起飞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扩散效应占主导。关于生产要素，笔者认为，不应仅包括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还应包括信息、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更广义的范围，它们共同作为扩散效应的载体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扩散效应的发生机制
扩散效应的发生主要可以概括为在中心地区影响下以区域生产要素量的聚集和质的优化等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本文中笔者从产业带动和区域环境改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产业关联带动扩散效应的发生。产业关联是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技术经济联系。产业关联的方式主要有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和投资联系。当中心区的产业经济处于发展时期，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扩大，但由于运输成本的问题生产企业只利用当地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对周边地区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很弱。另外，创新企业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了周边区域内资本和劳动力的净流出，进一步延缓了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整个区域内极化效应占主导，扩散效应不明显。
当中心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处于成熟阶段，众多厂商的进入使得市场竞争性增强，新产品的生产趋于标准化，中心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为进一步获得竞争优势，厂商增加了对区农业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甚至将生产线转移到区，使得中心地区产业对当地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增强。前向关联效应的增强又进一步带动了资本和劳动力从中心区向区的回流，促进了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整个区域内的扩散效应不断增强。
2.区域环境的改善促进扩散效应的发生。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经济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地形、水源、矿产、气候等等。人文经济条件包括人口、能源、法制、行政效率等等。不同要素禀赋的地区受扩散效应波及的程度和方向都不同。扩散效应具有选择性。从扩散效应的空间方向来说，扩散效应的强弱和距离成反比，并且通常沿着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输送，带动沿线经济的发展。从扩散效应的波及程度方面来说，扩散效应受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政策措施的影响。一个良好的区域经济环境拥有较高的市场效率和投入产出水平，使得扩散效应回流的生产要素能够在当地得到更优的配置，从而带来区域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这样的地区往往成为新的增长极。总而言之，一个地区受扩散效应的影响与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综合经济环境相关，与前者成反比，与后者成正比。
二、“哈大齐工业走廊”概况
（一）“哈大齐工业走廊”简介
“哈大齐工业走廊”是指由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经大庆到齐齐哈尔，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为837.1平方公里的新型工业经济园区。这三个城市形成一条直线，从哈尔滨到大庆，从大庆到齐齐哈尔，各100余公里，沿途包括位于哈尔滨和大庆之间的安达和肇东两个县级市。“哈大齐工业走廊”位于松嫩平原腹地，该地区以肥沃的黑土著称，草场广阔。走廊内及周边地区盛产玉米、大豆和中药材,奶牛等畜牧业发展迅速;食品和药材加工原料充足。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是黑龙江省装备、石化、食品、医药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科技人才实力较强。走廊绵延280余公里，三市之间高速公路基本贯通，基本上形成了以大庆为中站的两小时经济带。
（二）“哈大齐工业走廊”的经济情况分析
2006年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的GDP分别为2094.1亿元、1620.3亿元和481.6亿元，人均GDP分别为21374元、60493元和8860元。从GDP角度可以看出，哈尔滨、大庆两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大大高于齐齐哈尔市。三市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呈现重化工业特征，第二产业产值占到三市总产值的55%。其中大庆市的第二产业最为发达，2006年产值为1387.7亿元，占该市GDP的85%，第一、三产业产值分别为50.8亿元、181.8亿元，分别占该市GDP的3%和12%。哈尔滨市的第三产业最为发达，2006年产值为1010.8亿元，占该市GDP的48%，第一、二产业产值分别为312.4亿元、770.9亿元，分别占该市GDP的15%和37%。齐齐哈尔市的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为121.1亿元、141.9亿元、218.5亿元，分别占该市GDP的25%、30%和45%。①
三、“哈大齐工业走廊”的扩散效应分析
黑龙江省在“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规划中将重化工业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会产生巨大的极化效应，而扩散效应相对较弱。但从长期来讲，扩散效应将会逐渐超过极化效应，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均衡。
（一）短期内“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在省域内的扩散效应较弱
1.投资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向走廊内净流入，区的经济发展暂时难以获得足够的生产要素支持
“哈大齐工业走廊”的经济基础要优于省内其他市区。政府在用地政策、财税政策、科技与人才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优惠措施。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的不平衡使得工业走廊的经济规模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生产要素不可能向区大规模流出。区在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情况下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得在发展初期，“哈大齐工业走廊”的扩散效应较弱。
2.将重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短期内对地区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
“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产业发展定位为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除食品工业以外，其他产业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周边县市的经济结构以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缺乏足够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经济基础的巨大差异使得“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产业链条难以迅速延伸到周边地区，对区产业的拉动作用不强。另外，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特征使得“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创造的就业数量有限，难以有效解决周边地区的就业问题。
3.市场垄断的存在限制了扩散效应的延伸
扩散效应的发生需要在中心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一个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需要存在一个专业化分工和彼此竞争的企业群体。笔者认为，扩散效应与区域内市场的垄断程度成正向相关。垄断使得市场交易内部化，厂商数量变小，市场规模萎缩，创新能力弱，从而对区域内产业带动作用小。垄断企业发展产生的扩散作用较弱。
首先，垄断企业内部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削减了同行业企业的市场空间。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规模庞大，并且原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大部分环节在企业内部完成。这种企业内部一条龙式的生产方式虽然可以节约成本，但也阻止了各个环节上外部企业的进入，造成市场垄断，挤压了区同类企业的生存空间。
其次，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稀少的企业数量限制了服务行业的发展。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数量较少，并且产业结构单一。结构和数量的特征使得这些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以直接为主，从而市场中介等生产服务类企业无法发展，市场交易不活跃，对周边地区就业机会的创造较少。
最后，社会保障的不平衡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哈大齐工业走廊”内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职工，更高于周边县市的劳动者。社保水平的差异使得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区内国有企业高素质劳动力过于密集，即使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也难以将其配置到资源稀缺的县市。区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持，经济发展缓慢。
（二）长期内“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在省域内将带来较强的扩散效应
随着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区内的人力资本价格和土地价格将会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城市化问题将会凸显。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工厂和劳动力外迁，生产要素流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并有能力承接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的产业转移。
1.“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扩散效应将首先沿着滨州铁路沿线传递
滨州铁路是贯穿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交通的主动脉，又有哈大高速相伴随。三市处于广阔的松嫩平原上，交通十分发达。随着“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进一步开展，三市的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由于滨州铁路沿线经济基础优于其他地区，扩散效应的发生必然沿着滨州铁路进行，带动沿线肇东、安达、杜尔伯特三市县经济的发展。三地产业将被纳入到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主导产业的产业链条中，进而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2.“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扩散效应将率先依托周边县市食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实现
工业走廊内部及周边地区发展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规划将食品加工工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地区农业生产也将呈现规模化和标准化特征。伴随市场消费需求的扩大，一些从事食品加工生产的乡镇企业将会涌现和聚集，从而使得食品加工业将会先于其他产业形成规模，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将会加速当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扩散效应与区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步扩大
“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首先将促进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座城市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市区建成面积的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将促进市郊及乡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市城市化进程必将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使得当地的软、硬环境建设向现代化建设的标准看齐。环境的改善不但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也会产生新的聚集效应，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扩散效应与城市化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四、提高“哈大齐工业走廊”扩散效应的政策措施
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将对区域内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但如果政策措施处理不当，有可能加剧极化效应，大规模的扩散效应则无法实现。二者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凸显，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这些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与中国目前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相背离，因此必须合理规划，把握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向，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
1.要结合地方特色大力发展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哈大齐工业走廊”内拥有肥沃的黑土和广阔的草场，但长期以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产值一直不高，就业效应和财富效应较小。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资金和技术，以及科学合理的规划。当地政府应该将农牧业的发展提高到和工业发展同等的地位上来，将农牧业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定位为面向全国以及世界市场，并加强政策和资金、技术的扶持力度。应该加快食品工业产业升级步伐，实施标准化生产，对农牧业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开发新产品，注重营养价值的提高和口味的改善，加强品牌建设，建成以绿色食品为特色的新型食品工业体系。
2.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进行剥离，如学校、医院等机构通过资源整合让其自负盈亏，做大做强第三产业。减少国有企业在生产链条各环节的垄断程度，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由免费发放生活用品向提高资金补贴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服务业。改变资源型城市单一的产业结构，促进各城市产业结构的多样化。
3.加强学习交流，开拓渠道促进人才流动。可以组织各级地方领导到市党校进行集中学习，提高执政水平。同时应当选派专家学者到基层，对当地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大力发展适合当地产业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建立各地学校教师间的交流机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将农村纳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提高基层技术人员的待遇水平，想方设法留住人才。
4.加强地方信用环境建设，建立有效的融资体系。首先，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政府官员和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意识。其次，加强执法力度，对于欺诈、违规经营以及恶意欠款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再次，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企业经营，提高企业的财务透明度，确保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获得真实可靠企业信息。最后，大力发展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鼓励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增设网点，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同时应当鼓励农村地区金融创新，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融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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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否对称?这实质上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因而货币政策效力随具体条件而变，并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是指相同幅度的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以及不同区域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货币冲击与产出变动之间不确定的非线性关系。
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于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在经济收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学者们发现各国普遍存在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冲击(包括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与真实产出之间不是简单的映射关系，并非政策力度越强、市场的反应程度就越高，二者存在着随条件而变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非对称。传导机制因条件而变的性质决定了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打开“传导黑箱”(BernankeandGertler，1995)，而且有利于中央银行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高政策效力。围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名义和实际粘性、传导渠道、异质主体和地理区位等都会导致货币政策非对称的传导机制，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出现非对称性。
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
引起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此给出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凯恩斯认为居民流动性偏好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效；但如果经济在古典区间运行，则货币政策效果最显著。FriedmanandSchwartzs(1968)发现美国经济萧条总伴随着货币紧缩，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产出无效。这些研究启迪人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随条件而变的。但货币政策效力的变化规律不仅仅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市场情绪，还取决于名义和实际粘性、传导渠道、异质主体和地理区位等因素。
(一)主观预期和市场情绪的非对称调整
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
Keynes(1936)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归结为资本边际报酬率与货币价值之间的互动联系。“资本边际报酬率非常重要，因为预期主要是通过资本边际报酬率(而非利率)来影响当前的经济活动。具体而言，货币价值的预期变化通过资本边际报酬率改变当前产出总量。货币贬值的预期会刺激投资……因为这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报酬率；而货币升值的预期则会减少产出，因为这降低了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因而紧缩性政策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扩张性政策则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出现了非对称。
BallandMankiw(1994)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归结为预期调整的非对称，而通货膨胀趋势则是预期调整非对称的原因。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强化，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正向冲击受到削弱。Choi(1999)进一步指出，居民流动性偏好和通货膨胀预期随经济周期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是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主要原因。
市场情绪的非对称调节也是引起非对称效应的原因。经济人在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在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情绪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出现“启而不动”的情况；而在经济扩张期，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信心，消费和投资热情高涨，只要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削弱金融体系对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就能抑制经济过热的局面(FlorioandMilano，2004)。
然而该理论逻辑存在逻辑自恰性问题：如果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力度足够强，仍有可能改变市场情绪和预期，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经济繁荣期，只要市场热情足够高，利率再高也无法阻止投资膨胀，因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失效。这一问题引发了经济学家从其它角度寻找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大量文献。
(二)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
由于交错工资合同、菜单成本、工会力量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导致工资或价格不会随冲击灵活调整，即名义粘性。因冲击的方向和幅度不同，名义粘性存在不对称性——在大的正冲击下，名义变量向上灵活调整，冲击主要影响价格水平；而在小的负冲击下，名义变量向下具有刚性，冲击主要影响真实产出。由于投资的不可逆、政府劳工保障制度的限制、生产合同的持续性和消费惯性，真实变量也具有粘性，因而真实粘性也具有不对称性。
货币政策非对称的直接原因在于，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在经济紧缩阶段，价格和工资粘性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失效(MankiwandRomer，1991)：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导致名义工资和价格上涨，对真实产出的拉动作用微弱。然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名义变量具有向下调整刚性的假定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几乎不会改变名义变量，总需求的减少总是导致真实产出的调整(Morgan，1993)。
BallandMankiw(1994)从名义刚性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根源。在静态分析中，标准菜单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货币冲击“中性”，而小的货币冲击才具有真实效应。因为当“大”的货币冲击导致不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大于菜单成本时，调整产品价格的策略则为占优策略。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结论与直觉相悖——并非货币政策力度越大，对产出的影响就越大。在央行采取高强度货币政策成为社会共同知识的条件下，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改变产品的价格而非产量，那么政策冲击会导致物价水平的变动；相反，如果央行采取不可预测的或温和的货币政策时，企业最优策略是改变产量以避免高昂的菜单成本，政策冲击产生了真实效应。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力度与真实产出的波动之间具有非线性、不成正比的关系。
还有学者从真实粘性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根源。ShapiroandStiglitz(1984)认为“效率工资”是菲利普斯曲线凸性的主要原因，而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假定经济本身存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企业不太可能对负向的价格冲击做出反应，从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真实效应较弱；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将设定一个效率工资，这导致名义工资向下调整刚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大。所以，货币政策效应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凸性——在经济高涨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主要体现为工资快速下降；而在经济经济衰退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效应更大，对通货膨胀的效应较弱。
名义粘性和真实粘性是产生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存在价格调整成本的情况下，企业连续调整价格以达到最优产出水平的菜单成本高昂。在高通货膨胀水平时期的价格向下调整刚性得到强化，负向货币冲击会导致真实产量的调整；而正向货币冲击诱使企业提高价格而不是进行产量调整。尽管粘性理论从价格调整非对称的角度解释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但对非对称程度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个体差异解释力不足，尚需纳入其它重要因素。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传导渠道的非对称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两类传导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别从银行和企业的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二者都认为，信贷市场缺陷使得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加昂贵，这反映在外部融资升水导致借款人净资产的变化上。货币供给的减少会加重金融市场委托一问题，进而影响经济活动；但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没有类似的效果，货币政策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Lamont(1997)把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潜在原因归结为“债务积压”(DebtOverhang)，即新项目的投资收益都流向了债权人，使新项目流动性支持不足，因而当前债务形成了新投资的障碍。BlissandKaufman(2003)对债务积压理论进行了拓展，并在银行亲周期效应、信贷危机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他们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非对称性归之为“双重约束”——准备金约束和资本金约束。首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扩张期，资本金将对银行构成约束。银行资本金在该阶段的实际水平很可能随着贷款违约、呆帐核销和呆帐损失准备提取而减少，这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除非银行能够从外部融入资本金；虽然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但资本金约束使银行无法将超额准备金转换为贷款。在准备金约束放松、但资本金约束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增加的高能货币只会转变为高层次货币而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出现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加信贷总量、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经济扩张和货币紧缩期，准备金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非常有效。在此期间，虽然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但其信贷扩张的能力受到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约束。所以，中央银行约束经济扩张比刺激经济更加有效，其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具有了非对称效应。
RavnandSola(2004)进一步指出，信贷约束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根源。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因为投资收益高，厂商净现金流充沛，净资产现值也相应增加，因而可以直接通过内源资金或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而不必求助于银行贷款，所以债务积压不会对厂商形成硬约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几乎无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厂商投资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净现值和净现金流萎缩，以至于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积压问题突出，所以利用内源资金或证券市场进行项目融资的难度较大，新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此阶段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的效果明显。债务积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厂商投资的障碍，正是这种债务障碍的存在隔断了厂商连续投资的行为。由于厂商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而厂商的净资产和抵押资产缩水，银行预期信贷风险增加，其信贷配给形成了对厂商的硬约束，此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产生的效果最为显著，从而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2、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导致厂商的融资限额行为受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约束。这两重约束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效力的非对称。
金融市场缺陷会产生投融资双方的委托—问题，从而导致金融摩擦的存在，致使内外源融资单位成本存在差异(BernankeandGertler，1989，1995；KiyotakiandMoore，2002；GreenwaldandStiglitz，1987)。这一差异称为外部融资升水，反映了成本的变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融资双方委托—问题的严重程度随价格水平变化，成本也呈现周期性变化的特征。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厂商净资产的现值降低、抵押资产缩水，银行将向企业索取更高的风险升水和贷款留存。企业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净资产价值下降、财务杠杆提高，从而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融资条件，导致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降低。由于企业净资产和贷款抵押资产价值下降，还款保障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银行贷款决策更加审慎。所以，在经济萧条期，尽管中央银行为拉动经济复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银行信贷规模不会明显增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较弱。
冲击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是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重要原因。根据Bernanke等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负债表渠道对负向冲击有加速和乘数效应，但对正向冲击的效应却较小，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当于负向冲击，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够将之加速和放大，从而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四)异质经济主体
经济人是一个含义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差异。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同质(homogeneity)的“抽象人”概念，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所有的家庭和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具有对称性，因而货币冲击传导机制的对称性决定了政策效力的对称性。然而，事实上经济人是异质(heterogeneity)的，家庭和厂商可能分属于不同类型，他们对货币冲击的反应也不同。目前，经济学家们主要从企业异质属性来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企业具有不同的属性，根据规模差异可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按融资条件不同又可分为“受约束企业”和“不受约束企业”。Bernanke和Kiyotaki等人分别从不同类型企业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成因。
BernankeandGertler(1989)认为企业规模差异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高昂，尤其是新企业和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缺乏信贷记录等。相反，大企业的信誉卓著、信用评级高、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加依赖银行信贷，这意味着信贷冲击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具有不对称的效应。
KiyotakiandMoore(1997)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归结为异质企业的非对称融资条件。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因而由资本品相对价格变化而形成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冲击放大和持续效应，静态乘子和动态乘子分别形成冲击放大效应和持续效应。静态乘子取决于当期资本品价格对冲击的响应程度。负向冲击导致受信贷约束企业净值减少，由于其财务杠杆较高，现金流下降更快，从而信贷约束更紧，企业被迫削减对土地的投资。为保证市场出清，当期土地供给缺口必须由不受信贷约束企业的土地投资需求增加来弥补，这相应要求地租下调。因为地价是资本化地租，所以按净现值原理地价也会下调。地价降低导致受约束企业资产贬值，净值进一步减少，当期土地投资更低。预期恶性循环形成了当期的静态乘子效应，强化了冲击的乘数效应。动态乘子取决于受约束企业的净值、投资需求、地租和地价的互动关系。在冲击产生第一轮(t期)静态效应的基础上，t+1期受约束企业投资减少，生产资料的减少会降低利润和净值，土地投资减少加剧供给缺口，从而进一步降低地租和地价，此逻辑会延伸至未来各期，所以跨期动态乘子的效应更大，等于静态乘子／实际利率。土地价格的整体下降是现在和未来使用成本下降的积累效应所致，这源于受约束企业净值和土地需求的持续减少，这反过来会加剧t期土地价格和受约束企业净值的下跌。市场的新均衡会在地价下跌到不受约束公司的土地投资需求受现金流制约时才形成。在货币政策冲击导致经济达到一个新均衡的过程中，融资条件不同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
从企业财务杠杆角度，Excerpt(2001)进一步指出企业融资条件不同是导致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原因。负向冲击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企业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当企业完全依靠内部资金为项目融资时，冲击几乎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但当企业完全依靠外部资金进行项目融资时，很小的负向冲击都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在两种极端情况下，金融摩擦导致的均衡产出损失为零，而正常情况下，均衡产出损失与金融摩擦呈倒“U”型关系。金融市场缺陷决定了外部资金与内部资金不能完全替代，金融摩擦增加时，负向冲击对融资条件不同的企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假定A、B两企业具有不同的财务杠杆，负向冲击导致两个企业的收人降低、净资产减少，为了保持合理的投资，两个企业都必然增加外部融资和减少其他开销。但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两种融资方式不能完全替代；B企业由于财务杠杆高、外部融资依赖性强，问题更突出，必须为外部融资支付更多的风险溢价，从而B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而A企业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小，有能力依靠内源融资平抑产量的减少，所以对政策冲击的反应较小。因此，对于异质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不对称性，货币冲击通常在衰退期或信贷紧缩期效应更显著。
(五)区域性差异
由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宏观经济会产生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于EMU货币政策执行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间有差别、不对称的冲击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出现问题，目前这类冲击使各成员国失业率上升到无法控制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面临严峻挑战。
BemankeandBlinder(1992)将EMU成员国间存在的非对称货币政策效应归之于不对称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一价定律”是货币政策效应一致的必要条件，各国间经济结构差异导致这一条件无法满足，由此导致货币冲击的信贷传导机制大相径庭。当各国信贷传导差异超越某一临界水平时，最优货币政策的确定将取决于冲击来源国的经济结构。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该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在EMU中的地位。Feuerstein(1997)进一步指出，由于德国在EMU中的主导地位，使EMU发展成了一个非对称体系，这直接导致EMU各国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反应。
EMU存在非对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Korinek(2000)分析了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银行部门、非银行部门的传导效应——包括汇率效应、资本成本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贷款效应等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发现欧盟各国之间的这八类效应存在差异，这些效应的差异最终都归结到货币冲击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预期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主体预期的非对称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在不同的国家内，共同货币政策可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具有不对称的冲击，非对称的货币传导机制与利率、汇率、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结构和银行信贷渠道有关(DixitandLambertini，2001)。
三、结论与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