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30: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为切入点
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由此所引起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便是转向服务业。本文对于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国内外学者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服务业；FDI；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08-02
2004年9月22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提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11年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制造业，然而服务业FDI在服务业的投资结构亟待提高，像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类行业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所占比重却很小。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服务业FDI在我国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减少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使得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于此，力图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1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成果
目前因为服务业的相关统计资料不健全，所以具体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文献虽有一定发展但数量相对较少。
从服务业FDI的国外研究来看，有两个基本理论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基础：首先，比较典型的有巴克利和卡森（PJBuekley，MCCasson，1976，1985）的“内部化”理论，他们在原有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服务企业也有内部化中间市场的优势。卡森（1982）强调，服务消费中卖者的不确定性是市场不完善的来源之一，将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一种必要。其次，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邓宁（Dunning。1988）在服务业FDI方面的论述更加系统、完善。他关于服务业FDI理论的核心是“三优势”（OIL）理论，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相互作用加之服务和服务业的特性使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成为服务业企业的必然选择。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最先较为系统的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服务业FDI在技术、就业、贸易、联动性及非经济领域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其结论得到后来研究者的认可和借鉴。
Kuznets（1971）对17个国家（包括14个发达国家和3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服务业比重之间并没有一种线性关系，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Summers（1985）计算了6个主要服务业部门与GDP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服务业的实际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ilber（2002）运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框架，证明了服务业部门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制造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的相对资本密集度。如果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高于服务业部门，则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将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制造业部门，那么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Clemes等人（2002）考察了1965―1994年间服务业扩张对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服务业中生产者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服务业对制造业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Ncube（2007）论述了金融服务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非洲金融系统扭曲的结构和特征阻碍了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关键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比较优势；面板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72―07
Abstract：As to outward-investment countries，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es make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profits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investm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builds a developing country's OFDI strategy model， and does empirical analysis by select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using regression model with Chinese OFDI data， export data， and other data related to industries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two of key industries of Chinese OFDI in the US，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an support the growth of Chine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inese OFDI in the US， the US's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FDI in Chin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each industry can help China increa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cause of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triction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s still doing littl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indus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ndustry selec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nel data method
一 前 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国产业资本要素实现国际化流动并达到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最重要途径。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净额由2005年的123亿美元激增到2014年的1231亿美元，甚至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其中，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长，由2005年的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76亿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领域广泛，既包括了采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之类的投资重点产业，也涵盖了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业、建筑业在内的其他产业。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国外经济新形势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侧重点，对于巩固现有成果，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均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构建评价指标，建立回归方程，结合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找出中国相对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分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影响，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OFDI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案例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FengJyh Lin（2010）对台湾的IT行业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包括网络联动、市场扩张与政府政策，这些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进而推动国内产业发展。[1]Kevin Honglin Zhang（2014）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与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对外直投资对中国产业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术含量产业的影响要远大于中技术含量产业与高技术含量产业，而且这种影响与当地人力资本成正比。[2]Jian Li，Roger Strange，Lutao Ning和Dylan Sutherland（2015）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创新具有很大的影响，本地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国内的吸收能力是国内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3]Kefei You和Offiong Helen Solomon（2015）通过GMM模型从产业层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投资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经验结论：在中国，国内的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密切关联，而且对外直接投Y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4]Martin Falk（2016）通过引力模型，对50个国家2005-2011年间的FDI在服务业中的影响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结论：旅馆类的服务业投资与市场大小、语言的相同性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而与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没有明显关联。[5]Di Fan，Lin Cui，Yi Li和Cherrie J.Zhu（2016）通过基于模糊集的分析方法（FSQCA方法）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来说，如何加强本土化学习是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加强本土化学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6]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则直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章昌裕、任思颖（20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有选择的对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投资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7]雷鹏（2012）从中观、微观的角度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渐进的、多元化、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将劳动密集型和成熟实用技术产业进行“梯度转移”，重视资源开发型产业的选择，加大对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投资。[8]张兵（2012）对资源能源产业、制造业、服务业（非金融类）以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制定产业战略选择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动因，并根据原则与动因确定各个产业的投资区位、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并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扶持力度。[9]李逢春（2013）通过灰色关联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认为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欧美次之，非洲最小；同时，在产业方面，制造业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资源类次之，金融业则没有明显作用，商务服务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弱。[10]杨建清（2015）对我国东、中西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的产业升级作用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西部的作用比东部要大。[11]武戈和马丹丹（2015）基于人民币对日元升值的视角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要兼顾服务业与制造业、促进投资区域和产业多元化以及提升投资者对海外投资风险能力。[12]欧阳艳艳，刘丽以及陈艳伊（2016）通过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以及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分省份研究，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经济“服务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但无法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值。[13]
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都沿用了经典理论，并运用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学者更侧重于选择某一特定经济体、某一具体产业或者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单独从分区位或分产业等某一范围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14]而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在什么具体方面有所侧重、应该选择什么具体行业这个问题，上述学者却均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更进一步的，对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应该如何取舍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进行直接的研究与回答。
三 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
（一）模型假定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的受到两方面的约束，第一方面是内部约束（Internal Restriction，IR），即母国是否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约束（External Restriction，ER），即东道国的综合投资环境是否可以进行直接投资。同时，政府会依据对这两个约束的评价来实施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GI）。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限定在两部分：增加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平衡国际收支。
（二）模型推导
设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A为技术水平，FDI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存量，K为国内资本存量，L为国内劳动力水平，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产业比较优势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CA=∫T0g[A（t），FDI（t），K（t），L（t），GI）]/ertdt
该式表明，一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技术水平A、资本K、劳动力水平L，并在政府干预GI的作用下，促进母国产业比较优势水平的提高。母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最大化的实现条件为：
CAFDI=0
接下来考虑国际市场收益最大化的实现条件。设π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πi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πd为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Ri为国际市场利润，B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关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偏好，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四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衡量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对中国相对美国各个行业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对数据获得难易程度的考量，本文选取显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静态集聚指数（Index of Static Cluster，SC）以及动态集聚指数（Index of Dynamic Cluster，DC）作为分析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并做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所研究问题。指标算法与指标读取标准如下表所示。
（二）衡量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模型构建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双目标模型的第一个目标，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生产与出口该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决定该国是否生产该产品的重要因素在于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CHNi）作为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代表变量。
榱撕饬恐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引入各个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O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
考虑到美国自身产业比较优势可能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构成影响，本文引入美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USi，理论上影响为正）。
同时，考虑到潜在的可能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引入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K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Li，理论上影响为正）。
五 实证分析
（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分析
1.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DEA数据库中获取并整理。
由于该项对美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很少，因此出于对企业隐私的保护，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数值。其他产业：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更细分的产业数据，且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其他产业中采矿业所占比重相当大，因此笼统概括为采矿业，不再细分。
从表5.1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各个主要行业中，批发业、储蓄性金融机构这三个行业的RCA指数较高，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最强。金融业（除去储蓄业和保险业）、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业、采矿业以及房地产租赁业这几个行业的RCA指数一般，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制造业、零售业、信息产业的RCA指数较低，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他投资国家的投资总额远超中国；另一方面，部分产业中国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态。
2.静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
从表5.2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SC指数较小，静态聚集度极小，且呈稳态，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很少；第二产业SC指数较大，静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二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但正在逐步减少；第三产业SC指数最大，静态聚集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说明第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3.动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由于数据存在往复性，因此平均值算法采用算术平均法。
从表5.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正在向第一产业集聚，但是聚集速度放缓，投资重点正在变相的转移到其他方面。第二产业DC值较小，动态聚集度较小，且先增后减，最后稳定在0.8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2011年前后把重点转移到第二产业上来，然后稍微下调了一点第二产业的重点投资地位，第二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投资转移。第三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一定下降趋势，最后稳定在1.5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正集聚在第三产业，而且保持了第三产业投资重点的势头。
综上所述，第一产业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有所聚集，但是由于投资基数太小，而且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足，因此第一产业不能算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第二、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虽然呈下降后维稳的趋势，但是最终稳定在1左右，同时，第二、三产业投资基数大，部分行业的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因此第二三产业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更具体的，第二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0.8左右，显示第二产业的投资重点有转移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1.5左右，显示第三产业仍然在聚集增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如此走势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正在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因此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也相应较多；而由于美国第二产业较中国第二产业更为发达，中国对美第二产业直接投资不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直接投资较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多。
（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该回归模型的样本数据中，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统一，中国、美国第一、二产业的出口额流量数据均取自OECD数据库；中国、美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出口额流量分别取自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历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每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折算为美元单位。
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或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所有样本数据在二阶差分之后通过ADF检验，数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所有样本数据通过KAO协整检验，可以进行面板回归。
对样本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与似然比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样本数据拒绝Hausman检验原假设与似然比检验原假设，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4、表5.5。
从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该回归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样本信息，而且拟合优度很好，对模型的解释程度很高。从回归结果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正相关，具有正的影响，这也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吻合。但部分变量的样本数据显著性不强。这表明，中国各个产业的从业人数的确对中国各个产业比较优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美国产业比^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加，而其他因素，尤其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则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1.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可以为提高我国第二、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提供支撑。
2.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
3.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于提高自身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究其原因，第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问题，国内统计还不成熟，口径、统计精确度均有偏差。第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内部约束，中国发掘更多比较优势行业的能力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内部条件可以将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收益完全转化为自身实力并体现出怼5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外部约束。美国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逃，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这就意味着美国不希望优质的产业比较优势转移到国外，因此中国转化来自对美直接投资的收益的难度和成本进一步增加。
本文针对三大产业的投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第一产业来说，发掘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中国对美第一产业直接投资数量微乎其微的局面。而农林牧渔业则可以作为一个潜力行业进行发掘。美国中高端消费市场中对于绿色产品有着强烈的偏好和需求，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绿色产品产业，同时结合生态旅游项目，则可能扭转现在的局面，同时这也将是中国农业新出路的探索。
对于第二产业来说，以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开采业的投资应该是战略重点之一。美国近期倡导页岩气革命，而中国资源依赖进口，因此投资资源开采业，一方面可以缓解资源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与开采业相关的技术水平。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应该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殆尽，中国的劳动成本正在逐步上升，并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但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因此，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投资重点可以放在建筑业上。我国存在严重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并且在积极的寻找过剩产能的输出路径（如一带一路），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建筑业上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对美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能以及部分落后的产业转移到美国，同时实现我国建筑业的产业结构优化。
对于第三产业来说，投资重点可以放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以及更加成熟的产业运作模式，对美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该产业的扩张与盈利。另外，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一大方向。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在信息产业方面较为领先，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以变向引进吸收美国的优势产业，促进国内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与发展。而对于金融业的投资，则需要谨慎。一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金融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业还不够成熟，体系还不够健全，还需要政府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FengJyh Li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Taiwanese firms in the IT indust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479-485.
[2] Keven Honglin Zhang.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530-539.
[3] Jian Li， Roger Strange， Lutao Ning， Dylan Sutherl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5，1-10.
[4] Kefei You， Offiong Helen Solom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n industrial level analysi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5，249-260.
[5] Martin Falk. A gravity mod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J]. Tourism Management，2016，225-237.
[6] Di Fan， Lin Cui， Yi Li， Cherrie J.Zhu. Localized learning by 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host countries： A fuzzy-set analysi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6，187-203.
[7] 章昌裕，任思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分析[J]. 管理现代化，2012，（3）：12-14.
[8] 雷鹏.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J]. 上海经济研究，2012，（6）：23-33，50.
[9] 张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选择[J]. 财政研究，2012，（12）：37-41.
[10]李逢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 国际经贸探索，2013，（2）：95-102.
[11]杨建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2）：39-44.
[12]武戈，马丹丹. 本币升值条件下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基于产业选择的视角[J]. 国际商务研究，2014，（6）：62-7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147-02
引言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的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OFDI）得到了迅速发展：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4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4.4%；截至2009年末，中国已有1.2万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存量近2 500亿美元。中国OFDI的蓬勃发展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ojima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投资国应向国外依次转移本国的比较劣势产业，集中更多力量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一国应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对外投资方式，以使企业在从具有垄断优势到退出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获得最大效益，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Cantwell和Tolentino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的提高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企业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中国学者汪琦研究了OFDI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认为OFDI可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2]。范欢欢和王相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与第一、三产业结构变化无关，仅与第二产业结构变化有关[3]。肖黎明指出，OFDI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它不仅加快了中国传统产业向外转移，还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壮大[4]。可见，关于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关系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论上，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用较新的数据，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的建立。构建如下模型对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lnY=α+βlnOFDI+ε（1）
Y代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幅度。根据克拉克法则，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产值占该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占比会不断上升，所以，用中国历年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幅度。OFDI是中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选取1985―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Y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前OFDI流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2―2009年OFDI数据来自商务部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1.单位根检验。用ADF方法对lnY和lnOFDI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下页表1表明，lnY和lnOFDI的一阶差分序列dlnY和dlnOFDI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用EG两步法对lnY和lnOFDI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下页表2表明，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只有平稳序列间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此，用一阶差分序列dlnY和dlnOFDI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3表明，当滞后期为1~5时，中国OFDI不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当滞后期为6时，中国OFDI影响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结构升级一直都不是中国OFDI的Granger原因。
4.回归结果。用Eviews6.0软件对方程1做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回归方程：
lnY=-0.3666+0.0468lnOFDI（2）
（-16.0728） （7.4488）
R2=0.71F=55.48DW=1.66
5.回归结果分析。（1）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为：第一，中国OFDI的规模还较小，短期内还不能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较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二，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般是通过影响该国资源供给、对外贸易、技术进步等传导路径实现的，这就必然存在着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消化吸收的过程，从而使中国OFDI没有在当期表现出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 [5]。（2）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间只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优化不是中国OFDI发展的原因，这与中国的现状也是比较符合的。因为就目前来看，中国OFDI还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先决条件，相反中国是想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起国际生产体系，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3）通过方程（2）可以看出，中国OFDI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的幅度提高0.0468%，说明中国OFDI的确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促进作用还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OFDI产业分布还不尽合理：中国大部分OFDI属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高度集中于对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还较低，对国内波及效应强的产业投资还很不足[6]。这些因素就使得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政策建议
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在加强对国内波及效应强的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同时，注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对外投资不仅有利于技术的获取，还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方向一致。因此，中国未来应注重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2.加强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政府应在法律制度、产业政策、信息服务和企业融资等方面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条件，以进一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尹小剑，唐天伟.国际FDI理论比较研究综述――兼论对中国FDI的启示[J].前沿，2010，(17).
[2]汪琦.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国际贸易问题，2004，(5).
[3]范欢欢，王相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4]肖黎明.中国境外投资与国家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东盟十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面板数据 ；国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21-02
一、引言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CAFTA）的建成。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又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公平，便利的投资环境，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项目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了各国的对外开放能力。那么在CAFTA的运行过程中，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如何的，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文献综述
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研究的代表观点有：蒙代尔（Mundell，1975）[1]最早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小岛清（1978）[2]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进出口贸易，二者为互补关系。项本武（2005）[3]利用2000-2001年我国对49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出口创造效应。李颖洁（2009）[4]利用2003-2007年我国对东盟十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得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是进出口创造型的结论。张春萍（2012）[5]利用1996-2010年我国对18个国家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得出我国对其中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是进出口贸易创造型，但存在国别差异。
综上所述，我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内研究较少，多数研究将东盟作为整体分析，很少注意其国别差异，同时短期和长期的贸易效应也会有所不同。本文以CAFTA为研究背景，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4-2012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可为研究发展中国家间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实证研究
（一）构建实证模型
本文将分别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的影响，为此，中国对东盟的出口EX和中国对东盟的进口IM为因变量，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OFDL和直接投资存量OFDC为自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lnEXit=α0+α1lnOFDLit+α2lnOFDCit+e1it （1）
lnIMit=β0+β1lnOFDLit+β2lnOFDCit+e2it （2）
其中，i为横截面个体，代表1-10个东盟国家；t为观测时期，代表2004-2012年；EXit和IMit分别代表t时间中国对东盟i国的出口和进口；OFDLit和OFDCit分别代表t时间中国对东盟i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α0、α1、α2和β0、β1、β2为待估计参数；e1it和e2it 为误差项。若α1为正，表示在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若α2为正，表示在长期内，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若β1为正，表示在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进口创造型；若β2为正，表示在长期内，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进口创造型。系数为正，数值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强；系数为负，表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进口）替代型，且绝对值越大，贸易替代效应越强。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4-2012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这样能够克服分析中容易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提高估计的有效性。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来自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进出口额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面板模型的选择
Huasman检验的目的是确定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如表1所示，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Huasman检验的P值
（四）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模型（1）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方程为：
lnEXit=0.95D1+1.36D2+0.91D3+0.99D4-1.48D5-1.55D6-2.66D7+1.21D8
-0.77D9+1.04D10-0.05lnOFDLit+0.47lnOFDCit+8.53
其中，虚拟变量
[ 1 ，如果属于第i个个体，i=1，2，....，10 （1-泰国 2-马来西亚 3-越南 4-印度尼西亚 5-柬埔寨 6-文莱 7-老挝 8-菲律宾 9-缅甸 10-新加坡）
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管理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壁垒、国际金融与信用风险管理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反倾销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与进入战略选择”（批准号：70473070）。
摘 要：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关键词：反倾销；外商直接投资；合成数据模型
反倾销的作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贸易保护的范畴，它会促使出口商或进口商将税负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刺激未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出口的增加，有时还会引起国家间的报复等等。当然，在反倾销所有的效应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往往通过一定途径对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国的贸易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产生联系。毫无疑问，入世后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将在现有程度上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又是我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993年8月，美国Eastman Kodak 公司申请针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富士（Fuji Photo）公司的照相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10月，初裁结果认定该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00％，并且认定该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初裁后不久，该产品进口量大幅滑坡。然而就在同一期间内，富士公司很快在美国本土投资建成一家照相纸生产厂,并于1996年3月开始运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相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受到反倾销调查之前在美国的份额。
这是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东道国反倾销措施的典型案例。Compa等(1998)研究了市场结构对规避反倾销的FDI行为的影响。Belderdos等(2004) 使用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措施对外国出口商选择以FDI形式进行规避的行为的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企业的研究。Belderbos (1997)第一次在企业和产品层次上对相关的日本企业为绕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从而在这两地进行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Blonigen和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IC行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反倾销保护)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Barrell和Pain(1999)利用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投资跨越效应；Sourafel 等 (1999)对相关日本企业在英国的贸易壁垒规避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在相关日本企业中，这种规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Vandenbussche等 (1999)在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
为了弄清日本企业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所有企业的行为,Blonigen（2002）对1980-1990年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所有企业和产品的规避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反倾销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温和的，是否进行直接投资还与相关企业是否拥有跨国经营的经验、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其规模经济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上述所描述的关系中，反倾销措施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避的途径发生关联。在这个关系中，反倾销措施是外生的，外国企业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规避。而在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类关系中，恰恰相反，反倾销措施成为内生的，外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手段。
（一）补偿投资理论。补偿投资理论最初是由Bhagwati(1987)提出的，他利用一个两时期博弈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在第一时期，外国出口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威胁，它不得不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时期的投资很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外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此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内企业会对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致使东道国降低下一时期的贸易保护水平。这样，第二时期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外国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使外国企业利润水平上升。国外企业在第一时期的损失在第二时期得到了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
（二）“建立贸易保护”理论。Blonigen和Ohno(199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古诺双寡头模型，对两个寡头出口企业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进口国贸易保护水平进行了研究。在第一个时期，两个企业均以出口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根据这一时期两个企业的出口量确定相应的贸易保护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两个寡头企业根据东道国政府所设定的贸易保护水平进行新的决策，即在继续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出口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将减少第一阶段的出口；而对外投资方面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它将增加第一阶段的出口，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提高贸易保护水平，这样就限制了其竞争对手在第二阶段的出口，保护了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达到了“建立贸易保护”的效果。
(三)“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理论。Yasukuzu (2004)认为：当外国企业可能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规避反倾销壁垒时，进口竞争企业所追求的最佳保护水平是恰恰能够阻碍外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性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所需的最高保护水平；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能够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Yasukuzu把这种战略性的出口增加叫做“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在这里，直接投资成为了达成特定保护水平的间接手段。
本文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来界定反倾销措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者之间的规避关系，另一种情况是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成为外国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增加第一阶段的投资或出口）主动寻求的结果，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作如下界定：
这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可能是由反倾销措施引发，也可能是由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所引发。本文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称为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引发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就像将石头扔到水中泛起的一轮又一轮的水波纹，最初的行为效应也许只是一个点，可是由这个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效应，最终的效应往往远大于最初的效应，这个引发过程的发生或许源于信息的传递，或许源于主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等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这个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产品部门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编号依次为0，1，2,......i,i+1,......k，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该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和非涉案产品部门记为第0个层次，假设第i＋1个层次所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由第i个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引发，且第i＋1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是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规模的ni＋1倍，如果将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设为Fi，则有：
Fi+1=ni+1・Fi
设第0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α，则有：
F1=n1・F0=n1・α
F2=n2・F1=n2・n1・α
……
……
那么，如果设反倾销措施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F，则：
F＝ki=1Fi＝ki=1(Πim=1nm・α)＝(ki=1Πim=1nm)・α
F>α（1）
由此看来，与对外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如果考虑了对外反倾销以及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那么由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比较大。从1997年第一起新闻纸反倾销案开始，截至2006年2月，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40多起。国内已有关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龚家友和滕玉华（2005）、胡麦秀和周延云（2005）、李 君（2005）、黄文俊和于江（2004）、鲍晓华（2004）、朱庆华和唐宇（2004）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这种行为的研究；（2）多以介绍反倾销各种效应为主，一般将外国企业的投资跨越行为作为其中之一介绍；（3）多以定性说明、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二、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关联机理
基于上文关于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界定，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最终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一种途径
国内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多以个案为主，本文尝试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总结，表1是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相关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汇总，其中包括规避这种情况。
从表1所反映的样本数据看，对外反倾销案件发生后共发生FDI案例数为80次，其中外方企业为涉案企业或者来自涉案国家的有47次，占FDI案例总数的59％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值大，因为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与涉案外国企业有某种关联而在汇总时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比如它可能是涉案外国企业在某些非涉案国家投资而建的企业。。虽然说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也无法详细知晓，但对于那些恰恰是在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来讲，不能不说规避反倾销壁垒是促使其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二）反倾销保护水平是外国企业的主动寻求，而直接投资成为外国企业达成特定反倾销保护水平的手段，有时还可以受益于所达成的反倾销保护水平
笔者在对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案件的申诉企业中包括已设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在某些案件的涉案外国企业中恰恰包括提起反倾销申诉外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或其外商投资者的其它分支企业。无论申诉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涉案外国企业分支，或者与涉案企业关联于同一个外国投资者，反倾销措施都对已有的外商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 虽然反倾销调查使涉案外国企业向东道国出口的利益受损，但同时受损的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即其它的向东道国出口的外国企业。不仅如此，相应外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已形成的反倾销保护加强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情况。1995年12月,美国杜邦公司属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佛山塑料三厂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佛山市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3月16日，由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中国聚酯薄膜产业提出了对来自韩国的聚酯薄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并于1999年4月16日正式公告立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cacs.省略）；2001年6月27日，以生产幅宽6.7米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附加值环保型新产品为主的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宁波开发区大港工业城正式投产；2003年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佛山新增一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中国化工报》，2003年10月18日)。
（三）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
反倾销措施一般会引起国内涉案产品价格上升，为涉案产品提供原料性产品的上游产品部门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一点可以诱发上游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波纹效应”，比如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其上下游产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对原料类产品的需求、产品销售的需要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求等等；还比如有时出于规模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往往不仅包括涉案产品，还包括非涉案产品，这些非涉案产品与涉案产品相关程度不一定很大。
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分别于2002年3月1日和2005年5月31对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商务部于2004年5月12日对进口双酚A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2006年3月2日， 列入世界化工100强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在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兴建的新双酚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适用于多种行业的邻苯二酚和对苯二酚，还包括下游衍生物，如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二甲氧基苯和对苯二酚中的单甲醚(《中国化工报》，2006年3月22日)。
三、基于合成数据模型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倾销措施作为多个解释变量之一，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一） 变量与方法
某行业吸引FDI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了已有外资的规模、同类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前景、经营此类产品的盈利潜力、政策对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容许度以及该行业反倾销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ZCZ）、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XSSR)、该行业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ZBZ)、该行业发起的对外反倾销次数(AD)来表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用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分析中选取了四个样本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Y）、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X）、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JT）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DZ）。
模型分析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对FDI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研究中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比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2000－2005年，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1999－2004年。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所用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β1、β2、β3和β4为不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常数；α*i为截距，用以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它随行业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位为万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ZCZ）和销售收入（XSSR）的单位均为亿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小数表示，用反倾销立案次数度量反倾销程度。所有数据均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各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模型估计结果
对合成数据模型进行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
从各模型估计结果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每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85。就各行业反倾销情况看，各模型中解释变量A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说明对外反倾销调查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从AD的回归系数的值来看，各模型中其回归系数的值约在50000－60000左右，这说明就过去我国的反倾销实践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反倾销调查增加一次，下一年度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平均增加约5亿～6亿美元，其中值约为5.5亿美元。
（三）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判定
在1999－2004年期间，模型所选四个样本行业中只有化学工业发起了对外反倾销调查，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次数分别为2、1、5、7、4、6，如果按模型分析的结果，即每次对外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度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约5.5亿美元的平均规模计算的话，1999－2004年各年化学工业的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应分别为11亿美元、5.5亿美元、27.5亿美元、38.5亿美元、22亿美元、33亿美元，占下一年度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0.03、0.01、0.05、0.07、0.04和0.05。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共25起，按每起引发约5.5亿美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的规模计算，1999－2004年六年间化学工业所有对外反倾销调查共引发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137.5亿美元，占2000－2005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相关数据列于表3。
需要强调的是，1999－2004年我国全部行业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34起，而其中化学工业就有25起，约占该期间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总量的74％，所以上一年度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占当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样本期间内由我国全部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对变动规模。
模型估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应包括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以及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所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如果考虑了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那么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所有FDI变动的规模就会大得多。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机理以及联系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壁垒；二是外国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而直接投资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同时也可受益于所达成的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三是反倾销措施以及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波纹效应”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过利用合成数据模型的定量研究发现，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化学工业来讲，与每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联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平均约为5.5亿美元，以此规模计算，在2000－2005年间，与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该时期全部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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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购并;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7-0184-02
一､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先综述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再综述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文献综述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将这些研究分两类｡第一类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二类则是从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各项因素出发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各项因素是重点｡
虽然第一类研究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如市场集中､产品差异程度和进入壁垒等,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但市场集中成为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中心,另两种因素的分析也有涉及｡
张纪康认为跨国公司FDI及其市场结构效应的基础是拥有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FDI和市场集中的因果关系而言,在发达国家,集中度是因,FDI是果,在发展中国家,恰好相反,但会因发展水平不同,作用表现不一(张纪康,1999)｡在张纪康的分析中,市场集中效应是中心｡岳中刚分析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得出的结论为:跨国零售商大规模进入中国零售市场,我国零售产业的整体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岳中刚,2005)｡
关于进入壁垒,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Stigler,1968)｡德姆塞兹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实力联系起来(Demsets,1982)｡此外,德姆塞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姜德波将市场进入壁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姜德波,2002)｡专门从产品差异角度研究FDI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文献较少｡
除了上述研究方向外,还有另外的研究思路｡在这一研究思路中,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因素是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出发点,姜睿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从投资国的因素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特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是区域性产业或国际化的产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二是投资的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购并方式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有差异｡三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阶段,形成“二阶段市场结构效应模型”｡四是东道国市场容量的大小｡在市场需求规模有限的一些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减缓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二)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对于跨国购并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非常少｡系统论述跨国购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最早于姚战琪《跨国公司､并购行为与市场结构》｡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的一般分析框架,即跨国并购与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规模经济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交叉跨国购并等指标对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与检验｡他认为跨国并购作为目前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其市场结构效应可以这样进行表述:国际寡占的产业市场结构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同时,跨国并购促进了东道国产业集中度的提高,阻碍竞争,但从长期来看,某些情况下跨国并购进入会促进竞争｡同时,跨过并购与绿地投资相比,能够迅速绕过规模经济壁垒､必要资本量壁垒､产品差异壁垒,减弱绝对成本壁垒和相对成本壁垒｡跨国并购更能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和以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相似的,都是分析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国际直接投资或跨国购并的关系,而且,得出的结论差异不大｡不同的是,跨国购并被提出来分析与东道国市场结构关系时,更加细化,并加以补充和完善｡胡峰指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由于具有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避免固定成本的浪费性重复,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等优势,跨国并购对这种市场结构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胡峰,2002)｡
二､启示
(一)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必要性
国际直接投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绿地投资;二跨国购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购并成为全球FDI流动的主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跨国并购每年大概不到20亿美元,比重只有5%左右｡目前,国家已经公布了关于吸收外资参与国内企业资产重组与购并的暂行规定和实施条例,为跨国公司通过购并方式对华投资､特别是购并国有企业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法规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参股､收购和股权置换､相互持股等各种形式的跨国购并将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因此,有必要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关系｡
(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思路的一点拓展
可以考虑在沿袭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分析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一是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分析跨国并购如何影响东道国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这些分析已经在姚战琪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二是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因素出发,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这方面的分析少见｡下面,本文拟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因素来说明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投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01
一、理论综述
国际投资按照其投资方式不同，可以区分为直接投资，也可称为对外(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间接投资两种类型。国际直接投资又叫外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另一国新建生产经营实体，或把资本投入到另一国的工商企业，并以控制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活动。邓宁在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进行国际投资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所有权优势；第二，内部化优势；第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基础，内部化是载体，区位优势充分条件。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其特点
1.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形势良好，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为3.5%。
200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为900.33亿美元，2010年为1057.35亿美元，增长了17.44%；2009年底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434248户，2010年445244家，增长了2.53%，投资的产业几乎遍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行业。根据科尔尼（AT Kearney）调查显示，中国仍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2.中国利用外资的特点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1979年至1984年，我国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有30．6 亿美元，截至200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
从外资来源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为主要，实际投资额占全国的74.58%。在对华投资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英国占主要地位，三国对华的实际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10.18%，但占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比重在90%以上。这说明，中国吸收的外资中至少有近一半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资本，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
三、中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1.“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阻碍我国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所引进的技术大多数是二、三流技术，真正的关键技术中方并未能引进。与此同时政府过分依赖外资，“超国民待遇”增强了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忽略本国的技术原创，压抑了一部分国内企业的首创精神。
2.外资投向不合理，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内的资源消耗和能源争夺也越见激烈
从外资资金来源的区域结构来看，整个OECD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我国全部FDI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从外资的资金投向来看，外资主要投向经济发达、政策优惠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投资数量却很少，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从外资的产业投向来看，主要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资本产出效率高的第二产业中的下游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消耗中国的资源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导致了国内资源紧张。
3.部分企业逃税、避税，经济损失严重
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共有494025家，其中一半以上是所谓“亏损”企业，据估计，外商逃税的总额至少有1000亿元。
四、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研究
1.调整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
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应进行重新定位，即从引进外资以弥补资金缺口为重点转向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取外资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重点。消化吸收外商投资中的技术含量，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最终实现自主发展。
2.调整外资优惠税制，完善产业政策，调整外资投资结构，加快反垄断立法
首先，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结束两税制并立的混乱局面；其次，应该突出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引导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制造业，向以优化结构为主的效益性外资政策转变；再次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尤其是反.垄断法。
3.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活动，促进我国地区经济的平均发展
加大转移支付、争取更多定向西部开发的海外资金与技术援助，实行普遍的鼓励性政策，给予同样的减免税优惠和信贷担保支持政策，建立并逐步扩充西部开发基金。优先在中西部地区人口集中的城市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和地缘条件，鼓励东部和国外企业进行资源开发型产业投资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并将外国政府提供的人员交流和技术培训项目优先安排西部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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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区位选择；产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95-08
一、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的文献综述
（一）区位选择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需要考虑区位的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首次以正式的说法提出区位选择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区位因素是跨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对区位因素作出评价和分析，并把区位中生产要素资源和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作为考虑区位要因的重要指标。即企业应该选择投向具有生产要素丰裕，价格低廉以及具有优惠投资政策的区位，拓展了过往理论按照单一要素选择区位的劣势（邓宁，1977）。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投资时，应选择心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后在投资心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这里的心理距离主要指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这些差异程度增加了投资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Greffi，1999）。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开展，中国政府开始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中国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这个热点问题，较早提出对外投资的区位理论有“有效资本”模型（邢建国，2003）和“金字塔”模型（李媛、马维，2006）。“有效资本”模型把企业资本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过剩资本”、“垄断优势资本”和“有效资本”，不同性质的资本区位选择是不同的，投资区位分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种，如“过剩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垄断优势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向三种类型的国家投资，不同区位选择可以发挥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各自优势，并通过反向溢出效应促进投资国产业升级；“金字塔”模型认为区位选择应该按照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分为四个层次：专业化生产要素的获取、有序竞争平台的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支援性产业的支持以及适宜消费群需求的满足，这四个层次满足后这个区位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通过产业竞争、产业关联等效应带动投资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在实践上，例如日本在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是转移国内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如服装、纺织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位选择上。主要是看重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否具有优势以及东道国是否具有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以此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主要向中国香港、韩国转移，80年代向中国沿海地区、泰国转移，90年代后逐渐向中国内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转移，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制定了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
（二）产业选择
产业选择主要考察的是一国或地区不同产业选择中的进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较少，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开展的，产业的技术进步快，转换升级的能力强，同时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通过市场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只要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太注重产业的选择。而中国对外投资并不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外投资是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不仅仅关系的是企业微观经济方面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因此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产业选择的问题。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比较明确提出产业选择理论的是“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1987），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者行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按照这个原则，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的投资可以释放投资国边际产业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可以获得较高的生产利润，有助于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其他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也间接地提到了国际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威尔斯，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因此对外投资时应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20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国家投资中劣势的投资地位必须从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向技术密集型的对外投资转型，以此促进投资国国内的产业升级。中国学者在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上，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判断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肖黎明，2007）；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来考察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程如轩，2001），这两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原因、基础和取向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定量研究却略显单薄。
二、统计方法的选择和计量结果
（一）灰色关联分析法
由于中国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数据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到目前只有2003～2010年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作为计量方法的话，时间跨度短，自由度小，解释力不高，因此为了实现本节的统计目的，采用一种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邓聚龙首创的一种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是对某一个系统变化情况作出定量描述和统计比较的方法，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确定一个参考数列和需要进行比较的若干比较数列之间的几何形状的相关程度来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密切的方法，以及可以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得出关联程度的排序，主要是反映了序列间曲线的相关程度。这种方法是一种对系统动态变化进行量化处理的方法，对数据的大小没有要求（最少为4个数据容量），对数据并不要求掌握完全的信息（处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之间），因此本文将要实现的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性研究就可以采用灰色关联的方法进行处理。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有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之分，绝对关联度是把初始点作为零化法处理，如果序列间的分析因素差异比较大时，常会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而相对关联度主要计算比较序列相对于初始点的变化速率，与各序列观测值的大小无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绝对关联的缺陷，综合关联度是取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的均值。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分析系统行为特征的行为序列，这个序列需要两种。一种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叫做参考序列，还有一种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序列，叫做比较序列。
第二步，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各经济变量都有各自的统计方法和计算单位，为了正确反映系统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统计单位的不同造成的影响，加强了数据间的可对比性。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关联系数反映序列的几何曲线的相关程度，假设参考序列为X0，比较序列有若干个分别为x1，x2，x3，……xn。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几何形状的关联系数设为δi（k），则
第五步，关联度排序，根据计算出的M的大小，排列出相关性的强弱，γi越大，说明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越强。
（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结果
1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后，就制定了“走出去”的对外发展战略，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开展起来，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问题上，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基于从理论框架上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区位选择的原因、标准以及机理等，在实证上，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统计分析上，本文拟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中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在哪些区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哪些区位推动作用不显著。
本文用产业升级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和产业层次水平的高低，产业升级指标用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各产业占GDP的比重乘积后的加权来表示，产业升级指标为参考序列，设为序列1，并按照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对这六个区域2003～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即为比较序列，分别为序列2，序列3，序列4，序列5，序列6和序列7。具体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1。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出的关联度排序情况如表2所示。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就是说从对外投资的区位看，对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产业选择。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覆盖了中国国民经济中所有的类别，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占据了对外投资总额的90%。因此这里选择这六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比较序列较有代表性，仍然采用产业升级指标作为参考序列。具体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3。
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结果如表4。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也就是说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看，对产业升级促进作用最大的为制造业，接下来依次为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可见从产业归属看，第二产业在过往的统计年度中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第三产业。
三、结论
第一，从上述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关联程度最高，也就是说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效果比较显著，因为在这个区域的投资国家和中国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偏好都有非常相近或相似之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比较近，而且这些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也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选择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原因也在于此。进一步的分析，在亚洲区域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如投资东南亚）和市场寻求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这类投资可以带动中国机器设备、技术的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解决中国某些产业资源瓶颈的问题，同时利用这个区域某些国家或地区享有的贸易优惠条件，与第三国进行贸易，扩大出口份额，所有的这些因素均可以不同程度地辐射到中国国内的产业和企业中来，促进产业优化和升级。
第二，欧洲和北美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这两个区域属于发达国家的范畴，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个区域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投资。为什么其作用和相关度没有亚洲和拉丁美洲明显，究其原因有两个，中国企业和这两个区域的国家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差距，而且这些发达国家没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这两个区域的资本额度较少，从而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收益并不显著，其反向溢出效应也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对于投资国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一般。
第三，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虽然在企业数量和覆盖区域方面居于六个区域的前列。但是其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为在非洲进行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的，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获得国内瓶颈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但是这类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显著性不高，因此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效应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较小。
第四，对外投资中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并经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体系，很多行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利用这些成熟的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利用东道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又可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同时由于制造业的门类较多。辐射面较大，产业关联程度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继续支持和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促进国内的产业调整和升级。
第五，采矿业的产业升级效应也较为明显。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源类生产要素的供给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铁、铜和石油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单纯依靠国内供给，或者从国外高价进口都不能切实解决这种供需的矛盾，为了改善国内的资源供给，避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进行资源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解决国内瓶颈产业发展遇到的供给矛盾。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也表明，中国重视资源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中国国内瓶颈产业的发展，为产业调整和升级做出了贡献。因此必须从国家经济发展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制定资源类的投资战略，在国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的供应地，确保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供应充沛。
第六，金融类高附加值产业的对外投资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地促进产业升级的变化。虽然中国近几年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起步晚，金融业的产品品种和服务水平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有很大差距，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从2006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中国政府应该放宽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国门，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带动国内金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中出现的新特征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浪潮；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学者虽然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如何增强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国际转移和布局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化、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国际产业转移的概念入手，总结了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中出现的新特征，在借鉴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当代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作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移中获得的价值盈余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发展中国家改变这种现状的发展战略选择。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动因分析;价值赢余分析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即某个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象，它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推进。国际产业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一、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中出现的新特征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浪潮。在这次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写作秘书网
第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化。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为了赢得全球经济竞争的优势，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纷纷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广到全球，以产业结构转移为手段，进行大规模的结构重组和升级，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浪潮。
第二，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19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的知识化、高度化，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呈现出高度化的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电子信息业、房地产业等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区域内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特征。目前，欧盟国家对外投资的1/3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在北美，美国、加拿大都互为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和产业转移国。据统计，美国对外投资的1/5集中在加拿大，加拿大对外投资的1/3则集中在美国。
二、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学者虽然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如何增强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国际转移和布局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对于直接投资下产业转移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理论来源，但是主要以产业的转移为切入点的研究并不多见，除了商业经济学对国际产业转移有所关注之外，经济理论家并未给予更多的理论研究。下面主要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的转移的相关研究的回顾。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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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17-02
1、引 言
素有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称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作用下，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各国政府为了减缓经济衰退、保证本国产业安全、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纷纷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商品出口进行阻碍。据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9％和125％。这一数据折射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很多国家的货币在贬值，甚至包括美元也在贬值，而人民币却相对坚挺，于是各国客商纷纷以经济危机为由，要求调低产品价格，特别是可替代性强的商品，原有的竞争优势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抢走，许多出口企业为留住客户不得不把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甚至亏本出售，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减弱，这给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目前我国的出口现状告诉我们，单纯的依靠出口而出口的策略，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下根本行不通，但是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依旧存在，一大批出口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如果不找到一条帮助这些出口企业走出困境的道路，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也将面临很大的挑战。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扩大，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现阶段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2、文献综述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外贸出口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替代论”和“互补论”。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样本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结论也是不一致的。随着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学术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就中国样本的分析，有的结论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互补的，但也有的结论认为影响尚不显著，甚至还有得出短期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以上的研究均没有考虑到时间段的因素，即不同的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本文从计量角度出发运用实证分析对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具体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到底能不能创造出口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出口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3、实证检验
3.1数据来源及说明
1982年至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这一阶段对外投资很少，不到1亿美元；1984年至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规模仍然不大，未超过10亿美元；1992年之后，国内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时以中国加入WTO前后为分界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在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
3.2计量结果及模型检验
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选取的数据从中国对外开放开始，定义出口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其他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归入随机扰动项，对1982-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计量结果如下：
Y＝540.7179＋26.76050Xi
(208.1235)(10.89684)
t＝(2.598062 2.455803)
R2＝0.261863修正后的0.218444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此阶段可决系数为0.261863，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218444，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的比较差，即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额影响不显著。
对2001-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计量结果如下：
Y＝4288.812＋17.58688Xi
(1001.389)(3.425830)
t＝(4.282863)(5.133612)
R2＝0.790130
根据上述结果可得：本文中的可决系数为0.790130，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760149，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的较好，即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额有显著的影响，且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出口水平的增加。
4、模型分析
由上述计量结果可得，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们的出口具有带动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出口条件下，我们要转变思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创造出口需求。本文认为，在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一，海外子公司的初期投产建设。企业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时，为满足子公司开办的需要，一般要购买母国或者母公司的资本设备和原材料。另外我国企业在向一些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时，使用我国淘汰的二手设备和生产线，这些设备虽然在我国已被淘汰，但是在东道国仍然是合适的，这样既利用了闲置设备，又促进了机器设备的出口；
第二，国内需求的疲软和某些工业行业(如机械和电器行业)的过度竞争，相关企业便可寻求去国外谋求发展。这些相关的企业有如康佳、长虹等电视生产商以及海尔、美的等家用电器制造商；
第三，逃避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配额促使一部分中国企业投资国外。例如一些纺织品企业在柬埔寨投资，以利用其无配额规定来向美国和欧盟出口，光大进出口公司在柬埔寨投资是因为“美国和欧盟成员对于从柬埔寨进口的多数纺织品没有配额限制”。其他一些纺织品公司投资于非洲以利用东道国国家的配额优势。尽管出口商对国外的投资会对母公司的出口有一定替代作用，但国外投资对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零部件的出口带动作用支持了出口，也扩大了市场份额；
第四，加工装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一些加工装配型海外投资企业供求关系链比较长。在投产初期，甚至在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对国内半成品、零部件、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依赖性比较强，对我国出口客观上形成了持续性的带动作用。机械行业如汽车、拖拉机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行业的组装，轻工行业的摩托车、自行车组装等，由
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因此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这些行业对我国出口产生了长期的持续带动作用；
第五，改善制造业对外投资结构。在我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初级产品的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带动相关行业的出口作用很小。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如机械制造，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此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在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机械部门占制造业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原材料加工的份额在总投资额中少于1/4。因此，我国企业应更多投资于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实行最终产品的国际生产，这样更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对于附加值较低的原材料加工行业，如果将原材料进口到国内，进行深加工后再出口，则贸易创造效果会更好。
5、结 语
当今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复杂，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因此贸易战越来越频繁，形式也多种多样，企业依靠原来方式迅速扩大出口比较困难。我国要实现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实现出口由低成本向高质量的转换、由低技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的转换，即最终要实现出口结构的转换。
以对外直接投资支持出口贸易是一种有效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转换我国的出口结构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拉动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服务的出口，引起我国出口结构由最终产品向中间产品转换；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把国外获取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国内生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引起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例提高。在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贸易摩擦方面，日本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国内生产的科技含量，也在我国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中得到验证。可见以对外直接投资来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已成为目前可以选择的路径，为此政府应该制定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指导目录，并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鼓励企业走出去。
金融危机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个机遇。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时刻注意市场的变动，抓住对外投资的有利时机，带动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的战略方针，但这与利用外需并不矛盾，只有两者有力的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崔征，企业战略联盟的伙伴选择，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