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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生态化;理论综述;三个层面;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1―0116―07
(一)理论引入早,研究起点高
我国产业生态化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检索文献,“产业生态化”一词较早见诸于刘则渊(1994)的《产业生态化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文。该文提出,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把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活动纳入到大生态系统中,把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源的总交换过程中,实现大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化本质目标就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可再生的基础上,达到人一社会一自然之间的协调持续发展。该文进一步阐述了农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第三产业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建立产业生态化试验区的思想。
国内著名生态环境学者王如松也详细地介绍了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热点,指出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被系统开发、持续利用。王如松还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生态化的组合、孵化及设计原则: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柔性结构、功能导向、软硬结合、自我调节、增加就业、人类生态和信息网络,并介绍了产业生态管理的5种方法:生命周期评价(面向产品环境管理)、产品生态设计(面向绿色产品开发)、生态产业园规划(面向区域的规划)、生态产业孵化(面向生态产业开发)、生态管理(面向可持续发展)。
刘则渊、王如松等关于产业生态化系统理论知识的引入、介绍和开创性研究,对促进和推动我国产业生态化系统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研究视角宽泛,研究成果丰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产业生态系统这一研究领域。国内权威研究机构、高校、产经主管部门及业界等也把产业生态化系统研究列入到中长期科研规划之中。该研究领域也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1.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视角。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有学者从经济学和政府公共管理角度入手,对产业生态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黄志斌(2000)就认为产业生态化是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我国产业生态化过程中面临不少问题,一是市场失灵导致企业外部资源社会配置达不到最优化;二是许多环境资源公共化导致价格扭曲、资源无价或低价,弱化了厂商开发高效、低耗、低污染、能实现绿色消费的产品。为此,他提出了解决对策,即应用科斯定理使环境资本产权化,用财税政策谋求环境系统无害化。樊海林(2004)则从经济学和企业竞争视角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产业生态和企业竞争之间存在内在关系,产业生态实践会大幅度提高企业各种投入品所带来的基本附加值,而这又恰好是市场上顾客效用导向的结果,顾客效用函数中环境效用地位的凸显使企业运用生态理念提升产品环境附加值的可行性和动机日益趋强。反过来,企业所处的既定的市场结构(企业竞争)直接制约其对于产业生态实践的选择,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绿色的“路径依赖”也会对其产业生态实践的现实性产生重要影响。
2.关于产业生态学研究。许多学者对中国产业生态学进行了积极探索。如王如松(2002)的《产业生态学:从褐色工业到绿色文明》、周文京(2005)等人的《生态产业与产业生态学》、王寿兵(2006)等人的《产业生态学》等都为中国产业生态学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
3.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稳定、评价及传统产业改造研究。武春友等人专门就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他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判定产业生态系统是否稳定要从结构、技术、外部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其中结构性影响因素有7个,技术性影响因素有4个,外部性影响因素有6个。陆宏芳、彭少麟等人则以广东顺德市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为例,根据产业生态系统开放性、本土性、闭路循环性和经济性等4个基本特征的评价需要,沿产业“生命周期”链,对资源消耗、内部循环、产出交换、废弃排放等生态经济界面进行有效实证分析研究,构建了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指标体系。鉴于我国目前很多地区正进行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颜京松、王如松等人在产业转型生态系统工程中指出: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必须从观念、管理和技术三个层次,加快传统产业改造、转型、升级及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生态转型和建立生态产业。袁增伟、毕军等人以产业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提出了实现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模式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对我国今后产业生态化发展进程、方向与路径将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区域经济实现成功转型,更具有现实的、科学的指导意义。
4.关于企业定位及企业仿生研究。如何定位企业,并探讨企业存在价值,也一直是国内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因为对企业存在价值的探索直接关系到产业生态化的形成。显然,只有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把企业视为“生物个体”,并把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及价值联系视同为“自然生物联系”,才能使企业的存在具有“生物意义”,才能在实践中构建生态化产业系统。这种研究视角实际上是在产业生态化大背景下要求重新定位企业生存价值,即产业系统生态化的存在是以企业个体生态化存在为前提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韩福荣、徐艳梅(2002)在《企业仿生学》中为我们构建了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并用数学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企业仿生化过程。杨忠直(2003)也在《企业生态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可用系统论的方法构造以企业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商业生态系统,并研究其物质交换规律及其稳定性与进化”。达庆利(2002)则“以人为蓝本”模拟构建了“一种类生物的企业系统模型”,更进一步地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揭示了企业这一“人造生命体”的运作过程。张焱(2003)从企业发展动态角度提出了战略生态学概念,并进行
了深入的战略生态透视。陆玲(2001)把研究视角放大到企业群,即“类生物群”,认为企业群落存在“群落效应”,涉及到不同产业、企业种群之间的能量金字塔从总体上显示着以第一产业为基部,以第二产业为中部,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之上逐级形成群落生态链的顶部。于渤(2005)等则从方法论人手,为企业实现产业生态化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分析工具。还有学者借助生态学理念尝试在企业间构建生态化供应链、生态化信息网络及生态化知识管理链等。2004年袁政发表了题为《产业生态圈理论论纲》一文,更把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推向了。结论是显然的,没有生态化的企业个体,就没有生态化的产业系统。
5.关于产业生态系统复杂性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指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是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使系统获取较高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它是揭示企业物流和能流新陈代谢规律、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及产业兴衰演替的经济生态学,是产业的资源开发及环境影响活动对生命支持系统胁迫及其响应机制的自然生态学,是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与周围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人类生态学,是物质生产单元、环节或体系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序理层次上的生态工艺设计和生态系统耦合的工程生态学。因此,产业生态系统是极其复杂的“人造”经济系统,具有系统复杂性的全部特征。
6.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推广。围绕产业生态化系统研究,学术界创立了不少新概念、新思想,如“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共生链(Symbiosis chain)”、“耦合(coupling)”、“闭合(Closing)”、“产业柔性(Industrial flexibly)”、“产业生态位(Industrial ecology position)”、“产业生态系统循环(Industry ecosystem circulation)”、“产业进化(Industrial evolution)”、“产业生态园”等,这都很好地丰富、发展、创新和完善了我国产业生态学科理论。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应用产业生态学理论,近几年来不少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还将产业生态学及其相关理论著作列为硕士、博士教材;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863”专项及其它相关专门基金还立项赞助我国产业生态化研究;国家有关部委也在采矿业、火力发电、农业及食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投入专门资金,组织科研队伍进行产业生态化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
(三)呼唤构建“中国式”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从产业生态概念引入到产业生态学理论创建,从理论探讨到应用研究,从典型个案剖析到区域实证分析,从企业个体产业生态化实验到跨区域企业间产业生态化协作等,・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对我国现有产业实现生态化转型,促进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生态基础设施与生产基础设施、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大量研究成果的推广,对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支持。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无论其产生背景,还是其应用前提与基础,我国与发达国家目前在市场机制、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构成关系、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水平等方面都不在同一水平。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各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相关产业的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产业政策导向也存在明显偏差,不同地区的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特征指向不同,大区域间的产业生态融合与构建尚存在政策与法律上的明显障碍。此外,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增加,发达国家在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与我国现有产业生态对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采取“拿来主义”,不加改造地照搬国外产业生态理论,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我国产业生态化发展及其进程。为此,理论界和业界都有充分理由探索和构建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的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二、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应用研究
产业生态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生态系统是依托自然生态系统,以企业或产业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子系统。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与可协调。但产业生态系统毕竟是“人造生态系统”(Artificial Ecosystem),即现代“工业化系统”,究竟如何实现,仅有理论探讨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在产业生态实践性应用方面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综合分析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企业生态系统、中观层面的园区产业生态系统和宏观层面的跨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一)微观应用研究――模拟自然生态构建企业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企业运营在本质上是实现物质在加工或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增值,但这一活动的开展,要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来实现,而且企业在获得价值增值的同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资源剩余。企业经营活动,就是一系列的流程活动。一些学者就此提出,企业应当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构建自己的核心流程系统――核心价值增值系统,力求使得物质和能量在企业这个微观增值流程系统中实现充分转化和利用,尽量减少甚至消除转换过程中的资源剩余或浪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对此,企业必须以其核心机制增值系统(核心价值链)为主依托,通过与核心价值链链接,建立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能够有效利用剩余资源的价值增值子系统。增值子系统与核心价值链之间可以是闭环关系,也可以是开环关系,这有赖于剩余资源再利用的技术手段和工艺要求。
美国学者Heriberto Cabezas等人进行了模拟生态与技术实验,进一步指出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可持续系统,人类社会活动的工业、农业与自然生物之间构成复杂的“广义食物网”,其隐含意义是企业的产业生态系统运作要遵循生态意义上的客观规律,简言之就是企业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另有两位学者Jouni Korhonen和Juha-Pekka Snakin从生物进化方面探讨了企业产业生态系统实践与进化问题,他们也通过模拟自然生态建立各种资源利用、能量循环和产业多样化运行模型,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产业生态学在生态经济、环境规划和组织管理中的应用,并强调产业生态学及产业生态进化理论将在未来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此外,Arun J.Basu,Dirk J.A.van Zyl等人还进一步把产业生态学理论与企业洁净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更加明确地指出企业洁净生产
的程度依赖于产业生态化的程度。这些研究成果及观点,既践行了产业生态理念,又丰富了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体系。在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公司还创建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生态化企业运营模式,这些模式在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逐步得到改进、完善和提高,并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如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发电企业、玻璃制造、水泥制造、陶瓷制造企业都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企业内部生态系统;日本的现代农业企业、水产养殖及加工企业也已完成生态模式构建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较具规模的资源型企业也开始致力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生态应用研究,并将重点放在企业物质和能量的内部循环利用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以广西贵糖集团为例,该集团在甘蔗制糖过程中构建了三条生态主链:蔗田甘蔗制糖废糖蜜制酒精酒精废液制复合肥回到蔗田;甘蔗制糖蔗渣造纸;制糖(有机糖)低聚果糖生态链。从而实现了物质资源和能量的多次循环和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加了经济效益,三条生态链构建了制糖厂、酿酒厂、纸浆厂、造纸厂、碳酸钙厂、水泥厂、发电厂及蔗田等企业生态群落。类似企业还有四川沱牌集团(白酒)、山东鲁北集团(建材、化工)、山东海化集团(海洋化工)、内蒙古包头铝电集团(电、铝)、辽宁朝阳天马集团(麻纺)、联想集团(手机)等,它们都建立起了完整的企业产业生态系统。
近些年,各地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审批、资金融通、技术改造立项等方面对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实现循环利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这也积极有效地推进了我国产业生态理论成果在企业中的应用。
(二)中观层面应用研究――构建经济园区产业生态系统
进入21世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产业生态学理论应用研究从传统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及养殖业逐渐扩展到零售业、旅游业、IT产业及知识服务业。产业生态循环体系应用研究也从局限于企业内部物质、能量、信息、知识、价值的“微循环”逐步扩展到“近邻”企业间的生态“小循环”,并进一步拓展到跨区域、跨行业的生态“大循环”。众多学者把企业生态模拟实验研究法、产业生态实证研究法等推广应用到研究企业间如何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各国大型产业生态经济园区(Industrial Ecology Parks)。事实也证明,产业生态经济园区(简称产业生态园)模式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主导经济模式。
产业生态园在世界各地充满活力,类型与结构丰富多彩,发展前景被一致看好,并能较好体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因此,产业生态园的研究备受关注。
产业生态园由美国Indigo发展研究所Ernest Lowe教授在1995年提出,其定义为: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企业生物群落,并通过在管理包括能源、材料和水等这些基本要素在内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合作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双重优化和协调发展,最终使整个企业群落寻求到一种比单个公司个体效益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群体效益(Community benefit)。同年,Cohen-Rosenthal E从四个方面定义产业生态园:一是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和经济资源;二是减少企业对物料、能量进行利用、管理和处理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三是提高产业园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以及员工的健康水平和企业公众形象;四是通过废弃资源的再使用或出售获得经济效益。产业生态园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有很成功的实践案例。如美国纽约州的普拉特博园:大型军用飞机重新开发,资源和废物管理,环境管理系统。北卡罗莱纳州的富兰克林郡园:关于能源更新和环境技术的复杂商务活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州的范库弗峰园:蒸汽制造厂、造纸厂、包装厂;安大略湖的康沃尔园:发电厂、蒸汽制造厂、造纸厂、化工厂、食品厂、电子设备厂、塑料厂和混凝土预制板厂等。
关于产业生态园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A.J.D.Lambert、F.A.Boons(2002)等把产业生态园分为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类:一类是以某一企业为主体,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或集成制造而构建的复合型工业生态园(compound industry parks),这一类型产业生态园实际上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延伸和拓展;另一类是以某一类相关产业为主体构建的能够实现多种类型企业集群共生的产业生态园,A.J.D.Lambert把它称之为“混合型产业生态园(Mixed industrial parks)”。A.J.D.Lambert等人还进一步就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与循环,以及生态园内企业间的组织联系等,对两类工业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并指出“混合型生态产业园”更值得我们关注。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确定上文中提及的美国纽约州的普拉特博园、加拿大安大略湖的康沃尔园、中国鲁北工业园等属于第一类产业生态园;而大城市中CBD、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特色产业区(区域企业集群)等属第二类产业生态园。1994年至2002年,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L.W.Baas和F.A.Boons采用技术经济的方法对Rotterdam港区的工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水平。产业生态园的研究、设计、构建及运作在中国学术界也受到广泛重视,如武春友(2003)等对产业生态园中的产业生态链结构模型进行了研究;毕军(2004)等研究了产业生态园区生态系统理论及优化调控机制;刘力(2001)则提出了产业生态园开发模式;王如松(2004)等提出了产业生态园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苏敬勤(2004)深入分析了产业生态园价值链,并提出价值链管理系统;龚晓宁(2003)分析了产业生态园内工业链特征;卢兵友(2001)较早就指出:生态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等等。在中国,以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为“关键种”构建起来的生态化产业园有很多成功例子,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东岳汽车、LG和富士康电子、氨纶和华润锦纶等几个核心企业为“关键种”,按照产业生态链内在关系重新规划开发区不同产业功能区,并对缺失的产业生态链进行“补链”,使产业生态系统日臻完善。类似的还有山东荣成水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园)区、天津生态示范工业园(钢铁)等。此外,最富发展活力、最具规模效应、最具竞争优势的各种类型区域产业集群也正向园区产业生态化方向发展。
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生态园研究及应用范围进行了拓展。如提出资源型矿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研究、城市区域经济产业生态化研究、专业化区域经济产业生态化研究、传统服务业生态化研究等,并已取得一
定的研究成果。周科平在矿区生态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恢复和产业生态链延伸风险与控制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彭少麟等人用数理工具研究了产业生态系统区域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和能值整合评价方法,为特定区域内自然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经济的统一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能值理论方法与产业生态学研究进一步耦合。袁爱芝深入细致地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建设开展了研究。她认为要用生态学理论、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实现其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损害最小和废弃物多层次利用的目标。许长新借鉴生态系统的有关理论,提出了金融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概念,界定了其时空、技术和社会经济内涵,分析了其演化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动态稳定性特征。重点分析了金融产业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的控制因素:经济金融资源承载力、产业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系统生态弹性,认为金融产业生态系统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考虑系统的生态承载力。
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产业生态研究视角,促进了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丰富了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三)宏观应用研究――跨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目前,国内外产业生态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多囿于某一企业或某一有限空间区域范围内,这些研究成果要应用于“大尺度”跨区产业生态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科学指导意义。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产业生态系统构建及其运作研究较少,进展较慢。
在跨区域产业生态化过程中,相关产业(企业)间利益分割、产业生态链基础建设及其共享机制、生态链上非盈利性公共节点企业运营资金支持、基于长供应链的产业生态链管理、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产业生态化知识共享及知识转化、中间废弃物管理(包括逆向物流、废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创新、相关行业管理标准等,如废弃干电池、废旧电脑及家电处理的生态化)、不同区域间的政府及企业间协调机制与手段、产业政策导向、中间消费者生态化消费(绿色消费)教育等方面亟待开展研究。很显然,解决上述诸多现实问题,仅凭企业自身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依靠跨区域企业间、政府间及产业生态理论研究机构共同合作,才能产生产业生态协同效应。
不过,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跨区域产业生态模式之一――以关键企业为核心构建的跨区产业生态系统的应用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微软公司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紧密或半紧密关系的产业生态伙伴多达38000个;芬兰NOKIA公司生态链共享伙伴也有数百个;沃尔玛公司利润的6%来源于其产业生态系统上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这种产业生态模式一般被学者认同为商业生态模式。
三、结束语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业界已普遍开展起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的产业生态化思想理论体系,必定促进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一是在资源与环境压力下,通过交叉融合多方面学科知识,我们将逐步创立和完善产业生态学科理论体系,并形成中国特色,为中国产业生态化过程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以产业生态学系统理论研究为先导,实践应用为前提,将产业生态化研究向纵横两方面延伸。纵向研究逐步深入到产业生态链、产业生态工程、产业生态管理、产业生态评价等;横向研究逐步深入到产业间生态化耦合协同机理、产业同步进化机制、产业间循环利用等,并由此构建产业生态化过程的网络运作体系和知识体系。三是在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各地创建或重构了一批高标准产业生态化示范经济园区,并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形成集理论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化经济园区规划原则、设计思路,为未来产业生态化经济园区发展和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心理健康教育;学校文化;初中生心里
一、传统的校园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其局限
初中生心理健康是个体的各种心理状态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自身内部(如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体验等)及其自我与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状态。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则是在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个性特点的前提下,以促进初中学生心理健全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心理咨询和治疗等途径,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的教育活动。传统的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以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主义或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展开,所采用的典型技术就是心理操作,即通过心理调适来预防或矫治人的心理问题。
个体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传统的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过分依赖心理操作技术,忽视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的作用,导致在心理调适过程中难以排除环境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要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在使用传统心理教育方法和技术的同时,尽力控制环境因素势在必行。
二、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生态系统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于1993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发展受到自身与其周围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进一步扩展了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把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看成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并根据其对个体影响程度,由内向外依次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宏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历时系统五个子系统。环境不是静止的力量,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力变化系统”。构成生态环境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其中任何子系统的变化都会波及其他子系统,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和发展。通过对环境影响的详细分析,能够找到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进而为及时、有效的干预提供相关的信息。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新举措
生态系统理论把个体生活其中并与其相互作用的环境分为五个子系统,扩展了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也为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营造良好的环境指明了方向。
1.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学校是学生的第二个家庭,是其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文化环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甚大。因此,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构建和谐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微观环境尤为重要。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也关系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如果师生之间关系和谐,学生就可以心情愉悦地学习知识、享受生活之趣。如果师生之间关系紧张、矛盾重重,则会使学生注意力涣散、胡思乱想,既影响学生学习、破坏学生心情,也会给其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造成心理不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师生间的理解和信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2)营造和谐的班级文化。如果说学校是学生的大家庭,那么班级就是学生的小家庭。班级文化对学生的心理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日常教学中,要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打造一个同学之间团结互助、关心同学、共同奋进的互助集体。在这样的“小家庭”中生活,每个学生都心情舒畅、困有所助,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完善学校基础设施,美化校园环境。环境对人的情绪和行为影响甚大。生活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之地会油然而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感,从而使人情绪愉快、精神焕发。相反,身处污秽、嘈杂的环境之中会使人心绪不宁。因此,美化校园环境,营造优美、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大有裨益。校园环境的美化可以从完善基础设施、种植花草树木、修建人工花园和清洁校园卫生等方面展开。
2.加强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教育须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要想深入地了解学生,除平时观察和交流沟通之外,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极其重要。而且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联系作为学生成长中的系统环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有必要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只有向家长全面了解学生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潜能后才能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与家长交流既可以了解影响学生发展的家庭因素,又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调节其心理困扰,预防其他心理困扰的发生。
3.全面落实新课改的要求
社会文化、习俗和法律等作为学生成长的最外层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发展及其心理健康水平。素质教育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促进学生各种智能的全面发展也是智能多元理论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这些都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如果学校的培养目标与社会文化的要求一致,将会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如果学校的培养目标背离社会文化的要求,学生就会产生不适感和抵触心理,长此以往将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需要学校积极落实新课改的要求,保证学校各项举措与社会文化的总体要求具有同步性。
4.关注突发事件给学生心理带来的冲击
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并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青少年社区矫正是指对14-25周岁的缓刑犯、管制犯、监外执行犯、假释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罪犯,准予其在社区内服刑,由专门的国家机关进行管理,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机构和志愿者队伍给予协助,在法定的期限内,对罪犯的心理和行为偏差进行矫正,并促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比例逐年上升的趋势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对青少年罪犯的传统的矫治方法已不能有效发挥其矫正功能,因此现代的青少年罪犯矫治工作已不仅仅是司法人员的专职,而是需要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会志愿者更多地参与到矫治工作中来,因此,对青少年实行适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矫正模式是迫切需要的。本文通过纳入生态系统因素,促使青少年罪犯积极地与环境互动,有助于改进和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减轻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孤立的状态,帮助他们成功地再社会化。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内又往往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是将系统论、社会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起来的基础理论,它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在生态系统视角下,人类被看作是通过与环境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发展和适应。基于这个视角,社会工作试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间的功能失调和处理,来强化能力、整合治疗和改变问题。目前生态系统不均衡是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的主要问题,作为社区矫正的一种工具,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通过社区矫正计划措施的实施,促进青少年罪犯恢复和重建其缺失的社会功能,使他们成为社会正常的成员。
一、对青少年微观生态系统的介入
微观生态系统是指个人在亲密情境下的人际活动形态与角色扮演,它汇聚了影响个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具体而言,对微观生态系统的介入一般指个人层面的社会工作,即针对青少年罪犯需求而开展的个案辅导服务。在对青少年犯罪群体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个案工作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入:
(1)引导青少年罪犯树立积极的自我认知。
(2)为青少年罪犯提供家庭辅导。
(3)为青少年罪犯提供法律咨询等专业支持。
二、对青少年中观生态系统的介入
中观生态系统是指对个人有影响的小群体,包括家庭、工作群体和社会群体。具体而言,对中观生态系统的介入是指家庭和小组层面的社会工作,即针对青少年罪犯家庭,以及有相同需要或相同背景的青少年罪犯群体而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
小组工作的方法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小组工作以群体为工作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方法。生态系统视角取向的社会工作鼓励案主与相同境遇的同辈群体成员建立互助团体,通过小组工作的方法去回应他们的发展性需求,以降低青少年罪犯群体成员的疏离、孤立与无权感。在社区矫正中可利用的小组类型有治疗小组、教育小组和成长小组。
三、对青少年宏观生态系统的介入
宏观生态系统,是指比家庭等中观系统更庞大的群体和系统,包括组织、机构、社区和文化。具体而言,对宏观生态系统的介入是指社区社会工作和针对法规或政策而进行倡导的社会工作行政。如建立青少年组织、开展社区工作,以及进行青少年法规、政策和制度的修改、倡导工作等。
在社区层面进行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教育、建立与完善社区支持网络等手段,可以减少社区成员对矫正对象的负面认识,从而扩大他们的人际交往网络,强化其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消除一些社会性的偏见引起的社会排斥。具体来说,通过青少年罪犯生活的社区对他们进行矫正,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1)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区舆论,宣传相关理念。
(2)发动社会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介入到社区矫正中来,把促进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及对青少年罪犯的矫正工作放到社会发展的新高度。
(3)社区要为矫正对象提供相应的社会活动参与的机会,让他们通过社会活动参与体验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参与意识,树立自信心。
青少年罪犯作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缺乏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而社会的排斥更加使其处于极其无助的状态。社会工作平等、尊重、接纳、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对社区矫正的成功开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关于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社区矫正领域的探讨,希望能够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献上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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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梅苹.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J].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04).
〔关键词〕 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2-0004-05
一、引言
国外学者关于离婚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离婚率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整个社会向后现代化迈进,社会的流动增强,抑制离婚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或被剥离,离婚率上升[1]。
国内有关离婚问题的大规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多元主义文化的不断涌入,后现代婚恋观影响着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婚姻态度,成年男女逐渐改变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对于离婚原因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李银河认为离婚主要是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变化影响着离婚率的高低。徐安琪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离婚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其《离婚率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子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中,关于离异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法律层面的子女看护、抚养权及教育供给等问题的探讨,转向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化问题,而教育困境作为研究主题的探讨还尚显不足。教育本身是青少年个体成长的发展性资源,而离异家庭子女受到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等的因素影响,在处理与父母、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容易产生困惑和适应不良。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改善,以青少年教育困境为切入点,寻找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引导离异家庭子女正确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适应不良,实现个体的健康成长。
本文所指的离异家庭泛指因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后再婚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困境,特指离异父母的自我教育欠缺、青少年面对不良教育生态时的处理不当以及学校作为施教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理离异家庭学生特殊性的困难。这三种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离异家庭青少年在面对不同教育生态时的心理和行为,不恰当的教育互动导致了失败的教育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解决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具有整合意义或折中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是用于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2]。该理论把人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各系统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3]。
个人的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因此,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需要从整个教育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分析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系统如何与离异家庭及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强调揭示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对青少年整体发展的重大影响。在学生的教育场域,个体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育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社会系统。人在教育场域中,与各种生态系统进行互动。个体的成长发展既受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个体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教育环境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生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将教育场域的系统分为微观的学生系统、中观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系统及宏观的社会系统,本文分别从离异家庭青少年本身、家庭与学校及社会四个层面来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
(二)离异家庭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生态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需要从离异家庭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系统中挖掘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良性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解决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平台。
1.青少年个体的认知偏差
近年来,学者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这也是解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的一种新视角。离异家庭子女要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身份,他们拥有着同完整家庭孩子同等的享受家庭及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利。青少年身上的“问题”是被他周围的关系,通过社会互动体验和内化的结果。青少年认识到问题不是他自身的,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是被他人建构的[4]。离异家庭青少年建立自信、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公众对离异家庭孩子去标签化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离异家庭因婚姻失败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家长的不良情绪状态必然会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从后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克服和消除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纠正离异家庭子女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
培养离异家庭子女应对社会风险因素的能力,搭建个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纠正离异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偏差,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2.家庭系统中离异父母的教育主体责任缺失或不当
家庭教育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却让人不敢苟同。“溺爱型”的离异父母因对孩子存在愧疚之心,想尽办法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以弥补对孩子爱和教育的缺失;“放任型”的家长则认为孩子只要不闹出“大乱子”,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有逃避教育责任的嫌疑;“专制型”的离异家长则会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指向学习成绩的提高,孩子在沉重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下,心理及行为问题频发。诸如此类的家庭教育状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导致孩子各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此外,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把教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害怕面对和承担孩子教育失败的结果和主要责任。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孩子成绩或者行为不理想,责任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当。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导致学校老师陷入教学两难处境,学校本身是知识传授的主要单位,家庭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主战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及人格的塑造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是导致青少年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离异家庭从家庭解体到重组家庭或者处于单亲状态,父母双方都在不断寻找新的生活机制。父母由家庭功能解体到寻找新的社会适应方式的生命历程,孩子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此,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和孩子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将孩子排除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处理之外。家长应该打破对孩子情感忽视或搁置的惯性思维,接受孩子也是自己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参与方,对自己的婚姻有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一现实。“合作伙伴关系”是改善与修复青少年与成年人关系的明智之举。成年人不再扮演青少年的说教者、监督者及对立面,而是以理解者、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与青少年同行[5]。这也是实现离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情感接纳及良性互动的关系形式,有利于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3.学校系统中离异家庭学生的问题搁置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不当使学校教育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是学校学科课程的德育渗透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实施收效甚微;三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6]。
另一方面,家长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发展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其建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有效链接的目标。目前,社会对于家长学校教育的意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常把家长学校等同于家长会或视为可有可无的机构[7]。
离异学生在面对家庭和学校课业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出现偏差行为,而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多忙于处理自身各种情绪和事务,能够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甚少。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教育”时代,对于新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家长不能及时地与学生保持同步,更不能在处理学校课程作业等方面给予孩子恰当的指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不能达成一致。
4.对离异家庭青少年污名化的社会系统
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离异家庭青少年受社会的污名化影响颇深。
一是家庭内部,基于问题视角处理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的不当。离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婚姻破裂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沉重伤害,孩子是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问题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缺乏自信会严重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塑造和积极心理情绪的体验。
二是社区层面,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被父母疏远而害怕孤独,这时候社区里的同辈群体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社区玩伴更多对离异子女产生排斥心理,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
三是学校层面,学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离异子女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同辈关系更多,因此,很多离异学生为了逃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选择独自一人,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功课上,因为成绩的突出表现,可以换来周围环境的赞赏,弥补内心情感的缺失。这也是离异学生常常在学业成绩上优于他人,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障碍的原因。
四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危机情况和外界事物的刺激时,有着完整家庭孩子所没有的独立和坚强,他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虽然也有部分离异家庭青少年会出现偏差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审视那些经历过父母离异等重大家庭事件而仍然能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受害者、缺失者、越轨者是三个被高频报道的标签词汇[8]。社会环境越开放,社会信息越透明,社会舆论的偏见对离异孩子的影响越深。公众习惯用有色眼光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幼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母失败婚姻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优点,帮助其弥补不足,创建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维度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处理离异家庭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
首先,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依靠家庭、学校或者社区某一方面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离异子女面临的复杂多样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及社区是不同的教育场域,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实务技巧可以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不同教育场域的特殊介入方法需要。帮助离异子女形成在家庭内部、学校及社区环境中良好互动的沟通机制,从而解决离异子女自我偏差认知和行为问题,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其次,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平等”“接纳”“增能”等价值观,注重对人的接纳和尊重,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成长和改变的潜能,这对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信心的建立,克服人际交往的恐惧,接纳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增强自身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
再者,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家庭、学校及社区更多地关注孩子成绩的提高,而忽视青少年个体发展的需要。离异家庭子女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能保护好关系亲密的家人及朋友,这也是由离异子女爱的缺失感所导致的。“赋权”“增能”等社会工作理念和模式能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渴望独立的需求。整合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三大实务模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搭建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四、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具体实务模式众多,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有可能适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解决的服务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青少年的叙事家庭疗法、学校层面的师生互助小组,家庭层面的家庭教育辅导及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本文尝试将各个模式的基本论点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探索离异子女教育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叙事家庭治疗,挖掘不良教育困境体验
叙事家庭疗法是叙事治疗领域的新方法。它认为“叙事”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人们会对他们经历的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讲述,而人们的叙事行为是为了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该疗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情境中,把案主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通过分析家庭系统找出导致案主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9]。该疗法注重分析案主的故事叙述中未曾注意或被遗漏的片段,通过案主的自我叙事将问题外化,使人和问题分开,帮助案主积极建构新的自我认知,提高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离异家庭青少年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青少年的自我叙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现在面临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中的各种情境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困境体验,同时注意记录青少年在自我叙事时的内容选择和场景选取,从而找出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环境,挖掘青少年内心的真实体验状态。
此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观察者转为参与者,积极鼓励案主的叙事过程,引导青少年解构并重新建构积极的教育体验,树立对自身、家庭、学校及社区的信心,增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不利的教育环境因素,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学习及成长态度。
(二)学校层面――师生之间的小组互助及自我觉察
互惠模式又称“互动模式”或“调解模式”,是小组工作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认为在助人过程中要尤其注重个人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及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互惠模式下,成立师生之间的互助小组,如家庭离异学生的学习困境小组、人际交往困境小组等。小组成员选取离异子女比较多的班级,将具有相同教学困境的老师和离异家庭学生召集起来。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初步的小组游戏互动,筛选出那些教学困境异质性较高的教师,而学习困境同质性较高的离异家庭学生。这样选取组员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教师对待家庭离异学生问题的不同教学方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教学困境,促进师生双方的自我觉察,在动态的小组互动中及时调整各自的互动模式,增进师生感情,实现教育目标。
在小组辅导过程中,家庭离异子女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师的教育行为,构建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模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中积极塑造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适应环境。此外,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困境同质性小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组成员的经验共享,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不良的情境体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更能看清自己面对同类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实现情感共鸣,寻找自我调整的方式。互惠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案主的助人自助,有利于增强小组凝聚力和群体归属感。但是,对于个别情况较为特殊的小组成员关注不够,工作者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这也是互惠模式的不足之处。
(三)家庭层面――专业的家庭教育辅导,掌握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门科学,孩子成长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家庭教育是实现青少年教育目标的根本。首先,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知识并不是教育从业者的专属,解决家庭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向家长普及必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其次,离异家庭父母的家庭关系辅导,家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离异父母应该学习婚姻家庭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认识本身家庭发展状态的根源,掌握家庭发展及青少年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处理婚姻关系及子女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辅导作为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层面,针对不同教育问题需求有不同的教育活动设计。如学校可以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举行专家专题讲座,鼓励家长参与研究家庭教育;建立家教咨询站,安排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资深班主任等为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教育教学活动,直观地了解学生班级互动情况;也可以教师与家长一起编写家庭教育指导小手册;通过网媒、纸媒、校刊等宣传普及科学的教育方法等[10]。
(四)社会层面: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网络
在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家长学校的办学更多地还是依靠校方,办好家长学校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为保证家长学校的正常运行,政府应该出台规范的家长学校管理政策,推动家长学校学员管理、教师管理、家校合作等制度的完善,确保家长学校实施的师资、财力和物力充足。
再者,学校应该为家长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并提供家长展示平台。学校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实施载体,邀请资深家庭心理辅导师,搭建离异家庭亲子活动的平台,向公众展示离异家庭成员在活动中展现的自信与乐观,增强离异家庭自信力。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克服内心的自卑与恐惧,从失败的婚姻状态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这也有利于离异家长与完整家庭父母的沟通,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使离异父母看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向其他家庭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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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 生态系统 演化路径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应用自1995年引入以来先后经历了从初步认识到广泛关注,继而广泛应用、爆发式发展的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集中表现为电子商务交易额的逐年攀升、在线购物网民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电子商务网站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网络购物平台的不断发展壮大,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移动购物日益便捷,传统企业大规模进入电商行业中的网络购物市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广阔。
除了电子商务网站喷涌式的增加以及网民数量的大规模扩张,电子商务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与互联网交易相关的贸易公司、生产厂商、物流企业以及广告、金融、软件公司等主体的加入,相关的增值服务机构也不断增多。电子商务交易的产品种类随之越来越广泛,囊括了一般零售业商品以外的服务、信息类产品。日益壮大的电子商务产业中,各主体围绕核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网络相互关联和促进,产业集群化特征明显,形成相对庞大的产业链和生态部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过程中集群化的现象标志着其产业链的日益成熟,各参与主体之间相互依存与互动、促进共赢局面的产生。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涵义
(一)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学理论应用于经济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熊彼特的经济进化论。商业生态系统最先由James F.Moore(1986)提出,Moore将其定义为“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将生态学观点应用到企业竞争战略中,为研究企业发展与市场运作提供了新思路,初步奠定了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框架。Peltoniemi和vuori(2004)在此基础上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具有一定关联的组织组成的一个动态结构系统,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他各类与系统有关的组织。其后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复杂适应系统中各主体之间的关联、价值创造以及均衡发展展开了探讨,商业生态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梁运文、谭力文(2005)利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阐述了企业战略选择需要基于对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认识;而田秀华、聂清凯(2006)等人指出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系统之间的动态发展与共赢将是未来发展的主题。
从实际应用角度,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用动态发展的思想剖析了各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关系,显著优于供应链理论、战略联盟理论等。结合我国电子商务当前以共同客户链为导向、共生关系明显的集群化现象,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相比价值链理论等能够更好地解释电子商务产业的集群化现象,强调成员共生关系及对环境的动态适应与改变。因而本文立足商业生态理论对我国电子商务系统的发展演进展开研究更为合理。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内涵
将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到电子商务领域,就产生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本文所述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即为一系列密切关联的企业和组织机构,超越地理局限,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作为竞争和沟通环境,围绕核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中各成员各司其职,促进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交换和循环,共同组成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针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复杂性,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既是企业的关键战略途径,也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创新。系统中各成员间应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创新的集成化商务模式和标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调整战略选择、培养核心竞争力。
(三)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构成模型
根据前文所述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对商业生态系统的定义,结合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与运转模式的特殊性,笔者在整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构成模型做了阐释,如图1所示,描述了各层次之间的依存关系。该模型自内而外、层次分明,包括由核心电子商务企业、供应商及客户组成的核心层;直接参与电子商务交易的各个相关组织,如包括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等组成的支撑层;与电子商务交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延伸层以及最外层的支撑电子商务系统运作的外部环境。其中核心层的主体是电子商务交易的主体,在支撑层的关联企业的支撑下有效便捷地完成交易。各层次中主体之间的交流协作也促进了电子商务交易中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交换共享,保障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特征及演化路径
(一)电子商务系统的特征
1.系统更新迭代速度快。随着技术进步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不断成熟与完善,整个过程中将会持续更新与优化,参与主体多样化、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电子商务系统的不断更新升级。对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而言,高速的更新特征只会在衰退阶段出现。
2.核心企业的领导地位。互联网所具有的正网络效应,使核心企业对其客户的价值随着客户数增加而指数型增加。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围绕一个核心电子商务企业的集群化现象明显,随着生态系统的扩大,更多的支撑性、寄生性因素涌入,围绕核心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共享以及共同进化。
3.系统边界的模糊性。由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参与主体与市场环境的不断扩张降低了信息共享成本,突破了地域限制,由此衍生出了与交易相关的各类增值服务。和一般的商业生态系统专注于特定领域不同,电子商务系统本身的多样性促使其系统边界随着生态系统的扩大不断延伸,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4.较高环境威胁。当前电子商务仍是上升势头迅猛的新兴行业,其发展模式、技术支持与政策环境等都没有定型,伴随着系统的高速更新,各种不确定性也在不断提升。因此,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相比,其面临衰退和死亡的威胁更高。外部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变化也将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
Moore从商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的角度,将商业生态系统从产生并初具规模,到稳定发展最终走向衰退的过程为四个阶段。同样地,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作为新的商业生态系统,也必然经历这一生命周期的各演进过程。基于上文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特征的分析,结合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本文在传统的对商业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分析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分别是初步形成、扩展、协调发展、进化革新四个阶段,如图2所示。
第一,初步形成阶段。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进化初期,核心电子商务企业以满足特定客户需求为目标,通过运营模式创新或提升附加值的方式吸引其他的参与者与协作者。若这种模式是有效的,一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就将生存下来,并不断扩张。通过开拓阶段后,新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诞生并初具规模。
第二,经过初期的拓展过程且随着系统核心参与者的不断成长,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步入迅速增长的扩展阶段,参与系统的主体逐渐涌现。新的生态系统所形成的价值链条能够实现吸引客户、扩大生产的目标。与此同时,不同领导核心的同质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开始不断升级,市场竞争格局基本确定。
第三,扩展阶段业务的高速增长,使得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统筹系统发展变得日益重要而复杂。此时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多方利益冲突与价值分割,维持系统健康发展就需要不断完善生态系统的规则和标准。此时市场资源和角色会随着生态系统的不断演进而进行协调和再分配,各类认证体系、规则制度的完善以及大规模协作的产生是抑制系统内部恶性竞争的有效手段。
第四,当既有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受到新的模式或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冲击时,系统面临演进终止、被替代的威胁,转而进入进化革新阶段。进化阶段需要系统改变或颠覆原有的模式,进行模式创新或技术创新,进化成为新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事实上,由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本身易收到外部环境的威胁,使得电子商务系统在演进过程中的任意阶段都可能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突发变化进入进化革新阶段。
上述四个阶段本质上也显示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历程。作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能够明确其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利于帮助其有效的预测潜在风险,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对于领导着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电子商务企业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
(一)初步形成阶段(1999-2002年)
在阿里巴巴集团初步发展阶段,也曾受到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威胁,通过大量的试错与探索之后,由功能单一的论坛转型为交易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的营销贸易,推陈出新得以生存下来。
(二)扩展阶段(2003-2007年)
随着网络设施的普及与技术进步,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成员规模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相应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边界不断扩大。2003年建立C2C网站淘宝网,2005年收购雅虎中国,2006年收购口碑网等举措充分彰显了其业务功能的不断拓充完善。
(三)协调发展阶段(2008-2011年)
随着网民数量的激增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增多,阿里巴巴生态系统中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2009年成立阿里云公司,2010年淘宝商城独立运营,都旨在为客户提供定位更精准的服务。这一阶段为了实现协调整合,作为系统核心的阿里巴巴敢于调整战略,实现从电子商务服务商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运营商的转型,以图加强系统的开放性,规范各类服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成长。
(四)进化革新阶段(2011年至今)
当前阿里巴巴公司成长势头正旺,但仍为潜在的威胁做好了准备。2011年,阿里巴巴开始着手建设仓储网络,2012年公司从香港联交所退市,生态系统持续良性进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交网络与移动互联的应用也颠覆了一些传统的交易模式,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各成员也都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规避恶性竞争、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使系统健康发展。鉴于外部环境的高威胁性,虽然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正处于成熟上升期,未来也可能会有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促使阿里集团颠覆当前的模式。
参考文献:
1.胡岗岚,卢向华,黄丽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路径[J].经济管理,2009(6)
2.胡岗岚.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其自组织机理研究[D].复旦大学,2010
3.吕林,王然.浅谈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内涵及其特征[J].中国科技信息,2012(10)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一、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systemstheory)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分布伦纳(Bronfenbrenner)提出的发展心理学范畴的个体发展模型,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之中,个体发展受到自身与周围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布朗分布伦纳认为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着人的发展,并强调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发展中的个体处于直接环境(如家庭)和间接环境(如社会文化环境)等几个相互嵌套的环境系统之中。根据其对个体影响程度,由内向外依次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每一系统与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发展都会波及其他系统,进而影响个体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微观系统(microsystem)是环境层次的最里层,是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系统随儿童年龄的成长而逐渐变化,由最初的家庭扩展到社区、学校等,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最直接、最明显。中间系统(mesosystem)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如果各微观系统之间能形成较强的积极联系,中间系统的发展也能实现最优化。外层系统(exosystem)指儿童未直接参与其中却能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父母工作环境。宏观系统(mascrosystem)指儿童生存发展所处环境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如社会文化价值观、法律法规。
二、培智学校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现状
(一)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的现状。在我国,儿童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但在特殊教育领域,对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智力障碍儿童由于其智力和适应性行为的特殊性,对其心理健康的描述并没有统一标准。从心理健康的定义来看,心理健康更侧重个体社会适应性和稳定的情绪状态,并未对智力有相应要求[2]。因此可以推断智力障碍儿童并非心理不健康的儿童。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智力障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普通儿童相比存在差距,个别领域表现偏低。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人际适应、人格、行为等方面。一项由父母和老师进行评分的研究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轻度智力落后儿童和一半的程度较重的智力落后儿童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情绪困扰症状,且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Emerson和Hodapp等人在2003年的研究表明智力落后群体内表现出情绪和行为困扰的比例高出普通人群4倍[3]。张福娟(2004)[4]和江琴娣(2005)[5]的研究都表明智力障碍儿童存在对学习焦虑、对人焦虑等情绪问题。而且,智力障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也较高[6],有研究显示,智力障碍儿童良好行为的形成率较差,且普遍存在孤独、自卑、胆怯等心理问题[7]。在学业上,由于智力缺陷,智障儿童学习失败经历较多,对学习存有逃避心态,且学习兴趣不足,动机缺乏,可能患有学习焦虑。人际关系方面,由于受到过多照料,日常生活缺乏独立性,缺乏与人交往的社会技能,无法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智力障碍儿童人格品质的研究也显示,与视障、听障和普通儿童相比,发展程度最差[8],表现较差的人格特质有坚韧性、固执性和生活习惯[9]。通过以上研究得出,智力障碍儿童存在或轻或重且表现不一的心理健康问题。
(二)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几方面:家庭、学校、社会、个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涉及到儿童成长发展的各个生态系统。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心理健康水平对儿童影响较大。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的过度保护不利于其独立性的发展,儿童易产生依赖心理,严厉管教易使智障儿童产生恐惧倾向,在人际交往中过于敏感,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父母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智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安定因素,且对子女的行为问题有较好的预测力[10]。学校是除家庭之外对智力障碍儿童成长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又一微观系统,其中,同伴关系和教育安置对儿童心理健康有较大影响。研究表明随班就读的智力障碍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11]。社会文化环境及教育政策、法律法规是对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宏观生态系统。而儿童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如年龄、智力、性别都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契合性
首先,开放式的教育环境更加符合智力障碍儿童认知水平特点。低于常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该类儿童很难通过说教,甚至书本上的知识理解什么是心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生态系统理论所提倡的动态、开放的环境为智力障碍儿童的心理及行为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遵循“疏导”而非“抑制”原则利于智力障碍儿童习得一般的维护心理健康的技能和技巧。例如,对于一名有情绪障碍的学生,在暴绪问题时,让其在操场自由奔跑释放积压比封闭式、单独的教室更能使其心情平复。这也启示我们,对于智力障碍儿童而言,生成式的、互动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普遍优于依靠传统模式的以说教为主的教育方式。生态系统理论支持下的开放、互动的教育方式规避了智力障碍儿童认知事物浅薄的弊端,侧重儿童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使其在行动与互动中逐步掌握化解心理问题的技巧。其次,多层次的生态系统能刺激和丰富智力障碍儿童多种感官,使其内心丰盈。心理健康之人,必然是内心有着丰富情感及包容心的。儿童在与外部环境的逐步探索过程中,明了是非,习得善恶。若切断儿童与外界的联系,哪怕以爱为名刻意窄化儿童与外界的通道,仅是将其置于成人搭建的象牙塔中,必然造就内心贫乏、不识是非善恶之人。生态环境本身是真实的,与环境的互动能使儿童获得最真实的情绪体验。例如,通过在社区、福利院、敬老院等的活动,教会孩子“爱”的理念:爱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父母和老师,更包括同伴和长辈,不认识的陌生人,甚至花草树木,飞鸟走兽;爱的方式也不仅仅包括听话、顺从,更在于通过创造性的举动完成任务,获得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倡导的微观、中观、宏观系统正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拓展儿童的体验渠道,使智力障碍儿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获得丰富且深刻的情绪情感。最后,生态系统理论为培智学校开展多种活动性课程提供理论依据。在培智学校中,各种活动性课程的数量相当可观,占比也不容小觑。活动性课程是符合智力障碍学生认知特点的,培养其技能技巧、开发心智的主要方式,也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多元丰富的活动中,学生获得真切的心理体验,在家长及教师的正确引导下,逐渐认识并理解自身在与环境互动中所体验到的深刻的各种情绪体验,并在持续不间断的活动中内化升华为正确的价值观,塑造健全心理。生态系统理论启示培智学校的活动性课程要沟通家庭、社区和社会,为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完整且功能齐全的系统模式。
四、生态系统理论对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往往忽视环境因素,一昧从儿童自身缺陷寻找原因,强调思想开导,灌输积极向上的想法。这一做法因不贴合智力障碍儿童实际,收效甚微。对智力障碍儿童心理问题的认识,不能单从儿童本身的身心特征去寻找突破口,还应该从儿童行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思考。因此,本文试图从环境的角度考虑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以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构建微观的家庭支持,中间系统的社区、地缘支持,宏观的政策支持、社会舆论支持的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从中获得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一)构建以家庭、学校为主的微观系统。家庭、学校是儿童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过程中最先接触到的环境,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最直接也最久远。儿童和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受到的比实际存在的更重要”,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体验到的环境”。影响儿童生长的环境不仅包括家长提供的实体环境,还包括在环境中儿童对环境特征的主观感受。特殊儿童与父母、手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能影响到儿童性格、品质的发展。在多数特殊儿童家庭中,由于自身的缺陷,特殊儿童在与家人交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即使面对比自己年龄小的手足,也要扮演“服从者”的角色,这不利于儿童主动性的发展,甚至导致儿童自卑、懦弱性格的形成,不利于健全心理的成长。一个人与环境互动,和其他人发生关联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智力障碍儿童虽然由于智力和适应性行为的缺陷,不能正常习得人际交往技巧,但同样具有与人交往的渴求与能力,大多数智力障碍儿童甚至拥有一套自己的社交模式。家长在儿童人际交往过程中应承担指导和鼓励的责任,而非代替或过度保护。同时,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影响孩子,孩子也影响着父母。作为智力障碍儿童的父母在处理与孩子关系时,要以积极的心态主导双方关系,给孩子以积极乐观的暗示和引导,避免受孩子消极情绪和不良行为的影响。因此,在智力障碍儿童家庭中,为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家庭成员要创造以智力障碍儿童为主的社交空间和自由,引导儿童发展积极健全的性格品质,同时给儿童健康向上的反馈,避免对儿童心理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培智学校没有针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门课程。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多是贯穿于学科教学中,以说教为主,活动类课程以生活技能技巧的教育为主,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从环境角度入手,培智学校应为智力障碍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创造合适的“心理环境”,遵循“实在是有影响的”原则,全方面考虑与个体有关的所有心理上的环境因素,包括教室环境、课堂氛围、校园文化等,使儿童能在包容、愉悦的环境中发挥天性,自由生长。其中,教师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应注意协调环境与儿童心理的不和谐因素,站在儿童角度思考不同的环境因素在不同的时刻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教师应是学校教育与儿童心理的沟通者,是校园文化的显性传播者和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引导者。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
[关键词]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生态环境系统;作用机理;比较
[中图分类号]G6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3)05-0027-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促进公、民办幼儿园共同发展是学前教育普及与发展的重要举措。幼儿园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其发展既受组织内部调节的影响,又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公、民办幼儿园并举的办园格局尤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研究者尝试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剖析公、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作用机理,以期促进公平的幼儿园发展生态系统的构建,推动公、民办幼儿园的共同发展。
一、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在教育机构发展分析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由美国心理学家尤芮·布朗芬布伦纳(UrieBronfenbrenner)于1979年在《人类行为生态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受多层次环境系统的影响。这个多层次环境系统包括:微系统(microsystem),涉及儿童和即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系统(mesosystem),即儿童周围即时环境间的联系;外系统(exosystem),是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宏系统(macrosystem),指儿童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价值观、法律和习俗等。生态系统发展模型还包括时间纬度,或称历时系统,即视时间为个体成长变化的参照系。概言之,儿童的变化或发展是时间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儿童的动态过程,是个体对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调节的结果。
生态系统理论起初是用以解释儿童发展的理论,后来被一些研究者用以分析学校组织的发展。例如,简楚瑛曾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台北市一所私立幼儿园近20年来内部的变化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将比较分析公、民办幼儿园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作用机理。
二、我国幼儿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各种不同层次的环境因素对幼儿园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系统包括: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如下图所示,各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作用机理简析如下。
1.微系统作用机理
家庭、社区、管理部门、人才市场是与幼儿园发展直接关联的微系统。家庭通过表达对幼儿园教育的期望与要求、对教育机构的选择等作用于幼儿园,同时,幼儿园通过园所活动引导家长了解幼儿园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社区通过物质、空间、人员或组织等多种途径影响幼儿园的发展。同时幼儿园也会通过多种形式,如举办家庭教养讲座等回馈社区;管理部门通过对幼儿园的管理促进其发展,同时幼儿园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则会不断对管理部门提出挑战;人才市场为幼儿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幼儿园则会对人才市场提出人才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
2.中系统作用机理
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系统。具体来说,管理部门与家庭、社区、人才市场之间会发生联系,家庭与社区之间会产生互相作用。其中,管理部门可通过提供有关早期教育的指导与信息服务,让家庭进一步了解科学的早期教育理念与方法及社区内有关幼儿园的基本信息,而家庭对幼儿园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也需要管理部门自身作出回应或督促幼儿园作出回应;管理部门要求社区配齐公共服务设施,并为幼儿园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提供物质或空间支持,社区则可能会要求管理部门制定有关幼儿教育发展及其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管理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人才市场的运作,人才市场的运作则需要管理部门适当监管;家庭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影响社区相关组织的形成,影响社区的文化氛围及其对幼儿园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度,社区也可以将各个家庭联合起来,共商幼儿园发展事宜。
3.外系统作用机理
社会分层、社区发育程度、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类型等构成了幼儿园发展的外系统。社会分层会影响家庭对教育机构的选择;社区发育程度会影响社区教育资源及其与教育机构的互动质量;政府职能定位与管理体制会影响其对教育机构的履职程度;劳动力市场类型会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与队伍稳定性,最终影响人才供给的质量。例如改革开放后,因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可分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工作、福利待遇较好,所以队伍较稳定;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工资待遇差,所以队伍不甚稳定。
4.宏系统作用机理
价值观、法律和习俗等构成了幼儿园发展的宏系统。价值观尤其是教育价值观,如对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的认识等,会影响法律政策等的制定与执行,影响管理部门对不同性质幼儿园的履职程度,影响家庭和社区对幼儿教育机构的态度和选择倾向,影响学前教育资源的类型和丰富程度;法律政策,尤其是涉及教育、民办教育、学前教育的法律政策,规定了幼儿园法律关系的相对主体——政府的相关职责,从而影响幼儿园的发展。总之,宏系统对幼儿园的影响是立体网络式的,即通过影响外系统继而作用于中系统、微系统,最后作用于幼儿园。
三、我国公、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
1.微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分析
研究者从家庭、社区、管理部门、人才市场四个角度分别对公、民办幼儿园发展微系统作用机理作比较分析,并对微系统之于幼儿园发展影响的整体状况作一评估。具体见表1。
2.中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分析
研究者就微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对公、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涉及管理部门与家庭的关系、管理部门与社区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及其对幼儿园发展的影响,最后就中系统对公、民办幼儿园作用的整体状况作一评估。具体见表2。
3.外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分析
研究者具体分析外系统各要素对微系统的影响。包括社会分层对家庭的影响、社区发育程度对社区的影响、市场类型对人才市场的影响、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对管理部门的影响四层关系,并比较分析其对公、民办幼儿园的作用机理,最后评估外系统对公、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影响。具体见表3。由于影响幼儿园发展的中系统整体作用力较微弱。故不再展开分析外系统对中系统的作用机理及其对幼儿园发展的影响。
4.宏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分析
价值观、法律政策等是影响幼儿园发展的宏系统,其作用机理比较分析见表4。
四、促进我国公、民办幼儿园共同发展的建议
总体上看,公办幼儿园处于支持型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可优先获取财政与人力资源,因此教育质量整体较高,竞争优势明显;民办幼儿园则处于努力争取政策与财政支持,在抗争中求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中。随着国家新一轮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对公办园建设的高度重视,民办园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生存和发展空间可能被压缩。基于对公、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作用机理的比较分析,研究者认为要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构建富有活力的公、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以下几点很重要。
1.树立正确的民办教育价值观。建构公平、支持型的政策环境
民办园可满足差异化教育需求,这对于激发办园体制活力意义重大。我们既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民办学前教育是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通过政策引领与多途径财政支持帮助民办园做强、做出特色。这其中,特别要通过制订合理的民办园教师最低工资标准等约束性政策促使民办园规范化发展。
2.建设服务型政府,将公、民办幼儿园的发展都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有研究者指出,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属性不断趋强,公共性程度仅次于义务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因此,不论是公办园还是民办园,尤其是普惠性民办园,都具有公益性,皆宜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3.缩小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间的鸿沟
如可规定非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当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或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定比例:实施人事制度,非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在职称评定、工龄计算、培训等方面与事业编制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4.进一步加强家庭、社区与幼儿园间的联系
总体来说,当前家庭、社区与幼儿园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幼儿园从中获得的支持较少。要加强三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幼儿园可以指导建立家长委员会或社区教育委员会,积极参与社区的相关活动,以获得家庭和社区对幼儿园教育的更多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家庭和社区也要认识到自身是支持幼儿园发展的重要力量,自觉地发挥对幼儿园教育教学和管理的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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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首先是由JamesF.Moore在他的著作《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中提出的[1]。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学认为,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环境的关系,并且生物的多样性和共生性是生物界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要求和规律。众多的生物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其他生物提供共生的环境和条件,同存于一种共生体之中,共同进化和优化。JamesF.Moore指出商务生态系统正是模拟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以上这些机制。众多的商家、企业作为有生命的经济实体,同时还作为经济细胞,组成和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功能协调、优势互补、和谐增长的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商务生态系统
电子商务环境与传统商务环境相比有显著的区别。从传统意义上说,企业必须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但电子商务环境下,一方面,原来处于各个封闭“湖泊”中的不同行业,由于Internet这条“电子运河”而沟通起来,竞争范围改变了。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有些企业采用了MRPⅡ、ERP、CRM、SCM系统等,但合作伙伴之间的电子化连接(Electroniclinkage)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接口薄弱,难以实现信息实时的、同步的共享。通过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如XML、OBI等)和网络平台,可以灵活地建立起各种组织间的、高效的电子化连接,如组织间的系统IOS(Inter-organizationalsystem)、企业网站、Extranet、电子化市场EM等,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从而大大改善商务伙伴间的通讯方式,使组织间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换量与交换速度大大提高,为形成新商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针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复杂性,新商务生态系统不仅是一种实施电子商务的战略途径,也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创新[2]。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战略的制定应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商务生态系统。与系统中的各成员共创新的集成化商务模式和技术标准,共享知识,协调与各成员的关系,并根据商务生态系统发展不同阶段(开拓商务生态系统、商务生态系统的扩展、对商务生态系统的领导、自我更新)的特征和自己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培养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急于攻击其他企业的领导地位或驱逐弱者。商务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会给企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3]。
三、新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状况及其与当前其他管理思想的区别
商务生态系统亦区别于以产品或任务为目的而组织的动态联盟(VirtualEnterprise),动态联盟是建立在机遇产品基础之上,由多个各有专长的敏捷型企业利用各自的特长联合起来进行机遇产品的经营生产,产品生命周期一旦结束,联盟也自行解体,动态联盟把追求最大程度的敏捷性作为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商务生态系统则是为适应环境变化而组成的共同体,其形成原因与动态联盟是有区别的。
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应用分析
(一)英特尔公司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英特尔的投资范围涉及世界各地多达425家高科技或与之相关的公司,是个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商,其通过庞大的投资来形成企业协作网络从而实现互联网战略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英特尔公司为了完成从芯片生产商到互联网建筑模块生产商的转变,仅在2000年,英特尔就收购了12家公司和企业,收购总额约60亿美元。
英特尔庞大的战略投资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初是在PC机和芯片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现在主要是在一系列有助于全球性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内容和服务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在进行投资时,英特尔着眼于一个整体的生态均衡环境,进行系统化投资,以弥补服务器、客户端、网络、服务和内容等方面的技术或内容的“差距”。接受英特尔投资的企业不仅可从英特尔的财政资助中获益,还可利用其带来的大量与互联网相关的计算平台和网络的专门技术,并可与其他同行协同制定技术标准。通过和那些不断开拓前进的公司合作,英特尔的工程师可更大范围地接触各种理念,这对公司未来的产品和技术开发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
(二)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阿里巴巴不是单独依靠自己的企业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阿里巴巴现在的成功是通过自身建设的平台来主导整合庞大的系统成员架构了一个强大的商业生态系统[4]。
阿里巴巴通过提供诚信通服务产品建立诚信体系使得整个系统从中受益,而且诚信通产品对诚信的评估标准和程序很大一部分授予给了用户和合作伙伴,例如,诚信通产品中的商家认证交给新华信、华夏和邓白氏等第三方认证机构,诚信档案由网商主动反馈的记录构成,阿里巴巴并不需要维持复杂并且昂贵的中央监控和诚信评价系统。
阿里巴巴对网商提供各种服务来帮助网上交易。例如,防骗打假的培训,提供贸易通产品帮助网商即时联系,阿里巴巴对网商的服务从保姆式转向教练式,鼓励网商参与到信息的维护中来,使网商成为系统中的主角,并有配套工具方便用户。
阿里巴巴更大的价值空间是由系统中的成员来创造完成。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阳光、空气、水和土壤不可缺少,阿里巴巴捏合的诚信、商机、互动和规模这四种要素对于其商业生态系统也是缺一不可,而且神奇的是,仅仅这四种要素就能孕育出网商生命体自我成长。
阿里巴巴不但在创造价值,他还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分享自己所创造的价值。阿里巴巴向网商提供服务产品收取的费用相对于阿里巴巴为网商创造的价值是物有所值的,统计数据显示,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的成交机会是普通会员的6倍,这给会员带来的价值远大于他们的支出,因此阿里巴巴付费会员迅速增长。
(三)易趣和淘宝商务生态系统的竞争
在淘宝决定进入市场之前,易趣是明显的领导者,独霸C2C交易市场。淘宝进入这个市场之前,由于无法与易趣抗争于是采取了瓦解易趣商务生态系统的策略:免费。用户交易、登陆都是免费的。这招武器很有威力,虽然一开始易趣的主流卖家不会流失到淘宝,但是那些无法在易趣挣到钱而又要交店铺费的小卖家和学生卖家都会加入淘宝,包括易趣有些卖家同时也会在淘宝开店,因为这是零成本和有收益期待的。总结来说淘宝的策略就是:烧钱开路,铺入大量资金营销。淘宝期待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更大的商务生态系统,引发网络正反馈循环:随着人气的增多,交易增加,卖家会更积极投入增加;卖家增加反过来又吸引买家不断加入登陆平台。
淘宝网总价值:投入的资本+网络的价值=易趣的总价值:运营的收益+网络的价值。
奥秘在于:为了维持这个等式,最初淘宝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易趣没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淘宝网网络价值的增值(网络价值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用户规模和交易量来衡量),于是同样的等式下,淘宝网络价值的增长大于易趣网络价值的增长,而由于运营的收益与网络价值是正相关的,为了维持等式,淘宝网投入的资本量会越来越小,或者说投入同样的资本量,淘宝的网络价值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易趣要么有所投入,要么找到增加网络价值的新方式,例如,易趣目前所做的将国内平台和国际平台对接,为用户增加外贸机会的举措以及重新准备投用第三方担保支付模式等等。
五、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启示
未来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商务生态系统和商务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变化的,没有人能够完全预知未来,一切取决于企业的智慧和应对策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哪个企业胜出取决于哪一方的系统更有竞争力更有价值,双方都要慎重考虑自己的生态体系是否更有竞争力。
现在的企业从事电子商务从更确切的角度讲,不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工具和技术或营销手段,而更是在接受一种新的商业理念的启蒙,从接受电子商务实践电子商务的那一刻起,整个企业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进入了一个转型的轨道。
电子商务是ICT和商业这两个互相具有强关联性的要素直接碰撞的果实。因此,电子商务产业内必然首先遇到并首先实践一个或几个核心企业,在前所未有的空间内大规模相互协调,将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将消费者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的生态体系。
商务生态系统超越了传统的行业界限,它既可以在常规的行业界限内部成长,也可以跨越常规的行业分界线,这种理论方法适合于电子商务突破行业范围的特性。商务生态系统理论不仅提供了理解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各种战略联盟的方式,也可以从新的角度系统地思考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正确的战略,预测潜在的变化,采取恰当的行动,并有效地规避和减少风险,从电子商务中充分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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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连年增长,2012 年超过 170 亿元,21 部国产片取得过亿元的票房收入,《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简称《泰 》)甚至超过 10亿元。市场繁荣也推动着影院建设不断增加,2012年全年新增银幕数 3832 块,平均每天新增银幕 10.5块,而且均为数字影厅,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国银幕数从 2002 年的 1845 块增加到了现有的 13118 块,其中 2K 数字银幕超过 1.2 万块,主流院线影院基本全面实现数字化放映。与前几年银幕数量的增长主要由一线大城市贡献不同,目前的银幕增长数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二三线城市。
毋庸讳言,中国电影产业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国产电影相较于国外影片尤其是好莱坞影片的市场竞争力堪忧。尽管仍旧受到相关政策的保护,但还是缺乏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本土化的竞争优势。国产影片票房收入占全国票房总收入的 48.5%,这是近十年来首次落后于进口影片。从 2012 年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国产片和进口片相比较可以看出,引进片第十名的票房收入都远远超过了国产片第五名的票房收入。从影片类型上看,国外影片的类型更加多样化,类型组合也更为丰富,以往作为中国影片走向国际化的主要类型动作片已然成为了好莱坞拥有的新类型元素。从影片名称上看,引进片前十名中有八部都是续集片,国产片仅有三部,由此可见国外影片对于品牌的培养以及持续经营十分重视。然而,如何在重复与创新之间建立平衡,也是国内外续集影片品牌经营面临的共同挑战。
其次,在各大院线、影视公司纷纷斥资兴建影院的背后,整个院线行业却潜伏着高速发展的隐忧。2010—2012 年三年间,银幕数分别为 6223 块、9200 块和 13118 块,而全年观影人次分别为 2.9 亿、3.7 亿和 4.6 亿,通过计算可以发现,2010、2011和 2012 年的单块银幕平均观影人次分别为 46601、40217、35066。由此可见,平均单家影院的票房收入从 2011 年开始连续三年不断下降,其中既有银幕扩张速度之快的原因,也有影片数量与质量以及定价和营销等方面的综合问题,还有影院自身的定位问题等等。
第三,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开发以及电影后产品开发方面仍旧存在严重不足。一方面,海外市场票房连年下滑。2012 年全年共有 75 部国产片销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为 10.63亿元人民币,相比于 2011 年的 20.46 亿元下滑了近一半,与 2010 年的 35.17 亿元相比更是下降显著。
(1)另一方面,在电影综合收入中,票房仍旧占据主要地位,其他后产品的收入仅占很少一部分。相较而言,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仅占其综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来自于影院放映之外的衍生产品领域,如 VCD、唱片、主题公园、游戏产业以及其他消费品的特许经营等 ;同样,其国内票房收入也仅占总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来自于海外市场。国产影片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很大程度上由于在内容创意、融资、技术、营销和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都明显不足,从而制约着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
中国电影目前发展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跟电影品牌建设滞后关系密切。中国电影的品牌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品牌缺乏精准而灵活的定位,呈现同质化和模糊性特征 ;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较低,呈现高风险性特征 ;品牌建设缺乏计划性和持续性,呈现随意性和离散性特征 ;品牌之间缺乏协同性和整合性,呈现孤立性和过度竞争性特征。本文从中国电影品牌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引入品牌生态理论的视野,借鉴好莱坞及其他国家电影品牌生态系统的构建战略,提出适合中国电影品牌发展的生态系统发展战略。
二、品牌生态理论与电影品牌生态系统框架。
(一)品牌生态理论基础。
所谓品牌(brand)是指“一个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设计,或者是它们的结合体,以识别某个销售商或某一群销售商的产品或服务,使其与它们的竞争者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品牌之间的差异可以来源于其功能性价值,也可以来源于其象征价值。
(2)品牌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品牌形象论”、80 年代的“品牌定位论”、90 年代初期的“品牌资产论”、90 年代末期的“品牌关系理论”以及 20世纪初期以来的“品牌生态理论”等发展阶段。
品牌生态理论作为商业生态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品牌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产物。1996 年美国战略管理学者詹姆斯·弗·穆尔(James F. Moore)把生态学理论与现代企业竞争战略结合起来,最先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概念。
他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组织和个人是商业世界的有机体。这种经济联合体生产出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是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机体成员还包括供应商、主要的生产者、竞争者和其他风险承担者”。
(3)在此基础上,生态学与品牌管理的交叉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美国著名品牌营销专家林恩·阿普绍(Lynn B.Upshaw,1999)认为消费者的个性化导致其购买决策的个性化,而购买决策的个性化又促使了品牌的个性化。不同的消费者需要不同的口味、风格的品牌,在利润的驱动下,企业不得不努力塑造迎合消费者个性化的品牌。他将品牌描述成“复杂的生物”,认为品牌系统具有极其复杂的生态运动行为。
(4)A. 温科勒(A.Winkler,1999)首次提出了“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标志着品牌生态研究的开始。所谓品牌生态系统,是指存在于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之中的所有相关的参与者或品牌之间的复杂关系,涉及到顾客及其他相关利益团体、品牌接触点、售后服务、公司信誉、顾客依赖度、品牌形象代言人以及其他影响利害关系的因素共同组成。
(5)国内学者对品牌生态学的研究也是从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开始,王兴元教授首次提出了名牌生态系统理论,并对品牌生态学的产生、基本研究框架及其重要研究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品牌生态系统是指“由品牌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相关环境复合而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品牌生态系统描述了以某一个或某一些特定品牌为龙头的商业共同体。它是以品牌为龙头的商业生态系统,由品牌产品、品牌拥有企业、股东(或投资人)、员工、经理人、供应商、最终顾客、金融机构、大众传媒、社会公众、中间商、政府、竞争者、其它相关组织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成员通过一些内在规则联结而成”。
(6)实质上,品牌生态理论的发展正是品牌市场实践的产物。目前,市场竞争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例如地方集群之间的竞争、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等多种形式。看似两家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它们各自拥有的复杂网络关系之间力量的抗衡。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拥有巨大的赢利潜力和广泛的市场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其品牌竞争力不是依靠一个个电影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单打独斗来实现的,而是好莱坞作为一个整体所构建的强大的品牌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协同作战的结果。因此,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提升,不能仅靠企业自身来实现,而需要整合其股东、供应商、顾客、竞争者、政府、社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来完成。可以说,企业自身的品牌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品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品牌生态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家企业的品牌之争,也就是两个品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二)电影品牌生态系统框架的提出。
关键词:上海 创新 创业 生态系统
顺应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目标,打造全球知识策源地和创业高地。对此,建设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发达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环境营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国际全球城市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未来趋势,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设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纽约、伦敦和东京》一书中研究基于城市生产业,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网络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李志刚、吴缚龙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全球城市。屠启宇(2012)强调,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钟形”结构发展的格局;以服务业为主向产业均衡形态发展的产业结构;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关键性标杆的社会环境以及向产业乃至城市总体定位渗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创新系统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赵黎明等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建立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创新系统为主线,较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于晓宇、谢富纪(2009)指出,我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长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导向,也要考虑到本市创新体系过往的历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创新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进创业活动、知识开发、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扩散、帮助并引导创新参与者找到自身的作用点、市场形成、资源调动、法律制度的形成、积极的外部效应的开发。
(二)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Prahalad C. K.(2005)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允许有着不同传统和动机的私营部门和社会角色共同参与的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它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这一共生关系下创造财富。Florida(2009)解释了创业生态环境运行过程――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密度的生态体系中,直接互动,产生思想,将其变为产品和服务。林嵩(2011)认为创业战略和创业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微观属性特征;创业网络研究从中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创业环境研究从宏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
二、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识存在形式和研发创新活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外部资源(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实现性不断提高,企业将获取创意的范围拓展至全球,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GIN)有效获取全球创新资源。
(一)全球化和网络化
全球化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方面是“区域化”的趋势,即以TTIP、TTP、TISA为代表的区域化将成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呈现出区域管制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趋势,即在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全球将着力突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实现“再平衡化”,所有国家将会进一步开放与合作。
网络化对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带来的变化将体现在四个方面:海量微主体、低边际成本、碎片化多样化、后喻文化,这对创新创业环境都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
生物产业、信息产业、材料产业或能源产业的单一产业突破很可能带来累积效应,引发全社会的整体变革。如能源领域,太阳是未来人类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数千倍于世界上的人类所消费的能源,理论上说只要捕获其中极小部分就能足够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的电力,而且不会改变气候、损坏环境和穷竭资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储存是决定太阳能发电未来的关键性挑战。
(三)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全球环流”
全球人才流动和集聚将出现一体化趋势,同时全球人才虚拟化趋势显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才将进行更为广泛和频繁的跨全球流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高端人才的环流和聚集,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更为频繁。
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对创新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研究显示,以色列的企业与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区工作的以色列国民之间的频繁联系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台湾裔的美国工程师成为硅谷与台湾之间的纽带,为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风险资本跨境流动
在未来的创新系统和创业生态环境中,随着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开发,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风险资金体量将变得更为庞大,资本性质将更为国际化,资本结构将更为多元,资本的流动将更为开放和自由。其中,未来资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势位将逐渐下移,即原来只有富商或大企业资金才能流入风投市场,而未来通过金融创新,普通大众的资金也将参与市场的博弈;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全球化的资金将更为精确地指向任何高回报率的领域,并通过信息技术形成资本运用的高度协同。
(五)知识的全球化流动
未来30年,要素流动将呈现知识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动主要是来自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密集要素和资源丰富国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识密集要素的流动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动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增速是劳动密集要素的3倍。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与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渐明朗,由知识流动主导支撑的“全球创新网络”将在下一个三十年逐步成为未来全球化内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未来趋势分析
(一)创新主体多样化,创业行为常态化
创业物种的多样性是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创业物种通过人才、资本、知识、技术为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因此,未来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将形成囊括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用户,并形成“四螺旋”产学研用“共生”的状态,用户将成为城市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这也使得整个创新体系将变得更为扁平化,而“体验+服务+产品”将成为创新体系的价值实现载体,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业的门槛将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有能力获取创新资源,并以个体形式创办企业。伴随着越来越多以个体形式成立的小微企业将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中最富活力的创新主体,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平等,并在科研机构、用户群体的协同下全面参与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二)创新活动全球化,创业活动社区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生态圈”,而是建立了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每一种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的发展进化均依赖于其他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以及周围环境,人才、资金、信息将自由、高效流动,进而更加高效地汇集全球的创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维夫创业生态系统堪称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维夫吸引着全世界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创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特拉维夫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包括google、微软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同时也有许多以色列创业公司被国际知名公司收购。又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其科技园有注册运营的企业超过130 家,其中65%以上为跨国公司,微软、英特尔、IBM、通用电器、朗讯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强企业均在园区设有离岸软件研发中心。
(三)创新系统开放化,创业生态繁荣化
未来创新体系是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随着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成为全球价值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创新体系将与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大系统产生更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动。而未来城市创新体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交互,协同创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系统价值。与此同时,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三十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机会将不断涌现,而创业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创业生态将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也为创新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和辐射作用奠定了基础。
四、对策建议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应当聚焦关键问题、突破制约瓶颈,分阶段、有层次地推进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在城市创新发展理念上,从工程化思维转向生态化思维
生态化思维的创新发展,更强调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等反馈机制,注重创业生态物种、要素的多样性、异质性,且更迭多,要素间关系更为复杂。重点要突出不同主体间的有机联系,突出政府内部及与各要素的协同,高度重视“选择机制”,如创业要素与“创业环境”(生境)间的选择与适应问题。
(二)在系统运行机制上,要更注重系统可持续演化发展
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从低阶到高阶进化发展的过程,系统从单个主体集聚,不断成长、发展、演化过程中,通过“涨落”正反馈机制中达到有序,从微涨落经过要素非线性作用逐渐放大为巨涨落,引起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新的有序结构和突变的产生。
(三)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上,要以更加全面的开放来促进创新
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流与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以开放竞争促进创新发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创新的产业转化平台。
(四)加快建设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充分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进化的促进性作用,重点发展提供全球化服务的生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以服务型制造推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从而使上海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产业群落演替和进化的重要“风向标”。
(五)引导企业培育创业生态系统
强化企业间共生合作,规范大企业并购中小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引导、鼓励上海制造企业强化研发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嵌入式创新,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建构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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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项目(040512B01)阶段性成果。
(责编 张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