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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一、前言
随着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将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业已成为了当前研究的新途径或新视角。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古代文学作家均有地域的烙印，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袁行霈、金克木、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均对文学地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便能够对古代的文学现象进行更加细致、更加全面地研究。虽然古代文学领域的地域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古代文学教学的地域性教学还较为欠缺，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地域性教学的目标意义
若要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达到地域性目标，那么其基础前提就要对教学的人文主题予以充分地认识，尤其是要让广大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以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进而逐步提高其道德修养与人生理想。古代文学教学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文关怀”、“教书育人”等。将地域文学内容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既有利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又有利于对学生视野进行拓展，还有利于对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行有效培养，使之更好地“接地气”。地域文学貌似较为狭窄而局限，但实质上却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极为深厚的内蕴。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地域意识相互对照的同时，务必要重视地方性高等院校的自身优势。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性高等院校的主要生源均是来自于本地，且未来毕业之后的工作地点也大多在本地，这些学生往往就会有较强的学习地域知识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将地域文化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无疑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都体验到当地灿烂的文化传统。以江西省为例，江西自古以来就是名家辈出、人杰地灵之地，无论是江西的文学创作，还是江西的文学传统均是一道灿烂的人文风景。就文学观念来看，江西的文学家通常都会具有强烈的正统性，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都会以大义凛然的态度来予以面对；就文学创作风格来看，江西的文学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开拓意识。在东晋时期，就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唐宋时期，文天祥、黄庭坚、王安石等江西籍人士既是文坛巨擘，又是朝廷重臣，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由此可见，将这些地域文学的特点凸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是极为有效的。此外，虽然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强调“主流性”和“系统性”，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切入教学内容，由于地域文学教学带有较为明显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不仅不会阻碍古代文学教学，相反还能够通过学生的切身感受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的方法途径
（一）课堂专题讲授
若要扎扎实实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务必要对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能够更好地明确材料运用的先后顺序。在古代文学必修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务必要紧紧地围绕着主流性原则来为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与轮廓，确保能够顺利完成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而地域文学知识在其中仅仅只是发挥出点缀价值或补充作用。而在地域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中，教师则要考虑多种因素来深入发掘，在婚恋文学专题、咏怀文学专题、隐逸文学专题、山水文学专题中均适合将地域文学知识贯穿其中。例如，在《唐宋贬谪文人与文学专题》课中可通过贬谪文人的视角来开展五讲诗文研究（包括陆游宦赣、苏轼寓赣、李白寓赣、白居易谪赣、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以此来对地域与文学、政治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综合审视。
（二）课外实践考察
实践倾向性一直以来都是地域性教学过程中所侧重强调的，既有利于对课堂教学之缺陷进行弥补，又有利于对学生“学以致用”能力进行培养。教师可结合所讲授的古代文学史内容，有意识地带学生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以此来让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文学情景。例如，在给学生讲授汤显祖的《牡丹亭》”时，可带学生去大余牡丹亭进行实地考察；在给学生讲授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时，可带学生去郁孤台参观。教师在地域文学教学中往往会发挥出极为关键性的作用，教师可引导学生成立地域文化研究兴趣小组，并且还可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阅读书目等，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地开展学习。此外，对于那些善作思考、基础扎实的学生，还可以将其纳入到地域文化课题研究小组中，让他们放开手脚来开展研究，这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极为有利的。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学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达的内心情感，内心的意一般是关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与表达往往离不开“境”，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通过含蓄、模糊手法而达到一种“境有尽而意无穷”效果。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一语道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古代文学中，作者把内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对人生世道之悟与所描写客观景物完美融合起来便形成意境。在文学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写景状物是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为情思。虽然古代文学中意象有着不同表达方式，但是可感觉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表达一种对人生感悟与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暂、痛苦等多重情愫，认识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时光，不能浪费消耗生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价值，对人生充满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与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韵、幽雅、芳香的特点，在岁末寒冬百花凋零时反而开花。它进入文人审美视野后，作为一个独特意象出现于文学领域。人们赏其“形”取其神，赋水仙以“清、贞”为主的人格诸种意象。水仙被赋予女神意象。一是作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赋》序描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洛神赋》作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复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荆州地区沿用，被诗人们广泛使用传唱，作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两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尧之二女为范本，构想出二女与舜之爱情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风，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学家热衷于相信凄婉爱情故事，对娥皇女英的忠贞加以象征咏叹，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三是汉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汉水女神在汉代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学者，曾记载故事:传说有一位叫郑交甫男子，在汉水之滨遇见两位出游神女，两相悦慕并愉快交谈。神女应交甫请求，解下随身玉佩相赠，郑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举步间却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怀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传说烘托出水仙的缥缈与神秘意象。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晋.王嘉在《拾遗记.洞庭山》中记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叶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3]屈原投汨罗江而死，被追思为水仙，而水仙姿态高雅，品性贞刚，自然将它攀附为屈原化身并将其意象与屈原相关联。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将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传》中记载:“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琢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日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跃赦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4]水仙在文学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进一步继承和品格的升华。水仙的类比意象总体有洛神、湘神、灵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类。
三、其他常见植物的古代文学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记载梅的文献《尚书•说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为盐梅”。可见，梅花既可观赏，又具实用的“内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古代文学家价值标准。梅花喜温湿，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边梅花有早春先发特性，后来人们对水畔梅花疏影横斜之美的认可，梅花伴水成为古代文人对景物摄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横斜孤峭挺立，被文人们赞赏和大力描写。梅花瘦而且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写进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学作品中。草的喜怒哀乐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确立“香草美人”传统形式，香草为美人作衬托。置草又名忘忧草，文献最早记载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首草，言树之背。”后来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5]”称其“忘忧”是因为首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北堂”代表母亲。基于此，古代游子要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营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思念，忘掉烦忧。植物之间象征意象的比较寄托爱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为被古人誉为五君子，后来的乾隆皇帝合咏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画松、柏、梅、竹、水仙为五君子图，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五君子这个组合，不但写多首诗歌来吟咏，还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图以供欣赏。松、竹、梅被合誉为岁寒三友，为中国传统凌寒花卉，声名地位也甚高，水仙与不相上下。通过水仙与荷花的对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层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风中凋零;荷花根部离开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却可离开泥土，凭清水开花;水仙根部须白皓净，可将其作为造型部分与水仙花叶同赏。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贬损荷花，居然赋予格调低下象征:以莲花喻、候臣；但多数情况下荷花用来比喻士大夫芳洁之志，用来比喻女子贞洁自守等。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只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以义理为风骨，内容虽是经学，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且，古人认为文如其人，八股文关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说：“制艺一道，实与造化相通，因风会为转移也。”“今日制艺，即汉宋策问。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谊觇焉，学问见焉，性情出焉。”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是一种经学考试，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便说：“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兼具经学与文学考试性质。
二、科举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者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科举对文学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极的影响。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确实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确实也很少，但以文取士发挥了考试以考促学的强大功能，诱导士人习文，有了大量熟悉诗文的读书人，才有产生大量文学作品的群众基础。科场试文与当时文体兴衰及文风变易密切相关。苏轼曾指出：“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清代诗学的普及是与乾隆以后科场考试内容将表判等改为试帖诗直接相关的。清人戴衢亨说：“试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当日所作试帖，称全璧者殊不多，观我朝人文蔚起，诗学昌明，乡会试俱尚八韵，学使按临，亦复博采风雅，士生其时，莫不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陈伯海认为，唐试帖诗选读与研讨构成了清盛期诗坛上的一种特殊景观。通过唐试帖诗的多种选本与广泛选读，向广大社会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试帖诗的作品及其相关知识，为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一诗歌样式，继承这一快要中断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帮助。修习试帖诗之风对于推动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并不相同，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有严格的规范性，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作，这是竞争性考试保证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试帖诗。在考场上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特定题目作诗，李白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唐代多数文学家为进士出身，如陈子昂、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考中过进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选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我曾根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进行过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女作家、僧人文学家、宦官文学家从不应举等因素，剔除这部分的基数，加上《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举人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与此类似，笔者根据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247-250“艺文考·文集类”所录文集统计，韩国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越南历史上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度，科第中人的产出在文学作品总数中的比例不亚于韩国。
当然，科举考试的本意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能与文学水平毕竟不完全相同。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从政是为了保证官员的文化素养，其目的在临政治民而非发展文学。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科举人物是否成功。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后也不一定有时间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这就像当代许多考上大学中文系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无法与没有上大学的专业作家相比。在精英学术与大众文化两方面，进士群体更多是从事精英学术。在中国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数忙于“立功”，也就是临政治民的事功和学术研究的事业，忙于“治国、平天下”，相对较少时间来从事“立言”方面的写作了。如果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或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那些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进士们，那些科举出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见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专门写小说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进士成为官员，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部巨著，吴敬梓、蒲松龄如果中举及第或许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类讽刺小说。从政与写作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成天构思写章回小说大概就很难做出多少政绩。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总的看来，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中国文学史上几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属于落第文人创作的。
此外，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评价与古代文学史的重写
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是关联互动的。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重评科举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科举文学，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并开拓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科文”文献，或者说专门的科举文学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也有其文学价值。闱墨是场屋之文，在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被视为文字垃圾，弃如敝履。其实，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今天我们如果耐心去翻阅科举文献，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备考文献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如清人彭蕴章便说：“制义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过阐明朱子注释，后乃运以机局，著以议论，吐其光芒，腾其藻丽，与时变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为时文者，在明有黄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矫然拔俗，不逐时趋，然皆能荣世而传世。”可见善以古文为时文者，往往受到人们的称颂。既然有以古文为时文的风尚，了解和研究时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个学科，主要资料几乎被搜罗殆尽。但科举文献中还有不少从未被使用过的资料，如《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首篇拟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谈及桐城派大家的内容。红学是被研究得烂熟的领域，因为很难发现新资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举文献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资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继畲《退密斋时文》彭蕴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为施南郡丞，俾受业于高兰墅先生。先生令专读启祯文，以苏祖荫《甲癸集》、俞长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览以知派别。又令专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笔仗。”从高鄂对及门弟子学习制艺的指导内容，也可以看出时文观。
许多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选本中，包含有文论的内容。例如，清末流传甚广的《青云集》序言便说：“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题理题神毫不关切，无当也。”评点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文字，往往彰显出高超的文学造诣，用语精练。无论是闱墨还是朱卷，房官的批语也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到光绪年间，时人编有《星轺便览》一书，其中“文批”部分，录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语典范，供考官入帘时参考借鉴。
近年来，关于科举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明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发现：“明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以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又有学者认为，“科举”运用其溢出于“科举小说”之外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势力也可以渗入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小说情节甚至小说类型中。审视鲁迅所说的“求偶必经考试”这一小说现象，如果立足于科举的负面影响，其只能算是科举思想对小说作者的羁绊。但一旦摆脱对科举制度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说内部，包括情节、结构以及文体等各个方面，便会发现，仅仅是“求偶必经考试”，也会蕴藏着设置别样情节、搭建有序结构之意，甚至导致出文体变异的强大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倘或不是从持果索因的角度出发，只注重于这些科举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共同的集体面貌，只充分关注体现为步骤与过程的科举对小说的渗透与交融，则对于小说来说，“科举”绝不是牢笼，而是历史提供给小说作者的一个契机。
对经典小说的研究，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往往可以阐述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红楼梦》中的科举描写是其整体内容与构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与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红楼梦》叙事艺术的主线是宝黛爱情以及贾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副线就是科举。”“科举在全书中的功能，表现为科举成功人士贾雨村的脉线和反衬作用，科举在贾政和宝玉父子关系中的纽带作用，科举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评判作用。”同样，全面分析《儒林外史》，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举制为全书的宗旨。吴敬梓虽然科场不顺，但他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儒林外史》一书确实是讽刺批判了许多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读此书，可以看出其实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从科举学的视角审视科举文学，会有许多新的收获。文学视野中的八股文与教育学视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政治学视角与从文学视角去考察策论的价值，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科举文学是一方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挣脱了清末以来彻底否定科举的思想羁绊，转换了研究的视角，我们便会认识到，有必要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者也期待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科举文学史》。
四、科举文学研究促进科举学繁盛
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带来视角的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更加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丰富‘科举学’的内容，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科举与文学都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立体的呈现，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科举文学研究是科举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发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界为八股文，是整个为科举制学术思潮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构成为科举制的一个侧面。“如果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回应了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学、文化等，不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科举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学界是科举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仅次于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是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科举文学在科举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的成果日益丰硕。每个断代的科举文学研究都有不少论著，以专著为例，除20世纪后30年出版的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凯符《八股文概说》、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启功《说八股》等以外，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举文学的方方面面。
在宏观科举文学研究方面，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总论科举文学的著作。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红与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来科举与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个断代，主要有陈文新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2010）、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无全面论述清代科举与文学的专著，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出现。
在试帖诗研究方面，有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薛亚军《唐代试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周兴禄《宋代科举诗词研究》（齐鲁书社，2011）、杨春俏《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等7部。律赋研究近年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如尹占华《律赋论稿》（巴蜀书社，2001）、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伦等《历代律赋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逋宏《试赋与识赋——从考试的赋到赋的教学》（秀威资讯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论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还较少，仅有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罗积勇等《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举文学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俞为民编有《八股文观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龚笃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鉴赏》（岳麓书社，2006）、《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黄强出版了《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戏八股文集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庆茂《八股文史》（凤凰出版社，2008）、张思齐《八股文总论八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伟凡《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学苑出版社，2009）、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举小说研究方面，有俞刚《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两部，著作相对较少。此外，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则是一部全面论述各类科举文体的专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还有不少文学界的学者出版了科举制度方面的专著。例如新世纪科举学六大工程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包括赵伯陶《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多种。典型者还有如《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等，都属于与文学有关的一般科举研究著作。此外，还有许多科举人物诗文选的著作出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广《科举文学论》一书，是一部全面论述科举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举文学”作书名的专著。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立足于科举文化大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选取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密切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探研。对诸种文学现象、文人活动和文体的关注、聚焦、阐论，旨在揭示其颇为纠结的科举文化因缘，透视其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诠解，并借此尝试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别样思路与学术空间。”可以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专门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出现，科举文学会成为科举学中的主要领域之一。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01-03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
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尝试。我们设立了“古代文学专题研习工作坊”的课程，共2个学分，每周2课时。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根据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朝纵深的方向拓展，给学生布置专题，让学生结成小组在课下根据专题内容来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并通过查资料、准备教案的过程对本专题有了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要远远高于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育工作者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李 琨
[摘要]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近些年来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以及它强大的美育功能，承载着这方面的重任。首先，我们应该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另外，还要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以此来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01-03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
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论文摘 要：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以史为纲”、“独学不用”和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思想认识、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学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人9000余位，诗歌作品20余万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17万余篇；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 330余位，词作近2万首。各书补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这也是产生今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以来，我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参考文献：
［1］叶燮.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啐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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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学史［n］．中华读书报，2002-01-16．
［7］陈寿．三国志［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17．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法汉语言文学
0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等关系作为学习对象，培养学生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虽然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仍然是个冷门专业，被打上了“不好就业”“脱离生活”的标签，使得学生不太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同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上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教师往往采取灌输式教学法，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为适应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
当今高校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该课程承担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将古代文化艺术与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当今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理念，关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汉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现着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每种题材都有其特有的演进历程，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没有像经济学一样提供了明确的一套理论，也不具备会计一样的记账准则，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塑造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它传承着我们古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给每个人提供一丝久远但又格外珍贵的启发。而大多进入高校的学生对此门课程总有“是否有用”的疑问，整个教学改革应引导学生理解该门课程的深远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该课程原本就是“无用之学”，然而“无用之学”有“大用”，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通过对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怀，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优秀品质，指导自己的人生方向。
2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但在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还了解甚少的时候，教师仍需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的第一要务，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学生对所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开阔的视野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课程的最终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对各专业学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高科技进行教学，例如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结合动画、音乐等方式进行教学，也可以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组织专题并就专题内容查找资料，各式各样有趣的专题在学校内的宣传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增添魅力，既让课堂中的学生有成就感，也带动整个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产生热爱之情。
3具体的教学方法
作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一名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3.1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3.2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3.3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4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3.5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4总结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路径
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对于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文体的基本知识、学习和借鉴优秀文学作品的写作方法、掌握古代文学各种文体的鉴赏技巧都有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学习中，学生还可以得到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正因为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故有必要进行教学改革，找到适当的教学改革路径与方法。以笔者的观察和切身体会，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尤为重要。
1 积极引导，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当今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使用的文学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读懂各历史阶段重要的文学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意义重大。
此外，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精神世界、思想内蕴、感情意象可以使学生在怡悦精神和情感满足的艺术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灵美和情操美。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养他们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报国济时、视死如归、持节不渝的忠诚可以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浩然正气；哲人学者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博襟可以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流贤达反势利、反庸俗的磊落气度和冰清玉洁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的讴歌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山水的自豪与热爱之情。而且中华民族文学独有的样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祖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更能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做到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们祖先创造和留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而古代文学教学，是这一珍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丰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对课程的这些重要性，教师有必要在课前和课中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和引导教育。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员，学生可能不会再存在“有用无用”的顾虑，而是去想方设法完成好学习任务。
2 优化教学内容，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从时间跨度上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从先秦到近代，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从涉及学科上看，它是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因此,它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与庞大的教学内容相比，几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存在教学容量大而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既获得开阔的知识视野，又能获得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对该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一直以来，教师授课都遵循着以文学史为纲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辅助，以选修课为补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学生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这样一种思路，笔者认为这是不应改变的。教师需要的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深度认知及如何科学地传授等问题的思考，这是改革的关键。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属于基本知识积累的层面；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属于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两个层面怎样才能进行科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关键是课程设置及处理好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基础课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选修课则强调研究性与前瞻性。两者相互补充，不仅可以使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有利于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并使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时间，针对文学史和作品阅读与分析的不同特点，应采取不同方式。文学史以点带面，其基本知识、发展线索等以教为主，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则以自学为主。作品阅读与分析点面结合，经典性作品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在知识优化的同时，又进行了思维训练，培养了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应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应该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这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都是必须的；还应强调关于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的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还要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因为对教师来说,若不收集完备的资料则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要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整合，使教学在新世纪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并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学中还应注重当代意识与古典领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贯通，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及历史变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3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手段单调，教学形式单一，以“填鸭式”、“满堂灌”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不够，相互启发、促进不够。然而，作为教师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应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革教学方法，找到一个良好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改革教学方法，应加强教学设计，提倡在采用传统讲解法的同时，采用讨论法教学，推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方式。这种方法能引导学生关注学术热点，特别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智力的开发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师生形成对话格局。关于讨论的问题，可以布置一些热点话题，也可以布置课堂讲授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课堂上评述各家观点，有根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学生对问题进一步理解。学生课外查阅资料，动手动脑，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推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已成为提高教学效能的新途径。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以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自然亲近古代文学，可以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率和质量。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想象营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幻象”就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能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古代文学的许多名诗词、名小说、名戏曲都已经谱成歌曲、拍成电影电视，我们在讲授这些内容时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愉悦中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也能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需要，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准备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大信息量、增强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学生兴趣，也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文献检索和搜集学术信息非常重要，通过课件，把图书馆电子检索手段与传统的古文学文献查阅结合起来，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获取了更多学术信息，为古代文学学习打下了厚实基础，也调动了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发扬扎实苦干的精神，锐意改革，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方面的引导，优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参考文献：
[1]黄连平，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05,(4)。
一、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种以自我分析、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为主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评论作品。其中，绘画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与审美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在各种古典文学评论中都有论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在创作思想、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艺术价值方面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多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启示
古代文学评论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瑰宝，其中的思想观点无论是对文学创作还是绘画艺术都极具借鉴与启发意义。具体来说，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作主体在进行绘画创作的过程中，要能够用心对自然物进行观察和分析，由外部物象来深入领悟想要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图，由此形成绘画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其次，画家要想提高作品的质量，就必须紧密联系生活，并且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第三，画家还必须能够充分把握时代脉搏，尤其要对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艺术品位、价值追求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这是提升绘画作品艺术水平与欣赏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作者：王玉琼 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