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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

时间:2023-06-02 09:19: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家资本主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国家资本主义

第1篇

1、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

2、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3、为着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制定本条例。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

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国土除新加坡岛之外,还包括周围数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促进种族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英联邦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经济体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

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2012年4月---党课学习,他告诉我们关于中国* * *的本节内容。围绕这一内容,他向我们解释了中国* * *,党的纲领在现阶段的任务和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等方面的知识,让我党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层理论的理解。

党的纲领是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党的性质,是党的团结意志和行动指南,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旗帜。中国* * *,最高纲领是实现了* * * * *;同时,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者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两半,最高纲领是最低目标和方向,最低的是最低限度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应该坚持在实践中两者的辨证统一。

坚持在实践中实现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到选定的方向,坚定的理想,一千英里的旅程始于足下,原因,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工作。其中,所选择的方向,我开始思考。

新生活开始了从选定的方向,方向,方式有理想。理想是植根于现实,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一个组件的理想,从我们对现实的思考。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想让你的心灵向党靠拢,我们必须坚持的* * * *伟大的理想,现在,是相信* * *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似乎占上风?为什么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经济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吗?谁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一系列的问题,以前也一直困扰著我。然而,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不同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而言,它包含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条件,不是灭亡;而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胚胎尚未成熟之前,是不会显示。

这从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可容纳生产力不完全释放,所以它也继续存在的可能。结合实际案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改革,从侧面显示其持续发展努力和继续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风暴在醒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重要的方法借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私人资本所有权仍在不断扩大,一方面,资本和生产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工人在利润的分配是在一个更大的缺点。这严重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从世界,现在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需要配合集中的权力,它可以借助社会主义本身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解决。因此,社会主义有无限的未来发展,我们要坚持信念。

新生活从选定方向开始,坚持社会主义,* * * *一个伟大的理想,脚踏实地,积极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汇报人:

2012年4月12日 

第4篇

3月17日,2012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顶顶层”设计的概念。

吴敬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障碍没有得到消除,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顶顶层”设计,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目前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个部门的改革,比如金融顶层设计、财税顶层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就是这个‘顶顶层’的设计。”吴敬琏说。

现在不存在“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顶顶层”设计,吴敬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对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问题: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过去三四年里面争论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

吴敬琏表示,自己的观点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一致,即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能归纳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坚持30多年来的改革方向,坚持发展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总体规划,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吴敬琏不认同。

他认为,“1994年外汇改革、财税改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不断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些规划设计的执行,直接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吴敬琏认为,这可以用来反驳一些人认为过去改革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所以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增强政府力量,用政府大量动员资源、维持高增长。

“高铁奇迹”下的“大政府”弊端

至于是“更多地发挥市场力量”还是“利用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力量去投入、推动经济发展”,吴敬琏表示,各种讨论非常有益,但是结论已经明显,过去几年一些地方用“大政府强国企”的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其掩盖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

第5篇

欧洲的骑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绝不仅仅停留于一个阶层,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所有社会阶层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

日本是一个很难定位的国度,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也是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的门户跟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它并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极其迅速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成功地实现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从此日本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却保留了经过再造的东方文化。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就曾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今天的所谓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并不是由于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会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属于东方,只是在完成了社会精神转型这一点上与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业家有着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精神气质。

那么,日本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是如何从旧的社会阶层中裂变而来的?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以一种人格化精神为标志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出现,一定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也一定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看待一种以人格化为标志的精神现象,绝不能仅仅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一个阶层的意识和精神气质。欧洲的骑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绝不仅仅停留于一个阶层,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所有社会阶层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欧洲,当贵族骑士成为那一个时代各个阶层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阶层时,带有这个阶层显著特质的精神,就是骑士道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代表着时代的主流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推动作用。而遵循这样一种主流精神的农民、工人、商人、政客、军人都是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者,都会有相同的行为规则。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农夫或铁匠,还是商人或军人,为了爱情面对自己的情敌,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模式:决斗。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始于17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端时代),儒教徒对武士的解释是: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工人,只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国,则早有儒商、儒仕、儒将为社会大众所推崇,而这一切都涵盖于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传入日本的中国的儒、佛、道思想经过融合和改造以后形成的,是与日本社会的结构相契合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这不是单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种宗教体系的灵活结合,在历史上,武士道精神为日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近代的发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到底是哪些宗教里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面,“学”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确实堪称世界一流。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起,日本开始学中国,一学就是上千年。始于17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逐步发展起工商业。森岛通夫曾说:“如果一个人将德川时代的日本同当时的中国相比,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官的儒教国家,日本是一个军人的儒教国家。”他还说:“以‘仁’为主要美德的中国儒教非常适合中国的统治体制。根据日本的儒教,‘忠’即是为主人献身,是它的主要美德,这是和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是和各自的思想体系一致的。”确实如此,日本从中国儒家学到了“忠”,却放弃了“仁”,这导致了中国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点,日本儒教最终走向民族主义,中国儒教始终是人道主义的。从道家而言,日本学习到的不是中国道教所服务的个人生活,日本道教成为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神道教。中国道教提倡过孤独、平静、隐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则走向了爱国主义和天皇崇拜、种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协作,正好适应了建立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的君主立权。至于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禅宗,也只是吸纳了中国禅宗的禁欲思想,而并没有吸收中国禅宗的慈悲情怀。民族主义、家长式和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业家,一般都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国家意识。

正如在论及欧洲社会精神转型过程时不能不提到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钤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也是为锻造日本企业家精神伦理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铃木正三曾是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斗争。中年以后,受儒教和佛教影响而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也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禅宗伦理,像马丁·路德的新教伦理一样,轻轻地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罩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障碍。他认为,“农人日用”、“匠人日用”、“商人日用”,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简单地说,世俗的业务就是宗教的修行。对于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商人,他则称赞到:“献身于世界,所思皆为社稷,所念皆为万民。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越万山而劳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苟如此事商,则诸佛佑其成功,神明赐其大利,德性益美。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石田梅岩则是石门心学的创始人,在他的时代商业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经营实体。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工商之道哉?商人事买卖之来以利天下。工得其薪资,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在他那里,已经把商人与武士在道德上等同起来了。

实际上,早期日本的企业家,很多是从武士演变过来的。日本的武士和西欧的骑士的不同之处在于,骑士是有领地的,而武士则是家臣。在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日本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好多武士在经营企业之时,是国家把企业赠予他们的。所以正如森岛通夫讲的,日本并没有把他们的经济社会看成是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阶级社会,企业主实质上也没有完全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个人主义一直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其实正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西欧和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以企业家精神为标杆的社会精神转型在日本还是完成了,政府和企业家也绑在了同一个精神文化的战车上,这又是日本社会与西欧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共同之处。日本的历史证明,那种认为东方文化不能产生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静态和动态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不是抽象的人,是现实的人,企业家精神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打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烙印。因此,不能把企业家精神抽象地理解为一个模式,这是打造民族企业家精神时应树立的正确思想。另外,企业家群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权和政策的推动才能发展壮大。制度和文化成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6篇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加入时,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8条规定,在加入后十年内,每年在WTO的17个机构对中国履行承诺情况进行过渡性审议,只有2010年除外。11月30日,在WTO总理事会上的最后一次审议,宣告了过渡性审议机制的彻底终结,这不失为对中国加入十周年的一个特殊纪念。

作为对十年过渡性审议机制,也是对中国十年履行WTO承诺和义务的总结性会议,此次审议总体上平稳顺利,并无悬念。发言的成员大题可分为三派,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为一派,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为一派,智利则自为一派。

美国一派对中国的表现有褒有贬,但以贬为重。这些成员感谢中国为应对过渡性审议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承认中国加入后清理了大量法律法规,削减了关税,取消了许多非关税措施,改善了透明度和知识产权立法。为此,中国更深地融入了多边贸易体制,强化了法治和经济改革。中国同其他成员的贸易和投资也大幅度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然而,最近五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中国频繁使用包含扭曲性贸易措施的产业政策来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导致了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在WTO中被诉且败诉的案件不断增加便有力印证了这一点。美国甚至宣称,中国正在丧失加入之前和之初的改革动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愈发明显。

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发言时则尽是溢美之词。他们赞扬中国忠实地履行了承诺和义务,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智利在WTO内以体制捍卫者自居,是所谓“中间道路派”的代表。智利肯定了过渡性审议机制对增加中国和成员之间的了解发挥了良好作用,但同时指出,由于过渡性审议是专门为中国而设的,因此本质上具有歧视陛。就这个意义而言,智利为该机制的终结而感到高兴。智利并表示,中国的加入增加了WTO的代表性,且中国的发展为全世界都带来了利益。

中国驻WTO代表团易小准大使作了简短有力、不卑不亢的发言。易小准首先表示,过渡性审议本身违背了多边贸易体制关于非歧视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中国历来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为此,十年来中国忠实地履行了相关承诺。易小准指出,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中国十分高兴地看到加入文件中一些过渡性、歧视性的安排陆续失效,中国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利用WTO的各项正常机制,更加开放地与其他成员展开交流和沟通。最后,易小准正面宣示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决心。他强调,加入承诺的履行完毕不代表中国开放政策的终点,相反却是新的起点。十年来,改革开放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第7篇

杨万东,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编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副总编,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管理研究分会副会长,参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主编、参编、参著各类财经教材、学术著作18部,在主流财经报刊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00余篇。

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不受限制和约束,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对自身的行为负责。而灵性是智慧、聪明才智的体现,其表现为一种产生智慧的状态并体现为很高的悟性。这两者内生于经济增长,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机会、活力和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其目的则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是人类对更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追求,其初始动机是偏好,其行为特征是减少约束,探索事物变化和运动规律并寻求自主自决的便捷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能力则是灵性或是通常所说的智慧的发挥。

从人类演进的历史来讲,直立行走比爬行看得更远,行为更理性;有了石制或铁制的器物就有了与动物搏斗中超过简单徒手的力量,这就是在成长、发现、创造中获得的自由与意志力。在思想的成长中,语言是交往的工具,文字是认知的沉淀,进而有了经验的积累,记录的确定,文明的凝聚与扩展,从而也就有了人类作为动物类别中更具灵性和智慧的成长

人类从原始的一体化和权力崇拜中走来。从现存的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中,我们仍可看到自然力变幻为神力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能理解中世纪欧洲在教会的统治下,所经历的漫长而又黑暗的年代。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是把神性从教堂归于人心的过程,也就成了人的自主自决的过程,由此就有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解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自由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制度化,有了自由竞争与平等自由的伦理诉求,有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北美清教徒全新的现代国家的创建。

这个过程如果做最简单的解读,那就是自由的发展所带来的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的核心内容则是心智的完善,智慧的成长,灵性的展现,创新力的发挥,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讲,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今日的中国和世界,仍然行走在这条路上。

从社会规范的角度讲,自由不能是单极力量的无限生长,因为强者的极度自由就是弱者无法生存的极度不自由,所以自由的适度空间应是满足生物多样性原则,特别是让弱势力量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从经济生态讲,自由首先应是形成多种可能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创业的便利性、要素提供的充分性、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法制环境的安全性和公正性,是社会保障的可靠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健性。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是大众参与的基本路径,法制是社会有序的基本工具,科学是启动变革的智慧力量,道德是形成共生共存的价值准则。

在经济自由中,反垄断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内容,垄断的力量是自由的天敌,因为它以自身的极度自由阻碍了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弱势经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从企业群落看,小微企业生存能力弱,创业效应强,吸收就业多,是最需要自由的群体,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只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而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中小型及微型企业,那就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垄断力量左右了经济局势,经济结构出现了生态性灾变。

经济是否自由,则要看言论和媒体监督是否自由,社会各阶层是否都生活在一个平和、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中,相关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否都能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并得到有效的回应。显然,自由的环境是一个多元共生、多方共治的社会经济环境,民间的诉求、企业的意志、政府的需要,都能有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和合理的制度安排。

自由之所以被特别强调,是因为自由是活力之源和灵性之本,是创造能力赖以生存和发挥的根本,宽松的创业环境是小微企业成长的土壤,一部分小微企业在将来有可能成长为大中型企业。即使那些在细分市场难以长大的中小或微型企业,它们也可能因为拥有独创的技术专利或独特的品牌与商业模式,在经济链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德国的两千多家中小企业在世界上拥有领先的技术优势,以色列的中小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板块,中国浙江、广东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都是很生动的说明。

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一个企业能否成长起来,自由是关键,参与主体的灵性是保障,经济增长与发展,则是自由与灵性驱动的结果。(责任编辑/吴文仙)

第8篇

回顾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发展中问题严峻。最让笔者担心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已形成刺激性依赖。从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在危机时适量的剌激政策是有的,但连续疯狂性的刺激却是极少,其更多的是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从连续刺激的后期预测来看,笔者认为危害较大,这是一种经济不可持续且累积极大风险的行为,其对未来经济的伤害或由百姓买单。物价的不断上涨,实际上与密集的刺激政策密切相关,其间已由百姓为其承担,而这些就是刺激后遗症的明显表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层面的刺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先是四万亿的经济刺激,然后是巨额放贷的推出,使得中国地王频现,土地价格与房价飞涨,而从炒作地皮交易的地王主力来看,均来自于央企。笔者对近年来经济刺激政策的代表——规划热也进行过粗略统计,其百多个规划涉及各个行业、区域,并不时地阶段性重复出台,经济刺激虽然GDP上来或保住了,但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行业腐败、社会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等现象均浮出水面。从2008年规划热的执行来看,没有几个成功的,比如钢铁、水泥等规划目标。相反造成了钢铁业的价格崩盘与水泥行业的环境污染与产能过剩。从四万亿应对危机时的一些现象来看,部分地区先是将公务员工资上涨,然后是不断地炒作地皮出售,上基建、上项目,却很少有民营经济体能够真正地介入,而地方政府债务却不断上升,只有通过提价与维持高税负来向民众转移,基建项目也出现了铁道部最大的腐败案件。

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PPI连续下行,这说明前期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度持续性有限,而我们看到的产业规划、区域规划再次抬头,但对经济的影响微弱而缺少公信力。面临这一情景,6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再次上阵,万亿基建项目再次刺激经济,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而具有计划性的部门再次走向前台,这样的市场经济可能更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现。受其影响,我们看到贵州、长沙、吉林等不时的规划投资热再次出台。可以说中国经济已患上了严重的刺激依赖症,即不刺激就回落,刺激后猛一涨,然后再疲弱,再刺激,如此循环往复,可以说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其对市场经济的伤害也累积日甚。不少企业退休人员深感自己一生工资存款,目前受刺激式发展而贬值无几或预期日元化了,大量失业人员更是深感生活压力,预期不佳,稳定性差。

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是规律与法律共存的,我们看到美欧金融危机期间,其更多的是减税或给百姓发钱,而我们却采取了项目刺激、炒地皮等,而这种刺激往往带给央企、垄断企业、公务员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增长,而百姓却面对高房价、高学费、各种水电油运价格的不断上涨的现实,私营企业员工失业率急升等。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改革,需要依法律或市场规则来护航,目前百姓对于纳税人的认识已经提升,而刺激政策所动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任何经济刺激政策需要百姓的认可或人大的法律表决,而非某个部门或地方政府就可以跨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经济患上严重的刺激依赖症是不可持续的,其需要改革与法律来进行约束,更需要国民参与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

第9篇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蓬勃发展,21世纪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无不受到网络的影响。在当代社会,腾讯QQ、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众多社交应用软件可以使任何人都能将自己的想法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传播出去,有时候一些信息会迅速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人利用互联网虚拟、开放、自由的特点故意制造虚假、歪曲、负面的信息误导网民。

一、网络舆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网络舆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首先,网络舆论拓宽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渠道。相对于理论书籍、报刊文件、新闻广播等传统的传播形式,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轻轻点击鼠标,搜索相关材料,这不仅省时省力,而且还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信息和素材。

其次,网络舆论创新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网络舆论的互动和开放突破了传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把教育信息资源发放到专门的交流网站、论坛、博客上,利于青少年上网浏览与阅读,随时获取信息,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就不用完全局限在学校的“围墙”内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在网上与教育者进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客服了传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影响面较小的弱点。

(二)网络舆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首先,网络舆论内容的包罗万象导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青少年受到不良干扰。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以及网络信息难以验证和控制,再加上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特殊阶段使得青少年网民在使用网络时没有道德上的约束,网络日渐成为各种观点的“集聚地”。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这些信息大多难以区分真假。

其次,我国在互联网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相对薄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早已悄悄渗透到网络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信息技术和经济实力大肆向我国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主张,以达到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很多青少年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假象。

再次,网络舆论背景下容易导致青少年道德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互联网诱使一些人走向堕落、犯罪的道路,不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而且还会沦为社会的蛀虫。

网络是一个“自由”、“平等”的虚拟世界,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快捷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特别是给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种种消极和负面的冲击。因此,在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中,挑战与机遇并存,消极和积极共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正视和回应网络社会中出现的这些挑战,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二、网络舆论背景下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措施

(一)加强网络思想道德教育,排除人与人的交往障碍

网络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应当着重抓住以下几点: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全党和全体人民中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不断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二是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在网络社会,要加强人们的道德教育,首先要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超越个人主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教育他们在处理个人和他人关系时,应当坚持平等、诚信、宽容、互助的原则,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要坚持道德,而且在网络生活中也应如此。三是网络心理教育。我们可以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辅导站,通过一些心理专家在线指导,对广大青少年网民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和情感上的交流,并对他们进行及时指导,从而帮助他们排除心理障碍,解除心理困惑,克服网络“依赖症”、“孤独症”等不健康心理。

(二)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健全网络舆论检查监督体系

检查监督是促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实处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的负责部门和单位应定期检查监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例如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健全网络评论员制度,做到有问题及早发现;建立快速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做到有问题早处理。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检查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其实质是为了防止阻碍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的因素出现,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顺利开展工作,把工作做扎实,以期达到良好的工作效果。

(三)建立主流文化网站,丰富网络中的健康信息资源

青少年的思想尚不成熟,易受网络舆论不良信息的误导。建立主流文化网站,加强舆论引导推进德育建设,离不开一批高质量主流文化网站。在许多高校的校园网上,一批承担网络思想教育的红色网站纷纷建立起来。例如,南开大学的“觉悟网站”、华中科技大学的“党校在线”等。此外,目前有很多思想政治教育网站都开设了专门介绍党和政府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栏目。例如,广州市建设的“网上政府”工程。这些优秀文化教育网站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网上健康向上信息的传播,使那些负面、消极的信息被排除在青少年的视线之外。全社会和教育工作者们应对校内媒体和信息环境进行严格的监管,多策划传播一些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优质节目,弘扬先进文化,反对低级趣味,构建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杨启立.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艺术[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3

[2]周中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探微[M].人民出版社.2009

[3]王光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时间: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参考[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2

第10篇

【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关键词】/竞争理论/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世界市场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国际竞争问题,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具体策略。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部分,而是贯穿并服从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其经济理论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讨论与分析了竞争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竞争理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本质是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看作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畴的观点,第一个把竞争当作历史范畴加以考察,揭示了隐藏在竞争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认为,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交换双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要求,要实现这种利益就必然产生竞争。他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51),“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52)。因此,竞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2.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竞争双方的胜败。马克思考察了在竞争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并且把这一变化过程看作是规律性的、长期的必然趋势,从而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竞争的动态性质。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201)。这个相同的市场价值是由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受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53)。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把竞争与其他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竞争的性质和功能,从而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参数。其中,总是有少数资本家率先进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于是,其他资本家也不甘落后,竞起摹仿,使这种创新的收益得到扩散,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对新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又会导致新一轮的创新,而后又是创新的扩散,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消失了,但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就使竞争过程表现为一个周期性的动态过程。

恩格斯曾从一般意义上把竞争使供求变化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概括为竞争规律。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61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竞争的作用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即通过竞争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使社会劳动重新趋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配。通过竞争调节供与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竞争的作用,使供与求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3.资本主义的三种基本竞争形式。马克思认为,竞争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要求包括三个层次,竞争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种:

(1)生产领域的竞争。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各个资本家的个别劳动时间量不一样的,为了解决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同一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形成商品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单个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其目的在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降低社会价值,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2)流通领域的竞争。在流通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其内在价值量进行交换。但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价格和价值在每个个别场合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能解决,商品价格才能以它的价值为基础,商品价值才能转换为生产价格,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实现。

(3)分配领域的竞争。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但资本家内部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是通过竞争规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就资本的性质和目的而言,任何单个资本在客观上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内在客观要求是通过内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趋向平均化来实现的。由于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润率,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为特征的激烈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可见,利润平均化过程也就是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资本家激烈竞争的过程。

4.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687),这“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686),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831)。这一过程不断进行,最后由于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31-8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世界市场商品的供求变化并引起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促使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商品超越国家的地域范围进入世界市场时,其价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不同,商品的国别价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614)但是,决定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平均单位是通过竞争来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个计量单位,可以将每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还原为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614)它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商品国际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根据商品的国际价值来进行,这是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交换时,国际市场价格都是和国际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价格上的不一致,通过竞争,反过来又会影响世界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使它们逐渐趋于平衡,从而使国际价格接近国际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是通过竞争来强制实现的。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的意义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资本主义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竞争的本质、形式和结果;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竞争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对竞争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础。

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竞争的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并力图把其产品向国外推销,世界市场即开始萌芽。到了17世纪中叶,商业和航运的快速发展,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瓜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的斗争渐趋激烈。而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大工业得以尽快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趋势,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强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可以说,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竞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反过来,国际竞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深度上讲,正是国际竞争的激烈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从广度上讲,国际竞争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把每一个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而只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我,依靠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马克思指出,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9)。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企业层次上,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绩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在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发设计出具有创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价格的产品;并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其次,在国家层次上,建设与竞争相关的基础设施,培育企业生存、应变和发展的环境;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高新技术引入,使企业始终感到外在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率,最终缩短与世界最具创新和竞争能力企业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强国家新优势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规划政策;由政府出面对国内各个部门和组织的竞争力进行系统整合,即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以网络与数据库为手段,把权力、资金和知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从竞争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仍然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又是经济利益关系,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2),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各个国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都不会囿于国家边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比较优势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用本国花费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到本国需要劳动较多或即使花费较多劳动也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这样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以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更加便宜,从而节约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提高了剩余利益。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仍然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有一定积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国必须集中资源继续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并向具有较好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3.根据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竞争中,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是要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的内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5)“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354-355)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中国应对国际竞争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培养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各类学科领头人。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人才激励不完善,管理和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高效率与高收入相关性差,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为此,应当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疏通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费现象。同时,启动吸引专业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国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学术带头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应,实现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环,达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第11篇

关键词:民主,民主伦理观,道德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0.

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074-02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劳动价值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延伸和应用,在经济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需要新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采取新的对策发展对外贸易。

1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1)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整个世界就开始它的一体化进程。正是由于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反过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

(2)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的起点,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市场竞争和市场逐利行为打破了经济的国家和地域限制,把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参与其中的各国国民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规则下展开竞争,拓展和深化国际经济关系。首先,市场经济促进国际分工范围无限扩大。其次,市场经济要求国际资本、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一体化程度。最后,奉行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通过其日益跨国界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整体。总之,市场经济发展是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力量。

(3)经济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特征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首先,科技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科技进步本身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说,无论从新技术的研究还是从新技术的应用来说,当代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全球化,而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进步的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

2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提供了实践条件;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生产已经实现了全球化,价值构成和形成过程也已经全球化,而且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也突破国界致使国别价值的概念弱化等,又为继承和发展国际价值论提出了新问题。

(1)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世界各国工业部门生产的国际专业化迅速发展,生产专业化程度、零部件专业化程度和工艺专业化程度等日益提高,促使世界各国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工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分工表现为在产业间、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而且越来越多地走向同一产品内部、同一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的分工。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为支撑,使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其布局全球的生产网络得以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根据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状况,基本实现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组织订货、商品销售等各环节的全球分配。既然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的生产及产品组装等环节分别在不同国家进行,那么,相应的这一产品的总价值的构成也就表现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即实现了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

(2)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途径发生变化。在实现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条件下,国别价值仍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即不再是对产品意义上的国别价值,此时的国别价值是针对全球生产过程中具体环节的产物而言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组织订货、商品销售等各环节在全球不同国家分配,那么,这些环节所对应产物的价值相应就是该环节所在国的国别价值。产成品的个别价值是这些国别价值之和。那么,得到产品个别价值后如何得到产品的国际价值呢? 国际价值传统意义上的形成途径是,由产品国内个别价值“平均”得到产品国内社会价值(国别价值),然后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再“平均”得到国际社会价值即国际价值。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突破国界,产业国际化逐步实现,而该产业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少数几家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之间在产业内部的竞争导致产品个别价值实现产业内部的社会化,即由产成品的个别价值形成产业内部的产品社会价值,即国际价值。国际化产业内部的竞争形成国际价值,而国际化产业之间的竞争则会形成国际生产价格。

(3)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跨国公司进行的资源的全球直接流动和配置,要求破除国家之间传统的各种限制和障碍,按照统一的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行事,因而在实践中极大地推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进程。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组织生产,促进了各国间货物、服务、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作为操作平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把生产过程分散到世界各地,将本地化生产与本地化研发纳入全球生产、供应和研发体系,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和销售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使世界各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之间组建战略同盟,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使生产的社会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高度发展,使各国生产处于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这就把各国的生产联结成统一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世界体系。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特点与优势来分工协作,组织生产。它在迅速推动国际商品流动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从而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

(4)世界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为国际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市场平台。随着生产力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空前发展,世界市场的发育也日趋成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仅已形成体系完备、反应灵敏的高效率的市场机制,而且市场结构也日趋复杂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世界市场的国家构成发生了变化,即世界市场已不是原有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体系所组成。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向市场经济转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过渡,从而大大拓展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就商品市场而言,其类型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商品交易市场外,还出现了补偿贸易、租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专业化市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以及交换和消费的国际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广度和各国贸易往来的深度,也使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从而使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也相应地进一步扩大。

(5)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我们可以把区域经济合作看做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其实,这种局部统一的地区性世界市场也像国内市场一样,既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又有别于世界统一市场。在这些区域性市场上,往往会形成本区域经济组织范围内商品独有的有别于国际价值的区域性国际价值,这种区域性国际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的过渡阶段,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

(6)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经济主体能够及时、快速地获得国际市场的商品供求价格起伏、资源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等信息,并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强化了价值规律对各经济主体生产的调节作用。随着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不断强化,由世界市场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各种经济交往活动的共同基础和统一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