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20: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精短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被恩格斯喻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提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种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哲学的基本观点，标志着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此而初步创立，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又一次哲学革命。对哲学乃至全人类的所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关键词：实践直观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总之，《提纲》在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哲学同旧哲学决裂，由此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上建立起来。当然，这种认识定格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认识基础条件上，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特别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构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突出贡献。况且，马克思哲学成果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上，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某种角度、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也就没有哲学。
今天我们解读《提纲》，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的事业，实践创新就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要在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引导人们科学地进行实践创新，既要坚持的科学原理指导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又要总结经验教训，将在改革探索中取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回到实践中经受检验和用于指导实践，解决好首创性实践无经验教训可学习借鉴的问题，纠正各种错误的倾向，不但提高实践的可行性和效益性。不管我们面临的情况一多复杂，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立足于群众的科学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关键词： 实践观 哲学研究
实践观是哲学的核心观点，与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观贯穿了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找出了费尔巴哈实践观点中存在的不足，从主、客体角度对实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大多数理论家在对实践的理解上都有所偏差，所以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弄清实践具体的哲学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起源
马克思的实践观脱离于费尔巴哈实践观，是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点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对以往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些哲学观点普遍存在一个缺点：过于重视事物活动中客体的作用，而忽略了主体作用，因此并不能对实践产生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提出标志着新唯物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从唯物辩证的角度对实践观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弥补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不足，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与实践的观点相结合，推动了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重大变革。马克思以过去所有的实践观点中的优秀成分为基础，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发展出了独特的实践理论体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己对实践作用的认识，但是还没突出实践的中心地位;在之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具体阐述了实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依旧没有把实践概念当成重点内容解释。直到《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出现，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理论体系，突出了实践概念在哲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本质展开了全面研究，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牢固的实践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观点
1.实践的主要形式
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及科学实验活动等。其中，物质生产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人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力，使用一些特殊的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中的事物进行改造，从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满足自己对物质条件的需求。生产活动是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能够实现有效能量与信息之间的交互，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是社会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生产活动的性质对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主要包括政治性活动、社会变革活动等。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阶级关系，由阶级关系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就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主要实践活动。人们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并将从自然中发现的规律运用到社会改造活动中。科学实验就是人们进行社会改革活动的前提条件。人们为了解释某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揭示其中的规律，特意创造某种条件达到观察其变化及结果的目的。科学实验以生产时间活动为研究基础，既包括对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又涵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2.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把实践定义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并且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需要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理，这是真理本质和实践特征的共同要求。真理即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检验真理就是验证人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事实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弄清楚其是否是真理。人的主观思维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并不能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尺。所以，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功地确定真理。此外，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实践的物质活动，这就意味着人类可以在某种认识的引导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将主观的思想转变为客观存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这个实践活动与理想中的结果相一致，那么说明引导该实践的认识是科学合理的。因此，实践以其直接现实性的优点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实践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提倡以实践的角度认识和改造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经过社会实践之后才能发现其中的科学规律。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探索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活是人们进行各项社会活动的总和。首先，实践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条件。社会基本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意识的关系。实践涵盖了所有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实践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形成，人们利用实践活动促进了社会变革，加速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形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范围，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实践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发展历史，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源泉。
三、结语
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但是只有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才属于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是实践活动的最重要属性，是实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脱离了对象性实践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哲学观的主要体现。
参考文献：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一）从抽象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变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存在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扬弃批判，尤其是针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在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的变革上形成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主要力量的科学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不应该是强加先验规则给对象而来，而是必须是现实本身，从现实中探索思路。马克思还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有关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意即国家从本质来说不应该是被规定出来的，而是应该在市民社会中找寻，不用在意理性，市民社会成为其现代化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解构人类的视野和意识，将抽象理性转化为变化的实践理性的世界，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确立了实践理性的理论立场。
（二）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克思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尺。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看作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先验主体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解。在另一方面，黑格尔把劳动作为人类自我保障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批判黑格尔将劳动作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劳动，明确了关于劳动的精华。此外，明确反对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本质，费氏的观点是出于人的本性，而马克思除了批评它的历史，还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的错误观点的现实，“人本身是其单一的个体抽象的精髓；在其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从资本的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逻辑发展起来的。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剖析。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的逻辑，导致了现代役。由于资本占据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在资本的奴役下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工具的轴向位置；使科学和技术也渗透到资本的意志中，发挥了“思想”的作用；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资本的附属物。
总之，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提出建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秩序危机
（一）“马太效应”凸显
现代性在中国的加速推进，是以市场经济为契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市场法则的普遍盛行使得“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化为最多数人民的福利而是流向了少数人，这种经济上的“马太效应”也引起了社会问题的突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试图利用国家意志将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与广大的利益受损群体隔开，独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阶层开始固化，社会流通渠道逐渐堵塞，弱势群体开始由“经济贫困”转向“社会贫困”，从而导致社会风险的骤然增加。各种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的泛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工具理性僭越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现代工具理性意味着胜利是不理性的。我们从目前来看社会，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的扩张掩蔽了光芒，使其变得日益模糊。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人成为工具，降低了自身的价值存在属性，成为了机器没有感情。将自身降低到和材料相同的水平，人的主体被忽略，并悬浮，人类价值最终归沦为和物相同的价值。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试图使理性走向反人类发展的“反理性”时，就会引起人的异化。在工具逻辑的主导下，功利主义猛烈冲刷和侵蚀着人性向善的根基，它造成了人的扭曲和“异化”，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三）道德危机蔓延
在现代视野，意识和个人主义的亮点无疑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最显著的特点大致经历了一个“身份”到“契约”革命性的变化，彻底打破了对个人约束和监管的传统社区。个人主义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意识，情感荒漠化的整个结构为成为现代的标签。个人主义的快速扩张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齐尔格特?鲍曼曾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流行着陌生人，同时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遍陌生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陌生人之间一个陌生人，也是我们自己。“熟人社会的相对温暖，陌生人在很大的关系上疏离普遍紧张和情感层面充当了社会更多的性能。
三、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三重维度
（一）信任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
反观当下的中国，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严峻的信任危机正在整个社会空间弥散，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一是社会的诚信，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近年来尤其糟糕的是，伴随着一系列公共事件，许多地方政府正在不断受到公众信任的质疑，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信任墙”。诚信在社会中的损失，对社会是很危险的：政府将缺乏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将会丢失，人们将在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互害。缺乏政府的公信力，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充满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全过程，甚至威胁政治稳定。关键的一步，政府应该首先努力建设公开透明的公信力，并带领百姓进入“社会的信任。”
（二）共识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软环境
麦金太尔指出：“一致性的损失是现代性最深刻，最危险的危机。”共识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追求的具体价值，它是维护社会的精神支柱，让社会良性运转。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混乱，歪风邪气的现代化之旅，是缺乏对外部表现形式的社会共识。我们要团结在社会共识前，防范社会失范，重塑传统的现代价值非常重要。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全体中国人提供形而上学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李光耀说：“迅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探讨未来，而不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与过去决裂，我们应当有一个深深的焦虑，传统的丧失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精神发展的文化意识“，构建了新的共识。
（三）制度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
关键词：主体；主体性；实践
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来没有终止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人本身成了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调控及其行为后果的预见，关注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这一系列关注都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发挥为基础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主体和人的主体性以生成性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主体性的本质，实现了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根本变革。
一、对马克思之前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中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实体主体论
从哲学上说，主体和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主体、主体性与人联系起来则是近代哲学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学中，人与主体是相分离的，无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使用“主体”这一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相对应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体的，他认为主体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的“存在者”，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实体、主体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人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希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也没有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思想。
古希腊哲学大体上只是处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这时的哲学思维还未将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加以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处于原始的统一状态之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探讨，也只是局限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问。当处在追求终极根源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中时，主体作为一个表达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主体与人相分离的理论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学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主体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人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体，主体概念开始同人统一起来，人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归于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为主体，人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发展科学，获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学就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将对主体性的理解囿于认识论范畴。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创了认知主体哲学的先河，开创了对主体、主体性的研究。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则，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为在笛卡儿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唯独“我思”是不能怀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确实可靠的知识来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儿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被当作是一回事，这样，先验的逻辑理性就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尽管笛卡儿突出了主体的自由、能动的特点，但是他是以认识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这种主体性是经验的，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也必然导致主客二分。
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于是康德用无限的先验意识取代了笛卡儿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个体理性，大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本质即理性归于主体的先验构造，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完成了自我意识向先验意识的转化，使认知主体哲学得到真正的确立。
人的主体性原则到后来的黑格尔那里则被推到了极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把主体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从而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1]。这样“绝对理念”就成为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体，而自我作为一种执行认识功能的先验的理性精神也就获得了绝对性和至上性。尽管黑格尔通过在本体论上把世界精神化，解决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体完全绝对化了，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面临着危机。
（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以人的生存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论
近代哲学家们将“人的理性”变为“理性的人”，将人唯一化、单向度化为抽象的观念人，这引起了以叔本华为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以体验的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诠释人的主体性，重新恢复人的现实存在，使哲学回归于人的生存的价值领域。叔本华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比认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认知只不过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人的存在、活动、认知的内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学对主体和人的研究从认知层面转向了生存的价值、目的层面，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生命主体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对生命的压抑，弘扬主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赋予主体以激情、冲动、永不停息的扩张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呐喊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展开了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发挥，即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释放，是充满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是人的自主、自觉的自我实现。现代主体哲学理解的主体都是过程和历史发展，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从这个角度说，尼采哲学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根基。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哲学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古代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超验的理解、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抽象的发展，还是现代哲学仍以意识为基础从生命的活动来理解人的主体性，都将主体性理论陷入了理论困境。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生成性的变革，科学地阐明了主体性的内涵。
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对西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与变革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能动的本质，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主体范畴作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变革。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主体与人统一起来，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作出了先验的、抽象的理解，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物。”[3]同时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客观存在的、能动的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体性学说的基石，也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其根源、实质应到人的本质中去寻找。劳动、实践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因此劳动、实践造就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并非“天赋之物”，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明，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辩证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而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实践就成了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实践不仅是主客体分化的标志，也是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人与自然界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正是由于以生产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从与周围环境的原本统一中分化出来，提升成为现实的、自为的主体；与此相对应，自然物也就成了现实的客体。因此，有了实践，才有主体，主体性才有了依托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实根据是十分贴切的。
最后，马克思将“历史”维度引入主体性思想之中，强调了主体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时说：“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人的实践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逗留于“现在”，但它必定要源于“过去”并着眼于“未来”。换言之，“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并存而把实践活动迎面带给人，由此彰显人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必须把人的主体性置于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主体性的生成以历史为载体，得以世代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地“成为其所是”。同时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全面影响，主体性的生成也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确定性和保障，从而在能动与受动、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中实现和发展。
三、结语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由于他把实践作为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使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体是感性的个人主体，关心的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会的主体，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体；既注重人类的主体性，又注重个体的主体性；既强调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又注重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开启和引导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7.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经济学的方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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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实践；反思；超越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47-02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在各种变化之中存在着恒久不变的时代主题，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有理性、实践、反思、超越。
一、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它是在东方、巴比伦、埃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按照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考证和说法，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特里克最早使用“爱智慧”一词并用它来描述对于真理、智慧的追求。按现今可见的古代史料，第一个对哲学有明确自觉的哲学家大概是毕达哥拉斯。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叙：“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总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认为“认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就要撇开偏见，细心怀疑我们之前所承认的意见知道重新考察之后发现他是真的，才能同意它们。”黑格尔在肯定和赞赏柏拉图关于哲学以把握普遍性概念理念为自己的任务时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即使在经院哲学时期，在基督教的教义所划定的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智，只要同既定的真理没有矛盾，人类理性可以随意的解释世界。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发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维护理性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了哲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哲学与科学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相适应的。
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哲学都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追寻世界的答案。从古希腊以来，不同哲学家对于理性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一问题大家的意见却相对一致，普遍将这种理性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即不借助于神的或者是其他一切不可知的力量，也不迷信于任何未知的力量，对于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哲学为什么是所有学科之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哲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只有立足于理性，将所有问题都放在理性的视阈下来思考，哲学才具有真正的气度。
二、哲学——关于实践的学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识到了自古希腊以来大部分哲学家都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实践的问题。这种局限性始终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才找到了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实践的方法。实践这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早就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在哲学产生以前，很多哲学家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阐述过实践问题。不过由于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的局限，包括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多没有解决好什么是实践的问题，没有正确理解实践的内容，实践的本质及实践的作用等各方面的科学内涵。
科学实践观的建立，是既批判了以往各派哲学在实践观上的片面性和错误，又吸取了其有关的合理思想的结果。而这一切同辩证而又唯物的理解社会历史，即唯物史观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哲学发现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对实践内容的理解上突破了旧哲学的狭隘眼界。为了正确揭示实践的本质和作用奠定了基础。当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实践的最基本的内容时，他们所理解的实践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自觉的社会性过程。它不仅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人类同自然界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基本形式。第二，的创始人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这一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当中，找到了使物质性、现实性与能动性、创造性统一的基础。从而把两者辩证的综合起来。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因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仅是使对象发生改变，同时还意味这人把目的性的因素注入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照同样可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活动动物化、自然化的错误。第三，哲学的创始人正确揭示了实践对世界的革命改造作用，指出“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实践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物质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一切只诉诸感性直观的观点，指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有诉诸实践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当然，哲学主张对现存事物进行“实践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任何现实的实践都是合理的。要求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使“理论的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交错的=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则进一步把实践看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些都从唯物观和认识论等方面深化了对实践的科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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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王寅丽，WANG Y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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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上）陈亚军 (170)
动态与书评
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缘起、现状与未来吴彤 (178)
[关键词]自然事实；客观事实；科学事实
[中图分类号]B80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3
自然事实是指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指天然事实，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指日常事实。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自然事实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们与实践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凡是与实践内在相关并保持敏感性的事实，就构成实践性的客观事实；凡是与实践外在相关、或根本无缘的，就是日常事实或者天然事实。而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也同样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重大差别在于：究竟其可靠性是取决于它与描述体系的一致性抑或是与实践的一致性。本文拟从概念解析入手，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研究事实，进而以事实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建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以事实为基础，与从狭隘经验出发“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1]和从本本出发在主观观念中虚构事实的主观主义划清界限，提高认识能力、推进科学发展，也极具理论意义。
一、自然事实及其非实践性
自然事实（天然事实或日常事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和人的生存性状，即客观事物本身或者人的非本真存在，包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它是与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自然事实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当纯然外在的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尚未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时，它还只是自存自在的“物自身”，只有当它与主体发生认识—实践之关系，即发生反映与被反映或者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时，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这种自在之物才转化为“为我之物”，具有认识对象或者实践客体的意义，才成为我们认识—实践的客观事实。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是偶然的和无限多样的，它具有自主性、自在性、自因性。在人类认识—实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纷然杂陈的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实践的客体。随着人类认识—实践能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越来越多地向认识客体转化。促使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并向认识客体转化的根本力量，是人们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无疑是任何一个理论得以确立的经验基础，是判断该理论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真理性的生活基础。尊重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的实在性、真实性、唯一性，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不从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客观事实本身及其真实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从想当然出发的研究者，以及以主观臆造的联系替代真实的关系的研究者，都很难在科学上有所收获。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人们永远也腾飞不起来；没有事实，人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在枉费苦心。中国古代人们为了长生而进行的炼丹术和巫术活动，西方历史上进行的视灵者的实验和以太实验等，最终都被证明是荒诞的、背离科学本性的，其关键就在于没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二、客观事实及其实践性
哲学上的事实是指特定的、真实的事件，它是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事件、现象、关系、性质、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客观事实就是认识论上所说的客体，但并非指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指可诉诸实践的事物，是一种实践性的事实或者基于实践而确立起来的事实。客观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由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本性所决定的。物质性或先在性只是客观事实的自然前提或本体论基础，而非本质性要素和决定性环节，构成其本质内涵与决定环节的只能是社会实践。因为，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属于人的事实、打上人活动印记的事实，哲学上所说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属人的自然。马克思讲，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2]。我们总是生活于人化自然中，没有留下人化印记的天然事实或者自在自然已很难寻觅。自然同社会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物质基础。单纯外在性的自然，对人说来是“无”——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意义。换言之，客观事实之所以能成为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性和先在性，而是取决于它的对象性或指向性，取决于它能否及如何进入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并被人们的实践所捕捉而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此，认识—实践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认识—实践客体的界限也取决于主体的探索手段、能力与范围。在此意义上，客体是指在主体之对象性的认识—实践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的两极并发生了相互作用之功能关系的外部事物或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实际指向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质言之，人不可能创造或消灭客观事实，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予以改造。而那些在实践活动中被改造并打上主体烙印的客观事实，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表现形态而已，其客观性并未因此而消解。客体首先属于客观世界，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着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客观世界都是当下意义上的现实客体，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那部分，才能从潜在意义上的客体变成现实意义上的客体，从天然之物变成人化之物。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把客观事物当做直观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把直观对象等同于客观事实，没有从主体的能动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方面和相对于主体及其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并把握客观事实的客观规定性，因而陷入了唯客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潭。正如马克思所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感性的人及其自然，自然和人都在直观意义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基础，一切非思维的存在都是人的现成的客观事实；进而，他们从“唯物”的角度出发，认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是自在自因的，而思维只是这种存在的主观映像。旧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实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即它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非思维的存在。
旧唯物主义事实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不是从与实践的关系上区别客观事物与客观事实的，而是从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区分两者的，他把客观世界看做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看起来很‘唯物’，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性。”[5]譬如，费尔巴哈，他虽然强调人属于自然，却没有看到人也能动地改变自然，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主体，他对客观世界只是从客体的角度或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和实践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只是对事实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同时对之作实践的理解，在他对事实的理解中并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有看到实践作为客观事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意义，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事实并非从来就有、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离开现存世界的物质性实践，就不能真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自然事实，也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历史事实。
三、科学事实及其经验性
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指那种普遍存在的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亦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指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并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描述体系对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进行判定所形成的单称命题或者经验事实。可见，科学事实是与个体存在相对应的主观陈述和经验事实，这一特点说明科学事实描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是个体所属的类的经验。科学事实强调的就是认识特殊事物的感性活动及其经验内涵，而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理性活动及其抽象表达。凡是经验事实都应有可复核、可重现的特点，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对同一现象再次经验并且对认识结果的陈述是相同的。那种不可重复、不能复核的事件都不是科学事实，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它们的真实性。凡是经验事实都应该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对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不能进行系统描述和精准测量的事实构不成科学事实。
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或者实践需要，而是取决于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本身是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实践活动获得的关于经验事实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以什么样的科学语言来对经验事实进行表达。在科学活动中，人们要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就必须使用特殊的话语，这些特殊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人们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也就是该事实获得理论解释并使之转化为科学事实的过程。仅仅成为客观事实的，并不能被直接视为科学事实，它只有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事实。当然，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人们解释它的方式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科学事实也不相同。
四、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联系1.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差别
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哲学上的客观事实本质上属于实践性事实，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是一个从属于实践意义上的范畴，无所谓对错之分。[6]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所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它就转变成科学哲学所说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它的形成经过了人类大脑的加工，有对错之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的形式却是主观的，因而其认识—实践结果就具有可错性。因此，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误差的。引起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实验方法、思维方式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一个科学事实往往是先通过观察，然后通过推断，紧接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应用才被人所承认。这期间当然要受到人文环境以及实验手段的制约，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能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而且，科学事实由于受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主体极有可能歪曲事实，它作为描述物质现象与过程的经验事实，其真理性有待于科学共同体的进一步审查。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系统鉴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也受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即使是公认的科学事实也是相对的、可错的。
科学事实描述的都是个别事件，形成的都是单称判断，极其复杂的综合事件及其全称命题不属于科学事实，而只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科学事实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需要科学共同体来确定，“非科学人员的‘重复’，甚至是行政当局、新闻报界的大肆鼓吹，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仍不能确认为科学事实”[7]。科学事实需要精准检验，在定性与定量上都需要高度准确，而这非常不易。当代混沌学认为，由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性，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化就会带来整个系统未来性状的极大差异，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上的真实要靠事实来验证，科学事实是任何理论获得确立的基础，离开足够多的科学事实的支撑，再优美的理论也不能成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既可以出现在科学理论之前，亦可以出现在它之后。在当代，科学假说就常常走在科学事实之前，当它遭受质疑与反驳时，就需借助更多的科学事实来验证，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2.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统一
古典经验主义者如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纯粹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对它的观察不能携带任何主观因素，观察不能受任何理论的污染，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反映活动，要像镜子那样直观地映现事实，反对主体的先见（前理解）对事实的构建作用。正如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说：“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指的路走。否则，就将一无所得。”[8]现代经验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莫里茨·石里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中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与语言描述相联系，凡是通过语言规则系统与观察事实发生关联，就可从中获得经验蕴含[9]。只有保持科学观察的中性，才能保持科学事实的中性。要防止主体先见的无端介入，就必须使自己的观察要么直面事实本身、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要么依据特定的、大家公认的逻辑规则进行客观性的描述，以确立公认的经验命题。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取决于观察的逻辑蕴含、逻辑规则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无自性观察”（又叫“零度观察”、“零支点观察”），认为观察纯粹是随意的、任性的、毫无目的的。观察就是观察，理论就是理论，二者互不相扰，一切都停留于当下。观察不为任何理论提供经验基础，也不接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检验，更不顾及实践的需要，它仅仅与人的那种无限延异、无穷解构的情绪内在相关。后现代经验主义试图任何带有整体性、主体性踪迹的客观性描述，认为回到事实本身就是仅仅切问碎片与泡沫，事实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都应被纳入解构环节之中。——连一切科学理论都被解构了，哪里还管什么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别和联系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观察与理论是辩证统一的，观察是理论的基础又不断推进并检验着理论，而理论则导引着观察并使之日益延拓和深化。二者之间良性的循环发展，就会使错误的观察得以矫正、使错误的理论得到淘汰，逐步实现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一致，促进科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当然，二者获得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可能是主观虚构或者逻辑表征。
五、结语
总之，科学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和自然事实，科学理论及其使用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至上”与“科学万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代形态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不是科学”[10]。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反驳、被质疑、被充实和被修正的历史，也是错误的理论内容与方法不断被发现被纠正的历史。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一个理论的科学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错性，该理论“不管曾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的”[11]。波普尔“唯有可错的才是科学的”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但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不能把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更不能把科学事实认定为客观事实，否则就会把科学绝对化、神圣化，造成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这非但不能推动科学前进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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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主义 双刃剑 科学实践哲学 负面效应 ，科学发展观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sciences are not only theoretic tools with which one can transform the nature ， but also practices that bring physical effects on researched objects. So even scientific practices in researching can produce real physical negative effects on researched objects，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ven researchers themselves， and can also consume very much social resourc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cannot be erased only though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tself， rather require various human cultural kinds to balance.
Key words: Scientism， double edged sword， 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一、科学本身也有负面效应吗？
提到科学技术有负面作用，中国流行的用语是“双刃剑”。据说，最早使用的是控制论之父维纳。他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1]显然这是指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利弊两种可能性。目前媒体中流行的“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通常都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立言的。
技术是双刃剑，技术的实际发展和使用带给人们的并非一定是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国度里，也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了。但是，与技术有别的科学本身也具有利弊双重性的观点，今天在中国学术界迄今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流行的观点是讲科学与技术分开，坚持科学无禁区，技术应慎重。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不胜枚举。[2][3][4]。
有的学者虽然认为科学和技术都有“双刃剑”效应，但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因为，“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5]刘益东先生强调科技知识带来的风险与科技知识不可逆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致毁知识”这一很有启发性的概念[6]，但同样也是认为科学只有在应用之后才会产生负面作用。
科学与技术是否真的可分？在今天科学与技术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形势下，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要想划分清楚是越来越难了。例如引发无穷伦理争论的克隆技术，难道本身不是生命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吗？对于这种质疑，人们通常这样来辩护：即使某个具体成果，我们在实践上难以划分清楚明确的界限，但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坚持具有这种区别。拿重组DNA技术来说，就其反映了我们对生命活动奥秘的认识而言，属于科学范畴，没有什么负面作用，即我们不会因为认识的发展与提高而损失任何东西；而就其作为对生命活动改造的技术，就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种对科学理解的理论优位的态度，恰恰是科学实践哲学着力批判的传统[7]，对此辩护策略，笔者将另文评论，在此不作讨论。
学术界大多认为作为与技术有别的科学没有负面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仅仅从结果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只把科学当作知识，当作观念形态的存在。这种将科学看成是世界表征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是偏颇的，它忘记了科学研究活动首先是科学家实际操作的实践活动，只有从实践优位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科学活动[8]。海德格尔说：“今日的科学属于近代技术的本质之域，而且只是在这一本质之中。”[9]科学是从对自然对象进行操纵控制的角度来开展认识的，“作为活动性地可操纵地研究一切存在者，科学确定一切存在者，并通过它的确定而制约着权利意志的持久保证。”[10]
要想获得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首先就要从事复杂的科学实践活动，而这科学实践活动中，人们不得不要对研究对象、环境、乃至从事科学活动的研究者产生各种有意识的和意料不到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是根本无法彻底排除的。如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不能直接产生实际作用的话，那么作为至少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控制和干预以获取知识的科学实验活动本身，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种技术活动，就在产生着实际的作用。而且，正是这种现实的物质作用才是科学试验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科学试验的现实的、物质性作用是本质性的，不可消除的。因此对技术活动适用的，在原则上也适用于科学活动。
甘绍平先生强调，今天科学对社会的“威胁则主要来自于经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因为其研究活动中所包含的科学实验，即科学成果的发现方式与途径对社会以及科研活动中所涉及到的人群有某种危害。”[11]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在改变人类的信念方面，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也相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此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二 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科学不仅是对世界的表征，而且更是介入和干预世界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作为活动，决非仅仅是观念的反映，而首先是物质性的作用。实际上，近代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受控实验来研究对象的规律，因此对物质对象施加物质性的作用是获取知识，形成观念形态的科学的前提条件。从某种角度上说，物质性改造成了理论认识的前提。实验并非是科学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科学研究的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所谓科学知识本质上就是对世界的实践性的操作性知识。科学并非是绝对普遍化的理论表征。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型而已，缺少了构成理论理解背景的科学实践活动，理论不过是一些空洞的概念而已，难以正确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开头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而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后来还做了马克思的墓志铭)。[12]这样的理解与科学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玻尔在解释量子力学中出现的新奇现象时，指出“任何观察都需要和现象的进程发生一种干扰；这种干扰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会使我们失去因果描述方式所依据的基础。……物理学中的新形势，曾经如此有力地提醒我们想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伟大的存在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13]海森堡指出：“自然科学不单是描述和解释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它描述那个为我们的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14]
近代实验科学家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7]，p106)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的许多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例如，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小白鼠，可能就是为特定的实验研究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了许多代的种群，具有了野生的种群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 ([7]，p107)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
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更进一步，“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 ([7]，p107)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
这种隔离、操纵、控制虽然是从实验室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之中，实验室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会把实验室中对自然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扩展到实验室外的天然自然之中，从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操纵和改造。因为“实验室不是由四壁构成的物理空间，而是实验设备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境，它甚至把自然界都纳入到实验设备之中”。([7]，p111) 例如，化学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留下的废物、污水， 最后肯定都要排放到环境中去。而另一方面，实验室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也必须取自环境。这样，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活动，必然要对实验室内外的自然事物产生或大或小性质各异的影响。
科学研究活动除了对研究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反过来对用于研究的设备产生了反作用。仪器设备的耗损，反过来又刺激了仪器设备的建构，这种建构绝不会仅限于实验室，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实验室外的工业活动、商业活动等等。实验动物饲养、科学仪器制造等早已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化。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设施，如庞大复杂的研究仪器设备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现代社会技术和经济社会建构的先导和模板。例如，今天信息社会的基础计算机，本来就是科学共同体少数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后来才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用品。又如万维网（WWW）的发明并不是由计算机专业人员完成的，而是由欧洲核子中心的几位科学家所创立的。
科学研究作为实践活动，不仅会对研究对象、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研究活动的工具（设备）等产生影响，还必然甚至首先对研究者自身产生影响。研究者作为实验室环境中的存在者，也必然会被动地受到试验的影响。
总结起来，科学活动作为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研究对象以及实验室外的自然环境、实验设备以及实验室外的社会工商业活动、研究者自身健康等方面产生物质性影响。而所谓正面或负面效应，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既然对社会以及自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就是关涉价值的，按照具体影响的性质，自然就会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
三 科学活动的负面效应
在科学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比较小，研究对象是人们所熟知的常见的普通对象，科学研究活动很难对实验室之外的自然和社会产生值得关注的影响，所以人们往往会忽视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如今科学发展已经彻底使得这种忽视变成不能原谅的错误了。我们认为，科学活动对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1，研究对象，2，环境，3，研究者自身的身体健康，4，社会以及生态资源。
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最常见的负面影响，就是有关医学和生物学实验对实验动物和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严格地说，纳粹医生和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医生所进行的也是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也是有科学价值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例如，731部队主持活人冷冻实验致人死亡的吉村寿人后来竟然当上了京都医学院的院长，被授予了日本最高的奖项质疑（三级新星勋章），后来还当上了神户女子大学的校长。[15]但是，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是违背人类伦理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因为在这里，求知的欲望、甚至科学研究的热诚也是不能超越不伤害人类这一基本伦理规定的。
如果说，以上这样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行为在科学研究中毕竟是罕见的罪恶的话，那么对动物构成伤害的科学试验就是司空见惯的普遍事实了。尽管许多动物实验对于人类医疗保健非常重要，但这些实验毕竟直接导致了大量动物的丧生和痛苦，何况其中有相当多的实验本来是不必要的，是可以用其他方法代替的。随着人们对于动物权利和福利观念的不断认同，动物实验的这些负面效应暴露得也越来越明显了。即使就最为保守的估计，仅美国一年用于实验的动物就超过1000万只。而其中大量的残酷实验其实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16]
更加危险的是科学实验对环境所构成的危险。如剑桥大学教授马丁芮斯（Martin J. Rees）在《我们最后的时刻》（Our Final Hour）中认为，现代科技使得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力量得到了高度放大，以至于实验室里的一次错误就可以产生一场大浩劫，带来只有上个世纪的核战争狂人才能想象得到的严重破坏。事实上他就曾以一千美元打赌，在2020年之前就会有一场生物恐怖攻击或者生物意外，会导致一百万人丧生。芮斯的估计未必很准确，但是科学实验以及相关的设施、材料可能是危险的来源，这应该是无疑的。
芮斯认为某些物理学实验的风险甚至更大，这些实验原则上可以扰动时空本身，引起物理学法则骤然转变成新的形式，就像水突然变成冰一样，摧毁我们的原子和此外的所有东西。因为在非常非常冷的温度下物质如何变化，我们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他说，当我们把一个检测引力波的仪器上的一个金属棒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使它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彼得米切尔森所说的“宇宙里最冷的大型物体”时，感到担忧是有道理的。[17]
2004年春季SARS病例在北京再次出现，原因居然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2003年也都曾发生过SARS病毒泄漏事故，类似的事情过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也曾一再出现过[18]。又如，为了研究发射探测卫星，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对人的伤害，但是卫星是靠钚电池驱动的，如果发射失败，卫星所携带的剧毒的钚有可能从空中散落在广阔的地面上，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11]，p107)
科学考察作为科学实践的一种形态，同样也可能对所考查的环境产生破坏影响。更何况科学考察活动很少是孤立进行的，它常常是进一步开发的前奏和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常常伴随着电视等媒体的报道、资源的开发、旅游工业的宣传等等。对此，吴国盛教授提出了质疑、警告和建议，“今天的科考工作者应当如何规定自己的角色？今天的科考目标是否要无限地指向新的荒野地和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求知热情，但是，科学家应当更多的清楚自己的科学工作的社会后果和社会责任，以及为无告的大自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科考实际上导致或加速了某一个物种的灭绝，如果科考实际上帮助破坏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应该质疑我们的科考动机，应该考虑改变我们的科考方式。”[19]
科学实验可能对作为试验者的科学家的健康产生危害。例如长期在实验室工作，就有可能被迫呼吸实验室中受到污染的空气、接受辐射、感染病菌、病毒等等。而作为实践的物质性作用因果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甚至要被迫“主动”地受到试验规范的影响。如有些实验持续时间很长，试验者要检测，就必须长时间泡在实验室中，可能要熬夜乃至许多天不可以离开实验室。像居里夫人在炼制镭元素时，作为炼废矿渣的动力提供者，就首先充当了重体力劳动的角色。长期低头观察显微镜的试验者，则易患颈椎病、视力疲劳等等。例如，居里夫人就是在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实验中饱受辐射，最后罹患癌症不治身亡的。[20]
在现代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天文数字。例如，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预计要耗费100到150亿美元，由于费用过于巨大，所以虽然已经耗用了20亿美元，1993年最后还是被美国国会断然下马。卡尔萨根认为这一计划失败的关键因素是，资金管理不善，财政有限和政治上不称职。科学家们没有能向公众和政治家们说清楚，耗费如此多的金钱建造这一设施的意义。[21]
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投入，如果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不顾轻重缓急，一味加大对科学研究投入的力度，就可能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的资源投入，可能会有失社会公平，从而影响到社会长期、全面、均衡发展。
四、科学活动应该受到控制
科学研究活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存在和内在的。以冠状病毒的研究为例，它意味着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必须要长期保存、繁殖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要经常接触冠状病毒，要拿它来做实验，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出错的可能，都可能带来我们不想要的消极后果。而这种风险本质上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除非我们放弃相关研究。
否认科学活动存在的负面影响的学者，担心承认科学研究存在负面影响就会得出禁止科学发展的结论。这是不必要的担心，科学活动存在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禁止科学的发展，但是的确要对科学活动进行调整和控制，甚至在必要时对某些科学研究活动要划定禁区。
韩跃红以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法西斯医生的残暴科学研究为例，指出科学研究也应该有禁区。“当科学实验所选取的对象、材料、方法、过程、规则等方面有违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时，这一项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当这种不正当性、不合法性大于其研究意义时，就应当禁止该项科学研究。”
她明确指出，科学研究的禁区与技术的禁区不同，前者可能是目的违规，也可能是手段违规，而科学禁区主要是手段违规。科学禁区不能被理解成禁止对某些自然奥秘的揭示，以防止这种知识被用于邪恶目的，而应被理解为科学研究行为同样要遵循人类基本的道德法律规范。她主张，科技伦理应当鲜明地主张：人的生命健康价值高于学术价值，科学研究中的人本精神应当高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研究中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应始终优先于发展科学的利益及其它利益（如政治、军事利益）。[22]
针对学者以思想自由，对科学活动设限的说法。卢风坚持科学研究有禁区，并非是对科学家思想自由的限制。“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任何力量都无权剥夺人的此项权利，但现代科研不是纯粹思想，纯粹思想可以是纯粹个人性的，但现代科研一来需要大量经费，二来与技术密不可分。”所以科学研究活动应该向社会负责，受到社会的监督管理。
卢风认为，“如果社会各界认为这项技术的应用后果不仅会严重破坏社会的伦理规范、侵犯人的尊严，而且会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那便应该通过行政或立法程序加以禁止，这与尊重科学家的思想自由没有矛盾。科学家可以有关于克隆人的科学思想，可以就此著书立说，但如果国家已明令禁止克隆人，那么若有科学家团体暗中筹集经费进行试验研究，那便是违法的。”[23]
我们认为，对于科学研究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应该正视，充分认识，以科学的精神，并按照尊重人的尊严和福利，保护环境、敬畏生命、珍惜资源等现代伦理原则进行全面评估和控制，尤其是涉及到微生物学实验、涉及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实验、乃至现在争议很大的野外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实验等等。科学共同体早就从经验中认识到了这种可能的危险，往往也会制定严格的规定以防范危险。例如，在著名的阿西洛马国际会议上，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们对刚开始兴起的基因工程实验可能的带来的危险事先发出了预警信号，对相关研究进行自律[24]。
在进行人体实验时，应尽可能避免对人体的伤害，尽量选用替代方法，在无法替代，且实验对于促进人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受试者应该是知情自愿的。动物实验应遵循3R原则，即尽可能地减少使用数量（reduce），优化实验和生存条件（refine）减少痛苦，使用替代手段（replace）[25]。在野外科考时，要严格保护环境。放射性、有毒物质、恶性传染细菌和病毒等研究，应该高度注意防止对周围环境以及居民的影响。耗用大量社会以及生态资源的科学研究活动，则应该量力而行，设法与公众做到充分的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活动，要制定严格的条例、规定甚至制定法律，违背规定者视情节严重程度，据相关规定予以惩处。在相关风险评估、条例制定、以及违规者进行处罚等一系列活动中，除了有科学家与科研机构、相关基金代表之外，还应该有相关伦理学家、利益相关人士等公众代表参加，依据事先制订的相关程序操作，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合理，不会成为走过场的黑箱操作。
总之，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应该是：科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造福人类，促进生态和谐发展的，决不能借口科学探索无禁区，而放任科学的负面影响不管，那样最终会损害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也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又必须是尊重科学共同体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政府或者其他外在力量对于科学内部事务的粗涉。）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劳斯认为，“我们不能把科学事业与我们赖以把自己定义为人类存在者的其他实践割裂开来”，所以我们“应该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7]，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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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的本质 人人能创造 创造潜能 创造性教育
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明确宣告“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他是我国创造性教育的先行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性教育还处于草创时期，他的这些言论铿锵有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实质上提出了创造性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创造是人类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因为有意识活动，特别是意识中的情感、想象、意志、理性等心理活动富有能动性，所以，人不仅能反映事物，而且能够能动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及其目的来改造自然界，使之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这种实践就是创造性实践，就是一种自由的劳动。马克思认为，“激情、热情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人类在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在人化的自然物和产品中直观到自身的本质力量，这样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发展，人就能把自己内在的需要变为自觉的愿望、目的、理想和追求，并通过意志进行实践，以求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使外在物很好地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这就形成了人类实践的创造性品格。由此可见，创造是人类特有的本质。
二.人人都蕴藏着创造潜能
人人都蕴藏着创造潜能，这是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
创造源于好奇，好奇容易发现并提出问题，有问题就萌发了探索的欲望。幼儿就有创造性的萌芽。他们俨然是个小科学家，似乎在努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幼儿的好奇心和创造性想象是他们创造力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表现。小学生有明显的创造性表现。他们的想象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有意想象发展了，想象的目的性、概括性、逻辑性都有发展；想象的创造性有了较大提高，独创性的特色日益发展。
中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发展着创造性。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学生通过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能发展思维的变通性和独创性。在物理和化学的学习中，要求学生动手做实验，对实验现象进行思考和探索，尝试去揭示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运用对比、归纳等方法加深对规律的理解，并运用这些规律来解决问题。
大学时代即人们的青年时期，是人类创造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创造性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处于创造心理觉醒时期，对创造充满渴望和憧憬；（2）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受传统习惯束缚较少，敢想敢做，不会被权威、名人吓倒；（3）创新意识强，思维活跃，灵感丰富，富有创造性；（4）在创造中以崭露头角，孕育着更大的创造性。
成年人是一个人创造力的收获季节。据丹尼斯研究100位寿命在70-79岁和56位80-89岁的科学家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的情况看，对科学家而言，创造力在中年期达到高峰。上述情况说明，每一个人，无论幼年、青年、成年和老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具有创造潜能或者说具有创造能力的。
需要是最好的老师。有了需要就会推动人类去创造，向自然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人的需要通过意识的反应，形成一种自觉，凝聚为目的要求，制定出计划方案，然后驱使主体去进行创造性实践。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人人都会萌发创造的欲望和动机，人人都有创造的潜能；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不断产生和发展的，一种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会萌生出来。所以，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是永无止境的。
三.创造力的发展在于教育
世界各国的教育研究者根据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时代需要，对于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其中主要的成果有：威廉斯创造与情致的教学模式、吉尔福特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泰勒发现多元才能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陈龙安“爱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还有我国的温寒江的两种思维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开展创造性教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首先，要构建有利于创造性教育开展的学校环境。这主要包括校长的教育指导思想、学校管理的理念、环境布置、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创造性教学的研究、班级民主和谐气氛的形成等。创造性教育不仅要教育学生创造性地获得知识和技能，创造性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还应教育学生创造性地生活、创造性地适应环境、创造性地对待和构建人际关系以及自身创新人格、创新行为的培养等。
其次，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队伍。创造型的教师善于吸取最新教育科学成果，并能积极地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在教学中能够有独特见解，能够发现并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于教学中，使学生学得主动积极、自由活泼。这种教师具有创造性的教育观、合理的知识结构、鲜明的个性特征、行之有效的教学艺术和管理艺术。有了创造型的教师队伍，才会有广泛的创造性教育教学的实践。
第三，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习惯。创造性学习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成功学习的基础，只有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认知，主动吸取人类积累的丰富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促进自己的发展。创造性学习倡导学会学习，重视学习策略。学习者必须懂得学什么，为什么学，何时学，何处学，怎样学等问题。学生要学会学习，就应当学会创设创造性学习的环境，寻找独特的方法，善于捕捉机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四，把教育的着力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实践能力方面。创造性教育也就是整合型教育，强调受教育者不仅要建构科学的知识结构、建科学的智力结构，而且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而且要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个性特点。创造性教育能够使学生人性的整体性得到完美地发展，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最高程度的发展。创新能力是一个人最高本质力量的体现，是创新机制的内核，是创新实践的决定性因素。创造者只有具有创新能力，才能创造出原创性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创造者只有具有创新能力，才能使事物有中生新。创造者只有具有创新能力，才能推动新事物向着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创造者只有具有创新能力，才能推动新生事物强中生美。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如果在强大的过程中，不断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新事物就会越来越完美，使全人类受益，使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例如，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是以微电子技术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全自动化方式，深化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使生产经营方式向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方向深化和发展，使人们的生产更轻松，效率更高，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切和舒服。这就是强中生美。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素质教育、创造性课堂教学的最根本的任务。
第五，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发现并培养学生的个性是创造教育题中应有之义。创造性人格的研究表明，创造性人才一般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喜好独立性；良好而独特的个性是创造性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非智力因素。科学实践证明，从来的科学家发明家都是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也是人性得到完美发展的人。创造性教育就是应当注重发现并努力培养青年学生的鲜明独特的个性，自由地发展他们的个性，这是创造性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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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音乐审美既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中发挥着情操陶冶、智慧启迪、文化提高、愉悦身心等重要作用。
【关键词】音乐审美 素质教育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具有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等特点。音乐审美作为审美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是诸素质的构成部分，又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中，发挥着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阔视野、愉悦身心等重要作用。
音乐审美，能陶冶情操，提升思想境界。音乐是情感艺术，“借声传情”是音乐艺术的特殊手段。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听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后，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他似乎从音乐中感受得到俄罗斯人民的苦难。音乐就是作曲家和词作家用不同的曲式、调式及丰富多彩的歌词，来表达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祝愿，表现美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美德。人们在演唱和听赏歌颂党和人民、歌颂美好的理想、缅怀先烈与英雄、歌唱真挚的友谊与爱情、赞美祖国的大好山河、风土人情、父老乡亲的歌曲中，通过一定的类比、联想和想象，感受、领会作曲家意图，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人们的情感在这种愉悦中得到升华，精神在欢乐和享受中得到陶冶，最终在道德上有一个净化的作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著名教育家、音乐家孔子，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育人修养的格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合，它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这都充分肯定了：音乐审美能够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音乐审美，能启迪智慧，培养创造能力。创造力的培养是时展的要求，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灵魂。音乐审美在发展人的创造能力方面有特殊作用。
首先，音乐的产生过程就是全面的创造过程，即三度创作：作曲、表演和听赏。其次，音乐具有“不确定性”、“非语性”和“无标准答案”的特点，它所表达的内容，尤其情感内容，只能在意会中才能领悟到。如欣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时，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想象。音乐的这一特征，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三，音乐的情感特征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表现欲望和创造热情，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每个人的表演，都是个性化的体现，每个人的听赏都是独特的理解。
音乐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最为复杂的创造结果之一。音乐对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催发作用，在古今中外众多名人身上得到了神奇的体现。如我国古代的孔子、诸葛亮等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还精通音律；爱因斯坦六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他曾说过：“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由此可见，在素质教育中，将目光投向音乐，作为培养创新精神的最佳途径，对于创新素质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音乐审美，能开阔视野，提高文化素养。音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从音乐的起源来看，早期的音乐是与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从音乐的发展历史来看，音乐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都有联系，特别是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具有相通的共性，即“艺术的形象性和情感性”。人们在感受和体验各种艺术形态表现形象和情感中，便丰富了审美体验。
音乐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不分国界的。人们经常听唱古今中外的音乐珍品，便能从绚丽多彩的音乐作品中学习历史、了解社会、认识生活；还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进对世界音乐文化的了解，进而开阔视野，提高文化素养。
音乐审美，能愉悦精神，促进身心健康。音乐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人们几乎生活在无处不飞歌、无处不飘乐的环境中。所以，社会学家勒斯纳把当今的社会称作“音乐社会”。人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它能给人们以愉悦、以享受，能使人在精神上产生愉悦和美感，“音乐即声音使人快乐”。科学实践证明，好的音乐可以使人心旷神怡。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操作教育，而是一种关于人的整体发展水准教育。除专业院校外，作为素质教育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专门艺术家的教育，而是通过艺术教育，提高人的审美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者单位：承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 医学模式；医学本体论；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R-02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1（2009）01（a）-156-03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medical ontology
WANG Hua-she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 Firstly, medical model contains medical ontology,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Medical ontolog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Secondly, the medical history saw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medical ontology from gods and spirits ontology to nature human ontology, theology ontology, human body ontology. However, it is said the essence of medical science is science of human being in contemporary medical modal.
[Key words] Medical modal; Medical ontology; Historic evolution
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理论界关于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忽略了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医学模式中的医学本体论问题。因而，从历史上来追寻医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当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医学本体论
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关于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医学本体论，是指“关于医学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它是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简言之，是指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它包括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医学科学自身内在的科学发展问题，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医学科学实践或医药实践活动的问题，即医学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医学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关于医学的”思维范式，即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思维框架问题。这是对医学是什么进行的哲学追问，即医学本体论。“关于医学的”思想是“医学的”思想由以出发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之，医学本体论，既是医学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医学模式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它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反之，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医学本体论发生变化。从医史上来看，医学本体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着量的扩张和变化；当医学本体论再也不能为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提供本质基础之时（表现为医学本体论不能诠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医学本体论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 神灵本体论
一切科学都发端于神话和传说。卡斯蒂廖尼认为：“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远古时代的人―引者注）便将其归之于至大至远的神。”[1]远古时代各民族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表述是不同的，如神灵、动物、祖先、生殖等。因之，史前巫术医学模式的本体论认为，人来源于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它以神灵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为表述。基于此，其医学认识论认为，生命与健康是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恩赐，而疾病与死亡则是魔鬼在作祟，或是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惩戒，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依靠祈福与驱魔，从事这种仪式的人被称为巫婆或巫汉（巫医）。在神话和传说当中蕴育着巫术的医学和经验的医学。
3 自然人学本体论
在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关于医学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于人即自然的一部分，人即自然人，因而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然人的科学。古代自然哲学是对神学的否定，即以自然否定超自然的神灵，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自然的物质。如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人也是水产生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的本原同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此时的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属于自然哲学的构成部分。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和生命由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构成，此四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配合不当便生疾病，他在《论气、水和地区》一文中，把大宇宙（自然世界）和小宇宙（自然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联系起来。卡斯蒂廖尼指出，希波克拉底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走向临床方面，其医学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的特征。中医本体论来源于《周易》。《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叫“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世界周期性的矛盾运动。人法自然，人也是由其内在的阴阳矛盾构成的。《黄帝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认为大小宇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和体表来。因此，中医本体论是一种自然生态本体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4 神学本体论
在中世纪，医学与宗教思想再次融合，构成了神学医学模式。这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否定，形式上看似是向巫术医学模式的复归。神学医学本体论即“神创说”，即人是神所创造的。医学认识论为“原罪说”，人类的一切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苦痛都是人类所犯原罪之故，基督耶和华被看作是一切肉体和心灵苦痛的救世主。医学方法论为“赎罪说”，主要医疗方法为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虽然医学是神学院的四大课程（神学、法学、医学、文法）之一，但医学在本质上是神学的附庸（僧侣医学）。简言之，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因而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才能从根本上解脱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与痛苦。
5 人体学本体论
在近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人体学本体论是对神学本体论的否定。首先，人体学是医学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近代医学模式，是在反对神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以人性（人的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神学，张扬人的理性精神，高扬科学旗帜。它的哲学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一切意识、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还是唯心主义把一切存在、物质现象归结为意识或精神，都创设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其典型则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类本体，即物质本体和心灵本体。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广延不能思维，思维没有广延。这种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本体论，为医学将人的心灵、精神、社会等因素从人中离析出来，着重研究人体――人的自然属性、生物生理属性方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事实上，近代医学在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时，首先就已经运思了可分性方法。然后，在运思可分性方法的基础上，运思着还原论方法。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机器由零件组成，人由器官组成，只不过人这一机器比动物机器多几个齿轮，距离更为和谐而能思维。这种哲学观点，为生物医学模式把生物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提出了哲学理论基础。既然身心二元、主客对立，医学就可以排除人的心灵因素，着重研究人体；既然“人是机器”，医学就可采用机械、化学、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因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其次，基于这种医学本体论，其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从医学中分离出去；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重视人体器官之健全、身体之完整；健康也就意味着生理健康。正如姜柏生所说：“以桑克托、笛卡尔、鲍雷利等人为代表的医理学派，以西尔维为代表的医化学派就企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2]再次，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可分性方法、还原论方法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在医药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做到了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准确定位。但是，随着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医学中的广泛运用，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诞生，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6 人学本体论
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学本体论是对人体学本体论的辩证否定，形式上似向自然人学本体论的复归。首先，现代医学模式，无论是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是其他人提出的诸如整体医学模式、生态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等等，其医学本体论认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3]这和哲学本体论是相契合的。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实践构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因而克服了主客对立、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既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但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作为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就不仅要研究生物―生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医学本质上是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相应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人文精神。同时，现代医学模式不是对近代医学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构成了医学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综合科学，它表征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同时，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与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比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更一般、更根本、更高，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哲学视域中的人学的基础，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学的指导。其次，基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人既是系统，又是要素。人是系统，它由各要素组成，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是生物（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是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人是要素，是社会系统之要素、环境系统之要素。因之，现代医学模式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医学科学及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但是，传统的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仍然构成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并在现代医学方法中得以放大。
7 结论
在医史上，医学本体论经历了从神灵本体论、自然人学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到人体学本体论，再到人学本体论的演变，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历经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医学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因之，医学本体论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问题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只有在前提和基础方面，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之中，其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必须实现革命性变革。如果仍然固守在医学即人体学视野里，就不可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因之，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的本体论思想。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2]姜柏生.两种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评价[J].医学与哲学,2000,（8）:9.
[3]周向阳,夏澍耘.论现代医学的人文理性回归[J].湖北社会科学,2003,（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