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21: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国文学与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当谈到现在语文课程改革中讨论很热烈的话题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古文与现代文的教学、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离合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依靠的是语文教材的编选。不过，这些问题并非当代才有，70年前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与文学院合办的《国文月刊》上，相关学者已经就这些问题做出了积极并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只不过“说法”略有不同。那时也像现在一样普遍面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困境。因此他们的讨论和思考就弥足珍贵。
《国文月刊》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办的一份杂志，主要刊载国文教育方面的论文，留存有国文（语文）教育观念变迁的珍贵资料，是当时持续时间最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叶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办者均参与了教材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和争议的中心是选择什么语体、体裁、性质的文章作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试图从历史论争的角度剖析当下的问题，以期为现时语文“课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
在教材编选上，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殊的组分一直备受关注，选什么样性质的文章，选什么类型的文章也一直成为争议的话题。《国文月刊》从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离合的角度对此曾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希望“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李广田和重视学术文章的张清常以及看重应用文的阮真。张的文章是发表在《国文月刊》18期的《对于坊间中学教科书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论争中李广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对教材中编入大量学术论文和应用文，同时也对当时“人文性”要求中关于文化传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李广田在1944年11月的《国文月刊》28—30合期上登出了他的首篇讨论国文教育的文章：《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直到1945年4月的34期，他的长篇系列文章才告结束。在这一组文章里，他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国文教育教材编制的相关问题，并与之前同期刊的文章以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相关论著进行对话。②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国文月刊》上最有体系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争论之一，因为它不仅形成了直接的、针锋相对的局面，同时还涵盖了当时国文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在谈到部颁中学生课程标准中关于文化传承的一条时，他直接指出：“中学生是不是应当了解‘固有文化’，‘固有文化’是什么西东（注：疑为“东西”），应当如何了解法，现在的中学生是否有力量接受这些东西，接受之后会发生什么效果……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只就国文教学的目的而论，也就是只就国文一科的责任而论，我们觉得这被教育当局和一帮国学大师们死咬住不放的‘固有文化’云云，实在并非国文一科的事情。”③
显然，国文科的确有责任传承固有文化，弘扬民族精华，但是用什么材料来达到这个目的一直颇具争议，文学性质的作品与非文学的文章成为其中主要的两类。叶圣陶曾将教材中文学的与非文学的文化因素进行对比，认为前者的特点是“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要了解它就得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会有所得；如果不面对它本身，而只凭‘提要’‘释义’的方法来了解它，那就无论如何隔膜一层，得不到真正的了解”。因此他在实践中一直坚持文学教育要面对文学作品本身，而无法间接受教的原则，也就是“涵泳”“体味”的原则。后者则刚好相反：它们是“并不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只是一种材料，一些实质……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分得开的”，所以在教材中“仅不妨摘取它的要旨，编进其他学科的课程里去”而“国文一科也就可以不管”。[5]他认为国文教材的内容大致应是“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也就是主要应该用文学的形式去承载“固有文化”的内容。
在出版行业高度商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民国“老讲义”的出版是经济效益、市场需求、文化热点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身后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叙事，供学界分析、读者品评。同样，几十年前民国时期的讲义出版，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关涉彼时的大学教育、出版状况、文化思潮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民国讲义出版生态。
以下，试以文化扫描的方式，以中文学科为例，将视野定格在民国讲义出版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通过三个“有态度”的片段，呈现民国时期的讲义出版生态。
片段一：大学的讲义生产
在民国讲义出版过程中，大学出版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改变了讲义的使用方式，使之由教员自用转变为向学生发放，还通过制度化、标准化的印制，使讲义形态逐步规范、统一，为讲义最终的正式出版奠定了基础。民国各大学多有自己的出版部，负责教学用书订购、图书信息、校内宣传品编印等，讲义印发是其中最大一宗，为此大学出版部内都会设“讲义科”或“讲义股”，专门负责讲义的印制、发放和讲义费收取等事务。民国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最具讲义传统，经过民初一个阶段的摸索，其出版部讲义科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讲义生产机制，不仅满足了本校师生的需求，还在教育界和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堪称民国大学讲义生产之范本。
北京大学负责讲义事宜的部门，先是隶属于图书馆的收发讲义室，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是我国较早的大学出版机构之一，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又先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部讲义科、出版部讲义股。在北大，印制讲义的基本流程是：讲义样稿首先需提请校长、学长审定，确定可否印制和印制数量；随后出版部讲义科会根据校长批复的讲义印制数量确定印刷方式、定价以及印刷所需时间——一般印量较少或特殊符号较多无法找到合适字模者，会采取油印方式，印量较大的则采用铅印，铅印要求至少提前七天提交定稿，油印则需提前三天；讲义印刷完毕，通过“北大日刊”消息，由教师领取随堂发放或学生自行到出版部领取；学期末出版部会通知回收散页讲义，为师生统一装订成册。随着课程体系雏形初具，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一边授课一边编写讲义的情况逐步减少，多数教员都会在既有的完整讲义的基础上逐年修订，此时讲义印制流程也做了相应调整，省去校长、学长审定的程序，教员只需在学期末提交下学期将使用的讲义稿，出版部就会利用假期如数印制装订，开学后学生到出版部自行领取。在定价方面，出版部以收回讲义印刷成本为基本原则，每名学生的学费中都有一部分专门用作讲义印制，以出版部发给同学们的讲义证为消费依据。如果讲义丢失需补购或对其他学科、课程讲义感兴趣想额外购买的，则需到出版部另外交费购买。
北大出版部的自印讲义，虽然在版权、定价、发行、修订等方面仍与正式出版物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基本形态已经与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非常接近，可以算作一种“准出版物”。“准出版”形态的讲义一方面推动了教学用书的规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为各出版社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稿源，出版讲义无需做大幅度修订，减轻了出版社的编务压力，缩短了著作出版时间。以北京大学国文系讲义为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讲义，1912年校内印行，1916年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吴梅《词余讲义》，1919年校内印行，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曲学通论》为题正式出版；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1919年校内印行，1939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许之衡的《戏曲史》和《声律学》两部讲义，1924年在校内分别印行，1930年即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合并出版。
相对完备的生产机制、规范统一的文本形态、不断扩大的学界影响、最富出版潜质的“准出版物”……是大学出版部讲义生产留下的一组剪影，它既是民国学术著作出版的序篇，也是一段独具魅力的教育乐曲。
片段二：书局的讲义出版
上世纪前半叶，书局出版大学讲义这一行为，一直伴随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清末京师大学堂、东吴大学的很多讲义，施用后就被陆续出版，比较著名的有王舟瑶的《经学通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等等。进入民国，现代学科教育发展迅速，讲义之风日盛，经过10年左右的积累，到1920年代初期，各大学均出现了一批经课堂教学反复打磨、学术水平上乘的课程讲义。到1920年代中期，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日趋饱和，各书局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有待开发的大学市场。与此同时，大学教员的职业化进程也在推进，各大学纷纷将学术成果作为评聘教员的重要条件，这激发了教师出版著作的热情。商家的谋划、教员的意愿、讲义的潜质，三方面共同促成了上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的大学讲义出版。搜集和整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所见260余部中，民国时期即得以正式出版的有150余部，占所见讲义总数一半以上，尤以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末期出版的最为集中，达120余部；参与大学讲义出版的书局有40多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
书局的讲义出版，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类为大学丛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就开始与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高校合作出版“××大学丛书”。丛书冠以诸大学名称，书目由高校选定推荐，经商务印书馆审核即可出版。1920年“北京大学丛书”率先面世，首批五种，包括《人类学》（陈映璜）、《心理学大纲》（陈大齐）、《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全部为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这为大学丛书的出版奠定了范式，随后出版的“东南大学丛书”“武汉大学丛书”“北京师范大学丛书”“中央大学丛书”等都将授课讲义作为主要稿源。陈钟凡训诂学讲义《古书校读法》，顾实文字学讲义《中国文字学》、目录学讲义《汉书艺文志讲疏》，刘赜音韵学讲义《声韵学表解》，黎锦熙《国语文法讲义》，吴梅曲选课讲义《曲选》等重要学术著作都是以大学丛书的形式正式出版的。
第二类为大学课程用书。1931年，民国教育界出现了“教科书国化”浪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有实力的出版界商家，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尝试出版大学课程用书。此举得到教育部的认可，还制定了专门的出版计划督促几家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出版尽可能多的课程用书。为了达到教育部的要求，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商家都加快了出版工作的步伐。截至全面爆发，商务印书馆累计出版大学课程用书200多种，世界书局累计出版140余种，中华书局共出版90余种。就大学课程用书的出版而言，讲义在体例上更符合课程讲授需要，具备作为教科书出版的潜力；同时对出版速度和书目总量的要求，使得实际操作中更加依赖已有完整稿本的授课讲义。像杨树达在北平高等师范学院和清华大学讲授文法课的讲义《高级国文法》、王力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音韵学课的讲义《中国音韵学》、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班的授课讲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黎锦熙在武昌中华大学暑期学校的授课讲义《国语文法纲要六讲》、张世禄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授课讲义《言语学概论》、岑麟祥在中山大学的授课讲义《语音学概论》等，这一批讲义都是作为大学课程用书出版的。
第三类为独立出版的学术著作。大学丛书代表一校最高学术水平，只有少数讲义可以入选；大学课程用书目的明确，有比较特殊的挑选眼光；其他未能以这两种方式出版的讲义，则会以独立学术著作的形式面世。讲义独立出版的地域分布有显著特征，与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基本一致，形成南北两大核心区：北片是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津地区各大学，教师一般会选择北京各书店出版其讲义；南片以东南大学及上海的几所大学为中心，这些学校教师的讲义一般会与上海各书店合作出版。极少有教师会突破这一地域界限，可见民国讲义出版依赖编著者与书店之间比较熟悉稳定的合作关系。此外，当时全国性的学术圈尚未完全形成，才造成了学科著作出版如此明晰的区域划分。
讲义正式出版带来不少变化，最直观的诸如编著者、讲授者变为著者，印制费变为包含版税的图书定价，教员根据讲授情况随时自主修改变为与出版社协商修订，读者群从有限的听课学生扩大到不可预知的各类文化消费者，传播空间从校内扩大到整个社会，读者由学生群体结合听讲的阅读变为各界个体的单纯阅读，读者的诉求由单纯的知识学习拓展到对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权威性、可读性的期待……这些变化背后是不同性质的出版运作，经济效益、教育需要、政府干预等因素是推动讲义出版的源动力。
片段三：讲义出版中的教员
民国大学讲义的出版不是单一的出版事件，更不是单纯的文本形态变化，其背后蕴涵着民国知识分子破除狭隘的门派观念的局限，逐步接受知识公共化的心路历程。
民初，虽然教学方式已由传统的开门收徒转变为新式课堂教学，但教员们的教育心理并未随之彻底转变，“我的知识仅传授给我的学生”的观念仍普遍存在。这一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教师对讲义出版的控制，即讲义仅限于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拒绝将讲义正式出版使其内容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直接影响了现代学科的发展，抑制了学术圈的形成。因此民国政府教育部也着力改善这一状况，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将成果、著作出版与教师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通过经济手段扭转教师观念。1928年中央教育法令中颁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等，并对每等教员的任职条件、激励机制等作了规定，出版学术著作情况是评聘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将著作出版纳入教师评聘体系，在教师充分职业化的时代里，其影响是巨大的。教师们既为学术荣誉努力，也需为稻粱谋，就要转变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不断寻求著作问世的机会。
[关键词]民国；俄侨；文化史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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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延龄.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J].俄罗斯文艺，1998（2）：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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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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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M].上海：三联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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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
19世纪末期，顺应当时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开始出现，拉开了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序幕。具体来看，清末民初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宏大，作品种类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据现有的文献统计，从1898年到1919年仅仅20余年的时间，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就达到了130余部，参与翻译的译者近70人，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机构有20多家，报刊有30余家[3]59，可见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之宏大。具体来看，在这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中，有鲁迅、梁启超、茅盾、周桂笙、沈祖芬等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也体现出当时文学界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关注。在参与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报馆、中华书局、清华书局等是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最多，占据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作数量的一半以上。除了出版机构，报刊也积极参与到了这场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之中，《新青年》、《浙江潮》、《东方杂志》、《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等知名的报刊都积极刊登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促进了当时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清末民初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种类上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囊括了法国、日本、英国、丹麦、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比如1900年，薛绍徽女士完成了法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并由世文社公开出版，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所翻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其作者为法国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自此之后，国内掀起了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译者们先后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秘密海岛》、《铁世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等几部代表作。除了科幻小说，这一时期译者们翻译较多的还有童话故事。1900年，周桂笙完成了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并发表在《采风报》上，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该童话著作的翻译。随后，周桂笙相继翻译了《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豪夫童话》等外国童话故事。除了周桂笙之外，陈家麟和陈大蹬在这一时期也翻译了一系列外国童话作品，如安徒生的《大小克老势》、《牧童》、《火绒箧》、《飞箱》、《国王之新服》等作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以满足当时儿童教育的需求。
2.翻译选材开始有针对性，并改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方法。晚清时期，由于很多中国译者都是初次接触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选材上并没有多大考究，所采用的方法多以改译为主，有的译者还在翻译外国童话之前加上些许“评价”话，更有甚者，还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家事”的描述，这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进入民国以后，在清末时期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积累的基础之上，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不得不说是民初时期众多译者留给文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首先在翻译选材上，以后，译者们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开始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同需求，以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这也是近代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一大进步。比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一书，收录的大多数都是适合10—15岁儿童阅读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阅读能力脱节的状况。此时在翻译方法上也有较大改进，改变了过去以“改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代之以“直译”的方法。与改译相比，直译更加忠实于原文，能更加真实地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夏丏尊在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爱的教育》时，就曾经对照英文版和日语版，以求忠实原文。英国文学家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一本难以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赵元任在翻译该部作品时，先是仔细阅读了原著，然后再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翻译出来，最后再与原著反复对比。正是赵元任坚持直译的态度，加上他深厚的外语水平和语言文字功底，使得他翻译出来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风格上十分接近原著，堪称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典范。关于直译，周作人在评价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时如此说道“：关于译文我没什么好说的，但地名的译义似乎还有可商榷的地方。”据此可以判断，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作品直译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字都要达到斤斤计较的程度。
3.实现译文古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变。在晚清时期，受中国传统古文体的影响，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翻译都是用古文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并且很多译文基本也没有使用标点符号，而是使用传统的“句读”符号，这对于儿童而言，十分不利于阅读和理解，即便是成年人，很多译文也难以读懂。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在的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很了大进步，开始由古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深刻指出陈家麟、陈大镫所翻译的文言文版的安徒生童话《火绒匣》是儿童文学的“绝对不幸”，把儿童语言变成古文，完全抹杀了安徒生童话的特色。为此，他还专门拿出了自己所翻译的白话文译文与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进行比较。比如在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伐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周作人指出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通过比较分析，周作人认为，不能用深奥难懂的古文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而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如此更加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和特点。为了实现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形式的根本转变，鲁迅在翻译荷兰童话作品《小约翰》时，对于一些难懂的动植物名词，还用了白话文注释，大大提高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通俗性。
二、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对近代文学的影响
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期都会对本国文化的质变发挥触媒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文化为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始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而清末民初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初始期，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翻译为我国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我国本土儿童文学极度缺乏的时代，大量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现，为中西儿童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使中国的文学逐渐从古代过渡到近代。不仅如此，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翻译选材与翻译方法的改进，译文文体形式的转变，都为我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丰富了我国近代时期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为我国文学翻译走上规范之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作者：杨云桃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外语旅游系
关键词: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5603
1 引言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性艺术,自古就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文因景生,优美的景观刺激并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景因文名,优秀的文学作品又将旅游资源特色化,丰富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增强了旅游资源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基于这种密切的关系,对于文学和旅游的结合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旅游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旅游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很少。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还尚未有人进行归纳,为此笔者对国内外文学旅游研究进行了综述。
2 文学旅游的定义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触动人的灵魂深处。作品中描述的优美景色,使得人们总想亲眼见目睹。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总牵动着读者的心灵,人们想去故事的发生地寻找人物的踪影,想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想去亲身经历,在现实中重温那份感动。因而,那些与文学作品直接联系的地方就成为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被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学旅游资源。由于“重文”的心理,人们往往因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喜爱而引发对作者本人的兴趣。人们想去了解现实中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培养出了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作家故居、纪念馆、宗祠墓地、以及诗人作家行踪所至而留下的诗文、石刻碑记,也成了吸引游客前往的文学旅游资源。
借鉴旅游的定义,笔者认为文学旅游就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前往与作品相关的(包括与作者相关)目的地而度过一种短暂的综合经历。旅游本身就是一项综合的活动,文学旅游也不例外。文学旅游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更简单更广泛地说就是一种跟文学作品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旅游活动。
3 国外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关于文学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大都将其置于遗产旅游的范畴内讨论,如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1)指出文学遗产旅游作为一种遗产旅游类型,是建立在遗迹或吸引物的文学价值上,并且游客对于文学的观念具有相当的共同性的旅游活动[1]。Herbert(2001)也认为文学旅游地就是遗产旅游景观的一部分,有关遗产的重要理论也适用于文学旅游地[2]。
(1)国外学者主要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作业、问卷调查与对象访谈等手段,对文学旅游者、文学旅游地、文学旅游真实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Herbert(1996)将文学旅游地分为与作家有关,如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与作家有关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与作品的场景有关;与情感价值、怀旧、记忆、象征等有关,其内涵比某一特定的作家或作品更宽泛、更深刻[4]。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2001)则对文学旅游地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爱德华王子岛的3个文学旅游地,真实性以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的3种解释形式体现出来[5]。
(2)对于文学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开发,国外学者并没有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论述。只是笼统地将文学旅游资源归纳为与文学作品及与文学作者相关的旅游吸引物。至于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也都是从遗产旅游的角度出发,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模式。
4 国内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4.1 相关概念研究
兆康,刘德艳在1993年就对文学旅游的定义和特点作了表述,认为文学旅游是指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依托,利用其知名度和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各自的审美趣味,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本运用语言所创造的人物、场景、情节等,使游人置身其中,通过审美作用,得到全方位的物质、文化享受的物质活动[6]。但之后很少有人再对此定义进行界定。王中军(2005)从宏观的层面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定义和分类,认为文学旅游资源既包括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旅游景观[7]。总之,国内对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表述基本停留在描述层面,判别性较低,难以将文学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区分开。
4.2 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国内在阐述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系统的的研究主要有肖洪根(1998)从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产生、消费与促销3个角度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8]。杨秀玲,王军华(2005)对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以实景、虚景相结合的形式,对文学艺术资源进行开发[9]。余靖华等(2009)对文学旅游的开发驱动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根据资源的文学旅游附加值与其他旅游附加值的高低对比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分为从属跟进模式、互重并行模式、主题聚合模式以及文化提升模式[3]。喻学才(1996)提出文学名著模拟景观制作中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而重在营造文学氛围 [10]。另外,万津津(2009)也强调开发文学旅游资源应重视保护真实性[11]。贾鸿雁,王金池(2009)认为兼顾旅游客体和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符合文学资源亦真亦幻的特点,适宜作为文学资源旅游开发的基础[12]。
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以文学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而张维亚(2007)以南京夫子庙李香君故居和王谢古居为例,则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文学旅游景点的开发[1]。之后,张维亚等(2008)又指出文学遗产旅游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空白。并指出南京民国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要把握4个特性:文学性、原真性、体验性、地方性[13]。另外,王强,刘飒(2009)也研究了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14]。
4.3 与相关理论的结合研究
国内在讨论文学旅游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时,围绕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结合的最多。陶少华(2006)从理论高度探讨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的结合方式,并探讨了将体验引入文学旅游后的产品开发思路[15]。楚艳平(2007)通过分析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内在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探讨了在体验经济的理念下如何将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成体验型文学旅游产品 [16]。而庄志民(2003) 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相结合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以“醉翁亭”为主干的滁州市旅游产品做了创意设计[17]。另外,王芳(2008)探讨了文化创意与名著文化旅游的融合,提出了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概念[18]。
4.4 具体的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
对具体的文学遗产的开发研究,我国研究最多的是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1989年,喻学才,陈钢对三国旅游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影响三国旅游线深度开发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19]。之后,沈伯俊(2003)依据体验旅游理论分析了“三国文化”旅游在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0]。牛青(2008)则以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主线,设计了一条以人物为主线的三国特色旅游线路[21]。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其他文学遗产地简单地进行过探讨。
5 结语
目前文学旅游的研究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无论是对其定义、特点、分类等基本属性的研究,还是相关理论及案例的研究都很少。同时,也说明文学旅游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还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也越来越高,旅游需求更加趋向于对景区景观的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因而,文学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分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旅游研究在其他分支方面的逐渐完善,势必文学旅游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旅游的现实开发中,文学旅游都面临着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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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沈伯俊.开发“三国文化之旅”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3,(2):111~113.
[21] 牛 青,石应文.以人物为主题的三国文化旅游产品研究[J].中国商界,2008(9):259~260.
A Study Review on literature tourism
Wang 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摘 要 在通识教育理念下，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方面对英国文学课程予以优化，使其更好地熏陶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博雅情怀。
关键词 通识教育；英国文学；人文修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19-0106-02
1 通识教育理念的发展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主教育”理念，20世纪在美国教育界经历几次变革，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又称哈佛“红皮书”）集中阐释了通识教育理念。在“红皮书”的影响下，日本自1947年起开始了通识教育研究热潮。2002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通识教育暨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国内通识教育发展的新起点。
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理念各有阐释。哈佛大学James Conant指出：“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是承袭自由与人道的传统。”（The Harvard Committee，1950：VIII）。我国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刘兆玄认为通识就是“五识”：知识、常识、见识、胆识及赏识。有学者提出，通识教育的灵魂就在于不瞄准任何具体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目标，不局限于专业知识的获取，而在于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健全人格、人文素养、善思博识、自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学者提出，通识教育之通识就是超越专业局限而达到普遍知识，由普遍的知识达到人对自我存在之整全的认识。因此，通识教育更多在于对人性的教育，强调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完整的人。
2 外语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联
外语教育一直是通识教育的重要领域，民国时期的、林玉堂、梁实秋等都是我国外语专业通识教育的成功范例，他们都能够学贯中西，打通学科，是博雅之士的代表。2000年4月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大纲》中对复合型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与通识教育相互吻合。英语专业毕业生在夯实语言的基础上，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人格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因此，在通识教育视野下，本科阶段英语专业教学应在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人文素质修养方面努力，帮助学生形成宽厚的学科基础和宽泛的适应性。这也符合文秋芳教授提出的“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并非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也不可能同时融合所有学科知识，而是应该以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的观点。
3 英国文学课程中的通识价值
英国文学课程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是提高英语语言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重要课程，内容包括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两部分，涉及英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既包含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关系的讲解，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探索。英国文学课程广博的教学内容决定了它在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健全人格、良好德行、人文主义情怀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通过对英国文学史及重要作家、作品的学习，不但能够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演变，更能够根据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感受文学传统的继承、借鉴和创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代表西方文化作品的鉴赏，不但强化了学生对语言的感知，更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提高了人文素养，为培养博学善思的整全之人奠定基础。
4 通识教育理念下英国文学教学模式改革
教学理念的更新 通识教育是以培养整全之人为目标，在通识教育理念下，英国文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思考、感悟、构建自身的认知体系，提高审美情趣与人文素养，构建文学思维模式。
教学内容的优化 传统的英国文学课程是以时间为序，从中古时期讲述到现当代时期，包括文学史与文学选读两部分。因为教学任务繁重，课时有限，在授课过程中，容易造成厚古薄今的现象。第一讲的中古时期因其内容晦涩难懂，容易打击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因此，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设置教学内容时可打破传统的时间顺序，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先易后难。
首先，在课程的初始阶段，可以挑选学生耳熟能详的作品引入课程，教会学生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文本，如何把文本放置在历史文化背景中体会、感知作者传达的思想和精神；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文学思维。例如：以学生感同身受的“成长”为话题，讲述如何赏析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和丹尼尔・狄福的《鲁滨孙漂游记》；以永恒的“爱情”为话题，分析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莉亚》；以“自然”为话题，介绍华兹华斯的《我好似一片孤独的流云》。
其次，在学生逐渐建构自己的文学学习方法后，可按照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不同题材来对教学内容重新归类。诗歌细分为史诗、十四行诗、抒情诗等；戏剧细化为悲剧、戏剧、悲喜剧等；小说细化为传统小说、后现代小说等类型。按照题材划分的方法便于学生更加系统化地了解学习内容、构建学习框架。
教学方法的改变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内化文学知识，教学过程应以引导、启发为主，从而达到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交互式的教学方法，通过多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如设置课堂讨论小组，组织课堂演讲、角色表演、诗歌朗诵等活动。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基础上督促学生课下自主学习，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提高演讲能力，增加审美体验、人文修养和综合素养。
评价方式的革新 在通识教育视野下，文学课程开设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言感知力，提升文化素质、人文修养，从人格方面引导学生成为整全之人。在深入领会课程的过程中，学生在课下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努力。相比于某些知识点的考核，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所做所学所思所感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学习情况。因此，课程评价方式应综合地体现整个学习过程，应将课堂表现、读书报告、课堂表演、课下自主学习情况与期末考试一起纳入课程评价中，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英文课程的非功利性、广博性，从学习全过程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博雅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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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诗集《尝试集》第一编中的诗歌产生于民国五年、民国六年，在这两年时间内新诗的实验室只有一个人，当时的新诗界在创作上一片萧条。自身也倍感如此。如在艺术上，他大方承认钱玄同对自己新诗创作所说的“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嫌太文了”的批评。只是到了《尝试集》第二编，才开始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开始真正的“诗体大解放”的新诗创作。
的《尝试集》共收诗作74首，分为两编和附录三集。除附录里收的22首旧体诗词外，其他两编都是处于尝试阶段的新体诗。第一编共收诗歌23篇，包括后来影响甚广的《蝴蝶》《江上》《朋友篇》等诗作。第二编共收诗歌29篇，后来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诗歌，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一颗星儿》《希望》等都被收录在此。而这些诗歌在《尝试集》出版后大多都被收录进了中学的国文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歌有多数在后来被选编进了中学国文教材。沈星一编选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录了《一颗星儿》，秦同培的《中学国语文读本》选录了《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六首，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以及罗根泽、高远公、黎锦熙等编选的《初中国文选本》则选录了《威权》，朱剑芒选编的《初中新国文》以及《朱氏初中国文》选录了《一颗星儿》，后者还选录了《奔丧到家》等。
这一集中的多数诗歌写于1918年至1919年间。从第一编到第二编，本着进化论的精神，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曾做了解释。他说第一编中的诗歌，“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至于第二编，“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他自己坦承“《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其中的《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诗作，他认为在形式上“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正如自己所说：“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这仅仅是就《尝试集》的发行量而言的，如果算上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对国文教材中诗歌阅读的话，他的白话新诗的影响不可估量。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尝试集》自身“开风气之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如陈子展很早就指出的，“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在他的“尝试”之后，如其所言：“这两年，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白话诗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家渐渐多起来了。”。是以，朱光灿先生才说：“在《尝试集》的创作中是尽力运用‘现在的白话’，和接近民众口语的现代的活的语言，不避俗字俗语，讲究文法，注重运用标点符号，不用套语，不用典故。这就使《尝试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推动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新诗最适宜的工具，初步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诗的语言方面，起了开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口¨正是本着这种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本着“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的艺术精神，让“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跑到了他的诗歌里面去，才导致他的白话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才让白话新诗有资格作为范文跑到了中学的国文教材里，继而通过讲授实现了自身的经典生产。
那么，中学的国文课中，新诗是如何通过讲授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呢？
担任过上海澄衷中学校长的曹幕管曾写文章《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对创作新诗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不废文言作诗”，“以白话作诗也者，只是试验而已，练习而已”。纠对于白话新诗的出现，他认为：
凡学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读诗句，学作对联，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惯者，兴味自为之锐减。韵文少读，律诗少做，偶尔觑面，遂觉难识，亦事之常。因而“艳诗艳词”，意象纵极深厚，比兴纵极允当，而凡为学校出身者，未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谨愿者藏拙，倔强者鸣鼓，趋时之士相与盲从而附和之，天下则纷纷矣。此白话诗之所由来也。
虽然曹氏对白话新诗并不看好，但这段话却指出了当时学生对旧体诗歌的陌生感，也就是不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这恰恰是白话新诗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吴仁援在《汉诗现代化新论》中认为：“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老百姓嘴里的白话口语有着与时俱进的本性特质，而诗歌的发展变化又与白话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具有最自由、最活泼生命力的诗歌，它必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它必然是有感而发、因情而生的。白话文以其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内涵，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找到了白话文，意味着为诗歌工具的‘焕然一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白话新诗不仅在于好懂，更重要的是与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白话新诗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变革最突出的新文学代表，更与五四呼唤个性以及想象自我的内容密不可分。因此，朱湘才说：“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
正因如此，白话新诗在中学国文课堂的讲授重点不外乎语言形式与蕴含的关乎生存与生命体验方式的思想内涵两个方面。
的诗歌《鸽子》最初被选人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后来王侃如编的《新学制初中国文》、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等教材也选编了这首诗歌。在最初选择这首诗歌的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编者通过这首诗主要是想给学生明示新诗的形式特点，同时意图涵养学生的心力，以期在文学形式上能够启发学生自由、明白、迅速、直接地表现自我的情感。在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中，教材“参考”对“文体”的说明如下：
本篇是首写景体的小诗。内容系描写空中群鸽飞翔的状态。虽则字面浅显，句式解放，但句尾依旧押韵，尚不能认为纯粹的新体诗。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新诗含有词调的很多，像本篇的格调确乎带有词的意味与音节的。
“表解”强调了本篇的“描写”内容，即描写了晚秋的天色与群鸽在空中飞翔的状态。由此可见，教材对《鸽子》一诗的讲解不仅仅是诗歌所描写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强调了初期白话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这在当时教材开始重视文言文的大背景下，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在经历了重重考量后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新诗，在中学的国文教育中也总是面临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学国文教育的场域是语文技能培养的空间，更是社会权利根据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对知识进行整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新诗的思想内涵经历过打磨渐渐适应了当时的教育宗旨，与其时的主流政治文化结合，在这种知识生产的复杂对话中很好地发掘了文本的深层意义，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增值与空间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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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湘.文学与年龄[A].江行的晨暮[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97.
一
在笔者看来，出版社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机构，以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教科书、期刊为天职，更是出版人干预社会、表达诉求、树立社会形象的利器。1912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出版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和沈继芳等发现商机之后，谋求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爆发后，思想保守，具有保皇情结的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断定“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可是善于审时度势的陆费逵却集资2.5万元，与戴克敦、陈寅等人日夜兼程编辑拥护共和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把握时代脉搏的教科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将商务印书馆甩在身后。因此，香港学者蔡思行指出：“中华书局的成立，正切合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需要适合共和政体新型教科书的历史大势”[1]。斯言极是，如果没有陆费逵等人对政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华丽登场。
除了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之外，中华书局的掌舵人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杂志出版，打造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轻骑兵和先锋队。陆费逵观察到“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而杂志在知识的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担负着与教科书并不完全相同的使命，特别是对不在校园中读书的社会大众而言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2]因此，中华书局成立不久，即于1912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界》。 1914年，又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等杂志。因为出版的这些杂志“销路尚佳，评论颇好”，所以在当年的12月，陆费逵于中华书局第五次股东会上报告未来的营业方针时，明确指出“除教科书外，希望较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可以看出，此时的陆费逵已把教科书、字书和杂志作为中华书局重点出版物。次年，中华书局又创办《大中华》杂志，邀请梁启超出任主笔，以3年为限。加之同年创办的《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书局推出了“杂志”。对于中华书局面向各界读者进行杂志编辑、发行业务的布局，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儿童、学生、妇女等近代社会各个重要议题的作为，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赵雨乐认为实乃“从最广泛的读者阶层，推拓至适切于中国的改革方案”[3]，有利于启蒙社会大众。
中华书局所创造的这种同时出版书籍与期刊的“书刊文化”，究竟在哪方面有别于报社兼办杂志及杂志社独自出刊的“报刊文化”呢？主编周佳荣指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发展与书店同时编印杂志是息息相关的，书店期刊对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传、推广和促销的作用，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书店投寄和撰写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计成书，编印单行本，成为另一种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书店借着创办杂志的关系，与众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而密切的关系，编辑们在物色著书人选时，更是如鱼得水、知所取舍，[4]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又有益于图书与期刊的互动，形成某种优势，从而更好地生产知识、传播文化。
在近代中国，书籍、杂志兼具了“商品”和“文化” 双重性格，对引进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至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扮演主导者角色。[5]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营出版社，但对于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也有所兼顾。这同样与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及其同仁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舒新城所言：“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6]对于他们做好文化精神产品供社会大众阅读消费，借以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显然，中华书局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参与着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然而在以往撰写机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颇为倚重机构本身所保存的档案资料、年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数据统计等等“客观”的文字资料，而以机构中的“人”作为撰写机构历史的主体对象，在已有的书写中并不多见。针对这种情况，蔡思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倚靠机构档案资料来勾画机构发展的历史，固然能客观并正确解答“何事”的问题，却没有解答“何人”的问题，机构历史的可读性将会有所减低。[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蔡思行以中华书局的掌舵人陆费逵为主线，利用陆费逵的笔墨、和中华书局共事的编辑、作者及员工的回忆文字，再加上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为旁证，撰写中华书局从创办至兴盛、从“民六危机”到二三十年代再到抗战前后的发展历史。这样的叙事模式和观察视角，强调“人”在历史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华书局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危与机、对员工之情、对国家之义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彭淑敏和曾汉棠的两篇文章，分别围绕陆费逵所著《教育文存》和《修身讲义》，探讨其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修道养德思想等议题，有助于深化对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历史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文化企业中，家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也很突出。丁洁就围绕常州人与中华书局这一主题展开了叙述，并通过展现中华书局出版人、辞典部部长、《辞海》主编沈颐，中华书局常务董事吴镜渊和印刷所副所长唐鸵三位常州籍人士在中华书局创办、危机和发展中的努力和贡献，揭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与常州人的关系。
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史中，香港分局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同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梁伟基通过发掘《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有关港局的记载，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局的基本情况，包括港局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关系，文化界、政界与港局的往来情况、港局的出版事务等，将不少重要的人物和片段呈现出来，为未来港局研究奠定基础。
在中华书局，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也不论是整个出版机构的发展脉络，还是图书、教科书、杂志的出版取向、价值观念，往往都受到其掌舵人的深刻影响。因而对相关人物做出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透彻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诸多方面。[8]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且坚信如果能够对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互动多予关注和集中探讨的话，该书乃至新闻出版研究成果都将跃上一个新层面。
三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勃兴与新媒体的出现，使出版物成为了思想家、文人、政客、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文化界、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9]出版人借由编辑、出版、发行等一系列活动，与作者、读者进行互动，并满足着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和期待。大量的思想主张、生活哲学、文化观念等凭借不同的文化载体传播开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知识系谱、社会文化的样貌。知识本身不断地被文化生产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并传播开去，成为公共知识和社会文化。
教科书被视为近代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体和主要途径，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特别大。然而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因为编者受到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建构的知识又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场域，编著者去取资料的观点，也反映一个时代风貌，因此研究教科书表述的内容，不独注意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要注意教科书内文本记载的时代面貌。“其中针对妇女儿童的教科书，更是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甚为关注的课题。”[10]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区志坚从《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入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在字里行间发现教科书的编者意欲塑造女“国民”形象的努力。他还通过对女性身份的解读，探讨传统、观念和知识的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区志坚将教科书中的课文与传统的女子教材进行对比，以解答新的文化生产对时代话语的回应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传统观念的现代化表达等问题。对比的结果是，《国文》内谈及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子形象，蕴涵着对传统女子读物内“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重新解读，认为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是由于两性“生理关系”与性格所致，“是把男子和女子分为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责任”[11]，不仅要求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有中外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商业知识、公共卫生及政治体制的知识系谱，还要承担起料理家务和奉献国家的双重工作，成为“融合国粹欧化”的“国民”和为家为国的“共和国国民”。他指出，《国文》建构的女子形象，既有传统道德观念在民初得以保存的一面，又兼具帝国瓦解的新形势下，对于重建女性社会形象的急迫需求，既复杂，又含混，认为传统与启蒙不是违背，而是相辅相成。区志坚还大胆地提醒读者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作一番亲身体验：若身处晚清至民国“转型时代”的中国，国家朝向现代性的发展，这种时回传统，时向“进步”的情况，可能才是一个真实知识界的面貌。[12]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侯励英对《中华妇女界》杂志的研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妇女界》是一份以女子为主要读者的生活消闲式刊物，内容涉及教育、婚姻、就业、家事等内容，其中不乏有关生活品位、文学消遣、奇闻趣事等迎合女性读者口味的文章。但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却隐含在里面，即“透过文章的刊载和渲染，以及女性读者的响应，双方产生互动的关系，共同就女子政治、教育、就业、国事、权利等论题抒发意见，逐步凝聚了女性的力量。”[13]作者发现，《中华妇女界》致力于培育女子心智，所关注的是女子“为女”“为妻”和“为母”的角色，最终目的是让女子一来可以“修身”，二来能够“齐家”，独立自存，既不是家庭的负累，也不是社会的包袱。该杂志呼吁打破传统男女不公的现象，但也质疑女子平权的能力，认为必须考虑“男女固有特性及分业之原理”，而男女不需“强同”于一。它关注女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推动女子面向社会，但也宣扬女子须以家庭为重，强调她们为妻为母的天职。
由此观之，该杂志的编者所重视的依然是女子的家庭角色，讴歌的还是“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观及其典范。因此说，它只是对传统的一些女子典范诸如“忠贞”“孝敬”“克勤”“俭朴”等加以沉淀和重塑。[14]然而，它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即对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达及其背后隐藏的意义值得关注。实际上，编者是冀望通过既有性别制度，通过男性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劝导，塑造以传统女子典范为蓝本的“新”女性，这在近代社会性别关系调整中似乎是进中有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退”也正是历史进程中难以跨越的地方。这也再次证明，在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中，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很难一下子挣脱传统的捆绑，即便是在新式出版机构中，也还在传播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文化。
四
出版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文化在经历近代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挑战和抉择。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和“传统”、如何“融合国粹欧化”摆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人的面前。出版人不仅掌握了知识、文化承传与创新的载体，而且自觉或并不自觉地充当了知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和工具，将自己写进历史。出版社通过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各种实践活动，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参与缔造了中国人的知识系谱、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勃兴，主导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革命，变革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模式，亦改变了编者、作者、读者和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借助出版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知识生产之于时代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及其独有的魅力。
注释
[1]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35页。
[2]陆费逵：《宣言书》，《大中华》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3]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4]周佳荣：《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书店期刊”的风行》，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6页。
[5]同注[2]。
[6]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7]参见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页。
[8]参见丁洁：《中华书局研究述评》，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9]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10]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11]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页。
[12]同上，第179页。
章太炎
（1869-1936）
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革命家、学者、教育家。早年投身反清民主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狱"，中华民国建立后，又积极参加护国、护法斗争。后专心治学，对文字学、音韵学、经学、佛学等均有精深造诣，被公认为学术大师。一生讲学，学生中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均成为文化大家。
1932年初春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能容纳几百人的讲堂座无虚席，显然这里即将举行一场演讲。北平是文化中心，燕大也曾迎来不少文化名人，但这一次的阵势却非比寻常。但见讲台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目光炯炯，身旁五个人一字排开、垂手侍立，令人诧异的是这五人都是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随着演讲开始，五人各有分工，负责板书的是钱玄同，负责翻译的是刘半农，负责倒水的是黄侃，负责回答同学提问的是马裕藻和吴承仕。而演讲的主角便是革命先驱、学术泰斗章太炎。
章太炎一生从未执教高等学府，但“章门弟子”这一身份却是进入高等学府的敲门砖。我们看看“五四”前后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师阵容：黄侃教中国文学、钱玄同教文字学、周作人教外国文学、鲁迅教中国小说史，此外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人也都是章门弟子，北大文科一脉已基本为章门弟子执掌。此外，其他大学的著名教授也多出自章门，当时学界争相以章门弟子为荣，开口便称“吾师太炎如何如何”。这也足以印证作为他们的老师——太炎先生在学术界至高无上的地位。
章太炎虽然始终未在正规学校任教，但一生都在讲学之中，弟子更是遍布海内，里面有“四大天王、金刚、五百罗汉”。而其中著名的“金刚”竟来自一次“开小灶”的讲学。
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急盼听到章太炎的课，可是讲课时间和他们自己的课程有冲突，于是便请求先生在周日开一个特别班，没想到章太炎欣然答应，还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这次持续大约一年的家教式的“开小灶”，一共引来了八个学生，而这八人日后竟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被称作“金刚”。
让我们穿越回100多年前，来到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看看这师徒相授的温馨一幕：早晨八点，特别班开始上课。太炎先生衣着随意，到了夏天甚至光着膀子讲课。在一间不宽阔的寓所内，师生环绕一张小矮桌，席地而坐。条件虽然艰苦，但一开讲，太炎先生即滔滔不绝、毫无倦意，一直讲到中午12点。枯燥的《说文解字》，在他讲解下竟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听课的学生都有茅塞顿开之感。除了正式内容，师生间更多的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一通闲聊。小小房间常常充满笑声，钱玄同说话最多，又常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干脆给他起了个“爬来爬去”的外号。
这正是自孔子和柏拉图以来，历经千年的文人间的私人讲学。既是师徒间的教学相长，也是学友间的相互切磋。如林语堂所说：“在牛津和剑桥，那些教授是怎么教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叫来，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学生被他们的烟和谈话熏着，就这么熏陶出来了。”可在今天的学校里，类似的师生如朋友般的谈天式教学和各式各样富有诗意的教学方式已难觅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1936年，重病中的章太炎依然每天坚持讲学不止。家人劝他休息，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太炎先生最后一次讲学时已不能进食，几天后，一代大师与世长辞，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课。■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等论著多种。
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这部书在我少年时代曾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杂书”。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就是真正能够让我感受乐趣的“杂书”，它能够把民国早期的纷乱复杂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而且还饶有兴味。虽然有一些大段引用当时文件部分看的时候觉得枯燥跳过了，但还是觉得这部书吸引了我。后来就要求母亲将《历代通俗演义》都借来看了，当时的阅读是非常专注的，所以也读得很快。通过这部书，我才真正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兴趣。当时觉得历史的复杂和丰富实在是超出一个少年人的理解之外。看到那些征战杀伐、宫闱纷争之中的人性的难测，确实感到和当时那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当时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儒法斗争”的框架里来的，历史在那个框架里是如此单纯，但蔡东藩所给与我的却是一个远比这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一部书里治乱兴衰的王朝的命运和在王朝命运中的许许多多个人的际遇都让人感慨。我觉得是这部书才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启示，就是人生和历史都超出了一个少年人的单纯的想象之外，其间的奥秘不是我能够简单地理解的。我记得当时尤其喜欢蔡著每一回后面的那一小段议论，对于人间的成败兴亡以几句话加以概括，有点像《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虽然只是寥寥几笔。我觉得确实是能够点出历史的许多内在的奥妙的。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的了解就是从这部《历代通俗演义》中获得的。
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一直觉得这部从秦朝开始一直叙述到民国初年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的通俗读本，也是一部让人获得基本历史常识的最佳入门津梁。如果我们需要理解中国历史的丰富和复杂，蔡著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它以通俗小说“演义”历史，以历史知识“丰富”通俗小说。让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的类型有了自己最后的一部绝唱。十一部大书，足以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终结。在这部书之后，不再会有那种在传统的教育下形成的历史意识和小说意识的集大成之作了。
今天看来，蔡东藩身处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局的20世纪，却以一个传统读书人的胸怀，为我们留下了这部书。这部书当然是通俗化的历史，其中的历史知识都没有越出一个传统读书人的精神修养的范围。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蔡东藩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胸怀和责任感让他成为了通过“通俗小说”的方式捍卫传统的连续性和传统价值的人物，他和他的著作没有被历史遗忘的真正价值其实正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自信。
对于这位身处20世纪变局之中的传统文人来说，这种自信既是一种价值的坚守，又是一种知识传承的信念。他相信自己的这部书会有知音，历史也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蔡著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其实在于他所关切的是历史的大线索，专注朝代兴亡命运中的种种微妙和复杂的人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从蔡著中，我们可以获得最基本，却最难有明确概念的历史传承演化的知识。这种知识其实当然有一种历史理性在其中，但这种理性却是现代历史叙述者常常追求的，他们在追求对于历史理性的表述的时候常常忘记历史是活生生生命的延展，是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展开，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但在蔡著中更多的却是可以触摸的感性的“故事”。正是蔡著里的那些故事，才有实实在在活的历史的生命在。从蔡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生命的气息，历史活的存在的魅力。这部书可以让我们真实地感受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大命运。
关键词:戏曲艺术；活态文献；昆曲艺术；曲谱；补园；手抄本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什么才算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
曰：可读、可唱、可演、可传，能够处处体现戏曲作家、表演艺术家和传承人的丰沛气韵来，这样的戏曲经典才是活态呈现、生机勃勃的文献瑰宝。
如何才能算成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人？
曰：能够将戏曲典籍予以活态化的传承，能够从文学形态、曲谱形态、肉身传承形态等不同方面，写定剧本与曲谱，培养清曲、剧曲等不同层面上的接班人，这样的个人或者家族，才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者。
对元代重要戏曲总集予以清点之后，对明清、民国乃至共和国以来的部分活态化戏曲曲谱典籍予以回顾之后，再来观赏补园家族的《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我们可以大致认定，这批手抄曲本，与明清、民国和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振飞曲谱》等重要文献一样，都可以说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代表作之一。
因此，本文势必要探讨补园家族五代人之于《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的关系、渊源与流变。
一、非活态文献的重要戏曲总集传承
即便是元杂剧的一些宝贵的总集，无论编到何种程度，也还算不得是真正活态化的戏曲文献。
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原为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藏书，剧本或称“大都新编”，或用“古杭新刊”，清藏书家黄丕烈称之为《元刻古今杂剧》。此书后来辗转流落到东瀛，罗振玉从日本得到此书后，经王国维定名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的郑骞、扬州大学徐沁君、兰州大学宁希元等三位教授，先后整理出版过相应的刊本。
我在大学本科就读期间，曾接受过徐沁君教授一个学期的教诲，他讲的就是关于《新刊元刊杂剧三十种》①的校勘整理过程。其态度之端庄，治学之严谨，考证之细密，至今想来依然如在目前。业师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②，也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我在中山大学就读文学博士期间，老师还将其中的一剧加以整理，称之为《〈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
流传最广的《元曲选》，是臧懋循从刘延伯处所借的三百多种剧本选编而成。作为文学本读，元杂剧引人入胜；从文学本改编为后世戏剧，元杂剧有其健旺的生命力。但是元杂剧究竟如何唱，如何演，除了【九转货郎儿】、【新水令】等曲目还有可能在昆曲中得到一定的继承之外，人们还是难以窥其全貌。
明抄本《古今杂剧二百四十种》，也是收录元明杂剧的著名总集。今存 242种，分装64册。其中包括了明刻本《息机子杂剧选》15种，《古名家杂剧》55种，明抄本杂剧172种。1958年本书影印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且因此书为明代著名曲家赵琦美(1563-1624)抄校收藏，每册书内附有赵琦美在万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间(1614-1617)的校跋，是乃其脉望馆的镇馆之宝，故题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清人钱曾(1629-1702)的《也是园藏书目》曾记录此书中每剧的名目，所以也有“也是园古今杂剧”之称。其中还收录董其昌崇祯年间的4篇跋和钱曾抄补的3行缺文。此书先后蒙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元和顾氏试饮堂、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藏书家收藏，并于1938年经郑振铎先生之手，藏于北京图书馆。该书经过那么多优秀学者们文化接力般的自觉传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存的的戏曲文献中，另外一部最著名的传奇总集，首推明刊本《六十种曲》。《六十种曲》是毛晋所收录的59种传奇，加上杂剧《西厢记》正好是60种。
自明之后，中国的杂剧和传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致总集，基本的剧本阵营，就此大致排列开来了。
近代以来，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曲丛》开始发端，接下来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隋树森先生补成《元曲选外编》，郑振铎先生首倡编印《古本戏曲丛刊》，包括王季思教授继承吴梅老师的曲学事业，编印《全元戏曲》，都是对前贤的师范、继承和发扬，求全求萃，厥功甚伟。
在这些重要的戏曲典籍中，基本上都保留了演唱的曲牌。但是一支曲牌究竟如何演唱，还是专业艺术家们的事情。而且即使是音乐与表演方面的专家，也未必能够将这些曲牌准确无误地传承下去。
因此，这些重要的戏曲总集，作为十分珍贵的典籍，还是基本上属于文学文献的范畴，还不能说是可读、可唱、可演、可传的综合性、立体化的活态戏曲文献。剧本总集的出版当然重要，但是戏曲剧本如何演唱，如何使之能够传演下去，也是不可偏废的要事。
在以上所举的历代曲家中，除了吴梅先生在文学、曲学和剧学方面都有着极大的造诣之外，其他诸公大多数还属于戏曲文学、戏曲美学的研究者，在曲学与剧学方面，皆未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也未能体现出更多更广更丰厚的成果。
现代国家与国语
任何一个社会构造现代国家秩序,排在优先位置的事业都是构建“国语”,这也是西方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人建立构造国语的具体条件和使命,与西人本应完全不同。
现代中国的立国者清楚地意识到了国语的问题。比如,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初就清楚,自己的这一事业等同于欧洲现代国家建立之初确定、创造国民的语言文字的活动。他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到了“但丁、路德之伟业”,他自己又加以注释称:“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在看来,但丁、路德之伟业,就是依据国民之现实的言与文,创造了作为现代国家之构成性制度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
此处“国”语之国,在欧洲背景下,一是针对罗马教廷而提出,旨在标识出本国民共同体的地方性;二是针对封建制分散的社会格局而提出,旨在把这一共同体内部分散的小共同体凝聚成为全国性共同体。这样的国语对于现代国家结构之形成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语打破了国家疆域内不同地方之间、及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隔阂,而把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凝结为一个具有明确同胞意识的紧密群体,即“国家之民”。如张君劢所说:“言语的因素,很关重要,因为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总得要彼此言语互相了解,才能休戚相关。”而这种休戚相关之感,正是形成所谓“同胞”意识的基础,它是国民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可以说,作为现代国家之前提的“国民”,实在是随着国语的出现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说,钦定英文版《圣经》与莎士比亚对于英格兰人的价值,确实是远超乎宗教与文学领域的,它们塑造了国语,进而塑造了国民共同体。
不过,当中国人于19世纪最后几年产生构造“国民国家”之自觉时,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与16、17世纪的欧洲各国大不相同。如张君劢所说:“中华民族在民族之要件上,如风俗、语言、文字等,早经具备。”早在周代,中国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此后两三千年,中国的文字都是基本统一的,虽然其间经历了某些自然的变化,但基本保持了连续性。因而,今人依然能够辨认、阅读和理解西周钟鼎铭文,也可以辨认、阅读、理解战国之帛书、秦汉之竹简。先秦的经典,借助历代的注解,今人可以相当顺畅地阅读、理解。从地域上看,两千多年来,所有地方的人民基本上都接受同一文字书写的经典的教育。集权的皇权制度吸纳全国人才,又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官员,这本身也是文字保持同一性的制度基础。
当然,一旦进入“言”即口头语领域,问题就会复杂得多。语言学家确认,今日中国存在七大或者方言区,北方相对统一,南方与北方差异较大,此即所谓“南腔北调”。南方内部差异也非常大。而方言通常是人们的“第一语言”,从小生活在这个语言群体内,人们用这样的语言与亲属交流,它自然也会支配人们的思维,诸多习俗也是与这样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语言必然需要记录,方言的存在也意味着地区性文字的存在。香港报纸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字,用于表达粤语之音。事实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以笔者老家陕西关中一代为例,很多字的发音与普通话不同,要记录这些字音,就需要在一般汉字之外,另外使用一些本地文字。否则,将无从记录。
但是,这个情形并没有妨碍国语之出现与运转。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言、文是分立的,文字同一对人们的语音产生了牵制作用。其次,大范围的交流,也导致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自然形成一种“官话”。操粤语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必须与外省人交流,与常驻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们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又会与北京人交流。如果他们外放到陕西或江苏担任地方官,又需要与当地胥吏、民众交流。凡此种种社会交流情景,都会促使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士,寻找可以相互听得懂的话语。官话就在无数这样的摸索中自然地诞生。因为权力中心长期在北方,因而,这种官话必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它不可能就是北方方言,而必然融合了其他方言的音素。
这样一个官话的形成,完全是一个自生秩序的过程。至关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以官话替代方言。各地方言在其相应区域内自由地生长、演化。也就是说,各种方言同样处于一个自生秩序的生长过程中。
今日之国语――普通话,也正是在前现代的官话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换言之,现代中国此一国语的诞生,如果与欧洲各国相比,其实是相当轻易的。欧洲各国既要构造口头国语,又要构造文字,而中国早有自己独立而各地相同的文字体系,也存在着一个现成的官话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国语其实是最不需要有意推广的,因为,它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构建国语的事情,对现代中国的建国者来说,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但奇怪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的精英和政府却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精力,结果则是今日人们看到的国语的全面危机。
国语的霸权
过去一个世纪现代国语构造的失策及其后果,可以语言的三个面相予以考察。
首先是“文”。民国初年,诸多知识分子基于启蒙主义立场,发起“白话文”运动,在教育体系中全面废除文言文教育。这样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切断了语文和文化的连续性,中国语文成了无源之流,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提升的能力。过去一个世纪,从作家,到学者,再到普通民众,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而且丝毫看不到回升的迹象。相反,文字的粗鄙化、欧化,却大行其道。
其次是“字”。1950年代以降,政府利用权力制定了新文字标准,此即“简化字”。简化字把很多同音不同义的字合并为一,比如干、等,削弱了文字表达的清晰度。政府制定简化字的目的是民粹主义的,据说此举便于劳动人民识字学文化。海峡两岸人民识字率的数据对比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强制推行简化字所带来的后果,与白话文教育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断裂。
第三是“言”。民国时代议会制订“国音”标准经历了广泛深入的审议,最终决定,尽可能保持南北方之语言平等权,以最能代表北方官话的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由于一些令人难以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原因,1950年代人为构造出来的普通话却基本上忽略南方方言。普通话不像是国家之语,而更像一种纯粹北方的方言体系。它不仅没有进一步融合“南腔”,与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反而在扩大。这样的“国音”,不是国内各种方言的融合,而是一种方言支配其他方言。
如此不合理的构造方式导致普通话的表现能力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国家构造的基本原理。有些国家以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里坚持了国语构造的平等原则。一个国家如果准备以一套语言体系作为国语,那么,这个国语体系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否则,它就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现代的国民共同体中的国民是平等的,因而,每种地方性语言都有参与国语构造的道德性权利。仅仅根据部分国民的方言构造国语,忽视另外一部分国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显然是不公正的。
总之,当代国语上述三个方面的构造都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缺陷的根源是理性的自负,尤其是站在语言专家背后的权力的自负。从文、字到言,语言本来应当属于一个自生秩序系统。而作为一个自生秩序的语言,也完全可以演化出大规模共同体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国语。三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是这样的语言共同体了。从1950年代开始,权力却自负地介入到国语构造过程中。借助于权力的支持,专业理性也必然趋向于简单和粗暴,堕落成为专断的意志。构造简化字、白话文和普通话的专家,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语言的丰富性,也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型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而仅凭某种短期的政策性考虑,进行大胆的制作。这样的制作必然是粗劣的。
而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国语体系,借助权力取得了霸权地位。从1950年代开始,政府借用权力强制推广简体字,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政府进行语言强制的力量更为强大。政府强令所有大众媒体只能使用简体字,强令所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只能开设普通话节目,勉强开出的方言节目时时遭到政策冲击。广东的粤语风波,也是因为权力展露了限制粤语的企图而引起的。
对于现代国民国家来说,国语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权力强制推广国语,则是在构造一种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方文化的丰富性,是其文明最大的优势所在。这种霸权必然吞噬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窒息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人是用语言思考的,也是用语言生活的。伴随着方言口语的消失,很多地方戏曲在消失,地方传说在消失,习俗也在解体。凡此种种,可能导致文化意义上的地方共同体的解体,进而导致其实体的溃散。
1990年代之后,现代化迷信又借助权力以另一种方式侵入到语言领域:考试制度导致外语强烈冲击母语。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在教育体系中,外语、通常是英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母语。
周人的智慧
现代国民国家乃是“一”与“多”的平衡,国语的霸权则过分地强调了“一”,忽略了“多”,而这样的“一”最终也必然会枯竭为“无”。今天,需要对这样一种构造国语、广而言之对构造文化的模式,进行反思。三千年前周人处理“礼”、“俗”关系的智慧,可作为此一反思的绝佳典范。
周人本为西方蕞尔小邦,因天命降临,而获得了对整个华夏区域的治理权。周人基于“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以诚“敬”之心深思熟虑,提出了构建“天下之需”的诸多伟大原则,其中之关键就是区别对待“礼”、“俗”,而又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后出的《礼记・王制》对此有简明而深刻之概括: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周人作为共同体的治理者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地理、气候、历史、文化、信仰等因素,不同地方的人民之“俗”必然各不相同,这表现在气质、饮食、生计、服饰、信仰等方方面面。凡此种种,是无法、也不应当予以强制改变的。其实,对于共同体秩序之构造和维系而言,也根本用不着改变。只须修齐“政教”即可,此政教就是“礼”,就是最抽象、最高层面上的法律、政治安排。
下面两则历史记载表明,上面的原则并非虚构,而确实为周初治国者所实践。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宋国公子、春秋贤人之一子回顾周公分封情形: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于鲁,封康叔于卫,两处封地均在殷墟,因而,“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晋,此地原为夏人故居,当时已杂居大量戎狄,故“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商政、夏政,就是商人之俗、夏人之俗;所谓“索”,似乎是指“度”,也即尺子。“疆以周索”的意思就是以周的度量来经划土地。而度、量、衡向来为礼的基础性内容,“疆以周索”,就是说这些地方适用周礼。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此一故事透露出周公治国的智慧,而完全合乎《王制》所概括的原则。周人面临的局势是高度复杂的:在周人所封之诸侯国内,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条件,有其不同的“俗”,公侯须将其凝聚成为一个邦国。而这些邦国在其特定条件下,又会形成独特的地域、邦国之俗,周天王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邦国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天下。
诸侯和周王似乎普遍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政教也即礼是一致的,俗却是各异的。这样,在诸侯邦国与天下这两个层面,周人都维持了礼的普遍性与俗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周人虽是武装征服者,但他们尊重当地人民的“俗”。
不过,假如完全屈从于这种俗,则天下无法成为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共同体。因此,各地诸侯通常又都会程度不等地坚持“周礼”,这个礼是以周人的习俗为根底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更多地规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样,在周的天下秩序中,俗是多样的,礼则是普遍而一致的。这双层规则体系作用于不同领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礼”主要作用于上层的贵族精英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理性,可以接受礼的繁琐、严格要求。如此,天下的贵族被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不管其身居何处,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意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比如晋吴虽相隔两三千里,贵族见面,却可以同用《诗》《书》对话。正是这套礼乐体系,把分散的、封建的小共同体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天下。同时,从时间维度看,这个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和意识还可能向下渗透。
总之,正是透过周人的礼制,华夏共同体、也即“天下秩序”真正形成。与此同时,天下又保持了习俗的多样性。今天人们也可以清楚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定型于西周、春秋时代。而尽管有这种差异,天下却是一个整体。人们也普遍形成了天下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意识。
今人总喜欢把秦始皇当成统一国家的建立者来赞美,历史事实却是,周的礼乐文明才是华夏共同体形成,并保持凝聚力的真正驱动力量。西周、春秋时代的华夏天下,早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而与秦始皇不同,周的天下没有被权力整齐划一,而保持了俗的多样性、丰富性。迷恋秦始皇统一说,就等于宣告,在中国人心目中,天下只能依靠武力统一并维持共同体。
齐其语,不易其宜
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值得今人在对待国语的时候借鉴。
不错,构建现代国家,不能没有国语。但是,现代国家也以人的完整性为前提,这包括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生活方式得到尊重。建国的智慧就在于,礼与俗、国语与方言土语和古代的文字、语文并存,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国语供人们方便地相互交流,方言土语则维持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古代的文字、语文则保持历史的连续性,这些就共同构成文化、社会活力的源泉。缺乏任何一个,都会导致文化之偏枯。
保持“一”与“多”平衡的关系的根本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现实就在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很多人将语言的繁多,视为一种包袱。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优势,因为,繁多的语言背后,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如此多样的文化之存在及相互交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进一步演进的动力所在。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秦腔在全国各地流传,各地艺人操各自方言,自然地使之变化,而繁衍出多个地方“梆子”剧种,包括远在浙江绍兴的“绍剧”。语言区通常同时也是文化区,也是生活方式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增进所有国民的选择空间。以某种霸权消灭这种多样性,也就等于人为取消了中国文明的规模优势。
包括普通话、简体字、白话文在内的国语体系目前享有霸权。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提示人们,国语的地位本来不需要是霸权式的,当代社会根本应当拒绝秦始皇式的“书同文”。因而,目前的国语体制,应当更化改制,一如汉武帝―董仲舒的更化改制,改制的基本取向就是抛弃对权力的迷信,放弃建立国语霸权的企图,在言、字、文等方面采取宽容、平衡的政策:
第一,在言的方面,政府应当继续维持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但不应再强制推广普通话。各地方电视台、电台在保证至少有一个频道使用普通话播放节目之外,可以自由地决定使用普通话或者本地主要方言录制、播放节目。
第二,在字的方面,应当允许简、繁体字并存。官方正式文书确实应当使用简体字,但某些特别的文件也可以使用繁体字,比如,与古代文化遗产相关的文书,似乎就应当使用繁体字。至于新闻出版机构究竟使用何种文字,则由其自由选择。
第三,在文的方面,应当大幅度增加学校教育过程中文言文的阅读量。归根到底,中国语文的根底在丰富的古典文学传统,今人追求语文之美和精确,就必须透过回到源泉进行创造,否则,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必然日趋枯竭。
总之,按照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现代国语不可能是秦始皇式的统一,而应当是周代式的礼俗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