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21: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竞争力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与现实婚姻、企业经营一样，一个国家同样也有七年之痒一说。纵览我国2001―2007年在洛桑《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我们惊喜发现中国竞争力突破了这样经济周期律，成功实现七年未痒，并于今年首度超过日本和台湾跃升到世界第15位。
2001: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8位
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质量指标偏弱
2001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47个国家中，中国竞争力处于第28位。而教育和人力资源指标处于优势的都是数量指标，譬如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均排名第一、就业比例排名第二、人口负担系数排名第六，但是许多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的质量指标是弱项，比如文盲率居第44位、熟练劳动力排名第44位、大学教育对竞争性经济的满足程度第42位、合格工程师在劳动力市场的已获得第47位，可见，人力资源和教育的质量是我们的弱项，影响了国际竞争力。
报告显示，2000年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一年，特别是亚洲地区经济迅速复苏，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1999年的3.5%提高到10.5%，新加坡增长率也达到了9.9%；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纷纷取得了8%以上的增长。从全球GDP增长排名看，中国香港排在第一位，新加坡第二，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分别排名第四、第五和第七位。报告指出，伴随经济增长，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从而使该地区的竞争力普遍增强。
2002:中国竞争力排名第31位
科技直接产出指标情况进步较快
在2002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我国总体排名第31位，其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25位。
200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评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49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第31位，比2001年提高了2位。按照调整后科学基础设施的21项科技要素指标的综合排序，中国列第24位，也比2001年提高了2位。
为充分利用洛桑报告的历年数据，按照该报告的原有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算法对2002年各国的相应数据重新测算，结果中国2002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2002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上升，主要是2000年全国R&D清查结果中R&D经费、R&D/GDP、企业的R&D支出等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历年的评价来看，在洛桑报告的评价体系中，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总体排名基本稳定在第25至28位之间，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
2003: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9位
浙江省以惊人速度领先世界经济增长
世界有名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近期公布了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行榜。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内地排在第29位。
从IMD选定的59个国家和地区来看，只有四个国家2002年的GDP总量是下降的，其他5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是增长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中国和中国浙江省以惊人的高速度领先世界经济增长，2002年其经济分别增长8%和12.3%。
2003年的排行与2002年相比，一个特点是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参加排行的情况，增加了8个地区参加排行，如中国的浙江省，就单独作为一个主体参加排行。另一个特点是将这59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口进行了划分，人口超过2000万的为一组，不足2000万的为一组。
2004: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4位
中国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浙江省与印度全球进步最快
2004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评比对象包括60个国家和地区，评比的项目多达323项。本年度的洛桑报告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竞争力表现突出，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都有大幅度进步。其中，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中国内地的排名由2003年的第29位上升到第24位。报告预测，亚洲大国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上升势头，将使全球竞争力排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要变化。
2004年洛桑报告指出，中国去年的经济成就突出，国民经济增长9.1%，外汇储备达4000亿美元。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国。这次报告还预测，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地区之一。
2005:中国竞争力排名第31位
内地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全球瞩目
根据200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冰岛、加拿大、芬兰、丹麦、瑞士、澳大利亚和卢森堡。中国内地排在第31位。
近年来中国内地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到全球瞩目。虽然经济发展强劲，但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内地从2004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据IMD解读，在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企业界进行调查时发现，业内人士对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持续力不十分肯定，同时由于金融体系、基础建设以及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对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也产生了影响。
2006: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8位
评估认为中国内地缺乏资深管理者
200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大幅提高，从去年的第31位跃居到第18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在单项评比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仍存在两极化的现象。经济表现一栏成绩最好，排名全世界第3，其中就业率更是高居榜首。而尽管中国内地的公共财政也是世界第一，但由于商业立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使得政府效率排名第17位。商业效率是中国内地落后印度的惟一一项，但与去年相比进步了20名之多，由第50位升至第30位，拉低分数的主要原因在于评估小组认为中国内地缺乏资深管理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印两国排名都被甩在后边，中国内地排在第37名，印度排在第54名，其中污染及城市规划一项，中国内地倒数第一。
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在四大类经济指标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进步，经济表现保持了第3位的水平；政府效率排名上升到第17位，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分别名列第30位和第37位。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改革和治理，是中国竞争力排名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7: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5位
位次提升不意味着已经处于竞争力最高群体
200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从2006年的第18位升至第15位，而且排名18年来首次超越了日本。
今年中国内地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等4大指标中的排名均有所上升，其中，经济表现排名由第3位升至第2位，仅落后于美国；政府效率排名由第17位升至第8位，升幅突出；企业效率排名由第27位升至第26位；基础设施排名由第33位升至第28位。
9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和伦敦面向全球了《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析，预测和判断各国的经济走势。
报告指出，本年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持续扩大。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特别是欧洲地区内——竞争力差距的持续拉大，是当今社会动荡的源泉，将危及未来的繁荣昌盛。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果断行动，采取长期措施提高竞争力，引导世界重返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不过每年的报告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世界各国的竞争力排名情况。今年进入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美国是否还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中国的排名如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如何？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亚洲近邻俄罗斯的表现又是怎样？
欧洲各国：差距越来越大
每年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前十名，不仅是全世界先进经济体的代名词，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环境之中。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XavierSala-i-Martin所说：“全球竞争力指数为一览影响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长期趋势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稳坐第一名的还是瑞士，连续四年拔得头筹。新加坡稳居第二，与上一年持平。去年的第三名瑞典，今年被芬兰取代，两国位置互换。荷兰取代美国成为第五名，德国保持第六名不变，而美国则滑落到了第七名。
英国位居第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首次进入前十、位居第九，日本则降至第十。
位居前十名的国家或地区中，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依然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力水平，占据6席。
《报告》显示，第一名瑞士在创新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等领域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以来，瑞士和北欧国家正在巩固其在排行榜上占据的上游位置，而葡萄牙(第49名)、西班牙(第36名)、意大利(第42名)及希腊(第96名)等南欧国家的表现则不能令人满意，陷在竞争力劣势的泥潭中，存在的问题有宏观经济失衡、融资渠道不畅、顽固的失业问题和创新不足等。
这也体现了今年《报告》中着重提出的一点：“持续扩大的欧洲国家的竞争力差距。”
《报告》对希腊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与去年相比，希腊的名次又下滑了6位，居于第96名，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垫底。在持续的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希腊的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已跌至所有参与排名的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后一位；与此同时，其金融市场发展和劳动力市场效率两项，也跌至相关指数排名的底部。希腊如何走出困境？《报告》给出的建议是，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适应和接受新的科技去提高产品的质量；只有在正确的促进增长的改革中，希腊才有可能逐步走出阴影。
美国：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美国的整体竞争力连续下滑，是《报告》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今年是美国整体竞争力连续下滑的第四年，本年度下滑两位降至第七名。
《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为：“除了宏观经济越来越脆弱之外,美国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继续让商界领导者感到担忧，其中最突出的是公众对政客的信任度较低，以及政府效率明显低下。”
今年1月正式拉开序幕的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无论是曾经代表着美国各界对于“变革”的热切期待的奥巴马，还是坐拥亿万身家的罗姆尼都无法获得公众完全的信任。
美国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令公众对奥巴马的信心一减再减。从历史数据看，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总统在失业率高于7.2%的状况下连任成功，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状况是8.2%。奥巴马能否创造奇迹，仍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挑战者罗姆尼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奥巴马在给竞争对手“泼脏水”的过程中做到了毫不手软。他公开表示，罗姆尼要老年人在医疗保险上多交钱，却让百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少交税，这是在试图摧毁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结构。
虽然要等到年底这场选举之战才会有最终的定论，不过这一次选民们显得更加理性，无论是谁当总统，经济发展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话题。
当然，美国的优势也不容忽视。《报告》指出，美国仍是全球创新强国，市场运作依然高效。“美国仍然拥有着全世界最尖端的创新技术、大学研究机构与商业相结合的支持体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或将在9月12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苹果公司的新闻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创新科技永远是山姆大叔最值得炫耀的必杀技。
香港首次进入前十
中国香港首次进入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前十名非常引人注目。
《报告》指出，中国香港持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保持着卓越的高品质，比如便利的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系统。另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保持了很高的效率和可信度，尤其是银行方面的可信度很高。该地区保持活力的关键，还表现在非常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第三名）上。
当然，《报告》也指出，为保证和继续提高中国香港的竞争力，需要在两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高等教育和培训（第22名），另外一方面是创新（第26名）。在此前提下，香港的创新和科研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五年来首次下滑的中国
经过数年稳定上升后，今年中国的排名由去年的第26名下降了三个位次，位居第29位。2006年至2010年，中国的排名分别为第54、34、30、29、27位。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是在连续五年增长后的首次下滑，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虽然中国的经济在金砖国家中的表现仍然是最为出色的，但是除了市场规模没有变化外，其他影响竞争力的指数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其中下降比较多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第54名，下降了6位），技术采用率（第88名，下降了11位），劳动力市场效率（第59名，下降了14位）。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讨论一直存在。早在两年前，曾经成功预测了中国30多年前由市场改革催生经济发展热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帕金斯就表示，中国当前的高增长阶段最多还能持续10年。
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也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要想保持增长，必须减少投资。应首先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赖钢筋水泥。
近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再回到9％以上的高速，但中国经济潜力巨大，市场规模巨大。问题是机构的障碍、交易的成本很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用四个字来表示他的观点，即“谨慎乐观”。
这一分析与《报告》的判断一致。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通胀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保持了第11名这个不错的位置。
“贫富不均”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的排名虽然在今年下降了3个位次，排行第29位，但仍然领跑金砖国家。
其余四个金砖国家中，今年仅巴西(第48位)的排名有所上升（2011年第53位）。印度排名下降3位，位列第59名，南非(第52位)和俄罗斯(第67位)的排名也都略有下降。
从《报告》中可以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差距非常鲜明。在144个经济体的排名榜单中，几乎各个档位都有亚洲国家的身影，其发展趋势也显示出巨大差异。虽然下降了3个位次，但马来西亚(第24位)在亚洲经济体中仍然位列前茅。菲律宾上升10位至第65名，柬埔寨跃升13位至第85名。另一方面，越南下降10位居第75名，孟加拉国(第118名)和巴基斯坦(第124名)则落后甚多。
《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竞争力增长势头趋于放缓。亚洲大部分地区仍然面临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不足、腐败根深蒂固且普遍存在、官僚作风和技术采用率低等问题。
2012年9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了《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析，预测和判断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走势。报告排名显示，在全球144个经济体中香港排行第九位，在亚洲区中排行仅次于新加坡。
香港首次进入前十
世界经济论坛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它从1979年开始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判，通过综合因素考评，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在2011年的报告中，香港排列第11位，亚洲区进入前十的只有新加坡（排名第二）和日本（排名第九）。
进入2012年，在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亚洲区内新加坡依然稳居第二，与上一年持平；但香港则首次进入前十，位居第九；日本则降至第十。三地均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列。
《报告》指出，中国香港持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保持着卓越的高品质，比如便利的交通运输、电信和电力系统。另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保持了很高的效率和可信度，尤其是银行。该地区保持活力的关键，还表现在非常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第三名）上。
当然，《报告》也指出，为继续提高中国香港的竞争力，需要在两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高等教育和培训，二是创新。
全球竞争力指数以12个主要竞争力因素（支柱）为基础，反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的竞争力状况。这些因素包括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
对于香港晋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十大之列，且仅次于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二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香港政府发言人称，自由开放的贸易市场、法律制度、理想的营商环境、稳健的财政政策、成熟的制度及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均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香港优势武器
2012年10月20 日，一个平常的日子，香港金管局突然向市场注资港元。到11月2日，总共注资300多亿元港元，承接美元沽盘，以压低汇率，这是一场香港稳定金融市场，狙击热钱的“金融之战”。
其实，这不过是香港保持港元平稳，保持市场平稳的惯常办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6400亿港元热钱流入香港，但香港金融体系安然无恙。更早些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等趁着新兴的特区成立不久，向港元发起阻击，但最终香港金融体系有惊无险。
这就是香港的金融业：一个得到全球肯定的、稳定而值得信赖的金融市场。这也是香港最引以为自豪的本钱，是执香港之牛耳的支柱产业。
香港是一个活跃的金融中心，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世界级水平的金融专才，完善的监管制度，而且资金的流动性和效率都很高。
在香港，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多与金融有关：几何图形的中银大厦、流光溢彩的汇丰银行大厦、国际金融中心（一期、二期）……花旗、渣打、东亚等全球排名前100家的银行中，70多家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
2011年，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招股的集资总额达到2600亿港元，连续三年占全球第一位。
金融服务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近数十年增长显著。数字显示，30年前香港金融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不足7%，但到2010年已经倍增到15%。在香港所有就业人口中，金融业从业人员占6%，达22万人，他们带来的经济增值相当于每人120万港元，大大高于其他主要行业每名雇员的增值额。
香港被称为“上帝给中国人的礼物”，它与纽约、伦敦同称为“纽伦港”。这是世界金融资本24小时开市、闭市的运行路线图：香港市场－伦敦和欧洲市场－美国市场－香港市场……当美国市场闭市后，香港市场随即开市；而当香港市场即将闭市时，伦敦及欧洲市场开市了；伦敦及欧洲市场闭市后，美国市场又开市了……如此周而复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时差条件，赋予香港特殊的金融角色，令香港填补了欧美两大市场闭市之间的空隙时间，成为国际金融市场24小时不打烊营业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香港作为中间连接点，世界金融贸易会因为“晚上”而停止运作。
香港优势解码
除了金融服务业，香港，一个仅仅1000多平方公里、没有天然资源、鲜有世界级知名企业的小岛，何以在世界如此“闪亮”？
自由开放的贸易市场、严格的法律制度、理想的营商环境、稳健的财政政策，成熟的制度，是其优势所在。如今，更多人相信，“中国因素”，是香港最大的优势，成为香港保持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很多人认为，香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内地不发展，自身封闭而令香港获得巨大的机遇，担当着内地与世界连接的近乎唯一的经济桥梁，令香港成为世界航运、贸易中心。而中国内地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则给了香港发展巨大的腹地和空间。
到了今天，这一点更加明显，中央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正在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各项优势。梁振英日前承认，背靠祖国是今天香港最独特的优势。回顾回归以来的15年，中央通过“个人游”，向香港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客源，增加服务业就业、保持消费零售市场的畅旺；通过cepa的实施，向香港开放内地巨大的市场。自2006年1月1日起，内地对所有原产于香港地区的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截至目前，内地对1734项香港产品实行零关税。据统计，cepa实施以来，cepa项下内地自香港商品进口额合计为50.4亿美元，关税优惠为28.7亿人民币。
截至2011年底，港资企业在内地投资总额累计5267.1亿美元，占同期内地吸收境外投资的45.1%。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前，香港投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2008年后，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前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原先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按规定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
中央还从多个方面帮助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据统计，2009年至今，在港累计发行人民币国债340亿元。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总额的65%，是在香港或通过香港完成的。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说，由于香港市场是一个国际金融平台，各种资金都在这里汇集，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占到资金市场的50%左右。
“一国两制”的安排，也提升了香港的优势。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不用向中央交税，不用负担驻军费用，同时，为维护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为香港争取到诸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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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东盟与中日韩（10+3）各方就清迈倡议多边化及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开展谈判期间，港府提出希望以独立货币当局的名义参与10+3区域外汇储备库安排，一些成员国对此不赞成。为此，中央政府向其他成员国积极阐释“一国两制”政策，强调香港参与不仅不会改变10+3财金合作框架的主权性质，还有助于增强储备库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经过两年多的细致工作，最终各方同意香港在中国政府“一国两制”原则下单独参与储备库。
2009年2月，经合组织（oecd）在g20伦敦峰会前提交“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评估报告，将香港列入不合作避税港及税收情报交换未达标国家（地区）“灰名单”，并拟进行制裁。中央政府经多方面协调，成功推迟了对香港进行同行审议的时间安排，为香港达到情报交换国际标准争取了时间。同时积极推动香港修订相关立法，高标准实施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工作，现在香港已从“灰名单”中被删除。
港新双城“瑜亮情结”
香港与新加坡当年同为亚洲四小龙，此次《报告》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令香港感触颇深。事实上，这两年来，香港一直在与新加坡较劲。
近年来，新加坡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来访游客，都对这个年轻的国家赞不绝口。人们称赞新加坡是世界上经商最便利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安全、廉洁的国家，也是亚洲地区最适宜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城市。
《报告》称，新加坡整体的低腐败、政府的工作高效率，以及货物市场效率和劳动力市场效率，这些都位居全球榜首。此外，新加坡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被评估为世界第二位，陆路交通、海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则位列全球第三位。
此外，《报告》还提及新加坡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国民提供应对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技能培训。
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度很高，都是地方狭小、资源匮乏。新加坡国土面积714平方公里，只及香港的三分之二；人口不到518万，比香港少近200万。但近年来，新加坡不仅人均gdp超越香港（近6万美元，香港不到3.5万美元），经济总量也已超越香港。十年来，新加坡gdp翻了一番，但香港仅仅增长四成，新加坡人均收入增长14%，而香港扣除通胀的因素，实际上录得负增长。
在多个国际机构的不同评级中，新加坡也远远超越香港：全球最受欢迎的营商环境、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位居世界第一、生活质量亚洲最高……
分析新加坡与香港的评分，香港只有在基建与金融市场发展两个方面，为全球之冠，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方面，香港的评分优于新加坡。
但是，在创新力上，香港排名为全球第26位，高等教育第22位，大学生人口占比排53位，不仅落后于新加坡，更是远远落后于其他成熟的经济体。新加坡超过香港大约不到十年时间，香港舆论常常在问，香港为什么落后了，哪些地方落后了？
笔者日前去新加坡，访问了当地一些人士，有两方面感受最深：一是他们拥有强烈的的危机感，认为国家小、资源缺乏，唯有努力上进才能在世界立足并使人民富足——这是进取的最大动力；二是他们非常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以笔者所见，忧患意识、危机感和强烈的国家民族感情，是这个国家成功的重要基石。
新加坡一直在跑步。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新加坡与香港的差距：香港14年前提出要建世界级邮轮码头，新加坡六年前决定建邮轮码头。如今，新加坡的邮轮码头已经启用，香港的邮轮码头如今还是工地。梁振英在当选行政长官后，多次呼吁，香港不能再内耗下去，否则机会和竞争力就会丧失殆尽。
未来何去何从
当香港获评全球竞争力报告第九后，香港舆论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很多人困惑，认为与他们所见所识有很大落差。一些舆论指出，这不过是香港经济发展惯性使然，未来香港何去何从，还要看今天的作为。
有舆论认为，一个城市的前途，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的能量。回归以来，香港只吃老本、甚至只靠国家给的优惠政策过日子，根本没有考虑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城市经济体，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比如产业发展失衡，经济转型缓慢等等；在社会层面上，由于贫富悬殊加大，房地产飙升致民众望房兴叹，造成民怨积累；加上泛政治化风气滋长，社会内耗不断，为经济发展带来隐忧。
经济转型不成功，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香港发展面临的首个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香港只有两个产业，一是地产业，一是金融业。但有迹象显示，地产经济正在危及香港的竞争力，损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中环被称为香港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云集，但中环商业黄金地段的租金，几乎在世界上“称雄”。不但一般公司负担不起，甚至连外国政府也吃不消，一些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如瑞典、罗马尼亚以及加拿大使馆签证处，纷纷迁往香港他处，一些世界知名的基金公司、国际投行，也不得不转战观塘、新界等地落户。坊间议论，“这种动向一旦成为趋势，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不可低估。”
2012年年中，中国社科院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首度指出香港发展不足之处，措辞尖锐，并明确建议香港要加强科技创新，改变简单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有学者建议，香港必须走高科技的路子才能保持竞争力，否则不进则退，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一度引领亚洲经济，而如今后劲不再，索尼、松下等享誉世界的品牌，也因缺乏研发后劲而式微了。而韩国凭借“三星”叫板“苹果”，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手机出自三星，韩国还是造船大国和汽车王国，现代汽车和其子公司起亚，是全球六大车厂中最赚钱的。
有学者认为，香港应该有发展高科技的条件——资金充沛，风险投资管理成熟；高校质量高，加上近年内地最优秀的学生不断进入，具有一定人才优势；联系世界广泛，信息畅通……但是，不可否认，香港这些年是蹉跎了：错过了it行业的高速发展，错过了电子商务的快速运用；自身提出的中药港等迄今不见踪影。
关键词：中国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竞争力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着3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这个规模接近1990年拉丁美洲的全部资本输出总量)，拥有2万名外国员工，国外销售额达到33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之一，华为、万向、正泰等公司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报告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但是，若把中国的跨国公司置于世界范围，就目前全球约6.5万家跨国公司，85万家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有5400万人，销售额1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6万亿美元水平比较，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水平和能力与其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相比，极不相称。
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看有以下明显的弱点：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 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 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 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 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
(亿美元)
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
66000
1.0154
2620
116.3
0.0447
2800
79
0.0282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 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 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 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 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转贴于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 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 (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 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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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2.
[4]李雪欣.中国跨国公司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12，
长期以来，“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在经济学科中既具有广泛涵义，又十分抽象且难以定义；但是，许多学者的贡献已使得世人对于国家竞争力的理解不断深化。例如，古典经济学者衡量或比较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以生产统计为主，注重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及劳动力等要素。亚当·斯密曾提出比较利益的概念，强调在国际间，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则强化了比较利益的概念，其著名的比较利益理论（ 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 ）已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国家间的竞争。 20 世纪初，熊彼特（ Schumpeter ）引入创新概念，建构出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论点，熊彼特突出地强调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是扮演经济发展引擎的关键角色。索洛（ Robert · Solow ）通过研究 1948 ～ 1982 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增长要素，特别强调专有技术（ Know － How ）和劳动力教育的重要性。 90 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波特（ Porter ）强调指出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作用，认为当从国家的层面衡量时，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一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他利用“钻石模型”（ Diamondmodel ），提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四大要素：生产因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的表现；企业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并且有系统地展示各项竞争力因素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一些知名机构依据其对于国家竞争力广泛涵义的理解，已有所侧重地发展出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竞争力的多种方法。从主要内容来看，大体上有整体国家竞争力的评比、经济自由度的评比、投资利润风险的评比、国家风险的评比。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 ，简称 IMD ）和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 WorldEconomicForum ，简称 WEF ）是国际知名的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机构。中国从 1992 年开始参加其整体国家竞争力的评比，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同瑞士方面进行合作研究。目前，两家机构在评价原则、指标体系与评比方法上均存在一定差别。总体说来， IMD 强调竞争力是一国先天资源与后天生产活动配合下，所能创造国家财富的能力，较侧重静态的评比；而 WEF 则强调竞争力是一国提高经济成长率，并持续增进人民生活水准的能力，注重一国未来 5 ～ 10 年的经济成长潜力，较侧重动态的评比。虽然由此产生的最终评比结果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各自评比体系的年度变化中看到参评国竞争力要素的消长状态，并且有助于我们以不同视角观察和把握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本文主要介绍两机构 1998 年的评比报告结论 [1] ，并侧重于对于中国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一 .IMD 的评价
IMD 评价机构认为，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国家竞争力的评估工作在于正确测定国内环境如何持续支持本国企业展开国内国际竞争的能力。因而，他们将各国所构建的环境归结为 4 对竞争力要素的运行。即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 ProximityversusGlobality ）；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 AttractivenessversusAggressiveness ）；国家资产与国家经济过程（ AssetsversusProcesses ）；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 IndividualRiskversusSocilCohesiveness ）。在此基础上， IMD 构筑了世界竞争力评价的 8 大内在要素。其相互关系如下图。?
IMD 运用统计数据进行竞争力的评比。除了向有关国际机构收集统计数据外，每年还向参评国家和地区定向收集统计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他们将来自统计系统的数据称为“硬数据”，将来自调查问卷的数据称为“软数据”，经过标准化的统计数据处理，构成年度评比依据。 IMD 于每年的年中发行本年度《世界竞争力年鉴》，公布根据截至上一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评比排序结果。?
1.1998 年度的评比特点
1998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对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竞争力评价，其中包括 28 个 OCED 成员， 18 个新兴工业化经济和变革中的经济。?
IMD1998 年的评比，确立了 29 项评价原则，共使用了 259 个细项数据指标，分别归入 46 个分项、 8 大内在要素。其中，直接由国际机构、区域机构、参评经济提供的硬数据 172 个，约占总量的 2/3 ，处理回收 4314 份企业家调查问卷得出的软数据 87 个，占 1/3 ；用于排名的指标 223 个，其余 36 个指标（均为硬数据）作为背景信息。整体数据评比，兼顾了近 5 年的动态变化；在指标体系上与 1997 年的对比变化不大，具有可比性。此外，在评比中还特别将评比指标归为引进吸收和输出扩张两个方面专项排位，其中用于体现吸收力的指标 134 项、扩张力的指标 131 项 [2] 。 1998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竞争力评比共分为 5 个部分： 46 个参评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排序；各经济体在 8 个竞争力内在要素中的排序；国家（地区）竞争力结构；各经济体的国家竞争力状态；全部统计数据。《世界竞争力年鉴》公布的 1998 年排名结果见表 1 。?
2 ?中国的评比排位
在参评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中， 1998 年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排在第 24 位，比 1997 年前进了 3 位。从竞争表现看，中国在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且引进吸收的进步幅度大于输出扩张。《年鉴》中的综述专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 1997 年继续快速增长中，保有世界最大的出口额并作为第二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者。从竞争力的内在要素结构看，管理、基础设施、金融 3 项大大低于竞争力的综合水平；与上年相比，金融方面退步 2 位、基础设施方面位次未变，其他 6 个方面均有较大进步（见表 2 ）。?
从表 3 的 46 个分项排位可见中国竞争力要素的内部结构，值得结合国内经济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在国内经济中，最终消费和生活成本的位次落后，可以说是中国当前急需启动内需的早期信号；金融方面的各项指标全面落后，既有金融体制的问题也有现行战略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管理中的各个分项指标体现了企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的严重结构问题：以劳动成本低廉补偿生产率的低下，既表明企业从事竞争的基础异常脆弱，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国内经济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3 ?中国的竞争力结构状态
IMD 评比 1998 年竞争力最强的经济是美国。《世界竞争力年鉴》也给出了各国家（地区） 8 大要素结构与美国经济相对比的状态图示。据该年鉴的刻画，从综合竞争力水平看，将美国经济竞争力定为 100 米的位高，测量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则在 66.19 米的位置，大约相距 1/3 。再从内在要素结构看，只有政府方面———政府政策增进竞争力的程度———超过美国，其他 7 项均低于美国。其差距按由小到大排序依次为：人口资源的能力与技能（国民），宏观层面的国内经济实力（国内经济），企业创新、盈利、责任方式的程度（管理），参与国家贸易和投资流量的程度（国际化），具有基础与应用成果的科技能力（科技），适应于企业基本需要的资源和体系的范围（基础设施），资本市场运行和金融服务质量（金融）。?
1998 《世界竞争力年鉴》还根据评比结果提供了各经济体竞争力优势与劣势的平衡表，见表 4 。其中，“优势”为国际排名 14 位以前的各细项指标，“劣势”为第 36 位以后的各细项指标。
二 .WEF 的评价
WEF 的竞争力评价以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测度国家（地区）短期内的经济成长潜力。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在计算其初始收入水平的同时，拥有最高的人均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由此， WEF 以未来 5 ～ 10 年的中长期人均 GDP 增长为基础，致力于构筑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竞争力指数，为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筛选数据指标，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
WEF 的基本看法是，经济实际增长率由 3 个因素决定：竞争力指数；初始 GDP 人均水平；以及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除了偶然事件外，经济增长不仅与竞争力指数相关，也与国家的收入水平相关，因而往往穷国比富国更倾向于获得快速经济增长。整体竞争力指数是建立在 8 大要素的平均水平之上的，包括：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法规制度。在整体竞争力指数评比的同时， WEF 还进一步评比另外 3 个相关指数：经济增长指数、市场成长指数、问卷调查评价指数。?
WEF 用于进行竞争力评比的数据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他们称其为定性数据；另一部分是通过向参评国家（地区）发放问卷获得的调查数据。由于侧重于经济的动态增长， WFF 更为强调企业家的意见，大约使用 2/3 的调查数据、 1/3 统计数据。 WEF 于每年的年中发行本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根据截至上一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评比排序结果。?
1 ?本年度的评比特点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包括对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评价结果，参评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 95 ％。 WEF 的评比中，将 53 个国家（地区）分为 6 个地区或功能组：贸易中心经济、英美经济、欧盟经济、亚洲工业国、转轨经济、拉美经济，另将无法归入以上 6 组的经济放入其他类，共计 7 个组别。中国被列入到亚洲工业国组。该组的竞争力排序，在 7 个组别中位处贸易中心和英美之后，列第 3 ；按 53 个位次计，列第 21 位。?
WEF1998 年的竞争力评比，继续使用 1997 年的评价原则，仅在若干指标上小有改动，因而仍然具有与上年的可比口径。评比所使用的 200 多个数据归为 8 大要素项目。各要素项目所包含的定性数据与调查数据的比重不同，其中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劳动 4 项，各自的定性数据占 3/4 、调查数据占 1/4 ；基础设施、技术 2 项各自的定性数据占 1/4 ，调查数据占 3/4 ；管理、法规制度 2 项，全部为调查数据。在进行竞争力指数评比时， 8 大要素项目又具有不同的权重，其中开放程度 1/6 、政府 1/6 、金融 1/6 、基础设施 1/9 、技术 1/9 、管理 1/18 、劳动 1/6 、法规制度 1/18 ，合计为 1 。?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评比资料分为 3 个部分： 53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指数总排名；各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状况；所有细项数据的排序情况。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的排名结果见表 5 。?
2 ?中国的评比排位
在参评的 53 个国家和地区中， 1998 年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排在第 28 位，比 1997 年前进了 1 位，但从指数数值上看是下降的，并且低于所在组别的平均水平（见表 6 ）。从其他 3 项指数的评比排名看，经济增长指数情况最好，不但指数提高，位次又前进了 3 位、达到第 1 ，但是正如《报告》中的综述专文指出的，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也只能具有中等的竞争力。市场成长与调查评价则分别较上年后退了 1 个位次。其中，市场成长指数仍排在第 3 位，是与大国经济中较大市场规模相关的，表明中国仍是世界上具有较大扩张力的市场。?
进一步从表 7 的 8 个要素排位观察中国竞争力的水平构成，政府、劳动、金融 3 项排名超前于综合竞争力水平，此外的 5 项要素均落后于综合水平。由于基础设施、技术项的评比权重相对较小，管理、法规制度项的权重更小，其实际上落后于综合水平的状况，已不如开放程度项明显。与上年对比看， 8 项要素中有 3 个进步项，其中开放程度的进步最大、前进 3 位，政府项和基础设施项各进 1 位；退步项中，法规制度的幅度最大、退 11 位，由于这项评价源于调查数据，显示受访企业经理人员对于法规制度的需求更高。?
3 ?中国的竞争力结构状态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各个细项指标的评比结果，以资产负债表的形式提供了各经济体竞争力的平衡状况，见表 8 。其中，“资产”为排名 15 位以前的各细项指标，相当于竞争力的优势所在；“负债”为排名第 45 位以后的各细项指标，相当于竞争力的劣势细目。其中，资产方面积累的优势 24 项，负债方面累计的劣势 51 项。仅就资产负债平衡表而言，值得指出的现象有：在总量上负债数目高于资产 1 倍以上，且在 53 个参评对象中排位在第 50 位（含 50 ）以后的负债数目多达 20 项；从结构上看，在开放程度和管理 2 个要素项中，没有资产的积累，而负债的数目较多；管理和基础设施 2 个要素项中，排位第 50 名以后的数量共计 9 项。
三 . 对于两机构评比结果的分析
如前所述，瑞士两机构对于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的原则、手段、方法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评价内容侧重与评比结果上的差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不同的评价意见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人们广开思路、深入观察和正确把握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态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信息。尤其在许多方面，两种不尽相同的评价系统所得出的一致性结果更值得重视。?
两家机构评比的国家竞争力前 3 强， IMD 为美国、新加坡、香港； WEF 为新加坡、香港、美国，并且连续两年没有变化。除了这 3 个经济体确有竞争实力的表现之外，两家评价机构见解的异同性则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两家机构对于中国的评比结果，共同之处在于 1998 年比 1997 年有进步， IMD 评比进 3 位、 WEF 评比进 1 位。这表明中国的竞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跃升的表现。结合 1997 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看，中国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成果，但是在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中却未见到突出的进步。一方面，说明中国竞争力的增进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在国际社会普遍注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背景下，中国应当继续加大步伐。?
比较两机构提出的中国竞争力平衡表可见，双方共识的优势项目，大体在于国内经济总量、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成效、财政金融状况的相对稳定、基本的交通设施、社会就业状态、劳动成本等方面；共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人均资源量、高新科技应用、企业生产效率与经营管理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中的、金融和贸易的开放程度、市场竞争表现等方面。这些情况基本上与国内经济运行的特征相符合。?
值得提出的是，上述优势和劣势的列项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结果、并以其他经济体为参照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可以为总体把握中国竞争力的结构状况提供大致轮廓和重要线索，进而看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领域。但是，若就此直接得出对于中国竞争力结构的基本判断却明显不足，特别是从寻求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的角度出发，还必须结合中国经济运行背景及世界经济发展动向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可以预见的情况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以 1998 年世界经济数据及情况为依据的 1999 年国际竞争力评比结果，定将出现较大变动。因此，对于中国竞争力优劣势的研讨，有必要继续透过现象形态求得本质上的把握。?
注释：
[1] 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机构 1980 年创建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自 1996 年起，该机构分为两个独立的评价机构，分别发表年度评比报告：《世界竞争力年鉴》（ IMD ）和《全球竞争力报告》（ WEF ）。?
[2] 两机构均以参评国家（地区） 1997 年的数据和情况作为评比依据。?
[3] 因存在既反映吸收力又反映输出力的重合指标，故两项合计超过了指标总量。?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税制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对外贸易；贸易税制；税收协调
一、税制竞争力研究述评
随着1986年美国减税改革所带动的世界性减税风潮，税收竞争现象在全球普遍涌现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对于这种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竞相减税的发展态势，国内外皆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近年来，又出现了与税收竞争相关的一个概念——税制竞争力，十分值得关注。在国外，一些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做了相关研究，如2002年新加坡的减税改革引起了香港政府对其税制竞争力影响的关注。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于2006年了《税收与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认为税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近年连续关于税制竞争力的调查报告(kpmg tax competitiveness survey)，通过一些指标分析各国税制竞争力的强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年度《税制竞争力晴雨表》，以追踪各国税制改革动态。自2005年开始，加拿大的c.d.howe institute由多伦多大学教授、该研究所研究员jack m.mintz执笔，于每年9月一份关于81个国家(地区)的公司税制竞争力比较研究报告，主要通过宏观税负、资本有效边际税率等指标分析加拿大等国的税制竞争力。但从上述研究报告来看，无论是政府、社会中介机构，还是高校研究机构，其实都没有对什么是税制竞争力进行明确的界定。从报告的具体内容来看，有的侧重于一国税制对国际经济资源的吸引力方面，以低税负(重点是公司所得税)与其它国家竞争；有的侧重于税收制度与政策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具体影响；有的侧重税制改革的公平、合理、简化等方面。因此，关于税制竞争力，无论是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还是具体的评价，国际上尚未形成共识。
国内关于“税制竞争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有：龚辉文(2004)较早地提出了税制竞争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税制吸引国际经济资源和促进国内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他认为，从宏观层面，税制竞争力是政府制度竞争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微观层面，税制竞争力将直接转化为本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靳东升、龚辉文(2008)指出，“广义地讲，税制竞争力是指一国税制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能力。狭义地讲，税制竞争力主要是指一国政府运用税收制度和政策吸引国际经济资源和促进本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他们还提出影响一国税制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税制的公平合理程度、税负水平、税收优惠方式与优惠程度、出口退税政策、税收管理水平和国际税收协调水平6个方面，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评价指标以对我国现行税制竞争力进行综合性的评价。黄炎(2009)认为，“税制的竞争力不仅仅来源于降低税率或是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而是涉及税制的一些基本方面。”但没有就此展开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税制竞争力”的出现是对“税收竞争”的延续、拓展和提升。如果说税收竞争主要是通过运用一些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和外国税基，则利弊皆有。多年来在国际上也一直存在关于“反对有害税收竞争”的纷争。而“税制竞争力”的提出，一方面，把税收竞争拓展到更广的视野。有竞争力的税制不应限于吸引外资，还要促进本国企业和产品及劳务参与国际竞争，即运用税收手段来促进本国参与贸易自由化与投资全球化。另一方面，把税收竞争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如果说传统的税收竞争主要是停留在一些政策层面的问题，如降低所得税税率、提供某些税收优惠等，那么有竞争力的税制已上升到制度层面，强调通过税制的整体优化设计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二、对外贸易视角的税制竞争力解析
开放经济条件下，税收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税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也越来越明显。一国税制能否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体现出与他国相比较而言的竞争优势，意味着该国税制是否具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亦是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在本文中，税制竞争力等同于税制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现有的关于税收竞争及税制竞争力的研究大都是从吸引国际经济资源的角度，而对于国际贸易领域的税收竞争及相关税制竞争力则鲜有涉及，因此，下文将侧重探讨后者。
1、对外贸易税制竞争力的涵义。
首先，有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税制应能促进三个层面竞争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竞争中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比较者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的对外贸易税制在与他国税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能有效促进本国的国家竞争力(宏观)、产业竞争力(中观)和企业竞争力(微观)等三个层面竞争力的提高，那么这样的税制必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税制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指对外贸易税收制度及政策促进本国产品和劳务出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应能促进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竞争力提升转变，使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关于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来源，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由其绝对的生产成本的高低所决定；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由其相对成本，即所谓的“比较优势”所决定；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来提高本国的贸易竞争力。税收制度显然属于政府的战略性干预工具，通过相关进出口税制的合理设计可以促进产品和劳务出口，并通过税收手段适度地限制进口，以提高本国的贸易竞争力。
其次，有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税制应是竞争性与协调性的有机结合。竞争性意味着通过税收竞争手段(如出口退税和适度的税收补贴)促进出口，增加本国贸易利益；协调性则意味着当与贸易伙伴国发生贸易摩擦甚至贸易争端时，在wto的框架下通过相关税收协调手段来协调各国的贸易利益，化解贸易纠纷。经济全球化下代表各国主权利益的税收措施在影响商品、服务和技术等跨国流动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引发了各国税法与wto规则的冲突，涉税贸易争端日渐增多①，wto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成员国制定其国内税收政策的自由。这些贸易争端意味着许多国家都将税收视为提高贸易竞争力的工具，而这些税收竞争很容易引发wto规则与各国国内税法及国际税法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最后又必须在wto框架下找到妥协机制。wto越来越关注税收问题，这种关注不仅是确保各成员国遵守wto的各项协议，各 国的税收政策、行为和措施也越来越被wto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监控。这预示着wto对税收的干预力度将继续增大。可见，一国税制的国际协调能力本身也属于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在各国税制相互影响不断增强的外部约束下，税收竞争与税收协调有机结合的贸易税制才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
2、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分析。我国现行税制中对贸易竞争力具有直接影响的是进出口环节的相关流转税收，主要包括关税、国内税和出口退税。它们通过税收作为产品与劳务价格的组成部分而直接影响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另外，企业所得税虽不是直接对产品或劳务征收，但它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所得税优惠还能起到出口补贴的作用，因此，对贸易竞争力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竞争力的突出问题有三：
一是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不彻底，政策频繁调整，影响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行零税率的彻底退税，既符合wto倡导的中性原则，又有利于保护本国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是最能体现出口退税的税制竞争力的理想模式。许多国家都把出口退税作为一种中性的贸易制度，基本都是“应退尽退”，而我国则例外。基于不同时期的外贸形势、财政负担能力和产业调控政策的多方考虑，我国政府不断地调整出口退税：从1995～2003年，我国对出口退税率进行过10次大范围的调整。特别是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实际上是将“应退尽退”的中性退税原则转变为“差别退税”的非中性原则，出口退税从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一项制度演变成为政府调控出口和产业结构的政策工具。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2005～2007年为减少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压力而多次调低退税率。更通过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6次调高退税率而体现得淋漓尽致。笔者认为，出口退税政策的频繁调整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出口，却有违彻底退税的中性本质，不能充分体现税制竞争力，更给出口企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得不偿失。
二是服务贸易不能出口退税，削弱了出口竞争力。我国的服务贸易近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虽然原因众多，但其中的税收因素不能忽略。我国对货物和部分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另外的大部分劳务征营业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存导致的重复征税是严重的税制缺陷。这不仅使两税的界限不易分清，增加税制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更重要的是，营业税主要按营业额全额征税，存在重复征税，增值税链条也因大部分劳务征营业税而中断。反映在出口上，出口劳务由于前面环节的重复课税而无法实现“零税率”，不能实行出口退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服务贸易“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价格竞争力。
三是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的国际协调能力亟待加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世后我国的税收制度及税收政策多次被贸易伙伴国质疑、指控为不符合wto规则，防范与应对涉税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较弱①；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和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的出口产品近年来频繁地遭遇诸多贸易伙伴国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特别关税等。比如，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有102亿美元的规模②。而我国对他国却较少采用贸易救济措施。朱智强(2006)指出“我国近年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倾销与国外反倾销的双重威胁，总的来看，外国对华反倾销诉讼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要远远高于我国运用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即所谓‘外多’而‘内少’。”因此，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反他国税收竞争方面，我国现行的贸易税制尚欠缺应对机制。
三、以提升税制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笔者认为，有利于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税制无疑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1、以人为本。税制设计应多考虑微观经济主体，通过税收的收入和调控功能，重在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并具有保持竞争优势的潜力以参与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该国企业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前总统里根1986年在美国推行减税政策时讲了两句话，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国通过改革保持美国的创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该原则至今仍值得我国借鉴。
2、全面、协调发展。应注重对外贸易各税种筹集收入与调控进出口的职能作用的协调配合，合理把握各税种的着力点和平衡点，既要保持对外贸易税收收入的科学增长，更要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是关税税率不断降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效应逐渐减弱，那么如何更科学地发挥国内税的替代作用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再如，对于出口的结构性调控，采用出口关税来替代出口退税，或许是更符合国际惯例的选择。
3、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税制本身应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提供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企业形成合理的政策预期，进行长期规划；另一方面，税负不能过重，“竭泽而渔”只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逐年递增，甚至是超速增长的现象一度引起关注，宏观和微观税负是否过重也有诸多争议。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把提高外贸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竞争力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必须树立对外贸易的全球战略意识。现在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任务，更需要用宽广的国际视野来考察对外贸易税制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特别是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很大变化。鉴于许多国家已开始着手实施以提升本国税制竞争力为目标的基础性税制改革，那么在各国税制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日益加剧的新一轮国际税收竞争背景下，思考和研究“后危机时代”如何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必要而紧迫的。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 钻石模型 双钻石模型
跨国并购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中，跨国并购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绿地投资，例如在2000年跨国并购总量占全球FDI的82％。跨国并购理论可以分为企业并购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战略资产理论、管理重组理论等。
波特（Porter，1990，《国家竞争优势》）提出，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建立了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与企业的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构成的钻石模型。Moon、Rugman和Verbeke（1995）提出把跨国公司的活动结合到钻石模型中，发展出跨国活动的动因和影响分别和波特的四个关键要素相对应的双钻石模型。
双钻石模型
Moon、Rugman和Verbeke认为波特在对加拿大和新西兰政府进行咨询时忽视了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比如新西兰资源性产业和出动。所以他们提出了双钻石模型。图1是一个“9因子”双钻石模型，最外面的一个钻石代表全球因素，最里面的钻石代表东道国国内因素。外部的全球钻石的大小是与一个固定的时间段相对应的，而内部国内钻石的大小则是根据国家的大小和其竞争力来变化的。中间虚线形成的钻石是国际钻石，表示的是由国内和国际变量共同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内钻石和国际钻石的区别在于是否包含了跨国活动，跨国活动包括流入和流出的FDI。
双钻石模型和波特的单钻石模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可持续价值的增加可能来自于国内的企业，也可能来自于国外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在涉及到跨国公司的时候在地理范围上会扩展到多个国家，国家或地区在企业的跨国活动中可以进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多地区、多国家的竞争力互补。
双钻石模型的最新研究
Chen（2000）中在双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如何对台湾制造业的成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u（2002）应用双钻石模型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进程做了分析；Song.H.R（2003）和Ryu.J.K（2003）分别在双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对韩国三星电子和LG电子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Dunning(2002)提出利用双钻石模型来解释如何利用FDI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模型（2003），把IPAs（投资促进机构）、竞争思维和FDI作为新的因素加入到波特的钻石模型。Moon等（2003）对针对Dunning（2003）的修正模型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提出把跨国活动理解成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并对中国、韩国、中国香港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
运用双钻石模型的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9因子”双钻石模型。在变量的选择和归纳时考虑到跨国并购的趋势，将波特（1990）的单钻石模型、Moon , Rugman ,and Verbeke(1995,1998)的双钻石模型、Moon and Roehl（2001）对单钻石模型的补充、Dunning（2000，2003）对单钻石模型的修正以及Moon（2003）在APEC报告中的双钻石模型进行了综合，具有一定代表性。
“9因子”双钻石模型把跨国活动的动因和影响均作为内生变量，并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研究来分析一国的竞争力。本文在Moon的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协同性因子。在“9因子”双钻石模型中，涉及到战略资产和资源的跨国并购动因或影响被归纳到生产要素中；涉及到市场需求和原产地的跨国并购动因或影响被归纳到需求条件中；涉及到战略、垄断者反应和市场结构的跨国并购动因或影响被归纳到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中；涉及到效率和协同性的跨国并购动因或影响被归纳到相关支持性产业中。
本文以“9因子”双钻石模型为分析工具，对中国2002年、2003年发生的外资跨国并购的代表性样本进行分析，进而对外资跨国并购对我国国家竞争力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分析，并且对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有一个指导。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2002年在我国的跨国并购和2003年在我国的跨国并购，每年选取五个样本见表1。
动因及影响表
我们先通过表格来对跨国并购的动因和影响进行梳理和记录，这些动因和影响都放在钻石模型的框架下（表1），表中单元格中的小数字是并购中涉及动因和影响的频数，平均值是这些频数总和与案例个数的商。
用双钻石模型进行度量
在把2002年、2003年跨国并购的动因和影响归纳到钻石模型的四个大类的要素后，通过双钻石模型中的国际钻石将这些变量对东道国的作用以钻石图的方式清楚地表达出来。
图2中虚线钻石是2002年跨国并购对我国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和企业战略、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而言，200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市场的巨大需求成为它们进入中国的动因；同时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进入我国，他们从战略上、同业竞争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加快进入我国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比较缺少，跨国并购能够增加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在支持性产业方面，跨国公司很大程度仍然依赖于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合作伙伴，只是在汽车配件这样的行业才愿意进行跨国并购。
图2中实线钻石显示出2003年跨国并购对中国在生产要素和企业战略、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方面的重要作用。说明很多跨国公司开始把我国定位在“世界工厂”，加大在中国的生产投资；同时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重点，在我国市场上进行部署，阻止竞争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或者打破竞争对手的垄断；根据WTO规则，许多行业将在今后的两年内全面放开，跨国公司纷纷在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进行投资，为市场全面放开做准备。
将2002年“钻石”和2003年“钻石”进行比较，首先是“钻石的大小”不同：2003年“钻石”比2002年“钻石”明显大，跨国并购对中国的竞争力的作用也明显增加。在企业战略、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方面，我国市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竞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市场。在2003年，跨国并购逐渐在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产生以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网络建设、我国的某些薄弱行业和市场渠道方面对我国产生影响。
总的说来，我国“钻石”的形状除了在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方面比较薄弱，其他三个方面发展比较均衡，而且在2003年中跨国并购对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也开始产生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在设计政策时，应该加强在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方面的吸引力，通过吸引更多的配套企业进入中国来提升中国被并购企业在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方面的能力。
本文使用“9因子”双钻石模型对跨国并购在2002年、2003年对中国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跨国并购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国在跨国并购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跨国公司在跨国并购中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在这份榜单中，济南排名第20位。另外，在此次一同的2016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中，济南排名第18位。而在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2015年榜单系列中，济南均榜上有名，且综合这些名次看出，济南是一座正在成长的“中流”城市。
对济南来说，短板也相当明显，多次被诟病为交通拥堵与空气质量差，让其宜居性打折。或许，这才是济南以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拐点”。
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从何而来
最近，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在港2016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上海、香港、深圳、北京、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杭州及南京。
有关2016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016年香港经济持续保持平稳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仍显现出比较优势，但社会内耗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此外，在全球经济萎缩的背景下，深圳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及绿色低碳等发展方向，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GDP增速为8.7%，表现优异。
这份榜单一直在城市研究业内很权威。据了解，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于1998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是中国较早涉足城市竞争力研究领域的学术机构，2002年推出第一份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而2016年的榜单，桂强芳介绍说，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历时一年、对中国3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分析比较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所使用的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社会、h境、文化四大系统，由包括综合经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商业贸易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社会体制竞争力、环境/资源/区位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和文化形象竞争力等在内的10项一级指标、50项二级指标、216项三级指标构成。
到底什么是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桂强芳认为是一个城市整合自身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环境资源与文化资源参与区域资源分配竞争及国际资源分配竞争的能力。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济南以3794.89分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在涵盖众多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排在第20位。
此外，济南还在城市成长竞争力榜单中得分725.29分，位列第18位。
据悉，城市成长竞争力指的是城市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其潜能，不断完善城市的社会组织体制，展示其创新活力并依据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步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的能力。城市成长竞争力评价所使用的指标体系由实力指数、潜力指数、活力指数、能力指数这四大指标综合而成，包括4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70项三级指标。
有媒体分析，济南“榜上有名”所言不虚。在2016年，济南交出一份颇为亮眼的“发展成绩单”。前三季度，实现生产总值461.3亿元，同比增长7.6%。其中，完成进出口总额485亿元，增长19.5%，增幅分别居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4位、第4位和第1位，创近年来最佳成绩。去年1至10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主营业务收入利税率11.4%，列全省首位；去年前三季度，新签省外项目总投资2453亿元，位列全省第一；去年1至10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项目、承包工程合同额、完成营业额、境外工程带动出口四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
这几个“全省第一”正是折射出了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竞争力和“成长力”。
济南的真正魅力是什么？
济南在中国城市分级里，一直处于二线城市的地位。最为骄傲的城市品格，是它的人文气质浓厚，敦厚温良，以好客与亲和扬名天下。但论时尚与知名度，可能离同省的青岛远了点，但“她”的魅力却远不止于此。
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历年榜单，济南都曾榜上有名。201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2015中国十佳诚信政府》，济南排第6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济南排名第9；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2015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济南位列第20名；2015中国城市“快乐指数”排行榜，济南排第16名；2015中国城市应酬指数报告出炉，济南位居榜单第4位；2015中国大中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排名，济南排17名。
从这些“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济南是一座住起来相对舒适的城市，而这恰恰不就是城市的存在意义吗？
去年5月，腾讯曾了“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基于其6亿多QQ用户的大数据，选取了6.4亿个16-35岁用户作为年轻群体区间，通过手机QQ的数据分析城市年轻人群的占比，及该城市年轻用户的新增率和流出率，加权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据这份报告，济南在全国一二线城市中“年轻指数”排第15名。
这一排名对济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的城市格局：北上广这三个城市生活成本较高，更多年轻人更乐于到二线城市创业。诸如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又是政治文化中心，“虹吸效应”明显，“节奏慢、生活成本低、竞争压力小，这都是济南吸引省内年轻人的地方。”
“城市越年轻活力越好，创新能力也强。”一位专家表示，这么多年轻人涌到济南，会让济南这座中流城市一直处于成长与青春期，“虹吸效应”会吸入更多的年轻人到济南创业扎根，“每年一大批年轻人来济南，再过几年就要买房结婚、买车、生育等，对济南经济都是拉动。”
城市要想发展，则要把短板处补齐
“济南要想留住更多年轻人，也需要补齐一些短板。”该专家说，济南城市环境方面差一些，比如交通和空气质量频频上“黑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的留恋感。
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也正是济南要想具有竞争力最急需补救的“短板”。在拥堵和空气质量两大指标上，2015年与2016年，济南都曾位居全国最拥堵城市榜首，空气质量倒数。
近日，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了《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济南再次成为第一“堵城”。
据分析，济南早高峰拥堵程度仅次于哈尔滨，排名全国第二。从数据来看，哈尔滨年度早高峰拥堵指数高达2.1，全年早高峰拥堵第一，比第二名济南高出1.7%。济南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173，平均车速19.89公里/小时。 “首堵”济南的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市中区和历下区，覆盖市中心的趵突泉、植物园、千佛山、奥体中心及众多高校园区。
2011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之年。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原料价格剧烈波动，人民币升值预期众说纷纭，美欧债务危机频现，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内市场需求有待提升，产业链国际分工出现新动向……在这个挑战和机遇相伴共生，压力与动力互为倚伏的新时期，新的产业格局端倪初露还是迷雾重重？纺织服装产业企业变局中如何稳中求进、再创辉煌？
本届创新年会以“变局与布局――新动力、新平衡、新定位”为核心议题，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纺织服装产业创新的现实资源进行了梳理，围绕“工业技术创新”和“以资本和品牌提升产业竞争力”等话题，演讲嘉宾与参会代表共同探讨了中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创新发展之道，突破与发展道路上的困惑与迷惘，“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政策取向对纺织产业的重大影响，“十二五”期间，中国纺织产业格局新趋势下，纺织企业未雨绸缪的应对之道。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为本届年会致辞，他表示，创新涵盖并扩展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以及自身观念的创新，是一项全面的相互关联和十分务实的系统性的工作。创新是推动纺织强国事业的灵魂和动力，围绕这个核心，同时结合自身实际，竭尽全力的把自身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好，把创新工作持续的做出成效，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工业与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出席本届年会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纺织工业高举创新旗帜，抓住全球化发展机遇，坚持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从纤维生产、终端产品到市场营销，形成了完整的纺织产业链条，产品科技含量和品牌附加值不断提高，不仅满足了多元化的内需市场，而且广受国际采购商青睐，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实现了连续十年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纺织领域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做主题报告，报告以2011年度纺织产业经济运行情况为基础数据，从市场、资源、科技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纺织工业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竞争环境。他指出，中国纺织行业在面临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原料波动风险加剧等严峻挑战的同时，将呈现出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理性发展态势，即：从“产能扩张”向“价值增长” 的转型、积极平衡的产业发展与环境资源相匹配。他同时提出了把握“变局”机遇期，充分发挥市场需求、产业优势、技术创新以及金融资本等综合性内生驱动力，进行有的放矢的战略性“布局”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观点。合理地规划区域结构，优化产品结构，以创新精神创造经济价值，以负责任的态度创造社会价值将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业、交通和贸易研究司副司长张泰，发表了“大力推动工业技术创新、全面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推动工业技术创新、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从体制机制、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配套条件等方面，分析了推动工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措施和意见建议。
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程永如做了题为“欧债危机与纺织业外部环境”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欧债危机的发生有诸多原因，包括制度设计、财政体系、金融体系、竞争力差异、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经济波动对中国影响深远。欧债危机等欧元区问题的走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纺织行业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一方面是行业层面的应对，另一方面是企业层面的应对，需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创新是行业进步与品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纺织服装产业的定位正在实现与时俱进的更新。这个过程中既包括材料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也包括技术、资本和品牌等方面的强劲整合。在“创新的技术驱动力”环节，《纺织导报》执行主编董奎勇做了题为“世界纺织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主题报告。他指出，纺织技术的发展已经从关注纺织品本身外延至纺织品生产所处的生态系统，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纺织工业，突破要素制约已经成为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纺织技术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迫在眉睫。报告以全球化的视角，剖析了发达国家纺织技术研发机制与模式，详尽介绍了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现状与主流趋势，并结合国际宏观政治经济背景，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纺织技术发展路径，同时推荐若干先进的适用技术。
美国棉花公司亚洲区技术推广经理庄德华报告了“生态友好型棉制品印染加工技术概述”，他在演讲中生动介绍了美国棉花公司近年来研究、开发和推广的一系列生态友好型棉织品印染加工技术，包括短流程前处理，阳离子化处理，臭氧处理，泡沫整理和工序管理系统的应用等，重点阐述了各项技术的加工要点和生态优势。
天诺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焰焰做了题为“基于光电技术的新型纺织功能材料与展望”的主题演讲，她为与会嘉宾详细阐述了光电技术与纺织产品结合开发的新型复合材料及应用实践，证明了差异化竞争策略是赢得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在充满脑力激荡的“创新的资本驱动力”论坛环节，年会邀请了中国产业安全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姜冬妮、UTA时尚管理集团总裁杨大筠、富丽达集团董事、副总裁钱珏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总经理助理、企划部经理孙娟，共同探讨资本市场对纺织服装行业的理性眼光与潜力挖掘，分析资本市场如何拓展与纺织服装行业的关联，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使传统制造业获得提速发展。走国际化道路，理性并购是中国纺织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力举措。在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和期货市场可以获得机会竞争优势。
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
当前，跨国公司把提高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重组、精干主业、分离主业、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的重要目标，在业务重组、管理变革和积极发展战略联盟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1.跨国公司的业务重组
跨国公司的业务重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方兴未艾。近年来，世界排名前列的跨国制药公司大都进行了不同规模的联合、兼并、重组。葛兰素与史必成、辉瑞与华纳兰博特、赫斯特与罗纳、阿斯特拉与捷利康等超大规模的跨国制药公司在重组中实现了优势互补，突出了主业，强化了核心竞争力，在世界医药市场的分割中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美国的大型国际承包商核心竞争力突出，其管理经验和技术先进，其多元化的经营主要体现在依托主业而开展的经营。
2.跨国公司的产业调整
跨国公司产业调整的基本方向是：从一般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硬件产品转向软件产品和系统产品（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用电器公司（GE）率先进行产业调整，公司经营重心转向服务业。GE目前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制造、广播、金融服务和其他生产服务等四大领域。1999年公司3/4的收入来自金融、信息和产品售后服务。在GE公司之后，一些美国企业和欧、日跨国公司也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高科技领域、服务领域，或者集中于生产制造的上游环节，专注于搞产品与技术研发和核心产品的制造。例如，德国的三大化工企业之一―――赫斯特公司，它卖掉了盈利能力较低的化工产业，然后与罗纳公司合并，集中发展生命科学产业。
3.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联盟已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战略联盟形式也逐步从以国内联盟为主转向以国际联盟为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建立国际联盟作为它们长期占领或开拓国际市场、降低技术创新风险、提高国际环境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与欧洲公司建立的国际战略联盟就有2000多个；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之间建立的国际战略联盟更是不胜枚举，例如，荷兰飞利浦公司自1985年以来已在我国建立了40家合资企业。
4.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的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变化越来越快，这要求企业必须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跨国公司管理变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减少组织层级、精简人员、贴近顾客，塑造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企业文化，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
对“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1.各国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近年来,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各国政府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削减, 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源、扩张经营、全面开发市场已经非常便利。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各国纷纷放宽投资限制，改善了吸收跨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在2001年，71个国家共变更了涉及FDI的法律法规208项，其中194项是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亚太地区占了43%）。另据《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在2002年70个国家所进行的248项改革中，有236项是有利于FDI的。亚洲是实行自由化最快的东道地区之一。越来越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不仅把目光停留在对外资开放的水平上，而是采取了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目标定位和促进战略。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投资促进机构正在运用更多的资源来寻求新的投资者，并为现有的投资者提供越来越周到的服务。因此，当前整个国际投资环境是趋向利好的，特别是随着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去投资，对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形势已经同原来对中国的“排斥”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应当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特别是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应通过扩大投资进入当地市场，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需要的资源。
2.“走出去”的产业层次亟待提高。
《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世界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按海外资产排序）主要集中在电信、石油化工和汽车行业，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通过对近年来世界投资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服务业方面的竞争力是非常明显的。在吸收外资方面，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发展中国家则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在对外投资方面，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据相当的比重，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低，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中国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以及运输服务业任重而道远。
3.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增强市场开拓能力。
通过对近年来的世界投资发展进行分析，我们深深感受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全球化生产的影响非常巨大。中国要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分工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中掌握主动权，就需要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有力地催生中国的跨国公司，加速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壮大。目前，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数量太少，进入世界500强的只有几家，而且总体实力也不够强。《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在向海外输出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FDI作用依然比贸易大：2002年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销售额达18万亿美元，而全球的出口总额为8万亿美元。因此，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增强对外投资能力，对于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扩大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国资委在培育中国跨国公司过程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并购中土集团以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并购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就是工程承包领域的大运作。
记者：您如何评价入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及作用？
霍建国：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0年的实践和成绩表明，加入WTO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我国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中国加入WTO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更有益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落实加入WTO承诺，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入WTO后，我国认真履行并切实落实各项承诺，大幅削减关税，取消进口非关税措施，修改和新制定进一步开放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创造了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环境，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截至2010年，我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9.8%。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各成员对中国履行承诺工作普遍给予了积极评价。
第二，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加入WTO就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和重要内容之一，开启了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10年来，我国主动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积极利用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发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已签订9个自由贸易协定，确立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对世界经济增长形成了重要的支撑和引擎作用。
第三，行使WTO成员权利，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能力。加入WTO以来，我国迅速派出了驻WTO机构并任命了大使，全面、积极地参与WTO各项事务和活动，不断加强与WTO秘书处和其他成员的联系与沟通，增强了参与WTO事务的深度和力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从熟悉、学习、掌握和运用WTO规则，逐步参与到多边规则的制定中，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WTO中的参与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通过多边体制维护我国的权利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双边难以解决或争议的领域通过诉讼到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的已进行了有利于我的裁决。
第四，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增加了贸易政策透明度。加入WTO以来，根据WTO规则和加入WTO时所做出的承诺，我国不断改革和调整与贸易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集中清理和调整，政策的透明度进一步得到提高，仅中央各部委就废止、修改和制订了2000多条法律法规。建立了符合WTO要求的有关涉外的法律体系，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确保中央和地方有关法规与WTO规则和我们的承诺相一致，这一切使得我国的贸易体制和环境更加稳定，更具可预见性。有力地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和法制建设，为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加强规则意识，开阔了全球视野。在这10年中，多边贸易体制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了解，公开、透明、无歧视原则及最惠国待遇原则广为运用，全球视野、创新眼光、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法治观念、知识产权观念等不断深入人心，中国企业的规则意识和公平竞争意识普遍提高，企业素质和国际化的适应能力得到更具普遍意义的提升。无疑，入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中国入世后，根据当时国家经贸委的统一部署，您具体负责了14个国家局的应对策略研究并形成报告。您如何评价入世10年来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变化？
霍建国：我们组织完成了14个工业局的入世影响及对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入世对工商领域的影响及对策报告”。现在看来，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占国际市场份额显著提高。外贸竞争力强弱的指标之一就是一个国家贸易规模的大小及所占世界市场份额的高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在不断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同时也获得了贸易伙伴的市场开放。2001―2010年，我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由5096.5亿美元扩大至29727.6亿美元，共计增长5.8倍，年均增长21.6%，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02%升至9.7%。其中，出口由2660.1亿美元增至15778.2亿美元，增长了5.93倍，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由4.30%升至9.6%；进口由2435.5亿美元增至13951.0亿美元，增长了5.73倍。2009年，我国由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和第六大贸易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已经不容忽视（详细数据见表1）。
第二，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贸易竞争力指数大幅上升。加入WTO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致使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已有的产业基础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贸易竞争力指数显著提升。2007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越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工业品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2009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I）①由2001年的0.10提升至0.20，说明制造业出口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18.49%，自2006年起一直稳居全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第2位，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贸易竞争指数为0.39，在全球市场中位居第一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24.31%，已成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最大的净出口国（数据见表2）。
第三，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贸易创造效应增强。产业内贸易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②。世贸组织达成的有关协议要求其成员国实施贸易自由化，为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入WTO以来，我国更多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环节的地位，带动了产业内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发展，2001―2010年，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由1.57上升为1.77③，表明加工贸易创汇水平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2001―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由0.84上升至0.91，显示自加入WTO以来，我国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提升。
第四，三大贸易主体联动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升。贸易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大外贸主体联动发展的格局，2001年，三大贸易主体进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2.5%、50.8%及6.63%，2010年则分别为20.9%、53.8%、25.3%。外资企业稳步发展，民营企业快速增长，虽然国有企业所占份额减少，但其进出口的70%以上为一般贸易，而一般贸易更能体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高低。WT0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推动了外贸企业改革深化和整体素质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自主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2009年，我国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皆超过102.0，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正是我国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具体表现。
第五，国际影响力日益显著，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新引擎。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同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及对金砖国家的贸易规模大幅上升，对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进出口贸易皆呈上升趋势，2010年上述三大市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比2001年高出2、2.6及1.1个百分点。与贸易伙伴往来的增加，也给我国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中提供了更多筹码，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力和能力，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新制衡。同时，我国实施的科技兴贸、品牌战略和机电产品优惠贷款措施等使我国对大宗产品的进口需求明显增多，对国际市场贡献巨大，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记者：作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您全面负责国家经济贸易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您如何看待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霍建国：我国经济自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这种增长主要受三种因素的支撑。一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使国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二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各种经济成分十分活跃，国企、外资、民营均处于高增长发展阶段，形成强大的贸易阵容。三是过去10年中规模效益递增掩盖了产能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通常情况下，产能的持续扩张会导致边际效益的递减，但我国的情况是，在发展经济热情的驱动下，加之各种有利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强有力的低成本优势，从而维持了一个较长的增长阶段。而目前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作用正在递减，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相对萎缩，三大出口生力军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低成本扩张优势正面临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制约我国外贸出口的结构问题和质量效益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观。而新的影响因素正在形成：
第一，对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对内实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而进出口贸易又是体现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出口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同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及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目前，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各国都把促进出口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甚至有的国家还把出口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标志，把出口发展提升到战略地位的高度。目前，有不少观点认为，我国出口的依存度过高，顺差过大不仅带来对外部的贸易摩擦，造成资源浪费且破坏环境，同时还加大了外汇储备的压力，致使流动性过剩。结论是应适当限制出口，鼓励扩大进口。在当前全球经济刚摆脱危机的阴影并出现恢复增长之际，有观点认为，要减少对出口的支持力度。而我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不是出口多了，而是如何尽快提高外贸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使其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对出口成本的变化未予足够重视。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及对民生重视的加强，劳动者对尊严和幸福指数的追求日益上升，劳动力工资上升已成大势所趋，近年来，部分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虽然是结构性的矛盾，但它预示着劳动力成本面临上升压力。中国有可能已接近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土地紧缺，地价上升，环境治理投入增加，资源成本价格持续上升，煤水电气价格面临上调压力，这一切都预示着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将会日益加重。外贸低成本竞争的方式已难以持续。
第三，出口结构调整滞后。我国出口结构矛盾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产能过大，出口比例偏高，结构不甚合理。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产品，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比例较小。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发展滞后。目前的状况是，外资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出口为主，国有企业以部分高端制造业和大型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民营企业则多数以轻纺和日用品出口为主。出口规模虽庞大，但出口质量和效益一直是困扰外贸企业的主要矛盾。虽然外贸出口的压力上升有利于结构调整升级，但兼顾外贸稳定增长仍然十分必要。
第四，外贸发展主导理论不明确。长期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即不断扩大优势产品的出口，庞大的产能压力形成严重的低价竞销，自相竞争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损失了出口效益，影响了产业升级，这种现象恰恰是贸易理论所描述的“制造业出口陷阱”。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扭转出口被动局面，通过政策引导和企业的努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和研发，提高营销网络的经营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加大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达到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尽快摆脱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应借鉴竞争优势理论或战略贸易理论，通过制定配套的实施政策加以推动。
第五，贸易政策同产业政策衔接不够。出口产品结构的状况是一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外在表现。出口结构的变化受制于国内的产业结构。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长期脱节现象，其结果导致出口结构严重偏离国内产业结构的发展。出口产品结构不能完全反映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从而制约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如在我国的产业振兴计划中，很少把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考虑。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内重要产业采取保护和支持的策略，其目的是通过支持和保护国内战略产业发展以实现维系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记者：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中国竞争的新优势。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有什么进展？
霍建国：10年的实践表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健康发展的最佳途径。未来，我国在国际上不仅要更加深入参与WTO，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还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内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来提升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通过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来增强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对外贸易的体制和机制，构建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第一，深入参与WTO，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再次受到挑战，多哈回合受阻，经济全球化不断遭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指责，这一切对WTO的功能和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WTO需要不断完善规则，强化自身职能，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协调各成员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变革与完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作为WTO的重要成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国内外经贸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更加深入地全面参与WTO各项事务，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的稳定，推进WTO进行必要的改革。通过积极参与WTO的活动和谈判，逐步加深参与的程度，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中的能力及影响力，切实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营造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升外贸主体核心竞争力。事实证明，在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强化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兴盛的必由之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凡是掌握竞争主动权的国家必然拥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真正优势则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深入参与WTO，就是要求我国的外贸企业要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市场的净化力度，做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同时要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培育一批创新型跨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要支持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的创新，鼓励自主创新含量高的新产品出口；企业要增强创新意识，以开放的姿态对待自主创新，通过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合作研发和共同开发来构建企业的创新能力。
第三，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外贸综合竞争力。未来，我国将从在WTO规则约束下的自觉履行承诺式开放转向自主性开放阶段，这就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必须更具综合竞争力。深入参与WTO，就是要加快转变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传统外贸发展方式，努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外贸增长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体应把握三个方向：一是要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营造和谐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对外贸易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的国际影响力，把出口贸易同海外投资有效结合起来，扩大对海外的投资及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发挥贸易主体的作用，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并实现海外投资的积极效果，塑造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形象。三是要深刻把握WTO的原则和理念，通过提升外贸产品质量、市场开拓能力等多方面来巩固我国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同时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力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第四，完善对外贸易体制和机制，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1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逐渐与国际接轨，不断走向成熟。深入参与WTO，就是要逐渐从掌握、熟悉规则，转向充分运用世贸规则。要熟练运用世贸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积极应对各种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要通过参与各类规则的制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稳步推进市场化进程；要努力提高对外贸易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开放型经济特点的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和机制。要充分发挥我国的传统比较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努力构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包括、人力资本优势、技术创新优势、产业支撑优势、跨国经营优势及体制机制优势等，稳步推进我国的贸易强国进程。
注：
①贸易竞争力指数（TCI），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值与该产品进口值和出口值合计的比值。
关键词：本土企业 跨国公司 品牌 全球化
处在入世后过渡时期的中国，其巨大的消费者市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诱人，这使得在多变的2004年之后的2005年依然充满着变数。本土企业已经越来越成熟，但同时跨国企业也逐渐熟悉了在中国的营销之道，一场本土先锋企业与跨国公司对决的恶仗已经铺开，这一点从2005年元月揭晓的“2004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调查”报告中已现端倪。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本土品牌营销究竟该如何去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土与外资：品牌竞争
2004年中国品牌调查分析
中国已进入后WTO时期，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较量将更激烈。在《成功营销》杂志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隆重揭晓的“2004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调查”报告，为2004年的中国市场的品牌较量作了一个全景描绘。
与2003年本土品牌在报告所涉及到的27个行业中大举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不同的是，仅仅时隔一年，市场格局己经发生逆转，本次品牌竞争力报告所涉及到的27个行业中，本土品牌在16个行业中的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一，其余11个行业则是洋品牌领先。在众多行业中，本土品牌风光不再，跨国公司正大举收复失地，在排行榜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具体而言：
在家电领域，本土品牌竞争力已全面超过洋品牌。彩电、空调和洗衣机行业，竞争力指数排在前3名的均是国产品牌。海尔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旗舰品牌，其在电冰箱、空调和洗衣机行业中均高居榜首。
在IT领域，联想作为家用电脑领导品牌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以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为代表的洋手机虽然不再具有往日垄断地位，但国产手机短期内尚难取而代之。
在食品/饮料领域，本土品牌和跨国公司品牌平分秋色。可口可乐、雀巢、康师傅和统一等外资、台资品牌在碳酸饮料、奶粉、方便面、茶饮品和果汁饮料上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而国产品牌则在白酒、葡萄酒、瓶装水、食用油、速冻主食等市场上表现突出。
在日化用品领域，本土品牌在洋品牌的重围中面临突破。香皂、牙膏、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洁肤品、润肤品、洗衣粉等8个日化行业，洋品牌占据5个行业的榜首，本土品牌只占上榜品牌总数24个之中的5个，中国本土日化企业尚需更多雕牌、大宝和六神这样的优秀品牌。
在金融服务领域，由于政策限制，依然是本土品牌一统天下。
由于大众市场消费者规模巨大，本土品牌占有相对优势，这与大众消费者消费行为较为理性、更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密切相关。
本土品牌的成功与失败因素
2004年的中国市场品牌的排名差异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消费市场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和细分需求，揭示了一年来中国市场的变化轨迹和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的紧张态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国企业艰辛的成长历程。
众所周知，中国本土品牌大多依靠长久历史，注册历史短，基本上是从1995年才开始注册的。失败的品牌多见于日用品品牌，反之耐用品品牌却被市场广为接受。分析本土品牌成功的因素大都因为企业拥有标准的生产技术且价格较为适中，生产灵活，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同时企业与政府和供应商建有良好的关系。而有些即便成功的本土品牌其弱点也很凸现，主要集中在产品的外观设计和美感还有待提高；产品品牌基本都属于平衡状态在发展，没有属于真正的国际品牌；另外整个品牌的集成效应比较薄弱。
跨国公司对中国策略
跨国公司对中国策略的思维迅速改变
从改革开放后至今20余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策略的思维可谓是不停地在变动。历经了从80年代认为到“中国”可有可无，中国是一个平价生产工厂；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认为中国是练兵之地，有外企进，有外企出；上世纪90年代末期认为中国是全球逐鹿之原，许多全球公司都把中国市场看作是核心策略的一部分；到今天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必争之地，进中国有一定风险，但不进中国风险更大这种对中国策略的转变。
推展本土化营销模式以不断迎合中国
生产本土化是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策略，因为跨国公司的母国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投资者在选择输出资本时，除了增加市场份额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助资本输入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竞争力。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的销售策略也采取了本土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告中不断提高的地域文化因素体现了典型的营销本土化特征。如美国宝洁公司为广告本土化策略的典范，其飘柔洗发水，在美国名称为Pert-Plus，在亚洲地区改名为Rejoice，中文名则为飘柔，以迎合华人市场，广告手法亦和在美国大不相同。
本土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能忽视的市场，因此，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中国本土化的力度。
大幅度降低营运成本
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绝对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形成的购买力，直接影响到国内外公司的生产经营。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和国内同类商品生产企业就在市场份额争夺上形成直接竞争，成本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看到，在诸如可口可乐等针对国内市场的日用消费品公司，80年代早期在中国设厂之后，国外越来越多的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大陆，如韩国的三星、美国的戴尔和德国的白色家电生产企业伊莱克斯，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关键因素都是成本。
中国本土化的融资,也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此举极大幅度地降低了营运成本。一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银行贷款、企业包装上市等金融领域都受到较大的制约。伴随着中国后WTO时代的进程、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家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与内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相关的商业原则,可以从国内外银行获得贷款、上市进行融资，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
有效地管理分销系统，也是跨国公司降低公司成本的有力举措。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采购将进一步增强：一部分没有设立采购中心的将设立采购中心，另一部分已经设立采购中心的将加速其采购规模和效率。
大量吸收国内营运专才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地区性研发中心，挟资金优势网罗本地优秀人才，面向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开展研发。这种大量吸收国内营运专才的策略很好地配合了他们的本土化经营，由于拥有这些国内营运专才，跨国公司从中获取了极大的杠杆效应。
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态势分析
竞争平台的变化分析
中国市场竞争的性质在不断变化，以前，高端产品市场主要靠进口，而低端产品则主要由国内企业填补。但目前的情况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逐渐取代进口产品，形成第一战场。本土新兴公司与跨国企业在高端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形成了第二战场。新兴本土企业与传统本土企业在低端市场的竞争则形成了第三战场。
从2004年12月11日起至中国入世所承诺的行业全部开放为止，我国将进入“WTO后过渡期”。后WTO时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非关税保护措施的全面取消。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后过渡期的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3年。通过对目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现状分析，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重心都在发生转移，双方都把竞技场的中心移向了中国的中产消费市场，自此，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较量将会变得更加惨烈。
竞争态势分析
2005年、2006年对跨国公司和本土品牌的较量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2004年开始，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介入中国经济的主战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国际客户将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此种情况下，2005年、2006年国际品牌与本土品牌的较量势必将进一步加剧。谁抢占了先机，谁就有可能获得竞争的先发优势。2005年、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由于中国主办奥运会的原因将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之前，将会有更多的国际品牌到中国来。2008年后，也将会有真正的一批本土品牌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就像韩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有更多的品牌走向了世界。我们的企业家应抓住2008年的机会，在2008年之前抢占先发优势，打好基础，打造出更多的国际品牌，走向世界，真正为中华民族品牌在世界经济中立足而努力。
中国本土企业的最新发展与期望
针对2004年陷入迷途的中国本土企业，我认为中国企业所要做的是如何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通过整合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以及对目标市场的高度敏感性来抓住和把握机会，大力发展自己。为此应具体做到以下几点：
强化品牌意识。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谁都否认不了，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品牌时代，而中国还有太多的企业依然停留在产品观念上，忽视品牌的创立，致使品牌经营的“门外汉”还大有人在。许多企业普遍认为做品牌是个漫长的过程，投入也是为他人做嫁衣，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品牌意识的淡薄，导致企业只能赚取少而又少的一点加工费。更有甚者，过分依赖他人的品牌，无法享受到来自自身品牌的丰厚利润，企业的劳动成果只以低价倾销的形式给“泼出去”。鉴于此，我们的企业必须在服务、质量、危机等等方面重塑品牌意识，否则，我们面临着的只能是被淘汰出局。
坚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当今品牌争夺市场、参与竞争、扩大生存空间的有力武器。市场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产品，无论是多久的历史、多么显赫的业绩、多响的名气、多厚的资本，对市场的变化和顾客只是抱无动于衷的态度，失败一定是必然的。对于创新，我们有很多企业还只是停留在以产品推出的层面上，仍然有许多企业还未进入以品牌推出的阶段。所以作为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市场有立足之地，就必须时刻关注市场变化，超前一步进行产品研制，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才有可能让“中国制造”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