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23: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化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分配方式，城市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总理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有助于打造人们的宜居环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资源配置模式的创新。本文首先分析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然后分析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最后提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路径。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模式构建
2014年以来，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应该适应新常态，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一方面进一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产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不断优化，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未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
一、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1．深受传统观念束缚，观念阻碍新型城镇化进程。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度开发土地，缺乏科学有效的土地规划，政府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以人为核心，过于注重“以物为本”的开发理念，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以及不少地方出现“空城”、“鬼城”等现象。同时由于农民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习惯农村生活方式，不愿意市民化，不愿意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节奏，加大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难度。
2．城乡二元制结构影响，形成严重的城镇发展路径依赖。我国城镇化建立的基础为城乡二元制结构，出现明显的城乡割裂现象，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以政府开发为主导，注重城市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问题，已经形成严重的城镇发展路径依赖，导致城镇化发展严重依赖土地开发和土地上房屋开发，不能形成持续、循环、生态的发展模式。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1．“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迎来很多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沿路城市和农村区域加强合作，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建构和形成科学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给新型城镇化带来了发展机遇，能够促进全国城镇化布局的优化，引入文化旅游产业，引进城乡一体化联动机制，将区域合作、生态文明引入新型城镇化，推动城镇化治理水平提升。
2．智慧经济推动智慧新型城镇发展。随着云计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快速，这些技术推动呈现联动发展，推动城镇智慧经济的发展，城乡已开通、电子政务云、移动APP等智慧方式形成智慧经济，智慧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型城镇产生，促进产业之间转型发展，同时为城乡转型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
1．注重“天人合一”的理念，打造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严重破坏了环境，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然的破坏过程，影响城镇经济的健康发展，未来的人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进行生态补偿。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尊重自然，充分利用自然馈赠，巧妙地运用资源禀赋，发展新型城镇中的自然景观，以人为本，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打造全新的生态文明城镇。
2．大力发展服务产业，实现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人的发展经济学注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调节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大量发展新兴的服务产业，以发展金融与投资、教育与培训、文化与旅游、休闲与生态、护理与老年服务、社会保障等行业为重点，关注人们的身体健康，发展健康产业；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注重发展满足人性精神需求的服务产业，实现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生态人文城镇。
3．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发展目标。按照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呈现粗放状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坚持集约式发展模式，加强城镇规划能力提升、注重资源合理科学开发，应该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提升，注重城镇化建设中的软硬件建设，加强城镇化建设内涵，切实满足城镇集约发展的要求。
4．充分利用智慧技术，建设智慧新型城镇。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智慧技术的发展，新型城镇应该实现城乡之间交际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智慧化、互动化、协同化，城乡联合构建城镇综合运行与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的信息化，使城市拥有完善的智慧产业技术体系，实现城乡之间业务信息共享与协同，城乡管理水平软硬件设施加强建设，找准城镇发展定位，营造智能和谐的生态城镇，打造全新特色的智慧新城镇。
四、结语
总之，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将是全面考虑城市的经济、产业、生态、智能化、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城镇化建设和质量水平，推动智慧型城镇发展，打造独特的新型城镇，促使城镇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参考文献：
［1］杨荫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特征［J］．中国经贸导刊，2015，（04）．
［2］彭明唱．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典型调研［J］．改革与战略，2015．（08）．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发展缺少经济依托，城镇建设缺乏整体规划，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提出了发展对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地，也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类型之一。城镇化(urbanization)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其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到与其相适应的职业，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并生活的过程。是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7120％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就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城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提高了人口素质，改善了生活质量。小城镇是农村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小城镇在城镇化大战略中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小城镇发展水平仍然滞后，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小城镇发展缺少经济依托。小城镇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是对外发展的重要窗口。发达的二、三产业应该是城镇赖以生存的基础。目前，虽然我国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政府部门的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镇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还受“吃饭财政”状况的制约。乡镇企业到处布点，使积聚经济和人气的功能减弱。由于城镇城市功能残缺，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往往是非农企业不愿进城，城镇因缺乏支撑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使城镇发展受到限制。
第二、小城镇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没有科学的规划，小城镇建设就会无章可循。就会变成一团乱麻。也将给小城镇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建设造成隐患。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很多建制镇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长远的、科学的规划。在管理体制方面，城镇的发展基本上被纳入农村发展的范畴，是实现农村城镇的主要途径，但是缺乏统一完善的布局和规划，有些地区在城镇建设时片面追求“高、大、新、全”，规划脱离实际，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增加了保护土地的压力。有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缺乏超前规划，城镇内部工业、商业、住宅功能分区不明确，城镇基础设施薄弱，镇容镇貌差，城镇迟迟未形成规模。一些新建制镇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规划不到位导致畸形发展，重点不明显，特色模糊。
第三、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在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步伐的同时，由于“重建设，轻保护”，不少小城镇建设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环境管理严重滞后，随意排放和倾倒废气烟尘、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各类垃圾，导致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据载，在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半岛、浙江、福建和珠江三角洲5个经济开发区，除厦门漳州等地区水质较好外，其它地区水源受污染河段竟达60％－90％。
第四、小城镇地方特色丧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当地自然环境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在我国小城镇建设中，传统特色在逐渐淡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地方不重视千百年来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景观和风貌特色，盲目建设。山地城镇模仿平原城市，平原追求水乡风格，与山比高低、与水比深浅，喧宾夺主，抢人视线，导致景观风貌破坏。如滇西北中甸建塘镇，其东城区建筑群的扩展不仅损坏了原有的城镇南北主线结构，而且五花八门的建筑式样也掩盖了藏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民族特色是规划的本质要求。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一)、形成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有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要延伸到小城镇，而且一定要涵盖新进人城镇的居民。逐步打破长期限制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根本约束。同时，要积极探索对新落户的城镇居民进行工作技能培训的措施，提高他们对城镇生活的适应能力。要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使镇一级政府能够统一组织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工作，克服县(区)与镇条块分割的弊端，使镇政府成为一级比较健全的政府。镇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实现由以农村管理为主逐步向城镇、乡村管理并重的转变。镇政府要更多地履行其市场建设、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镇化新体制。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要抓好城镇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街。其次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要将基础设施企业化，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改革户籍制度。同时也要合理调节城镇产业结构和人口容量。提高城镇的消费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乘着十六大的东风，我们的城镇化道路会走得更好。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进城务工经商是农村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善待农民工。对进城农民工要“减负、服务、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以降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减少社会稳定的风险。二)、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小城镇建设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依托。资金紧缺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功能不完备，是制约农村城镇化发展步伐的重要因素。要积极稳步地发展小城镇，必须解决资金问题。而要解决小城镇发展中的资金障碍不可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而应建立起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小城镇建设的多渠道投入机制。在小城镇建设中，既要政府增加必要的投资，建立新型的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从制度上为城镇的发展提供资金，增强城镇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也要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开拓资金筹集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优势，建成后项目的管理权和收益权同时交给投资方，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回报。
三)推动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城镇要依托特色产业，形成生产要素聚集，增强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传统的农业已不适应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必须有步骤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要认真选准启动项目，精心培育支柱产业，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必须努力创造条件，把有条件的企业吸引到小城镇周围，使之适当集中，连片发展。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一方面要求人口集中居住，从而带来城市化效应，另一方面会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排挤出来。这部分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必然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去寻求新的就业机会。
四)科学规划，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园地制宜地寻求自己的发展途径。规划应包含道路、通讯、水利、供电、供气、防灾、减灾、产业凰区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等相关配套的服务设施。这些方面的规划标准一定要有前瞻性，既要满足近期建设的要求，又要预计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避免后期重复建设和浪费，并使各专项规划相衔接，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使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能与周围地区构建良性的社会经济互动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组织精干的规划编制项目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本区域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到合理布局。发展规划应突出重点，使规划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纲领”，引导、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城镇化；布局；组团；辐射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164-02
近年来，滑县县委、县政府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拉大城市框架，完善中心城区功能，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形成了“一主一副带群星”的发展格局，实现了组团发展，为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发展现状
滑县县域面积1 814平方公里，辖12镇10乡和一个产业集聚区，1 019个行政村，138万人，是省政府确定的十个省直管县之一，也是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近年来，滑县坚持“规划引导、产业支撑、基础突破、以城带乡”的“中心辐射地方”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建设有区域性影响力中等城市这一目标，重点加强县城建设，着力带动和推进小城镇建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一）突出县城建设，中等城市框架初步形成
近年来，滑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城建设，按照“东拓西进、南延北扩”的发展思路，对道口镇、产业集聚区、滑东新区、小铺乡和枣村乡实行组团式发展，一体化布局，规划扩建县城面积63平方公里，成为滑县城镇化建设的主中心。同时，在位于滑县腹地的留固镇，加快建设集工业、商业、新农村社区、高端农业为一体的副中心，一主一副相互辉映，形成了一个中等城市框架的雏形。目前，滑县正在按照“东部高端商务、西部文化传承、南部产业支撑、北部生态休闲、中心传统商业”的区域功能布局加快推进。
（二）强化产业支撑，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一是加快道路建设，投资30亿元修建道路38条，建成了“十六纵十六横”的交通网络。二是注重绿化亮化，较好地改善居民环境。实施了县城周边和道路沿线绿化，启动了大功河公园和森林公园特色绿化，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人居环境。三是增强供排水能能力，改善水质。铺设城区供水管网96千米，辐射面积34平方公里。四是加大供气能力，方便居民生活。五是加强城市管理，净化城市环境，争创省级卫生城和省级文明城。六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并重，努力改善城镇面貌。七是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围绕电子新能源、农产品深加工、煤化工等主导产业，引进各类招商项目157个，强化产业支撑。
（三）丰富功能定位，打造合理的复合型城区
滑县努力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滑东新区。滑东新区被省政府定为豫北复合型城市新区，去年已开工“七路”建设，并完成绿化工作，初步形成了“两心两带多片”布局，成为一个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联动、多产复合，政治、经济、人居、生态功能齐全的现代复合型新区。
（四）彰显特色个性，推进中心城镇组团发展
坚持“一主一副带群星”的总体思路，统筹推进城镇组团与中心城区、产业集聚区、特色商务区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和个性。加快发展小城镇。各乡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项目带动和产业支撑为着力点，开发建设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规划滞后
城镇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县城中心城区的品位、品牌、形象规划滞后于发展速度，新农村社区规划不完善，配套不合理，缺项严重。
（二）结构单一
滑县产业结构总体单一，层次不高，真正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主导、特色产业不多，具有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则更少。
（三）投入不足
滑县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工程所需资金巨大，然而，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滑县财力贫乏，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大项目启动难，建设周期长，从而影响城镇辐射带动能力的发挥。
（四）机制不活
目前城区发展缺乏内联外拓机制和联建联合机制，中心城区与周边乡镇就如何集中部分要素，借各自优势互补协作共生，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五）体制不顺
城镇发展过程中，土地、规划、住建、招商等部门各自为政，壁垒重重；就业、社保、户籍、子女入学等制度改革滞后，流动人口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受限，不能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
三、对策建议
（一）科学制定战略规划
一是科学制定全县城镇总体长远发展规划。二是科学编制和完善城乡规划体系，打破行政区划束缚，突出经济区域导向，形成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的规划体系，引导城乡协调有序发展。三是强化规划的刚性执行力，坚决防止规划跟着项目走和随意调整规划，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发挥产业支撑作用，一要着力优化产业布局，二要注重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在这两个前提下，围绕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三至五个重点产业，避免“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精”的一盘散沙式混乱发展。为了助力企业发展，要同时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加大公共交通、电力、通信、供排水、燃气管网、热力管网、道路、照明、垃圾污水处理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努力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城市环境，提升城镇综合管理水平，进而为滑县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实行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企业化经营，以破解发展资金短缺瓶颈。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益性项目建设，群策群力，共同为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
（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一是对离县城较近，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乡镇，并入县中心城区。二是将行政区划偏小、发展空间有限的乡镇，并入基础条件好、地理位置佳、发展潜力大的乡镇，形成中心重点镇。三是对县城中心城区内的乡镇和近郊乡镇，撤镇设立办事处。四是对乡镇的部分村庄进行合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优化城镇发展形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中心城镇品位、形象、功能，将滑县建设成为精品城市、生态城市和特色城市。
（五）破除城镇体制障碍
一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镇建设用地要向中心城区、重点建制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倾斜。二要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三要鼓励乡镇使用农村“四荒”发展乡镇经济。四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五要建立失地农民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拆迁补偿、征地补偿为主体的“五道保障制度”，为快速前进的城镇化步伐安装上“减压阀”。
（六）制定科学考核指标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到200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经达到655个,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由122个市区总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118个50万到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51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64个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和1.92万个城镇组成的全国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格局;形成了由珠三角大都市连绵区、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环渤海)大都市连绵区和沿海城镇发展带等组成的全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格局。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以都市圈――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布局合理、分工有序的健康城镇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2008年,我国共有人口13280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0667万人,城镇化率为45.68%。改革开放以来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5.68%,提高了27.76个百分点。根据诺瑟姆曲线,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处于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即加速发展阶段。
(二)城镇化发展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大为改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和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尤其是加入WTO后,市场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等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壁垒逐渐打破,进一步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使人口城镇化率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间的差距正在缩短,已从1990年的相差10.3个百分点,到200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了工业化率,到2008年已经高出工业化率2.74个百分点。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差距在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重视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政策上扶持西部地区产业聚集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西部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融合转型,加快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整体水平仍呈东高西低态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城市化发展水平看,2008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5.9%,西部城镇化率为38.3%,东西相差17.6个百分点。具体到省、市、自治区,除四大直辖市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广东省已经达到63.37%,最低的只有22.65%,两者相差近41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东部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扩大趋势不但未有改变,而且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东部区域流动人口非农就业比例高的现状,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城镇化差异扩大趋势更加明显。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将城镇化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人口城镇化或城镇建设
一是将城镇化片面地理解为人口城镇化。目前,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常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指标。一些地方片面地认为,只要城镇人口增加,城镇化水平就提高了。事实上,人口聚集仅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城镇化的特征除了表现在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人口外,还表现在城市群和城市系统形成、城镇经济运行高效化、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它是经济社会活动方式的根本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单纯、机械地把城镇化理解成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是十分片面的,是一种认识误区。二是将城镇化片面地理解为城镇建设。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政策调控过程中,往往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城镇建设上,将城镇建设放在城镇化的中心地位,甚至用城镇建设代替城镇化,从而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盲目向高标准看齐,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和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
(二)滞缓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消除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进城镇化,我国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但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城乡分割政策壁垒还没有完全打破。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
2、城乡差异明显的土地使用制度
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农村实行,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具有本地户籍时才有使用权,如果进城从事他业,所拥有的土地将被收回,并且,农户不能将土地自由转让。而城市土地流转按市场机制运行,使用者在规定期限内具有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农民进城务工面临一定的风险,为有稳定的保障,他们不会完全放弃土地,只能采取季节性、兼业式流动打工,而不能在城市定居。因此,其社会属性不会发生根本转变,进而城市化进程也被人为中断。
3、城乡不平等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
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我国城乡差别非常突出,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非常小,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的,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也不完善,社会救济标准也比较低。在就业政策上,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还没有建立,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歧视政策没有根本消除,同工不同酬、农民工正当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还相当突出。
(三)缺乏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政策
我国在城镇化政策调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行政化和地方分割化。一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行为主体结构中,政府往往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处于主导地位,企业和城乡居民主动参与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城镇化主体。二是各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缺乏协调机制。在现行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下,许多区域城镇化过程,实际上是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城镇之间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分散进行城镇建设的过程。因此,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由于各区域城镇化政策的制定都是从本区域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区域间的城镇化政策缺乏协调性,致使区域城镇体系中城镇定位不清、功能雷同,不同类型的城镇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关系,难以提高区域城镇体系的综合效益,更阻碍了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趋势
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不断增长的过程,更是通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改善城市质量,优化城市空间组织,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的过程。因此,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变革现有的重视量的扩张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城镇化在质上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将结合各地区实际,更加趋向于实现多元化发展模式。
(一)发展模式将更加趋向于多元化
1、大中小城市将实现协调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大城市在各个方面都占优势,综合效益最好。从大工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大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应是发展大城市。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宽广,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单一地以大城市发展来促进城市化是行不通的。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加快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各地区将立足于本地实际,形成多元化的具有各地区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互相配合的城镇体系。
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将各有侧重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差距悬殊,城镇密度不一,这就决定了东西部地区在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择上应各有侧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发展重点应放在升华大城市为国际性都市,并侧重于对小城镇进行改造、整顿;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重点应为有计划地发展大中城市,尤其省会、交通枢纽等地区,更应该注意大、中城市的建设,同时,注意以集中性的方式发展小城镇;而中部地区在兼顾发展一些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同时,应将城市发展重点放在中等城市。
(二)制度上将更加有利于城乡一体化
1、将逐步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人口管理制度
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逐步废除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人口管理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取消各地城市居民户口等,建立城乡统一、城乡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人口登记制度,不再按人口登记地制定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别化政策。
2、将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保障承包方不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拥有承包期间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和得到收益的权利;并逐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承包方可以自行决定转让对象,包括转让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任何组织或个人,在建立规范的土地用途规划管制基础上,允许城市的组织或个人购买或租赁农村集体土地,为农民进城开辟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渠道。
3、将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1.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03061；2.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推进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本文对安徽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农产业发展不足，未来应着眼于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来促进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099-02
1 文献综述
1.1 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
巴顿（1986）提出城市发展的聚集经济理论，他认为城市发展是工业追求聚集经济的结果.刘易斯（1989）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由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且农村的平均收入低，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越来越扩大，形成发展中的二元结构，这也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钱纳里通过构造一个发展模型得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即是著名的“钱纳里标准结构”.
1.2 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相关关系测算研究
钱纳里（1989）等人研究了1965年90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关系，得出人均GDP越高、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高的结论.蔡孝箴（1998）从劳动力就业部门构成角度研究得出：工业化率、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间基本上是正相关关系；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周一星采用137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成正比的关系式.
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模式不是唯一的，每个国家或区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发展战略等都会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关系，我们研究两者关系是要寻找适合它自己发展的最佳模式.
2 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测度—以安徽省为例
我国已经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被列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研究安徽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关系，对推动安徽城镇化快速稳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1 工业化衡量指标的选取
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测度建立在对安徽省“两化”水平衡量的基础上.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人们意见比较统一，一般采用人口城镇化率.而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分歧较多.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可以把工业化水平具体化为5个指标：人均GDP、工业产值、非农产值比重、工业就业人员比重、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因此我们对安徽城镇化变动与工业化衡量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选择最具有代表性和适用性的指标.
2.1.1 样本选取.采用EVIEWS7.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人均GDP、工业产值、非农产值比重、工业就业人员比重、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X1、X2、X3、X4、X5，安徽城镇化率用Y表示.样本区间为1978-2012年，数据来源《安徽五十年》、《安徽统计年鉴》.
2.1.2 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见下表.X1、X2、X3、X4、X5的ADF值都高于临界值，说明变量有单位根，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一阶差分后仍然存在单位根，因此对时间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各个变量的ADF值分别为低于临界值，说明经过二阶差分以后成为平稳序列.
2.1.3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即多个单整序列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采用约翰森协整检验，在5%临界值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存在.
安徽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工业产值、非农产值比重、工业就业人员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Y=13.42+0.000671X1-0.5316X2+0.26217X3-0.87833X4+0.48057X5
(15.13) (-11.02) (4.56) (-6.31) (7.47)
R2=0.9963；F=1547.95；D.W=1.72；s.e=0.7013
该方程显示出安徽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工业产值、非农产值、工业就业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X1、X3与X5与Y呈正相关关系，而X2、X4与Y呈负相关关系.尤其X5值为正且最大，因而与Y的关联度最高.因此，我们将采用劳动力非农化率这一工业化指标来分析安徽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关系.
2.2 安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测度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选择NU比分析安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NU比是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1.2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的最佳状态.
1978年―2012年安徽省每年的NU比都大于1.2，说明总体上来看安徽省城镇化是滞后于工业化的.根据NU比的变化轨迹可将安徽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5年，NU比逐步提高，表现为安徽省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程度的扩大；第二阶段：1995年-2012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安徽省城镇化滞后程度在不断缩小，但是减小的幅度有限.
3 安徽省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方面的问题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安徽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没有相应带动非农产业发展.
3.1 农业生产效率低
安徽是农业大省，但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资源.2008年，第一产业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是10950元/人，而安徽只有8774元/人，低1176元.2012年安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36.4%，第一产业产值却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2.66%.
3.2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安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首先表现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2012年安徽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2.66：54.64：32.70，并且第三产业在安徽省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上升、回落、再上升、再回落的反复振荡过程，尤其是2003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到达高点41.76%后至今一直处于下行.其次，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明显.2011年安徽第三产业产值仅相当于广东的20.65%、江苏的23.87%、北京的40.25%、上海的44.66%.就是与同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第三产业产值相比，安徽省也只相当于它的68.41%.
3.3 城乡二元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但是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并未改变，成为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比如，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对进城望而却步等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与城镇化所要求的要素流动和聚集不匹配，造成非农产业与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弱化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
4 如何促进安徽省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4.1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安徽应结合自身特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走集约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首先，依靠先进科技改造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农业能够释放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而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的成功转移又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产品价值链.安徽省应着力打造一批企业档次高、运行机制活、市场前景好的骨干企业，积极推广龙头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等多种模式，完善企业和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农产品加工业逐步成为安徽省经济的支柱产业.
4.2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首先，安徽省应抓住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与先进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业，拓展生产服务领域的发展空间.其次，根据安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有针对性的发展地方特色服务项目，比如黄山旅游业、芜湖的动漫文化产业等.与此同时，为缓解经济调整与扩大城镇就业之间的矛盾，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应注意选择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
4.3 城乡一体化发展
结合安徽省的具体情况，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安徽省要逐步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全面放开中小城镇以及县以下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弱化和剥离附属于户口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其次，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和有偿使用、转让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参考文献：
〔1〕张建新,段禄峰.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测度[J].生态经济,2009(12):67-70.
〔2〕陈令民,祝中原,夏红莉.“十二五”期间安徽农业现代化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1(9):7-11.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问题；建议措施
中国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这场城镇化运动也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零风险资产——土地，他们变成了城镇人口，住进了城镇住房，然而他们生存的最基本问题——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进而引发了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这些农民没有真正城镇化，而是“被城镇化”了。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城镇，包括建制镇和乡集镇，就是人口比较集中，各种经济资源、商业、贸易等相对于农村比较集中且发达的一定区域。所谓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第二、三产业向城镇持续聚集，从而使城镇规模扩大，城镇数量增加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单一城镇能够与周围的城市以及与它们相近的乡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形成各种互动关系，最终有机的区域发展体就这样产生了。在这个有机的区域整体中，既有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城市，也有起沟通城乡之间桥梁作用的小城市和镇，还有部分分布在城市周围、与城市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的乡村地区。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我国的城镇化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城镇化率20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11年提高到47.5％，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2011年3月5日公布的“十二五”（2011年到2015年）规划纲要草案显示，中国希望到2015年城镇化率提高到51.5％。
二、城镇化问题及现状
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镇是乡镇企业的载体；城镇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聚宝盆”；城镇是城乡物质、信息交流的枢纽；发展城镇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途径。（1）我国城镇化水平总体滞后。城镇化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并不是城镇化率越高就意味着城镇化水平越高。就一定的统计口径而言，农村人口快速地转移至城镇、或城镇数量的增长不过是从单一的数量层面刻画了城镇化的水平，没有对城镇化的质量进行考量。若把从事甚至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人口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之内，将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层面的单项指标夸大了。因此，本文比较倾向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说法，但滞后的原因是相当多的。（2）城镇化的主体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沿海各省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因为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农民工（分子变大），如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0.7、27.9、24.7、24.4、18.6个百分点；相反的是，内地各省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因为留守农民工数量减少（分母变小），如四川、河南、安徽和湖南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分别为9.5、10.6、13.3和16.6个百分点。（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市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涵和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和促进器，二者相互促进，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从工业化和非农业化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业化。从各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全国平均＞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都最高，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的协调性低于东北地区：同时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的现象最明显，甚至超过西部地区。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较少，同时，户籍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以尽管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工业化进程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城镇化。此外，城镇化过程也是非农化的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因此，我国城镇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还滞后于非农业化水平。（4）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由于各地区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其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在全国16个低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省（区）中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占10个、5个和1个，在16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域中，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分别有2个、1个、3个和9个，所以从不同等级城镇数量的协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要明显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5）不完全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47.5％，年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然而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镇）的各类公共服务，这种城镇化尚是一种“伪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许多生活基本要素方面不能也不可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同时，他们在城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许多政治权利，所以不能真正融入城镇这种社会。因此，城市得以延长人口红利期，是建立在农村人口结构扭曲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城镇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发展为代价而取得的。因此，城镇化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基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三、结语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是一个国家实现城市化的“先锋”。加速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和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推进器。但小城镇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上，而应有质的提高和发展，包括公共事业的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等，引导和吸引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农村人口的职业转化与空间转移相结合。逐步归并过于分散的农村居民点，使农村居民向城镇或大居民点集中，促进小城镇升级，完善小城镇的功能设施，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卫生，使小城镇逐渐向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向小城市、中等城市发展。
中国特殊的城镇化模式制造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在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使中国的出口雄霸国际市场，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下一步应该走正常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实行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较合理共享经济成果。同时，农民工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作出另一重大贡献：他们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新巨人”。“十二五”中国要走正常的城镇化道路，让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增加的进程逐渐匹配，这是中国政府在后危机时展经济、推动城镇化、迈向2020年小康社会时需要慎重思考的一个关键课题。
参 考 文 献
[1]杨政文．被城镇化[J]．财经文摘．2010（4）
[2]简新华，何志扬，黄锟著．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M]．济南市：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徐策．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哪里[N]．上海证劵报．2010-11-18
[4]厉以宁．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J]．当代财经．2011（1）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城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市场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后基本确定，自此之后我国的GDP总量高速增长，在其推动下的城镇化扩张明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金融发展，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并在社会整体发展的情况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显著，且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问题。整体而言，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扩大不利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建设，依据其具体现象分析金融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分析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的金融影响原因，以针对性的进行合理约束，从整体上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1]。
一、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城镇化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于城镇化发展而言，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金融又是经济的核心，对城镇化进程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比如通过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城镇设施建设等方式，对城镇化产生影响，具体而言，金融结构的分布、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货币政策等均会有一定影响，而且极为显著的金融影响下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相对迅速，而内陆偏远地区则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而言，金融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使二、三产业得到长足进步，但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愈发显著；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情况依然显著，并且在其整体发展的情况下，其城镇化发展情况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于中部内陆偏远地区而言，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但整体低于全国及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且自身效果亦不甚显著，故而，从另一方面而言，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缩短收入差距，推动城镇化整体发展[2]。
就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城镇化的影响而言，某地区金融发展越显著，且对于城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就越明显，整体效果也更加显著，但在其推动下，城乡间收入不均现象也明显加大，甚至呈恶化趋势，而造成该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利益引导更倾向于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难以获得实质性收益。另外，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城镇化资金驱动具有显著特征，推动第二、三产业的良好快速发展，而且区域间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其对于现代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显著，效果也越明显。
二、推动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城镇化正向影响的策略分析
为实现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的正向影响，就需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并依据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采取不同差异化金融政策，以达到经济于金融发展进程之间的平衡，实现合理有效的调节的同时，充分提高城镇化水平[3]。就具体区域而言，我国的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经济发展差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资源与资本等相对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则明显匮乏，区域间发展极不协调。故而，采取差异化金融政策时，可从货币政策角度出发，从利率、准备金率、信贷政策等方面着手，实现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立。
平衡金融发展影响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需依据不同区域特征进行金融与经济发展体系的建设，具体构建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区域的产业体系完善情况、金融资本流向、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作成熟程度等，在充分了解区域实际特点的前提下以改善经济环境为最终目标，为相对效果不明显地区提供良好的政策及效益支持，为其创建一个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进而加快金融发展影响下的城镇化进程。
合理设置区域城镇金融服务点，这就需依据区域具体情况，适当扩大城镇金融服务网点，实现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统筹兼顾，使金融服务范围及覆盖面积深入到欠发达及农村地区，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该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可能和机遇，缩短城乡差距。但整体而言，受农村等地方发展的影响，且其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些区域间的经济及金融服务及合作相对较好，整体发展落后且闭塞，影响城镇化建设。所以，为深化金融发展的影响，就需国家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区域的优化政策支持，并适时进行金融机构驻扎，为其金融发展创建优良环境，加速资金在区域间的流动，进而有效推动城镇化进程[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就我国不同区域的城镇化进程而言，金融发展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而言，具有良好且显著的推动及促进的积极意义。就现阶段，金融发展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而言，其明显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发展中贫富差距愈发显著，所以，需在深化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影响力度的同时，需在政策方面有所倾斜，合理降低其对收入分配及差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依据不同的区域发展实际，采取有效的正向推动措施。就区域城镇化发展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及全国整体水平，所以，需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政策倾斜与优化，以提高其金融及经济发展水平，缩短城乡收入及分配差距，推动我国现代化环境下的城镇化进程，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叙.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对城镇化发展效应的影响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2]孙宗婷.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5.
[关键词]：咸阳 旅游业 城镇化 互动发展
0前言
新型城镇化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第三产业等三大力量的吸引。大量经验表明，以旅游业为主导拉动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已成为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影响着旅游业发展。咸阳市处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区，传统产业发展潜力有限，旅游资源却得天独厚。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既满足当地经济提升，又满足旅游业的发展需求。以新型城镇化作为支撑的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越高，旅游业发展也就越迅速。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和谐发展，必然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等综合因素稳步增长。
1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机制概述
1.1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驱动，也是我国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十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合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使经济发展更多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推动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
2012年，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规划与建设，总面积882平方公里，涉及西安咸阳两市7县（区）、23个乡镇、总人口90余万。定位为：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核心区和现代田园城市，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和高端现代服务业。以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泾河新城、沣东新城、沣西新城、为西咸新区核心区建设，特色小镇点缀，建立全新的可持续的城市生活模式。使城市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取得平衡。以文化旅游、田园风情、关中民俗为特色建设生态田园小镇、生态田园新城、历史文化基地。
城镇化与旅游业协同发展成为实现西咸经济尤其是咸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1.2旅游业对旅游城镇发展的推动效应
旅游业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旅游产业具有以下特点；（1）人的流动性特点；（2）强大吸引力特点；（3）终端消费特点；（4）产业带动特点；（5）口碑传播特点等。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体系的建设能极大地促进人口的聚集、经济的聚集、资金的聚集，推动城镇化快速地实现。旅游业对旅游城镇发展的推动效应主要表现在动力效应和社会综合效应两大方面。旅游产业需要的是相对高端的服务，要有一定的接待设施、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吃住行购物娱乐等等，各种设施配套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城镇化升级。同时，旅游业有提升城镇价值的综合社会效应。对提升城镇的品牌、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民休闲生活品质，尤其推动旅游城镇个性化、品牌化的发展效应巨大。
1.3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随着“西咸新区规划”等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大规模实施，西部地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要突破传统工业经济推动模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正成为推动咸阳城镇化发展最现实且最有效的途径。
新型城镇化的高速有序推进，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西咸新区的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就是在新型城镇化思路的指引下，在交通、人才、信息、环境、特色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这五个新城中，每个城市历史文化资源遗存众多，文化积淀深厚，通过特色小镇、重点镇的建设，实现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引导城市资本、城市消费进入农村，通过文化资源挖掘、休闲旅游等方式提升城镇附加值。使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与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特征相融相生。在科学规划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入了旅游的产业设想和元素。新型城镇要达到的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之目的，正符合了现代旅游业资源消耗低、绿色特征显著、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性可持续后劲足等特征。
2咸阳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现状
2.1咸阳旅游业发展现状
咸阳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中部，境内生态环境优良。咸阳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地热城、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秦王朝建都之地，使咸阳赢得了“中国第一”的美誉。全市现有文物点近5000处。同时，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各县市独具特色的自然、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咸阳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淳朴的民俗民风，已初步形成了一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和休闲娱乐为支撑，乡村旅游等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日益成为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聚集地。2014年，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30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0亿元。其中，接待乡村游客1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5亿元。但是依然存在着思想不够重视、保护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金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灵活等因素，影响着旅游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发挥。使来陕西旅游的游客，只知西安，不知咸阳的尴尬境地。
2.2咸阳城镇化发展现状
“十二五”以来，咸阳市大力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但发展水平仍待提高。咸阳市2013年常住人口494.22万人，城镇化率46.55%。属于城镇化发展中期阶段，此阶段城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且城镇化的进程将积极促进咸阳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虽然咸阳近年来城镇化水平呈逐年提升趋势，但从全省范围看，与省内其它地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13年咸阳市城镇化率高于上年1.35个百分点，但低于全省4.7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7.18个百分点。在全省十一地市区中低于西安（72.05%）、铜川（61.25%）、杨凌（58.01%）、延安（54.03%）、榆林（52.79%）、宝鸡（46.7%），排第七位。纵观两者对比数据，总体来看咸阳城镇化的整体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弱于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如果两者不能互相和谐发展，将会对咸阳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3咸阳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问题分析
3.1旅游业自然属性与城镇化商业属性冲突
商业化既是城镇化的原始动力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高度发达的商业化依赖于农业的原始基础和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创造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新模式。旅游业虽然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但旅游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业，以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为根本，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不应当过渡商业化。过渡的商业化结果必然招致旅游人际关系的恶化，旅游资源的商业化和旅游活动的庸俗化。因此，旅游具有一定的反商业化特征，特别在遗产类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旅游的反商业化需求和特征更为显著。咸阳的旅游发展对人文景观具有依赖性，失去了自然属性就失去了旅游生命。而落后的经济基础，注定了城镇化进程中脱离不了商业化发展模式，现代城镇化发展中两者的矛盾尤为突出。
3.2旅游业与城镇发展用地规划之间失配
随着国家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到来，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镇化必将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重头戏，咸阳首当其冲。城镇化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土地资源尤为重要，城镇发展用地增加必然导致旅游用地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旅游业和城镇建设没有做到有机协调、合理科学规划，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必将形成激烈竞争。咸阳市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爬坡阶段，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建设道路很长，提升旅游服务职能，延展旅游产业链条需要更多的用地。据调查统计，2010年市域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42平方公里，2015年市域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92平方公里，五年间用地速度增长达20%以上。而且，咸阳市目前审批需求以城镇居住用地、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发展用地较多，而园林绿化、道路用地比重较低。
4深化咸阳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策略分析
4.1完善旅游城镇空间布局规划
咸阳市作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周秦汉唐古迹遗存丰富，加之咸阳市又是近现代红色革命的摇篮，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泾河、渭河绵延全境，巍巍嵯峨山横亘北麓，地热资源丰沛，自然旅游资源无可比拟。但由于咸阳市地处西部内陆，思想不够解放，经济欠发达，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意识跟不上、资金投入不足。除了乾陵、茂陵、汉阳陵等国家级旅游景点规划布局及开发以外，其余丰沛的旅游资源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及管理，基本处于局部保护，无序开发利用的局面。
随着西部大开发、尤其是2012年《西咸新区总体规划》的批准，咸阳市旅游城镇空间布局规划才揭开了新的篇章。之后陕西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决定》，咸阳市随之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实施意见》，咸阳市旅游城镇空间布局规划才驶入了快车道。西咸新区按照“核心板块支撑、快捷交通连接、优美小镇点缀、都市农业衬托”的新型城市理念来进行规划建设。在彰显文化上，以周秦汉历史遗迹和渭北帝陵历史遗存带为依托，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特区，建设国家级秦汉文化展示区、国际化生态文化遗址公园。在生态建设上，以河流为依托。将水系引入建设用地，建设大面积湿地公园、水景公园。在城乡统筹发展上，建设生态田园小镇。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为特色的都市现代农业。对马栏革命旧址、安吴青训班等红色旅游基地也进行了规划建设。
4.2完善旅游城镇基础和配套设施
完善的城镇基础、配套设施，良好的服务功能，是吸引游客、树立高品质旅游城镇品牌及形象的关键。现代旅游产业体系配套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建设两大部分。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旅游城镇服务功能的核心理念。在提升旅游城镇的容量、环境、秩序、主体功能等要素上下功夫，以适应现代旅游业飞速发展的需求。首要是优化旅游服务体系和多元旅游相关产品的供给；建立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各种安全救援保障体系；旅游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人性化的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提升旅游产业的生命力。其次，在文化、生态、治安等方面强化引导，多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丰富旅游产品、旅游项目的内涵和特色。对自然资源，应首先保护其原始性和生态性，使旅游回归其健康之本性。二是，在城市交通、通信、排水、商务会展、生态环境、文化设计、大型场馆、停车场、消防设施等软硬件上下足功夫。旅游城镇要达到初始设计之目的，必须在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上提质和完善。三是，在资金投入方面，保证资金充足使用。另外，大力鼓励民间投资、企业投资等多渠道投资模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加快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
4.3打造旅游业品牌
旅游城市、旅游城镇、旅游景区日益成为旅游市场促销的主体。市场是旅游业的命脉，旅游业所具备的“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均须以旅游市场的运作而达到游客的需求和经营者的投入与产出之目的。因此，旅游品牌已是公认的旅游产业软件之一。
咸阳市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地区差异明显，旅游资源互补性很强，我们要充分挖掘，增加互动项目，延长旅游产业链。重点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挖掘丰富多彩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游客参与的民俗、饮食、传统手工艺制作、养生保健等内容。要做到留得住人、留的下客。在旅游项目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元素，提高旅游的文化附加值，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这一“朝阳产业”的新品牌。
5结论
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运用相关理论，仅对咸阳地区两者的互动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结合咸阳市推进城镇化的实施意见，西咸新区建设规划，城镇化与旅游业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总体以城镇化为主导。
2、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在新型城镇化思路指导下，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旅游业起主导作用。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互动；在开发旅游资源和人造景观的同时，完善了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促成了新型城镇化基础的发展；通过规划、资金、人才的有序流动，一个新型的城镇化雏形展现出来。富平的陶仙坊、礼泉的袁家村、兴平的马嵬驿、泾河新城的茯茶小镇就是实证。
参考文献：
[1]Chad・R・GTourismtutorial[M].Dalian：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ology press，2003.
[2]LikorishLJ，JenkinsCL，Introduction to Tourism[M].Beijing：china tourism press ，2002.
[3]董宪民.陕西导游[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2.119-120.
[4]王新越.中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
[5]咸阳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城镇化的实施意见[J].咸阳市委市政府，2015.
[6]咸阳市统计局.咸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J].咸阳市统计局，2015.
[7]王亚奇，陈学刚，关丽萍.新疆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14）.
关键词：城镇化；贵州；制约因素
一、研究的背景
经过“十二五”时期持续快速发展，贵州省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始步入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基础条件日益改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贵州在多年的努力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并且发展速度加快。“十二五”结束使得贵州的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这是贵州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律，结合自己的发展状况所做出的战略抉择，实施城镇化的带动功能，是推进贵州省经济领域又好又快的必然选择。加快城镇化进程速度，必将促进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必将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城镇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必将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加快城镇化建设，也将推进养老、医疗与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从而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二、贵州城镇化发展特征
贵州身处我国西部云贵高原地区，境内地理地势特殊呈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的西高东低地势特点，所以城镇体系的组合呈现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布局特点。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东南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也集中在黔东南、黔南州，等南部地区。贵州境内的盆地，平原少且小，也使得贵州的城镇化的规模小，很难出现像北上广那样的大城市。但贵阳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超该地域面积比重，成为全省城镇化空间发展的核心。
三、贵州城镇化发展现状
（一）城镇化水平低，与全国差距大
从表中2014年，贵州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14.76个百分点，即使贵州城镇化率每年都有所上升，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相对较低，排在全国倒数第二的位置。
（二）贵州各地区城镇化差异明显
贵州各地区城镇化差异大发展十分不协调，其中在2013年，整个省的9个市州中，城镇化率超过50%的仅仅只有贵阳市；和贵州省平均城镇化率相比，超过贵州省平均值的有黔东南州、安顺市、六盘水市三个地区，而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铜仁市、黔南州、黔西南州三个地区。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贵阳市是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并高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毕节地区约38.07个百分点。
四、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贵州城镇化的发展即使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步入了飞跃发展时期，但在此基础上也还存在一些不利发展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
2010-2014年贵州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根据著名经济学学家钱纳里的相关理论得出当一国（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会超过50%；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的合理比值在1.4-2.5之间。以贵州现阶段来看，全省人均GDP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4295美元，也就是人民币26393元，不过贵州城镇化率仅有40.01%；通过计算，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为1.187，表明了工业化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城市内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落后
以目前贵州省的现状来看，整个贵州省还有很多个县没有开通高速公路，也还有许多镇的交通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还处于较差水平，不同程度地存在道路的等级较低、路况不好等问题，而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的薄弱，就目前而言贵州省各个城市没有地铁等可以降低城市交通压力问题的交通设施。市民可以选择的出行交通方式机会不多，造成贵州省内比如大城市贵阳以及遵义等城市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压力问题，十分不利于市民出行，市民出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加上以前进行建设城市时考虑不够久远和周全，使得绝大多数城镇的建设起点十分低，造成了城市供电、供水、排水、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镇规划管理建设步伐跟不上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使得在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建设忽视管理、重视经济忽略环境保护、重视形象忽视功能等不好的现象。
五、政策建议
（一）优化结构，以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
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联系方面来了解到，工业化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会反作用于工业化。2014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2662.72万人，占总人口的75.90%，充分利用好劳动力资源，统筹推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发展能够与农业生产相互衔接的加工产业，发展面向农民、农村的生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业、食品加工业，既可大幅度增加初级产品的附加价值，可以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还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还可以为剩余农村劳动力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进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制造有利条件，促进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发展。
1.从发展速度来看：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3.创新机制，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大保障”。
关键词：旅游引导；城镇化；研究述评
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的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学者帕特里克・马林斯（Patrick Mullins）在1991年研究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城市的旅游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提出[1]。该理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对城市发展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国内的学者，如古诗韵，保继刚（1999）[2]，彭华（2000）[3]等旅游业界学者也开始对我国旅游城镇化的相关领域进行研究。
一、国外研究述评
帕特里克・马林斯（Patrick Mullins，1991）提出的旅游城镇化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发展观的一种城市形态，是建立在当时西方人对于享乐的基础上的一种城市化演变发展模式[1]。实质上，通过系统分析和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观点和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国外对于旅游城镇化，尤其是旅游引导的小城镇发展，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旅游与城镇之间的关系认识，如姆林斯和佩吉（Mullins&Page）指出，随着后工业社会到来，城市化过程的演替，城市综合实力和综合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旅游开始“城市化”，城市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4]；
（二）旅游与城镇经济发展研究，如德罗伊（Dernoi）、布莱尼、高兰（Blaine&Golan，1993）认为，无论是对于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发展城镇旅游，对当地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5]；
（三）城镇旅游管理研究，如瑞查德・沙普雷（Richard Sharpley）分析了城镇旅游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包括缺少支持、缺少训练、旅游设施和旅游吸引物缺乏、淡旺季明显导致利用率不高、营销效率低下等几个方面[6]；
（四）政府、社区与旅游的关系四大方面，如马德里加尔（Madrigal，1995）认为，城镇旅游发展带有显著的政府意愿，同时，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当地社区利益尽可能提高社区参与度，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旅游发展[7]。
二、国内研究述评
黄震方、吴江、候国林等三位学者（2000）基于城市化的考虑，并结合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旅游城镇化即：以旅游区为核心，以旅游为推动力，促使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聚，从而导致旅游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8]。此外，黄震方等三位学者（2000）还提出旅游城镇化的形成机制应该包括：一、城市化进程的劳动；二、城市的载体作用；三、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四、政策机制；五、旅游交通设施完善等五个主要方面[8]。
王冬萍、阎顺两位学者（2003）从城市化发展动力的角度来考虑旅游城镇化，通过关注吐鲁番市近几年城市在发展旅游后的不断发展变化，该两位学者提出旅游城镇化是旅游的发展促进人口、资本、物质、资源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从而带动城市周边地区不断发展的过程[9]。此外，该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旅游城市化推动了吐鲁番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征的鲜明化[9]。
学者陆林、葛敬炳（2006）更多的从旅游者需求角度着手，提出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的转移，从而全面提升城市整体功能的过程。该两位学者结合对丽江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过程对其所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10]。（2004）通过对我国大量旅游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和比对后，对我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该学者认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武陵模式”是我国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11]。
国内学者林峰（2013）从旅游规划的角度入手，对旅游城镇化进行剖析，该学者认为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以旅游业的带动下的旅游产业集群为基础，有与旅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消费集聚效应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12]。
结论
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引导的城镇化发展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评书，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理论问题，如：发展模式、发展机制等方面。且国外研究以具体小尺度案例为主，大规范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对与国外研究，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相对之后，研究多通过关注案例来论证与旅游城镇化相关的理论，对与旅游城镇化的整体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作者单位：广西百色学院经济管理系）
基金项目：本文由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以桂西地区为例”（项目编号：YB2014400）资助。
参考文献：
[1]Patrick Mullins，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2]古诗韵，保继刚，城市旅游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1999，14（2）：15-20.
[3]彭华关于城市旅游发展驱动机制的初步思考[J].人文地理，2000，15（1）：1-5.
[4]Yu Sheng，Tourism and Recreation of City[M].Shanghai：Easter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3，15.
[5]Parlett G，Fleteher J，Cooper C，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old town of Edinburgh[J].Tourism Management，1995，16（5）：355-360.
[6]Fu Derong，The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external rural tourism[J/OL].http：///mag2/shehuikexue/jingi/29624/200607/14002199/.2010-04-20.
[7]Madrigal R.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22（1）：86-102.
[8]黄震方，吴江，候国林，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160-165.
[9]王冬萍，阎顺.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17（5）：118-122.
[10]陆林，葛敬炳.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25（4）：741-750.
党的十七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把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湖南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抓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省城镇化水平明显加快，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增长至45.1%，比2007年提高4.65个百分点，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个，50-100万人的大城市由2005年的6个增加到2011年的9个，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也由6个增加到7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由16个减少至12个，县以下建制镇979个。初步形成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和中心镇为基础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但湖南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城镇化率与全国51%相比仍有不少的差距，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差距更大，我省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同时内部各区域间不平衡发展也日益突出，从东到西城镇化率相差较大。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规模偏小，带动能力偏弱，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湖南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于今湖南省及所属各区域均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如何比较准确地度量湖南省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就显得更加重要。目前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测度主要采用指标法，如人口指标法。人口指标法是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从另一个侧度反映了人口的发展和程度，特别是人口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程度。这一指标由于统计上的便利性，被政府和学术研究广泛采用。但只用一个人口指标来反映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尚不够全面，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以下5个方面来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我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是经济发展指标选择人均GDP，二是社会发展指标选择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三是人口素质指标选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人民生活指标选择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五是基础设施指标选用人均年电力消耗量。
湖南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
1.确定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评价中的各项指标一般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实现无纲量化，为此需要确定适当的对比标准。在这里，可以简单的使用各项指标的中等水平作为单一标准值进行对比，也可以选择各项指标的 的基期水平作为指标体系的标淮值，本文采用2003年湖南省相关指标数值作为标准值。2.确定各项告诫价指标的的权数。本文根据各个指标在城市面上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数，分别为20、30、15、20、15。3.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方法。本文选择“综合评价指数法”，即通过对各项参评指标分别确定单一的对比标准来计算个体指数，然后将各个个体指数加权平均得到综合评价指数。通过计算得到综合评价指数，从中比较可以看出，一个总的趋势是各地区的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湖南省属各区域城镇化发展都取提了较大成果。与此同时，从东向西各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不尽相同。以长沙、株洲、湘潭、衡阳为中心，向南为郴州，向北是岳阳的湖南东线，综合指数为1.1681，城镇 化发展水平较高，以永州、邵阳、娄底、常德、益阳为中线，综合指 数为0.7937，比东线低0.3744，以怀化、张家界为主的西线综合指数是0.8694，比东线低0.2987，但略高于中线，这说明东线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中线和西线地区，中线比西线地区也有一定差距，我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V型趋势。而且县城和中心镇规模偏小。
推动湖南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1.科学规划，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针对湖南东中西城镇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做好科学规划将会带来巨大效益，要制定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分类指导政策，东线地区城镇化发展可走以内涵为主的发展道路，而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湘中、湘西地区的城镇 化进程，可从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入手。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快捷的交通、快速的通讯、良好的环境、方便的服务，合理的布局、有效的带动功能、鲜明的特色、深厚的潜力、应有的规模、全方位的开放等。2.以人为本，创新制度。加快湘中、湘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必须转变观念、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从观念的层面，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管理者要充分尊重进城农民工，以人为本，为其创造宜居宜业的和谐环境，让农民工市民化。从制度的层面，政府要取消一些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让农民能够凭借土地权利实际参与并公平分享城市化利益，全面强化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进城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小孩就学等根本问题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3.优化城市功能布局。稳妥推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积极合理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发展培育重点中心镇，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量。对于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城市群在继续发挥辐射作用的同时，要努力解决交通阻塞、热岛效应突出、人居环境不佳等问题，对于环洞庭湖经济圈要着重发展轻工业、能源石化、建材、高效水产业和高耗水型 的加工业及制造业；湘西城市带旅游资源丰富，重点发展旅游产业，严禁布局污染型企业，走旅游带动城镇化的道路；湘中城市组团当以娄底为中心，建立结构合理、效益较好的加工工业体系，注重资源的加工增值和产品的深加工，构建加工 产业链，走加工工业带动城镇化的道路；湘南城市组团紧邻华南经济圈，出海近便，应以衡阳为中心，加强与珠三角的联系，优化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旅游业。湖南在城镇集群构建中，要优先筹划、加快发展湘中、湘西重要中心城市。加大县域城镇化的建设力度。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导致过度的自然索取，引起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湖南城镇化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的的集约式转变，提高市民受教育水平、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和道德素质，使他们成为维护城市与区域良好生态环境，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