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23: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代文学一体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意识形态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翻译界和海外汉学家翻译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少部分作品，国外广泛接受的译本大部分出自于汉学家。国外汉学界和中国文学不同步，他们的阅读和我们落后于我们的创作5年左右。国外的汉学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与中国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和海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需求关系密切。在美国，汉学研究被称为“地区研究”，美国的学术研究重视实用性，那些汉学家所从事的中国研究就是为现实服务、为美国利益服务。例如开创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费正清，其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支助，目的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做参考。当代中国文学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材料，也是中国输出文化影响力的途径。20年来，“左派”学术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白种人优越”和“欧洲中心论”成为“左派”学者攻击的对象，他们需要寻找欧洲中心之外的文化参照系，印度、非洲、中国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目前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个潮流之中。美国激进的学者对本土的学术主流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同时，中国文学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和支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称为海外汉学家的一种需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外文化的交流遵循着一个规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低的一方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目前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技发展迅猛，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上百家的孔子学院，可以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视，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汉学家的观点必然受到当代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加强沟通交流，有利于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当前文化思潮，提升文化软实力。
二、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汉学家是指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汉学有数百年的历史，但从事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人数不多。中西文化的传播并不对等，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种了解的不对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忽视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不对等，才使中国文学长久地被世界所忽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包括高本汉、马悦然、顾彬、葛浩文等人。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曾经担任歌德堡大学校长，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专家，在各大学任教，其中比较出名的是马悦然。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王蒙的《绿化树》、李锐的《厚土》、《旧址》等。翻译编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中国著名诗人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郭沫若的诗歌。顾彬曾多次到中国演讲。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用德文、英文、中文出版译著、文学评论和文学史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他翻译过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文学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在现实世界被各种文化偏见分割的时候，文学是最没有隔阂和疆域界限的。文学接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看文学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要看接受的环境。葛浩文翻译的，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在国外很受欢迎，因为它契合了当下人们十分关注环保、伦理等问题这样一个大环境。莫言是海外汉学家十分关注的作家，其他在海外流行的作家还有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优秀文学作品，能够展现出人类相同的情感和对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能让异国文化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互相理解至关重要。
三、中国政府应该重视汉学家对当代文学传播的作用
汉学家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以广阔的文化视野，观照并切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汉学家最大的优势是熟悉目标语文化和市场，对翻译作品的接受人群把握准确。中国政府正抓住自身经济对世界影响不断提升的契机，发挥汉学家的翻译优势，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时代的脉搏。中国政府应该在海外利用孔子学院，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宣传和推介。同时在国内建立汉学家研修基地。2009年北京大学建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为汉学家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加强中国当代作家与汉学家的直接对话，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2010年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各国汉学家和中国作家、翻译家们一起，就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现状与经验、翻译与汉学、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话题展开讨论。中国当代作家提高自己双语使用能力也是我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之一。如果要创作出世界文学，一个作家首先要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作家，应该掌握多种语言（至少是一门外语），懂得各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并通过多种语言来思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关键词：高职；汉语专业；课程；改革；探索；实践
教育部2006年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16号文）中明确提出：“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 在教高16号文精神的指导下，我院汉语专业教研室对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积极、大胆地探索与实践。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
一、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汉语专业遵循从基础知识到专业知识，从知识到技能，从基本能力到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规律，构建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汉语专业课程体系由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两大部分组成。
（一）理论教学体系符合人才培养规格需要
汉语专业根据职业岗位（群）所需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来构建理论教学体系。理论教学体系分为公共课、专业课（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其中公共课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等9门课程；专业课有《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应用文写作》、《秘书实务》、《小学语文教学法》、《办公室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等14门课程；专业拓展课有《秘书资格考证专题》、《现代企业文化》等4门课程。
（二）实践教学体系满足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
汉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实践教学体系的构成主要有课程实践教学和专业实践教学，其中专业实践教学包括：1.综合实训：通过《专业技能训练》《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秘书实务实习》、《小学语文教学实训》、《就业技能综合实训与检测》等实训课程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的训练；2.技能大赛：每学年定期举办专业技能大赛，如朗诵、汉字五笔录入、职业礼仪大赛等，目的是“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的训练。3.专业实习：包括小学语文教学实习与秘书实务实习，各安排8周。在实践中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4.毕业实习（顶岗实习）：共15周，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专业技能。
二、改革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教学
（一）汉语专业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为目标，对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实践教学内容，加大实践课时的比例，要求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学时安排达30%，其它专业课的实践学时安排达50-80%。如《秘书实务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安排了108学时，其中实践学时占60%。本课程设置了五个教学模块：秘书职业认识；秘书办文工作；秘书办会工作；秘书办事工作；秘书实务综合实训，着重突出秘书实务课程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二）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汉语专业专门开设了一些综合实训课程，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及职业技能的训练。如《就业技能综合实训与检测》课程是一门集训练与检测为一体的实训课程，课程根据学生的需要分设读说训练与检测、求职面试技巧及情景模拟训练与检测、计算机应用训练与检测三个模块，由任课教师自编教材。本门课程已开设三年，实践证明，学生通过反复的强化训练，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三）根据汉语专业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把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教学内容纳入课程教学。比如，为了帮助学生考取秘书资格证，安排了《秘书实务》、《秘书资格考证辅导》等课程；为了帮助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安排了《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教育学》（选修课）、《小学心理学》（选修课）等课程。
三、改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手段，强化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一）在“教、学、做”一体化思想指导下，大力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汉语专业积极践行教高16号文精神，积极探索并实践 “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突出实践教学，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改革教学方法及手段，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学质量
本专业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教、学、做”一体化思想为指导，改革了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探索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如在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教师灵活运用朗读法、案例分析法、自学法、实践训练法、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多种教学法，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研究文学作品的能力；在《小学语文教学法》、《秘书实务》等专业核心课程中，教师更多地运用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思考，加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在教学手段上，灵活、恰当地采用现代教学技术，运用多媒体电脑、网络信息资源、优秀教学资源等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如文学类课程经常使用多媒体电脑进行教学，通过展示课件、播放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让学生直观地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及兴趣；《小学语文教学法》等专业核心课程有专用的教室，教师可使用多媒体课件和视听设备进行教学，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四、积极改革课程考核方式，以“考”促 “学”
汉语专业对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大胆地改革，以能力考核为重心，注重过程考核，操作技能考核，以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并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建立形成性的评价机制，强化学习过程的检测，推行教考分离，全面测评学生对本门课程学习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相结合所形成的综合能力。 据统计，汉语专业平均每学期有3门课程进行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考核方式多样，有案例分析、实践操作、课程论文、调查报告、课业考核、多媒体汇报等，形式灵活，或采用闭卷与开卷相结合，或采用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相结合，或采用平时考核与 期末考核相结合等。
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有力地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有效地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能力。
参考文献：
[1]毛爱武. 高职院校“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22）
［论文关键词］边远地区 中文课程远程教学
开放教育从2000年开始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榆林分校（以下简称我校）试点到2006年通过教育部终期评估，办学规模和质量基本保持稳中有升，并形成了“一个中心，五维互动”的教学模式。但是基层教学点在远程教学方面还远远不能达到开放教育的教学目标，学员不能充分享受到远程教育带来的学习便利和学习乐趣。近年来，随着招生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教学经验的相对不足，开放教育问题林立、质量难保、社会信誉有所下降。为此，笔者结合多年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领域的远程教学实践，试图给边远地区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的学习探索出一条与远程教学接轨的路子，让他们也能摆脱传统的学习模式，更便捷、更轻松、更有效地参与学习，以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提升。
一、相关概念及其概念关系的界定
远程教学，是一种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充分利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展教育功效的教学方式，是现在也是未来重要的教育手段。
开放教育是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采用各种教和学的方法；取消和突破种种对学习的限制和障碍。尤其是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是实现资源共享的理想途径；是传统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相互融合，构建混合学习模式的切入点。
边远地区，顾名思义首先在地理位置上一般是指地处偏远，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截至2006年11月，国家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就包含了陕西省榆林市所辖的四个县，即神木、横山、定边、靖边。而其他如府谷、佳县、吴堡等县的电大辅导站更是地处偏远，与分校所在地相距甚远。可以说我校作为分校一级单位，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了。由此可见，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开放教育的教学是建立在远程教学手段基础上的，远程教学是开放教育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开放教育是实现远程教学所依托的办学形式，而边远地区这样一个地域环境无疑为其功能的发挥与实现带来了困难。
二、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的教学现状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历史已近百年，是文科中最重要的专业之一，无论是在满足社会需求、丰富社会文化，还是在提高国民人文素质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基层教学点，学员专业选择面较窄，但学历提升的需求却较强，鉴于此，开放教育从试点伊始至今十多年的时间里，该专业生源数量一直保持稳中有升。但是，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学习观念需要更新。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成人教育的传统专业，开放教育的教学理念尽管已经将其专业和课程设置特点从原有的“重视知识点传授、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转变，但基层教学点教师的教学和学员的学习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转变过来。基层教学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内涵亟待更新与提升。面对庞杂的中文知识，学员一方面将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寄托于教材和教师身上；另一方面又由于急剧的工学矛盾，苦于中文专业课程知识的大容量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求。
2.教学设备还显薄弱。开放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目前基层教学点虽然在硬件设施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利用率不高，且计算机和学员数量比例明显不足。因此边远地区目前的远程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大多是仅仅比邮寄纸质资料和磁带的函授前进了一步的邮寄光盘，实在体现不出开放教育的先进性。
3.师资力量有待增强。师资力量一直是困扰基层电大办学的难题。开展开放教育办学以来，随着专业和层次的提升，问题更加凸显。基层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专业知识上虽不是很滞后，但在专业技能和适应开放远程教学方面还比较薄弱。
4.学习技能有待提升。开放教育的主体是自由、自主、个体化学习的学生，其实施是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导师的灵活指导为辅，两者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因而，大部分知识的获得不是教师当面直接传授，而是隔着巨大时空距离，通过大量的中介物由学生自修来加以实现。这就要求学员必须掌握网上学习的技能。但是基层教学点学员对于此项学习技能的掌握普遍较弱，学校也没有设置专门的辅导课程对其加以提升。这无疑也构成了开放教育学员实现远程学习的一大障碍。
三、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开放教育发展至今，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尤其是我校探索出的“一个中心，五维互动”教学模式对开放教育办学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边远地区基层教学点的教学现状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依然不容乐观。下面笔者将就自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中所做的远程教学探索加以整理，但愿可以对致力于远程教学的同仁有一定的启迪。
1.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观念。在开放教育实现远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开放教育的学习理念是教师与学生角色的部分转换，学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获取知识，教师也由教学的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服务者。那些适应了传统教与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未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学习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远程教学方式。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和学的观念，就成为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开放教育是一种建立在网络之上的以多媒体为主要手段的自主学习形式，但教师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基层教学点的教师除了肩负着教授者、指导者、设计者、组织者等职能以外，还需解答学生关于学习方案和选课方案的咨询、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的指导；编写自学辅导资料，规划各种教学环节和组织、实施各种教学活动等。所有这些工作比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工作更繁琐、更冗杂、更困难。从事开放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在思想上接受这种新的教学理念。对于学员来说，转变学习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先从思想上摆脱传统教育被动式的学习方式，愿意接受以自主学习为特质的远程学习方式，远程教学的实现才有现实基础。
2.交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开放教育远程教学的根本是一般化自主学习。这一教学模块的设计，主要手段是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式，在学习的实践中培养、提升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完成学习重心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变。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坚持在首次授课时教给学员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这门课程，中省电大教学资源非常丰富，网络中的各类资源也极为繁杂，因此我在制定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时特别给学员制定学习路径，让学员首先入对门，然后根据自身条件制订适合自己的自主化学习方案，有了思路再找学习资源，根据自己的需求各取所需，无疑是在繁杂的知识迷宫中找到了一条获取知识的捷径。学员可以比较轻松地理出头绪，抓住重难点，在教师和网络的支持下依据自身条件自主地完成学习。
3.充实、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首先，教师的专业知识毋庸置疑是最关键的，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才能提纲挈领地在教学中制订一套实用的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才能在课程资源和学员之间做好支持服务。其次，还要有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教师要根据所任课程的特点，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综合体，是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形成的对教学要素在一定时空中的合理整合，这种组合方式将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影响着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利用远程教学网络资源的便捷性，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多方搜集整理资料，从课程指南到重难点分析再到实践练兵，力争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能够博得学员的认可、肯定。
4.教师和学员要形成良性互动。在开放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学习资源、学生是构成教学进程的三个根本要素。在这三个根本要素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而学习资源则是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根本。因为教学方式的改变，教师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师生之间在时空上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必须有一种方式让师生之间产生一条强力纽带，产生良性互动，否则远程教学的效果就无法显现。我们目前所借助的平台除了中省市电大三级学习平台外发帖留言，参与互动学习外，任课教师还可以通过E-mail、QQ群与学生建立实时和非实时的互动，互动越频繁，互动的质量越高，越能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也就越明显。
5.开展与实现课件制作。在边远地区实现具体课程的远程教学，教学者还需从制作小课件开始逐步地摸索、实践。笔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的远程教学实践中，首先从课程设计入手，方便边远地区学员的学习，使他们既可以借助网络完成资源传递，又可以通过运用光盘、U盘解决互联网不畅的问题。与此同时，课件制作也是体现教师整体素质的一项工作，首先，任课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本功。其次，要有较敏锐的洞察力，有较强的资源知识整合能力。再次，要具备一定的审美和感知能力，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能既吸引学员又能有实质的指导意义。最后，还要有基本的计算机操控能力和制作课件的基本技能。由此可见，作为远程教学中的任课教师，其技能的锻炼并不比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要求低，甚至要更高一筹。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专科）
考试时间
考试专业及课程
10月18日（星期六）
10月19日（星期日）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2：30—5：00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2：30—5：00 序号
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1 A020105金融 00075
00041 证券投资与管理
基础会计学
00066
00055 货币银行学
企业会计学
2 A020109国际贸易 00088
00093
00041
00091 基础英语
国际技术贸易
基础会计学
国际商法 00076
00058 国际金融
市场营销学 00090
00089
00094 国际贸易实务（一）
国际贸易
外贸函电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3 A020201工商企业管理 00147
00041 人力资源管理（一）
基础会计学 00148
00058
00146 国际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学
中国税制 00055
00144 企业会计学
企业管理概论
4 A020203会计 00041
00067 基础会计学
财务管理学 00146 中国税制 00156
00144
00070
00155 成本会计
企业管理概论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
5 A020207市场营销 00041
00177
00180 基础会计学
消费心理学
企业定价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4
00182
00181 企业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学
广告学（一）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6 C030112法律 00242 民法学 00245
00261 刑法学
行政法学 00243
00247 民事诉讼法学
国际法 00244
00223 经济法概论
中国法制史 7 A030301行政管理 00163
00147
00107 管理心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一）
现代管理学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50
00182 社会研究方法
公共关系学 00040
00312 法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 8 A040103小学教育 00409 美育基础（选） 00407
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
小学语文教学论 00408
00411 小学科学教育
小学数学教学论 00395
00412 科学·技术·社会
小学班主任 9 A040106教育管理 00444
00107 教育政策学
现代管理学
06180 学校管理心理学 00442 教育学（二） 10 A050102秘书 00163
00345 管理心理学
秘书学概论 00341
00058 公文写作与处理
市场营销学 00144
00182
00315
00346 企业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 00040
00509 法学概论
机关管理 11 C050114汉语言文学 00529
00535 文学概论（一）
现代汉语 00530
0053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古代汉语 00534
00531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12 C050207英语语言文学 00596
00595 英语阅读（二）
英语阅读（一）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22
00597 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写作基础 00794 综合英语（一） 13 A050409美术教育 00504 艺术概论
14 A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02318
02323
02142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概论
数据结构导论 00342
0214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计算机网络技术 04732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2120 数据库及其应用 15 A080801房屋建筑工程 02391
02400 工程力学（二）
建筑施工（一） 02387
02394 工程测量
房屋建筑学 02396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02398
02389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建筑材料 16 A090101农学 02665
02672 农业生态基础
作物育种学 00135
02660 农业经济与管理
植物学（二） 02664 农业气象学 02670 作物栽培学（二） 17 A100701护理学 02901 病理学 02903
02996 药理学（一）
护理伦理学 02998
02113 内科护理学（一）
医学心理学 03002
03001 妇产科护理学（一）（选）
外科护理学（一） 18 A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 02230 机械制造 02159
02195 工程力学（一）
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36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2232
02237 电工技术基础
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19 A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 00041
04754 基础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00342
0214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计算机网络技术 02384
00144 计算机原理
企业管理概论 02120
02382 数据库及其应用
管理信息系统 20 A100801药学 03024 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技术 02911 无机化学（三） 03027
03033 植物化学
生物药剂及药物动力学 03029 药剂学 21 A090501水产养殖 02000
02822 名特水产动物养殖学
水产动物疾病学 02818 水产养殖企业经营与管理 02820 鱼类增养殖学 02821 水产动物饲料学 22 A020118餐饮管理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54
00977 管理学原理
餐饮业法规 00982 餐饮服务（选） 00978 烹饪工艺学（二）（选） 23 A020231劳动和社会保障 03312 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20 劳动和社会保险统计与计算机应用
24 A020228物流管理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选） 05362 物流英语 05372 国际物流导论（选） 25 A020163调查与分析 04767 现场调查组织与管理
04775 宏观经济指标分析 26 A020245酒店管理 03955
03963 旅游基础英语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
一、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目标不明确
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传统教育课程中重点基础学科，它强调培养学生具备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及文化创新精神，具备从事专业理论岗位教学和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而在我国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往往更加注重理论教学的研究而忽视实践教育教学的开展。因此，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课程讲解和知识点灌输，还应该根据高职学生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教育教学，更应该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互融合，争取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推动高职学生专业课程的开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有效适应现代用人企业的选才需求，也为高职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2教学内容不合适
在现今的高职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主要是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演讲口才、普通话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但是受困于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选修课程身份，学校安排的课程学时比较少，导致在实际教学中只能是教师简单讲讲凑足课时数，而学生选课也仅仅为了修足学分才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相关课程，不能真正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文学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导致很多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都背离了其设置的初衷，严重阻碍了学生专业知识领域的拓展，不能真正吸收本专业和相关专业新的研究成果，导致学生很难实现专业岗位的创新发展和终身教育体系的确立实施。
1.3高职院校重视程度不够
受困于高职院校的教育特色和高职学生的就业压力，导致很多高职院校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和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上，学校和家长更多地鼓励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专业课程学习上，导致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热情明显降低，也增加了汉语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施难度。与此同时，很多高职院校将汉语言文学当做公共选修课，导致很多专业课程的听课学生寥寥无几，而教师的教学兴趣也不能被有效激发，造成课堂教学循规蹈矩，而教学气氛则非常沉闷。
1.4信息化在教学中应用较少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普及了多媒体技术和电脑技术，而很多教师为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也非常乐意采用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活动。但是纵观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信息技术没有真正实现其使用原则和辅助功能，并没有带动教学方法的改善和创新。一方面，很多教师仅仅将信息化教学停留在幻灯片的播放和多媒体课件的讲解上，课堂教学依然采用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无法开展汉语言文学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忽视了课堂教学的互动交流环节，往往打着课堂教学创新的名义，使用信息技术来贯穿全部课堂教学环节，违背了新课改教学目标的要求，也失去了课堂教学的意义。
二、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相应解决措施
2.1满足新课改目标要求，优化专业课程结构
在高职院校新课改教学目标中，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在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时遵循综合性、自由性和均衡性的原则，从而能够迎合新时期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高职学生的人生发展规划。首先，应该在教学目标方面进行优化，确保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能够迎合新课改的教学目标要求。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掌握和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的文学基本理论，对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历史、新闻、艺术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相关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等基本方法，并对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各学科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素养。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遵循以“专业课程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课程模式，让学生能够结合职业技能开展相关汉语言专业学习，通过实践教学来帮助学生的手脑协调发展，推动汉语言文学学习成果的有效转化。最后，应该在教学环节上注重课程任务、教学模式、评价方式、课程内容的和谐统一和明确分工，制定整体有效的教学规划。
2.2正视高职院校教学特色，完善课程教学内容
在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体系中，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从教学任务、课程设置和教学环节这三方面入手，着重考虑增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和更全面的课程内容。首先，需要高职院校认真学习新课改教学目标中关于素质教育的部分内容，学会结合素质培养的教育目标来规划和健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内容，积极将实习基地引入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活动中，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类型的校园文化活动，保证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活学活用。其次，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比重。学校应该根据高职学生的专业特色和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媒体与文学、当代文学与媒体传播、文化产业市场化管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专题的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得到专业培养的同时，能够吸纳接受更多元化的选修课程内容。最后，教师需要联合实习基地开展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将这些实践活动落实到文案制作中，对于优秀文案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
2.3构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高职院校的教学宗旨就是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和企业需要的合格高职人才，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价值在于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养。因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技术的有效结合，有效推动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一方面，高职院校领导、教师应该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与信息化教学结合的重要性，有效构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以培养本专业学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综合能力为己任，促进教育课程改革，拓展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应该从学生层面落实相关的信息化应用策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来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想象，提高信息化技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水平。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主持人：程光炜 杨庆祥 黄 平
主持人的话：作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贯穿性人物，贾平凹繁富多变的文学创作，为当代文学史不断增添创新性的话题。从《浮躁》、《高老庄》、《白夜》到《秦腔》和即将问世的《高兴》，再到精美细致的散文，这些本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创造力的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之一。贾平凹既是杰出的小说文体家，又是富有传统文化情致与启悟的美文家，更是深具现代眼光的批判者与思想者。
基于此，我们尝试从以下角度深度研讨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文学思潮与作品文本之间的纠缠张力，乡土中国文学书写与拉美魔幻主义的暗中互通，对时代趋势与乡村生活伦理的深邃重审，以及作家贾平凹个人意义上——“城”与“人”的彼此映照。当然，还有《废都》那桩有待重新讨论的文坛“公案”。我们最终发现，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被忽视的起点：一个重要作家所携带的文学史意义和诸多问题。
黄平：贾平凹先生您好！感谢您在写作的百忙之中接受访谈。从1974年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至今，您的小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创作生涯，在同代作家中应该是时间最长的写作者之一；而且您作品之多产，创作力之旺盛，也是令人惊讶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以1978年的《满月儿》、1987年的《浮躁》（当然还包括《商州初录》等）和2005年的《秦腔》为“中心”，代表了您小说创作的三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前两个阶段，与“伤痕”、“寻根”等文学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秦腔》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谈。也就是说，您的创作与文学思潮之间是互相诠释的，一方面文学思潮在规训同时也激活了您的艺术想象力，那些作品依赖于思潮的历史语境而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潮的“意义”也借助您的作品得以建构。作家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气候、批评之间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希望能通过您的回忆和讲述，来加深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对更多的您的研究者来说，也将是非常有益的。您是否能就一部作品具体谈谈？
贾平凹：当有人称我是老作家，我还有点好笑，但确实在文坛上混得够长了。可以说，从新时期文学起，我经历了每一个阶段，算个贯穿性人物吧。二十多年来，我认为主要是思维变化，当然现在文学思维还没有彻底变过来。现在出版者、写作者、读者、文学管理者，对文学的观念变化得各种各样，最基本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看法：时代的镜子，社会的记录员、人民的代言人，文学的几大要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对文学的看法，形成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这二十年来基本上是在改变这一方面做的斗争特别大。分裂过程完成了二十年，完成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成熟不成熟现在回忆起来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的过去。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是最动乱的，也是最有生气的，冲击力最大，是逼着每一个作家不停地学习的二十年。好多作家的分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分化了。我估计过了这段以后，不可能出现整个思维上的分化，只能是能力强的跑得远，能力弱的跑得近的问题。
我的写作始终是闷着头在写，写我的感知。当然我是在时代的大变革中生活着，这种感知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一般的情况下，我很少受当时的风气所干扰，在当时并不是最受追踪的作家。也常常被批评和责难。我觉得时代精神是在一个时代之后方能看清，而身在某一个阶段所倡导和流行的东西并不一定靠得住，也就是说，所谓的观念毕竟没有事实长久。我的写作似乎老同一些潮流不大合拍，老错位着呢，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早半拍。人家写“伤痕”的时候，我写的不是“伤痕”，“伤痕”风过去了，我却写，别人不写改革那一段吧，我去写了，等人家都写开了，我就坚决不写了，写到《废都》那儿去了。我有时也讨厌自己，一个评论家给我安慰，说有时看你慢半步，实际上有时也是快半步，人在地球上走，谁在先谁在后呢？他这是鼓励我。我这不是有意为之，全是自己跟着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走。所以，这几十年，你说受文坛关注也一直在受关注，你说什么时候特别火爆，也没火爆，反正就这么走了过来，热热闹闹的，是是非非的。
我只是凭我的感知写，尽力写出当时真实的社会的真实的情绪。自己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如果我们敏感，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呈现。我总是被争议着，从反自由化，到清除精神污染，尤其《废都》之后，这曾令我非常地苦恼。我的好处是我还能坚持写下来，我没指望我在某一时多么红火和得意，但我体会最深的是社会真的是在进步了。我在后来被列入这样那样的文学思潮中，这都是批评家的事。拿我的创作来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吧，经常有一些归类，一会把我划到地域文化派，一会划到寻根派，又是什么现代派呀、传统派呀。当时呀，把谁划为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很准确，也都不是很重要，归类者是为了一种需要。他们那么列或许有他们的道理，而我之所以能被列入，可能那样写是势之所然，大多的作家在某个阶段会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如同入冬添衣，春来采花。当年写《商州初录》一系列作品，我并没有想到很多。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是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当思潮被总结和肯定下来之后，它必然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我的体会是当时的文学思潮所形成的气候，甚至是对我的争议与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地校正我的感知。我仍不停地选择适当的位置，让自己的观察既全面又入微，因为我是有着各种的偏见的。但对于个人来说，重要的还是归于写作，写什么，怎么写，自己再去感知。我读过外国一位大建筑师的话，他说：“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如果知道，我就不会去了。”他说得很对。基本上每个人都面对一个世界，每个人都面对文学史，每个人都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九十年代，优秀的作家开始凸显出来，不是以流派的方式，而恰恰是以个人的方式。
黄平：按照文学常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域文化、本地文学氛围和文学圈子当然有极大关系。关于这一点，评论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和好的意见。您在一些场合，也曾谈到沈从文包括拉美作家略萨等人对您的启发，这中间当然也有“寻根”视野的启动，但我更想了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如此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呢？我的意思是，除了作家一般的感情选择和归宿外，您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哲学、生命意义上的考虑？
另外还有，对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他的写作自然不会贴着故乡的伦理水平和风俗文化认同的水平而发展，而是站在某一高度，采取了审视、反省与同情相混杂的非常矛盾的视角。这种矛盾视角的存在，时常会加剧作家内心的强烈冲突、不安和痛苦。有些问题是历史文化本身造成的，作家在它面前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而有些，则能显示作家在认识、把握与处理问题上的能力。对不同作家，这种能力是有大有小的，并不完全一样。这也导致了您的小说到《秦腔》时，越写越复杂、越矛盾，在作品文本上显示出一种日趋暧昧、晦暗与多元混杂的阅读效果。一定程度上，您的创作一直处在城市 / 乡村、今天 / 历史、文化 / 个人、正面 / 反面的多维时空中，您怎么看它们对创作的影响？
贾平凹：中国不是小说大国。欧洲是出小说的地方，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小说国家，那里的花样多，观念变
转贴于
化快，但那里现在太平稳了，一切都定型了，能出新的观念和花样却难出现那么伟大的小说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花样去写自己本土生活，才容易出好作品。拉美文学和日本文学，他们的成功都是从西方那里借鉴了新的观念新的写法而反过来写自己的本土生活。他们的河床是本民族的，流的却是现代的水，起的是现代的浪花。所以说，这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必须是新的观念，二是有丰富的本土生活。
我就想，一定要有现代的东西，但也一定要写出中国人的味道来。这个意识从八十年代就有了，所以写了《卧虎说》，到了四十岁，写了《四十岁说》更是专门谈这种想法，一直到五十的时候，又写了《五十大话》。这几十年来，意识还是比较自觉的。在作品的境界上——我说的是境界，我没说思想上，说思想上容易引起别的误解——在境界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的东西，在行文表现上一定要有中国的做派。为了学习人家，你得读许多历史的、哲学的、宗教方面的书，要研究人性中的东西，要改变对文学的看法。要写出中国的做派，怎样让一般读者接受，又不要落俗。这方面我进行过美术上的、戏剧上、医理上的中西比较。在这二十年里，你若不接受新东西，没现代意识，你绝对没出路。你死抱着五十年代六十七十年代的东西不放，你抱的只能是一堆没价值的东西。现代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思考什么，你得追寻那个东西。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问题要说。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艺术现代意识觉醒的过程，出了许多中西结合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但是，这种中西结合做到位了没有，产没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是有争议的。那些前卫性的美术、诗歌、小说虽然已得到肯定，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的地位很高，可读者不怎么看也是事实。回顾二十世纪，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这是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要认真做的工作。想象力缺乏，日下当然是好多了，思考的人多了，思考的范围大了，你所思考的东西就得渗透到作品中去。中国的作品和世界别的国家的作品有距离，问题就在这儿。看人家的作品，你觉得怎么能想到那一步呀，文字中怎么就弥漫了那些东西呀？！咱就缺乏这些。咱的作品老升腾不起来，没有翅膀，就缺乏这些。这些东西怎样转化到作品中去，形而下的怎么就形而上？所以，你的观念、意识那是生命中的，文学本身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它必然带到里面去了。作品要写出人类性的东西，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
此外，现代意识是人类的意识，农民应怎样去活着和活得更好？之所以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基本的一点是我来自乡下，那里至今有我的亲人，有生命的关系；再者，中国是农业国，从乡下的角度最能看清这个社会的。你对它有感情，越是熟悉，对它的进步或衰败就越敏感。这如同家里人，当受到外来侵害时你会挺身而出保护，但对他们的种种不是你会去吵去骂。这些年对于农村的现状，我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是社会在前进；另一方面社会的问题在加剧，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痛苦。我为这个时代大踏步地前进而欢呼，又为这个时代的一至两代人的茫然和无措的生命而悲哀。树是最能感受四季的，树又那么脆弱和渺小。作家能做些什么呢，他的认知如地震前的老鼠，复杂的矛盾的东西完全罩住了他，他所能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暧昧、晦暗和多元混杂，呈现出一片混沌。鲁迅当年写乡土，是高度审视，沈从文是另一种视角。当今情况更复杂了，试想，过去的农民是“闰土”和“阿q”，现在还能依然是闰土和阿q那些形象吗？
黄平：“《废都》酷评”对您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由“革命社会”到“市场社会”的大转型、大过渡中，《废都》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危机中的许多问题，敏感地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激烈冲突和大茫然的状态。您是从个人角度来写一代人的精神困惑史的。正如一个研究者所说，您的小说大胆说出了许多知识者内心的真实，却遭到后者的激烈批评和不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文化现象。我能理解“酷评”给您的身心和写作造成的剧烈伤害。但正如程光炜老师所说，“《废都》酷评”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桩“公案”，人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关注到其中包含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对之有一个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而且不少人认为，《废都》并不是您“最差”的小说，或许还可能是您最好的小说之一呢。当然，尽管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时代语境也已发生了很大转变，但谈“问题”的时机不一定就已十分成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您能谈谈当初是出于什么动机写这部小说的？您是想真实地表达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另外，为什么一反过去不写城市的习惯，把主人公置于西安这座对您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城市之中？还有，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非常特别、明显不同于您大多数作品的小说写法？
贾平凹：当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写了《满月儿》，当别人写改革类的时疾，我写了《商州初录》，似乎老赶不上潮流。我或许有些固执，似乎同我的生活习性一样，不爱热闹。至于说《废都》，更是不时宜地出现。记得有个文学大师说过，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摩擦，因为它的敏感和前瞻性。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摩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摩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有没有，起码我自己一直产生这种东西。作家与社会产生的一种紧张感、摩擦感，这不是作家故意要怎么样，是作家的职业决定了他的超前性、前瞻性所导致的结果。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把这种东西写出来，作品才有张力。可这样写，许多问题就来了。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具体的写作者来讲，困惑的东西实在是多。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氛围下，《废都》没有顺从和迎合，它有些出格，也就无法避免非议。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敏感，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常常会在一个人身上呈现。我不是在说我如何如何了，我要说的是那时我确实苦闷，而恰好我的家庭也出现了大问题，事情就爆发了。而写作的冲动，那颗种子发芽了。但是，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候，人都浮躁，都追逐时尚，寻找热点和刺激，一些新奇的东西容易被注意，读者和批评家都在盯新奇的东西，发现了这个拿眼又盯那个，那个有了又等着第三个。我弄的那一
转贴于
套，说新吧，外表上又不扎眼，它可能有许多读者，但同时也可能被误读。好多人跟着你的作品走，走着走着，有些就不见了，他们反映说，你的作品好读，读完了却迷迷糊糊，有多种解释。是的，我是企图将作品写得混沌，模糊，多义性，故事很简单，但不是简单的主题。作品得有维度呀，维度越多越好。这方面的试验是慢慢来的，意识也是慢慢清晰和自觉的。
比如写《废都》时，我想几个人同时对待某一件事，并且佛道怎么看，动物界怎么看，灵性界怎么看，但想得蛮好，表现时就觉得能力不够了。在中国现在对小说的认识里，如果小说写到人生、命运层面，就算是好小说了，但我觉得还不够，你还得写到人性层面，写到灵魂层面吧，生命之外肯定还有什么东西，理论上怎么讲我搞不清，但作品不能太单一了。作品产生多义性，模糊性，误读就来了。如果说你是纯粹的极端的现代派，读者就把你当做纯粹的极端的现代派读，会认同你跟着你走，哪怕读后骂娘，但读时会顺着你的思路走的。比如你是大富豪，你就戴个假表，人家都以为是劳力士，你是个穷人，你戴的是真的劳力士，也会怀疑你是假的。问题是我的作品表现上似乎很传统，有人以传统文学的眼光看你，看着看着你却不是传统那一套，他就有些糊涂了，要误读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政治化，使人的思想比较单一。现在的小说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不相信说教和眼泪，往往在满足了现实和人伦的故事之后，他要追问存在的意义，要寻找超脱的体会。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读者对作品仍是旧的那一套认识。所以读者的水平也要提升，作家不能跟着读者跑，要改造读者。
还有你问的为什么要把主人公置身于既熟悉又陌生的西安城市，城市是产生苦闷和颓废之地呀。写法与之前的我的小说的写法不同，也是基于那时我正在求变；再者，什么内容就会相应的有它的形式，这样的写法适宜于我的意象表达。
黄平：在许多人看来，前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是您又一部“里程碑式”的重头作品，它标明您的写作已经进入一种真正的“个人写作”状态，以及当前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所理解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思和、陈晓明两位批评家都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存在着不同看法。您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吗？您认为，它在您已有的小说作品中应该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到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的写作。这部小说是他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湘西后开始构思并写作的，与他前期田园牧歌和过分理想化的艺术视角有本质区别，这就是他在《长河》里看到了一种充满乡土淳朴气息和原始文化特征的故乡幻影在现代文明步步进逼下即将全面崩溃时的可怕情形。所以这部原计划是多部头的小说无法写完，即使是已写出的部分，也自始至终为一种深刻、悲凉和彻底绝望的挽歌气氛所笼罩着。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您的《秦腔》与《长河》遭遇到的可能是同一个命运，即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悲剧性的“轮回”。所以，我们请您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来谈谈这部小说。
贾平凹：关于《秦腔》，我已谈过了许多，包括该书的后记里也谈到了它写作的过程。它是我第一次全面写到我的家族和村子。这些年每次回乡，那里的变化离我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我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子。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故事，这故事需要我放下一切的概念，去表现生活的原貌。在我构思的时候，从一些不知可否的元素开始，我惊恐不已，矛盾重重，但当故乡框架搭成，它将是一个独立的虚构的艺术的世界时，我在其叙述中又快乐得意。如果说乡土中国在无可挽回的沉沦，这或许是时代进步，中国现在，刚才讲的，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交织在一起，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交织在一起，多类人交织在一起，城乡交织在一起，多种流派多种思潮都在一起，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是很重要的，对要干事情的人确实有好处，有施展能量的空间，而我的父辈和乡亲却承载着巨大的悲剧。
文学到底是什么，许多已被固定了的东西使我茫然无措，我只能，其实每个人，在这种状况下都只能孤独地寻找自己的世界观，寻找自己人生的智慧。我早先很喜欢废名的作品，他的文章奇特，构思和用词用句和一般人不一样，是很杰出的作家，你一读就会喜欢的。但我后来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作品，请注意，沈从文是废名的学生，沈从文学习废名，可你感觉沈从文的作品气大，是喷发和扩张性的，废名的作品气是内敛的，往回收的，所以沈从文的成就高于废名。器皿的容量大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罐子大了装的东西肯定多，罐子小了装的东西肯定少，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后天可以挖掘能量，扩大提升的，但要挖掘扩大提升你得有这方面的意识。说起作家、艺术家的个人能力，我说个书法界的现象。所有学书法的人，都临碑帖，都学王羲之呀颜真卿呀，只要练到一定程度，模样都差不多，所以你到北京，到广州，到上海，到新疆看一些书法展，你觉得大部分作品是一个人写的。这就是一般人才。而真正的大家，他是有他的面貌的，一下子就跳出来了，是脱颖而出。文学艺术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技巧上的问题，就比容量了。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学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你吃饱肚子了，散发出的气就不一样，你灵魂方面的东西饱满，能量很大，你的文字肯定是鲜活的。好的作家不在乎你写了些什么，而在乎你给读者心灵唤起了多少东西。当然文字也存在着修饰。什么是好语言，我认为能准确表达情绪的就是好语言，它与作家的气息相关，也可以说与生命有关，而不在于太多的修饰。一般情况下，花里胡哨的都不是好东西，名牌就是简单，越简单品格越高。
我的写作几乎都是关乎于时下的社会，又同个人的生活发展而同步。《秦腔》写了农民如何从土地上艰难地剥离出走，而我近期即将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高兴》则写的是农民出走后如何面对打工的城市。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二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我在《高兴》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
转贴于
个时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以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黄平：在对您的访谈中，让您谈与故乡商州、谈与陕西传统文化的人比较多，我已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述。它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注意到，请您谈西安的却不多。您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以说大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想了解，它对您的生活、创作和艺术气质的形成有什么影响？那里非常浓厚的文人心态和传统文化积淀，就像一种类似于血液、生命气息的东西，是否也像故乡记忆一样同样在建构着您的小说世界，给了它源源不断的滋养补充？另外，我听说您的书法在西安非常有名，很多人都已能得到您的墨宝为荣。也就是说，您在西安过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人生活，书法的成就并不在小说之下。那么，书法与您的小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是否构成了您小说之外的另一条生命线索？这种“双重身份”让我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即一个文人与一座城市复杂而纠缠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比较泛化，您可以海阔天空地随便谈，随便聊。
贾平凹：我是1972年进入西安的，而今三十五年了。平时对西安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烦恼，但如果真要离开，我离不开。我一直生活在西安，在西北，这里毕竟不是文化中心，属于外省人，而且没有形成一个文学圈子，基本上是单干式的。在北京、上海，好处是信息量大，交流多，弊病可能是常常不独立。在西安各种交流少，但新东西一旦传过来，起码自己要独立思考一下，能逼着你想好多东西，你得单独来弄。再一个就是你没有你自己的圈子，没有保护能力。一大帮，没人敢欺负你，你单枪匹马，有人就可能要掐死你。对你作品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而产生文学之外的一些东西，你一个人就难了。人是活在尘世上的，每个人都顺着潮流往前走，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摇晃，但从事创作有时你得感应整个时代，要坚持自己的。
此外，这里的传统文化气氛已经使我习惯而由此生长了一种形态，生存的环境决定了生存经验。我觉得西安有一种浑厚而大气的东西，它宜于写作。在陕西，现当代出了多少人，于佑任、石鲁、柳青，我在许多会上呼吁过，在一条街上为他们塑像，建立他们的艺术馆，但遗憾的是没人理睬。大人物是不容易出的呀，你想想，陕西若没有于佑任、石鲁、柳青包括现在的张艺谋、路遥等，陕西就空旷了。除了种种原因外，还有一条，即以西安的历史地位和现在的状况，在这里最容易看到中国大变革的欣然和痛楚。
我是在弄些书法和绘画，绘画似乎比书法要好，但我极少卖画，舍不得呀。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兼职，一直对整天让学生画素描有我的看法，素描是油画的基础，学学素描对国画肯定有益处，但有人为地素描而素描，以素描为创作，那国画就画不成了。中国画里有一种写意画，它给人的想象力更多，但它若按生活原理来说，一点也对不上。中国古时候写作手段简陋，用毛笔写，他只能写文言文这类东西。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人评论说我的毛笔书法好，我说不好，只是还可以，你把古人搬来，任何一个古代的文人的字，若在现在都可以是好的书法，都可以称得上书法家，而现在我们的著名书法家若在古代，那就很一般了。如今文人差不多用电脑，再过一百年，五六十年吧，只要能把汉字用笔写出来，都可以成书法家。
人类大多生活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里面，在一种秩序里，但如果人人都来追问这个东西，那世界也可怕了。人从不感谢呼吸系统、心脏和消化系统，其实它们每天给你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那天的宴会上讲，要感谢支持我教导我的人，也感谢反对我，用另一种方式来推动我的人，同时要感谢我的大脑、四肢、五脏六腑，因为我三十多岁肝就坏了，但肝还运转着，工作了几十年，我不感谢它，感谢谁？我们常说谢谢，谢的都是给了小恩小惠的，大恩大德的没有感谢过。这个世上，让我们敬畏的东西太多了！
书法是对文字的形式美的敬畏，如果这样的敬畏已经不再，书写就不会受到足够的尊重。中国人的思维，当然从哲学呀，医学呀，绘画书法呀，戏曲呀，啥都体现出来，单说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的，它最基本地代表着中国人的思维，如果文字变成一种符号，和英文、阿拉伯数字变成一样了，中国民族那种审美观，东方人的思维就慢慢发生改变了。对一个像咱们这样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在目前这一段时间极力想把经济搞上去，要求全球一体化，可以理解。但从长远看，对文化吧，会带来很多不利的东西。都是电脑化了，美国化了，就没有东方人的思维，东西方就一样了，咱这个民族的文化恐怕就会被忽视……
我同时也搞收藏。我的收藏不在乎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符合我审美，即质朴、浑然、大气一类的物件，我的书法绘画由此而借鉴了它们相当多的东西。有个很重要的评论家，谈到我的写作、书法、绘画时，说它们具有民间性、传统性、现代性，我认同他的说法。我确实是这么努力的，虽然做得还不到位。但写作永远是我的正事，兴趣所在，而书法、绘画纯是业余。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自己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却又是独立的，言之不尽而歌，歌之不尽就舞，舞之不尽则写，写也写不尽只能画。商州和西安是我生活的两块地方，也是我创作的两块地方，我是商州生长的一棵树，被移栽到了西安，移栽活了，一天天长着。
黄平：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您保重身体。当然更希望您以后的小说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艺术享受。谢谢。
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先来看第一个视角，即文学的时空角度，这又可分为时间性和空间性角度。
(一)时间性角度：古典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学
文学的时问性，实际上就是文学的时代性。文学的产生、生长和演变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是在历史时间长河中不断运动的。这就有了文学的长度，即时间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因时而变，文与时俱进。一个时代产生了适应一个时代精神与需要的文学，是作家对所处时代具体生活有感而发的产物；但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学又反过来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和品格。无论是把文学比拟为照亮时代的精神明灯，还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说的都是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就整个人类文学而言，可以区分为古典性(古代)文学、现代性(现代)文学与正在发展运动中的当今性(当代)文学。就中国文学具体论之，从时间性角度可分为先秦文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每一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价值取向、社会生活、审美理想与艺术创新的经典性作品。如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和《楚辞》，前者是北中国文学的代表，后者是南中国文学的典范，两者互补融合，哺育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古典性品格。同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代表着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按时间性即时代性研究文学，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教程长期奉行的研究路数。中国的古典性文学，美学上的道、气、韵、味等，政治上的忠君、爱国、济世等，构成了艺术和思想上的鲜明个性。在语言上，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与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即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很多东西都没有定形与定制，但它是现代文学产生的必要准备。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近代”和“现代”是同一个词，不存在“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别。本文考虑到中国文学史的习惯分类，因而析出介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表现了人类对现代社会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现代性的基本标志有三个力‘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体原则。市场经济以功利原则为主导，民主政治与权威主义相对立，个体原则是区别于整体主义的行动哲学。历史的发展要求人类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表现现代人精神情绪、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的新的文学形式。试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较，从文体角度不难发现，中国古典性文学中的韵文较发达，广义的散文比韵文要弱；而现代性文学则相反，散文体尤其是叙事性文学小说特别发达，诗的成就相对要小一些。我们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体部分就是一部小说创作的发展史，诗歌、散文、戏剧都在其次，如果去掉小说，现代文学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即现代性文学在精神取向上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民族、国家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题。在语言上，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与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现代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即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体比之古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晚清以降，印刷业的发达，报刊的传播，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取向，极大地刺激了小说创作，使这一能够有力、有效地表达现代人精神情绪与生存体验的文体，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关于文学的时间性与时代性，还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意味着后起的文学必然胜于从前的文学、越是后代的作品必然超过前代的作品。文学是精神产品，不同于科技产品。科技的发展是一种线性发展，后起的必然超过从前的，今天的火车飞机比之古代的骡马舟车自然要先进快捷，但人文领域的文学就不同了，每件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时空、特定语境、特定情绪下产生的，与彼时彼地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紧密联系，其意义与价值是复杂多元的，不可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与判断。比如诗歌，你能说今天的新诗已经超越唐诗了吗?显然，李白、杜甫的崇高诗史地位，今天依然无人可以取代。
(二)空间性角度：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时空视角的第二个角度是关于文学的空间性，也即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从这一角度立论，可以把文学分为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本国文学指自身所处国家的文学，具有民族、国籍身份的认同意识。对中国人而言，本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即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文学；外国文学是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一切文学。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论文学的空间性，只将其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中国文学内部又可按地域或民族分为各类文学。以地域区分，如京派、海派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就包括巴蜀、楚湘、吴越、齐鲁文学等分类，研究了特定地域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形成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不同的地域文学。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方面是同根同源同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各有其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与发展态势，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深受商业化运作对创作出版的影响；在语言方面深受闽南客家文化、广东方言以及外国语的影响。外国文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地域文学概念。一般把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等大类。就欧美文学而言，又可分为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东欧、北欧、美国、加拿大文学等；就东方文学而言，则有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文学等。文学的空间性是由产生这种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地理环境是一切因素中最稳定的因素，势必影响到与之紧密联系的地域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及其特征，濡化、组织、干预和引导着该地域作家的性格与思维、情趣与视野、审美理想与艺术感受，进而影响该地域文学的表现世界、精神走向与文化品格。科学的进步有其世界性的统一标准，但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进步则在于其独创性。文学在时间上是时代的，在空间上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共同荣辱以及本民族生存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质，才能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秀华光发的世界文学大厦，正是由形形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所支撑起来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尺度，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时代性是一种全球意识，民族性则是一种寻根意识，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思潮。21世纪人类面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立体化、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特别足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真正成了“地球村”。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精髓，体现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的地佗、意义及尊严，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普世的精神追寻。在此意义上，研究文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越发湿得重要。对文学大系统进行时问性与空间性分类，具有自身的学理逻辑，并非简单的分门别类。
二、人类文学大系统分类结构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角度
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着眼于文学与世界、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文学与外部的关系。文学大系统分类结构的第二个大视角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着眼于文学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文学的内部关系。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生产者即创作主体，还会有消费者即阅渎主体。为此，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角度立论，就可以对人类文学进行区分，探讨各自的内在规律。
(一)生产者角度：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从“生产者”来看，就要探讨是准生产了它?如何生产?为什么生产?生产过程与产品有什么特色?这是关于创作主体即作家的研究。按生产者身份的不同，可以把文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作家文学，第二类是民nj文学。作家文学也可称为文人文学，或知识分子文学，生产者是作家，是文化人，是具有独立写作能力和对自己的言论自由及表达拥有清晰判断力的人，其特点体现在个体性、符号性、稳定性三个方面，表现了作家的独立性生产方式及产品的独创性品质。作家文学的第一个特点足个体性或个性化。文学创作是作家生命律动的特殊形式，是一种最具个性化的精神劳作，是一种完全彻底的个人行为，因此，人们通常把作家看成“自由职业者”。文学生产的个体性特别强调生产者的自由度，只有在自由度较大的宽松环境中，作家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劳动。文学创作本身足一种精神探索，是一种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它以语言为工具，通过语言建构形象或意境，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美学评价及其独特的生命体验。文学是生命的体验，是人生的表现，要充分体现、传达作家对社会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个性化就自然而然成为作家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每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种社会现象也会有不同的体验与表达，同样生活在唐代，李白的豪放飘逸与杜甫的沉郁顿挫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即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与生命历程中，也会有不同的文学表现。个性化形成了作家文学的个人风格、个人特色与个人色彩。个性化是作家价值观、人生经历、艺术气质与修养、语言理想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晶，这是作家文学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显著的特点。正因如此，文学研究除了整体性的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等研究外，也要专注于个别性的作家研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的个性化影响了文学创作的理想与作品。
作家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符号性。任何一个作家的精神生产都不是为了自我消费。一个自诩创作了100万字作品但还放在抽屉里没有公开发表的人，是不能称为作家的。作家的社会角色与意义在于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其精神产品，并由此影响社会。只要号称作家，就自然有其影响于世的产品流传。因此，作家必须将自己的精神产品通过媒体变成符号公之于世，这就是产品的符号性。当然，其传播方式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在古代，作品流传的范围相对较小。上古时代通过甲骨、钟鼎或竹片、木片、石刻来发表作品，古人用“韦编三绝、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之士，车是牛车、马车，五大车的书自然不得了，作品是用竹简刻写成的。从今天的角度考量，“学富五车”不过几十万字，现在用几张光盘就可以把数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全部扫描进去。自古及今，作家文学的符号传播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首先是手工符号图书时代，完全手工化作业，有甲骨、钟鼎、简帛等多种形式；第二是工业符号图书时代，是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时代，在纸上印刷符号；第三是今天的多媒体时代、网络时代，进入电子出版流通渠道，即电子图书时代。电子书籍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是通过计机或相关没备阅读并可复制、发行的现代传播媒体。电子书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纸质书籍命运的终结，人类未来的图书阅读与传播，将是电子书籍与传统书籍和平共处的“混合图书时代”。从甲骨简帛到雕版印刷，再到机器印刷，到今天的激光照排、电子存储与网络传播，作家产品的符号化转换与发表途径，变得越来越简便快捷与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作家产品只有公开发表出来，转化为符号进行流通才有意义。事实上，无论是过去“韦编三绝”的时代，还是今天电子网络的时代，发表自己精神产品的人总是少数，尤其是将其印刷成图书出版就更少了。作家文学符号化的核心手段是将产品印刷成图书，成为看得见、摸得着、易传播、可保存的纸质文本载体。作品的符号性是作家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只有变成符号，作家才算完成了精神产品的生产，才能影响社会，才能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产生文本的解读研究、作家个案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等其他研究。符号性使作家的精神产品成为社会公器。作家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稳定性。作家的精神产品一经成为符号文本公开发表，流人社会，便成为社会公器，不再改变，这就是作家文学的稳定性特点。当然。也有个别作家认为作品不太成熟，再版时会进行修改，但这从整体上说只是微观的，是个别语句、细节的修改，绝不是大动干戈，伤筋动骨，否则就是重写了。按照有关法规，一件印刷品如果有1／3以上重新修改。那就成了新书，不再是原来的作品。所以．作家文学一经出版，总是以稳定性的面貌流传于世，成为社会公器。不再是他个人的东西了。无论是四大古典名著，还足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的现代经典，文本都是相对稳定的。正是由于其稳定性，作家才能将产品以固定不变的形式影响社会，影响其他民族，直至影响后世。以上所探讨的是作为个人化生产的作家文学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文学作品还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另一种生产者，这就是民间文学。这里把文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个人化生产的作家文学，第二类足集体化生产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特征正好与作家文学相对应。
民间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集体性。民间文学足民间的集体性创作，是集体生产的精神产品，无法像作家文学那样确定具体的生产者。民间文学作品如果印刷出版，署名只能是某某讲述、记录，而不能写成某某著。中国民间文学四大经典《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来就没有具体的作者，只有浙江或河北版本的采风者等等。作家文学有“版权”，按出版法规定，作家去世以后，他的继承人还享有50年版权，此后作品才不受保护。这充分体现了作家文学的个人性、专有性特征。但民间文学就不存在版权之说，不能说《梁祝》的版权归准所有，这是由民间文学生产者的集体性所决定的。由于民间文学是集体生产的精神产品，因此充分体现了创造这种产品的民族的集体智慧、思维特征、历史记忆、审美理想、风俗习惯等，民间文学的风格是一种民族风格，是集体民族文化心理的记忆与积淀，是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宝贵资源和第一素材。也是文学史的重要资源与对象。民间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121头性也即非符号性，与作家文学的符号性相对应。民间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十分简便，就是嘴巴讲耳朵听，口耳相传，既足发表也是传播。探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应注意几个方面：第一，民间文学整体上是I：1耳相传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经由文化人采风记录下来。这些用符号化手段记录保存下来的作品就成了“历史民间文学”。与浩如娴海的原生态民间文学相比，成为符号文本的民间文学数量非常有限。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其童年期都有丰富的神话故事，但能流传至今的只是极少部分，在后人眼里也就益发珍贵。第二，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之所以大量潭灭，难以流传下来，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文以载道”、“事父事君”的价值理念和“有助王化”、“非礼勿听”的取舍标准，“在野”的民问文学往往被视为有伤风化、有碍大雅，长期得不到主流文学观念的承认和接纳，被排斥在主流文学殿堂之外。民间文学在表现人性方面大胆、直露，那些既荤又素的故事，在寻常百姓那里经常听到，但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考量，却是“有伤风化”而不可记录保存的。所以，要发现民间文学的价值。需要真正有人文眼光和尊蓖民间思想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二虽不多，但却十分难得，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正是通过他们的采辑记录才得以保留r来。尽管当时他们的采辑目的各有不同，或为猎奇，或为述异，但毕竟使占代口头作品成为文本符号而保存下来了。第三，由于民间文学是以群体方式和“在野”姿态创作的，比之个人署名的作家文学更具自由色彩与“越轨”言论，这是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只有“自生自灭”。从民间文学的发展历史考察。大凡改朝换代与社会转型，往往是民间文学大量生产的时期，同时由于口耳相传的简捷发表方式，因而也是民间文学广泛传播与消费的时期，但最终保存下来的永远只是极少部分。口头性既是民间文学的长处(便于发表，便于传播)，也是它的短处(即时消费，自生自灭)。20世纪70年代后期“”刚结束之时，民间广泛生产和流传着鞭挞“”的笑话、故事，但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并出版了的只是-d,部分。
民间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变异性，这与作家文学的稳定性正好相反。民间文学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新的补充修改，形成变异。一件作品之所以会变异，大致出于以下情况：第一，民间百姓既是作品的接受者，也是作品的参与者、加工者。一件作品经由张三之口讲给李四听时，李四觉得不过瘾，在他讲给王五听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添油加醋。第二，当一件作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流传时，难免会融入该地区、该民族的文化内涵，使作品更易于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第三，当一件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流传时，因时代的需要也会对原作进行某种改变。以上形成的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点，整体上使民间文学成为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文本。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在“名人类”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名人的文化效应能够扩大、提升名人家乡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加上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心理，经常会出现“名人争夺战”。尤其是在现代旅游业中，名人效应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名片，更是经济资源。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名人靠名人，没有名人也要想办法挖一个名人出来，甚至抢一个名人过来。20世纪末，河南南阳、唐河两地曾出现过谢姓始祖的争夺战，湖北与河南也有过李自成去世地点的争夺战。民间文学中也有争夺名人的情况，最典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梁祝故事至少有浙江、河南、山东、江苏四个版本。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是客观存在，既有民间受众参与的原因，也有地域文化参与的原因。但一般说来，一件民间文学作品如果被采辑记录成文字出版发表，成为符号性的文本以后，其变异性就会相对减少，稳定性会明显增加。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表达与愿望满足的重要载体，其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自然需要“与时俱进”。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文学面对新兴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化、图像化、快餐化、博客化乃至手机化的挑战与挤压，网络文学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快捷性的特点深刻影响着文学。网络文学打破了已有的文类分野，不断挑战、改写着文学的定义。在文学大系统中如何给网络文学定位、网络文学是属于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对此学界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观点。本文认为，从网络文学作品的独创性、符号性(电子读本)、稳定性特征考察，网络文学理应属于作家文学范畴，不少网络文学高手也视自己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近年吸收了部分网络文学作家入会，2010年鲁迅文学奖已接受网络文学参评，网络文学与通过报刊、图书刊布的作品已被一视同仁。但从大量网络文学作品发表的匿名性(作者不具实名，多以网名代替)、变异性(有的作品是开放写作，由多人接龙参与完成)、即时性(随时更换，很快消亡)、草根性考察，网络文学又具有民间文学的一些特征。到底网络文学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这既取决于网络文学自身的演变发展，也取决于网络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与重塑，现在匆忙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二)消费者角度：与儿童文学(未成年人文学)
从文学生产者的角度分析文学系统的分类结构，可以分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类。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学消费者的角度，即接受美学所研究的文学接受与读者的角度，也可以分为两类：这就是与儿童文学(未成年人文学)。是为具有一般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社会批判能力的成年人服务和消费的文学，我们平时习见的大量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同为已成年的社会人，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从根本上说不存在审美意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代沟”，整体上处于同一个平面进行精神对话与沟通。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题材无。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战争和平，权争利害，士农工商，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进入文学版图，一切都取决于作家如何去写，如何把它写好。第二，创作多样化。诸如有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文学、绝望于现实的现代主义文学、调侃现实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五花八门，文随世移，天马行空，出奇制胜。第三，风格个性化。作品的结构、意境、语言、笔力、雅俗等，均体现出作家的个人爱好、个人色彩、个人风格，从根本上说，不用担心读者会有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容易理解，本文就不再多加展开了。
关键词：广西 民族高等教育 内部研究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12C-0025-02
广西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实施国家法规政策，以民族团结为宗旨，聚集各民族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心尽力，56个民族都需要培养各行业优秀的青年人才，实现这个理想目标就要强调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所谓内涵式发展即教育行为落实在大学学习主体所修专业及特色课程上，也可以说注重内部要素的配置和协调，总结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内部发展的规律和改革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属于岭南地区是山清水秀的宜居之地，壮族人口1600万，实施民族教育政策有其示范作用。因此，选择有代表性的高校调研非常有价值，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为何实行民族教育特殊政策，审视内部要素研究，主要考察特色专业发展取得成果，以及特色课程生发的效果。
从历史上看，广西归于稻作文化的范畴，其生产方式和江南地区很接近，加之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百姓勤劳，应该是让人心向往之的人间天堂，可惜这般先天优势没有成功进入人文精神认同系统，王朝统治时期一般作为中原地区不愿光顾之地，甚至有文化沙漠之称;改革开放30年来也是定位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实认真分析，东靠广东南邻大海，为何广东就是全国经济发展排头兵，名为广西就不行呢？当然涉及各种原因，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激活广西存在的各种潜能，特别是人的力量――通过教育达到具有敏感意识――时代和社会发展适应的视野、技能及自觉到习惯的行为举止，对于提升文化自觉后的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功能，利用秀丽山水、刘三姐传奇故事打造的《印象・刘三姐》就是壮族传统文化人文价值最好的应用，完全可以和世界优秀文艺媲美，还是生态意义的文化经济相互促进的资源合体。由此观之，教育应该成为激活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的一大利器，弘扬民族文化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价值非常大。
关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不但要关注高校有多少学生，更应该关注学习主体学什么、怎样学的实际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特色学科建设，重点建设8个左右民族特色学科。”
二、特色专业：民族教育核心要素
笔者深入广西民族大学调研，这是八桂大地非常有代表性的民族高校，毫不夸张，广西民族高等教育成果很大部分依赖此校的资源优势，其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自1983年招收本科生起已有32年历史了，其色专业即壮语言文学专业在1998年、2013年分别获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根据广西壮族所占人口比例设立的壮语专业伴随改革开放30余年已发展成为民族教育代表性的特色专业。
（一）特色专业考察
2009年，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的财政扶持。该专业之所以成为特色，是因为满足了文化学习生发的思想启蒙和知识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反复磨炼形成的技能，为今后生活、学习、工作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内容要体现全球化发展下的时代特点，壮语专业开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还要学习体现壮语特色的内容《现代壮语》《壮语阅读与写作》《壮族文学》和《壮语方言概论》等专业课程。壮汉双语教育作为教学方法也必须成为专业建设一部分，既能实现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文字的学习和交流，又要达到壮族自身文化传承、保护及创新的目的，在专业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下，《现代壮语》 《民间文学》已经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经过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实现了远程教学资源共享，特别是现代社会学生手中智能手机网上互动直接与精品课程链接，既可以学习相关课程内容，又可以完成留下的作业，还能因为思考质疑存在的问题，与老师和同学积极讨论，实现学习方式的网络师生积极互动，快捷高效满足学习的需要。
（二）民族文化传承
为了恰当评判壮语水平，2012年6月，广西以初、中、高三个等级确定了壮语文水平考试，广西民族大学教学目标是让每个学生壮语达到中级以上，学习原汁原味的壮族语音、语言及其凝聚的各种文化形态，感受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领会创世神话、歌圩歌谣、神奇传说等民族文化精髓，因民族情感而产生民族文化的认同，以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中的一个而自豪，以学习应用本族文化而骄傲。2013年在政府财政支持下报读壮语班减免学费，达到条件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个学位证书，学习壮语成为壮汉双语人才，回到壮乡更有利于壮族文化的传承。为了让学生真实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学校组织壮语班的学生到武鸣县领悟三月三歌圩文化。武鸣县是壮族的聚居县，壮族人民历来爱好山歌，他们唱山歌、听山歌、赶歌圩的习俗，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广大壮族人民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山歌的内容丰富多彩，除了谈情说爱、农耕活动、天文地理、吉日庆典外，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时事政治等都能成为武鸣壮族山歌的好材料。这种活泼新颖的歌谣形式带有历史的传承性和时代性，视为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容易激发现代大学生的情感共鸣，从中领悟到生动传神、文艺展演的文化魅力，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
（三）学习主体评价
研判学习效果一定要借助于学习主体的客观评价，高等教育学习主体――大学生头脑灵活、知识丰富、反应敏捷，他们非常清楚课程内容、课堂学习、师生互动满意与否，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针对特定对象和特定内容采取的特定教学活动，更要重视学习主体的掌握情况和满意程度。笔者调研发现壮语班教学效果非常好，本来学习主体来自壮族生源是非常正常的，壮族文化居然吸引来了一位汉族小姑娘，作为2013级学生AA立志学习壮语文，目的就是到壮乡当一名汉壮双语教师，为壮族文化教育做出一个大学生应有的贡献，祝福她早日实现弘扬民族文化的教师梦。2012级学生HH明年就要毕业了，对于就业非常乐观，作为我国与东盟联系密切的广西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而壮族文化就是广西代表性的品牌之一，学会壮语就能让壮族文化走出去，成为联系东盟的重要文化纽带，壮语专业学生受到在广西开展活动的东盟各国欢迎，因此，不愁找不到理想工作岗位。2011级的学生CC作为毕业生参加工作感慨良多，高中时就非常喜欢壮语，到了工作岗位更是认为所学专业意义特别大。全球化现代文明发展更多集中优势主流文化，西方世界以英语语言为基础，中华文化以汉语言文化为基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作为分支，由于语言环境缺乏，壮语言甚至很多壮族学生都无法使用。因此，政府采取特殊政策，免学费扶持特色专业能够保障文化传承持续，让古老灿烂的壮族文化发扬光大，民族教育受到重视才更有利于传承、保护壮族文化。
三、特色课程：民族教育内涵要素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确立《现代壮语》《民间文学》为特色课程，学习语言需要熟练掌握语法规律，并能够灵活应用，为了让学习效果更大化，务必强化学习的语言环境。这里强化带有重视的意味，恰当说法就是树立语言环境意识，让学习主体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完成学习任务。歌舞展演、文学叙事、祭祀仪式等活态的文艺样式是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同样民族教育《民间文学》不可或缺，原因就是这些传奇故事、动听歌谣、戏剧剧本等让学习主体感受到艺术的熏陶，在喜欢基础上渐渐掌握了语言的规律。
落实特色专业就要看课程设立，其内容是否能够达到教育目的，《现代壮语》《民间文学》可以说承载了完成目标的学习内容，在谈到民族教育内部要素关系，可以把特色课程看作内涵要素，即通过学习相关课程助力特色专业完成本科教学方案，既能达到合格正常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又能继续深造考取研究生的预期。
（一）课程内容学习与语言文字提升
《现代壮语》以壮语语言组合规律和构成语法特点传授为内容，主要通过总结壮族语言变迁性质和具体应用基本知识，让学习主体在反复训练中熟悉掌握，并能应用在对话交流和文字写作中，能够声情并茂朗诵壮族经典著作，熟悉和偏远山寨村民自如对话，准确流畅写出壮语文章，只有这样才算达到了学业要求。“在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就会有民间。只要有民间，几乎就都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带有生机勃勃、原汁原味的民间乡野气息，以壮族传承的内容考察，有创世大神谱系神话、各类歌谣、传说故事等等，非常吸引学生阅读，就这两者关系来看，应该是在专业教师教授壮族语音、文字，学习《现代壮语》掌握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之后，再来学习《民间文学》，最好选择一些壮语文字的内容，即阅读来自专家整理的以壮语记录的原版文献，这样才是真正打造壮语专业学习的内涵式提升。
（二）课程内容学习与壮族文化创新
壮族文化与民间信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壮族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民间信仰的特性，壮族先民以特有的思维观念塑造了创世大神布罗陀，把先民记忆中的种种美好寄托于布罗陀神力基础上，千百年来内化为族群做人处事、行为习惯的道德伦理，民间文化精英完善了民间信仰基础上的《布洛陀经诗》，《布洛陀经诗译注》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又是专家、学者呕心沥血完成的属于壮族文化新成果，承载民族精神体现内容广泛壮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民族教育不是只学习相关知识体系，也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壮族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值得挖掘的宝贵文化财富特别多，壮语专业学习主体要抓住民族文化精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展现民族的辉煌和荣誉。
关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取得成就非常有意义，广西民族大学特色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专业是考察的重点，其特色课程是保障民族教育实施的重要依托，对于弘扬壮乡民族文化，保护意义上的创新有莫大的价值，其成果完全可以应用在新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中。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民族团结视角下的广西扶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研究（立项编号：2015C392）。
参考文献：
[1] 王芳.壮族民间歌谣与歌圩的起源与发展现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6）.
【关键词】文艺学 主体性 本体论 建构 解构
上世纪80 年代， 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 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 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 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 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 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 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 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 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 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 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 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 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 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 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 “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 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 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 “心理意识” (“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 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 “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 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 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 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 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 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 即: 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 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 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 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 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 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 那么，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 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 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 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 它是自我相关的， 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 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 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 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 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 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 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 “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 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 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 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 同时， 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 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 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 将人们引向未来， 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 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 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 于瞬间中获得永恒， 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 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 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 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 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 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 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 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 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 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 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 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 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 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 生命体验) 推到了前台， 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 美不是别的， 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 即自然的人化， 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 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 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 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 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 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 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 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 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 “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 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 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 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 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 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 贝尔在1913 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 意味就在形式之中， 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 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 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 “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 有了它， 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 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 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 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 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 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 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 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 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 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 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 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 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 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 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 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 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 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 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 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 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 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 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 而在同时或稍后， 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 接受美学) 、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 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 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 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 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 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 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 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 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 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 要确定现论范型， 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 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 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 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 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 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 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 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 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 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 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 “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 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 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 “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 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 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 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 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 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 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 文字性语感， 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 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 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 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 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 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 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 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 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 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 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 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 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 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 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 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 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 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 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 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 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 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 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 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 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 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 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 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 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 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 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 逮兔子的夹， 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 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 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 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 人们认定: “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 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 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 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 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 “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 它自我创生， 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 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 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 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 “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 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 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 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 对语言的艺术本体性功能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 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 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 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 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 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以至于90 年代， 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 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 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 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 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 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 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 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 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 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 “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 相互倚重和补缺， 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 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 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 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 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 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 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 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 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 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 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 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 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 “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 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 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 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 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 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 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 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 “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 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 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 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 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 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 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 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 竟在80～90 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 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 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 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 ⋯⋯因此可以说， “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 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 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 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 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 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 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 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 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 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 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 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 当然， 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 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 首先， 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 揭示其不和谐性; 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 颠倒， 即推翻原有等级， 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 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 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 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 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 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 “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 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 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 使他们超越本文， 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 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 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 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 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 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 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 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 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 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 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 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 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 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 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 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 “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 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 则会延误文化转型， 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 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 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 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 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 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 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 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 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 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 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 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 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 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 鲁枢元: 《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文艺报》， 1986年10 月8 日。
（2）李泽厚: 《美学四讲》， 三联书店1989 年版， 第66 、53页。
（3）卢卡契: 《审美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48 页。
（4）克莱夫·贝尔: 《艺术》，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4 页。
（5）陈晓明: 《理论的赎罪》， 《文学研究参考》1988 年第7期。
（6）孙歌: 《文学批评的立足点》， 《文艺争鸣》1987 年第1期。
（7）孙津: 《形式结构》， 《当代文艺探索》1986 年第4 期。
（8）李劫: 《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 《上海文学》1987 年第3 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 《小说文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第201 页。
（10）李洁非、张陵: 《“再现真实”: 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04页。
（11）王一川: 《修辞论美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78～79 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 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 《艺术广角》1990 年第3 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 年第6期。
[关键词]文理渗透 “平台+模块”课程体系 分层次 多方向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7-0085-04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综合性和师范类院校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办学，重理论、重基础、强调深度。近十几年来，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许多理工科院校也纷纷开设了这一专业。中国教育在线网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共有553所本科高校设有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其中仅普通理工科院校就有百余所。这意味着汉语言文学人才的培养正逐步进入一个多层次、多模式的新时代。正如南开大学副校长陈洪教授所言，发展中文学科不能只有一种思路，不同学校、不同层次的高校应结合自己的办学目标和特色定位来发展中文专业。但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社会对人才规格要求日益具体化的今天，普通理工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瞄准社会需求，准确定位，创建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呢？
一、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确定人才培养规格
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业界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如生源不理想，专业被边缘化，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专业生存空间受到重重挤压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还是人才培养特色不鲜明。在有限的条件和种种不利因素面前，普通理工科院校要把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出特色，首先就必须清楚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才规格。
从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讲，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科交叉、知识创新、跨行业合作、技术集成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推手。过去在人们看来属于专业技能的东西正逐步成为每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技能，狭窄的专才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另外，随着中国逐步进入现代社会，科技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催生新的行业和领域，淘汰一些旧行业，人才的跨行业交叉流动越来越普遍，这对人的知识结构、知识迁移和转化能力、实践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迫切需要文理渗透、一专多能且知识迁移能力强的应用复合型人才。
从具体的人才规格讲，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呢？据有关机构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知名企业和行政机关的调研结果显示，在知识规格方面， 52.2%的单位认为“文书写作处理”较为重要，其他依次为：管理类知识、秘书理论和实务知识、礼仪知识、现代办公技术、法律知识、广告新闻知识、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等。在技能规格方面，最应具备的技能依次为：文字处理技能、资料和信息处理技能、交际和公关技能、现代办公技能等。在能力规格方面，招聘单位最看重的能力依次为：人品素养、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观察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1]由此看来，“不可一业不专，不可只专一业”，单凭专业功底扎实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用人需求，社会需要的是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懂管理、会策划、善于沟通合作、知识迁移能力强的应用复合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二、扬长避短，准确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思路
普通理工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中应该“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加强应用，突出技能”，培养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应用复合型人才。那么，它能够培养哪些层次和类型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呢？人才培养的优势何在呢？
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学校的办学资源，更好地实现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培养学生的数字与计算、信息获取和处理、办公自动化等实践能力。另外，由于大多普通理工科院校过去都是从行业院校划转而来，办学中还可以更好地依托行业，贴近企业办学。最终，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培养“上手快、后劲足”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与综合型院校相比，人才培养要依托学校学科和行业办学优势，实现文理渗透，加强应用，突出技能，让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上手快”；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比，要确保学生既具有相关的技能，又具备宽广的理论基础和可供广泛迁移的知识平台、良好的综合素质以及一定的创新能力，保证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中能够“后劲足”。同时，由于学生兴趣、能力不一，毕业去向各异，因此在人才培养上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模式。应尽可能既瞄准社会需求，又考虑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分层次、多方向、个性化培养，让考研及愿意进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媒体行业就业的学生都有学习发展的空间，从而建构普通理工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独具特色的人才素质结构和培养模式。
三、制订特色专业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在人才培养中体现“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加强应用，突出技能”的办学理念？无疑，这有赖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体系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一）构建“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实现分层次、多方向、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要针对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综合考虑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需要，结合学校潜在办学优势，探索“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通过构建“平台课程”，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实施文理渗透；通过“模块课程”，瞄准社会需求，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实现分层次、多方向、个性化培养。
平台课程“根据不同学生的共性发展和学科特征要求而设置” ，重在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叉与渗透，“体现了基础教育和共性教育，反映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和层次要求” 。[2]平台课程由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三个层次不同但又相互衔接的课程群组成。通识教育课是“学生作为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知识” 。[3]其中，我们特别将心理健康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概论、西方哲学概论、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等课程纳入进来。学科基础平台课是指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生必修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课程。这些课程的学习确保学生形成较为统一的专业素质规格，也迎合了社会规定目标的需要。专业必修课是指该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课和技术课，帮助学生学习专业基础理论，接受专业基本训练，学会在更深的专门知识领域内进行理论分析和技术应用。
模块课程是“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要求和专业发展方向趋势而设置的课程，体现了专业教育和个性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特征和个性要求的结合，主要实现不同专业方向的人才分流培养，实际上它解决的是高校教育的宽口径和社会分工的接口问题。”4]模块课程由研究型课程、专业技能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三大模块组成。首先，以考研为导向，通过“研究型模块课程”，对学生实施第一步“分层次培养”。以西安石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考研意愿，且有15%左右的学生考入各大高校。如何对这类学生因材施教从而避免人才培养的片面化和单一化？对此，我们通过在大三、大四年级设置研究型模块课程，探索专题式、讨论式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为这些学生提供平台。这一模块课程由若干门类专业限选课组成，课程内容均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与研究生课程的衔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及考研方向选修。其次，以就业为导向，开出“专业技能课程模块”，继续“加强应用，突出技能”，实施第二步“分层次培养”，确保学生能一次性就业。针对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选择就业且就业面广的现状，专业技能模块课程旨在通过一系列专业技能课程，使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能说会写，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精通某一行业知识。本模块课程又根据社会的用人类型和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设置了若干个小模块：新闻传播类、对外汉语教学类、文秘管理类、营销策划类。新闻传播类模块之下设新闻采访与写作、网络新闻编辑、摄影基础、网页设计与制作、DV制作等课程；对外汉语教学类模块之下设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外国文化等课程；文秘管理类模块之下设秘书实务、应用写作、公关礼仪、演讲与口才、行政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课程；营销策划类模块之下设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广告文案策划、财务管理学等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要从事的行业选择学习的课程，通过这些课程，进一步加强应用，突出技能。最后，第八学期，针对就业难的学生，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实施第三步“分层次培养”，探索“学历+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充分就业。在考研和一次性就业的学生之外，每年还有部分学生遇到就业难问题。针对这些学生，学校可以根据其特长和就业意愿，推荐他们到有实力的职业院校、社会知名培训机构进行职业技能强化培训，掌握专业之外的一门技能，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技师证或其他从业资格证，并通过职校的“订单式”合同，使学生顺利就业。
（二）在“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基础上，探索“主辅修型”、“双学位型”、“学历+技能型”等多种人才培养方式
在“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基础上，专业培养之外，还应该鼓励学生跨专业方向兼修、辅修、自修其他专业课程，在节假日及课余时间里参加校内外的职业技能培训，探索“主辅修型”、“双学位型”、“学历+技能型”等多种人才培养方式。
首先，对于学习刻苦、学有余力、基础较好，且没有考本专业研究生愿望的同学，应鼓励他们在专业学习之外，选修或者辅修第二专业相关课程，这是“主辅修型”培养模式。同时还应鼓励部分学生，在专业自修、辅修的基础上，自考某些重点大学的第二学位，这是“双学位”培养模式。除此之外，对于大部分学生，大学最后两年内，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根据个人兴趣爱好以及社会需要，通过知名职校和培训机构，强化学习一门技能，如网络营销工程师、网络编辑师、网络设计师、会计从业资格、人力资源从业资格、国际汉语教师、房地产销售、汽车销售、汽车美容等方面的培训。使学生至少具备一项某一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从而顺利就业。学生若能在强化培训与学习中学习到真才实学，并取得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就可以适当免修部分学分，这是“学历+技能型”培养模式。
（三）保证阅读、写作、计算机、英语教学与实践大学四年不断线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来说，阅读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写作是看家本领，英语、计算机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些是重要的职业核心能力。因此，还须设置多学时、多类型，充满知识交际性的课程，保证教学与实践四年不断线。
阅读经典著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不能绕过的基本途径，也是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绕过经典的研读之径，不积累大量的阅读经验，单凭轮廓式的教材知识，概论式的课程学习，专业基础的“扎实”就无从谈起。为此，我们在大学四年里开设“经典导读”课程。各学期先后配合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美学原理等课程分别确定经典阅读内容。课程采取“课堂讲授+课后阅读+课堂讨论+经典阅读报告会”的结构模式，推广“以读为主，读说写一体化”的教学方法。通过该环节的学习，利用读说写互相迁移、同步发展的规律，以读促写，以读促说，通过写和说进一步深化阅读，既厚实了基础，又强化了技能。
写作，“是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训练的必由之路，是中文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尤其是创造性思维成果的表现途径”。[5]为此，要通过多类型、多层次的课程实践逐次、逐级地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通过撰写课程小论文，将写作能力训练贯穿在所有专业课的教学和实践当中。其次，通过在不同阶段开设基础写作、应用写作、新闻写作、秘书实务、广告文案写作等类型的课程，让学生掌握各种应用文体知识和写作技巧，保证写作教学四年不断线。再次，通过专业实习报告、社会实践报告、公开、毕业论文等“实战型”环节，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强化学生的写作技能。经过这些逐层、逐次的环节后，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将能胜任基本的文字处理工作。
计算机和英语能力是未来社会对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基本要求。据悉，“从对深圳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及百余家大、中、小型企业的调查情况看，几乎每个企业都需要计算机和英语复合型高技能人才，此类人才的就业前景相当看好。”[6]为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在每一层次、每一平台和模块的课程中都镶嵌了计算机和英语的教学和实践环节，使学生的学习和应用日常化。
（三）构建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促进个性化发展的“梯度式”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学生向实践要能力，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关键环节，更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关节点，为此，我们应构建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梯度式”实践教学体系。这一实践教学体系由以下部分构成：
1.课程实践。课程实践是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课程实践又可以分为课内实践和课外实践两种。课内实践主要指的是，教师改变满堂灌的单一教学模式，缩减课内讲授时间，改面面俱到的“掰开揉碎”式讲授为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式讲解，在课内留下充分的时间与学生互动。课外实践指的是，在不增加课程计划学时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课程特点，设计与教学同步的课外培养环节。
2.校内实践。校内实践是在课程实践基础上，对学生综合能力和某些岗位能力的强化训练。校内实践又可以分为校园文化实践和专业技能训练两类。校园文化实践指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利用校园文化平台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如学校老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以及社会的人才能力需求，引导学生参加各类社团；与此同时，学校领导和指导老师还应鼓励学生申请学校的各类勤工助学岗位进行实习。此外，还组织学生申请校级、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学生课外训练项目，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3.校外实践。课程实践和校内实践都属于情景模拟下的实践，而校外实践却属于实弹演习式实践，锻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校外实践又分为专业实习（调研）与社会实践两种，专业实习每年由系里集体组织，由指导老师确定实习主题，系里组织学生外出实习。社会实践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暑期社会实践，按专题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实习小分队，深入各地进行社会调研；第二种是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的节假日、暑期社会实践等；第三种是参与教师的课题调研，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综合能力。
4.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四年最集中、最严格的综合训练项目。正如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所言：“通过强化毕业论文撰写过程来发挥毕业论文工作的综合作用，注重学生的选题研讨、资料搜集加工方式方法的训练、理论运用能力的训练、写作技能的指导等，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培养。”[7]
5.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就业难的学生，在第八学期，与职业院校、社会知名培训机构联合，与相关企业签“订订单”式培养合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就业意愿，选择不同的“技能课程套餐”，接受强化式技能培训，在专业之外，掌握一门技能，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技师证或其他从业资格证，实现充分就业。
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实现了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园到社会、从专业基础性实践到创新拓展性实践的“梯度式”跨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四、建立高效、立体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
建立健全、高效的质量保障体系是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离开了保障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只能是“纸上谈兵”。为此，我们着力打造高效、立体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
（一）建立专业导师制，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普通理工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生源不理想，是掣制专业人才培养的一大问题。如何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如何减少学生的困扰与顾虑？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导师制来解决。
建立专业导师制，主要是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生源不理想，学生学习缺乏方法，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对专业出路充满焦虑与困惑等现状做出的一种大胆探索。每个学生一入学，教研室将为其配备一名专业导师。大学前两年，导师主要是帮助学生顺利地完成角色转换，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困惑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并且观察、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后两年，主要是针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就业给予及时指导。这很大程度上实现论了对学生的因材施教。通过专业导师制，学生减少了迷茫与困惑，明白了学习目标与方法，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兴趣，为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创新课程和实践教学的考评机制
要使人才培养方案落到实处，就必须在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深化课程和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确保人才培养的目标落到实处。为此，我们针对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了考核评价机制改革。针对课程，我们将过程考核与终端考核相结合，加大过程考核的权重。实践教学考核主要是以学分制的形式进行量化要求。要求学生必须完成 “专业培养课外33学分”和 “综合素质培养课外4.5学分”。前者指的是在导师带领下，大学四年，开展系列专题专业调研、暑期专题社会实践、每学期的经典阅读报告会、发表文章、职业技能培训等。后者指的是学生通过参与学科竞赛活动、“挑战杯”创业大赛、社团活动、文化艺术活动、体育竞赛活动等。课程和实践教学考评机制的改革，为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凝练学科特色，以学科建设促专业建设
“学科建设构成了专业建设的环境。学科建设将直接影响专业建设，这是高等教育的一条基本原理。”[8]若学科建设无特色、低水平，专业建设就难以上台阶，因此，一是要加大师资队伍培养，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引进人才，培育人才，要求教师科研、教研并重。二是要培育教学科研团队，凝练学科特色。应该依据教师所带课程和研究方向，将教师分成若干个教学科研团队，每一团队设一名带头人和负责人，对团队进行培育。并通过培育精品课程等多种形式将优秀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生的优秀教学资源。
总之，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瞄准社会需求，扬长避短，科学定位，通过“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设置和一系列的实践和管理配套，最终将办学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后发优势，探索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 参 考 文 献 ]
[1] 郑健儿，范世清. 关于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现状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2）.
[2][3][4]冯志敏，林麒，贾让成.“平台+模块”课程体系的结构及特征[J].中国高教研究，2002（11）：90-91.
[5] 赵德利，王渭清.中文专业实践性教学与创新教育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389-391.
[6] 钟琼.计算机英语能力培养实证研究[J].中国培训，2006（9）：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