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57: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制度创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昆明市 制度创新 新路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54-01
昆明市把制度创新当做政治责任、时代使命、自觉行动，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2008年创新制度1 414项；2009年创新制度2 407项； 2010年创新制度2 323项，初步形成了昆明特色的制度体系，闯出了一条昆明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
1.坚定正确的方向。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加强对制度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昆明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
2.强劲持久的动力。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强劲持久的动力？那就是市级领导机关率先推进，市级领导带头推进，各级各部门全面推进。一级带一级，层层有考核，个个有责任，层层抓落实。由市级领导点题，提出年度制度创新方向；由人大代表征题，列入年度制度创新计划；由政协委员询题，选入年度制度创新内容；由信息网络议题，充实年度制度创新领域。
3.独具特色的路径。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独具特色的路径？那就是“政策法规具体化、本地工作规范化、外地经验本地化、治理措施特色化” 总要求下的昆明特色制度创新路径选择。2008―2010年产生的6 144项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制度创新的昆明思想、昆明思维、昆明思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4.如火如荼的热情。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如火如荼的热情？那就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表彰先进、鞭策后进、赏罚分明。为了使昆明的制度创新之路走得又好又快，昆明市用制度之力推动制度创新实践。出台《昆明市改革创新促进办法》，健全了昆明市制度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制度创新工作有章可循。设立“制度创新成果奖”，对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表彰奖励，2008―2010年，分别有59项、73项、63项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获奖。
5.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生生不息的源泉？那就是现代新昆明建设丰富多彩的火热实践及其成功经验。
为了使昆明的制度创新之船航行得又稳又远，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号角始终在昆明上空高扬，通过持续地解放思想，昆明首先对自己的发展观念展开了“凤凰涅”式的革命，排山倒海式地强势发动改革、强力推进改革、强行入轨改革，在统一思想中加快改革，在加快改革中统一思想，各项改革事业迅速得到“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现代新昆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阶段性成就。昆明因此也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改革创新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为昆明的制度创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度创新之源。
6.和谐良好的环境。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和谐良好的环境？那就是积极营造“尊重首创精神、宽容创新失误、允许创新曲折、善待创新失败、激发创新热情”的改革创新浓厚氛围。
坚持一个常识：制度创新的主体是人，既然是人，在认识和实践上肯定有局限。制度创新是一项常创常新的事业，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会扼杀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确立一个原则：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昆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符合昆明广大市民根本利益，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
提倡一种精神：凡是政策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引用，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
1．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
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将企业购置的设备已征税款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在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设备更新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和企业财务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专项资金制度。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的折旧。对购买先进科学研究仪器和设备给予必要税收扶持政策。加大对企业设立海外研究开发机构的外汇和融资支持力度，提供对外投资便利和优质服务。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支持创办各种性质的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对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给予政策扶持。制定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完善和调整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制定鼓励自主创新、限制盲目重复引进的政策。
通过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重点，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支持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采取积极政策措施，多渠道增加投入，支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把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作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实施，消化吸收一批先进技术，攻克一批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技术，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装备和关键产品。
3．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鼓励和保护自主创新。建立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协调机制。对国内企业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政府实施首购政策。对企业采购国产高新技术设备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支持形成技术标准。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
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权利人利益，不仅是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自主创新的需要，也是树立国际信用、开展国际合作的需要。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促进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和国家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同时，要建立对企业并购、技术交易等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避免自主知识产权流失。防止滥用知识产权而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不正当的限制，阻碍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管理全过程，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强化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推动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视和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从业资格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要求，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产生一批对经济、社会和科技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组织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合攻关，并在专利申请、标准制定、国际贸易和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
将形成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的重要目标。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要加强对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协调，并优先采用。推动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促使标准制定与科研、开发、设计、制造相结合，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效能性。引导产、学、研各方面共同推进国家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及优先采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我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
5．实施促进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
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机制，起草和制定促进创业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积极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建立加速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努力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创造便利条件。为高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企业跨境资金运作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外汇政策环境。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开展对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流通的试点工作。逐步建立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探索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建立全国性的科技创业风险投资行业自律组织。鼓励金融机构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给予优惠的信贷支持，建立健全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制度和其他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搭建多种形式的科技金融合作平台，政府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参与科技开发。鼓励金融机构改善和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鼓励保险公司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为科技创新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
6．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
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点。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
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环境。继续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产业化基地建设。制定有利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政策。构建技术交流与技术交易信息平台，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技术开发与服务活动给予政策扶持。
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支持力度。建立面向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的新机制。把农业科技推广成就作为科技奖励的重要内容，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激励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推广活动。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专项资金，促进农村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支持农村各类人才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国家对农业科技推广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支持，鼓励和支持多种模式的、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支持面向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产业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重点加大电子信息、生物、制造业信息化、新材料、环保、节能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强技术工程化平台、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中间试验基地建设。
7．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机制
加强军民结合的统筹和协调。改革军民分离的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军民结合的新的科技管理体制。鼓励军口科研机构承担民用科技任务；国防研究开发工作向民口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扩大军品采购向民口科研机构和企业采购的范围。改革相关管理体制和制度，保障非军工科研企事业单位平等参与军事装备科研和生产的竞争。建立军民结合、军民共用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立适应国防科研和军民两用科研活动特点的新机制。统筹部署和协调军民基础研究，加强军民高技术研究开发力量的集成，建立军民有效互动的协作机制，实现军用产品与民用产品研制生产的协调，促进军民科技各环节的有机结合。
8．扩大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
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支持在双边、多边科技合作协议框架下，实施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内地与港、澳、台的科技合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
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鼓励和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大科学工程。建立培训制度，提高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支持我国科学家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提供优惠条件，在我国设立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或办事机构。
9．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
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农村科普工作，逐步建立提高农民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和系统性的校内外科学探索和科学体验活动，加强创新教育，培养青少年创新意识和能力。加强各级干部和公务员的科技培训。
针对当前我国在国有企业改制和改组方面碰到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困难，文章力图借助于历史座标，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阐述现代公司制企业形成的一般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近年大多论者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大型企业和现代市场体系为基础不同的是，文章认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初始企业规模和市场的现代体系条件无关，而与产权所有者和各利益相关者对克服市场障碍的要求紧密相联。同时认为，转型期内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表现为逐渐成熟的企业组织结构对政府主要经济功能的替代。而这又必须在构筑政府与企业经济增长共享空间的架构下来实现。根据这一讨论，文章最后也对今后国有资本运作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框架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目的，是结合我国改革实践，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讨论企业组织效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互为关联的三个问题：1)企业产权、产权制度演变及其效率。讨论集中在市场不发育条件下，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的条件和途径；2)企业制度创新与政府。涉及到对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以及非市场条件下构造现代产权制度的意义等；最后，考虑向有关部门提供多重思路进路的需要，本文拟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框架性政策建议。一经济学中讲的产权，指的是一种协调人类交易行为和资源分配的社会工具。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也不必界定产权。因为一个人不需要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去换属于别人的东西。但在多人的世界中，产权界定是人们从事交易时，知道自己如何受益或受损，以及交易双方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没有产权界定，社会资源就会普遍陷入“公共地”的悲剧。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即使界定了产权的归属，假如没有制度，社会依然无法克服产权离散的低效率状态。所以，任何产权结构都必须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等制度规则和文化规制来加以表达。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的建立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了这些定义以后，所谓企业产权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变及其动态效率，实质上就是为了利用合作生产的优势，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的激励。过去我曾曾讨论过，在产权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面临三种选择：1)用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出售商品；2)出售他的全部生产要素；3)引入契约安排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他人，以获取一定的“租”收入。而且，无论产权的最终使用权归属何方，只要通过当事人的自由协商，都可以实现最佳社会收益。但在这里，企业的产生仅与第三种产权选择存在联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首先，企业产权制度及其结构变化，不是机械主义设计的结果，而是根据市场演变，不同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为克服市场障碍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其次，企业产权制度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组织合作生产的成本必须明显小于市场交易成本。否则，企业产权制度也不会向更大规模合作生产的方向变迁。最后，作为企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市场条件，是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同风险偏好者的分布。显然，有的资本所有者之所以选择有条件地将自己的部份产权授予别人，而不采取自己经营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被授权的人比自己更关心资本收益。而在于：1)他们不愿全部承担经营活动中的风险；2)他们相信后者比自己能干。风险态度决定了人们对其资本获利方式的不同选择，由此产生了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我们从最初的经济状态开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人们采取的是以家庭内部分工为主的合作生产方式。所谓将外部不确定性的内在化激励，主要来源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协调及其产生的经济收益。以后，可能由于家庭内部分工产生的收益差别，使组织专业化生产的企业有可能克服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障碍。于是，为满足地方狭小市场的小型企业开始出现。这里，企业是不同要素所有者通过合约形成的要素集合，它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于“团队工作”。团队工作使合作生产的产出不仅仅是各生产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追加了一个组织因素，使其产出包含了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团队工作的扩展，又会导致不同生产者与不同消费者的分离，不贸易就不能生存，逐渐成了人们的生活信条。同时，随着专业化和贸易活动的深化，超越市场条件的生产由于内部或外部竞争者的不断增强而发生变化。那些简单地在家乡独执牛耳的经营者，会逐渐进入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过去稳定的需求因竞争而变得波动，市场交易成本增加，设备闲置。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摆脱困境的方法无非是：1)开展价格战，消灭对手，但这也可能会同时毁灭自己。2)“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最简单的途径是竞争各方签订合谋协议。但这这样也存在“囚徒困境”，签约各方都必须冒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因此也就有了：3)“大家合在一起，象一个人那样活下去”。显然，合在一起的行为产生于以内部组织替换市场竞争行为的激励。诺斯在考察16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认为：“采用一项对大量生产带来规模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初那些小企业要么扩大规模，要么进行合并，要么被迫破产”。那种从过去的竞争均衡到新的规模经济，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途径来完成的。当然，通过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即使在市场极不发育的经济落后区域，“家乡企业”也并不完全表现为受到竞争压力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一般来说，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原因还包括：为了获得新的技术和治理知识；为了生产的多样化以规避单一产品市场风险；为了控制上下游产品，保障要素供给或产品市场的稳定、以及为了减少税赋等诸多因素。同时，所谓“家乡企业”在获得当地市场的稳定需求后，也会主动产生从事远程贸易的竞争要求，也有将远程贸易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或内在化的激励。企业的生始终是为了销售。从历史上看，从事远程贸易并力图将由此产生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是产生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原初动力。企业从事远程贸易需要数额较大的垫付资本，风险自然也较简单地向本地市场提品或服务要大得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区分了经营者与投资者(股东)的责任，使投资者担的责任降到最低。这种新的产权制度协调了经营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使企业能大规模地聚集生产要素，由此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辟。同时，新的产权制度也导致了旧有产权制度竞争功能的相对降低。所以，现代公司制企业出现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它能将分散的资金集合起来形成规模，满足企业日益频繁的远程贸易需要，达到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将外在波动需求内在化为稳定需求的激励。二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是企业规模经济要求与规模资本来源不足的产物，其基本的市场条件是分散的产权和不同风险偏好者的分布。它发展和演变的理论依据是“共同基金定理”。这个定理从最优风险的角度指出，每个所有者都应把自己的资本分散到所有企业。同时，每个企业也应尽可能地从最广泛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共同基金定理”的实践，就是形成了人们常讲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它一方面通过公司制的形式，将分散的小量资金集合为相当规模的资本；另一方面，它又以经营权的高度集中，有限责任和投资者资本的自由转移为手段，降低了企业为争取规模经济投入存在的交易费用，协调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但是，所有者数量的增加，也是企业共同财产的增加。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中，法律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也是企业的最高经营决策机构。它任命最高治理人员、决定投资、并把经营权交由治理人员行使。在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虽然可以董事会，但不能以经营失误提讼，也无权过问企业的日常商业活动。实际上，由于一般投资者既没有精力也没有爱好关心企业经营，所以董事会的选择大多由经理操纵。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机制来保证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占据抉择岗位，并避免他们为追求自我目标而损害出资者的利益？近年我国讨论类似问题，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培育经营者市场，使在岗位上的经营者恐于被替代的威胁而努力工作。然而，虽然培育经营者市场是约束经营者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却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因为第一，监督经营者行为是有费用的，根据所有者的行为特征，由谁、在那里，以及怎样监督经营者，本身就有个怎样有效操作的问题；第二，即使换了新的经营者，假如其它条件不变，那么新的经营者与旧的经营者存在同样的行为激励，这就很难排除两者会采取同样行为方式的可能。所以，约束经营者的第二个条件：是所有者同意经营者可以获得规定数额以上的产品剩余，使经营者得到与所有者目标一致的追加激励。需要非凡强调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最终控制权与企业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如何对应，是理解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的一把重要锁钥。公司制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产生于共同财产问题，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在各当事人之间配置各个属性的权利。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所有权”既指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也指对企业的所有权。而对企业的所有权是由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规定的。由于剩余索取权是不确定和没有保证的，在固定合同索取被支付之前，剩余索取者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也即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而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非凡规定的行为决策权。在近年的经济文献中，人们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合二为一，用剩余控制权来界定企业的所有权。认为只有让治理共同财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当事人获得这些属性的权利，企业才能真正地高效率的运转。当然，一般也不能认为公司制企业的产权制度可以独立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的行为方式，都部份地要取决于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价格以及相应的制度成本。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对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包括：1)政府对所有制的偏好；2)社会对新的产权安排和结构的认同；3)促进产权内在化的外部环境与技术水平；4)面对新的获利机会，原有利益相关者所作出的反应等，而这些又涉及政府作用的问题。政府对所有制形式的偏好以及对产权制度变迁的激励，是企业产权制度形成和创新的前提。因为首先，任何社会产权制度的形成，都需要政府作出法律上的安排，通过对产权的初始界定，保障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排它性地位；其次，当初始界定的产权与长期经济增长要求、社会利益或政府利益发生矛盾时，同样也需要政府作出制度上的调整，确认产权制度创新的方向，途径和方式，说明不同产权所有者的合作与竞争规则，建立新的竞争秩序；最后，任何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体制性成本”。如为创造新的产权制度而支付的设计费用，为降低产权交易成本而支付的协调费用，为保障产权制度有效运行和实施所支付的监督费用等。这些成本因其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非政府亲力亲为不能有效施行。何况，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是借助于信用资源筹集资金以扩大资本的简化程序。而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产权交易手段的实施，本身就具有政府信用的深刻背景。诺斯认为：“国家(政府)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既然法律发展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就能随之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规模经济。”在他看来：“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尤其值得我们注重和借鉴的是，今天发达国家早期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不仅没有以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基础，而且也不完全是单纯企业自发行为的结果。诺斯认为：17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出现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性质中找到，其建立的产权类型是国家所使用的非凡方式的结果。布罗代尔在考察欧洲早期企业组织演变时也指出：“公司制从来不是内陆城市的偶然发现，而是根据市场演变形成的一种行为手段”。他甚至认为：在1664至1682年间，法国人为建立大商业公司所作的努力屡遭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商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英国东印度洋公司，还是稍后一些的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其在初始阶段均离不开政府对特许权的制度安排。其它如意大利、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传统企业产权结构向现代公司制企业演变的初期，大多也有政府扶持甚至直接参与经营的深刻背景。当然，由政府参与运作的企业与规范的现代公司制企业相比，前者长期运行的结果是腐败丛生，过度扩张和效率明显降低。但作为早期的示范和诱导机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现代公司制企业建立的初始途径值得借鉴。而在以上所列举的国家或地区中，也是随着《公司法》的通行和现代产权关系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后，政府和公司在什么高度和根据什么方式保持联系，最终也才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才经历了一个对旧有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的过程。三前面我们已经从产权效率的角度，讨论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市场基础及其功能。并试图证实，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主要涉及到两个十分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即企业与政府。前者决定了企业克服市场障碍的意愿、要求和特定的资产类型。后者则包括了政府对创新的激励和产权变迁的制度性供给。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是其对市场的“替代”的过程。而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则主要表现为企业对主要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虽然从表面上看，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与企业对主要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有很大不同，但从实现“替代”需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企业组织结构，以便使其组织成本能明显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或政府干预成本来看，二者并无根本的差异。所以，转型期内的企业产权结构变动，实质上是企业动员资源能力与政府动员资源能力互为消涨的过程，此消彼涨，构成了企业与政府的动态边界。显然，在政府仍然对推动经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条件下，构筑企业与政府动态边界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经济增长共享的原则”来构造政府与企业行为的现实合理空间。我国社会经济仍处于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今后资本的使用效率及其收益分配，是决定政府与企业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共享”的关键。现在我国企业所使用的资本除外资外，主要包括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两大部份。在民有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也是长期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有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并不意味着国营经济也必须占有相应的比重。同样，国有资本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也不一定要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来体现。现在，除了已被正式确认的国有资本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来经营外，国有资本的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民有资本的民有民营或民有国营，都是不同资本所有者对其资本实现形式的选择。问题在于，企业财产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为不同资本的所有者选择不同的资本经营方式提供了可能。由此也为重塑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增长共享关系留足了空间。根据这一熟悉，我们认为，今后对于国有资本的运行，能否建立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相机租金激励措施是解决实际操作问题的关键。相机租金与“政治租金”不同的是，前者的受租人不是政府官员或受行政权利宠惠的个人，而是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投资机构。更重要的是，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相机租金，不是由把握权力的官员来自由裁量，而是以受租人的经济绩效为标准在事先就作出了的制度安排，这样就有可能使租金奖励变为对经营国有资本取得实际经济绩效的动力。在具体操作上，我们设想，今后国有资本对其它各类企业的投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控制取向型的投资。较为典型的就是国有资本投资机构通过投资持有其它企业的股权，并通过其在企业董事会中的代表，直接控制或参予持股企业的经营决策，在利润分配中享有股东的收益。这里，控制取向型的投资又可分为直接投资和相互持股两种。前者主要以土地、厂房、设备、资金等生产要素作为投入，使国有资本的经营机构成为持股企业；后者则主要是以资本金为纽带，建立企业间的产权联结关系。如甲企业投资100万元获得乙企业的100万股的股权；而乙企业在不能直接购买甲企业股权的情况下，可用甲企业支付的100万购买丙企业100万股的股权，丙企业再拿这笔钱购买甲企业的股权。结果，虽然100万最终又回到了甲企业，但通过上述操作，甲、乙、丙三家企业已形成了相互持股的格局。这种方式在日本/德国的银行主导模式中应用相当普遍。实践中近年也有少数企业通过上述操作，达到了买壳上市的目的。但由于这类操作较为复杂，整个资本运作又具有暗箱交易的特点，不仅风险较大，也极易滋生腐败。因此，在实施相互持股时应谨思慎行。二是保持距离型的投资。保持距离型投资的要件是：1)企业定期向投资主体支付一定数额确定的报酬；2)当企业不能履行支付义务时，投资主体对企业的特定资产或现金流量拥有所有权；3)投资主体有权处置其对企业的权益。包括转让、出售、抵押等。这时投资主体的职能更接近于银行的职能，其拥有的资本将主要以债权形式存在。值得注重的是，保持距离的投资方式，除了要求作为投资主体的经营者要有充分的权力，并真正成为追求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利益主体外。作为债务人的企业是否真正拥有足够的资产处置权，并以其资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也是决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借债立约是否有效的关键。换句话说，假如国有资本在与其它企业发生债务关系时存在软预算约束，那么债权人的还债要求就有可能成为不可置信的威胁。此时，保持距离的投资是否就真正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就颇令人怀疑。因此，在目前国有企业行为不规范，国有资本“人质”问题严重的条件下，简单地对国有企业采取保持距离的投资方式，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难度。相反，假如将此类方式应用于拥有较大资产处置权的民有企业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则相对较为安全。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体制约束下，国有资本运作必须遵循的效率原则，应以其投资企业经营者所实际拥有的资产处置权作为低限。现阶段对国有企业宜采取以股权控制为主的控制型投资方式，而对非国有企业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则选择控制取向型和以债权控制为主的保持距离的投资组合较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今后为解决企业投资渠道单一，国有资本投资风险较大的困难，也需充分发挥民有资本的市场比较优势，培育民有资本投资主体，为民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或债权投资开通渠道，从而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抉择提供更为灵活的选择。借此，也可进一步构建国有企业的多元投资主体，为其提高市场融资信用，增强法人代表资产处置权的地位，提供较为可靠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诺斯等：1973年，《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诺斯：1981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年1991版。威廉姆森：1988年，《经济组织的逻辑》，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布罗代尔：1979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德姆塞茨：1972年《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9期。格罗斯曼•哈特：1986年，《所有权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敬琏：《国有大中企业公司化改革的难点与对策》。《经济日报》1995年2月26日。张星伍：《贵州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式与途径研究报告》，打印稿。
[关键词]金融创新 科技小额贷款 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95-03
一、科技小额贷款
在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
科技金融作为发展科技支撑引领作用不可或缺的工具，正日渐被社会所重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服务建设自主创新国家战略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科技小额贷款制度正是顺应这种形势，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制度创新。随着科技部、财政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指导意见》的颁布，其在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
科技小额贷款是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协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具有“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等特征，在缺乏政策性支持的情况下，通常难以从银行、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而且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阶段，在不同阶段面临的资金压力和最优解决方案也不一样，需要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特点，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科技小额贷款是释放和引导非银行金融力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加资金供给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存在着社会资金供需不平衡的困境，一方面，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资金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却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因此，发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积极开展科技小额贷款业务，是将社会闲散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又能引导民间资本利用正规渠道（以非银金融的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科技小额贷款是引导小额贷款公司更好地走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之路，促进高新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有效路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专营小额贷款，不得开展未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否则属违法经营。这一禁止性规定，极大地限制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使得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动力。开展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并创新其内容，既有助于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走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之路，又能通过金融创新进一步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最佳结合。
二、国内外科技金融创新的几种模式
（一）美国硅谷银行模式
硅谷银行以专注于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著称，迄今为止已服务过3万多家高科技企业，目前拥有的l万多家客户中，90%以上都是高科技企业。硅谷银行的成功之道，可概括为“银行+风投”运作模式。硅谷银行只服务于特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与创业风险投资公司充分合作，建立专业性很强的专家服务团队，开展适合高科技企业特点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
（二）国内特色金融机构和小贷公司模式
1.政策性银行直接经营模式。国家开发银行从2003年就开始发展科技贷款业务，采用的贷款方式主要有信用贷款、质押抵押担保、专业担保公司保证担保、承贷平台放款、关联企业增信、助贷机构贷款等，且形成了一整套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机制和措施。
2.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由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出资
12.48亿元组建，主要服务于中关村园区科技创业企业和投资机构。业务定位是资产管理、创业投资、融资担保、小额贷款，以及发起设立并购重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上海浦东科技金融服务公司于2008年10月正式成立，专注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其目的是为科技银行的正式设立进行试点，已先后为55家企业提供超过1亿元的融资。
3.在商业银行下设特殊的科技支行模式（限制性混合经营）。2009年1月，银监会先后批准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高新支行为首批科技银行。2009年7月，浙江省第一家专门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杭州银行科技支行也正式成立。科技银行的支持对象，主要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银行采用“银行+担保+额外风险收益补偿机制”的运作模式，同时引入贷款的风险定价机制，根据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贷款目标收益、资本回报等要求，自主确定贷款利率，目标是在3～5年内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服务量占客户总数的50%以上，不良贷款率控制在5%以内。
4.依托国家级和省级高新科技园区，开展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模式。我国第一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于2009年11月20日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揭牌成立，公司主要与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紧密结合，从事科技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与小额贷款有关的咨询业务以及贷款项下的结算业务。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若干意见》，2012年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办印发《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指引》，鼓励本省各地探索在省级以上高科技园区逐步开展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三、科技金融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深圳的调查
截至目前，深圳形成了共有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的集群，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2113家，有着庞大的市场融资需求。从融资环境及其市场资金供给来看，深圳在全国乃至将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截至2010年底，驻深的金融业总部、一级分支机构总数达到230家（法人机构78家），而且本土法人机构实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一批以深交所、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国信证券等为代表的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即使从全国来看，其融资平台也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然而，深圳科技型中小企业庞大的市场融资需求，与具有占优地位的融资环境及其市场资金供给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
据调查显示，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主要以股东自筹为主。在企业营运资金来源方面，1 9%的企业靠销售收入和利润再投入；76%的企业以股东自筹为主、辅以小比例银行贷款，其中65%的企业目前或曾经获得过银行的信贷支持，但占运营资金的比例普遍低于20%；仅有3.5%的企业通过公司上市融资取得其70%左右的营运资金，其中1家企业通过一次性发行企业债并辅以20%的风险投资补充资金。另外，1.5%的企业通过对供应商押款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深圳市高新技术协会的统计也显示，深圳市高科技企业的科技经费超过90%是靠企业自筹，通过金融机构贷款仅占2.41%。
上述数据表明，无论是营运资金还是研发资金，企业的资金供给均呈现以自筹资金为主的特征，金融支持明显不足，有限的融资支持以银行信贷为主要形式，且占比很小，处于边缘地位。
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支持在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度低，主要缘于企业融资需求与金融支持相互脱节、相互背离。资金短缺的企业，金融支持跟不上；而资金充裕的企业，金融支持用不上。这不仅制约了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使金融机构错过了发掘和培育优质客户、分享企业成长溢出效益并形成特色经营的机遇。
四、以科技小额贷款制度促进科技金融创新
在现有体制下，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其他传统的资本市场都无法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笔者建议，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创新其内容，力求以较少的政策调整，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创新。
创新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在公司设立、业务范围等方面应有别于现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比如，在业务范围方面可以鼓励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积极探索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与投资管理模式――它不能是单一的小额贷款机构，而是提供贷款、投资、担保、资产管理、咨询等一体化融资中介服务的金融公司。因此，需要调整政策突破，允许混业经营。
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专门服务于政府认定的高科技企业，以保障科技与金融结合。通过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科技专家与政府科技部门联席工作方式，建立高科技企业融资服务信息库，协助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更有效的服务于政府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
由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按市场化机制运作。可引入政府科技扶持资金为作“种子”资本，发挥政府信用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同时借助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化的运作平台，创新科技财政投入方式，提高科技财政资金投资效率。
关键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互动
作者简介：彭诚，1982—，男，汉，四川绵阳人，博士，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科技管理
目前，技术创新被誉为能够影响企业生命的复杂经济行为。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存在众多能够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而企业在制度搭建方面的创新正是外部环境中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企业要保障其技术得到全新创新提升，不但需要一系列的经济和行政手段，更需要企业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努力。
一、企业制度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
企业在当期发展环境下所具备的技术研发和变革技术直接反映出了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能力。企业的技术再发展也建立在已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之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只有牢牢把握自身的技术和制度基础才能突破自身特殊性，持续重建新的技术与制度。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赖、相互辅助、共同进步的。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制度建设具有稳中求变的特性，而技术创新则追求持续突破。文中强调的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互动，并不是强调两者在发展节奏上追求同步，当然在现实中，也很难出现企业的制度与技术是同步创新同步变动执行的。针对我国的众多企业而言，生产规模的发展壮大往往会受到来自管理、研发、营销等各方面的制度约束，制度的创新不可避免。而当制度在不断健全完善时，技术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滞，仍然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因此，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制度的完善排除了技术创新的阻碍，技术创新又拓宽了制度的涉及领域，补充了制度的创新空白。企业作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两方面创新的受益者。企业应该积极营造适合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可控环境，确保创新工作的开展。
企业的制度与技术的互动创新一般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企业制定出制度，为技术改革提供人员组织、资源调配，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技术的研发提供信息保密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资源整合机制等。第二，技术的进步带动企业快速成长，制度开始成为成长的羁绊，其不均衡性无法满足特定的市场需要。企业需要调整和创新制度来为企业的发展创新更大的平台。第三，企业的制度开始深层次的验证完善。制度在创新中的内容依据大多来自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得到了有关经验教训、理论知识及人文信息等。第四，已有的制度和技术都会成为下一次创新后的新制度和技术的基础。只有前期的不断磨合适应才能创新出更加匹配的企业技术和制度。
二、组成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特征
企业都朝着宏大的未来目标去发展，完善自身制度体系对于在特殊文化环境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组成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特性，主要包括层次性、复杂性、关联性、特殊性、演进性和趋同性等特征。
1.层次性。运用于同一类技术创新的制度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程度的区别，制度的约束性有层次差别。企业的制度往往涉及企业经济与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根据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来划分层次，主要分为根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辅助制度。根本制度指的是能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动方向及内容起到决定性判断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能够指导技术创新在关键环节理清方向的制度；而辅助制度则表现为促进技术创新效果较不明显的制度。
2.复杂性。制度的建立往往经过长期实践活动的试验才能得出，对于不同的实践过程产生的效果描述不同，所形成的制度内容也容易产生复杂多变的性质。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构建中，制度形式既包括经济类，也包括社会类、人文类、思想文化类等，而且在这些分类中，也还有正式文本与非正式的区别。一些制度可以是人们为分配技术创新利益而制定的，也有些制度时为推进技术创新的科技含量而制定的。这些制度都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风险预控，但无疑是复杂多样的。
3.关联性。在技术创新的制度构建中，不同制度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的，彼此独立又可相互影响。如制度的三大分类中，根本制度有可能直接影响着重要制度与辅助制度的内容和形式，后者的运行效果也会随着前者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当然，由于制度建立的作用对象是大体相同的，许多重要制度与辅助制度也会在实施过程中影响根本制度的运行。
4.特殊性。特殊性主要是强调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由于技术和制度的建立和创新都存在一定的历史积累过程，由于不同企业甚至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历史人文背景和文化理念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成果。当然，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知识共享程度加剧，许多国家和企业都能积极借鉴学习其他国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点和制度创新点，但是不可否认，在搜集并整理后的制度创新已经具有了本国和本企业的自身特点，完成了互动的快速融合。
5.演进性。企业创新不是口号一出现就能一蹴而就的，需要的是量的积累和时间。技术创新下的制度构建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也可以是加剧突变的。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扩大，技术发展也随之不断满足要求在提高，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制度创新的演进。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剧，与技术研究和变革相呼应的制度建设也会日益加剧。其创新可以是突然摆脱原有制度框架，创新全新体系，也可以是在原有模板上细化分章，不断优化。
6.趋同性。虽然企业的发展理念有所不同，但是在技术创新的制度搭建方面往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不同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彼此的知识都能够相互吸收融合，摒弃不好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这样的局势使得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具有了趋同性。
三、激励技术的基本制度建设框架
激励技术创新能够确保技术获得更多的活力，达到更大的规模和高度。企业制度创新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既追求私有化，也追求公有式竞争。激励技术创新，可以从政府、企业、产权、市场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框架建设。
1.企业。企业鼓励内部成员的创新热情，积极挖掘员工潜力。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拔熟悉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管理者，营造创新氛围。同时加重企业间的合作。
2.产权。积极放大产权对人们内化外部因素的激励效果，完成无形与有形资产产权的创新转化。
3.市场。引导市场积极抵消由于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同时可以借助市场竞争压力提高创新动力和效率，力争造就适合创新的外部环境与整体结构。
总之，企业的制度创新能够保证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使技术创新充分展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技术创新可以引导制度创新的升级，促进企业获利。两者是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只有认清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掌握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特征，积极建立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才能完美形成。
参考文献
[1]杨迎昕.试论技术创新中的制度激励[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5):34-36
[2]贾文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理论前沿,2011(8)
关键词：知识产权 版权 信托 收益 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权利束，其中包含着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一系列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著作权逐渐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小至日常生活中阅读的电子书、听的音乐，大至动辄投资上亿的商业电影，无一不与著作权有着紧密的关联。而通过信托制度保护版权和促进版权制度的发展，成为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
我国现行版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版权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包括以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十六项具体权利，可谓保护之充分。但是尽管法律规定比较详细，却由于我国公民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薄弱，以及相关部门未能尽责履行保护职责，导致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此相关的包括盗版书籍、翻印书籍以及盗版软件的盛行，都给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二）版权作品内在价值实现的困境
著作权作为一种精神成果，其本身蕴含着作者的无差别劳动。基于此，对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著作权人的财产权保护问题。著作权人财产权的保护，一方面是对作者所付出的劳动而形成的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创作行为的肯定。21世纪，是知识产权的时代。知识产权究其本质是一种创新能力在权利领域的实现结果。创造意识的构建，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将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统筹规划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和省级知识产权人才库和专业人才信息网络平台；建设若干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师资队伍。
纵然知识产权对于一个企业，乃至于一国有着非凡的意义。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作品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其本身主要是以精神内容而存在的，其价值隐含在作品之内。如何在作品被认可或者被接受之前发掘其内含的价值，给予作者对作品成果一定的物质回报，以鼓励其继续进行创作以及推广其作品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其艺术、文化、历史价值无与伦比，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但是其作者曹雪芹先生却是在极度的困难与潦倒中写就了这部文化名著的前八十回。作品的巨大成功与作者的潦倒困境的巨大反差，直接原因就是蕴含在作品中的价值无法得到有效挖掘的结果。
我国版权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由于认识到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在发展社会科技、提升人类文明方面的重要意义。世界范围内都将对知识产权以及著作权的保护置于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对作者成果的认可，还是对作者创作行为的一种鼓励，通过合理保护的手段一方面来促进整个社会科技以及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维持了权利人继续进行创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一）观念原因
古代的中国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以及以诗词歌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都是古代中国人思想以及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现代的版权保护却不是在我国诞生的，“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有效期5年，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有统治政权颁布的，保护翻印之前的特许令”。我国纵然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对作者作品保护方面的内容，但是以统治阶级颁布、特许权利为内容却是没有的。而明清之后，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失去了与世界发达国家交流与沟通的机会，使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没有更深入的发展，加之作者本身保护意识不强，这直接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文学作品权利的认识和看法。因此要破除著作权保护的困境，我国一般人应首先在观念上进行革新。
（二）制度原因
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在对我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对国外先进制度的借鉴形成的。作为新兴权利保护领域，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研究以及制度建设方面都有着可喜的成果。但是，结合具体国情，必须认识到，我国生产力水平还较为落后，法治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贸然全盘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与革新。
版权以及信托制度的基本内容
动议超过20年却迟迟未见出台的《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终于在近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了。诚如许多观察家所论，存款保险制度对利率市场化和商业银行竞争格局演变的意义可谓重大，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尚待时日加以检验。然而，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互动中理解这一政策的缘起、演进和未来趋向。概言之，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是一项金融创新，而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举措，更是政府践行托底责任的社会政策创新。
新常态：
存款保险制度的政策背景
为什么存款保险制度酝酿了20年之久且迟迟难产，却偏偏在此时应运而生？有媒体披露，《意见稿》各方顾虑很多，是国务院总理力排众议才得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除了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的鼎力支持外，新常态是理解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不可忽视的政策背景。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坊间热议的新常态概念被进一步明确。我国已经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阶段。针对新常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近期中央的政策目标是“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的表述较为常见，但“社会政策要托底”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社会风险的政策回应，存款保险制度正是在这种风险暴露的可能性逐渐凸显情况下的制度创新。受前期“四万亿”政策刺激，大量要死不活的僵尸企业得以维持，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特别是资产风险较高的部分银行面临破产风险。《意见稿》中规定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元，不少人认为这一额度较低，无法覆盖储户的全部存款。实际上，以社会政策的视角观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以50万为限额。近几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0%，50万元的偿付限额实际上是兜底责任，其目标是对存款市场中资产实力最弱势的群体给予保障。
这一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新探索，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更好地履行有限政府职能，在社会政策兜底的条件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长期以来被视为政府的延伸，存款保险使得存款的国家财政信用逐渐转变为市场主体信用。当前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占全行业资产的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居民对存款风险意识不足，视之为当然的国家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将逐渐退出企业经营活动，专注于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等职能。
在这种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试图理清三对关系：一是切断政府与储户的直接关系，此前是政府而非银行对储户的存款资产做隐性担保，这一制度建立后国家财政将不再负担银行破产后的存款偿付责任;二是建立市场主体和保险基金与储户的保险偿付法律关系，通过存款保险，储户、银行和保险基金三方形成了相应的法律关系，明确各方在银行破产和兑付困难时的权利与义务;三是明确政府对各类银行的监管责任，一个有限政府才能是有为政府，政府履行责任的重点工作由隐性担保转为市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
预算软约束：
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不宜被放大
存款保险固然是现代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但对它的作用与积极影响也不宜过度夸大，这其中有个预算软约束的问题。预算软约束原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陷入亏损，政府追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的现象。在更广泛意义上，如果企业能够将自身的经营风险和成本向外部转移，不论是政府还是其他机构埋单，都是预算软约束的表现。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在过去百年间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到，总的来说虽然这一制度初衷是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却增加了银行将风险外部化的道德风险。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任何一家银行的倒闭，都会使其他许多银行和企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于1933年通过银行法案，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该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恢复美国人对银行的信任，建立稳定的金融秩序，但却在客观上诱发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归根结底是预算软约束的一种类型，由于存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最后贷款人的保障，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倾向于冒风险而不是谨慎行事。即使银行发生信用危机，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社会公众。
1982年，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危机，当时依据通用会计原则（GAAP），数百家储贷协会的净值均是负数。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却允许储贷协会使用所谓的“监管会计原则”夸大其净值，以避免储户挤兑压力。这场由S&L引发的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获得了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例如，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上的企业相比，存在不小的落差。而技术创新能力落后，直接根源于我国民营企业有关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不能和现在的市场对接，所以为了实现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民企拥有“远航”的能力，就必须加强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有关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有利于民企技术创新的制度，并形成制度创新路径。
西方经济学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旧制度学派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如凡勃伦提出了“技术决定论”，他认为，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创新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决定技术。如诺思就主张“制度决定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诺思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一定的作用。实际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在现实的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应大于技术创新。
民企创新不可或缺制度改革
我国民营企业制度源于计划经济后期，所以民营企业的制度都无法避免地受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而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制约。而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市场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形态，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涵，是决定企业乃至国家盛衰的重要力量。
从当前的形势来分析，我国现有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要使我国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制度创新实属关键。我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具有自己独特之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创新对我国技术创新是不可缺少的。
要点提示：民营创新愿望强烈，而制度创新供给则明显不足。政府多对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给予更大的关注，而对民企则表现得有些“漠然”。
一方面，我们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很强烈，而制度创新供给则明显不足。多年来，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和扶持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则表现得有些“漠然”，对民营企业的制度需求更多的是采取“消极”的态度，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需求受到了“冷遇”。
另一方面，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对保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给以更多的关注。我国民营企业一般是规模不太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企业已经在使用信息技术，有的企业还在使用传统的手工技术，但是它们都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这就决定了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性以及灵活性，由此也就决定了促进民企创新的制度创新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还有，我国民营企业的人才制度尤其是高科技型民营企业人才制度对企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科技人才多倾向于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外企工作，一方面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单位的技术装备水平普遍好于民营企业。可是统计表明，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可见，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是非常高的，这和高科技人才的择业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制度创新”激励技术创新
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较快，但主要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基础上的数量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只要具备低成本、低价格、大批量、大规模的条件，就能迅速发展壮大。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后，民营企业所面临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要素和环境问题的进一步约束，原来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所以，今后的竞争优势主要靠技术、品牌、管理和企业整体实力。
而创新就是打破以上瓶颈和障碍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彼此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制度创新来保证。正如诺思在总结为什么中国没有进入工业革命时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取得工业革命的成功，是因为中国缺乏保护专利的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制度创新对保证技术创新的成果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缺少稳定而可靠的技术信息和创新技术源，这对我国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通过制度创新，可以为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稳定而可靠的源头，并可以促进我国民营企业技术规模和水平上台阶。
同时，我国民营企业家素质还普遍偏低，风险承担能力还较弱。民营企业家很多是由原来的个体业主转变而来的，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后，很多民营企业家无法胜任管理工作。但是由于企业制度创新的不足，我国民营企业一直还没有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企业制度，这就不利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就不能选择合适的管理人才来管理企业。所以，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还应该看到，我国民营企业在使用、留住高科技人才方面需要制度创新的激励。我国民营企业目前在凝聚人才、储备人才、吸引人才方面仍有很多缺失，关键也是在于制度创新不足。通过制度创新，我国民营企业可以推动民营企业间的联合和技术共享，还可以和有关机构结成技术联盟，甚至和国外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此外，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高科技人才的机制，并依此让高科技人才享受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
要点提示：民营企业创新一定要沉得住气，要稳扎稳打，在制度创新上入手，从一些细节上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制度创新”促进民企“二次腾飞”
近日，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透露说：“现在人们更多重视企业的总资产、员工人数、厂房、纳税、销售额，而忽视品牌价值、企业文化。”他表示，事实上，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来源的70％―80％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应该归结于“技术进步”。目前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需要研究如何实现“第二次腾飞”，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创造“人无我有”的产品，更要着力于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据了解，目前，有关部委已经推出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商务部与财政部将投入7亿元专项用于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包括参加展会、投放广告、建立售后服务网络等；发改委、财政部也将对名牌企业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新产品研
发、技术改造等方面采取同等优先政策。
与这些宏观方面的政策相比较，民营企业创新一定要沉得住气，要稳扎稳打，在制度创新上入手，从一些细节上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我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创新力量的重视在逐渐加强，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制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按照市场需要，开发新产品，采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进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以及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享受贷款贴息政策。”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很多有相互抵触的地方，并多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很多政府官员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实际执行中总存在“打折扣”的情况。所以，我国政府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应该赋予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一定的权威性，具体负责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协调、监督和检查，以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到实处。
一、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容
企业制度的创新，指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用人制度的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分配和激励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创新，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创新，企业营销管理制度创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过程管理为基础，由领导治厂到科学决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依法治企”阶段等。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基石。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建立健全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科学完善有效的制度化管理体系，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目前的现状是目前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层结构单一、狭窄，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发展十分不利。我国经济由干长时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在企业内部实行改革和创新时往往受到束缚，企业创新表现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或在一些局部领域内开展创新活动而管理制度创新较少。当前我国的企业在管理创新中存在不足。管理创新是在比较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中进行，进入管理创新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专职的人员构成，大多数技术人员和基层操作人员很难参与管理。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优势之一，但近几年这种优势有所下降。而劳动生产率、管理效率、企业管理等指标一直处于竞争中的劣势。综合我国企业近几年的发展情况，不难发现劳动生产率偏低、管理效率低下，企业管理不善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解决现存的管理人才缺乏、管理手段落后、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而其中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
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对策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的自主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包括：
1.加强理念创新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必须得有市场意识和预测意识，因此，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不断调整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理念和管理方法等。有了先进的理念做后盾，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创新的有效进行，加快企业发展速度，有利干企业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加强企业人文体制建设，必须树立重视人才的观念，企业要加强员工树立“企业为家”的人文思想，提高他们的价值观，做到尊重人、关心人，使企业员工具有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同时，企业应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组建有凝聚力的员工团队。
2.完善管理体制创新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当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组织就要产生多种行为模式来应付不同的要求，以适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做出合理调整，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把企业原来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组织成为联系紧密、协调一致的生产经营统一体系，最终使企业的综合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何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是需要一个企业随时创新的问题。
3.加强技术创新
市场是衡量经济的杠杆，它为技术创新指引方向。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技术创新，它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现代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体系。技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全业管理发展水平的高低，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这是因为企业搞技术创新实质是企业把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融汇其中的过程。对于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才能为企业带来最大的产值和效益。企业之所以进行技术创新主要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新工艺来推动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创新。现代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4.完善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对中国许多企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软实力，把创新意识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企业文化的创新，既要分析好组织环境，积极评价、补充、发展和完善，同时，企业的经营者要积极地号召大家共同学习的理念，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让组织成员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形成一种企业的感召力与亲和力。
5.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关键词]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制度创新
1分析现代医院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医院体制有两种：由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和具有私人性质的民营医院。两者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比较通过3个方面体现：①机构的数量。根据2017年底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公立医院在所有医院中的比例为45.36%，与民营医院在数量上的差异不大。②资源占有率。截至2017年末，公立医院拥有的诊疗专家及技术人员占整个医疗服务业总人才的81.67%，远远高于民营医院。公立医院拥有的床位数占比为80.31%，比民营医院也高出很多。③服务提供量。民营医院的诊疗量比例为13.71%，住院量比例为15.14%，住院患者手术量占比为12.83%，相比于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量，民营医院的占比较低。公立医院就诊人数的增加，使医疗费用上涨，同时为了满足医院需求，国家投入的经费也在增加，而且就医人数与医院的承受力不相符，造成了诊疗制度混乱，环境嘈杂等局面。同时，公立医院在管理政策上依托于政府，在改革和创新等方面缺乏积极性，使管理制度落后，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民营医院虽然在环境和服务中更加有优势，但其治疗费用较高，且很多专家都是外聘，医院的医生体系不完善，虽然在创新和改革中有自主性，但由于是私营企业，没有国家支持，其医疗相关政策的保障性较低，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在经营方面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现代医院必须在管理制度上有所创新改革，才能打破众多的制约因素，使医院的各项服务及运行得到改善。
2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中的问题
2.1对医院的监管制度缺失
在卫生行业中，还没有针对医院管理设定的法律法规，虽然公立医院是卫生行业的主体，但是作用于医院管理方面的制度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对医院的监管主要从行业监管和运行监管两个方面进行：行业监管中包括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是否符合，医生是否具有相关的从业资格，以及药品和手术等诊疗手段的价格制定，服务质量标准等方面。运行监管包括对院长的任命，医院资产的调配，财务运行是否合规等方面。不同的监管内容应该由不同的部门来进行，但是公立医院中，两项监管都由政府部门来管理操作，由于医院的运行监管必须要详细的了解其运行状态，而政府部门对其了解程度较低，导致其财务状况及经济运行的监管力度比较缺乏。
2.2民营医院的医疗资源不足
民营医院的发展速度较缓慢，虽然我国鼓励民营医院的设立，但其市场占有率及规模依然不能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的数量差异不大，但是民营医院的规模一般较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人才的吸引力较低，设备资源较少。相比之下，公立医院的发展时期长，而且长期受到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因此规模较大，医疗资源的占有率在80%以上，提供的卫生服务量也高达85%以上。
2.3内部管理受到限制
公立医院缺乏内部管理的自主权利，由于政府部门对其整体的规划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医院在名义上的管理者并没有实际权利可以进行制度制定和改革。这就导致员工的工作态度懒散，人才引进难度大，很多员工觉得公立医院的工作像事业单位一样，没有太大竞争力，只要不犯大错，按部就班的工作，就是稳定的。因此，公立医院的体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尤其是不合理的薪资制度，很多医院的绩效与医生开的药品价格直接相关，导致工作人员过于关注药品提成，在患者就诊时，不能够给予合理的治疗方案，败坏了卫生事业的风气，违背了治病救人的初衷。同时，也降低了患者对医院的满意程度与医疗的整体水平。
3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
3.1优化资产结构整合医疗资源
通过现状分析可知，在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公立医院的占比最大，因此为了适应国家对医疗事业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医院进行战略性改制，改变传统医院的基本格局，优化其组织构成和资产结构，改善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的医疗机构分布不平衡的状态。比如，对医院的现有资产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整合，加大公立医院的自主权，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给予公立医院法人和管理者一定的权利，根据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制定适合医院运营的相关制度，充分利用其优势，改善不足，提高资产的利用率。
3.2加大监管力度
医院作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健康的保障部门，具有公益性质，同时又是一个讲究效益的企业。因此，我国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必须加强。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支持鼓励的，不限制其投资主体，同时取消了一些限制民营医院发展的政策，但是并不是对所有方面都不再管理和监督。医疗机构的监管部门要制定科学可行的行业标准，严格把控医院的设立条件，如果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不能批准其进入医疗市场。对于公立医院，国家更要对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模式进行严格的审核，对破坏医疗制度或者借助医院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严厉打击。比如，部分医疗人员私自引进不符合标准的医疗设备或者药品。
3.3建立合理的人事制度
由于医院的管理体制一直受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影响，对人员的管理上缺乏考察力度，使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依靠和推脱或者混日子的心理严重。各岗位的人才流动性较差，缺乏竞争力和上进的动力，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较少，没有整体观念。同时，工作人员的分布比例不协调，有些部门的人员学历较低，能力较差，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不能引进优秀的人才，使医院的整体质量受到影响，制约了其发展和创新。因此，医院要对员工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合理的人事制度。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等设置晋升方案，对员工的日常表现给予客观的肯定或者指导，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同时，医院还可以组织员工进行专业素养的培训，依据其培训内容及结果设置专业技能的考核，提升员工专业技术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在薪资待遇方面也要与员工的工作量或者工作难度相联系，使医院的管理在公平、公正的状态下进行，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和积极的心态，合理采纳员工的创新型建议等。
3.4重视管理制度的科学性
传统的医院管理模式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员工缺乏主人翁意识，也没有竞争压力和生存忧患，所以工作上比较被动。医院在管理上经常依据传统的经验，忽视人力的合理分配，对医院的各项流程缺乏规范性的要求。尤其是公立医院受到政府部门在资金上的支持，其管理者往往不会对成本进行分析和规划，缺少发展创新的动力，在管理期间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影响医院水平的提高。现代医院的管理要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其制度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医院在医疗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在效益上有所增长，同时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综上所述，医院的管理工作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转变，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使医院井然有序的运行，同时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秦银河.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制度创新[J].中国研究型医院,2016,3(3):8-14.
[2]崔立岩.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创新的思考[J].中国卫生产业,2015(5):129-130.
[3]尹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创新实践的关键路径探讨[J].现代医院,2018(4):469-470，474.
1.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落后的公共管理制度会束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法则，会不断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就是要破除生产力发展的楞楞框框，摒弃那些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制度，不断用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去武装人们的头脑。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选择。
2.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内驱力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健全民主制度，而制度的健全离不开制度创新。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必须加强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要贯穿于这一过程的始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实现依法治国、规范党政关系、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在反腐倡廉方面，要充分利用公共管理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
二、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面临的困境
1.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竞争不充分
由于历史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权力的配置表现出单极化、单向性的特点。公共权力多为国家垄断，国家与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不清晰。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组织逐渐兴起，但不管在运行机制还是组建模式方面，都是政府占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政社界限模糊、运行模式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社会组织缺乏市场竞争的自主性。政府的行为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公共抉择，加之法律制度与民主化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的竞争环境很不充分，多元利益与公共权力的分散不能很好地整合，一些社会组织的利益与公共事业的利益很可能发生矛盾，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数量庞大的职能性社会团体挤压了公共主体的竞争空间，也造成了主体竞争不充分。
2.政府与民众面临的困境
公共事业的决策者可能会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在公用事业的决策过程中，如果在决策中没有社会的监督，就有可能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情况发生。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存在行政效率低、执行力不强的问题。这些情况就要求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出现新思路、新方法。而民众的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公共事务的管理有赖于民众的参与。但在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中，民众的参与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在经济上处于优势或者具有较强政治话语权的人或组织往往拒绝民众参与公共事业。
3.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措施
关键词：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互动
目前，技术创新被誉为能够影响企业生命的复杂经济行为。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存在众多能够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而企业在制度搭建方面的创新正是外部环境中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企业要保障其技术得到全新创新提升，不但需要一系列的经济和行政手段，更需要企业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努力。
一、企业制度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
企业在当期发展环境下所具备的技术研发和变革技术直接反映出了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能力。企业的技术再发展也建立在已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之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只有牢牢把握自身的技术和制度基础才能突破自身特殊性，持续重建新的技术与制度。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赖、相互辅助、共同进步的。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制度建设具有稳中求变的特性，而技术创新则追求持续突破。文中强调的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互动，并不是强调两者在发展节奏上追求同步，当然在现实中，也很难出现企业的制度与技术是同步创新同步变动执行的。针对我国的众多企业而言，生产规模的发展壮大往往会受到来自管理、研发、营销等各方面的制度约束，制度的创新不可避免。而当制度在不断健全完善时，技术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滞，仍然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因此，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制度的完善排除了技术创新的阻碍，技术创新又拓宽了制度的涉及领域，补充了制度的创新空白。
企业作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两方面创新的受益者。企业应该积极营造适合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可控环境，确保创新工作的开展。企业的制度与技术的互动创新一般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企业制定出制度，为技术改革提供人员组织、资源调配，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技术的研发提供信息保密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资源整合机制等。
第二，技术的进步带动企业快速成长，制度开始成为成长的羁绊，其不均衡性无法满足特定的市场需要。企业需要调整和创新制度来为企业的发展创新更大的平台。
第三，企业的制度开始深层次的验证完善。制度在创新中的内容依据大多来自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得到了有关经验教训、理论知识及人文信息等。
第四，已有的制度和技术都会成为下一次创新后的新制度和技术的基础。只有前期的不断磨合适应才能创新出更加匹配的企业技术和制度。
二、组成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特征
企业都朝着宏大的未来目标去发展，完善自身制度体系对于在特殊文化环境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组成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特性，主要包括层次性、复杂性、关联性、特殊性、演进性和趋同性等特征。
1.层次性。运用于同一类技术创新的制度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程度的区别，制度的约束性有层次差别。企业的制度往往涉及企业经济与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根据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来划分层次，主要分为根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辅助制度。根本制度指的是能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动方向及内容起到决定性判断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能够指导技术创新在关键环节理清方向的制度；而辅助制度则表现为促进技术创新效果较不明显的制度。
2.复杂性。制度的建立往往经过长期实践活动的试验才能得出，对于不同的实践过程产生的效果描述不同，所形成的制度内容也容易产生复杂多变的性质。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构建中，制度形式既包括经济类，也包括社会类、人文类、思想文化类等，而且在这些分类中，也还有正式文本与非正式的区别。一些制度可以是人们为分配技术创新利益而制定的，也有些制度时为推进技术创新的科技含量而制定的。这些制度都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风险预控，但无疑是复杂多样的。
3.关联性。在技术创新的制度构建中，不同制度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的，彼此独立又可相互影响。如制度的三大分类中，根本制度有可能直接影响着重要制度与辅助制度的内容和形式，后者的运行效果也会随着前者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当然，由于制度建立的作用对象是大体相同的，许多重要制度与辅助制度也会在实施过程中影响根本制度的运行。
4.特殊性。特殊性主要是强调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由于技术和制度的建立和创新都存在一定的历史积累过程，由于不同企业甚至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历史人文背景和文化理念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成果。当然，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知识共享程度加剧，许多国家和企业都能积极借鉴学习其他国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点和制度创新点，但是不可否认，在搜集并整理后的制度创新已经具有了本国和本企业的自身特点，完成了互动的快速融合。
5.演进性。企业创新不是口号一出现就能一蹴而就的，需要的是量的积累和时间。技术创新下的制度构建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也可以是加剧突变的。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扩大，技术发展也随之不断满足要求在提高，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制度创新的演进。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剧，与技术研究和变革相呼应的制度建设也会日益加剧。其创新可以是突然摆脱原有制度框架，创新全新体系，也可以是在原有模板上细化分章，不断优化。
6.趋同性。虽然企业的发展理念有所不同，但是在技术创新的制度搭建方面往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不同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彼此的知识都能够相互吸收融合，摒弃不好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这样的局势使得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具有了趋同性。
三、激励技术的基本制度建设框架
激励技术创新能够确保技术获得更多的活力，达到更大的规模和高度。企业制度创新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既追求私有化，也追求公有式竞争。激励技术创新，可以从政府、企业、产权、市场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框架建设。
1.政府。政府的激励手段主要通过提供财政、税收、律法、基建、教育等方面的扶持来接纳技术创新，设立风险投资及防控体系，加大创新补贴。
2.企业。企业鼓励内部成员的创新热情，积极挖掘员工潜力。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拔熟悉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管理者，营造创新氛围。同时加重企业间的合作。
3.产权。积极放大产权对人们内化外部因素的激励效果，完成无形与有形资产产权的创新转化。
4.市场。引导市场积极抵消由于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同时可以借助市场竞争压力提高创新动力和效率，力争造就适合创新的外部环境与整体结构。
总之，企业的制度创新能够保证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使技术创新充分展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技术创新可以引导制度创新的升级，促进企业获利。两者是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只有认清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掌握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特征，积极建立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才能完美形成。
参考文献
[1]杨迎昕.试论技术创新中的制度激励[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5）：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