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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学术思想综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杨慎；哲学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2）5-0042-02
明代的杨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历代学者对杨慎学术上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就杨慎哲学思想方面研究甚少。直至20世纪80年代，四川召开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后，杨慎的哲学思想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陆复初1980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杨慎是哲学家。自此对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才逐步走上轨道并迈向辉煌。
一、杨慎简介
杨慎(1488~159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直臣、学者、文学家。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正德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时谪戍云南。投荒3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享年七十二岁。也被称为被流放终身的状元。明代著作最为丰富的大学者。其一生著述丰硕著作颇多，以文学见长，涉及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和民俗文艺。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是一位对明清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巴蜀文人，主要著作有《升庵集》。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对于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30年来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也取得了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在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学者主要有：陆复初、林庆彰、丰家骅、张义德、陈德述、方陆等。
（一）杨慎哲学研究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第一阶段：80年代初以前，主要研究见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著作。
第二阶段：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其重要的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有：陆复初《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80年6月26日）、陆复初专著《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由于这一阶段是起步阶段所以研究的比较少。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其重要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川丁《记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朱森薄《浅论杨慎与老庄》、俞润生《简评〈杨慎评传〉〉》（《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6卷第1期）、陈居渊《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学术界》，2002年1月第92期）、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求索》，2003年第3期）、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天中学刊》，2006年2月第21卷第1期）、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3月第36卷第2期）、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9卷第2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杨慎的哲学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著作
1.杨慎对理学的批判、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扬弃以及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哲学思想的活跃、杨慎的“性情说”对王夫之“继善成性”说的启示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其著作主要有：陆复初的《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的《杨升庵哲学》一节。
2.对杨慎的哲学思想精华进行了综述。其主要成果有：张义德的《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论太极、道、理”、“变化之道无处可逃”、“合性情论”、“格致物知新解”等几个方面。
3.从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对杨慎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分析。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对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进行了表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居渊在《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主要分别从“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的主题―走出理学，倡导汉学”、“尚博崇实的诠释经典原则”等四个方面来阐述的。
5.关于杨慎学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嵇文甫在《王船山的学术渊源》(《王船山学术论丛》，三联书店1962年版)
6．究其水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杨慎在自然观方面水平低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那么在认识论方面，还是有高于其他唯物主义者的地方。”
7.对近年来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做研究综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等。这些综述基本上大同小异。
三、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杨慎的哲学思想没有系统性
从研究中借鉴资料看，研究杨慎哲学思想可借鉴引证的材料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欠缺。杨慎身前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哲学思想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分散于他的各种著选中。即使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系统的、专门的记录杨慎哲学思想的专著。因此笔者认为，在不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加以提炼进一步整理杨慎的哲学思想；要扩宽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继续发掘新的材料。使之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
（二）杨慎的哲学思想定位
现在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杨慎哲学思想；第二，将杨慎哲学思想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来印证杨慎的哲学思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有些学者将某一个未经印证的观点定位为独创性的杨慎哲学思想，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只有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是充分发挥求真务实的学风，做到实事求是，并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杨慎的哲学思想，才能正确定位杨慎哲学思想。
（三）杨慎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时，在用哲学角度研究杨慎哲学时，也应该注意杨慎哲学思想的本然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杨慎哲学思想的内涵。
[1]陆复初.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M].山东齐鲁书社，1982.
[3]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J].长沙：求索，2003.4.
[4]俞润生.简评〈杨慎评传〉[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1.16.(1).
摘 要： 作者通过梳理相关专著及论文，将近十年来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古代图书分类自身的演进过程；三是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利用《中图法》或改良的四部分类法重新类分古籍。还对这三个方面研究的创新性和准确性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近十年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综述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学界对于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展到何地步，尚有何不足，仍有哪些领域未曾涉足可以继续发掘，这就是本文目的之所在，也是作者欣慰之所在。
关键词： 近十年 古代图书分类研究 述评
图书分类学是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虽然“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有名词在我国的提出时间较晚，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丝毫没有图书目录的编制活动，相反，中国古代为图书编制目录的活动产生得很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周易》“十翼”中汇总六十四卦卦名、为它们排列次序、说明它们内在联系的《序卦传》。此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别录》和《七略》无疑是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的开山之作。由刘氏父子开创的“六分法”不断演进直至在《隋志》中被此后一直占据着官修和民间图书目录分类的主导地位的“四分法”正式取代。之后以南宋郑樵的“十二分法”为代表的多分法对四部分类子目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融会贯通前世四部分类和多分法，成为四部分类的集大成者。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古代分类法与古代学术思想之间、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之间等关系的研究；对历代目录学家分类思想和目录学著作分类体系的研究；古代图书分类的演进轨迹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编制新的中国古典文献分类法的想法。以上各种研究笔者将其归纳，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即将古代图书分类视作一个整体系统考量，分析古代分类法的历史演变、学术价值等；第二种则是研究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部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及学术价值等。鉴于此，笔者需要申明的一点是：近十年学界将古代图书分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古代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本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学术价值等的论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笔者通过梳理相关专著及论文，将近十年来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
学科分类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促进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在学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图书分类又通过类目体系结构、类目序列及名称的变化，以及类序、解题、互著、别裁等方式反映学术源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早在上世纪初，姚名达先生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分对于图书之分类关系之密切矣”。②因此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十年学界研究的一个方向。
谭华军从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演变的过程，指出图书分类目录体系的沿革、演变，以及类序和解题，间接地反映出我国学术文化知识谱系的发展脉络。［1］左玉珂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及其特征、古代图书分类与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国知识系统的演变发展与古代图书分类发展的关系。［2］袁学良则总结道：“通观汉至清的各式各样的典籍分类法，虽类目有多寡，体例有差异，然而其基本板块结构却极为相似。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归结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基础。”［3］另外，他还将先秦图书分类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萌芽期（上古至春秋前期）、专门性分类法时期（春秋后期）和综合性分类法时期（战国至秦代）。［4］赵涛更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在古代图书分类法嬗变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近十年来对于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关系的研究总体来说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出学术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和图书目录分类体系对学术流变的反映，这些研究不仅是图书分类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学术史的研究补充了新的内容。
二、研究古代图书分类自身的演进过程
图书分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它的演进过程的研究成为学界关于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些论文基本都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图书分类方法进行了阐述及分析。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从“六分法”、以“甲、乙、丙、丁”标注的“四分法”、“十二分法”直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样一个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古代图书分类历史演变的脉络。这类论文有高举红的《六分法到四分法与我国古代图籍的发展》、［6］万丽蓉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历史演变》、［7］郁世杰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过程与指导思想》［8］和赵文鑫的《图书目录经史子集四部分法的形成过程》［9］等。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郁世杰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过程与指导思》一文中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郁文提出官方意识形态是古代图书分类的重要指导思想。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得古代图书分类深深地烙上严格鲜明的政治印记。郁文还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详细地分析了政治意识对《四库全书》分类的影响。他指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撰动机。这项文化事业不过是乾隆这位“十全老人”在盛世下既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又在思想领域加强钳制的一箭双雕之举。二是在编纂过程中，借“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之名，行检查、销毁“违碍”书籍之实。凡触忌讳书籍，或全毁、或抽毁、或删改，彻底廓清排满言论。三是在所收书籍和撰写提要上也有严格的政治标准。笔者认为郁文所指出的这三点体现并不能反映出官方意识形态对古代图书分类的影响。第一，《四库全书》的编撰动机和分类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影响编撰动机并不意味着影响分类方法。第二，在编撰过程中全毁、抽毁或删改和拒收等行为只是在分类骨架早已搭建好后填充图书时的不客观，也不能算作官方意识形态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其实学界早已明确地指出主流学术思想才是影响古代图书分类最重要的因素，官方意识形态只能通过影响学术从而间接影响古代图书分类体系。
关键词：生物类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 教育思路 高标准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27-02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毕业后，继续进行学习和深造的一种教育形式，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旨在为国家培养学术骨干和管理骨干等高级专门人才，为科研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素质和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培养研究生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1]。
众观全球，现代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人类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而我国生物学研究基础薄、底子弱、发展慢，所以对其专业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另外，现代生物技术属于高新科技范畴，高端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生物类研究生作为我国生物领域未来的核心力量，对他们的培养必须全方位、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人才产出质量。
1 在思想教育上提供先决保障
1.1 做研究要先做人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研究，做研究首先要做人。礼貌待人、乐于助人、团队合作、严谨细致是新时代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礼貌待人，低调做人，才能及时、充分地发现并改进自身不足；乐于助人，帮助他人又提升自我；团队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团队智慧和个人热量；严谨周密，避免科研工作中的漏洞和科学错误。
1.2 抵制寂寞和诱惑，潜心于科学研究
科研工作是一条清苦的不归路。要有所成就，首先必须静下心思考问题，整理思路，浮躁和浅尝则止根本做不好科研。在他人休息和玩乐的时候，研究人员还必须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因此研究生需要耐住寂寞，抵抗诱惑，坚守信念，潜心于科研工作。俗话说，“好的钟，不怕埋没，终有出土的一天；勤奋的人，不怕寂寞，终有出头的一天。”
1.3 勤能补拙是良训
做科学研究必须勤奋，尤其对于从事生命科学的人而言。生命科学是现今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众多的新方法、新知识、新理论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因此，从事生命科学的人，必须保持“学习中”的状态，每天从不同的媒介上不断学习。只有勤奋和不懈怠慢才能不断为自己注入新能量。
2 在理论学习上全面、深入
2.1 理论知识的广度、深度并重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存在巨大差异。本科教学侧重于增长知识面、构建理论框架，研究生教育是给本科基础不断增加血肉。同时，现代生物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甚至相互融合。它不仅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大量融合，还与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学科逐渐靠拢。这些新领域、新思路都对研究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口径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研究生教学需要在理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进一步加强。
2.2 善于紧跟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
现代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生物学研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宏观领域，如生态、生理和解剖学向微观深入细化，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等。而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也逐步成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主流。固有的传统知识、方法和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物学的研究需要。现今的研究生教育应紧跟国际生物学的脚步，在夯实传统的基础上，要求研究生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论。唯有如此，才能不被国内外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3 在综合能力上高标准、严要求
3.1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
创新是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国家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有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创新能力最强的恰恰是青年时期（20-35岁），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均来自这个时期。而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其核心，也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2]。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生物学研究和教育不仅起点低、起步晚，创新能力尤为不足。因此，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难点。
我国研究人员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甚至国际学术期刊类论文也达到世界前列，但论文的引用率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何会导致这种现象呢？缺乏创新是最主要原因。首先，与诸多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听话的学生，导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故而让研究生从思想上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和惰性，也失去了创新的原动力。其次，我国所有的导师都面临科研项目结题的压力，在规定期限内顺利完成项目内容是每个导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如何协调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完成项目规定内容之间的平衡，也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生培养的一大难题。但无论如何，如今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改变固有的培养模式，将学生的思想解放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导师的引导下，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3.2 鼓励研究生阅读文献
培养研究生发现、提出和凝练科学问题的能力，首先必须鼓励研究生多读文献、读好文献，紧跟科学前沿、掌握研究动态。对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建议研究生循序渐进，先从中文综述到中文博士论文，再从英文综述到英文期刊文献。中文综述可以帮助研究生了解该领域的基本名词和专业术语，中文博士论文可以帮助研究生更好理清研究脉络。中文博士论文的前言或绪论会详细介绍该领域的背景和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本领域的国内外优秀科研团队的研究动态。对于英文综述，特别是约稿综述或影响因子高的文章，需要精读，重点关注作者对各方向优缺点的评价以及对缺点的改进和展望。精读好的英文综述，不仅可以了解该领域发展现状，还能学习地道的英文表达。最后就是针对自己的课题查阅相关英文文献，掌握全面、具体的研究动态及实验结果和结论[3]。
3.3 鼓励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
研究生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都直接决定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价。目前在我国高校中，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偏低，有的学生甚至不具备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文献阅读量制约了研究生采用规范、精炼的语言来撰写论文；另一方面，导师没有丰富的精力指导学生用清晰、流畅和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所以，应当鼓励研究生早写、多写学术论文；越早发现问题，就能越早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术会议。首先，实验室团队内部的学术报告应该制度化，这有助于学生用科学、逻辑性的语言和直观、有表现力的课件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其次，鼓励学生参加院校内的学术活动和会议，感受学术会议和报告的学术氛围。在经过上述锻炼之后，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优秀的学术会议，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同行进行交流，探讨生物学研究前沿，探讨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动向。这对研究生的个人素质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3.4 转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与考核方法
转变教学思想，切实树立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战略定位。研究生已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自学能力，其课堂教学应当与本科生相区别。尤其是生物类研究生，应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同时加强课堂讨论，以提升研究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对研究生考核方法也提出了新要求。传统式闭卷或开卷考试都不利于全面考查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了考查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可采用统一命题，撰写相关学术报告或论文的方法，让学生查阅文献和参考书，独立完成报告和论文。即使采取考试的方法，题型和内容一定要摆脱传统模式，改变固有的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适当减少知识性内容，增加思考性强的主观题和开放式考题。此类考题可能是单一领域或单一学科的，也可能是跨领域、跨学科的，可能无法直接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甚至可能没有统一答案。
总之，生物类研究生作为我国生物领域未来的中坚力量，我们应该转变培养思路和教育理念，对其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全方位培养，以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质量。同时，我希望能够以此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生物类研究生教育更多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重庆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M].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10.
英文名称：Petroleum Planning & Engineering
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规划设计总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2970
国内刊号：11-2972/TE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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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关键词：大学教学；教学学术；教学学术研究
一、教学学术研究的时代价值
（一）教学学术思想的提出及内涵
1.博耶的多元“学术”观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高教界针对二战以后高校学术等同于研究的内涵窄化、教学与科研相互矛盾对立的现象，掀起了对教学学术的反思和激烈讨论。博耶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在1990年发表了题为《学术的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的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学术不仅意味着发现知识、综合知识和应用知识，而且意味着传播知识。”博耶把传播知识的学术称为“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在他看来，教学支撑着学术。没有教学的支撑，学术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他引用奥本海默的话说：“科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发现新的真理并在同行当中交流新的发现，他们还应当教学、以最大的诚实和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把新的知识教给愿意学习的所有人。”这肯定包括在课堂上对未来的学者进行教学。
综上所述，学术工作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发现的学术是开端。研究工作应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不仅如此，研究工作还要加强，因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但为了避免学究式的迂腐，我们应重视综合知识的学术。为了避免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我们应支持应用知识的学术。最后我们还要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以保证学术之火不断燃烧。[1]
2.克莱博的“教学学术”观
自博耶提出“教学的学术”并将其当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高校开始把教学工作当作学术工作来研究。卡罗琳・克莱博（Caroline Kreber）等研究者通过相关文献的综述，归纳出目前关于教学学术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教学学术是教师生产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可见成果。对教和学的研究被视为教学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教学学术等于优秀教学。这种观点背后的教学学术所指的教师是由学生和同行评价出的优秀教师，他们拥有广泛的关于教和学的知识。其三，教学学术和学术性教学相似。它是教学领域的学者们所使用的将教育理论和研究运用于实践的学术性取向。教学学术意味着教师将对理论和研究的反思与以往来自教学经验的知识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实践智慧。[2]在克莱博提出的关于教学学术的三种代表性观点中，唯有第一种理解比较接近教学学术的本意。与之相比，优秀教学与学术性教学其侧重点仍然在“教学”，没有突出“学术”的含义。李・舒尔曼（Iee Shul-man）等人认为，将教学视为一种学术，不仅要将教学作为一种活动，更要当作一个探索的过程。教学像其他形式的学术一样将以成果呈现，这种成果的展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当教师将教学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业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自己的教学工作。这时的教学就变成了教学的学术，而这些也是所有学术所具有的特点。[3]
3.“教学学术研究”的要旨
综上所述，教学学术研究，一是从理论上明晰了“学术”概念的内涵，将“综合”、“应用”、“教学”的研究全部纳入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与经典的“发现”的研究相提并论，为高校开展多元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不难看出，教学学术研究，同样可以体现学术水平。二是体现“以人为本”宗旨，直指高校师生核心利益群体。教学学术研究，包括研究教师如何熟悉本学科领域的教学理论及文献资料；如何对教学理念及自身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和交流[4]；如何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如何在教学研究、合作交流、反思实践中提升发现、综合、应用的能力，如何形成良好的协作创新能力，以及和学生一起，提升持续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等。[5]三是切实推进教学学术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尽管各高校都是明知大学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基本职能，但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时，却仍只看重科研这一面大旗，越来越多的大学向着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模式靠近，整个高教界出现了“向上漂移”（upward drift）的倾向，定位同质化，不利于适应社会多样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只有当教学学术的理念深入人心，把教学工作当作学术工作，把教学研究看成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提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切实提高整体教学工作的水平。
（二）教学学术思想的提出是时展的强烈呼唤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日益显现，社会各界发出了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大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强烈呼声。美国高教界也发出了回归教学学术研究的呐喊。如曾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认为：现在是我们重新肯定教育，即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的时候了。自从博耶的教学学术思想提出后，引发了在美国长达10多年的关于教学学术的大讨论。目前关于教学学术的讨论及影响已经超出美国，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蔚然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教学学术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学者率先对失落的大学教学和畸形的学术观进行了严厉批判。美国历史学家佩琦・史密斯（Page Smith）在其《扼杀精神：美国高等教育》文章中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景象如同一片荒芜的沙漠，已往的辉煌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对教授职位的‘厮杀’，对本科教育的无视……这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扼杀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6]据美国科学院的资料显示，它们所使用的衡量各专业方面质量的量化指标包括：在该专业方向上，教授的科研获奖数量、教授获得一次以上科研奖励的人数占教授总数的比例、教授的平均学术著述数量、教授的学术索引次数与教授数量的比例、外部研究经费支持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7]因而，大学为了争取好的排名和声誉，必然要将科研放在突出位置，强化各种科研指标和规章制度，但这也使得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变成了撰写论文、、争取课题、职称晋升等周而复始的过程。大学教师要想在学校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职业成功，离开科研寸步难行。随着科研日渐强势和学校对科研成果的刻意追求，脚踏实地专注于教学的教师反倒越来越少，教学的存在价值往往被忽视，教学的生存空间易受到严重挤压。加之教师对“学术”内涵的理解过于褊狭，将传播知识的教学与科研或社会服务相对立，没有把教学上升到“学术”的层面加以理解，教育责任则被边缘化了，人才培养质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提出教学学术思想是大学自身变革的迫切要求。大学出现如前所述的科研至上、教师轻视教学，直接导致大学教学的生命日渐衰微，传播真知、激发人性、充满乐趣、质疑探索的教学，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市场交换，大学教学中蕴涵的平等、沟通、对话、互动等实质性精神内核被严重蚕食。大学教授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在课堂上教书算是有点“不务正业”、“不入主流”，做科研写论文出成果才是“天经地义”。对于培养人的神圣殿堂来说，高校如此下去，则是本末倒置、荒诞至极！提出教学学术思想，恰恰是对失落的大学教学和畸形的学术观的严厉批判。
确立教学学术思想是提升教师综合素质的必由之路。博耶提出教学学术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升育人的水平。教师作为高校办学的主体，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理所当然要加强教学学术研究。根据莱斯的观点，教学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知识的生成与应用，包括：概要性知识，类似于“学科内容知识”或“学科内容领域中的学术”；教学法知识，类似于“正式的教育学问”，特别是有关教与学的学问；学科教学内容知识，即学科内容与教学法的融合。通过学习这些知识，可以让教师形成教学实践智慧，帮助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教学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之后，正逐步转向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但是，受教学者、教学管理者本身的认识与能力局限及原有的一些制度的制约，当前的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教学学术的理念、内涵和提升路径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而这些恰恰是推动我们今后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最终促进高等教育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内容。故而，我们在进行教学学术研究时，必须从教学内容、教学能力、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系统凝练、归纳总结、理性提升，做出其“应然”的选择。
（一）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教育科学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注重学科教学艺术的总结提升
教师必须认识教育教学活动的复杂性、探究性、创造性、主体性。增强教学信心，更科学、有效地培养学生，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事教学学术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功底。否则，无法和学科专业知识交叉整合，也很难生产学科教学知识，更谈不上教学学术研究。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高校教师学历学位层次在不断攀高，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历与学位，有些还具有博士后、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在学科领域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但是，如果不接受教育理论知识学习和教学技能训练的环节，则很难对教学这一神圣职责有科学到位的认识，对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价值观缺乏了解，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策略缺乏深刻理解和感悟，则很难想象他们能真正教好学，育好人。
教师必须注重学科前沿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教学学术也是跨学科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在具备多样化的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产生对真实教学的深刻洞见。首先，对于教师自身来说，要有对本学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只有站在了一定的高度，才能够对知识理解透彻。对本学科要有兴趣，了解本学科的知识和学习方法，并且要有终身学习或持续性学习的理念。很难想象，教师一味地啃书本、教材，以对知识“炒剩饭”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其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其次，要将知识和其他学科或者生活实际联系起来。由于知识具有传递性、存储性、模糊性与不精确性等特性，不同领域的知识又具有一定的跨度，必须通过跨学科的知识学习，以及将知识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激发人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
注重学科教学艺术的总结提升，促进科研和教学的互动。注重教学艺术的同时，并适当进行理念提炼和理性提升，可将一些操作性强的教学形式、教学风格、教学内容上升到可以复制的方法、原则层面，以产生更大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以项目为载体、鼓励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学习。将教师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的综合性、设计性或创新性的实验项目，通过以科研项目为核心的实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兴趣，并激发学生学习的研究性与思辨性。
（二）在教学能力上：注重教师教学发现、合作交流、教学实践与理性反思等能力的研究；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自由探究能力的培养
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学活动，凡是有利于促进教学效果的研究都应该纳入到学术研究范畴，包括发现的学术研究、综合的学术研究、应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学术研究。为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学中的每一位教师都有义务进行教学研究，将研究的方法、成果进行呈现。
学术期刊（英语：academicjournal）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的学科。学术期刊展示了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为严格学术期刊出版资质，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境，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开展学术期刊认定及清理工作的通知》，总局组织开展了学术期刊认定工作。经过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央期刊主管单位初审上报，总局组织有关专家严格审定，确定了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现予以公示。
一、学术期刊的生态环境
学术期刊作为期刊媒体大家族的一员，有独特的定位和历史属性，在期刊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社会良知和思想先锋的角色，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的生存与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严峻挑战。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人类知识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传播手段不断创新，传播路径更加便捷，知识传播深度与广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市场化进程与世界全球化进程耦合深化。面对错纵复杂的社会环境，我国学术理论期刊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全球化与网络化浪潮的剧烈冲击。当前，我国人文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受到的严峻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本人已在相关文章中部分述及）：第一，全球化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主流特征，其日益渗透到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使世界各国都不可回避地卷入一场全球化革命。全球化浪潮带来了丰富的生产要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多元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学术理论期刊而言，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以坚定的中国视角，形成对多元文化渗透的理性认知，有效应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将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第二，市场化的挑战。市场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取向和动力源泉，正在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渗透和延伸，学术理论期刊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市场化所征服。曾经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的学术理论期刊，由于办刊理念和管理体制均难以适应市场化运行体制和学术市场细分化的要求，必然会面临严重冲击，部分期刊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同时，由于市场化以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理念基础，市场化所内涵的一些庸俗化的理念也会入侵学术理论期刊，使学术理论期刊的学术公正性面临市场元素的严峻考验。①“第三，网络化的挑战。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人类步入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与运用深刻改变着人类文明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从读者层面来看，相当部分读者的阅读方式因互联网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的以纸质期刊为主的阅读方式逐渐式微，借助电子终端和互联网，浏览电子期刊成为主流的阅读方式。特别是一些大型电子数据库几乎网罗了所有学术理论期刊，而且检索方便，阅读成本低，一些数据库的品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纸本期刊品牌，读者对纸本期刊品牌的认同度在下降，进而使期刊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面临严重冲击。从作者层面来看，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成为重要的思想表达平台，而且这些平台进入壁垒更低、使用更便捷、影响更大，因而，部分作者不再选择传统纸本期刊作为发表学术思想的平台，其中不乏一些学术名家，这将减少期刊所能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第四，工具化的挑战。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发展，特别是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精细化发展，工程思维开始僭越至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管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工具。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倾向主张“以工程论的管理思维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的事情”，以量化指标的方式评价学术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及其成果。这种工具化倾向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我国已经运用得相当普遍，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此奉为圭臬。实际上，这种倾向不仅严重违背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逻辑，而且容易形成重量轻质的导向，从而在办刊旨趣和人文价值追求方面对学术理论期刊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制约。”②面对国际化浪潮的挑战，华文学术期刊应当放眼世界，反思当代世界问题，实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转向，同时，应秉持中国立场，直面中国问题，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与启示，成就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宏图伟业。
二、学术期刊历史使命及责任
从公共理性的视域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是多元性知识共同体进行多元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空间，当多元异识主体在某一社会问题的争论分歧巨大，学术交流而不得共识的节点上，就需要一个公共平台为各方异识提供整合的空间，从而为重叠共识的形成创造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承载着民族精神重振，思想理论创新，文化观念引领的重要历史使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媒体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由于人类精神成果与精神产品具有共享性特征，而人文社科学学术理论期刊所刊载的是人类精神产品成果，所以学术期刊所承载的知识无疑具有非排他性，必然被社会所共享，同时，从出版发行层面看，学术期刊出版需要成本，也有一定发行量，对于学术期刊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这是一种弱竞争性，因为学术期刊受众面专业与受众群体特殊。这样来看，作为一种产品，学术期刊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人文社科学术理论期刊由于其公共性、外部性、共享性、专业性的特征，公共价值构建、学术话语建构、原创学术成果呈现，在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媒体责任。由于人文社科期刊的公共性特点，所以在学术期刊的发展与运行中必须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承担公共责任，促进公共理性的生长与发育。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受众面很广的交流平台，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对于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在公共理性的建构中担当重要的媒体推进角色。公共理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背景中的实践理性，以一系列的公共价值（公平、诚信、宽容、正义）为载体保证公民以清醒的确定方式践行公共理性，从而实现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在这方面，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观念引导与释疑解惑的功能。第二，建构社会价值理想，强化公共价值追求。在一个古老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实践，必然会出现新旧建制落差与脱节问题，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必须找寻与确立全社会新的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想。作为大众传媒，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担当着文化传播、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价值理想重建的任务。学术期刊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方面要精益求精，不辱使命，在建构当代先进文化价值方面要积极创造、贡献智慧。第三，突出问题意识，激发原创思绪。波普尔说：“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问题的问题。”③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层出不穷的问题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成果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发生所凸现出来的世界问题，昭示着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人文社科期刊不能无视这一全球研究视阈的巨大变化，要冷静地反思中国问题所呈现的世界价值。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立足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思路与方法。第四，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成就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导引世界各国思考中国成功的经验，研究中国问题。因此，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反思当代世界问题，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方面，担当着重要责任，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理性立场，为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创造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成就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贡献智慧。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美术学科；术与学；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学术评价；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自从艺术升为门类以后，关于一级学科如何设立，以及美术创作的学术评价问题为学术界所热议。虽然，艺术上升为门类经过了靳尚谊、于润洋、张道一等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才确立了今天的地位。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4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新时期高等学校艺术类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著名艺术院系的82位知名艺术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仿佛是艺术升门类出征前的号角，会议中有关艺术学科学术评价的议题，遭遇了两种不同学术视野面对面的一次大交锋。可以说会议的直接意义是在一定范围为艺术升门类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艺术学科、特别是美术创作学术评价问题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大讨论。
我有幸参加了艺术学科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次会议，并且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当我又一次展开当年的会议记录与发言提纲，置身于现场的历史纵深感油然而生。我清楚地记得，座谈会现场有一位著名戏曲理论家发言时，谈及艺术学科的学术评价，飞砂走石、情绪激昂，刚有诋毁实践创作之意，即被座谈会第二小组负责人许江先生喝断，斥责为“有你这样的想法，我为艺术界感到耻辱”。术与学孰重孰轻、孰高孰低的讨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留给了大家讨论的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我还是用20分钟时间阐述了自己对艺术人才培养与学术评价的看法。在发言提纲的开头，我清晰而又明确地写着三行文字：“培养曹雪芹，还是培养俞平伯”；“写《红楼梦》的人与红学家哪一个更应该尊重”；艺术学科发展应该“术学并重”。我用《红楼梦》与红学的关系，来比喻绘画创作实践与美术理论研究，就肇始于此。如果说当时论及这个问题，我表达的观点多少有些为“美术创作到底有没有学术”鸣不平的话，那么，经过两年多的思考，以及近几个月来，出席国内艺术学界几次重大的高峰论坛，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趋完善。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术学并重”、“《红楼梦》与红学”，已经成为当下美术学科学术评价讨论用词率最高的专用词汇。许多学者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实践创作也蕴含着强烈的学术信息，承载着作者的学术思想，进而认为美术学科的术与学无高低之分，应该确立必要的学术评价标准。分析争论的缘由，主要是美术学如何定义，术与学如何评价，美术学学术评价的原则是什么，存在着不同意见。长时间以来，许多重实践的学者不断呼吁：“美术创作也有学术！”从而引发艺术学科学术评价问题的诸多思考。
一、从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看美术学如何定义
艺术升为门类以后，遭遇了美术学科分类和学术评价的大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学”，又有新的释义。
美术作为人类创造性文化活动，它的第一要义是精神性的，它的宗旨是感应人的心灵、表达人的心灵、启迪人的心灵。它赋予了人类思维领域的创造活动本质。因此，思考美术学和美术学科如何定义，可以寻找到术与学如何进行学术评价的逻辑起点，便于我们从艺术门类个体来理解艺术的创造性本质。
在现有的学术视野中，对于美术学和美术学科，我个人同意许平先生对此所作的归纳总结。所谓“学”是人类思想和知识产生与发展的总结。所谓“学科”，则是对于相关专门知识、技能、技巧的分类归纳。“学”是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人类知识财富与智慧的贡献。而“学科”却是学术制度建设层面的归类。
我们通常理解的美术学是大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流变、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是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关于“美术学”的表述颇具中国特色。有专家研究认为，在欧美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不存在所谓“美术学”相对应的英文词汇。只有“美术史”的概念。欧美美术史研究多为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包容。关于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梳理，曹意强先生200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中开设了系列讲座“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对欧美艺术史，特别是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作了系统梳理。曹意强先生说：“艺术史不单单是为研究艺术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探索世界、认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知识模式演变史，这个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得到了一致的认可。”①他接着说：“随着视觉艺术在知识宇宙中的地位的提高，它对于我们认知能力的塑造作用也愈显重要，艺术与‘行为之书’和‘言词之书’一起构成了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三部必读之书。‘艺术之书’不仅磨砺我们的认知机能，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提供完善我们认知工具的新方式。” ②
进入20世纪以后，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学术流派，甚至超越了同时并行的李格尔、沃尔夫林、阿恩海姆以直觉心理学为基础展开的艺术形式美感研究。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而美术史学界的另一位扛鼎人物贡布里希则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而曹意强、范景中等先生又推动了中国国内用图像学理论研究美术史的学术实践。
当我们论述“美术学”如何定义之时，我们无法绕开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因为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美术史界采用图像学理论研究东方美术的思潮正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国内美术研究。
意大利学者吉多·尼里（Guide Neri）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一文中说：“潘氏的名著《作为象征形式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曾经激发起五十多年的讨论，这本书是他治史方法的最佳例证。在这里，他按一个独特的历史哲学观点阐述空间表达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和艺术形式；保卫了艺术形式的‘表意的’特性（即反对形式主义的分析）。同时，要求系统而确切地表述历史世界的普遍的解释范畴（即反经验主义的编年史方法）。”吉多·尼里接着又说：“潘氏展现了重新解释艺术的全部历史的可能性，这不是作为一系列心理的一个别的表述，也不是形式方法的分类，而是作为在共同构成和表现人类世界历史的传统与技术之间，对历史遭遇（已发生在已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的编年史。潘氏的决定是要考察艺术生活在现实世界发展中所有的偶然性（相应于在一个整体历史领域中的连续和间断），以弄清楚他的工作在‘形式主义的’广泛传统中是不可能被同化的——虽然许多人曾试探过。相反，他的工作对洞察历史问题和形式领域中的内容，显示了伟大力量。”③而恩斯特·贡布里希作为当今国际学术界艺术史、艺术心理学、艺术哲学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学术思想直面科技、设计、以及广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的著作被广泛刊印，1950年出版的《艺术的故事》，已被重复印刷四百万册以上，可以说是艺术理论通俗读物的圣典。更有范景中等先生翻译的大量贡布里希著作和谈话录，对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推动力。
我对贡布里希学术思想的最先了解来自于《艺术与错觉》和《秩序感》这两本书，他所强调的艺术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他的学术定位在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论述的图式对称与对称破缺，图画的秩序与混沌，装饰与朴素等对立性质对于艺术关系的重要性而言，特别强调了两极之间的视错觉张力。他的著作，虽然由于翻译者用词技巧问题，有时显得晦涩难懂。但是，文字间洋溢着的可以被感知的哲学家般的睿智，充分显示着恩斯特·贡布里希先生的惊人知识量。
目前国内美术史学研究以往从史料和经验出发，习惯于从断代史的角度，以时代背景、作品、作者、风格特征这样的序列，用考据的方法去解读美术发展流变。中国美术史研究从陈师曾、俞剑华、黄苗子到王伯敏等都是用此方法来做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不满足于此。
首先，研究现代美术的理论家们试图从弗洛依德、叔本华、尼采那里寻找到图形背后的思想根基与创作激情。而后，具有黑格尔语言特征的李泽厚先生的美学著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朱光潜先生，用李泽厚特有的美学套路俘获了一批青年艺术家、艺术学生的心，并以此解释艺术史和艺术发展流变的现象。大家从一本《美的历程》中，普及了另外一种了解艺术史的常识。“审美积淀论”、青铜器所凸显的“狰狞之美”，深深地烙在了年轻艺术家和史论工作者的心里。然而，“审美积淀论”和所谓“狞厉之美”的论断，也遭遇了后来者的诟病。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被越来越多地介绍进中国。这一学术研究方法论秉承了人文主义的态度，为我们开启了艺术创作和作品参与两种世界心智的大门，即物质的现实世界和自己的感觉世界。尽管，这本质上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研究视角与概念，但已经成为潘诺夫斯基强调“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理论研究的基础。在贡布里希的眼里，以再现为主的古代绘画与现代视觉艺术如此的不同：“通过电视屏幕和电影，通过邮票和食品包装，现实世界的种种面貌在我们眼前。绘画在学校里教授，也在家里演习，或者作为一种疗法，或者作为一种消遣之计，许多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也掌握了一些技法，那些技法会被乔托（Giotto）惊叹为地地道道的魔法。大概连我们在早餐食物盒子上看到的那些粗糙的彩图，也会让乔托那个时代的人瞠目口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以此得出结论，认为食物盒子比乔托的画更高明。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认为再现技术的成功和庸俗化向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两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④贡布里希力图唤醒人们用线、形、色呈现的“图画”的视觉现实的神秘幻想的惊奇感。既然一件艺术作品属于它自己的感觉世界，艺术史就必须要创作一种先验的范畴，用它来讲述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既属于现实的，又属于它自己的感觉世界。”⑤因此，他必然存在着两种对待他们的方式。
贡布里希先生说：“作为一个艺术史家，我的论述是以一批批传统图式语汇的存在和常见的词法为前提，不再详细说明它们的具体性质，由于这个问题的本性所决定，有些本来认真地看一看博物馆和艺术论著就能得到证实的问题——以往的艺人和艺术家创作他们的杰作时，天地是多么狭窄、变异是多么细微——要想在这里解决，哪怕是仅仅展示一下大量的埃及侍者形象、中国写竹的绘画，拜占庭的圣玛利亚像、哥特式天使像或者巴洛克式儿童像，也需要数目庞大得不相称的一批插图。”⑥因为论著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描述，而是阐释为什么艺术家显然是想让他们的物象看起来接近自然却会遭遇始料所不及的困难。”⑦这一段贡布里希写在《艺术与错觉》1961年第二版序言中的言论，似乎想说明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途径。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继承的瓦尔堡的“图案学研究体系”，对艺术史中的图像内容及其意义转变进行探究，对重构艺术史研究体系，对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西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仅于此。以李格尔、沃尔夫林、阿恩海姆等为代表，以知觉心理学为基础展开对艺术形式美感研究的方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美术理论研究。相对于此，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美术学研究之时，以国内美术与艺术史论家为主的学者，高举“中国美术学派”的大旗，强调美术研究要重视研究中国美术思想，确立“有自己”的美术观念纬度，宣扬中国美术学科应有的荣誉。虽然，研究者立意甚高，但影响甚微。
在西方的大学里，美术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的任务却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就学科设置而言，他们大多拥有独立的系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而且各有所长，以我曾进修过的马里兰大学为例，他们的美术与美术史专业是设在人文与艺术学院中的，而且以亚洲艺术史，特别是日本及东亚艺术史研究见长。有的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又常设在哲学系美学专业之中。总的来说，国外并不存在一个包括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似乎也不存在一个学科概念上的美术学。
我们今天重新讨论美术学与美术学科如何定义，恐怕具有更大的现实性。怎么理解“艺术作品既属于现实的，又属于自己的感觉世界”？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定义美术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美术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视野中的概念，“学”当然包括了人类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总结。美术学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美术发展流变的思想与智慧的总结与归纳。但是，如果这样认为，学科概念又是狭窄的，这个“学”还应该包括艺术作品的实践创作，因为它也是艺术家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用实践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世界。新的一级学科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如何划分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实“美术学”无法找到对应的英文词汇也不作为怪，因为这种划分本身是中国式的。因此，美术学与美术学科在当下的语境中，又有一些含混的意味。学包括了学术、学问，甚至创作。美术学又包括了学科归类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划定的一级学科美术学，美术学已经不单是美术史学，它必然包括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美术学更不单单是美术理论与博士点建设，它必须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来认识美术学所承载的研究内容，它既有人文领域思想的总结，又有学科归类管理的任务。这与后面论证美术学科的术学之争有着逻辑关系。
二、从曹雪芹和俞平伯的学术地位看美术
学科的“术”、“学”之争当我在“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艺术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座谈会”上，用红楼梦与红学的关系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史”及理论，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遭遇了极大的争论。“科研与创作成果按说还是两码事”，这种来自于理论家的阻击，客观上形成了两派观点。以实践起家的一批学者，诸如潘公凯、许江、等先生认为美术创作也有学术，并在大会总结交流发言时，潘、许二位为此发出了强烈呼吁。尊重实践创作的学术意义，重构学术评价体系。由此可见，两种学术视野的大碰撞，经纬分明。
为什么要将《红楼梦》与红学和美术学科的“术”与“学”等同来看待？首先，我认为找到了能够类比而又值得类比的条件和基础；其次是源于我本人对《红楼梦》的偏爱。《红楼梦》作为一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实践创作成果。自乾隆年间开始在民间传播以来，《红楼梦》研究，既为一般读者和爱好者所喜爱，又吸引了大批学有专攻的专业学者。《红楼梦》描述大观园的人世情态，仿佛装有整个中国，每位读者仿佛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成果，反映了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丰富的人文素养，以及写作者渗透其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思想。这好比达芬奇创作的《蒙娜丽莎》，一件尺幅不算大的肖像画作品，却蕴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理想，神秘的微笑和饱含着生命的人文主义的双手，是画家表达自己学术理想的载体。正是这幅作品强调的学术信息，通过图像清晰地传递给了观赏者。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典主义的经典美学理论到“达达主义”的现代审美理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理解的“蒙娜丽莎”。作品与理论研究，孰轻孰重，孰高孰低，理性的人一目了然。先有《红楼梦》，然后才有红学，先有“蒙娜丽莎”，然后才有研究文艺复兴的思想家，这些应果关系不应该不明白。当然，人们在肯定红学的时候，丝毫没有贬低《红楼梦》及其作者。相反，所有研究者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审视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学大师——曹雪芹。
我时常思考，红学自诞生以来，实则上它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平常的。似乎冥冥之中，也预示着美术学科中“术”与“学”的不平坦。红学的称谓始于清中后期。据清人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清道光年间松江有一位名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学术风气是讲经学，有人问朱，“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其者不解其意，他释道：“吾所世攻者，盖红学也。”据说这是红学的起因。当然这位名叫“均耀”的人，何方人士，我因不是专攻红学没有考证，是从民国早年的文艺杂志上转引而来。
而所谓真正的“红学”，理论界普遍认为要从和的论战算起。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发表，文中指出《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认为曹雪芹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深沉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强烈的反对满清的倾向。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红楼梦》系曹雪芹的自传。并向的索引派红学宣战，形成了以为代表的考证派与索引派的第一次论争。论争的结果，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红学的产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又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王国维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由此，红学的索引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三大研究派别正式成形。深受其影响，每一派都有其追随者。其中考证派影响最大、学者最多，占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发展到现在，可采集和索证的新资料越来越少，研究也已步入危机。索引派，因为产生于清末民初，反清思想的索隐与隐喻颇多，有一定的影响。而小说批评派，主要基于《红楼梦》本身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因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从周汝昌、俞平伯、冯其庸到现在活跃的蒋勋（台湾）、王蒙、刘心武，红学方兴未艾。甚至刘心武以考据方法探讨秦可卿身世到了痴迷的境地，有人干脆称之为“秦学”。更有甚者，将红学提升为国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而且，分析其依据还有自己的理由，说甲骨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敦煌学是研究中古历史的，红学是研究近代史的，凡此种种。
我看《红楼梦》是因为它是一部好的创作作品，它好比是一幅史诗般的宏大历史风俗画。纠缠于“秦可卿的身世”，就如同一定要考证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究竟为何人一样无聊之极。北京社科院的王文元在评价红学时有一段话，我是部分同意的。他说：“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研究分析《红楼梦》的内容、艺术风格与思想性，固然比考证、索引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不能谓之‘红学’，更不该将其升格为‘显学’。只要把小说当‘学’对待，提笔必落言筌，想摆脱也难。因为凡‘学’都是真实的，一部小说，无论怎样好，都是虚构的，不存在标准答案。”⑧我推出王文元的观点，意在告知大家，即便已经约定俗成的观点和理论概念，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王文元的观点还是有警示作用。更何况，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就已经在他的《集外集拾遗》中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我甚至在课堂上发挥：“美食家看见红楼菜，服饰家看见服装，设计家看见室内陈设，中医师看见药方。”当然，红学如果将《红楼梦》研究方向引向庸俗化，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说年少之时对《红楼梦》中哭哭啼啼、扭捏作态、男欢女爱的矫饰之风颇为反感，对《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情崇尚有加的话，那么我步入中年以后，重新阅读《红楼梦》却有了新视野。为此，我对《红楼梦》前后批阅两遍，将其中所有人物的服饰全部摘录下来，上至北静王的头冠、王熙凤的华衣、老祖宗送给宝玉的“雀金裘”、宝二爷的木屐和蓑衣，下至袭人、晴雯的内衣，梳理成文。然而，诸葛铠先生看了我撰写的《〈红楼梦〉衣饰研究》一文后，一句“雕虫小技，意义不大，不发表为好”，随之我将其束之高阁。虽然文章迄今未发表，但是我对《红楼梦》及红学的关注始终未停止。《红楼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描写，它跨越时代，《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部描绘明清两朝贵族生活与人世沧桑的大百科全书。
鉴于人们对红学的不同意见，我愿意将曹雪芹和俞平伯两个人物联系起来，表达自己对“术”与“学”相互关系的观点，用他们的关系来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将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比为“术”的话，作家个人生活的经历及学养是写好《红楼梦》的基础。“术”需要生活与学养的基础，如果说小说的成果是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的话，画家作品的呈现方式却是非文本的，非逻辑的，而是以图像的方式反映画家的心灵，呈现画家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理想。写好小说，作好画，都需要生活、学养、技能、技巧的积淀。
曹雪芹和俞平伯均出生于大学族，一个是世袭官宦之家，一家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曹雪芹据说是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究竟是旗人，还是汉人，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说其小说中淡化时代背景，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恐怕要说他是汉人。但是作为世袭的官僚家庭，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极受康熙宠信，他的身世不应该有疑，恐为满人。曹雪芹素性放达，曾身杂优伶而被鈅空房，常以阮籍自比。他的爱好极其广泛，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相关领域知识积累，为撰写《红楼梦》奠定了基础。他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家庭，享尽荣华富贵。康熙六次巡游江南，四次由其祖父曹寅安排迎驾，甚至还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担任此职60年之久。雍正初年，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区区罪名革职查办，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枷号”一年有余。曹雪芹经受家庭的衰败而饱尝人生的辛酸。晚年的他常常“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几经搬迁住在香山的陋室。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稿子，另有《废芝斋集稿》一部。对于曹雪芹的个人形象及其评价，现在之人多有谬误。画作中常见的曹雪芹形象均为瘦骨嶙峋的凄苦状态，实则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有记载：“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称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活生生描绘出曹雪芹“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且嗜酒的人物风貌。
而俞平伯成为红学家与曹雪芹的身世相得益彰。他是晚清进士、河南学政、朴学大师俞曲园，俞樾老先生的曾孙。其父俞陛云亦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和探花，渊源深厚的家学，在他手上薪火相传。俞平伯的成长，既得益于家学，更仰仗于其父开明的思想。一位前清探花，在许多人眼里一定是食古不化的朽木。其实，俞陛云的思想还是能够契合时代的，特别是在教育儿子俞平伯的问题上表现得颇具现代意识。俞平伯幼年跟随曾祖父俞曲园及父亲学习传统文化。年纪稍长后，俞陛云即将俞平伯送到上海学习英文和算术。15岁又进入苏州当时的新式学校平江中学习读；16岁时即进入京城最高学府北大的教室，可以说俞平伯接收现代文明的熏陶是得益于父亲俞陛云的支持。
俞平伯第一次读《红楼梦》，据说是1911辛亥年。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读的是闲书，不能完全读懂，而且也不太感兴趣。据王华著的《红学才子俞平伯》披露，俞平伯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之类，《红楼梦》是算不得什么的。”十来岁的男孩看不懂《红楼梦》是完全合乎常情的。据傅斯年当年写给校长的信中透露，1920年海上西行英国留学的空闲中，他俩所读的不费力气的书主要有《红楼梦》。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辩引论》中回忆道：“孟真（傅斯年，字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但无论怎么说，这次海上西行的空闲，正好给俞平伯打下了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由此还可看出，他迷上红学研究，开始就只是打发空闲，并不是当学问来研究的，歪打正着俞平伯成为红学专家那是后话。俞平伯在英国逗留了13天，就又乘坐邮轮“佐渡丸号”回国了。多年以后，俞平伯回忆这段匆匆的英伦之旅，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仍颇有“终不悔”的味道。回国之后，蔡、胡对于《红楼梦》的论争，诱发了俞平伯参与讨论《红楼梦》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写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7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署名一个“平”字。读到此处后，曾在日记中写道：“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但俞平伯敢于直言不畏地批评校长，进行辩论，这种精神是很勇敢的。批的索引派，可以说是新红学诞生的先声。这情形让我联系到当下美术史论的陈腐，有人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唯我独尊，听不到别人不同意见，美术理论界厚古薄今，重“学”轻“术”的术学之争，实质上也是某种不良学风的体现。
我拿曹雪芹与俞平伯的学术地位说事，为的是想回击重学轻术的陈腐之见。《红楼梦》作为实践创作作品理当归为“术”，红学以《红楼梦》为研究载体，重学理重理论可说是“学”。一位是曹雪芹，不因为是小说家，被后人小看之为“文人”，而掩盖不了他的伟大。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积极参加“五四”，精研中国古典文学，从不看轻曹雪芹而夜郎独大。他还是现代诗人和作家。他同样出身名门，并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自己亦丝毫不轻视“术”。更何况二人的学术影响及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可等同而语的。
三、美术学科学术评价必须秉持“术学并重”的原则
我用如此之长的篇幅来阐述曹雪芹与俞平伯，无非想说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应该“术”“学”并重，无高低之分，美术创作也有学术。当然，应该承认实践与理论是有区别的，实践问题更无法同大学、小学、音韵学、考据学、甲骨学、训诂学等国之重学相比。因此，学术主管部门应该建立两套不同的学术评价体系。让学者相互攻讦，创作与理论到底谁更有学术，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问题的症结是学术主管部门应该承担起责任，从顶层设计做起，在广泛调研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学理上的认知体系和符合专业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
我们谓之“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个词对应的英文为Academia，更常见的意义是指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延伸开来，Academia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知识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被翻译为学术，在中国的词语中学术包含的语义颇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史记·张仪列传》：“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这里讲的是学习治国之术。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宋代苏轼《十八罗汉颂》：“梵相奇古，学术渊博。”明朝李东阳《求退录》：“加以志虑日短，学术愈荒。”这里说的是学问和学识。黄人《〈清文汇〉序》：“再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章炳麟《訄书·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不变。”这里蕴含的是有系统的比较专门的学问。而坡《到惠州谢表》：“臣性资偏浅，学术荒唐。”宋朝吴曾《能改斋漫录·神仙鬼怪》：“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力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事。”明朝李贽《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墨子之学术贵俭，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兼贵法、术。”在中国词语解释中，学和术分而述之，其语义又更趋复杂。单“术”字又有技艺，方法，甚至道路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述的术与学，特指学，即为理论，术可作为创作实践代名词。
由于美术学科的学术高地多为纯理论家所占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文科转行而来的理论家，他们囿于文学、哲学研究的思路，更重所谓学理的研究，轻视实践创作中的学术评价问题。而美术学科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又直接影响美术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学科和学术成果评价的话语权。
近几个月来频繁参加国内相关会议，每次论及美术学科及相关艺术学的学术评价问题，多有争论。争论的阵营也多分两大派。其中最重要的会议有三次：其一为2011年4月下旬由曹意强先生召集的“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论组成员扩大会议”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学科评议组绝大多数成员均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之一就是学术评价问题。其二为5月18日由叶朗、王一川先生召集的“2011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点是艺术学升为门类以后，综合大学艺术学理论如何建设，以及综合大学如何发挥优势建设艺术学科。其三是2011年6月29日黄厚明先生召集的“全国高校美术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美术学科发展。但会议的真正焦点却是在学术评价问题之上。上述三个会议中的后两次会议，我再次发表了美术学科建设应该“术学并重”，对其学术评价问题以“《红楼梦》与红学”关系入手，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实践创造也有学术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北京大学会议上叶朗、王一川先生，以及其他理论家对此观点虽有不同意见但都给予了观念认同，并在会议综述中给予了意见表述，显示了对待学术研究的包容性。但是6月29日的浙江大学会议在自由发言的讨论中，有关美术学科学术评价因所举“《红楼梦》与红学”而引伸出“术学并重”问题，遭遇部分理论家的强力阻击。以北京大学李松先生为代表的理论家，发表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引起会议的热烈讨论。客观上，毛建波、包林和我成为这场争论的另外一方。特别是在我发言完毕之后，李松先生发问的“四个如果说”，直接导致这场争论的白热化。当我用《红楼梦》与红学来意比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都包含有学术的含义，是术学并重，没有高低之分之后，李松先生发问了“四个如果说”，由于语速极快我只记住了两个发问。大意是，他不能同意用《红楼梦》与红学来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的学术地位。他说：“如果说弗洛依德研究精神病是学术，那么精神病患者也有学术说啰？”“如果说学者研究民间艺术是学术，那么剪纸老艺人也有学术啰？”……他的直接发问，完全否定了绘画实践创作的学术意义，将置于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放到了目空一切的高度。如果说这场讨论仅此而已，作为持对立观点的我，会尊重其个人的价值判断。但当学术主持沈语冰先生在最后总结陈词之时表达了对李松观点支持的时候，我认识到了美术学科学术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术学之争不能够有公正和理性的认识，美术学科的学术评价就可能出现偏差。将直接影响大学美术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将直接影响美术学科学术重心的偏移。这是导致写这篇长文的直接动因。
持上述观点的理论家至少偷换了概念，我认为李松等理论家所想是当下美术理论界的一个缩影。我无意诋毁李松先生，他在宗教美术领域的研究受我尊重。但术学之争反映了李松等一批理论家内心对美术学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观念上的狭隘。用《红楼梦》与红学的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是基于《红楼梦》与优秀的美术创作实践同样具备人类创造性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同样是通过作品展示作者（画家）精神世界的学术理想的“文化产品”。这和“精神病”是无法等同起来的概念。李松们混淆概念不知是出于其何种思维，而将民间艺人与学者对立起来，虽然不是逻辑概念出了问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李松先生从内心割裂了精神世界同样如此丰满的手工艺人与学者思想感情融通的渠道。实则上，民间艺术家同样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创造同样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外显，其中的学术含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李松先生所述观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他如此看轻美术创作学术问题，那么所谓美术学研究的载体又是什么？难道是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和形而上的哲学抽象？李松先生作为“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得者，他的获奖论文是《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对于其获奖的评价是：这一论文回归了“美术”的美术史研究，体现出一种艺术本体为核心，又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理论文章。更有评论认为李松的理论贡献“立足于美术作品内部的构成因素和艺术特质，将作品与历史环境紧密联系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对图像细腻的观看和分析，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同时又紧密关注艺术史的纵向变化，具有宏大的历史性眼光。”为此我要试问：脱离了作品本身的学术思想、技能技巧，如何回归“美术”？如何体现“艺术本体”？如何立足于“艺术特质”？如何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又如何从“图像细腻的观看与分析”体察出宏大的历史性眼光？难道是李松先生凭空想出来的？李松先生没有从作品体会到什么？理论家成果建立的基础是作品，作品本身的深刻含义是画家学术思想通过高超技能技巧而体现出来，离开了优秀的作品，哪里来优秀的艺术史著作？固此，贬低美术实践创作是一种狂妄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做法，更是史学观、思想观念和方法论的谬误。
一场讨论美术学科的高峰论坛，狭隘地演变为捍卫美术史教学与理论研究领地的小农意识的争峰会，我想这不是会议组织者的初衷。究其所以然，是美术学如何定义问题上出了偏差，所以我试图从美术史研究方法入手，确立美术学如何定义，方才论述美术学的术学之争。
美术学在当下的学科归类中不能单纯地认为是美术史教学与理论研究。美术学包含着学术和学科归类的含义，必然包含实践创作与美术史论两个方面。更不能将美术学科的学术评价演变为齐白石、刘海粟、陈丹青能不能当博导的争论。至于技法博士能不能招生就更是另外一个层面讨论的问题。在我出席的许多会议上，常有人将学科建设，单纯认为是博士点建设。常常听到自得其乐的理论家们如何讥讽“不学无术”的画家型教授。我始终认为，绘画实践有没有学术与当不当得成博导是两码事。有一种误解，似乎凡实践出家的学者必理论不行，理论好的学者实践必不入流。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凡大画家、大师无不学养高深。画家应该是美术理论的主体，考证格罗塞、费德勤、宗白华是如何定义艺术学的，这是人文学者要下的功夫。中国画论的主体是画家，这是中国绘画史历久弥坚的法宝。无法想象从不动手实践，仅凭写几本理论书就能繁荣美术创作。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画评、画史、画论常是结合在一起探讨的。例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本批评论著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了界定，“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他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更为深入的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一席论述便是他对美术观众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的“六法论”更是绘画实践的总结，也是我国古代美术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从人文社会科学入手，美术批评和美术作品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形成了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美术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综上所述，美术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生活课题，还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课题。美术创作和美术作品，它是用非逻辑的感悟、非语言的传授，用图像表达画家理想造型的最高境界。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品承载了人类心灵史的成长轨迹。伟大的美术创作活动反映着民族和历史的积淀，也预示着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民族文化旗帜的高扬。（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新美术》 2001年第4期。
②同①。
③[意]吉多·尼里著，汪坦译《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世界建筑》，1987年第4期。
④[英]E.H.贡布里希著，林夕、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同④，第9页。
⑥同④，第9页。
关键词：学缘结构；一流大学；北大人事改革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82-03
1引言
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由此引发的对于大学学缘结构的思考却仍在继续，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针对现有的教师聘任、晋升制度，以及终生教职传统做出重大调整，其理论依据正是避免大学中学科的“近亲繁殖”，保持学缘结构的多元性，促进大学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使北京大学真正跨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所提出的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新方案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1]。
“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是将短期合同和长期教职相结合的产物，它指担任讲师和副教授职称的人员均有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内他们皆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以后，就获得长期任教资格。学科的“末尾淘汰制”，指的是学校对教学和科研业绩表现不符合学校要求的的各个学院、各个系，会采取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的措施。这里，“业绩表现不符合学校要求”的标准是该学院（系）在国内大学的相对排名状况，比如某个教研室比较排名在国内10名以后，就会被解散。这个被解散教研室的人员，不论有没有长期任教资格，合约都会被取消。学校或学院则可成立新的教研室，原教研室成员虽有重新被聘之可能，但学校（院、系）不给于全员聘任的保证。未被本院校（系）聘任的人员可以去其他院校（系）应聘。因此，综上几点，改革类似于美国大学普遍施行的“tenure-track”制度，美国大学的这一制度是长期推行自由竞争的产物，在美国被视为卓有成效的。欧洲各国大学过去并未流行类似制度。但目前却开始仿效美国大学这一制度。一般的英国高校，越来越少的人可以直接获得终身教职，担任讲师一职的人开始皆属于合同制。正是由于担心教职人员缺少竞争压力而使英国大学逐渐落后。近些年英国政府逐步引进大学评估制度。根据各个大学科研评估的分数不同，政府进行不同的教育经费的分配，因此各高校不得不实行学科“末尾淘汰”。我国高校的职务体系虽与美国相似，但教职人员的稳定性与过去的英国高校相似，情况则更加复杂一些[2]。
“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除了讲师职位对外公开招聘、副教授和教授岗位也实行外部招聘和内部晋升。从2003年起，教授不足的单位有1/2以上采取校外公开招聘方式，其名额不准许用于内部晋升。“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避免“近亲繁殖”现象，保障学缘结构的构成多元化。而引入“教授会议评议制度”，则是保证教师招聘和晋升能在一个完全公正、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操作[3]。
北大教改方案所针对的正是中国高等学校的痼疾，也就是想彻底改变高校教师结构中的“四世同堂”、“近亲繁殖”现象，借鉴外国经验对学缘结构做出合理科学的改革调整。“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在内部现有教师结构中引入竞争压力，打破高校教师群体中存在的惰性。公开对外招聘的“外部竞争机制”是企图用人才流动的市场冲击改变高校内部的低效率运作，引入国际化、多元化、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体系中的教学研究型人才，丰富高校的学缘结构。“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这一点是对哈佛大学经验的借鉴，避免学术上的因循守旧。
2目前高校学缘结构的基本状况
学缘结构是指教职人员完成某一级学历（学位）教育的毕业院校、所学专业等在类型、层次、分布等方面的构成情况。师资队伍结构中的学缘关系在教育学上一般是指在学业上具有传承因循作用的关系。凡受业于同一老师、毕业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学术群体关系，均可称为学缘关系。我国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师资队伍结构中，学缘关系相当重要，甚至占有主导地位。
有资料标明，进入“211”之列的100多所中国高校的专职教职人员，约占50%左右的人是毕业于本院校，最高比例则可能占到70%。某些学校从院、系直到教研室集合了某教授（院士）门生弟子数十人，呈现出学界“四代同堂”的特异景观。“近亲繁殖”容易产生诸多不良后果。
首先，是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其次，雷同的观点、狭隘的学术视野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有人把现在大学的内部治理形象地比喻为一种学术上的“家族制”：学生从本院校毕业后留校任职，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正教授，一级级晋升，工作直至退休。新进教师与老同志基本上是师生、师兄弟的关系，于是院系或教研室俨然是个大家庭。教职人员只进不出；职务一般以内部晋升为主，几乎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个别高校“近亲繁殖”严重到硕博士生80%以上留任本校。学术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师生观点相互呼应附和而缺乏应有的争论批判。难以形成大学本该有的激发创新、创造而必须的百家争鸣的正常局面。所以应该看到，中国的大学里少有学生超过老师的，这是学术发展上的一种悲哀。然而，科学创新常常源于不同思想火花的撞击，不同的思想必定是在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校园文化中形成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术体系的学者聚在一起更能产生碰撞、争鸣。同出师门的学长学弟，往往在思维方式、学术兴趣上有诸多共同性而缺乏差异性，相互之间难以产生激烈思想撞击、观点砥砺。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逐步开展人事制度改革，上述状况有所改观。但我国高校学缘结构仍显得比较单一化。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我国“211”之列和一般高校教师招聘程序是：由教研室向系、系向院逐级填表汇报教师缺编情况，院经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预备引进人才名额和要求。再向学校要编制。经学校同意批准后，发文向国内（或国际）公开招聘。但是，这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方式。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和学校知名度不高，除了像北大、清华及进入“985”之列的大学能够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之外，一般高校较难招聘到满意的人才。
（2）一般高校比较倾向于招聘本校毕业生，认为对本校毕业生思想道德素质、学术水平了解透彻，所以使用起来比较放心。另一方面本校毕业生比外界的学生更有优势，他们对于学校的环境、组织机构更为熟悉，能够更快进入角色所需的状态。
（3）现在更多优秀的学生并不倾向于留校担任老师，特别优秀的学生更倾向于当公务员或到大公司任职。另外，我国各高校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导致学校所在区域位置和办学条件的不同，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边疆）远地区学校，一般办学条件也较差，就难从区域位置较好、办学条件也较好的大学吸引比较优秀的学生来校任教。所以导致了很多学校更倾向于任用自己的毕业生。
（4）中国高校较少聘请兼职教师，即使有一些高校有校外聘请兼职教师也通常是党政机关的在任领导。他们自身工作繁忙，对兼职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很少了解和参与其中，所以无法从根基上动摇高校学缘结构单一，“近亲繁殖”的痼疾，即使是重点院校，教师来源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
3美国大学学缘结构的经验
美国一些位列世界一流的高校对学缘结构极为重视，非常推崇“远缘杂交”优势，强调科研原创活力。因为若本校毕业的人员过多留任，对形成本校或本专业的科研特色或学术传统虽然有利，然而同校毕业的毕竟同质性高于差异性，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都可能相互影响而类似，这样必然缺少相异的学术思想的交流、渗透和融合，最终导致人们思想僵化。一流高校任教的人员多要求非本校毕业生，即使是本校毕业的，必须有其它高校或科研机构、企业求学工作之经历，若有名牌大学工作经历更佳。位列世界一流的美国高校极为重视学术研究，所以本校毕业任教者所占比例不到全体教师总数的1/3，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这一比例 是6.7%，哈佛大学本校留任人员比例是36.3%，但他们并非毕业后直接留任，而多是先到其它高校或大公司从业再回校的。
美国一些位列世界一流高校学缘结构的优化组合主要表现为教师招聘的国际化上，特意留出一定岗位招聘不同国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来校任教以期共同交流、研究。世界排名约为前30之列高校获得国外学位的全职教师比例平均是8%，其中6所大学拥有国外学位的教师超过10%，兼职教师国际化比例是6%，拥有全职教师国际化程度高达14%比例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则以拥有兼职教师国际化程度高达17%受人瞩目。希望教师拥有跨国学习背景的哈佛大学，9.4%教师最高学位是国外授予的，高达34.9%教师有留学背景，个别专业甚至超过50%的教师拥有跨国学习经验，古典文学专业77%教师拥有跨国学习经验。至于比较文学专业高达100%教师拥有跨国学习经验显然不足为奇。
4科学学缘结构应该具备特征
（1）教职人员毕业院校应当具备层次高、类型多、区域分布广、比例合理。教师队伍中有国内各个层次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还要有拥有国外大学游学经历的海归人士，并且还应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
（2）教师队伍成员所学专业门类多、层位高，具有一定的交叉性。有基础专业、应用学科，传统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两个以上专业的。
（3）教职人员的知识体系类别齐全、涵盖面广。应有理论性知识体系，还要有应用型知识体系，并且涵盖综合性知识体系。从而形成教职人员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体系相融和交织，多层次、多种类的知识序列互补互撑的良好局面。
高校建立具有的“远缘杂交优势”的来源广泛的学缘结构，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高校自身学科建设的紧迫需要，更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高校教师的更高素质要求。我国一流大学必须优化学缘结构。构建合理学缘结构的高校，才能促进学术气氛活跃、防止学术思想僵化。优化教师知识能力结构，摒弃论资排辈的教师晋升制度，加快青年人才成长。促进公平竞争、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使高校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5改善我国高校学缘结构的建议
来源单一化的教师队伍，即缺乏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术碰撞和交流，必然会使学术气氛沉闷、思想僵化；教师教法呆板乏味缺乏吸引力、教师不思进取导致专业知识老化、科研能力退化、学科建设和发展缓慢落后，不适应社会发展、市场竞争、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如何改善学缘结构成为了现阶段国内大学争创一流大学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我国高校应当改革教师聘用制，全面实现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办法，“公开竞争、严格审查、择优录取、去留自由”，真正信守原则上不留用本校毕业生（除非特别优秀毕业生）的承若，各高校硕、博研究生交叉选留任教。
（2）创造良好的条件、优惠政策使优秀的更高层次的校外硕、博研究生，特别是社会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科技人才来校任教。以优良的环境和优厚的激励措施，激发这些人才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投入到教学科研第一线。
（3）高校要对校内学院、系、教研室的教师，从毕业院校、所学专业等方面作细致深入地调查统计，全面掌握学缘结构，找出基层教学组织在教职人员学缘结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然后逐一分析问题产生之原因。如若能够通过合理调配校内资源加以解决就在学校范围内解决，使教职人员的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在类型、层次、分布等方面的构成渐趋合理，实现优势互补。
（4）如果不能在学校范围内解决问题的高校，则可以利用媒体宣传和社会文体活动或国际交流活动，树立学校良好社会形象。提高国内外知名度，以吸引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加入到高校教师队伍中来。对引进人才应当大胆使用，委以重任，让之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作用。创造条件使人才在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市场竞争中起到激活剂的作用。
5结语
改善学缘结构对于我国高校教师的队伍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拥有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勇于、善于追求学术真理的教师队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进而投入到这场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痼疾的行列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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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倪瓒；综述；大陆；海外
一、作家作品简介
倪瓒，元代著名诗人、画家、隐士。工书画、长诗文、精音律、善琴操、晓美食。其性高洁率真、忠孝节义、才华横溢，走笔诗画，超逸绝尘之气油然，世称“倪高士”。画风萧疏简远，居逸品，明时被奉为“元季四大家”之一；诗风近古，意格自高，与杨维桢并驾元末诗坛。其为人其诗文书画皆为后人推崇，留有大量传世作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以前的四百多年中，人们对倪瓒的研究重心偏向绘画与书法。云林画风对明清文人画家影响深远。董其昌、沈周、文徵明等明代画家对云林的画学思想颇多推崇与研究，推动了云林在文人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当时甚至有“云林先生戏墨，江东人家以有无为清俗”。元曲因赢得与唐诗、宋词鼎足的高度，备受瞩目，元诗却淡出学者视野。故倪瓒虽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于其生前已然蜚声的云林诗歌，后世却少有问津。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页西风东渐，东西文明、新旧思想空前对撞，学术思想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态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与时俱进，倪瓒研究工作在新材料新方法的突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清末学者沈世良所编《倪高士年谱》是最早的倪氏年谱，连载于当时权威画学期刊《湖社月刊》第18至93册。该著作广泛吸收已有成果，全面梳理、简要阐释了倪瓒生平。虽“伪迹充塞，间且据伪定真”，其开创性仍具重要文献价值。
专文研究介绍倪瓒生平与艺术的专著也逐渐面世。1941年日本学者堂谷宪勇发表著作《倪云林》。1945年中国学者温肇桐著《元季四大家》，该书简要介绍倪瓒生平并提炼其“诗书画三绝”的艺术特色，后附云林年表。
容庚的长篇学术论文《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于1948年刊登于《岭南学报》。他在当时的困顿条件下尽其所能搜集整理各代及民国时期涉及倪瓒的书画著录，并结合所见倪画真迹或影本48幅，辨伪订误，将倪瓒毕生画作系统梳理。其史料梳理之贡献成为后续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
该时期学者对倪瓒创作的关注点仍偏于绘画，世纪中叶以后该局面渐趋多元。从地理格局综观，上世纪后半叶都在云林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日本学者研究阵营不断扩大，美国学者也投以关注，丰富了研究视角。
60年代初，国内学界掀起首度倪瓒研究热潮。1961年，倪瓒被列为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部分作品于故宫展出两个月。期间美术界专家、学者召开了学术座谈，当年第3期《美术》杂志有相关研究文章作以介绍。但讨论集中在云林“逸笔”、“逸气”、“不求形似”等画学思想的概念问题。此前郑秉珊经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倪云林》是年再版，更名《倪瓒》。但此后随着国内文化形势的紧张和“”的禁锢，倪瓒研究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六七十年代，台港、日美成为学者深入倪瓒研究工作的沃土，甚至形成区域间的竞争性气氛。在台湾，已故著名旅美画家、美术史家、书画鉴定家王季迁先生的长篇学术论文《倪云林之研究》于1967年发表在《故宫季刊》第1卷第2、3期。作家根据当时所见倪瓒绘画作品，详加著录并予以点评，附录各家集评。其文献考定之周、资料运用之详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1975年，博物院推出“元四大家展”，时任该展主持的研究员张光宾先生出版了高水准的研究性图录。随后又推出反映元末文人艺术家活动的“长编”式编年著作《元四大家》，考订功夫极深。良好的学术氛围促使研究生将硕士学位课题指向倪云林，如宋莉环之《元四大家中倪云林之研究》（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台虞莲系之《倪云林之诗画研究》（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等。
香港地区倪瓒研究领域的大家当属港中文大学的李润恒教授，早在他1972年所作博士学位论文《倪瓒生平研究》中就已显示其深厚学养。“该文从正名、疑年、状貌、家族、世系、生平和行踪、至交、艺友等多方面着眼”，对倪瓒生平做了详细考辩。另有关注倪瓒绘画的学者亦颇有著述。
日本学者自六十年代起更加专注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年谱编纂有渡边明义的《倪云林年谱》，作品于1961年发表于日本权威美术杂志《国华》。此外，堂谷宪勇于1970年又《倪云林的画境》，以云林元画史地位之确立及与吴镇之比较，深入阐释了其独树一帜的画境。
美国在倪瓒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皆有创新。其中较著名的学者有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方闻和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高居翰。他们在倪瓒绘画研究方面都运用了图像学的理论，视角独到为中国传统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成果有高居翰之《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方闻《论中国画的研究方法》等。此外，也有学者秉承传统研究方法并有一定的影响力，代表学者纳尔逊、张子宁。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文化及学术环境日益开放，区域、国际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倪瓒研究工作渐入佳境，相关的研究者与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
史料整理方面，国内倪瓒研究工作者取得了一些新突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倪瓒研究新资料被提出；1991年又出版了朱仲岳编著的《倪瓒作品编年》，“以倪瓒流传的有纪年的诗文书画为主轴，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倪瓒生平、诗文书画创作、交游等方面资料，书中附有传记、图版101幅，图版分为有纪年和无纪年两个部分，另外还收入了一部分有疑问的数据，以供参考。”时隔四十余年，温肇桐所编《倪瓒研究资料》终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作品中广泛搜集了倪瓒所作画论、诗文集著录序跋、诸家论倪瓒画、倪瓒事迹、年表、画迹著录目、倪瓒研究今人论著目录。其画迹历史著录目录方面可与容庚先生之《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相参校。这些都为90年代以后倪瓒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
1981年，胡裕树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中，首次提出了从三个平面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思想。该教材在讨论汉语句子分析中明确指出，确定语法关系时，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这三种不同的语序就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平面。1982年，胡附、文炼在其发表的论文《句子分析漫谈》中，阐述了汉语的语序、虚词、主语、独立成分、提示成分等，特别是在术语的使用上也采用“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平面的思想得到了认可。1985年，胡裕树、范晓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三个平面的语法思想，并且运用这一思想在文章中具体分析了一些汉语语法现象。此后，“三个平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个平面学说的提出是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很多新的语法理论陆续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如格语法、转换语法、功能语法、话语分析、语义特征分析理论、语境理论、语用学等，这些语言学理论不同程度地给汉语语法学界提供了借鉴作用，促使我国汉语语法学研究者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与此同时，汉语语法研究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学术思想萌芽和产生。如马建忠、黎锦熙建立的汉语传统语法的规范理论在分析问题时主要从意义出发，而忽略了形式上的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但是，其重视意义分析、讲究事理关系这方面则是可取的，这一优点得到了现代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们的认可，并加以发展。而结构语法的描写理论由于较为忽视意义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主要作单一形式描写分析，7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冲击和质疑。在国内外语言学发展背景的共同作用下，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多平面、多角度的发展趋势，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三个平面学说不是单一的语法形式分析，不是单一的意义关系分析，也不是单一的使用语境分析，而是同时注重句法形式、意义关系、语境内容的区别和联系。具体而言，三个平面是理论以句法形式为基础，研究句法形式同语义关系、语用因素的对应关系。这样的研究从多角度多方面对语法现象进行解释，其结果也就更为科学合理。例如对句子独立成分的分析。传统语法中是把独立成分看作同主语、谓语一样的句子成分，由于它的位置比较灵活，与句子其他成分不发生结构关系，就把独立成分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句子成分。如以下句子中的“看样子”：
（1）“看样子他不会来了。”
（2）“他看样子不会来了。”
（3）“他不会来了，看样子。”
事实上，“看样子”在上述句子中与其他成分并不处于同一平面，“看样子”是表示推测口气的语用成分，它是由说话人使用语言的态度（语用因素）而产生的语用成分。句（1）是对要叙述的 “他不会来了” 这一事件的先决性推测，句（2）是叙述该事件过程中的插入性推测，句（3）则是对已叙述该事件的补充性推测。区分语用成分和句法成分是三个平面学说分析句子结构时的具体表现。
三个平面思想有两层涵义，它既是语法的本体观，也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之所以说三个平面是语法的本体观，是因为句法、语义，语用是语法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法结构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三个平面中的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研究的内容只是对句法结构有影响和起制约作用的部分，语义、语用和句法一起组成语法研究的对象。但是三个平面理论并不研究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所有内容。例如“语义场”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三个平面的学说并不对颜色词语义场、亲属关系语义场之类的研究做具体分析；又如，“言外之意”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三个平面的学说对句子成分表达的言外之意并不展开研究。说三个平面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是因为每个单一平面的分析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都是不自足的，所以语法分析必须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更更深入地了解词语的内在结构，以及理解词义，才能正确地运用词语。掌握了构词法，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分析的充分性和全面化。
由此可见，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多角度、全方位地来研究汉语语法，是中国语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受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比较深，对汉语语法研究主要着眼于句法平面。实践证明，单纯从句法层面来分析语法是有局限性的，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科学地来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途径，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方向，研究中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许多语义和语用上的问题。三个平面的学说目前还不能说是很完善的，有些基本原则还要进一步推敲，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进一步通过语言事实来检验。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2]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