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11:33: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众传播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课程实践重难点及处理方法
1.1课程特点及教学目的的满足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为国外原版引进,由全英文编写,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要求较高,大量使用英语的课堂环境则要求学生英语听力、口语能力有较高标准,课后作业的完成则通常基于学生对英语写作技能的掌握。而与这些课程教学要求相矛盾的实际情况则在于教学对象英语基础较弱,程度较低。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不协调好,学生上课将无法听懂、活动无法进行、作业无法完成,甚至造成对学生自信心的打击,从而使其丧失学习兴趣,最终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基于本课程教学重点及所面临的实际难点,要做到让学生想学,在教师启发下会学、学会,在授课过程中,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1.2教学对象长期目标要求的满足
教学对象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出国意愿,并有考过雅思出国进修的计划,而作为使用中英文双语授课的专业课,除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外,同时也担负着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助其通过雅思考试,及提前适应国外大学学习方法的重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雅思技能训练及国际视野的开拓。
虽然教学对象长期目标为通过雅思考试,进入国外大学学习,但专业课程中又不能过分强调雅思,或者完全成为英语语言课程,因此既要做到使针对雅思考试特点的活动贯穿课堂中,又不能使学生由于过分关注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专业知识的掌握。
根据多年教学实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提雅思考试,但时时将雅思考试各项技能的训练融入其中。如讲授过程中进行大量的paraphrase(改述),帮助学生理解、学习英语单词;注意控制中英文使用比例,提高其英语听力能力;布置好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任务,课堂中让学生迅速在众多的课本内容中定位所讲重点或寻找所提问题的答案,从而提高其英语阅读技能;课堂上采取英文问答、小组讨论、转述要点、英文演讲等方式来进行英语口语训练;课后则要求学生完成相关习题,使其英语写作能力有所提升。简言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将大众传播领域相关专业知识作为英语学习的材料,让学生在日常专业课程中就能为参加雅思考试做准备,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此外的英语课程和雅思培训,使学生减轻负担和压力。
1.3教学内容的取舍
对大众传播领域内容覆盖较广,知识点、数据等更新较为及时,同时对于思维能力的训练也较为实用,因此教学中应做到有效利用该教材内容。
该教材涵盖面较广,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将所有内容都涵盖。其次,全英文的撰写使学生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产生障碍。再者,由于该教材由美国出版,书中大量使用来自美国的机构、事件、人物作为案例,具有较强的当地特色,因此容易造成学生对一些理论和知识点的理解困难。
因此,在安排课堂活动时,教师通常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增减,而不是对教材内容照单全收,做到因材施教和因时施教。对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使用中国本地的案例,或增加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实例,令学生一方面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习的兴趣,同时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2启示
综合“大众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特点及重难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意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建议通过导入、总体介绍、事例列举、分组讨论、自我归纳总结、课堂游戏竞赛等组织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乐趣,做到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习得枯燥的理论知识。用启发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自我归纳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满堂灌的形式,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除了掌握知识外,更能掌握学习方法,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太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传播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当时在19世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已经俨然是传播学的学科土壤了。这些原因导致传播学尤其与一般人之间存在隔膜。从1980年到现在,这种隔膜的状况好了许多,至少我回答别人教什么时,对方还知道有个传播学。但具体传播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多数人又不甚了了,或者狭义理解为教新闻的。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高校教育中最难的是本科生教育,既要帮助学生度过人生最后的成长阶段,又要在课堂上让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入门,且发生持久的兴趣。教材编写适当,追寻理论的兴趣和热情也会不同。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学起传播学理论来一个学期就够了,如果只满足让学生知道些什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难的是,许多人没有上过一天新闻专业,新闻做得倍儿棒,而学过的不过如此。长处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支持技巧的理论,传播学课堂应当有延时的效应:在他/她以后的实践中,不仅应用理论,还对理论予以反思和持续的学习。我们因此必须有这种期待:一类重在激发想象、启发思考、强调怀疑的传播学教材面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现代传媒的形成是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史也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全民动员史,这一思想是《现代传媒史》的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中心主题。
《现代传媒史》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民总动员体制的角度,来描述现代社会中媒体的成立和建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聚焦于漫长的19世纪之后的现代传媒史”。
《现代传媒史》的作者主要抓住战争与新闻传播的关系来论述现代传媒的发展,尤其强调了新闻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动员”和宣传作用,作者还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宣传热’(propagandaboom)将会再一次到来”。在现代日本,这种“动员”尚未被解除。本书认为新闻传播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人类的新闻与传播史也同样是一部技术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决定手段,本书强调了技术手段的重要性。
对于传媒历史而言,如今社会的一切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媒体的认识,如今所呈现的一种趋势是,在“媒体素养”(medialiteracy)日益提高和理性化已成为人们思维特征的西方社会,人们已能与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在新闻传播理论中,对于媒体效果的认识虽有所反复,但如今人们对媒体的认识已不同于以往,如果说20世纪初,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而当今人们则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即认为媒介是不可靠的,又不得不借此获取信息。正因如此,今天西方学者在审视传媒时,很少有人再视其为魔弹,而更多的是将其看成传播信息的管道,供人们读解的文本。
如今在西方,传媒曾经拥有的“宣传”作用已受到了很多限制,它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层面和影响程度都发生了变化。传媒不得不淡化其宣传色彩,因为社会已进入了大众传媒的时代和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化,盲目的“宣传”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在当今时代,如果对此没有清醒认识,必然招致行为的错位。与大众传媒刚刚崛起的时代相比,公正和客观似乎更应成为传媒业界人士所遵循的准则。
由于媒体环境的变化,对于如何确定传媒的位置,对传媒作用的认识,人们的认识也不同于以往。日本传媒研究界,近年其研究重心已由近代报学、现代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过渡到了社会信息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为社会信息学所取代的趋势。人们对传媒性质认识的变化,即由强调客观报道和对权力的批判,转换到了强调传媒的“公共性”和作为提供信息的载体的层面。注重传媒在提供公共性信息方面的功能,可以说当今日本传媒研究界所关注的问题。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大众传播研究如今仍是“显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对传媒和传播了解甚少,传播学也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地球村”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甚至日益超过了其他传统媒介,比照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传媒的位置,理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会有所启发。
责编:冬冰
关键词 传播学教育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 建构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批准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传播学教育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新闻教育的依附程度。然而,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的关系,传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教学模式等众多问题的不明朗影响着传播学教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将简要叙述近几年传播学专业教学研究状况,概括本科传播学教育遇到的问题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对本科传播学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性意见。
一、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即传播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传播学教育大众传播化导致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的界限不清晰,两者的胶着导致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并为新闻工作者所研究,而新闻学界对传播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众传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及其在新闻实践工作中的理论支撑作用激发了新闻界对大众传播理论的研究兴趣,这又促进了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循环的过程推动了大众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大众传播学在高校和学界得以广泛快速的传播。
然而大众传播学的教育并不等同于传播学教育。在教学中,从专业名称的确定到教学方案、课程体系的设置实际上都面临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学的问题。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近几年学术界和教育界广泛热议,而学界教育界对传播学这个学科的认知仍尚待清晰。
学科认知影响着培养目标,而培养目标又直接影响课程体系的设置。高校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重合的现象,对于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对传播学课程和新闻学进行差异化细分。在细化课程方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传播学专业开设了传播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科技、网络传播等丰富的课程。
对于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明确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教材的使用和师资结构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刘海龙对目前高校中使用的传播学教材作了如下概括:教材引进侧着大众传播理论;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总之,大众传播教育只是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众传播化一方面使教育界和学生对传播学的认知狭隘化,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化指导思想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体系则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2 传统教学模式弊端显著。急需引入新模式
在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中,教学模式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在学界已形成了共识。
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且容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情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面较宽且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本科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易演化成填鸭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接触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科历史、学科人物、概念、概念区分到模式、理论、研究方法等等,而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则让学生疲于记忆。在较短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学生往往无法了解传播理论的由来,也无暇透过社会的传播现象去理解理论。
学者们深谙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呼吁改进课堂教学和引人互动式教学模式。
1 改进课堂教学
传播理论的本质在于描述和解释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对于本科生而言,有些传播学理论较为深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要求传播学教学重理解和运用,在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理论知识。对此,李薇认为,对一些比较深奥的传播学理论可以变换教授方式。通过举例法、阐释法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搞懂理论内涵;注意深与浅结合;同时要善于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理论的问题形象化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结合进行思考。在教学的操作方法上。陆桂生和黄丹主张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理论,形成传播学基础框架理论;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引导学生从本土化出发批判思考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传播现象,学以致用。
张玲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将“经典理论解析”、“相应案例引入”、“传播实务实践”和“学术前沿启迪”作为以课堂教学为始端的递进式教学模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传播学本科教育而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对传播理论的学习而实现对理论的活学活用。
2,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学者们从国内国外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三种互动式教学模式:开放动态的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工作坊式教学。
(1)开放动态教学模式
开放动态式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传统静态的教师单向传播的教学模式而言,学者徐协认为。这种模式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堂的开放。传播学教学要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教师要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多动口动脑,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如提问与解惑相结合,这是教学方式上的开放。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空间也要开放:教师和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要注重课下的交流,从而促进学生的思考;空间的开放意味着学生要拓展第二课堂。
河南大学郭奇也论述并在教学中实践了相类似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作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2)组织学生参与教材的选定;3)鼓励学生搜集传播案例,建立案例库,并在课堂上剖析;4)创设课堂对话情景;5)完善教学评估机制。
(2)建构性学习模式
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协助(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进行意义的建构而学到。
复旦大学谢静归纳出了建构式学习的两大程序:一是学生在课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阅读,教学不局限于教材,教师比较注重论文和著作。=是重视个案研究,老师会提供很多个案。供学生课上讨论或课后分析,要求学生搜集资料、整理后在课堂上陈述与讨论。
建构性学习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演变为自由课堂,这是一种由教师确定主题并进行指导,学生课下准备资料、制作教案、组织课堂充当传授者的教学模式。自由课堂打破了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的角色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
为引导和串联者。在自由课堂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情景,即自由的气氛;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张扬自己的个性,课堂上充分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协作学习模式已为南京医科大学的健康传播学教学所采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设计和评估体系,这为其它高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3)工作坊式教学
工作坊式教学是由高红玲提出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并在教学中以“传播学研究方法研讨及实践操作”为教学主题的选修类课型进行了教改试点。这打破了课堂、教材和教师为中心的限制,实现“知”和“行”的对接,加速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工作坊式教学有这样几个特点:1)由科研项目带动;2)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合作过程,即科研项目的策划、论证以及执行的全过程中进行分工合作;3)有明确的教学主题;4)参与项目的学生应该是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具有参加科研的理论准备;5)由多位不同方向的教师参与组成科研教学指导中心。教师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给学生带来立体的知识体系。
(4)科技汇流下的数字多媒体教学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祥认为,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科技汇流下亦面临了教学方法转向的冲击。如何将数字化的技术融入新闻传播教育中,设计出具学习成效的数字媒体教材,并将数字教材融入新闻传播教学课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难题。
在WEB2,O的时代,如何应用数字多媒体教材于课堂教学以提升学习成效,也是特别提出研究的问题。教师的角色要由教导者转化为指导者,教学方式由教导转换为互动与分享。即由老师决定每周的课程主题,提供研习素材供同学参考,再由负责该主题报告的小组针对主题搜集相关数据,制作成数字多媒体教材简报,并引导同学进行课堂讨论。
一方面,数字多媒体教学具有典型的建构式学习特点,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角色的调整;另一方面,合理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多媒体教材会提高学生学习的成效;当然,新的教学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评鉴、反省和调整。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从传播学视角看教学模式在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上几类教学模式为中国传播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我们认为有一个特殊的视角:知识的传授从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无论课堂传授还是其他的教学方式都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对于传播学教学来说,教学工作又增加了一层含义,即教学活动本身便是一种传播现象,教学工作者理应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并依此选取最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 变化了的传播要素影响着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一种传播行为会产生相应的传播效果,当评价传播教学这种特殊的传播行为时,必须以传播效果为标准检视之。
当前高校本科阶段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显著带有5w特点的单向传播模式,大部分教学时间内教师是在传授知识,而学生或被动接收或选择不接收,传者与受者缺乏普遍的沟通。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经过十多年的大规模扩招后,传者和受者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和十年前相比,传者在课堂教学中面对着更多的受者,小班教学已成为奢望,这直接导致课堂向公众性质的转变。如果说十年前教师还可以给每位学生发言的机会。那么在如今的课堂中教师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时,学生的整体素质降低了,且一部分学生面对着专业调剂后对专业的排斥问题,而社会环境变化和信息多元化导致部分学生产生了对课堂的排斥感,于是在课堂教学中传者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受者群。
由于在课堂中更多的学生因得不到互动机会而可能降低对课堂的归属感以及现实存在的学生专业兴趣的问题,“噪音”便在课堂教学这一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无疑这影响到了传播效果。在不改变传播模式的情况下,传者会比十年前面对更多的难题。如果传者无法通过自身的权威度、传播技巧、传播手段等化解这些难题。那么整个传播过程便无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从上述传播理论中不难看出,由于教师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便在很大程度上由传者决定,然而传者却不得不去面对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这与扩招前大不一样。于是从理论上看,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可能性便显著降低,且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会有差异性。
2 改良的课堂教学要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结合
解决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改变目前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规避“噪音”及条件环境变化给教学带来的难题。针对传播学教学改革,学者提出了两个方向:1)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如通过案例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2)借鉴国外建构性学习模式,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在与同伴的写作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索学习。
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可以改善目前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平衡。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和意识,缓解学生一味接受知识的习惯。可喜的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建立了新闻与传播教学案例库,并在新闻编辑课堂上积累了成功的案例教学经验。作为此项教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蔡雯认为探索情景式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于讲求应用性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来说可以产生一流的教学效果。而案例教学正是情景式教学下的一种有效方法。0如果仅仅将案例教学引入传统的课堂中而不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和对教师的依赖,那么这只是对课堂教学的局部改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人民大学新闻编辑课的情景式案例教学模式则带有明显的建构式学习色彩:学生为学习主体、团队合作、教师指引、情景构建。
而建构性学习模式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将会遇到几个现实问题:1)建构式教学模式在美国主要为研究生教学所采用,而本科新生不具备研究生全面的基础知识,学生缺乏一定的知识做支撑;2)建构式学习模式下,教师的角色转变较大,不仅事先要对学生做全面的了解,教师还要在课堂中引导教学的开展,在课前学生的准备中发挥指导作用,还要对学生的学习作科学的评价,因此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大班教学的现状,显然无法整体推广建构式教学。
单一的建构式教学模式或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均不能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建议:以学期划分,将每学期的教学时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即通过改进传播手段和内容来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引导学生结合社会传播现象来理解和学习理论,增加学生对课堂的归属感和学习热情。第二阶段,引入建构式学习的理念和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和教师的指导,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内化。较之于课堂教学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践教学。这里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假期实践活动等有着根本的区别。建构性实践教学是正式的教学,同样依托于课堂开展教学工作,与课堂教学具有相同的地位,两者需要在学时上进行科学的划分。课堂教学在前,建构实践教学在后,学生在第一阶段课堂教学中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后,通过第二阶段的实践教学从而将理论知识真正内化,并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协作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阶段的学习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重点展开教学活动。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由于本科生在不同的学年和学期所学的课程性质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二年级时公共课、英语课与专业课并存,而专业课的教学更适合于采用课堂教学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由于每个学期的专业课均在一门以上,如传播学专业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传播学概论与人际传播学两门专业课,那么第二阶段的建构式实践教学对以上两门专业课进行整合,包括对教师、学生和课时和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协调。如果在传播学概论和人际传播学两门课程中分别进行实践教学,由于班级学生过多而导致单个教师难以应付,因此整合两门课程成立导师组,共同协调开展建构式教学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教学模式做了调整就意味着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模式也要随之变化,如果保持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模式,建构式实践教学则可能落于形式化。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一切归根到底还是期末考试说了算。
【关键词】电视片结构;符号学;意识形态;接受美学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178-01
“所谓电视节目结构就是指:运用电视语言进行独特的叙述以完成电视节目总体构成的形式。”①电视片的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以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这里,仅以纪录片为例,谈谈对电视片结构意义的思考。
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者美学趣味、风格爱好、思维方式以及技巧掌握同表现内容、立意相感应而产生的融合物。就纪录片而言,由于不受故事情节的限制往往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为纪录片创造者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但同时强调了电视片结构之于素材构架、主题表达以及受众接受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结构对于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甚至高于素材。
一、用结构来布局素材
纪录片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为结构框架,经常要把一些不完整的、片段的、甚至是零碎的材料组织在一起。而且视觉材料又不像文字那样容易产生连贯的感觉,有时,即使有一条较清楚的思想脉络,也不容易建立起完整的总体感。因此这样就更需要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结构形态,使人对这些片段材料间的关系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常用的结构电视片的方法大概有四种: 设定中心线法、阶梯式递进法、绘圆法和文理逻辑法。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而运用结构来布局素材能力的高低是区别创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很多大型纪录片都运用了“设定中心线法”,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把许多复杂庞大、互相之间关联性不强的内容串联起来,构成一部思路清晰、感染力强的雄伟作品。以《望长城》为例,该片的主旨是要“说国人”,而“长城”作为片中的一个中心线,它非常自然的把“沿线”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串联了起来,使长城两岸人民的形象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该片的另一条中心线是主持人,他们带领着观众边走边看,用主观的观察视角与体验和“长城”线形成呼应。
由于电视和电影在传播属性和艺术属性上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在这里如果我们用电影美学理论来观察电视的美学特征。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设定中心线法”,我们不难发现中心线法即设定了视觉符号。“长城”是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及民族精神的符号,而所有的外延故事与美学情境表现都是该符号所能够代表的。纵观运用“设定中心线法”的纪录片,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黄河》、《丝绸之路》等,它们无一不选择以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来贯穿始终。其实,西方电影符号学起初正是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兴起,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诞生的,而其对于电影结构的分析研究也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其实“结构”和“符号”二者本身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对纪录片进行主观结构,体现意识形态
纪录片结构方式的主观性较强,它靠组接把画面连接在一起,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同样的材料通过不同的组织安排方法也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依据文理逻辑法”即是彻底打碎摄相机镜头所客观地记录的一切,而按照纪录片制作者的主观文理逻辑编辑、阐释作者观念的电视纪录片结构。里芬斯塔尔的《德意志的胜利》与罗姆的《普通的法西斯》则是这中方法运用的最好的代表。虽然运用了很多相同的素材,但《意志的胜利》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而《普通的法西斯》则经过编导们的剪辑,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联想力,昭示了法西斯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虽然两部电影都大获成功,但是从大众传播学的理论看,两部影片的分析的思路都太受意识形态的牵制。
“意识形态”是社会学及大众传播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在《电视与社会》②一书中,作者认为:“合理的理论与意象、口号集合在一起时就会使意识形态有震撼力和说服力。而意识形态还发挥着维护权势、权威、财富、收入的分配方式和保证人人遵从的特殊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则类似于早期的马克思,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不真实、虚假意识、谎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形式上虽然是企业,但其本质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批判的立场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来揭示大众传播媒介意识形态本质的。而其实在传统的纪录片创作中“写实性”是占主导的,它力图把一切都表现的“真实”。那么“意识形态”到底是否应该介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而这种倾向性解读所应该把握的度是怎样的,诸如此类问题还值得深刻的探讨。
三、从“接受美学”看受众的观影体验
20世纪60年代德国开始兴起“接受美学”这个新的美学流派,头一次将研究的重点投降了接受者主体的一边。就电视片而言,接受者主体即观众。在电视片的结构创作中我们也应该关注观众的接受心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了解观众的观影体验,从而制作出受众面更加广泛、共鸣感更强的电视作品。
日常性、接受性是作者从接受者这个非电视主体角度来探讨电视美学特性应有的视角。《纪录片创作论纲》③中提到《望长城》播出后,在电视片创作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望长城》对一个宏大的文化历史主题处理的过于随意和肤浅。现在看来则不然,《望长城》不同于当时那些与人们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距离感的主题纪录片,它恰恰是从那种随意撷取来的鲜活的生活内容吸引观众去体验。
综上所述,对于电视片结构意义的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其内涵及基本方法,对其外延的探讨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对于电视片的创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 张雅欣.中外纪录片比较[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5.
一、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特点
走进任何一间大学英语教室,都能看到教师、学生和教学材料,这是大学英语课堂的可见要素。不可见的是支持教学活动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隐形要素。在可见要素和隐形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得以正常进行。教育部于2007年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是指导现行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文件。根据《要求》,大学英语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要本着阅读优先的原则,训练学生的阅读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推动基于计算机网络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教学评估模式多元化发展,逐步形成注重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在实施《要求》的过程中,各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现出一些共性。首先,研究表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总体是以教师主导,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是比较常见的,教师用大量的时间来讲解知识点,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学习效果差。其次,教师和学生都遵循阅读优先的原则,同时保持着阅读与听、说、写、译之间的平衡,这与《要求》的规定是一致的。再次,近年来,许多高校都加大了大学英语教学设备的投入,教师和学生能够在多媒体教室上课。但是教学设备的改善并不一定能提高教学质量,多媒体设备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效率存在问题,比如教师不能保持适当的教学进度、师生交流减少等。
二、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传播模式分析
教育是“教”和“学”的结合。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要成功接受知识,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识的传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见,课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学”,所以课堂传播是不成功的。这种直线性的单向传播被称为“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这是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沃•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这一模式最早用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中的传播模式,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指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干扰因素,比如生词的出现、社会文化背景过于陌生、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等。根据《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学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之后,将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反馈给教师。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都发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这种双向传播符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他认为,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三、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有传播学者针对教育教学展开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传播学的教材与论著问世。教育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课堂教育传播模式与效果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基于对大学英语课堂传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来增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的有效性呢?从传播因素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是从传播者开始的,要想增强传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传播者的素质。首先,教师是大学英语课堂的行为主体,教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权威性。其次,教师要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对教师不反感、不排斥,才有兴趣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再次,教师在备课的同时,也要“备学生”。传播心理学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范围,包括知识、经验、立场、历史文化知识来接受信息。所以教师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融入到教学中,扩大师生的共同经验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传播效果理论分析,首先,认知一致理论认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他有压力形成新的观点,达成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部分学生能够成功接受教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能在相同时间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学生通常会感到紧张,有的会加快步伐,追赶上其他学生;有的则出现放弃或者逃避的念头,表面看起来接受了教师的信息,其实则不然。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点对面”地教学,而应该采取“点对点”的教学方式,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让所有学生不仅接受信息,还要理解好信息。在大众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承担着设定议程的责任,比如,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该讲,哪些内容要重点讲,哪些内容要简要讲。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议程”时,要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演讲等自主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和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合理使用传播媒介是达成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传递的信息是英文,这对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科学利用传播媒介来辅助教学。在教材的选择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训练,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在电子课件的设计上,要做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和现场感;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教师要多操作、勤练习,熟能生巧。
四、结束语
在大学英语教学这一传播活动中,教师应结合大学英语教学特点,针对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习惯,借助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学生,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作者:王璇单位:山东省滨州学院外语系
一、会计学主要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经济法、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等;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课程为:计量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货币银行学等;
三、新闻学主要课程为:新闻学概论、中外新闻事业史、大众传播学、新闻摄影、新闻事业管理、广告学等;
四、法学主要课程为: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五、国际政治主要课程为: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当代国际关系等;
六、英语主要课程为:基础英语、高级英语、报刊选读、视听、口语、英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理论、语言学概论等;
七、物流主要课程为:管理学原理、生产运作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物流学概论、城市物流学、国际物流学、仓储学、运输学、包装学、配送中心论等。
(来源:文章屋网 )
[论文关键词]信息传播;媒介;受众;社会发展
中西方的传播学学者对“传播”有着不同的霸法和解释,但是他们都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交流,对传播者和接受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拉斯威尔提出的传播行为过程五要素(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传播的效果怎样?)中,可以看出,传播行为是传播源通过一定的媒介,向传播对象传递一定的信息,并对传播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行为方式;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经验的必然途径,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要传递信息就应该通过一定的媒介,关于什么是“媒介”,现代大众传播学之父施拉姆从“工具论”的角度给媒介下了定义。他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他说,媒介就是大众传播流程的渠道和工具,它起着承载、传递信息给大众的作用。”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可以发现信息的传递是有着不同的方式:在原始社会时期,类人猿是通过观察,然后简单模仿其它猿人的行为从而把一些生存技巧沿续下去,随着人类进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和进行交流,要表达的东西和传递的信息更复杂、更丰富。
简单的模仿和手势已经不能完全传递人们所需的信息,除了手势还要伴随着发出不同的声音来辅助人们的表达,当人发出的声音要表达的意思固定后,语言就产生了。有了语言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很方便,人们可以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样也可以通过语言来交谈,从而传递各种生产生活经验。与语言产生前相比,信息传递得更准确、范围更广。语言的诞生又突破了信息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但是语言有地域性,受地域的限制,不能无限的大范围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信息可能因为地域限制或突发事故而永远失传。而且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如果传播者遗忘,或者传播者在前人信息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来也会对所传信息的可信度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信息正确性的查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文字的产生和纸张的发明,以上所有的不足几乎都得到了弥补,人们可以通过文字,在纸上记录自己的思想,记载发生的事情,表达自己的态度。信息的传递变得更直接,可信度更高;记载在纸上的信息,传递的范围几乎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文字的诞生和规范,使信息能够被更广泛的流传和被更长期的保存。例如:通过古代的文字记录,现代人可以知道中外几千年前人们的政治情况、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甚至可以知道千年前某一人的生平简况。文字这一传播媒介发挥了语言所不能有的传播优势,让人类文明沿续了下来。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技术的诞生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质量、速度与效率,使信息和知识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广泛的传播,迅速提高了人类的知识水平,是催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传播媒介也逐步的有广义媒介和狭义媒介之分。“媒介在现代社会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代名词,在实践中,人们将宽泛意义上的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媒介三者经常等同使用,等量齐观。”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信息在更大范围内以更高的效率传播,承担这一传播重任的媒介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媒介——大众传播媒介。
在当今社会,文字、语言、声音、图片等各种信息方式常常交织在一起,只有一两种方式的信息工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对传播和获取信息的方法、方式也不断有更高的要求:人们希望更直观、快捷、方便的传播和接受新信息、新知识,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依靠听觉或者视觉。
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让信息通过诸如电话、电视、广播之类的电子媒介进行实时的远距离传播。电影、电视的出现让人们接受信息时可以听觉、视觉并用,通过影像、画面、声音、字幕以及特技等多方面地传递信息,给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特别是电视以其在传递信息的迅捷性、生动性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后来居上,成为大众传媒业领域的后起之秀。随着通讯卫星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介入电视节目传送,卫星电视能很快在世界上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的画面传播出去,这充分显示出其跨越空间方面的优势。
社会传播系统结构格局的新变化和不同传播方式的特点使信息传播的结构、方式有了新的变革。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导致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正在改变社会传播系统的结构组成。
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建立,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电子媒介让人们足不出户,便可游览天下,这种方式是一种最快、最直接的传递方式,人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短,世界因此变平了。伴随着以因特网为杰出代表的新的媒介技术的崛起,社会的传播结构将会在传统的传媒和新型传媒的竞争中形成什么格局,这是近年来传播学界议论纷纷的话题。以往传播学界关于人际传播乃“点”对“点”的传播,大众传播乃“点”对“面”的传播的定论,由于网络传播的出现使得上述传播定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此外,从信息内容本身来看,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从单一媒体的传播转变为多媒体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再是单一的文字信息、声音信息、图像信息或视频信息,而是多种媒体信息的结合,而超文本链接方式也使信息与信息之间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这也是传播的信息更为复杂、内容更为丰富,使人们对于信息、传播媒介乃至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网络的传播的方式从点对多点的传播变为多点到多点的方式,极大的降低了信息传播、搜寻和获取的成本,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使受众获取信息的能力有了本质的提高。同时,不同的专业网站和内容针对的是不同的目标受众,信息的传播更具有针对性,传播效率更高,也使以往大众媒介中无法传播的“生僻”信息得以传播给有需求的受众,反过来也促进了新信息和知识的生产。百度、coogle等搜索工具的产生,使接收信息的方式从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搜寻,同时许多信息和知识的产生不再是由权威机构,而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生产、和传输的。p2p技术的应用,使信息的传播由上而下的传播变为网状的传播和反馈。
经济基础的限制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芬兰等大众传播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广告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同步盛行,正式被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甚至成为一种终身教育。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广告素养教育则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开始。广告素养教育耗资巨大,经济基础的薄弱正是制约其在我国生根发芽的主要瓶颈。
其一,整体水平落后。我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整体水平上落后,广告素养教育在现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了。
其二,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的区域发展极端不平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始进行媒介及广告素养教育的探索,并有意识地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消费观与维权意识;然而,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衣尚不能蔽体、食尚无法果腹,几乎很少接触大众传媒和媒体广告,媒介及广告素养教育从何谈起?
其三,硬件设施缺乏。经济整体水平的落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部分地区硬件设施与信息接入的缺失。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教育资源的匮乏、传媒的覆盖面过小以及相关人才的流失等等。如果说广告素养教育是一出戏剧,那么,它的舞台在哪里?
传媒体制的特殊性
我国的传媒由于其体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其作为广告素养主要施教者的身份形同虚设。
其一,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大众传媒并非一个独立自由的社会组织,而是党的耳目喉舌和舆论工具。尤其是一些主流严肃的媒体,在公众心中有着非常权威的社会影响和非常稳固的公信力。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大众媒介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并未进行彻底,强势媒体依然可以通过非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获取更多信息,同样也包括更多的广告资源。在强势媒体上的广告信息,受众往往更容易轻信。这就在无形中对受众的广告素养产生了不良影响。强势媒体并未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扮演好其相称的社会角色,媒体只负责刊播广告而不做其他解释与评述,受众的广告素养如何能提高?
其二,传媒的商业化。在我国,广告收入可达到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收入的70%甚至80%以上,而在英美等国,这个比值要低得多。受广告主“赞助”的媒体,必然受到广告主的牵制。此时假使传媒有心对公众进行广告素养教育,教育的成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此外,有些媒体由于一味追逐利润,追求“眼球经济”,置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于不顾,更无暇顾及对受众的培养与教育。更有甚者,唯利是图疏于监管,擅自刊播虚假非法广告,给受众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相应的社会变革缺乏
其一,受众(消费者)的弱势。广告素养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自身的利益,但目前我国的消费者大多认识不到这一点。由于计划经济的余波,我国的消费者在广告信息面前养成了被动接受甚至是“逆来顺受”的习惯,缺乏反抗精神与维权意识。这也就使得广告素养教育推行起来尤为艰难。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权利”的概念尚不是很清楚,更别提“广告素养”了。
其二,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位。在我国,由于其“马鞍型”的社会结构,即由“强政府”直接统治“原子化的公民个人”,导致了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位,从而丧失了广告素养教育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间组织的缺位还直接导致了公众话语权的弱化,使得广告主与媒体更为强势,消费者被“碎片化”、原子化,仿佛枪弹论盛行时的大众社会理论里提到的“大众”(mass),一盘散沙,中弹即倒。
其三,相应的社会运动的缺乏。受众(消费者)的长期弱势与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位,导致我国相应社会运动的缺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曾经爆发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后来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7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学与市场营销学才开始回归“受众本位”与“消费者本位”。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受众有其天生的弱势,唯有掌握主动权,正面出击才可能取得胜利。遗憾的是,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的受众长期以来养成了“消极无为”的惰性和惯性,缺乏改革的动力;而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位,又使得改革的主体尚未形成。没有了主体和动力,发起有助于提升全民广告素养的社会运动只能是一纸空谈。
参考文献:
①张开:《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
②郑保:《媒介教育大众化势在必行》,《中华新闻报》,2002年1月16日
③龚新琼:《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前瞻》,《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④黄廓、李永军:《全球化视野下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8期
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形象地断言:传播就像血液流经人们的心血管系统一样流过社会系统。确乎如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如同须臾离不开空气、阳光、流水一样,离不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有如一双无处不在的慧眼。恪尽职守地为人类守望着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向人们报告万事万物的一举一动。媒介是人类的产品,人类是媒介的动物。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翻云覆雨的巨大力量,推动型塑着人类生活面貌,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也以其吞天吐地的雄伟气概鞭策、驾驭着媒介驶往预设的目标,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确证。历史就是人类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规制、挟裹前行的绵长进程。
媒介是开展社会批评的工具,同样,媒介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媒介诞生以后,社会里就充满着对它的批评声音。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媒介同生共长,相互依伴着发展起来。媒介无与伦比的威势权力来自社会的赋予,而当媒介成长为一种新的权力,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互相结合,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施加影响,甚至在某些时空领域犹如脱缰野马,狂放不羁,造成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之时,社会同样赋予了自身干预和规制媒介的权力和手段。媒介批评作为社会干预和规制媒介的一种重要方式,缘自社会对媒介健康发展的关切,它通过对传媒系统及其各个具体要素的运作和状态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观念性评价,臧否功过,褒贬得失,协商规范,建构标准。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生动交流中生成新的媒介观念和传播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众传媒对人类令人惊叹不已的作用诱使人们不断地回首过去,希图从以往的活动中为当下的传媒实践提供历史和理论的根据。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发挥更大的才能和创造力量。在汗牛充栋的新闻史研究中,人们在追索新闻传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种原因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显在因素方面,而相对忽略了潜隐其后的媒介观念性活动,尤其是对媒介批评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悄然规制和改变着传媒生态等相关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媒介批评已经使传统的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显示媒介批评存在及其效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20世纪60年代,媒介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备受学界注目。改革开放后,港台有关学者的媒介批评研究成果传人大陆,从1995年起,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建立我国的媒介批评学理论体系,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教材相继问世,初步搭建了我国媒介批评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显示了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学术实绩和诱人前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媒介批评理应涵盖媒介批评理论、媒介批评实务和媒介批评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媒介批评在这三个方面的推进显得极不均衡,相对于缤纷的媒介批评理论和喧哗的媒介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史的研究园地一直显得冷清寂寞。不仅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性专著尚未出现,即便以具体的人物或媒介、媒介现象、媒介观念为批评客体的个案性研究成果数量也非常有限。中国是世界上媒介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媒介批评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历史资源一直缺少系统的梳理、总结,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缺陷。
媒介批评史的研究除了具有整体提升媒介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为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资源之外,还将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和视角。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新闻史研究的大国,但无可讳言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仿佛进入了一个相对迟滞期。叙述视角单一、研究范式陈旧,不能不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无时不在与社会其他子系统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并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社会其他系统在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它施加压力或索取维持自身生存的资源。在大众传播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各个子系统都有所参与,有所贡献。因此。描述大众传播发展进程的历史线索和视角理应是多维和立体的,众多的历史线索和叙述视角互为补充,互为辉映,共同推进大众传播史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媒介批评的生动话语中,蕴涵着甚为丰富的社会景观、时代风貌、意识形态症候和文化遗存。解读该时期的媒介批评文本,将有助于把中国新闻史研究相应地引入到一个不同于既往的崭新视域,使原来新闻史叙述范式中很多不应被遗漏的生动细节得到复原和呈现。
胡正强著《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关涉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诸多传播元素。如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体、客体、载体、文体、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题和内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方式和方法、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效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评述。论述范围全面系统。篇章结构舒卷大气,资料大多采自近现代报刊的第一手资料,论证信实有征,观点翔实可靠。
当然,由于时间所限,这篇博士论文也还存在着一些可供商榷的细节。如关于中国媒介批评史的历史流变及其分期问题上,作者以1901年作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的开端,将1901―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有关论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显示出作者力求突破成说、勇于创新的学术勇气,但在五个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或依据的阐述上略嫌不足:另外在某些具体的媒介批评文本的定性和解读上,也有进一步推敲的空间。有关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也可进行更深入一些的思考。
编者按: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享负盛名的传播教育及研究中心,尤精于国际传播、新媒体、流行文化和大中华传播研究,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广泛聚集海内外学者,极大地促进了港、澳、台与祖国大陆乃至国际华人华侨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合作,为国际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在文化研究领域,他深入亚洲流行文化研究和理论建设,成绩斐然;在媒体全球化研究方面,他注重研究文化产业和在中国与亚洲的跨国媒介企业,建树颇高;在香港本土文化研究方面,他潜心研究香港电影工业在面对好莱坞和其他国家强大竞争下的生存途径,观点独特;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他致力于培养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传播人才,理论创新……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冯应谦。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冯院长,您好!欢迎做客《今传媒》。可否简要地介绍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冯应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始于一九六五年,是香港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先驱。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很多毕业生都是本地以致海外新闻、广告、公关、电视、电影和各种新媒体传播的专业人员。我们的同学不但拥有卓越的专业技能及分析能力,更怀着热诚及爱心服务社会。我们鼓励学生要有所承担,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的教授是严谨的学者,立足于中西学术的交汇点,以比较角度研究传播问题及创造新知。我们致力培养研究生成为干练的学者,擅用扎实的研究方法与技巧,亦拥有稳固的理论及学术根基。
本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家庭,除了一众教职员、研究员及同学外,我们还有超过3500名校友。我们将于2015年庆祝本院成立50周年。
记者:我们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很注重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与结合,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传媒人才,请问贵院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什么创新之举?
冯应谦: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注重实践教育。本院的研究生课程是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分别有研究博士、研究硕士及五个修课式硕士课程。本科课程分为三个专业范畴,包括新闻编采、广告与公关及创意媒体与新媒体,每个专业范畴均设有实习学科,包括出版中文实习刊物《大学线》、英文实习刊物Varsity及活动推动统筹实习点子计划(Pinpoints),让同学有机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此外,本科课程又提供双学科课程选择,包括新闻与传播学及工商管理学的双学位课程,以及新闻与传播学及社会学的双主修课程。
本院的研究博士及研究硕士课程让研究生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下在不同领域中探索知识,而本院也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扩阔视野,与来自各地的学者交流。近年来,本院研究生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取得学生论文奖项,包括ICA、AEJMC、NCA等,成绩卓越。本院又设五个修课式硕士课程,包括全球传播文学硕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广告社会科学硕士、企业传播社会科学硕士、新媒体理学硕士,每年学生人数超过350人,课程着重理论与实践并重,除本院资深学者教授理论课程之外,更邀得业界资深人士作兼任讲师,与同学们分享工作经验,为社会培训具有思考能力的专业人才。
本院又创办及出版中英文期刊各一本,与香港浸会大学共同出版的中文期刊《传播与社会学刊》已纳入了TSSCI,而英文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亦已纳入了SSCI。我们又创立了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简称C研中心),致力于大中华地区传媒和比较传播的研究,积极促进世界各地传播学者的对话,使C研中心成为学术交流的枢纽。本院另设有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CCPOS, 前称传播研究中心),为学术、政府、非牟利、及商业机构进行高质素的研究。
我们的使命是要致力培养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传播人才,课程理论与实践兼备,鼓励学生开展全球视野,训练分析及表达能力。本院承传专业,锐意创新,因应东西方传播学术交流枢纽之利,致力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和方法功底,并以创造知识为己任的传播学者。在瞬息万变的传播环境,恪守专业价值,关怀人文精神。
记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的英文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oC)被纳入SSCI,对于期刊仅仅创刊四年便被纳入SSCI,您有什么看法?
关键词 网络舆论 生态系统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中国计量学院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民意传达的一块沃土。与传统媒体信息的强势性单向流动不同,网络赋予了受众相对平等的话语权。作为赛博空间的传播范式,网络以其独有的传播生态衍生出带有似真性特征的网络人际关系,满足着人们多方面的心理需求,成为现代舆论形成的重要阵地。
网络舆论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Dholakia、Bagozzi和Pearo(2004)是较早关注网络舆论的学者,他们认为,web 2.0赋予用户进行内容的创作(如博客,播客)、编辑和筛选可能所引发相关“社会变革”;希尔(Hiller,2003)也指出网络增加了公民参与政治和公众议题的新热情和可能性。这种公众对时政和社会话题的参与和关注,典型地体现在西方新闻学者所谓的“公民新闻学”、“草根新闻学”的实践上,以及网民通过内容上的贡献对公众日常话题和媒介议程设置的参与。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着重分析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与建设能力;从媒体的角度,分析网络等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宣泄功能,在舆论引导中所扮演的媒介功能与角色;从网民心理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总而言之,网络舆论主要研究网络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包括互联网对舆论的影响以及网络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对网络舆论的研究并不能仅局限于网络本身,因为网络只是从技术层面使得每一个舆论主体能更为自由地进行自我诉求,也使得主体能够快速聚集,形成共鸣。网络舆论的本质是公众诉求与意见在互联网中的全方位映射与多角度重组。网络舆论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网络舆论系统的各个要素,如舆论信息的资源、信息生产加工者、信息传播者和消解者,与其生存的环境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要素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最早运用生态学来研究传播现象的学者是尼尔·波兹曼,他在1970年提出“媒介生态学就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试图使媒介环境中隐蔽的具体规范清晰起来”,“它试图发现媒介究竟迫使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构建着我们的所见、所言、所行”。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将生态学引入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如林文刚(2000)认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应集中在各种传播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了解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支庭荣(2004)则认为传播生态的内涵广于媒介生态,他将传播生态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传播原生态、传播内生态与传播外生态。还有学者提出网络生态的概念,张庆峰(2000)指出,“所有的影响网络发展的其它社会系统构成了网络发展的生态环境,当我们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
以上研究都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参照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种群、生态集群等概念,以生态学的角度来探寻媒介和大众传播领域中的生态学规律和原理,为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但都集中在传播学和新闻学等领域,关于舆论生态方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无学者提出一个完整的舆论生态模型,至于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鉴于此,本文认为由于网络已经成为民意宣泄的重要平台,网络舆论的分散性在反映民情、民意,促进社会民主进步方面固然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但网络意见表达的分散性与低成本,也使得舆论的形成及传播非常迅速、复杂并且难以控制。因此,本文将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运行机制,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行的框架。
二、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由于生态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存在普遍的适应性,因此本文借用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来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要素,同时强调和突出系统中的互动性。
(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核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信息主体因素与环境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资源与信息主体因素构成舆论微观生态;环境因素构成舆论宏观生态,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生态因子与舆论信息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这个整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大小和结构,信息生产者利用信息资源生产信息,传播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规制者借助信息的传递、消耗和管制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同时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最终形成具有自我组织、调节和修复功能的复合体。
在网络舆论生态内,如果信息的产生、流动和消解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舆论主体因子都能进行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安全的;否则,就需要对系统构成的各个子要素进行调节,促使其微观系统、宏观生态保持协调和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