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6: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司马迁报任安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生命意识 发愤著书
一、前言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在任安因戾太子之事第二次获罪后，向任安，更是向天下人剖白自己所作。在书中，司马迁不仅拒绝了任安所提的“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而且以激愤的心情倾诉自己“广主上之意”的初衷，表达了无辜下狱、交游莫救的悲哀和身遭腐刑、人格受辱的羞愤及忍辱负重、“隐忍苟活”的心情。有人说：“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史，《史记》之外的二十三史捆在一块儿，也比不上一部《史记》的分量，因为那是司马迁用血泪和生命铸就的。”那么，《报任少卿书》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信，而是由血泪凝成的心路历程。
二、生命意识
面对“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局面，屈原选择自沉汨罗，以死殉道；面对李陵之祸，司马迁选择接受宫刑，隐忍苟活，用生矢志。一位是自愿走向涅，敢于就死；另一位是超越死亡而生存，以生来回答对死的反思。也许有人认为司马迁乃贪生怕死之徒，因而赖活着。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一代伟人司马迁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为何会选择隐忍苟活呢？毫无疑问，李陵之祸从根本上改变了司马迁的价值观。“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若生，“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则只能身遭腐刑，成为刑余之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迁不甘、也不愿。在如此两难的情况下，司马迁终于冲破了道德的束缚，确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卓越生死观。故司马迁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至此，司马迁冲破了传统的荣辱观，选择隐忍苟活，完成未竟之作，实现其生命价值。所以，当任安希望司马迁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时，司马迁选择了拒绝。身遭宫刑前后的司马迁可以说是判若两人。此时，司马迁的心思已经不再是“求亲媚于主上”，而是“发愤著书”。
三、发愤著书
1. 何为“发愤”
“发愤”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这里，“愤”是指“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是指“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不启”“不发”是孔子自述其教学方法，必须受教者先发生困难，有求知的动机，然后去启发他。这样，教学效果自然好些。而屈原在《九章・惜诵》中也曾提到过“发愤”一词。“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里的“愤”就不是孔子的“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而是指自己的心中不明，而“发”也不是孔子的启发，而是抒发之意。可见，屈原在这里是有意改变孔子“发愤”之原意，结合自身被放逐的经历，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显而易见，司马迁的“发愤”是直接继承屈原的思想的。
2. 为何“发愤”
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前，言“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面对李陵败降一事，司马迁的出发点并非为李陵辩解，而是看到“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然“明主不深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他无可奈何，只能选择隐忍苟活，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发愤著书”上。
3. 发愤著书的意义
对于司马迁来说，“发愤著书”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发愤著书，完成《史记》，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遗愿。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因此，“发愤著书”不仅是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职责，更是父亲的遗愿。其次，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以，发愤著书更是司马迁余生的最大目的，也是其唯一目的。司马迁的“大质亏缺”可谓是刻骨铭心，故而只能通过“发愤著书”来汲取生命的力量。最后，发愤著书也是司马迁实现生命价值，扬名于后世的唯一途径。作为中国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司马迁理想的生活道路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是一个刑余之人，“身残处秽”“大质亏缺”，他没有资格立德，没有能力立功，唯有立言而已。“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司马迁即使用自己的生命，熬干心血，也要完成不朽之作《史记》的创作，完成父亲的遗愿，实现自己的价值。
四、结语
司马迁虽身遭腐刑，人格受辱，却“隐忍苟活”，完成了其名山事业。他的精神必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命运坎坷。他本来是很有权威的太史令，却因为“站错队”而招来一场大祸。公元前99年，李陵领了几千兵，出塞攻打匈奴。匈奴数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挫败了匈奴一万多人，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用完了，又没有吃的，他们死守了数天，等待救兵。救兵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面，就降了。
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大臣们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李陵做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知道他的为人，便心直口快地回答：“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降敌。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以抵罪了。”
汉武帝听了，勃然大怒，立马以“诬罔主上”罪，下令将司马迁关进监狱。第二年，谣传李陵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部处死，司马迁也被判处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被判死刑者可以出钱赎罪或者申请改为宫刑。司马迁两袖清风，没有钱赎罪，但他心中有梦，这个梦就是完成《史记》的写作，于是他请求将死刑改判为残酷的宫刑。
宫刑，不仅使司马迁的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司马迁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那些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弘的历史著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最终以顽强的意志破除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韧精神大放异彩。
他死后，他的作品得以部分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将全书献上朝廷，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将其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等，魏、晋期间才将其简称为“史记”，后来“史记”便成了定名。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文本 生死观
司马迁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史记》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件事件，除了基于史实之外，更多的是寄寓了司马迁本人的主观思想，融合了自身特殊而深沉的情感，渗透了他对人生、对生死全面透彻的理解与感悟。所以我们读《史记》，评析作品里面的人物形象时，都是在读司马迁的故事，在读司马迁本人。
一、司马迁身世以及经历对《史记》生死观形成的影响
司马迁忍辱含垢作《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姑且不论其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单就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胜数，我们也从中获益良多，其一言一行都传递着一种悲壮，从他本人身上就可以读出他对于生死的态度。
（一）以生死争正义，史官的抉择。史官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奇特的官吏之一，他们为前代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他们存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朝的控制力。史官这种官职并没有什么实际职权、反而有不小的风险，也因此成为了能够左右世人思想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他数十年著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史官是他最为认同的身份与角色。
（二）为忠臣义士辩护。对于李陵这件事，司马迁一直是心有余悸的，对同朝为官的同僚们的那样一种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充满了愤慨，同时对李陵本人，他也充满了同情。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出了肺腑之言，这也为自己的活罪埋下祸根。
敢于说真话，勇于说实话，太可贵了，只是源于他有一颗正直的心，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这才能让他永不朽！
（三）含恨承志著青史。人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待后人评说，仅仅以一死来抗争黑暗，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
二、《史记》中蕴含的生死观
《史记》中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司马迁给他们贴的特定“标签”，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牵动着司马迁的心，这些人物的生死抉择不尽相同，本节将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分析《史记》中所蕴含的生死观。
（一）讲求道义精神，甘心为知己者死的生死观。《史记》中充斥着一股蓬勃的道义精神。这也是司马迁的文化人格在作品中的折射。道义精神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
鲁仲连为人重义，“好奇伟锻傥之画策”，好持高洁而不仕，喜爱替人排忧解难。他游于赵国，会秦围赵，而魏亲秦，魏将新垣衍欲令赵国尊秦国为帝。鲁仲连义不帝秦，面对辩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最终令新垣衍心服口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他，他却再三辞让，终不肯受。后齐将田单反攻聊城，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于是写信给燕之守将，动之以利害，使燕将自杀，聊城乱，不战而下。齐欲爵赏他，他却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言出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司马迁肯定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重道义，为知己者死，体现了士人们高昂的精神理念和讲情重义、知恩图报、勇于赴死的文化精神。
（二）“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和“士可杀不可辱”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生死观是“忍辱以求生”，这样一种生死观讲究人生的价值、注重生命的质量，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痛定思痛，暂时忍辱来求得生存的伟大。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忍受在精神尊严等方面让人难堪的耻辱。
在这方面，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在被怀疑是有“诬罔”这样的“大不敬”的欺君之罪之后，司马迁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可以免死的：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正所谓“募死罪入赎钱五十减死一等”，二是景帝时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能在死和腐刑中做选择，他最终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十分痛苦，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耳畔，声如洪钟，使他不得不记住自己的使命。
楚国伍子胥，父兄都被楚平王杀害，他先是逃到郑国，后来由于太子建对郑国图谋不轨而事败，只好冒着凶险逃过昭关，在渔人的帮助下，逃到吴国，沿途乞讨，受尽屈辱。然而，深藏在他心中的复仇烈焰始终不灭，最后他终于干成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司马迁以欣赏的语气评价说：“太史公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三、《史记》中司马迁生死观的具体表现
（一）面对死亡，从容坦然。项羽垓下战败，乌江不渡，自刎以谢江东父老，以殉霸业；伯夷、叔齐让国不就，及周伐纣，义阻武王，不为见纳，退而不食周粟，采薇作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终身实践一个“修”字，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楚辞・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楚辞・惜往日》），是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白起宁死不做败军之将；李广引刀自刎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二）善于权衡，明于生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于是兄弟二人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就擒回去陪着父亲一起死，一个杀出重围历尽磨难逃到吴国。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因此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大逆不道；日后无以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最终，伍子胥不仅报了杀父之仇，而且成就了功名事业。
四、结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司马迁在人格尊严受到了巨大伤害面前，没有选择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延续自己的精神。保存自己的价值，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立言”的方式来践行人生价值。从《史记》文本中就可以窥探出司马迁生死观的特殊含义，这个时候司马迁创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意义，这个时候躯体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捷.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J].人文杂志， 2002（02）.
[2]刘道锋.从“史记”文本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语文学刊， 2009（1）.
[3]张黎.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4]时红明.“报任安书”，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J].文学长廊.
文本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了读者，为古今文章评论家所称道。读罢此文，有一疑问萦绕脑际：侯生，为何在即将功成名就之时却“北向自刭”了呢？相信读罢此文的人都会有此疑问。
根据当时的情境，侯生可能有多种选择：①他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为信陵君献计的。②他可以协助信陵君一同去救赵。③他可以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隐居江湖……
可事实上他却做出了最令人出乎意料的抉择：以“北向自刭”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这给读者无尽的疑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我认为，也许侯生未必自杀，这一情节是司马迁的有意安排，更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同时也更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述了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同时，他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骨子里有浓厚的忠君观念。这些思想使他在处理关于侯生的历史材料时便处于两难境地。
首先，信陵君对他有知遇之恩，可以算得上一位知己。为了报答这位知己的恩情，他应该为信陵君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就决定在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必须为信陵君献救赵之策。其次，安熹王的决定是暂不救赵，“持两端以观望”。作为臣民，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说，就必须忠于自己的国君，因而，侯生应该忠于安熹王。
这样，在报答知遇之恩和忠于国君之间，侯生就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这也使司马迁在处理侯生这一人物时，也陷入了自己的思想困境：从“士为知己死”的角度，侯生应该报答信陵君，献计救赵；从忠于魏王的角度，侯生应该不献救赵之计。无论献计还是不献计，都跟司马迁的思想发生冲突。换言之，侯生无论怎样做，都会陷于司马迁思想观念中的“不义”或“不忠”。这两者之中有其一，就足以致其死。因此，司马迁让侯生选择了“北向自刭”。这体现了司马迁在处理这段史料时的深沉的思考，也体现了其良苦用心，由此可以看出其历史大家的风范。这种对人物结局的设计，也是对“春秋笔法”的一种继承吧。
先说信陵君，他性格中有很仁慈的一面。这在文章开篇司马迁就有交代，“仁而下士，谦而礼交”是其性格基点。在处理晋鄙事件时，他的仁慈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哭泣就是其仁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样的性格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发展成懦弱。这对成就大业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他一时心慈手软，救赵大业很可能就功亏一篑。那么，费尽心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老谋深算的侯生是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的。因此，侯生的“北向自刭”是对信陵君的一种激励：为了救赵，我献出了生命，难道你能不坚持下去吗？
从情节发展看，侯生这一形象已刻画得非常丰满，可似乎还表现得不够完美、全面。添上这一笔，既体现了他对信陵君了解之深，从而更有利于表现信陵君对他的知遇之恩，也展现出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智、大勇。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遍览群书，《左传》里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泰戈尔则下笔壮阔：生于夏花之灿烂，死于秋叶之静美。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的生死观却是：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用之所趋异也。
择生还是择死，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津津乐道。司马迁笔下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深有所感：择死，是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虽然人类命运的终点本就是死亡，但为了坚守心中的大义轰轰烈烈赴死尤其令人动容。
西楚霸王项羽，可谓一代枭雄，哪曾想也会有一日兵败无颜面对父老江东，死亦有道，于是他在滚滚江水面前自刎而亡，千余年过去，只留下李清照那句“至今思项羽，不敢过江东”，令人唏嘘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尊严的执着。
侯嬴北向自刎、程婴之死，则是对知己，对君主的忠贞不渝，是使命达成后的自我升华。有时生存比死亡要难得多。正如程婴所说的“死易，立孤难耳。”活着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苦痛，即便如此内心也依然空虚。舍生取义，为义而死，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人民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句话：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心中藏着天下，这样的人叫英雄。心有勇气，提刀慷慨赴秦，箕踞骂而被诛，荆轲作为一名刺客，他或许早知选择了一条必死的道路，但他没有退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他的战歌，也是他毕生的信念。
人类对于死亡、消灭这一类的字眼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恐惧，它天然带着悲剧感，在讲究“花好月圆”的中国，更容易引起人们心中的抵触情绪。因此敢于直面死亡，向死而生者更值得倾佩与尊敬。
我们都知道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也就是说，宁可死亡也要保持操守。然而，在司马迁的笔下除了感受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大义凛然之外，还展现出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义的气节。司马迁的一生，可谓是忍辱求生，能屈能伸的生死观的真实写照。
讥评堪过耳，心本勇绝何惧人言。纵入火海，仍抱怀垂怜。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专心创作之际，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于是天降横祸，虽免一死，却被判以“宫刑”，引起轩然大波。他痛心疾首道：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在那时，阉割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也意味着对他人格上的侮辱。此时，我似乎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深深的煎熬。生，意味着他必须一辈子背负着天大的耻辱，忍受着世人对他的指指点点，从此名誉扫地；死，看似一了百了，但父亲遗愿未成，大志未报，着实意难平……
择生还是择死，在这种极致的两难中，司马迁选择了前者，“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对后人来说，应该庆幸司马迁的选择，才能让我们今时今日有机会触摸历史长河里那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应该庆幸他忍辱负重，用笔杆书写历史，著述历史，让后来者以史为鉴；应该敬佩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
像这样忍辱求生以成其志的人物形象在《史记》中并不罕见，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饱受命运摧残，辗转流离，隐忍复仇的故事；韩信为远大目标甘受胯下之辱……无不彰显出司马迁不因一时之辱而轻生的生命态度。
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是司马迁考察历史的重要方法，史学著作能给政治家以智慧以启迪，这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他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说，他写历史是为了未来；搜集天下的史料，考证史实，是为了探讨历史上成败兴亡的道理。他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用史学家特有的方式——“原始察终”即考察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来认识历史。在考察中，他注重“见盛观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处，特别是社会弊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主张“承敝易变”。“承敝易变”既是他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的一条经验，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在司马迁的笔下，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物，其历史都是一个盛衰荣辱的变化过程。他写盛衰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即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发现催促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也是威震四海，不可一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焚百家之书，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锋铸鐻，自以为关中稳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可达万世之业。但是这种强大的表象下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秦始皇抛弃了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改革进取精神，到处刻石颂功，宣扬“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任用酷吏钳绝天下人口，实行愚民政策。这些做法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果然，没过几年，陈涉一呼，“山东豪俊遂并亡秦族”，“强大”的秦皇朝一下子崩溃了。秦朝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项羽的失败同样如此。项羽当年很是强大，“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他也有走向衰亡的致命弱点：“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为人专横、残忍、猜疑，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项羽对自己的弱点毫不知晓，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评论他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变”是事物的属性，他吸收《易》学、道家学术中的富有辩证法因素的通变思想，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司马迁不仅在考察前代历史时注意“见盛观衰”，考察当代史时也是如此。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社会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在这种繁荣的下面，却有危机的因素存在，司马迁也沉痛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大地主横行乡里，上层社会争相奢侈，说明在盛世之后，隐藏着衰败的因素和迹象。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曲折的笔法，揭示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对汉武帝的上书，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提出了批评。武帝听到他们的言论，受到震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汉武帝晚年能够改弦更张，与他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与“见盛观衰”关系密切的是“变”的问题。“变”是一种客观现象，特别是当社会出现种种弊端的时候，怎样应对，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政治问题。司马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应“承敝易变”。就是说，要针对弊病，进行变革。敝而不改就极其危险：“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而变革的原则是要让民众得到好处。他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这一观点，从思想来源上看，受到《周易》的启示，《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既强调了“变”，又说明了变的准则，那就是“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的论赞，充分表述了他的“承敝易变”思想：“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也”。把“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说成是“得天统”，这无异于把它说成一条“通变”的标准。也就是说，“变”不是无条件的，要针对“敝”而变，“变”的结果是“使民不倦”。司马迁写了许多变革的事例，这些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由于遵循了这个原则。如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不习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从中受到益处，“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皆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使百姓安定，国力富强，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因为管仲的变革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变革使齐民受益，得到了齐国人的拥护。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由此可见，司马迁“承敝易变”思想，不仅指出了“变通”的重要性，还对如何变通，变通的原则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的历史见识，为后来史学家所称赞和继承。宋代史学家郑樵、朱熹、吕祖谦等都很重视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提出的社会变革主张更是发挥了司马迁的“通变”思想。“见盛观衰”与“承敝易变”，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史家的历史智慧，对历代政治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适时因势地进行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弯曲；不直。《兰亭集序》：“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病梅馆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妙。
2、偏僻之地。司马迁《报任安书》：“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
3、不正派；不公正。《屈原列传》：“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4、理屈；理亏。《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予壁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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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2、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3、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4、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5、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6、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7、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安书》
8、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桓宽《盐铁论·地广》
9、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元景安列传》
10、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世民《赐萧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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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开展、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的课堂气氛。”这种师生之间和谐的关系，是教师用情感、爱心建立起来的。教师首先要关心学生，走进学生。关心他们的生活，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兴趣爱好，走近他们；关心他们的情绪起落，理解他们开导他们……其次，教师还应注意尊重学生，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备课、教学都以学生为本；又要尊重学生的情感。不能嘲笑学生可能还不成熟的想法；公平对待学生，不能歧视后进生，还应在课后多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获取自信和进步。正如陶行知所说：“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师要用爱心来感染学生、触动学生，让学生喜欢自己，从而喜欢这门学科，正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
二、创设情感教学氛围，运用情感手段来激发学生、引导学生
1.精心设计导语，把学生领入作品的情景中去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的导语犹如吸铁石一般，牢牢地吸引住学生；好的导语犹如智慧的火花，点燃学习的激情；好的导语犹如明亮的灯塔，给学生以指向和启迪。
如教学《烛之武退秦师》时，我先给学生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巧妙回答美国记者关于派克钢笔提问的故事，一个是斯大林幽默化解丘吉尔和杜鲁门挑衅的事。接着我告诉学生这就是语言的力量，机智得体的语言有时候抵得过千军万马，春秋时期的烛之武就是这么一位“一言抵千钧”的能人。这时候学生对烛之武这个人物充满了崇敬和好奇，他们就会迫切地去读这篇课文，自觉地去学习这篇课文。同时通过这个导入，也让学生认识到了学好语文的重要性。当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后，由枯燥变为乐趣后，这样的学习效果能不好吗？
2.用声情并茂的朗读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快速进入情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语文教学要通过“言”和“声”来唤起学生的情感。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章，情感丰富，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凉；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痛苦；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无奈……教师把握住这些不同的情感，进行不同角色、抑扬顿挫的朗读，直接感染学生，使学生“耳醉其音”、“身醉其境”、“心醉其情”，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用准确生动、机智幽默、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学生沉浸、陶醉于文章的情感之中
古罗马哲学家贺拉斯说过：“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容，同样，你自己先要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教师要真情实感来打动学生，而充满激情的语言就是教师表达情感的手段之一，也教师与学生进行情感对话的重要途径。准确生动、机智幽默、激情四溢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完全沉浸于作者与教师的情感之中。
教学《报任安书》，在介绍司马迁受腐刑时，我的语言悲愤而沉重，学生表情严肃。讲司马迁受极刑后不轻生、隐忍苟活的原因时，我用动情而坚定的语言肯定了司马迁的人格，赞扬了他的伟大，此时学生已完成沉浸在对司马迁的仰慕与崇敬之中。最后，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达了受刑后沉痛羞辱的心情，课堂气氛再一次严肃起来，我从学生的脸上读出了愤怒（为司马迁不平）的表情。此刻，我知道教学目的已经达到，不仅让学生自觉地读完了文言文，掌握了文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认识司马迁崇高人格的同时升华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教学中，教师随时保持积极、良好的精神状态，用生动、深刻的导入吸引、启发学生，用声情并茂的朗读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引导、激发学生，为学生创设一个情感教育的氛围。
三、引导学生升华情感，从而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高中生情感丰富但显幼稚，此时，如果能在语文教学中结合课文联系现实生活，让他们感受文章中和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情感，引导他们向人性美的方面发展，渐渐地这种美好的情感因素，就将积淀为学生精神世界中最为稳定最为深沉最为基本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
很多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微不足道。汉司马迁《报任安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2、吴牛喘月
据说江浙一带的水牛害怕酷热，见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因此发喘。《太平御览》卷四引《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 后用以比喻因遇到类似的事物而胆怯。也借指天气酷热。
3、汗牛充栋
唐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意思是藏书极多，存放时能充满整个屋宇，外运时能累得牛流汗。后以“汗牛充栋”形容书籍极多。充：装满。栋：房屋。
4、牛毛细雨
指细而密的小雨。
5、牛山濯濯
濯濯：光秃，无草木的样子。牛山上光秃秃的。形容寸草不生的荒山。
6、对牛弹琴
关键词：发愤著书 幽约怨悱 常州词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58-01
在清词中兴的文学背景下，常州派词人张惠言提出了词应“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1]的理论，对清词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风格尚厚重古朴等特点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后期词人的认可。其中的“幽约怨悱”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继承与发展。
一、“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
在司马迁看来，当古人在抱负无法实现或人生遭受挫折时，往往以著书的方法来抒发愤懑不平之情，这种观点承袭了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惜诵》中的“发愤以抒情”。其中，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看中文学的社会属性，即诗的怨刺功能；屈原则用切身体验描述了为发泄怨愤而进行创作的心理。司马迁的理论则着重突出了创作的情感动机，这一“发愤著书”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的白居易也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者。他在《和答诗十首序》 中提出“感时发愤”，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遇而发”，在《寄唐生》中提出的“诗哭其悲”，在《序洛诗》中提出“古今诗歌以愤忧怨伤”[3]等理论观点，主张诗歌的内容是向统治阶级反映民间疾苦。唐宋时期，韩愈的“不平则鸣”，柳宗元的“感激愤悱”，欧阳修的“穷而后工”，都赋予“发愤著书”说新的内容。南宋的陆游也重视“愤”对文学作品的作用，如“死去犹能做鬼雄”的《自愤》，“衰鬓已先斑”的《书愤》。他也在《澹斋居士诗序》中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4]
明清时代，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都高扬愤书论，小说界也重视以愤书论评价作品、指导创作。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5]。金圣叹也在对《水浒传》的批评中提到了“怨毒著书”[6]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自己所著的是“孤愤之书”。[7]晚清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将诗词、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和小说都看做是“哭泣”之作，总结了作者因愤世嫉俗而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的普遍规律。
二、“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
虽然“发愤著书”说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但其脉络清晰，因为始终紧紧围绕着作家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发愤著书”说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心理，并符合主体试图反抗客体的意志精神。除创作动机外，“发愤著书”说传承不绝的原因，还在于发愤所著的作品往往具有“真、善、美”的特点。发愤著书说体现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即物质决定意识。这样富含生活阅历、苦难抗争、社会现状的作品能够做到“艺术真实”，反映着作家对复杂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又饱含其真情实感，故能感动读者，且颇具启迪。作为一种特殊审美心理的“发愤”，也会使作家的理性分析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减弱，陷入迷狂的境界。在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下，作者不由自主地把主观理想当作客观真实，从而创造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
综上，“愤”揭示着人类意识与现实世界的现实关系，反映着心理积郁转向心理平衡的机制，也是艺术作品获得“真、 善、美”和谐统一的基础。所以“发愤著书”说既契合人类的本能，又饱含文艺作品“真善美”的价值典范，因而能在古代文论史上经久不衰，享有重要的地位。
三、“幽约怨悱”对“发愤著书”的继承与发展
清代的文学家们，在清初时有对异族统治之愤，清中叶时有对朝政黑暗社会矛盾之愤，清末时有帝国主义的民族之愤。这也使“发愤著书”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嘉道年间常州派词人张惠言主张词写作内容应是“幽约怨悱”之言，有其历史必然性。
康乾盛世时，清代文坛风格由清初的现实、厚重渐渐转向了歌颂成平，当时较大的浙西词派的尽是清空典雅之作。乾隆末期的黑暗朝政到了嘉庆年间更加严重，流于表面的词作不适于社会发展。此时，常州派词人张惠言编著了《词选》，在序言中反对清空典雅的文风，提出了“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论调，强调写作内容应是“幽约怨悱”之事。
这种对婉转积怨感情的书写，无疑是对“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发愤著书说经久不衰的内在原因是，它既在创作动机上的满足了作者的心理需要，又使作品饱含真善美的特征。张惠言提出“怨悱”，也正源于此。此时的发愤著书与幽约怨悱，更富有时代性。文人们既有离乱落魄、怀才不遇的个人怨愤，又具有怨愤统治阶级的社会责仕感。此时张惠言继承了历代文论家总结出“发愤著书”说，应用在异族统治、文坛轻浮的情况下，对唤醒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保持文学作品真善美的品质，都有积极作用。 “幽约怨悱”的提出，是张惠言对“发愤著书”说的深刻理解，是其对文学理论的把握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现，既反映了发愤著书说的正确价值，又树立了常州词派的地位，影响了清代词学的良性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惠言.词选附续词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25-2736.
[3]白居易. 谢思炜校.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陆游.渭南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李贽.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M].明容与堂刻本.
[6]蒲松龄.聊斋志异[M].清铸雪斋钞本.
1、出自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释义:人总是要面对死亡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雁的毛还轻。此句名言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原文：“人固有一死，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2、译文：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啊！
3、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