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6: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论文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地形复杂，气候多边，农作物病虫害种类繁多。而农业保险却严重滞后，与目前的整个保险业迅速上升的势头很不相称。近21年来，农业累计保费收入仅为83亿元，2002年仅为3.3亿元。农业保险的供求格局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是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中国农业保险：路在何方？
Abstract
Chinaisvastinterritory,isalargeagriculturalcountry.Butterrainiscomplex,climatechangeable,andtherearemanytypesofcropdisease.Theagriculturalinsuranceactuallylaggedseriously,notverysymmetricwithinsurance''''sfastascendanttrend.Inthepast21years,agriculturehasaddeduptopremiumincomesonly8,300millionyuan,andonly330millionyuanin2002.Thesupplyanddemandpatternof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thattheagriculturalinsurancebusinessofinsurancecompanydropsononeside,whetheranothersideurgentneedagriculturalpeasanthouseholdofinsurancehaveplacethatisinsured-China''''sagriculturalinsurance.Whereistheway?
关键词：农业保险Theagriculturalinsurance
再保险Reinsurance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仅据全国植物保护总站1973-1992年统计，全国农作物因病虫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1.7亿公顷以上，损失粮食总产量10%以上。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今年淮河水灾，今安徽省颖上县八里河镇直接经济损伤达8654亿元，而这些损失绝大多数将由农户自己承担。面对广大农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20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险补偿制度近乎完全失灵。
二、农业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二）农业保险的分类
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美国1994年颁布的《农作物改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4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这4大险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该法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投保率大为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农险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我国对这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出台农业保险法规，但目前仍未见这一“另行规定”。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支持。国外农业保险，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共同融合来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确保农场主、农户的实际利益得到保障。美国通过成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则是国家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
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既没有拿出资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没有给予投保农户减税等优惠条件，更没有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应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得较为成功。一则它的政策支持和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准备金积累问题；二则该公司实行全兵团统保，既有效防止了逆向选择，又使风险充分分散，使责任准备金能够在各险种之间调剂使用，公司与场、团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也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然而，这种经营机制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行生产机制为基础的，难以得到推广。
目前，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三）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的长期酝酿。日本从开始建立农业保险到农业保险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恰恰缺少这个“孕育”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黑龙江省某村庄，只有几个养鸡专业户投保了养殖险，可当出现了鸡瘟时，村民们就把全村的死鸡都放到了投过保的养鸡户那里，去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鸡，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承保过的，哪些没有承保。如果全赔，公司将损失惨重；若拒保，又会被诉至媒体或法院，最终使得保险公司进退两难。
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户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暂时拿不出很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二）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三）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五、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
第七，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样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助。在我国如此分散和规模狭小的农户经营的农业制度下，其展业、承保、签单、防灾、查勘、定损和理赔，离开了各级特别是乡镇、村的支持与协助，不仅成本很高，还会因难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而使其归于失败。
一、问题的提出
现在，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农业也随之发展得更加先进，所以，对于农业科技期刊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期刊论文中存在的一丁点儿瑕疵都会影响到期刊的质量以及读者对农业科技期刊的评价。因此，在论文编审的过程中，一定要细心、仔细，不错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一点点角落，将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得更加标准，更加规范。
二、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实例
（一）修改论文题目
论文的题目是点明文章核心内容的简明扼要的词句，是论文定内容的组合，以最少数量的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在编审论文题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论文题目太长、范围太大、使用的词语不合适等问题。所以说，论文的题目要准确、简洁、清楚。
1、题目太长
题为“电子从<100>比从<111>晶向Si隧穿快速热氧化SiO2膜的电流增强现象及其理论模型解释”的论文，陈述了实验时电子分别从<100>和<111>两种不同的晶向Si隧穿热氧化二氧化硅膜时的电流变化，总结出实验的结果，结合现有的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出现电流增强现象的原因。文中虽然写到了理论模型的解释，但是在题目中并不需要直接写出来，显得很冗长，所以将题目改为“电子隧穿二氧化硅膜电流变化的实验探究”，这样的题目与所写的内容更加符合。
2、题目范围太大
题为“关于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设置的研究”的论文，论文通过对活动区域设置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在提出相应的指导策略。但是，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太过于泛化，幼儿园的班级活动区域可以有很多种，例如生活区、益智区、娃娃家、建构区、美工区、数学区等，并且幼儿园也分别有小班、中班、大班，如果说直接写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的设置，那么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内容就相当大。因为每个区域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以及指导策略是不一样的，只是它们所遵守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题目可以改成一个确定的年龄组以及区角活动，这样写出来的文章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实用价值也比较高。
（二）关键字选取不合适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科技工作者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检索的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通过检索关键字，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关键字的作用越来越大。论文关键字的选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文献被检索的概率以及成果的利用率。
1、用动词、形容词作关键字
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的论文，关键字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几个关键字就有一个是动词——“改革”，这个词就不能用作关键字，因为关键字必须是名词或者是名词性的词组。所以将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改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样才是最合适的。
2、用字或句子作关键字
题为“论死刑的存废”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是“死刑”、“存”、“废”。这篇文章的关键字里面就存在两个单个的字——“存”、“废”，这就不具有关键性，不能够将全文的内容串联起来，所以说，应该将关键字改为“死刑”、“中国死刑制度发展史”、“死刑存置论”、“死刑废除论”、“中国死刑命运”、“死刑废除建议”。
3、关键字太少或太多
题为“关于父母教育态度的一致性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的论文，它的关键词是“父母”、“教养态度”、“一致性”、“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现状”、“问题”、“建议”。这篇文章的关键字一共有九个，太多，如果用关键字进行检索的话，可能就会检索到很多检索者不需要的文献，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会比较麻烦，浪费的时间较多。规范规定，每篇论文的关键字一般可以选择3到8个，这是为了保证从多个渠道检索到该论文。
（三）量和单位使用不当
我国从1985年9月开始推行国际单位制，并从1991年1月起，不再允许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非法定计量单位是指国际制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1、使用已废弃的量名称
已经废弃的量名称主要有比重、比热、原子量、质量百分比浓度等等。不少关于“百分比浓度”的科技论文，把“质量分数”写成“质量百分比浓度”或者是“重量百分比浓度”。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是一个纯数字，表示的意义就是用0.01乘以某一个值，把它与物理量结合起来做单位，这是极其不科学的。
2、以非单位符号的“符号”做单位符号
比如说，将ppm、ppb、ppt三个英文缩写为单位符号使用。这三个缩写并不是专门的数学符号，仅仅只是表示份额的英文名词的缩写，而且，其中的ppb、ppt在不同的国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新国标规定，不能够再使用这三个符号作单位。但是，要把它们改成规范化的表示，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它们表示的是什么量，然后才能够以相应的单位表示它们。例如，15ppm表示的是质量分数，那么就应该写成ω=1.5×10-5，它的单位是1，如果15ppm是水中Mg2+质量浓度，根据习惯的计算方法推断，应该改写成ρ（Mg2+）=15?g/L。对于ppb和ppt这两个缩写，还得弄清楚它们是在哪个国家使用的（ppb：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9，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2；ppt：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12，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8）。
3、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例如，标准大气压（atm）、千克力（kgf）、卡（cal）、马力、高斯（Gs）等，它们的法定计量单位依次是：帕（Pa）、牛（N）、焦（J）、瓦（W）、特（T）。在使用计量单位时，一定要注意。在农业科技期刊的论文中，经常使用“亩”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亩”是我国的市制单位，是应该停止使用的非法定单位。从199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使用公顷、平方米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根据相关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科技期刊主要读者是农民，所以在写作时可以在页脚写一下脚注：1亩=10000平方米，1公顷=15亩，1亩≈667平方米。在国际交流中，“1亩”均改为用“667平方米”表示。
（四）错别字
论文中出现错别字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要将出现频率较高的错别字进行对比分析，理清楚什么时候是适合用哪个字，理解字的真正含义，用对字。
1、对与兑
在农业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经常需要配置各种化学试剂，用两种物体混合产生新液体。比如说，“农药30ml对水20kg”，其中就很经常出现将“对”误写成“兑”的情况。虽然说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兑”是交换的意思，所以说，不能将“对水”写成“兑水”。
2、杆与秆
在农业期刊中，经常有关于稻、麦、玉米等这些农作物的描述，在描述作物的茎秆时，作者就会错误地将“秆”写成“杆”。这两个字字形相近，读音相同，均是上声，所以出错率特别高。“秆”是名词，读三声，表示作物的茎，不能做量词使用。“杆”是一个多音字，可读一声和三声。读一声时，可以组词为电线杆、旗杆；读三声时，表示像棍子一样的细的那部分，作名词时，比如说，枪杆、秤杆作量词时，比如说，一杆枪。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的实例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改变作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高期刊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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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贵州，马永祥，邝文国；农业科技论文中常见误用专业术语辨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年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未能摆脱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特别是工业化以来出现了资源高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制约农村和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遵循科学发展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摈弃传统农业的掠夺性经营方式，把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循环经济在工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较多，但对农业方面的关注尚显不足。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而且是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并且资源未能充分利用，面临着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农产品品质下降等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因此，树立资源忧患意识，科学利用有限资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点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将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当今高科技成果和手段，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它要求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物资的投入量和废物的排放量，通过农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和过程后各层次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实现系统物质再生循环，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农业循环经济不仅要追求农业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统一，最终追求的是融入社会层面上的“大尺度循环”，即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工业、农业、生态之间共同发展和交叉利用。
（二）农业循环经济的特点
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农业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生产活动之初尽可能少地投入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末尽可能少地排放生产废弃物。农业循环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农业循环经济强调发挥农业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出发点，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这样容易在集群区域内形成有特殊的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和多类别产业结构。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产业链中的主导链，并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与之连接，组成生态产业网络系统。
2.多样性。农业循环经济可以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
3.高效性。农业循环经济通过物质循环、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可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物质循环利用、消除环境破坏及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增值，降低农业成本，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同时，农业循环经济还拉长了生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4.持续性。农业循环经济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使物质循环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一）土地资源短缺且利用不合理
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人口众多、耕地相对短缺又处在高速工业化的我国来说，问题就更加突出。我国土地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少。2005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约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与1996年相比，不到10年时间，耕地净减少1.21亿亩；仅2005年一年，全国耕地净减少542.4万亩（《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上海、福建等地的人均耕地已接近或低于联合国规定的“0.053公顷/人”的危险点，而农业大省山东省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0.081公顷/人。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市场价值显现，许多违法占地、乱搭乱建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不能合理有效利用和田块的荒废。这些不仅造成土地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对短缺的土地资源造成严重冲击。
（二）水资源供求失衡且利用不合理
目前，由于农业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造成农业水资源质量持续下降，农业用水缺口逐年加大，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污染严重，进一步成为可供利用水资源供求失衡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报告，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并且全国各流域水资源状况南北方差异巨大，北方地多水少，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9.6%，而水资源量仅占14.5%，其中耕地占全国39.4%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量仅占7.6%；南方水多地少，耕地仅占全国的34.7%，而水资源占了80.9%。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20%，但北方多数区域已经超过50%，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40%的警戒线。正常年份全国灌区每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因缺水减产粮食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00亿元，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
（三）环境污染严重且生态系统退化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国为促进农业发展，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目前，我国化肥使用量占全球的30%。据测算，化学杀虫剂中被真正有效利用的部分仅为10%-15%，其余大部分则逐渐散失在空气、土壤和水当中，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更为严重的是化肥、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成为我国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农业的粗放型经营，无序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和景观的破坏、湿地面积减少、调控功能明显降低，使洪涝灾害威胁依然严重。
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表明，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资源环境将会承受巨大压力，这种“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一方面会引发资源价格和环境价值的提高，加大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将促使人们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在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资源使用总量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情况下，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经济需要和生态需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经济杠杆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经济学认为，微观经济主体往往只关心本身的利润最大化，而很少关心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产生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的负外部效应，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比如征收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矫正外部负效应，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加强制度创新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完善有利于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增加农业的财政投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建立循环型农业推进组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环境管理，为循环农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国家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相呼应，建立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与扶持措施。为此，我们要建立起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和收购、销售、运输、技术等服务组织，并制定出相适应的法规和政策，为农业循环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加强政府机制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其所需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对政府来说责无旁贷，并且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因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生态经济领域专家对循环经济如何与农业发展实践结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并结合实践情况总结经验，制定出有利于生态建设的干部考核指标，杜绝仅把经济增长的GDP作为唯一考核标准的现象。
（四）加强技术创新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农业循环经济是农业生产技术范式的革命，它必须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点，重点组织开发资源节约和取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技术和“零排放”技术；加强研制和生产对环境温和的新型肥料，减轻环境污染，提高肥料利用率；开发高效、低残留的农药，开发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通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全面保护和改善环境，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和清洁生产，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品质和安全性能，逐步使其符合资源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倡导清洁生产和节约消费，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
（五）加强法规机制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整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行为有利可图，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机制；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机制。鉴于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较为缺乏和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当地政府应强化责任意识，并通过立法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纳入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加强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重要性的教育、宣传和引导。
参考文献：
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又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存在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与接收诸环节中的各种障碍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些障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信息形式问题。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也同样取决于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不仅知识的内容决定其是否构成信息，而且知识的传递与表达方式也决定着它是否构成信息[3]。虽然科技成果本身就是一种信息集合体，但是由于科技成果的生产往往相对集中于某些时间和空间，在对其进行相关的信息化处理之前，其本身的形式并不一定适合进行传播与运用。所以科技成果的信息传播形式就成为影响其最终价值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农业生产者数量庞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传媒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仍然是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生产者面对面的沟通。然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信息持有者尚未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传播特点，农业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递者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传递机制，从而造成大多数农业科技成果始终处于“阳春白雪”、深锁春闺的状态，没有以适合农业生产者特点的朴素简洁的形式与他们见面。
2.农业科技信息的载体障碍。农业科技信息的载体主要有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推广组织等。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很快，但网上资源匮乏，因此网络用户稀少，这又使得用户入网费用提高，进一步限制了网络信息的开发。同时，农业信息网络技术水平低，信息交流方式落后，传递速度缓慢，信息时效性不强，大大限制了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
由于近年来面对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原本效果不错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人员与经费规模、工作所需投入上呈倒金字塔结构，即县级农技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而据研究，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工作状况（钱永忠，2000）。因此，目前的情况不符合农业科技推广的规律，对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深入到千家万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也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是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应用，是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高度结合。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日新月异的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现的新形势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问题日趋严重。
3.信息供体与信息受体的行为动力障碍。信息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共同作用是农业科技成果顺利进行产业化的前提。
信息供体的行为动力当然地来源于市场诱因，但是又不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研究表明，越接近于科技成果形成的源头，科技成果的转化越依赖于非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接近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终端，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度越大。同时，由于农业科技成果公共物品的性质，免费搭乘“信息快车”，无偿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成果拥有人（包括成果转化开发单位和各级推广组织）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严重者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作为回应，信息供给者常常被迫提高信息产品的价格或信息使用的门槛。这就使科技成果供应陷入了一个怪圈：免费或过低的收费，将使科技成果与信息的供给者血本无归，而过高的收费又往往造成潜在用户的流失。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还是要通过政府行为，提供完善的政策法规或一定的经济补贴来支持信息供体，鼓励其开展农业技术信息的传播与服务。当然，现实中也有少部分信息供应商，如一些刊物、报纸、信息咨询中心等通过有效的市场运营获得了成功，但网络信息供应商目前的经营状况还不甚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此外，高质量、高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研发的困难，也使得技术供给者市场活跃程度较低。
农业科技成果使用者接受农业科技成果的原因来自于农业科技带来的产品创新或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其本质是带来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收益的提高，因而带来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我国农业生产者经常处在被市场挤压的境地，生产效益不高，单位产品的利润有限，加之生产规模较小，因而缺乏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同时，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中国农民更是深受“平安是福”、“小富即安”思想的浸，不愿意冒险行事，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风险不明的农业科技信息。而等他们看到别人使用某项科技信息获利并开始模仿时，其技术收益又因使用者的增加而往往比预期的要低。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者接受农业科技信息积极性的因素。
4.信息的信度与效度问题。信度是反映事物稳定性、可靠性的指标。信度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信息路径的噪音太大，那么，科技成果信息的传播过程反而可能成为增加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每一个中间环节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信息的效度即信息的准确性和应用效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加之农业生产环境的开放性，因此几乎没有具有普适性的农业科学技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结合一定的生产条件进行适度的改造。而农业科技信息的加工方法和改造程度直接影响着它的效度。
农业科技成果的立意是否以解决特定问题为导向是决定其信度与效度的关键因素。问题导向在决定科技成果内容的同时，也决定了科技成果的信息形式，即它充分考虑了接受者的特点。比如说，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地域性，要提高技术使用效率，就必须使农业科学技术与当地生产条件相结合，实现技术的本地化。
5.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普遍。
信息不对称最经常地表现为“不懂”技术的使用者（包括技术开发的风险投资商、科技推广组织、农业企业和农民）和“不懂”市场的技术持有者之间的沟通困难。
进行信息充分沟通的一个前提，是对话双方能够在同一个对话平台上把事情“说清楚”。可是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封建社会婚姻中常见的那样一种现象倒是时有耳闻——技术持有者出于对技术保密的心理以及法律、政策所允许的某些保护性措施，使得技术成果的信息不完全，就像一位护雏心切的家长，对自己的女儿娇宠过度，不让她抛头露面，同时又不论其长相如何，在自己看来总是貌美如花，因此希望她能找到一个上好的婆家；而对投资者而言，由于对技术了解程度有限，但出于保护自己投资利益及规避风险的本能，总想更多地获得有关的技术信息，可是科技成果这一待嫁的新娘却总是披着红色的盖头，在她与自己正式成婚之前，无论如何难睹芳容。于是，双方在成为亲家之前，总要先互为敌人，都想摸清对手的情况，而又往往云里雾里，不知所以，最后是“不打不成交”或者以告吹了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常出现技术持有者对技术效果的高估，而投资者迟迟不予投资的现象。如果信用制度完善的话，这些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但恰恰是由于不规范行为的泛滥，政府评奖制度以及中立性的技术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往往仍不足以为投资者采信，所以，科技成果使用者对一项科技成果的接受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成果持有者的声望，投资者的眼光、胆魄和运气。
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加之制度的失范，造成了以上的尴尬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当然不能是让科技成果使用者成为技术专家或者使科研人员成为项目经理人。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操作行为，确保科技成果评估机构的中立和专业化，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信度与效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6.信息的梯度转移问题。信息的梯度转移规律是指信息总是按照一定的层次和方向循序进行传递的。
由于知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在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甚至在接受者群体之间都存在着“知识差”[4]，由此也就难以避免形成“信息差”。这一差距的大小直接决定信息传递的速度、方向、范围和效果。“信息差”的大小决定了信息转移的梯度。梯度是指某物质的空间分布在一定方向上有规律的递增或递减的现象。实物的能量是沿着梯度最大的方向流动的：水向落差最大的方向倾泻，电向电位差最大的方向流动，热量向温差最大的方向传导，等等。然而，科技信息的传播扩散却与之相反。由于它是一种知识商品，如果接受的一方没有相应的知识、技术和经济基础，就很难接受、消化它。所以，科技成果是沿着应用梯度最小的方向转移的。
科技成果的生命周期与科技成果梯度纵向转移（由科技发达地区转向科技不发达地区，这是地域上的纵向转移；由发达地区的衰落型科技转移到落后地区变为先进型科技，这是时间上的纵向转移）规律，提醒我们要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努力推动科技成果的“平民化”和相关科技知识的“普及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
二、政策建议与措施
1.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建立公开公平的农技推广项目招投标竞争制度；改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个人发展条件，解决其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以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其次，制定政策，健全民间科技推广体系。以农民专业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科技推广组织是农业科技推广的新生力量，它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不足，填补了农业科技推广的一段真空地带。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民间科技推广组织的作用，积极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
第三，为涉农企业等中介组织提供良好的政策空间。融技术、产品、服务于一体的中介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将技术成果、技术转化、技术应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利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2.消除噪音，提高科技信息的信度与效度。消除噪音的关键就是要控制好信息源的信息行为。从理论上讲，科研人员、推广转化组织（包括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示范户都可能成为信息源。完善法律、行政管理和社会信用制度是消除人为信息噪音的根本。同时，缩短信息传输路径，减少中间环节，尽可能做到信息的直线传递，是减少信息噪音的技术手段。
实施信息的标准化是提高信息信度与效度的重要措施。农业标准信息是指反映农业标准的技术性文献。它不仅技术手段先进，而且通俗易懂，易于为信息用户所接受。农业标准信息对于建立科技成果的市场信誉，加快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努力做到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准确、规范，实现标准化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避免无效和错误信息的出现。
3.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效率。农业信息化程度决定了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速度与效率。要结合国情，注重信息技术的先进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采用多种信息手段，尤其是农业生产者喜闻乐见、易于采用的信息手段来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农业科技信息。
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通过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多种投资渠道，加大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的投融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网络化，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在线推广。超级秘书网
4.遵循信息梯度转移规律，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发展要求，精心选择技术信息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好科技成果和成果形式的选择工作，以提高产业化效率。同时，根据各地的经济、文化、自然等资源禀赋条件，以提升经济层次为目标，选择适合当地特点的适用科技成果，积极进行尝试，努力实现经济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5.建立完善、开放的科技信息管理体系。由于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寻求自我保护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其彼此间互相进行信息的封锁，以确保自己处于信息垄断者的地位。然而，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是，由于彼此间的不合作，极大地影响了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最终是打碎了科技信息垄断者获得最大利益的梦想，使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而科技研究、开发的投资者成为这一行为的最大牺牲者。建立完善、开放的科技信息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科技成果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各利益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保障。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信息本质，把握其信息特点，遵循信息传播规律，改善信息传播条件，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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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的粮食食品，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生活必需的；养殖业的肉蛋食品也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生活必需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应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外的涉农的可保风险，如财产险、人寿险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应为以下几方面提供保障：
一是为植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植物食品安全的农作物应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蔬菜、水果也应考虑适用政策性农业保险。至于棉花等作物，虽不危及食品安全，但因为是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作物，也应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是为动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食品安全的动物应包括：牛、猪、羊等家畜；鸡、鸭、鹅等家禽；养殖的鱼、虾、蟹等水产品。
三是为渔民渔船安全提供风险保障。从事海洋、大河捕捞的渔业生产，需要保险的保驾护航，应对渔民的人身伤亡和渔船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在上述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应主要承保旱灾、水灾、雹灾、风灾、冻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承保日常性疾病等动物死亡风险。对超出一般水平的巨灾，国家应另行安排救济和帮扶。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受益人是农户，但是农户获得保险利益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一是需要支付一部分保费购买保险，二是要在出现灾情损失时才能实现政府补贴带来的好处。农村可以实现人人有低保，但是人人皆保险尚需时日。所以，即使在政府补贴、龙头企业帮扶的情况下，农户购买保险也需要动员。在日本，加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例如，水稻、陆稻及麦类的栽培面积合计超过1亩或3亩(日本制，下同)，才有资格加入。同时，一定经营规模以上的农户又必须加入农业保险，例如，北海道地区的麦类耕作面积4亩至10亩的，必须加入农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模式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一是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带动农户参加保险，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基地型农户是指根据订单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农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的农户。这些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从农户的田间、地头和院落、场房进入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广大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比较紧密的生产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基地与前沿关系。农业保险通过对订单农户提供保险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产业化生产基地的稳定发展，稳固产业化链条源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适当给订单农户部分保费补贴，组织订单农户参加保险，降低了农户的保费负担，扩大了保险覆盖面；为订单农户提供保费补贴，加强了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度，保证订单农户生产稳定，龙头企业原材料供应充足，有利于龙头企业扩大再生产，把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二是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带动农民参加农业保险，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专业农户是指种养业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户。专业农户往往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密切联系，保险公司可以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向合作组织内的成员提供保险，充分发挥社员之间信息比较对称、联系比较紧密的特点，相对集中地开展较大规模的保险业务。合作社社员比较集中，养殖规模较大，多数社员已成为种、养专业户，风险意识较强，投保积极性较高，农户之间的示范作用较明显。同时，农业保险还对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有一个经营实体支撑，如饲料加工厂或屠宰加工厂，还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保险的开展上，有的合作社对参加保险的饲养户给予饲料或销售上的一些优惠，这就吸引了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从而扩大合作社的规模。
三是对传统农户进行保险。以县级为单位对大宗农作物进行统保，对传统农产进行保险。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以传统方式为主，生产经营相对分散、地域差异较大，特别是大宗粮食作物保险的承保和理赔难度较大。对传统农户的保险难度更大，而传统农户经营的往往是传统的种植业，急需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风险。
二、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帮扶方式
(一)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是全社会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重要渠道。农业保险的开办历史表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都无法维持下去。美国作为世界级的农业生产大国，农业保险也办得较好，政府的财政支持更是一大亮点。目前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经济支持大致包括：保费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比例不同，2000年，补贴额平均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业务费用补贴，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另外，政府还承担农业部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
(二)政府通过条件救济支持农业保险
即便政府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农户还是有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保险对于农户来讲首先是一笔支出，然后才有可能在出险后获得补偿，农民并不踊跃参保。即使在美国，也在实行了把购买农业保险作为获得政府其他支持的条件后，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才获得突破性发展。1994年通过的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鼓励农场主购买农业保险，进而降低农场主对灾害救济的潜在需求。它规定，除非农场主购买了农作物保险，最少也要购买巨灾保险保障，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农业保护计划中的其他好处，即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新设立)、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等四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令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了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令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的投保率迅速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到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三)政府通过立法支持农业保险
通过法律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范围、机构、补贴等各种内容和环节，使农业保险能够获得稳定、持续和透明的发展，不因政府官员的更迭而起落，不因市场的变化而消长。日本自1929年以来，有关农业保险的立法、制度及修改多达10部之多，对农业保险作物的品种、农业保险的准入条件、保险范围、承保方式、财政补贴、保险费率计算方法、保险费国库负担方式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也合理地利用了国库的财政资源，有效地保护了农户。
三、农业保险公司的营销渠道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三家试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从对农业保险的政策研究、立法劝说、机构设置、产品设计开发、销售渠道建立、人培训、定损人员培养、统计、精算、资料收集加工，以及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和教育等方面，逐渐获得了经验和方法，试点公司也渐趋成熟。试点公司承担了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的经营活动(销售、签单及其他服务)，具体实施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计划。试点公司还培训、管理、监督和使用保险人和农险查勘核损人。农险查勘核损工作由农险专业核损人来进行，查勘核损人需经过专业农业保险公司长时间的培训，通过考核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业。专业公司有动力、能力和愿景，将作为主业来看待，必将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试点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专注，不只是停留在领导的一般号召与员工的象征性响应上，而是深入实际探索农民的需求、要求政府的财政支持、教育员工精做农业保险。试点公司应根据区域特点制定农业保险发展规划，并在农业保险业务上始终坚持按照试点区域的特点进行设计和规划。例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吉林省是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i对国家粮食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该省近年来的畜牧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现实，公司在吉林省内主要规划开展玉米、水稻、大豆种植保险和规模化养殖保险，并主要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根据畜牧业发达，要建设中国乳都的实际，公司在自治区主要规划开办奶牛等养殖保险品种，并与当地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结合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根据山东省种植业、养殖业均比较发达，小麦等粮食作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实际，公司规划在山东探索开办小麦、棉花、蔬菜、水果等种植保险和奶牛、肉鸡、水貂等养殖保险；根据北京在发展都市农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郊区农业比较发达的实际，公司在北京地区探索以奶牛养殖和水果、蔬菜种植为主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通过两年多试点，农业保险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试点公司坚持围绕试点区域特点研发农业保险产品。比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吉林省等试点地区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是种植面积最大、关系农民数量最多、事关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品种，公司集中研发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粮食作物的巨灾保险产品。由于内蒙、山东、吉林、北京的畜牧业也都非常发达，各试点省区的畜牧业生产都逐渐呈集中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公司相继研发了肉鸡、生猪、奶牛、肉牛、梅花鹿养殖保险，并根据各地养殖成本、风险特点等因素在具体条款中进行调整，体现区域特色。同时，公司还针对试点地区农业经济特点，相继研发了经济作物草莓、烟叶等种植保险条款和朗德鹅、水貂等特色养殖保险条款。作为试点公司之一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保险服务，通过两年多来的探索，主要开辟了五个营销渠道。
一是与农业经营管理部门相结合的渠道。省农委领导的农业管理部门与农民联系密切，并在各个乡镇都有机构网络，人员专业性较强，素质较高，是农业保险业务的良好渠道。在吉林保监局和省农委的大力帮助下，公司与省农经管理总站签订了保险合作协议，全面启动并推进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二是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结合的渠道。公司与省农信社联社签署协议，利用其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广泛开展业务。公司在开业当天即与省农信联社签订了全面协议，公司各分支机构与当地农信社关系十分紧密。2006年，农信社代办农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全年为200多位死亡和伤残的贷款农户进行了赔偿。
三是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结合的渠道。公司已经与中国农业银行、省邮政系统等机构签订了协议，并与省农业发展银行正式合作。农村金融、邮政机构的兼业方式，在公司广开渠道建设的同时，也为农业保险在更深层次上的开展埋下了伏笔，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国外成功开办农业保险是和农村金融政策紧密相连的。
四是与农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相结合的渠道。农委所属的农机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农村也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公司通过这些部门开展保险业务，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开办成本，另一方面在防灾、防损和理赔工作上更容易得到投保农户的认同。
五是探索开辟农村个人渠道。两年来，公司在农村借助具有较高威信和素质的干部、教师等人员，通过统一的培训、考试，按照保险营销的架构和模式，组建起相对固定的农村队伍，持证上岗，持证率达86%。
试点公司的探索，为在全国开展农业保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方法、教训和渠道，具备了深入、全面开办农业保险的观念、态度、方法和实力。
关键词: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市场失灵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脆弱的农业,亟须农业保险的有力保障和支持,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我国农业保险经营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困境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①。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到2002年继续缩减为4.76亿元②,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特别是2003年,中国人保香港上市后,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不再经营大部分的农险业务。而据保监会的最新统计,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95亿元③,同比减少0.81亿元,增长-17%。
自2004年以来,专业农险公司开始浮出水面,9个省区市的农业保险试点也已经全面铺开。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农业保险发展的五种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保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二)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技术薄弱、人才匮乏等问题。另外,传统风险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1.有效需求不足。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2)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入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2.缺乏专业性保险从业人员。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目前我国保险从业人员大多数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没受过专门保险教育。而农业保险经营的复杂性、艰苦性,更是导致人才奇缺。因此,从业人员现状是经验型多,知识型少;保守型多,开拓型少;单一型多,复合型少;粗放型多,效益型少。数据表明,我国保险市场人才供需比例约为1:4。人才的极度匮乏,特别是核保、核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3.农业保险险种减少,发展滞后。我国保险业在经历了最初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大幅下滑,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保险产品的结构不合理,险种可选性少,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产品缺乏创新,一方面产品雷同多,细分度不够,达不到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组合效应。另一方面产品开发能力弱,更新换代慢。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到2003年底,农业险险种已从60多个下降到30个以下。
4.保险中介机构缺位。规范化的保险中介机构活跃在保险市场上,是现代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特别在农村保险市场中,保险中介人可以将保险公司的经营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节约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能起到服务于广大农民的作用。然而,以往我国保险公司几乎全部依靠自身的展业队伍承保农业保险,没有充分利用农村保险和保险经纪公司这一中介形式。
5.农民投保意识不高。农民对农业保险既力不从心,又心有疑虑。首先,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农业保险项目经营经常入不敷出,保险公司对其要求较高保险费率,而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其次,许多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意识差。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保险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是不相信保险的作用,许多农民由于受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很难相信保险对生产和生活的保障作用;二是依赖保险,许多农民买了保险后,高枕无忧,不积极参与防灾防损,导致损失扩大;三是道德风险严重,由于农业生产分散,保险公司监督力度不够,少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利用保险进行欺诈活动,把保险当作“摇钱树”,失去了保险的意义,触犯了国家法律。
6.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各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同市场失灵因素,也有技术风险因素和我国自身的制度环境因素。
(一)市场失灵因素
在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造成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失败、市场失灵的一般成因主要有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
1.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最先出现于金融文献中,指不能通过资产组合而分散的风险,在金融中,它是指市场风险。在保险中,系统性风险或巨灾风险是指使所有被保险人间的表现产生相关性的因素,即这种风险使所有的被保险人同时遭受损失,并且损失是巨大的。在农业中,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同类气候,如大面积的干旱、飓风、洪水等。农业系统性风险破坏了农业保险人在投保人之间、农作物之间或者地区间分散风险的能力,阻止它们发挥保险中介的基本职能:通过单个风险的汇聚而分散风险。农业保险人对系统性风险,需要保持充分的储备金,用以弥补巨额损失,这使保险的成本过高,最终可能使农业保险人难以承受而退出市场。
2.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因涉及农业生产的各阶段,保险标的大多是具有生命的动植物,因此,保险人进行风险判断、核保、定损和理赔的难度较大,需要具备专门知识和充分的信息,否则很容易出现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Quiggin指出了三种农业保险逆选择的情况:(1)假定保险合同规定,当投保人产量低于县平均历史产量时进行赔付,则那些产量通常低于县平均水平的农场主就愿意投保,而那些产量高于县平均水平的农场主则不愿投保;(2)投保如果每年重新确定,而且投保的截止日期规定得比较迟,农场主就会对是否发生气候灾害比如早灾进行预测,如果有可能发生就投保,否则就不投保;(3)农场主可能会利用熟悉土地肥力的优越性,投保那些具有较高产量风险的土地。[1]Shaik和Atwool测算出1997-2000年美国棉花保险的逆选择成本的变动范围为3200万美元—3.59亿美元。对于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Shaik和Atwood的研究表明:已投保的勘萨斯州生产小麦的农场对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比那些没有投保的农场每英亩少4.23美元,说明投保后保险人可能面临道德风险。[2]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论如何,都提高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筹集资金的功能。如果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农险产品的供应,或者根本不供应农险产品。
3.供求的双重正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另外的经济主体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使私人边际收益(或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或成本)发生了差异,而这种差异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就是某个主体的活动使另外的主体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某个主体的活动使另外的主体受损而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体现在农民对农业保险消费(或需求)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生产(或供给)两个方面,具有供给和需求双重的正外部性。(二)制度因素
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技术性风险,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成因,在各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将来也存在,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在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制度供给短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财政支持,成为国外农业保险的普遍特征。美国政府从1938年开始,就比较重视农业保险的制度供给,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业保险中的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使农业保险取得了相对成功。到2000年,美国可以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作物已达100多种,承保面积8000万平方公顷,占可保面积的76%;200万农户中有131万投保了农作物保险,占总农户数的65%。
在已经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中普遍实施政府干预。不少国家已把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以此来保障农民的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或是由国家成立农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或是由政府组织并提供补贴,委托大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具体包括由政府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对保险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如美国补贴30%,加拿大补贴50%,日本补贴在50%-60%之间,西班牙补贴20%-50%,菲律宾补贴56%等。发生重大灾害或农业保险准备金发生困难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实行免税政策等。
没有政府的介入,很难建立健全的农业保险机制。而在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制度供给却几乎一片空白。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保险人完全按照商业性原则经营政策性农险,风险较大,费率较高,也缺乏法律保障,在有些地方甚至被当地政府作为“乱收费”而强行停止。同时,农户也因费率较高、险种较少、保险意识不强等原因对农险需求缺乏应有的动力。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和“供给短缺”两方面形成合力,导致我国农业保险陷入市场失灵的困境。
(三)技术风险因素
在世界保险业中,农业保险一直被视为尖端,可以说是发展最缓慢的一类保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的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这种风险较大、没有固定利润的保险,因为农业保险与其他保险相比,在经营上存在一些难点。
1.保险金额难以确定。保险金额应根据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来确定,而种养两业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它们的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一般说来,农作物从播种或移栽后,直到收获,它的外表形态天天都在变化,它的内在结构也是逐日变更,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而成果却是在最终产品中体现出来。因此,农作物的生产,与工业生产有明显的不同,工业生产中每一过程,每一工序所生产出的半成品,具备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从价值角度考察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只能说它是处在价值的孕育阶段,不能在每一生长阶段都以独立的价值形态出现。这给保险金额的合理确定带来很大难度。同时,农业保险的标的具有商品性,这就必然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对保险金额也会起到冲击作用。
2.保险费率难于厘定。保险费率包括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个部分。纯费率是保险费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据此计算出来的保险费,足以支付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财产险纯费率制定的数理依据是保险金额损失率,影响保险额损失率的因素很多,其中危险事故发生的频率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其发生极不规则。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除直接危害种植业外,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的灾害程度差异很大,以往积累的有关危险事故发生情况的统计资料,对未来的预测作用不大。同时,由于经济、文化及其他原因,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进而使科学合理的制定保险费率十分困难。
3.理赔工作难度大。评估是保险正确合理实行补偿的关键。作为农业保险标的物的动植物处于动态的生命活动之中,本身就很复杂,加上各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畜禽品种不同和农牧业生产水平不同等,使它们受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农作物在每一个生长阶段,其价值都不相同,甚至同样品种的农作物,生长在同样土地和同样气候条件下,使用同样的肥料,而由于一些管理上的差异,它们的单产也会有较大的差距。这样,就使得农作物在遭灾后,难于准确估计其损失。养殖业保险损失的估计比种植业更为复杂,因为畜禽比农作物要求更严格的生活条件。自然灾害、不科学的饲养管理、疾病的侵袭以及某些不适当的经济政策等,都会造成家畜的大量死亡或重大损失。诸因素的交织,会给损失的计算带来不易预计的麻烦。
农险业务点多面广,被保险人分散四处,标的分布四面八方,标的一旦受损,现场勘察定额、赔付兑现等工作量很大,所需人力、物力较其他险种多得多,且时间要求紧迫。例如牲畜保险,牲畜死亡后会腐烂变质,查勘若不及时,则难以鉴定其原因,加之有的地区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理赔工作的困难。
三、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供给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问题,保险经营和发展的两难困境。就其原因,既有各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一般性市场失灵因素,又有我国保险业发展中的自身因素和我国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结合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为了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对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市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要改变经营方式,转变经营作风,以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另一方面,要完善和拓展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职能,克服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二是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水平。要大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农业保险意识,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以增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动机和能力。三是培育农业保险人才。培育具有专业知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农业保险人才,提高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的多层次需要。
第一部分何为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关于对农业的补贴具体的措施，我非常同意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把“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
3．3系统技术综合化。现有的专家系统在建模中多利用简单的数学回归模型，这种模型一般只考虑部分因素，而作物生产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建模时应考虑多因素的影响。目前，人工神经网络、模糊数学、随机模拟等多种技术的研究日趋成熟，将这些技术用于专家系统必然会增加其处理功能。尤其是在解决一些复杂问题时，人类专家有时很难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很难找出其规律，利用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知识工程师解决问题。
3．4系统应用网络化。进一步提高农业专家系统的智能化和本土化程度，通过网络传送走向田间将成为一种趋势。网络技术无疑可以弥补我国农业的分散与闭塞弱势。光纤化和宽带化的国家网络建设，为农业专家系统应用网络化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因此，未来农业专家系统在设计阶段首先要考虑网络化、数据共享问题。能够成功地在网上运行的系统才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用性，符合农业生产与管理的要求[12,13]。
3．5系统面向多层次设计。专家系统服务的对象并不都在同一个层次上，文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对象要求获取信息的复杂程度不同，所操作的专家系统和输出的内容复杂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开发不同层次的专家系统(如面向灌溉管理专业人员、农村技术人员、农户的灌溉专家系统)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14]。
3．6系统开发市场化。我国已经成功加入WTO，因此农业专家系统的建造不应忽视国际市场的需求，开发既能满足我国需求也能适宜国际需求的农业专家系统是必要的[12,13]。
3．7创造良好的农业专家系统应用的外部环境。目前，我国农村计算机的普及(包括上网)虽然初显端倪，但由于资金、条件和培训对象文化程度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推广和普及计算机依然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显不足，从而也影响了农业专家系统的更进一步推广应用。为此，必须从计算机技术培训人手，传播和普及计算机技术，并进一步在现有的有线通信技术体系中，减少农村缺乏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及农民文化素质低等重大障碍，改善农民的上网条件。另外，农业企业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之一，只有农业企业积极使用农业专家系统，大力推进电子商务，才能提供全球服务、提升企业形象、开拓潜在市场、增加企业利润，才能使企业信息化走向实务。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等特点，我国大部分企业分散经营，环境闭塞，信息不灵，传递不便，难以形成竞争优势。而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企业信息化能使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内外部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最终使农业专家系统更好地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5]。 4结束语
农业专家系统在生产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说，在农作物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都可以用到专家系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普及和各地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设想的提出，建设农业专家系统将成为加快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成为促进农业快速发展的积极动力。鉴于农业专家系统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可以预料，一个以农业专家系统为重要手段的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将在我国迅速发展，并将成为我国2l世纪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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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农产品
作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我国都市农业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城郊农业，最早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都市农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态势良好。
一、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
与传统农业相比较，都市农业具有发展导向的差异性、农业功能的多样性、产业间的融合性等特点，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开放循环的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要素流动，一产必然向二、三产延伸，二、三产自然反哺农业，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互促，是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度融合，农业的内涵不断拓宽。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工程和机械技术，改变自然环境，为动植物生产提供相对可控制甚至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和肥等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进行有效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产量和高效益等特点，是最有活力的农业新产业。设施农业的发达程度是现代农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种苗业。充分利用城市科技、人才、资金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良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农业高端产品，积极发展农作物良种、蔬菜种苗、花卉苗木、优质畜禽、名优水产良种培育基地和现代化包装业。
(三)农产品现代物流业。逐步在城市形成以大型物流企业为龙头，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和超市为基础，布局合理、辐射力较强的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促进现代都市农业健康发展。
(四)观光休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后出现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它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以田园景观和自然资源为依托，利用农村设施与空间，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经过规划设计与建设，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农业经营特色的经济区域。
(五)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园区是集科技核心区、科技示范区和科技辐射区三种功能为一体，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企业。它以企业化的方式独立运作，以农业科研、教育或技术推广单位为技术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中心，以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的示范、推广为手段，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并以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企业利润增长和农民富裕为目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六)循环农业。循环农业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等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满足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现代农业增长方式。
(七)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都市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并无太大改观，而都市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尤其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实践表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制约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都市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影响都市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
(二)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产品在市场运行中还存在较多的行政干预。农副产品的产销信息相对闭塞，其生产经营组织、营销手段和方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三)资金、科技投入不足。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的使用缺乏规划。都市农业是依靠大城市提供的高科技来发展的，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不到0.1％，农业技术推广费用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不到0.2％，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科技投入不足。资金的使用缺乏规划表现为开发项目没有重点，融资渠道不畅。另外，目前我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科技投入不够，主要表现在科技原创及突破性创新少，技术集成不够，新型资源整合平台缺乏，科技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
(四)政府规范和扶持力度不够。伴随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政府以新的经济活动规则来规范和扶持。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个权威的主管部门来统管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地方政府也不大重视制定都市农业发展规划，更缺乏具体的法规政策，使都市农业发展艰难。三、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对策
未来中国都市农业的发展趋势应呈现“五个化”：一是功能发展多元化；二是产业发展集中化；三是手段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四是经营国际化；五是农民高素质化。基于此，发展都市农业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改变农业单一生产功能的局面，迅速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市农业的多种功能包括：一是产品功能为市民提供优质鲜活的农产品。即使都市农业不能完全满足市民副食品的需求，也可起到补充调控作用，特别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为保证城市供给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生态功能为城市提供绿色生态屏障。如，水稻田既是耕地又是湿地，能有效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三是服务功能通过完善科技、认证、物流、会展、信息等服务平台，构架起大中城市服务全国农业的桥梁。四是就业功能使农产品供应链连接起各行各业，这不仅可为未来的都市农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也将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围绕农业的多功能性进行农业经营模式的转换。
(二)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都市农业。都市农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各区县功能定位，结合本地区自然禀赋优势来发展本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利用现代化的物质手段和区域内独特的优势农业资源，开发和生产出品质优、价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具有绿色或无公害特点的特殊农业类型。特色现代农业以“特”、“优”、“名”、“精”、“新”等为基本特点，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性。都市近郊地区发展以科技、精品、观光为特色的都市农业，其建设模式以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景观绿地、花卉公园等为市民体验农耕和休闲娱乐提供场所的观光型农业为主。远郊地区是农产品的主产地，以“优质、高产、高效”都市农业为重点，建设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垂钓乐园、少儿农庄等。>(三)创新都市农业的投融资机制，促进投资多元化。都市型现代农业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单纯依靠农民很难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入体系，都市型现代农业才能形成可靠的资金支撑。应加大对都市农业的投资力度，制定相关扶持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投资。政府支农资金在增加总量的同时，改进投入方式，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财政资金对投保农户予以保费补贴，提高农民抗御风险能力。
(四)培育都市农业市场体系，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借助城市发展起来的快速道路体系，农业物流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运输时间，延伸农产品的可达性和科技性，利用农业物流为农产品开拓市场。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业物流的发展。如，荷兰农业的高价值得益于其强大的物流系统。在荷兰，近25％的物流属于农业物流。荷兰的冷冻行业非常发达，人均制冷和冷冻容积量居世界第一。荷兰的航空货运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全世界65％的花卉贸易就是通过荷兰进行交易的。在强大的物流体系支撑下，荷兰农产品加工体系得到大力发展，而且精深加工的水平比较高。而农业物流在我国却是最为欠缺的环节。我国在发展农业物流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建立连接城乡道路体系和网络系统，从外部环境上给予保障。二是借助农业协会组织，把物流系统延伸到乡村。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提升产销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四是开发先进的采摘、运输、储存技术，减少农业物流中的损失。
关键词：现代农业；湖南；对策
发展现代农业，从国家层面来讲，无论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促进农民增收，无论是应对国际竞争，还是持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解决农业的深层次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富民强省的传统农业大省——湖南，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机遇，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现代农业的含义与特征
与传统农业相反，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要素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发达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现代农业属于农业的最新最高阶段。现代农业的特征非常明显，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生产条件现代化。即在农业生产中拥有机械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设备和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条件。凡是能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工序，都完全使用了机械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设备，代替了人畜力的工具。电力在农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电子计算机等自动化设备在农业中广泛普及，使农业生产逐步走向工厂化、自动化。
第二，生产技术科学化。即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技术，代替了单纯依赖经验的传统技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如种子、肥料、农药、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水利建设等，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已经越来越需要依靠深入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农业生产由经验转到了科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第三，生产过程社会化。即农业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企业分工日益发展，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原来在农业生产中的许多生产过程，如繁育良种、肥料制作、饲料加工、农机具修理、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不断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系列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产前和产后部门。产中与产前和产后部门的广泛联系，又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即农业综合经营。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商品化水平，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完全商品化的产业。
二、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农业的关系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本国工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的一条现代化之路，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创新。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农业客观存在着一种相互联动的发展关系，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势必给农业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新型工业化实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战略，将促进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众所周知，在当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先进技术。其中，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部门的各个环节，也将使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跨越式变革。其次，新型工业化突出科学技术进步，强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它将带动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产业化。当今世界的农业竞争集中体现在高新技术在农业的应用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上。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左右，湖南省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是57%。再次，新型工业化强调正确处理资金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即在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要求发展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这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土地的集中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三、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基础与总体思路
（一）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基础
湖南是一个传统农业大省，长期以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该省农村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显著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持续稳增的历史性转变。当前湖南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机械化逐步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稳步发展，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出现了一些现代农业的范例和雏形，这为该省现代农业建设奠定了较好基础。湖南发展现代农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制约着湖南农业的继续发展。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土地经营规模小；二是农业收入低，农民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农业人力资本缺乏，农业科技提升困难；四是农民分散经营，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五是投资效益欠佳，农业资金匮乏。
（二）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
通过对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两者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发展湖南现代农业的现实基础条件的深入分析，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应是：坚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继续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进一步壮大湖南的食品加工业，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集群；立足中长期内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客观现实，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具备完全市场能力的经营主体；加大政府无偿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农村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条件；着力推广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发展应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能力；搞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四、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方向
（一）大力推进湖南农业标准化，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切入点
标准化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于一体，具有科技推广和科技管理的双重性，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十分重要，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石。当前，湖南推进农业标准化要从标准制定、组织实施和体系建设3个方面同步展开：修订农业地方标准，建立与国际、国家标准基本配套的标准体系；加大农业标准的实施力度，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培育农产品品牌；加强农业标准化组织体系建设，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农业标准化研究和服务队伍。
（二）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提高加工深度是增加农业效益的根本措施，强大的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带动力量，没有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发展精深加工和培育龙头企业放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对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按照市场运行机制，尽快形成一批像正虹科技、亚华种业等产业关联度大、技术装备水平高、带动能力强、多种类型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坚持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一起上的原则，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使更多的龙头企业进入省级和国家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列。
（三）革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现代农业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模式，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转变传统小农意识，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应鼓励个人、集体、单位、社会团体创办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探索多渠道、多区域、多层次的联合与合作。支持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建成有经济实力的独立法人实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农业企业化等试点，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营组织的新形式。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以长株谭为中心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批发现货和期货交易中心，在环洞庭湖等优势农产品集中产区，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辐射能力强，有特色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交易和管理机制。加强农业企业内部管理，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公司制改造，创建农业企业品牌，发展合作农场、农业股份公司等有规范产权组织的公司型农业，实现从生产者管理到消费者管理的转变。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物质基础，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施，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农业。应从农村公路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网改造和信息化建设、乡村清洁工程等方面，着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现代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要积极实施农村公路通畅和通达工程，争取5年内实现所有的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70%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大力实施沃土工程，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逐步改造中低产田。加大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建立完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保障体系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体系。全面实施“户户通电”工程和新农村电气化“百千万”工程，改造农村电网。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资源，积极实施“百乡千村”信息化示范工程和“通信扶贫”工程，使广大农民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生产生活中的各类信息。以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为核心，大力实施农业生产清洁、农村生活环境净化、农民生态文明意识提升3大工程，建设良性农业生态系统。
（五）加快重大科研成果转化推广，提高农业效益
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小，未来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生物技术，以生物技术的突破来带动农业效益的提高。湖南应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技兴农力度，依托隆平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重点支持水稻、棉花、柑橘、畜禽等主导农产品的良种繁育、生产加工技术研发。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建立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推广超级稻、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科技成果，提高该省农业科技贡献率。
（六）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信息技术是第3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成果，只有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才能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新飞跃。湖南要加快农业信息服务业发展，加强对国内外农业生产与加工信息的收集、整理，运用网络、媒体、电话、中介服务等多种手段及时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改造和完善农业信息网络系统，加快县级信息服务平台和乡镇服务站建设，不断拓展信息服务新领域。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搞好农作物估产、土壤监测、灾情预报等工作，提高农业管理水平。利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加强农业资源管理，提高计算机技术在节水灌溉、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反季节农产品生产等领域的应用水平。加快湖南省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大力发展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利用各种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支持农业科学规划与经营管理，沟通产供销渠道，促进农业现代化。
（七）加快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代农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湖南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要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一项关键任务，努力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共同进步。要坚持需求导向、生态优先，生态和产业相互促进，加快培育公益林，大力发展商品林，合理利用森林资源，营造良好生态，建设绿色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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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体上是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落后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且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并于2003年后转为逆差。在结构方面，除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林产品和大多数农业原料产品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中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产需形势的预测，除大米外，玉米、小麦、大豆、棉花和豆油在2005-2010年间都是净进口，其中玉米、小麦和大豆的进口增长幅度较大，与2005年比，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198%、73%和40%。大宗农产品进口激增，对相关产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势必造成严重冲击。从农产品贸易环境看，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均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2007年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平均为62%，我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已降至15.2%，并且削减、取消了大批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在出口方面，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除频频遭遇技术性壁垒外，也是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
从农产品贸易的趋势看，随着WTO谈判的进展，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情况将得到缓解，农产品贸易将会逐渐更加自由和公平。但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加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及农业部门的压力，WTO多边协议首先会造成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在“箱”间的转移。我们对农产品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还不能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短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无疑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我国反倾销制度在农业领域的缺陷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反倾销制度要想在农产品贸易中取得效果，尚存在以下缺陷。
1、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尽管《WTO反倾销协议》赋予了相关产业在受到倾销损害时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权利，但同时又对申请人的条件和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此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均可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第十七条又规定“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这种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定，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比较健全及以农场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似乎不成问题；但对于我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产业组织尚不健全及以农户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事实上等于剥夺了农民反倾销申请人的资格。
2、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能力问题
反倾销调查由申请人通过提交申请书的方式提出申请。在《WTO反倾销协议》的基础上，《条例》对申请书的内容也做了详细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书应包括如下内容：“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对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的完整说明；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数量和价值的说明；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条例》第十五条又规定了申请书应当附具的证据：“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又附加了如下三条内容：“损害的类型，是指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如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还应当分析进行累积评估的原因及理由；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及其他证据材料。”可见，申请人不仅应该掌握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信息、相关产品的数量及价格信息，还需具备对国内产业影响的总体评估能力。同时，对倾销、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的复杂性，即使通过地方性产业组织的联合或其他方式具备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人资格，也很难有能力提供一份信息充分、证据确凿、符合要求的申请书。在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立案调查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
3、政府保护的有效性问题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商务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也“可以立案调查”，这就从法律角度赋予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反倾销调查是以维护行业或企业的利益为直接目标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某一具体产业的代言人，更不是某一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未接到申请，但却有“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决定立案调查，也必然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经贸关系等角度综合考量，而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产业的具体利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总体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承受一些贸易伙伴国巨大进口压力的背景下，国家行政机关就更加难以自主做出对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决定。
因此，由于国家利益和某一具体产业利益的不统一，不代表产业利益的国家行政机关并不会忠实履行反倾销申请人职责。国内外大量的反倾销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反倾销立案调查都是由企业或产业组织提出申请的。
三、在农业领域增强反倾销调查可操作性的建议
1、思想层面
（1）牢固树立反倾销是维护公平贸易的手段的基本观念。反倾销是WTO赋予缔约方反对不公平贸易、保证市场平等竞争的正当手段。由于各国农业支持的出发点不同，对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强度也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更是保障农民利益、强化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不平等竞争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反倾销等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正当的，也是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2）彻底放弃用农产品平衡总体贸易、缓解进口压力的想法。首先，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跨国公司大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差额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国真正的经济贸易利益。个别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无非是投资和贸易替代关系的显现。其次，中美、中欧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无法单靠农产品就能实现平衡。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施加压力，其本意也是从保护国内农业利益出发，是国内农业保护政策的国际延伸。因此，任何的妥协和让步，换来的只会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缓解贸易压力不会有真正帮助。最后，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公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用农产品平衡贸易，靠弱势的农民群体承担开放成本，本身也是缺乏全局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政策主张。
（3）根本转变靠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思路。有人认为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但农产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物资，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对于大宗主要农产品都要自己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同时，目前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扭曲和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此促进结构调整也很难实现优化的目的。另外，农产品的结构调整还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严格约束，不但过程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其结果也很难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分工。前些年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并未因此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中去，而是造成了粮食产量和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下降。因此，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应该靠国家宏观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政策来保障，靠扭曲的农产品贸易来促进显然是不合适的。
2、组织机制层面
（1）创新农民组织，建立产业协会。目前我国以农户生产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仍然要个体农民面对高补贴与规模经济下生产的国外农产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的冲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产业组织是现实的选择。
（2）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进口设立反倾销调查警戒线。当某种主要农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进口数量的增长或价格的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商务部应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授权，自动启动反倾销调查立案程序，以解决在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错位问题。
3、技术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