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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1]陈思和.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寄给郭沫若与仿吾[J].创造周报，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
[5]汪淑.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
[6]妥建清.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追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喜欢鲁迅，喜欢他的作品，更喜欢他的性格！
喜欢鲁迅，喜欢他的真情，更喜欢他的思想！
喜欢鲁迅，喜欢他的才华，更喜欢他的勇气！
鲁迅先生，是中国白话文的奠基人，是为中国做出了伟大奉献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拿起笔成为了的主将。1936年10月19日，这是一个由泪水汇成的日子，鲁迅先生放下他心爱的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这样说，他也这样做了。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里，在那个写满悲苦的记忆里。只有用他手中的笔写下他心中的悲愤，记下他对时代的呐喊。他手中的笔仿佛一把刺向敌人胸膛的利剑，他的作品仿佛一盏驱散黑暗的明灯。
《呐喊》《彷徨》《坟》《野草》……这一本本书中系托了鲁迅先生太多太多的感情，太多太多的思考。正是因为他的不朽杰作，让那个时代的人们看见了希望，看见了曙光。而在今天，他的作品依然给我们是心灵的震撼。如果，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他的出现，人们也许会感到迷茫。如果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他的出现，也不会有那么多不朽的篇章震撼着人们的心。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一股动力，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
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片天空，那么，鲁迅先生一定是那一颗永远最亮的启明星。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首嘹亮的歌，那么，鲁迅先生一定是那一段的旋律。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五彩的花园，那么，鲁迅先生一定是那一朵最艳丽的花朵！
我喜欢鲁迅先生！
一、古典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三、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国的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四、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我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文学在我国取得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就我国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不仅有其独有的特征，而且还对古典文学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古典文学给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相当广泛的，同时还表现在诗歌、散文以及小说和戏剧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对我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深入挖掘古典文学的精华因素，加强古典文学因素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加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结合，探索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途径，以此来加强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摄取古典文学的精髓，促进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作者：刘莹单位：哈尔滨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局
一、现代文学定义及本质
现代文学是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是属灵的。然而中国古代文化主脉儒家，讨论的仁义礼信缺少灵魂叩问的资源。文学以影射社会生活为基础从而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随着社会的变化，其形式和内容正在发生变化，现代文学带有大量的体现知识经济的特征，与传统文学倾向于精神文化不同，现代文学更加倾向于在文学交融和包容中体现的工业文明。现文学的本质是不是在个别文学样式，而是有过去和现在的文学现象所构成的多样丰富，文学是一个发展的，形式种类多样的艺术。
二、中日现代文学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五四”与文学革命，是在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迪，对我国文学进行改革用以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方面进行了文学的改良。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人民的文学，大大增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现代文学以表现社会大众的生活、改造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根本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大增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家鲁迅及其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中的现代文学家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呐喊》与《彷徨》达到了代表时代和民族思想艺术的巅峰，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代表，还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很多著名文学大家，如朱自清、冰心、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徐志摩、闻一多等；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受到外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是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以鲁迅的《伪自由书》、《二心集》，的《日出》、《雷雨》，巴金的《家》为代表的中外影响融为一体、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及艺术个性的文学作品，标志着现代文学艺术上的日益成熟；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以鲁迅的小说集为代表，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史前发展，在公元初进入文明阶段，随后，日本走向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其文学特征。日本文学在近代前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的短歌行是的文学最为发达，后发展为连歌等，随后散文发展，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相继发展。日本文学的性格是纤细，含蓄的。日本文学得而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监护时期的“闲寂”到后来大变革，日本全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在洗手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床在了我遍体汉文，假名等，从而创作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大化革后日本文学有得到了飞速发展，相继出现奈良平安文学和江湖元禄文学。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日两国文学虽然彼此相互影响,但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作用,因而中日文学在文学主题、文学功能和文学表现风格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中国文学主题偏重明志载道,日本文学主题偏重人情况味;中国视文学为经国大业,日本作家常以游戏心态对待文学;中国文学表现出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日本文学则变现出纤细小巧的审美意识。
三、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及差异
（1）中国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二日本文学是玩物游情的文学，是超现实主义的文学。
（2）中国文学注重文章“风骨”，贵在“言志”，文章以恢宏壮观，主旨鲜明，文理通达为上。而日本文学则是重“意趣”，崇尚“言情”，文章优雅，薄幽轻快，以虚幻灵力，朦胧微妙为佳。
（3）中国现代文学主要受儒家用世思想影响，日本文学主要受佛道遁世思想影响。
（4）中国现代文学大多与政治，，社会相关。中国文学是官吏作家化的，非个性主义倾向。中国作家习惯性的俯瞰社会，目光投向芸芸众生，但较少袒露自己。日本现代文学则是脱政治性的，大多与宫廷妇女，隐逸者相关，文章存在大量暗示及余情。
写鬼写妖技高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为蒲松龄提的对联。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
姚玳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おお
从《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到《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以下简为《文化演绎中的图像》），学者姚玳玫一直在努力探索与实践的是，如何对文学作品与包括了摄影、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作品这两者，通过精细解读的方式来建立起某种有关近现代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无论是讨论女性有关自身的表征实践，还是讨论文学与图像之间的互涉关系，姚玳玫始终把她对于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的仔细梳理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脉络中。所谓“文化演绎”，在她看来，那就是之后“‘文化’面临着被重新组织、编码、解释、赋予意义这样一种现实”。而在发生于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改革实践中，她认为“图像作为一种符码”，参与了“新的文化意义生产与交流的实践”。图像叙事因此“被纳入到近现代文化叙事的主渠道中，成为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循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结合对于文学文本的细读，来审察近现代图像叙事的流变生成，于考察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和循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一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美术个案的解读，姚玳玫要处理的是语言与形象的关系。但她在此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兴趣，其实更多地在于探讨形象作为一种符码，它能够说什么或者说它不能够说什么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与语言相异的形象这个媒介所产生的表征与表现以及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交流的问题。当然，对于文化本身的讨论，更吸引人的是把对于语言与形象这两者关系的讨论统合于某种更为整一性的阐释实践中，由此更鲜明地揭示或者生产出某种新的意义与认识来。《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也是这种努力与具体实践的一个具体成果。
《文化演绎中的图像》的第一章讨论图像中的女性形象的型构，包括了为时事新闻和文学作品做图示说明的插图、肖像摄影、女性自画像、出自男性画家之手的女性绘画形象等多方面的特质各异的表征手段与实践。如果说插图这一形式决定了它要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文学与新闻叙事的话，那么本书中讨论的肖像摄影，则包括了从确认深宫中的女性身份地位的肖像照片到经过男性之手流入消费过程的女性肖像，以及成为国族话语中的象征符码的名人肖像照片等多种形态。她对这些照片的讨论，既顾及到肖像摄影的多种形式，也同时呈现了一种肖像摄影作品形态的丰富的演变过程。而自画像这一样式则更具有一种相对独立于文学的表征自主性，因此也可能更有利于作为创造者的女性用之于探索与建构自我。因此，被姚玳玫所聚合在本章中的各类视觉艺术样式及作品，其实服务于她的一个根本目标，那就是考察时代变迁中的同时作为创造者与被观看者的女性所承载的社会角色与作用。由于焦点锁定在现代女性形象的构型与变化这个问题上，因此她在这里所讨论的，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社会性别（gende）与样式（genre）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即gender与genre之关系也。我们看过她的细致的讨论，不得不发出这样的问题：在无论是女性表征自我还是被表征的实践中，样式是可能中立、超然于女性形象建构这个问题之上吗？因为社会性别而被派定了角色之后，是不是还存在着根据被派定的角色再来派定样式而表征之的可能？当然，这样的讨论，最终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个问题。
而本书第二章则专注于讨论中外现代美术在中国的传播/变形以及伴随发生的各种问题。比如，姚玳玫从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等四个中国文学家对于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集所写的四篇序言着手，从译介这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理解展开读解，来讨论她所说的“图像背后的文化制衡”的问题。通过对这四个中国作家的不同序文的细读，她发现，对于麦绥莱勒的四个不同作品，四个中国作家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再叙述。在她看来，鲁迅是左翼叙事，郁达夫属于城市叙事，叶灵凤当然是个人欲望叙事，而赵家璧却无法摆脱通俗言情叙事的束缚。这四个中国作家同时阐释一个外国画家的不同作品，在当时罕见，而且因为这种分属不同文学取向的阅读分配而使得我们对于麦绥莱勒的作品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可能。她同时也发现，这种通过译介来突出自己的文学观，以一种主动为之的解释（也是某种扭曲）来使被译介的作品就范、服务于自己的现实观与文学观，使得译介这个过程成为了姚玳玫所说的“自我与他者不断在消除对立性、互为吸纳、改造并获得整合、统一的过程”。而这也许就是图像在文化演绎中所面临的命运之一。图像既在进行具有自主性的叙述，也同时被其他形式所叙述，而且在这种被叙述中，“图像叙事的能指不断扩大”。
对于这样的跨越了文学与美术这两个不同学科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其困难自不待言。姚玳玫在充分意识到了不同文本的属性有明显差异而且研究方法也较难统合的前提之下，尝试在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过程中考察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显然是一个艰难但同时又是充满了诱惑与可能性的任务。
论文摘要：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中“翻译诗学”的价值，是通过借鉴并民族的优秀文学文化，或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这抓住了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把它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促进本民族新文学文化的再生。这种戏剧译介的“翻译诗学”思想的创建，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的思维方式，丰富中国几千年延续承传的文化精神。
引言
20世纪初，中国现代主义一些作家眼光开阔，除了极好地继承我们已有的戏剧创作成就，并加以改造创新之外，还把西方戏剧通过文字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戏剧欣赏视野大开。郭沫若的西方戏剧翻译，涉及到了较为深入的人生意义价值理解，并让我们借鉴真正的艺术表现方式，开展救国救民的光辉大业。同时，郭沫若把西方戏剧文学的精髓通过深刻的感悟，加以改造以适合中国国情，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理解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不再认为西方戏剧只是在舞台上靠着肢体语言展示人生价值和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从而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这挖掘出了现代派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郭沫若力图以此完善的“翻译诗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从戏剧形式上去展示一种新的译介表现方式，让“象征”性元素和理念在他的作品中肆意彰显和张扬，并把这种象征主义色彩大量地运用到他的戏剧创作意识和想象当中，这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极具代表性，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译介风格。
一、郭沫若戏剧“翻译诗学”与信仰诞生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西方戏剧文学译介最有成就的是郭沫若，其立足点则基于拯救中华民族于火热，其译介精神和手法也让当时中国一些戏剧作家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他的“翻译策略”或“翻译诗学”主要是体现在对西方戏剧文学的感知和感悟，着力挖掘以往任何译介者未曾发现的、全新的戏剧文学的理解视角，尤其是他对于戏剧人物的特征性感悟。郭沫若在译介过程中最为青睐的作品是德国歌德的表现主义戏剧《浮士德》，他的翻译把浮士德博士一生的传奇经历，按照表现主义的基本方式予以了概括性的总结，·带有明显的西方现代哲学和思想的合理化诠释。其表现的“浮士德精神”象征着中国文学精神和信仰由“右翼”变成了“左翼”思想主题。
在20年代末，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除了本身保留着中国现代话剧的基本元素之外，还显现着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某些元素。郭沫若曾经在创作他的历史剧时，就表现出了他那西方表现主义的神奇想象，他的思维方式和那些躲在书斋里抒发怀古的幽思、弹奏个人哀愁的资产阶级历史剧家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他创作的历史剧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游戏之笔和侃侃而谈，也不是去单纯追求情节神秘、古怪的猎奇之作。而是为了激发起“更多的志士仁人”的革命斗志和反叛热情。可见，他对《浮士德》等戏剧作品的译介，把人性灵魂的深刻探索领悟得淋漓尽致，他甚至能够把它们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加以审视和考察，力图在这样的高度把人性特有价值予以反醒和质疑，以期进入他理想中的“真正把人当成人”的时代，或者是以自己的鲜血，“献给现实的蟠桃”①；为正在为新生活而奋斗的人们多争得一些有效的利益和“得到一些好处”。②显然，郭沫若的这种对于历史剧的理解和创作方式，是受到译介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的《约翰·沁孤戏剧集》影响的。约翰·沁孤生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所推崇的戏剧基本主题就是“人本”和“人性”观念，尤其是极为崇尚“人性”价值的最终实现和完善。他期待把众多的社会地层的人们的生活疾苦提到社会的关注上来，被更多的人所瞩目和感受，以便可以为解脱疾苦而呐喊、斗争。受此影响。郭沫若从来就是提倡戏剧文学创作能够“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③这表明，郭沫若在思考历史真实性再现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关系时，强调任何作家都不能局限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描写，过分地去注重历史的真切而忽略文学本身所要求的艺术化特质，从而他强调“以虚代实”，用艺术的虚化去取代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约翰·沁孤的戏剧剧本《骑马下海的人》中，所表现的浓重悲剧气氛就是西方戏剧家充满想象里的特殊创作手法。这部作品在当时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独幕悲剧。因为它在构思和结构上有着古希腊悲剧的想象性和虚构性成分，它一方面歌颂人与大自然的坚忍不拔的顽强斗争，另一方面又在表现生存的残酷性和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性。郭沫若的翻译目的是要以此给中国的人们以感奋力量和拯救精神，虽然时常可能面对一些自然灾害，但是每一个人应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这说明，郭沫若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较好地抓住了这部悲观主义海洋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内在感召性实质和精神支撑，那就使得我们看到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的《骑马下海的人》中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那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的迷茫心理。同时。作者还让剧本平淡的风格中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战胜自然的震撼力，这和中国现代时期要求人们起来扫除面对的各种艰难险阻联系起来。
二、郭沫若“翻译诗学”的社会功能价值
郭沫若通过戏剧文学的译介，展示了中国新文学时期翻译文学的历史功绩的存在必要性，这与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脉相传。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被排除在现代文学的叙事研究和考察的范围之外，解放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不承认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意义，翻译文学也成了文学史上不受宠爱的“弃儿”。其实，综观历史资料，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它的作用是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创作思维和文化视野，并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发生过巨大的冲击。事实上，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曾经担负过中国现代时期的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无时无刻不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有着先见之明，曾极力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即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然而，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真正重视而进入现代文学史，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还是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正常的，这在于人们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偏差、理解偏离和历史描述错位等方面因素造成的。虽然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但是，由于译本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来自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就效果而论，翻译就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必须承认，郭沫若对于西方戏剧文学的译介，体现了当时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新文学主义者力图探索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趋向，以及寻求有效的革命理想实现的途径的人生追求。这表明。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戏剧文学作品完全能够与中国的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与之产生深刻的共鸣。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华伦斯坦》就是最好的应证，它们的译介不仅体现了他们两人在西方社会语境中的人生追求，也深刻体现出大批的中国社会有志之士的时代精神追求。虽然《浮士德》是一部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改变的诗剧，它是结合当时整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德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而创作的政论性诗剧，刻画了一个热衷于政治和人生追求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一形象也展示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不满现实和无法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他们苦于对于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生活道路的努力探索。郭沫若在译介中，切实把握住了文学作品译介的基本要领，把主人公浮土德，这位文艺复兴时代德国的一个充满政治和理想追求的巨人形象，归纳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产生的人生追求精神，这无疑体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有的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风貌。《浮士德》本身刻画了一个永不满足的、个性化的、执著于追求政治和美学目标的浮士德博士的艺术形象，郭沫若在1919年最初翻译时，就感其内容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是厌倦那些枯燥无味的无庸知识，对自己选择的学医道路倍感失望，内心充满苦闷，对科学产生了反感，认为“学枷智梏”。可见，郭沫若是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没有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⑥而且，“化境”的翻译是永无止境的。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西二条，是建国后最旱建立的“人物传记性文学博物馆”。该馆的前身为原西三条的北京鲁迅故居，1954年在故居旁兴建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落成开放。1994年扩建后的新展厅是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与故居相邻。该馆占地1.3万平方米。
鲁迅（1881一1936），渐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故居内为“鲁迅故居旧景陈列”，这是一座精巧的小四合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一直保持着当年先生居住时的模样，南房是会客室，北屋东西两房间分别为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夫人的住室，中间一间为餐厅，北屋当中一间向北凸出一小间，面积仅8平方米，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即着名的“老虎尾巴”，先生自称“绿林书屋”，陈设十分简朴。东厢房辟为展室，举办“鲁迅在北京西三条21号”展览。 网kt250.Com整理该文章……
该馆在1993年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青少年“两史一情”（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国情）教育基地。
Asks the Possible to the Impossible， "Where is your dwelling1）-place？"
"In the dreams of the Impotent2），" comes the answer.
“可能”问“不可能”：“你在哪里居住？”
“在无能者的梦里。”对方回答道。
赏析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音乐家、画家。泰戈尔的诗作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文字优美、感情真挚、思想深刻。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包括《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园丁集》（The Gardener）、《飞鸟集》（Stray Birds）、《吉檀迦利》（Gitanjali）、《流萤集》（Fireflies）等。1913年，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一代作家。本诗选自《飞鸟集》，它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共包括325首无标题小诗，它们多是短小精悍的隽语，通常只有一两句话，但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寓意深刻、充满哲理、耐人寻味，凝聚着诗人对自然、对人生的点点思绪。
本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可能”与“不可能”人格化，以对话的形式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读完第一句诗，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可能”要问“不可能”住在哪里呢？读到第二句，读者就会蓦然醒悟，原来是因为“不可能”竟然居住在无能者的梦里。其中蕴含的哲理不言自明：对于成功者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无能者来说，即使做梦，梦到的也是种种不可能。美国著名女诗人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写过这样一句诗“I dwell in possibility （我居住在可能中）”，它与这首小诗所蕴含的哲理可谓相映成趣。小诗的用词也颇具特色。诗中的三个“人物”：“可能”“不可能”和“无能”都是以定冠词加上首字母大写的形容词的形式来表达的，表示拟人化。“Possible”和“Impossible”属于同源词，“Impossible”和“Impotent”则首韵相同；三者在词形和语音上都相互关联，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来说都颇有情趣，令人难以忘怀。
历史上任何一派诗歌发展就像河流都有其源流，如宋代“以文为诗”之诗派，其代表人物主
要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轼和辛弃疾等。宋代的这一诗派是继承和发展唐代韩愈（768－825年）的诗歌创作理论。自中唐以来，诗歌出现了柔弱浮荡的风气，韩愈为了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主张以写文赋的笔调创作诗歌，以古风的音律统领诗律，因此他创作的诗歌才力充佩，想象奇特，气势宏伟和不同凡响。诗歌发展到北宋苏轼（1037－1101年）那里，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良好创作方法，同样是“以文为诗”，他却能客服前辈欧、苏和梅等浅率苦涩的缺点，而能把诗写得英发精警和流畅婉转，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语言的才情。和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1045－1105年）则开创了另一诗派，这就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师道、陈与义、韩句、吕本中和曾几等。苏黄二人同朝为臣，但他们在诗学上的主张却迥异。黄山谷的诗歌源流主要出自唐代杜甫，杜甫作诗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喜欢以事理见闻入诗，在音律上讲求格律精严，还把诗写得拗削兀奇。这些手法都被江西诗派所继承，江西诗还发展出了著名的“瘦硬”诗歌美学。正因此，黄庭坚的诗歌写得意象新奇，字偶奇特，句法烹熟，音节精准拗削，而且可用“生新瘦硬”的审美特征来概括。
我国诗歌发展到清代，诗坛又出现了新的流派嬗变，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如“性灵说”、“童心说”、“神韵说”和“格调说”等诗学理论的出现，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明末清初，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叶燮（1627－1703年）《原诗》诗学的出炉，使诗歌文学发展到登峰阶段。宁都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大好机遇下发展起来的。按照易堂九子之一彭士望的观点，宁都古代诗歌大部分继承了江西诗派。我观宁都古代诗歌，为何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是得益于我国清代高度成熟的诗歌理论。
传统诗词发展到今天应当革新，它寻求革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利用现代诗歌和散文改造传统诗词是很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当代人要走的“以文为诗”之路。当代文学主要指20世纪8、9十年代的现代诗歌和散文。从这些当代文学中可供借鉴的协作技法大致有：意象堆积、跨时空和时空错乱情节安排，潜意识自动写作法和通感拟人以及悖论等修辞手法。所谓意象堆积指人的思想情感靠意象群来表达，而跨时空则指意象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时空错乱则指意象的排列没有时间和空间顺序。
在处理主客观关系上，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意象法。在处理抒情表现手法上，采取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典文学大概属于高雅文学，它的气质雅正，它的风范儒仁委婉。而现代文学属于通俗文学，它的气质庸俗，它的风度平凡猥琐。在形式上，古典文学的缺点在于辞藻晦涩，音格繁琐套式，而现代文学的优点则是语言流畅，不受音格语言之束缚。正因此，现代诗词的发展就是要走古典与现代相互补充之路线。作者在多年的现代诗词写作实践中，还借鉴了江西诗派和宁都诗派的许多创作规则。如“瘦硬”理论和“风雅”诗教理论以及重真气理论等。我希望，随着写作技巧的不断成熟，现代诗词的艺术水平一定会超过前人。
2013.1.2
谈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文学创作之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然无为法，二是人力有为法。这里所谓的创作方法指作家在进行创作中的心理方法。这种心理方法主要包括处理主观和客观，如作家在处理客观事件和景物时的心理方法。这种方法要么顺其自然不作人为控制，要么受人的思维控制。在过去坚持前种创作观的人有先秦的老子和庄子以及魏晋时的谢灵运等。坚持后种创作观的人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以及魏晋时的陆机和张华等。前者的方法可称为“解衣般礴”或“出水芙蓉”，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则称为“意识流”写作。后者的方法可称为“错彩镂金”或讲究辞藻与章法等。前种方法有自然之美，更重神似。后种方法有雕饰之美，更重形似。
当文学批评发展到北宋时期，继承以上两种创作观的人又有了新的代表，他们是苏轼和黄庭坚等。苏轼作文主张“无心为文”，而黄庭坚则主张“有心为文”。这两种创作观的含义和区别如何呢？所谓“无心”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减少人为的干扰，坚持“随物赋形”，即万事万物的形态如何，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如何。主张描慕自然而不加创造。所谓“有心”指在文学创作中要增加人为的干扰，在词法和句法上要精工细雕。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质和前面提到的创作观完全相同。
当文学批评再发展到清初时，又出现了“学人之诗文”和“文人之诗文”。前者以顾炎武和屈大均为代表，后者以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为代表。所谓“学人”和“文人”之分，应指作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非方法。“学人”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是“不应为文而作文”，即不要去刻意做文人，所以做文人只是完全为了救国“致用”所需。而“文人”作家则不同，他们不关心社会和人生，而是专门研究文学和做文人。由此可见，所谓创作态度也是指创作方法，而以上提到的两种创作态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面提到的方法。
在现代，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分两种，而且这两种方法和古代的两种方法完全相同。第一种叫自然流露法，第二种叫有意雕饰法。当作家处在物我两忘和人与环境为一时，人的思想感情就能借助景物事件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过程不需要人的思维控制。这就是“自然流露法”。对于后种方法则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是在思维的控制下进行的。在古代的文学家中，不少人主张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如南北朝的诗人庚信和王褒以及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等。作者认为，以上两种文学创作方法各有优缺点，如自然流露法有失文采，而有意雕饰法有失自然理趣。正因此，作者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当把两种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文人尤其从政的文人，他们的心理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们想搞政治，想做济世英雄；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作文人，想借文学之羽翼提升自己的身位。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心理矛盾，惟有走文化合流之路。
2013.5.25
谈“真气”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对文学创作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最早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理论，在他看来，文学活动是关乎“作家、生活、作品和读者”四大因素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浩瀚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探讨作品本身的美学，而只有一两个探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美学。这种理论如战国时庄子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思想。至于探讨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只是从魏禧开始的事情。应当肯定，魏禧的“真气”说是对前人各种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时期的王充提出了“真美”理论，这种理论反对文风的虚妄，提倡文学作品内容要真实，而且认为只有真善的东西才是美的。到了南朝时期，针对六朝时文“习华随侈，流遁忘反”，只重辞藻形式，不重内容充实的不良文风，刘勰又提出了“风骨”论，后来唐朝陈子昂发展了这种理论。在明代，针对前后七子复古慕拟的坏文风，焦竑和汤显祖共同提出了“情真”说。到了清代，作为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叶燮提出了“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在这些理论中，前三种都只在作品层面上探讨“真”的美学价值，只有最后者才在作家自身的修养上探讨“真”的美学内涵。
宁都古代“易堂九子”诗歌其总的风格特征可用“真气”二字来概括。正如当时的大文学家方以智所评论的那样：“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如何理解这句话？所谓“罕二”指再无第二个了，也就说，“真气"是易堂诗歌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关于这个观点，可用易堂九子彭士望的观点来证明，他在为魏禧诗集所作的《叙》中说：“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其端见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祸发于君国。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至，为古今名人所未发。”由此可见，“真气”的确是易堂文学家独创的做人做诗的独创风格。
宁都古代文学家的诗歌风格固然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其总的风格应当是“真气”。可以说，“真气”是宁都文学家最基本共同遵守的创作原则。何谓“气”？《辞海》中的解释词条主要有如下几种：（1）气味：味道；意趣或情调。（2）气息：呼吸之气；情感、意趣或风格。（3）气岸：气质风貌。（4）气节：节操。（5）气象：气度、气概。（6）气韵：神气和韵味。（7）气质:风骨。根据上面的科学解释可知,所谓“气”应指整个人的生命活动，它包括人的生命、行事和情操性格等。所以“气”指人的全部本质内容。它在诗歌中主要指内容，但也包括形式。跟“气”相连的词语还有很多：如风气、文气、娇气、贵气、酸气、傲气、霸气、阳气、邪气、恶气、寒气、仙气、神气、精气、正气、生气、朝气、秋气等。所谓“真气”指立身行事，读书写诗，都要强调一个“真”字。做人要做“真君子”，待人交友要“真切恳到”，要讲义气和气节。读书做学问要“真实有用”，写诗歌要发自“真情”，写出“真意”和“真性情”。可见，“真气”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从做人的道理和修养，再到著述作诗的性情都做了全面的理论规定。
为什么说“真气”说是宁都魏禧和易堂文学家独创的诗歌理论？第一，它继承和包涵了我国古代多家文学理论。如上面提到的王充的“真美”观，南朝刘勰的“风骨”论和明朝汤显祖的“情真”说等。第二，魏禧成功地把诗歌创作中的“真”美从作品转移到了作家，这是他的首创。正是这一重要发现把文学研究从诗歌作品扩大到作家。第三，扩大了“真”的美学外延。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谓“真”只是指情、理、事，但魏禧把它扩大到了“气”。在魏禧看来，所谓文学作品中的“真”不仅包括“真情、真理和真事”，而且还包括“真人和真气”。魏禧在诗歌文学中首次开创了表现“真人”和“真气”的美学，这就是著名的“以气节入诗”。
所谓“真人”指作家一定要有气节修养，一定要是“正人君子”。那些阿媚小人和虚伪取宠之人绝不能作诗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才保证了魏禧诗歌的刚劲雄浑和浩然正气之文风。在春秋时期，孟子对“气节”做过精当的解释，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怎样才能养成浩然正气呢？在孟子看来，这个人必须坚持真理，以儒家的道义忠信来培养自己，而且不要让自己靠近邪恶下流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人的浩然正气就会增长，以致充塞天地之间。
在诗歌风格上，魏禧更重追求清刚之美，因为这是一种气质之美。根据我国宋明理学知识，气质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决定人的死生。《韩非子－解老》上说：“是以死生气禀焉。”而《论衡－命义》上则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在此祖先试图用“气”来说明人的死生贵贱等命运。宋学家甚至认为，不仅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而且禀受清气者为圣人，禀受浊气者为恶人。因此在魏禧看来，既然“气”对于人如此重要，诗歌就是要表现人的清气之美。因为诗歌作品就像人，只有禀受了这种天地之清气，它才是有贤有德的“圣人”，而且只有这样的诗歌作品才能永恒。正如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讲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这里，曹丕强调诗文是有生命的。认为诗文呼出的气有阳刚和阴柔之别。而且随着作者的不同，即使具有相同阳刚之气质的作家，诗文中这种气的清浊程度也是不同的。
“以气节为诗”之特征如下：第一，在内容方面，规定作家应当表达气节为主。这些气节如大公无私，爱国怜民，坚持正义和不屈不饶等。第二，在形式方面，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和形像塑造上。其特点是语言简短有力，多采用五言或四言句式。在魏禧近六百首诗词中，其中四言和五言诗就有四百多首，占总数的73％左右，而七言诗只有一百多首，只占22.3％左右。在意象的营造上多选择瘦硬和颜色朴素的物象。应当指出，魏禧诗风转向崇宋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浮艳诗风。
现举魏禧《登莲花山》半阙诗为例：“百折山泉出，千寻石磴通。孤篁秀阴谷，高鸟入寒松。”在这首诗中，用到“山泉”、“石磴”、“孤篁”和“寒松”等意象，这些意象在颜色上是清亮的，在形态上是修长坚硬的。从这首诗可知，魏禧所追求的诗歌之美是清俊瘦硬。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生动感人，因为无论从诗的外在气象上还是从诗的内在气质上都是如此。相反，如果一首诗缺乏血气和精气，那它就会看不到气色而萎靡不振，甚至连气息也会停止，最终要中断气运。很显然，这种好诗其源流只能出自对宋代江西诗派的继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5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3000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而且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之称。近年来，随着他的小说逐渐被改编为电视剧，其关注度也不断攀升。青年作家徐迅的长篇传记文学《张恨水家事》（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不仅踏在文学写作的热点上，而且也满足了新老读者对这位传奇作家的关注。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徐迅的老家也在安徽潜山，或许就是这一点，使得徐迅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张恨水的研究。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据说有感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最后以“张恨水”之名进入文坛。从《张恨水家事》来看，其本身的传奇经历就是一部迷人的小说。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徐迅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字材料，并采访了张恨水的儿女及其生前好友，以第一手资料和他对张恨水的理解，在书中详细反映了他的人生变故，他的三次婚姻，时人对他作品的是非评价。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全面反映了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改良以及他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他的人品和文品都进行了重新诠释，反映了张恨水最为真实的一生。
徐迅曾出版过散文集《半堵墙》《大地芬芳》等，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在《张恨水家事》20多万字的篇幅里，他并没有完全津津乐道于传主编织的那些市井世俗的悲欢故事，而是通过对人生的况味，写出了作家的悲情，传达出世事的艰辛，显示了文学的力量。徐迅以文学家的眼光，分析了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的过程，让人们对当时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茅盾曾说：“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徐迅的新作，让我们愈发感受到，文学其实是可以做到妇孺皆知老幼咸宜的。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出生在南方。
至于封建开国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市，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来自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成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较北方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年不易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崇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荒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慧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摘自《王道：内圣外王的中国智慧》重庆出版社 图/陈明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