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7:36
第一条为了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堵塞印花税征管漏洞，方便纳税人，保证印花税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现行有关规章，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我区境内书立、领受《印花税条例》所列举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是印花税的纳税人。
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第三条地方税务机关是印花税的征收管理机关，负责印花税的核定征收管理。
第四条纳税人应按照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的要求，统一设置《印花税凭证登记簿》，纳税人内部由多个部门对外签订、保管应税凭证的，各部门应定期把本部门合同、书据、证照的发生情况(合同号、金额等)传递到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集中登记、妥善保存应税凭证，已备地方税务机关查验。
《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的登记内容包括：应税凭证种类、凭证书立双方(或领受人)名称、书立(领受)时间、应税凭证金额和凭证号等，具体项目及登记簿式样由各盟市地方税务局确定。
第五条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指导应税凭证数量多或内部多个部门对外签订应税凭证的单位，制定符合纳税人实际情况的应税凭证登记管理办法，保证各类应税凭证全部、及时、准确地进行登记。
第六条各盟市地方税务局应加强对印花税应税凭证的管理，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纳税资料管理办法。
应税凭证应按照《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保存2019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各盟市地方税务局应定期对各行业、各类应税合同签订情况、合同金额占该类业务总金额比重、不同行业及不同类型应税项目印花税收入情况及其他印花税涉税因素进行统计、测算，评估各行业印花税状况及税负水平。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定期对纳税人印花税涉税业务发生情况、印花税完税情况、应税凭证登记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及时发现征收薄弱环节及纳税疑点户，并实施重点核查。
第八条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印花税的税源特征，为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
(一)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纳税人未按规定建立、或未如实登记和完整保存应税凭证的;
(二)不按规定设置帐簿或虽设置帐簿，但帐目混乱，且不提供应税凭证或不如实提供应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
(三)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未按地方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报送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报告，经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告，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地方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有未按照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
第九条对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纳税人，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当期实际销售(营业)收入、采购成本或费用等项目及确定的核定征税比例，计算征收印花税。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印花税税额=销售(营业)收入(采购成本、费用等)X核定比例X适用税率
第十条核定征收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和核定比例：
(一)购销合同
1、工业企业：采购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采购金额的80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销售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销售收入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2、货物流通企业：采购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采购金额的60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对批量销售货物的企业，销售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销售收入的50%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3、建设施工企业：采购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采购金额的80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4、外贸企业：采购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采购金额的80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销售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销售收入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5、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环节应纳的印花税，按销售收入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二)加工承揽合同
按加工、承揽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按收取或支付费用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四)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按承包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五)财产租赁合同
按租赁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六)货物运输合同
按运输收入、费用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七)仓储保管合同
按仓储保管收入、费用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八)借款合同
按借款(不包括银行同业拆借)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九)财产保险合同
按保险费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十)技术合同
按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收入或成本费用金额的100%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
具体由各盟市地方税务局在上述幅度范围内确定，并报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备案。
十一条对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下达《核定征收印花税通知书》(见附表)，注明核定征收的计税依据，并在纳税人税种登记资料中将印花税征收方式确定为核定征收。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设置印花税征收台账，分单位记载核定比例、计税依据等，方便核查。
第十二条各级地方税务机关应逐步建立印花税基础资料库，包括：分行业印花税纳税情况、分户纳税资料等，确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模型，保证核定征收的及时、准确、公平、合理。
第十三条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纳税期限为一个月，纳税人应在次月10日前计算、缴纳印花税。税额较小的，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确定，可将纳税期限延长至一个季度或半年。
第十四条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已被代征的印花税款，应主动出示完税凭证及相关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无误后，可从以后期间同类应税凭证应缴印花税款中抵扣。
第十五条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书立、领受未核定征收印花税凭证的，仍应按规定据实计算缴纳印花税。
第十六条地方税务机关对核定征收的纳税人核定的印花税征收比例一经确定，一般一年内不得变更。
第十七条地方税务机关对单位和个人，领受不经常发生的应税凭证，可委托书立的单位代征印花税。
第十八条地方税务机关可将委托书立代征印花税的单位，同时确定为印花税代售人，并按规定支付代售手续费。
第十九条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加强印花税的监督检查，凡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人超过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核定的缴纳期限不缴税款、不如实提供当期应税收入、费用或合同金额等少缴税款的，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2019年 6月 1日起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购销合同类印花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内地税发[1998]138号)停止执行。
附件：核定征收印花税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地方税务机关核实，决定自年月日起对你单位下列印花税应税凭证实行核定征收。请于纳税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缴纳。
核定征收项目
核定计税依据比例
购销合同(采购环节)
购销合同(销售环节)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财产租赁合同
货物运输合同
仓储保管合同
借款合同
财产保险合同
技术合同
核定部门
主管税务机关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2008年证券市场热议的话题，当它成为本届人大一次会议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时，有关提高、降低、维持、取消它的讨论在会场内外和媒体上下持续不断。但是，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究竟从何而来？为何而引起争议？却在众多讨论中不甚了了，有必要在此仔细追根溯源。
1．印花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
印花税在税收定义中最基本的含义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的凭证加贴印花而征收的税收。
我国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88〕第11号）就规定了：“产权转移书据”为应纳税凭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第225号）中，解释为：“条例第二条所说的产权转移书据，是指单位和个人产权的买卖、继承、赠与、交换、分割等所立的书据”
这说明，印花税是一种凭证税，凭证是一种纸质载体，即法规中所说的“书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附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所列举的13类税目，税率都在万分之零点三至千分之一之间（绝大多数在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之间）。
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并不十分科学。而我国却从一开始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并长期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因此就我国目前证券印花税而言，其实质是就交易行为课税，因此，应该将它归为证券交易税的范畴，或逐渐将它改革为证券交易税。
2．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由来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
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颁布的《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和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是迄今为止有关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查到的最早的官方公开的行政规章。深圳开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时，我国税法中有关印花税的法规只有1988年国务院（而非立法机构）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而其中并无证券交易印花税这一税目。
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稳定初创的股市及适度调节炒股收益，从7月1日起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的6‰交纳。同年11月，深圳市对股票买方也开征6‰的印花税，内地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1991年10月，深圳市将印花税率调整到3‰，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股票买卖实行双向征收，税率为3‰。
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几经变更，延续到今天。
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历年变动表
调整时间 调整幅度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
3．莫让证券交易印花税成为政府创收的财源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1990年为抑制股票过热而设立的，它实际上更像是证券交易税。
（一）《条例》与《合同法》不衔接，对应纳税凭证确认易产生争议，从而加大征管难度。
《条例》对应纳税凭证采用正列举法，合同名称基本是根据原来的《经济合同法》中的10类合同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1999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合同法》。新《合同法》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共计列举了15类合同，与旧的《经济合同法》相比较，新增了6种合同，变更了合同名称5种。《条例》与新《合同法》所列举的合同之间有差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签定的各类经济合同名称也不一致，导致就合同是否为应税凭证问题，征纳双方易形成争议，加大了征管难度。如中介服务中签定的合同、专业保养服务中签定的保养合同等，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频繁，但由于无法与《条例》中已列举的合同对号入座，征收依据不充分，造成了税款的流失。
（二）征管难度大，合同等凭证应纳印花税的缴纳和征收不到位。
印花税征收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在一些企业中，由于合同所反映的经济业务不同，不同业务的合同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销售合同一般由销售部门保管，原料采购合同由采购部门保管，等等。作为应纳税凭证的合同其计税依据是合同所记载的金额，并不反映在纳税人财务会计帐簿、报表等会计核算资料当中。这样，客观上容易造成企业的办税人员不能全面掌握企业签定的全部合同，而导致不能准确计算印花税计税依据。在税务机关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要求纳税人提供有关合同时，有些纳税人往往借故不提供或者不全部提供合同；而税务机关现有的管理手段也不能有效监控企业的合同签定行为，依靠税务检查人员在企业不同管理部门之间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检查，一份合同一份合同地计算、汇总，工作效率不高。
二、实行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按收入成本比例计征印花税办法的产生
在实际征管工作中，有些企业提出了以销售收入和成本的一定比例为计税依据缴纳印花税的办法。为不断完善印花税征收管理办法，地税局高度重视纳税人的意见、建议，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在部分企业中实行按收入、成本的一定比例计征印花税办法的必要性。通过到100多户企业、规划局招投标办公室、外经委等相关单位了解合同签定情况及行业特点，及时召开企业财务人员代表座谈会，深入了解纳税人的具体想法和需求，确定了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并从2003年8月份开始在部分企业中进行试点。
1、基本原则：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为目的，本着企业自愿、逐级审批、简化程序、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确定按收入成本比例计征印花税的办法。
2、适用范围及计税依据：凡合同签定频繁，贴花不便的纳税人，可以按销售收入和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计税依据计算缴纳印花税（以下简称印花税计征办法）。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对其工业、商业企业的购销合同、建筑安装业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原则上按照本办法的征收比例和计算公式计算缴纳印花税。
3、征收比例的确定：工业企业的购销合同，按照销售收入70%以上及材料采购成本5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商业企业的购销合同，按照销售收入20%以上及商品进货成本2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建筑安装企业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照销售收入80%以上及材料采购成本的6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
4、计算公式：应纳印花税税额=收入×一定比例×适用税率+成本×一定比例×适用税率
5、申请审批程序：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应填制《印花税计算缴纳申请表》（一式三份）——报经主管税务所——报局地方税管理科审核——报主管局长审批并加盖公章——地方税管理科返给主管税务所——送达纳税人执行。
6、审批时限：采用新办法的纳税人应于每年三月底前报请税务机关审批，一年审批一次。
7、缴纳方法及时限：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应于次月10日内缴纳上月税款，并使用原印花税申报表，于次年1月10日前申报。
（二）实行新办法取得的成效
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进一步简化了工作程序，方便了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保证了税款及时足额入库，通过五个月的试点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理顺了征纳关系，促进了税收收入的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地税局共有116户纳税企业（其中：制造业67户，建筑安装业34户，商贸业15户）自愿提出申请按收入、成本的一定比例方法计算缴纳印花税，仅8、9两个月就入库印花税52万元，比去年同期的16万元增加了36万元，税款增收明显，同时也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2、进一步简化了工作程序，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财务人员计算缴纳税款。部分企业合同签订非常频繁，甚至每天有几十份订单，财务人员计算印花税工作量很大；有的企业合同不在财务部门管理，财务人员不掌握签订合同的情况，给印花税的完税带来很大不便。新办法的实行，从程序上堵塞了印花税征管漏洞，财务人员按自己掌握的数据就可以完成印花税的计算和缴纳工作，计算简单方便，工作量小，也有效避免了企业不按实际合同计算缴纳印花税和因企业财务人员工作疏忽造成企业罚款现象的发生。
3、印花税收入进度趋于稳定，收入预测有据可依。按照新办法计算印花税，税款与企业的收入和成本成对应关系，这样印花税的税基稳定，税收收入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保证。同时，在进行收入预测时，也可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中找到依据，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
4、提高了印花税检查工作的效率。以前到纳税单位检查印花税，经常要与企业的几个部门接触，工作难度较大，实行新办法后，不用再到企业的采购、销售等部门去查找合同，避免了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企业有些部门不提供合同等问题，使印花税的检查更方便，提高了检查工作的效率。
三、进一步完善印花税计征办法的建议
（一）制定完善的印花税计征办法。
通过总结试点阶段的经验，应尽快制定完善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各种需求和制度的可操作性。对有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由对方扣缴了印花税的问题，应尽快明确规定以避免重复征税；与合同的登记相结合，要求企业将全部合同在登记薄中进行序时登记；与税源监控及信息交换相结合，与有关单位建立定期信息交换制度，全面把握区域合同签定情况。同时，通过制度增强对个别不缴或迟缴税款企业的约束力和震慑作用。
（二）计征比例的确定还需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
目前，印花税新办法计征比例的确定还有欠缺，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调研，把握行业合同签定的特点和规律，使比例的确定更加科学、合理。应进一步放宽计征比例上下浮动的范围，使更多的企业可以实行这一办法。同时，企业适用比例不能一成不变，税务机关要经常了解企业纳税情况和合同签订情况，定期调整适用比例，以使新办法的纳税情况更接近于实际合同签订情况。
（三）逐步扩大新办法的适用范围。
目前使用印花税计征办法需要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原则上进行，适用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应逐步扩大新办法的适用范围。对不能按要求序时登记全部合同的企业，及税务检查中发现印花税缴纳存在问题的企业，税务机关应在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结果核定其按新办法计算缴纳印花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商务这一新型贸易方式在我国迅速发展。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又为税收制度改革及征管手段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诸多税种中，印花税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如不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就难以有效避免印花税的税款流失。
一、调查的原因及内容
近几年，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据电文交换信息来订立合同。电子合同因其载体和操作过程与传统书面合同不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书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在网络上运作，可以互不见面。合同内容等信息记录在计算机或磁盘中介载体中，其修改、流转、储存等过程均在计算机内进行。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名（及电子签名）所代替。三是电子合同的生效地点为收件人的主营业地；没有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四是电子合同所依赖的电子数据具有易消失性和易改动性。电子数据以磁性介质保存，是无形物，改动、伪造不易留痕迹。电子合同虽然形式上具有不同于传统纸质书面合同的特点，但其性质和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为了规范交易，确定交易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经济交往迅捷正常地进行，具有书面凭证性。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第六条规定：如法律要求信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该条规定在不要求各国取消国内法关于书面形式要求的前提下，扩大了“书面形式”一词的解释，将数据电文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之内。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综上所述，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明确了电子合同书面凭证性，它当然符合《印花税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应纳税合同要求，应按规定缴纳印花税。为掌握企业电子合同的签订情况，我局开发区税务到辖区内四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经过调查统计，四家企业签订合同的情况如表一(点击放大)：
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电子合同所占比例较大。
在实际调查中，调查人员对四家公司合同签订情况进行了认真核实、统计。发现这些企业尤其是以电子行业为主的生产型企业，与供货商或销售商进行业务往来之前，签定一段时间的购销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协议只反映出货物名称、供销时间、规格要求，而没有反映出任何价格金额，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完全依靠网络传递购销数据。这四家企业仅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家企业中北京乐金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与技术合同全部为网络形式签定的；北京爱立信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只在20__年签定了11份纸制购销合同，占三年合同总金额的0.25，其他均为网络购销合同；北京索鸿电子有限公司购销合同全部为网络形式签定的，而技术合同则全部为纸制合同；北京村田电子有限公司签定的技术合同全部为纸制合同，纸制购销合同金额为445923049元，占总购销合同的26.4。
（二）电子合同所载金额较大。
据调查统计，四家企业签定合同金额合计37033822563元，其中购销合同金额合计36956211747元（购销合同数量多，有些企业具体数据未做保留，合同份数统计不准确），占总金额的99.8；签定技术合同236份，金额为77610816.03元，占总合同金额的0.2。从合同的签订形式来看，以网络形式签定的购销合同为36432721229元，占总合同金额的98.3；纸制购销合同金额为523490517.7元，占1.5。以网络形式签定的技术合同7556515.95元，占0.02；纸制技术合同70054300.08元，占0.18。
3、纳税人自主选择权较大。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__〕150号）的规定，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同时市地税局制定了《北京市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要求纳税人不能够满足国税函〔20__〕150号文件规定中条件的，即可按《核定征收》的办法执行。纳税人在自愿的 原则上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纳税人，换言之纳税人的自主选择权非常大。一些规模小的、制度不健全的企业很愿意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同样一些企业规模大的、财务健全的企业也很愿意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缴纳印花税。但是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因为税款少、少麻烦也方便；后者是因为经过税收筹划，认为《核定征收》对自己有利，达到合理避税为目的。
三、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的思考
1、确认数据电文签订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是依靠数据电文交换信息来订立合同。电子商务产生的非纸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书面文件相差很大，表现形式是通过调用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脑显示在屏幕上的文字来表现，电子文件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介质等。如果要承认通过数据电文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首先就要承认数据电文的法律效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各方可通过数据电文的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来缔结合同，并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将数据电文作为合同“书面形式”的一种，这是功能等同法，即符合书面形式功能的东西便可视为书面形式，而不论它是“纸文”还是“数据电文”。据此，只要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阅读并能够调取以备日后查用，法律就应该对其效力加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草案第二条以数据电文形式进行的商务、，适用本法，也已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2、改革与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印花税暂行条例》是1988年颁布实施的，当时计算机的应用没有普及，对电子合同应否纳税，如何纳税没有规定。新《合同法》在1999年10月1日施行，对电子合同有明确规定，但国家没有对印花税政策随之调整，其中关于合同的有关规定，依然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旧法为依据。根据法律效力原则，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自新《合同法》生效之日，三部旧合同法已废止失效，印花税有关合同规定应相应以新《合同法》为依据。因此应尽快修订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在征税对象方面，可将原来对各类合同、凭证征税，改为对各类经济行为征税，即对购销、财产租赁、借款、产权转移、赠与、委托、行纪、提供信息等经济行为征税。只要纳税人发生了条例规定的应税行为，无论是否订立合同，均须按规定缴纳印花税。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避免因纳税人不提供合同而使税收无着落，从而进一步减少偷逃印花税行为的发生。
3、废止有关单行规定，将电子合同列入印花税征收范围
国家税务总局在1997年以国税函（1997）505号下发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订单、要货单据征收印花税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对在供货经济活动中使用电话、计算机联网订货，没有开具书面凭证的，暂不贴花”，明确的指出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不得作为征税依据，这一规定延续到现在未做变化，从而限制了各级税务征收机关将纳税人通过计算机联网订货（Internet或EDI等电子商务形式进行业务往来订立的合同）列入印花税征税范围。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应立即废止旧的单行规定，按照新的《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此，纳税人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应按其书立合同的性质按其适用税率征收印花税。
4、明确电子合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纳税义务人和纳税地点
印花税征收对象，具体有五类：
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勘查设计、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
2、产权转移书据；
3、营业账簿；
4、房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土地使用证、许可证照；
5、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它凭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施行细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制定。
第二条，条例第一条所说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是指在中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凭证。
1、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2、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
3、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
4、无息、贴息贷款合同;
5、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政府及国家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所书立的合同。
相关法律可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四条 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
(一)已缴纳印化税的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二)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
(三)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 根据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对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
(一)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
论文摘要：自然人股东转让公司股权（不含所持上市公司间接股权转让即股票转让）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问题；若自然人股东的股权是以国有 企业 改制时原评估价格转让的，原国家给予的优惠部分在转让时需计征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
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加快国有 经济 布局和结构调整。近年来，通过兼并联合、重组改制、关闭破产等多项改革措施和购买的优惠措施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浙政办发[2000]105号《转发省 教育 厅等部门关于加快省属高校校办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省属某高校校办企业，于2001年7月实行公司制改建，评估基准日为2001年12月31日，产权转让日为2002年9月1日，2002年10月15日完成改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组建成为21位自然人股东和1位国有法人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改制时依据浙政办发[2000]105号第四条第八款的规定，“省属高校校办企业的国有资产可以资产出售方式进行产权置换。对整体购买且购买时一次性付清价款的，可给予10%的价格优惠。”将国有资产以优惠价（即低于评估价10%的价格）售于这21位自然人股东。公司改制完成后，若干自然人股东陆续出售其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要求转让股权的自然人股东自行申报或由受让者代扣代缴股权转让的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有些股东认为股权转让不涉及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另有些股东认为如果股权是以原评估价格转让就不会有个人所得税产生。因此，公司与转让股权的自然人股东双方在转让时的税收方面产生了争议。
本人认为首先自然人股东转让公司股权涉及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问题；其次若部分自然人股东的股权是以国有企业改制时原评估价格转让的，原国家给予的10%优惠部分在2002年改制时是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现在自然人股东将股份转让时需计征个人所得税。类似的文件依据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60号）第二条规定，允许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可以将有关资产量化给职工个人：对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拥有所有权的企业量化资产，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将股份转让时，就其转让收入额，减除个人取得该股份时实际支付的费用支出和合理转让费用后的余额，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由上述规定确定，自然人股东转让改制时获得的股份，应按转让的收入额，减除职工个人取得该股份时实际支付的费用支出（即原评估价的90%）和合理转让费用后的余额，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计算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由上述国有企业改制后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所引起的争议，具体从税收方面浅谈自然人所持股权转让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款规定：“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第三条规定：“财产转让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2008年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中第八条第九款明确规定：“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直接转让其所持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统称企业）的股权所得（不含所持上市公司间接股权转让即股票转让），属于“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应当以股权转让价减除股权计税成本和转让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0％的税率计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股权转让价-股权计税成本-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印花税等税费。
一、股权转让价及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特殊情况
（一）股权转让价
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价是自然人股东就转让的股权所收取的包括现金、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等形式的金额，以其实际成交价为股权转让价，从中不得扣除任何项目。股权转让对价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算,但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或者无凭证的，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核定。
如果个人转让股权价格公允，与股权投资成本和合理费用之和持平，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若股权转让价不公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自然人股东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有下列情形之一，属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当依法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1．股权转让价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的；
2．股权转让价低于同一投资企业其他股东同时或大约同时相同或类似条件下股权转让价的；
3．股权转让收益率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
4．股权转让所得低于最近一期股利分配所得的；
5．股权转让时投资企业留存收益为正数，股权转让价中没有包含该自然人股东所应享有的份额的，或转让价低于自然人股东应享有的所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的；
6．主管地方税务机关依法认定无正当理由的，正当理由是指自然人股东所投资企业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或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或迫于自身偿债等财务方面的压力而转让股权等理由；
7．自然人股东与受让人签订无偿转让股权协议，无偿转让股权不包括发生在直系亲属间的转让，主管地方税务机关会深入分析其无偿转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分析其无偿转让股权是否符合理性经济行为及实际情况，调查自然人股东与受让人的关系，分析其无偿转让的动因，并要求自然人股东提供经过法定公证机关公证的无偿转让股权协议。
（二）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特殊情况
1．股权成功转让后，转让方个人因受让方个人未按规定期限支付价款而取得的违约金收入。根据国税函[2006]866号文件规定，违约金收入属于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收入，转让方个人取得的该违约金应并入股权转让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取得违约金收入所得的转让方个人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缴纳。如果股权没有转让成功，取得的违约金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2．股权转让行为结束后，当事人双方签订并执行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退回股权的协议，那么对前次转让行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款如何处理。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130号）明确规定：“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作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现的，转让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转让行为结束后，当事人双方签订并执行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退回股权的协议，是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对前次转让行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款不予退回。”
3．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因执行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裁决、停止执行原股权转让合同，并原价收回已转让股权的，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股权计税成本
股权计税成本是指 自然 人股东投资入股时向 企业 实际交付的出资金额，或购买该项股权时向该股权的原转让人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价金额。
自然人股东部分转让所持有股权的，转让股权的计税成本按转让比例确定。
转让部分股权的计税成本=全部股权的计税成本×转让比例。
三、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印花税等税费
非上市公司不以股票形式发生的企业股权转让行为，属于财产所有权转让行为，应按照产权转移书据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第十条进一步明确，“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的征税范围是：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所立的书据，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印花税税目税率表第十一项规定，“产权转移书据应按所载金额的万分之五贴花”。所以，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还要按股权转移书据所载金额的万分之五缴纳印花税。
四、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因此，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以转让人为纳税人，以受让人为扣缴义务人，受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由受让人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解缴税款。受让人没有扣缴税款或无法扣缴税款的，由纳税人自行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应当自完成股权转让的次月七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扣缴的税款应当在次月七日内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自然人股东和自然人扣缴义务人应当到其股权转让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法人扣缴义务人应当到其机构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解缴所扣缴的税款。
五、股权转让者和受让者需承担相应的税收 法律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三十条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交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是申报方式如下：
1、贴花法：纳税人需要通过贴花形式完税的，可到各区(市)地税局办税服务厅购买印花税票。
2、采用缴款书代替贴花法：一份应税凭证应纳税额超过五百元的，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用缴款书或者完税证完税，并将其中一联粘贴在凭证上或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盖完税戳记代替贴花。
3、按期汇总缴纳法。汇总缴纳的期限为一个月。采用按期汇总缴纳方式的纳税人应事先告知主管税务机关。
4、代扣代缴法。
《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五条：印花税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印花税不一定是按次申报，也可以汇总纳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五条印花税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的缴纳办法。为简化贴花手续，应纳税额较大或者贴花次数频繁的，纳税人可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采取以缴款书代替贴花或者按期汇总缴纳的办法。
（来源：文章屋网 ）
新中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早期证券及证券市场诞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股票具有在资金供给制的约束下为改革筹集资金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股票市场的诞生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都始于1984年而得到印证。当然，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又逐渐被赋予了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作用。但是，与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安徽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行为相类似，我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总的来说走的也是一条“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最初，在1988年11月9日，由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听取组成不久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汇报关于创办中国证券市场设想的会议时，与会者就曾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研究设计中国的证券市场应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其后，股票的发行、交易甚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民间”的色彩。
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壮大（截至1999年11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41家，市价总值达到27,741.75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5%），证券市场的规范以及政府应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政府调控经济有效杠杆的证券税收也日益受到重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回顾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取得财政收入。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也渐渐摆脱了单纯的聚财功能，而被赋予一定的调控职能。同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要求改革完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降低印花税税率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并且，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确实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因此，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探讨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将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证券税制进行一些肤浅的研究，以期能对完善该税种以及我国的证券税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章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1>的历史和现状
对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包括A股和B股）征收的印花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回顾这项税收政策2的出台，也颇耐人寻味，它并不是在证券市场产生的初期就由中央政府作出的明确规定，而是在地方政府先作出地方性规定并加以实施的基础之上，然后由中央政府加以确认。这与我国证券市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以及“先发展，后规范”的发展轨迹倒是颇有几分相似，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政策的临时性以及预示着改革的必然性。
一．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回顾和政策分析
虽然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前身之一的上海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于1986年9月就开办了股票、债券的买卖业务，并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序幕，但是，在1990年之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对各类有价证券交易作出明确的征税规定。最早对股票交易作出征税规定的是深圳市政府于1990年颁布的“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宣布对股票卖出方征收6‰的交易印花税，初始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的财政利益，并平抑暴涨的股价。同年11月23日，深圳市政府又宣布对股票交易的买方也征收6‰的印花税。1991年10月，鉴于股市持续低迷，深圳市又将印花税税率下调为3‰。同月，上海市政府也参照深圳市政府的做法，开始对买卖双方课征3‰的交易印花税。至此，两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实践。
中央政府最早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作出明确规定的是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于1992年6月12日联合下发的国税发[1992]137号文---《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该文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纳印花税”，同时还规定“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的单位有负责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责任，并代征代缴印花税税款”。另外，该文第十三条还规定了执行日期为1992年1月1日。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日是1992年1月1日。在此之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受到了政府和市场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务院在特定时期根据市场情况对税率作出了调整（在1997年5月10日决定将税率由3‰提高为5‰，1998年6月12日又决定将税率由5‰降为4‰）以期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为了加强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也于1997年8月7日下发了国税发[1997]129号文，要求上海和深圳市的国税地税部门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管理。
从上述简要回顾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施情况来看，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代表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就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虽然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政策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因此，在政策制定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应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财税字[1998]55号公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到了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总的来说还很不完整，尚处于探索阶段。
第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作用不仅仅是取得财政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了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自1992年开始实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年均大约120%的速度增长，收入规模由1992年的3.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50.01亿元，占工商税收的比重也由最初的0.13%一度上升为1997年的2.90%，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还保持在2%的水平。因此，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财政职能应该说还是发挥的比较好的。同时，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一定的调控职能。如1997年5月10日，针对1996年10月以后股票市场出现的暴涨（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国务院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提高到5‰，以抑制过热的股市。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长期低迷的状态，国家又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5‰降至4‰。虽然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等原因，提高印花税税率时，股指并没有马上应声而落，而是迭创新高；降低印花税税率时，股票市场在一段时期内疲软依旧，税收收入依然停留于低迷期的水平，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升降成了传递管理层调控意图的一种方式倒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制定政策时缺乏前瞻性，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政策出台的1992年，我国实行的还是财政包干制，因此政策中未对印花税的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的划分作出规定。之后，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将印花税划分为地方税，但具体操作中是由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然后按50%的比例与中央分享，因此，实际成了一种共享税。这给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据统计，1999年上海市来自证券市场的税收收入达到150.32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36亿元），居上海市财政收入之首3）。同时，由于1997年8月14日之前，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行政上分别隶属于上海市和深圳市两地方政府。因此，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两地交易所曾出现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使得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愈来愈高，二级市场非法融资炒作股票的现象严重，最终致使股市过度投机，“泡沫化”现象严重。之后，虽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成比例调整为中央88%、地方12%，并且于1997年8月14日将两家交易所改为接受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但两家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竞争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第四，证券交易印花税体现的是多重政策目标。在我国当前有关证券市场税种并不完整的情况下（我国并未开征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其他税种的替代税种，被赋予了多重政策目标。如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除了规定对因买卖而转让的股票征收印花税以外，还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的股票也征收印花税，而此类非交易转让股票本应属于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另外，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作用，而这本应是资本利得税等所得税的职能范围。因此，虽然从税制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是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的“单一税制”，而不是包括交易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但证券交易印花税所体现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却是多重的政策目标。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当时称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在1992年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对股票的买卖、继承、赠与（通常是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征收印花税，但是根据对证券市场通常的分类方法，我国证券市场除了主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之外，还包括一级发行市场及特殊的“一级半市场”，而对于通过一级市场发行股票及通过“一级半”市场转让股票如何征税，《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对于以上述形式发行及转让的股票并不是不征税，因为《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作出了征税规定，只不过适用税率不同罢了，因此，如果将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独立的税种，它应该包括以下税制规定（当然其中很多内容只能说是政策规定）：
（1）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收处理。按照有关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所得税，但该笔资金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帐薄”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于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
（2）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或称之为一级半市场）以及北京的NET和STAQ市场中的交易，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3）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4‰的税率缴纳印花税。但是，根据国发明电（1999）1号《国务院关于调整B种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由4‰下调为3‰。
（4）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详见国税发[1997]12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我们认为，从税制规定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虽然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个独立的税种，但是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规定，而主要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用政策规定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此，就该税种而言，其法律依据是不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列举的税目，并不包括与股票交易相对应的税目和税率，一般认为实际操作套用的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但《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指的是“财产所有权和版权、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书据”，并不包括《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所指的“股权转让书据”。即使认为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借鉴（或套用）的是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处理模式，作为部门规章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也无“资格”对作为行政法规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作出补充规定，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作出补充的规定至少也是以国务院第143号令的形式颁布的行政法规，而不仅仅是以“国税发[1992]137号”形式的公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依据是不足的。
第二，征税范围过窄。作为证券市场中的主体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该覆盖整个证券市场中的所有证券品种。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品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界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二是证券交易所中实际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条的规定，适用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具体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不包括政府债券。而在我国主要证券市场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则包括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7类。但是，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A股和B股课征。因此，无论从《证券法》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所实际上市交易的品种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税范围都过于狭窄。如果说开立该税时正处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证券品种单一限制或者说有意将交易额尚微不足道的股票以外的其他证券（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券）排除在外还有一定理由的话，那么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结构的完善，伴随着其他证券品种交易额的显著增长（据统计，1998年，国债、基金等证券品种的交易额已在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总交易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还将其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不仅有违税负公平原则，而且还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能全面调节证券交易，阻碍了其杠杆作用的发挥。
第三，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从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制度规定来看，该税种对股票和国债、企业债券、基金（对这些证券品种的交易是免税的）实行的是不同税率，并且单就股票而言，也根据不同种类股票及其转让方式适用不同税率，如自1999年6月1日起，我国对国内社会公众股（A股）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就适用不同的印花税税率（A股为4‰，B股为3‰）。虽然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体现的就是一种差别对待的政策意图，但是从税法的角度看，这就显得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了，不仅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且也显示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第四，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性质及其收入归属的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当前对证券交易征收的税收在名称上称为印花税，但是与作为凭证税的印花税不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是种行为税，也就是说，从税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一个独立的税种（财政统计也往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单列一个项目）。但是，作为独立税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应该属于中央税、地方税还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国家对此就未能作出明确规定，而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8%：12%的比例分成。
第五，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和遗产与赠与税存有交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不仅包括交易转让股票，而且还包括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股票，虽然从征管的严密性（我国并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看，作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所谓的“交易税”却对非交易行为征税似乎并不合理。从税制角度看，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与遗产与赠与税在征税范围方面存有一定的交叉。
三．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4情况分析及前景预测
自1993年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基本呈现出递增的增长态势。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数额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下表一和图一、图二所示：
如上图所示，虽然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绝对额以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谓近期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前景是否就“一片光明”呢？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否成长为税制结构中举足轻重的税种呢？笔者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并且，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将缺乏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因为，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应该等于税基乘以税率，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无论在税基还是税率方面都不存在大幅增大或提高的可能：
首先，就税率而言，以下因素的存在将使得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不断下降，而不是上升：第一，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较之世界平均水平已高出许多：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名义税率虽然为4‰，但由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因此实际税率为8‰，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一般为0.1‰---6‰，并且是单向征收。我国经济不断溶入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势必然要求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逐渐实现与国际接轨。第二，从国际比较来看，为了提高竞争能力、防止资本外流，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调低证券市场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税率或免征印花税的趋势。据报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确保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2000年3月8日公布的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中就对调低证券印花税税率作了说明，调低印花税税率已成定局。为了与香港竞争，新加坡也准备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样，为了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相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日本也于1999年4月1日起取消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据转让税和交易税（相当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第三，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由于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将提高资金成本，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并会降低证券价值，改变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的种类5，因而纷纷停征此税。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及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必将取机观念，此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将成为市场的“生命线”，因此有碍证券市场流动性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将被削弱甚至取消。
其次，就税基而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应该是成交金额，而成交金额应该等于市场规模（流通股数）、换手率（成交股数/流通股数）和股票市价的乘积，也就是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至少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虽然证券市场的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及投资者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的年换手率应该会呈下降趋势（我国当前300%—600%的换手率无疑偏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对证券税收增加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年换手率的降低这个减小税基因素所抵消，这将制约着我国印花税的增长。这可以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1997年以来增长乏力的现象中得到映证（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率自1997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最后，由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受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因而波动通常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稳定性。虽然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绝对额而言呈不断上升之势，但从相对额来看，并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年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并且近两年呈现出下降趋势。证券交易印花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或在财政收入占据重要地位。
图三：证券交易印花税年收入增长率单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功能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自开征该税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虽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潜力有限，并且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它只能说是个小税种，同时，考虑到其收入的不稳定性，可以预测证券交易印花税不可能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或重要地位，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证券市场的交易频繁程度有关，而证券交易的频繁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确定的，这就决定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也是不稳定的，收入不稳定的税种不可能在税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或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第二章从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未来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国家应该以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应该承认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国家参与证券市场的一种方式，而绝不是唯一的方式。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整个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以及证券税制作一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也许能得出一些单纯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所看不到的结论。然后，本章将对两类主要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所得税（主要是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的经济影响作一番理论分析，从而，试图得出一些较有远见的结论。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简介
国家应该以税收的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分配，因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据统计，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从深沪两市筹资920亿元，1998年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上市公司筹资数额有所下降，但也达到746亿元，1999年筹资金额逾900亿元，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它也必须负担“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所以证券市场必须为国家提供税收；其次，由于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进行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国家税收也有必要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其三，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证券市场课征税收也是各国政府的共有之举，因为政府对证券市场如何课税往往能传递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从而能起到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在明确了税收应该参与证券市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也就是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往往是由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政策目标决定的。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当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可以不同，但概括而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筹集财政收入。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筹集财政收入，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是相同的。如1990年美国国会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其主要原因就是期望通过该税筹集财政收入，据估计该税种如果得以开征，在征税的前五年内将带来57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6。虽然后来考虑到征税的负面影响而最终使得征税计划搁浅，但不得不承认其所能筹集的财政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在我国，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回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和实力增强，证券市场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例，1991年至2000年2月，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067.16亿元，其中1997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76亿元，1998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15.75亿元，1999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01亿元。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市场交易活跃，2000年前两个月国家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83.58亿元。因此，取得财政收入是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第二，调节资金流向。我们知道，税收的基本职能包括两点，一是聚财，二是调控。就证券市场而言，政府实行特定的税收政策，除了达到筹集财政收入的目标以外，还期望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能达到调节资金流向的目标。政府通常通过规定不同种类证券适用不同税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如我国对股票交易征收4‰的交易印花税，而对债券和基金的转让则暂不征收印花税的规定就理论而言可以达到鼓励资金流向债券和基金交易的目的。再如，我国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利息等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有利于达到促使资金流向政府债券，从而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的目的。
第三，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控制交易成本的目标，因为，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成本主要由手续费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组成，其中手续费通常是可以或明或暗地机动的，而税收则具有固定性和刚性，不能轻易地变动，因此在司空见惯的股市“对敲”行为中，印花税就成为这一行为的主要成本，成为主管部门控制“对敲”行为的有力工具。同时，税收政策的变化如税率的提高或降低能改变交易成本，进而能达到鼓励投资、抑制投机或鼓励交易的目的。同理，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调节交易频率的目标，例如国家通过对不同持有期限的证券出售所得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能够起到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周期的作用。如德国对长期性资本利得（6个月以上）免税，但投机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瑞典对长期性的资本利得（持有2年以上）60%免税，而短期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芬兰、挪威税法也规定只对取得后5年、2年内出售的证券利得课税，而在此期限之上的证券利得则免税，这无疑有利于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
第四，维护社会公平。自亚当·斯密以来，公平原则通常被列为税收诸原则之首。税收公平原则通常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税收本身应该是公平的，二是税收应该能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调整，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课税，具体说，相同纳税条件下的同类纳税人应当交纳相同的税收；不同条件下的纳税人应交纳不同的税收。前者就是所谓的横向公平，后者就是所谓的纵向公平。相对于税收本身的公平是一种事前的公平而言，社会公平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无论纳税人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的多寡，无论纳税人获取收入机会的大小，也无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有多大，国家课征税收之后的结果应该有利于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税收本身的公平可以说是出于效率原则的考虑，因为如果税收不能公平地对待纳税人，那么税收将损害纳税人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的实现。在证券市场中，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税收采取比例税率的形式，因为比例税率要求对相同条件的纳税人课征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的。如证券交易税通常对证券的卖出方卖出证券所取得的收入课征某一比例税率的税款，具有相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横向公平的；同时，具有不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不同数额的税款，这是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但是就结果而言，课征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税通常不能缩小纳税人的收入差距。如某位“大户”与某位“散户”都在10元分别买入某只股票10,000股和1,000股，并都在20元卖出，“大户”获得收入200,000元，“散户”获得收入20,000元，此时他们分别获利100,000元和10,000元，获利之比为10︰1。现假设对他们分别课征5%的证券交易税，则他们的税后利润分别为90,000（100000—200000×5%）元和9,000（10000—20000×5%）元，获利之比还是10︰1。可见，“大户”与“散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能因征税而缩小。为了实现税收的社会公平目标，政府通常采取累进税率的税收政策。在证券市场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上。累进税率的证券所得税政策能调节不同纳税人的收益或所得水平，能缓解利益分配悬殊，维护社会公平。财产税对某些财产征税有弥补所得税不足的作用，因而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的分类）
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需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工具。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运用的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有关证券市场的各类税种及其制度规定，因此本文所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所谓的证券税制。正如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多重目标一样，实现政策目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也不只有单一税种。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及其工具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1．根据税基选择的不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可以分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证券市场所得税政策以及证券市场财产税政策。所谓的证券市场流转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流转额（交易额）为税基的税种，如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及国外普遍开征的证券交易税等都可以称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所谓的证券市场所得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所得额为税基的税种，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包括买卖证券的差价所得、债券利息所得、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以及红股所得等。对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多数国家并不设立独立的税种来征税，而是在个人所得税、公司（企业、法人）所得税中作出有关的征税规定，有的国家将证券买卖差价所得列为资本利得税的征税项目7。所谓的证券市场财产税指的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财产为税基的税种，具体说也就是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种。
2．根据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所谓的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也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通常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是直接税；所谓的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一定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大部分流转税都属于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通常认为税负能转嫁，因而是间接税。但是，就证券市场而言，证券市场中的流转税具有特殊性，虽然诸如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等税种是对流转额课征的税种，属于流转税，但是其税负转嫁情况比较特殊。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只对卖方课征的情况下，虽然法律上订有纳税义务人，但税收负担者既有纳税义务人，也有纳税义务人的交易对象，也就是说，就这类税收而言，税法是对交易背后具有税收负担能力者课税，但谁是税收负担者并未事先加以预定，而是由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定的8。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对买卖双方同时征收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此时的税收负担并不能转嫁，而是构成了交易的成本。因此，此时的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应该属于直接税的范畴。总而言之，证券市场中的税收（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基本上都属于直接税，也就是说，税收纳税人与税收负担人通常是同一的，这种特殊性为政府利用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调节证券市场收入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3．根据证券市场的分类，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一级市场税收、二级市场税收和股息红利税收三类。一级市场税收主要是对股票发行征收印花税或注册税（我国目前尚未实行），这里的股票发行包括新股的发行，也包括配股或送股（红股）等方式；二级市场税收主要包括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的交易税和对股票市场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股息红利税收是指对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是否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与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存在多重税收政策目标相适应，政府的税收政策工具通常也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证券税制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涉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复合税制。但在我国，由于对证券买卖差价所得暂不征税，因此，在上市公司分红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所得税可以说是块空白。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可以运用的主要税收政策工具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把握其特殊性。我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既可以归为证券市场流转税，也可以归为直接税的范畴。这就是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特殊性。一方面，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就流转额征税这一特点来看，它应该属于证券市场流转税，并且，从计税依据、征税方式等方面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就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关于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第三章将对此作出说明）。流转税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征收成本低、稽征压力不大等优点，因而单从收入的成本效益分析，该税应该属于一种“良税”；另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负一般很难转嫁，属于直接税范畴，因而，当提高或降低印花税税率时，国家能直接减少或增加投资者的收益，这就使得该税也能具有某种调控作用。
（三）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
虽然上述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作了整体分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等流转税能控制交易频率，调节资金流向，但在维护公平方面却作用不大。证券所得税以调节投资者的利益差别为主，能较好地实现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但由于所得税税制较复杂、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收入有限等原因，其调控作用的发挥往往也因此而受限制。另外，由于减免税等因素存在差异，不同的证券所得税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对长期利得免税，将有利于鼓励投资，却不利于资本的流动，而若取消这一措施，则会起到助长短线投机的作用。证券市场中的财产税通常只具有取得财政收入和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对调节资金流向及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等却无能为力。各种税收政策工具的不同作用可以用表列示如下：
（四）我国证券税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缺陷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
1．在调节资金流向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我国证券税制显得相对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印花税只对可流通A股和B股交易课征，而对其他证券品种如法人股交易、基金交易、期货交易等则没有统一的征税规定，这不仅不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第二，由于证券税收设计不合理，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如我国目前规定对企业债券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则免税，结果使得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的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国债，造成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如1998年6月国家电力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债券利率为8%，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6.4%，而同为1998年6月发行的国债利率为7.11%；再如1998年8月至12月发行的三年期企业债券威海电厂年利率为6.93%，扣除应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5.544%（6.93%╳（1—20%）），而同期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利率为5.85%9。这实际扭曲了资金价格，其结果将是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
2．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我国证券税制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报道，自改革开放恢复建立证券市场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已培养了成千上万个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并且证券市场每天还在进行着财富的再分配，不断扩大着社会收入差距。当然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允许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与税收未能有效发挥维护社会公平作用的现状有关：首先，对作为买卖证券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虽然企业要纳入所得额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但个人却暂缓征税，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源泉；其次，对股息、红利等证券投资所得，我国规定对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税，实行的是比例税率，但比例税率实际并不能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我国由于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因而未能对无收益所得（存量所得）课税，不能实现社会个体在竞争中的“起点公平”，这也成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上述缺陷，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证券税制不完善，具体说由于我国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对居民个人买卖证券所得以特案方式决定暂不征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对证券投资所得课征的所得税也十分有限，因而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我国当前的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可以说是“单一税制”，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多重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所得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实现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的缺陷。如我国对买卖证券资本利得暂不征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实际是出于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目的；在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行为征税实际起到了代替遗产与赠与税的目的。虽然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有关规定体现了一定的政策意图，但应该明确的是仅仅依靠这一个税种肯定是不能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的。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而我国当前实行的证券税制可以说是单一税制，主要缺陷就是过于依靠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流转税，存在用流转税代替所得税的缺陷。以下将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市场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作一比较，从而对这两类政策工具有更深刻和更合理的认识。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从国外的分析资料10来看，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该税具有减少市场波动、减少过度投机和增加税收收入等预期收益（如斯蒂格里兹就认为，证券交易税能减少外部消极因素，并能在整个经济中培育一个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但主流观点却是认为该税种的负面效应要超过其正面影响，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扭曲有价证券和资金结构。由于证券交易税将改变持有或发行不同证券的相对成本、市场净值及证券的供给与需求，因而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结构也将改变。同时，由于证券交易税对不同证券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最终将产生市场扭曲。美国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开征证券交易税，那么发生最大扭曲的是那些具有短期性和交易频繁的证券品种，影响额将高达3,500亿美元。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美国国会在1990年预算谈判中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方案最终被取消。
第二，提高资金成本，降低市场流动性。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交易成本，而根据研究表明，交易成本与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交易成本越高，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也将越高。从而，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就是提高筹资成本。如美国对拟征收5‰证券交易税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将使得交易成本提高9%--11%，并使得新发行证券的市场要求投资回报率每年上升0.1%---1.8%，从而大大抬高了筹资成本。同时，征收证券交易税将影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第三，税收负担缺乏公平。美国学者G．威廉认为，证券交易税的税收负担必将更多地由广大公众承担，而不仅仅是投机者和盲目交易者，因而证券交易税将打击直接和间接权益人，因为税收负担不是被全部纳税人平均承担，那些持有较多金融资产和投资风险较小证券（如蓝筹股）的投资者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
从经济效应角度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负面影响较大，上述负面影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证券市场间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发达国家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证券市场所得税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二）所得税11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证券市场中的所得实际包括证券投资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两类，在此，我们将主要分析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从而正确认识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证券市场似乎存在一种“恐税情结”。记得1994年1月28日，新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对股票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执行”，正是这条涉及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条款，引起了证券市场的轩然大波，沪深股市应声而落，分别跌至1993年以来的新低750点和199点。为了稳定市场信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为此发了“安民告示”，宣布1994年和1995年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税。之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1996年2月9日和1998年3月30日分别下发了财税字（1996）12号文和财税字（1998）61号文，规定对1996年及1997年1月1日之后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我国对证券交易所得暂免征税，但笔者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经济效应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应作深入分析，而不能单纯由于市场的“恐税情结”而作出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决定。
其实，对于所得税的经济效应，我们应作全面的分析，而不能只见其降低投资收益的经济效应，不见其降低投资风险的效应。就理论而言，如果所得税存在充分亏损抵销规定，即允许投资者用一个时期或一种资产项目发生的投资亏损冲减其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资产项目取得的应税投资收益，那么投资者个体将可能被诱使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2。以下我们试图用经济学原理对此作出说明。假设某一项证券资产有几个可能的收益率Zi，对应的概率为Pi，则其预期收益为：
Y=∑PiZi
其中，∑Pi=1。同理，风险就表现为一项资产的预期损失：
r=-∑QiLi
其中，Li表示损失，Qi是对应于这些损失的概率（DomarandA.Musgrave,1944）。这样，如下图所示，投资者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U1、U2表示，而投资者机会线OP则反映了投资者风险和收益的组合。
在图中，从原点向P移动时，意味着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OP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就表示投资者选择的风险承担点。当不存在税收时，投资者选择A点，而OA/OP表示其持有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当对其收益征收比例所得税t时：（1）如果采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收益减少为Yn=（1-t）Y，且风险同样减少为rn=(1-t)r。这意味着机会线OP等比例地缩减为OQ，但由于斜率不变，效用最大化点仍为A，不过此时的A点表示的风险资产比例较原机会线下的已经有所增大。这说明：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投资者个体将诱使持有更多风险资产，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其对资产收益与风险的偏好不会发生改变，也不会改变整体的资产组合。但由于国家受财政收入的制约，通常很少采用上述“充分损失补偿”税制，而实行“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其影响就完全不同了。（2）若采用“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意味着收益降为Yn=（1-t）Y，风险则保持不变rn=r，这在图中即表现为机会线OP被斜率较大的OP`所取代，从而产生新的效用最大化点C。因此，在投资者承担风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条件下，C点所代表的风险资产组合一定会小于原有的A点风险组合。这说明：“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的所得税会降低人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且税率越高，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越低。
根据上述对资本利得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我们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是否应课税不能只看到其减少投资收益从而抑制投资的效应，还应该考虑其降低投资风险从而鼓励投资的效应。以资本利得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如果设计恰当往往具有降低证券市场风险的作用，因为在允许亏损冲抵收益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成为了投资者的“合伙人”，投资者具有收益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分享收益，而投资者具有亏损时，政府可以通过其盈亏相抵而与其分担亏损13。正是由于政府的参与，人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下降了。此时，政府可以通过灵活运用所得税的政策手段来对市场进行结构调节。因而政府调控市场的职能可主要依靠证券市场所得税来发挥（实践证明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证券所得税对市场进行的调节并不十分成功），而要使调控职能得到发挥，就必须首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就我国而言，当前情况下，最迫切的就是实现对证券交易所得的征税，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更是完善证券税制，发挥政府调控职能的需要。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政府参与证券市场分配的一种形式，而绝不是唯一的形式。虽然无论就收入规模还是调控作用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都可以说是我国证券税制中的主体税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主体税种的地位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目标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我国总体税制结构的变迁，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税制中的地位也必将发生改变。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
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比较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并且税制较完善、征管水平较高，因而通常以所得税为主，发展中国家比较注重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成本并且由于税制并不十分完善、征管水平不高，因而通常以流转税为主。从发展趋势来看，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基本遵循由以流转税为主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规律。与此相适应，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选择也应由近期的注重流转税政策转向更加注重所得税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强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生活中对“效率”与“公平”的判断和选择也必将发生转变，由现阶段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公平及社会公平的实现，或者说转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相适应，我国的整体税制结构也必然会由以商品课税为主转变为以所得课税为主的“公平型”税制结构格局。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及税制结构的变迁反映到证券市场上，必然会要求强化所得税调控功能及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
第二，虽然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调控的作用，如1997年5月10日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国家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上调为5‰，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低迷状态，国家又将印花税税率由5‰下调为4‰，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与所得税发挥的调控作用是不同的。具体说，印花税的调控作用通常只能以调高或调低税率的方式来发挥，而税率的调整影响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因此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从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总量的调整，或者说反映的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种总体政策取向。而所得税政策可以通过实行差别税率、持有证券期限长短等途径实现对取得不同类别所得的纳税人进行调节的作用，因而，相对于印花税等流转税而言，所得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结构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对各类所得或者说对证券市场中各类所得不同的政策取向，因此，所得税政策发挥的调控作用要比流转税政策更为细致和合理。
第三，从发展前景来看，由于印花税等流转税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其调控作用的发挥，而所得税由于增长潜力较大，因而调控作用发展前景也相对看好。
第四，我国证券市场的弱效市场特征也决定了证券税收应发挥更大的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较之实行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要有效的多。应该承认，我国证券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个不成熟的弱性效率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因此证券市场中内幕交易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近年来，虽然信息披露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一方面由于这项工作本身的执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披露信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额成本（甚至招来对手的竞争而使计划受挫），这使得上市公司在某项计划初期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从而给内幕人士以投机获利的余地。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有某只股票忽然连日大涨，等到公司公告，广大投资者得到消息时，股价早已到位，炒作者早已借机出货了。这种内幕交易的存在将使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而大多数投资者则只能获取微利或亏损，证券市场的这种“失灵”要求税收以累进税率调节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发挥“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而此时“看得见的手”主要依靠的应该是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而非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
并且，从上述所得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来看，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也不应成为开征证券市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的顾虑。因此，笔者主张，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应在条件成熟时实现由以流转税为主向以所得税为主的“战略性”转移。
（二）我国证券税制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主要以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但从长远趋势来看，我国应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这不仅仅是由上述理论分析所决定的，更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所得决定和制约的：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参与证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必将进一步扩大，人们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占总所得中的比重也将进一步提高。此时，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形式就必须根据客观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应该把所得税政策作为调控市场结构、传达某种政府意图的主要手段，而非仅仅依靠流转税政策作总量的调节。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也将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种，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也必将由流转税为主体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当然，反过来说，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我国整体的税制结构已经实现了由流转税向所得税的转变，这可以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实现转变的制约因素。
第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也将得到有效的加强，当税务系统与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部门实现联网，使税务部门很容易就能了解有关纳税人的收入情况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转变也才有了技术支持和保障，也才具有可行性。这是制约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转变又一因素。
第三章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在前两章中，我们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总体分析，从而明确了证券税制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发展趋势。但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是个“长期”的概念，或者说是“远期目标”。问题是在我国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又应该如何完善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呢？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与借鉴提出若干完善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具体措施”。
一．部分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简介
内容提要：证券市场税制是相与证券市场行为主体或其行为有关的税收政策、制度及规定。税收制度、政策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1994年我国金融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随着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作为规范证券市场内容之一的税收制度，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积极支持和正确引导证券市场的发展，已成为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税收政策的评价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初步设想。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制主要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营业税3种。
（一）股票交易印花税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征税。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证券转移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
我国最早于1990年7月在深圳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当时是出于稳定股市及适度抑制投机氛围的需要，其税率规定为对卖方征千分之六，当年的11月23日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千分之六，此后不久又因市场的变化调整为千分之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定为千分之三。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转让的交易双方各征千分之三的印花税，由交割单位代扣代缴。1997年，为抑制投机、适当调节市场供求，国务院作出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决定，自5月10日起，将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五。1998年6月12日，国务院又作出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四。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也就是资本利得税，但从一开始就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的征税。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
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另外，对于投资国债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
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也采用比例税率，但其税率要高于个人投资所得税，为33％。对于外国企业，其取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按30％（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税率纳税，并附征地方所得税。上述对外国企业的规定只限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对于那些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红利收入的外国企业，或虽设立机构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企业，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同时，还对下列所得免征所得税：（1）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红利）；（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及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3）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
（三）征券营业税
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令第136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当时税率为5％，现已改为8％。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额，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收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印花税名不副实
从理论上讲，印花税的课税依据应是各类书立的文书，而证券交易的过程是一种有价证券的转让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证券交易实现无纸化和电子化，每笔交易应缴纳的税收均由证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统自动扣划，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又无印花税票，如果再适用这一税种有悖法理，名不正言不顺。
（二）税收负担过重
税收不仅是一国政府聚集财政收入的工具，同时也是政府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涉及到证券市场的税收，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税负的高低与轻重，不同的国家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但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而言，税负显然重了一些。目前，我国沪深两市交易佣金率为0.35％，加上证券交易印花税A股为0.4％，B股为0.3％，而且两者均是双向征收，因此投资者承担的双边证券交易税费率（A股）达到了1.5％。这个水平。不用说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即使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偏高。首先，以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与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税作比较。荷兰的股票交易税税率为0.12％，日本的证券交易税税率最低为0.01％，最高为0.3％，均低于我国目前0.4％的水平。更有一些国家如美国等对证券交易实行免税。其次，再将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所得税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进行比较。包括荷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只对出售股份超过公司股份较大比例者才予以征税，还有一些国家如瑞典等仅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固定年限的证券所取得的利得征税，更有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允许将投资净损失在课税所得额中扣除，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新西兰、南非、希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对证券投资所得实行免税政策。由此可见，从投资所得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或者免税，或者给予各种优惠待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却没有任何优惠可言。金融证券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对证券交易课以高税，从总体效果来看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税率过高，会抑制投资者进入市场的热情，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双向同率征收，造成调节不力
我国1990年在深圳开征此税时，只对卖方征收，后来改为对买卖双方实行双向同率征收。这种制度设计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不能有效利用税收杠杆抑制过度投机。因为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买入成本较低，才可吸引大量资金进场；而卖出成本高，会使持仓的投资者产生惜售心理。二是没有考虑到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造成利润分配不公平现象。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按交易金额0.4％的比例税率征收，且没有免税额规定。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大户投资者往往因为具有资金雄厚、信息灵通等优势，其利润率一般都比中小投资者高。而实行比例税率就会导致两者税负水平不一样，中小投资者反而承担了更高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设计税率时没有考虑持有期长短，中长期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均按相同税率纳税，不利于抑制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
（四）税负不公
1.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主要是对二级市场上的各种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而对其他金融商品的交易如国债等则不征收。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征税来抑制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鼓励广大投资者购买国债。其实，无论进行哪种证券投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投机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若为抑制过度投机，仅仅对证券市场中某些品种如股票的交易征收印花税是远远不够的。在同一个证券市场中，对某些金融商品征税而对另一些不征税，会造成各种金融商品交易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市场条件的不一致，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所得税税率不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而现实情况是，仅有少数隶属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按33％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缴税，大部分归属地方的上市公司实际执行的是15％的所得税税率，因为在这些上市公司向中央财政缴纳33％的所得税后，地方政府会给予它们17％的财政返还优惠。
3.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税收权利不平等。无论从有利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统一税制。但各上市公司执行的所得税税率可谓五花八门，不仅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执行不同的税率，即使处于相同行业的公司，税率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同是汽车行业，北旅汽车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松辽汽车为10％；同是玻璃行业，洛阳玻璃为33％，福耀玻璃和耀皮玻璃却为10％。同时，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待遇也不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胜利所得不征税，只对个人股征税，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原则，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重复征税
股份公司派发给股东个人的红利股息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却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形成了对股息红利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妨碍股东将分得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建议
（一）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鉴于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已名不副实，可考虑逐步取消。2000年以来，各国交易所纷纷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或降低税率。先是新加坡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示6月30日开始废除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最近，英国证券交易中心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也要求政府取消现行0.5％（单边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我国可考虑先降低印花税税率，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取消。
（二）开征证券交易税
取消印花税和开征证券交易税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证券交易税不是在印花税基础上增加税负，而是以证券交易税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这种替代只是使名称更为准确，规则更为明确而已，不会引起股市的剧烈波动。因为这是国家规范股市的一个举措，对股市是长期利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并未增加，不仅不会引起股市下跌，反而会对我国股市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降低税率，公平税负
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如果其税负水平没有顾及到这种风险的特性，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欠公平的。如果说高风险是证券市场固有的特性，那么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则更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队伍的不成熟决定了市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激发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倾向，就需要有相应的补偿方式。对政府而言，减轻税负就是一种手段。应实行只对卖方课征制度，并适当降低证券交易税的整体负担。
同时，应调整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针对目前上市公司所得税政策执行中不一致的问题，应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国内上市公司还是海外上市公司，无论是内地公司还是特区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执行统一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公司公平竞争。
（四）开征资本利得税
大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所得都课税，多数国家将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视同一般所得，或作为资本利得征税，或按普通所得征收所得税。我国也应考虑在时机成熟后，对买卖证券的差价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可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在税制设计上，视差价收益额的大小给予区别待遇。法国对个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课税仅限于超过233700法郎的部分，或出售股份占某一公司股份25％以上者，其税率为16％。荷兰规定只对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33.3％以上者所取得的利得征收资本利得税。考虑到证券投资的时间成本，各国一般根据投资者对某种证券持有期限的长短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法国对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两年以内）和长期（两年以上）两种，前者按42％征税，后者按15％征税。澳大利亚则对居民持有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瑞典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两年的证券取得的利得按全额征税，并且每年给予3000克郎的扣除。这些做法我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鼓励长期投资。基于证券投资的高风险性，各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同时，也允许资本损失在资本利得范围内冲抵与结转。在加拿大，资本净损失的50％可从课税所得额中扣除，但以2000元为限；不足抵扣者，可向前结转一年和无限期向后结转。我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时。这一点尤其需要借鉴，因为，对征收资本利得税，投资者最大的反应就是，“我赚钱了得缴税，那我赔钱怎么办？”若允许将损失扣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征收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冲击。
（五）避免重复征税
对于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随着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消除重复课税的条件已日趋成熟。笔者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样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力很困难的形势下不宜使用。
（六）加强对发行环节的征税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均设置了与证券发行环节相关的税种。如日本、荷兰对公司发行债券或股票都课征登记许可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在股票发行环节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开征这方面的税种，依据如下：
1.政策缺陷。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但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对于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文)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从总体而言,不具有完整性,尚处在探索阶段。
2.证券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税收缺陷。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开征的是印花税,从当前实际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税种缺乏独立性。证券交易印花税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方面来看,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是,从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来看,由于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而主要是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政策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而证券交易税不具有独立性。第二,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转让和交易,税收的约束几乎处在空白状态。第三,对买卖双方课征,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第四,税率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证券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双方实行按交易额的0.2%的固定比例税率征收,既没有考虑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也没有适当的减免税规定,容易造成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原则。
3.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问题。一是税收负担不均等。一方面是各上市公司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平等,相比较而言,特区企业比内地企业在税率上更低些,既不统一,又不公平;另一方面,同一上市公司内部的各股东之间税负也不平等,我国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违背公平原则。二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机制。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的上述收入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费用扣除。这种做法实际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对股息、红利收入产生税收歧视,而且会妨碍股东将分得的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不利于高效益企业的发展,进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4.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即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资本利得指股票、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资产的增值或出售而得到的净收益,证券市场中习惯上被看作是证券交易过程中因差价而取得的收益。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征税不是很明确。《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现行的办法是,对股票转让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优惠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规范,它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它会促使股票投资者注重短期炒作,增加了股票的投机成分,不利于中长期投资,容易引发股市的震荡。同时,国家对企业的资本利得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内资企业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中,其资本损失不冲减当期所得,而对外资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资本利得却暂免征税,并且资本损失可以冲减当期所得,导致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税种设置现状
1.证券发行环节。对于一级市场证券发行如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没有明确规定。而实际上,对于股票发行并不是不征税,我国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已作出了征税规定。例如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务处理,按照有关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收所得税。但该笔收入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国家发行的公债免征印花税,对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2.证券交易环节。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一定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下调为0.3%,2001年11月16日起,A股印花税下调为0.2%,同时规定对债券买卖免征印花税。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作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3.证券所得环节。国际上有关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分别开征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但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其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中。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征收的税额,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现行规定如下: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取20%的比例税率,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为合理税负,从1991年起,计税依据改为每年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超过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部分,并由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另外,对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均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二是对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采取33%的比例税率。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其他外国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上述收入,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4.征收其他税。我国对证券行业内的金融机构还征收其他税,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税率为5%,而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相关的证券营业税。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1.建立系统和健全的证券税收制度。尽管我国目前证券税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但政策工具却是单一的,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其他税种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张,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和税制,实现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这是因为: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多重政策目标。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调控市场及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大。二是我国税制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将实现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的税收政策工具也将由现行的主要依靠证券交易印花税转变为同时依靠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多税种,因此,我国税制结构的变迁也要求构建系统和健全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2.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一是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确立为独立的税种。虽然就实质而言,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其法律依据不足,而只是作为印花税的特别税目得以确立其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家税务总局和体改委联合的公文,这与我国制定税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有必要通过授权,由国务院颁布一些补充规定,以此来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级次,将其真正确立为独立的税种。二是按证券品种和持有时间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结构政策。至于各应税品种税率的高低,应根据其预期收益率和流动性来确定。同时还应根据投资者持有证券品种时间的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高,这样有利于提高证券品种的流动性,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三是实行单向征收,将纳税人确定为证券交易的卖方。当前的双向征收,提高了有价证券的交易成本,在我国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情况下,对组织财政收入、打击投机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来看,这种作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仅对卖方征税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投机,这也是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3.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一是实行扣除制或双税率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税,规定股东每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税率制又称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部分减轻了重复征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减轻,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实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当股东个人获得股息或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扣除这笔收入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或红利收入不作为个人的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采用这一做法,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还能与国际常规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做到彻底消除重复征税,但势必减少财政收入,在目前我国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4.统一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我国股份制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一般来讲,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能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资金,因此,理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其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势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的政策,可能使这些企业缺乏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的内在压力,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对上市公司减免税,对非上市公司是极不公平的。上市公司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融资已经为这些公司提供了市场竞争的优势,若再加上税收优惠,就会使非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考虑,优胜劣汰只能通过促使企业内部的优势得到真正发挥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的政策来实现。因此,国家应该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税负不公的局面,这样才能促进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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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perficialAnalysisontheTaxPolicyofOurStockMarket
OUYANGHua-sheng
(FinanceDepartment,NanjingAuditInstitute,Nanjing210029,China)
Abstract:Ourpresentstockmarketbeingasthestamptaxofthestockexchangehasplayedacertainroleinorganizingfinancialrevenue,regulatingthestockmarketandcontrolinganexcessiveinvestment.Buttherearesomeweaknesses.Therefore,collectionwaysofthestamptaxofthestockexchangeshouldberegulatedfurther,asetofsystematicandsoundstocksystemshouldbeestamblished,doubletaxationofpersonaldividendanddividendfromthebusinessandstockholdersshouldbeclearedup,andthepolicyofbusinessincometaxofthequotedcompanyshouldbeintegr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