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8: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制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提单 票据 无因性
一、概述
有价证券是一种表示具有财产价值的民事权利的证券；其证券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均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如汇票等狭义上的票据；其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行使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不完全有价证券，例如提单、仓单等；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金钱的，称金钱证券，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物品的，称为物品(商品)证券，如仓单、提单。
比较提单和票据的法律性质异同,对认识差异和相互借鉴完善都是有好处的。
二、票据提单之比较
为了更好的将票据制度移植到提单制度中，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一) 提单和票据的相同点
1.提单和票据都是有价证券
提单是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的单据, 提单可以自由转移, 提单的转移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拟制交货", 提单上权利的行使或转移必须以提单的占有或转移为前提; 票据的将支付的一定金额金钱的请求权证券化的凭证, 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或转移都以票据持有为必要。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为有价证券。
2.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证券
提单文义性是指提单记载的文义决定了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的文义性真对的是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 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 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 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 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 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可以看出, 票据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全部按照记载规定。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性证券。
3.提单和票据都是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
提单和票据的持有人以持有证券证明自己为权利人的身份, 收货人和持票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出示提单和票据, 所以提单和票据为提示证券。提单和票据义务人在履行交货、付款义务必须收回提单和票据或者在证券上作出作废注销权利的批注, 故提单和票据是缴回证券。
(二) 提单和票据的不同点
1.提单是不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 它以请求交付其上所载货物为权利内容, 属于有价证券中的物品证券, 不占有该证券就没有对该证券的权利可言。提单还是一种不完全有价证券。提单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对于非法取得提单持有人来说, 其不能依占有提单而取得其项下货物的所有权; 而对真正的持有人来说, 虽然没有占有提单, 但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票据的法律特征决定了其必须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产生于票据签发这一法律事实, 并且票据权利完全依附于票据, 二者不可分割, 即有票据有权利, 无票据无权利。
2.提单不是无因证券, 票据是无因证券
提单不是一种无因证券。因为提单不具有独立性, 当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解除, 提单权利义务关系将不复存在; 另外, 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 代表着它在上面记载的货物所有权, 提单的转让要受有关民法中所有权制度的限制, 受让人若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 即使得到提单也无法主张权利。票据是无因证券, 主要依据票据一经签发, 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就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基础关系, 并从后者相分离, 从而不再受后者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 在票据流通过程中, 第三人在接受票据时, 无需去过问和注意票据基础关系。
3.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流通证券
流通证券是指依背书或交付而转让的证券。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完全流动证券。提单虽然有流通性, 但是性质上与票据有很大差异。与提单相比, 票据的流通具有后手优于前手的特征。它的法律效果是: 一经转让, 背书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就转让给了被背书人;作为受让人的被背书人, 只要取得票
据的行为是善意的, 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受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背书人权利瑕疵的影响。
三、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建议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制度之中。 票据行为无因性，也称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和无色性，是指票据行为有无效力，取决于其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票据原因。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票据是否有效，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持票人本人接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方面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有无及其存废的影响。这一点在法律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与已经生效的票据和已经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无关（直接当事人除外），票据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以上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票据行为的有效与否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原因关系影响。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个票据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就独立存在；（2）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单也有着与票据相似的无因性，这种无因性通过提单的文义性得到了保证，承认提单的文义性就必须承认提单的无因性，二者是统一的。提单基于运输合同而签发，运输合同关系构成了提单债权的原因关系。提单一旦做成并转让给第三人时，提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运输合同相分离，在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提单关系。善意的提单持有人受让提单后，仅凭提单便可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如果承运人交货与提单文字记载不符，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此时承运人不能以其与托运人之间的抗辩理由对抗提单持有人。由此可见，提单的最终证据效力使得提单受让人能够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而对于托运人，尽管提单的证据效力可以被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所提供的相反的证据推翻，但是与票据一样，这都属于原因关系与证券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的情形，正如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票据的无因性一样，我们也不能以此否认提单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1】刘昕．提单与票据之比较研究【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12)．
【2】陈芳．提单与票据法律性质之比较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苏晓鸿、张明远．论提单的证券法律特征一与票据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1998(4)．
【4】李学兰．论提单权利证券化【j】．法学研究，2002(11)．
关键词：婚姻；秦朝；法律
秦统一天下，立国不过十四年而亡。秦末兵燹，档册图籍多付之一炬，所以有关秦朝的传世文献极少，特别是关于法律制度的资料极其罕见。程树德先生辑《九朝律考》亦自汉律始，秦律不别著，仅附见。1975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大批秦简，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并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为研究秦代法制第一次提供了实证材料，尤使人惊喜的是大部分秦简是秦代法律和公文，我们现在整理的大部分有关秦朝的法律资料都是从中而来的。
从已掌握的资料看，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此后一百多年根据需要陆续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条文，到秦帝国建立后更做了全面的扩充和修改，以至完备周密到可以实现“事皆决与法”的地步。它的法律制度对于后来的汉代，唐代以至两千年的封建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国在很早就注重婚姻方面的法制，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可知，商鞅在变法时已注意到在婚姻家庭方面改变原有的落后习俗。
婚姻为家庭之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保护婚姻和家庭以维护社会之安定，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一直是传统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时的“婚姻”一词，原为：“昏因”，昏，本是一个时间概念，约指“日入后两刻半”，由于“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即婚礼须在昏时举行，昏遂变成了一个行为概念。因，“就也”，“婿以昏时而来，则妻因之而去也”，故“婿曰昏，妻曰因”。《礼记·昏仪》说：“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可见在古人眼里，婚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夫妻双方，而且是为祖，为家，为后世。
新出土的秦简提供有关婚姻法方面的新资料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其中有的是以前史料中所未曾有的。
从已掌握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律关于婚姻的成立条件，婚姻的形式，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婚姻的解除等方面都做了较具体的规定。
一、结婚
秦律规定婚姻成立首先是要达到成婚年龄。秦的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作为成年的标准，举行冠礼。“冠”以后就具有了结婚的条件了。女子身高六尺二寸成人，女子成人“许嫁”，也就是具有结婚的条件了。这仅仅是一般的规定，在执行上并不严格。秦简中有女子“小未盈六尺”而“为人妻”的事例，可兹证明。其次是要经官府登记。结婚要到官府登记，过去的历史资料上是没有这样的记载的。而从出土的秦简中表明，结婚只有到官府登记，婚姻方始成立。《法律答问》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即是说，女子甲为人妻，私逃，被捕获以及自首，年小，身高不满六尺，应否论处？答曰：婚姻曾经官府认可，应论处；未经认可，不应论处。
可见，凡是经官府登记的婚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二、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男尊女卑，妻处于夫权统治下的现象，秦也不例外。（1）秦律维护男尊女卑，女子结婚后有到丈夫家生活的义务。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属于附属地位。例如，丈夫犯罪被处以流刑，妻子必须随丈夫到流放地共同生活。
结婚后的家庭财产包括妻子陪嫁的财产在内，均由丈夫支配。只有在“夫有罪，妻先告”的条件下，妻子的“媵臣妾衣器”才不被没收。但是，妻子犯罪服刑，其“媵臣妾衣器”则“畀夫”，归丈夫所有。这就是《法律答问》中的“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收？不当收。”又“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2）秦律保护妻子的人身不受丈夫侵犯。丈夫殴打妻子属违法行为。《法律答问》中载：“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肤体，问夫何论？当耐。”就是说，妻凶悍，其夫加以责打，撕裂了她的耳朵，或折断了四肢等，问其夫应如何论处？应处以耐刑。（3）夫妻间需相互忠诚，“禁止佚”，秦律规定，“女子去夫亡”，而另于他人“相夫妻”，要“黥为城旦”，同样，“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因此，男女通奸在法律上双方都认为是犯罪。《封诊式·奸》就是记载某士伍捉拿到一对白昼通奸的男女并送到官府认罪的案例。（4）相对于家庭中的子女，奴婢而言，夫、妻同处于“主”的地位，他们擅自杀、刑其子及奴婢，均为“非公室告”，如果子及奴婢控告的内容属于“非公室告”，则秦律规定不予受理：“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从中可以看出，妻在家庭中的地位，较后世略高。
三、婚姻关系的解除
第一，秦律规定，解除婚姻须经官府登记认可，否则，将构成“弃妻不书”罪，男女双方均要处罚。《法律答问》的“女子甲去夫亡”后与他人“相夫妻”，被捕获后，被处以“黥为城旦”的刑罚。《法律答问》载“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当论不当？赀二甲。”可见，弃妻不向官府登记，双方都要被处以“赀二甲”的刑罚。
第二，由于夫或妻的一方死亡，婚姻就在事实上解除，生存的一方应有权再婚。但是，这种再婚权，仅仅适用于生存者是男子一方的情况下，并不完全适用于生存者是女子一方的情况。因为，“有子而嫁，背死不贞。”实际上规定有儿子的妇女必须与死去的丈夫在法律上继续保持夫妻关系，从而剥夺了她们再婚的权利。
1.问题
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如何，不仅仅看该国立法的数量，法律制度是否齐全，更要看该国能不能把已有的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下去，是否有一套科学完整的监督机制监督法律的实施，目前我国的监督立法与实施是个薄弱环节，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条款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
这种状况导致解释空间过大，监督手段弱化，给权力滥用者和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比如在预算监督立法中，1995年施行的《预算法》规定了各级权力机关和各级政府对预算监督的职责权限以及法律责任，但内容比较原则，笼统，没有体现在预算的事前，事中监督，同时也缺乏操作性；对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方面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导致“小金库”屡禁不止，大量国家财政资金流失。[2]
b.缺乏实施财政监督的程序性法规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我国在财政实体法上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在财政监督的程序方面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定，这样会导致监督效果的不明显，不合理甚至违背立法者的初衷，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c.事后监督中惩罚措施和力度不够
比如我国税收监督中，税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惩罚措施和力度不够，导致国家大量税收流失，在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采用转移，隐匿等手段或者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逃税，骗税的事件时有发生。
又如，在法律责任规定中，缺乏惩治力度，只对违反预算行为者做出给予一般行政性处分的规定，如对挪用公款游山玩水，挥霍浪费行为，按违纪处理或者一罚了之，这既是预算约束软化的表现，也是财经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3]
d.地方财政监督的需要未充分考虑
比如新《会计法》只规定财政部及派驻机构才有查询被查单位银行存款的权利，而地方财政部门却无此权力等等，与地方财政部门所要承担的财政监督工作明显不适应，使地方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缺乏法律依据，造成地方财政监督工作弱化。
2.对策
a.合理规定财政监督的手段和程序
不可否认，强化财政监督的力度，加大对违法事件的惩治力度，是完善财政监督法的当务之急，否则，监督职能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或者根本不利于财政开展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把握好限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上相应地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惩治标准，从而真正发挥财政监督的功能，以期达到威慑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应当本着严谨，简明，适用的原则，对实施监督的每个环节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便于指导财政监督工作。使得实质正义能够和程序正义相结合。
b.细化条款，明确操作规则
为了便于操作，避免过于宽泛的解释空间的出现，条款应当细化，以明确的操作规则来规范执法主体的行为并提供能够相应的标准。比如，《预算法》应当对截留、占用、挪用财政款项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行政、经济、刑事责任的追究条款。
c.立足全局，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就国家整体立法而言，国家立法须从全局出发，实行统一立法原则，禁止各搞一套，以保证全国统一立法体系的完整性，避免法律或法规相互之间的矛盾和碰撞。同时，又不能过度压制地方财政监督的职能，使得地方财政的有效运行受到影响。在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下，允许地方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规定。总之，要立足全局，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d.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监督法规
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制定的财政监督法律制度要保证财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作为立法机关应充分发挥立法职能和作用，对财政监督立法应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将其作为整个经济监督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吸收外国的立法经验和成果，更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体现中国的特色。另外，我们要加快财政监督立法的步伐，但也要注重立法质量。
二、执法中的问题和对策
1.问题
a.多数财政监督主体的监督工作没有权威性
对于违反财政法的行为，监督人员缺乏强制手段，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没有纠正权和处罚权。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机构和人员没有把执法监督工作摆到应有的地位，重执法，软监督。[4]
b.财政执法监督中存在着“关系网”
当今社会，“关系网”无处不在，在财政监督领域也是如此，表现为以权压法，以情代法，以钱乱法，徇私枉法，甚至知法犯法。它严重阻碍了财政法律和法规的实施，增加了财政执法监督工作的难度。
c.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财政法制意识不够
财政监督执法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法律知识和工作能力，还应当有一种主人翁意识，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的责任感，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使命感。而目前我国财政监督执法队伍在上述尤其是最后一种素质上还有待提高。
d.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滞后，缺乏具体工作规范
这一点，在前面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中已经作了分析，这是立法和执法共同存在的问题，没有具体的规范，执法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对策
a.建立财政税收警察制，配置相关的执法人员
从国外财政税收征管工作情况来看，有些国家除设常规警种外，根据本国实际需要还设立了专门的财政税收警察，如意大利，新加坡，土耳其，肯尼亚等国分别组建负有特殊使命的特种警察即财政（税收）警察。该种警察不同于常规警察，其职责是维持财政税收征管秩序，对涉及财政税收违法犯罪案件，如偷税，漏税，抗税，骗税等案件进行侦查与调查，协助财政税收机关完成财政税收征管任务。借鉴上述国家做法，我国也可以建立财政（税收）警察制度，配置相应机构及人员，目的是提高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加大财政针管工作执法监督力度，保证国家财政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实施。[5]
b.提高全民尤其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财政法制意识
意识指导行动，正确的意识才能为合情合法的行动做导向。为了保证财政法的实施和使财政事业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财政监督法制建设，大力宣传财政监督的重要性和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必要性。这是纠正人们在财政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重要措施之一。另外，也需要国家公务员自身对财政监督重视起来，从主观上作出应有的改进和提高。
c.建立并健全财政监督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执法监督责任制是执法主管部门或者专门的执法监督主管部门与执法部门或者专门的执法监督部门之间，通过契约形式明确各自职责权限关系的制度。其目的是保证执法或者执法监督质量和效益。
管理制度之于高校，及于师生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给校园内的所有活动设定规则，追求校园的井然有序，一如法律制度之于国家，调整人们生活中的各类法律关系。高校是一个缩小版的王国，要完成王国的治理同样需要有完整的法则规范王国内所有公民的行为，因而，不难看到，管理高校的规则制度和治理国家的法律有许多相交和关联之处。
（一）制定两者的基本目的在于秩序
高校管理制度出于维护高校和谐有序的教育环境的目的，将可能发生在校园中对个体和学校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影响校园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予以明确否认，并规定相应的后果，比如通过制定课堂、考试、宿舍管理条例将学生的行为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对一定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如果违反相应的管理制度则会带来个人评价的降低或者收到保留不良记录的惩罚，以致对未来升学、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规则的产生是人类群居所必需亦是必然的结果，无论群体大小，人最终都会发展为群居的“有规律的生活”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原因。学校制度是约束了校园内的“小群体”，法律约束的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群体”。法律制度经过制定、执行和遵守的过程，从而影响和引导人们遵守一般的社会规范，使一些不受调整的社会关系得到有效的疏导和整合，使无序变为有序状态。法律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加以确认，通过直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使这些关系本身具有法律的性质和意义，由此形成有条不紊的状态。法律制度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通过立法给人们设立行为规范，从消极角度而言，法律对违反法律制度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予以限制自由或者财产损失以求达到警示和教育的目的，从而消除违法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无序状态，预防其他违法行为的出现，在维护秩序的角度上，法律和高校管理制度具有同样的秩序价值。
（二）高校管理制度需要遵照法律的规定制定
高校制度建设需要切合学生实际，符合校园管理的要求，但最基础的，必须坚持合乎法律且程序正当。除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对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个人隐私权及各项自由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没有经过基本法律的授权，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对公民实施限制其自由权利的行为。教育管理制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我国先后颁布了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等在内的多部教育法律和十多部教育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高校的权利及义务都有明确规定，所以高校在制定管理制度时除了需要遵守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之外，还受到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限制，因此高校的一切行为包括制定管理制度都是不能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的。
二、高校管理制度与法律制度之相错
高校毕竟不是社会，社会包含了形形的群体和个人，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复杂多样，法律要约束到所有群体，设计到生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到社会出现的各类情形，因而法律和高校管理制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性质的差异。
（一）制定主体地位截然不同
高校的制度规范往往是由学校的管理者制定，对于制度的产生过程，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和老师等往往无权参与，规则如何修改和完善，被管理者在一般情形下也不能提出意见和建议，高校规则的制定显然是典型的“家长式的关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是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形式，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制定规则修改规则的权利，不受被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而法律则一般以民主的方式产生，规则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由公民群体共同制定和修改，而且规则的制定者本身同时又受到法律约束，所以法律法规一经制定，就必须得到制定者管理范围内的普遍遵守，法律讲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受特权不受法律约束，所以法律于制定者而言，直涉自身利益，在制度考虑时能以一般民众的角度考量法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高校管理制度约束特定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中的的我们，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平等的。但高校作为管理者与教育者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而为了让高校教育事业与教育活动彰显出更好的生命力，成为社会不断发展的正能量，需要建立起完善科学的高校管理制度，在全面协调好高校秩序中教育者、管理者以及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之余，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在规定其必须履行的义务的同时，切实尊重并保障学生权益，将学生培养成身心健康的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保障实施的强制力迥异
不同的高校规章制度有不同的制定主体，有学校层面主导制定规章制度的，有院系层面主导制定规章制度的，有行政党务等职能部门主导制定规章制度的，有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学会、协会等主导制定规章制度的，这就决定了不同管理规则实施的强制力也有差异。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不同于法律，高校规章制度作为高校内部的“自治公约”，大部分内部规章制度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协商式的。这就要求权力主体在制定各类规章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特定主体的不同需求，在制定的过程、程序等方面充分体现民意。
三、交错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建设之理性思考
比较的意义在于取长补短。法律能作为约束社会最一般的规则，得到普遍遵守，在法律制定和保障实施上必定有其独特的优越性，高校管理规则在不违法的基础上，吸收法律制度建设的优越性以补全自身不足，对于高校管理制度更趋合理、合法，更能有利于学生发展等方面有指导意义。
（一）高校管理制度应当强化法定权利义务
高校首先应当是守法的主体，尊重法律的规定，即法定的权利义务必须在高校的规则制定中得到体现。但高校主体的特定性决定了其管理制度不能仅仅体现法定权利义务，而应当在一般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将法定的权利义务融入到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通过细化的规则将法定权利义务具体化。如法律规定任何人享有生命健康权，高校在制定规则时则应将该项权利具体到禁止打架斗殴、规范体检、增加安全防护等因素上。权利义务都需要具体化到实际生活，平等需要体现到具体的分配之上，高校的管理制度应当切合实际，将法定的权利义务在高校范围内进一步强化具体落实，使得法定的权利义务能够在校园点滴生活中深入人心。
（二）高校应当超过法定的期待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最一般的约束，是维护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低标准，法律没有以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通常也是被动的得到适用。但是高校是育人成才的摇篮，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将会承担比一般公众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如果仅仅以最低限度的标准管理高校学生，则偏离了社会给予知识群体的期待。当然，这也不能成为限制高校学生正当权利的理由。只是在管理制度之上，应该考虑到高校育人的使命，且相对而言，高校师生对于一般公众，知识结构的差异使其对于规则有更好的理解力，规则更容易得到遵守，因此高校的管理制度不应当如同法律一样刻板，在含义明确的基础上，可以更具有灵活性。同时，制度具有思想性，它通过具体的规定和相应的惩罚等强制措施来达到规范学生思想言行的目的，进而培育学生的公民意识、公德意识和法制观念。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出发点，不是束缚人、禁锢人，而是创造条件发展人，以育人为本，因此，高校管理制度应当更具有激发性和启发性，在制度的设置上做到刚柔并济，奖惩并行，激发学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对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激励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三）遵循原则，程序合理
每部单行法律的制定，都有相应的立法原则作为指导，所有制定规则都不能偏离原则或背道而驰，因而法律的条文制定被限定在立法原则的指导之下，违背相应原则的条款和行为都将被认定为无效。高校管理制度的制定也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高校育人，理应以学生为本，理应注重品格与修养；其次应当直面社会。校园管理也应当以此为原则，指导被管理者的一切行为。同时，高校的制度制定应当按照既定的程序，使其具有合理性。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高校具有实现民主的条件，因此对于高校管理制度应该允许学生提出异议，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应当以更民主的方式进行修改，给予学生合理的申诉权、抗辩权、听证权等。
（四）高校管理制度更需人文关怀
大学生是一个有知识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在许多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甚至存在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的今天，我们应当看到冰冷规则之下，学生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关注和保护。规则的制定的目的不应该仅仅为了维护秩序，更多的应当是出于保护学生，以“家长式的管理”的同时也要配套以“家长式的关心”，人本主义也应当体现到高校的制度建设之中。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应当深入学生群体，充分了解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契合大学生当前实际的规则，符合大学生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制定高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辅以柔性政策，充分体现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与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弱化学生功利思想，进而深化人文关怀。因而，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完善要秉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价值向度，只有这样才能附和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助力高校学生培养，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清末的法律制度
1） 清末变法修律的影响：
1， 中华法系解体
2， 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奠定的初步基础
3， 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向国内介绍和传播先进的法律制度
4， 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2） 钦定宪法大纲：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3） 十九信条：仍强调皇权，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暴露虚伪性
4） 咨议局和资政院：地方和中央的咨询机构
5） 大清现行刑律——过渡性
6） 大清新刑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7） 大清商律草案——未正式颁行
8） 大清民律草案——为正式颁行
9） 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实行审检合署
10） 实行四级三审制度
11） 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的考试任用制度
12） 领事裁判权（被告主义）
论文关键词：户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进行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都必须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情况这一重要因素。
户籍法律制度除了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和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使其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以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经济的目的。例如，建设部门要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文教部门要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社会保障部门要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要及时了解侦查对象身份，统计部门要人口迁移信息等，这些都离不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另外，户籍法律制度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一般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对有关地域的人口情况作重点考虑；它在招聘公司员工的时候，要想对应聘人员的情况有所了解，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在与他人进行法律行为时，需要了解对方的必要情况，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认公民身份，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服务，是户籍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立法目标所在，是户籍法律制度本身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对主体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对主体进行必要管理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的本质应该是中性的，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主体行为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
在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是政府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把人口划分成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据以实行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户籍法律制度相比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内容。
第一，在功能和立法目标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了多重功能，具有多重立法目标。即，既要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又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为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只有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的功能和立法目标。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
第三，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而且成为直接进行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法律制度，对每一个现实的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由于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中立性，则不会对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的作用。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户籍法律制度所具有的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过去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过多地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担负的功能，使户籍法律制度本应该是一个不直接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挥直接调整作用的技术性法律，成为了一个确定人的身份，进而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进行调整，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进行配置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根据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所获取的人口信息存在失真问题，这样就使其很难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使得户籍法律制度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2．户籍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于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因此，在指导整个户籍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也自然会产生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以“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也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我国，公民的平等身份和迁徙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3．户籍法律制度具体制度的构建。从“法治”的视野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审视，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没有依法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异化。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准确定位
发挥户籍法律制度的应有作用，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应该从还原其本来面目着手进行，要把强加在其身上的多余功能剥离出来，对其本应具有的功能进行强化，使其真正成为便利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以及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人口信息的法律制度。
(二)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下，立法者会进行不同的制度构建，从而会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探讨如何构建我国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有关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我们构建整个户籍法律制度的先决性问题，会对整个制度构建和现实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应该以“服务”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作为改革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和“实现平等和自由迁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构建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户籍法律制度
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发挥它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只有通过详尽而完备的法律规定来为行为主体的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提供切实的制度支持和保障，才能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
1．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而实际上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因此，为了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将公民的迁徙自由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为公民实现迁徙自由提供根本法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依法规制行政权力一是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通过立法减少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违法和不当干预：二是建立完善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危机；四是完善行业协会立法，发挥自律监管作用；五是建立跨国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制度。
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统一的方式选择问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的热点问题。总体来说面对我国现有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大板块构成的基本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制度，如何进行整合统一学术界主要分为三类典型的观点。第一种类观点是当前鉴于我国的国情，三种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应当继续保持下去，暂时这三项制度还不适宜于统一为全国范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但同时三项制度之间可以建立三项制度之间的衔接规范体系以弥补三项制度在运行当中弊病。第二类的观点主要倾向于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先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也建立必要的衔接制度。这类观点的提出是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基金管理、服务和待遇方面与另外两项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现阶段将三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全面的“大统一”是不合时宜的，也不现实；而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项制度本身在内容设计、运作实际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也具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为了适应城镇化进程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在基础医疗保障方面体现全民的公平的价值定义有必要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统一。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应该缓步进行，而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现阶段中国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险意识观念、需求、消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城乡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盲目统一极易造成城乡居民因为医疗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而造成的矛盾，继而出现城乡的不公平。因此在两项制度统一的问题上应当充分考虑相关因素，而不宜盲目的统一。笔者认为单独因为城乡经济社会条件大的差异性作为保障城乡居民医疗健康的两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依据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更多具体的医疗保险地域内，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基础，收入差距并不是非常的悬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融合在了一起，有了相近的社会经济环境、就业机构或者更多条件的接近。这些经济社会条件的相近也为两项制度统一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划分还是应当从居民的“职业性”，即是否是属于正式的职业者或者说就业人员。因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的是正式的就业者，而另外两项制度则是保障的是非正式的就业者。保障就业者和非就业者的医疗健康的制度方面在筹资方式、服务待遇、基金管理等很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他们之间的统一是不切合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而比较现实的做法则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的非职业居民的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统一，即将制度设计相近的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相统一，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统一的可行性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相似
尽管从客观层面来说，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水平和城乡地区的发展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具体的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区域作为样本，实际上该区域的城乡居民所依靠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相近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的接近或者说不明显。随着我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加快发展，我国城乡“常规的”或“标准化”的“正式就业者”，在数量上已被“非正式”或“非标准化”机构、临时性、随意性、非全日制、移民工人和劳务承包、劳务派遣的劳动者所超越。同一统筹区域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依据的经济社会条件的相似性，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的具体操作的可行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都比较相似，两项制度在筹资方式，筹资水平，医疗保险待遇等等主要方面都很接近，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接近，两类群体身份界限正在消失，对于城乡居民采用两套不同的医疗保险模式，一来没有什么现实的积极意义，二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有助于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和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医疗整体服务水平，公正公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具体说来：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都属于我国医疗社会保险的基本范畴。保障的群体之间在各自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是一致的。
2．其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的都是没有正式职业的人群，即非职工性质的群体，而在一个特定的统筹区域内，这两类人群的收入，就业情况其实大抵相近并没有大的差别，政府在在保障居民医疗健康方面理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给以相同的待遇。
3．两项制度在内容方面是基本相同的，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名称上是不同的，但实际考察中两项制度在参保方式、筹资手段、基金的管理、基金运营、医疗服务待遇等方面是相似的。
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统一的总体框架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统一的总体目标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应是惠及全体城乡居民，极具社会价值的制度，体现在公平公正的在筹资、管理、支付、服务等领域实现统一，使他们不因为户籍、收入情况、所在地域的限制而有差别的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这项制度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背景之下，通过政府、社会、个人的互助共济以分散社会的风险。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总体目标是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项相似的制度统一，通过制度与政策在深度权衡的基础之上优化改进，形成更加高效合理的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实现一定的统筹区域内的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筹资标准和受益水平上的基本一致，使和谐的概念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得到深刻的诠释。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统一路径思考
1．对现在的医疗保险保障的人群进行更合理的划分。依据居民的身份划分医疗保险服务人群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也不符合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公平公正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笔者的观点在于现阶段一方面可以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按照是否是正式从业的划分标准将城乡职工、农民工、公有或者非公有的单位的职工纳入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体系中去，最终形成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和城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新“二元”医疗保险制度结构，这种以居民是否从业为标准划分医疗保险对象的意义在于统一城乡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之后不仅能够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而且使得城乡居民能够在缴费、支付、就医等方面享受到公平的待遇。同时也弥补了原有碎片化、分割化运行传统医疗保险制度的缺陷避免了医疗保险制度分设，管理体制分散所带来的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2．建立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法律规范。居民的医疗健康是国家保障居民生存和发展权的最基本的内容，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以规范医疗公平，维护医疗保险领域制度的统一法律，目前实施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针对医疗保险这块也没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更只是在第二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的指导性条文。缺少权威的法律可能导致在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具体工作中的随意性，没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会给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工作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可以在吸收国外相对成熟的城乡医疗保险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建立城乡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加强法律体系建设，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
3．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配套服务体系。前文已经提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除了在名称上的差别以外，事实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筹资方式、医疗待遇等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或者说并没有大的差别。因此在政策方面可以讲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一定的统筹区域内统一起来，形成基金筹资、基金管理、医疗保险服务方面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配套服务体系。
（1）整合经办机构，可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来统一管理现有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关键词：信用征信 信用权 法律制度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在全国实施已有二十一年,其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变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勿容置疑,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全球经济已迈向一体化,法治日益彰显重要,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政府行政管理资源合理使用的今天,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问题已经浮现,不容忽视,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
笔者试图从企业的成立与终止、年检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法律规范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相关性的角度,探究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之处,为企业年检制度的改革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一、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架构。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从1982年12月12日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务院的《企业管理规定》,下文在全国实行企业年检制度开始,到1988年6月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国家工商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局《企业年度检验办法》、1997年11月19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1月13日国家工商局《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并构成我国企业年检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渊源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年检是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管理模式与基本内容。
我国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庞大繁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织,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许多事关重要的事权存在冲突,企业登记管理模式既有依组织形式分类管理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又有依所有制形式分类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企业年检的重要制度《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把上述企业登记管理的二种不同模式以较低位阶的规章形式揉合为年检的混合管理模式。
年检规章的混合管理模式与行政法规二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实务中的不和谐,年检法律制度先天存在令人惋惜的缺陷。
目前企业主流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构成,笔者试图根据企业年检的管理目标,将年检的法律制度的内容作出扼要简单的分类陈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行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登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登记机关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不按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登记机关可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十)项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处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于1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办理年检,拒不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机关年检的目的,仅限于维持企业登记注册的行政管理秩序。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确认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继续经营的法律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检,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并提交年检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公同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年检材料,对公同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继续经营的资格。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公同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逾期仍不接受年检的,吊销营业执照。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亦有类似的规定。
登记机关通过年检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资格,意味着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律主体的经营权利能力是按年度拥有的,而不是始于核准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终于解散与注销,公司、合伙和独资企业没有或没通过年检,其经营权利能力将丧失,其经营的法律主体资格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经营活动将面临违法,其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将没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3、《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将年检制度定位于行政秩序及企业继续经营法律资格的双元管理目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一条宣示,该办法是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年检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过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办法的双元管理目标显而易见;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在将年检对登记事项的审查内涵“转换”为对企业的检查的同时,还在若干的条款和内容中将年检的审查登记事项的权力扩充至非登记注册事务,并将被年检企业归类划分为A级和B级企业,对划分为B级的企业限制其增设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民事权利,明文规定企业未参加年检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置若干开放式的监督权利条款,等等,以图达通过年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表现
从上述对有关年检法律制度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现行年检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和对企业继续经营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在实务工作中,由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适用频率高和综合性强,在探究年检制度错位之处时,笔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1、将年检法律制度定位于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主体资格,有悖于公司、企业的实体法律规定和基本的法理原则;有违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公司、企业成立,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同、企业终止。
上述有关公司、企业成立和终止的法律规定表明,公司、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亦即企业的经营权利能力,始于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终于核准注销登记之时。公司、企业在成立领取营业执照后,登记注销前,其经营资格受法律保护。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通过年检方式,对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有悖程序法确保实体法施行、下位法遵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有违《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错位之处不言而喻。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均希望交易主体的稳定和透明,以确保交易的稳定、安全、有序、效率,以实现成本与效益原则。现行年检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定位,将全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的权利能力处于公共权力经常干预的境地,对全社会企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和破坏,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将年检对企业的有关登记事项的审查,扩大定位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浪费行政管理资源,损害了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增大了企业、公民创业和就业的经济成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弊大于利。
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在年检时,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等年检材料,对与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审查。企业的登记事项,依据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三资企业”的不同形式,行政法规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涉及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
但是,《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明确规定年检是对企业的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为年检内容之一,要求公司(三资企业除外)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划分A级与B级企业,限制B级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
年检制度的行政权利扩张,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由于依法无据,亦意味着行政管理的资源浪费,同时亦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约有1万家未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待吊销),而吊销企业的数量与新开办企业的数量在致维持在一定的相关度,按人们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含人工)约需2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粗略估算,每年吊销1万家企业就有大约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社会经济损失,累年计算,则其社会经济损失可观。
现行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其模糊不清及缺乏科学定位的行政管理目标和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情况,改革滞后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应该提到决策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客观要求下,年检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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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人类的生存、生活与发展离不开食品这一基础物质条件。近年来，在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下，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人们对于食品的要求也不再局限于营养丰富、美味可口，转而更重视食品的卫生与安全特性。科技及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食品生产、销售模式，同时在食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下，食品周转模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食品生产、销售、周转模式的改变，也给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食品安全的概念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法律制度 完善建议
一、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概述
（一）食品安全
食品，通常是指人类可饮用、食用的物质，具体包括未加工食品、半成品食品及加工食品，其中不包括只用作药品使用的物质及烟草。通常来说，人们对于食品这一概念的理解较为模糊和宽泛。而食品安全关于食品的定义则较为严格。参照《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可将食品安全进行如下定义：一是食品不能含有可能威胁、损害人体健康的有害、有毒物质、不安全因素；二是食品不得造成食用者感染疾病、急慢性中毒；三是食品不得对消费者（及其后代）造成健康隐患。具体说来，食品安全包括了食品卫生安全、食品质量安全、食品数量安全3个部分。
（二）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是指用于规范、约束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规范，以及由法律部门、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是食品安全执法的行为准则、法律准绳。食品安全的覆盖面极广，从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到食品周转，各个环节都会涉及到食品安全，故而用于规范食品安全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结构复杂、涉及面极广的、协调统一的体系。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实施离不开多部门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主要由食品安全法律、食品安全法规、食品标准三部分组成。食品安全法律，指的是用于食品及食品原料收获、生产、销售、加工环节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其是顺利运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依据；食品安全法规，是指依照食品安全法律而制定的各种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其是对食品安全法律的补充与完善；食品标准，即整个食品行业的所有技术规范，其包括了食品的产品标准、质量标准、卫生标准、检验标准、数量标准、添加剂标准、包装材料标准等。它是食品生产、加工等环节操作中需要遵守的准则，同时也是评价食品安全的客观标准。
二、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在法律法规方面，可操作性、完整性不高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主要以“三大法”（《食品安全法》、《标准化法》、《质量法》）为核心，然而，在这些“核心”中，仅对食品质量安全作出了概要性规定，其中《标准化法》和《质量法》均颁布较早，覆盖面较为狭窄、标准程度低下，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食品安全的实际需要。并且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考虑较为欠缺，预防性措施体现较少，在发生新问题时，就会“力不从心”。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但是站在法律体系的高度上来看，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仍然存在着较多缺陷。比如：没有明确的法律对政府责任加以约束。对于因职能部门或政府对食品监管不力而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其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在《食品安全法》中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另外，食品检验权也未真正落实。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鼓励、保护社会力量、社会团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却没有赋予社会团体实质上的检验权。
（二）食品标准体系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食品标准体系包括食品工业行业标准（1164项）和国家标准（1070项目），虽然规定项目众多，但大部分标准的制定时间较为久远，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食品行业的发展要求。并且，在这些标准中，多为行业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在食品安全领域，我国起步较晚，技术也较为落后，再加上长期以来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侧重于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对人民健康的保护，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时，常常以降低食品安全标准来保护行业经济发展。目前，在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仅有40%与国际标准等效，而国内食品行业对国家标准的采用率却只有14.63%。
（三）食品安全处罚力度不够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更轻，不法人员的违法成本更低。《食品安全法》中，第84条规定了，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经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者，由主管部门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设备、原材料、工具。对于违法生产经营货币价值低于1万元者，处以2千元-5万元罚款，货币价值超过1万元者，处以货币价值金额5倍-10倍罚款。从该条规定来看，相对于违法者违法获利，处罚力度明显较轻，这也是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法律执行的持续性、规范化程度不足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我国相关部门的做法普遍都是事后“一阵风”的处理、检查，“一阵风”刮过，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活动就偃旗息鼓，避过风头的违法分子就又恢复如初，甚至更为猖獗，这也是我国食品制假造假现象泛滥的关键原因。在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方面，缺乏规范性、持续性，让我国食品安全陷入了“问题泛滥—打击—问题暂缓—再度泛滥—再打击”的恶性循环，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制假造假问题。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完善食品安全法制管理、法律建设
虽然我国现行的《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法》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食品安全立法也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建设程度仍然相对低下，同时在食品安全法制管理方面，也与国际水平相去甚远。鉴于此，我国目前亟需加大食品安全法制管理、法律建设力度，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扩大法律法规覆盖面，让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个层次与方面都能有法可依。在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时，应当尽量与国际法律规范接轨，汲取国外先进、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和补充。与此同时，还要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制管理，保证法制管理的长期化、规范化。
（二）统一并完善食品安全标准
第一，要对食品行业所有的标准进行有效的补充、清理，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核心，构建起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国外食品管理质量高的国家，其食品标准的制定者均为国家立法机构，对于一种产品只制定一套标准，该做法有助于标准的落实。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由立法机构制定健全的食品安全标准，着眼于食品安全监控，在食品产业链中落实相关标准与规程。同时，还要对现有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清理，对于一些指标水平低下、不适宜的、自相矛盾的、重复的标准，要及时废止，并补充一些与国界标准接轨的、重要的标准。
第二，在制定标准时应当注重标准的科学性，将危险性作为标准制定基础。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与世界发展潮流、健康保护极不适应，为此，我国应当采用科学的方法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对于所制定的标准，要进行多次实验验证，验证通过以后方可公布、实施。
第三，我国食品安全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食品安全活动，指派专人参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以提高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国际参与能力，加快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三）完善监管体系
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一直沿用了分段监管模式，该模式主要具有以下优点：一是能较好地适应我国的行政机构设置模式；二是能适应食品安全当前复杂的监管形势。分段监管在拥有上述优势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存在的不足：食品安全监管缺位、越位现象普遍；地方与中央监管机构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监管机构责任追究未落到实处。分析国际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不难发现“品种监管”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青睐。品种监管，就是根据食品价值、市场需求进行食品分类，将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起来，重点监管重点食品，从食品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实施全程监管，实现“以有限资源监管无限品种”。和分段监管比起来，品种监管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集中性优势，二是全面性优势，三是连续性优势，四是综合性优势。
鉴于品种监管的突出优势，笔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应当转变传统监管模式，重点实施品种监管，同时辅以分段监管。要完成从分段监管向品种监管的转变，首先应当确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较高地位，同时加强其协调权和指导权；其次，建立第三方机构，尊重其独立性，加强社会性监管；最后，还应当对监管模式加以完善，逐渐实现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四）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