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5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与技术创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前言
我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的发展阶段，各个行业的崛起，产业的扩张，需要使用大量高功率的机械设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电力需求量不断提高。在该社会形势下，电力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电力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供电设备的负荷越来越大，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各种故障或者异常情况，严重影响了供电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使得供电质量不佳。因此对供电设备的管理及检修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在检修供电设备时需要停电，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居民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而现代检修技术的提升，状态检修已经成为了十分有效的检修手段，其不仅可以分为离线检修及在线检修两个类型，且检修的效率及准确性均较高。但是由于许多管理人员水平有限，也限制了该项技术的优势的发挥，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达到理想的检修效果，保障供电质量。
1.供电设备状态检修的措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力设备的监测设备逐步转变为自动化、智能化，该变化趋势为供电设备的状态检修提供了技术基础及设备保障，而现代供电形势的变化，还需要管理人员进一步进行研究出科学合理，效益良好且适应广泛的状态检修模式，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种：
1.1科学选择检修时间
科学选择检修的时间，将需要检修的各类项目明确的列出来，明确工作目标，使检修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效率更高，效果更明显。再根据供电设备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以供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为原则，全面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综合把握，在该过程中既不能完全按照原定计划及状态检修的概念开展工作，也不能过分随意，没有计划步骤，而需要在根据计划的大致原则及方向，在实践中结合出现的问题及难点，及时调整计划，开展各项检修工作。认真分析总结其他单位的经验，吸取不良事故的教训，广泛吸收有效的技术、管理模式等，投入于实践，实时进行状态检修，并将供电设备的规划、设计、型号选择等工作，均作为未来状态检修安全运行的构成部分，使主设备监造及运输等整体上实现智能化管理，保障设备处于良好的初始状态，且运行效率达到理想值[1]。
我公司负责中国海油在广东湛江南油基地的二十多个单位的办公、生产场所和六个生活区家属楼的供电任务，年供电负荷4400KW。主要供电设备设施有110KV-16000KVA主变1台，10KV输电干线14条，315KVA、500KVA、630KVA、800KVA、1000KVA、1250KVA、1600KVA等变压器共84台，配电间60间，高低压配电柜360面。
我公司通过实施状态检修摸索出一整套科学检修的时间安排，因我公司处于雷雨多发的雷州半岛，避免变压器等供电设备遭受雷击，结合房屋、厂房等避雷设施检测，每年春季雷雨季节前安排变压器、配电间检测，确保供电设备安全。同时，安排变压器等状态检修，确保供电设备完好、性能稳定，确保供电质量，使用户满意。对于主变压器及站内设施，由于只配备了一套高压系统，又不能影响生产、生活用电，我公司安排在供电负荷相对较小的冬季12月进行，并启用公司备用发电机用10KV输电线路供电，确保了公司生产、生活的用电。
1.2合理选择监测设备及监测点
供电设备是否能够安全运行对于电力系统是否能够安全运行有着直接的影响，需要保障其运行正常，首先需要杜绝各类材质出现故障的安全隐患，出现故障后，一般会对设备造成稳定性的破坏。对其实施状态检修时，就需要对设备的状态全面的分析，并准确的诊断，包括故障的位置、性质、类型、原因等，且每个类型设备的性质均有所区别，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依靠大量的设备运行、维修及长时间监测的数据，因此需要结合供电设备的性质、特点、运行情况等因素，合理选择监测设备，并经过多方论证后找到合适的监测点，对供电设备进行全面的监测[2]。
我公司110KV变电站从2003年通过技术改造后，采用较为先进的DF3000后台监测设备，该监测设备既可以实现对110KV变压器监测及变压器负荷变化进行有载调节电压，确保供电质量，同时也实现实时监测110KV配套设备，如110KV坡南线路、110KV调南线路、110KV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中控系统、直流系统等的运行状态。当110KV系统设备发生故障时，能实时反映其故障所在，通过保护装置设定的参数与设备故障的严重程度数据对比，能及时启动保护装置，切断故障源，有效达到设备本质安全的目的。如2013年7月23日110KV1#主变压器的压力释放阀故障动作，致使该变压器主体保护装置动作，及时切断变压器电源，避免故障扩大，达到通过监控设备的有效监控保护主要设备的目的。监测设备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安全运行的重要保证。
1.3供电设备的严密监测
进行状态检修时，需要参考供电设备的各项信息及数据，才能准确的判断设备的故障点、表现，并根据现象推断出故障的性质及原因，或者评价设备的运行水平及安全性。该类信息需要利用电设备状态监测工作获得，如果没有该项前提条件，状态检修工作不仅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还会大量浪费检修资源。科技不断进步，现代应用较为广泛的红外线测温，其原理是电气设备的在运行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而出现故障的部位其温度会出现变化，利用该技术能够获得设备运行的各项信息，检测的信息具有准确性高、实时性强、较为全面且属于动态监测，能够及时发现供电设备中的安全隐患及潜在的故障，并对后期的设备状态进行科学诊断及评估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参考[3]。
为了确保供电设备的安全运行，有效控制供电设备故障发生在萌芽状态，公司制定严格的设备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参照行业规范，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供电设备电检班专职负责定期对运行中的供电设备进行在线动态监测和日常巡回检查，监测和检查的项目有：变压器油位检查、变压器外观检查、负荷开关检查、接地及接点检查、断路器检查、防雷装置与接线接线检查等，根据运行负荷情况测量变压器本体温度，按DL/T664-2008《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规定：用红外热像仪测量变压器等供电设备的接头、套管进行热成像检测，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检修，多年来，坚持对供电设备的严密检测，供电设备始终处于安全良好的状态下运行。
1.4科学化管理
供电设备状态检修管理性质较为特殊，其管理模式、方法、所需条件等均与一般的企业管理有着较大的差异。供电设备状态检修管理的效率及效果与检修人员的水平、责任心、工作状态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电力企业需要强化状态检修的科学化管理，积极培养检修人才，进行技术学习，组织培训等，提高其技术水平及综合素质，保障检修效果及管理水平。
2012年初，公司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公司的设备管理水平，在公司范围内推广设备点检可视化工作，制定供电设备点检巡视线路图、变压器电检牌、高、低压设备点检牌等和与之相对应的设备点检记录本、将需要进行操作的设备部位和监控部位进行明显标识，使操作检修人员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操作方法，清楚知道监控仪器仪表的正常运行位置和危险位置，通过人的五感（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能够感知现场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的方法，可视化管理是用眼睛观察的管理，更体现了人主动性和有意识性，可视化管理这些作业标准，不仅是用来提醒作业员工所作的正确做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管理人员得以判定工作是否依据标准在进行，保障供电运行设备和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
2.供电设备状态检修的发展方向
现代社会的用电形势十分严峻，各个供电设备均有加大的负荷，而停电检修会造成较大的损失，状态检修则是新型的检修技术，其能够有效减少供电系统的事故，因此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电力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也促进了其在不断的与时俱进，进行各项创新，如引进高新技术、新型材料，使用自动化、智能化、可靠性良好的监测设备对于供电设备进行监测，提高电网的供电能力、效率及供电质量；积极开展状态检修，不断减少设备维护的投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据市场需求探索出创新的服务，值得用户能够得到优质的服务，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社会效益[4]。
3.总结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供电设备的检修技术的不断更新，但是现代供电形势较为严峻，供电设备的负荷较大，状态检修技术也还需要先进行一定的实践检验，再根据实际的效果不断的更新其理论及技术。可以先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试点运行，将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详细的记录、整理并对比分析，在该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步的提高技术，达到检修自动化、智能化，科学化管理，与时俱进的对新型变压器、断路器等供电设备实现状态检修，并将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本文仅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状态检修的各项措施，实践中还是需要管理人员对实际情况尽心分析，选择合理的措施保障供电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提升供电质量，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及人们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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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卜美琛.供电设备状态检修的科学化管理与技术创新[J].科技创业家，2013（14）：168-169.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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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是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前提和依据。通过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可以使企业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正确的把握, 从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减少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开展,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得到不断加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商业中, 企业的技术创新决定着企业生存和发展、前途与命运, 为了确保技术创新工作的正确性,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有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可分为趋势外推法、相关分析法和专家*测法三大类。
(1)趋势外推法。指利用过去和现在的技术、经济信息, 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规律, 在分析判断这些趋势和规律将继续的前提下, 将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向未来推演。生长曲线法是趋势外推法中的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美国生物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线(数学模型为: Y=L∕[1+A?exp(-B·t)] )及英国数学家和统计学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线(数学模型为: Y=L·exp(-B·t))皆属于生长曲线, 其预测值Y为技术性能指标, t为时间自变量, L、A、B皆为常数。Ridenour模型也属于生长曲线预测法, 但它假定新技术的成长速度与熟悉该项技术的人数成正比, 主要适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预测。
(2)相关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条件、参数、因果关系数据和其他信息, 建立预测对象与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模型, 预测技术的发展变化。相关分析法认为, 一种技术性能的改进或其应用的扩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关的, 这样, 通过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对该项技术进行预测。相关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导前-滞后相关分析、技术进步与经验积累的相关分析、技术信息与人员数等因素的相关分析及目标与手段的相关分析等方法。
(3)专家*测法。以专家意见作为信息来源, 通过系统的调查、征询专家的意见, 分析和整理出预测结果。专家*测法主要有: 专家个人判断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及德尔菲法等, 其中, 德尔菲法吸收了前几种专家*测法的长处, 避免了其缺点, 被认为是技术预测中最有效的专家*测法。
趋势外推法的预测数据只能为纵向数据,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时, 只能利用过去的产品技术性能这一个指标来预测它的随时间的发展趋势, 并不涉及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科技、经济、产业、市场、社会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现代商业经济中, 对于产品技术发展的预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品过去技术性能指标按时间的进展来类推, 而应系统综合地考虑现代商业中其他因素对企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深刻影响。相关分析法尽管可同时按横向数据和纵向数据来进行预测, 但由于它是利用过去的历史数据中的某些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因素求出的具体的回归预测式, 而所得到的回归预测模型往往只能考虑少数几种主要影响因素, 略去了许多未考虑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对实际问题的表达能力也不够准确, 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符合程度也有较大偏差。专家*测法是一种定性预测方法,依靠的是预测者的知识和经验, 往往带有主观性,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预测准确度的要求。以上这些技术创新预测技术和方法为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预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但在新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 技术创新预测的方法和技术应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进一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先进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目前,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评估中, 一般只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1) 技术的先进性、可行性、连续性; (2) 经济效果; (3) 社会效果; (4) 风险性, 在对此四方面内容逐个分析后, 再作综合评估。在综合评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专家法)、AHP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估法、决策树法、战略方法及各种图例法等, 但技术创新的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其中存在着广泛的非线性、时变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 还涉及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等诸多复杂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评估科学性的要求。关于技术创新评估的研究, 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 无论是指标体系还是评估方法, 均处于研究之中, 我们认为目前在企业技术创新评估方面应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 (2) 建立一种适应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估方法。
这种情况下, 神经网络技术就有其特有的优势, 以其并行分布、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可以较好地适应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这类多因素、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问题,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项目以BP神经网络作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构建的基础, BP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构成, 各层的神经元数目不同, 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时, 从输入层输入影响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值和评估值的n个因素信息, 经隐含层处理后传入输出层, 其输出值Y即为产品技术创新技术性能指标的预测值或产品技术创新的评估值。这种n个因素指标的设置, 考虑了概括性和动态性, 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影响产品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导致产品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尽管是黑匣子式的预测和评估, 但事实证明它自身的强大学习能力可将需考虑的多种因素的数据进行融合, 输出一个经非线性变换后较为精确的预测值和评估值。
据文献查阅, 虽然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现有原理和方法的改进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献[08]、[09]、[11]等, 但尚未发现将神经网络应用于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方面的研究, 在当前产品的市场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的经济条件下, 以神经网络为基础来建立产品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模型, 是对技术创新定量预测和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三、论文预期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项目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 (1) 探索新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 丰富和完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体系; (2) 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 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的发展。
本项目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 (1) 提供一种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定量预测技术, 有利于提高预测的正确性; （2）提供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的综合评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3)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论和实用技术。
四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目标：
以BP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并建立科学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及设计相应的模型计算方法, 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 对指标和模型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研究内容：
1、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佑的相关指标体系确定及其量化和规范化。从企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入手, 密切结合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系统综合地分析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各相关因素, 建立科学的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规范化的原则及方法。
2、影响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各相关指标的相对权重确定。影响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各相关因素在输入预测和评估模型时, 需要一组决定其相对重要性的初始权重, 权重的确定需要基本的原则作支持。
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研究。 根据技术创新预测的特点, 以BP神经网络为基础, 构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计算方法设计。根据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基本特点, 设计其相应的计算方法。
5、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学习样本设计。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 构建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学习样本, 对预测和评估模型进行自学习和训练, 使模型适合实际情况。
6、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的实证研究。以一般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工作为背景, 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进行实证研究。
创新点：
1、建立一套基于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在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方面, 一种是采用传统的指标体系, 另一种是采用国外先进国家的指标体系, 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当前经济形势, 参考国外先进发达国家的研究工作, 建立一套适合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此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 这是一项创新。
2、研究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及其计算方法。神经网络技术具有并行分布处理、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能较好地处理基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预测和评估的现实问题, 本项目首次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这也是一项创新。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论证
1、重视系统分析。以系统科学的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并研究影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 确定其相互之间的重要度, 探讨其量化和规范化的方法, 将国外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建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指标体系。
2、重视案例研究。从国内外技术创新预测与决策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归纳和总结出具有共性的东西, 探索技术创新预测与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3、采用先简单后复杂的研究方法。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研究, 先从某一行业出发, 定义模型的基本输入因素, 然后, 逐步扩展, 逐步增加模型的复杂度。
4、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研究工作与具体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相结合, 进行实证研究, 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 研究出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成果。
六、开展研究已具备的条件、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及解决措施
本人长期从事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工作, 编写出版了《现代市场营销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学》等有关著作, 发表了“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管理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组织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观念创新”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也从事过企业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策划和研究工作, 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与许多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同时, 对神经网络技术也进行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 所以, 本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基础及实验场所已基本具备, 能顺利完成本课题的研究, 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
七、论文研究的进展计划
2003.07-2003.09：完成论文开题。
2003.09-2003.11：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及其量化和规范化。
2003.11-2004.01：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构建。
2004.01-2004.0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计算方法研究。
2004.03-2004.0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体系的实证研究。
2004.04-2004.06：完成论文写作、修改定稿，准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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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 文化产业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05，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10-02
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历来如影随形，呈现出相互支撑的重要特征。文化产业的内在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而科技创新突破了关键技术，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每一次革命性进步，都是重大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结果。因此，探索技术创新的动力及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三大动力
本文是基于创新主体、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三个方面阐述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三大动力。
（一）创新主体的内生驱动力
文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他们既是技术创新的承担者，也是创新成果的受益者。企业的最终经营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任何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文化企业的原创能力和竞争实力。所以，企业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只能采取或选择创新行为，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文化企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
（二）外部环境的外在推进力
概括来说，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科技服务环境。
1.政策制度环境。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上、制度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将推动技术创新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如韩国政府在1998年就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政府采取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韩国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由此可见，政府所创造的政策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和市场，将会形成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激励力。
2.科学技术环境。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采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如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数字电视等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而且它们自身发展又对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方向。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环境是文化企业创新的外在推动力。
3.科技服务环境。科技服务环境包括产学研组织系统、政府服务支撑、中介服务支撑等环境要素。在产学研组织系统内，高校为企业及科研院所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企业是创新主体，具有创新需求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物质能力；科研机构针对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技术；中介服务在文化技术创新中的供方与用方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政府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通过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服务来培育和促成科技服务系统的协调运行。可见，良好的科技服务环境是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支撑力。
（三）市场需求的外部拉引力
文化产业处于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文化产业市场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水平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作为文化产品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才能为企业提供新的市场机会，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丰厚的利润。市场才是文化企业创新成果最终的检验场所，而市场竞争的无情性、危机性、紧迫性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可以说，市场需求是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真正压力和动力，也是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拉引力。
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作用
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促进了文化产业的价值倍增，提高了文化资源的整合效率，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重构与升级。
（一）技术创新促进文化产业价值倍增：驱动作用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美国电影业、英国和意大利的创意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产值都超过了各自国家钢铁业的产值。中国近几年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5.5%。其中，科技创新是重要推手。以北京市为例，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18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139.2亿元，增长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4%。
（二）技术创新提高文化资源整合的效率：协同作用
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对文化管理、文化规范、文化教育、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等诸多因素进行科学合理利用，发挥整体效能。通过技术创新整合文化资源，能够提高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文化生产力。如美国好莱坞通过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和元素，并整合文化与技术资源，拍摄出众多影响力较大的经典影片，引领了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通过科技创新，综合运用文化资源、信息及数据库技术等，聚合核心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利用规模化实现多层次的文化功能整合，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最大潜能和效用，进而达到文化资源增值的目的。
（三）技术创新加速了文化产业重构与升级：变革作用
随着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入开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科技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生产模式，产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裂变，催生了文化产业的变革。当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其相应的产业结构定将自愿或非自愿地进行调整。以当今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的三网融合为例，电话、计算机、电视这三种原来完全不同的产业，现已相互交叉与融合。这说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起到技术支撑作用，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重构与升级，在产业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12年5月中国网络视频联盟成立，由联盟主席领导跨媒介营销、版权合作、智能电视、移动视频、研究专家、会员服务及活动培训等七个委组构成。可以说，技术创新开辟了中国网络视频产业发展的新旅程。
[本文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12BWJ013）“辽宁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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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技术创新；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135-04
今年我国许多地方闹起了电荒，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今年我国用电缺口将达3000万千瓦。如何很好地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其它国家着力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一些国家致力于发展核电，试图通过核电技术的运用化解电力短缺的问题。核电的确能够有效地解决电力不足的矛盾，但其潜在的风险却一直让人不容乐观。在今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9级强烈地震中，福岛核电站就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据专家估计。由于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燃料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多，且有反应堆使用了含有高毒性的钚燃料。因此，福岛核电站事故可能会比切尔诺贝利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喽似的现象我们今天正在经历，运用新技术化解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问题。但新技术却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悖论的产生似乎是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导致的，但究其根源，还在于技术创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出现了背离。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反思技术创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找出技术创新的风险根源，进而探寻化解技术创新风险的路径。
一、技术创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对社会行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理性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用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阐释来分析技术创新，不难发现技术创新行动也包含了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追求。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体现在力图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现实问题、提高效率，而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则体现在技术创新是否出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否真正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技术创新应该既能解决现实问题、提高效率，又能体现以人为本，实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然而，工具理性关注特定目标的实现，价值理性着力于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这就使两者难免不存在分歧与冲突。风险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正是两者冲突的结果。暴露出偏执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价值理性的迷失。
二、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迷失
技术创新的理想目标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既能解决现实问题、提高效率，又能体现以人为本，但风险社会的某些问题却告诉我们现实并非如此。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强调，往往导致了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迷失。
(一)科技发展强化了对工具理性的认同，亦带来价值理性的迷失
回顾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使人类文化的传承有了更易获得的载体，活字印刷术让书籍的规模印制成为可能，指南针则推动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世界贸易和海上交通成为可能。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出无比的威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源泉。纺纱机、织布机的发明，使纺织业迅速崛起，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当时困扰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使运输机械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钢铁冶金技术的革新，使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现代分子生物学催生了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能解决人体器官的修复与替换，杂交水稻技术养活了中国数十亿人口，基因技术在农业、医学领域的应用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外，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飞跃，自此我们进入到信息时代，世界也成为小小的“地球村”。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新技术运用带来的种种变化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强化了人们对技术创新工具理性的认同，并且导致技术创新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以及价值理性的迷失。这一切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一个个风险社会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工业社会不证自明的真理(对进步的一致意见，对生态后果与危险的疏忽)支配着人们与制度的思想和行为”。
(二)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使价值理性失去发展空间
乔纳森，特纳认为，“理性的研究方法假设，行动应当被理解为工具理性的、算计的并能够有效地适应外部的物质环境。”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社会行动的工具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技术创新行动也同样如此。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对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发现，“导致特定领域内的研究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经济需要带来的技术需要”。可见，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充斥着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技术创新对工具理性的追求无可厚非，但在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上偏执于工具理性，往往会导致价值理性失去发展空间，新技术运用的风险不断显现。比如，用化学肥料代替天然肥料可以带枪来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但忽视其副作用，过度使用化肥，却引发了土壤结构被破坏、地下水被污染等问题。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就曾痛心地说：“春天没有了鸟叫。”，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关注核能技术的威力。而忽视了它可能给人类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于是，在1945年广岛、长崎的原子能灾难，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后。2011年再次发生了日本福岛的核泄漏，类似事件带给人类的伤痛久久地难以从身体乃至心灵中抹去。还有像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等，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飞跃，但出于种种目的的恶意使用却使人类生活陷入混乱，比如时有发生的网上银行被盗事件就扰乱了经济秩序，使人们心有余悸。
工具理性扩张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验证着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而技术创新价值理性迷失的现状似乎也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的预言，“科学不仅被当做一种处理问题的源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当成功增长的时候，科学发展的风险似乎以更高比例在增长”。
(三)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加剧了价值理性的迷失
技术创新工具理性的膨胀冲击着价值理性的发展空间，而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更是加剧了价值理性的迷失。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存在社会控制体系的
欠缺与失灵，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开发与运用的复杂性及不可预见性，使人们往往难以对其负面后果进行准确的说明和预测，因而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无法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于是出现了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二是功利主义导致社会控制体系的缺位。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往往有其利益诉求，各个独立主体的现实利益和目的成为新技术选择与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是否选择和使用新技术通常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人们会受利益的驱动，忽视新技术的负面后果，在社会控制体系的制度安排中对其采取较为宽松和放任的态度，从而为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提供合法化的庇护。
种种原因造成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使技术创新不必过多顾虑其负面后果可能招致的严厉惩罚，从而加剧了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关注、对价值理性的忽视，使技术创新引发了更多的风险。
三、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不只在于技术辉煌能带给人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切实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创新不仅应该具备工具理性，还应具备价值理性。只有这样，才可避免过度追求工具理性所导致的风险，避免陷入韦伯笔下的理性的“铁笼”。因此，面对价值理性迷失的现状，强调回归价值理性，是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一点。加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控制无疑是颇为有效的办法。
社会控制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提出，它主要是借助共享的价值观、有效的制度安排、统一的行为规范等工具和手段，通过外在强制和内在认同两种主要机制，达到约束行为、维持相互依赖、保持沟通、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有序的变迁。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主要也是通过外在强制和内在认同两种机制来达成社会控制的目标。
(一)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内在控制
技术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风险，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开发与运用新技术的过程中价值理性的迷失。美国著名的《幸福》杂志就曾向一个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群体提出过如下问题：“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学家应该(1)抑制一项发现，当据信这项发现会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时；或者(2)绝不抑制一项发现，而让它由人类的道德判断力来决定其最后的使用”，结果，“78％的大学科学家，81％的政府科学家和789％的工业科学家回答道，他们‘绝不会抑制’发现，无论它有什么后果”。可见，在开发乃至运用过程中普遍存在对价值理性的忽视，而这往往是技术创新引发风险的根源所在。
要从根源上化解风险，必须强调技术创新的科技伦理意识，通过将科技伦理意识内化为共享价值观来引导技术创新行动的有序进行，使人们自觉地用科技伦理来指导、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对技术创新的内在控制。在基因技术的使用上，美国生化学家伯格就曾呼吁暂停重组DNA的实验研究，并且还在美国组织召开了Asilomar会议，召集140位有关方面的专家对重组DNA的潜在风险进行了评价，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问题的自觉关注成为科学自律的里程碑。而这样的自律，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新技术开发与运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利于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二)营造制度环境，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外在控制
化解技术创新价值理性不足引发的风险，强化科技伦理意识是根本，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还需借助种种制度安排从外部给技术创新行动施加一系列约束，通过加强外在控制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和完善准人制度。针对技术创新出现引发的种种风险，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约束人们的技术创新行为，纠正技术创新过程中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现状。力求技术创新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同时，对高风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实行准入制度，对于技术创新主体、新技术应用的领域与范围都作相应的规定，使新技术应用的领域与范围更加合理，使参与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行动主体具备应有的科技伦理意识，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高风险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准入制度，一方面门槛不能过低，门槛过低，会导致行动主体鱼龙混杂，从而引发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风险：另一方面门槛也不能过高，过高会限制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积极性，不利于技术进步。此外，在准入制度的设计上也不能搞“一刀切”，应视新技术涉及的不同领域、可能引发风险的大小而分设不同的准入门槛，对重点领域、高风险技术，如核能技术、基因技术、食品安全技术等等，应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反之则可相应降低其准入门槛，甚至不设准入门槛。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和完善准人制度，借助外部的强制力量促进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2.建立技术创新的科学评价机制。技术创新的成果如何，是否适合推广应用，往往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但从目前来看。对新技术的评价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以效用为标准的简单化趋向，呈现出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核电站仍在超期服役，并且最终酿成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原因所在。
针对评价机制简单化趋向，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就要从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着手，不仅注重新技术的效用，还要看到其可能导致的风险，以此综合评价技术创新的成果，以决定是否开发与应用新技术。特别对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战略以及人民生活安全性问题的技术开发与应用，更应如此。其次，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还应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回避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勇于面对新技术开发与应用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并建立技术创新风险的预警机制，以防范技术创新可能引发的风险。此外，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要依托专家和公众的共同力量。技术创新究竟能带来什么益处?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风险?专家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科学的逻辑推理、实验的反复验证，使技术创新接受科学检验，对于合理的部分予以肯定，对于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予以明晰，由此对新技术加以修正，使其尽可能避免技术上的缺陷，从而更具合理性。除了专家评价外，对新技术的评价还需要公众的参与。正如道格拉斯的分析所表明的观点，风险问题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问题。因此。新技术如果失去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失去公众的信任，其应用就会如同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一样无法推行。其原因在于，虽然公众并不一定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可以从价值判断人手，通过共识性论坛、民意调查等途径表达他们的意见。而这种意见的表达无疑能反映他们对新技术接受的程度，反映他们希望技术在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由此可以判定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层面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因而，公众参与可以推动新技术价值理性的增长。比如。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商业化?核电站建在哪里合适?等等。
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一方面可通过正面肯定激励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又能借助负面批评防范风险。这样，就能较好地排除评价机制上的功利性导向，促成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3.完善技术创新的监督机制。制度安排能否起到强化外在控制的作用，还在于制度落实过程中监督是否到位。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从开发到应用全过程都应加强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并处理。对于在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引发其他风险的新技术，可以像生化学家伯格暂停重组DNA的研究一样采取较为严厉的控制措施，暂停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基于功利性目标有损社会成员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予以惩处。在监督的方式上，既要注重专业监督，又要注重社会监督，将专家的监督与社会成员的监督结合起来，及时沟通信息，防范风险于未然。可以说，完善技术创新的监督机制是强化外在控制的有效保证。
关键词：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经济效益
1煤炭行业现状
目前从我国煤炭资源贮存条件来看，大部分都适宜井工开采。矿井的深度从几百米到上千米，作业场所黑暗，工作空间十分有限，水、火、瓦斯、矿压、粉尘等一系列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威胁着煤矿的安全生产，其中的规律目前还未完全掌握，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煤炭作为我国主要能源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为了避免煤炭开采对矿区环境的继续破坏，国家和煤炭行业必须考虑煤炭资源与环境协调开采问题，转变煤炭开采理念，依靠技术进步，将煤炭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从煤炭开采过程的规律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的开采场所还继续向深远发展。随着矿井开采深度的增加，许多技术难关相继出现，对于生产技术的要求随之升高。煤炭的生产一般规模大，适合于集中开采，因而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益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煤炭行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员多是制约煤炭企业发展的包袱。由于人员多，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小，机械化程度低，加重了煤炭企业的负担，成为煤炭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煤炭生产需求很不适应，技术管理水平低。由于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企业以煤炭的开采为主，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不够。对于技术创新也仅仅是被局限在如何提高煤炭的产量上，对于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程度低。相关政策对于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在逐年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对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扶持力度不足，导致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如果想要技术创新，除了要投入大量资金外，还要有足够的科技创新人才，而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人才严重不足。
2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
煤炭企业在政策规定和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环境之中有着强烈的技术创新要求，但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技术创新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果想要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对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安全高效矿井的建设过程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采矿新技术。”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政策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进行研究。
2.1政策因素
政策对于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技术创新，如果能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就能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而对于煤炭企业而言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因而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有着重要意义。制定和推行一项科技政策，除了要考虑技术本身的需要外，还要充分考虑发展的相关因素，而且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起作用，所以政策必须具有预见性，能够预测到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把当前和长远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任何政策的制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一项政策还要具有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定幅度地去调整政策。政策与技术创新的速度相适应，离不开当前经济能力、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对此需要认真分析和正确处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2.2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主体具有影响，与此同时也影响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创新方式上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在社会环境中发展，同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2.3技术因素
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以技术研发的投入和配置为代表，其中包括企业科学与技术两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也有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开发与设计。技术创新是新技术和实际应用的发展过程，是利用技术成果改进生产活动的基础，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国外各主要产煤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采用新技术促进煤炭的开采、加工和利用。为了实现煤炭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积极合理的利用当前世界各国取得的技术成果，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并不是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科学技术多么先进，都不可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装备，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再创新，有助于用现代技术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
2.4经济因素
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资金投入，资金的投入是维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必备条件。企业资金短缺，技术创新就受到制约。资金持续缺乏，技术创新就受到限制。对企业来说，企业明确融资问题，资金的投入多少将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3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实现途径
3.1产学研相结合
发展技术创新，教育是基础。煤炭行业科技人员比重较低。因此，要增加智力投资，加速培养科技人才。“我国现代化采煤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尚需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而煤炭科研人员比重小，因此，要加速煤炭科研机构的建设，充实试验手段，充分掌握国内外煤炭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重视煤炭应用技术的基础研究与软件开发工作，包括煤矿技术政策、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技术规程的研究制定、矿区地质和基本情况的图册资料的调研和编制、煤矿环境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的研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管理，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先进技术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生产越是现代化，对于科学的管理要求越迫切。在企业管理上逐步实现了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的高效率，管理方法科学化，管理技术自动化。引进技术必须相应地与科技工作相结合，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为了加快煤炭企业的发展，除了立足国内，还必须广泛地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所有技术上都是先进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技术都要从头摸索。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不能脱离我国现有的基础，在现代科学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能力。要把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一种途径。
3.2加强政策扶持
政府应给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扶持与政策优惠。对于在技术创新中取得专利成果的进行奖励，鼓励煤炭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并从政策上支持校企合作。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来确保技术创新顺利进行。目前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份额，可以增加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提出技术创新投入。在政策上激发科学技术人才的创新活力，树立激励创新的奖励机制。
作者:王旭峰 单位: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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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改革与发展；创新战略；创新对策
技术创新是当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各企业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逐渐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背景下，更应该重视技术方面的改进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才能保证国有企业适应经济市场发展。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讲究的是战略与对策，必须要采用科学的战略手段以及有效的创新对策，才能更好的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一、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战略
1.自主创新战略
自主创新实际上是指利用现代高科技发展优势，不断研发出新产品、新工艺，以取得市场产品、工艺等方面改革的领先者。而能够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首先自身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并且拥有主导技术能力，主导技术为企业独有的技术。自主创新一来可以使国有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但这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支持。而对于资金力量薄弱的企业，要意识到自主创新也才存在一定的风险，必须要有规避风险的措施以及承受失败的能力。
2.模仿创新战略
所谓模仿就是参照某种成功的产品或者工艺进行功能、性能、质量等方面再创新的升级，但该产品或者工艺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发展优势。针对需要创新的产品或者工艺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进行了解，揣摩核心技术，在原有的技术上加以改进与创新，性能、质量等方面都要有再提升的特点。模仿创新相对于自主创新来说，其风险性稍小一些，首先，模仿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发展基础；其次，创新技术也有一定的主导技术基础，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与更新要相对于自己研发主导技术容易很多。但是，模仿创新的实施，需要考虑法律问题，保证其合法性，做到创新的产品或者工艺，与原有的性能、质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完善缺点、发挥优点、提高性能、创新功能，为产品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3.合作创新战略
能够具备自主创新、模仿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还是相对少量的，这主要因为这两种创新在物质基础条件以及技术能力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但是很多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比较薄弱，要想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实现技术创新恐怕会很难，因此，技术创新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合作创新是满足各企业物质基础条件以及技术能力的有效措施，通过合作，壮大资金、物质、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合作创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合作，通过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将生产、学习、研发连接在一起，迅速提升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种是横向合作，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双方或者多方企业之间要具有相似产品生产特点以及规模相近的特点，并以实现同一目标而参与到合作中，并且共同承担风险、共同收获利益，这样资金力量会大大提高，各企业风险也有明显降低。
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对策
1.完善技术创新机制
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是保证技术创新具有规范性、合理性、科学性的管理模式，才能够使技术创新有效的贯穿在企业发展中。完善技术创新机制需要从各方面入手：一是要对技术创新加以重视，充分意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断以提高企业创新意识为前提，能够抓住每一次的创新机遇，并针对性的做出产品创新理念和技术创新规划，加强对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应用，并不断引进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坚持以懂得利用科学技术、主动消化与吸收经验、大胆尝试再创新的观念，为技术创新开辟更多的道路。二是要积极完善研究和开发机构，建立具有专项研究与开发的基地，可以根据国有企业自身的能力进行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设立，条件允许的企业可以独自实现，条件相对薄弱的企业可以选择合作实现，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技术创新具有管理模式特点，实现管、干系统化，把技术创新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实行起来。三是要奠定好技术创新必备的基础条件，包括：培养专业创新人才、制定激励机制、建立与科研和高等院校的关系、舒畅信息渠道、确保相应投入、树立良好的技术创新原则等。
2.广辟渠道、建立配套连动的工作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有相通之处，按照市场法则，采取经济手段，对人才和技术作为重要生产和资本要素引进，说到底也是一种关系到企业发展战略的竞争内容。技术创新有3种模式：一是市场拉动型；二是政府推动型；三是市场拉动和政府推动相结合模式。特别是政府部门，必须统筹兼顾、分清主次、因势利导，从体制、法律、金融、服务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重点倾斜、支持。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发挥宏观指导功能，把科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上；加强产业共性、前瞻性技术的开发；大力实施专利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基于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参考文献：
虽然未曾明确使用过技术创新概念，但马克思却精辟论述过技术创新的过程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并从哲学高度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对于新机器使用的唯一目的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变革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1]这也正是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出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从个别资本家开始的技术创新会从某个部门逐渐扩散延伸至整个社会范围。熊彼特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技术创新的不断扩散和持续[3]。我们由此可以将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实质做出界定，即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提高其个别生产力并在某个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对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除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外溢、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优化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等等。
二、马克思技术创新主体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正是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马克思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无论是企业家、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国家。跟熊比特把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观点相比较，马克思大大拓展了技术创新主体的范围，也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4]。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历史将技术创新主体分为资本家或企业家、工人和职业创新者这三大类[5]。根据马克思关于创新主体的论断，结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技术创新主体应该由以下几类构成：一是工人尤其是技能型工人。技能型工人是指那些经过专门的培养和锻炼，具备必要的理论知识，同时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应用技术和必要的技能，并具有创造性能力和独立解决关键性问题的能力的工人。技能型工人在技术创新体系中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的经验积累，以及在技术扩散和应用过程中做出的细小或渐进的改进，也就是“干中学”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这是从创新者个体角度来讨论的。二是工人在社会学习机制中和社会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创新，体现的是技术创新的社会属性。二是企业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多数的资本家通常既是企业家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他们往往是“身兼两职”的。三是国家。将国家作为创新的主体是马克思的一大特色。约瑟夫•熊彼特、保罗•斯威齐高度赞赏把国家作为主体的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实际，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把政府、企业以及教育和科研等各种机构之间的力量和积极性协调调动起来，实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而技术创新活动的所必须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的出台和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氛围的创造也必须依靠国家或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只有国家具备为技术创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国家在维系整个创新体系正常运转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四是科研人员。技术创新工作演化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创造和增加财富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也从而被有意识地和广泛的加以发展和应用[6]。这使得那些掌握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具有科研能力的人才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综上所述，当国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技术创新主体的概念也得以泛化，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普遍主体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实践验证。
三、马克思技术创新的演进途径
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曲线上升的社会进步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演进路径而非随意发生的。技术创新互动的开展要以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积累为前提，而环境因素则制约着技术创新的方向选择。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对人的技能和选择状况的严重依赖，专业化分工对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具有相当历史重要性，而生产步骤与机器生产的融合则对于现代大工业至关重要，“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马克思将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力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诱因。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它首先是科学和技术的积累过程，然后是制度创新的积累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比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更全面，更符合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质。
四、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启示意义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是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此，我们必须清晰把握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内涵，以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为指导推进创新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一是要坚持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论断。技术创新能否实现的关键的因素是人，这包括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才为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创新人才队伍，做好人才储备，依托人才推动创新发展。二是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要高度重视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关于国家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积极作为，既要激发企业、科研院所、社会机构等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又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引导，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三是要坚持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思想的系统论观点，建立健全创新体系。创新体系要以社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采取政府与社会合作、政产学研用战略联盟等新机制新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围绕重大共性需求，提高核心系统集成能力。四是要重视技术积累，不断提高创新设计能力。紧密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树立前瞻思维，通过开展创新设计示范等多种途径不断提高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五是要注重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的最终出路是要转化为成果，应用于产业。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积极推动、引导政产学研用加强合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机制。六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构建以产业化为导向的专利组合和战略布局，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协同合作。
作者:张彦文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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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创新缺乏产权的情形下，技术变化的步伐多数受市场规模的影响［3］。因此，为了促进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法律上明确创新者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私人暂时拥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模仿者对创新者权益的侵犯，保护人们的智力劳动成果。台湾地区政府十分重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体系，并充分利用专利保护，有力地推动整个台湾地区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台湾地区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是由专利法、商标法、营业秘密法、著作权法、积体电路电路布局法、公平交易法等构成，其保护的范围是专利、商标、著作权、营业秘密、积体电路等。尤其是积体电路布局法和营业秘密法具体规定了集成电路、营业秘密的定义、权利归属及其使用、授权和保护以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等内容，从而保障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集成电路布局和园区内高科技企业的营业秘密，调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效促进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重大性制度1．风险投资制度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风险投资制度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所谓风险投资是指投资人把风险资本投向新兴的迅速成长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高科技公司，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为融资人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增值服务，培育企业快速成长，最后再通过上市、并购或其他股权转让方式得到高额回报后撤出资金的一种投资方式。风险投资不仅在中小科技企业创业之初，给予资金上的投入，而且风险资本参与中小科技企业的投资后管理，通过参与企业董事会、制定发展战略、监管公司行为和雇佣管理层等方式来迅速促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风险投资制度是推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在台湾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台湾风险投资业资金来源充足，资本结构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目前，台湾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来自岛内法人机构（主要包括台湾地区的公营银行、民营银行、信托、投资、开发公司以及其他法人机构）、岛外法人机构以及个人，台湾地方政府投资比重逐渐在下降。充足的风险投资基金不断被注入到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中，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例如：在新竹园区1996年引进的32家厂商中，就有9家创业投资公司和7家投资公司，分别参与了升阳半导体、嘉信、同享、国鼎等10家新进厂商的投资；其投资强度平均在1400万元左右，相当于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奖励金的3倍，或重点研发项目所需资金的1．5倍。此外，台湾地区政府还设立了柜台市场（OTC）创业板的形式和做市商制度，有效解决了新竹园区内中小高科技非上市企业的融资和股权流通问题，为投资新竹园区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资金提供了一个退出的渠道，从而使得台湾地区高科技企业全面升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2．产学研合作创新制度技术创新同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高风险性的经济活动。随着世界各国之间技术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单个经济主体依靠自身力量取得技术创新成功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技术创新由基于分工合作的群体创新代替了单打独斗的个体创新，分工合作也从单独的R＆D部门扩展到企业、消费者、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更广范围的合作［4］。所谓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三方在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根据各自的优势，分担技术创新各阶段所需投入的资源，合作进行技术创新，能够降低研究开发成本，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提高创新效率的最灵活有效的技术创新手段。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也离不开园区产学研紧密合作。为了推动新竹科技园的产学研合作，密切学术界与产业界互动，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台湾地区政府专门成立“产学研合作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动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例如“产学合作研究计划实施要点”、“产学合作研究计划申请注意事项”、“推动研究机构开发产业技术办法”等等。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新竹科技园区80％以上的企业都与学术或研究机构建立了跨领域、跨组织或跨地区的产业技术研究合作关系。此外，除了台湾地区政府的积极推动，新竹科技园也具备产学研合作研究的优势。新竹园内拥有台湾清华大学、中华工学院、台湾交通大学等众多高校和工业技术研究院、太空计划室、毫微米组件实验室、精密仪器发展中心、同步辐射研究中心、高速电脑中心、芯片系统设计制作中心等著名的科研机构［5］。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仅为园区提供了充沛、优秀的人力资源，还直接参与了新竹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在新竹园区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应用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以及技术支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外部正效应的活动，即使有专利制度的保护，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制订其他制度与专利制度相互补充，通过给予技术创新者各种资助或税收优惠，来提高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刺激其技术创新积极性。促进新竹园区技术创新的其他制度主要包括台湾地区政府为提高新竹园区管理效率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制订的研发计划和研发奖励制度、各种财税金融优惠制度（如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技术作股、低利贷款等）以及教育与人才培训制度等等。1．新竹园区管理条例好的园区管理条例可以规范园区企业的行为，能够保护园区投资者等各方的利益，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感和信心，从而吸引大量的投资源源流入园区。因此台湾地方政府在园区尚未建立之前，就从园区产业的准入标准和行政管理与服务的角度出发，制定了园区的基本管理条例———《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并不断作出修改。其严格的准入标准要求必须有足够的研究实验仪器设备，能配合台湾工业发展、使用或能培养较多本地技术人才的企业方可入驻园区。由于这些条件对园区产业的技术开发以及研发产品的生产非常重视，从而为新竹园区高标准、高起点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2．研发计划和研发奖励制度为促进和激励新竹园区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热情，促进与学术研究机构的交流，以带动台湾科技发展与工业升级，台湾科技园管理局制定和实施了创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奖助制度和研究开发关键零组件及产品计划补助制度。奖助金的用途范围很广，包括仪器设备、图书期刊、人事费用、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费用以及其他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费用。补助制度适用的关键零组件及产品项目主要涉及通讯工业、资讯工业、消费性电子工业、航天工业、医药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高级材料工业、半导体工业、特用化学品及制药工业、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工业等十大新兴工业。根据研发计划和研发奖励办法，台湾科技园区管理局每年都对新竹园区厂商创新技术研究发展给予大幅度的奖助。至1999年底，管理局累计资助新竹园区厂商创新技术研发案478件，全部奖助金额为新台币8．71亿元，占厂商计划开发总金额的24％，管理局累计补助园区厂商研发关键组件及产品计划核准申请案90件，整体补助金额新台币24．78亿元，占厂商计划开发总金额的38％。另外，台湾科技园区管理局每年进行创新产品选拔，颁发“创新产品奖”，不断激励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3．各种财税金融优惠台湾地区政府为了吸引各种外来资源流入新竹园区，制定了各种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在园区设立“保税区”，在“保税区”设厂的企业购买厂房、园区建筑物可免征契约税；园区的科技企业还可自行在其产品销售或劳务提供之日起一年内选定4年内任一个会计年度首日起连续5年免征所得税，期满后，4年内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及附加税不得超过盈利的20％，超出税率的所得税部分可享受免征的优惠［6］；入园高科技企业享受以低廉的价格租用规划完备的园区厂房和设施，尤其对于园区工业发展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享受免租土地五年；在技术作股方面，以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价最高可达总投资额的25％；在金融奖励政策方面，凡符合园区引进条件的科学工业，厂商可以申请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由台湾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他开发基金代表台湾地方政府出资，额度最高可占总额的49％；另外，园区企业还可以低于一般银行基本放款利率两个百分比的利率向交通银行申请部分低利贷款，支付购置机器设备的价款或兴建厂房设施等等。这些财政金融优惠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和涉足高科技领域，使新竹园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4．教育与人才培训制度技术创新最重要的资源是各种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与培训。教育与培训制度能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知识资源，从而有效提高各创新人才的知识水平，完善其知识结构，最终提升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潜力。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园区管理局“主动配合协调处理”的方式。为配合园区企业人力需求及园区产业调整的需要，新竹园区管理局与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合作组织多形式的讲习班，强化专业培训，培训项目涉及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通讯、光电以及生物技术等六种产业。其次，新竹园区高科技企业也十分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强调以人为本，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成为企业发展之根本，而新竹园区各高校则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各高校不仅为科技园区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为园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和员工的继续教育。通过园区各高校提供的前沿技术和专业培训，促进园区内企业员工素质的整体提高。此外，新竹园区还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介绍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以提高园区内企业高层主管人员在制定和执行企业经营策略、竞争策略、市场开拓策略等方面的能力。［7］
任何一项技术创新活动都是要由人来进行，所以，人的积极主动性、创业精神与创新意识等，对于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技术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人们创新的积极性与创业精神除了受到前面讨论过的各种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制度的影响外，主要受到思想、意识和文化制度的影响，即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所谓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8］。而促进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促进技术创新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制度。一切创新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拥有不同思想文化背景的人、企业乃至民族在看待风险承担、创新与创业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这种创业精神与创新意识的差异性往往会成为影响企业、地区乃至一国技术创新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中，技术革新具有超前性、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等特点，鼓励探索、开放合作、容忍失败、勇担风险的文化制度氛围对创新极为重要。它不仅鼓励人们不畏风险、积极创新，而且能有效促进人们通过各种接触和交流，获得与共享各种知识资源，为技术与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功，同样离不开其特有的创新文化氛围。这种创新园区文化源自于美国硅谷。自上世纪80年代新竹成立之初，有不少创业者来自美国硅谷。他们将硅谷园创新文化带入新竹，成为至今影响新竹技术创新的最重要的主流创新文化。新竹园创新文化鼓励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积极创新、开放合作的创新精神。尤其是新竹人有效地利用同硅谷技术团体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技术交流，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快速传递，迅速提高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积极创新，研究开发出自己的科技产品，最终成功提升台湾地区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使台湾地区从一个低成本的制造中心转变成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中心，成功实现了台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在新竹科学工业园，电脑主板和图形芯片占据全球市场的80％左右、笔记本电脑占75％左右、微芯片占65％左右、扫描仪占95％左右，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之一［9］。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竹科技园区创新文化十分提倡团队精神。新竹人在科研开发与企业经营方面尤其注重合作，采取垂直分工的竞争策略，依靠协同、合作和团队的力量，完成复杂的技术创新。整个新竹形成了一种尊重科学、重视技术、公平竞争、团结合作的文化氛围。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自设立以来，在提升台湾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促进台湾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竹的成功正是由于其所建立的一套促进园区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体系。这种制度结构通过各种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和提高创新收益、降低创新风险，充分调动参与创新的人员和组织的创新积极性，最终实现了新竹园区技术创新的持续与活力。
作者：李淑 李卫华 单位：湖南大学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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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的性质
1.1 科研层次的基础性 基层农业科研单位是农科系统的基层组织，是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节点，上游农业科技的试验田，下游农业科技的供应站。加强基层农科院建设是实施农业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基础。把基层农业科研院所纳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统筹和支持基层农业科研事业是农业均等化、永续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1.2 组织宗旨的公益性 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农民群众，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体现着很强的非营利性。这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基层农业科研组织，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必要构件，是维护国民经济基础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安排。繁荣基层农业科研事业是强化国家农业科研能力的重要内容，坚持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的公益性是深化改革的主线，政府投入是保证公益性的前提条件，发展基层农业科研事业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
1.3 科研对象的地域性 农业科研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科研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和应用，要受气候、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制约，生产措施、技术手段、操作程序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基层院所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生态条件复杂多样的大国，建设农业科技强国离不开广大基层院所的参与。
1.4 学科专业的应用性 基层农业科研是以区域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背景，以现实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为基础，针对农业生产中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开展的创造性研发活动，有着提升地方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的显著作用。研发地域性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先进适用技术，是基层院所生存发展的策略和优势。
1.5 科研周期的长期性 农业科研是一个长期投人、延伸发展、递次创新、渐进积累的过程。动物和植物育种研究，除了受动物和植物生命周期、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要受农业生产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要经过多代的遗传、筛选、培育，才能育出新品种，须有“十年磨一剑”的韧劲。
1.6 科研过程的风险性 农业科研的风险集中表现在：发明创造难，周期长、风险多；科技应用难，不仅受到推广组织、推广方式以及推广人员的制约，还受地域、市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因素多，需要政府提供资金和政策引导。基层农业科研事关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国家应该把统筹基层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提到战略高度上来。
2 农业科研单位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构建技术创新机制的主要角色，科研单位、生产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三者的作用是不可分割且不可缺少的，技术创造、技术创新两个关键环节是有机链接且不可或缺的。农业科研单位作为技术发明创造的主力，以产业技术提升作为标杆，生产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投资与收益的主体，是以产业发展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在创新投入决策和收益管理方面，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在技术发明和创造方面，科研单位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管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的科技投入包括科技研发资金、技术装备资金、市场开拓资金等许多类别的资金，科技研发资金只能投入具有技术创造能力的科研单位，不能投向企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投入者和受益者，通过技术转化，获得商业利益，向国家交税，国家通过税收在国民收人再分配中给科研单位研发经费，进一步从事技术创造，向企业提供新的技术，推动企业发展，如此良性循环。如果企业吸纳了国家的研发经费，就减少了科研单位的经费，一方面，造成企业之间商业竞争的不公平，另一方面，降低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消耗了科技资源。
2.1 企业是技术创新投资与收益的主体 在创建国家创新体系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技创新的结果必须由企业、工厂、农场等独立的生产单位吸纳和承接，实施技术的转移，使科技创新的商业价值得以体现。农业企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和收益的主体，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技术创新是要素组合。技术创新是经济概念。创新一词是由经济学家而非科学家提出，创新的最终目标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让新东西创造更大的价值，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企业是科技创新投资和收益的主体，即企业是科技创新的
主体。
2.2 科研单位是技术创造的主力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似乎认为企业“创造了新的东西”，混淆了技术创新与创新体系的概念；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主体，企业是基于发现和发明的新产品生产营销的机构，是科技创新投资和回报的主体。科学家发现科学规律，发明技术，创造产品。科技创新是有特殊内涵的，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科学是“发现”原理和规律，回答的是“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用的英文单词是discovery；而技术是被“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回答的是“怎样做（how）”，英文单词是invention（发明）和creation（创造）。目前，农业企业自有科技研发队伍的能力有限，不能全面承担科技创新任务，技术产品的产生多数起源于科研单位。综上所述，便可明晰“主体一主力一主人”之间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投资与收益的主体，科研单位是技术创造的主力，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
主人。
